《货币战争2:金权天下》 自 序 2009年6月11日凌晨2时41分，《货币战争2——金权天下》终于完稿了。 从2006年夏完成《货币战争》以来，就开始着手收集资料酝酿《货币战争2——金权天下》。近三年以来，仔细梳理了德、英、法、美两百多年来的所有重要银行家族之间的人脉关系，以及他们与各国的战争、革命、政变、危机之间的联动关系，从1723年开始到2024年结束，中间涉及欧洲、美国的许多重要历史事件及其背后的金融运作，得出了世界“17个主要银行家族”之间的人脉关系图。 在1000多个日日夜夜中，阅读了上百部各家族史、各国经济史、各类文献、地图、杂志、报纸、网络文章等，总阅读量超过了5000万字，平均每天5万字的阅读量，终于完成了这件现在想起来不堪回首的工作。在2009年的日子里，平均每日睡眠时间不超过4个小时，曾连续8周通宵达旦地工作。 我自认为《货币战争2——金权天下》的信息量是第一本的10倍以上，有名有姓的人物多达200人以上，相信读过第一本书的人在看完第二本之后应该不会认为是在浪费时间。这两本书的逻辑完全能够自洽，大量史实相互印证，许多重大历史谜团都会有一个合理和统一的逻辑支撑。 中国的理论界在研究西方社会的运作时，存在着一个重大的研究盲点，那就是忽视了西方社会的人脉关系。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由人组成的，对社会的研究应该以人为中心，特别是在一个社会中发挥着重大影响力的关键性少数人群。透彻地理解这些人组成的人脉关系网，是我们正确理解西方社会的重要基础。 其实，任何人类社会的结构都是一个典型的金字塔型，关键性的少数人群由于自身的聪明与勤奋，某些情况下也通过暴力与欺诈手段，在社会结构中逐渐向上攀升。当他们具备足够的财力和影响力时，又会反过来通过改变游戏规则从而巩固和扩大其既得利益，并形成利益互锁的统治精英阶层。如果说东方社会的权力金字塔结构是以政权为基础的话，那么西方的统治金字塔则是以非常隐蔽的债权为链条，将社会各阶层牢牢地维系在一起。在西方社会中，债权人拥有着支配性权力，债务人处于被支配的地位，而国家机器的主要功能就在于保护和强化这一链条的可靠性。在西方，谁是最大的债权人，谁就是游戏规则的最终制定者。19世纪以来，国际银行家控制下的中央银行，无疑是整个社会最大的债权人，包括政府在内的社会其他阶层都是他们的债务人。从这个角度看今天的西方，实际上是金融势力集团控制着政府的决策。 中国正在日益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中国新一代的战略思想家们，必须具备宽广的全球视角和深远的历史纵深感，才能形成长远和实际的国家战略。任何战略形成的前提在于必须确定谁是最主要的战略对手，没有对手的战略不成其为战略，基于错误的主要对手的战略不成其为有效战略。全面透彻地了解国际金融势力集团的历史渊源和人脉关系是形成正确的中国国家战略的基石。 本书将以300年的时间跨度，全面阐述欧美主要金融势力集团的形成、发展、排挤、冲突、联合与制衡，系统解析当今世界幕后主宰力量的运作和决策机制，第一次揭开统治世界的“国际银行家族俱乐部”的神秘面纱。全书以扣人心弦的精彩故事、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宏大的金融视角、宽广的历史纵深、深厚的理论基础、扎实的史实数据，全景与立体地展现主宰当今世界的金融势力集团之间的合纵连横，相生相克的微妙关系。 这是一张迄今为止几乎完全不为中国人所知的庞大的国际人脉关系网，它以金融业为核心，盘错交织着各国政府机构、石油财团、军工复合体、生物制药集团、战略情报体系、国家武装力量、新闻媒体及游说集团、司法立法机构、无国界组织、庞大的基金会系统、智库研究部门、宗教势力集团、秘密精英团体等社会关键力量。它是正确理解当今世界频繁出现的金融危机、战争冲突、革命暴动、动乱政变、宗教热点、全球议程、地缘政治、大国关系、国际组织的指南针。 杨巍先生及他带领下的博锐传世投资顾问公司的“货币战争工作室”团队对本书的资料收集和内容核对做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贡献。 宏源证券的董事长汤世生先生对本书的各章节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我们就信用的起源和作用、信用与货币的关系以及金融危机的根源等问题进行了长期探论。在他的鼓励和指导下，我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有关信用与货币以及19世纪欧洲金融市场的部分内容，并获得了极大的启发。 《环球财经》杂志的出品人任文女士，总编辑向松柞先生，编委会的乔良将军、王湘穗先生、彭晓光先生、白益民先生、张明先生、梅新育先生和摩罗先生都曾给予本人极大的鼓励。另外，张宇燕先生在中国古代货币史方面的许多观点使我受益良多，在此一并致谢。 同时，感谢广大读者和博友的关心，没有你们的支持，我很难想象自己会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去完成这件异常艰辛的工作。 由于涉及的时间跨度大、人脉关系复杂、历史事件曲折，加上本人的理论功底有限，难免出现错误和疏漏，希望读者们能够体谅和容忍。 在写作的最紧要阶段，我守护在母亲的病榻旁，昼夜不息。冥冥当中，母亲似乎在默默等候着我，陪伴着我，直到我努力完成最后的书稿，我敬爱的母亲溘然长逝。在此，我将此书，深情奉于母亲灵前！ 这本书的完成也离不开我太太julie和女儿sophia的鼓励和支持，没有她们的牺牲和奉献，我是不可能走到今天的。 最后，致谢lh女士，两本《货币战争》未署名的主要研究助手和助理作者。她的心血和智慧，凝聚在我的每一部创作中。 作者 2009年6月20日于北京 第一章 德国:国际银行家的发源地 谁是国际银行家 19世纪以来，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代表的17个主要国际银行家族，以荷兰、英国、法国和德国为发祥地，逐步扩散到俄国、奥地利、意大利和美国，最终形成了对当今世界影响深远的金融人脉骨干网。随着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浪潮席卷欧洲大陆，宗教势力和封建王权逐渐衰落，旧的社会统治势力集团趋于土崩瓦解，新兴的资产阶级迅速填补着社会权力真空。在工业革命所产生的铁路、冶金、矿业、军工、机械、通讯等行业的爆炸性扩张过程中，当欧洲列强势力不均衡所导致的历次战争爆发时，国际银行家敏锐地把握住了历史性的重大机遇，通过金融市场迅速为工业扩张和各国之间的战争筹集大笔资金，在获得巨大而惊人的财富的同时，也对历史进程发挥了重大的影响力。 财富的力量体现在对权力的腐蚀、对权力的渴望和对权力的控制上。国际银行家在资本供应与需求对接的过程中，逐步控制了世界资本和信用流动的渠道，并制定了一整套游戏规则。从霍普、巴林家族联手到英荷同盟的确立，从马利特、霍廷格等瑞士银行家族的幕后运作到法国大革命的深入发展，从“高特银行家”资助“雾月政变”到拿破仑给予其法兰西银行垄断的慷慨对价，从巴林、维灵—莫里斯家族的跨大西洋人脉网到美国路易斯安那购买融资，从贝列拉、福尔德联手挑战罗斯柴尔德到法国“动产信贷银行”的金融创新之争，从布雷施劳德扶持俾斯麦到维也纳城下戛然而止的普鲁士大军，从鲍林、沃伯格家族挑动德皇威廉二世扩张到罗斯柴尔德刺激英国反制，从贝尔蒙特参与废除林肯绿币到赛利格曼家族策划巴拿马独立，从阿拉伯人大起义到《贝尔福宣言》，从德意志帝国银行私有化到制造1923年超级通货膨胀，从纳粹崛起的华尔街输血到希特勒“新政”的金融创新，从原子弹机密的泄露到克格勃的双料间谍，从罗兹会社的雄图大略到美国基金会体系的“影子政府”，从安·兰德的点拨到格林斯潘的顿悟，从当今的金融海啸到世界中央银行的启动，从美元最终的崩溃到世界单一货币的倒计时，历史事件背后金融势力的身影依稀可见，其影响力无处不在，世界资本与信用的流通渠道被牢牢地控制在国际银行家高效与绵密的人脉关系网之中。 今天的中国人对“渠道为王”的概念早已耳熟能详，如果连沃尔玛在商品流通领域的渠道控制力和商品议价能力都让众多企业家如芒在背，那么，对全社会人人都需要的资本与信用流动渠道的垄断性控制所形成的社会影响力则远不是沃尔玛所能比拟的。 国际银行家从卑微的社会地位起家，从攀附各国权贵阶层开始发展壮大，逐步获得了强大的经济实力，掌握了各国的资金及流动渠道，渐次控制了工业与商业系统并形成了利益互锁，进而开始影响国家政策取向以谋取更大的利益。他们与权贵阶层利益日益融合，运用难以抵制的金钱诱惑，日益主导了从政府官员任命到总统大选的政治家人选，从经济政策制定到外交战略的形成，从战略情报系统的运作到军队将领的升迁，从组建精英团体到影响公共议程，从经管媒体出版“自律”到左右社会信息来源，从教育文化取舍到思想意识塑造……金权经过两百多年的进化，已逐渐完成从萌芽到壮大，从影响到垄断，从前台到幕后的历史转型，成为了西方社会中隐形的支配性力量，凌驾于立法、行政与司法权之上，完成了金权专政的蜕变。 这样一批高能量的国际银行家包括： 纵横国际金融江湖二百余年的大哥大级别的罗斯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 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的心腹柏林银行家布雷施劳德（bleichroder）； 德国科隆的奥本海默家族（oppenheim）； 德国汉堡的沃伯格家族（warburg）； 德国巴伐利亚出身的华尔街银行家赛利格曼家族（selingman）； 德国法兰克福出身后在美国成为超级大腕的希夫家族（schiff）； 德国汉堡起家后来发展到伦敦和纽约的施罗德家族（schroder）； 德国法兰克福起家后在美国兴起的斯佩尔家族（speyer）； 德国柏林的老牌银行家族门德尔松家族（mendelsohn）； 英国19世纪与罗斯柴尔德家族齐名的巴林家族（baring）； 荷兰阿姆斯特丹的霍普家族（hope）； 法国皇室倚重的福尔德家族（fould）； 法国盘踞在法兰西银行董事位置上长达百年的马利特家族（mallet）； 法国挑战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动产信贷银行创始人贝列拉家族（péreire）； 瑞士银行家的泰斗米腊博家族（mirabaud）； 原来是罗氏家族门下后借美国崛起而迅速成为当今世界金融主导势力的洛克菲勒家族(rockefeller)和摩根家族(morgan)。 国际银行家是这个世界上能量巨大的关键性少数群体，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类的命运。他们来到哪里，哪里就会一片兴旺，他们抛弃哪里，哪里就衰退萧条。他们能够在翻手为云的过程中刺激社会大量创造财富，也能在覆手为雨的运作里攫取巨额金钱。 在过去的两百年中，这些家族曾经在世界舞台上叱咤风云，以这些家族为核心所形成的西方社会庞大和复杂的人脉关系网络，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和当今世界格局的形成起到了重大作用。潮起潮落的大浪淘沙之中，一些家族陨落了，但大多数家族仍然在今天发挥着重要甚至是关键性的影响力。 世界每天都在发生着新的变化，但人类的本性却始终不断地自我重复。人性在数千年前对财富有多么贪婪与恐惧，对权力有多么执着与诅咒，今天仍然如此。人类向往自由却患得患失，追求公平同时又心怀自私，渴望美好但无法摒弃邪恶，无论是中国“二十四史”中的政治博弈，还是西方历史中的金钱权谋，都在不断地重复着人性的本质。这正是我们通过研究历史来把握未来的意义之所在。今天在人性中发生的一切现象，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先例。 中国人对权力的人性历史决不陌生，但对财富的人性历史还远不熟悉，让我们从国际银行家最密集的出产地德国开始这个曲折的探索历程。 戛然而止的战争 在最近两百年的历史上，罗斯柴尔德家族重点关注两件大事：战争与革命。不管是战争还是革命，交战双方为了进行大规模和有组织的暴力行动，必然要进行大量融资。 ——尼尔·弗格森 1866年7月3日黎明时分，在波希米亚萨多瓦村（今捷克境内）科尼格雷茨要塞，一支35万人的部队正静静地穿过雨幕快速向前挺进。一张张年轻而棱角分明的面孔充满了紧张、兴奋和期待。这些普鲁士易北军团的小伙子们知道，他们将要攻击的是20万奥地利—萨克森联军。敌众我寡之下，他们能指望的只有同时从另一路发起攻击的、由腓特列·查尔斯亲王统帅的85万人的普鲁士第一军团。本来按照普军总参谋长老毛奇(helmuthkarlbernhardvonmoltke)将军的战略部署，同时参与攻击的还应该有普鲁士王储、未来的德皇威廉二世亲率的第二军团的10万大军，却因为该军团部队驻地超过了电报信号的接收范围，无法及时收到命令而未实施机动。 由于过分匆忙，普军的易北军团没有充分地扩展其攻击线，而且其火力跨过了第一军团的攻击道路，局面一度非常混乱。在奥军猛烈的反冲击和密集炮火的打击下，到上午11时，普军的进攻被阻止，且预备队也投入了本已高度密集的正面攻击。假如奥军在此时坚决地发动一次骑兵冲击，普军也许将被逐出战场。但是过分谨慎的奥军统帅贝纳德克元帅却让骑兵按兵不动。双方在混乱的战场上僵持着。 就在普军即将战败的危急关头，一直与毛奇在一起的普鲁士首相奥托·冯·俾斯麦（ottovonbisbarck）突然发现：在战场东面几公里外，有一行类似树木一样的东西在移动。毛奇拿起望远镜观察片刻，然后对身边御驾亲征的国王威廉一世兴奋地说：“陛下不但赢得了这场战役，而且也赢得了战争。”原来就在普鲁士易北军团和第一军团陷入与奥军苦战的同时，一名传令兵奔驰了30多公里，给王储送去了国王的强制性命令，第二军团随即开始向北运动，这就是俾斯麦看见的“移动的树木”。下午2时30分，第二军团向奥军北面的防区实施攻击。奥军防线瓦解。贝纳德克元帅于下午3时下令全线撤退。但是普军攻势非常猛烈，奥军第一军只能发动骑兵反攻，以支持炮兵及掩护友邻部队撤退。这次行动在20分钟之内就伤亡了1万人，第一军几乎被打残。可是这次反攻争取了时间，奥军近18万人在被完全合围之前从夹缝中成功撤出。萨多瓦会战中，普鲁士方面取得了决定性胜利。10天后，普军逼近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攻占了距离维也纳仅仅6公里的佛罗斯洛夫要塞，拿下维也纳、征服奥地利已指日可待。 普奥战争萨多瓦会战 这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即将获胜的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首相俾斯麦和总参谋长毛奇将军此刻突然吵得不可开交。国王力主直捣已近在咫尺的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毛奇从一个军人的角度，当然也希望抓住这一难得的机遇，一举拿下已是孤城的维也纳。但是，首相俾斯麦却努力“向沸腾的葡萄酒中注水”，坚决要求放弃攻打维也纳，趁着军事上的有利地位，与奥地利尽快签署停战条约，只要达到将奥地利排除出德意志大家庭的目的就算大功告成。当国王一直不肯让步时，俾斯麦急得流下热泪，以辞去普鲁士首相职位相要挟，甚至打算从四层楼上跳下去。争吵一直持续到深夜，最后国王终于十分痛苦地答应放弃进攻，但要把当时的情形记录下来存放在国家档案馆中，“以证明他当时是多么无奈和委曲求全”。 后来，普鲁士果然与奥地利签下了不割地赔款的“城下之盟”，奥地利退出德意志邦联。但是，俾斯麦在战局极为有利的情况下，放弃攻打维也纳以扩大战果的机会，此事成了世界战争史上的一个悬案。 为什么俾斯麦不惜以辞职和跳楼相威胁，忤逆圣意也要坚决阻止兵临城下的普军进军维也纳？对于这个问题，传统的观点认为：首先，出于欧洲势力均衡的战略考虑，其他列强不会坐视普鲁士彻底击败奥地利而崛起为中欧强国，普军执意攻占维也纳的必然结果是列强的武力干涉，普鲁士崛起、统一德意志的进程可能中断；其次，虽然萨多瓦会战普军获得了决定性胜利，却并未歼灭奥军主力，奥军18万大军成功突围全力退守拱卫京师，急切之下普军强攻维也纳未必能占到什么便宜。作为一位杰出的战略家，俾斯麦的目光更为长远。 其实，俾斯麦称不上是杰出的战略家，他只是一个幸运的冒险者。就在4年之后的普法战争中，俾斯麦坚持强迫战败的法国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并支付50亿法郎的巨额战争赔款，从而在法国人骄傲和自豪的心中插入了一柄永远疼痛的利刃，使法国义无反顾地投入了德国未来真正的战略对手——英国人的怀抱。德国原本不必刻意羞辱法国人，从而在未来留下利用英法矛盾的空间，以实现德国崛起成为世界强权的战略目的，但俾斯麦的短视为德国制造了一个强大而难以征服的敌人，并促使英法结成在欧洲围堵德国崛起的强大同盟，德国在后来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惨败都与俾斯麦当年的鲁莽战略有关。 事实上，俾斯麦在维也纳城下戛然而止的战争背后另有原因。这就是，当普奥战争打到第7周，兵临维也纳城下的俾斯麦已接近其金融动员能力的极限，他已经无力将战争继续下去了。要明白普鲁士军队当时的处境，我们必须将视野扩展到普鲁士崛起的历史进程中，去观察金融力量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不理解战争和革命背后的金融力量，也就无法真正看清历史的全貌。 老布雷施劳德：罗斯柴尔德的代理人 德国处于欧洲东西部之间的连接点，特别是柏林更是处于欧洲地理中心和交通枢纽的位置上。南来北往东行西去的客商都云集柏林，形成了欧洲的各种货币都在柏林集散的局面。从罗马帝国开始，柏林就是货币兑换中心，到拿破仑占据这一地区之后，对货币兑换的需求变得更加旺盛。 老布雷施劳德叫塞米欧（samuel），他经营的主要业务是买卖当地政府的债券，在买卖的交易过程中赚取差价。当时这种债券发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抚恤在战争中失去丈夫或者儿子的家庭。1828年前后，布雷施劳德家族开始跟罗斯柴尔德家族建立起商业合作关系。由于罗斯柴尔德家族处于欧洲金融权力的顶峰，正是这样一种“搭上大腕”的商业合作关系，使得布雷施劳德家族一举从众多的柏林银行家中脱颖而出。1830年以后，布雷施劳德家族开始定期从罗斯柴尔德家族领取佣金，而当时柏林声名显赫的门德尔松这种老牌银行家族就逐渐被边缘化了。 布雷施劳德在罗氏家族的统一指挥协调下，在伦敦、巴黎、法兰克福、柏林、维也纳和那不勒斯的金融市场之间寻找低买高卖的套利机会。由于欧洲市场上各种债券和货币的价格在各个城市之间会略有不同，利用地域差价实现套利的关键是获取准确的情报和抓住恰当的时机。金融业从一开始就对情报有着非常高的要求，实际上现代国际情报机构就是建立在早期国际银行家族商业情报传递系统基础之上的。当时最先进的情报系统毫无疑问当属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情报速递系统，其覆盖面、快捷性、保密性、准确率和复杂程度，都远远超过了各国政府官方的系统。 布雷施劳德家族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强烈渴望能够进入罗氏家族的情报速递网络。他们在柏林做生意，要收到从巴黎到柏林的信件，需要6天的时间，如果通过罗氏的情报网络，只需要5天，这1天的差距就意味着巨大的商业利益。罗斯柴尔德家族根据多年的考察，逐渐把布雷施劳德家族纳入到自己的情报体系之中。 1831年，布雷施劳德家族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柏林的忠实代理人，他们不断地给罗氏传递关于普鲁士内政以及金融市场上的各方面信息，例如荷兰国王等5个欧洲强权对新成立的比利时持有何种政治态度，沙皇俄国对于波兰的反叛又是怎样的态度和立场。布雷施劳德家族也汇报有关瘟疫在欧洲蔓延的情况，还有1848年革命在柏林的动态，并一再确保为罗斯柴尔德家族购买的黄金和债券的安全性\[1\]。各种情报通过布雷施劳德的收集和传递，源源不断地汇集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欧洲情报系统，有助于罗家掌握信息不对称的优势，从而广泛和深入地影响欧洲各国的内政外交政策，更在遍布欧洲的金融市场交易中大获其益。 柏林的金融市场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规模还不大，最活跃的金融产品就是铁路债券。普鲁士政府为了对外“招商引资”，引起像罗斯柴尔德家族这样的国际银行家“大腕”对铁路债券的关注，想方设法吸引罗家投资到普鲁士的铁路工业。在投资的过程中，罗家在普鲁士工业领域的影响力得到很大提升，逐步担任了多家铁路公司的董事。 1836年，罗斯柴尔德家族英国银行的当家人，同时也是整个家族的首脑人物内森去世，巴黎的詹姆斯·罗斯柴尔德接任家族掌门人的位置。在布雷施劳德投靠詹姆斯的初期，双方的地位完全不平等，布雷施劳德必须要让出很多利益，才能得到获准加入罗氏家族的特权金融网络。当时詹姆斯对布雷施劳德的态度并不好，经常敲打布雷施劳德不要忽略了罗家的利益。这种警告实际上意味着罗家对他们的合作并不十分满意，而且一直在试图寻找新的代理商和合作伙伴。 为了维持与罗家这一特殊渠道的畅通，布雷施劳德家族不得不经常牺牲自己的利益，特别是在1840年德国金融市场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布雷施劳德家族不惜损失自己的佣金来换取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订单。几年过去了，双方合作还是不能让罗斯柴尔德家族满意，以至于布雷施劳德家族有时不仅拿不到佣金，甚至要倒贴一些钱，以维持与罗家的商业关系。 双方的从属关系可以从老布雷施劳德写给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封信中窥见一斑。在此信中，塞米欧把他17岁的儿子格森推荐给维也纳的所罗门·罗斯柴尔德男爵： “请允许我以全部的衷心和最深的热爱来表达对您的感谢。多年以来，您如此的大度和如此的善意，使我很荣幸地被您所垂青，就好像一粒尘埃从一片泥沙之中被拣选出来一般。您是一个最高贵的、最善意的贵人。您把我放到一个大家庭如此重要的位置上，我无以表达我的感谢。只要我活着，您的画像将永远留存在我的心中，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将永远完全忠实于您，我的恩人。现在我请求您能够把对我的关爱和呵护传递给我的儿子。”\[2\] 1855年塞米欧去世，他的儿子格森顺理成章地成为家族银行的掌门人。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正在德国迅猛扩张，柏林的金融市场也在实业发展的推动下，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代。此时，对于布雷施劳德家族而言，他们最重要的资产，仍然是与罗斯柴尔德的长期稳固的商业关系。这种合作模式，在格森执掌布雷施劳德家族时期得到进一步巩固。与此同时，格森也开始构建自己的权力中心。他与柏林的其他众多犹太银行家结成了庞大的利益共同体，广泛地渗透到冶金、铁路建设等行业。他们当时最主要的合作伙伴就是科隆的奥本海默家族。 奥本海默：科隆的金融霸主 1834年，亚伯拉罕·奥本海默娶了老罗斯柴尔德的孙女，23岁的夏洛特·贝菲丝（charlottebeyfus）。从此，亚伯拉罕有了财雄势大、富可敌国的岳父和叔叔——他们就是决定着法兰克福财政政策的阿姆斯洛，掌管着奥地利金库钥匙的所罗门，主宰着伦敦金融城的内森，控制着意大利税收的卡尔和征服了巴黎银行业的詹姆斯。 能够娶到罗斯柴尔德家族女儿的奥本海默家族当然也不是平庸之辈。奥本海默 所罗门·奥本海默 家族属于犹太人中的最高阶层“宫廷犹太人”。1789年，亚伯拉罕的父亲，年仅17岁的所罗门·奥本海默在波恩创建了奥本海默家族银行，后来迁往科隆。年纪轻轻却已跟着父亲在金融市场上摸爬滚打多年的所罗门敏锐地察觉到，在新兴资产阶级财力迅猛扩张的时代浪潮中，封建贵族势力已经逐渐失去控制力。 任何一个居于社会主导地位的势力集团，在它对其他各种社会集团的控制力逐渐衰弱时，必将形成权力争斗的分裂局面。在中国历史上，从周天子式微到春秋五霸的兴起，从东汉王朝的解体到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从晋室内斗到五胡乱华，从唐末藩镇割据到五代十国，每一次控制力的衰落都必然形成权力真空，这时候外在的和内生的新兴势力涌入进来，势必形成颠覆性的社会重构。东方如此，西方也是如此。以追逐利润为核心价值理念的资本主义在18世纪末的欧洲大陆日益膨胀，撑裂了原来紧紧束缚住社会各阶层的封建贵族统治和宗教神权势力，衰落的社会传统权力架构已经摇摇欲坠。金钱的权力将会从各种社会结构的裂缝和权力坍塌的废墟中快速蔓生起来，它们搭钩结网，攀垣附缝而上，逐渐茂盛，终至遮天蔽日。 年轻气盛的所罗门·奥本海默审时度势，决定从传统的宫廷放贷、钱币兑换业务转向政府债券承销、跨市场套利等新兴业务。到1810年，奥本海默家族银行的资产已达到100万法郎，跻身于一流银行家族的行列。雄心勃发的奥本海默家族决心效仿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功模式，最终发展成一个庞大的金融帝国。为此，所罗门不介意采用任何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他在生意手法上以贪婪和没有底线闻名，连罗斯柴尔德家族都对他忌惮三分。1814年3月18日，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写给阿姆斯特丹的合作伙伴的信中提醒他们要提防奥本海默的手段： “我们很高兴看到我们詹姆斯那里（巴黎的罗斯柴尔德分行）和科隆的奥本海默运给你们的货币正是你们所需要的。后者还将通过我们的堂兄再次运送一笔款项过去。不过要特别注意所有奥本海默家族送来的东西，需要仔细检查；他们非常贪婪，不是每次都守规矩，所以必须小心，不要给他们下没有上限的订单，否则利润就都是他们的了。”\[3\] 所罗门的战略眼光还在于他特别重视战略联盟，通过一系列联姻精心构建自己的人脉关系网。1813年，他把年仅15岁的女儿嫁给了法国巴黎的著名犹太银行家族福尔德（fould）家的公子贝南德·福尔德（benedictfould），而后来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就是在福尔德家族的鼎立支持下才登上了皇位。通过联姻的纽带，奥本海默家族将自己的影响力深入到了法国资本市场。新郎新娘两个家族共同出资6万法郎建立了著名的福尔德—奥本海默银行（houseofblfould&fould-oppenheim）。 色当会战后俾斯麦与拿破仑三世 1815年，法国在滑铁卢战役惨败之后，面临着比1814年巴黎和会更为严苛的赔偿条款，特别是过去被法国反复征服的普鲁士，要求高达17亿泰勒（普鲁士银币，1泰勒=354法郎）的战争赔款。代理支付这笔巨款将是一笔天大的生意，此时的科隆莱茵地区已被普鲁士收为莱茵省。作为新普鲁士人的奥本海默赶紧联系刚结亲的法国亲家福尔德共同努力搞定这笔大买卖。在法国亲家的协助下，奥本海默拉上了柏林老牌的银行家族门德尔松，在1818年终于拿到了5250万法郎战争赔款代理支付的大单。 柏林的门德尔松家族乃是柏林最古老的犹太银行家族之一。享誉世界的19世纪著名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费利克斯·门德尔松就是这个家族的嫡传后代。他的祖父就是德国著名哲学家摩西·门德尔松，他的银行家父亲亚伯拉罕曾调侃道：“我曾经是一个著名父亲的儿子，后来又成为一个著名儿子的父亲。”\[4\]门德尔松家族银行在1850年前后成为沙皇俄国的指定皇家代理银行，负责数额庞大的俄国国债在欧洲市场的承销业务，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1818年11月4日，奥本海默与战胜国的清偿委员会达成协议，14天之内在巴黎筹措了5250万法郎，并支付给在亚琛的清偿委员会，募资、汇兑、运送、担保的手续费为075％，这相当于近40万法郎的巨额收入。所谓富贵险中求，为了这笔生意，奥本海默也是压上了全部的动产和不动产身家。这单生意做得十分漂亮，收获了各方的赞誉。在普鲁士传统的银行家看来，这笔手续费并不算太多，因为他们想像的是，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筹措这样一笔巨款，还有银币运送将会是人吃马喂、武装护送的繁琐和复杂的工程，没曾想到在建立起国际银行家生意与人脉网络之后，5250万法郎的资金募集在犹太银行家控制下的法国资本市场根本不够分配，其争抢程度不亚于今天中国银行间交易市场上抢手的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如此巨额的现金汇兑和支付居然就是在巴黎与科隆银行之间传送一张汇票这么简单，奥本海默等人轻松愉快地赚得了40万法郎。落后的普鲁士银行系统被新兴的金融人脉网络深深地震撼了。 在与福尔德家族联姻后，奥本海默家族在欧洲资本市场的影响力蒸蒸日上。此时罗斯柴尔德 家族已然是欧洲金融市场上无可争议的霸主之一。1826年，奥本海默的生意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更是水乳交融。此时的所罗门·奥本海默几乎每天与法兰克福、维也纳、巴黎、伦敦和那不勒斯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保持着密切的商业情报往来，随着莱茵河地区的旅游资源的开发， 内森·罗斯柴尔德 到莱茵河旅游成为英国上流社会的时尚。这些富甲一方的游客不愿携带过多的现金。罗斯柴尔德家族于是与奥本海默合作，在英国罗家开出信用证，可以到莱因地区的奥本海默家族银行支取现金，双方关系进一步密切。 此时的所罗门已经将家族的事业逐步移交给了儿子亚伯拉罕·奥本海默，其间奥本海默家族一度失去了罗家推荐来的客户。1834年亚伯拉罕与夏洛特·贝菲丝大婚，在随后的蜜月旅程中前往各处拜会各位大腕叔叔们。在给最具权势的叔叔内森·罗斯柴尔德的信中，亚伯拉罕谦恭地提到： “男爵殿下，直到两年前，您还常把您所有的客户推荐到科隆，但是最近并非由于我们的过错却使我们失去了您的客户，这一点使我们非常痛苦。如同最近我能幸运地娶到您的侄女，使我能进入您的庇护范围，我不自量力地揣度您是否能够恢复从前我们两家的关系，并且让我们比史法豪森（schaaffhausen）家族更有优先权。我也将使您成为我们家族合作的优先选择。希望我的请求能够被您接受。我荣幸地向您致以最高的敬意。”\[5\] 1830年以来，奥本海默家族与汉斯曼（hansemanne）家族联手大力为铁路与航运业融资，并建立起新兴的股份制公司投资莱茵铁路项目。由于普鲁士地区工业的高速发展导致了整个地区资金紧张，几乎所有工业公司都达到了信用的极限。亚伯拉罕敏锐地把握住这一时机，开始大力推动对商业和投资的信用保险业务。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鼎力配合之下，亚伯拉罕建立起世界上第一家再保险公司。 1842年，亚伯拉罕·奥本海默与后来在德国统一进程中起到重大作用的柏林的著名犹太银行家布雷施劳德家族建立起稳固的商业联系。自此，奥本海默家族在欧洲的人脉关系网已初步奠定，成为一家在科隆居于支配性地位，在普鲁士发挥着主导作用，在法国、奥地利、意大利和英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的国际银行家。 1848年革命与银行业的拯救行动 1830年前后是世界近代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工业革命从英国向欧洲大陆扩散的进程明显加快。法国、德国、奥地利等国家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工业化进程一方面使得矿山、纺织、机械、铁路、轮船等行业得到了空前发展，另一方面在造就大批工业资产阶级赢家的同时，也带来了数量更为庞大的输家，他们就是因丧失土地而被迫流入城市的一无所有的农民，在极为恶劣环境下工作的工人，失业的手工业者及城市贫民阶层。在封建专制力量的控制力日益衰微的情况下，工业革命的赢家不满其政治权力与日益增长的经济权力不相匹配，他们向统治者要求更多的权力。同时，工业革命的输家更是对悲惨的现实生活积怨已久，这其中也包括犹太人对千余年来的宗教和社会歧视的强烈反抗，这几股强大的鼓动力量在争取完全平等的公民权力和暴力革命等问题上形成合流。在一片貌似繁荣的工业化表象之下，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正在悄然酝酿。 从1845年到1847年，欧洲许多国家出现了三年自然灾害，大片地区爆发饥荒。农业歉收，粮食价格猛涨，农产品销售下降，导致农业信用规模缩减，就业机会下降。同时，欧洲工业从1840年起开始陷入停滞，特别是铁路建设速度基本丧失增长，工业信用也出现紧缩。两种紧缩的力量聚合起来造成了1848年欧洲众多地区的经济萧条。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以来所形成的稳定局面，在经济收缩的巨大压力之下已经出现道道裂缝。 在观察到欧洲各个资本市场普遍存在的资金紧缺现象后，亚伯拉罕·奥本海默已经预感到一场重大危机的来临。 1848年2月，法国巴黎的股票市场崩盘，酝酿已久的革命终于爆发了。人民的怨恨和资产阶级的夺权冲动促使社会积怨的火山猛烈喷发。2月26日，法国的福尔德家族发来消息说革命看来取得了成功，第二共和可能顺利建立。过了仅仅两天，新的消息传达情况急转直下，变数丛生。3月，法国革命的浪潮开始冲击科隆，革命者要求亚伯拉罕·奥本海默作为他们的代表去和政府谈判，亚伯拉罕连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其实，奥本海默家族与革命者之间的渊源非比寻常，亚伯拉罕的三弟达格伯克·奥本海默（dagobertoppenheim）曾直接介入资助革命鼓动工作。1842年夏天，马克思大学毕业后就在达格伯克·奥本海默资助的《莱茵报》担任主编，经常以重炮轰击普鲁士政府。 科隆的房地产市场崩溃了，史法豪森银行由于过度投资房地产而发生了支付危机。奥本海默并没有过多投资房地产。从国际银行家的传统来看，因为极端厌恶流动性差的资产，他们极少涉及房地产投资。3月29日，史法豪森银行停止向170家客户和4万多工人支付款项。惊恐万状的储户一起赶来取钱，史法豪森银行已无法兑付，银行的生存危在旦夕。如果史法豪森银行倒闭，整个莱茵省的银行体系就会土崩瓦解，所以它是那种太大而不能倒（toobigtofail）的银行。 一旦史法豪森银行倒下，与其商业往来密切的奥本海默家族也会出现严重问题。奥本海默家族资助的科隆—明登铁路资金吃紧，需要50万泰勒的现金，同时奥本海默银行也需要相同的金额才能度过难关。亚伯拉罕的弟弟西蒙主持着家族的铁路业务，他在4月3日给亚伯拉罕的信中说：“我对你的能力有着超强的信心，我感觉你能成功地为我们从政府那里搞到至少50万泰勒的资金，期限为一年或更长。”3天后，西蒙发来更多的坏消息：“我亲爱的亚伯拉罕，今天科隆—明登又花掉3000泰勒，达格伯克他们说明天需要更多的钱。”4月10日，还未收到亚伯拉罕的好消息，西蒙急了：“我们的情况非常特殊，汉斯曼（普鲁士的财政部长）应该会让步的。我们是莱茵省最大的，目前几乎也是唯一的尚在运转的银行，（拯救我们）符合政府的利益，每个人都会同意保护我们这样一家公司是非常明智的选择。”4月11日，西蒙再次催促：“我希望全能的主保佑我们所盼望的果实在昨天已经成熟，希望汉斯曼已经做出决定提供给我们50万泰勒的资金。亲爱的亚伯拉罕，你要确信我们如果想每晚安睡的话，必须得到这笔钱。”\[6\] 4月1日，亚伯拉罕已经亲自前往柏林向老朋友汉斯曼要求以不动产和股票为抵押，申请50万泰勒的政府信用来救援史法豪森银行，此时救史法豪森银行也就是救自己。经过两个星期的反复商量，汉斯曼决定在债权人和银行家之间达成妥协，为实现这一目的，必须向柏林要钱。柏林方面开始时并不情愿给钱，亚伯拉罕威胁说，救助银行的重要性并不只是挽救个别银行的流动性问题那么简单，而是关乎革命是否能够被遏制，是关乎普鲁士政府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问题。他作出结论，除非银行信用得以恢复，否则现有的社会秩序行将崩溃。普鲁士政府一听，果然慌了神，立刻成立了危机协调委员会，政府方面由汉斯曼出面，银行家这边是亚伯拉罕牵头，共同商议救助史法豪森银行的具体办法。双方很快达成协议将史法豪森银行转变为一家股份制银行，普鲁士历史上第一家股份制银行由此诞生。这其实是自由派和亚伯拉罕从1830年就开始鼓动政府实施的金融改革政策的一部分。 为了对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亚伯拉罕甚至提出威胁，除非能够及时救助金融危机，否则莱茵省脱离普鲁士将是无法避免的。很显然，亚伯拉罕把救助银行上升到了国家主权的高度，这是趁普鲁士政府忙于平定社会动荡，无暇他顾时才使出的杀手锏。此时普鲁士政府的首要方针是稳定压倒一切，亚伯拉罕和汉斯曼等人所持的“政治稳定的前提是金融稳定”的观点占了上风。这一切其实是亚伯拉罕与汉斯曼等人早就策划好的策略，他们的目标是进行一场金融和政治领域的自上而下的革命。借着社会动荡和政治混乱，亚伯拉罕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目标。 5月初，奥本海默从普鲁士政府拿到了50万泰勒的救助金，普鲁士的金融系统开始了重大变革。 如果我们将这段历史与现在正在发生的金融危机和美国政府的救助行为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只要将年代和名称稍做调整，简直可以直接发表在今天《华尔街日报》的头版头条。题目就是“拯救银行与金融改革：财政部长与银行家达成一致目标”。 人性在历史中反复重复着，这一次也不例外。 俾斯麦的崛起 俾斯麦首相 如果说德国的统一离不开俾斯麦，那么俾斯麦的成功则离不开他身后的犹太银行家格森·布雷施劳德。俾斯麦在德国历史上的地位类似于中国历史中的秦始皇，他们都是以坚韧的意志和铁血手段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在历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突出一笔。在德国有关俾斯麦的各类专著多达7000多种，德国史学界对俾斯麦的功过得失进行过彻底的分析和研究。但是在这些汗牛充栋的文献中，几乎完全忽视了俾斯麦政策背后庞大的金融势力集团的影响力。在俾斯麦本人的长达3卷本的传记中，仅仅在德皇威廉二世去世时提到布雷施劳德家族一次，犹太银行家对德国政治的影响似乎是一个研究盲点。 事实上，俾斯麦在整个政治生涯中与布雷施劳德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通信多达上千封，而在布雷施劳德整个职业生涯中更是几乎每日向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德国政坛变化、军事调动和金融市场的各类情报。\[7\]从这些通信中，我们可以准确地判断，没有布雷施劳德和罗斯柴尔德的强大金融后盾，俾斯麦几乎无法在德国政坛上立足，更谈不上完成统一德国的伟业。布雷施劳德被淹没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尘封中已经一百余年了，对他的重新挖掘将真实地还原德国历史中被长期忽略的金融势力对历史的重大影响。 俾斯麦出身名门望族，属于容克（junker）地主阶级，可谓含着金匙子出生。他从小就胸怀大志，诸多在平民眼里高不可及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对俾斯麦而言是唾手可得和轻而易举的，正是这般天生优越养成了他独特的个性。他脾气暴燥，做事雷历风行，性格果敢坚强，态度强硬粗鲁，甚至有些刚愎自用。 俾斯麦野心勃勃，对从政有着浓烈的兴趣。与此同时，他跟其他容克贵族一样，对金钱也有极大的渴望。他拥有金钱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一个没有后顾之忧的地位，利用大笔资金来满足政治的野心和对权力的渴望。如果有朝一日发现自己厌倦了政治生涯，他也能够很从容地退出政坛，而不受经济上的影响和束缚。 自从俾斯麦从政以来，他渴望金钱的胃口越来越大，而他自己管理金钱的时间却越来越少。于是他不得不利用犹太人对金钱的敏感和对财富管理的天赋来协助进行私人理财，实现财富积累和增长。在这个过程中，俾斯麦对于犹太银行家采取了实用主义态度，从本性来说他并不特别喜欢犹太人，甚至认为犹太人不应该进入公共政府机构，他有求于犹太人的地方无非是犹太人高超的理财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他依靠这些精明的犹太银行家族为自己的个人财富增值。 1848年欧洲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权力真空，给俾斯麦带来了极大的发展空间，激发了他在政治上的雄心壮志，同时也进一步促成了他特有的现实主义态度。在革命的浪潮中，俾斯麦最终选定了自己的方向，要成为一个坚定的保皇党人。俾斯麦坚信，德国最终必然要走向统一，而这一进程必须要依靠强大的君主制度力量。他认为民主只会导致软弱和涣散，为着这个终极目的，他必须要成为国王的坚定捍卫者。俾斯麦的此类言行，深得普鲁士国王之心。1851年，作为对此的报偿，腓特烈·威廉四世任命俾斯麦为普鲁士代表参加在法兰克福召开的德意志邦联大会。 从此，俾斯麦正式成为公共人物，走上了历史舞台。 布雷施劳德：俾斯麦的私人银行家 “格森·布雷施劳德既是德意志帝国第一任总理俾斯麦的私人银行家，又是德国公众的银行家。他以娴熟的手腕和耐心获取了巨大的利益。罗斯柴尔德家族是他的楷模和秘密同盟，但他更是一个走自己的路，实现自己价值的人。” ——弗里兹·斯特恩 俾斯麦1851年来到法兰克福，很快就引起当时坐镇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首领阿姆斯洛·罗斯柴尔德的注意。当时罗斯柴尔德五兄弟中间的老大阿姆斯洛已年近八十。俾斯麦与阿姆斯洛初次相识就对其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回家以后经常给他的妻子模仿罗斯柴尔德的口音，包括用犹太人的口音和语法来表达德语。他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雄势大有了非常强烈的印象，同时也很高兴结识罗家人。以后只要罗斯柴尔德家族邀请他，他总是受宠若惊地应邀前往。他曾经这样来描述阿姆斯洛·罗斯柴尔德：“他是一个非常老的犹太人，拥有成吨的金银，有很多很多黄金的盘子和刀叉。由于阿姆斯洛并没有子嗣，尽管很富有，却没有后裔继承。他更像一个待在豪华宫殿里面的穷人，周边有无数人在骗取和图谋他的钱财。他的亲属为了继承他的财富围绕在他身旁，实际对他并没有真心的爱和感激。”\[8\] 俾斯麦勤奋好学，极度向往权力和智慧，在政治上的野心和抱负很快就引起了阿姆斯洛和他的继子梅耶卡尔两个人的青睐。罗斯柴尔德家族尤其喜欢培养政治上的后起之秀，他们经常以伯乐自诩。在整个欧洲近代历史上，罗家曾经选中扶植过多位政治上的新星。罗斯柴尔德确信俾斯麦将是一个十分值得投资的潜力股。除了俾斯麦，罗斯柴尔德家族还选中了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disraeli)，后来他果然成为英国首相；罗氏更为自家挑选了乘龙快婿罗斯伯里伯爵（theearlofrosebery），罗斯伯里伯爵年轻时曾有三大人生愿望：赢德比赛马(derbyrace)、娶超级富婆、当英国首相，他最终都得到了；后来罗家还发现并培养了英国著名首相丘吉尔。这些都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用心发掘和精心培养而一手扶持成长起来，成为影响整个世界历史的重量级的政治家。\[9\] 尽管内森·罗斯柴尔德曾经不可一世地宣称他已经“控制了大英帝国的货币发行权”，但欧洲老牌贵族们仍从骨子里对罗斯柴尔德等犹太银行家新兴“暴发户”有着一种难掩的轻蔑心态。然而在特定情况下，贵族们也不得不屈服于金钱的权力。俾斯麦持有类似心态，对犹太银行家们既利用又瞧不起。 俾斯麦初到法兰克福，很快跟罗斯柴尔德家族开始了一段相当温馨的蜜月期，但是没过多久就跟罗斯柴尔德家族爆发了一次异常激烈的争吵。事情的起因源于当时作为德意志邦联首领的奥地利，经常独断专行，并不尊重普鲁士政府，而俾斯麦是一个极端敏感和强势的人，作为外交官虽然只能服从于柏林方面的政治意愿，但他经常会为奥地利方面的傲慢和细节问题大发雷霆。而罗斯柴尔德家族重要的起家资源就是依靠跟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保持密切的关系。1852年，奥地利和普鲁士在德意志邦联问题上产生了一次不算太严重的冲突。当时德意志邦联拥有一支小型舰队，资金匮乏，难以为继，急需一笔钱来支付船员的工资。奥地利不顾普鲁士的坚决反对，直接就要求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一笔6万荷兰盾的贷款。罗斯柴尔德在某种意义上说并不情愿资助这个舰队，但他还是愿意遵守哈布斯堡王朝的命令。此事大大激怒了俾斯麦，和阿姆斯洛激烈地争吵了一番。 在普鲁士和奥地利两个政府之间较劲的过程中，罗斯柴尔德家族纵使富甲一方，也难免成为风箱里的老鼠，处境左右为难。这些封建统治贵族阶层从骨子里仍然把犹太人看成低人一等的附属族群，从当时的历史情况来看，有钱并不能解决犹太人政治地位卑微的问题。 即使在大吵一架之后，俾斯麦的愤怒仍然没有完全平息。他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更亲近奥地利，而并不敬畏普鲁士，一气之下他开始拒绝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邀请，同时游说普鲁士政府启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竞争对手贝斯曼银行，用贝斯曼银行作为整个普鲁士政府的官方银行。可惜普鲁士的财政部并不像俾斯麦那么容易冲动，他们并没有替换罗斯柴尔德家族。究其主因还是罗斯柴尔德的地位实质上无人可取代。普鲁士政府心知肚明，在真正需要钱的时候，也只有罗斯柴尔德家族能够提供决定性的帮助。如此一番争吵之后，奥地利大使愤然离开了法兰克福，俾斯麦认为他在这场争斗当中取得了胜利。 俗话说不打不成交。俾斯麦在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交手的过程中，也掂量出了对手的分量。 他是一个在政治上理性而现实的政治家，一旦在政治上战胜了奥地利，他马上调整了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态度，又开始示好于罗家。1853年，俾斯麦支持政府的建议，把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作为普鲁士政府的官方银行家。不仅如此，他继而要求授予梅耶卡尔爵士（阿姆斯洛的继子）普鲁士的红鹰勋章。双方关系修复之后，比从前更现实和更紧密了一层。 1858年时，普鲁士王储（后来的德皇威廉一世）任命俾斯麦为驻圣彼得堡大使。1859年3月俾斯麦离开法兰克福之前，专门向梅耶卡尔·罗斯柴尔德求教，希望梅耶卡尔为他在柏林推荐一位可靠的银行家，而且俾斯麦坚持在柏林负责打理他的个人财政的私人银行家必须是犹太人。出于种种原因，他认为只有犹太银行家才具有足够的天分和能力，帮助他实现理财方面的目标。这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他想通过此道继续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保持特殊而紧密的关系。 于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就正式推荐了格森·布雷施劳德作为俾斯麦的私人银行家。 1861年，布雷施劳德已经成为柏林极有影响力的犹太银行家。尽管当时在柏林还有像门德尔松这样资历更老的几个银行家族，而且这些老牌家族无论在规模上还是深度上都比布雷施劳德高出一筹，但布雷施劳德家族依靠跟罗斯柴尔德家族密切的生意往来，在柏林银行业中迅速窜升，成为“新星”。换言之，在众多银行家族当中，谁能够保持与罗斯柴尔德越密切的关系，谁就越有机会成为市场竞争中的佼佼者。 布雷施劳德家族成为俾斯麦的私人银行家之后，迅速进入了角色。俾斯麦全部工资和其他收入都一并交给布雷施劳德家族的银行来打理，同时由布氏管理他的私人债务支付，为他设置和经营海外的银行户头，负责经营俾斯麦当时还不算太多的资产。 从这时开始，俾斯麦和布雷施劳德家族开始密切的通信往来。跟罗斯柴尔德家族一样，所有银行家族都对政治消息和市场情报超级敏感，因为这些信息背后蕴藏着大量的商业机会。布雷施劳德家族并不要求俾斯麦给予任何金钱形式的酬劳，他们所图求的报偿就是政治情报和一些内幕消息的透露。 丹麦危机：俾斯麦的意外机会 任何一场战争背后打的都是钱粮，谁的经济潜在资源更庞大，谁就越有可能在战争中赢得最终的胜利。俾斯麦在统一德国的历史进程中首先遭遇的就是金钱的困境。 1861年威廉一世继承王位时，他所面对的首要难关就是自由派把持下的议会。自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以来，以民主为核心理念的自由派思潮横扫欧洲，特别是1848年革命后，自由派在欧洲的影响力更加深远，甚至不惜采取暴力与流血的方式力图彻底砸碎封建专制的社会权力结构。在思想传统较为保守的普鲁士，自由派既向往法国与英国的民主模式，又从内心深处惧怕法国曾经历过的血腥革命。这是普鲁士自由派最致命的弱点，他们从骨子里仍然是地地道道的民族主义者，而仅仅披上了自由派的一层皮。 威廉一世身上继承了普鲁士军人的传统，多年的军旅生涯使他对军队建设分外关注。他曾是1848年武力镇压欧洲革命最坚决的少数派，反对任何政治妥协。他认为强大的军事力量和高度的政治集权是普鲁士崛起的先决条件，这一点与俾斯麦不谋而合。1862年，威廉一世在军队改革法案屡屡遭到议会阻挠的情况下，终于下定决心启用极具争议性的俾斯麦为普鲁士首相兼外交大臣。俾斯麦在就职演说中提出了著名的铁血理论，他说：“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与多数派决议所能解决的，那是我们1848年和1849年所犯下的错误，（这些问题）只有通过铁和血的方式来解决。”俾斯麦同时也给威廉一世打了一针强心剂：“既然我们迟早是要死的，能不能死得更体面一些……陛下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奋斗！”从此俾斯麦赢得了威廉一世对他的政策的坚决支持。\[10\] 军队改革法案的核心就是强化正规军，削弱国民警卫队。法案将正规军服役期从两年延长到三年。议会反对的表面理由是军费开支过大，骨子里是对国民警卫队被降格感到不满。在普鲁士的军事建制中，正规军的核心是封建容克贵族势力集团，而国民警卫队则代表城市中产阶级的新兴资产阶级力量，强化正规军的结果必然是普鲁士专制力量得以进一步增强，这一点是自由派的议会所深为忌惮的。他们的手段就是拒绝批准政府的预算，在钱的问题上死死卡住俾斯麦的脖子。俾斯麦毫不示弱，马上威胁将议会休会，要在没有议会的情况下执政。 正在双方僵持不下之际，丹麦危机突然爆发了。在1863年3月，丹麦国王欲将普丹边境地区存有领土争议的石勒苏益格（schleswig）和荷尔斯泰因(holstein)两地纳入版图，此事立刻激发了普鲁士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两处地区按照1852年《伦敦条约》的规定虽然由丹麦治理，但主权仍属德意志邦联。战争的阴云开始笼罩在普鲁士的上空。\[11\] 对于俾斯麦而言，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将借对丹麦的战争大大削弱国内自由派的反对力量，巩固自己的权力。此时俾斯麦太需要一场对外战争的胜利了。从战略上分析，俾斯麦的手法沉稳老到。为了达到击败丹麦的目的，他必须拉拢奥地利。为此他巧妙地建议将石勒苏益格划归普鲁士统治，荷尔斯泰因则归属奥地利，奥地利欣然接受。同时，为了摆平欧洲其他强权的干涉，俾斯麦作出支持《伦敦条约》、维护现有欧洲秩序的姿态来安抚英法俄。 俾斯麦在丹麦危机中的政治手段和外交技巧已经发挥到了极致，普鲁士的军事机器对付丹麦也绰绰有余，但最让俾斯麦焦心的是他庞大的战争费用并没有着落，议会顽固地反对他的内政与外交政策，根本不可能通过他的战争预算。 普丹战争：金权小试锋芒 俾斯麦的唯一希望就是绕开议会预算牵制，另辟蹊径进行战争融资。他将主要希望寄托在了自己的私人银行家布雷施劳德身上。布雷施劳德与手眼通天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关系紧密，他们不仅可以解决庞大的资金问题，对法国拿破仑三世的影响力也非同一般。在对丹麦的战争中，拿破仑三世的中立是成败的关键。 此时，俾斯麦身侧的布雷施劳德一直静静地观察着普鲁士政坛的一系列动荡，盘算着如何利用这一重大政局变动来谋取巨大的经济利益。从个人好恶来看，作为犹太人的布雷施劳德更加倾向于自由派的观念。实际上，犹太人为争取自身的公平权力构成了1848革命的重要力量。但作为银行家，他的判断必须绝对理性甚至冷酷，他必须选择利益！ 通过布雷施劳德每天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保持密切联系的信件往来，柏林方面的商业市场情况和政治军事情报源源不断地流向巴黎的詹姆斯·罗斯柴尔德。1863年5月1日，布雷施劳德在给罗斯柴尔德的情报快讯中透露丹麦危机已经导致“我们的（财政）部长本来计划贷款5000万泰勒进行海军建设，但是（丹麦危机）使该贷款减少到3000万泰勒，主要用于波罗的海的港口防御……（俾斯麦）透露丹麦事件可能导致严重的复杂局面，但在3个月的时间里暂时不会有动作，因为军事准备尚未完成”。\[12\] 从1863年5月到11月，俾斯麦的战争准备工作在紧张地进行，而资金压力却越来越大。布雷施劳德与罗斯柴尔德反复磋商之后，终于在11月向俾斯麦出价了。布雷施劳德的建议很简单，普鲁士可以出售国有资产进行融资。他们看中了萨尔地区储量丰富的煤矿，这些煤矿主要处于普鲁士政府控制之下，布雷施劳德提议将煤矿卖给法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其实，早在1861年就有传闻罗斯柴尔德家族愿意出价2000万泰勒收购萨尔地区的煤矿。俾斯麦早就知道拿破仑三世对该地区的煤矿也大感兴趣，拿破仑三世甚至直接向俾斯麦摊牌：如果想让法国在普丹战争中保持中立，必须拿普鲁士的萨尔煤矿作交易。1864年初，关于普鲁士的煤矿即将卖给法国的消息在法国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威廉一世的面子挂不住了，俾斯麦的融资计划只能叫停。 1863年12月7日，布雷施劳德在给罗斯柴尔德的信中透露，政府即将向议会提交1000万泰勒的预算，议会可能拒绝。两天以后俾斯麦果然提出1200万泰勒的预算用于普丹战争。当时普鲁士的国库中可用于对丹麦作战的资金有2100万泰勒，但俾斯麦出于对战争开销谨慎的评估，认为这笔钱必须保留以备意外情况的发生。1864年1月22日，议会果然以275对51票的悬殊比例否决了俾斯麦的要求。\[13\] 俾斯麦只得再想办法找钱。此时，法兰克福的银行家厄兰格家族（raphaelvonenger）找上门来希望提供1500万泰勒的贷款，俾斯麦大喜过望。此事激怒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厄兰格家族原本是罗氏家族的门下，后来自立门户发展壮大成为罗家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已经跻身于国际银行家的序列。罗家历来痛恨自己的门下背叛，更何况厄兰格家族还时常拉上法国的福尔德家族和贝列拉家族与罗家抢生意。 詹姆斯·罗斯柴尔德为此大动肝火，痛斥布雷施劳德办事不利。布雷施劳德赶紧保证，议会坚决反对任何没有议会批准和授权的私人银行对政府的放贷行为，“厄兰格对政府贷款的办法已经被完全否决了”。\[14\] 普奥联军于1864年2月1日正式发动对丹麦的战争。2月3日，布雷施劳德见到俾斯麦之后，再度代表罗斯柴尔德家族警告俾斯麦不得接受厄兰格的贷款。罗斯柴尔德甚至要求俾斯麦在普鲁士媒体上抹黑厄兰格。俾斯麦拒绝了这一过分要求，不过保证普鲁士政府会谨慎考虑与厄兰格的合作。布雷施劳德随即向俾斯麦提出新建议，把议会曾经批准的用于铁路建设的贷款额度做抵押，向银行家进行一定比例的折扣融资，银行家们再向投资人出售足额债券。 在战争开始的第一个星期里，俾斯麦对后续战争经费的忧虑超过了对战局的关注，战争的开销明显超出了他的预测，再没有后续资金的跟进，俾斯麦的大军可能只能再支持两个月左右。届时如果战争仍然没有结束，俾斯麦必将陷于议会狂轰滥炸的痛斥和欧洲列强幸灾乐祸的嘲笑两面夹击之下。毫不夸张地说，俾斯麦这个名字将成为欧洲的笑柄，他本人也将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3月初，普鲁士银行与厄兰格家族达成了秘密协议，罗斯柴尔德闻讯暴跳如雷，再次怒骂布雷施劳德无能。3月14日，布雷施劳德回信发誓“俾斯麦决不知道此事，而且对这一行为深感困扰”。俾斯麦保证将谴责具体经办的财政部长。 当然，俾斯麦也不是省油的灯。他瞧出了罗斯柴尔德与厄兰格之间的矛盾，便有意无意之间夸大了厄兰格的潜在威胁，目的是尽快从罗斯柴尔德那里得到条件最好的贷款。他将国际政治分而治之的智慧用到了金融方面，玩的这一招“以钱制钱”的手段的确高明。最后，俾斯麦拿到了利息为45％的战争融资，而罗斯柴尔德拿到了丰厚的融资代理费。 1864年4月18日，普鲁士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战争的开销也造成了严重的危机，“整个1864年的夏天，俾斯麦都在为普丹战争所导致的流动资金紧张而烦恼”。这场战争总共开销2250万泰勒，历年财政盈余530万泰勒和普鲁士政府融来的资金1700万泰勒已经消耗殆尽。\[15\] 通过战争，俾斯麦终于认识到金钱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关键时刻，政治家往往被迫对银行家进行重大妥协。普丹战争的爆发时间大约与美国南北战争相当，在对战争和林肯被刺的评论中，俾斯麦曾说：“毫无疑问，把美国分裂成南北两个实力较弱的联邦是内战爆发前早就由欧洲的金融强权定好了的。”“他（林肯）从国会那里得到授权通过向人民出售国债来进行借债，这样政府和国家就从外国金融家的圈套中跳了出来。当他们（国际银行家）明白过来美国将逃出他们的掌握时，林肯的死期就不远了。林肯的死是基督徒世界的重大损失。美国可能没人能够沿着他伟大的足迹前行，而银行家们将会重新掌握那些富有的人。我担心外国银行家以他们高超和残酷的手腕会最终得到美国的富饶，然后用它来系统地腐蚀现代文明。” 俾斯麦的话应该是有感而发的。 普丹战争是俾斯麦的第一个重大胜利，达到了一石多鸟的效果。一是利用对手奥地利达成自己的战略目标，二是离间了奥地利与盟友的关系，三是压制了国内自由派的反对。 议会自由派：德国统一道路上的障碍 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神圣罗马帝国崩溃后，众多德意志邦国成立了组织松散的德意志邦联，奥地利成为德意志邦联的领袖。随着拿破仑光辉的逝去，法国在德意志的影响力减弱，民族主义兴起，德意志统一运动日益壮大。1848年欧洲革命以来，德意志的统一形成两种思路：建立大德意志帝国，囊括所有日耳曼地区，其中包括奥地利这个多民族帝国；以普鲁士为核心，建立一个排除奥地利的小德意志。俾斯麦出于现实考虑，走的是小德意志路线。 普丹战争结束之后，奥地利成为阻挡俾斯麦统一德国雄心的主要障碍。为达成这一战略目的，俾斯麦仍然采取了用对外战争凝聚国内共识，迫使议会让权，巩固自己在普鲁士内部地位的策略。所谓上兵伐交，在外交方面，俾斯麦看中了意大利反抗奥地利统治的机遇，建立与意大利的战略同盟。同时借萨尔地区煤矿的重大利益诱惑法国，使拿破仑三世保持中立。俾斯麦还利用俄奥在巴尔干半岛的争端，争取俄国的理解。最后是英国的态度，英国对欧洲大陆势力均衡变化的潜在趋势缺乏敏感，虽然英国不愿看到普鲁士统一德意志，但从形势上看奥地利似乎胜算更大，更何况拿破仑时代所造成的遏制法国的思维惯性仍在，俾斯麦认为英国对普奥战争虽不会满意，但也不至于激烈反对。经过俾斯麦的运作，到1864年的夏天，普鲁士的朋友比奥地利多，敌人则比奥地利少。 此时，最让俾斯麦忧心的还是钱的问题。 普丹战争已经使普鲁士财力大伤，多年的财政盈余随着战火灰飞烟灭，战争对于财富的惊人吞噬能力让俾斯麦有了最直接的感受。 战争，实际上打的是钱粮！ 从1864年到1866年，俾斯麦在拼命做两件事情：尽最大努力为普鲁士搞到每一分钱用于战争准备，同时竭尽全力阻止奥地利在欧洲金融市场筹到战争经费。俾斯麦的战略是在金融方面将对手逼上绝境，在战争威胁之下，拖垮奥地利的国力。奥地利的财政情况的确比普鲁士更糟，常年疲于镇压巴尔干和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骚乱，使之早已财源枯竭，濒临破产。双方谁也不愿意公开表现金融窘境，都在幕后秘密筹措资金，准备大打出手。 最让俾斯麦抓狂的还是议会同以往一样全部否决了他的所有预算，并宣布政府未经议会批准无权动用国库资金，否则就是违宪，政府部长要对此负全部责任。俾斯麦当天就发表了措辞强烈的回应，他将议会反对派定性为阻挠国王的外交政策，客观上起到了通敌效果的“卖国贼”。其实，俾斯麦深知议会自由派中很多人对普丹战争中普鲁士大获全胜骨子里是欢欣鼓舞的，他的叛国指控就是有意去刺伤这些人的自尊，从而促使他们改弦更张。议会自由派中的狂热分子也不是吃素的，有人攻击俾斯麦在欺骗议会和国王。俾斯麦闻讯大怒，立刻向对方提出决斗要求。整个柏林政界为之震动，要知道决斗是勇敢和鲁莽的混合体，一旦决斗开始，绝无退缩和劝架的可能，双方非死即伤的概率极高。堂堂普鲁士首相若死于决斗场，整个欧洲的局势都会发生突变。偏偏这个俾斯麦天性暴躁，早在大学期间，就曾27次与人决斗，胆子大得惊人。布雷施劳德等人赶紧私下劝阻，连远在巴黎的罗斯柴尔德都在关注决斗的事。虽然最后决斗被劝阻，俾斯麦对议会拒绝政府预算的愤怒和焦虑却与日俱增。 俾斯麦太渴望金钱了，没有钱，他的理想只能是梦想，他的梦想最后会退色为幻想。 科隆—明登铁路私有化：普奥战争的财源 1865年，战争与和平的天平悬于一点之上，那就是信用流动的方向。7月，俾斯麦苦等的战争经费终于有了眉目。这就是科隆—明登铁路的私有化。 科隆—明登铁路是普鲁士最早兴建的铁路线路之一，1833年开始设计，1859年全部建成，成为普鲁士铁路系统的枢纽。该铁路项目的建设初衷是将鲁尔地区的煤廉价地运送到工业生产基地。布雷施劳德在科隆—明登铁路融资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成为该铁路公司的董事，同时又是为公司进行融资的银行家。考虑到未来战争中铁路运输系统可以高效低耗地运送大批军事人员及物资，所以铁路公司的国有化是公司发展的主要方向。事实上，科隆—明登铁路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普鲁士政府主导的大型公共基建项目。普鲁士政府直接购买了1/7的原始股，并以1400万泰勒来担保该铁路债券以35％的票面利息发行。作为回报，政府可以分期买入该公司的流通股，并最终成为该铁路的唯一股东，完成渐进式的国有化。1854年普鲁士政府在自由市场经济潮流的影响下，暂停了国有化进程，至1870年视情况发展再定是否继续。但政府对铁路债券利息的担保仍然有效，担保金1400万泰勒被锁定在专用账户上无法动用。 俾斯麦对奥地利的战争准备需要大约6000万泰勒的总额，筹措这样一笔天文数字的战争费用的重担就落在了布雷施劳德的肩上。其实，早在1862年12月，布雷施劳德经过仔细计算和反复考虑，就曾提出过极具争议性的科隆—明登铁路私有化的方案。其方案的核心部分就是，与其政府在1870年出巨资全面收购铁路公司的股份，从而对财政形成巨大压力，不如普鲁士政府以放弃国有化为代价，立刻就可以从铁路公司拿到一笔补偿金，同时放弃对债券利息的担保，可以马上盘活1400万泰勒的部分保证金。 方案一出台就遭到很多人反对，这些人认为布雷施劳德方案是以政府长期损失为代价，使包括布雷施劳德本人在内的铁路公司股东实现暴利。在这一方案中，政府将损失各种权益总额高达3000万泰勒，换来的只是1000万泰勒的补偿和400万泰勒的可动用保证金。而科隆—明登铁路是政府投资中非常盈利的项目，私有化的方案短期可以给政府提供紧急资金，但付出的代价是以不到5折的价钱贱卖了优良资产，同时还损失了未来长期的收益权，对政府而言无论如何都不是什么好的交易。 当时间到了1865年，情况发生了巨变。俾斯麦统一德国的雄心压倒了一切，为了准备对奥地利这一庞然大物发动战争，其他的代价就顾不了许多了。这就是为什么国际银行家酷爱战争的原因，政府在迫不得已时，将以异常低廉的价格出售优质资产，此时才是发大财的好机会。当国际银行家的势力达到一定程度，他们会刺激民族主义情绪，挑动国家对立，推动政府大规模军备投资，激化潜在矛盾，诱发战争进程，然后堂而皇之地出面打理战争赔款。只要有大规模资金过手，雁过拔毛，国际银行家总能收到高额的服务费。哪里有资金与信用流动，哪里就能找到投资银行家的身影。 这么大的买卖不是一个布雷施劳德啃得动的，他又拉上科隆的奥本海默家族，当然还有他的老板罗斯柴尔德家族，共同在欧洲各大国际银行家族圈内消化这块巨型蛋糕。1865年7月18日，普鲁士政府与科隆—明登铁路公司正式签署合同。最终结果是政府放弃铁路国有化权力，获得1300万泰勒的补偿，其中第一笔支付300万泰勒现金，付款期为1865年10月1日，第二笔支付2705万泰勒现金，付款期是1866年1月2日，其余部分由铁路公司发行新股来补偿。为了嘉奖布雷施劳德的功劳，俾斯麦将普鲁士与奥地利的条约所涉及的资金划转业务委托给了布雷施劳德。这笔250万泰勒的转账对家就是奥地利的罗斯柴尔德，布雷施劳德当仁不让地将1％的“管理费”入袋为安。 在没有落实财源时，俾斯麦还准备了外交解决方案的另一手，谈判也进行了多时。当俾斯麦得知政府与铁路公司合同正式签订后，立刻在外交上对奥地利采取了强硬态度。在合同签订当天，俾斯麦马上给普鲁士王储发电：“在雷根斯堡会议上，陛下下定了决心，完全战备启动和进行一年战争的金融手段已经具备，数额大约为6000万泰勒。”一周之后，俾斯麦的战争部长荣恩（roon）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我们有了足够的金钱给予我方外交上更大的自由度，如果有必要，我们可以动员全部军事力量来进行一场全面的战争。这使我们的立场更加坚定，我们可以迫使奥地利接受我方合理的要求从而使双方都避免不必要的战争。钱从哪里来？在不违法的情况下，通过科隆—明登铁路的重新安排就实现了。”\[16\] 奥地利方面很快就意识到科隆—明登铁路的金融安排是为了发动战争所做出的紧急安排，而奥地利方面的备战还远未到位，因此在外交谈判中开始软化立场。另一方面，俾斯麦在最初的兴奋冷却之后，也逐渐意识到科隆—明登铁路的资金到位还有相当一段时间，而从布雷施劳德与国际银行家们联系后的反馈情况看，情况并不乐观。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明登铁路之间900万泰勒的债权转让由于双方价格无法达成一致陷于停顿。战争资金难题如剑悬头顶，俾斯麦再次开始上火，他最急于知道的就是钱什么时候能够到位。 此时俾斯麦的坚定开战的决心也开始发生动摇，他不得不认真考虑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性。 1865年8月10日，俾斯麦透漏了自己的动摇：“我们还需要时间来筹集资金，并使法国保持中立……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可以维护我们的荣誉，同时保留战争的选择。”俾斯麦的判断同样影响着他的私人投资决策，他托人给布雷施劳德带话：“如果我的投资账户上还有债券投资，现在我在这里无法知道，他不应该仅仅是由于过早的战争担忧就卖掉这些债券（明登铁路）。”\[17\]俾斯麦的行为用今天的标准看，有利用内幕消息投资并获取非法利益的嫌疑。 在这样的氛围下，普鲁士与奥地利达成了盖斯登（gastein）协议，普鲁士管理石勒苏益格（schleswig），奥地利管理荷尔斯泰因(holstein)，双方继续共享主权。然而普鲁士与奥地利都心知肚明该协议只不过是个缓兵之计，他们都在等待战争经费的问题出现重大突破。 为什么普奥战争戛然而止 1866年2月，布雷施劳德在欧洲市场上募集资金购买明登铁路股票的努力遭到了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为首的国际银行家的全面抵制，大家纷纷认为购买股票的资金将被普鲁士用于战争，而和平是国际银行家们的“共同理想”。2月中，布雷施劳德在给罗斯柴尔德的密信中用暗语提到政府可能在考虑出售萨尔煤矿，市场上风传罗斯柴尔德和奥本海默可能是买家。显然，封杀明登铁路股份出售而期待萨尔煤矿转手，意味着国际银行家们发现煤矿的潜在收益更大，如果让俾斯麦顺利通过铁路股份转让而获得足够的资金，普鲁士政府势必不愿再出售萨尔煤矿了。 钱的问题并没有实质性进展，而战争准备却在升级。1866年3月28日，普鲁士军队开始大规模备战。3月底，在私下找买主无望的情况下，普鲁士财政部开始在市场上公开出售科隆—明登铁路股份。可是市场状况在战争的阴影笼罩下走向低迷，大规模出售将导致资产严重损失。4月8日，普鲁士宣布与意大利结为军事同盟，股市大跌。罗斯柴尔德给布雷施劳德的指示是，一旦战争即将开始，立刻抛出罗家在柏林的所有债券。而此时，布雷施劳德已经大举抛售罗家债券，结果罗家大怒，因为按照他们的想法在俾斯麦得到实质性的资金之前，决不会贸然发动战争，所以与意大利结盟并不意味着战争即将开始。 布雷施劳德明显犯了沉不住气的错误。 罗斯柴尔德在信中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你是在保护我们家族的利益，我们希望听到你抛售我们的债券的解释。我们早上发给你的电报中指出，我们不接受你最近的出售（债券）的行为。”4月18日，布雷施劳德赶紧回电说明，最近与奥地利的关系出现缓和，所以出售债券已全面停止。 1866年5月，普鲁士开始军事总动员，全部9个军团进入战备状态的费用为2400万泰勒，并且以每月600万泰勒的数字递增。\[18\]5月18日，在资金严重不足的窘境中，普鲁士政府被迫宣布成立公共信用机构并提供无抵押的2500万泰勒的信用，同时废除所有限制高利息的法令，力图吸引民间资本进行信贷。即便如此，信用紧张的局面并未缓解，财政部长哀叹他已经没有足够的资金发动战争，甚至连两个月后的开支都没有着落。\[19\] 到了战争爆发前的最后关头，布雷施劳德的科隆—明登铁路方案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所有募集资金的尝试都归于失败后，普鲁士财政部痛下决心委托布雷施劳德和汉斯曼组成购买铁路股份的银团。股权收购定价为110泰勒，市场交易价格为117泰勒，除了他们两位之外的其他银行家试图利用政府的财政窘境把价格压低到105泰勒。政府无法接受如此之低的报价，决定分批出售。如果战事顺利，股票价格将一路攀高。这也是一招险棋，万一战争打得不顺，政府将面临经费枯竭和股价暴跌两重压力。但俾斯麦决心冒险！ 由于政府放弃了国有化并解除了贷款利息担保，立刻拿到了1400万泰勒被锁定的担保金，除了科隆—明登铁路股份销售所得资金用于军事总动员之外，正是这笔钱支撑了未来7周的战争。等到俾斯麦兵临维也纳城下之际，这笔钱已不足300万泰勒，而奥地利尚有18万大军驻守维也纳，如果两个星期之内无法迫使奥地利投降，俾斯麦将成为历史上最冤的政治家。 俾斯麦戛然而止的战争，使其在这场事关德意志命运和他个人命运的重大赌博中大获全胜！ 普法之战：大炮一响，黄金万两 普奥战争的输家当中最窝囊者，非法国的拿破仑三世莫属，他眼睁睁地看着普鲁士在自己眼皮底下迅速崛起。法国在俾斯麦的战略性欺骗之下，非但没有获得任何实质上的“中立补偿”，反而在卢森堡的问题上被俾斯麦奚落嘲弄。拿破仑三世在疏远奥地利的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与楚怀王被张仪用“献商於之地六百里”诱骗楚国与齐国断交如出一辙，楚怀王与拿破仑三世同属那种爱贪便宜、志大才疏之辈。 一向玩大国均势游戏炉火纯青的英国，此时对普鲁士即将统一德国而崛起成为英国最大的挑战者这一危险前景并没有应有的敏锐。英国仍然被爱虚张声势的拿破仑三世忽悠住了，过高估计着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实力。法国于1859年动工开凿的苏伊士运河，已在1869年竣工通航。英国认为这是对它统治下的中东地区和印度的一种直接威胁：如果断了英国本土与印度殖民地的交通线就等于斩断了英帝国的脊梁，这是英帝国主义者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于是战略短视的英国政府把普鲁士作为抗衡法国的力量，对普鲁士统一德国的行为大开绿灯。英国对法国的顾虑压倒了对德国统一的担忧。 沙皇俄国自克里米亚战争惨败后，同英、法关系冷淡。它表面上保持中立态度，实际上支持普鲁士对法国作战以便坐收渔人之利，以报当年的一箭之仇。迟钝而封闭的沙皇正专注于在巴尔干煽风点火捞取些蝇头小利，对普鲁士这一昔日的反法盟友和几十个松散的德意志邦联小国并未完全放在眼里，从而埋下了未来败亡的伏笔。 奥地利新败，财政濒于破产，虽想支持法国对普鲁士进行报复，但已力不从心。 俾斯麦与其说是个伟大的战略家，不如说是个幸运的冒险者，他的幸运在于他的对手们在战略上的疏忽和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的闪电般的崛起。普奥战争结束后，只有俾斯麦心中清楚，要想完成德国的统一大业，不打败强大的法国是不可能实现的。普法战争将不可避免。 普法战争的导火线是所谓“埃姆斯电报”。1870年7月初，普鲁士霍亨索伦家族的一位亲王被选为西班牙王位继承人。拿破仑三世以法国不能容忍东西两翼均受到威胁为借口，命令法国驻普鲁士大使提出抗议。当时，威廉一世在埃姆斯温泉疗养院休养，他向法国大使表示，霍亨索伦家族可以考虑放弃西班牙王位继承权。但拿破仑三世仍不罢休，又命令法国大使找威廉一世作出书面保证。威廉一世答应回柏林再谈判此事，同时给俾斯麦发了一份电报。俾斯麦接到电报后，删改了电报的一些内容，使之成为威廉一世拒绝同法国大使谈判的通电，并在报纸上公开发表。1870年7月19日，拿破仑三世以受到侮辱为借口对普鲁士宣战。 而此时的法国连一个盟国都没有。 作为普奥战争的主要功臣，布雷施劳德的地位今非昔比，他已经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小兄弟变成了平起平坐的伙伴。俾斯麦对他的倚重已超越了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敬畏，在普奥战争结束不久，俾斯麦毅然将自己全部私人账户中的财产从法兰克福罗斯柴尔德银行转到了布雷施劳德银行。 就在战争爆发前的10天，布雷施劳德在给俾斯麦的密信中询问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并狡猾地提到俾斯麦私人账户上的投资情况。在信中他问道： “在我这方面看来，我并不认为极端严重的政治情况已经出现，所以我并没有将阁下账户里的资产出售。如果我的判断有误，您认为许多不愉快的事件即将发生，我请求您及时给我示警。” 果然，事关俾斯麦个人财富的损益，俾斯麦不敢怠慢，第二天回信就到了，不过是以俾斯麦夫人的名义回复的： “他并不认为其他人会突然对我们发动进攻，因为西班牙的投票并未符合任何人的意愿。不过他觉得也许到了某个时刻，对战争的预期会比现在更强烈，所以卖掉铁路股份也许是个好主意，反正他这里也需要钱。” 布雷施劳德收到回信后，立刻明白了战争即将开始。第二天，他即刻将这一价值连城的情报发给巴黎的罗斯柴尔德：“所有的报价都会快速下跌。”同时，他指令在欧洲各个市场的交易员全部抛出他的各类资产，有些甚至是在亏损中售出的。布雷施劳德此时已顾不了那么多了。 普奥战争的一个结果就是普鲁士的宪法危机结束了，俾斯麦的政府获得了相当程度的财政自由。1870年7月21日，普鲁士主导下的北德意志邦联议会批准了12亿泰勒的战争信用。 在战争爆发初期，柏林股市情况近乎恐慌，连科隆—明登铁路这样的优质股票都下跌了30％。普鲁士政府紧急出售1亿泰勒的第一期战争债券，试图摆脱由银行家垄断的承销渠道，直接向市场发售，条件是5％的利息和打88折，而银行家们的建议是打85折，被政府拒绝了。奥本海默在写给布雷施劳德的信中强调，“这是一个当前市场情况下的可笑的条件”。结果销售遭遇了巨大的失败，债券只卖出了6000万泰勒。其实，问题的根源是，如果政府直接销售，银行家们无法赚取承销费，因而采取了集体抵制的行为。这一点再次表明，金融市场上“渠道为王”的威力。\[20\] 1870年9月1日，普法双方在色当进行大会战，法国军队再次惨败。次日，拿破仑三世率领10万法军投降。9月4日，巴黎工人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拿破仑三世的统治。 色当战役后，多达30万的法军俘虏被普鲁士关押。布雷施劳德敏锐地发现这是一个赚钱的大好机遇，他主动承担起每月为战俘向普军支付生活费的“责任”。对于他而言，这是一笔稳赚不赔的放贷生意，未来无论谁代表法国政府，他们都必须支付这笔巨额贷款的本金和利息，这将是战争赔款的一部分。布雷施劳德并不惧怕法国人赖账，因为普鲁士的大军一日不收到战争赔偿，就一日不会离开法国的国土。而法国军队已经完全土崩瓦解了，短期内绝无东山再起的可能。 随着战争的临近和爆发，布雷施劳德与巴黎罗斯柴尔德的每日商业信件往来越来越困难，后来柏林与巴黎的直接联系被迫改为经由布鲁塞尔与阿姆斯特丹转送。布雷施劳德照例汇报柏林市场的行情。色当战役之前，布雷施劳德紧急通知罗斯柴尔德尽快卖掉他们持有的科隆—明登铁路股票，随即布雷施劳德替罗氏在128泰勒的价位卖出1250股铁路股票，7月时，该价格为9572泰勒。9月15日之后，双方联系中断了，巴黎在9月20日被合围，罗斯柴尔德被困在巴黎。直到1871年2月，才重新联系上。这期间，巴黎的罗氏只能借助气球偶尔传递信息。10月5日，普鲁士军队征用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费里埃庄园，成为威廉一世、俾斯麦和普鲁士元帅毛奇的指挥部。著名的“费里埃会晤”就在这里进行，法国外交部长试图说服俾斯麦签署和约未果。 1870年10月底，普鲁士政府汲取了上次的教训，任命汉斯曼组建承销团在伦敦和柏林出售2000万泰勒第二期贷款。随着普鲁士军队的捷报，这些贷款合同价格水涨船高，政府很快就能够取消部分被抵押的信用额度，最后战争国债的利率被敲定为5％，期限为5年。庞大的战争经费源源不断地流向法国前线的普鲁士大军。11月30日，银行家们再接再厉，又一次在英国成功发行了3400万泰勒的92折贷款，并可选择进一步发行1700万泰勒的权力。而同时尽管英国人开始同情倒霉的法国，但法国的债券在英国几乎卖不动，在金融这一看不见的战线上，法国再次失败。 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加冕为皇帝,德意志帝国宣告成立。28日,交战双方签订停战协定，2月26日签订预备和约。 至此，普法战争结束，整个战争普鲁士的战争耗费总额为2200万泰勒。 50亿法郎战争赔款：银行家的“大馅饼” 俾斯麦的大军开始休整了，但是国际银行家们更加忙碌了。高达5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业务是一个令所有人都垂涎三尺的巨额生意，如果收取1％的管理费用，仅此一项就是一个5000万法郎的天大馅饼！ 战争进行到1870年11月时，奥地利的罗斯柴尔德就主动向俾斯麦提出希望能为普鲁士提供服务，代收法国未来的战争赔款。当然，奥本海默和其他国际银行家族们也都竞相要求提供服务。俾斯麦征求布雷施劳德的意见，这样一个肥缺当然大家都想自己揽着，布雷施劳德自告奋勇迫不及待地于1871年2月7日来到凡尔赛。他拿到了他最想要的两个大单，为巴黎筹集2亿法郎的战争赔款和安排协调整个法国的战争赔款。 在战争赔款数额上，法国梯也尔政府设想的是50亿法郎，但俾斯麦拿过一张纸片，飞快地写下60亿法郎！梯也尔像被狗咬了一口，一下子跳了起来。两人开始激烈争吵。俾斯麦对法国的反对怒不可遏，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英国方面突然介入，要求俾斯麦适可而止。梯也尔认为，过多的战争赔款既不公平也不现实，法国拿不出这么多钱。俾斯麦暴跳如雷，不依不饶。最后，梯也尔建议请出罗斯柴尔德出面转圜。当罗斯柴尔德出现时，俾斯麦将全部的怒火发向罗斯柴尔德，在场的人全部惊呆了。罗斯柴尔德无动于衷，仍然坚持50亿法郎是个“可持续”的赔偿数额。后来布雷施劳德在给德皇威廉二世的信中提及此事，威廉二世也十分不满俾斯麦故意的粗鲁行为。 发火归发火，罗斯柴尔德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不接受他的条件，就休想在欧洲市场上募集足够的战争赔款，普鲁士大军就得无限期地呆在充满敌意的法国境内，每日大军的一切供应开销都在迅速增加，而普鲁士国内和欧洲各国对俾斯麦的不满也在快速积累。权衡利弊之后，俾斯麦只得接受罗斯柴尔德的50亿法郎报价。法国梯也尔政府搞不定的事，罗家一出面立刻摆平。 1871年5月10日，德法正式签订《法兰克福和约》。条约规定：法国赔款50亿法郎，割让阿尔萨斯全部和洛林大部地区。 随即法国方面开始筹备第一笔2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债券，利率设定为5％，以布雷施劳德为首的德国承销财团建立起来了，奥本海默、沃伯格等家族参与发行。结果债券发行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超额认购高达14倍。赔款总额提前完成，并由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直接汇到布雷施劳德银行和汉斯曼银行。1872年，第二笔30亿法郎的战争赔偿债券超额认购达13倍，奥本海默家族单独承销了49亿泰勒，其中他们自己持有7400万。赔款工作进行得出奇顺利。1873年夏，惊人的5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全部完成。德军开始撤出法国领土。现代金融市场强大的资金筹集能力是过去完全无法想像的。清朝的战争赔款往往是以税赋形式直接压在贫困的老百姓头上，而西方则是通过债券投资的方式，向富人提供一种投资机会。不同的理念造成了完全不同的效果。 在这一进程中，国际银行家起到了双重作用。他们一方面扮演了问题的解决者，另一方面却又是问题的制造者。他们为战争双方提供从军火公司上市、发行军火债券、运转融资，到国家战争债券发行、战后的赔款债券承销、赔款资金划转、国家重建融资等业务的一揽子战争综合解决方案。在战争中，政府是不计代价的，正是银行家们廉价收购国有资产的良机。中国有一句俗话说得明白：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无论战争结果如何，两边的国际银行家们同样赚钱。 还是拿破仑看得透：金钱没有祖国，银行家们的眼中只有获利！ 第二章 英国:金权的制高点 弗朗西斯：巴林王朝的奠基人 巴林家族的资历要比罗斯柴尔德家族更为悠久，当巴林银行在伦敦为欧洲大国融资的时候，罗家还在法兰克福玩金币的小生意。作为基督徒银行家的巴林家族是国际银行家中的少数，但却是起家最早、影响最为深远的家族，他们首创的近代跨国银行网络模式后来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模仿的对象。 巴林家族发源于北德意志，其有案可查的最早祖先是住在格罗宁根，深受基督教路德宗的影响，其后人多为基督教路德宗的牧师，也有做政府公务员的，到约翰·巴林这一代开始经商。约翰于1717年移居英国埃克塞特，并于1723年娶当地富商之女为妻，开始了巴林家族的传奇历程。 真正将巴林家族发扬光大的是弗朗西斯·巴林（francisbaring）。整个18世纪，由于欧洲加大了对印度次大陆、东南亚和远东的渗透力度，再加上北美新大陆市场蓬勃发展，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贸易盛极一时。一方面是嗷嗷待哺的庞大需求，另一方面是蓬勃发展的商品制造能力，同时海上运输行业也已准备就绪，但是服务于整个国际贸易流程的金融业却发展滞后，于是弗朗西斯果断地将家族业务由传统的制造业和贸易领域向金融领域发展。他在大本营埃克塞特和伦敦两地分设经营机构，互相扶持，生意范围遍及贸易、实业和票据业务，开创了新的经营模式。这一模式在25年之后，才被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欧洲范围内复制。 但是弗朗西斯向金融业挺进的大胆转型并非一帆风顺，他的决策遭到了家族内部埃克塞特一支的强烈反对。由于经营理念的分歧和利益纷争，巴林家族的几个兄弟只好于1777年签署了分家协议，弗朗西斯掌握了家族业务伦敦分支的所有权。伦敦当时正在快速取代阿姆斯特丹而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弗朗西斯领导巴林家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分家之后的弗朗西斯正欲甩开臂膀，在金融领域大干一番。然而国际形势的变化，对于雄心万丈的弗朗西斯似乎并不有利。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不但贬损了英帝国的强大军威，而且几乎毁了英国经济，帝国贸易一度锐减，巴林家的埃克塞特分支遭遇重创，到1790年几乎已经销声匿迹。弗朗西斯的伦敦支脉也几难幸免，幸亏其妻为前坎特伯雷大主教的继承人且颇有经营才能，一番整治居然助其渡过了难关。巴林夫人持家有方，将家务运营费用控制在一年800英镑，由此弗朗西斯在其妻去世之后感叹道：“如果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没有我妻的持家有方，这个运营费肯定会达到每年1200英镑，那我就万劫不复了。” 危机过后家族业务步入正轨，利润从1777年的3400英镑上升到1781年的10300英镑，到1788年达到创纪录的12000英镑。公司的资本金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初的1776年仅有19452英镑，到战争结束的1783年已经增长到43951英镑。至1780年，家族的重要分支机构遍及英伦三岛和欧洲大陆，除了在当时的世界金融中心阿姆斯特丹设有两家分支机构外，在大本营埃克塞特、伦敦、圣彼得堡、西班牙的卡塔赫纳、意大利的莱戈恩各有一家，一个联接全欧的资金流、物流、信息流的金融网络已见雏形，未来巴林金融王朝的阴云此时已遍布欧洲上空。 荷兰：商业资本主义的顶峰 在伦敦崛起之前，阿姆斯特丹曾经是欧洲金融的中心。荷兰以东方贸易起家，凭借强大的造船业实力，与葡萄牙争夺东方贸易的主导权。从1605年到1665年，荷兰的造船厂已充分使用机械，造船速度相当快，几乎一天可以造一艘船。当时的荷兰总共拥有上万艘船，按吨位计算占当时欧洲海运总量的3/4。世界各地的贸易货运大多由荷兰商船承担，此时的荷兰被人们称为“海上马车夫”。荷兰的海员总数达到了25万之众。相比之下，葡萄牙只有大约300艘的航运船队，海员总数仅4000人。经过60年的商业竞争和武装冲突，荷兰终于在17世纪后半叶打败了葡萄牙，控制了好望角，使其成为东西方贸易的枢纽。在其巅峰时代，荷兰东印度公司拥有15000个分支机构，贸易额占到全世界总贸易额的一半。悬挂着荷兰三色旗的10000多艘商船游弋在世界的四大洋之上，荷兰成为商业资本主义世界的核心。 荷兰贸易的爆炸性增长，对金融服务产生了极大需求，1609年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国家银行——阿姆斯特丹银行。 阿姆斯特丹银行成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规范当时十分混乱的金融行业。当时阿姆斯特丹的金融行业存在着两大圈子，一个是从安特卫普迁移来的犹太银行家群体，另一个是基督徒为核心的本土银行家集团。犹太银行家从事的主要是其传统的看家本领：货币兑换、票据贴现、吸纳存款和发放贷款，这些业务中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各种利率差异极大，管理混乱。 “建立（阿姆斯特丹银行）这个机构的主要原因不是提供信用，而是防止肆无忌惮和四处蔓延的货币兑换以及票据贴现过程中存在的过度投机，从而（为贸易）提供高效率和稳定的兑换贴现服务。她（阿姆斯特丹银行）的关键点是其公有性质而非私人拥有或管理的机构。” 阿姆斯特丹银行在其成立后的一百多年中，大大促进了荷兰贸易的发展，巩固了荷兰作为世界贸易中心的地位，创造了荷兰空前的繁荣和富裕。一些巨富家族随之而兴起，霍普家族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 亨利·霍普 霍普家族祖上是苏格兰的贸易商人，后来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经营航运、仓储、保险和信贷业务，主要是在鹿特丹有偿组织教友派信徒移民新大陆和经营阿姆斯特丹的奴隶贸易。前者每移出一名教友派信徒，教会需向其支付60盾费用，后者海上奴隶运输过程中待遇极糟，造成平均16％的死亡率。在整个七年战争期间（1756~1763年），霍普家就是靠这种投机生意发了大财。 七年战争之后，霍普家族进入国际金融领域，为瑞典、俄国、葡萄牙和巴伐利亚安排政府贷款，牵头组织英荷银团承销这些国债，霍普自己从中抽取5％~9％的佣金。家族同时专注于贷款给西印度的种植园主，获得蔗糖、咖啡和烟草作为回报，然后在阿姆斯特丹市场上出售。因霍普家给予葡萄牙王室大量贷款，葡萄牙特许霍普经营巴西的钻石贸易，从而使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钻石贸易的中心。 霍普家最重要的客户就是俄国女皇凯瑟琳大帝，同样因为霍普给予沙皇政府大量融资贷款，凯瑟琳大帝授予其俄国进口蔗糖的独家代理权，同时代理俄国粮食和木材的欧洲贸易。通过经营商业和金融业务，霍普家当时几乎成为全欧首富，其势力所及，不仅控制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还与其英国主要同盟者组成英荷银团，以金融力量影响欧美各国的政治与外交事务。 从1779年开始，亨利·霍普出任霍普公司（hope&co）的掌门。1786年，亚当·斯密将其传世巨著《国富论》的第4版专门题献给亨利·霍普： “在这第4版我原本没做任何形式的改动。然而现在我发现我有义务向阿姆斯特丹的亨利·霍普先生致谢。关于阿姆斯特丹银行这样一个十分有趣而重要的主题，我能获得一些独到而广博的信息全要归功于这位先生。在他帮助我之前，阿姆斯特丹银行的账户资料信息不能让我满意，甚至令人难以理解。这位先生的尊姓大名在欧洲如此显赫，不论是谁从他那里得到这样的信息都会感到无上的荣幸。我的虚荣使我非常想对亨利·霍普先生致谢，这样我就可以荣幸地把它附在拙作的最新修订版之前，作为对拙作最好的广告。” 能够与霍普家族建立商业合作关系，在当时的欧洲银行家圈子中，就意味着拿到了通向财富和权力的通行证。弗朗西斯·巴林就是其中的幸运者之一。 结盟霍普家族：巴林傍上了欧洲第一富豪 弗朗西斯外表冷漠，性情沉静，遵守诚信，逐渐在金融业界赢得了极大的信誉，他的生意也在拿破仑战争中长足进步。到1771年，弗朗西斯已经被任命为皇家汇兑保险协会（theroyalexchangeassurance）的董事，皇家汇兑保险协会又与霍普家族关系密切，正是这个职位给弗朗西斯打开了与霍普家族的合作之门，成为发展壮大自己的重要契机。 霍普家族此时正试图在英国发行一笔债券以开拓英国市场，而弗朗西斯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迅速行动，将霍普家族价值15000英镑的债券发行事宜处理妥当，自此两家惺惺相惜，结为同盟。法国银行家约翰·马利特（johnmallet）就此事评论道：“霍普家族所深为震动的，不仅在于巴林展现出的热忱和执行力，更在于巴林卓越的信誉和充沛的资源。从那一刻起，巴林家就成了霍普家重要的朋友之一。”到1790年时，威廉·霍普对由于工作繁忙而迟迟未能向弗朗西斯写信表示歉意：“亲爱的先生，我们之间的通信就像家庭通信一样亲密，事实上这种亲密关系是建立在您也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们的基础上的。” 此后每当霍普家族有人造访伦敦时，总是住在巴林家。到1796年，霍普家族的合伙人与弗朗西斯·巴林的女儿结婚，两个家族的联姻标志着霍普—巴林同盟最终形成。 1794年1月，亨利·霍普写信给弗朗西斯：“我觉得英国与荷兰素来交好，同气连枝，我在英国（巴林家）逗留时，如同在家中一样。”不过一年之后，时局的发展就验证了亨利·霍普这番说辞。1795年法国革命军开进荷兰，霍普家族仓皇出逃，避难伦敦。在巴林家族的运作之下，英国皇家海军派出炮舰为其护航。弗朗西斯之子亚历山大·巴林奉命一直留守在霍普银行的办公室直到法军军靴响彻阿姆斯特丹之际，方才撤离返回伦敦。 到1802年亚眠和约签订，欧洲战事暂时告一段落，霍普家族准备返回阿姆斯特丹重操旧业。1802年家族银行终于重新开张，而大部分资本仍然掌握在巴林家族手中。此时亚历山大已到美国发展，他违逆其父老巴林的意志，恋栈美国不愿再回荷兰与霍普合作。后来时局发展证明了亚历山大确有先见之明。不久欧洲战事重开，法军再次开进荷兰，霍普家族在荷兰的财富受到重大损失。到1813年，霍普家族已经徒有其表，巴林家族新掌门亚历山大仅以25万英镑就盘下了霍普家族的生意，只是考虑到两家的紧密关系才没有彻底吞并霍普家族的产业。霍普家族在巴林的羽翼下，作为巴林的主要贸易伙伴继续存在。至此霍普家不再成为一支独立的金融力量，两家实质上合二为一。 “红顶商人”：金权入股政权 巴林在与霍普结盟之后，生意一日千里，实力壮大之余，已经开始将目光转向政界。在1786年，弗朗西斯给兰斯道恩侯爵nsdowne，前谢尔本伯爵）写信：“我主要关注三件事情：一为本家族产业，二为公共事务，三为东印度公司……”此时他的目光已投向东方的英帝国的殖民事业，他已敏锐地发现了其中蕴含的无限商机。 1787年弗朗西斯在给皮特首相的海军秘书亨利·邓达斯（henrydundas）的信中，力陈与荷兰订立商业条约的好处：“荷兰以贸易立国，可帮助我们的产品扩大在印度市场的销路，这对我国是非常有利的。除此之外，还可以在政治上给予我国有力支持，因为我们两国根本理念同出一脉，利益互补。就我国而言，首要利益就是帝国本身的长治久安，其次为贸易利益；而荷兰的重要利益同样有两点，其一为东印度群岛之垄断权，其二为贸易利益。两者的根本利益不相冲突且经济互补性强，应维持战略合作关系。”这封信表面上是为国家利益考虑，而其背后隐含的霍普—巴林同盟的特殊利益已经昭然若揭。 而真正将弗朗西斯引入政坛的是约翰·邓宁（johndunning）。邓宁时任兰开斯特公爵领地的首席大律师，他与伊萨卡·巴雷（issacbarre）上校是密友，这个巴雷在1782年曾任皮特首相的主计大臣，此三人“桃源三结义”，以皮特首相的财政大臣兰斯道恩侯爵为靠山，组成令旁人望而生畏的三巨头同盟。 邓宁帮助弗朗西斯进入政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已身陷债务陷阱无力偿还，从1783年开始，弗朗西斯每年为他偿还5000英镑的巨额债务，时间长达6年之久。 在三巨头的运作下，英国首相皮特把弗朗西斯奉为上宾，在塞内加尔奴隶贸易、土耳其外交、直布罗陀驻军、海关改革等问题上全面听取弗朗西斯的看法，而弗朗西斯将自己家族的商业利益与英国的国家利益“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在符合政治正确的同时，不断将自己做大做强。 巴林家族在政坛上的耕耘终于获得回报。他们与政府部长们的紧密关系和相互信任，使得政府合同的大蛋糕经常光顾巴林家族。其时正值美国独立战争，北美战事吃紧之际，前方将士补给严重不足，巴林受托承担为前线提供后勤支持的重任，兰斯道恩侯爵更为其争取到军粮供应的美差。巴林以其卓越表现为英国纳税人节省了7万英镑，而自己获得一厘的佣金收入，共获利11万英镑。1780年，英国政府试图寻找某一银行家族为其北美战事融资，且这一银行家族最好以自身财力，或者其客户和外部投资者的财力承购战争公债。这是一笔高风险高回报的生意，弗朗西斯瞅准机会果断出手揽下了这笔承销业务，在1780~1784年之间共在北美战争债券上赚取了19万英镑。数目似乎不多，但也足以满足政府的胃口并在英国政府面前树立了良好形象。政府了解并且信任巴林，他们喜欢弗朗西斯而且尊重他的能力，总觉得好像欠他某种东西。这种感觉会帮助巴林获得更多的政府合同。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英国频繁发动战争，军费开支巨大，国债发行量急剧攀升。这使巴林等银行家族在承销战争债券的过程中大发横财。1799~1815年，巴林家族在16年中有12年担任英国国债的主承销商，狂赚了19万英镑。巴林家族的声誉在伦敦金融城达到了巅峰，各国发行公债纷纷找上门来。 1797年3月，正值欧洲反法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葡萄牙的巴西亲王来到伦敦，寻求筹集资金120万英镑。他打算以巴西的钻石和鼻烟生意的利润做抵押进行贷款，如果这些抵押还不够的话，就再加上“富庶的岛国莫桑比克”。弗朗西斯对此很感兴趣，但还是先征求了皮特首相的意见。皮特答复道“在葡萄牙国运多难之际”，他对这笔贷款不抱热情；不过如果巴林以私人公司的身份给予融资的话他也不反对，但是官方不会支持。考虑到皮特的意见，巴林只好放弃了这个机会。 转眼到了1801年，葡萄牙人急需大笔融资以支付巨额战争开销，贷款问题再次浮出水面。这次皮特首相暂时去职，弗朗西斯决定甩开政府单干。弗朗西斯告诉其婿、霍普家族合伙人皮埃里·雷波切尔（pierrbouchere）：“在这个多事之秋，我们不应该再跟部长们商榷葡萄牙贷款的事，你也知道，那些大臣们对国际融资的事多半也是一知半解。” 在弗朗西斯的指示下，皮埃里·雷波切尔和乔治·巴林被派往里斯本商谈贷款合作细节。这两位仁兄坐着驴车一路颠簸好不容易赶到里斯本，然后发现谈判过程本身和他们糟糕的旅途一样难熬。皮埃里·雷波切尔抱怨说这些葡萄牙人“不停地变换谈判文本，而且都是些我根本不懂的文字，简直把我搞得晕头转向”。到1802年又有几位犹太银行家也赶到了里斯本加入争夺合同的战团，不过乔治·巴林报告说“这些犹太人虽然堪称劲敌，但也不必过虑，他们财力不济，出不起我们能出的价钱”，最终这笔大单还是落到了巴林—霍普财团手中，其中巴林负责承销500万荷兰盾。 赚了钱之后，老巴林开始认真考虑成为“红顶商人”的必要性。银行家的声誉不佳，给社会公众的感觉始终是刻薄商人的形象，只有成为政治家才能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并可将家族事业的基础建筑在牢固荣誉的基础上。下定决心之后，弗朗西斯通过运作花了3000英镑，不出意料地当选下院议员，并且，在随后的150多年里其家族一直保有议会议员的席位。 跨越大西洋的人脉网络 弗朗西斯很早就洞察到美国市场未来的重要性，早在1774年他就与美国费城的托马斯·维灵（thomaswilling）和罗伯特·莫里斯（robertmorris）建立起商业伙伴关系。托马斯·维灵后来成为美国第一个私有中央银行——美国第一银行（bankofunitedstates）的董事长，罗伯特·莫里斯更是美国最著名的银行大家族之一，美国立国的主要设计者之一。这些重量级的人脉关系对于巴林家族后来在美国的业务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使得巴林家暂时将业务重心转向北美。1795年，美国驻里斯本公使戴维·哈弗雷斯（davidhumphreys）与北非柏柏尔人政权（北非海盗）谈判美国商船在地中海的自由航行问题，急需用钱。美国政府要巴林家族代为发行价值80万美元的6厘国债，而在一个月后巴林家就为美国筹得20万美元，解了里斯本公使的燃眉之急。时任美国驻英公使的鲁弗斯·金（rufusking）为此专门写信给巴林，祝贺其“以慷慨的性情和熟练的手法帮助哈弗雷斯在如此重要的行动中取得成功”。并说道：“我已经写信给我国财政部长告知您的事迹，并将要求他与我一样保证合众国政府将对您在这件事情上起到的重要作用保持良好印象。” 当时，美国与法国之间的冲突一触即发，巴林家族出资45万美元为美国购得1万条滑膛枪和330门加农炮，这在当时足以装备一支大军。到18世纪结束的时候，巴林家族虽然还不是美国政府指定的欧洲代理人，但是一旦美国人需要从欧洲筹钱，总是会去找巴林。 巴林认为在法国大革命造成欧洲形势不稳的情况下，美国股市将成为欧洲投资者的一个安全的避风港，于是组织英国投资者大举进军美国股市。到1803年，外国投资人持有的股票占美国股市总市值（大约3200万美元）的一半。英国投资人投资美股，而美国又要将分红汇去英国，这就造成了一张紧密的跨大西洋的金融网络，居于这个网络中央枢纽的正是巴林家族。 托马斯·维灵从1790年起就成为巴林家族的忠实盟友，成为巴林家族在美国的金融代理人。至此巴林成为美国政府的正式代理人已经水到渠成。美国驻英大使鲁弗斯·金告诉巴林，美国政府决定委任“具有头等荣誉和稳定性的英国银行家族”为代理人，定期“给予大陆会议巨额融资”，并且资助美国派驻各国的外交使团。这类工作通常都很麻烦，并且佣金收入也微不足道，但是由此获得的声誉却是无价之宝。1803年巴林家族正式被任命为美国政府在英国的金融代理人。 路易斯安那融资：史上最惊人的金融案例 巴林家族在世界金融史上堪称登峰造极之举莫过于资助美国购买路易斯安那这一惊人的交易。 路易斯安那地区在密西西比河和落基山脉之间，北起加拿大，南到墨西哥湾， 面积相当于现在美国中西部的13个州的总和。历史上路易斯安那一直是法国殖民地， 巴林银行标志 七年战争失利之后被割让给西班牙。1800年，拿破仑帝国气焰正盛，西班牙不得已将这块殖民地归还给了法国。美国政府一想到在自己的家门口即将出现强大的法军就坐立不安。英国向美国建议先由英国征服这块殖民地，待欧洲战事平息后再将这块土地交给美国。这个建议简直比就要出现的法国陆军更让美国人惶恐。于是杰斐逊总统派出特使出访巴黎，试探拿破仑皇帝的口风，看能不能将路易斯安那的一部分卖给美国。令美国使团大喜过望的是，皇帝陛下打算将整个路易斯安那殖民地卖给美国。大方向既已确定，剩下的就是讨价还价，法国起初坚持1500万美元，最后以1125万美元成交。 其实，拿破仑有难言的苦衷。当时，拿破仑派2万人入侵海地全军覆没，急需资金来重整旗鼓。另外，拿破仑盘算过，如果美国和英国结盟，与法国开战，英国必将进攻路易斯安那地区，与其让它落入宿敌英国之手，还不如卖给美国；而且卖了这个地区，法国可解除后顾之忧，全力以赴控制欧洲。1803年4月，美法签订和约，美国轻而易举地获得了约2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于385个法国），每平方公里不到5美元。 现在的问题是，从哪里找这笔钱？答案是现成的。早在法美两国在巴黎谈判交易金额的时候，亚历山大·巴林就作为巴林家族的代表居中协调，就是在亚历山大的努力下法国才同意将交易价格降至1125万美元的。交易最终达成后，巴林—霍普顺理成章地承担起了为美国政府发行国债筹集资金的任务，在欧洲金融市场为美国政府发行5％利息的国债，其中霍普家承担40％，巴林家承担60％。这相当于实际上是巴林—霍普财团先行从法国购得路易斯安那，再将这块土地转卖给美国政府。 1803年6月英国对法战争重启，英法两国正处在军事对峙状态。阿丁顿首相难以容忍一家英国银行每月向其敌国支付百万法郎，间接帮助拿破仑准备战争，于是强令巴林家族暂停支付法国款项。而巴林家只是轻松地将支付责任交给其盟友阿姆斯特丹的霍普家族代为执行，就轻易规避了政治风险。这时巴林与霍普家族的通信已被监控，霍普在给巴林要求代其向法国政府支付款项的信件回复时表示“我们不反对停止继续支付给法国的款项，而且也不能遵从你们的要求（代为支付）”。两家意见看似分歧，但是实际上，巴林知道霍普必定会给法国支付款项，霍普也知道巴林只是表面上口头抗议一番，这一切只是做戏给英国政府看。最后霍普和巴林从路易斯安那购买案这宗生意中总共爆赚了300多万美元。 1812年英美战争：巴林家族里外通吃 1806年，美国前副总统艾朗·布尔（aaronburr）被指控阴谋肢解美国，大家都相信他想把美国重新置于英国统治之下。一时之间两国民众敌意急剧上升，战争的阴云密布大西洋两岸上空。除此之外，英法之间的战争使英国施行封锁欧洲大陆的禁海政策，美国与法国的贸易因而大受影响。英国海军还经常在距离美国海岸不到3英里的区域执法，明显侵犯了美国领海，美国方面百般交涉，英国照样我行我素。双方冲突的可能性进一步升高。 另一个战争的主要原因是美国第一银行问题。第一银行是1791年建立的美国第一家私有中央银行，巴林家族乃是美国第一银行的大股东之一。托马斯·维灵正是美国第一银行的董事长，他和巴林是近30年的商业老伙伴。 1791年美国政府授权美国第一银行成立时，只给了20年的有效期，第一银行的运作将在1811年届满。美国内部对第一银行的成立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激烈的争论，最终反对派意见占了上风，美国政府在1811年3月3日停止给美国第一银行新的延期，第一银行关门大吉。此事对拥有美国第一银行70％控股权的英国银行家来说，是个极大的刺激。巴林、罗斯柴尔德等人的核心利益受到严重挑战。 对于巴林家族而言，这同时也是一次难得的好机遇。哪里有战争，哪里就有机会。特别是对于巴林家族这样在英美两边都能通吃的人物更是如此。战争爆发，英美两边的国债发行势必扶摇直上。此时巴林在大西洋两岸都主导着债券承销业务，这一把赚下来，顷刻就能达到富可敌国的高度。同时，战争势必迫使经济弱小的美国深度负债，从而在金融上加大对巴林的依赖，没有钱如何进行战争？美国政府最终必然在政治上屈服，同意私有中央银行在英国银行家的控制之下运作。这时候，巴林再出面做好人，两边劝架，在英美双方都赚个好人缘。 1812年，英美战争终于爆发。情况发展不出所料。战争打到1814年，美国就已债台高筑，7月出售的600万美元的战争债券，在市场上以惨不忍睹的2折出售。不仅当年的政府财政出现严重入不敷出的局面，而且1815年的战争经费也毫无下落。美国海军部长威廉·琼斯惊呼：“必须紧急行动起来，而且要快！不然我们将会出现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局面，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维持我们的陆军和海军，而且还要进行一场艰苦卓绝的战争。”这位可怜的海军部长就像乞丐一样翻遍了国库的每一个角落，试图找到起码的资金来维持一些最紧迫的军事防御行动。海军水手的招募完全陷入了停顿，因为“水手们没有现金是决不上船的”。 战争部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军工厂由于缺乏资金已经完全停工了。弗吉尼亚这个美国“最民主”的州，因为缺乏粮饷发生了士兵哗变。新罕布什内尔州由于没有现金改发国债给退役军人，“激起了他们痛恨政府”。其他地区的军队宣称如果不能及时领到薪水，他们将占据军营，并贱价出售政府财产。士兵被拖欠军饷的时间已长达6~12个月，个别地区甚至更长，士兵们甚至一年连可怜的30美元薪水都拿不到。许多地区的军队出现大量逃兵，军官们非但没钱去抓捕逃兵，甚至连在当地发广告要求举报逃兵的费用都出不起。新英格兰地区的军事监狱因没钱运转而解散，纽约的战地医院药品和补给早已耗尽。政府官员和军队官员有时不得不以私人名义向别人借钱来应付一些最紧迫的开支。 战争永远是一部吞噬财富的巨大机器，没有钱想打一场长期战争是痴心妄想。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金钱又是战争的主人，它既是战争的目的，又是驾驭战争的工具。国际银行家们正是深谙此道，才酷爱战争。在战争中他们不仅可以大获其利，更能驾驭政府，左右战后政策，更好地实现长期盈利的战略目的。 在战争中，作为英国公民，巴林自然不能在伦敦市场上公然资助美国，不过在欧洲其他城市通过他们的代理人承销美国债券，那是谁也管不着的。巴林家族不仅积极计划战争结束之后重返美国市场，甚至在战时继续为持有美股的投资人支付股息。1813年，美国政府终于在7月间派出代表团赴欧洲与英国进行和谈。美国人以为英国会欢迎俄国作为调停人，于是首先赶赴圣彼得堡。 弗朗西斯的儿子亚历山大·巴林开始粉墨登场，向英美政府两边卖人情了。他充当美国代表团团长加拉庭（gantin）和英国外相卡斯尔雷（castlereagh）之间的协调人。他告诉他的美国朋友，英国人绝对不会欢迎俄国人扮演调停人的角色，他在信中指出：“在一场家庭争端之中，外人的干预只会起到负面作用。”加拉庭最终在1814年3月抵达伦敦。加拉庭的儿子詹姆斯抱怨说：“我发现比起巴黎和圣彼得堡来说，伦敦要无趣得多，我们并不处在一个受人欢迎的环境，我们经常受到很多人邀请，但是总感觉到有些拘束……唯一让我们感觉真正自在、真正受欢迎的地方是在巴林先生的家里。”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在巴林家族的“酷爱和平”的感召之下，1815年英美两国最终实现了停战。巴林和其他英国的银行家们成功地发了大财。美国政府屈从国际银行家的压力，在1815年12月承诺成立第二个私有中央银行——美国第二银行。巴林如愿以偿，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数十年内，他一直掌控着英美跨大西洋贸易和金融命脉。 法国战后赔款：巴林晋升欧洲第六强权 “如今在欧洲有六大强权：英国、法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和巴林家族。” ——法国首相黎赛留 1815年，法国战败，拿破仑被流放。根据《维也纳和约》，法国必须支付7亿法郎的战争赔款，并在5年中承担15万反法联军在法国的费用。屋漏偏逢连夜雨，1816年，法国农业歉收，国库空虚。战后复辟的波旁王室得不到国内金融财团的信任和支持，不得已转向当时欧洲最强大的英国巴林家族求助，以期早日清偿对战胜国的赔款，使法国境内的外国占领军尽快撤离。 在英国驻法大使威灵顿公爵和法国首相黎赛留公爵（路易十四的名相红衣主教黎赛留之孙）的支持下，奥弗德（gabriel-julienouvrard）代表路易十八，前往伦敦求见巴林家族。这个奥弗德曾担任拿破仑财政顾问，多次因为账目不清被投入监狱。但此人精通权变，口才极佳，和首相黎赛留、国王路易十八关系亲密，按现在的标准看，属于一个标准的大忽悠。 奥弗德告诉巴林家族，黎赛留首相和财政部长考沃托（corvetto）全权委托他与英荷财团谈判贷款事宜。巴林家族起初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因为这个没名没份的“中间人”并不靠谱，所以也没有明确的态度。 奥弗德回来之后，添油加醋地告诉法国的部长们，巴林和霍普家族对此事是如何之感兴趣，非常倾向同意达成这笔交易。黎赛留首相和财政部长听得喜出望外。在奥弗德的长袖善舞之下，双方将错就错弄假成真，开始就贷款细节进行谈判。在谈判所在地法国杜伊勒里宫（thetuileries），巴林和霍普家族被反对贷款的人所包围，霍普家族还驻足倾听反对意见，而巴林家族则耸耸肩不屑一顾，继续推进贷款项目。法国外相塔列朗（talleyrand）从一己私利出发不愿看到谈判达成协议，而路易十八本人则表示他愿意在巴黎欢迎巴林的到来。 到1816年12月，谈判已进展到相当程度，威灵顿公爵正式写信知会英国外相卡斯尔雷，法国公债总额约为3亿法郎（约合1200万美元），其中相当于200万英镑的份额将在伦敦金融市场发售。巴林家族获得了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等欧洲主要政治家的支持，他们私人也纷纷购买了巴林家族承销的法国国债。巴林家族与其巴黎的伙伴雅克·拉菲特（jacqueffitte）通力合作，顺利完成了承销任务，分3期为法国政府筹得315亿法郎。 在筹款过程中，原先对王室持不信任态度的法国财团在巴林家族的带动下，开始支持法国公债，在前两期贷款中他们认购了1/4的公债，到第三期他们认购的份额达到了一半之多。巴林家族一时在法国金融界独领风骚。威灵顿公爵在给友人的信中评论道：“巴林将法国财政掌握在自己手中，法国公债在英国债券市场也如鱼得水。巴林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控制了全世界的金融市场。巴林会感觉到他所拥有的（这种金融）权力的威力，并且会认为任何对抗他的行动都不太容易取胜。”作为身经百战的老将，威灵顿的这番话中既有赞誉，也暗含警告。 在整个代理法国政府赔款的项目中，反法同盟国得到了赔款，法国从外国占领的负担下解脱了出来，巴林家族则狂赚了72万英镑，不仅赚得盆满钵满，而且政治地位也如日中天，可谓皆大欢喜。巴林家族收获的不仅是丰厚的佣金收入，他们的声誉也远远超过任何其他银行家族。法国首相黎赛留感叹道：“如今在欧洲有六大强权：英国、法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和巴林家族。” 巴林家族的事业达到巅峰。 就像一切达到巅峰的东西一样，最为辉煌的那一刻往往预示着衰落的开始。正如威灵顿公爵所言，已经有其他银行家族准备站出来反对巴林在金融领域一手遮天的霸权地位。其中力量最强大、最可怕的对手，就是在拿破仑战争中崛起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正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巴林家族达到事业巅峰之后的10年中，将巴林从金融王座上拉了下来，并取而代之。 法国公债合同：双雄结仇 1815年，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拿破仑战争的血与火的历炼中，利用其发达的金融情报网络，以早于市场得知滑铁卢战役结果的时间差，大手笔先做空英国公债，再在公债价格暴跌之后，海量吃进，等官方战报传回伦敦之时，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一举夺得了英国公债市场上的定价权，成为世界金融史上的经典战例。 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拿破仑战争中纵横捭阖，在欧洲金融市场迅速崛起，到拿破仑战争结束时已经具备了问鼎世界金融霸主的雄心和实力。罗斯柴尔德在与巴林争夺法国公债合同中，拉开了一场深刻影响世界近代史的金融争霸战的序幕。 在巴林与法国政府谈判代理法国公债事宜的同时，新兴的罗斯柴尔德家也在积极活动。他们利用家族在法兰克福、维也纳、巴黎和伦敦所形成的强大而有效的犹太银行家销售网络，决心在法国公债承销这笔巨额生意中分一杯羹。 最初形势似乎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更有利。罗斯柴尔德在法国波旁王室复辟过程中为其提供了大笔贷款，而且罗家的老朋友、法国外相塔列朗在波旁王朝政府中地位举足轻重，一时间罗斯柴尔德家对法国朝政的影响力显赫一时。但是好景不长，随着塔列朗的去职，法国成立了以黎赛留公爵为首的新政府，而后者正欲着力削弱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法国的地位。坐镇巴黎的罗家老五詹姆斯极力接近黎赛留首相的秘书，这位秘书也经常向罗家通告一些有价值的政府真实意图。但是在1816年秋冬之际，法国政府还是把承销公债的业务交给了巴林—霍普财团。更令罗斯柴尔德家族郁闷的是，巴林—霍普财团竟然将罗家完全排除在这笔大单之外。 詹姆斯无奈之下，起初寻求加入巴林—霍普财团，争取第三批法国政府公债的部分承销权，结果到1817年底谈判破裂，罗斯柴尔德一无所获。气急败坏之下，詹姆斯怒斥巴林“口是心非，表里不一”。 罗家老二所罗门在从巴黎返回伦敦后，情不自禁地对巴林家族的手段“羡慕”不已，“巴林就是个地地道道的恶棍。今天他和拉斐特跑来与我们一块吃饭……我们必须紧盯着他的一举一动。他对影响力的运用和操纵与我们一样娴熟。在巴黎的每一个政要无不与巴林关系密切……俄国驻巴黎大使波左·伯格（possodiborgo）站在法国的一边，并且在巴林的影响下行事……法国财政大臣与巴林利益均沾、狼狈为奸，这个财政大臣简直就是大臣里面最贪得无厌的家伙之一。” 但是詹姆斯在1817年3月给所罗门的信中也不得不承认：“你曾劝我不要太担心巴林，因为没有人能一手遮天。但是你不知道他们有多聪明。”几天之后，詹姆斯与霍普家的女婿皮埃里·雷波切尔会面，此时雷波切尔已成为霍普家族的实际掌门人。詹姆斯认为雷波切尔是一个“善良和聪明的人”，他说：“我从未见过他那样的男人。我向你保证他们都是商业专家，都是绝顶聪明的家伙。不幸的是他们发展得太强大，以致其他人几乎无法生存。” 经过反复努力，在1817年法国公债承销中，罗家只分到区区5万英镑的份额。巴林吝啬地表示，就只有这么多了。当时巴林在巴黎的主要合作伙伴是拉斐特家族（jacqueffitte）。 在给所罗门的信中，詹姆斯报告说他拜访了拉斐特：“他向我许诺，我们绝不会在下一次政府公债承销中被排除在外……然而我不相信从这个法国佬牙缝里溜出来的每一个字。”在接下来的数月中，亚历山大·巴林拜访了罗斯柴尔德家族，试探性地提出要给予罗家与巴林—霍普财团相同份额的法国国债承销份额。但是到了这一年年底，巴林又用下面这个用了无数次的托辞来婉拒罗家：“只要我的合伙人雷波切尔同意，我们就可以平分这笔法国公债，但是雷波切尔把自己看得比救世主还伟大，他希望独自去处理这笔公债。”罗斯柴尔德差点气疯了，巴林家族的每一次背信弃义都让罗家抓狂。 巴林也曾一度同意罗家与其商业伙伴拉斐特合作，但是此时又改变主意，不惜祭起反犹主义的法宝，告诉他的合作伙伴们，未经允许不得与犹太人做生意。听到这个消息，罗斯柴尔德想死的心都有，痛下决心组织了一个反对巴林—霍普财团的同盟，试图挑战巴林的金融霸权。 从巴林和罗斯柴尔德两个家族的家族档案中找到的几封信里可以看出双方的态度，其中罗斯柴尔德抱怨巴林“口是心非”“狂妄自大”，巴林则指责罗斯柴尔德“作弊”“恶毒”。公平地说，这些相互指责中至少有一部分对他们而言是客观的评价。 1818年5月30日，巴林和霍普获得了265亿法郎的债券承销业务，他们给了拉斐特2000万法郎的额度，却只给了罗斯柴尔德1000万法郎。同年，巴林—霍普财团获得了一笔300万英镑的奥地利政府公债。罗斯柴尔德被邀提供财政支持，但是无权处理贷款本身。詹姆斯抱怨道：“这些人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傲慢。昨天在内政部长那里，我正与贝斯曼聊天，雷波切尔与我擦肩而过，甚至都没说一声晚上好……”从此，雷波切尔的“好人”形象在詹姆斯的脑海中被抹去了。 在柏林的老四卡尔对兄弟的恼怒进行了更有哲学深度的评论：“首先我们是犹太人，其次我们不是生下来就是百万富翁，最后我们正与巴林家族激烈竞争。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求他们成为我们的好朋友呢？” 无论谁是谁非，1818年罗斯柴尔德家族被激怒了，巴林为自己制造了一个强大而可怕的敌人。罗斯柴尔德要开始报复了。 谋定而后动：罗斯柴尔德终成霸主 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1818年最重要的事就是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打疼”巴林家族。当然对于打击对手来说，罗斯柴尔德家族自有其一套炉火纯青的看家本领。 他们的做法是，首先在市场上大量吃进巴林家族代理的法国公债，将其价格炒高。随后在同盟国亚琛峰会的节骨眼上，突然在市场上海量抛售这些法国公债，一下将其价格打到崩盘的价位，市场立刻一片恐慌。此时，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巴林家族不得不大量回购这些公债以稳定价格，结果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由于现金流吃紧，巴林家族几乎垮台。幸亏参加峰会的各大国政治领袖不愿看到法国国债崩盘对欧洲局势可能产生的爆炸性影响，梅特涅和普鲁士、俄国的亲王、首相们纷纷出面从政治上支持巴林家族，因为他们个人的身家财富也都投在了巴林代理的这些法国公债上，于公于私都只能力挺巴林和法国公债。法兰西银行又果断出手整顿金融市场、遏制市场投机，这才稳定了局势，法国公债价格重新稳定走高，巴林终于幸免于难，不过也惊出一身冷汗。抚古思今，唏嘘长叹，不知今日的雷曼兄弟又是倒在谁的暗算之下。 但这只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打击巴林家族的小试牛刀。他们真正的战略盘算是，既然巴林—霍普财团垄断了法国赔款公债的承销权，那么罗家就应当谋求成为俄普奥三国“神圣同盟”的金融代理人。在将这三个欧洲大帝国整合进自己的金融网络之后，再与罗家在英国公债市场上的优势地位有机结合起来，从东西两个战略方向上对巴林家族的金融网络进行毁灭性打击，最终将巴林家族的势力从欧洲金融舞台的中央排挤出去。 经过25年漫长的反法战争，欧洲各国无不打得民穷财尽、遍地废墟，急需获得大量资金恢复国民经济。作为欧洲反法战争的主力军和主战场，普鲁士、奥地利、俄国三国自不例外，都急需在英法发达的金融市场上大量融资。 正如若干年后英国首相迪斯雷利所言：“经过25年漫长的血腥战争，欧洲必须获得资金来维持和平……法国需要很多钱，奥地利需要得更多，普鲁士所需稍少，俄国则需要好几百万。”而当时欧洲“第六强权”巴林家族的全部精力和财力都投入运作法国赔款公债，根本无暇他顾。罗斯柴尔德家族抓住这一战略时机果断出手，先后与普鲁士（1818年）、奥地利（1820年）和俄国（1822年）分别达成代理发行巨额国债的合同，将这个在欧洲权倾一时的“神圣同盟”牢牢地纳入自己的金融网络。而这三国对于罗斯柴尔德在伦敦金融市场的控制力也叹为观止：“罗斯柴尔德对伦敦的所有金融业务都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影响力。大家都认为，而实际上也最接近于事实的是，他们完全控制了伦敦金融城融资汇兑的利率。作为一个银行家族来说，他们所掌握的权力近乎无远弗届。” 事实上罗斯柴尔德对神圣同盟三国的影响力十分深远，关系非常密切，以致人们指控内森·罗斯柴尔德是神圣同盟的“保险经纪人”，帮助神圣同盟扑灭欧洲“政治之火”（即自由主义浪潮）。到1821年内森甚至收到了一封死亡威胁信，因为“他与外国强权的联系，特别是对奥地利（梅特涅）的大力支持，使得那个政府（梅特涅）能够策划镇压全欧洲的自由”。 罗斯柴尔德的势力大增，巴林家族“第六强权”的地位岌岌可危。 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整个巴林家族的商业素质和进取精神衰退，其家族主要成员兴趣不是偏向了政治，就是转向了文学艺术和其他声色犬马的生活。家族的核心亚历山大本人越来越少过问家族的生意，而是把主要注意力转向了纵情山水、艺术追求和下院的政治斗争。由于巴林家族的非犹太身份，在传统反犹的欧洲政界机会更多，这就将巴林家族的很大注意力引向了政坛斗争，对于金融业务的精力投入相应降低。而高手过招最忌分神。 巴林家族的投资方向也出现了失误。首先是大量投资地产，由于陷得过深，不得不大量抽取银行自有资金支持地产投资，结果使得巴林投行业务的自有资本金从1821年的622万英镑，在两年内锐减到这个数字的1/3左右。相比之下罗斯柴尔德却有更充足的资金和分布更广的分支网络支持其投行业务。而巴林家族投资拉美的业务屡屡受挫，损失极大，也削弱了巴林的金融实力。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大趋势就是，从1809年到1939年间，世界上自有资金过百万英镑的投资银行家有31位，其中犹太人就有24位，占到总数的774％，而英国国教信徒只有4位，仅占129％，巴林就是这四家中的一家。整个19世纪中，犹太银行家们从德国起家，迅速扑向世界各地，形成了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为核心，英国方面军有朗热家族，德国方面军包括奥本海默、门德尔松、布雷施劳德、沃伯格、厄兰格家族，法国方面军则包括福尔德、海涅、贝列特、沃尔姆斯、斯特恩家族，美国方面军包括贝尔蒙特、赛林格曼、希夫、沃伯格、雷曼、库恩、雷波、高曼家族。这些家族形成了集团军作战的态势，互为犄角、相互通婚，利益互锁，逐渐形成了一张庞大而绵密的金融网络，外人越来越难以打入这个圈子。结果在投资银行这个犹太银行家所主导的汪洋大海中，巴林家族能够得到的商业机会越来越少。 此消彼长，巴林家族的衰退，给了处于上升期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赶超的机会。罗斯柴尔德家族也确实抓住了这个机会。首先是1822年的俄国650万英镑公债的承销被罗家一举拿下，而在这之前俄国政府公债业务一直是由巴林—霍普财团垄断。为此，巴林—霍普财团指责罗斯柴尔德家贿赂了俄国驻伦敦大使列文亲王，才拿到了这笔公债合同。 1824年法国政府国债准备发行，此时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反客为主，巴林家族沦落为参与者而非从前的决策者。坐镇巴黎的詹姆斯·罗斯柴尔德召集他伦敦的堂兄弟、法国首相、巴林家族和拉斐特开会，提出了重组法国债务的计划，罗斯柴尔德和拉斐特对巴林的意图极不信任，因此两家在协议的补充条款上加上了这么一条：如果巴林退出，他们两家就自己把这笔法国债务处理好，从而将巴林家排挤出处理法国债务问题的核心圈子之外。巴林合伙人在信中告诉正陶醉于政治漩涡的亚历山大·巴林：“总的来说罗斯柴尔德家计划周详，非常聪明，手段老到——但是，就像战时的拿破仑一样，一旦有突发状况，他们就会像其他人一样堕入平凡。我真希望我们能摆脱出他们的掌控。” 到了1825年，局势越发明朗，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无可争辩地成为国际金融领域新的霸主。在1825年罗斯柴尔德伦敦分行的资本金有114万英镑之多，巴林家族相应的资本金只有49万英镑，不及前者的一半。而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的总资本金高达500万英镑以上。在1825年7月，巴林银行的分红还有12万英镑，一年之后却亏损了56万英镑，巴林家族甚至连第二把交椅的位置都岌岌可危——虽然巴林在资本金的账面数字上仍然超过除罗斯柴尔德之外其他所有银行家族，但是美国巴尔的摩、纽约和波士顿的布朗兄弟公司（brownbrothers）崛起速度惊人，紧随其后，其资本金达到35万英镑之多，并且增长速度超过巴林。巴林虽然勉强保住了第二的位置，在国际巨额信贷融资和国际关系领域依然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舞台的主角已经变成了罗斯柴尔德。 金融家与政治家 “毫无疑问，政治和金融从来是手拉手的。” ——罗斯柴尔德 19世纪中期以后，罗斯柴尔德家族巩固了世界金融霸主的地位，同时开始向权力巅峰攀登，他们在政坛上的影响力和作用越来越浮现出来。他们同各国首脑政要结成非同寻常的私人关系，广泛深入参与国政大事的决策和施行。从不登台面的幕后“师爷”逐渐演变成各个党派和政界势力不敢小觑的新生力量，进而成为被极力争夺的重要对象。 英国自由党领袖格朗维尔伯爵郑重向女王进言，罗斯柴尔德代表着一个特殊阶层，以他们巨大的财势，出众的头脑，无所不至的人脉关系和对下院众多席位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最好尽快把他们纳入贵族阶层，以防他们归入保守党的阵营。 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英国首相迪斯雷利的私人关系非同寻常。迪斯雷利的当选，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罗家这个财大气粗的金主的背后支撑。迪斯雷利多次赞扬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其他犹太富豪对自由党的忠诚。而在他执政期间，英国政府的海外扩张以及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支持也达到了空前的高度。罗斯柴尔德和首相迪斯雷 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 利互相称呼为“我最亲爱的朋友”“我们家族最好和最可信赖的朋友”。 英国首相迪斯雷利也是犹太人，在英国政府的政治生涯长达三十余年。他从1838年就认识了罗斯柴尔德并成为罗家亲密的朋友，他于1848年首次当选首相。1846年，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就帮助迪斯雷利操作法国铁路的投机生意。首相是资深政治家，同时是一位多产的文学作家，但在个人理财方面却极不运气，始终面对一团糟的欠债。多亏莱昂内尔出手帮忙，仅1846年就帮迪斯雷利还了超过5000英镑的欠款。 坊间一直流传迪斯雷利个人财务状况极糟，负债累累。而罗家的钱袋始终跟在他身后，出手料理着首相的欠款。对此罗家给予了正式否认，并列出一张清单，说明首相自己的收入，尤其是他发表文学作品所得的稿费，足以还清欠债了。的确，罗家作为债主应该对首相的财务状况最为了解。 迪斯雷利和他的太太玛丽安没有孩子，几乎把罗家的5个孩子视为己出，所有假日都同罗家共度。1845年夏天，玛丽安宣布立罗家6岁的女儿伊芙琳娜为迪斯雷利夫妇全部财产的唯一继承人。罗夫人夏洛蒂受宠若惊，谦逊推辞。但首相夫人已经把遗嘱都写好了：“我们早是一家人了。”并且把最心爱的蝴蝶配饰指定给伊芙琳娜佩戴。 这可不是一般的交情啊。 迪斯雷利虔诚信奉犹太教，将莱昂内尔认作宗教信仰上的知己，二人在无数次倾心长谈中充分交流他们对政治和国事的共同理念。 在迪斯雷利最出名的小说《科宁斯比》中，男主角被公认为是以莱昂内尔和迪斯雷利为原型的综合体，在出身背景、职业、宗教信仰、个性甚至是相貌上，男主人公俨然是莱昂内尔的翻版。 除了迪斯雷利首相，英国另外一位首相罗斯伯里伯爵甚至还成了罗家的女婿，他娶了汉娜·罗斯柴尔德。1884年，罗斯伯里时任英国外相，罗家伦敦银行从刚发行的埃及贷款中拨出5万英镑给罗斯伯里使用，这笔钱就直接划进汉娜的账户。罗家银行越来越能将天下事、国事、家事融会贯通，一举拿下。 由于政界关系做得到位，从1865年至1914年之间英国总共发行了40亿英镑的各国债券，罗家承办了其中的1/4的巨大份额。在他们之前的巴林银行，其后的摩根集团，以及同时期的美国赛林格曼都难以望其项背，罗斯柴尔德银行在世界金融市场的霸主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对于所有政治家而言，战争无疑是昂贵的。1899年，波兰作家兼银行家伊万·布劳其估计，在主要欧洲国家之间开战的费用大约是每天400万英镑。1902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霍布森（johnhobson）说，只要罗斯柴尔德银行和它的关系户们反对，没有一个欧洲国家能打得起战争。 苏伊士运河：罗斯柴尔德的金融闪击战 对于英国而言，从大西洋到她的最大海外殖民地——印度的最佳路径就是从直布罗陀海峡，经马耳他到埃及，再从埃及到印度，这是一条被英国视为不容任何挑战的“帝国生命线”。作为海洋帝国，英国必须依靠海军，而海军则依赖坚固的海外基地。19世纪英国海军全盛时期，英国已经建立起完备的海军基地。在大西洋，有加拿大的菲利法克斯和百慕大；在印度洋，有孟买和亭可马里；在太平洋，有香港和加拿大西岸的艾斯奎马特；在红海，有亚丁港。这些海军基地分别地处各大洋的咽喉要道，牢牢地控制着全球海上重要的航运水道。但是，埃及的苏伊士却是一个通往帝国海外最大殖民地印度的关键地区，恰恰是这一地区构成了帝国生命线最薄弱的环节。 埃及自1801年赶走拿破仑，1805年穆罕默德·阿里执政，建立了阿拉伯人的帝国，1840年被迫接受《伦敦条约》，走上了半殖民地的道路。在阿里王朝的阿巴斯一世统治时期(1849～1854年)，西方殖民势力乘虚而入。1851年英国获得了修建亚历山大至苏伊士铁路的特权。1854年，法国获得修建和使用苏伊士运河的租让合同，1869年，法国工程师费迪南·勒赛普斯在法国资本的支持下，建成了著名的苏伊士运河，从此将地中海与红海连成一体，大大缩短了大西洋到印度洋的航运距离，成为极具战略价值的黄金水道。每年通过运河的70％的船队属于英国，英国与印度贸易的50％通过苏伊士运河进行，难怪苏伊士运河被俾斯麦称为“大英帝国的脊柱”。 不过，这个帝国脊柱有可能被英国的最大竞争对手法国拦腰斩断，这是让英国人始终寝食难安的一个重要原因。 英国首相迪斯雷利上台以后，曾委托老朋友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到法国去试探能否出钱将苏伊士运河买下来，但被法国政府阻止了。 1875年11月14日，这一天正好是周日，迪斯雷利首相又来到罗家做客。宾主正在把盏言欢之间，罗家信使送来家族巴黎分行的一封密信。莱昂内尔看了之后告诉迪斯雷利，埃及总督负债累累，急需出售177万股苏伊士运河公司的股份，他先向法国政府提出动议，但对法国方面的报价和反应速度很不满意，他就是要迅速套现，越快越好。 迪斯雷利和莱昂内尔同时意识到这是一次重大的机遇。想了半晌，迪斯雷利只问了一句话：“多少钱？”莱昂内尔马上发电询问巴黎方面对方的报价。在焦急的等待中，迪斯雷利再也没有心思品尝被他称为“伦敦最好吃”的罗家晚餐了。等上白兰地的时候，罗家快报又到了，对方报价：400万英镑。 迪斯雷利毫不犹豫地说：“我们一定要拿下运河。”莱昂内尔没有正面表态，他需要的是再次核实情报的准确性。星期一上午，情报被确认无误。 现在他们的当务之急就是在别的国家没有反应过来之时立刻搞定这个买卖，出手一定要快，同时更要高度机密。但是，当时议会正在休假，来不及重新召集开会进行冗长的辩论。首相也不能去找英格兰银行，“老太太”（英格兰银行）的反应迟钝，同时也没有这么多现金，并且法律规定英格兰银行无权在议会休假期间给政府放贷。找股份制银行也行不通，他们还得召集董事会，然后是英国绅士般地慢慢讨论。如果在金融市场进行募集，一是这样大的一笔巨款难以短时间筹措完成，二是动静太大容易走漏风声。只有罗斯柴尔德银行堪当此任。 英国首相迪斯雷利立即召集他的内阁大臣开会，会上的议题就是授权向罗家借款。迪斯雷利派自己最亲信的首席私人秘书守候在内阁会议室外面，会上一经达成决议，他立刻探头出来说了一声“yes”,私人秘书立刻跳上早已在门口等待的马车，飞奔去见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气喘吁吁的秘书一见到莱昂内尔就说：“首相急需400万英镑，明天就要。”莱昂内尔不慌不忙地夹起面前的一颗葡萄，慢条斯理地吃起来，然后吐出葡萄皮，问道：“首相用什么作担保？”回答是：“英国政府。”莱昂内尔淡淡地说，“好吧，你们得到这笔钱了。” 迪斯雷利向女王报告的时候难掩兴奋和激动：“这回法国出局了，他们没戏了。400万英镑！立刻就能拿出来！能做到这件事的只有一家银行，罗斯柴尔德！” 罗斯柴尔德如此痛快地慷慨解囊当然不是见义勇为，如果这笔投资回报率达不到他的目标，别说是英国政府作担保，就是拿女王来质押，罗家也未必肯干。驱动莱昂内尔一口答应下来的是这笔投资的利息：3个月利息15万英镑，相当于年息15％，这是笔毫无风险的快钱！ 更何况罗家此举的深层意义又在钱之外，通过对苏伊士运河收购的财政融资，罗斯柴尔德踏上一个难得的进阶，向英国内政外交的核心决策层进一步靠近，把关系做得更实了。出了这笔钱之后，罗家对英国和埃及的外交政策和事务就名正言顺“说得上话了”。这件事成为一个战略拐点，罗家对英国公共政策和事务的影响和参与开始超过“政治挂帅”的巴林银行。 英国如此热衷苏伊士运河工程，着眼于对埃及政治经济的全面控制。而随着英国势力在埃及的深入渗透，罗斯柴尔德银行顺风搭车，把融资业务全面铺进埃及。在1885年至1893年间，罗斯柴尔德银行和布雷施劳德联手，由罗家伦敦、巴黎和法兰克福机构主导，包揽了埃及最大的四宗国债发行，总额接近5000万英镑。 罗斯柴尔德和其他犹太银行家在“政治站队”上选择了自由党，并大力支持自由党的“帝国主义”海外扩张政策。英国在19世纪末大力拓展海外势力，靠的是犹太财主丰厚的金钱滋补。而以罗氏为首的犹太银行家们借助英国的殖民扩张不仅获得巨额经济回报，更把他们的“金手指”伸进了全世界的金融命脉。 拯救宿敌巴林银行 19世纪80年代，南美洲异军突起，以其丰富的矿产和自然资源（巴西的咖啡和橡胶，智利的磷矿和铜矿，阿根廷的铁矿）为基础和后盾，经济获得飞速发展。其中阿根廷风头最劲，在南美洲一枝独秀。南美各国都在迅速扩张工业，产能和经济数字不断创造历史记录。以巴林银行为首的英国银行持有巨量南美各国的债券。巴林银行持有最多的是阿根廷的债券，罗斯柴尔德则看好巴西。 1888年时，执掌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的奈提·罗斯柴尔德开始陆续发表他对阿根廷的担忧：“阿根廷经济发展过热。”“阿根廷的实际经济增长已不能支撑它的负债水平。”进而预言“阿根廷的资本市场将出现崩盘，而这场危机会迅速殃及其他国家。” 两年以后的1890年，阿根廷的经济泡沫破碎，爆发经济危机，其债券如雪崩般贬值。首当其冲受害的就是巴林银行。由于阿根廷债券巨幅贬值，加上俄国政府雪上加霜地突然大量抽走在巴林银行的存款，巴林银行连遭重创，现金流干涸，顿时陷于破产边缘。 英格兰银行立刻发起对巴林银行的救援，呼吁各大银行共同出手拯救巴林。奈提·罗斯柴尔德立刻给予了积极的口头响应：“如果巴林银行倒下的话，绝大多数伦敦的金融机构都要随之崩溃了。”“我们会尽最大努力防止灾难发生。”当巴林危机愈演愈烈，罗氏伦敦银行在一个月内两次紧急从巴黎分行抽调相当于200万英镑的资金和100万英镑的黄金，以助英格兰银行应付资金短缺。 救助巴林银行的时间紧迫到以小时计算，英格兰银行把众银行巨头召集起来，督促救援方案。巴林的命运一次又一次落到罗斯柴尔德手中。奈提多次在紧急会议上犹豫不决，提出需要“征求其他兄弟的意见”。在另一银行巨头科瑞决定加入救援后，英格兰银行急不可耐，不断向奈提施压:“没有你，我们也必须继续（拯救巴林银行）了。”终于，奈提极不情愿地首肯了。 有了罗斯柴尔德和科瑞银行牵头，各银行纷纷出资投入巴林救援资金，在24小时的最后期限截止时，救援资金达到1000万英镑，后来上升到1700万英镑。 巴林银行在命悬一线的时刻被拯救了。 关于1890年巴林银行危机中罗斯柴尔德家族所起的作用，史学界提出三个问题：第一，这场危机中是否存在“犹太人的手指”？众所周知，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巴林家族是金融界的瑜亮，互为死敌和强劲的竞争对手。奈提甚至在两年前就预言了巴林的危机，他是否在指向巴林的枪上扣响了扳机？第二，究竟是什么最终促使奈提担当了拯救巴林的排头兵？第三，为什么罗斯柴尔德银行没有遭受巴林银行的厄运？ 对前两个问题，执掌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的阿尔方斯·罗斯柴尔德作出评论说，巴林银行实质上已成为整个英国商业和经济的信用基石。一旦巴林倒下，英国在全世界的信用都将严重受损。从保护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罗斯柴尔德银行最终决定要尽全力拯救巴林。 关于第三个问题，罗斯柴尔德银行回答说他们持有的债券更多是在巴西而非阿根廷，虽然阿根廷危机席卷南美，但在危机爆发前罗斯柴尔德银行已经将大部分巴西债券转手卖出了。在1886年时巴西债券只占罗家伦敦银行资产的24％。另外，罗斯柴尔德银行的资产负债情况远远优于巴林银行，即使在南美经济泡沫最大最热的时期，罗家始终保持清醒和冷静，没有让自己负债过高，而头脑发热的巴林银行就太冒险了。 不管怎样，巴林银行终于被救下来了，但在很长一段时期奄奄一息，一蹶不振。罗斯柴尔德的世纪老冤家终于沉寂了。 巴林银行在1995年终于被一个27岁的年轻交易员尼克·里森（nickleeson）彻底摧毁了。此为后话。 黄金十字架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大规模的资本输出很大程度上是由全球货币体系的发展促成的。19世纪70年代，世界货币体系由金银双本位制转变为金本位制，并且与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英镑挂钩。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这一重大转轨过程中的作用一向被低估了。 在19世纪最后的20年，罗斯柴尔德家族在金矿开发方面的兴趣和利益迅速增长，他们在这20年中经办的外国债券绝大多数是采用金本位制国家的。 美国南北内战后，罗斯柴尔德家族和他们的美国代理人奥古斯特·贝尔蒙特（augustbelmont）及赛利格曼家族（seligman）在废除林肯绿币和重新使用黄金支付的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874年秋，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和纽约犹太银行家约瑟夫·赛林格曼（josephseligman）联手承销价值5500万美元的美国债券。后来，摩根集团和纽约第一国民银行也加入进来，发行了2500万美元的美国债券，罗斯柴尔德银行占其中的55％。1873年至1877年，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和华尔街银行家共发行了267亿美元的美国债券。这些贷款对稳定美国金融起到重要作用，并为美国未来采用金本位制打下基础。 然而，1877年10月美国在第45届国会会议上通过了一项法案，重新启用银币作法定流通货币。这项法案被贝尔蒙特愤怒地称做“公开的盗贼”、“瞎了眼的疯狂蠢事”。在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压力下，美国不得不重新规定银币只能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流通，并且不得用于支付罗斯柴尔德银行的贷款利息。美国财政部长约翰·谢尔曼（johnsherman）在1899年通过贝尔蒙特银行与罗斯柴尔德银行重新签订了一笔5000万美元的贷款，以金币结算。这笔交易成为了从1879年起罗家试图在美国推行金本位制的重要转折点。 1893年3月，为在美国黄金储备急剧缩减的时期维持美元的兑换性，克利夫兰总统尝试发行一笔5000万~6000万美元的黄金贷款。虽然摩根财团跃跃欲试想要加入，罗斯柴尔德却表现得非常犹豫。即使在克利夫兰承诺会把本来已经极大限制银币流通的《谢尔曼购银法案》(shermansilverpurchaseact)废除掉之后，阿尔弗雷德·罗斯柴尔德还是很不满意。罗家兄弟的谈判技巧实在了得，他们最后使这一协议在确保罗家获益非凡的条件下得以签订。罗家以1045的价格承销价值6230万美国国债，转手就以11225（后来更升到119）的价格卖给急迫的投资者们。此举创造了在22分钟内获利600万美元的神话。这一项交易在美国备受诟病，最终导致1896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是力主白银货币的布莱恩（williamjenningsbryan），而不是克利夫兰。 1868年时只有英国和屈指可数的几个英国经济附属国：葡萄牙、埃及、加拿大、智利和澳大利亚采用金本位制。法国、俄国、波斯和一些拉美国家采用双本位制。世界其他国家，包括中欧多数国家，都采用银本位制。40年后，只剩下中国、波斯和几个中美洲国家仍然用银本位制。黄金实际上成为世界货币体系的标准。 在欧洲主要国家的货币体系转轨过程中，德国于1871~1873年，法国于1878年，俄国于1897年，意大利于1881~1882年采用了金本位制，罗斯柴尔德银行在这一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罗斯柴尔德伦敦和巴黎银行实际上成为这些国家的第二中央银行。罗斯柴尔德银行网络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大量输送信用和货币，各国只有在他们主导的金本位体系下才能避免汇率急剧变动的风险，其主营业务——公债交易又需要各国货币之间保持自由兑换，于是各国统一在金本位制下才利于罗家业务开展。由于罗家在黄金市场的垄断地位，也就间接形成对各国中央银行的控制力，罗斯柴尔德银行在19世纪后期不遗余力地促使各国实现金本位制，其战略意图正在于此。 进军中国 “罗斯柴尔德家族非常独特，他们彼此争吵不休，但是团结如一对付全世界。” ——英国著名的政论家查尔斯·狄尔克1879年3月 自从1874年中国清政府签订第一个外国贷款合同后，就依赖两家英国机构进行海外融资：汇丰银行和怡和洋行（jardine,matheson&co）。同时英国政府通过任命罗伯特·哈特爵士（sirroberthart）为总监，掌控了大清海关。1885年3月，坐镇巴黎的阿尔方斯·罗斯柴尔德听到风声说俾斯麦“有意插手中国问题”。罗斯柴尔德情报网很快证实德国财政部长戴维·汉斯曼（davidhansemann）提议由罗斯柴尔德和汇丰银行分别代表德国和英国，平分中国政府和铁路工程的融资业务。阿尔方斯立刻表示赞同，认为“德国早该如此向远东发展势力，这是非常正确的方向”。唯一的问题是汉斯曼想要在这个联盟中占到超过一半的权利。在陪同中国驻伦敦大使到德国访问的时候，奈提·罗斯柴尔德督促英国外相“在未来同中国政府的交易和合同中，一定要保证英国制造商占到合理的比例”。 当汉斯曼发动威廉·卡尔（wilhelmcarl）在1889年2月成立德华银行（deutsch-asiatischebank）时,包括罗斯柴尔德法兰克福银行在内的13家主要德国银行都加入了进来。奥本海默被选作代表前往中国进行经济形势考察，罗斯柴尔德伦敦机构负责出资赞助。 在远东利益上，英国独霸一方，与之对立争夺的是法国和俄国。尽管俄国在远东的势力和影响不断壮大，但是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中，日本最终打败了中国，此事给柏林和伦敦联手合作奉上了一个绝佳的机会。罗斯柴尔德和汉斯曼就是这背后的总策划师。他们的设计是：促成汇丰银行和德华银行的合作，分别以英国和德国政府为后盾，遏制住俄国在中国势力的进一步扩张。然而银行家们的想法和外交家与政治家们存在很大分歧。德国政界一些官员想促使德国站在俄国和法国一边，而不是英国，并且反对1895年4月日本吞并辽东半岛。另一些官员则怀疑罗斯柴尔德是要将德国银行排挤出中国市场。而汇丰银行当然不情愿放弃它对中国政府融资的一向垄断。罗斯柴尔德和汉斯曼的如意算盘没能实现。1895年5月，清政府宣布从俄国贷款1500万英镑来支付对日本的战争赔款，而没有采用罗斯柴尔德和汉斯曼极力推荐的多国贷款。阿尔方斯认为这对英国和德国政府而言都是“一剂苦药”。 实际上俄国根本没钱借出这笔款项，它自己正负债累累。于是这笔钱实质上是法国贷款，由巴黎银行等三家法国银行共同掏的腰包，利益却是俄国跟法国平分，俄国得以把跨西伯利亚的铁路修到满洲里，法国拿到中国的铁路修建权。搭着这顺风车，1896年俄国银行家罗斯坦（rothstein）用法国资金成立了新的俄中银行，还订立了俄中联盟。 眼看俄国霸着中国大蛋糕大快朵颐，吃个不亦乐乎，汉斯曼这厢又急又恨，而罗斯柴尔德更急于要把诱人的中国贷款蛋糕抓到自己手中，于是两人快马加鞭，促使汇丰银行和德华银行在1895年7月正式签署合作协议。这番工夫总算没白费，赶上1898年中国要第二次借款了，这回是1600万英镑。难题又来了，英国政府不愿意给这笔借款作政府担保，以致难以界定英国在借款中的占比份额。而英国和德国政府又都对对方不放心，彼此怀疑对方针对中国的领土野心。此时汇丰银行和汉斯曼为争夺在山东省的铁路准入权爆发了激烈的冲突。这可急坏了阿尔弗雷德和奈提两位罗家兄弟，两人分头在汇丰银行和汉斯曼之间连抚慰带调停，总算在8月把双方的火气都压下去了。 阿尔弗雷德亲自出面，把英国和德国的政要全请到伦敦罗家的晚宴上，让德国方面以一种“友好、私密和非官方”的方式大吐苦水，诉说在中国问题上受的委屈。那边汇丰银行正暴跳如雷，指责德华银行背信弃义，奈提赶忙在汉斯曼和汇丰银行之间调停斡旋。一番忙活之后，1898年9月初，银行家和政客终于一起坐到了伦敦的会议桌边，就中国铁路权的划分达成协议，英国银行家占扬子江沿线，德国银行家管山东半岛的铁路，天津到秦皇岛铁路由两家平分。奈提高调重申“在中国的商业利益上，德国总理诚恳地愿意与英国以及美国和日本联合”。 协议是达成了，争端、猜忌和矛盾却从没停止过。1900年，德国在义和团运动后向中国出兵，俄国则直接占了满洲里，两边眼看着又要擦起火花，双方都找罗斯柴尔德去传话。罗家一边向英国政府传递“俄国人保证不开战”的信儿，一边牵线搭桥让英国和德国签署了关于中国问题的新一轮协议，维持清王朝完整并促其“开放国门”同外国进行贸易。在罗家一手运作下，英国和德国在中国的利益分配上达到空前的政治合作。1902年奈提和汉斯曼又在柏林组织银行家们开了个会，组成北京辛迪加（垄断组织形式之一），专门针对在中国进行商业合作的问题。在这一系列问题上，英国、德国和俄国都把罗斯柴尔德视为“最安全和有效的外交交流渠道”。 罗斯柴尔德家族作为世界金融霸主早在19世纪末就开始进入中国，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战争的进程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1979年，罗家再度进入中国。只是这一次，他们来的“悄无声息”。 第三章 法国:金权的割据 法国大革命幕后的瑞士银行家族 “我虽然将要死去，但绝没有犯过任何指控我的罪行。我宽恕造成我死亡的人，我还要祈求上帝，在我的鲜血抛洒之后，在法国的土地上再也不要流血了。” ——法王路易十六在断头台前的最后一句话 当17世纪初英国开始在美洲新大陆建立殖民地时，法国波旁王朝还偏安欧洲一隅。等法国醒悟过来开始向海外扩张时，已经比英国晚了好几十年。但是法国追赶速度很快，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期，法国大西洋贸易的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了英国，从而积累了后来工业革命时代宝贵的原始资本。据统计，从1716年到1787年，法国海外殖民地的贸易总额增长了10倍。 当英国发明的蒸汽机、纺织机械、矿山采掘、生铁冶炼等技术陆续传到法国之后，法国的工业革命慢慢地起步了。尽管英国是欧洲工业革命的旗手，主要技术输出国，但法国在这一进程中也颇有贡献，如罗伯特造纸机的发明对工业革命的促进意义不可忽视。 基于贸易和工业发展所形成的金融改革进程在法国被约翰·劳(1671~1729,johw)1718~1720年的“金融创新”骗局所打断，银行、纸币、股票等名词让法国人延续半个世纪都厌恶不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金融在法国成为骗子的代名词，本土的法国人基本放弃了从事金融业的念头。由于缺乏金融工具和强大的金融市场支撑，路易十四常年不断的穷兵黩武就只能靠严苛的税收和成本高昂的外债，其债务利率高达85％~10％，是英国的2倍。 到18世纪80年代，国家的债务已经占国家税收的一半以上。1774年倒霉的路易十六登基时，面对的就是“太阳王”留下的一个烂摊子。路易十六绝非一个昏君，事实上，他性格温良谦厚，在一个即将出乱子的社会动荡前夜，他的个性软弱，意志不坚，宽不足让人民念好，严无法使权贵让步，注定了他必将以悲剧收场。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的处境与明朝末代崇祯皇帝颇为类似。随着国家财政的日益恶化，加之不合理的税务制度，使得民怨载道、贵族不满，而新生的资产阶级在财大气粗之余，对封建贵族和宗教势力的权力垄断早已忍无可忍。法国社会的三大势力集团：贵族与宗教传统权力核心、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平民都在愤愤不平中将怒火聚焦于法国政府，路易十六已被架在了即将爆发的火山之上。 法国人不重视金融，而路易十六的外债日益严重，这就给瑞士、意大利、荷兰和德国的外来银行家族留出了一个金融权力的真空。瑞士日内瓦等地的清教徒银行家族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群。他们来到巴黎，围绕着让王室绝望的债务提供各种“解决方案”。由于这些瑞士银行家财大气粗，屡屡帮助皇室解决紧急难题，为路易十六所倚重，逐渐把持了法国的金融话语权和财政改革决策权。 路易十六陷于财政困境焦头烂额，不得已起用了“外来的和尚”奈克（jacquesnecker）担任财政部长。这个奈克也是瑞士清教徒银行家，他利用在瑞士银行家族圈子里的影响力，募集到了解决燃眉之急的款项。这种借款的性质，同今天某些商人相互拆借的行为差不多。由于是近乎高利贷的短期融资，瑞士银行家族圈子期待的是一笔回报丰厚的快钱投资，而法国宫廷贵族的开销实在太大，财政短期无法扭转赤字状态。这可急坏了银行家们，眼看“快钱”就要变成“慢钱”，说不定“慢钱”还会变成“死钱”，这些人投进的可是自己的身家性命，耽误不得。无奈之下，奈克决定进行“休克改革”。他首先取消了宫廷贵族的部分特权，并削减了他们的俸禄，然后大刀阔斧对税收进行了彻底改革，税负从“人丁税”改为“土地税”，拥有大量土地的贵族将被征收重税。不幸却并不意外的是，这显然动了权贵们的奶酪。贵族们群起围攻奈克的改革。奈克赌上的可是自己和圈子里众多银行家族的身家性命，一看不妙，情急之下在1781年向社会公布了权贵们的开销清单，这一重磅炸弹立刻震惊了法国社会。经过伏尔泰、卢梭等人长期自由主义思潮熏陶的法国公众当即炸了窝，对权贵的愤怒演变为对皇室的敌视。\[2\] 奈克也因为处事操切而下台。其后法国又历经4任财政部长，财政恶化愈加严重了。路易十六无奈，只有在1788年再度起用瑞士银行家奈克。此时的法国已处在社会动荡危险的前夜，巴黎的市民和新兴的资产阶级与传统权贵的矛盾日益激化，危机一触即发。另一厢，放贷的银行家们已经将砝码移向了“三级议会”，希望能夺取财政、税收和政府预算的控制权，以便能收回巨额贷款。各方都预备亮牌，新兴的法国城市资产阶级手中积聚了日益雄厚的财富，对权力分享的欲望已经从渴望发展到迫不及待，而封建贵族和教会却高高在上，完全漠视甚至是敌视这一必然的趋势，加之长期过度税负的压力，使处于另一端的平民阶层早已民心思变，1789年法国的局势俨然干柴期待着烈火。 1789年6月，徒有虚名的“三级会议”被与会者改为“国民议会”，并且自行规定拥有税收权。7月，国民议会又自行改名为“国民制宪议会”。惊恐万状的路易十六开始调集军队向巴黎和凡尔赛宫集结，试图控制失控的局面。7月14日，愤怒的平民爆发了革命，并且攻占了巴士底狱。接着全法国爆发了农民暴动。8月，制宪会议颁发了具有世界意义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3\]。10月，路易十六被暴动平民抓获。 在瑞士银行家们的大力推动下，10月，罗马教廷规定的禁止高利贷的律条被废除了，银行家放贷收取高额利息被正式合法化了。11月，制宪会议宣布没收全国教会的土地。12月，宣布以教会土地为抵押发行纸币（assignats），法国财政有了明显好转，银行家的贷款终于有了着落。 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人头落地，时年39岁。据说在他临死前留下了回肠荡气的一句话：“我虽然将要死去，但绝没有犯过任何指控我的罪行。我宽恕造成我死亡的人，我还要祈求上帝，在我的鲜血抛洒之后，在法国的土地上再也不要流血了。” 从1789年革命爆发到1815年拿破仑战败，除了中间短暂的休战之外，法国经历了25年的持续战争。大量资源被战争摧毁，500多万人的生命化为灰烬，工商业凋敝，通货膨胀严重，法国工业革命被推迟了近30年，英国对法国形成了绝对的战略优势。从此，法国的国力再也没有超过英国。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和经济代价无疑是沉重而高昂的。 法兰西银行：“雾月政变”的投资回报 尽管法国的对外战争和后来的大革命带来了动荡纷扰的政治和经济大环境，但巴黎作为欧洲大陆的一颗明珠，始终像磁石一般吸引着周围国家的富豪和那些渴望成为富豪的人们。法国是欧洲思想解放运动的发源地，天主教对其他宗教的迫害逐步减轻，非天主教的人们可以获得完全的公民权，这一切对在欧洲深受宗教压迫的清教徒和犹太银行家具有着无法抗拒的吸引力。法国皇室和对外战争对金钱的极度需求，创造出一个金融家前所未有的冒险天堂。从皇室债券的承销到军队物资的供应，从教会土地的买卖到法国货币的投机，从本国汇票贴现到英国票据周转，在其中大获其利的银行家族逐渐形成了所谓“高特银行家圈子”（hautebanque）。他们的核心成员是那些在1799年秘密资助拿破仑“雾月政变”的瑞士银行家族。 “高特银行”家族们在拿破仑上台之后，得到了慷慨的回报。拿破仑以授权“高特银行”家族建立法国第一家私有中央银行——法兰西银行作为执政上台的对价，将法国的金融命脉交到了瑞士的银行家族手中。在整个19世纪上半叶，高特银行家们几乎垄断了法兰西银行的董事会席位。工业革命在法国的扩张过程中，高特银行家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们从金融上垄断着整个法国的矿产、冶金、纺织、运输等行业的发展。 在法兰西银行的章程中，只有200个最大的股东拥有投票权。整个法兰西银行发行了182500股，每一股的票面价值是1000法郎。在它3万多个股东中，拥有投票权的200个股东有资格选出12名董事会成员。在200个最大的股东中，有78位公司或者机构股东，122个个人股东。但是如果详加分析，可以发现这200名股东，基本上是属于同样一帮人，就是控制着法兰西银行的44个主要家族。而且这些家族所拥有的席位是可以继承的，在这中间有三个家族的席位在一百年之中一直保持不变，他们就是马利特、米腊博和罗斯柴尔德。 在瑞士银行家族中，最为突出的佼佼者是马利特、霍廷格和米腊博家族。 1557年，马利特家族追随欧洲著名宗教改革领袖加尔文（johncalvin）来到瑞士的日内瓦，在商业和银行业领域发家致富。1709年，25岁的伊萨克·马利特（isaacmallet）从瑞士来到巴黎，他代表日内瓦的银行家族们到法国急切地寻找金融业的发展机会。经过70多年的苦心经营，马利特家族在法国已成为银行业的巨头。即便是在大革命时代，马利特家族银行照样营业。1799年，他的儿子桂罗姆（guiumemallet）和其他瑞士银行家族联手策划支持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拿破仑上台之后，马利特被拿破仑封为男爵，在法兰西银行董事会排第三把交椅，直到1826年去世。然后他的儿子、孙子、重孙子继续坐在这把交椅上直到1936年法兰西银行国有化。马利特家族是法兰西银行从头至尾把持董事会位置的唯一家族，时间跨度长达136年之久！\[3\] 冉-康来德·霍廷格 排在马利特家族之后的是瑞士清教徒银行家族霍廷格家族。霍廷格家族在瑞士也是名门望族，出过几位政府部长。1784年冉-康来德·霍廷格（jean-conrad）来到巴黎，他先在一家银行做学徒，后来开了自己的银行，同时作为瑞士苏黎世银行家的法国代理，主要业务就是向法国皇室提供债务解决方案和融资服务。霍廷格与法国大革命的早期领袖过从甚密，其中就包括后来权倾朝野的塔列朗（talleyrand）议员。在“雅各宾派专政”下的“恐怖统治”时期，霍廷格跟随塔列朗流亡美国，1798年回到巴黎重新操持他的银行生意。后因策划资助拿破仑政变有功而受封为男爵，同时进入法兰西银行董事会。霍廷格家族在法国金融界、商业界和实业界的巨大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今天。\[4\] 后来陆续加入高特银行家圈子的瑞士银行家还有米腊博、安地斯、奥迪尔斯、维纳斯等家族，这帮人大多数也进了法兰西银行董事会。 法国中央银行完全可以开一个瑞士银行家联谊会。法国政局历经拿破仑、路易十八、查理十世、路易·菲利普、拿破仑三世的变迁，中间包括1815年波旁王朝复辟，1830年七月革命，1848年革命，1851年拿破仑三世政变， 皮埃尔·米腊博（现任瑞士银行家协会主席） 1870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建立，在如此频繁的政权更迭中，瑞士银行家们居然稳坐法国中央银行董事会，成为金融不倒翁，实在是耐人寻味。特别是米腊博家族，其瑞士分支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今天，成为清教徒银行家族中的代表人物。 19世纪初，这些瑞士清教徒银行家族逐渐建立起一张庞大的金融网络，他们继续与瑞士本土的银行家族保持着密切的生意往来，垄断着法国银行系统的资金与信贷。 德国“二战”侵吞犹太银行家资产和2009年美国政府强烈要求瑞士银行公开秘密账户，应与国际银行家族的百年内战有关。 垄断被打破：犹太银行家族的崛起 高特银行家圈子里的另一大分支就是1780年以来陆续移民到法国的犹太银行家族。与瑞士银行家相比，他们在法国起步较晚，但发展势头惊人。犹太银行家在法国大革命中获得了平等 阿希勒·福尔德的公民权后，财富和社会地位上升势头迅猛，逐渐形成了与瑞士银行家族分庭抗礼之势。 福尔德、贝列拉、罗斯柴尔德家族构成了法国犹太银行家族的核心。 福尔德家族是1784年来到巴黎的，他们的主营业务从为国外的犹太家族银行做代理，扩展到经营政府债券的利息收取。福尔德开始发大财是在大革命期间，他先是在1790年法国革命政府发行的以土地为抵押的新纸币上大搞投机，然后积极参与买卖教会土地，从而赚到第一桶金。 福尔德极其擅长拉关系，他同许多德国的犹太商人和银行家建立起稳固的朋友关系，并成为他们在法国的代理人。老福尔德的儿子阿希勒·福尔德（achillefould）在政界和金融界异军突起，将家族的影响力继续发扬光大。 阿希勒在接管家族生意之后涉足政坛，1842年就作为国民代表进入地方议会。在1848年2月爆发的革命中，他谨慎地支持革命派，并以金融影响力资助随后成立的临时政府。此后不久他又发表了两个小册子反对纸币。终拿破仑三世一朝，福尔德先后4次出任财政部长，在法国的经济改革中发挥了领导作用。强烈的保守倾向使他反对自由贸易的教条，拥护路易·波拿巴的政变和随后建立的拿破仑三世的法兰西第二帝国。但是他也反对拿破仑三世过分打击其政敌奥尔良家族，在帝国法庭判决将奥尔良家族财产充公后，即于1852年1月25日辞去财政部长一职，但旋即被任命为参议员，不久以国务部长的身份重返帝国朝廷，任内曾主持1855年巴黎国际博览会。在1860年11月再度辞职，又于翌年11月复职，直到1867年才以垂暮之年告老还乡。在其最后一段任期内，通过谈判削减了由法国侵略墨西哥战争引起的3亿法郎短期贷款债务，显示了其作为一名银行家和政治家的卓越才能。 福尔德家族与贝列拉家族联手创建的动产信贷银行（creditmobilier）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形成了强大的竞争压力，成为犹太银行家内部斗争的经典战例。 贝列拉家族是19世纪法国最著名的银行家族之一，与罗斯柴尔德家族齐名，曾是罗家银行的合伙人，并师从于罗家，后来扯旗单干。虽同为犹太人，但贝列拉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德意志犹太渊源不同，他们是来自于葡萄牙和西班牙地区的塞法迪（sephardi）犹太人，最初是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西迁的一支，汇票贴现是其看家本领，自视是犹太人中的上等人，比迁移到东欧的犹太人要尊贵。\[6\] 整个19世纪，贝列拉家族的顶梁柱是埃米尔和伊萨克两兄弟，他们的父亲雅各·贝列拉，手语的发明人之一，曾是路易十五的翻译。贝列拉兄弟创建了以动产信贷银行为核心的新型股份制投资银行，不仅控制了全国铁路网的重要部分，还控制了巴黎6家煤气公司、电车公司，建立了2家保险公司，重整了食盐业，建立了整治巴黎市政工程的不动产公司以及专事外贸的泛大西洋公司。除此之外动产信贷银行广泛投资于奥地利、俄国、瑞士、西班牙等国的铁路公司，在西班牙、荷兰、意大利等国设立动产信贷银行分号。通过融合兼并或财政控制，以贝列拉家族的动产信贷银行为核心组成了规模空前的大财团，成为不可一世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欧洲大陆的强劲对手。从1852年以后，这个大财团控制的银行和企业每年发行的股票市值超过15亿法郎\[7\]，其对法国乃至欧洲经济影响之强势，不由令人联想到中世纪的天主教会。 贝列拉兄弟 当然，19世纪在法国最强大的银行家族毫无疑问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正是他们于1814年在金融上搞垮了拿破仑，并资助了波旁王朝复辟。1830年，罗斯柴尔德家族抛弃了波旁王朝，支持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登上王位，开启了罗家在法国势力空前鼎盛的“七月王朝”。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国银行控制的资产从1815年的600万英镑，增长到1825年的1490万英镑，占家族总资产的比例从1/6增加到1/3。1836年，英国罗家的核心领导内森去世后，法国的詹姆斯事实上成为整个家族的新掌门，其个人财富高达4000万法郎，稳居法国首富，比霍廷格家族多10倍，比马利特家族多20倍。此时的犹太银行家族的势力已大幅超越清教徒银行家阵营。 金融创新的革命 19世纪上半叶，法兰西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其作用在法国金融领域并非处于核心位置，私人银行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凌驾于法兰西银行之上，特别是罗斯柴尔德银行。这一状况直到1848年革命才有所改变。随着革命的爆发，传统的社会权力体系遭受更大程度的摧毁，新的权力分配格局迅速形成，在商业和金融领域也是如此。 1848年革命之后，法兰西银行的纸币发行权溢出了巴黎范围之外，渗入外省重要工商业中心。危机终结了法兰西银行保守的票据贴现政策，将贴现业务延展到仓单（warehousewarrant）、政府债券和三方签署的商业票据（three-signaturmercialpaper）等领域，同时获准发行面额100法郎的纸币，这样就把法兰西银行的影响力推向了全国。紧接着是1848年3月8日成立的巴黎国家贴现银行，为巴黎商人提供紧急流动性以遏制巴黎商业组织大规模破产的浪潮。到1854年巴黎国家贴现银行在政府敦促下放弃半国有地位转型为一般的股份制公司，其业务内容也由为巴黎商业组织提供金融服务转向对外贸易的金融服务。除了巴黎国家贴现银行以外，在法国各地也成立了76家地方性的贴现银行，主要为外省地方商人提供各种商业票据的贴现服务。 19世纪初，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圣西门（saint-simon）的工业主义思想盛极一时，不少法国人深受其影响。圣西门的思想以实业理论而著称，设想未来的理想制度是一种“实业制度”。在实业制度下，由实业者和学者掌握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权力。社会的唯一目的应当是尽善尽美地运用科学、艺术和手工业的知识来满足人们的需要，特别是满足人数最多的最贫穷阶级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人人都要劳动，经济按计划发展，个人收入应同他的才能和贡献成正比，不承认任何人拥有特权。在理想社会中，政治学将成为生产的科学，政治将为经济所包容，对人的统治将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圣西门把从事产业活动的资产者看成是和工农一样的劳动者或“实业者”，并寄希望于统治阶级的理性和善心，幻想国王和资产者会帮助无产阶级建立实业制度和社会主义。圣西门还就发展法国新型的金融业和改进农业经营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对圣西门主义者和其他关心法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人士来说，要在法国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尤其是铁路、航运、运河和大型工业企业的发展，就必须大规模建立有限责任的股份制公司，将全法国中产阶级的财富高效率地动员组织起来，一方面为这些建设融资，另一方面可以把经济发展所得以股息和分红等形式返还给人民大众，实现国强民富的良性循环。 在圣西门实业主义的理论框架下，对于金融领域的创新构想就是成立股份制的投资银行，以取代传统的私人投资银行模式。通过公开发行股票和债券的形式向社会公众募集私人银行无法抗衡的庞大资金，一方面可以摆脱政府在金融方面对私人银行的依附，另一方面更有力地推动实业的发展。圣西门的实业思想和工业化主张成了第二帝国时代工业化的主导思想，对法国近代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8\] 法兰西银行势力的扩大和股份制投资银行的出现，从两个方面对传统的私人银行权力架构产生了严重的威胁。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态度是本能地维护既得利益，坚决反对此类金融创新，并且动用一切手段来扼杀股份制银行的出现。在最终打垮了以贝列拉家族为代表的创新派之后，罗斯柴尔德家族审时度势，顺应历史潮流，也开始建立自己版本的股份制投资银行，这就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对法国经济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巴黎巴（paribas）银行。 动产信贷银行：贝列拉的挑战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许许多多理论听起来都非常有道理，但仅仅是有道理而已。实践从不按照理论的逻辑来发展，因为实践理论的人，永远遵循的是利益的游戏规则。所以，理论对于实践的作用，必须通过符合实践理论的人群所默守的利益游戏规则才能得以真正实现。 拿破仑三世对动产信贷银行理论的迷信也不例外。 皇帝陛下本人就是圣西门主义的狂热信徒，更喜欢自己作为一个伟大的社会工程师而闻名于世。早在19世纪30年代他上台之前就与其金融界密友贝列拉和福尔德家族商量为了在法国实践圣西门的实业主义建立一个四位一体的金融机构体系： 商业银行：法兰西国家贴现银行 工业银行：动产信贷银行 抵押银行：土地信贷银行 互惠银行：小企业融资的信用互惠银行 其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就是股份制的投资银行——动产信贷银行\[9\]。 贝列拉兄弟利用拿破仑三世追慕虚名的心理，借口实现圣西门主义关于一切阶级矛盾都必定在一种新发明的社会信贷计划所能达到的普遍幸福的面前消失的思想，于1852年向拿破仑三世大力宣扬动产信贷银行商业模式的好处。这种模式是通过出售股份和债券给公众以筹集银行资金，然后用这些资金购买它希望发展的新兴工业企业的股票。贝列拉兄弟蛊惑人心地把它吹捧为实现圣西门实业社会主义的手段。 贝列拉兄弟所发明的这种新的信贷制度得到拿破仑三世的热烈支持，马克思讽刺地称它为“拿破仑的社会主义”，“从约翰·罗到伊萨克·贝列拉，都具有这样一种有趣的性质：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10\]。实际上，这个信贷制度的实行使法国股票交易所投机猖獗，贪污泛滥，舞弊成风。但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是个伟大的战略性金融制度创新，能够很好地为快速发展的工业化提供资本和信贷。动产信贷银行业务主要由两部分组成，首先是传统的银行业务，包括吸收储户存款、商业票据贴现、放贷和保险；第二部分是属于投资银行业务的承销政府公债和公司债券等。 除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蛊惑之外，贝列拉兄弟和福尔德家族还使出挑拨离间的手段来促使拿破仑三世尽快下决心。树大招风，罗家的财雄势大不仅引发了清教徒银行家的敌视，也招来了其他犹太银行家族的嫉妒，其中就包括贝列拉和福尔德家族。贝列拉早年曾经是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的合伙人，罗家在金融领域是其师傅。后来贝列拉出来单干，对罗家态度也日益不友善。窝里反历来是罗家最为深恶痛绝的行为。 福尔德与贝列拉家族同属资助拿破仑三世政变有功的“嫡系部队”，在金融上挑战罗家老大地位的目标是一致的。阿希勒·富尔德在担任法国财政部长时，曾郑重地向拿破仑三世进言：“把您的王国从罗斯柴尔德的掌控中解放出来是绝对必要的，他实际上已经代替了您的统治。”\[11\] 罗斯柴尔德也不是省油的灯。詹姆斯·罗斯柴尔德专门写信给拿破仑三世，指出动产信贷银行一旦建立并成功运作，就会控制大部分公共财富，并且最终会变得“比政府更有权势”，试图以此动摇法国政府支持建立动产信贷银行的决心。 本来，拿破仑三世就是在贝列拉和福尔德家族的支持下才得以登基称帝，对这两位当然是言听计从，同时他也确实对动产信贷银行的理论体系深信不疑。拿破仑三世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处得不怎么样，詹姆斯·罗斯柴尔德既不喜欢也不信任拿破仑三世。在这种情况之下，政府明显地站在贝列拉兄弟一边。自1848年革命以来，靠着保驾之功，贝列拉和福尔德家族乃是当朝的红人，罗家大有被边缘化的趋势。虽然罗斯柴尔德家族为拿破仑三世上台也出过力，但毕竟没有波旁王朝复辟和七月王朝时代一手遮天的气势了。再加上贝列拉和福尔德在皇帝耳边不断地吹小风，詹姆斯的日子过得非常不爽。 罗斯柴尔德在法国朝廷里的靠山是曾经非常得宠的常格尼尔（changarnier）将军。但常格尼尔将军渐渐在拿破仑三世跟前失势。1850年整年中，詹姆斯都在一边极力调和拿破仑三世同常格尼尔的关系，一边试图给自己在总统（注：当时拿破仑三世尚未称帝）面前加分：“总统似乎觉得我对他有误解，看起来我得特别注意在他跟前低调，那个福尔德又不会给我说好话。” 拿破仑三世显然更偏向福尔德，而对常格尼尔和詹姆斯关于外交政策的建议越来越听不进去了。拿破仑三世有意要除掉常格尼尔。詹姆斯一看不好，赶紧把手上的黄金往伦敦转移。他不无焦虑地说：“我宁可把金子全放在伦敦挣个区区3％的微利，也不留在法国了，拿破仑没准因为我跟常格尼尔是朋友就把我的钱没收了。我不怕他，但是得防着他。这是个政治极其肮脏的国家。” 1850年12月，常格尼尔被逮捕，标志着共和派彻底失势。詹姆斯何等精明，他从来不会把政治倾向跟商业利益混为一谈，马上见风转舵，抛弃了共和派，转而支持帝制。但立场毕竟不如贝列拉和福尔德等人坚定，多少被拿破仑三世看成了骑墙派。 1852年，贝列拉和福尔德联手打造的动产信贷银行在拿破仑三世的大力支持下正式建立，\[12\]从此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个凶猛的竞争对手。 “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 “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质是：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别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又是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正是这种二重性质，使信用的主要宣传者，从约翰·罗到伊萨克·贝列拉，都具有这样一种有趣的性质：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 ——马克思 马克思的这段评价非常有意思，他既了解信用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又看清了实践信用理论的这帮人出于自身利益，就是一群不折不扣的骗子。马克思的这段话，堪称是正确看待一切金融创新本质的经典评论。理论永远是靠人去实践的，实践理论的人有着自己的利益格局，如何将理论的目标与实践者的利益整合在一起，这是伟大的政治家与伟大的思想家之间最重要的区别。 詹姆斯·罗斯柴尔德 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贝列拉家族被形容为“两类犹太人”的代表。前者是“北方犹太人”的典型，“永远冷静和理性”，对财富和利益的获取是超导状态下的低能耗与高效率。而后者代表“中部犹太人”，他们受益于法国对犹太人的宽松政策，因此在行事和生意上更开放和顾及公共利益，这种“心灵热度”将带来精力损耗和效率干扰。在当时的法国社会，罗斯柴尔德家族标志着“封建金融”，而贝列拉家族则代表着“民主金融”。 贝列拉兄弟迅速完成了他们的银行组织工作，福尔德家的贝诺特（benoitfould）出任银行第一任董事长，直到1854年退休。但是银行的日常工作一直由担任副主席的伊萨克·贝列拉负责。董事会其他成员包括在第二帝国权倾朝野的穆西（mouchy）公爵、加利拉（galliera）、安德瑞（andre）伯爵、赛里尔（faseilliere）男爵、清教徒银行家族的查尔斯·马利特（charlesmallet）和策划拿破仑三世政变称帝的奥古斯特·摩尼（augustedemorny），这个摩尼也是拿破仑三世同母异父的兄弟。\[14\] 在这一豪华阵容强力运作之下，动产信贷银行一经问世就爆发出惊人的能量。它定价500法郎的股票一开盘就冲上1100法郎，第4天就高达1600法郎。1856年3月摸高到1982法郎。而分红从1853年的13％上升到1855年的40％。动产信贷银行的投资者们无不喜上眉梢，而詹姆斯·罗斯柴尔德关于动产信贷银行是金融灾难的预言听起来更像个笑话。 尽管动产信贷银行是股份制银行，但其起始资金规模远落后于罗斯柴尔德银行。动产信贷银行从2000万法郎起步（贝列拉占其中29％的股份），而1852年罗斯柴尔德法国银行的资产就已经超过8800万法郎，各分支银行资产总和超过23亿法郎。但是，动产信贷银行从一创建就展现出朝气、时尚、张扬和野心，同罗斯柴尔德银行的严谨、传统、低调与刻板形成鲜明对比。 在动产信贷银行里，银行家们永远被一帮朋友围绕着，每个人都竖起耳朵打听生意的动向，老主顾是要买进还是卖出。而雇员们站在楼梯上迎着顾客，殷勤打探是否有生意机会。每个人都急于暴富，不择手段，毫不掩饰。 这一时期是法国铁路建设的辉煌顶峰，从1851年到1856年间，铁路投资剧增5倍。50年代新修的铁路是40年代的2倍还多。随着动产信贷银行的迅速膨胀，它同罗斯柴尔德在铁路上的竞争已呈白热化。动产信贷银行很快控制了法国三条主干线路，罗斯柴尔德则牢牢死守自己原有的两条线路。动产信贷银行在各家法国铁路公司里占据了8个董事席位，罗斯柴尔德则有14个。 两个阵营的犹太银行家们在法国铁路融资上斗得难解难分。拿破仑三世偏向动产信贷银行，把一条又一条铁路线路融资的项目批给贝列拉。此时，跟皇帝陛下有一半血缘关系的弟弟摩尼看中了铁路这个机会，急于借此自己致富，提出应该把小铁路公司合并成几条主线。詹姆斯立刻抓住机会攀上摩尼这条线。罗斯柴尔德法国银行持有价值超过2000万法郎铁路公司的股份，占银行资产的15％。这些股份在摩尼政策的鼓励下迅速升值。詹姆斯在1852年4月的一个星期里“不用掏一分钱”就净赚150万法郎。 罗斯柴尔德法国银行此时财大气粗，在争夺铁路融资项目上领跑。动产信贷银行则毫不示弱，创设出把多家铁路公司各种期限各种条件的股票和债券进行标准化“打包”，实在是堪称当今结构化融资产品的鼻祖。通过“金融创新”，动产信贷银行制造出大量新型金融产品的投资方式，填补了介于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之间的空白，此举立刻吸引了不计其数的小投资者。动产信贷公司的资产迅速增长到6000万法郎，直接挑战罗斯柴尔德在铁路融资上的老大地位。 更令詹姆斯担忧的是贝列拉正在把手伸出法国，大有横扫全欧洲之势。1853年4月2日，科隆的银行家奥本海默得到许可证，将在距离法兰克福以南不到20英里的达姆施塔特开设一家新银行。这显然是动产信贷银行的德国翻版，而且目标直指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法兰克福银行。贝列拉、福尔德、奥本海默和动产信贷银行控制着这家新银行。\[15\] 贝列拉进而在1853年筹建西班牙动产信贷银行，同时策划比利时动产信贷银行。1854年又要建奥地利动产信贷银行了。不仅如此，贝列拉还将目光投向了更远的俄国。 俄国自克里米亚战争失败以来，痛感铁路网的战略价值，决心要修建以莫斯科—圣彼得堡为枢纽的全国铁路网，将俄国的欧洲部分，西至波兰边境南至克里米亚半岛连接起来，总里程超过4000英里，预计投资10亿法郎。为了完成此项战略基础设施计划，全俄铁路公司成立（thegreatrussianrailwapany），初始资本金3亿法郎。股东包括圣彼得堡的沙皇私人银行家斯蒂格利茨（stieglitz），华沙的弗兰克尔（fraenkel），伦敦的巴林兄弟，阿姆斯特丹的霍普，柏林的门德尔松，以及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竞争对手，如贝列拉、马利特、福尔德和霍廷格家族等。其董事会包括由陆军军官和政府官员组成的10名俄国人（其中包括由沙皇任命的董事会主席），4名巴林—霍普集团的董事和5名法国银行的董事，贝列拉和福尔德双双名列其中。由此以动产信贷银行为代表的法国金融势力大规模渗透进俄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诸领域，成为未来俄法同盟的大本营。\[16\] 1856年法国《工业》杂志评论道：“动产信贷银行注定要将影响力扩张至全球。其在巴黎的母公司经过四年发展已经成为法国业界学习的楷模，在法国之外的奥地利、西班牙、皮蒙特（北意大利）都开设了分号，一伺和约缔结（指克里米亚战争之后英法对俄和约），势必在君士坦丁堡和圣彼得堡开设分号……（因为）欧洲各国都承认，发展生产、物质进步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政治利益……为此，信贷是必不可少的。”\[17\] 而亲罗斯柴尔德的《铁路》杂志则质疑动产信贷银行的全欧扩张预计将耗资10亿法郎，这将把法国国内工业发展所需的资本抽空转移至外国。 虽然受到亲罗斯柴尔德媒体的非议，动产信贷银行不为所动，依旧大踏步地向欧洲各国扩展其势力。承销奥地利、俄国、土耳其、美国的政府公债；投资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罗马尼亚的铁路，还有荷兰、奥地利、比利时的抵押债券；在荷兰开办蔗糖精炼厂，在布拉格开办铁厂，甚至在锡兰（斯里兰卡）搞了一个咖啡种植园。不过，动产信贷银行最大的成就是建立荷印（尼）商业银行、国家铁路运营公司和荷印（尼）铁路公司。其中最重要的荷印（尼）商业银行（nedendsch-indischehandelsbank）在新加坡、香港遍设分号，混业经营投资银行、抵押银行、商业贸易等业务，并被认为是动产信贷银行的子银行。 法兰西银行：打败贝列拉的战略制高点 谁能控制中央银行，谁就能在竞争中处于战略优势地位。过去如此，今天也是如此。雷曼兄弟的覆亡就是因为没有吸取历史的教训。 动产信贷银行号称是代表公共利益的金融中心，实际上对法兰西银行的业务造成了挑战。1852年之前，法兰西银行不发放铁路股份作抵押的贷款，且贷款利率高达6％。到1852年11月，受到动产信贷银行的压力，利率只有36％了。同时期罗斯柴尔德法国银行持有的法兰西银行股份也大大贬值。罗斯柴尔德自然更对动产信贷银行恨之入骨。这种情势也开始促成罗斯柴尔德与法兰西银行结成同盟。 罗斯柴尔德在动产信贷银行创立之初曾购买动产信贷银行5000股观察一下行情，与此同时，贝列拉却在悄悄地卖出。其实，和所有忽悠的人一样，贝列拉心里非常清楚他们的很多金融创新早晚会出大问题，罗斯柴尔德对此也是洞若观火。 1852年11月15日，詹姆斯·罗斯柴尔德写给拿破仑三世的私信中，严厉批评动产信贷公司这样的股份制银行是“国家经济的灾难”，他指出股份制银行的股东不公开姓名，所以可以不负责任，就有机会滥用权力处理人民的财产。詹姆斯警告新型银行将会“用其巨额投资主宰商业和工业，为市场制定规则和法律，而这样的法则将不受控制，超越竞争……将大部分国家财富都集中在他们手中……最终这些银行的力量会超过政府”。\[18\]同时，詹姆斯又告诉拿破仑动产信贷公司根基不稳，“是建在沙滩上的”，因为他们发行的债券付给投资者固定利息，而银行本身对该项投资的投入是‘不确定而不可靠的变数’。一旦发生危机，银行将会拖累整体经济“滑向深渊”。詹姆斯预见到新型银行的准备金一定不足，一旦陷入危机，政府就只能选择“整体破产”或者“终止金银与纸币的兑换”。这些话当初说来不完全是为了吓唬拿破仑三世的，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并非空穴来风。罗斯柴尔德关于动产信贷银行的评价只要将名称和年份更改一下，完全可以用“论金融衍生品的风险”为题，直接发表在金融海啸后的《金融时报》头版。今天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能在全球金融海啸中独善其身，倒也不是浪得虚名。 1855年，银行和铁路的繁荣都到达高峰，克里米亚战争造成巨额资金缺口，当年偏又赶上农业歉收，法兰西银行顿时喘不上气了。1855年8月，为缓解已经空虚的储备金，法兰西银行不得不从罗斯柴尔德法国银行购入3000万法郎的黄金和2500万法郎的白银。一年后，情况愈加恶化，法兰西银行没招了，申请终止纸币与金银的兑换。绝大多数银行董事都赞同这一提议，只有阿尔方斯·罗斯柴尔德反对。最后阿尔方斯父子得到法国财政部长的支持，以提高贴现率和大规模购入价值8300万法郎的黄金和白银来遏制挤兑风潮，罗斯柴尔德银行出面维持住了法兰西银行的现金流。1855年到1857年，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向法兰西银行提供了价值751亿法郎的黄金，总共获得11％的利润。罗斯柴尔德银行与法兰西银行的共生共荣关系得到了空前深化。 在法国，对贝列拉的支持派也远非铁板一块，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运作之下，亲贝列拉的法兰西银行高官被调离开巴黎外放驻外大使。1855年，阿尔方斯·罗斯柴尔德当选法兰西银行的董事长，罗斯柴尔德银行成为法兰西银行的最大股东。罗斯柴尔德家族对法国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影响力，最终将决定罗家和贝列拉的角斗中谁是最后的赢家。 贝列拉家族的扩张仍在继续，其主攻方向就是奥地利动产信贷银行的建立。 伊萨克·贝列拉亲往维也纳提出发展奥地利金融、工业的一揽子建议，游说国会和朝廷循法国成功的先例，建立奥地利动产信贷银行和修建从维也纳到的里亚斯特的铁路线，而一批维也纳贵族和银行家也在鼓吹此事，要求朝廷颁发成立奥地利动产信贷银行的特许状。奥地利前首相亚历山大·巴赫（alexanderbach）和财政大臣冯·布鲁克（vonbruck）男爵都觉得贝列拉家族的建议对于帝国经济发展大有裨益。 恰在此时，罗斯柴尔德家族驻维也纳的掌门人所罗门去世，罗家在哈布斯堡宫廷中无人。詹姆斯不能容忍没有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参与奥地利新的金融机构，于是拣选所罗门之子安塞姆·罗斯柴尔德（anselmrothschild）主持奥地利家族业务。安塞姆甫一到任，立即串联各路动产信贷银行的反对势力，迫使奥地利朝廷认识到与动产信贷银行敌对的金融财团的实力，于是帝国大臣们劝说两家合股搞一个新银行，共同为哈布斯堡王朝效命。 针对这一提议，安塞姆精明地建议帝国朝廷将这一新机构的业务范围严格限制在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内，以防止资本外逃，促进奥地利本国实业发展。对于分号和合作伙伴遍及欧洲各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可以非常轻松地避开这样的限制，但是对于正欲在国际舞台上大展拳脚，并且急需调动各地资源支撑其在更大领域扩展的动产信贷银行来说，却是一个紧箍咒。 伊萨克不得不同意在大幅缩减原定23亿法郎资本金的条件下加入这个新金融机构。但是，此时的贝列拉家族由于缺乏充足的资金，其进攻态势已呈强弩之末。 在掌握了中央银行大权之后，罗斯柴尔德此时决定进行战略反攻，在奥地利动产信贷银行问题上，对于风头正健的贝列拉家族给予迎头痛击。 他们首先利用动产信贷银行战线拉得过长，资金不敷使用的困境，切断其继续扩张的现金支持。1855年9月，贝列拉兄弟宣布要发行长期债券，罗斯柴尔德利用其在法国中央银行的影响力，以“减轻资本市场的压力”为由，拖延并冻结了动产信贷银行12亿法郎企业债的发行，进一步削减了动产信贷银行的现金流。在失去发行长期债券的机会后，动产信贷银行很难继续为庞大的土地开发项目提供投资。贝列拉的凌厉攻势终于被遏制住了。\[19\] 同时，罗斯柴尔德在法国政府内部鼓动对动产信贷银行将大量资本投入国外市场的怀疑态度，最后迫使伊萨克不得已通知奥地利政府：“由于法国政府的态度”，动产信贷银行不能参加新成立的奥地利联合信贷银行，而这个银行很快发展成为奥地利帝国居于领导地位的投资银行和欧洲大陆规模最大的金融机构之一。在奥地利联合信贷银行的问题上，贝列拉家族完全失败了。 1857年，随着欧洲经济危机进一步深化，铁路工程大受影响，贝列拉手里的几条主干线都陷入亏损，而罗斯柴尔德掌握的铁路线却在危机中幸存。法兰西银行从教训中认识到有着致命缺陷的是以贝列拉为首的“新”银行，而不是姓罗斯柴尔德的“老”银行。 随着欧洲的铁路建设越来越超出国家边界，向跨越多国地域发展。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国际化”优势在此时突出显现，而动产信贷银行功亏一篑，明显敌不过罗斯柴尔德银行遍布欧洲的分支机构之间相互呼应、彼此驰援的优势。1857年后，动产信贷银行在铁路融资上甘拜下风了。 185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动产信贷银行的资金缺口越来越大，原先持有的大量上市公司的现金分红来源枯竭，不仅如此，这些公司反而需要动产信贷银行大规模资金反哺。在资产价格暴跌之中，贝列拉又无法承受抛售这些股票所带来的严重损失，动产信贷银行的资金迅速枯竭。 贝列拉的投资冒险行为也是导致其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1854年，法国获得修建和使用苏伊士运河的租让合同。贝列拉兄弟认为，运河开通后马赛港将成为法国通往东方的第一良港，于是大量投资马赛港附近地产，占到同期对外投资5500万法郎中的5200万。结果苏伊士运河1869年才最终建成，庞大的资金被牢牢地套在了马赛地区的地产项目上，最后动产信贷银行滑稽地变成了“不动产”信贷银行。 1863年，贝列拉兄弟提出为动产信贷银行的资本金增资一倍的建议，但遭到政府拒绝。当贝列拉最终获得批准扩大资本金的时候，为时已晚，动产信贷银行股价大跌，已到破产边缘。其他金融机构见势不妙，都不愿意伸手相救。1868年，走投无路的贝列拉兄弟只好去寻求法兰西银行这一“最后贷款人”的帮助。 这下终于撞上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枪口。作为条件，中央银行要求贝列拉兄弟辞职，并安排一位法兰西银行的前总裁成为动产信贷银行的董事长，主持银行的重建工作。动产信贷银行从此一蹶不振。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寿终正寝。盛极一时的动产信贷银行其实从1852年到1857年危机爆发，只红火了5年左右。 尤金·贝列拉（eugènepéreire）是伊萨克的儿子，后成为贝列拉家族下一代的核心人物。1881年创立跨大西洋银行，现在是法国最古老的私人银行之一。1909年，尤金的孙女和罗斯柴尔德家族联姻，冤家最后成了亲家。 克里米亚战争 两百多年来，罗斯柴尔德家族认为会对他们的金融帝国产生影响的就是两件事：战争和革命。不管是革命还是战争，交战双方为了进行有组织的暴力行动必然要进行大量融资。战争和革命本身可以冲击原有的封建贵族和教会的统治秩序，使得金融家族扩大对政治的影响力。战争或者革命结束之后的重建时期也需要大量融资，如此可以实现一箭三雕的效果。 1854年3月，一场席卷了欧洲各主要国家的战争爆发了。 起初，克里米亚战争即将爆发的征兆并没有引起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注意，战争的导火线是争夺“圣地”。所谓圣地问题就是法国支持的天主教与以俄国为靠山的东正教争夺耶路撒冷和伯利恒教堂的管辖权。起因则是自18世纪下半叶起，俄国在近东势力急速发展，力图攻占或与列强瓜分日趋衰落的奥斯曼帝国，控制黑海海峡，实现俄国南出地中海的宿愿。这就与在近东有重大政治经济利益的英、法两国发生了尖锐冲突。 任何一场战争，都是国际金融市场的地震，将急剧改变每个国家的财政状况和重新划分国际金融市场的利益格局。于是天主教跟东正教打起架来，第一个上火的就是国际银行家们。 罗斯柴尔德在战争初起时陷入被动，因为他们过度信赖从外交途径得到的情报。但是圣彼得堡这回很不老实，直到1853年6月都在反复向罗斯柴尔德家族信誓旦旦地保证不会进行战争。1854年1月西方联军开进了黑海，詹姆斯仍然没太在意。2月，当俾斯麦得到俄国大使被从巴黎紧急召回的确切消息，立刻心里有数了：“我当时在想，这个消息最能惊吓谁呢？我的眼光落在了罗斯柴尔德身上。果然，我刚把消息交给他读，他的脸顷刻变得像支粉笔一样白。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我要是今天早上知道这个消息就好了’；第二个反应就是，‘明天您能跟我谈生意吗’。” 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掌门人莱昂内尔也对俄国挑起战争的举动大为意外，他在1854年3月已经看衰俄国：“一个已经负债8亿英镑的国家在进入另一场战争之前，实在应该慎重考虑。” 打了3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将罗斯柴尔德银行公债融资的生意再次推上高峰。这场战争使得每个参战国的军事开销都大大超越从税收中得到的财政收入，各国都不得不大举发债，纷纷扑向公债市场。 罗斯柴尔德银行受贝列拉家族窝囊气的局面立刻改变了。在国际公债市场上，没人能撼动罗斯柴尔德银行的霸主地位，他们已经通过百年潜心经营牢牢盘踞住这一市场。包括动产信贷银行在内的一干竞争对手都从对克里米亚战争公债发行的争夺中无功而返，而罗斯柴尔德的老冤家巴林银行又在这一票中押宝在最后战败的俄国头上，狠狠吃了个哑巴亏。这场战争打下来，罗斯柴尔德银行基本上独享了整块蛋糕。 英国方面，政府本来内定了从巴林银行借钱。无奈巴林的钱压在俄国抽不出来，只好眼睁睁看着1600万英镑战争贷款全被罗斯柴尔德银行细嚼慢咽了。 战时的法国被经济搞得焦头烂额，拿破仑三世赶忙出台一系列利率调整政策刺激经济。罗斯柴尔德法国银行和霍廷格家族联手在政府拯救经济危机的行动中大力支持财政刺激政策，把贝列拉家族排除在外。于是，当法国财政部1854年和1855年一笔接一笔大发克里米亚战争债券的时候，罗斯柴尔德银行自然是首选。贝列拉这时才反应过来，竭尽全力向拿破仑三世争取。而法国财政部长告诉拿破仑三世，法国国内市场对战争债券的容量已接近饱和，于是法国将大部分战争债券转往伦敦发行。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早张开包袱，法国债券生意应声落袋。贝列拉终究斗不过早已谋划在先的罗斯柴尔德，又眼巴巴地看着罗家法国银行和伦敦银行美美地把法国战争债券大餐吃了个干干净净。 贝列拉在法国斗不过罗斯柴尔德，赶紧把手伸进土耳其，要抢土耳其的战争债券。谁知罗家又占了先机，已经抢先一步把代理人派往君士坦丁堡。土耳其的战争债券也归了罗家伦敦银行。1857年《泰晤士报》说：“土耳其国家银行就快成为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另一个分部了。” 奥地利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并没有直接参战，可是它也没闲着，倾举国国力扩军备战，终于迫使俄国从多瑙河撤军。奥地利没来得及偷乐，就发现本国财政已陷入严重危机，货币日贬千里。奥地利财政部长向詹姆斯发紧急求救信：“在我们的货币完全变成废纸之前，只有你能拯救我们”。\[21\]詹姆斯答应联合其他罗斯柴尔德分支共同拯救奥地利，条件是奥地利政府原先许给福尔德的贷款现在得归罗家银行，于是福尔德原以为到了嘴边的鸭子又飞了。 普鲁士政府的开销在战争期间增长了45％，早就不堪重负。有俾斯麦做主，普鲁士的战争债券全归了罗斯柴尔德法兰克福银行。梅耶·卡尔·罗斯柴尔德还因为国作出突出贡献被授予普鲁士红鹰勋章。 仗打到1856年，欧洲各国几乎同时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多家银行倒闭。1852年到1855年，各国政府公共支出的增长分别是：奥地利42％，英国68％，法国53％，俄国88％。公债贬值则是：英国15％，法国15％，奥地利24％，普鲁士11％。战争资金渐渐“贫血”继而“断血”，仗自然打不下去了。克里米亚战争终于收场。 罗斯柴尔德银行其实不在乎打仗的输赢。到19世纪50年代末，英国、法国、土耳其、奥地利和普鲁士政府全都以一家或数家罗斯柴尔德银行为金主。罗斯柴尔德银行又在战争期间把老对手新对手们整的整，灭的灭，它在政府公债上的江湖老大地位再也无人能够撼动。 即使在所有银行都难逃破产命运的1857年，也没有一家罗斯柴尔德银行亏损，最大的损失不过是盈利减少而已。 天主教银行家：第三股势力 法国的银行家族势力在1870年之前大致是犹太银行家与清教徒银行家两大阵营对垒。犹太银行家族中间，罗斯柴尔德家族是显而易见的领袖。清教徒银行家族体系中间，首领就是米腊博家族。天主教银行家族不像清教徒和犹太银行家那样饱受宗教迫害，这也是他们缺乏凝聚力的原因。 从1870年普法战争以后，第三股银行家族，即天主教银行家族势力逐渐在法国形成。这个集团包括达维里尔（davillier）、鲁伯萨克（lubersac）、达摩其（demachy）、古德霍克斯（goudchaux）、莱西德科斯（lehideux）等银行家族。但是，第三股势力其实是一种不太稳定的势力，他们很快又分成两派。一派天主教徒银行家跟罗斯柴尔德阵营逐渐结成了联盟，并且支持第三共和的建立；另外一派主要是跟崛起中的重工业集团联手，而重工业集团的主力家族都是天主教徒，法国钢铁大王施内德（schneider）是其中的领军者。在这三股势力中，罗斯柴尔德家族居于明显的优势地位。 金权的进化：从所有权到控制权 在法国的历史上，无论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还是贝列拉家族，这两大势力集团都跟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但是他们同法国的实体经济的联系却相对来说弱很多，除了在铁路方面投入稍多以外，在其他实体经济行业投资兴趣并不大。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由于工业革命前期的资金需求量对于储蓄相对充足的法国而言，已足够使用，充裕的资金供给使得国际银行家们在竞争中利润不高，因而缺乏足够的动力；二是政府和外国战争的公债需求量极大，利润既高又有保证，属于爆赚加稳赚的投资。另外，资本稀缺的国家，其项目回报率相当可观，又有当地政府的担保，也属高利和可靠的投资。在这样的情况下，国际银行家的资金其实并不直接进入本国实体经济循环，而是在国际上追逐高额利润。 从银行的运作模式来看，在法国工业资本主义崛起初期的纺织、冶金、运输和机械等行业的融资需求有限，法国的私人银行模式足以应对。同时，热爱储蓄的法国人投资方向比较保守，倾向于买卖稳定可靠的政府和企业债券，而并不特别热衷股票类冒险高的投资。如果投资实业，他们则倾向于投资私人和家庭企业，而不太愿意投向那种大型的商业机构或者公司，所以大规模的股份制银行在法国发展一直很慢，这一点和英国类似。 但是，随着大规模铁路项目的建设，这一局面发生了深刻变化。 法国铁路建设的高峰期是1830~1870年，铁路工程的建设往往需要大规模的资本运作，而这种规模的资金需求就远非传统意义上的私人银行体系所能负担。私人银行的投资主要是依赖某一家银行的储蓄，这种银行模式在大工业时代，特别是在近代工业体系铁路建设的崛起过程当中，遭遇到很大的挑战。金融体系为了适应工业革命后期的大规模融资需求，必须建立起全新的股份制投资银行、存款银行、储蓄银行，还包括一系列保险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这些金融机构通过把众多散户的储蓄集中起来，然后再经由投资银行的投融资运作，将这些数量庞大的资金投向实体经济中资金需求量特别巨大的工业领域，产生可观的回报。 在新型股份制投资银行模式下，私人银行家的角色就从过去使用自有资金的放贷者变成了调动公共资金的管理者，其实这个过程对私人银行家是非常有利的。从前，由于私人银行家使用自有资金放贷，私人银行对行业的金融控制力一目了然，缺乏隐秘性可言。而新型的资产管理者角色，由于运作的是公众的资金，在放大了对社会财富控制力的同时，不动声色增加了隐秘性。在这种资产管理模式中，他们并不公开自己的身份，并且主要是从幕后来运作，这一高明的金融资本主义制度安排将公众的视线进行了有效隔离。 在这一系列新兴的金融机构背后，董事会的成员基本上还是同样的银行家族。巴黎巴银行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从1870年到“二战”爆发，法国经历了第三共和时代，罗斯柴尔德家族为首的犹太银行家族是支持第三共和的主要金融势力集团，但是清教徒和天主教银行家族则倾向于反对第三共和。罗斯柴尔德为首的犹太银行家族通过控制法国最大和最重要的股份制投资银行机构——巴黎巴银行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到20世纪初，巴黎巴银行对法国的经济和政治生活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 至1931年，罗斯柴尔德家族控制的巴黎巴银行，一共持有法国357家上市公司的股票，家族成员和家族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在120家公司中控制着180个董事的席位。这种控制是经过非常精妙的金融资本主义手法来设计的，如股权中的无投票权和多重投票权的精心设计，原董事投票增选新董事等方式，都是实现由极少数特殊股东控制多数股东财富的有效手段。再比如，特权股东所持有的股票中拥有一股一票的投票权，但是发行给公众的股票中，每股只有1/10的投票权，如此运作可以确保特权股东对公司董事会的任命和公司运作的实际控制权。 为了抗衡巴黎巴银行的影响，清教徒银行家在1904年成立了一家自己的股份制投资银行，这就是巴黎联合银行（unionparisienne）。1904~1919年，以巴黎联合银行为核心，清教徒银行家将各种金融势力整合在一起，与以巴黎巴银行为核心的犹太银行势力集团进行抗衡。实际上清教徒银行体系和犹太银行家体系对法国政治和经济权的争夺，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法国政治和经济系统的瘫痪。特别是1934~1938年，这两大势力集团的争斗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导致法国在大萧条中复苏缓慢，更严重的后果就是1940年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迅速失败。 从法国上市公司的情况来看，1936年巴黎的证券交易所注册的公司总数是1506家。其中大约有600家是关系国计民生的超级重要公司，另外还有大约200家非上市的重要公司，法国经济中的重量级公司大约有800家。在这些公司中，犹太银行家族集团控制了400多家，他们的竞争对手控制了300多家，只有100多家是属于不受控制或者其他势力控制下的公司。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被德国占领的4年里，犹太银行家族的资产受到剥夺，其中也包括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当然战后这些权力被胜利的一方全部收回，战败的德国还需要连本带利地进行赔偿。 包括两大银行家族势力集团在内，据统计有183个大财阀控制了当时的法国，成为法国著名的“200家族”前身。此外，金融家族加强了对政界和新闻界的渗透，银行家投资新闻界或自己办报者也比比皆是。这一切给法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带来了深刻影响。除了拉拢权贵之外，金融巨子们纷纷亲自出马，跻身政坛，出任拿破仑三世财政部长的阿希勒·福尔德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银行家族的代理人进军政界的也不在少数，如1962年戴高乐总统任命的法国总理蓬皮杜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国银行的总经理，蓬皮杜从1962年到1968年任法国总理，从1969年到1974年任法国总统。 金权的力量在经过200多年的进化，已经在法国树大根深，难以撼动了。 第四章 美国:银行家的圈里人(导读) 美国历史最为独特之处就在于一切都几乎是从一张白纸上起步。深受宗教迫害的人们从欧洲和其他地区涌入这个地广人稀资源丰富的新大陆，白手起家。美国没有英国、法国、荷兰等国商业资本主义时代就已经完成的原始资本积累，也没有欧洲大陆几千年创造出的市镇、乡村、港口、桥梁、公路等基础工程的家底，这是一个几乎永远都无法满足其胃口的资本与人力需求极度旺盛的市场。 极端丰富的自然资源、严重短缺的劳动力和高度稀缺的资本三大因素汇聚在一起，终于创造出一个迥然不同于欧洲的金融生态环境。这里没有令人窒息的封建等级制度，没有偏执疯狂的宗教压迫，这是一块国际银行家们天赐的乐土。金权在这里野蛮生长、肆意扩张、日渐粗壮、遮天蔽日。政权对金权从压制到控制，从抗拒到默许，从排斥到联合，从合作到顺从，社会从王权下的无法无天，发展到金权专政下的有法无天。 金权是个好东西，为了达成目的，它更多使用诱惑而不是强迫，它更在乎激发人内心的欲望而不是仅从外部施压，它强调利益均沾而不刻意区分敌我。 在整个19世纪，美国成长起了一大批国际银行家族，他们中间最为眩目的就是犹太国际银行家族，这些家族包括：赛利格曼（seligman）、贝尔蒙特（belmont）、希夫（schiff）、库恩（kuhn）、雷波（loeb）、沃伯格（warburg）、斯佩尔家族（speyer）、雷曼（lehman）、高曼（goldman）、赛克斯（sachs）。这些家族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特点，就是他们全部都来自德国。如果我们说今天的华尔街90%的金融权力都掌握在犹太银行家的手中，那么这些家族就是他们力量的根源。明白了他们的来龙去脉和相互之间的人脉关系，我们才能对今天所发生的金融海啸和其他国际金融动向有一个基本判断。 毕竟，社会是许多由人组成的不同圈子所构成；毕竟，每个圈子里都由无处不在的人脉所串联起来；毕竟，这是一群能量非凡的人组成的圈子。 第五章 动荡的欧洲(导读) 德国人的骨子里交织着一种深刻的自傲和挫败感。日耳曼民族刻苦、严谨、忠诚、守纪等优秀传统使德国在近代世界历史上始终处于出类拔萃的地位上，科学、技术、文学、音乐、诗歌、军事、政治、金融等领域可谓群星璀璨豪杰辈出。但同时，德国又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充满着悲剧色彩的国家，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对人类文明做出了如此众多的卓越贡献，同时又给人类带来了如此深重的苦难。 德国最大的不幸就是在地缘上处于俄法两大欧洲强国的夹击态势之下，同时出海通道又被英国牢牢地扼住了喉咙。生机勃勃能量十足的德国始终被一张强大而无形的网死死地困在欧洲的腹地，它的反抗越是激烈，挣扎越是顽强，这张网就会收得越紧。从17世纪法国的黎赛留刻意挑动日耳曼民族之间长达30年的血腥战争（1618~1648年），从而试图达到200年内德意志难以崛起的战略目的，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英、法、美、俄联手摧毁德国全球崛起的雄心，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四国再次合作彻底粉碎德国称霸世界的企图，德国三次在毁灭的狱火中重新涅槃，其生命力之旺盛令世人惊叹。 从落后的经济状态开始进步，加速赶超先进国家的社会有着共同的心态。至19世纪下半叶，德国的工业化和对海外殖民的进程都大大落后于英法，德国的工业与商业公司在与英国强大的对手竞争中，大多希望政府实行高税率和低信用成本的保护政策。在政府的羽翼之下，德国人的刻苦与勤奋使德国与英国的经济差距逐渐缩小。1871年，铁血宰相俾斯麦终于完成了德国的统一大业。这是一件划时代的重要事件，它意味着欧洲大陆维持了200多年的均势被打破了，涣散弱小的中欧地区一下子被统一顽强而极具爆发力的德国所整合，英国的战略利益遭到了强大挑战。英国开始协调法俄等国在欧洲大陆全面围堵德国的崛起。 国际银行家们充分利用了国家之间的对立和敌视，有时甚至是煽动这种对立情绪，一方面是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则是有自己更大的战略图谋。 第六章 希特勒的新政(导读)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军事机器的强大早已为世人所熟知，希勒特更是全世界人人喊打的恶魔。但是，在学术圈之外，很少有人了解纳粹德国的货币制度和经济系统的运作情况。在20世纪30年代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中，德国受创最重，经济凋敝，失业空前。纳粹之所以能够通过民主选举合法上台，与德国经济危机有着密切关系。当时德国社会动荡，民众人心思变，纳粹准确地把握住了社会脉搏，主打挽救经济危机的新政牌而一举赢得大选。如果纳粹仅仅是靠口号和宣传，而没有治理经济危机的真才实干的话，那么他们很快就会像魏玛共和国一样失去民心并最终垮台。 1933年刚上台的希特勒面对的是一个经济上的烂摊子。从1929年到1932年，德国工业设备利用率下降到36%，全部工业生产下降了40%，对外贸易额下降60%，物价下跌30%，铁产量减少70%，造船业产值下跌80%，失业率高达30%，经济危机加剧了社会阶级矛盾，3年间，共爆发l000多次罢工。 应该说德国所遭受的经济危机冲击的严重程度，要远大于欧美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纳粹上台伊始，就立刻投入到挽救经济的工作中，开始了所谓的希特勒的新政。在一系列强有力的经济措施之下，德国经济迅速恢复并开始强劲增长，失业率直线下降，到1938年失业率已降至1.3%。从1933年到1938年，德国生铁产量由390万吨上升到1860万吨，钢产量由560万吨上升到2320万吨，而铝、镁和车床的产量竟高于美国。从1933年到1939年，德国重工业和军火工业增长2.1倍，消费资料生产增长了43%，国民经济总值增长超过100％，同时完成了全国高速公路网的建设，重整了重工业基础体系，还装备了一支现代化军队。 1933年开始的美国罗斯福新政则只是暂时缓解了危机，美国经济进入长时间的所谓特种萧条时期，在所谓新政的大力刺激下，美国经济仍然复苏乏力。1937~1938年，美国再度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直到1941年美国参加二战后，才彻底摆脱了大萧条。在整个罗斯福新政时期，美国平均失业率高达18％，国民生产总值直到1941年才扳回到危机前1929年的水平。如果不是战争爆发，高达1000多万美国青年被征召入伍，失业问题恐怕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德国是20世纪30年代受经济危机打击最严重的国家，却是第一个走出大萧条的国家，德国拯救经济的措施对于今天全球面临的经济危机，究竟有没有值得反思的意义呢？ 关于纳粹曾经犯下的种种战争罪行，历史已经给出了定论，因此不在本章探讨的范围之内。但是，纳粹德国的货币和经济政策却是一个鲜为人知的领域，我们将从这一视角去观察当时德国政治和货币之间的互动关系。 第七章 银行家与情报网(导读) 金融从诞生之日起，其本质从来就不是空洞虚幻的理论探讨，而是冷酷精确的情报实践。金融家的境界就是利用信息不对称，在市场上寻找、发现、捕捉套利的机会。金融家的最高境界则是创造信息不对称，在市场上干扰、欺骗、迷惑其他参与者的思维与判断，从而制造套利的机会。 金融家的最大学问不在于如何保持信息的公平，而在于怎样实现信息的操纵。如果市场是由人所组成，而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话，那么市场信息的均匀分布就是一个从来不曾有过，也永远不会出现的乌托邦幻想。而建立在乌托邦之上的一切理论体系，在金融超级玩家眼里，永远是创造信息不对称的绝妙手段。 沿着信息传播的轨迹，发现信息产生的源头，把孤立的信息进行集中，对杂乱的信息实行分类，在分类的信息中建立联系，将扭曲的信息进行还原，从而得到信息的制成品情报。这一过程的逆向执行，就是反情报手段。金融市场之中，无时无刻不存在着情报与反情报高手的博弈。 所以，金融和情报永远是一家人。 国际情报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从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国际银行家的意志，它从利益出发，围绕着利益进行，并最终向利益回归。深刻理解国际银行家的意志，明白他们的利益格局，对我们正确看待当今世界国际情报机构的核心功能和服务对象，具有重要的价值。 第八章 统治精英与隐形寡头(导读) 仅有财富是不能熄灭超级富豪的渴望和贪欲的。相反，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利用自己丰沛的财富，以及这些财富带给他们的影响力去攫取更大的权力。此种权力之盛，是早年间的暴君和专制者们连做梦都不敢想的。这是一种支配世界的权力，不仅支配世界的财富，也支配活在这个世界中的人。[1] 这段话非常精确地描述了国际银行家最终的宏图大略，那就是建立一个由盎格鲁美利坚权势集团为金字塔顶端的世界政府。这并不是一个虚幻的猜测或疯狂的臆想，而是一个经历了几代人发展演化的战略进程。 从早期英国的罗兹会社到后来美国的外交关系协会，来自英美的统治精英为了实现统治世界的战略目标，从理论到实践进行了全方位的理论探索和实际操作。 这一有组织的庞大计划的实施，离不开三权背后的金权支持。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西方社会，表面上是民主、自由与多元化的社会，过去的金融寡头们已经成功地被神圣的民主制度赶出了权力的殿堂。有权有势的超级富豪家族们仿佛人间蒸发了一般，再无踪迹可寻。历史被改变了吗？资本主义不再为少数权力集团服务了吗？国际银行家果真主动放弃了至高无上的权柄，归隐山林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了吗？ 人性其实是不会改变的，贪婪与控制的欲望从人类诞生之初直到现代社会，从来就没有改变，在可以想像的未来，也不会改变。改变的仅仅是贪婪和控制的形式。从商业资本主义到工业资本主义，从金融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再到当今的所谓多元资本主义，少数权势集团对社会大多数人的统治，其本质从未改变，只不过今天的统治手段和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直接的、可见的、赤裸裸的金融寡头们躲到了幕后，代之而起的就是新兴和庞大的基金会体系，它们已成为当今西方世界统治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它们的控制者仍然是从前的金权家族们。 中国最缺乏的不是某个专业方面的专家，而是能打通各个领域之间壁垒的战略思想家。在循规蹈矩的教育体系之下，大多数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士已被塑造成了书柜型学者，他们的大脑主要用于储存信息和沿着固有的模式去处理信息。其实，正确提出问题就意味着解决了问题的一半。什么叫创造力？创造力的核心就是能够提出不同于常规的问题，问题的角度决定了思路的广度和深度，思路构成了收集、加工、处理庞大而复杂信息资源的中央处理器。提不出正确问题的研究，就如同行尸走肉一般没有灵魂，缺乏强大的思路的研究则只能隔靴搔痒。 第九章 金融海啸之后(导读) 罗斯福有一句名言：重大的历史事件背后，没有一件是随机自然发生的，所有这些事件无不是精心策划的产物。还是罗斯福看得透彻，一切事件背后都是人在运作，如果一件事情的发生对所有参与方都没有好处，这件事情是不会演变成重大事件的。越是影响深远的重大而复杂的事件，越是需要强大的组织协调力量，并且必须克服重重困难才能得以实现。如果没有重大的利益作为动机，很难想像有人会愿意做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历史上的政治事件如此，金融事件同样如此。 金融市场背后仍然是人的利益博弈，人们参与金融市场活动的全部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利益。与其他利益博弈的情况一样，参与方必须遵守游戏规则，包括一切潜规则。金融市场的不同之处无非是将人们的利益进行了标准化的打包和定价，使得利益转让时流动性更好、成本更低、速度更快而已。因此，重大的金融事件同样会反映出超重量级参与方的利益格局，而且这些高能量的超级玩家，在市场的重大转折关头，往往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力。 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不过是人性的再次重复而已，它与历史上的危机相比，同样存在着类似的规律，即人性的贪婪与恐惧，以及那些对人性弱点洞若观火并加以充分利用和收获最大成果的超级赢家。 利益博弈的核心就是零和博弈，只要私有财产的合法性仍然有效，那么同一资产在某个时刻只能存在着唯一的所有者，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资产都是如此。金融市场中交易的无非就是标准化利益（体现为资产或资产收益权）的所有权，而这种所有权决不可能被共享，它具有典型的排他性。 此次金融海啸的实质就是金融衍生产品在相同的基础资产之上，创造出了多重所有权的虚幻错觉，当基础资产无法持续产生足够的收益去填充创造出的利益所有权，并最终被市场参与者发现时，表现出的就是利益所有权挤兑的危机。诸如cdo之类的金融资产从本质上看，就是对资产收益所有权的反复和多重复制，这些虚拟的所有权交易属于典型的庞氏骗局。 问题是，国际银行家们真的不明白如此明显的庞氏骗局，最终必然以金融灾难来收场这样显而易见的道理吗？这样的骗局在历史上早已被重复多次，并无任何不可预见的新鲜之处。危机的到来其实早已注定，而且也早在他们的预料之中。 事实是，巴菲特早在2005年就大声呼吁金融衍生产品是大规模杀伤武器；保尔森早在2006年于戴维营就明确告诉布什总统，金融衍生产品的危机即将爆发；房利美等公司也在2006年夏天就开始布局大规模裁员；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2007年1月刊的封面上，就已经明确画出格林斯潘手持美国经济即将爆炸的雷管去交给倒霉的继任者伯南克；[1]各大对冲基金的经理们2005年就在博客上讨论如何将手中的cdo等资产毒垃圾转卖给愚蠢的亚洲投资人。即便是《货币战争》在2006年下半年完稿时，也已明确指出金融衍生品的重大危机和两房问题的必然出现，以及美元和美国国债的重大风险，并且预言次贷危机必将演变为全球金融海啸，最终导致世界经济严重衰退。 而美国货币政策掌门人格林斯潘真的是到2006年仍然没有觉察到危机的临近吗？他对金融衍生产品的放任究竟是无心还是有意？如此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危机果然是随机发生和不可预见的吗？ 要明白这一切，我们必须首先走进对危机负有重大责任的格林斯潘的精神世界，去体会他和他所代表的那些世界统治精英们可能的真实想法，以及他们到底想要达成什么样的战略目的，这个世界究竟会走向何处，危机又将如何演化。 第十章 回到未来(导读) 《回到未来》是一部美国科幻大片，它描述了一名高中生马丁在意外的逃命事件中，乘坐着布朗博士设计的一部时间穿梭机从1985年回到了1955年的美国，从而展开一连串惊险离奇的故事。 在这一章中，我们也将乘坐时间穿梭机从2009年飞驰到14年之后的2024年，这时的世界将出现世界中央银行和世界统一货币。 国家主权与民族主义的意识历来是世界政府理念的死敌，而世界统一货币的全部要害就在于废除主权货币。货币发行权的问题，全然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利益问题。货币如果不是一种权力，那么我想像不出它究竟还有什么可谈的。 如果说世界统一货币的趋势不可逆转，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谁来主导世界货币。货币意味着社会财富的分配权，这是任何一个国家权力中最核心的利益，推行世界货币势必要求主权国家将本国的财富分配权拱手相让。 在一个中国尚无法居于优势地位的世界权势集团的利益博弈格局中，是否加入一个别人主导的货币控制游戏，将事关中国未来50年的国运，13亿中国人的财富与之息息相关，这是所有中国的战略决策中，最要害却最不起眼的一个。 支配还是被支配，这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