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俗：或现代文明的种种愚蠢》
推荐序
中国不是世界。但中国是世界的一个部分。这一部分里发生的一切，虽然或多或少有一些神秘难解的色彩，但毕竟与世界的其他部分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关系。《格调》一书在 1999 年的热销，说明这种关系的日趋明显和深入。
翻译《格调》时，曾有一个想写的题目，后来因为没有时间便放下了。尽管放下了，却一直感到它还在心里的某个地方，及至后来读到福塞尔的《恶俗》，才领悟到这个题目已经被人谈过了，虽然谈的是美国。
无疑，这是一个到处充斥着恶俗的时代。与美国相比，中国的恶俗绝不在任何异邦之下。福塞尔抨击的美国恶俗现象，找到中国式的翻版已经不像十年前那么困难了。原因并不复杂，一个古老的国家几乎与一个新兴的国家一样，在激烈的变革之后都失去了传统，在没有传统规范可循的时代里，一切人类天性中未经磨炼的欲望便会沿着粗俗突兀的路径生长。其结果，必然是随处可见的恶俗事物。
那么，恶俗是指什么呢？按照福塞尔的定义，恶俗就是将本来糟糕的东西装扮成优雅、精致、富于品味、有价值和符合时尚。一件本来拙劣的事物，并不会引起人们过多的注意，因为在人类生活中美好的东西并不多见，人们已经习惯于艰辛的生存条件和缺乏善意的环境了。但是恶俗，却会持续地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它过于造作、矫饰、突兀、不知羞耻和妄自尊大，它背叛所有人类历史中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智慧和直觉。
我曾经在另外一处地方写道：“有些时代比另外一些时代渺小。但这个时代的渺小和无知，令我感到震惊。”几年过去之后的今天，这种情形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更加剧了。最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可能与我的关注点有关），影视恶俗在中国的泛滥，几乎所有福塞尔在本书中批判的美国影视恶俗现象，都能在中国找到对应。
因此，我并不想讳言，本书在中国的出版，实在可以作为一面镜子照出我们的明天。理论上讲，商业时代并不必然带来种种仅以金钱为驱动力的单一的恶俗场景。这一场景的出现有更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自尊、风范、敏锐、智慧这些人类固有的品质，必须在一个更为开放的环境里才能呈现出来。当保罗·福塞尔在本书结尾处用唯一的段落赞颂希望时，他并没有放弃争取美好的权利。同样，当我们从本书描绘的现象里看到我们自己生活中的鄙俗时，实际上是获得了一次摆脱困境的机会。恶俗现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俯首听命于恶俗的摆布，不再追求有意义有价值的生活。
我以为，在大家吵吵嚷嚷地争论生活品味和社会等级问题，到已经有些倒人胃口的时候，在一个扑朔迷离的新世纪来临之际，在《格调》出版一年之后的今天，《恶俗》能够与中国读者见面实在是一件幸事。因为，它也许可以像一剂苦涩的良药一样，让人们迷乱惶惑的心情安静下来，独自想一想我们应该如何过今后的生活。
石 涛 1999 年冬于北京
十二年前出版《恶俗》一书，是为了让国人警醒恶俗对中国社会的侵袭。然而恶俗的潮水终究无法阻挡，并且以极具中国特色的方式彻底充斥了我们生活的所有方面。这样一种悲哀，即使是对美国的恶俗无比敏感的福塞尔先生，也难以想象了。
石 涛 2012 年 8 月
第一篇 何为恶俗?
真正恶俗的事物必然会显示出刻意虚饰、矫揉造作或欺骗性。不新鲜的食物是糟糕的，若餐馆刻意奉上不新鲜的食物，还要赋以“美食”之名，那就是恶俗了。 何为恶俗？
糟糕（bad）与恶俗（bad）之间有什么区别呢？糟糕就像人行道上的一坨狗屎，一次留级，或一例猩红热病，总之，是某种没有人会说好的东西。恶俗不一样。恶俗是虚假、粗陋、毫无智慧、没有才气、空洞且令人厌恶的东西，但不少美国人竟会被说服，相信它们是纯正、高雅、明智或迷人的。劳伦斯·威尔克1是个低级的例子，乔治·布什则是个高级的例子。一样真正恶俗的事物，必然会显示出刻意虚饰、矫揉造作或欺骗性。割破手指的浴室水龙头手柄是糟糕的，一旦镀上金，它们就变成恶俗了。不新鲜的食物是糟糕的，若餐馆刻意奉上不新鲜的食物，还要赋以“美食”之名，那就是恶俗了。在一个充斥着空虚和垃圾，并且这些空虚和垃圾还被闹哄哄地标出高价的时代，对糟糕与恶俗之分保持警觉，是活在当下的一大乐趣。50 岁生日那天，在一首献给自己的题为《自我颂》（ode to me）的诗中，金斯利·艾米斯2对于自己的人生至少有一大半在当代恶俗大爆炸之前度过，多少感到一丝欣慰：
……
你真是交上好运啦，伙计
你没有生得太迟，
在不可改变的恶俗
弥漫这片土地之前，
你至少还有机会得到幸福
当然，他说的是英国。凭借以往的古老荣耀，那时的英国还未完全被恶俗所迷惑。伟大的恶俗本质上就很美国，想究其原因，一路读下去你就会明白。但也有一点值得安慰，艾米斯在《幸运的吉姆》（lucky jim）中指出了这一点：“如果一个环境中充斥着你认为糟糕的人和事，应对这种环境必不可少的一个办法是找到证明那些东西的确糟糕的新途径。”希望本书能启发读者找到这样的一些新途径。
本书并不只关注恶俗，本书还将讨论我们在美国见到的无数可怕事物，即便这些事物不因为刻意修饰而令人生厌，也会因为平庸、愚蠢和幼稚而令人作呕。这个国家最令人震惊的一个现象就是“表现”的万能。一个明显糟糕的事物不会糟糕得太久，因为很快就会有人对其大加赞赏，并将它升级为恶俗，之后人人就都对其推崇备至了。在依靠自身品味和直觉判断事物方面，美国人民似乎很缺乏安全感，很胆小，以致他们总是欢迎随便哪个狗屁权威钻出来告诉他们“什么是好的”（即“什么是恶俗的”），并鼓励他们热情拥抱它。所以我会讨论目前还只是糟糕的事物，它们也值得注意，因为它们是恶俗成品的原料。
明显的糟糕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它们跟手工艺一样历史悠久。古罗马肯定有一个工匠制造过糟糕的战车车轮，也肯定有一个酒商卖过劣质酒。往面包粉里掺锯木屑也是由来已久的做法，但只有在你坚持掺了假的面包比其他面包更好时，才会变成恶俗。恶俗是商业欺诈时代特有的现象，当然，也是民众身上一种容易轻信的特质。要洞悉真正的恶俗，你就必须在人们对一件事情的说法与其真相之间保持尽可能大的距离，明智、公正、谦虚的人们对此深有体会。早在 1725 年左右，在最早的报纸开始刊登广告时，人们就已经能看到一些恶俗的事物了。到 19 世纪，尤其在美国，恶俗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如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各章所证实的那样。书中，毕奇华特“公爵”的老式手提包里总装着数不清的宣传单，这些宣传单的职责就是要将糟糕转变为恶俗。比如，一份宣传单上写着“来自巴黎的、著名的阿蒙德·德·蒙塔班博士将就颅相学发表演讲”，另一份宣传单又称这个人为“世界著名的莎士比亚悲剧演员，来自伦敦特鲁里街3的小加里克4”。但“公爵”和“国王”真正的胜利，是他们为《无与伦比的王室贵族》制作的海报，海报宣称此剧只在法院大厅演“三个晚上”，“女士和儿童不准入场”。如果你原本指望借一出“悲剧”来净化心中的遗憾与恐惧，却在舞台上看到一位上了年纪的“荡妇”，浑身涂满艳丽的色彩，光着屁股欢腾跳跃，那你就算亲临 19 世纪恶俗“公开诈骗部”的首次出场了。
要见识纯正而深刻的恶俗，你非得到 20 世纪不可，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越南战争时期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那时，不论以何种方式，某种糟糕的东西总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弄得看上去可以接受，直到人们看到林登·约翰逊和威廉·威斯特摩兰5为越南战争做宣传，才开始发现那种糟糕的东西原来是真正的恶俗。同时，音乐评论家维吉尔·汤姆森6察觉到交响乐和歌剧“花钱买名声”的行为是如此地狡猾和普遍，以致粗糙的，有时甚至很轻蔑的批评已成为“唯一的解毒剂”了（如他所言）。即便如此，也很少有报纸乐意刊登苛刻的评论。正如刘易斯·h·拉帕姆7观察到的，这是因为当时的报纸主要致力于不加区别地和盘端出成堆的乐观主义与自满，竭力维护“一种神话，比如我们的社会重视宝贵的东西，民众可以放心……一切都很好……银行很安全，我们的将军举世无敌，我们的总统热衷于公众福利，我们的艺术家能创造杰作，我们的武器战无不胜，我们的民主制度是这个可敬的世界中的奇迹。”
恶俗，就是以上所说的一切。因此，从本质上说，本书讨论的是推动现代生活的宣传大业。这一大业似乎表明，在当下，如果没有自私心理从根源上激励，很少有人能独立评估事物的价值。这就意味着，除非用夸张的语言拔高，再披上一袭华美的欺诈外衣，否则没有任何事物能繁荣。如果从某些方面看，这一话题揭示了可悲的事实——所有心怀善意的人们都被他们自身容易轻信的特质所欺骗，那从另一个角度看，它也为大家提供了闹剧的所有乐趣。恶俗总是推陈出新，并不停复制着“傻瓜被无赖愚弄”这一经典的滑稽主题。只是很遗憾，此刻没有本·琼森8在一旁揭露，甚至连一个 h.l.门肯9也找不到。
1wrence welk（1903—1992），美国音乐家、手风琴师、乐队指挥、电视节目主持人，以“香槟音乐”风格闻名。——编者注
2?kingsley amis（1922—1995），英国小说家、诗人。——编者注
3?druryne，伦敦最古老的剧院——皇家剧院所在地，一些历史上著名的莎剧演员曾在此演出。——编者注
4?david garrick（1717—1779），英国著名演员、剧作家、戏剧导演，演出了大量的莎士比亚戏剧，并举办了最早的几次莎士比亚节。他曾在特鲁里街皇家剧院表演，并担任剧院的导演。——编者注
5?lyndon johnson（1908—1973），william westmornd（1914—2005），分别为越南战争期间的美国总统和驻越美军总司令。——编者注
6?virgil thomson（1896—1989），美国作曲家、音乐评论家。——编者注
7?lewis hpham（1935—），美国作家、公共知识分子，曾长期担任《哈泼斯杂志》主编，2007 年创办《拉帕姆季刊》。——编者注
8?ben jonson（1572？—1637），英格兰文艺复兴时期的剧作家、诗人和演员，其作品以讽刺见长。——编者注
9?h.l.mencken（1880—1956），美国记者、散文家、杂志编辑、讽刺作家、尖刻的文化评论家。——编者注
第二篇 恶俗的日常事物
无论食品上的糖衣，还是信仰、酒店、想法、餐馆、电视上的“糖衣”，都与恶俗的本质很接近。的确，t.s.艾略特说过：“人类无法承受太多的真实”，而美国人对真实的承受能力还要再减半。 恶俗城市
某些城市为了避免破产，需要通过夸张的宣传来诱惑旅游者，此类做法使那些过去只是糟糕的城市沦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恶俗典范。华盛顿特区过去往往通过强调它的纪念馆和政治色彩来吸引挥金如土的人，现在，它觉得有必要把自己打扮成一处富有品味和教养的地方，尽管这个城市几乎没有什么剧院，只有少量的音乐会和一份充斥着占星术和笑话的二流报纸1（见“恶俗报纸”），而且根本没有文学生活。它似乎坚信，所有那些大使馆的存在，赋予了它一种令人兴奋的国际风情。但它不希望我们知道，全世界大使馆和领事馆的占据者都是非常乏味的人，他们就是在各国军队校级军官中能找到的那类家伙，津津乐道于服从文化的安全性，完全缺乏原创性、智慧和魅力。
要明确指出在恶俗竞赛中遥遥领先的美国城市，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参赛者实在太多了。大西洋城和拉斯维加斯一定榜上有名，尽管与其他一些城市相比，它们还不算太糟。更糟的还有一大把，比如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海滩市、迈阿密市（一个全国闻名的暴力犯罪城市）和坦帕，新泽西州的卡姆登，南达科他州的皮耶，阿拉斯加州的朱诺，加州的尤巴城，阿肯色州的松树断崖市，佐治亚州的奥尔巴尼，阿拉巴马州的加兹登，马萨诸塞州的菲奇堡，俄克拉荷马州的劳顿，佛罗里达州的兰塔纳（《国民探秘者》的老家），以及密西西比州的帕斯卡古拉。这些地方当然很糟糕，但它们并不装模作样，因此在恶俗阶梯中只是垫底者，只让人觉得可悲。比如西弗吉尼亚的一些地方，提供服务的女招待牙齿都快掉光了，还在向你兜售小煤块制成的首饰。
南卡罗来纳州很少有城市能鼓舞人，所以该州年轻人的 sat 考试2分数居全国之末。在学术水准上，该州与阿肯色州不相上下，因为阿肯色州的教师工资水平居全国最低；如果你珍视自己的生命，最好不要光顾怀俄明州的任何城市，因为那儿的枪支无论公开还是隐蔽，都不受任何管制；也别在得克萨斯州的敖德萨生病，那儿的医疗设备很少，并且都老掉牙了，如果不幸病倒了，那你只能步行去医院，因为那儿没有公共交通工具，尽管它的人口超过十万；同样，如果你住在佐治亚州的雅典城或雅典城附近，或伊利诺伊州的布卢明顿，或北卡罗来纳州的杰克逊维尔，以及其他 28 个说得出名字的城市，你都别指望能吃到美味的食品。根据《美孚旅游指南》的记载，那些地方及其附近都没有像样的餐馆。很难想象，一个文明人能在摩门教的心脏地带——盐湖城做些什么。如果你发现自己真的在那儿，千万忍着别找酒喝，除非你已准备好要锻炼自己非凡的诡诈和机警3。
正如电影《罗杰和我》（roger and me）所揭示的那样，密歇根州弗林特市的公共服务相当糟糕。弗林特市通过焚烧《金钱》杂志（money）等举动——该杂志曾指称弗林特是全美最差劲的地方，试图扭转其不好的名声。虽然这类举动根本没有改善这座城市的形象，但至少将它推向了恶俗。旅行作家们——一群玩世不恭但有见地的人，虽然已经习惯于为换取免费的住宿、食物和酒水而炮制虚情假意的吹捧之辞，但他们同所有人一样了解美国哪些城市糟糕、哪些城市恶俗。他们为不得不粉饰恶俗城市的同行们取了一个名字：粪坑专家（shithole specialist），指的是那些不仅歌颂大西洋城和拉斯维加斯，也歌颂艾波卡特中心4的作家们，他们还可以接受委托，狂热歌颂机场和令人咋舌的多车道新高速公路。
有些城市还配不上恶俗的称号，因为它们没能成功吸引数量稳定的、富有而空虚的乌合之众，就像辛纳屈5、卡罗尔·钱宁6之流吸引他们那些低俗的崇拜者一样。不论大西洋城或拉斯维加斯是否是与东方的曼谷齐名的最大最好的妓院，它们是否恶俗这一点仍未有定论。但从其他方面看，拉斯维加斯可能更胜一筹。不论有多糟糕，还有哪个城市能像拉斯维加斯一样，拥有“珍藏”世界最大莱茵石7的黎伯拉奇博物馆8呢？ 恶俗餐馆
不同餐馆等级各异，从高到低，可以分为好的、糟糕的和恶俗的。一旦到达恶俗的顶端，餐馆和假货就完全是同义词了。芭芭拉·艾伦莱彻9说：“在城里过夜，过去往往意味着吃顿晚餐，再看一场表演，如今却意味着一顿作秀般的晚餐。”
如果你很机警，而且事先没有喝太多的酒，在走进恶俗场所前，你一般就能发现恶俗的信号。到处都出现的“美食家”一词是个可靠的恶俗信号，即便写着“欧式小餐馆”，也不完全安全。另一个信号是餐馆前面或附近停放的汽车种类。如评论家霍莉·摩尔（holly moore）观察到的那样，停着许多“好车”（即昂贵的车）就是恶俗的标志之一。要是停着一大堆 10 年前出厂的旧雪佛兰或萨博车，甚至几辆小货车，就表明餐馆的食物也许还行。如果附近看不到什么车，却有一些没剃胡子的粗俗年轻人在餐馆前晃来晃去，并不时摸摸自己的裤裆，就表明那是一家提供代客泊车服务的恶俗餐馆。他们提供代客泊车服务，是为了满足那些傲慢自大、利己主义的人。如果这些人必须自己停车，然后往回走两个街区去餐馆吃饭，他们就会觉得自尊受辱。事实上，代客泊车服务不像餐馆说的那样，是“为了方便客人”，更像是为了方便餐馆——方便餐馆揩客人的油水。提供这项服务的目的是让你感到自己很重要（尤其在你的客人面前），并诱惑你走进餐馆大吃一顿，然后像个大富翁一样给侍者小费，而这么做又会引诱你在取回你的车时（要等很久）付给那些肮脏的小伙子一大笔小费。
各类事物都变得如此恶俗，以致代客泊车服务已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这项服务特别吸引那些爱炫耀并且没有安全感的人。那些人喜欢想象自己身上带着一种贵族的光环，以为除非自己一直能享受到这样的“服务”，否则就有失去社会地位的危险。他们没有意识到，今天的大部分“服务”（酒店客房服务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都是一种给人造成不便、令人讨厌的东西，是对个人自由和尊严的明显约束。刘易斯·h·拉帕姆偶然见到洛杉矶一家公司做的代客泊车服务手册，册子的内容体现了整个美国社会令人尴尬的现状。我们可以在册子上看到，代客泊车服务如今是“一种基本的停车服务”，不仅餐馆有，家庭晚会也有。“代客泊车不再是家庭晚会的奢侈服务，它已成为大家期待和欢迎的服务，它奠定了各种晚会的基调——当美好的夜晚结束，客人们被一一送走时，他们享受到的代客泊车服务能使他们感到自己很特殊、很有教养。”敏锐的读者应该能从以上论调推断出美国人无比恶俗的趋向——他们会花钱买尊重，而不是靠自己的行为赢得尊重。
了解了上面这些，你决定自己停车，同时疑惑地注意到餐馆外面没人发菜单（发菜单是恶俗的又一标志）。这回你决定碰碰运气，便走了进去。这样，你就会迎面碰上更多的恶俗信号，比如一块“请衣着得体”的提示牌（见“恶俗标识”）和一个很好地集谄媚与轻蔑于一身的领班（即恶俗餐馆里的领座员）。他会将你领到一张桌子旁边，拉开椅子让你坐下。倘若这家餐馆极其恶俗，这位领班还会从桌上拿起餐巾（一半成分是涤纶），极尽卖弄地抖开，铺在你的膝盖上，让你以为这是只提供给你的特殊“服务”。
下一个恶俗信号是菜单。如果菜单很大、很沉、带有人造革封面和流苏装饰，你就要小心被骗了。真正让人感觉良好的餐馆，酒单会提前摆到桌子上，餐具和酒杯也一样。恶俗餐馆就不是这样，这些东西要等侍酒生——餐馆中毫无存在必要的恶俗雇员，到最后才炫耀般地拿给你。如果到这个时候酒单才被“奉送”上来，你就可以注意到恶俗餐馆喜欢省略葡萄酒的年份和酒商的名字，他们以为没有哪个顾客会知道或在意这些事情。于是，在一片含糊其辞和装模作样（“请衣着得体”）的气氛中，抬高价格就可以在不被注意的情况下蒙混过去了。反正这家餐馆知道，在有这么多恶俗信号的情况下还会走进来的人，不是傲慢自大的势利眼，就是笨蛋。他们极端无知，极端没有安全感，所以不会抱怨任何事情。对那些仍怀有一线希望的人来说，一旦红酒用篮子装着放到桌上，一切就太晚了，你不得不束手就擒。
判断恶俗菜单的一条普遍原则是内容越多越恶俗，这却恰好迎合了美国人的神圣信条：三流餐馆的大把“选择”优于一流餐馆的有限选择。除了菜单上跟就餐毫不相干的庞杂内容，菜单用词也是恶俗的主要表现。菜单就像餐馆的其他地方一样，会用隐喻和华丽的形容词来糊弄、欺骗顾客，也会用新奇的措辞来追求新潮，他们以为新潮是一件好事情。菜单上的一些菜可能会令顾客认为它们是“时尚”、“精品”的一部分，由厨房里某个大师“设计”或“炮制”而成。最后，在漫长的菜单的尽头，你将读到“我们的甜点将由您的侍者为您一一展示”。即便某种甜点被列在菜单上，也绝不只是简单地罗列，而是用对恶俗广告撰写人而言十分亲切的措辞歌颂出来：
在 anis 奶油制成的金色池塘上，漂着一个深色的宝箱，内装块状白巧克力慕斯和用新鲜水果做的珠宝，池塘上还零星点缀着碎榛子仁和鲜红的覆盆子。
（在恶俗餐馆里，肯定没有哪个食客敢冒着丢脸的风险问“anis 奶油是什么”，或冒着被毒打的风险告诉餐馆领班“anis是对anise10的文盲式恶俗说法。”）
正如以上的例子所表明的，这类菜单想当然地以为顾客都是十足的白痴，因为恶俗是不可能在知识或勇气面前趾高气扬的。最著名的经典菜肴都是餐馆为恶俗的食客精心准备的（这个游戏需要双方一起玩），于是各式各样招揽生意的修饰词和名词就都被用上了，这类词同样适用于恶俗的抒情诗和广告。我从一份菜单上摘录了一些词，比如“雅致的”、“精美的”、“奶油般柔滑的”、“芳香的”、“艺术的”、“芬芳的”，还有“三只煮好的粉红色对虾愉快地舞动着，穿过甜柠檬汁做的清淡调味汁”。这类恶俗的语言极其巧妙地欺骗了毫无想象力、无知和轻信的人。事实上，这类菜肴是那些精明狡诈、毫无才华和信誉的厨子们无须刻意准备就能大量制造的东西。日益风行的做法是：餐馆从某个便利的餐厅食品供应商那儿大量采购完全加工好的冷冻主菜，然后由某个戴着花哨的无边厨师帽（见“恶俗物品”）的人用厨房的微波炉迅速热好。这个人与其说是厨师，不如说是一个机械工。这类餐馆的虚伪之处在于，他们在这么做的同时，还要让顾客以为这些菜是厨师们在餐厅后面真诚友好的厨房里充满爱心地做出来的。恶俗餐馆的菜单内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哪些食物便于冷冻，比如去头龙虾和胡萝卜蛋糕，而不看哪些食物比较好吃。即便对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自以为是的餐馆、少数族群餐馆，以及其他类型的餐馆，做法也一样，只要有人需要，他们甚至可以提供盲文菜单。
与熟练的、手法敏捷的骗子给毫无防备的人塞名片的做法如出一辙，一个老道的菜单设计者也能通过设计、布局和排印等视觉艺术手段塞给天真的顾客一道特定的菜（通常是原料廉价、制作简单但利润很高的菜）。只要就餐馆里最令人讨厌的菜写上一大堆字，他们就能创造这道菜的畅销奇迹。许多餐馆私底下承认，他们能引导不幸的顾客选择菜单上的第一道或最后一道主菜，这两个位置放的往往是他们处理的东西。考虑到劳动力成本，有经验的餐馆经理发现，除非提高菜价，否则精细的摆盘很不划算。最近，一位经理解释了把烤羊排从菜单上砍掉的原因。这道菜仍然很受欢迎，但他发现摆盘的人摆这道菜得花“一分多钟”。
悲惨的是，只有当你在餐馆中坐下来，决定在那儿就餐之后，你才会发现恶俗的信号俯拾皆是，比如现场烹调、在菜肴上浇酒点火、火焰冰淇淋，等等。最近有一段并非讥讽的文字出现在一份恶俗报纸的餐馆版块上：
曾几何时，现场烹调是酒店和餐馆的领班、总管甚至侍者的专有艺术。今天，我们却越来越难找到这种特色餐馆了。
这些字应该出现在“谢天谢地”版块，而不是餐馆版块。正如运动员上场比赛前应该在更衣室更衣，女演员应该在舞台幕布后化妆一样，做菜也应该在厨房进行。垃圾食品和外卖食品都好过满餐厅令人眼花缭乱的恶俗火焰。一贯敏锐的埃达·路易斯·赫克斯特布尔11观察到：“在美国，钟摆总是由廉价的方便摆向廉价的做作，比如快餐和愚蠢的餐厅火焰菜之间就没有任何区别。”
恶俗餐馆还有一个信号，遗憾的是你要等到自投罗网之后才能察觉。这个信号就是菜肴的“漂亮摆盘”，就像很有必要一样，每盘菜都必须模仿一幅画——通常是恶俗的抽象画，有时也会模仿多愁善感的陆地画或海景画。在真正顶尖的恶俗场所，视觉表现占绝对的主导地位。在这种地方吃饭，你会得到这样的印象：这顿饭满足的器官，是你的眼睛而不是嘴巴。与赫克斯特布尔一样，汤姆·沃尔夫12对于恶俗也有犀利的眼光，我们应该将对恶俗摆盘装饰最成功的批判之一归功于他。在汤姆·沃尔夫的小说《虚荣的篝火》（the bonfire of the vanities）中，阿瑟·拉斯金请英国作家彼得·法洛在极受欢迎的恶俗餐馆 boue de argent 吃饭：
法洛点的第一道菜是一道蔬菜面食。端上来的是一个粉色的小半圆形，周围呈放射状摆着食用大黄的叶柄。这堆东西位于盘子左上方的 1/4 圆周处。整个盘子看上去就像用一幅古怪的新艺术派13绘画——血红色大海上，一艘西班牙大帆船正驶向落日——上了一层釉。落日就是用食用大黄叶柄摆成的放射线，西班牙大帆船不用糖汁，而采用不同颜色的酱汁做成。这道菜就是一幅用酱汁绘成的画。
业内人士的确称这类菜为“酱汁画”，某些抢手的厨师尤擅此道。阿瑟·拉斯金的盘子也一样令人难忘，他的盘子里是（他本人并没有注意到）：
被精心编织成篮网状的一层扁平绿面条，上面点缀着一群蝴蝶，这些蝴蝶以成对的蘑菇片做翅膀，以甜椒、洋葱片、葱、刺山柑做躯干、眼睛和触须。
与此相似的恶俗做法，不是出于作画般的矫揉造作，而是出于一种不合时宜的对新奇的渴望，无论效果多么糟糕，只要是一盘烤牛排或烤羊排，就无一例外地会在四周码一些白葡萄，或在一份烤鲑鱼边上放几片罐装葡萄柚。在这类餐馆，你准保会碰上流动小贩向女士们兜售玫瑰、版画、雕版印刷品、炭笔素描、水彩画、珠宝首饰等等。大多数恶俗餐馆里还有到处走动的乐师（糟糕而不是恶俗），其职责就是用收钱来打断别人的谈话。
餐馆里男女侍者的类型也是导致恶俗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大多会直接告诉你他们的名字（“嗨！我是布拉德。今晚由我为您服务……”），接着就没完没了地背诵菜单“我们今晚的特色菜有……”，并尽量不报菜价。让侍者背菜单而不用一块大招牌直接公布有两层用意：首先可以诱使顾客点高价菜肴，很少有人会因为不清楚自己的消费金额，而无礼或勇敢地叫侍者回来报出每道菜的价格；再者，这么做也是为了一开始就在顾客与侍者之间建立一种类似“友好”的关系。一旦建立成功，就意味着即便侍者提供的服务很恶俗，顾客也不至于十分沮丧，还会原谅侍者的过失或疏忽。既然早前侍者就表明了友好的态度，那大家就是一家人了。
男女侍者不仅被教导成服务员和端盘子的人，还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被教唆成了恶俗贩子。旧金山一家连锁餐厅的营销总监朱迪·拉迪斯曾表示：“我们需要让侍者去推销菜单。”按此要求，一位侍者不应该问“你要甜点吗？”，而应该问“我能竭诚为您奉上一份令人愉快的一流巧克力慕斯吗？”在顾客进餐期间，侍者在一边卖弄地使用特大号的胡椒碾磨器，也是为了制造侍者和客人之间亲密友好的幻觉。《纽约时报》餐馆评论家玛利亚·布洛斯（marian burros）说：“巨大的胡椒碾磨器对食客的侵犯已经到了失控的地步。”为什么不在每张餐桌上都放一个巨大的（以免被人顺手牵羊）胡椒碾磨器呢？这样，顾客就能像布洛斯说的那样“每吃完一口，就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放胡椒了”。倘若真能那样，你也就不必在侍者每上一道菜就冲着你说一声“慢用！”时，像还重债一样地向他道谢了。
大多数恶俗男女侍者迫于工作需要不得不用虚情假意代替职业尊严，这种情形被西里尔·康诺利14称为“心理学家的仙境”（psychologist’s wondend15）：“当我们看着那些毫不友善的人努力装出友善的样子，他们这种行为背后的心理活动就会轻易地暴露在我们的面前。”要改变这种情形也许很困难，办法却也很明确，就是不要假装友善。唯有遵守这一点，才能终止形形色色的恶俗。
在恶俗餐馆交学费的食客们很早就从他们的经历中学会了一条重要的准则，这一准则可以称为“布莱恩·米勒准则”，因为就是这位纽约美食评论家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一准则的：海拔越高的餐馆，越有可能是恶俗的餐馆。最好的例子是雄踞世博会建筑顶层的那类餐馆，它们的主要兴趣不在食物，而在于旋转16。一旦理解了餐馆的高海拔准则，航空餐饮服务和其他服务就不再令人困惑了。这类服务的难度在于在不可能的情况下成功供应食物的地点，比如树屋、小船或猛烈的炮火下，这也是所有“惊险条件下供应食物”的难度所在。在这类情形中，我们应该惊讶于食品供应者克服的困难的级别，而不应该挑剔食物。航空餐饮服务就是一个纯正的恶俗案例。既然能提供一份很好的金枪鱼沙拉，为什么非要供应 法式酥皮三文鱼呢？最好还是给旅客提供纯正的三明治，再来一份雪糕。唯有如此，恶俗才会因羞耻而消失。 恶俗酒店
在凯悦酒店（hyatt）、假日酒店（holiday inn）、万豪国际酒店（marriott）、霍华德·约翰逊酒店（howard johnson）、华美达酒店（ramada inn）等酒店的时代到来之前，美国的酒店级别还只有糟糕或一般。现在，它们几乎是清一色的恶俗了。原因就在于它们的夸张、喜好吹嘘它们根本没有的东西。
比如“夜床服务”。酒店希望通过宣传这种服务，吸引人们蜂拥而至。其实，所谓的夜床服务就是在下午 6 点到晚上 10 点之间，由一名服务员帮你打开并铺好客房中的床单和毛毯，此外，他还会放两到三粒亲手包好的糖果到铺好的床单上，这就是酒店广告中“豪华”一词（酒店最喜爱的魔力词语）的确切含意。
当唐纳德·特朗普17夸口说他要把纽约广场酒店变成“世界上最豪华的酒店”时，我们知道他所谓的“豪华”主要是指无关紧要的夜床服务和人们就寝时根本不想要的糖果。除此之外，还有更多酒店用语和计划，专门用来引诱头脑简单、容易轻信的人。酒店的室内陈设必定是豪华的，酒必定是高级的，食物必定是充满异国情调的，服务必定是亲切的，环境必定是优美的。为了避免那些在社会地位上没有安全感的人对不熟悉的“优雅”感到神经紧张、受到刺激，一家酒店特意声明它的餐厅是“优雅的休闲风格”（见“恶俗语言”），就像火奴鲁鲁一家酒店说他们那里着装都很随意，“只有在晚餐餐厅里，才会穿休闲式的优雅便装（男士）和晚礼服（女士）”。
华盛顿一家著名酒店的装腔作势可谓登峰造极，这家酒店着力强调其社会势力和“正确”举止。它说：“本酒店的贵宾来自世界各地，都是异国显贵或政界、商界、科学界等各领域的领袖人物。这些男士和女士习惯了本酒店提供的一切优雅、周到服务（比如夜床服务）。”显然，住在这家酒店的全体显贵及同等阶层的人士，都需要举止和着装方面的指导，因为这家酒店做了一本名言小册子，上面罗列了“若干着装规范”。这些小册子被分送到战战兢兢担心自己举止不正确（依据酒店的标准）的客人手中。能住进这家酒店，就意味着客人“具有以高贵举止优雅生活的优先权和能力”，（这难道不让你觉得想吐吗？）酒店管理部门为了帮助客人实现“优雅生活”这一目标，“要求客人装扮高雅”。假借建立一套“正确举止规范”的名义，酒店强调，客人只要入住酒店，就能给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更容易从华盛顿得到他想得到的东西，比如在一家恶俗酒吧的恶俗酒会后拿到国防部五角大楼的一份订单：10 万把活动扳手，每把 75 美元。
美国的酒店过去还满足于由以雇员姿态出现的人经营，现在却由那些俨然比我们上等，能指导我们正确着装、正确举止的人来经营，即便他们打理出的酒店比三教九流出入的汽车旅馆好不了多少——每个楼层都设有制冰机和自动售货机一类的丑陋物品，每天早晨都在客人门口放一份免费的《今日美国》报（usa today）（见“恶俗报纸”），还持续播放最俗套的唱片音乐。
当代美国生活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根本没有酒店评论。我们周围没有一个人能像 h.l.门肯一样，水平足够可靠，鄙视金钱骗局，还不会被虚张声势所威吓，从而能够公正地评论酒店。1946 年，他谈到华盛顿一家著名的酒店，一家大多数人看来不仅满意而且豪华的酒店时说：“xx酒店可能是世界上最差的酒店了，即便它只是最虚张声势的酒店之一。酒店里到处都是贴着‘为了保护您的安全’的小玩意儿，从饮料杯套，到马桶上方的卷纸器，不一而足，舒适度却极差。”自门肯的时代之后，情形已经变得更加糟糕了。他会如何评论代客泊车服务（见“恶俗餐馆”）呢？如果他在未被告知价钱的情况下，被邀请乘坐酒店提供的大型豪华轿车而不是出租车，等到了目的地才被要求支付 30 美元，他会作何反应呢？他又会如何评价要等上 45 分钟才会送达房间的早餐服务呢？酒店餐厅的酒水服务中精心策划的把戏呢？结账台前长长的排队大军呢？书报摊没有文明读物呢？（据说摩门教徒经营的一家恶俗连锁酒店，书报摊上根本见不到《大西洋月刊》、《新共和》杂志和《哈泼斯杂志》的影子。）再者，如果一个女服务员在晚上八点半贸然闯进门肯的房间，铺好床单和毛毯后再留下几颗亲手包好的小糖果，他又会如何评价呢？
虽然现在很少酒店评论，但还是有一些的，其中就有可敬的埃达·路易斯·赫克斯特布尔的评论。“现代的酒店和汽车旅馆”，她观察到，“几乎都是美国产品的象征。”依据平庸的标准设计的“糟糕的色彩、糟糕的建筑、糟糕的印刷品、糟糕的装饰画、糟糕的家具、糟糕的灯具、糟糕的冰桶、糟糕的废纸篓，所有陈设都完全符合酒店经营者单调而廉价的品味和粗制滥造的风格……”这类单调的糟糕（不，是恶俗）事物遍布全国，充分表明了个人选择权的丧失，这是对备受吹捧的美国式自由的一个嘲讽。
由“好客工业”（酒店业喜欢这样称呼自己）提供的欺骗性选择幻觉与电视业中的情形十分相似（见“恶俗电视”）。赫克斯特布尔进一步挖出了这些可怕的酒店所效仿的顶级“奢华”模本，她指出，模本源自“每一部曾风靡银幕的、描绘神话般的高级生活的电影”。但到了酒店策划师、建筑师、设计师、室内装潢师和雇员那里，就统统降级为“塑料、镜子和仿制品”，变成了“审美盲与矫揉造作者”的产品，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全都成为了恶俗的精华，并且“几乎都是美国产品的象征”。（见“恶俗建筑”）
另一个不为酒店的虚张声势所左右的人是作家马克·兰达尔（mark randall），激怒他的是服务员那套油腔滑调的奉承话。他极其厌烦恶俗酒店服务员的这类话语：
“晚上好，先生。今晚过得还好吗？……需要给您从酒吧拿些喝的吗？……我很乐意这么做，先生……还需要别的什么吗？……我马上就去把您的酒拿来。”
“面对这种情况，人们会想说，”兰达尔写道，“‘行了，快去把我的酒拿来，然后闭上你的嘴吧！’”兰达尔总结道：
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服务风格是设计出来的，不是为了更好地服务顾客，而是为了将顾客的注意力吸引到他们本应察觉的、服务员富有教化意味的文雅举止上来。这个机构借由这种方式，沾沾自喜地提醒你，你正身处高档场所……事实上，人们在这里既没有得到礼貌的对待，也没有获得很好的服务。这种服务只是彬彬有礼的炫耀，是一种阿谀逢迎。
如果日常生活中的粗鲁只是很糟糕，那这类东西就是恶俗了，而且“几乎都是美国产品的象征”。 恶俗食品
在美国，食品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如果糟糕食品——比如芜菁甘蓝和吉露果子冻——与恶俗食品分得很清楚，食品问题就还比较容易控制。
美食作家科勒曼·麦卡锡（coleman arthy）帮人们给恶俗食品下了定义。他在《美国的基本食物》（basic american diet，为了方便起见，他将书名缩写为 b.a.d.）一书中讲到蔬菜和水果时，强调食物的“好看”已经取代了其实际功用、纯正和安全，他指的是那种将食物包装打扮一番，以吸引无知者的丑陋行径，比如将桔子染成橙色，或人工种植苹果、樱桃、草莓，使其惊人地硕大但食之无味。现在，人类已经违背了所有的自然法则，“苹果成了没有斑点、不长虫、大红大绿的东西。葡萄柚奇圆，像棒球一样坚硬，像连翘花一样金黄”。所有这些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表象，都是由无数奇特且未经测试的物质制造出来的，这些物质存在于用以制造看上去很完美的植物怪胎的化学品中。
这一恶俗表现符合美国人不愿接受令人不快的事实的倾向，比如这类残酷的事实：桔子本来是黄绿色的，且通常是卵圆形的；不长虫的苹果其实是反常的东西，正常的苹果如果不染色、不打蜡，就会很难看。食品的本来面目与其他事物的本来面目一样，反而难以被人接受。恶俗不仅已经出现，美国人对此还很坚持。他们选择“加工”奶酪，是因为天然奶酪会发酵、逐渐裂开，从而产生超市经理们所谓的保质期问题。如果没有人反对，甚至没有人会注意，那为什么不提供加工奶酪，以代替天然奶酪呢？经过高温消毒的加工奶酪可以保存好几个月。如果再把它加工成鲜亮的橙色，味道像油灰或某种可能会在手术室遇到的东西，又会怎么样呢？如果用加工奶酪冒充天然奶酪，还大受欢迎，恶俗的危害就不言而喻了。
美国人对于水果要好看、要修饰、要令人喜爱的坚持，也同样体现在对花生一类传统食品的美国式新加工方法中。花生原本就很好，只是太简单太纯正，不合乎当今的恶俗口味。非得将它们变得辛辣，加糖使它们变甜，好像我们终生都生活在托儿所里，无力克服对 cracker jack 牌玉米花生糖18孩子般的热爱。如今最受青睐的品种是“蜂蜜烤花生”，这种零食看上去就像一件由朱红色棉绒制成、上面系着镀金青蛙的男式晚宴服。椒盐脆饼的主要优点曾经是它的咸味，如今也开始有糖衣了，这的确使椒盐脆饼成为了美式甜啤酒最好的下酒菜，这一组合很快就跟寻常的姜汁啤酒没有区别了。“不甜”的口味和酸的口味都早已过时，现在，中国餐馆唯恐客人不来，也不得不用“甜辣肉”（sweet and pungent pork）来代替“糖醋肉”（sweet and sour pork）了（见“恶俗语言”）。过去，人们服用阿司匹林药片时，对不甜的口味还有大约半秒钟的忍耐力，现在，就连阿司匹林也有糖衣了。
事实上，无论食品上的糖衣，还是信仰、酒店、想法、餐馆、电视上的“糖衣”，都与恶俗的本质很接近。的确，t.s.艾略特19说过：“人类无法承受太多的真实”，而美国人对真实的承受能力还要再减半。 恶俗的公共雕塑
所谓“公共”，是指设计给大量没有艺术鉴赏力的人在室外观看的东西。期望这些人具有品味或批判性，是不公平的。恶俗的公共雕塑指的是寻常的三流作品和矫揉造作之作，也指平民当成社区或州政府赏赐的大恩惠毕恭毕敬接受下来的有问题的东西。最好的例子是自由女神像，这个雕塑是全体美国国民仰慕庸俗作品的典型表现。那把切实点燃了的火炬带着伪写实主义的新奇特征，总能令恶俗爱好者们欢欣鼓舞。约翰·古岑·博格勒姆在拉什莫尔山的雕塑20，因炫耀的尺寸、不恰当，以及整组作品粗劣的新埃及式臃肿，轻松成为仅次于粗俗的自由女神小姐的东西（见“恶俗语言”）。
除了为美国的巨大化作风——没有质量，至少要有数量（见“恶俗酒店”、“恶俗工程”和“恶俗大学”）——作了一次贡献，博格勒姆昂贵无用的作品那毫无想象力的表象，还颂扬了公众艺术鉴赏力向俗不可耐的倒退（见“恶俗物品”）。无论从哪个角度、隔多远的距离看，那四颗巨大的头颅都传递出这样一条信息：“打倒现代主义！”，这受到了没受过文化教育、忿忿不平的人们的欢迎。虽然这一信息是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soviet realism）的地道说法，但似乎也是针对我们国家的土包子们说的。
华盛顿肯尼迪艺术中心那尊硕大的约翰·f·肯尼迪“镀金”头像（见“恶俗建筑”），尽管并不摆在室外（因为头像所在的大厅大得夸张，才使它看上去像在室外），也属于恶俗的公共雕塑，它们都企图凭借巨大的尺寸轻易赢得公众的敬畏（说到这里，我想起了纽约世贸中心）。无论从尺寸方面还是其他方面看，那尊硕大的肯尼迪头像都能媲美于坐落在费城一个消防站外、10 英尺21高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头像。最有趣的是，砸在肯尼迪艺术中心上数以万计的硬币都是由天真的学童们捐赠的22。
若非十足愚蠢，我们就不会在欣赏完这些巨大的人工制品后，又去欣赏更逼真的、真人大小的雕塑。我脑海里浮现出 j·苏华德·约翰逊23这个名字，他专门创作与蜡像馆蜡像相似的青铜人像，人像的着装风格完全是 20 年前的。“逼真”就是他的目标。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金属人坐在长凳上读青铜报纸，或举着青铜雨伞招手叫出租车，约翰逊希望他们看上去就像真人一样。说到自己创造这些空虚的模拟物的意图，约翰逊说：“我喜欢听到人们说‘多真实的人啊！……’”问题在于约翰逊指的“人”是哪些人。是真正的文明人，还是六岁的愚钝孩童？
是粗俗的具象主义还是肤浅的抽象主义造就了最拙劣的公共雕塑，这是个问题。抽象雕塑作品矫揉造作的名称常常表明了恶俗那不容忽视的存在，这些名称会令活泼的年轻人做出粗鲁的模仿。某所大学的校园里屹立着两根高达 50 英尺的倾斜的管子，管子的直径有 10 英尺，上面涂着浓淡不一的红色和橙色，这两种颜色的冲突很明显。创作者将其命名为“盟约”，学生们则聪明地称之为“决斗的（月经用）卫生棉条”；在纽约，雕塑家巴纳德·罗森塔尔（barnard rosenthal）的“五合一”雕塑（five in one）从当地人那儿赢得了“一大堆生锈的帽子”的“美名”；而理查德·塞拉24的“倾斜的弧”（tilted arc）则被说成是“那堵操他妈的丑墙”。看了这些恶俗的雕塑，比较智慧的观众就会产生一个与以上现象紧密相关的道德问题，即：虽然这种汪达尔人作风25很不恰当，但公共雕塑并不属于公众的职责。据说一群既有品味又有判断力的人自称为“艺术突击队员”，他们的使命是破坏他们看不顺眼的东西，可能的话就将其彻底毁灭。一位考虑加入该团体的人经过长久的考虑后决定不加入了，他这么做并非出于道德原因，而是出于艺术考虑。他说：“汪达尔人作风解决不了问题，糟糕的雕塑损坏后只会更糟糕。”
一名当地的观察者如此描绘他所在的城市：
尽管导游手册总喜欢指出费城比美国其他城市拥有更多的公共艺术作品，他们却很少提及这个更重要的信息：费城的很多公共艺术作品不仅糟糕，而且绝对是令人难以忍受地糟糕。
（如果这位观察者能再加把力，眼看就要抓住恶俗的精髓了。）费城市自豪地展出的一件展示品被一位著名的评论家称为“20 世纪独一无二的最差劲雕塑”，真是一针见血，淋漓尽致。直到那时，那堆恶俗公共垃圾的一位制造者才坦白道：“雕塑是我上学时学得最差的科目之一，我对它一点感觉都没有。”
大学、公司和市政当局制造、安放公共雕塑，他们的所作所为似乎想比美第奇家族26还要美第奇。但有一样东西注定会消失，那就是品味，就像雕塑家身上注定会消失的才华一样。公众身上也有一样东西正在消失——嘲讽和反对的勇气。 恶俗银行
既然所有银行都已经拿自己的尊严换取了名声，并像恶俗世界的所有创造者一样热衷于吵吵嚷嚷的虚假广告，那他们就都是恶俗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很少有人能抵挡银行近乎于欺骗的赢利建议，比如万事达信用卡的账单会告诉客户只要偿还一部分欠款就可以了，以及银行多么喜欢你云云。容易轻信的人，以及在准确阅读艰深文本方面未受过严格训练的人，因此就会不知不觉被拖进 18% 利息率的大阴谋中。
恶俗银行喜欢像对待无产者、被赞助者或动物那样对待他们的顾客，强迫他们进入一个标明“入口在这里”，并用绳子隔开的空间。这些人在里头乱成一团，直到排在队伍前面的人终于挤到柜员的窗口，拥挤才会结束。即便你的钱在他们那儿存了 50 年，恶俗银行也从不知道你是谁，每次都还要费力地放大缩微胶片27来检查你的签名，以此侮辱你一把。过去的银行看起来像大理石神殿，或宏伟的圣公会28教堂。现在，它们看上去更像是由假装友好的家庭妇女们经营的中下等汽车旅馆办公室，对于你究竟是何许人，他们仍然一无所知。最上乘的恶俗银行能让你听到亨德尔或莫扎特的音乐，最下等的则让你听《让世界停下来，我要下车！》29，或者《一步登天》30（见“恶俗音乐”）。恶俗银行从不兑换外汇，并抗拒所有略微超出常规的业务，不论国际业务还是国内业务。 恶俗物品
一些物品恶俗得如此明显，以致它们立刻就被中产阶级拥抱住了。那些仅仅只是糟糕的物品（比如摆放在电视机上的大力水手石膏像），就只能博得下层人士的欢心。要想拥有恶俗物品，你就必须将自己看成相当特别且富有魅力的人。一件能令此类人兴奋的物品是希腊渔夫帽。上了年纪的中产阶级男士钟爱这种帽子，他们总想打扮得年轻、有教养且潇洒。如果直率的无产者钟爱那种前面印着“老屁”、后面的带子可以手动调节宽窄、帽檐是塑料的帽子，那希腊渔夫帽就是会受《纽约客》的主张和广告影响的人的贫民帽。小罗伊·布朗特31曾就穿戴这件恶俗物品的假模假式作了极其美妙的评判：
不符合以下两个条件的人不该戴希腊渔夫帽：
1.他是希腊人。
2.他是渔夫。
话说回来，男人戴任何一种帽子都会冒恶俗的风险，尤其是想摆脱平庸的帽子，比如四面下垂的超大号贝雷帽、网状帽或学院派人士戴的方形便帽，他们以为这种帽子能让学位帽重见天日（见“恶俗大学”）。工人在建筑工地戴硬壳帽无可厚非，但市长、州长或总统在短暂访问工地期间戴着，其效果就是恶俗了。
一切物品都带有艺术的、社会的和道德的意味，一个人使用的每一件物品都可能暴露其糟糕或恶俗。在富人和名人中，总有一些可怕的人会买最丑陋的物品，这些物品除了价格值得炫耀外一无是处。事实上，你对富人和名人了解得越多，对他们的嫉妒就会越少。钻石既卖弄又矫揉造作，糟糕得只适合被那些爱卖弄的废物拿去炫耀，比如戴钻石的丽尔32、钻石吉姆·布雷迪33等。如果你想再糟糕一些，可以将钻石镶在戒指、项链或手表上，让钻石得以在“自由移动的底座”上展示。这样，你一动，这些珠宝就会在小铰链上来回晃动，从而最大限度地展示它们的光彩夺目，这想必会令那些愚钝的旁观者印象深刻。这个创新的设计令那些穿细高跟鞋和李维斯牛仔裤（levi’s）、钟爱金线织成的泳装的女人们兴奋不已，据说是日内瓦一个钟表匠的创意。这位设计者的广告表明，他为自己以一种新的方式达到恶俗水平感到自豪，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一设计要归功于他的“独特理念”：
十年前，我设计了第一块镶有自由移动的钻石的专利手表。基于这一奇特的创意，一系列的手表和珠宝才得以问世。
顺便提醒一下各位，这个人使用的“基于”（based in）一词很受恶俗人物的喜爱，这类人也会把“和”（and）说成“加”（plus），就好比无耻的商贩会用假冒的词语“收藏品”（collection），将他们那些粗俗的破烂描绘成“艺术品”（见“恶俗广告”）。
事实上，“一级”珠宝必定恶俗，尤其是来自或自称来自日内瓦的珠宝。那里有家手表公司打出“手表制造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创举”34的广告：
本公司自豪地向您推荐附万年历、带有自动骨架和特别编号的陀飞轮三问表。
很显然，“骨架”一词意味着“透视”，就是很容易看清时间。如果你垂涎于真正的恶俗，要买一块那样的手表，那将花掉你 25 万美元。这当然是很大的一笔钱，但想想戴那种手表会给周围的人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吧。这类恶俗手表总会显示一些你不想要的信息：月、星期、日、月相、星象、万年历等等。如果 25 万美元对你来说贵了点儿，或者你日常出入的场所没那位珠宝商想象的那么恶俗，那你可以在 tiffany 礼品店花 2.15 万美元买这种透视手表的简化版。
如果不是众所周知地富有，会购买“定制 14k 金刻字首饰”的人显然也是为了达到类似的恶俗水平。这种首饰会强调你的名字，唯恐你或别人（那些人会忍不住叫你“xx先生”，无视自己作为友好的美国人，应该尽可能地直呼别人的名字）把它给忘了。你的名字（“手工雕刻的”）占据着男式金手链或女式金项链、金手链的中心位置，每一件都参与创造了“您极其特别的时尚品质”（见“恶俗广告”）。
由于只能刻 8 个字母，如果是为“katherine”女士设计的手链，这个名字就会被粗鲁地压缩成狗屁不通的、粗俗的“kathryn”，使之更具好莱坞味道和恶俗之气。这类物品的广告向你承诺，只要戴上它，你就能获得“豪华的教养”，当然，这类物品会放在珠宝商自制的礼盒中“展示”（见“恶俗语言”）。如果一些人顾及体面、谦虚或品味，不愿展示自己的全名，也有折中的办法——将姓名的首字母缩写刻在戒指的钻石上（还能是哪儿呢？）。对这一做法，广告会这么说：“能让您看上去与众不同”，当然，没有人会否认这一点。也没有人会对极其符合这一理念的这类措词感到吃惊：“可接受定制戴在无名指或小拇指上，刻有姓名首字母缩写的大方的男士钻戒。”将一枚这样的戒指视若珍宝的男人，显然也有望成为折叠式单刃安全剃须刀的主顾。这种剃须刀带有正宗的沃特福德水晶35把手，并“庄重地饰有楔形物和钻石一样的切割面”。将剃须刀放在一个“用缎子作衬里的礼盒”中呈献给顾客，就为一位男士提供了“他所能拥有的最优雅的剃须方式”。问题在于，除非你能找这样那样的借口，邀请你的客人到你的洗手间去看你剃胡子，否则没人能瞻仰到你这件恶俗的宝贝。
上面所说的都是小号的恶俗物品，还有许多大号的，比如加长型豪华轿车。如今这种汽车已经十分常见了，所以人们很容易忽略它有多么恶俗，即使它保持黑色的样子，没有漆成白色（见“恶俗行为”）。这种车越是设计得让那些无知的人惊讶得张大嘴巴，就越是恶俗。住在纽约的一位叫泰德·亚布拉姆森（tedd abramson，看看“tedd”那恶俗的拼法）的男子，经法律允许创造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一辆最长的白色加长型豪华轿车，一般的豪华轿车长 23 英尺，他这辆竟长达 35 英尺。记者马克·希尔（mark seal）指出了当此恶俗奇观出现时可能发生的一切：
在绕西 46 街百老汇的转角处行驶时，纽约市最长的豪华轿车差点引起骚乱。食客们从座位上蹦起来，挤到餐馆的玻璃窗前，眼神狂热的流浪汉和尖叫的街童沿大马路追着车跑，漂亮的女人们从乔治·m·科汉36的雕像那儿小跑过来看个究竟，游客们努力猜测坐在车里的人是谁——特朗普？卡森37？艾迪·墨菲38？……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下巴都快掉了。成百只食指对着车指指点点，整打相机“喀嚓喀嚓”地按着快门。
这件引起人们强烈兴趣和欲望的物品是一辆带六个轮子的林肯城市轿车，带有“3 个月亮天窗39、10 扇贴膜车窗……3 部电话、2 台电视、一台盒式录像机、一套立体声音响、3 张酒红色皮面（见‘恶俗广告’）躺椅……车的后部还有一个极可意（jacuzzi）按摩浴缸（使用浴缸要另付 500 美元）”。车厢内壁装饰着黑檀木镶板，“跟唐纳德·特朗普的豪华轿车里用的木头一样”，泰德说。拥有这种怪物的人只有一个吗？不！“在加利福尼亚还有类似的加长豪华轿车”，希尔先生确定地说。你可以以每小时 160 美元（至少得租 4 个小时）的价格租用泰德的豪华轿车，如果你租了，却没有告诉你的乘客花了多少钱，那你就犯了一种有悖于恶俗的罪过了。毫不奇怪，泰德最大的梦想，就是“拥有一支由街道那么长的豪华轿车组成的车队，并在夏威夷拥有一幢避暑‘别墅’40（见‘恶俗语言’）”。
不论这种加长型豪华轿车有多长，至少它没有许多恶俗物品带有的记号，比如可耻的人造代用品。在南加州及类似的地方，“房屋”41内外的装饰很流行用一种叫“文化石”的材料。这种材料由看上去很完美的假石头构成，是真的石头粉碎后再重组而成的，实际上就是一种石头塑料。这种恶俗物品往往有一面很平整，这样你就能用粘合剂将它们贴到墙上、壁炉上欺骗观众。这种人造材料与“粘合在一起的大理石”相似，适合用于大批量复制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古典雕塑。切割的大理石价钱昂贵，切割者还必须有才能。用粘结剂将大理石粉铸压成形，既廉价又制作简单。米开朗基罗《大卫像》原作有 16.5 英尺，小复制品却可以轻易做出 12～48 英寸42的多种规格。“这座人物雕塑真是一件著作啊！”某份广告对这种恶俗物品惊讶不已，他们希望那些明智的人不会注意到，将原作拙劣地压缩成小尺寸的做法，既贬低了雕塑作品表现的那个人，也贬低了雕塑者。然而，一旦你学会欣赏这类廉价、制作简单、龌龊的东西，并装作赞赏它们的高贵和经典，这种贬低对你而言也就见怪不怪了。
男式晚礼服的某些新配件也体现出了类似的恶俗，比如“白领带”。过去，人们常用提花43背心搭配燕尾服。现在，你会越来越多地看到人们穿缎子背心甚至腈纶仿缎背心搭配燕尾服，并系上白色腰带，这种背心显然是高中生为增添班级舞会服装的风采而租用的花马夹的仿制品。
某些人造代用品还更恶俗，比如可以买来装饰书架的带“学问”气息的墙纸，这样，你就能审慎地使书架上书籍的名称不成为人们注意的焦点了。一位室内装潢师指出：“这种墙纸是专门为那些喜欢图书馆氛围却不想要书的人设计的。”用金属而非木头制造老人和残疾人使用的手杖，也是一种贬低的做法。稍有品味且不愿完全被恶俗物品引诱的人，也可能会用讲究的木制手杖甚至古董手杖，也许手杖上还会带一些不标准的、迷人或古怪的设计或雕刻，这也比那种金属的劳什子要强得多。只要懂得这些，他们就可以赞美并实践格调与价值的两条准则了：
· 用有机材料制成的物品比用无机材料制成的物品要好；
· 所有传统物品都尽量选择式样古老的。
人造代用品可怜的受骗者却坚持要使用金属手杖，据我推测，这可能是没有品味的医生规定的，似乎这种手杖更合适，甚至更好看。
还有一些恶俗物品虽然逃脱了人造代用品的耻辱，却屈服于豪华的诱惑或自暴自弃的花哨。看看这件经典的恶俗物品吧：带有两个“翼”的镀铬蝶形开瓶器，很受中产阶级的喜爱。这个东西一点儿也没学到法国侍者的开瓶技巧。看看人家，镇定而有效地将软木塞拔出来，塞子丝毫未损，手指也不会被夹痛，还用不着跟一件装有尽可能多的活动零件的器械纠缠，这么啰嗦的东西总有一天会出差错。这件花哨恶俗的美国开瓶器上的螺旋工具通常会在一年内坏掉，但喜欢这种开瓶器的人还是会留着它，让它永远待命，只可惜每用一次就会变得更难用一些。（见“恶俗工程”）
如果你没注意到光光“葡萄酒”这个词就能引发消费者对恶俗无止境的欲望，并激发出制造商和供货商想满足消费者的热情，那你就太迟钝了。葡萄酒专栏作家弗兰克·帕瑞尔（frank prial）曾提醒大家注意那种价值 4000 美元，带木质镶板、玻璃门，内设灯光的葡萄酒冷藏柜。如帕瑞尔所说，这种冷藏柜能向所有人表明其所有者很懂得冷藏白葡萄酒，但也会“使你家的饭厅看上去像一家通宵营业的便利店”。还有一种典型的恶俗物品是葡萄酒篮，这件物品能暗示那些天真的人，篮子里的酒瓶中装着的是如此珍贵的佳酿，因此直接将瓶子放在桌上近乎于亵渎。帕瑞尔还提到一件恶俗物品，“往没喝完的酒瓶里注入氮气来为葡萄酒保鲜，即使不能保存到下一代人那么久，至少过一两天再喝也还是新鲜的。”对于这种做法，帕瑞尔说：“我真是搞不清楚。在我家里，似乎从来就没有喝剩的餐酒。难道不剩酒是错的？”敏锐的观察者会注意到，这些与葡萄酒相关的恶俗物品是多么频繁地出现在一类家庭里——在那种家里，用有色玻璃制成、带有花哨的雕刻和图案的玻璃杯被称为“水晶”，我敢打赌你还能在那儿找到一副国际象棋，这副棋是为走进来喝葡萄酒而不是下棋的人们设计的。
要找到一样东西，能像花哨的国际象棋这样精确阐明恶俗最严格的定义，的确很难。似乎纳撒尼尔·库克和霍华德·斯当顿44在 19 世纪中期设计标准棋子时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如今这些恶俗的国际象棋的特色，是把棋子装扮得像《爱丽丝漫游奇境》里的可爱角色，或者像印度的男女，或者像《皇帝的新装》这类民间故事中的人物，或者是参加南北战争的军队的小复制品——太逗了，这种棋子里的卒子分别是南军和北军的步兵，马是骑兵，两个王就是格兰特将军和李将军45，“王后”则分别由北方“淑女”和南方“美女”代表。用这种棋子下棋，也许真像广告说的那样，“是南北两军之战”，但这确实已不仅仅是在下棋了。对于拥有这些摆设的人来说，下不下棋根本无关紧要。这种国际象棋几乎能轻易地满足人们对恶俗、对审慎的思想者这一名声的渴望。实际上这些棋子只是磨尖后打磨光滑的小石块，或者削尖了的小木块。
大多数普通的、不造作的物品，经过某人的努力有所“提升”或被强加上了“新奇感”，就肯定会变得恶俗，有时还会变得极端恶俗。见过那种系在肚子前面的“腰包”吗？任何人系上它，看上去都像小贩或挺着大肚子的畸形人，胖子看上去只会更胖。还有那种引人注目的男式涤纶仿缎蝶形领结，模仿黄缘蛱蝶、南美琉璃小灰蝶、黑脉金斑蝶等普通蝴蝶的样子和颜色。如果你拿不定主意，似乎花 32 美元就能买到 3 条？
普通电话机常常被“提升”，许多“提升”措施即刻就获得了成功，将普通物品变身为恶俗物品。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嘎嘎鸭电话机（既实用又漂亮）。这种电话机看上去像一只无害的木制绿头鸭，有电话打进来时，它会发出“嘎嘎”的叫声而不是电话铃声，同时鸭子的眼睛会亮起来。这种电话机与其他恶俗物品一样，在技术上都很有想象力——“鸭子的叫声可以调高、调低，也可以关掉。”
你知道浴室墙上突出来的那种小肥皂碟吗？本来那东西没什么不好，可在宾州西黑索顿的一家汽车旅馆里，恶俗取得了胜利：有人出了个“聪明”的主意，将两个原本无害的肥皂碟换成6英寸长的塑料“蛤壳”，这不仅使狭小的浴室变得拥挤，还容易擦伤人，也很容易造成“蛤壳”的损坏。这些冒失的“蛤壳”表明恶俗与做作紧密相关。所谓的做作，往往是简单的举措所造就的，比如将一件物品放大很多（“蛤壳”），或不恰当地缩得很小（12 英寸高的大卫像）。
米老鼠刚开始只有老鼠那么大，后来才肥大起来，跟人一样大，甚至比人还大，这就使它比原先做作得多了。说到米老鼠，如果你是米老鼠收藏者，你可以在美国买到“限量版”的4英寸高水晶雪球，中间是一只米老鼠，跟它在《幻想曲》（fantasia）中的“角色”一样穿着魔法师的服装，四周都是液体。只要晃一下水晶雪球，就会有小金星从米老鼠头上盘旋而下。“一件过往时代非凡、迷人的艺术品……一件值得收藏和珍视的地道传家宝”，这一高度评价可以在每个水晶雪球的“产品序列号登记证书”上读到。如此极端恶俗的矫揉造作，表明我们已经到达了“笨蛋镇”终点站，这里住着天真的人们，以为自己在收藏可以传给子孙后代的有价值的“收藏品”。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在这里加一个：
可收藏品附录
设计并大批量推销“可收藏品”供“收藏家”收藏的行为是如此地现代，以致“可收藏品”（collectibles）一词直至 1980 年代才出现在字典中。《韦氏大词典（全新第九版）》（webster’s ninth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1989 年）谨慎地、彬彬有礼地将这个词定义为“爱好者收藏的，尤其……有别于艺术品、邮票、钱币和古董一类传统收藏品”的重要物品。更准确也更粗鲁的定义应该是：“骗子大批量卖给容易上当受骗的笨蛋的各种物品。这些笨蛋以为自己正在收藏‘独一无二’的艺术品，他们的藏品将会升值，从而变成有价值的传家宝，传给对他们感恩戴德的子孙后代。”
这类可收藏品之所以具备价值和（或）艺术美感，从而够资格成为恶俗物品，要归功于销售者和广告公司的欺骗。有关这类一文不值的丑陋物品的广告，塞满了以缺乏安全感的中产阶级（见“恶俗广告”）为目标读者的通俗杂志。这类广告尤擅使用恶俗语言，就是那种极度仿古和伪艺术的词，比如“传家宝”和“收藏”（“建立你自己的传家宝收藏”）。能吸引势利眼和假充高级的人的词语有很多，比如第一版、限量版、独一无二、首发、艺术品、杰作、正宗，以及能抬高购买者的地位，但也许用在真正的艺术品上才合适的形容词：手工的、精细的、传奇的、壮丽的，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形容词：有价值的。这类可收藏品的价值很特殊，因为它们被暗示“日后”肯定会升值，到那时，这些物品就会被“后代们”视若珍宝。那么，这类珍贵物品都有哪些呢？
我们从瓷顶针说起。你可以通过加入“顶针收藏者俱乐部”获得有价值的顶针。（推销恶俗物品的一种标准手段是将“一个系列”物品的第一件卖给顾客，这样就能促使他继续收藏随后的一系列物品。）每个月，顶针收藏者俱乐部的成员都会收到一枚被称为“独一无二的艺术品”的瓷顶针，成员们还会被怂恿“建立一个能永世珍藏的独一无二的收藏”。不久，他们就会被邀请为自己收藏的顶针投资购买一个“可爱的玻璃圆顶陈列架”，这个架子“将为您家的室内装饰增添吸引力”。
“这一收藏很适合传给您的孩子们”——注意，这里认为你的孩子们跟你一样，都是十足的笨蛋。你还可以传给你的后代一个“金制水晶圣诞铃铛”，再配一副米老鼠铃锤，这是“一件真正的传家宝，肯定会为后代们所喜爱并珍视”，这件物品还有一个额外的优点，它是出厂的“第一版”产品。如果你不想收藏顶针，也不想收藏配有金制米老鼠铃锤的水晶铃铛，收藏全套 15 只以合金、瓷、青铜、黄铜和“水晶”制成的小猫雕像怎么样？为了这个收藏，你每个月得订购一只新的小猫雕像（“每只只花 30 美元”），而为了展示它们，你还得拥有一个“美丽的黄铜玻璃古玩柜”。
“展示”一词道出了真正收藏可收藏品的人的些许悲哀。就像拥有沃特福德水晶把手剃须刀的那位男士为了展示，必须邀请客人走进他的洗手间，去看他用他那精美的剃须刀剃胡子一样，收藏者展示自己的收藏品（每户人家都是一个博物馆），意在博得他人的赞许乃至尊敬，而这也正是收藏者的恶俗所在（销售者的恶俗则在于谎称毫无品味的垃圾是具有艺术美感的有价值之物）。陈列架几乎是这类悲惨骗局的固定帮凶，它清楚地表明，可收藏品之所以被收藏，不是因为它们本身有价值，它们也并未将自己所有的乐趣带给收藏者，而更多地是因为它们可以供人观看和羡慕。收藏者心中总有一个假想的观众，乞求那名观众的认同正是所有这些恶俗交易的潜台词。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收藏”这类粗鄙不堪的物品竟成为当代一个如此明显的特征？想究其原因，需要一个部队的精神病学家（连同社会工作者一起）去作出解释。
如果古玩柜里展示的小猫没能吸引你，或者你认为它们不够男子气概，那你还可以收藏剑，或至少收藏“十把高贵的、依原样打造的、从凯撒时代直至 20 世纪都赫赫有名”的剑，当然，还要外加一个“大方的、带硬木内壁的陈列盒”。这种按比例缩小的手工艺品，其蓝本都来自“国际军事档案馆可靠的官方收藏”。这个档案馆是由“富兰克林造币厂”经营的，而这个工厂是这类恶俗可收藏品最精明的销售者之一，对这一点，广告活动组织者之外的人都鲜有了解。就像其他有价值的系列物品一样，你“订购”的这些剑每三个月会送来一把，为此你要支付 120 美元。等你收藏了全“套”的剑，你也就掏出了 1200 美元，但一想到自己是更高级的收藏者（收藏更具男子气概的物品），并很周到地为后代留下了有价值的遗产，你也就心满意足了。
对男子气概的需求还可以从一些桌子大小的恶俗雕塑中获得满足，这种雕塑通常由“纯……”（也就是“假的”）青铜制成，肯定也是那种多愁善感的、充满艺术性的四流产品。比如“以斯坦利·贝尔菲尔德（stanley bleifield）的雕塑原件为蓝本制造的‘孤独水手’雕像（ lone sailor）”，刻画的是 8 或 15 英寸高的美国水手，双手插在厚呢大衣口袋里，看上去既不英勇，也不机智，反而很无聊，并且毫无个性。（大型原件就已足够恶俗了，所以才会被华盛顿海军纪念馆预定。见“恶俗的公共雕塑”。）虽然 15 英寸高的复制品要花去你 1500 美元，但如果借此能买到一个艺术品收藏家的名声，这代价也不算大。
还有一种 17 英寸高的“青铜杰作”，出自著名的“西部”雕塑家巴克·麦凯恩（buck ain，“他那分毫不差的精确性获得了评论家的高度赞扬”）之手，刻画的是一个骑在马上的克罗族印第安人高举着一个水牛头骨，正“为治愈灵魂而庄严地祈祷”。还有一种查尔斯·麦克唐纳（charles b.macdonald）的“纯青铜”雕像，麦克唐纳是 20 世纪著名的高尔夫球员，这一雕像的原作出自“伟大”的阿尔弗雷德·佩蒂托（alfred petitto）之手。仿制的雕像有 8 英寸高，身着高尔夫球裤、茄克衫和帽子，丑得难以形容。如果青铜都不能投“雕塑”收藏者所好，或许“水晶”可以：
现在，鉴于人们如此喜爱优质水晶和美丽的鸟类，沃特福德公司荣幸地推出水晶鸽，首发一种全新的雕塑收藏品。
这种 3 英寸高、制作极其粗陋的玻璃鸟将从收藏者手中叼走 61.75 美元。但想一想，你最终买到的是还未出生的后代的感激，那就不算贵了：“对收藏者来说，给自己的珍藏增加这么一件有价值的独特收藏品，必将为后代所珍视并感激。”
当然，女士们比先生们更有可能迷恋水晶鸽，但也不能忽视男性的自尊心。“水晶”的形式可以千变万化，既可以吸引品牌势利眼，也可以吸引艺术势利眼。花 1195 美元，你就可以“收藏”一辆 15 英寸长的宝马 750il 轿车实心玻璃模型，这一收藏能“唤起名车鉴赏家和水晶鉴赏家针对收藏品所能想象到的所有特性：力量、声望和完美。”（这又为精神病学家提供了两点线索。）这台玻璃轿车是一件只提供给“最挑剔的收藏家”的“艺术品”，由于它是“在宝马汽车设计师的精心监督下制造的”，其可靠性因此而获得了绝对的保障。
可收藏品生产商认为男性收藏者都缺乏适当的怀疑和自重，所以会花 33 美元买一只 9 英寸高的“收藏型啤酒杯，用精细的陶瓷手工制成，是一件‘限量版传家宝’”。其实，这种杯子只是百威啤酒的一个沉甸甸的立体广告，杯子上用彩色浮雕刻着百威啤酒制造商百威英博（anheuser-busch）的商标和“啤酒之王”的字样。即便这只是一个广告，它也对未来作了深刻的了解，它知道，所有收藏者的“后世”子孙都跟收藏者一样，认为这种淡得像水一样的平民啤酒极其可口。
另一方面，女性收藏者最容易被昂贵的“收藏型玩偶”诱惑，这种玩偶一般要卖大约 250 美元，配有专门的陈列架。这样的一整箱东西，能刺激广告文案撰写者创作出最精美的文字艺术。有一种玩偶激发出了这样的文字：
她长长的丝制头发装饰着人造珍珠，金光闪闪，如瀑布般一直垂到脚边。
对于忠实的电视观众而言，还有一种 14 英寸高的“斯伯克先生”46玩偶，售价仅 75 美元，“一丝不苟地用细瓷手工制成”，玩偶身穿“特别合身的制服”，将与“专有的、作家庭陈列用的陈列架”一起送到你家。但这只是“星际旅行玩偶收藏品”系列的第一件“出品”，只要后续的玩偶一出厂，你就可以陆续买到，直至你家客厅的陈列架上放满这类玩偶。玩偶收藏者可能同时还收藏芭蕾舞者、鸟类和更讨人喜欢的动物“瓷雕”，前面提到过的华盛顿那家著名的恶俗酒店（见“恶俗酒店”），就非常自豪地展示他们收藏的、出自可怕的“瓷制品第一夫人”海伦·贝姆47之手的鸟类瓷雕。
在这些精神病学家会称之为“炫耀欲”（展示欲）的案例中，收藏者想展示自己拥有的俗艳物品的强烈愿望，生动地揭示了中产阶级的“收藏者”灵魂。收藏者希望传达给观众的东西（他们很精通）和实际传达的东西（他们上当受骗了）之间存在的鸿沟，是所有称得上恶俗的现象所特有的。
中产以下的阶层中也有收藏者，不过他们更热衷于糟糕的物品而不是恶俗物品。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得克萨斯汽车经销商杰·巴腾菲尔德，他展示了自己的 20 万粒珍珠藏品——红、白、蓝色的珠串，“每一粒都是尽人皆知的珍贵宝石”；还有一些小块的金银，以及“许多出自收藏家之手的 200 年以上的珍品”。他在哪里展示自己的收藏呢？原来，这些藏品都满满地挂在他那辆改装的 1963 年产雪佛兰 corvair monza 车上：这层琳琅满目的装饰为这部车增加了一千多磅的重量，并引来广大得克萨斯观众的羡慕。如此劳碌的收藏、展示与恶俗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杰·巴腾菲尔德并没有假装自己是一个有品味的人，可能也不打算为其后代的利益考虑而珍藏他的 corvair 车。
“我思故我在”一度是 17 世纪欧洲人奉行的人生哲学，20 世纪晚期的美国人奉行的是“我消费故我在”。但这一说法并未触及实质，除非我们说：“我收藏故我在，我的孩子们也一样。尽管现在他们视我如粪土，但总有一天，他们会为我现在花费高昂代价，替他们收藏的有价值的传家宝而感激我。” 恶俗标识
为了方便所有人阅读了解并作出反应，公共信息不应该采用异常、符号化或象征性的形式，也不应该用神秘难解的标识表示。糟糕的标识都是亲昵、内容勉强达意的东西，都会轻率、不严谨地使用所有格符号（’），比如 watermelon’s48；或采用土拼法，比如 potatoe49；或使用引号表示强调，比如：
绝对“禁止擅自闯入”
这类标识绝对无害，从长远看也无损人类的本性。
极其不同的是恶俗标识。它们公然冒犯他人，以伪精确、委婉含蓄、公然欺骗和做作为特征。最著名的恶俗标识也许是多车道高速公路上的这种标识：“请勿横穿中央隔离带”（do not cross median divider），及许多啰哩啰嗦的变体。这个句子有 9 个音节（见“恶俗语言”），相比于 4 个音节的“请避开绿化带”（keep off grass strip）和 3 个音节的“请避开草”（keep off grass），甚至简单幼稚的“请勿横穿”（do not cross），在分量、长度和浮夸度上都更胜一筹。（司机们读这个标识时，驾车时速应该是每小时 80 英里。）
但至少，这类恶俗标识不会引发太多的混乱。为了给商业地址设计独一无二的名头，有人会采用既自命不凡又做作的地址，并假装这些神秘的地址很清楚，因此，这类地址可以称为“虚荣地址”。比如一块大招牌上写着“小溪地六号”（从不用简单的“6”），实际上就是桔园大街 1435 号；还有一块牌子写着“佩恩广场五号”，实际上是胡桃街 1617 号。电话号码簿往往还保留着一些诚实，会提供确切的地址，但有时也喜欢阻挠寻路者，使寻路者不得不打电话问要找的公司：“你们到底在哪儿？”虚荣地址聪明的设计者们还能想出更含糊不清的名头。比如，由于 1 号公路穿过新泽西州的北部，旅行者就会在路边看到一栋建筑，上面非常时髦地标着“牙科广场一号”。旅行者该怎样才能猜到这其实是新泽西州 1 号公路 475 号富兰克林停车场呢？
我们还越来越多地看到另一种伪精确的恶俗标识，就是不加解释地滥用缩写和首字母缩写，这一标识的效果是使所有人的生活都变得更艰难。这类标识或公告会阻碍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比如美国红十字会设计的这块标识：
（一个婴儿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
请抱抱我，喂我吃的，给我温暖，请了解美国红十字会婴幼儿 cpr50——这很重要！
标识上没有任何 cpr 的说明。如果不告诉我们 cpr 是什么，我们怎么会了解呢？由于某些原因，健康行业特别热衷于 3 个字母的炫耀式谜语。比如 hmo51，我不得不问了 20 个人，才有一位知道底细的好心人告诉我 hmo 的意思。再有，一辆城区公共汽车上的广告写着：
你怀孕了吗？
msp52为孕妇提供免费的健康护理。
广告设计者特意不言明 msp。这类首字母缩写的用意，是使广告设计者如愿以偿地显得“很现代”，甚至“很科学”，有时还引人注目地具备了“军事化作风”。但其真正的功能是恶俗，而不是沟通。同样的，一些含蓄、自我感觉良好的的标识牌向“老年公民”承诺了一些美好的服务，却不说明“老年”的具体范围：是 55 岁以上的公民？还是 60 岁？63 岁？65 岁？70 岁？或者 70 岁以上？不幸的老年公民们只好挨个问一遍标识牌的意思。如果看到公共汽车或地铁上写着这样的标识：
非高峰时段，老年公民乘车免费
可怜的老年人就更糊涂了，没人跟他讲高峰时段是哪个时间段。当然，餐馆和酒吧里“请衣着得体”的标识牌也是类似的导致困惑的东西。要猜出它的意思，就必须了解标识牌制作者所属的阶层和背景。他指的“得体的衣着”是 t 恤衫、卡其裤？或者夹克衫配领带？或者商务套装？还是别的？也许是洗干净并熨烫过的李维斯牛仔裤？也可能这块牌子只是说：“如果我们碰巧看你不顺眼，根据这张公告，我们有权将你扔出去。”虽然他们说不明白确切的意思，却早已为恃强凌弱准备好充分而含糊的理由了。
等你费了好大的劲儿，顺利地通过了那块牌子，深入到餐馆或酒吧内部后，你就可以判断那里的“厕所羞耻度”级别了。所谓“厕所羞耻度”，是指餐馆或酒吧周到地隐藏内部的厕所，这就要求厕所必须设计得尽可能狭小、不显眼，或钉上最容易误导顾客的指示牌。在一切都公开的美国，如果你想采用法国公厕那种不知羞耻的成人做法，从里到外都看得清清楚楚，就必须学会将令人害羞的厕所隐匿起来。当然，这么做往往不仅出于羞耻心，还为了阻止穷人、疯子、流浪汉和不消费的路人进来“方便”。（不知道城市里的流浪汉都去哪儿“方便”。）即便“厕所羞耻度”在美国很普遍，在羞耻级别上我们也远远不及中国。很显然，中国人将身体器官看作不宜启齿的羞耻之物，因此中国的厕所根本没有任何标识，并远远地、难为情地藏在最荒僻的背人之处。若非同样有羞耻心，否则人们休想找到那些地方。
你或许会认为，虽然建筑工人因常常冲过路妇女乱喊粗鲁淫秽之辞而臭名远扬，但他们通常是有什么就说什么的典型男子汉，应该没有“厕所羞耻度”，会将厕所直接称作“厕所”。事实如何呢？事实是即便建筑工地上那种带一个洞的可移动厕所也从来不叫“厕所”，而是被做作地称为：
便携式洗手间
洗手间皇后
小洗手间
sani—john53
b.f.i.（biffy54的做作说法）
以及类似的称呼。这些厕所的名称与餐馆、酒吧（通常是恶俗的）里那些男女厕所的暗示一样做作。这种地方该会对男子气概产生多么严重的挫折啊！这类厕所的某些标识要求顾客在安心打开一扇门而非另一扇门55之前，得先相当费力地解读标识牌上的内容。想体现害羞和做作，用“指针”（pointers）和“孵卵者”（setters）分别表示男女厕所怎么样？
在做作方面（见“恶俗语言”），以上标识能媲美于华盛顿郊区一些专供乘火车上下班的人使用的停车场的名称。他们将那条只允许乘客短暂停留的车道叫作——你猜猜？非停车车道？仅供短暂停留的车道？非也！标识牌上写着“亲亲就跑车道”。在过去的时代，真正卖弄的做作，比如圣诞节期间休斯顿机场附近的一块标识牌——“生日快乐，耶稣！”，会被视为亵渎神灵而不仅仅只是愚蠢。
与“厕所”一样，还有一些词语写到标识牌上会被认为太丢人，将这些词说出来的人也会遭到报应。我住所附近的银行有天早上被抢了，那天余下的时间里银行的门都关着，前门上挂着一块提早为这类突发事件预备的标识牌：
因……原因，本行关门停业，恢复营业的时间将另行通知。
他们刻意空着那个空格，是因为“抢劫”这个词说出来太可怕了，他们只能暗示某些值得深思的事情发生了。常常有人声称现在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根本就不是这样。这是一个注重名声的时代，或者不正确信息爆炸的时代。如果我们看到的信息类似汽车保险杠标贴上的信息，比如“我心疼我的狗”，这类信息假装传播有趣的东西，其实只想表明信息发布者可怜的需要——他们要让这个愚蠢的社会知道，一种自我宣扬的对动物的爱应被置于道德和美德顶端的一侧。
如果人们想到厕所和抢劫都会感到羞耻，那肯定没人喜欢宣扬自己性能力的那类姿态了。近年来，“易读衣着”（艾莉森·卢里56的绝妙用词），尤其是印着字的 t 恤衫，已经由只是将穿着者与可口可乐、科斯啤酒（coors）或“给他力”57等商品的成功联系在一起的可读衣着，戏剧性地发展为一种引人注目（不，应该是“求人注目”）的公开表达了——宣称自己已准备好随时随地跟人胡搞，比如“咱们性交吧！”看来，“吮吸”一词及其同根词对于当今的标识性 t 恤衫而言，已经必不可少了。印第安那州泰瑞豪特市的 verne’s mbake 公司出品的一件 t 恤衫邀请看到它的人：
一整夜都舔我、吮吸我、吃我吧！
要不是身处这个恶俗的时代，即广告猖獗的时代，难以想象我们会看到这样一件令孕妇动心的 t 恤衫——齐胸印着“宝宝”的字样，并有一个箭头向下直指孕妇突出的肚子。想将从前属于隐私的东西公之于众的类似欲望，出现在一件印着“我跟笨蛋在一起”的 t 恤衫上，除了这些字，还有一个箭头指向穿着者那不幸的配偶（穿这件衣服时，你必须小心地让你的配偶走在箭头所指的那一侧）。还有一件用来赢得“英勇无畏、诙谐幽默”这一名声的标识性 t 恤衫上写着：“去钓鱼”。也许有人会想“可真够幼稚的”，但这件 t 恤衫上印着一个笑眯眯的男子，在池塘边上举着一支鱼竿，在他腰部的下方，他的战利品——一条大鱼，也是他快乐的源泉，正在做一个罕见的口交动作。
纹身又是何时步入公共标识行列的呢？一只小铁锚、“妈妈”字样或只有一行“士可杀不可辱”都尚可谅解，一旦纹身想努力成为别人关注的焦点，它就到了糟糕的边缘；一旦它占据了整片地方，比如胸前盘绕着的大蟒蛇，并暗示“我很有趣，看着我”时，它就变得恶俗了。
各种各样的游客往往是恶俗标识的目标人群和受害者。在穿过新泽西州特顿市德拉瓦河的火车上，你可以看到一块被灯光照亮的巨大标识牌。这块标识牌对做作和押韵的强烈欲望，导致了一场惯用语的灾难：
特顿制造，全世界都可以拿。
（trenton makes the world takes）
“拿”？是指“买”吗？或者“用”？还是“享受”？用什么词都行，但肯定不能用“拿”。这就是做作的结果。
另一些导致标识牌变得恶俗的原因是纯粹的愚笨和缺乏想象力。想想美国铁路公司火车站里一些公告牌的不恰当修辞吧，它们会暗中颠倒火车行驶的正常方向，将终点放在前面，从而导致无可名状的混乱和错误。你很难找到一样东西，比东海岸一家大型机场的一块指示牌更能说明美国人的愚蠢和褊狭。这块指示牌是为了欢迎刚到达的外国旅客，并用西班牙文、德文、法文和英文告诉他们该如何使用机场提供的行李手推车。重要的是，你要知道指示牌所在的位置是移民管制区域，乘客们刚下飞机，根本来不及到银行窗口去兑换美元。但要取一部行李手推车，必须先往锁住手推车的机器里塞一美元。指示牌呢？上面却写着“请勿使用外币”。对此，记者克拉克·德利昂说，这是一个“自诩为世界级”城市的二流行为的一个好例子，一个令人难忘的纯粹的恶俗行为案例（见“恶俗机场”）。
或许是因为本土智力训练行业的严重衰退（见“恶俗大学”），越来越多的公共标识都违背了基本的语法规则，使短语与从句相比，能传达的可拆解信息更少了，句子中的从属成分与独立成分相比也是如此。有时，一些经验丰富的作家也会被引诱着写出一些使人难堪的不完整的从句，似乎他们还有话没说完。莫蒂墨·j·阿德勒58将他的一本书题名为《我们认为这些真理》（we hold these truths），由于缺少“不言自明”的一类词语，不熟悉留半截句子不说完的读者就会问：“好吧，你认为这些真理怎么了？说具体点儿！”虽然很难令人相信，但也许阿德勒博士是忘了这里的 hold 指的不是“掌握”（grasp）或者“铭记”（treasure），而比较接近“认为”（regard）的意思。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其结果都造成了炫耀且空洞的恶俗。
这种自命不凡的不完整造句的习惯，也许会被精于当代文学理论的人称为“开放式结尾”。约翰·阿什贝利59的诗用老眼光看很少是“完整的”，其技巧却被赞美为“不确定性”。赞美他的人，自然是那些理论家了。另一方面，读者却可能会认为这种技巧是阿什贝利或可贵或无能的证据。“一个人自不量力地写作，就会屁股向下摔倒在地”，这或许是对无能者的非文学理论式表述。这种粗俗说法的恰当性，能在下面的恶俗标识例子中得到证明。这些例子表明，宗教分子和爱国者自不量力的狂热倾向，最终会因滑稽的修辞而导致可耻的失败。如果这些滑稽修辞印在印刷品上，那失败还不算明显；但如果放大成巨大的标识牌，并赫然挂在高楼大厦上，夜晚再打上灯光，这种愚蠢的虚荣就会变得非常滑稽。
这里就有一个突出的例子，当然也是“不确定性”的经典案例。一所大学纽曼中心60一幢建筑上悬挂的一块标识牌上写着：
开始时上帝
上帝怎么了？他干了些什么？说清楚呀！这类东西必然也会出现在宗教原教旨主义61者穿戴的汗衫和棒球帽上：
第三篇 恶俗的大众传媒
尽管不时会努力掩饰其羞耻心，还装腔作势，电视大体说来仍是贫民媒体。电视最善于推销假牙清洁剂、啤酒、通便剂、汽车和洗涤用品，一旦涉及书籍、思想、历史意义，以及文明对话中所有的复杂性、精妙性和讽刺性，电视就会死得很惨。 恶俗广告
毫无疑问，广告是恶俗的必要条件，因为恶俗要靠广告，且只能经由广告获得提升。要识破一个骗局，你就必须在被吹捧为宏伟的表象与其寻常的实质之间保持一大段距离。一个幻灭的消费者买了夸大宣传的商品之后或许会发现这一距离，但绝不可能提前察觉。距离越大，就越恶俗。在佛罗里达州房地产和西南地区对“家”的广告中，这种距离大得惊人，就跟为整形外科、减肥计划、提升自尊心的治疗，以及能用 5 年的灯泡所做的广告一样。广告中一旦出现“大减价”、“超省钱”或“让利 33%”一类的字眼，就说明这种距离已经大到几乎无法逾越了。
有些广告的确糟糕，但还够不上恶俗，因为它们很笨拙，无法让人上当。比如随邮件一起送来的貌似高雅的“请柬”，宣布某家脊柱按摩院或牙科诊所即将“隆重开业”，请柬下方的角落里还会彬彬有礼地留一行小字：“敬请回复”，这表明他们希望收信人误以为这是“社交性”邀请，而非商业广告。一些寂寞而天真的人真的会回复这类“请柬”，到了“开业”的日期就梳妆打扮一番欣然前往，却没料到自己注定会幻灭。只有到了“请柬”指定的地点，他们才能发现自己的错误。相似的还有欺诈性的“新闻发布”公司，会引诱不幸的收信人花钱将自己瞬间吹嘘成一个幸运的、活跃于镜头前的“新闻”人物。这类假新闻还为新开业的停车场、商店或矿泉疗养地兜揽生意，将那些地方吹捧得似乎都具有震撼世界的意义，还在发放的文字材料抬头写“即时公布”，真是令人兴奋。另一种笨得无可救药的宣传花招是广播广告，通常是地毯、男装或珠宝的广告，由全无才气、亦未受过任何播音训练的业主亲自播发，所以常常能听到他们假牙的轻微磕碰声。零售业中的这种广告，相当于在著作权行业里因虚荣心而出书，出书的人自掏腰包，以表明自己是一个重要且有趣的人（见“恶俗图书”）。
由平庸的广告商制作的广播短剧也一样没有说服力，这些广告商以为听众都是十足的蠢货：
（电话铃响了）
“史密斯夫人吗？”
“是的。”
“恭喜恭喜！您申请的 5 万美元贷款已经批下来了。”
“啊，谢谢你！这真是太好了！”
（对话就此结束，我们当然不会听到后面再跟一句：“是啊，现在你就负债累累了。”）
当然，所有旧的花招也仍在使用，比如诱饵调包兜售法或以下这则“角色招聘”广告。这种广告貌似花费不菲地刊登在一份戏迷们必读的报纸的戏剧版上，专门引诱那些贫困而有抱负的年轻演员：
招聘角色
诚招数百位身材健壮、修饰干净的男性群众演员（身高在 5 英尺 9 英寸至 6 英尺 2 英寸之间）。入选者将加入逾千人的演员队伍，于 6 月 1 日和 2 日在巨人体育馆演出激动人心的世界知名歌剧《阿伊达》。无需经验！
一切都大有希望了，除了“激动人心”和“世界知名”这类恶俗字眼可能会让人产生一丝怀疑。想象一下演员们乍看到这份广告时的激动心情（“妈妈，我终于有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一切困难都将迎刃而解。我会早早去排队，然后努力得到一个角色”），激动过后，他们就会在广告的最下边读到一行非常非常小的字：
群众演员没有酬劳。
如果你读过弗兰克·康罗伊1的《停止时光》（stop-time），你就会记得那出精彩的yo-yo 骗局，一个老骗子让一大帮天真无邪的孩子都上了当。知道这个骗局后，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年轻人不再过分相信长辈了。
恶俗能通过字体大小来实现，上面的角色招聘广告就是一个例子。更为常见的手法是单靠语言来实现恶俗。判断一个广告是否接近于恶俗，一个可靠的信号是修饰词“豪华”是否会出现，比如“豪华公寓”。不论这个词出现在什么地方，都是糟糕的标志。当这个词不与“车”（car）而与“机动车”（motor car）连在一起时，恶俗或许才最为明显，因为这种仿古说法能为矫揉造作助兴。在汽车交易方面要注意的词还包括“庆典”（有时是更实在的“促销”）、“好消息！”，以及“让利”等等。但“豪华”一词仍是恶俗词语中最具威力的，可与其他场合出现的“美食家”一词相媲美（见“恶俗餐馆”）。
另一个恶俗的标志是“设计师”一词的出现，这个词几乎就是一种警告——羊身上的毛马上就要被剪掉了，消费者马上就要上当了。“拥有之荣耀”通常会附着在一些要价极高的东西上，并以我们当中最没有安全感的可怜人为目标。“酒”当然是一个低级的词，“液体”则过于笨拙，二者都不具备“烈酒”那样的吸引力，不知怎么的，这个词会令人联想到一个精致的世界，比如令人快活的势利的 19 世纪。经验表明，要吃定恶俗的顾客——那些文盲和矫揉造作之徒，“美食”、“烈酒”一类词很少会失手。这就好比英国人用“不动产”来表示土地和房屋，你能学到他们的几分虚伪呢？
有时，恶俗制造者受舆论所迫，会披露产品的真实面目。许多年来，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坚称其用于车内装饰的皮料是“科林斯2皮革”而不是用来做排球或皮短裤的随便的老皮，从而得以将有缺陷的积压存货倾销出去。该公司最终在《华尔街日报》上供认，它使用的皮革并非来自希腊的科林斯，而是新泽西州的纽瓦克。之所以选用这个名字，是因为一本参考书上提到“科林斯”这个词暗示着人们向往的富裕，能吸引那些爱好“科林斯人的‘奢侈’”的人，即便这些人并不“放纵”。顺便提一下，也正因为如此，圣保罗3才拿科林斯人当靶子，完成了他最响亮的道德抨击之一，他告诉科林斯人：“人人都说，你们当中存在着通奸的行为……”既已曝光，克莱斯勒公司只好承认，科林斯皮革只是一个词，他们根本就没去过科林斯。
推销产品的恶俗把戏还包括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及价格，这招似乎专门用在那些根本用不着考虑价格的淑女和绅士身上。说起来真让人伤心，如今出版商们也加入了这类传统的冒犯者行列，就像那些叫卖昂贵衣物和首饰的小贩。过去，恶俗广告的一条规律是不管卖什么东西，都要将产品与漂亮姑娘扯上关系，因此，微笑着的漂亮姑娘会被印在尾挂发动机或打谷机上。如今，要多谢里根主义时代的出现，漂亮姑娘已经被旗帜取代了，尤其是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欧文市、马里兰州的雪迪·格罗夫这类功利的白人和重商主义者云集的地方。那种地方的商业竞争还导致了旗帜肥大症（“我的旗比你的旗大！”）。现在，飘在二手（“曾是别人所有的”）车停车场和酒（“烈酒”）铺上空的旗帜，足有 15x25 英尺宽，旗杆高达 100 英尺，宣告着恶俗展示者毋庸置疑的美国范儿，人们在数英里外就能看到。
如果你想体验伪爱国主义中真正深刻的恶俗，就必须仔细审视那些图谋不轨的公司发布的伪爱国广告。“公共服务”这个词是用来遮掩“私人服务”的。这些广告因其在“公共”表象与贪婪、谋私实质之间巨大且厚颜无耻的鸿沟，已经很接近典型的恶俗了。某个为核能工业游说的团体，希望人们无知到不了解该工业轻视他人健康与生命的不良纪录，却没有勇气诚实地给自己取名，于是自称为“美国能源意识委员会”，并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叫嚷“外国石油”是有害的东西，将“外国石油”描绘得就像一条极其恶心、随时准备袭击人类的眼镜蛇，说它会“毒害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并得出这样的结论：要拯救我们的国家，保卫我们孩子的未来……就需要更多的核电站，需要摆脱“抑制”已有核电站运行的政府规章制度。你们这些知道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的人为什么不闭上嘴巴，让我们赚我们的钱呢？照他们的说法，“危险”的根源并不是核电站，而是“进口如此多的石油”。
还有一个极端恶俗的更坏的例子，是香烟行业的爱国主义。某家精明的公司竟与国家档案馆一起称赞《权利法案》，不知用了什么手段，还把莱赫·瓦文萨4请出来支持“个人自由”。其实，这种自由就是用甜言蜜语去哄骗不太聪明的同胞，让他们自愿沦为尼古丁毒瘾的奴隶。有人引述瓦文萨的说法：“我不大确定，美国人民是否真的明白他们拥有《权利法案》有多幸福。”
点上一支烟吧，美国人，然后深深地，深深地吸一口，因为这是你的爱国职责所在。这已经是极端恶俗的广告了，可以肯定的是，将来还会出现更恶俗的广告。 恶俗杂志
你可能会认为杂志的消费大军一定是大学男生，因为他们对《花花公子》和《阁楼》（penthouse）5、《体育画报》（sports illustrated）、《人车志》（car and driver）以及《肌肉与健身》（muscle & fitness）的忠心不可动摇。但在杂志的购买上，他们却远远落后于那些上了年纪的人，后者平均每月购买的《现代老年》（modern maturity）和《美国退休人员协会新闻快报》（news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合计有 3800 万册。老家伙们如今有大量的时间可以用来阅读了，虽然他们从来就不是热情的书籍爱好者，却以 1600 万份这一可观的购买量使《读者文摘》以胜利者的姿态高居于其他杂志之上，此外还有《电视指南》（1600 万份）、《国家地理》（1000 万份）。幸好这三本杂志中的最后一本还不算糟糕，甚至够资格被称为相当不错的杂志。
这些杂志大多数都不算“糟糕”，只能说“无害”，这个特别的词近来一直被用于表示敬意。根据“无害”的标准，我们还可以找出一些没有聪明人想读、却也没有多大害处的出版物，比如《肥皂剧文摘》（soap opera digest）、《扶轮社6》（rotarian）、《美国海外作战退伍军人组织》（vfw auxiliary）等，它们的发行量都大得惊人。
这些杂志往下，我们就进入了糟糕杂志的领地，《人物》（people）和《我们》（us）是其中的领先者。接下来是《国民探秘者》（national enquirer）、《美国步枪手》（american rifleman）；然后就是以精神病患者为目标读者的杂志了，比如《陛下：每月王室评论》（majesty：the monthly royal review），这个杂志是给那些一想到皇后，甚至只要想到她的特权、家具和珠宝就会勃起的人们读的；还有《现代雇佣军》（soldier of fortune），是给那些总幻想将一把肉搏战用的双刃短刀插进一个外国有色人种身体里的人读的，他们幻想要刺中的人大多比自己块头要小；再往下就是真正糟糕的杂志了，比如《性交前戏》（forey）、《x 级录像带内幕》（inside x-rated video）、《烈火双人组》（hot twosomes），以及为同性恋团体（见“恶俗语言”）创办的《躯干》（torso）、《数英寸》（inches）和《未删节》（uncut）。无论这些杂志有多么糟糕，却没有一本是恶俗的。原因何在？因为它们都不故作高贵。
恶俗杂志就大不一样了。除非我们了解找到它们的方法，否则它们很容易躲开人们的注意。想找到它们，不要向下看，而要向上看，它们就是汤姆·沃尔夫所谓的“拜金图片出版物”。他说：“如果说色情出版物是 70 年代的最大恶习，那拜金图片出版物——对有钱人行为举止的图片报道——就是 80 年代的最大恶习”，这股歪风到 90 年代，根就扎得更深了。拜金图片杂志会努力说服那些势利的读者，让他们自以为是真正的贵族，至少他们内在的某个地方或身边的某一处具备贵族的特质，而这在一般情况下是看不出来的。他们对自己拥有特殊禀赋的幻觉要借由下面这些杂志来保温：《家居与花园》（house & garden）、《建筑文摘》（architectural digest）、《艺术与古董》（art and antiques）、《鉴赏家》（connoisseur）（“我们知道您的时间很宝贵，鉴赏力很高超”），以及《百万富翁》（millionaire）（毫无疑问，这本杂志的一些读者也会读《陛下》杂志）。正如沃尔夫指出的，现在这类势利杂志正如日中天，那些附庸风雅的色情杂志反而没有这么畅销，比如《花花公子》和《阁楼》。说粗鄙点儿，现在是性退场，贪婪上阵的时代了。
如果《人物》这类糟糕杂志的功能是鼓励读者崇拜、嫉妒肤浅的娱乐界名流和各色有不同成就的愚蠢怪物，那《鉴赏家》这类恶俗杂志的功能就是鼓励读者崇拜、嫉妒那些跟自己一样连人带财产都交给漂亮图片的肤浅的人。在这两个例子中，读者崇拜和嫉妒的对象在价值上大体相当，但《人物》杂志描绘的那些人至少不会四处炫耀，假装他们继承到的钱让自己变得有多棒。 恶俗报纸
必须承认，在美国，我们还没有《世界报》7那样的报纸。这是政府所在地与风趣智慧的所在地分开、宾夕法尼亚大道8与华尔街9相距数百英里所要付出的一部分代价。但至少我们还有三四份好报纸，以及数以百计的糟糕报纸。报纸糟糕与否，可以依据下面的一个或多个特征判断。
从专栏的内容，你就能了解一类报纸：连环漫画，这是少不了的；每日星象占卜；大量空白——文明的读者也许希望空白处能有一篇书评；肥皂剧剧情每周概要；每日祈祷词——常常赫然出现在头版；一个八卦摄影师（说准确些，是照相师）的专栏，一本正经地发表着愚蠢无知的意见；还有“读者来信”专栏，供一些读者对最具煽动性、最琐碎的地方性话题发表愚蠢的见解。除了这些专栏，这类报纸就像别的东西一样，对色彩的滥用表明他们正为读者营造一种小学生心理水平的新闻氛围，与周日娱乐报营造的一样。曾经有段时期，报纸版面上唯一带颜色的东西是赫斯特10所有报纸头版上方那面“古老而光荣的星条旗”，这个东西大体上诚挚地反映了这些报纸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外国思想的反对。现在，如果哪份报纸的头版上看不到一张大幅彩色图片——当然，是在折叠线上方——这份报纸就可能会失去没受多少教育的读者的青睐。那些读者要求报纸上随处都有代替文字的图片（“比较真实”），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欣赏讥讽或隐喻，除非讥讽或隐喻以陈词滥调的面目出现。西海岸有一家聪明的报纸，含沙射影地评论了喜欢彩色图片的读者的智力水平，认为这样一来，这些读者能读懂的东西也就只限于体育版了。
糟糕的报纸会聘用不懂该如何写好文章开头的作家，而且付给他们报酬。那些家伙要让你读完 250 个字，才能明白讣告的主角到底因何而死，或枪击事件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发生的。糟糕的报纸还喜欢尽可能在头条新闻中多用俏皮话。比如一则鹿跑去吃后院灌木的报道：
鹿啃掉了它曾经可爱的形象。11
糟糕的报纸擅长用一定数量的“星”来代表评论家对电影或餐馆的评价，而懒得告诉你几颗星表示什么意思。还有一点，糟糕报纸的行文风格一律是几近文盲的读者要求的那种艳俗和假装精通，这些读者受娱乐业腐化比较严重，根本读不懂以任何形式呈现的复杂、巧妙、影射、讥讽、令人惊讶、出乎意料或真正有趣的文章。门肯啊！你本该生在这个时代的，美国需要你……
在一家厚颜无耻地自称为《国家报》（其实《华尔街日报》才是正宗的国家报，这里先按下不表）的报纸上，前面提到的几乎所有糟糕特征都十分明显，但它也只是糟糕而已。《今日美国》报才是最明显、最纯粹的恶俗典范，可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象征着表象战胜实质的一次典型胜利。要考验这家报纸是否有权使用这个名字，测试题可能包括：它在某个特定问题上的立场是什么？谁在乎它的想法？谁想为它撰稿？撰稿人的素质怎样？谁想读它？读者是什么样的人？如果撰稿人只从电视或《今日美国》中汲取营养，他就无法安慰担忧整个社会的未来能否理性智慧的人，这种撰稿人反而是支持——不，应该是赞颂——到处泛滥的恶俗的人。
《今日美国》报首次出现于 1982 年，适逢最受喜爱的美国人——罗纳德·里根就任总统，这份报纸正是里根主义的完美象征。其创立者艾尔·纽哈瑟（al neuharth）说，他把它设想成一种反对“令人绝望的旧报业”的武器。他觉得，过去的报纸令读者沮丧、愤怒，《今日美国》将带来“一种充满希望的新报业”，完美地配合美国政府越来越多的粉饰，从里根的染发剂到他对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军一事的隐瞒，无所不包。难怪《今日美国》会成为罗纳德·里根第二次就任总统时的“赞助商”。
对兴旺的不懈追求，奠定了这份报纸半青少年、半巴比特12式的语调。这份报纸报道一次空难事故的头条新闻标题尽人皆知：
奇迹：327 人生还，55 人遇难。
电视节目，尤其是新闻秀（见“恶俗电视”）在内容浅薄简单（平民化）、颜色艳丽上的成功，给了纽哈瑟切实的启发，让他想到一种全新的报业可能会受到公众的欢迎。（最近为了了解并介绍丹·拉瑟13，《今日美国》引述了拉瑟一位同事对他的评价，称他是“一个普通的人”，喜好棒球、打猎、钓鱼，在野外丛林露营时喜欢嚼烟草，从而得出结论：没有人希望电视节目主持人是个与众不同的人。）
为了引诱已经迷上电视的观众，纽哈瑟经过长时间的摸索，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在人行道边的报摊上支一个极像电视机的东西，带有电视机式的底座，报纸的上半部分则模仿电视屏幕。电视处理新闻的方式为《今日美国》的编辑方法提供了榜样，不仅大量使用图片，大部分图片还都是用来卖弄的，毫无存在的必要。像电视新闻部门一样，纽哈瑟的报社没有几个记者，却有一大批编辑、改写者、主持人、修补文字的人、调色的人（要跟电视新闻的色调相似），以及按自负的主子的意愿行事的人。在加工新闻的中心办公室里，人们头顶上摆满了电视机，似乎是在鼓励这些被雇佣的舞文弄墨者将他们的发行物调整到与电视报道一致。该报刚刚问世的时候，一位评论家就指出：“电视迷们这下可有了能捧在手里读的电视了。”当然，是娱乐业决定了《今日美国》的主要关注点和风格。任何与娱乐业有关联，甚至只是间接关联的事物，都会获得《今日美国》的高度关注和重点展示。他们甚至认为，离“娱乐”很远的东西会因为与电视或糟糕的电影文化扯不上关系而丧失读者。所以，《今日美国》上一则有关最高法院重审国旗烧毁事件的报道会这么开头：“姑且称之为烧旗案续集吧”。
《今日美国》独特的措词技巧是如此不懈地引人注目，所以很容易看出它将一般报业的糟糕提升为恶俗的方法。纽哈瑟命令他的写手和马屁精们尽可能少用“美国”（america）这个词，而用“美利坚合众国”（usa）来代替，这样就能起到持续不断的宣传和提升作用。他们以为愚钝的读者无法忍受任何真相，除非将它们“润色”一番，然后改造成娱乐。这一观念导致《今日美国》常常采用自以为是的标题和毫不相干的押韵，比如：
吝啬鬼的汽车后备箱里喜欢放什么？（what’s hot in trunks for hunks）
还有头韵法14：
党人肆意抨击预审税务报告（partisan potshots preview tax talks）
俏皮话：
国旗上的星星15再一次越过了高等法院
柯斯达16爬上了新高度
还有一则价钱惊人的旅游讯息：
只要花 39500 美元，世界就是你的蛤蜊17。
奇怪的是，按理说应该会有这类胡闹的体育版（占 1/4 版面）中却很少出现，他们的言外之意可能是：体育太严肃了，不宜开玩笑，哪怕报纸其他版面都给人留下“生活是一场夜总会歌舞表演”的印象。除了两次世界大战、“二战”时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越南战争、海湾战争（这么几个就够了）这类令人难堪的事，生活中的一切都还不错，我们将在我们正走着的道路上继续前进（“保持方向。”——罗纳德·里根），去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那里有人们想要购买和享受的一切美好事物。早在大学一年级的写作课上，老师一般就会忠告学生：切勿将陈词滥调放到引号中去引人注意。《今日美国》拒绝了这条很好的建议，为了让它的读者感到舒服，它自有高招：
房屋下陷！“暂停”销售。
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而言，这是信仰上的一次“巨大突破”。
谁是这类东西的读者呢？他们对《今日美国》的忠诚已经使它的发行量对《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构成了威胁。其实，只要瞥一眼报纸上的广告，就可以推断出读者的身份了。那些广告人确信，只要占据大片昂贵的版面，就一定能抓住他们定位的读者。最近，在人们争论继续“国家艺术捐赠基金”项目是否恰当期间，发生了一件事：帕特·罗伯特森牧师18领导下的“基督教联盟”认为该联盟的钱用来为以下呼吁做整版广告更为合适，这个广告的目标读者是国会议员们（注意，他们被定位为该报的读者）：
你们……愿意面对选民们的指控，说你们将他们的血汗钱浪费在推动鸡奸、儿童色情作品和对耶稣基督的攻击上吗？
并且，议员先生们，你们是否认为“体面的劳动者”会希望他们缴纳的税金被用在“教他们的儿子怎样鸡奸”上？针对同一批担心他们的儿子会受鸡奸行为吸引的读者，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与 13 个类似的组织也联合出资，刊登了一份占半个版面的广告：
平心而论，你知道烧毁国旗的行为是错的。
（他们不承认这个广告窃取了共和党为巴利·戈德沃特19做的标语牌广告的创意——“平心而论，你知道他是对的”，反对党将其延伸为：“是啊，对得过了头。”反烧旗广告毫不怀疑地认为他们针对的公众读者既愚蠢又缺乏幽默感，根本就不了解或记不住这个极其成功的延伸。）如果这类广告还不足以让我们推断出读者的身份，报纸上还有无以数计的汽车、摩托车广告，或冰箱、带机关的车库门等经久耐用商品的广告，都表明其读者是一群硬汉。〔《今日美国》头版顶上的“卫星传送”字样，是专为给这类技术迷读者留下深刻印象而设计的，不难推测，他们也一定是《大众机械》（popr mechanics）和《在家办公电脑化》（home officeputing）杂志的粉丝。〕除了硬汉，报纸的读者还包括喜欢简单浏览分类广告的人。广告制作者极其了解广告的目标读者，对于读者们容易上当受骗的性格也已经有了长期的认识，他们知道读者们会被下面这种土包子式的广告所欺骗：
赚大钱
或者
发财成名
《今日美国》的许多分类广告都千方百计地引诱读者进入他们的佣金陷阱，怂恿读者通过销售一些市场前景十分可疑的商品赚取佣金，比如褐色食物节食新办法、一种“跟电视广告里一样的”令人吃惊的去污器；除了这些商品，读者还可以通过销售新的“长寿秘方”或“90 年代最火爆的免手术面部拉皮术”赚取高额的佣金；还有广告呼吁读者“成为您所在地区的第一代理吧，利润空间巨大！”；还有一个广告帮读者开了一剂处方，这一处方几乎可以万无一失地永久解决读者的财政心病——“开设自己的旅行社”，仅次于“开家自己的餐馆”或“写童书挣大钱”；也有广告推荐无数待售的经营失败的汽车旅馆，和类似的毫无保障的商业场所，怂恿读者通过经营它们而“致富”。感谢上帝，最终是社会福利机构和精神病院，而不是我们，当然更不是《今日美国》报，必须接收被这类广告毁了的受害者们。发人深省的是，西蒙斯市场调研局20针对《今日美国》读者的一次调查表明，这些受害者中 68% 的人“上过大学”，算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见“恶俗大学”）。
就目前的情形而言，一个让人高兴不起来的事实是人们被自己的读物同化了。就连《童子军官方手册》都了解这一点，它了解这种后果，并勇敢地、毫不含糊地明确指出：“长期阅读垃圾的人，除了成为庸人外，别无所成。”这是一个很好的警醒，能鼓励尚未被腐蚀被贬损的孩子们警惕恶俗报纸。若非很快就有许多以《今日美国》为模板的报纸出现，那本节标题中的复数形式21就是在误导了。《今日美国》的成功，几乎可以确保其后继者都是恶俗的。 恶俗电影（bad films）
胶片（films）？电影（films）？想了解做作22的电影，请看“恶俗电影”（bad movies）。 恶俗电影（bad movies）
还有谁记得在恶俗电影到来之前，糟糕的电影还只是糟糕的那个时期？那时，它们还比较吸引人，比如《机器人大战阿兹特克木乃伊》（robot vs. the aztec mummy）或《圣诞老人征服火星人》（santa us conquers the martians）。那时，只是因为电影院需要，爆米花就变成了一座农产品金矿。提前识别烂片并非难事。“荒岛”或“丛林”题材的电影十有八九是蹩脚货，比如琳达·达内尔和泰布·亨特主演的《荒岛美人》（ind of desire）、《青春珊瑚岛》（bluegoon，“从头到尾就是一个骗局！”——英国《卫报》），以及使罗伯特·雷德福和梅丽尔·斯特里普成为明星的《走出非洲》（out of africa）；同样，早在西尔维斯特·史泰龙和阿诺德·施瓦辛格（见“恶俗的电影演员及其他演员”）的时代到来之前，肌肉男也是烂片的信号之一，看以肌肉男为主角的电影，倒不如将时间和金钱花在别的地方。不然，奉送给你的准保是《悲哀山谷的大力士》（hercules in the vale of woe）一类片名的电影，一听之下就让你觉得宁愿一头栽进最近的酒吧里去；还有一个警告信号是宗教题材电影的暗示，比如《圣袍》（the robe）或（最低水平的）《圣经》（the bible）；大多数战争片也同样糟糕。身经百战的退役大兵们尤其鄙视的片子，是大炮、迫击炮弹“忽哧忽哧”地满天飞，喷射出来的却是燃油制造的一大团光彩夺目的火焰，而不是真实（却不好听）的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还有，1970 年之前或 1970 年左右的电影，如果片名带有色情意味，都可以确定是糟糕的电影。聪明的观影者早就学会依据片名的措词分辨烂片了，比如“夜晚、天堂、法国的（这个词可能代表那部电影特别下流、淫秽）、欲望、肉体、性23”等等。
鉴于如今日益发展的贫民化趋势（在《格调》一书中分析过），对于有智慧的人来说，重拍老片子带来的恐惧几乎总会导致某种精神沉沦。只要比较一下 1964 年的《夜幕必须降临》（night must fall）和 1937 年版的好片子，1962 年的《叛舰喋血记》（mutiny on the bounty）和 1935 年的原版，1959 年的《人猿泰山》和 1932 年约翰尼·韦斯默勒24主演的那一版，或者 1950 年迪斯尼版的《金银岛》（treasure ind）和 1934 年版的好片子（前者背景音乐中采用的极其突兀的拨奏曲片段很像电视搞笑节目的惯用伎俩，总在暗示观众该如何作出反应，后者却为旷世奇才莱昂纳尔·巴里摩尔25和华莱士·比里26提供了性格表演的机会），你就会不断地感到失望。拙劣重拍定律的一个例外，是 1978 年版的《人体异形》（invasion of the body snatchers）。这部片子对 1956 年唐·希格尔那令人伤心的努力之作27进行了新的思考，唐纳德·萨瑟兰（donald suthend）的表演和菲利普·考夫曼（philip kaufman）的导演中那旧式的精妙和对观众的尊重，也使影片获得了改善。尽管重拍《摩登时代》、《公民凯恩》、《卡萨布兰卡》、《正午》（high noon），甚至《码头风云》（on the waterfront）和《原野铁汉》（hud）都是显而易见的愚蠢之举，但肯定有人（见“恶俗人物”）要一试方休。结果呢，当鄙视蜂拥而至时，他们就会反击说那些批评者都是“精英分子”。
上面所说的都是昔日的景象了，如今恶俗当道，也就是说，现在是重磅炸弹的时代，比如卡通片似的《星球大战》及其续集，《超人》及其续集，《外星人 e.t.》，《蝙蝠侠》以及《至尊神探》（dick tracy）等等。如托德·吉特林28所说，这类影片“花在宣传上的钱比电影本身占据了更多的文化空间”。在一个时期内，公众的注意力范围都会为一部电影留有空间。因此，在大肆宣传之下，这类电影中的某一部肯定会成为占据公众注意力的那一部。不论习惯注意广告还是蔑视广告，美国（通常还有欧洲和亚洲）的每一个人都会知道这部电影。
投放重磅炸弹的理想时间是每年的 6 月。到了 6 月，这类电影的观众——青少年刚从学校里涌出来，早就准备好揣着他们攒的零花钱奔向影院售票处了。但猛烈的宣传攻势早在临近春季学期时就开始了，第一批宣传材料早已散发完毕，第一批 t 恤衫开始堆满批发商的仓库，第一批洋娃娃和新颖小巧的小玩意儿开始出现在各大购物中心。每到 6 月，孩子们就像巴甫洛夫的狗29一样馋得直流口水，最新上映的恶俗电影几乎早已胜券在握，不论它有多么糟糕。我用“几乎”这个词，是因为这套办法偶尔也有不奏效的时候。1980 年迈克尔·西米诺拍摄的《天堂之门》（heaven’s gate）耗资 4400 万美元，本该成为这种幼稚却成功的重磅炸弹，用一位评论家的话说，到头来竟“完全没有条理”，专栏作家文斯·斯塔腾（vince staten）则评论道：“总的来说，这应该归功于快要破产的联美公司30。”（旁白：真是苍天有眼啊！）其实，电影《现代启示录》也一样恶俗，但不知为什么，很少有人发现这一点。
重磅炸弹电影体现了恶俗的完整理念，因为它们在本质上就缺乏人类的价值观，完全依靠夸大其辞，获得成功全靠大肆宣传。再者，这类电影的叙述方式和表演方式都不成熟，只是提供连环漫画式的刺激，并且几乎完全依赖特效，所以只能满足那些只会因技术而兴奋的没受过教育的人（见“恶俗大学”）。正因为如此，电影公司才拍摄了一系列有关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电影，观众们却认为它们很有趣，并且意义重大。如彼得·毕斯肯德31所说，这类重磅炸弹的目的是“将观众重新塑造成小孩”，有教养的成年人也应该看一看。由于这类电影水准太低，明显造成了“选民的幼稚化”，从而导致罗纳德·里根和乔治·布什当选，并出现亵渎国旗的煽动行为等等后果。究其本质，重磅炸弹绝不只是电影，马克·米勒32强调说，它们更像推销其他商品的促销工具，所以时代华纳公司能凭借《蝙蝠侠》电影推销“蝙蝠侠的鞋子、短裤、帽子、餐具垫……时代华纳出品的摇滚音乐录影带……时代华纳出版的平装书……《时代》周刊的封面故事”33等商品。米勒说，如今的电影只是“庞大的偶像生产体系中的一粒骰子或筹码，这个庞大的体系包括电视制作公司、联合化公司、有线电视网、唱片公司、主题公园……还有图书出版公司、各大杂志和许多报纸”。
重磅炸弹电影就像其他极富表现力的典型美国发明（比如淡啤酒）一样，缺乏成熟理智的内容，这一点没什么可奇怪的。与必须接受审查且必须适合全家人观看的电视剧相比，这类电影中更多的，只有暴力。这些暴力由电锯杀人狂和踢裆动作构成，你在别的地方是看不到的，这些东西也恰恰是观众希望在电影院里看到的东西。过去，人们观看加里·格兰特34和艾琳·邓恩35衣冠整齐地以诙谐的方式在室内社交剧中表现微妙的调情，如今，在同样的舞台上，你看到的尽是强奸、殴打、砍掉四肢、面部被毁、流血、眼珠外挂在脸颊上、鲜血从动脉喷涌而出、鲨鱼吞噬儿童的画面，这完全是雅各宾派或恐怖剧那种残忍成性的表演技术。这类画面唯一的技巧就是过分的强调（见“恶俗对话”和“恶俗音乐”），这会贬低观众的身份。如马克·米勒所说，今天的电影，无论是重磅炸弹还是普普通通的制作，都喜欢“广告（及其他一切宣传活动）中使用的那种有计划有步骤的过分强调。每个镜头呈现出来的都是封闭、自成一体的内容，就像一记恰好击中面部的重拳。这些镜头包括大枪、大车、好看的屁股、满月……巨大的破坏（血、玻璃）等等”。所有这些暴力垃圾都放完后，还会有一串没完没了的荣誉名单，仿佛他们真做了什么值得居功的事。不过，这样一来我们就会知道所有与这部恶俗电影有关（哪怕只有一丝遥远的关联）的人的名字，其中就包括他们的家属和性伴侣的名字：
第三舞台助理：
第三舞台助理的助理：
灯光师：
灯光师助理：
灯光师助理的女友：
恶俗图书也有类似的情形，在矫揉造作的序言和致谢中，作者会感谢整整一个兵团的恩人，他们的名字越显赫越好，感觉就像作者在推卸责任。 恶俗电视
尽管不时会努力掩饰其羞耻心，还装腔作势，电视大体说来仍是贫民媒体。电视最善于推销假牙清洁剂、不能自理的人用的尿布、啤酒、通便剂、汽车和洗涤用品，一旦涉及书籍、思想、历史意义，以及文明对话中所有的复杂性、精妙性和讽刺性，电视就会死得很惨。在一个有关“文化”的电视谈话节目的彩排中，我被要求给“人类学”找一个简易的同义词，我确信，这是因为电视机前的观众无法理解“人类学”这个词，所以电视台也不打算将那个节目做成大众“娱乐”节目，因为大众“娱乐”节目都很恶俗。
女子摔跤、奥普拉·温弗里脱口秀、黄金时段幼稚的情景喜剧，以及所有角色都像连环漫画的动作方式一样夸张表演的“戏剧特别节目”，这些电视节目自然很糟糕，但对理智的人几乎构不成威胁，因为只有失去理智的人才会被发现还在看某个已播过 32 次的节目。拥有电视机的美国家庭比拥有抽水马桶的美国家庭还要多，并且平均每个家庭每天要看七个半小时的电视，这意味着美国人可能会从每天下午的 4 点半一直看到午夜的 12 点，从“富人与名人的生活方式”节目中学习价值观，从“异国风情”节目中领略艺术之精妙。这真的很糟糕，但也还不至于恶俗。
要找恶俗，你首先得转到新闻频道。那个频道要么将新闻事件感性化，要么将其改编成通俗剧，以避免观众换台。或者好不容易说到事件的核心，广告却又接踵而至了。同样恶俗的还有特别新闻节目，平庸之辈在里头没完没了地摆出很有智慧、假装分析的样子，“专题讨论”得出的结论则自相矛盾。这种节目的虚伪之处在于，节目的氛围跟过去那种小圈子聚会或专题讨论会一样自由，主持人和嘉宾却说着一套套一成不变的个性化陈词滥调，对话也是从个人偏好出发设置的，这决定了这种讨论不可能产生任何新鲜或不肤浅的东西。刘易斯·拉帕姆指出：“尽管看上去很流畅，电视其实是一种非常死板的媒体，只会采用即兴喜剧中的角色那样一成不变的主持人。”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恶俗事物的表象与实质之间总存在着距离。
查尔斯·兰姆36很久以前对报纸的评论可以拿来评论如今的电视：没有一次，你不是怀着一丝期待的兴奋打开一份报纸（打开电视）；没有一次，你不是满心失望地合上它（关掉那个糟透了的东西）。就算你聪明绝顶，刚开始时的一丝兴奋也会很快被下面这些东西赶跑：庸俗老套、表象持续不断地掩盖着实质、没完没了地播放经过尝试和检验的东西而没有任何原汁原味的东西。除了现场直播的体育比赛，电视里不可能有任何激动人心或有趣的事。印地赛车37会不会撞毁？篮球场上会不会发生一次比以往更有意思的斗殴？奥运会上那对冰上舞蹈家会不会失足跌倒？那个被撞晕的足球运动员还能不能爬起来？或者显然已经死了，即将被抬出场外？这种节目或许还能激发观众的一点好奇心，但也只能让人满意一小会儿，总会有一个声音插进来评论、解释、叙述、证实——实况评论员以为观众弄不清赛场上的状况，所以他们必须解说每一场比赛——“球高高飞向左半场，瑞恩正在追——靠墙了，靠了，靠了”等等，其实我们看得一清二楚。评论员的观点很明白：如果没有解说与评论加以证实，任何事情都不是真的。
同样的毛病也折磨着电视新闻节目。每件事情都必须编成“故事”，哪怕是显然无须评论的独立事件：一座火山爆发了，一条鲸鱼浮出了水面，球迷打起来了，15 辆被撞毁的车停在加利福尼亚的一条高速公路上。曾担任过报社记者的汤姆·沃尔夫承认，电视节目的确能将这类事件“处理”得很好，他说，这类事件及其类似事件就是电视应当报道的所有“新闻”，“事实上，我们应该 彻底停止电视新闻制作，让电视台只播放听证会、新闻发布会和曲棍球比赛，这才是真正地服务于全国人民，那种节目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电视新闻节目。如果真能那样，至少公众不会对现在这种‘电视新闻’产生错误的印象，以为那真是在报道新闻。”现在的电视新闻节目正体现了恶俗的本质：主持人会以人们熟悉的自我介绍的方式（“丹·拉瑟现在为您播报新闻”），每周表演 5 次表象与实质之间的鸿沟，其实主持人什么也没报道，只是在表演和朗读——读电子提词机上的内容。正如拉帕姆所说，电子提词机上的内容是用“六岁小孩都能理解的”语言编排的。毫无疑问，丹·拉瑟的表演只是一个小骗术，只是这个令人厌倦的表演世界的一部分，这个世界伪装成了真实的生活，而真实的生活从一开始就变成了电视节目的原料。正如托德·吉特林所说，即便是著名的丹·拉瑟，也在“为一种生活方式作贡献，这种生活方式将平庸和欺骗提升为一种文化理念”。毕竟，如果你的主要工作是大量销售没有价值也毫无必要的商品，谎言和平庸就必然会掌控你的生活。它们不只是电视不幸的副产品，它们还是电视存在的原因。
一旦受到利益的驱使，谎言的魅力就会变得很强大，以致现在竟然渗透进了一度很纯洁、与公开交易和残酷无情的手段绝缘的公共电视台。公共电视台不得不承认一个规定的节目背后有强大的赞助商时，就意味着公共电视台里肯定有一些有趣的事情是根本不能被注意或被提及的。羞耻心会让它避开“赞助”一类用语，而选择委婉的套话，比如“本节目之制作承蒙xx基金厚爱”，好像说了“基金”这个词，整个节目就都是在基金会、大学和类似的清白机构那高尚无私的环境里制作出来的。
地方性电视新闻节目与全国性电视新闻节目不一样，前者更倾向于糟糕而非恶俗。全国性电视新闻节目专门使用单个的明星主持人，比如拉瑟或彼得·詹宁斯38，地方性电视新闻节目则要求其主持人强调，没有哪个主持人是卓越超群的，相反，他们只是一个“新闻团队”中的一员，这个团队一定会有：
一名女性（往往是亚裔）
一名黑人
一名白人男性新闻播报员
一名白人（有时是黑人）体育新闻播报员
一名气象播报员（往往是女性）
这种结构似乎暗示着团队是由普通人构成的，他们既不比观众好，也不比观众机灵，但他们扮演可信赖的仆人时例外。地方性电视新闻节目跟其他节目一样，必须在广告丛林中挣扎求生，这就意味着主持人不得不将新闻改造成过去人们称为“趣闻特写”（human-interest features）的东西，比如猫和狗被人从起火的大楼里救出来，兄弟姐妹多年之后重聚，金婚，有趣的巧合等等。托德·吉特林还说：“‘大众’的态度、情感和价值观是基本的标准，电视台的所有价值观最终都以这一标准为准。”成功地依照大众商业原则行事后，电视节目终于完美地将最残酷无情的资本主义与最感性的平民主义融合在了一起。那些亲切仁慈、坚信电视能作出“文化”贡献的人们很不愿意接受这一事实，在电视被指责为贫民媒体时，这一事实更令他们中的一些人感到生气。但要保住饭碗，电视台就必须奉承愚钝和容易轻信的大众。
尽管现实生活偶尔会迫使电视节目正视那些令人恐怖的事情，电视新闻节目却永远保持着乐观（就像它们的报业同行《今日美国》报一样），男女主持人也从不吝于展示他们的微笑，这是约定俗成的演艺界人士的义务。商业上的乐观主义与“报道”中的乐观主义没有差别，正如马克·米勒察觉到的：“要想让广告看上去像‘奖励而不是对电视节目的打断’，就要以多种微妙的方式调整电视节目，使之令人难以察觉地吸收商业广告的特性。”当泰德·亚布拉姆森将其夺冠的白色加长型豪华轿车命名为“美国梦”时，他无意中验证了米勒的观点：美国对这个世界最主要的贡献就是恶俗，那是我们最拿手的事情。 恶俗的电影演员及其他演员
娱乐业离不开虚幻、夸张和欺骗，所以与娱乐业有关的一切都是恶俗的。事实上，娱乐业宣传、歪曲和夸张（比如“世界上最伟大的表演”）的主要技巧，都为其他领域的恶俗提供了一个典范。“公爵”和“国王”就都很符合美国的气质。
属于无可救药的恶俗之列的，几乎都是美国视若珍宝的演员，比如阿尔弗雷德·伦特、琳·芳丹39、海伦·海丝40，他们都是过度宣传的低能模仿型演员，戏路狭窄，几乎无法驾驭别人的声音与风格，几乎没有能力表演比美国剧团剧目（只能以“现代”形容）更宽广、更有趣、更为有益的悲剧保留剧目。我们可以称他们为褊狭的演员，他们的局限性如此明显，以致只有猛烈的宣传才能拯救他们。二三十年前的许多男演员均属此列，比如布吉斯·梅迪斯（burgess meredith）、查尔顿·赫斯顿（charlton heston）、理查德·韦德马克（richard widmark）、罗伯特·斯塔克（robert stack），当然还有尝试扮演亚哈船长41的格利高里·派克。这一糟糕传统的继承者还有罗伯特·杜瓦尔（robert duvall）、尼克·诺特（nick nolte）、里察·基尔、夸张大师比尔·考斯比（bill cosby），和 23 岁就成为扮怪相大师的加里·柯尔曼（gary coleman）。与阿诺德·施瓦辛格、西尔维斯特·史泰龙身材相似的人有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阶层，他们是唐·莱塞姆42法则的典型范例：“声音越大、越无能，就越有名。”汤姆·汉克斯、海伦·斯雷特（helen ter）、乔治·汉密尔顿（george hamilton）、彼得·法尔克（peter falk）、罗伯特·米彻姆（robert mitchum）、罗西妮·巴尔（roseanne barr）、里卡多·蒙特尔班（ricardo montalban）、查尔斯·布朗森（charles bronson）、奥马尔·沙里夫（omar sharif）、伯特·雷诺兹（burt reynolds）、帕特里克·斯威兹（patrick swayze）也不应该被忽视，还有琳达·达内尔（linda darnell），这些人个个都擅长扮怪脸、大喊大叫，放大自己的每一丝情绪，唯恐观众看不到。
有些演员局限性实在太大，以致只能扮演跟他们一样的人，比如芭芭拉·史翠珊和卡洛尔·伯纳特（carol but）。空前经典的恶俗演员之一罗纳德·里根尤其符合这一点，他极其娴熟地扮演着电影里的角色，但他扮演的“总统”却是灾难性的。还有胖子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和马龙·白兰度，他们都曾经优雅而能干，最终却被美国式利欲心43和享乐主义所定义的好生活给骗了，以致除了表演静坐于几乎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44，他们再也无法登大雅之堂了。美国恶俗演员总能迅速使自己扮演的角色变得很夸张。夸张的女演员玛格丽特·哈米尔顿（margaret hamilton），就是影片《绿野仙踪》45中扮演邪恶女巫的那个女演员，在她所有的保留剧目和夏季轮演剧目中夸张做作、扮怪脸、大喊大叫，一直折腾到八十多岁，使得戏剧评论家约翰·西蒙对她的一次表演作出了这样的评价：“玛格丽特·哈米尔顿现年 82 岁，但看上去还要再老一些。”虽然说得有些残酷，却精彩至极。
如果你想了解美国演员有多恶俗，只要努力想象一下欧内斯特·博格宁（ernest borgnine）扮演的道格培里46、休姆·克罗宁（hume cronyn）扮演的俄狄浦斯、唐·阿米契（don ameche）扮演的李尔王、莎莉·菲尔德（sally field）扮演的麦克白夫人和汤姆·克鲁斯扮演的埃古47，你就明白了。尽管很有才华，但保罗·纽曼如果想尽力让我们相信他就是培尼狄克48，或者安东尼·奎恩（anthony quinn）要我们相信他就是答尔丢夫49，都会引起国际级别的尴尬。达斯汀·霍夫曼或许不够完美，但他至少会不时表现出一个真正的演员想扮演夏洛克和威利·洛曼50的冲动。
似乎戏剧舞台和电影银幕提供的恶俗演员还不够，交响乐指挥台上也有大量的恶俗演员，他们站在交响乐队前面痛苦地扭动、装模作样、极尽夸张表演之能事。必须承认，这种表演难度很大，因为你的观众在你身后，你所有的手段都被局限在双手、后脑勺和燕尾服的背面。因此，指挥们极富戏剧性的过分表演或许是出于他们想克服表达局限的自然冲动。
一个非常努力克服这些局限的人是雷昂纳德·伯恩斯坦51，他几乎使自己成了这方面的权威人物和扮演恶俗乐队指挥的世界冠军。多纳尔·汉奈恩52是众多点名批评伯恩斯坦的音乐评论家之一。伯恩斯坦敏感的虚荣心促使他去指挥“b”字头作曲家的曲目，比如贝多芬和勃拉姆斯，这样，他就可以假装是被头韵法53所迫，只好顺便将自己的曲子放入演奏曲目中。多纳尔·汉奈恩指出，粗俗的听众崇拜伯恩斯坦，是因为他的指挥“与音乐紧密相连，他用手势传达音乐含义的表演技巧是如此地生动，以致聋子都能轻易欣赏他的音乐会”。可惜伯恩斯坦常常表演得太过，并总是设法“以表演偷偷取代音乐”来结束音乐会。汉奈恩看厌了他那个十分简单的绝技，这个绝技出现在他对勃拉姆斯第四交响乐的指挥中，只见“他的双臂软绵绵地垂下来，他像鸡啄米一样点着头，肩膀意味深长地耸动着……完全是欧洲指挥家的那套老把戏”，但却使观众注意到了“这位牺牲掉音乐，却还奇怪地失了业的指挥家”。伯恩斯坦看来是不可救药了，因为，正如汉奈恩观察到的，“我们时代还没有哪个乐队指挥像伯恩斯坦先生那样，会享受与自己之间那绝妙的默契。”
交响乐队指挥曾经是毫无个性的打拍器，瓦格纳对贝多芬作品的诠释改变了这一切，并帮助建立起乐队指挥与作曲家一样伟大的恶俗现代传统。如一位评论家所说，罗马尼亚的指挥家塞尔吉乌·切利比达克（sergiu celibidache）以“在指挥台上煞费苦心地与乐手共享掌声”著称，毫无疑问，他是一位令人钦佩的音乐天才，只是“太自负了，他本应为乐队服务，却夺取了乐队的创造力”；莱奥波德·斯托科夫斯基（leo-pold stokowski）是另一个自负的指挥；查尔斯·明希（charles munch）则自负得有点过了，他坚信是他而不是乐队，当然更不是音乐，才是“上千人从中寻求温暖和光明的火炉”。
当今最受欢迎的一些恶俗指挥家要维持其敏感、渊博的声誉，就要做煞费苦心和持续不断的宣传。祖宾·梅塔（zubin mehta）被一位专家称为“没有深度的庸俗指挥家”，在恶俗排行榜上可谓身居榜首；紧随其后的是肤浅的小泽征尔（seiji ozawa），其图像记忆力使他无须琢磨就能马上理解一份乐谱。据说，小泽征尔领导下的波士顿交响乐团的乐手们有一次差点反叛，称他们“从他那儿什么也没学到”；再往下是莱奥纳德·斯拉特金（leonard tkin），还有内维尔·马里纳爵士（sir neville marriner），他没能使明尼苏达交响乐团给有见识的听众留下印象，如今却到伦敦经营起了相当成功的演艺事业，为大家能看到的所有小型表演录制唱片。与恶俗演员一样，恶俗指挥家知道听众太愚钝，并且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不可能将他们揪出来，也不可能怀疑公关顾问（从前叫新闻代理人）的赞誉之辞。
没被雇用的交响乐队指挥会做什么呢？有人猜得到，他们会在某地狭小破旧的音乐学校里教小提琴，或在最不起眼的美国女子寄宿学校（见“恶俗大学”）里教授音乐欣赏课。没被雇用的演员的命运就没有那么神秘了。大多数糟糕的演员如果没有足够的演出和曝光率，无法晋身恶俗之列，就只能充当男女侍者了，这类人在“恶俗餐馆”中有讲到。
1?frank conroy（1936—2005），美国作家、艾奥瓦大学教授。执掌美国著名的艾奥瓦作家工作坊达 18 年之久，其著作《停止时光》影响了无数年轻作家，奠定了其美国文学界传奇人物的地位。——编者注
2?corinth，旧科林斯城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一个古希腊城邦，以淫靡奢华之风闻名。现在的科林斯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东北部，临近科林斯湾，是希腊本土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连接点。——编者注
3?saint paul，天主教称为圣保罗，新教通常称为使徒保罗。他是神所拣选，将福音传给外邦人的使徒，也是历史学家公认的、对早期教会发展贡献最大的使徒。——编者注
4?lech walesa（1943—），波兰政治活动家、团结工会领导人、波兰第一任总统（1990—1995 在任）、1981 年美国《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1983 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1989 年美国“费城自由勋章”获得者。——编者注
5?均为美国男性成人杂志。——译者注
6?扶轮社是依循国际扶轮的规章所成立的地区性社会团体，以增进职业交流及提供社会服务为宗旨；其特色是每个扶轮社的成员需来自不同的职业，并且在固定的时间及地点每周召开一次例行聚会。全球第一个扶轮社于 1905 年创立于美国芝加哥。——编者注
7?le monde，法国第二大全国性日报，是法国在海外销售量最大的日报，在法语国家中颇有影响力，国际知名度较高。主要读者是法国和法语国家与地区的政治界、经济界、知识界及专业人士。——编者注
8?华盛顿特区的一条大街，白宫所在地。——译者注
9?纽约金融街，美国商业的象征。——译者注
10?william randolph hearst（1863—1951），20 世纪美国报业巨头，曾拥有 25 种日报、17 种周日报和 24 种杂志。——译者注
11?原文为 deer nibbling away at once—dear image，其中的 deer（鹿）与 dear（可爱的）发音相同。——译者注
12?babbitt，美国作家辛克莱尔·刘易斯同名小说里的主人公，专指自满、庸俗、短视、守旧的中产阶级实业家。——译者注
13?dan rather（1931—），美国记者，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著名新闻节目主持人。——编者注
14?指句子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词首字母相同，从而形成悦耳的读音。——编者注
15?此处指美国各州。——编者注
16?coaster，丰田豪华客车。——编者注
17?原文为 m，指蛤蜊，俗语中也有“一美元”的意思。——译者注
18?pat robertson（1930—），美国传媒大亨、电视布道者、基督教福音派牧师，曾预测世界将于 1982 年毁灭。——编者注
19?barry morris goldwater （1909—1998），美国商人，曾任亚利桑那州参议员，1964 年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编者注
20?simmons market research bureau，成立于 1950 年的一家美国独立市场调研公司。——编者注
21?这节标题的原文为 bad newspapers，作者的意思是恶俗报纸不止一家。——编者注
22?film 是英式英语，除了“电影“外，还有”胶片、胶卷、拍电影“的意思，相对而言更富艺术性；movie 是美式英语，只表示“电影”，更富消费性和商品性意味。——编者注
23?参考电影《性感小猫上大学》（sex kittens go to college），参阅“恶俗大学”。
24?johnny weissmuller （1904—1984），美国游泳运动员，退役后成为好莱坞电影演员，曾在 12 部影片中出演人猿泰山一角。——编者注
25?lionel barrymore（1878—1954），美国演员、导演、编剧、作曲家，第四届奥斯卡影帝。——编者注
26?wace beery（1885—1949），美国演员、导演、编剧，第五届奥斯卡影帝、第二届威尼斯电影节影帝。——编者注
27?指 1956 年唐·希格尔导演的同名影片。——编者注
28?todd gitlin（1943—），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传播学者、小说家、文化评论家，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和社会学教授。——编者注
29?伊凡·巴甫洛夫（1849—1936），俄国生理学家，通过狗实验揭示了条件反射的基本原则。——编者注
30?united artists，1919 年由四位著名导演及演员卓别林、范朋克、毕克馥、格里菲斯出资创建，逐步发展为控制美国电影生产和发行的八大公司之一。1981 年并入米高梅公司，改称为米高梅–联美娱乐公司，以出品 007 系列电影知名。——编者注
31?peter biskind，美国资深影评家，电影杂志《首映》前主编，《名利场》特约撰稿人。——编者注
32?mark crispin miller，纽约大学媒体研究、文化和传播学教授。——编者注
33?时代华纳公司横跨影视娱乐、音乐制作、出版等领域，《时代》周刊是时代华纳拥有的品牌之一。——编者注
34?cary grant（1904—1986），英裔美籍影星，早期曾在百老汇演出戏剧。——编者注
35?irene dunne（1898—1990），美国演员、歌手，早年是一位戏剧演员，后进入电影界。——编者注
36?charlesmb（1775—1834），英国散文家。——编者注
37?是印地车赛的比赛用车。印地车赛是汽车场地比赛的一种，也叫印地方程式赛，设有世界锦标赛。起源于美国，原为美国汽车协会主办的锦标赛，1979 年举办了第一次比赛。——编者注
38?peter jennings（1938—2005），美国广播公司著名新闻主播，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丹·拉瑟和全国广播公司的汤姆·布洛考（tom brokaw）并称为美国三大新闻主播。——编者注
39?alfred lunt（1892—1977），英国演员，早期是舞台剧的导演和演员。lynn fontanne（1887—1983）是阿尔弗雷德·伦特的妻子，美国演员。——编者注
40?helen hayes（1900—1993），美国女演员，被称为“美国戏剧界第一夫人”，获得过奥斯卡奖、托尼奖、葛莱美奖和艾美奖。——编者注
41?captain ahab，美国名著《白鲸记》里的主人公，是一名意志坚定、聪明、自大的捕鲸人。1956 年格利高里·派克主演了同名电影。——编者注
42?don lessem（1951—），美国大众科普读物作家，专门研究恐龙。——编者注
43?20 世纪 70 年代初，马龙·白兰度陷入债务危机，只为还债而演戏，每分钟索要 100 万美元的片酬。——编者注
44?指马龙·白兰度在电影《教父》中的一些场景。——编者注
45?这里指的 1939 年朱迪·嘉兰主演的那一部。——编者注
46?dogberry，莎剧《无事生非》中不朽的丑角，是一个愚蠢、滑稽的警长。——译者注
47?iago，莎士比亚悲剧《奥赛罗》中狡猾残忍的反面人物，暗使毒计诱使奥赛罗出于嫉妒和猜疑将无辜的妻子苔丝狄蒙娜杀死。——译者注
48?benedick，莎剧《无事生非》中的男主角之一，是狂放高傲的少年贵族。——译者注
49?tartuffe，法国剧作家莫里哀同名讽刺喜剧中的主角，后泛指伪君子。——译者注
50?shylock，莎剧《威尼斯商人》中冷酷无情的放高利贷者；willie loman，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代表作《推销员之死》中的主人公。达斯汀·霍夫曼曾主演这两部同名电影。——编者注
51?leonard bernstein（1918—1990），美国指挥家、作曲家，曾长期担任纽约爱乐乐团的指挥。他认为“真正的指挥应该以身体的动作代替语言”，在激动或处理高潮时，他甚至会跳起来。——译者注
52?donal henahan（1921—），美国音乐评论家、记者，曾长期与《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和《纽约时报》合作，1986 年获得普利策奖。——编者注
53?贝多芬、勃拉姆斯、伯恩斯坦的首字母都是“b”。——编者注
第四篇 恶俗的精神生活
回顾人类欺骗自我、渴望奇迹的全部历史，辛普森总结道：“人类是所有动物中最会发明、最会欺骗，也最容易上当受骗的一种动物。”所以，艺术和宗教都是人类特有的发明。 恶俗人物
我们周围恶俗的人太多了，要一一评判的话，即使不用一座图书馆的书，起码也要费一整本书，所以这里只列举一些例子。
真正恶俗的人往往要么与政治、要么与神学有关。这两个领域内的人都得在公众面前表现出强烈的廉洁和美德，因此都会造成表象与实质之间的鸿沟。我们已经知道，这种鸿沟正是恶俗的必备条件。说到这里，我想起了杰西·赫尔姆斯1、理查德·尼克松和他可耻的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2，还有爱德华·肯尼迪3和盖瑞·哈特4。加州橙县的反动分子中流行一句祝酒辞：“为祖国的大救星——玛丽·乔·科佩奇尼5干杯”，这句话同样可以用来赞美盖瑞·哈特的女朋友唐娜·瑞丝6。无数神职人员也很好地阐释了恶俗的鸿沟准则，比如吉米·史华格牧师、吉姆·巴克牧师7和文鲜明牧师8，他们都让表象与实质之间的鸿沟变得巨大宽广。
也有一些恶俗人物跟政治和神学都没有关系，比如贝丝·迈尔森9、莎莎·嘉宝10和利昂娜·海姆斯利11。我们也不该忘记埃德温·米斯12、詹姆斯·瓦特13、小莫顿·唐尼14、霍华德·科赛尔15、奥利弗·诺思16及其妨碍司法公正的忠实共犯福恩·霍尔17，还有可怕的威廉·贝内特18、罗伯特·博克法官19、杰拉尔德·里韦拉20、乔治·史坦布伦纳21和电影演员西恩·潘（sean penn）。
当今的恶俗冠军可能是库尔特·瓦尔德海姆22，他虽然不是美国人，但他在美国住了很久，接受了足够多的阿谀奉承，因此可以被看作是隐蔽的美国人。毫无疑问，恶俗的唐·瑞·迪克森（don ray dixon）是美国人。他是得克萨斯州弗农储贷公司的老板，他的豪宅、牛仔艺术品收藏和为银行审查人员提供的妓女服务，总共花了纳税人 13 亿美元。而使丹·奎尔23免于被贴上恶俗标签的唯一一点，是他还不够夸耀，所以他只是糟糕而已。
若要穷尽所有恶俗人物，只要注意一下美国文化死水中还能看到的汽车保险杠标贴，就能找出更多的恶俗人物。我们会发现这样一条汽车保险杠标贴：
感谢上帝赐予我们约翰·韦恩24、保罗·哈维25和罗纳德·里根这样的美国人。
已故棒球界人士比利·马丁（billy martin）肯定很糟糕，但也是恶俗之辈，尽管他偶尔也具备一些娱乐价值，比如当他说“我极其反感和厌倦别人叫我醉鬼，我已经两天没喝酒了”这类话时。布鲁斯·伯德斯（bruce borders）、史蒂夫·韦斯特（steve west）、乔尼·哈拉（johnny harra）和汤尼·罗伊（toni roi）这类猫王模仿者们也是比利·马丁的同类。
上面提到的这些人还叫得出名字，成千上万不知姓名的恶俗人物都隐藏在人群中。他们就是会在看电影、看戏剧、听音乐会时闲聊的人，也是会在图书馆的书上乱涂乱画的人。 恶俗信仰
美国人每天都告诫自己要锻炼身体、要慢跑、要减肥，他们通常很注意自己的身体。美国人的身体也许比较粗俗，但成为当今丑谈的并非美国人的身体，而是美国人的心灵。电影《窈窕淑女》中语言学教授亨利·希金斯对过分关心自己头发好不好看的女人们提出的疑问，也可以拿来问大多数的美国人：“他们为什么不把内心的杂乱也梳理整齐呢？”
为什么美国人会比其他国家的人更容易轻信别人？是因为教育体制的垮台吗？这种垮台使尖锐的因果推理思维变成了稀有之物，并创造出了众人追随的“精英”？是因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都上过恶俗的大学（见“恶俗大学”）吗？由于美国人普遍认为每个人都有希望从生活中获得丰厚的回报，尤其是《独立宣言》提出的目标之一——“幸福”，这种观念必然会导致失望。既然生活靠不住，就只能靠别人了，因此美国人才这么容易上当受骗？当你发现，跟随广告的指引大肆挥霍后，你仍然不“幸福”，（“这就是生活的全部吗？”）除了借助前兆、因果分析、奇迹祈愿布、脉轮平衡、水晶球占卜、预言、星象术、铜手镯（以对付讨厌的关节炎）、劫持 ufo、造访外星人、往世疗法、体外旅行等方式寻找别的希望，你还能做些什么呢？托斯丹·凡勃伦26将这个国家描述为“类似精神病诊所的地方”，他认为整个国家就是“一个病例”：
如果你不能适当容忍某种普遍的精神错乱和心智混乱，你就无法公正地理解美国的病……这种精神错乱最常见也最清楚的证据，或许能在某种可怕的、狂热的轻信中看到。大部分美国人都得了容易轻信这种病。
美国人坚信，现实世界残酷且极其不公平地约束着人的欲望，所以人类自然而然会产生这样的期待：
体外旅行
你终于可以随心所欲地离开你的身体了，你可以安全又轻易地去到遥远的地方，去探望家人，与不在身边的情人约会，甚至跟神灵交流。
——《命运杂志》（fate magazine）中俯拾皆是的一则广告
那种提供逃往星际空间所需物品的有用装备，还照顾到了美国人对实用的尊敬：“《通往星际空间的方法：星际规划实战指南》，包括书、磁带、冥想技巧、水晶球、香薰油和指导手册。”
只要一想到这个，你就会冷静下来：依据法律可以参加选举、可以做陪审员、可以拥有并使用武器、可以开车、可以自由地四处走动的美国人竟然会相信：
· 亚特兰蒂斯27
· 诺查丹玛斯预言28（“美国军队一被部署到中东，书店库存的诺查丹玛斯著作就卖了个精光。”——书店店员）
· 手相术
· 塔罗牌占卜
· 水晶球占卜者、“天才女预言家”等大师的“解读”
· 五角星形护身符29及类似护身符的魔力，能确保你“逢赌必赢”。
· 纸板金字塔的魔力，能使旧剃须刀片更锋利。30
· 轮盘赌也有记忆，所以会出于厌倦而不重复之前的路数。
· 创世论科学31
· 灵魂先在说。这一信仰已被证明往往与势利心相伴而生，如作家乔治·图默（george toomer）指出的，能意识到自己不止活过一次的人都是显赫的人，绝不会是裁缝店雇员、清洁工或在大革命前的法国皇宫马厩里铲马粪的人。
· ufo。很多人相信每周三的凌晨 1—3 点是观测 ufo 的最佳时段。
· 幸运数字
· 尼斯湖水怪
· 北美大脚怪
· 有一种由乳香和没药混合而成的室内喷雾，喷雾喷出时，任何人作出的假设都能成真。
这些信仰比糟糕还更糟。它们恶俗，是因为它们代表了一种自负而强烈的欲望，要在不可改变的坚固现实中实现自己微不足道的愿望。如果这些信仰恶俗，“新纪元运动”32中的男女骗子就更恶俗了，他们每年都能从轻信他们的傻瓜身上捞到几百万美元。为了有助于行骗，他们给自己设计了荒谬夸张的头衔：比如心理测量师、超感心理学家、心理命理学家、生态女权主义33者（其实那个女人的智力低于一般水平）、天才女巫、自然女祭司。还有人自封为“赢得国际赞誉的长笛演奏家／作曲家／治疗师”，还有人建造了自己的永恒智慧教堂，并自封为“首席大主教”（见“恶俗行为”）。
许多人只要被称为“灵媒”，就已经心满意足了。那位不敬的评论家乔治·图默只要一想到这个就禁不住疑惑，既然他们掌握着生活中的所有秘密，为什么不用这种神力来“清除粉刺”？可惜他们的语言能力很少能让他们在生意中大获成功，不然他们早就逃往里维埃拉34，远离他们居住的那些可怕的地方了：伊利诺伊州的斯科基、密苏里州的萨平顿、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宾夕法尼亚州的埃梅厄斯、北卡罗来纳州的纽伯恩。被佛罗里达假日酒店解雇的一个可怜人靠救济金度日，却了解“快速敛财的方法”，只要付给他 8.85 美元，另加 1.5 美元的邮资和手续费，他就会把诀窍告诉你。一份心灵通讯杂志有个分类广告栏，上面一则广告的每个字眼都流露出愚昧的自我满足，刊登者是犹他州一名 50 岁的失败者：
本人虽不是一个严肃的学生，却有着广泛的兴趣：整体健康、海豚意识、因果论、往世研究、水晶球占卜、金字塔、超感官知觉、心灵成长、外星人、ufo、多线路传输、轮回转世、通灵意识、精神疗法……
“不是一个严肃的学生”！“广泛的兴趣”！从中你就可以看出，他所有的只是智力欠缺者伪装出来的一副伪学者腔。这个可怜的家伙一定是犹他州的资深上当者，犹他州以盛产笨蛋闻名，是美国名副其实的帕弗拉哥尼亚（papgonia）。〔1748 年，大卫·休谟在《论奇迹》（of miracles）中写道：“对于冒牌预言家亚历山大（公元 2 世纪的一个宗教骗子）来说……将首次行骗的地点放在帕弗拉哥尼亚（一个落后的罗马行省）实在是明智之举……那里的人都极端无知、愚蠢，会轻易相信哪怕最最明显的骗局。”〕
在所有这些荒唐的把戏中，最流行的可能是占星术，据了解，一些有教养的人甚至也被它骗了。由于不满现代生活中粗俗的物质主义（谁不是呢？），甚至荣格也在其对生存意义的探索中沾上了一点占星术的边。在美国，相信占星术的人比你想象的多得多，他们至少会部分相信。南希·里根给里根总统提的一些建议完全来自占星术，之所以没有像“水门事件”那样使政府垮台，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相当多的选民看不出依照占星术行事有多愚蠢。占星家们开始让自己变得职业，顶级占星家所属的美国占星家协会认为，欺骗性地发布星相观察的做法是“不道德”的。他们所谓的欺骗性，是指在不了解对方精确的出生时间和出生地点的情况下随意给人看星相。一个可悲的事实是，现在占星术凭借其吸引力已经影响到了学校的课程（见“恶俗大学”）。纽约最富怀疑精神的人们会留意到报纸上一则梅西百货公司35的广告：
轻松赢学费
著名占星家、灵媒伊莲·休斯与数据库市场有限公司联合设计了一款占星幸运数字电脑。只要在电脑中输入您的出生日期和当天的日期，这个电子手握式占卜师就会一一展示您的幸运数字最佳组合，能为所有赌博游戏提供出色的指导，比如“每日选 3”、“每日选 4”彩票玩法，每周大乐透抽奖等等。
公众对占星术的信赖还远不止于此，他们甚至会被下面这种广告骗到：
宠物也能做精神分析！
只要提供您家宠物的出生日期、照片和性别，就能帮您读出它的心灵。仅费 25 美元。
人们想不到，推动此类事情发展的不仅有美国人，还有北美人，这一事实是一位获颁证书的占星师揭露的，他承认曾辅佐罗纳德·里根和南希·里根执掌共和党。为什么说还有北美人呢？因为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埃德蒙顿的上诉法院法官给这位占星师写信说：“你说我会遇到一个男人，上礼拜我的确在公共汽车上遇到了一位绅士。”
这类人很容易相信阴谋论。在他们看来，政府掩盖外星人无数次造访地球的真相就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和国家级的丑闻。这些外星人喜欢在美国西南部的荒凉地带着陆，而不是加州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或国家科学院附近。一个著名的事件，是一架“载人”ufo 在新墨西哥州阿兹特克附近坠毁（选在那个地方坠毁一点也不奇怪），人们在飞碟里发现了“16 具小个子类人动物的尸体”，但“高级军官和科学家”合谋，给这一事件贴上了“绝密”的标签，尽管在美国的帕弗拉哥尼亚人中，这一事件已广为流传36。不过，你只要付 21.95 美元的邮资，就能得到一本披露整件事情真相的书，这本书厚达 612 页。由此可见，美国政府才是阻碍公众实现自我、超越自我并认识来自其他世界的外星人的主要障碍。考虑到美国政府已经有条不紊地实施了“将上帝从美国学校里赶出去”（罗纳德·里根语）的政策，这一点其实不难预料。不过“科学”也该受到谴责，它那副猪脑袋死也不肯学一点占星术一类的新东西，这一点普林斯顿大学的詹姆斯·格雷克教授37可以作证。一大堆恼怒的人给他写信，原因是他的科普著作没有提到这些人的独立发现——“新宇宙论……的数理依据，股市战略，以及其他一切事物的伟大理论”。难怪他会哀叹：“呜呼，邮递员又来了。”下面列举了其中几封信的内容：
· 我已通知了两所大学……却没有收到任何回复。我的发现理清了量子物理学中的困惑。
· 这封信将揭示一种新的世界形态……与旧有观念截然相反。
· 外太空生物学智慧……好东西！逻辑清楚。
· 只要一个生化学方程式就可以……勾勒或阐释一个设计完美的宇宙与现存宇宙之间的区别。
· 就像那个胖女人用声音震碎玻璃杯一样，人类将用通奸震碎太阳系。
· 我将这些见解寄给过牧师、官员、学校和报社，可他们看都不看一眼，甚至哼都不哼一声。
· 我是谁？现在，我可以说自己是一名兼具 17、18 世纪气质的自然哲学家，我自称为哲学通才。
“这个国家到底怎么了？”格雷克教授问道，“我们应该是生活在一个科学发达的时代，一个教育普及的时代，一个公共电视台有科学特别节目、每天的报纸上有科学专栏、每两个高中生里就有一个拥有自己电脑的时代。”不错，我们的确生活在他所说的那个时代，但他忽视了恶俗的巨大力量，忽视了现在的民众普遍无法将怀疑和证据应用到因果论中（见“恶俗大学”）。
虽然还没获得显著的成功，但严肃的科学家们已在为公开研究恶俗幻想家和神经质患者而努力了。一批动物学家成立了传奇生物国际协会（总部设在亚利桑那州的图森，那个并非最有希望出现传奇生物的地方），以核实那些关于怪物的报告，比如雪人、北美大脚怪、尼斯湖水怪等。该协会的指导思想本应是怀疑和要求证据，但一些人，比如默克姆·w·布朗尼38称之为“美国古生物学泰斗”的乔治·盖洛德·辛普森教授39，认为该协会的传奇生物学家会作出不严谨的推测，从而像真的相信有传奇生物存在的人一样深受蒙蔽。回顾人类欺骗自我、渴望奇迹的全部历史，辛普森总结道：“人类是所有动物中最会发明、最会欺骗，也最容易上当受骗的一种动物。”说得太对了，我们正是唯一喜欢编造事物，并从中获取快乐的哺乳动物，换句话说，小说、艺术和宗教都是人类特有的发明。
不过，下面这些信仰都不算太糟糕：相信上帝能听到祷告者的祈祷，有时还会回应；相信死后会与家人重聚；相信只要跳过路上的每一条裂缝，好运就会到来；相信星星知道人间发生的一切。只有像里根夫妇那样，让这些信仰影响到与其他人相关的国家大事，它们才会变得恶俗；而当你向软弱的人宣扬它们，或者运用一切或诚实，或装腔作势、妄自尊大的方式（比如“我自称为哲学通才”），将你个人的看法传达给这个漫不经心的世界，并强迫人们改变信仰时，它们就变得特别恶俗了。如果你这么做是为了赚钱，那你就恶俗到该下地狱了，那里的烈火将永远燃烧，以折磨像你这样的坏人（见《马太福音 25 章 41 节》）。 恶俗对话
如今，尽管恶俗的对话已成为全世界的通病，但它的发源地在美国，这一点毋庸置疑。在一个医疗数据显示平均每 10 个人中就有一个人精神错乱的国家，恶俗对话的存在不足为奇。并且这个国家认为巨大的噪音很重要，以致要你扯着嗓子大喊大叫，还要夸大其辞，毫无雅致、含蓄、智慧可言。讽刺的是，只要你想跟人交流，恶俗的对话就几乎是一种义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种快乐——人们很少有机会表现自己，去找到一点自我感觉和对自己力量的小小幻觉。问题在于，是噪音导致了高分贝对话的恶俗？还是因为对话的内容太恶俗，只好提高音调，来盖住对话或结束对话？其实这两种说法都有道理，所以震耳欲聋的迪斯科音乐、雷盖音乐40及类似的音乐会这么流行。这类音乐响起的时候，谁还有可能谈话呢？而只要我们无法谈话，也就不会暴露出自己的肤浅和简单了（见“恶俗大学”）。
美国人在对话中打断对方的次数要比其他国家的人多，很可能因为在这样一个自以为人人平等的国家，每个人都想随时在对话中插入自己的意见，这样当然就没有人会听别人说话了，抢夺话语权更重要。同样奇怪的是，也没有人真的指望有谁听他们说话。
四十多年前，伊夫林·沃41在他的小说《受爱戴的》（the loved one）中塑造了一个住在加利福尼亚的英国人——弗朗西斯·欣斯利先生，欣斯利先生对美国人尤其西海岸的美国人观察入微。他这样评价自己的邻居：“他们是一群宽容而慷慨的人，他们吵吵嚷嚷，却不指望别人能听他们说话。这一点要记住，宝贝。”他还向他的一个英国朋友保证：“这就是在这个国家社交毫不费力的秘密所在。他们高谈阔论全是为了自娱，他们所说的一切都不是为了让别人听而说的。”如果伊夫林·沃听到两个无聊的家伙没完没了、没有重点的对话，这两个人还对自己说的乏味笑话哈哈大笑，对于合力完成的那种真正的对话，他有什么建议呢？“我喜欢的对话，”他说，“能让我自然而然地适时想起某些奇闻轶事；能让我酝酿并最终讲出一些笑话来；还能引发幻想，但美国人对幻想一窍不通。”
在对话中打断对方的游戏只是为了打断，并非出于什么特定的目的或与话题相关的利益。据芭芭拉·艾伦莱彻观察，这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她发现，男人打断女人的次数要比他们打断其他男人的次数多得多，也比女人打断男人或女人打断女人的次数多得多，尽管有了女权主义运动，女人们却还是很腼腆。
艾伦莱彻还发现，随着旧的核心文化解体、粉碎，人们之间的对话日益受阻，这就使人们将假定的交谈者局限在了各个互怀敌意的“利益群体”当中，由此便产生了该跟陌生人谈些什么的问题。当然，有关天气的话题总是少不了的。但正如艾伦莱彻所说，除非我们能设计出“一些人人都能听懂且内容随意的都市小型对话方式”，否则，漫不经心的对话就必然会变成种族侵犯、性别侵犯，或个人的抱怨，或政治观点的对立，或自哀自怜的家长里短。
为了使对话保持平和而非咄咄逼人，美国人发展出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交规范，就是英国观察家西蒙·霍格特42所谓的“地理联系”。这为积极的谈话提供了动力，又丝毫不会触及敏感话题。霍格特举了一个例子：
甲：各位先生从哪儿来？
乙：我们来自俄亥俄州的代顿。
甲：噢，是吗？我丈夫埃弗雷特有个远房堂兄，以前就住在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
乙：真的吗？几个月前我还在辛辛那提呢！
诸如此类。
在美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地方很多）的国家，这种谈话可以持续好几个小时，双方还都很满意。感谢上帝，如果没有这种社交规范，只要一小会儿，交谈的一方就有可能发现另一方对以下事物的态度绝对很可耻：
鲸鱼
海豚
无家可归者
流产
不同意将终身职位授予非常杰出但很年轻的大学教师
女人们在各个领域都受到的可怕对待
这样一来，更深入的谈话就不可能出现了。正因为如此，在恶俗的对话中，愤怒和嫉妒总是濒临爆发的边缘。交谈者似乎会因为没能说出某些有力的话语，而产生持续的烦乱，还会因为美国梦及其内含的承诺被无情地打破而产生挫败感。这些情绪，或许又是大家一直对自己的生活感到失望的结果？
不论出于什么原因，恶俗的对话都很少触及与对话无关的客观现象，几乎总是在念叨个人的需求与想象。这种对话对别人的所有冒犯，其实是一种无声的求援。这尽管令人感到同情，却丝毫不减其枯燥乏味。 恶俗行为
如前所述，我们要学会区分恶俗行为和纯属无害的糟糕行为，这类糟糕行为包括对陌生人说“祝你愉快”，或给自己的女儿取名“金柏莉”43等等。一旦糟糕行为变得具有侵犯性、装腔作势、虚伪或道德丑陋，就会变成恶俗，但不少人都觉得那种可怕的行为没什么道德上的不妥，甚至还蛮不错，比如参加“联谊晚会”，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在晚会上互换名片，以期在商海中崛起。在这种晚会上，交结朋友、排遣寂寞等寻常的社交动机都被歪曲了，呈现出来的只有野心，那些感觉迟钝的人却以为他们的行为很可敬。这种伪装、欺诈和自以为的友好亲密使根深蒂固的恶俗践行者未经允许就直呼陌生人的名字，并在转眼间掺和到别人的私事里去。菲利普·罗斯44在《解放了的朱克曼》（zuckerman unbound）中描写主人公内森·朱克曼讨厌的、新近成功的小说家艾温·柏普勒的行为时，准确地捕捉到了这种腔调：在纽约的一辆公共汽车上，柏普勒突然冲朱克曼说：“你他妈这么有钱，还坐公共汽车干嘛？”
这是恶俗的一种侵犯性表现，也有一些恶俗很可怜。一些靠吃回扣过日子的零售店店员不得不履行职责，给顾客寄去假装彬彬有礼的伪善小卡片，比如：
这只是一张便条，好让您知道我非常高兴能在xx零售店为您服务。希望不久前的消费带给您很多的快乐，也希望很快就有机会再次为您服务。欢迎随时打电话给我。
显然，这原本是一声绝望的哀嚎，却被恶俗地伪装成了友善的关怀。
礼仪小姐是敏锐的恶俗观察者，也是当今最值得信赖的权威之一：
亲爱的礼仪小姐：我在承接的婚礼业务中发现，许多婚礼请柬都附有小卡片，上面写着新娘拥有会员卡的商店名称。请问这是品味高尚的表现吗？
有教养的读者：不是的。这么做表明她们的品味很低劣。如今，人们已不再要求新娘像过去一样会假装了，但如果有人要送她们礼物，她们还是有必要装出惊喜和高兴的样子的。
确实，婚礼为恶俗行为提供了最多的机会。比如在宴会上展示礼品，礼品中都附有表达送礼者的惊叹与赞美的贺卡；或在婚礼过程中毫无节制地挥霍，假装“豪华”。让我们看一看某家豪华轿车服务公司提供的“婚礼包装”服务（收费标准是前 3 个小时每小时 165 美元，之后每小时加 30 美元，“外加 15% 的小费”）清单中泛滥着的恶俗之气吧：
配有司机的豪华轿车（白色超长型，您尽可放心）
身着燕尾服的职业司机（！）
红地毯铺路（从豪华轿车后门一直铺到结婚仪式的第一步）
随赠一瓶冰镇香槟
另付 85 美元，你就可以享受一次假装随意的“气球放飞”活动，将放飞 100 只气球（每加一只气球，就多收 1 美元）。假如你愿意抛弃所有的自然和随意，你还可以定购一块事先做好的标贴（上面写着“新婚”，费用是 25 美元），贴在豪华轿车的尾部。一块批量生产的标贴要价 25 美元，似乎贵了点儿，但这 25 美元还能让你得到“挂在车边的 2 条彩色飘带、2 个彩色绒球，挂在车前的 3 只婚礼铃铛和挂在汽车尾部的 4 只气球”。如此装扮之后，人们就会注意到你了！可惜这家公司忽略了一点，他们还可以出租 3 到 5 个用绳子串起来、拖在婚车后面的易拉罐。（当然，这项服务可以另收 10 美元）
在里根执政的后期，公开的贪婪都被伪装成了善举，在这种氛围下，高中毕业典礼都沦为了恬不知耻、利欲熏心和口是心非的场合。如今，你可能会在春天收到一张类似请柬的东西，邀请你参加某个社交活动。认真阅读后，你会发现这张单子上写的，其实是一个 17 岁的陌生人请求你送他一份礼物，能送钱当然最好了，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是谁，喜欢什么东西。这并非真正的请柬，而是一份“通知”，里头还夹着一张卡片，卡片上写着希望你慷慨送礼的那个人的大名，通常还附有邮寄地址。
电话也为恶俗行为广开门路。比如一接起电话，对方就说“虽然您不认识我，但……”；一些办公室的程控电话还被用来做忸怩作态或粗鲁的事情，比如让打来电话的人按某个数字，以找到他们想找的人（“广告部请按 3”），他们可能过于先进了，以致对还有人使用拨盘式电话机感到不可思议。在恶俗成为流行病之前，还有交换台的接线生帮你接线，而现在，另一种恶俗的形式是让你等待（“请不要挂机”只是委婉的说法），然后放一段可怕的音乐（见“恶俗音乐”）给你听。真正令人作呕的，是一些人在车里用“移动”电话跟人通话（或假装通话），希望更粗俗的人羡慕、嫉妒他们。
其他种类的主要恶俗行为列举如下：
· 去掉酒精饮料中的酒精，让消费者觉得自己在喝酒，但其实又不含酒精。其结果，是发明了极其美国、极其恶俗的轻度酒。一个人要么喝酒，要么不喝，但绝不应该将沉迷于酒精的乐趣与自以为克制（戒酒）的乐趣混为一谈。
· 将人造纤维加入不该加入的物品中，比如床单、枕套、毛巾，尤其是餐巾。
· 带传呼机参加聚会。会这么做的人是个（用伍迪·艾伦的粗话说）“时时刻刻都得跟人保持联系的白痴”。传呼机，无论真伪，已成为地位低微的人暗示自己具备高度职业性和社会价值的普遍方式。这类人你常常会在联谊晚会上遇到。
· 自我欣赏的慈善活动，比如在结婚请柬中附一张卡片，上面写着：
我们了解运气不好的人和无家可归者的困境，请带一件富余的冬衣给他们。
第二句话尚可接受，第一句则恶俗无比。
· 在公共活动中用便携式摄像机打扰别人。这种人只要买了一件昂贵的物品，就以为自己拥有了妨碍、打扰他人的特权。
· 用白色绉纸做的帽子和礼服打扮要参加“毕业典礼”的幼儿园小孩。恶俗程度仅次于用浅蓝色人造丝做的帽子和礼服装扮高中毕业生（见“恶俗大学及学位服附录”）。
· 给猫和狗取做作的名字，以炫耀自己花费不菲的教养。比如，把猫叫作克吕泰涅斯特拉或海丝特·白兰45；把狗叫作亚哈或托比·培尔契46。会给宠物取这种名字的恶俗人物，也会将令人尴尬的名字强加给无助的孩子，比如给女孩起名叫艾略特或查尔斯47，给男孩起名叫邓斯坦、麦乔治或斯特林费罗48。
· 追随名流。“名流”这一观念本身就是恶俗的，让我们请麦当娜共进晚餐吧！
· 自己开车，但技术很烂。最近在新泽西州发生的、针对交通事故高保险费率的政治抗议中，没有一个人提议通过提高驾驶技术来降低保险费率。
· 引人注目地当众锻炼。这是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行为，因而也是最恶俗的行为。这一行为大约 30 年前开始风行，并传遍了中产阶级。有人通过散布谣言的方式，想给这种行为贴标签，说只有性变态才乐于此道。毫无疑问，这话说对了一部分。但很快，一大批素来体面的人也开始用这种方式炫耀了。如今，跑步练习、呼吸练习、用招摇的小哑铃做举重练习已经变得过火了，练习者头上还常常戴着耳机。除非他们自己意识到要端庄得体，否则已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他们当众锻炼了。
· 伪善。比如零售店店员和侍者问顾客：“今天过得怎么样？”（见“恶俗餐馆”）
· 对“幸运轮盘”、“家庭恩怨”一类电视秀滥施掌声。电视台期待这类节目能引起观众自发的热情和快乐，只有白痴才会上当。这类节目所表达的，只有嘉宾们在顺从某位乖戾的节目制作者的指令后得到的确信的快乐。
· 滥用“生活方式”这个词，并且总在注意别人的生活方式。尤其恶俗的是依照华而不实的杂志的建议，频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 排队时挤来挤去。排队时厚颜无耻地挤来挤去的人通常来自较低的社会阶层，他们早已习惯于为其所需而战斗了。他们的行为如果还能让人理解，那就是糟糕的。更胆小怯懦，却一样爱出风头、一样贪婪的中层和中上层人士排队时挤来挤去就是恶俗了。他们挤起来更为机巧。他们不会硬挤入队伍中，并露出“你敢把我怎么样”的架式，他们非常诡诈，会迂回地挤到你边上，而不是前面。他们会视你暧昧的容忍度而行动，希望你无视行与列之间的明显界限，他们以为只有军人才懂得行与列应该存在明显的界限。对付他们最好的办法是出其不意地、大声地强烈抗议，如果你做得到，也可以用亵渎和肮脏的字眼痛骂他们，免得他们以为你太斯文，不会发火。记住，这一招只有出其不意才能奏效。
· 由于军事策略太过“聪明”，而将事情搞砸，比如 1980 年 4 月卡特执政期间，政府企图派人驾驶直升机在德黑兰附近的沙漠着陆，以营救关押在伊朗的人质。虽然他们倚仗自己拥有招摇的武器装备（其中最常见的一种武器就很恶俗），这一计划还是以惨败告终：美利坚合众国再次蒙羞，8 人死亡，5 人受伤，人质无一获救。美国人觉得太丢脸了，便转而相中罗纳德·里根出任总统。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让谁做总统，而在于招摇的技术根本无法弥补人类根深蒂固的愚蠢和无能（见“恶俗的海军导弹发射”）。
· 给黑白电影“上色”。这是对过去的有意冒犯，是对传统的黑白手法的冒犯，黑白手法能拍摄出正宗的白领结、白色燕尾服、白色起居室和白色夜总会；这也是对艺术传统的整个精致理念的冒犯，如电影评论家莱斯利·哈利韦尔（leslie halliwell）所言，电影中的彩色很恶俗、很不恰当，因为彩色“在模仿现实……黑白却如魔鬼一般，能唤起电影自身的情绪和对自身的评判”。你到底要的是逼真，还是艺术？（见“恶俗报纸”和“恶俗的公共雕塑”）
· 只谈论音乐，却不去演奏。恶俗行为总让人觉得，所有的“文化”体验都必须具备进步意义和教育意义，这种观念是在咒骂我们这个没有安全感却装腔作势的无知社会。
· 将肖恩（sean）这个名字拼写成“shawn”或“shaun”，甚至“shawon”49。将一个明显的爱尔兰名字强加给一个从未听说过梅奥郡50的男孩已经够糟的了，偏偏还要拼写得乱七八糟，让人不知道该怎么读，这就变得恶俗了。就好比将影星肖恩·康纳利（sean connery）的名字拼写成“seen”（西恩）。
· 在电视转播的体育赛事上展示自己制作的标语牌。如果标语牌上只写着“加把劲，左撇子！”，那还算无害；如果写着“操他妈的巡警！”，那就是糟糕的了；如果写的是“《约翰福音 3 章 16 节》”或“《约翰福音 14 章 6 节》”，那就是自以为积极进取的恶俗表现了。
· 公开发言总会超时。每天都有大量的人重复这一无能、自私、令人厌烦的恶俗行为。
· 给自己安上令人印象深刻的头衔，比如预言家、大师、导师或治疗师。（见“恶俗信仰”）
· 吓唬旅行者，让他们买你的旅行支票，暗示他们如果不这么做，他们的旅行就将变得一塌糊涂。 恶俗想法
糟糕的想法就是那些显然站不住脚的想法，比如从上往下建一幢楼。有些人却总会被此类想法说服，并相信它们能够实现。但大多数人认为它们除了充当笑料，想这些东西纯属浪费时间。然而，恶俗的想法却被广为接受，并十分常见，以致人们对它们毫无争议。
比如，有人认为邮局应该自负盈亏，而不应该像海岸警卫队、空军和其他必要的公共服务机构那样吃皇粮，与此相关的一个恶俗想法是：邮费常常上涨不是由通货膨胀引起的；一个更为恶俗的想法，是认为一个人有没有权利获得更好的教育，应该取决于他爸爸有多少钱，这一想法似乎很少受到质疑；还有一个恶俗想法是：艾滋病患者、无家可归的人、穷人和瘾君子都不值得同情，他们只是在承受上天公正的惩罚，我们什么都不做的话，他们就会自行消失；还有，美国人并非真的需要美国铁路公司的公共铁路服务，因为联邦政府对公共铁路的拨款津贴最终会对赢利的汽车销售行业产生很大的影响。
在道德严格且愚昧无知的地区，流行着一个恶俗的想法：在高中校园发放避孕套等于鼓励性交。好像不发避孕套就没有人会性交一样；看上去很像 25 美分硬币的苏珊·b·安东尼51一美元硬币也是一个极其恶俗的想法，这个想法来自欧洲式无知官僚的建议，他们竟然没有想到高面值的硬币就必须更重一些，颜色也应该有所不同，英国人很多年前就已经吸取了这个教训；还有一个更为恶俗的想法，是认为军队应当能影响国内外政策，或认为其他领域内社会或政治措施的实施应该参照军队文化。
在学术界和自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的人中间流行着另一些恶俗的想法。在这个领域，研讨会和学术小组讨论会泛滥成灾一点儿也不奇怪，还有什么比这些活动更能逃避艰辛而孤独的阅读、思考和写作呢？那些读过不少书却很少写东西或写得不怎么样的人倾向于相信，任何一个作家倾其一生研究的，终究还是他 20 年前完成的那部书的主题，这些人认为作家跟他们一样乏味、停滞不前。这类知识分子比较热衷于自以为是的事情，正是他们（还有政客），想出了不时更改国名这一恶俗的主意，给历史和地理研究制造了不必要的麻烦。正是他们，决定锡兰现在改叫斯里兰卡，罗德西亚改叫津巴布韦，上沃尔特改叫布基纳法索52。也正是他们，是将纽约第六大道改称为“美洲大道”这类恶俗想法的始作俑者。我们应该将郊区街道不设人行道这一恶俗的想法归功于那些聪明的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和房地产开发商，这个想法有效地打击了民众的好奇心和研究精神，就好比图书馆将索引卡电脑化打击了读者的好奇心——可能会有意外的发现。
从马克思主义到无过失汽车保险（如 p.j.欧鲁克53所言），许多恶俗的想法都源自于“与现实毫无关系的宏大理论”。一个真正恶俗的想法是，你只要买 6 盘保证能提升自信心的磁带，听完并相信它们之后，就会以为自己真的很棒。但你的朋友们会很快指出你大错特错了，于是你又回到了老样子，只是付了 49.5 美元的价钱和 3.5 美元的邮费后变得更穷了。阿诺德·帕尔默54说：“我在淋浴时产生过一些最棒的想法”，他的这些想法并没有被人类所抛弃，因为他的浴室里总预备着微型盒式磁带录音机，准备随时记录他的“真知灼见”。凡此种种，统统都是恶俗的想法。
更为恶俗的还是美国特有的恶俗想法，如作家简·沃姆斯利（jane walmsley）观察到的那样，这些想法使我们有别于其他的人类，还“可以解释美国人许多浅薄而古怪的行为”，比如慢跑、节食、面部拉皮手术、尸体冷冻55（用行话说是“人体冷冻法”）、染发、歧视老年人等等。她发现：“美国人认为死亡是可以任意选择的。” 恶俗语言
我们有必要知道，一开始，恶俗语言并不糟糕，比如“放屁”或“混蛋”。一开始，恶俗语言更像用“赌博”代替“打赌”，用“褐灰色”代替“鼠灰色”，用“开胃菜”代替“开胃小吃”，用“淋浴活动”代替“下雨”，用“未偿还的贷款”代替“坏账”，以及用“有人住过的家”（或“二次销售的家”）代替“二手房”。我们的语言当中肯定存在着一种欺骗的冲动，想遮掩令人不快的东西，将普通的东西提升为令人向往或非凡的东西，通过对矫揉造作的由衷赞美来抬高毫无价值的东西，而这种冲动在我们说“混蛋”的时候还不存在。带着这种冲动说话，其目的几乎总是想从那些容易轻信和缺乏安全感的人身上捞钱，欺骗天真、注重外观的人。
当然，本书到此为止讨论的恶俗事物总会在某个方面涉及装腔作势的语言，从逻辑上讲，单辟一章来讨论恶俗语言很难。我们需要不断地交叉阅读，下面的话题就要求我们参阅“恶俗大学”一节。比如与教授有关的恶俗：当一个教授把他的“科目”称作“学科”时，他只不过耍了一个自我夸耀的小花招，（自以为是地）将自己抬高到一些只对某些事物好奇的人之上，这些事物对他而言只是“ 爱好”或“兴趣”，至多是“某个领域”。“学科”是教授们发明的词，专门用来炫耀自己比一些人高明，这些人无法通过写作教授们只是感“兴趣”的事物为生，至少不会经常谈及这一事物。同样，“跨学科”这个经常会在校园里听到的高级术语，如此极尽卖弄，意思却很简单，指的是“跟多半知识分子一样不止对一样事物感兴趣的人研究的学科”，你高兴的话，还可以说这个学科不像一般学科那样乏味、褊狭。一旦开始用“学科”代替“某个领域”或“科目”，你就会像约翰·霍普金斯大学56出版社为它的一本书做的广告那样结束你的谈话：“跨主题只是无视学科的分界线（什么的分界线？），却对整个世界性主题起作用。”此处的矫揉造作，能使所有人了解我们必须了解的“正宗、十足、18k 金、百分百恶俗”等词语的含义。
在更为粗俗的环境中为销售产品而使用的广告技巧也差不多。当电台商业广告说：“如果你渴望获得”，我们就知道，这不过是“如果你想买”的恶俗说法（见“恶俗广告”）。恶俗语言本质上的虚假有时太离谱了（“您是一个多么伟大的观众啊”），对一些人却总是奏效（见“恶俗的电影演员及其他演员”）。可以直接说“顾客”时，为什么要说“贵宾”，从而使那些头脑简单的人上当呢？那些人会以为夜床服务和糖果是亲昵友善的表示（见“恶俗酒店”）。为什么不能对旅客坦言真相，非要用“将飞机开入水中”代替“水上迫降”呢？为什么可以说“晕机”，却偏要用“恶心”代替呢？（见“恶俗的航空公司”）
矫揉造作和委婉语于是成了恶俗语言的特征。在美国这样一个公然宣称平等的国家，矫揉造作和委婉语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特殊的诱惑，因为在这个国家，尊严和尊重是大家都追求的东西，但从真正意义上说，很少有人能得到它们。托克维尔57这样评论早期的美国：“没有哪个国家的公民像民主国家的公民这么卑微。”在这个民主国家，个人的重要性几乎不可能由继承得来或从职权中得到，因此，人们便不懈地追求着个人的社会地位。如果你尚未获得社会地位，你可以通过大多数美国人选择的方式——口头炫耀——来获得它。如果用了委婉语还是得不到，人们就会想，可以通过增加音节来凸显自己的尊严，就是在表达观点时增加音节，就像用文字增加话语的“分量”一样。所以，用“健康”（wellness）代替“健康”（health），用“协助”（assist）代替“帮助”（help），用“一次非凡的就餐体验”代替“一顿丰盛的晚餐”，用“一次非凡的阅读体验”代替“读到一本好书”等等都变得很流行。如此夸张地增加音节，有时也是为了委婉，比如用“香味”（aroma）代替“气味”（smell），但更常见的目的只是为了增加语言的分量和音节的数量。“手表”（watch）变成“计时器”（timepiece），就像“选择”（choice）往上提升一点就变成了“选项”（option），谁不想有两种以上的选择，音节数量还翻了一番（见“恶俗广告”）呢？直接谈钱对某些人来说是有失文雅的冒犯，于是“工资”（pay）被提升为“报酬”pensation），“费用”（fee）变成“酬金”（honorarium）（见“恶俗大学”）。“钢笔”太低级、太实用，想让它给人留下更深的印象、变得更有价值，可以叫它“书写工具”。近来很少在这类矫揉造作的术语中听到“方法”（method）这个词了，因为人们现在只说“方法论”（methodology）：“我赞同他的研究成果，但我本该采用一套不同的研究方法论的。”（这么说话的教授十有八九会将“科目”称作“学科”。）
如果你厌倦了一个地方，想住到另一个地方去，那你就“搬家”（move）吧，可这么说的话，你就是在做非常不引人瞩目而且微不足道的事情。为了使你的行为变得更重要，你应该说“迁徙”（relocate）。明明可以说“作了决定”（make a decision），或更好一点，说“下了决心”（make a determination），为什么还要冒着被人看出你很平凡的风险，说自己已经“决定”（decided）了呢？可以说“拥护”（be supportive of）某项事业，又何必说“支持”（support）它呢？可以说给“赏钱”（gratuity）时，又何必要说给“小费”（tip）呢？根据赫克特和麦克阿瑟合著的《头版》58的描绘，报社记者都是低级、粗俗之人的代表，热衷于玩世不恭、酩酊大醉，还会在室内戴帽子。要将他们改造成严肃、清醒（没喝醉酒）、有价值的“专业人士”，如他们老板希望的那样尽量少展现古怪和失控的一面，我们可以像《今日美国》报的某位编辑一样，称他们为“信息发布系统”。怀着相似的对此类庄严的向往，人们将“下雨”（rain）说成“降水”（precipitation），戏剧界将“舞蹈”（dance）说成“移动”（movement），商界则将“亏损”（loss）说成“赤字”（shortfall）。
“推销员”（salesman）这个词的命运既证明了人们对高级事物的欲望，也证明了普通美国人面对令人不快或有损人格的事物时会感到不舒服。曾几何时，推销员就是推销员，正如在戏剧《推销员之死》中一样，推销员毫无疑问是个有用的人，只不过社会地位比较低，且往往会让自己讨人厌；如果推销员是女的，既然女人们已被允许出门工作，那就很有必要令人愉快地增加一个音节，将这个词扩展成“推销人员”（salesperson）；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觉得需要更多级别的推销员了，于是 3 个音节就适时地扩展成了 5 个音节的“销售员”（sales associate）；然后是 6 个音节的“销售代表”（sales representatives）；紧跟着，人们又发现还可以扩展成 8 个音节的“销售员”（merchandising associate）；从前的“销售经理”（sales manager）只有 4 个音节实在太寒伧了，干脆就从字面上将它晋升为“销售副总裁”（vice president，merchandising），这样不光有了 8 个音节，也增添了一点美妙的委婉意味。
将“毒品”（drug）说成“管制物品”（controlled substance）是令人愉快的委婉说法，还增加了 3 个音节，从而暗示说话者够资格被视为一个人物。既然大多数委婉语都比它们代替的令人难以忍受的词有更多的音节，用“大脑发育滞后”（developmentally dyed）代替“弱智”（retarded）和“低能”（feebleminded）就不足为怪了，这么做可以直接增加四五个音节。博物馆想处理一些珍贵的藏品时，可以“出售馆藏”（de-ession），这比那个粗鲁的词“卖”（sell）音节更长，也更委婉。
将“黑人”（ck）改称为“非洲裔美国人”（african-american）这场运动背后原本有一个秘而不宣的动机，现在也昭然若揭了：7 个音节给人留下的印象比一个音节要深刻 7 倍。我知道这可能难以置信，不过在芝加哥奥哈拉机场（见“恶俗机场”），我的确在一扇通往跑道和停机坪的门上看到这样一块标识牌：
警报通道：
开门前请先输入安全密码
（见“恶俗标识”）这比“警告：不输入安全密码直接开门，警报就会拉响”要气派得多，当然也比“仅限内部使用”更为炫耀。如果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那个图书广告的作者担心别人以为他只受过基础教育，这块标识牌的作者也一样，他们无疑都是真正的美国人——生怕别人不把他当回事儿，这在民主国家很常见。
这个现象在军界尤为严重，他们总对自己的社会接受度充满疑问。用“国防”（defense，比如国防部、国防部长等等）代替简单诚实的“战争”（war），既符合军队的社会等级，又比较委婉。同理，“战役”（campaign）比“战争”（war）更好更长，比如“当战役结束……”但并非所有增加音节的把戏都能成功。“人类遗体袋”（human remains pouches）一词的设计者已经煞费苦心了，虽然这个词的音节数量令人难忘，但作为“运尸袋”（body bags）的委婉语，这个新造词似乎就没有那么成功了，还没有用“镇压目标”代替“摧毁目标”一半成功（此处的目标可以是一群人、一栋建筑或一处营地）。
近来，恶俗语言已经司空见惯了。如果说话者和听众、作者和读者都是诚实可靠的人，如果他们不被允许谦虚简朴地表达，在公共场所就没什么可说的了。确实有不少航空用语是委婉语，也有很多航空用语大概是为了与威严的技术场合应有的尊严和复杂性相匹配。比如这个指令：“飞机即将着陆，请熄灭所有冒烟的东西。”瓦格·怀特曼（wag michael whiteman）评论道：“我没有什么东西在冒烟；既然雪茄和烟斗都不让抽，为什么不直接说香烟呢？”的确，为何不说“立即熄灭香烟”呢？怀特曼还注意到“请在飞机完全停稳后再离开座位”这句话中的装腔作势。“难道停稳不是完全停稳吗？”他问道：“什么叫完全停稳？”驾驶员经常向乘客保证：“我们立刻起飞。”他的意思是“马上”，但他不能忍受那个低级的词危及自己的尊严。明明可以叫“女乘务员”或索性叫“航班服务员”，为什么要叫“空姐”呢？这就像将“清洁工”称作“废物处理工程师”或更动听的“废物回收利用工程师”一样美妙。
也只有在飞机上，你才能看到“呈上”这个词被专门用来装腔作势。一份航空餐菜单上写着：“将为您呈上精制小圆面包”，按得体、谦虚和恰当的正常标准，“面包”之外的其他词语都应该删掉（见“恶俗餐馆”、“恶俗的航空公司”）。事实上，“呈上”一词已经与伪贵族和冒牌货如影随形了。一家喜欢将自己的产品称为“书写工具”的钢笔公司，声称你只要花 150 美元就可以拥有它生产（批量生产）的一款自来水笔，这支笔将“用一个豪华的胡桃木笔盒为您呈上”，说得好像那支笔真是一件贵重物品，是一件货真价实的“艺术品”，而你则成了一位高级鉴赏家（见“恶俗物品”）。
我在《格调》一书中说过欺骗性地用“家”代替“房子”的情形，类似于用“旅行”代替“旅游”。贪婪引发了两方面的堕落，一方面是“房地产经纪人”（地产代理人的恶俗说法）出于贪婪，希望他们的商品能使人产生温暖、舒适的联想；另一方面，招徕旅游和坐船旅游生意的人出于贪婪，希望说服天真的旅游者，让他们觉得加入人很多的旅游团是在获取“旅行”经验。“家”和“房子”是两码事儿，这一点曾经毋庸置疑，所以会有这两个不同的词。很显然，“拆房子的人”和“拆散家庭的人”不是一回事，尽管我们这个新时代的文雅和感性正推动着恶俗现象的发展，并不断地消灭着本应存在的差别。如今还有谁记得，过去我们曾经老老实实地称“建筑物”为“建筑物”，而不是“家”？一家很大的报纸最近上了地产业的当，错误地将“供应膳食的旅馆”称为“供应膳食的家”。我们肯定很快就会看到“妓家”、“色情的家”“卖淫的家”59一类的词。我没有猜错的话，一大批可怜的美国人都希望能买到一个美好的生活，就像“那些人真幸运，他们住在一个价值百万的‘家’里”描述的那样。如今，甚至公寓也被恶俗语言改造成了面目全非的东西。在一个公寓楼的销售广告中，唐纳德·特朗普为了使这栋公寓在字面上吸引人，将其称为“宫殿”，并声称：
现在，在特朗普宫殿中，我们建造了一系列宫殿般的家。每个家都经过精心设计，以满足那些致力于尽情体验生活的人的梦想和渴望……
引人入胜的风景给了每个家以品质上的保证……
当然，特朗普也卖“市区家”，这种房子原本叫“市区住宅”（见“恶俗广告”）。考虑到以“家”代“房”的现实，你就不难体会《美丽家居》（house beautiful）和《家居与花园》（house & garden）杂志的遗憾了，它们将永远被困在自己诚实的名称里。
“家”这个词带来的不劳而获的温暖感，也是恶俗词语“团体”所珍视的衍生品。“团体”这个词常常被用在根本就不存在团体的地方，比如“老年人团体”、“男同性恋团体”（用“群体”不是更好吗？）、“黑人或波多黎各人团体”等等。如海伦·文德勒60所指出的，这个词出现得如此频繁，其实背后隐含着大剂量“伪造的田园生活”，跟滥用“家”字背后潜藏着的那种天真、畸形、带玫瑰色彩的生活观一样。广告会大肆利用这类感性的词，于是我们会听到“一个可爱的新家庭团体”。任何东西只要带上“团体”这个词，或引入“团体”的概念，就会变得温暖而感性。一名主张哈佛法学院应该任命更多女教授的女作家说：“女性的声音在法学院团体中是相对比较新的声音”，她所谓的“法学院团体”其实就是法学院。“世界团体”这个词可能已经将“团体”推向了顶峰，这个词常见于自以为是、带有政治说教意味的语境中：“这类恐怖统治、轻视基本人权、压制民主意愿的公开行为必将受到世界团体的谴责。”特别是在谈及“女权主义者团体”这类一厢情愿的表述方式时，文德勒准确地观察到，“不切实际地、煽情地使用‘团体’这个词……会令局外人起鸡皮疙瘩。”
“团体”是自我夸耀的一个极方便的小花招，恶俗语言库中还有许多同样的高招。“深入”就是一个重要的代表，这个词最常用于回避准确的意思，并含蓄地给说话者鼓气（见“恶俗广告”）：“这本书以一百多次深入访谈为基础。”（我的天，您真是够深入的啊！）同样，将“关注”一词放入任何一个群体的名称中，就能有效赞扬群体成员之间的同情心（“爱心”）并暗示局外人的冷酷无情。因此，“关注抗肝炎母亲协会”或“关注亚洲人权委员会”等组织的成员，在道德上显然比其他组织的成员要高出一等。同理，在所有争论中使用“认真负责”这个词，都会让人明白你是对的，而你的对手错了。
还有一大堆恶俗的词和短语，许多人希望通过使用它们为自己带来博学且教养深厚的声誉。那个用滥了的“多才多艺”（用来形容比尔·布拉德利61一类的运动员、罗兹奖学金62得主、参议员），暗示说话者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实际上，对这个术语的理解源自于人们与皮科·德拉·米兰多拉63的思想、菲利普·锡德尼爵士64的作品长久且令人陶醉的接触。这就像一个迷人的美国式习惯——用希腊字母来为大学兄弟会或大学女生联谊会命名，即便会员们都不懂希腊文。除了市场营销（以前叫“推销术”）和教育心理学，学校已经很多年不开设希腊语、哲学或古代历史课程了，因为学生们可能更喜欢不懂装懂。
“多才多艺”及其同类词的伪精确，与那个著名的命令“请认真听我说”和类似的假装聪明的词语“巫术经济学”如出一辙，都能有效地装模作样、回避真实的意思，因为人们根本不了解“巫术”。我们应该将这些令人难忘的词归功于美国总统。最近，当他注意到东欧正在发生的事情时，他宣称：“自由之路就铺在我们的面前。”（冒失的人不禁会问：铺在谁面前？）“难以置信”也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使用者期待能借此为自己带来“聪明造词家”的美誉，这也是那些明明说的是“谈话”，却非要用“对话”这个词的人的期待，也是那些总想找机会使用“左右为难”这个词的人的期待。
美国人出于对庄严和妄自尊大的渴望，每天产生出大量可笑的文理不通的东西。比如用“缺少”（absent）表示“没有”（without），“由于缺少进一步的信息，我们无可奉告”；用“冲击”（impact）表示“影响”（influence），“我们的宣传活动看来没有对爱达荷州的选民造成多大的冲击”；把“通过”（transit）当成“穿越”（cross）的高雅同义词，比如“去年夏天我通过了土耳其的大部分地区”；当然，最虚假夸张的是用“界限”表示某种类似“范围”的东西：“那个新来的家伙似乎不大乐意在公司规定的界限内工作。”
十足的恶俗促使许多人在表达“内容”（content）时说成“背景”（context），表达“同情”（sympathy）时却说成“ 同感”（empathy），表达“主意、构想”（idea）时却说成“概念”（concept）。所以，如果某个推销汽车、公寓或房子的人说到一个新的“概念”，你最好确认一下自己的钱包还在不在。作为美国这场伟大的不劳而获的聪明游戏中的筹码和象征，用“合并”（meld）代替“加入”（join）自有其吸引力，正如自以为是地用“混合”（mix）代替“混合物”（mixture），用高级的“连续”（segue，音乐用词）代替“继续”（proceed）或简单的“延伸”（go）一样。最近一次令人难忘的卖弄表演由安德鲁·a·奥斯顿（andrew a﹒alston）先生上演，但这场演出最终还是失败了。奥斯顿先生是一位极其严肃的专业人士，是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的职员。他穿着领尖钉有纽扣的衬衣，系一条合乎习俗的“军团”条纹领带，看上去就像那种很有教养且足以胜任自己工作的人。他如此评论在一场令人困惑的空难中遇难的小型飞机驾驶员：“我认为他想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就是他流露出的态度65。”
社会地位再低一点（尽管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自己的社会地位），另一种类型的无知就会促使人们为过去称为“玫瑰红”（rosé）的甜得发腻的桃红色葡萄酒改名。许多人由于不确定该对侍者说“rose-zay66”还是直接说“rose”而感到丢脸，于是干脆不点这种酒。商店和餐馆了解这一点后，就将这种酒改称为“红脸”（blush）。正如“rosé”大量消失一样，“croissant”（羊角面包）也被大多数人叫成“crossant”。grey poupon 牌芥末酱（grey poupon mustard）则逐渐被叫成“grey poop-on”67。近年来，高等教育的不可靠（见“恶俗大学”）使那些撰写广告词的修辞专家比以往更有可能犯下荒唐的错误，广告代理公司却没人能发现这些错误。一种名牌酒的广告声称：“马提尼酒又卷土重来了……但‘喝’（drank）法还跟 60 年前一样”。对此，措辞侦探厄内斯特·劳里默（ernest lorimer）评价道：“我能理解酒业公司不在广告中用 drunk68一词的心理，但这个广告也实在太离谱了。”威廉·赛菲尔69收集了一些极其做作的无知表达：
一种昂贵的文字处理器的广告：“出现拼写错误时，内置的拼写字典会立刻引起你的警惕70。”
一种极其昂贵的腕表的广告：“如果你足够幸运，能有一两块老牌表放在身边71……”（请留意白宫）
还有第五大道一家女装店的广告提到“分立的奢侈”72
我们再也不会以为在报纸文章后面署上自己招摇的大名的作家有文化了。其中一位作家，在一家报纸的头版写了一篇有关纳坦·夏兰斯基73的文章，说夏兰斯基飞离苏联后，他和他的妻子在耶路撒冷安家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个作家竟然连主语宾语都分不清74；还是这家受到高度评价的报纸，另一篇头版文章说到“在该案件中，杜伦伯格先生没有对其原则犯罪事实75提出异议”。这些错误如果出现在 1910 年，人们会很容易相信它们只是不幸的排印错误，现在不一样了。尽管没人指望比萨饼和啤酒广告能具备很高的推理水平，但下面这则广告中的逻辑还是让人啼笑皆非：
新阿姆斯特丹牌啤酒
在纽约酿造的唯一一种啤酒之一
但这还算不上恶俗，只是比较糟糕而已，因为相对而言并不做作。
由此可见，美国社会普遍的不安全感导致人们害怕简洁、不做作的说话方式和写作方式会在某种程度上降低自己的身份，让人看出自己是一个等级低下、品味不高的头脑简单的人。用增加音节来炫耀的方法已经变得十分普遍了，但正如评论家诺思洛普·弗莱76所注意到的：“简洁性是普遍性的反面。”那些拼了老命都要显示自己是个人物的人都小心翼翼地回避着简洁性，所以他们会小心翼翼地不说可卡因是一种常见的毒品，而说“可卡因是一种特别的毒品”，他们以为这么说才能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恶俗图书
毫无疑问，要在如此有限的篇幅中讨论这么大的一个话题的确有些难。但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书籍涌进市场，不用说，其中没几本是好的。乔治·奥威尔77察觉到了这一令人尴尬的事实：
如果不过度夸赞大多数的图书，人们几乎不可能大量提及图书。除非你与图书有某种职业联系，否则你发现不了大多数图书有多么糟糕。
更不用说大多数图书有多么恶俗了。
要避开这类图书，一个既省时又省钱的办法是在出版前就认出它们，甚至可以在它们被写好之前就认出来。一个有用的建议是：警惕那些谈论自己将要写的书的人，或那本他们说自己正在写的书。十有八九，那本书就是糟糕或恶俗的。因为好书是由那些爱写书甚于谈论书的人创作出来的，这两者的区别在于写作和表演（戏剧意义上），在于一个人孤独地工作和快乐地公开工作，说得极端点，就是做好的事情与炫耀之间的区别。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78曾经写到：“每当我听到一个作家朋友，特别是很年轻的那种，很镇定地宣布他正在创作一部小说时，我总会感到震惊。”为什么呢？因为任何一部小说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或书店的货架上超过 8 个礼拜，就已经是天文数字了。
如果你想让人记住你是一个聪明人或慈善家，就别写小说，甚至别去谈论它们，相反，你应该罗列一堆杂七杂八的兴趣，收集 75 年来的气象数据，或以表格的形式仔细分析经过改进的保险统计资料。这些东西比大多数人都能胡乱编造的“创造性”成果更有用，这些东西的作者也比较不会被轻易忽略，更不用说被嘲笑或蔑视了。此外，你还会发现，大多数宣称自己正在写一部小说，借以获得关注和认同的人，事实上都缺乏讲故事的才能，即便讲的是下流笑话，也无法在 30 秒钟内吸引一桌人的注意力。
我从最近一张新闻图片中得到启发，想到了在恶俗图书上市前认出它们的另一个办法。图片中，一个年轻女人坐在一间漂亮的客厅里，正用一台手提式文字处理器写作（我猜是小说），她的发型师在一旁摆弄着她的长卷发。如果这还不足以让你作出判断，她说的话将进一步提醒你：“我正在写一本有关我在亚洲花 10 年时间学习冥想的书。我在这间客厅里写了很多，写完后就传真给我在纽约的出版商。”在客厅里写作？这一事实表明她炮制的东西，其恶俗性是不言而喻的。
图书一旦出版——大部分图书都没有这么好命，这是当代生活少有的慰藉之一——书名就会成为另一个很好用的警告信号。吉姆·巴克写的《怎样才能确保成功？》（how you can guarantee sess）（这不是我的杜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治疗伤痛：生态女权主义的希望》（healing the wounds：the promise of ecofeminism）呢？据说这本书里有“散文、故事、诗歌和祷文（！）”，兼具女权主义视角和生态学视角，而这两个视角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力的治疗视角”。你要警惕所有书名中带有“治疗”一词的书，由此判断，《爱、和平与治疗》（love，peace，and healing）一书就散发着又大又浓的警告烟雾。还有一些书名是问句，要浏览完书的内容才能找到答案，比如《谁来发号施令？》（who’s calling the shots？）、《如何有效应对孩子对战争游戏和战争玩具的痴迷？》（how to respond effectively to children’s fascination with war y and war toys?）（答案是建议他们加入海军陆战队）。
图书广告中也有恶俗的警告信号。对于一本从佛蒙特州一个邮箱寄出、声称用“完美的技巧”讲故事的书，不要过于兴奋可能比较好。或者另一本从佐治亚州一个邮箱寄出的书，这本书的广告是这样开头的：
首次面世
接下来是：
“一辆车就是一间很小的屋子”——全家人成功快乐地驾车旅行的方法。作者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旅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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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冲上去买吧！如果这本书看上去太世俗，他们还可以奉上《论上帝存在的证据，及其他深层调查》（on proof for the existence of god，and other reflective inquiries），这本书里有 85 幅图，会从纽约市的一个邮箱寄出。你也可以看看罗瑟琳·布鲁那尔（rosalyn l﹒bruyere）的《光明之轮》（wheels of light），该书被《冥想杂志》（meditation magazine）称为“一部极其准确地介绍直觉和人体光环的科学研究著作”。或者《提高你使用标点符号的能力》（up your punctuation），这是一本提高标点符号使用能力的简易指南，对此，我们必须这样答复：“不用了，还是提高一下你自己使用标点符号的能力吧！”他们还提供大量的诗集，比如《狮子的眼泪》（the lion’s tears），这本书“展现了图书管理员的真实灵魂”。居斯塔夫·福楼拜啊，我们需要你的时候，你去了哪里呢79？
以上这些书名已经很接近恶俗图书交易那可悲的真相了，这一真相就是出版毫无价值的东西。而那些既可悲又自负的笨蛋作家竟会被下面这样的广告感动得不知所以：
纽约市的出版社诚招作者
如果这家纽约市的出版社没能骗到那些笨蛋，就像马克·吐温《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的骗子“公爵”说“那我就不懂阿肯色州人了80”一样，这家出版社将十分怀疑自己对那些笨蛋的判断。
但这家纽约市的出版社坚信读者都不懂什么叫“资助”，所以继续写道：
为作者提供资助的一流出版社诚招各类手稿：小说、非小说类文学作品、诗、学术书、少儿读物等等。欢迎新作者。
新作者当然是“受欢迎的”，因为他们不太可能知道，所谓“资助”，其实就是由作者花一大笔钱将自己那粗陋、可怜、不值得出版的作品印出来，捆好，再堆到仓库里（每个月的仓储费由作者承担），或用大量的纸箱装起来，送到某处阁楼去沉睡（运费由作者承担）。
出版社在出版合同上承诺会给作者的书“做广告”，这个词又刺激了作者对名声与成功的幻想。于是，每个礼拜，在纽约某家大报上就会出现一些图书广告，弄得像真有人想买一样：
《一盒献给金发女郎的粉笔》
一部苦心经营的小说，生动地描述了教师职业的一切欢乐、痛苦和挫折。
定价：13.95 美元
《笑话集：包涵干净、肮脏、猥亵等各类笑话》
从安全无害到猥亵下流，适合各种口味读者阅读的笑话集锦。
定价：8.95 美元
《万有引力内外》
有争议的思想食粮，将撼动现有的物理学。定价：7.95 美元
《漫游》
一段鼓舞人心、富有思想的旅程，能令你深味自我发现之乐趣。
定价：6.95 美元
这类小广告的其中一些出自某个虚情假意的撰稿人之手。为了写出这类广告词，他每个礼拜都要重新鄙视自己一番，真是讽刺得令人同情，比如：
《献给我爱人的诗篇》
一束以诗编就的美丽花环，纪念诗人去世 30 年的亡妻。
定价：10 美元
还有
《请为我种一些鲜花和阿龙尼亚苦味果树吧》
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位母亲献给十几岁就在不幸事故中遇难的女儿的辛酸礼物。
定价：13.95 美元
我们或许没有必要特意强调那些书商的道德水准，他们能轻而易举地操纵毫无防御能力、头脑简单的人。但我很乐意提一下，一家多年来靠这种没有良知的欺骗行为发迹的公司，最近被判欺诈罪，受到了严厉的制裁，因为这家公司告诉那些可怜的笨蛋作家说他们的书将会通过书店去推广。我确信这家公司一定会卷土重来，再次加入“资助作者的出版社”行列。
这种欺骗性的恶俗图书交易代表了美国长久的文化延续性。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海明威在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里》（in our time）就描绘了一个令人同情的上层“诗人”，其自我欺骗的情形与我们当代这些社会地位没那么高的傻瓜毫无二致。那位诗人与一些艺术骗子一起住在法国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诗作差不多够出一本书了。他打算在波士顿出版，已经跟一家出版社签了合同，还寄了支票过去”。
这个故事叫《艾略特夫妇》，它很好地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直至今日还富有现实意义。原因很明显，虽然从来就没有值得信任的国际统计数据，但我愿意打赌，按人口比例计算，美国在“虚荣出版”骗局中占据着世界领先的地位。这套可怕的把戏充分证明了美国人对虚荣的需要，他们情愿相信，只要了解规则，抓住每个不易把握的、能获得荣誉和名声的机会，就什么都可以得到。
以上这些针对恶俗图书的警告并不能保护读者抵御那些真正恶俗的书。像重磅炸弹电影（见“恶俗电影”）一样，真正恶俗的图书伪装得几乎能令读者不想抗拒。在奥威尔指出大多数图书有多么“糟糕”的时代，“糟糕”一词就足以概括当时的实际状况了，因为当时，每年出一本真正恶俗的大部头书籍的商业传统才刚刚开始。格雷斯·麦泰莉（grace metalious）的《佩顿镇》（peyton ce，售出 900 多万册）和威廉·布拉蒂（william tty）的《驱魔人》（the exorcist，售出 1200 多万册）当时都还在等待时机。但“进步”是无法阻挡的，时至今日，大部头的恶俗图书已成为无数出版商免于破产的摇钱树了，它们也是中产阶级人士最喜欢让人看见自己随身带着的那种又大又沉、永远都读不完的书。只要能畅销，哪怕一个季度只出一部，出版商就足以获得成功了。
许多年来，出版业一直疑惑于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们会去买那种唠叨、冗长、又大又厚，能从 9 月（列在出版社当年的秋季书目上）一直读到来年的 6 月或 7 月的小说呢？最好的答案是：如果你一年只读一本书，还要引以为豪，你就需要一本看上去像书的书——厚、硬皮精装、严肃庄重、被广为宣传所以知名度很高，让人看见你带着这样的一本书坐公共汽车、火车、飞机或走在大街上，就能表明你在主流消费者行列中占据着稳固的地位。你这么做是对的！这并不只是安慰，还是一种强烈的满足。
不论是丹尼尔·斯蒂尔、斯科特·特罗，还是赫尔曼·沃克81炮制出的肥大作品，花费数百万美元的广告和宣传攻势都会为这些大部头的恶俗重磅炸弹铺好路，好比施洗者约翰之于耶稣。这之后，就没有人能说出或真正在乎这本书讲了什么。如电影业一样，昂贵的精装书并不总是出版社销售的最重要商品，其衍生品——续集一、续集二，据此改编的电影、戏剧、电视剧、广播剧或有声读物，以及t恤衫等等的版权，往往能创造更多的利润。
小说家、编剧拉里·麦克穆特瑞82风趣地指出：“将现在的图书业称作‘出版业’实在太简约了，其实它是一种多媒体行业，这一行成功的必要条件并不在于书籍的文学价值，而取决于出版社的促销能力。”所以，我敢担保大部头恶俗图书还会风行许多年，从而满足我们只与恶俗图书为伍的心愿。 恶俗音乐
音乐，不论什么音乐，只要受到心灵贫弱的人的欢迎，只要商业制造者乐意提供，那你听到或不经意间听到的所有音乐，就都是糟糕的。与其他事物一样，一旦音乐被认为是“艺术”，要求人们充满敬意地对待它，从而变得装腔作势，那这种音乐就很恶俗了。在这里谈论“古典”和“流行”音乐的区别几乎没有意义。披头士乐队、西蒙和加芬克尔组合83的许多音乐作品都写得比爱德华·埃尔加爵士84的大多数作品要好。只有十足的势利眼才会在帕西·格兰杰85那平庸地重复着旋律的《乡间花园》（country gardens）与最近流行的雷盖打击乐之间找出差别，虽然都是迟钝、夸张和根本一成不变的噪音，雷盖音乐可能还更胜一筹。两者依赖的都是恶俗的技巧——没有变化的重复、没有结尾（见“恶俗标识”），跟恶俗对话很像。
因此，对音乐而言，无聊乏味就等于恶俗，不论音乐大厅还是妓院中传出的音乐，也不论是由弦乐四重奏乐队还是由重金属乐队演奏。有几种确定可靠的信号可以判断音乐中已经出现或即将出现的恶俗，比如伴随和音急速弹奏竖琴（注意那些上下翻飞的手指！）的臭名远扬的表演方式，或在钢琴演奏中耍黎伯拉奇的那套把戏——双手尽可能地在键盘上抬高，以展示其力量和动感，这也是大多数动感派交响乐队指挥的动机所在（见“恶俗的电影演员及其他演员”）。此外，要判断音乐是否恶俗，更多的线索还在于音乐是否陈腐、是否在乞求听众的注意和赞美。这类音乐的作者总以为听众太蠢了，不可能在听到他们的作品之前就听过千百遍同样的音乐。在沃利策（wurlitzer）钢琴上弹奏出这类乐曲的高潮的做法，平庸得就像一些人在棒球和篮球比赛中巧妙调动观众的情绪，暗示他们齐声高喊“冲啊！”我还可以相当肯定地说，那些立志要让你陶醉在异国情调中的音乐，通常是东方音乐，比如《印度之歌》、《在中国寺庙的庭院》86等，都介于恶俗与极其恶俗之间。同样的，要谨慎对待任何贴着“夜曲”标签的音乐。评论家杰克·林奇（jack lynch）提议将恶俗音乐奖颁给“安德鲁·劳埃德·韦伯87创作、演奏、演唱、表演、制作、资助、鼓励、评论及倾听过的所有音乐作品”。
要判断恶俗音乐，最简单实用的方法是：一部在任何层面都没有取得进步的音乐作品（比如大多数雷盖音乐）是糟糕的，没有取得任何进步还要装作稀有、有价值甚至神圣的音乐就是恶俗的，比如帕赫贝尔的《d大调卡农》88。借助机械手段假装取得进步的音乐也一样恶俗，比如简单地调高音量来改善和掩饰每一次重复，或只是加快节奏、加大音量，这么做比创造容易得多，比如拉威尔的《波莱罗舞曲》89和性交时听的音乐。这类作曲伎俩与剧院里的欺诈类似，比如剧院经理们那久负盛名的诡计：偷偷推动照明调控装置，使各式灯光依次变亮，从而暗示观众戏剧高潮将随着每一次幕布的开启逐渐到来。
第五篇 一种想法
恶俗已经远远地走在了前面，任何力量都休想一下子让它慢下来。唯一的办法还是嘲笑恶俗。如果连这个也不做的话，那你就只能哭了。 美国的愚蠢
所以说，美国是恶俗的。恶俗之所以会在美国泛滥成灾，是因为在所有国家中，美国最沉迷于自我夸耀和自鸣得意，甚至超过了法国。“上帝要我们拥有世界上道德最高尚的国家”，《今日美国》最近援引俄勒冈州一名护士莉莎·尼尔森的话说。正是这一普遍的信念，为美国拒不放弃对前殖民地，比如巴拿马和菲律宾充当道德警察角色的习惯找到了借口。于是，这些国家的被告就只能被强制送到未受玷污的美国“大陆”，接受美国司法机关的审判和意料之中的耻辱。
美国是全世界道德虚伪的大本营。在近半个世纪内，美国都自视为自由世界的领袖，以为对那些没这么幸运的国家而言，自己在所有方面都很杰出，都是他们的楷模，这一习惯使美国人很容易忽视某些令人不快的事实。就说说目前美国成年人中的文盲比例吧，我居住的这座大城市已承认的文盲就占了人口的 40%，毫无疑问，实际比例会更高。的确，在联合国的 158 个国家中，美国国民的文化程度只排在第 49 位。1990 年的人口普查因为一个令人吃惊的原因而遇到了麻烦：相当多的人一看到信箱里的人口普查表，就把它给扔了，因为他们看不懂那张表，就跟他们读不懂任何英语文章一样，包括童话故事《三只小熊》和《灰姑娘》。这些人就是会在火车站问旁边的人到罗切斯特的火车停在哪个站台的人，因为他们读不懂标识牌。还有很多人不会看时钟，所以你会在大街上遇到拦住你问时间的人。他们并非买不起手表，他们只是不懂得看时间。
有人会说，够了，够了，你说的这些都只是“少数”，不然这些人显然就是下层平民，他们自然什么都是糟透了的。但在美国的 6000 万功能性文盲1大军中，有许多人都跟乔纳森·考泽尔2在《文盲的美国》（illiterate america）一书中讲到的那个职业人士一样，谨小慎微又显然很做作。这个人在纽约工作，他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
早上起床后淋浴、剃须，然后穿上深灰色的西装下楼，在他家附近街角的小报摊上买一份《纽约时报》。将报纸整整齐齐地折好后就走进地铁，9 点钟到办公室。
将折好的《纽约时报》紧挨着办公桌上的公文包放好后，他就开始为编辑交给他的一份广告文本设计说明图片，那位编辑就是他的老板。
“跟我好好讲讲这个稿子吧。尽管放心，我能抓到你真正想要的东西。”
那位编辑一点也不怀疑，把这看作是合理的要求。在编辑详细阐述文本的过程中，他背下了整篇稿子，将稿子的内容迅速印在了脑海里。
午饭时他拿着折好的《纽约时报》去了一家咖啡店，把报纸放在他的餐盘边上，吃了一块三明治，喝了一杯啤酒后很快就回到了办公室。
下午 5 点，他拿着公文包和《纽约时报》等电梯，下楼后再步行穿过两个街区，去赶开往住宅区的公共汽车。他在住所附近街角的一家商店前下了车，进店里买了一些吃的，然后就上楼了。
到家以后，他把《纽约时报》放在堆报纸的老地方。稍晚一些，他会用其中的一两份报纸包垃圾。吃完晚饭后，他会打开电视，如果办公室里“有人提及某些新闻，他会依据自己从电视上得到的信息给出一个干巴巴的、冷嘲热讽的回答”。虽然总担心自己会被揭穿，他还是成功地躲过了不少这样的场合。他对考泽尔说，他常做的一个恶梦是某个时刻某个人拿出一张上面写着字的纸，不耐烦地冲着他问：“这是什么意思？”每次梦见这一最令他感到羞耻的景象，他都会尖叫着惊醒过来。
6000 万文盲中肯定包括不少这样的职业人士，永远害怕露馅，不安地存在于这个被有教养的人掌控并主宰的世界。如果 6000 万人都跟那个人一样，是功能性文盲，那美国还有 6000 万人就只具备人们仁慈地定义为“小学五年级水平”的阅读能力。每年读书超过一本的人只占成年人口的 6%，而且所谓的“书”定义宽泛，包括准色情爱情小说和《如何使自己看上去比现在更棒？》一类的指南。6% 的成年人每年只读一本“书”，那剩下 94% 的成年人对社会现实的了解就完全依赖电视、广播、道听途说、报纸（目标读者是智力水平等同于八岁小孩的人），以及主要致力于提升读者“自尊心”的杂志。
所以，与同样工业发达的国家相比，美国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着缺陷。明显的一个缺陷，是美国在工业设计领域相对于日本的劣势。在这个领域，如评论家道格拉斯·戴维斯（dous davis）所说，“我们落后于竞争对手数十年”，这一事实却被我们独有的自大习惯所轻视或漠视了。“残酷的现实是”，戴维斯指出，“除了极少数的例外，美国的消费品都风格枯燥乏味、创意不足、做工粗糙。”同样，任何一个睁着眼睛旅行的人都知道，在社会福利方面，美国与大多数欧洲国家相比显然处于劣势。引人注目的是，我们的谋杀率和暴力犯罪率却远远高于其他的工业发达国家，再加上婴儿死亡率是日本的两倍，美国根本就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洋洋自得。事实上，在“文明”国家中，美国的婴儿死亡率排在第 22 位，远远落后于法国、意大利、德国、奥地利、比利时和英国，甚至落后于西班牙和爱尔兰。此外，即便某人在这个国家顺利地出生了，他的麻烦也并未就此终止。全美青少年死亡人数的 3/4 以上都死于自杀、谋杀或意外导致的暴力，堪称一项世界纪录。1990 年 3 月，《纽约时报》声称：“与其他 11 个工业发达国家相比，美国孩子更有可能生活贫困、生活在单亲家庭，并在 25 岁之前被杀害。”其中许多青少年是被烧死的，在所有工业发达国家中，美国的防火安全纪录最差，更不用说引人注目的吸毒人数了。
将美国对暴力的嗜好、对武器像得了相思病一般的热爱，和对毒品的渴望放在一起，你就会有这样的发现（《纽约时报》，1990 年 6 月 27 日）：
到目前为止，美国已成为工业发达国家中的杀人首都
据联邦调查局报告，美国年轻人中的“杀人率”（即谋杀率，见“恶俗语言”）是其他工业发达国家的 4~73 倍。他们透露国内 3/4 的谋杀案都会使用武器，而海外只有 1/4 的谋杀案会使用武器。
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几乎人人都可以自由地使用枪支；在这个勇者的故乡，没有人会被认为是真正勇敢的，因为可能一场架还没吵完，就有一把枪已被制造了出来。
此外，美国人的愚蠢和无知长久以来都是欧洲人的笑柄。不是“美国的青春活力”，我们现在谈论的是“美国的愚蠢”，按克里斯托弗·拉什3的定义，也叫“麻木的扩散”。学校竟然连受半瓶醋教育的公民都培养不出来，这已经不是新闻了。美国高中 17 岁的学生中只有 42% 的人能读懂一篇报纸社论，还是最愚蠢的报纸上的社论。这些学生如果不是“理解力”有问题，就是没能聪明地掩饰住自己完全没有阅读能力的事实。学生学习能力测试分数日益下滑的丑闻已经传了很多年，从 1969 年到 1989 年，志在考取“学院”的高中毕业生的分数就下跌了 53 分。在大多数美国大学里，大多数学生要将第一年（有时第二年也要算上）的时间花在“学习”上，这种“学习”只能称之为补习。最近，纽约电话公司不得不从 5.7 万人中筛选出 2100 名足够聪明的人，去担任安装修理工。现在，如果你听到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抱怨他面试的人，即使毕业于最好的法学院，也不能作清楚的口头表达和书面表达，更不用说生动流利地表达了，那你也不必感到吃惊。这些人就是当今的电视和视觉环境培养出来的无能的年轻人，不理解法律，也不能精确地理解或有效地使用语言。
许多教师来自智力低下的阶层，一所公立学校的老师可以作证：“我所在学校的一名二年级老师有一天走到我跟前，问我一年有几个星期……接着又问一年有多少天。”当她被问到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位有学问的老师回答说她是在小学里学会的。显然，学校的全部课程对许多老师来说太难了，他们只好绕开那一大堆他们不懂的东西，其实那些课程为了避免所有学生都学不懂，已经设计得很简单了。说到高校的状况，虽然e.d.赫希4认为要具备“文化素养”，人们就有必要了解标准的东西，这种观点可能有些过分，但每天仍然有证明公众无知的令人震惊的新例子出现。某家全国性报纸最近刊登了一幅布什总统接受一个荣誉学位的照片，照片是在披肩从他头上往下披的那一刻拍的，图注写道：“布什总统出席他的文学博士学位授予典礼，正被披上饰带。”这家报纸连学位服的披肩都说成了“饰带”，却居然获得过几次普利策奖。
美国这种与日俱增的愚蠢，在一些出乎意料的地方也能见到。所有签银行支票签了 50 年的人都会注意到，甚至在这么重要的物品上也存在愚蠢。如今，有人觉得有必要在支票上印一个小方框，这样金额的数字就可以填在里面了，好像不这么做的话，人们就搞不清楚该把数字填在哪里。支票背面也有一项重大的创新，有一个确定的地方让你签名，好像人们都不知道该在支票的哪一头签名似的。看来有必要通知一下准备寄信的美国人：“邮资不足的话，邮局将不予投递信件。”这在过去都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还有能“正确拼写”的打字机。这东西之所以这么流行，是因为没有几个“书写者”能很好地驾驭自己的母语，好到不需要机器帮忙就能拼写正确；还是在这个老百姓愚蠢至此的国家，人们花了大笔的钱买东西，却丝毫看不出所谓的“折扣退款”有多荒唐可笑，他们从不指望商品的价格在出厂时就能降一些。想想吧，你郑重其事地把钱递过去，然后等着其中的一些被装腔作势地递回来，然后感觉自己在这场讨价还价的交易中赚了一把；还有一种新式的做法：全国铁路客运公司的乘客在被允许进入站台前，要接受仔细的检票。铁路客运公司的动机很明显，因为文盲（平均每天有 30% 的乘客可能是文盲）既读不懂车票也读不懂大门口指示目的地的标识牌；还有会出现如下现象的这种文化：不仅当地的天气预报，全国各地的天气预报也都被电视台看作电视新闻中一个有趣的话题，（上帝原谅我这么说）所以值得花大价钱请一个名人来正经八百地对天气评头论足。
这个国家将数亿美元花在“探索”外层空间上，同时却有数以百万计的穷人和饥饿的人像印度加尔各答人一样露宿街头；成百上千万的人在精神和文化上如此空虚，以致他们给自己作定位并获取自尊的主要方式就是去“购物”；这个国家还垂涎于将东欧美国化，在那里培植给我们带来白色加长型豪华轿车、唐纳德·特朗普、吉姆·巴克和塔米·巴克夫妇、利昂娜·海姆斯利，以及米尔肯5和伯尔斯基6一类人的价值观。
这个国家将一个过气的电影明星选为总统，以此证明自己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的价值观。这个电影明星对现代和当代历史都很无知，以致长期在有知识的人中间上演着一场闹剧。他对世界的现实是如此地漫不经心，在 1980 年代后期竟然断言已经没有几个活着的德国人还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了，这样的总统却还得以连任。他信奉的主要观点是：校园祷告与废除富人的税赋都是国家需要的，而穷人和无家可归者都是自找的。
美国的愚蠢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肯定不是从富兰克林和杰斐逊开始的。一些粗鲁的无神论者和具有粗俗智慧的家伙（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是神圣的）企图将“卑躬屈膝的傻瓜作风”（一位社论作者的说法）的起源定在 19 世纪 30 年代。其时，天使摩罗乃告诉约瑟夫·史密斯7，有一些埋在地下、记载着大量悲惨事迹和训喻的金页片8要给他看，看完后，约瑟夫·史密斯就说服一大帮乡巴佬创建了一种新的宗教。马克·吐温认为美国的愚蠢在他的时代就已经很发达了。也有些人说随着琼斯城的集体自杀9，这种愚蠢在 1978 年到达了顶点。到今天，这场愚蠢运动已经非常明了了，足以令人联想到当代两个随之产生的现象（如果这两个现象不是原因的话）。
第一个现象是电视搞笑频道提示观众何时该笑（如果挤眉弄眼和夸大其词都不奏效的话），电视台还需要使广告针对那些最无知、最容易轻信、心理上最没有安全感的人。怀疑和评论类节目已被电视台严厉地删掉了，要是这类节目出现在电视上，电视节目就再也无法成为一种令人满意的愚蠢工具了。
第二个现象是公立中学的垮台，玩忽职守的学校管理者最后一次被见到是什么时候？
这两个现象是导致我们的智力和文化出现困境的主要原因，对此大家似乎已经取得了广泛的共识。芭芭拉·艾伦莱彻简明扼要地总结了“几十位电视评论员”的发现，然后指出“由于电视与‘艾波卡特中心’式教育10结合在了一起，美国的文化已经私有化、粉碎化，并也许不可逆转地白痴化了。”即便一些人对智力和文化出现困境的确切原因持有不同的见解，但有一件事情很清楚：愚蠢的一个小代价，是美国的经济实力转移到了日本；而一个大代价，是彻底摧毁了美国的舒适、差异化、复杂和魅力，这是一个国家适于定居的要素。
使这种愚蠢加剧的，是近年来技术的迅速复杂化。当今的美国可以被定义为一个巨大的堆积物，在里头，并不特别敏锐、专注的人们被迫操作一种特别复杂的技术，而其他所有事情都是平等的，总是胜过别的国家。难怪美国四处都潜伏着谬误和尴尬，难怪掩饰和自夸（也就是恶俗）变成了最受喜爱的国家风格。今天的一个标准景观，是一位焦虑的年轻人要求别人给他 5 分钟时间完成一笔简单的零售交易。他要花这么长的时间，是为了满足那台怪物一样嗡嗡作响、时而呼啸时而哼唱的机器的要求，这台机器既是点钞机、当前库存账目、发票开票机，又能防止雇员偷盗，令雇员自重。每一名雇员都是一台机器的跟班，那个茫然困惑、微不足道的年轻职员，不过是面对不断增加的刻度盘和指示灯的飞行员的一个简单版本。那些增加的刻度盘和指示灯往往根本就用不上，飞行员只好偷偷切断它们的电源，以免工作变得太复杂，自己无法胜任。
这一切自然会造成过度弥补，这常常又导致了某种形式的恶俗。大多数人经历的真实的美国生活是如此地枯燥乏味、单调、胸无大志，远离了过去的传统，又难以跟欧洲文化产生共鸣，所以需要被“提升”，并被加工成某种美好的东西。恶俗于是成为全民空虚和迟钝的一种可以理解的表现，并且，其形式至少能代表美国人对卓越和价值的幻想。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城镇没有一家值得光顾的餐馆，那么，与现有的餐馆老板合作玩一场恶俗的游戏，对当地人而言也算一种安慰吧？这个游戏其实就是笨拙地模仿正宗的餐馆：正儿八经地对待华而不实、狗屁不通的菜单，冒牌的法国菜，以及像芭蕾舞表演一样的酒水服务。因为要表现恶俗，就得有两个演员，一个充当表演者，另一个充当观众，两个人必须共同致力于颠覆真实的阴谋；如果一个城镇没有美，没有个性，没有魅力，居民都是财迷、市侩和自满的乡巴佬，那他们跟当地装腔作势的“艺术画廊”兼礼品店合作，得到一些丑陋的、批量生产的雕塑仿制品，弄得好像它们是真的“艺术品”，这也算一种安慰吧。
恐怕没有必要在这里指出，并非美国的一切都是糟糕或恶俗的。一些品味存活了下来，足以将穆罕默德·阿里之流赶出视线之外，不让他在公众面前说话11；这些品味也足以让一些人认识到（尽管含蓄而无声）越南战争是一件丢脸的事。美国的有些东西的确不错，甚至非常好，比如《麦卡-沃尔特法案》12一类愚蠢行为出现之前开放的边境；此外，只要美国公民是自由的这一说法仍然成立，他们仍然可以被邀请去周游世界；再加上《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话，你就拥有一大堆让人羡慕的价值观了，几乎值得你为它们去死。外交官兼学者乔治·f·凯南13了解这一点，尽管他在新作《生活速描》（sketches from a life）中给了美国一个糟糕的评价。他在书中承认，像“萧瑟暗淡”这样的词能最好地描述他今天看到的祖国。他解释道：“读者可能会以为我只看到了丑陋、庸俗和堕落”，但他总结道，是单纯的喜爱之情使他的目光停留在这些污迹上，“我如果对这个地方没有属于自己的一种热爱，那它表面上的这些瑕疵就不会如此有力地击中我……”
一年中总有那么一天，美国接受到的只有赞美，那一天就是 7 月 4 日。在其他时候，希望美国变好的人们就要全力以赴地将美好与糟糕，尤其是与恶俗区分开来。 恶俗的未来
恶俗的未来浩瀚无边，类似 1879 年马修·阿诺德1所说的诗歌的未来。他当然是错的，但如果我们以为只要痛扁一顿恶俗的人或列出他们的名字，就可以妨碍恶俗的进程，那我们就错得更离谱了。新一任呆滞女神已经坐到马鞍上了，她的仆人“贪婪”、“无知”和“炫耀”也已随侍左右。简单地说，恶俗已经远远地走在了前面，任何力量都休想一下子让它慢下来。
即便我们炸毁师范学院；将航空业国有化；将大学要求的平均成绩恢复为c（一般），而不是现在的b（良好）；在高中重新开设拉丁语课程；不再出于贬低的目的，称儿童为“小家伙”、称警察为“条子”；取消校际体育比赛；抑制国民自吹自擂的冲动；提高资本利得税；教会一代人嘲笑广告，并对占星术嗤之以鼻；建造不会坍塌的桥梁；远离外层空间；让有教养的人知道，评论是他们的主要职责；有品味地熟练地说、写英语及其他语言；召集无家可归的人组建一支新的国民卫队；拍摄有智慧的电影；在海军中制定更高的勇气标准和纪律标准；创办几家成熟老练的全国性报纸；当餐馆经理过来问晚饭吃得好不好时，让恶俗餐馆的食客有勇气说“不好”；丢弃沾沾自喜的“冷战”精神病残留的一切心态；改善公共标识的措辞、提高公共雕塑的品味；让有艺术才华的人设计邮票和硬币；将公共电视台变成与任何商业都没有瓜葛的媒体。
但这一切都不大可能实现，所以唯一的办法还是嘲笑恶俗。如果连这个也不做的话，那你就只能哭了。
1?functionally illiterate，联合国于 1965 年在德黑兰一次国际会议上提出的概念，指的是受过一定的传统教育，会基本的读、写、算，却不能识别现代信息符号及图表，无法利用现代化生活设施的人。——编者注
2?jonathan kozol（1936—），美国作家、教育家、行动主义者，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编者注
3?christophersch（1932—1994），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社会评论家。——编者注
4?e﹒d﹒hirsch（1928—），美国教育家、解释学家。——编者注
5?michael milken（1946—），20 世纪 80 年代驰骋华尔街的“垃圾债券大王”，j﹒p﹒摩根之后美国金融界最有影响力的风云人物，后因 6 项重罪指控被判 10 年监禁，赔偿和罚款 11 亿美元，并被永远逐出华尔街，不得再从事证券业。——编者注
6?ivan boesky（1937—），因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一起华尔街内部交易丑闻而出名的美国股票交易员。——编者注
7?joseph smith jr.（1805—1844），摩门教创始人。——编者注
8?上面的内容经约瑟夫·史密斯翻译后，就成为摩门教的教会正典《摩门经》。——编者注
9?1978 年 11 月 18 日，美国 912 名基督教人民圣殿派教徒追随教主吉姆·琼斯死在偏远南美丛林英属圭亚那所谓的“琼斯城“。其中一些成员是被枪杀的，一些被强迫喝了毒药，大多数人服毒自杀。——编者注
10?艾波卡特中心也称为高科技馆，教育性比较强，有较多科教的部分。——编者注
11?美国拳击手穆罕默德·阿里诙谐幽默，喜欢用语言和诗来愚弄对手。——编者注
12?arran-walter act，即 1952 年修订的《移民与国籍法》，该法规要求不仅对移民，对访美人士也要进行严格的意识形态检查。——编者注
13?george f. kennan（1904—2005），美国外交家、历史学家、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冷战”时代的顶级战略家。——编者注
致 谢
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人的鼓励和帮助，在此向以下人士表示由衷的感谢：玛西·贝林格（marcy behringer）、泰利·多尔蒂（terry doherty）、贝蒂·卡罗尔·弗洛伊德（betty carol floyd）、塔基·福塞尔（tucky fussell）、萨缪尔·威尔逊·福塞尔（samuel wilson fussell）、詹妮弗·赫尔曼（jennifer herman）、f﹒j﹒罗根（f﹒j﹒logan）、杰克·林奇（jack lynch）、谢尔登·迈耶（sheldon meyer）、约翰·斯坎伦（john scan）、詹姆斯·西尔伯曼（james silberman）和克里斯汀·范·奥格特鲁普（kristin van ogtrop）；感谢我值得称赞、令人愉快的研究助手朱迪丝·帕斯科（judith pascoe）和凯伊·惠特尔（kay whittle）；还有许多人的著作给了我非常重要的帮助：唐·莱塞姆的《最糟糕的一切》，尽管它关注的是糟糕而不是恶俗；理查德·伯耶（richard boyer）和大卫·萨瓦乔（david savageau）的《地区估评年鉴》（ces rated almanac）；文森·史坦顿（vince staten）的《未经授权的美国》（unauthorized america）；乔治·图默的《美国的种种极端》（american extremes）。最后，我要再一次并永远感谢我的妻子哈丽雅特·贝林格（harriette behringer）的陪伴。
出版后记
《恶俗》是美国作家保罗·福塞尔继《格调》之后的又一本社会批评力作，从关注的层面和写作风格看，《恶俗》都称得上是《格调》的姐妹篇。本书虽然初版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但对今天的美国、今天的中国，对今天世界上许多国家而言，都还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这本书的修订工作，主要是在旧版译稿基础上，一句句对照英文原书，修正翻译错误，规范人名、地名、物品等的译法，并在需要加以注释的地方加了脚注，以便于读者理解作者的本意，尽可能地将本书刻骨又诙谐的讽刺挖苦、毫不留情的揭露批判等种种精彩传达给读者。作者惯于引经据典，涉及的话题又包罗万象，还采用了很多暗喻、暗讽的手法，虽然已尽力避免，但因知识水平有限，难免会有疏漏，读者若发现某处译文不恰当或有更好的译法，欢迎随时向我们指出，我们会在重印时加以修正。
这本书所讨论的，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而是人类生活中的种种现象，当然，这也许才是真正重要的。对人类生活的观察、研究和思考所产生的著作，几千年来早已汗牛充栋了，本书不过是大海中一粒小小的水滴。作为出版者，我们只希望带给大家一些非主流的声音，和一个严肃的思考者对人类生活的思考。
作者认为，这是一个恶俗大爆炸的时代。如果按作者对恶俗的定义，在今天的中国，我们看到的恶俗丝毫不少于作者笔下的美国。
在以经济发展为纲、主流价值观趋向实用功利的这个国家，人们对体面生活、社会地位和成功的追求，或许已经使我们太过疲惫了，在疲于奔命的工作之余，就很容易选择相对轻松的感官娱乐方式，比如吃、玩、娱乐节目、八卦新闻等等；并学习相对实用的技能，比如成功学；我们不想费神去思考严肃的东西，更不懂得应该警惕网络、电视等媒体给我们灌输的价值观。并且，在经济相对富裕以后，我们已经迫不及待地需要通过外在的方式，来展现自己的品味了。于是，伴随着对浮华的表面事物的追求，对表象而非内在的重视，服装、化妆品等装饰性行业和娱乐业都兴旺发达起来，包装成为许多行业的制胜法宝，伪饰、做作、炫耀、浅薄大行其道。于是，许多事物的表象与实质渐行渐远，也就为恶俗创造了土壤。你看看那些标榜“豪华”、“奢侈”的房产广告，装修堂皇、菜肴却极其一般甚至偷工减料的高档餐馆，或煽情或励志的电视综艺节目……哪一样不恶俗？
也许有人会觉得作者的措辞太过尖锐刺耳，但尖锐刺耳不等于没有真知，包容也不意味着就要接受恶俗和愚蠢。并且，对善于伪装的恶俗而言，也许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淋漓尽致地揭露其虚伪做作的真面目。
这本书可以用来消遣，精彩绝妙的讽刺挖苦能让人拍手称快；也可以用来学习，作者对一些现象的描述和剖析非常准确，常给人豁然开朗之感；还可以当参考资料用，你肯定会在书中看到你熟悉的许多人和事，从而学会在这个喧嚣的社会中看清真相，这样才能更理性地思考、更清醒地生活。
福塞尔早已看透了这个恶俗的世界，并早早预言，这样的世界还将持续很多年。在睿智、犀利、风趣的福塞尔离开之后，这个世界还真的那么恶俗吗？这种恶俗真的无可救药吗？这就需要我们擦亮眼睛，并保持警惕了。
最后，感谢石涛老师为本书新版所做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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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2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