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
作者序
毛泽东是近代最后一位伟大的领导者。他从一个农家子弟，获得神秘的幸运之神的帮助，以坚强的毅力，不屈不挠地攀登着，终于成为一个大国的统治者。他的故事是一段不朽的历史。可以说，像毛泽东这样一个统治人类四分之一人口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的伟人，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他为中国创造了全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并留下了一批理论著作和评注文章，也留下了一小部分很杰出的诗词，其中很多是在马背上吟诵而成的—本书引录或节引了许多。他为自己规定的使命是把统治中国人民许多世纪的腐败、衰落、无能的帝制引入现代化—这个使命他无法完成。作为一个小省城的小学校长，到1920年毛确信只有共产主义才是使中国达到社会公正和经济发展的唯一可行的便捷途径。
因而他扮演了中国的列宁和凯沫尔·阿塔图克—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还有斯大林—的角色。列宁在1917年以后只执掌了短短9年的开创性权力，而毛在历经30年奋战建立了一个共产党国家后，又执掌权力近30年之久，并力图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挑战与其说是来自反共人士，不如说是来自共产党内的对手和竞争者。毛的许多精力花在了同那些与他的基本思想相同的同志的不必要的斗争上。
也许这是由于他个性中的某种不安全感造成的，一些解释说是缘于他少年时期的经历。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反抗他的父亲，显示他的独立性，这在那个社会是骇人听闻的。作为家中4个孩子中的长子，他早年的生活并不轻松。他所捍卫的独立，他一心一意地追求了70年之久的个人启蒙和政治权力，有许多缘于那些早年经历。
但他的个人生活付出了代价，他不仅不能为其先后3个妻子提供任何真正物质的保证，而且似乎也未能承担感情上的责任。对他那许多孩子，他没有给予适当的保护，也没有给予传统的做父亲应给予的关怀。
由于他自己从事危险的事业，他的家庭不得不退居第二位，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他毁灭了自己的家庭。他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他的堂弟和他的第一个妻子—更不要说他的众多关系密切的校友—都被杀害了，常常是在残酷的环境下，在共产党与其对手的内战中牺牲了。他的长子死在朝鲜战争中，他的第二个妻子和次子得了精神病，而他的第三个妻子、两个女儿和侄子则在他死后不久很快就失宠了，原因是他们进行了恐怕应该说是为了毛本人的政治活动。
令人惊奇的是毛本人活得那么长，幸运偏袒着他的生命与事业。1927年他死里逃生，在内战的一次战役中站在他旁边的士兵被打死了，他却幸免于难。在1935年史诗般的长征途中，幸运之神一直陪伴着他。他率领部队爬雪山，过草地，渡急流，通过充满敌意的少数民族部落地区，跋涉25000里到达了延安的避难所。
在若干年里，我们将难以知道中国人自己对毛的真实看法。
一方面，他是平等和社会正义的旗手，“大跃进”和“文化革命”的创造者，中国社会被压迫者的斗士。另一方面，他又是离不开社会的发明者，他坚持搞不停顿的、剧烈的运动，这种运动对许多人来说都是精疲力竭的和可怕的—特别是对技术人员和中产阶级来说更是如此。毛自己承认在1949年以后他引进共产主义的过程中，死了成千上万的人，而敌对的外国估计数字高达5000万人。作为国父式的人物，今后一段时间内，他不会得到公正的评价。
林彪是他终生的信徒，但在其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内又转而反对他。林彪当面说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天才”，但林的儿子背后在其父母和亲信面前又称毛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在中国以外，毛的声誉同样也是相互矛盾的。对许多海外华人来说，毛是个英雄，他使中国站起来反抗外国的压迫，特别是西方和俄国的压力。
毛是公然反对斯大林的共产党人，又是斯大林的后继者，他想发展新的具有现代色彩的恰到好处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还是在白种人的西方以外以毫不动摇的自信心面对西方的第一位领导人。在西方面前，他没有丝毫的自卑感，反而向西方作者宣传经过修正和调整的西方理论，同时又适当地糅进了一些原始的道教思想和中国的常理。
斯大林嘲笑毛是一个“人造黄油式的马克思主义者”，赫鲁晓夫扔给毛一顶“小资产阶级”的帽子。但毛还是引起了一些欧洲共产主义者的关注。一个东德哲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宣称：“赫鲁晓夫只是个经济上的实用主义者，而毛却是个思想家。”另一个人则说：“我们需要思想，今天我们只能从毛那儿……而不是从赫鲁晓夫那儿得到它。”
中国的情况使一些外国共产党人很难欣赏毛。卡斯特罗曾谴责毛是一个“荒唐可笑的凡夫俗子”，而他的党居然还把他奉为“尊神”；同时智利诗人巴布诺·聂鲁达则批评说：“毛泽东成了脱离人民的活佛，他通过宗教法庭按他自己的方式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事件。”
但在第三世界不那么西方化的地方，在亚洲和非洲，毛更多地被称为英雄。当毛在“文化大革命”中竭尽最后力量要改造中国人时，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评论说：“如果毛失败了，那将是伟大革命时代的终结。”
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在谈到毛的去世时说，“像毛泽东这样的人百年不遇，也许是千年不遇。他们占据着舞台，以神的启示来书写历史。”毛是“一座奥林匹斯山”，他“使历史为之萎缩”，他是“世界为之震惊的辉煌的新秩序的最杰出的建筑师”。甚至保守的英国人蒙哥马利勋爵也评判毛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伟人，是凡人时代最不平凡的人”。
然而归根结底，毛仍摆脱不了他的农民习性，他节俭得近于吝啬。穿的衣服有补丁，睡一张既没有弹簧也没有垫子的宽大木床，住着朴素的寓所，吃的也是粗茶淡饭。
毛的悲剧在于，他最终未能在中国推行他想要进行的所有改革—他低估了阻力。本书将展示他的那些思想是如何形成的，他如何为此而奋斗—既反对敌人也反对朋友—以及他最后是怎样失败的。
第一部 引弓待发
1属蛇的孩子（1893~1910）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生于华中一个叫韶山冲的小村子里，此时还是19世纪光绪皇帝统治的时期。按阴历算，这一年叫蛇年，如果他的父母向算卦人求教的话，算卦人会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将具有蛇的禀性：灵活、狡黠、生存能力强。当时的算命人一般会这样解释：属蛇的人“在保护自己时，反应强烈，凶狠恶毒；在躲避和击败敌人时，身手敏捷；喜欢黑夜”。
>> 毛泽东出生在其父母的卧室里
毛出身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毛顺生（1870~1920）精力充沛、性子暴烈。相反，毛的祖父生性懦弱，也不会经营，为维持生计被迫出卖田地—毛童年时，他祖父还活着。毛的父亲16岁就离家出去做工，赚钱贴补家用。毛后来回忆说：“我父亲原是一个贫农，年轻的时候，因为负债过多而只好去当兵。他当了好多年的兵。后来，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做小生意和别的营生，克勤克俭，积攒下一点钱，买回了他的地。”
另有一次，毛回忆说：“我父亲曾经认为，如果一个人不能照料自己，他就会受到老天的惩罚。我母亲不同意他的看法。我父亲死时，有很少一些人来参加他的葬礼，而我母亲死时，却有许多人来送葬。”毛75岁时曾经很坦率地对一些红卫兵说，他父亲不好。要是他今天还活着的话，他也要坐“喷气式”（“喷气式”是红卫兵在“文革”时期所施行的一种很痛苦的惩罚措施：弯腰低头，胳膊反剪在背后，高高举起）。但是他并不完全无知。“我父亲读过两年书，”毛回忆说，“认识一些字，足够记账之用。”毛继承了他父亲那倔强的个性。
>>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母亲文其美（文素勤）
毛的母亲叫文其美（1867~1919），是湘乡县唐家圫人。她性情完全不一样，善良、敦厚，长着一副中国妇女所羡慕的梨子型脸盘。毛长得更像他母亲，而不像他父亲。“母亲完全不识字。”毛后来回忆说。但她在村里很受尊敬，按照毛的传记作者的话说，她“心地善良”，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她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也很相信各种地方迷信。
半瓦半茅的房子从中分开，毛家住一半，另一半住的一家姓周。房子前面有一个池塘，据说毛第一次游泳就在这池塘里。
毛家还有一个牛棚，一个猪圈，一个谷仓和一个小磨房。韶山坐落在狭长的谷地里，地势蜿蜒起伏，住着300来户人家，许多人都姓毛，毛姓是当地最大的姓。该村的全名叫“韶山冲”，即“美丽和平之山冲”，当地流传着这么一首歌谣：
韶山冲来冲连冲，十户人家九户穷；有女莫嫁韶山冲，红薯柴棍度一生。农民头上三把刀，税多、租重、利息高；农民眼前三条路，逃荒、讨米、坐监牢。
韶山冲坐落在群山之中，树木葱茏，翠竹青青，离市镇湘潭约有100里路，但毛在童年时代从未去过湘潭。毛在韶山冲度过的童年生活是平静、贫穷而闭塞的，他所知道的只有他家族和邻居的人情琐事。
湖南省有3，000万人口，在历史上落后而闭塞，脱离于国家世事沧桑之外。但在毛的时代，湖南不仅因为贸易和交通而变得重要起来，与外界的联系得到了改善，而且已经在知识上领导中国，自然而然地成为变革的中心。在过去两个世纪，湖南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王夫之，已经因为重新解释儒家学说而声誉鹊起。他们强调人类社会和政治制度要根据新的时代的需要进行演变，必须对法律的产生进行科学的探讨。部分是由于他们的影响，19世纪的湖南成为引进现代教育和工业的先锋，成为妇女解放的先驱。这就是毛的诞生之地的知识环境和氛围，他自己就很喜欢引用一句很流行的话：如果把中国比作德意志，那么湖南就是普鲁士。
四分之一世纪之后，毛描述了横跨湘江的他的湖南家乡的情景：“住在这江上和他邻近的民族，浑浑噩噩。世界上事情，很少懂得。他们没有有组织的社会，人人自营散处。只知有最狭的一己，和最短的一时，共同生活，久远观念，多半未曾梦见。他们的政治，没有合议和彻底的解决，只知道私争……他们中也有一些有用人材，在各国各地方学好了学问和艺术。但没有给他们用武的余地，闭锁一个洞庭湖，将他们轻轻挡住。
毛出生在一个充满巨大潜力的国家，后来他在对自己的共产党伙伴演讲时说：“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它的领土和整个欧洲面积差不多相等。在这个广大的领土之上，有广大的肥田沃地，给我们以衣食之源；有纵横全国的大小山脉，给我们生长了广大的森林，贮藏了丰富的矿产；有很多的江河湖泽，给我们以舟楫和灌溉之利；有很长的海岸线，给我们以交通海外各民族的方便。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
但是到了毛的时代，中国已沦为“东亚病夫”，成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毛说：“经济落后，文化也落后，又不讲卫生，打球也不行，游水也不行，女人是小脚，男人留辫子，还有太监，中国的月亮也不那么好，外国的月亮总是比较清爽一点……”
>> 毛家当时居住的半瓦半茅的房子
>> 毛泽东故居—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上屋场
在毛出生前后几十年，列强给他的国家带来了耻辱。毛在一次演说中说：
用战争打败了中国之后，帝国主义列强不但占领了中国周围的许多原由中国保护的国家，而且抢去了或“租借”去了中国的一部分领土。例如日本占领了台湾和澎湖列岛，“租借”了旅顺，英国占领了香港，法国“租借”了广州湾。〔4〕
最糟糕的是中国人民不能组织起来以应付各种挑战。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毛抱怨说：
原来我国人只知道各营最不合算最没出息的私利，做商的不知设立公司，做工的不知设立工党，做学问的只知闭门造车的老办法，不知同共〈共同〉的研究。大规模有组织的事业，我国人简直不能过问。政治的办不好，不消说。邮政和盐务有点成绩，就是倚靠了洋人。海禁开了这么久，还没有一头走欧州〈洲〉的小船。全国惟一的“招商局”和“汉冶萍”，还是每年亏本，亏本不了，就招入外股。凡是被外人管理的铁路，清洁、设备、用人，都要好些。铁路一被交通部管理，便要糟糕，坐京汉，津浦，武长，过身的人，没有不嗤着鼻子咬着牙齿的！其余像学校办不好，自治办不好，乃至一个家庭也办不好，一个身子也办不好，“一丘之貉”“千篇一律”的是如此。
毛的祖国就是这样腐败，毛后来为消除这种腐败而献身。
毛在韶山冲头三年的生活虽然说不上很奢华，但至少是很温暖的，因为他得到母亲深切的、全身心的爱抚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他3岁时，又有了一个弟弟毛泽民（1896~1943），从此毛就进入了竞争的世界。1958年他对自己的同事说：“每一个人都有忧患与欢乐。学生们怕考试，儿童怕父母有偏爱。8岁的毛在中国的家族制度中的地位无疑“上升”了，他得在家里负起小责任，尽一些小义务，以补偿由于有了弟弟而突然失去的母亲以前所给予他的那一部分爱与关心。但他可能还太小了，不懂得这种补偿的好处，因而由于有这种失落感而受到了较深的伤害。
与此同时，家业开始发达，毛的父亲逐渐成为“富农”。毛后来回忆说：“这时我家有15亩田地，成了中农，靠此每年可以收60担谷。一家5口一年共吃35担—即每人7担左右—这样每年还有25担剩余。我的父亲利用这些剩余，又积蓄了一点资本，后来又买了7亩地，这样我家就有‘富’农的地位了。那时候我家每年可以收84担谷。
最后，毛的父亲做起了贩运谷物和生猪的生意。
“我父亲还是一个中农的时候，就开始做贩运谷子的生意，赚了一些钱。他成了‘富’农之后，就用大部分时间做这个生意了。他雇了一个长工，还叫孩子们和妻子都到地里干活……我父亲做生意并没有开铺子，他只是从贫苦农民那里把谷子买下来，然后运到城里卖给商人，在那里得到个高一些的价钱。在冬天碾谷的时候，他便多雇一个短工干活，那时我家就有7口人吃饭。毛6岁时，义和团（韶山还不知道，因为没有报纸）正在围攻北京的外国使馆。毛的父亲开始要他放牛，干农活。两年后毛8岁了，他开始在韶山的小学堂里念书，一直读到13岁，但家里的活他还得干。“早晚我到地里干活。白天我读孔子的《论语》和《四书》。”(1)
>> 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
毛刚识了几个字，他的父亲就要他给家里记账。“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毛后来回忆说，他“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
毛的母亲教她的孩子要信佛，他解释说：“我们都因为父亲不信佛而感到伤心。”8岁时，“曾经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我父亲不信佛的问题，从那以后我们好几次想把他转变过来”。毛当然对宗教更是抱怀疑态度，因而“我母亲……责备我不热心拜佛。
毛把午饭带到学校去吃。但有一段时间，他晚上放学回来，总是喊饿，吃得特别多。他母亲很奇怪，问他：“你晚上怎么吃得这么多？是不是午饭不够吃？”
毛告诉母亲说：“在我们班来了一个新同学，家里穷，没饭带，我就把自己的饭菜分一半给他。”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母亲赞扬他，以后总是让他带两个人的饭去。
《四书》《五经》引不起毛的兴趣，虽然他背书很在行。“我的国文教员是主张严格对待学生的。他态度粗暴严厉，常常打学生，因为这个缘故，我10岁的时候曾经逃过学。”
他又不敢回家，怕挨父亲的打，在外面乱跑了三天，终于被家里的人找到了。但出乎他意料之外，他受到了温和的对待，“我父亲比以前稍微体谅了一些，老师态度也比较温和一些。我的抗议行动的效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这次‘罢课’胜利了。
1905年毛12岁，他又有了第二个弟弟毛泽覃（1905~1935），这个弟弟受到了父亲的溺爱。12个月后，毛的父母又领养了一个女孩，她本是毛的堂妹，名叫毛泽建，或毛泽红（1906~1930）。大约在这个时候，毛的年迈的祖父去世了，因而毛在家庭中也就有了一定的地位。第二年毛13岁，他离开了小学堂，整天在地里干活，为父亲记账。他种菜、锄草、放牛、喂猪，什么活都干，50年代他住宅的墙上还挂着金属刷，据说他曾用这把刷子为牛刷洗。
但毛的父亲对毛的劳动不满意，“他性情暴躁，”毛回忆说，“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给我们吃的又是最差的。他每月十五对雇工们特别开恩，给他们鸡蛋下饭吃，可是从来没有肉。对于我，他不给蛋也不给肉。”
相反，他的母亲“心地善良”，“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她可怜穷人，他们在荒年前来讨饭的时候，她常常给他们饭吃。但是，如果我父亲在场，她就不能这样做了。我父亲是不赞成施舍的。我家为了这事多次发生过争吵。”
>> 毛泽东的小弟毛泽覃
>> 毛泽东的堂妹毛泽建
后来毛确实用政治术语来分析他家的形势。他说，他家分成两“党”。一党是他父亲，是“执政党”，毛和他母亲、弟弟组成了“反对党”，“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但在这个“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也有分歧。毛的母亲特别反对直接打击或公开的感情流露，主张讲究斗争策略，不要施加太强硬的压力。
毛的母亲也反对毛的激进主义。毛后来在回忆一些哥老会成员抢了他们家囤积的粮食的情形时说，抢得好！人家没有米嘛！但我的母亲不同意我的观点。也可能他们没有偷毛所珍爱的书籍，否则他也不会这样宽容。
>> 毛泽东当时的还书便条和《盛世危言》
他后来说他在小学堂里没有学到什么有用的知识，如地理、历史或科学都没学到，他收获最大、享受最多的是读旧小说—特别是那些“关于造反的故事”，如14世纪的《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他的老师讨厌这些“禁书”、“坏书”，但毛在学校里还是照样看个不停。“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正经书遮住……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毛常常在深夜里把屋子的窗户遮起，好使他父亲看不见灯光，这样他就可以看书了。
这一时期对他产生巨大影响的一本书是《盛世危言》。这本书讲的是一个在日本受过训练的中国商人强烈地呼吁给私人企业以更大的发展自由，要通过引进西方技术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本书确实对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甚至跑去找本地的一个学法律的学生，和他一起学习，以获取更多的教益。稍后，他又在村里从师一个叫毛钟楚的老先生，学习经书古籍。毛钟楚在官方的科举考试中考中最低的学位“秀才”。
毛的父亲不仅对经书很推崇，甚至希望毛能尽快掌握它们，尤其是在一次打官司时，由于他的对手在法庭上能恰当地引经据典从而使他败诉之后，就更是这样了。与此同时，老头儿继续聚财，这笔财产在那个村子里已被认为是笔大财了。他不再买进土地，而是典进了许多别人的地。他的资本增加到约300美元。(2)
毛13岁时和他父亲发生了两次严重的冲突。一次他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毛当众和他吵了起来并离开了家。“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激怒了我。我骂了他，就离开了家。母亲追上前来，竭力劝我回去。”
毛的父亲也赶来，一边骂一边命令他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旁边，”毛回忆道，“恫吓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下去。”这样他父亲停住了，双方达成了妥协。“父亲坚持要我磕头认罪。我表示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跪一条腿磕头。”按照毛最要好的同学的说法，毛两次对他的父亲磕头认罪，一次是在众多客人之前，另一次则是在他们走了之后，他母亲又把他带到父亲跟前，要他磕头，但毛只跪一条腿，他母亲双手压住他肩膀，要他跪两条腿。
“战争这样结束了，”毛后来评论说，“我从这件事认识到，我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仍然温顺驯服，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我学会了恨他……”对中国人来说，这是反抗自己父亲的一个很突出的故事，这个故事选自1936年毛对埃德加·斯诺简述的自传的中文本。
毛13岁那年发生的另一件事也是个人私事。按照中国的传统，毛的父母在他13岁那年给他“娶”了一个19岁的女子，名叫杨翠花。这桩“婚姻”可能是在一个火柴商人的帮助下安排的，其目的在于促进毛家的农业经济。毛的父亲可以把这个女孩当雇工使用而不付钱，同时，这个女孩的出现可以使毛家传宗接代，养育潜在的劳动力，尽快地派上用场。
但毛背叛社会传统，反对这桩婚事。毛后来在谈到自己的早年生活时说：“我14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20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后来也没有。我并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这时也许并没有想到她。据说这个女子最终也没有和别人结婚。
毛13岁时，长得和他父亲一样高大，每天能够挑一副沉重的粪桶往田里送好几趟肥。毛养成了带书到田里的习惯，这样，他随时都可以跑到古墓后的大树下读那些英雄传奇和造反的故事。他的父亲总是抱怨看不见他的影子，最后当场抓住了他，手里拿着书，两只空桶放在他身边。
“你是不是成心不想干活？”他父亲问。
“不，爹，”毛回答说，“我只是歇会儿。”
“今天一早你还一担都没挑呢！”
“谁说没挑，”毛抗议道，“从天亮起我已经挑了好几担了。”
“到底几担？”他父亲问。
“至少也有五六担吧！”毛说。
“半天才挑五六担！你以为干那么点活，我就得白养着你吗？”
“那你说你半天能挑几担？”
“20担，”他父亲回答，“起码也得15担。”
“从家里到田头有不少路程呢。”
“那你的意思是不是我该把家建在田埂边，你就省心了？！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还不是一样干这种活。我看你一点也不关心这个家。你说我们该怎么过日子？你生得倒安稳，好像没事人似的。你知不知道感恩图报？耗费时间读这些破书，有什么用？你不是三岁小孩了，要想吃饭，就得干活！”
“够了，”毛说，“你老是唠叨个没完。”
这事发生在上午，吵完之后他们回家吃午饭。但下午五点钟时，毛又不见了。他父亲现在知道到哪里去找他。他径直走到古墓那里，看到儿子像上午一样坐在那儿，手拿着书，身边放着空桶，两个人又吵了起来。
“你真的鬼迷心窍，中了这本书的魔了？把你爹的话只当成耳旁风吗？”
“不是，爹，”毛回答说，“我还是听你的，你叫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的意思明白得很，”毛父接着说，“我要你一门心思扑在田里，规规矩矩地干活，别再看这些闲书。”
“我会规规矩矩干活的，”毛回答说，“但我也要看书。我保证先干活，后看书，田里的活干完后，总可以干点自己的事吧。看你还有什么话说，只要做完了田里的那份活，你就不用管我看自己的书了。”
“可是，小子，”毛父反驳道，“你才挑了几担就躲到这儿来看书？”
“来看书之前，”毛坚持道，“你要我干的我都完成了。”
“完成什么了？”
“吃过午饭后，”毛说，“我已经挑了15担肥。要是不信，自己到田里数数去，搞清楚了你再来。现在你还是让我清静一点吧，我要看书了。”
毛的父亲很吃惊：一个下午挑了15担肥可是很重的活，那我还有什么话说呢。他走到田里，仔细数了数，真有15担。他儿子没撒谎。此后这个孩子继续在他那隐秘的地方读他的传奇小说，他知道如果他干完了他父亲规定的任务，他父亲就不会干涉他了。
毛的父亲决定送他到湘潭的米店学徒，他和这家米店有些联系，毛也同意了。但就在此时他听到他的文家表兄说，在他母亲的家乡湘乡县办了一所新学校，这所新学校教授西方的“新学”，教学方法也是很“激进”的，那里不太注重经书。毛此时在地方小学堂受到一个“激进”的反佛教先生的影响，这位先生号召人们去除神佛，把庙宇改成学堂。
他还读到一本谈到列强瓜分中国的小册子。30年后毛回忆说：“我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头一句话是：‘呜呼，中国其将亡矣！’这本书谈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谈到了缅甸、越南等地的主权的丧失。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切导致毛去寻求更多的现代知识。
但他没有钱上学，大多数人都认为他已15岁了，早过了上小学的年龄，当毛最终决定和他的父亲谈他不想去米铺当学徒而想去上学时，他遭到父亲的一顿嘲弄。
“真是白日做梦太荒唐，”他父亲咆哮道，“你这么个牛高马大的人能和小娃娃坐在一起念书吗？你都是在发疯。”
毛决定自己想办法。他不顾父亲的反对，请每一个亲戚朋友借给他一点钱，而他父亲一点也不知晓。当他弄到了足够的钱时，一天晚上他在饭桌上宣布说：
“我决定上东山学堂念书去，三天后我就走。”
“你是不是得了奖学金，可以不交学费？”他父亲嘲弄道，“要不就是你今早中了头彩。”
“钱的问题你不用操心，”毛平静地回答，“不要你破费一文钱。”
毛的父亲离开了饭桌，点燃了一锅烟，几分钟后又回来问：“你弄到奖学金了吗？我不付钱你怎么能进学堂？我知道上学的人都得交学费、伙食费和房钱，贵得很。王家小儿子想念书想了好几年，也没念成。唉，学堂的门不是可以说进就进的。只有财主老爷家的人才进得去，我们这样的人家那是没有指望的。”
“你不用操那份心，”毛诡秘地一笑，“反正不要你破费，就这么回事。”
他父亲反驳道：“事情可不像你想的那样简单。你要是走了，就少了一个人手，谁会帮我们干地里的活计？你说是不用我破费，可你忘了我得要给顶替你的长工发工钱。小子，你心里有数，我出不起工钱呀！”
毛没有想到这一招，一时无言以对。最后他还是被狡黠的父亲难住了。愣了一会儿，他起身去找一个远亲，这个亲戚有帮助年轻人读书的好名声。毛向这位亲戚讲了自己的抱负和具体困难，于是这位亲戚给了他一笔钱。
当天晚上，毛问他父亲：“雇一个长工得多少钱？”
“每月至少1块钱，”他父亲答道，“一年就是12块。”
毛不动声色地把钱递过去说：
“给你12块钱，明天一早我就去东山学堂。”
第二天，天刚破晓，毛就起身收拾自己的行装，一顶蓝布蚊帐，两条很有年头、已洗得发灰、布满补丁的白床单，几件褪了色的长衫。他把这些东西卷成一捆，扎到扁担的一头，另一头则挑着两本小说。
“你不打算跟你爹道别吗？”他母亲问。
“不。”毛回答说。
“要不要再带点东西？”
“不用，”他说，“够了。”
再没多说一句话，也没挥手作别，毛泽东毅然上了路。头也不回。走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在山脚的一棵树下，毛看见一个衣衫簇新的孩子和一个老农坐在地上。他走过去，坐下来，和他们聊了起来。
当他知道这个孩子在湘乡县上小学时，毛急忙向他打听情况。他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个学校有多少学生。第二个问题是他最感紧张的：
“他们都是多大年纪？有没有比你大的？”
接着毛又问老师是不是很严厉，那个孩子告诉他，有一个老师经常用粗手杖打他们。
“那么，你们就任他这样而不想法子对付他吗？”
“你真是，”那个孩子反问道，“又能怎样呢？”
“你们不应该让他把你们打得那样重。”毛说。
“但我们只是小孩子啊，而他是一个大人。”
“但是你们有很多人，他只是一个人，要制止他不会太困难。”
“是的，不过他是一个先生，我们必须尊敬先生，你难道不了解吗？”
“但是当他对你们太凶的时候，”毛问，“你们仍然尊敬他吗？”
“我们都害怕他—所有的同学都怕他，我们连一句反驳的话也不敢说，我们实在没有办法。”
“你们这些小孩简直都是些傻瓜。”毛轻蔑地说。
“你这样嘲笑我们最容易的，可是如果你在我们那种情况你也和我们没有两样。”
“哈哈，我也会这样子？”毛坚定地说，“假定我是你们，我就把他杀掉！
当毛在路上第一次看见东山小学时，他停了一会儿，仔细地打量着，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高大的房子。一条小河环绕着学校而过，小河有一百来尺宽，上面架着一座宽大的白石桥。沿河有一堵高约15尺的坚固石墙，孩子们称之为“长城”。
在这重要的时刻，毛鼓起勇气，朝着第一道大门走去。他慢慢地跨过白石桥，第一个碰到的是看门人。他不让毛进去，因为毛太大了。
“我为什么不能像其他孩子一样进学堂呢？”
在场的一个孩子喊道：“你进大学都够大了！”
另一个孩子叫道：“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上学呢？我们都不是工人呀！”
其他的孩子打量着他的行李卷，发现有两本很破旧的卷了边的小说。
“你总共就带了这两本书来吗？”一个孩子问。
“你知道不知道，”另一个说，“我们不许阅读这一类坏书的。”
“我只恳求你告诉校长，”毛恳求道，“我想找他谈谈。”
“我不敢去打扰校长，”看门人回答说，“你是个傻瓜，而我却不傻！真是胡闹透顶了！”
“要是你们不去通报，”毛大声说，“我就自己去。”
“你敢！”看守人恐吓道。
学生们也都冲着他大声喊叫着，毛挑起行李向门口走着，看门人挡住了他，吼着说：“走开！东山学堂不是疯人院！”
与此同时，一个孩子跑去对校长说：“先生，一个小土匪想进我们学堂……他在打看门人，学生都在帮看门人，但这个土匪又高又壮，非常蛮横，你快去帮我们，先生，快点！”
校长出来察看情况。
“怎么回事？”他问，“这么吵吵嚷嚷的？”
“先生，”看门人指着毛说，“这个傻瓜说他想进我们学堂，并且要见你，他是一个十足的地痞无赖！你见他吗？喏，就是这人！”
毛走向校长，用恭敬的口吻说：“先生，请您准许我在您这里读书。”
“把他带到我办公室来！”校长吩咐看门人。
毛挑起行李，但看门人又拦住他：“你以为是让你挑行李进去吗？把行李放在这儿，随我进去！”
毛不想把行李丢下，怕孩子们会拿走什么东西。
“我想带上行李。”
“你怎么带这样的东西进校长办公室？”看门人吼叫着，“把它放在这儿，谁会对这破东西感兴趣？学校不是疯人院，也不是小偷窝，把东西放这儿，丢了我负责，告诉你，东西被偷了找我！
毛犹豫了一会儿，把行李放在看门人的屋角里，然后跟着他进了校长办公室，学童翻遍了他的行李卷，拿走了那两本宝书。
一进校长办公室，毛又恳求道：“先生，您能准许我在这里读书吗？”
校长不能置信似的打量着他，问他的名字和籍贯。
“多大了？”
“刚刚满15岁，先生。”
“你长得可够大的，看上去至少有十七八。”
“没有，先生，我才15岁零几个月。”
“你在村里念过私塾吗？”
“我跟着王先生念了几年书，能够看懂小说。”
“你看的是什么小说，毛泽东？”
“《三国演义》和《水浒》我都看过很多遍。”
“你读过小学的课本吗？”
“没有，先生，没读过。”
“你能阅读二年级的课本吗？”
“差不多吧，”毛如实回答说，“也有些字不大认得。”
“学过算术吗？”
“没有，先生。”
“你了解多少历史、地理？”
“一点没学过。”
“你写两行正楷字给我看看。”
毛写了几行，字写得歪歪扭扭，又大又难看。他的手更适合干农活，而不是拿笔杆。
校长宣判说：“唔，不行，不能让你上这间学堂，我们没有专为初入学者设的初级班，再说，你的年龄进小学太大了。”
“请您留下我吧，我要读书，”毛恳切地说。
“你跟不上来，那是毫无希望的。”
“让我试试，”毛恳求道，“留下我吧。”
“那不可能，你肯定跟不上班，只会是白白糟踏你的时间。”
“但是我一定拼命用功……”
就在这时，另一个老师听到他们的对话，也走进了校长办公室，毛的恳求打动了他。他建议说，让毛跟班试学五个月。校长最后同意了。就这样，毛进了东山小学堂。
毛交了1400个铜元，作为五个月的膳宿费和学杂费。他父亲也勉强同意了他进这所学堂。因为朋友们对他说，这种先进的教育可以教会他赚更多的钱。
毛被其他学生镇住了。“我以前从没见过这么多孩子聚在一起。”他后来说。他们多数是地主子弟，穿着讲究。有些学生穿绸缎，着轻裘，华衣美服，很少有农民能送孩子到这样的学堂上学，毛与其他学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只有一套像样的短衫裤……许多阔学生因此看不起我。”
毛还成为复杂的地域观念的牺牲品，他们认为他不是湘乡人，把他当做外来者，毛后来说：“我精神上感到很压抑。
然而毛也交了朋友，其中一个萧三，他的另一个名字叫艾米·萧，更为人所知。他是个瘦弱的孩子，比毛小两岁。前额高高的，偏好语言和诗歌，他后来写了一本书叫《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
还有一些很不错的老师，其中一位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他在毛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已剪掉了辫子，回国后，只得戴着假辫子。“很容易看出来他的辫子是假的。”毛回忆说，“大家都笑他，叫他‘假洋鬼子’。”
尽管人们都笑他，但毛从这个“假洋鬼子”那儿学到了许多东西。他教音乐和英语，讲了许多关于日本的事。毛回忆说：“我当时了解到并且感觉到日本的美，也感觉到一些日本的骄傲和强大。”例如他在学怀念日本在1905年日俄战争中战胜俄国的歌曲时就有这种感受。一个受人蔑视的东方民族第一次在正式战争中战胜了一个欧洲强国，日本对沙俄的胜利不仅鼓舞了像中国的毛泽东那样的年轻人，也激励了整个亚洲的青年人。
毛在学校表现不错，尽管他自己说他表现不怎么样。如果老师的课枯燥乏味，他就看小说或打瞌睡—他后来解释说，这是对那些不会用提问和对话引起学生兴趣的老师的一种惩罚。
“我在这个学堂里有了不少进步。”毛回忆说，“教员都喜欢我，尤其是那些教古文的教员，因为我写得一手好古文。”但他承认他心不在古文上。他当时正在读表兄送的两本书（毛很遗憾，他的表兄后来在革命中站到了另一边，反对共产党）。这两本书一本是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另一本讲的是康有为1898年发起的流了产的“戊戌变法”。“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毛回忆说，“直到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那时我还不是一个反对帝制派；说实在的，我认为皇帝像大多数官吏一样都是诚实、善良和聪明的人。他们不过需要康有为帮助他们变法罢了。
一天晚上玩耍之后，毛和萧三随着铃声走进教室，萧手里拿着一本书。
“你那是什么书？”毛问。
“《世界英雄豪杰传》。”
“借给我读一读。”
几天之后毛把书还给萧三，道歉说把书弄脏了。萧打开书一看，发现书上许多地方圈圈点点—特别是那些讲华盛顿、拿破仑、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女皇、惠灵顿、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的章节，圈点更多。
毛后来对萧三感慨地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朝鲜、印度的覆辙……
毛回忆说：“在一篇讲述美国革命的文章里，我第一次听到美国这个国家，里面有这样一句：‘华盛顿8年苦战始获胜利遂建国家……
与此同时，毛还关心中国各地的政治、经济危机。他听说在大饥荒时在省城长沙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抗运动，许多暴动饥民的领袖被砍了头，高挂在树杆上示众。毛的朋友们都在议论这件事，他对政府如此残暴对待起义者表示极大的愤慨。大约在同时，秘密会社哥老会同本地的一个地主发生了冲突。哥老会夺取了他的粮仓；他们的领袖是一个铁匠，后来被砍了头，但他在毛和该省的其他年轻人眼里成了英雄。
一年以后，韶山也闹米荒，穷人要求富户接济他们。毛解释说：“我父亲是一个米商，尽管本乡缺粮，他仍然运出大批粮食到城里去。其中一批被穷苦的村民扣留了，他怒不可遏。”毛并不同情他父亲，“可是我又觉得村民们的方法也不对。
这个孩子确实在实践他的理想。有一次回家过新年，他父亲让他去收猪钱，一个朋友回忆说，在回来的路上，他碰见几个衣衫褴褛的穷人，便马上把收来的钱分给他们。五个月以后，毛由于取得的成绩而被允许留下来。那些偷了他两本小说的孩童们对毛友好起来，并把书还给毛。他们确实是把他当做讲授这些传奇故事的权威，而这又引起了热烈的争论。《三国演义》在毛的心目中占有如此高的地位，以至于他不能容忍人们对它表示非议。历史教员告诉他，这本书很多是历史事实的演绎，但毛在激烈的辩论后也不承认这一点，他跑到校长那儿寻找支持，但校长支持历史教员的观点。所以他向镇长写了一份请愿书，要求撤换校长，但其他学生都不愿在上面签名。
在这种情况下，毛丧失了他最初从老师和同学那儿获得的同情，而按照他一个朋友的记述，这是促使毛决定离开东山学堂的原因。
2守规矩的学生（1911~1915）
当毛决定去大城市上中学时，已快满18岁了。他特别想去离他家约120里的湖南省会—长沙。1911年暑假以后，他请东山小学的一位教员介绍他进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他带着这封宝贵的推荐信和萧三一同步行去长沙。按照毛后来的话说：“当时极其兴奋，一面又担心不让我入学，我几乎不敢希望真能进这所有名的学堂。
他们在湘潭停下，换乘渡船去长沙，萧三说当他们看见“喧闹的城市，街上拥挤的人流”，他们感到“说不出的激动”。出乎毛的意料，他几乎没费什么周折，便顺利地被湘乡中学录取了。
在这里他见到了第一份报纸《民立报》，它是革命运动的喉舌，刊载着反清起义以及孙逸仙在1911年至1912年革命运动前夕政治活动的激动人心的报道。孙逸仙是广州的一农家孩子，他先进教会学校读书，成为基督教徒，后又去香港学医，最后成为共和运动的领袖。毛回忆说：“我激动之下，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堂的墙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思想还有些糊涂。”他仍然强烈地钦佩他在东山学堂读书时知道的政治维新派，所以在他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里提出，孙逸仙当共和国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后来他自己承认说：“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差别。”
帝制政权垂死挣扎，竭力阻止变革潮流，反满情绪在学生中进一步加强了，一群爱国者在湘乡中学相约把辫子剪掉，以蔑视帝制。毛和另一个同学剪掉了辫子，但其他人最后都不守信用，没有剪辫子。
毛回忆说：“我的朋友和我就出其不意强剪他们的辫子，总共有十几个人成了我们剪刀下的牺牲品。”但是毛在这所学校里感到不自在。半个世纪之后毛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我小时候，在中学时，只要一听到不合我意的消息，我就火冒三丈……
毛到长沙不久，武汉就爆发了推翻满清统治、实现共和的大起义。起义代表来到毛的学校演讲。这次演讲激励着毛去参加革命军。他和几个朋友决定到武汉去。出发前他们借了一些雨鞋，因为听说“汉口的街道很湿”。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毛和他的朋友未被录取，他们只好再返回长沙。
这时毛能够亲眼观察政治风云的变幻。1911年10月22日，他亲眼目睹了共和军夺取长沙的经过。起义军沿着铁路线推进，在长沙城外打了一个大仗，同时城里也爆发了大起义。城门被轰开，被中国工人夺取，毛站在一座小山上观察战斗。
起义胜利后，建立了新政府，但新政府的执政时间并不长，几天之后毛看见新都督和副都督横尸街头，他们成为保守派复辟的牺牲品。皇帝仍未退位，毛因而决定参加当地的共和军，为完成这场革命而尽力。
毛所在连的连部设在法院里。在军队里他接受了正规的训练，当然也承担了一些额外的义务，如军队转移时，为长官挑床铺、被褥和衣箱。一些士兵，每天都得到城外的白沙井去为连队、为军官挑水。毛回忆说：“我的军饷是每月7元……每月伙食用去2元。我还得花钱买水。士兵用水必须到城外去挑，但是我是一个学生，不屑挑水，只好向挑夫买水。”毛年轻时很看重劳动的贵贱。
毛剩下的饷银主要用在订报上，他贪读不厌。萧三回忆说：“每张报的四面他一字不漏地看完，报纸上也有新闻，也有政论，也有各种各样的文章，他觉得，真是五花八门，美不胜收！从报纸上可以得到许多的知识。特别从这时起，他就注意研究时事与社会问题。
就是在一张报纸上，他第一次看到了论述社会主义的文章。文章很简略，写得也很糟，但毛受到了启发，他急切地开始和士兵们讨论社会主义。“认为它是迄今为止所提出的拯救世界和人类的最好理论。”萧三回忆说。在他的战友中，只有两个人毛很喜欢，一个是湖南的矿工，一个是铁匠。“其余的都是一些庸碌辈，有一个还是流氓。”毛后来评论说。
在军队里过了六个月灰心丧气、平淡无奇的军营生活后，毛决定退出军队。上层政界达成停战协议，因此“我便退出军队，决定回到我的书本上去”。当时毛已很清楚，无论他们怎么动摇君主制，新的共和军队也无法战胜顽固保守的中国地方军阀。孙逸仙成为中华民国的总统，但不久就被一名将军所取代，湖南的革命者被愚弄，他们的领袖被代表地主官僚的军阀谭延闿暗杀。
毛的军队生活给他上了很好的一堂课。他的一个老师后来解释说：“毛在军营中的雇佣兵生活使他懂得，依靠这种军队来达到革命的目的是徒劳的，因为在政治上很难教育他们。毛明白，要成功地进行农村改革运动……就必须武装农民自己。
离开军队后，毛在省城长沙没有明确目的地转游了一年。他试着读几所学校，但没有一所合他的意。他开始注意报纸上的广告。毛回忆说：“我并没有一定的标准来判断学校的优劣，对自己究竟想做什么也没有明确主见。”
一则警察学校的广告引起了他的注意，于是他去报名投考。但是考试之前，他又改变了主意，交了一元钱去报考一所制造肥皂的学校。招生广告说学校供给膳食住宿，还给一些津贴，又大吹制皂业对社会大有好处，可以富国利民。“这则广告很吸引人，鼓舞人。”毛说。
这时一个学法政的朋友劝他进他的学校，毛也读到了这所学校娓娓动听的广告。它许诺“在三年内教完全部法律课程”，并且保证毕业后“马上可以当官”。毛听从了他朋友的劝告，向家里写信要求寄学费来。“我把将来当法官的光明图景向他们描述了一番。”
但又一则广告引起了毛的注意，这是一所商业学堂的广告。毛的另外一个朋友劝告他说，国家面临的真正挑战是在经济方面，最需要经济人才来建设国家。毛又被他的观点打动了，向这个商业学校交了宝贵的一元报名费，并且被录取了。
他在被录取后，还不断受到新广告的诱惑。这一次看到的是一则“把一所公立高级商业学校说得天花乱坠”的广告。毛又交了钱，进了这个学校，并写信告诉他的父母，他父亲很赞成—这个老头现在很支持他的儿子接受进一步的教育。
但是毛碰到了一个没有想到的难题。“在这所新学校上学的困难是大多数课程都用英语讲授。我和其他学生一样，不懂得什么英语。说实在的，除了字母就不知道什么了。”而且这所学校没有英语教师。“这种情况使我感到很讨厌”，所以到月底他就退学了，继续留心报上的广告。
他下一个尝试上学的地方是省立第一中学，他又花了一元钱的报名费。结果考试发榜时，他名列第一。这所学校很大，偏重历史。毛受到了校长的鼓励，他欣赏毛的写作。但是毛在这里并不感到愉快。“它的课程有限，校规也使人反感。”他自己阅读了一本历史书《御批通鉴辑览》，是一个老师借给他的。他感到自学比在校学习更好，他在这个学校待了六个月就退学了，开始尝试一种新的生活。
在1912年至1913年冬这段时期，他每天都去坐落在浏阳门定王台的湖南省立图书馆读书，一直读到关门才出来。“中午只停下来买两块米糕吃。这就是我每天的午饭。”
他那时住在新安巷的湘乡会馆里，因为伙食便宜。唯一麻烦的是会馆里还住着湘乡籍的被遣散的士兵，他们没有工作，总是跟学生吵架。一天晚上，这种敌对发展成为武斗，士兵想杀死学生。“我躲到厕所里去，”毛回忆道，“直到殴斗结束以后才出来。”
然而，这是毛的知识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他阅读了在英国受教育的达尔文主义者严复翻译的许多西方重要思想家的著作。“我在那里第一次（18岁的时候）看到一幅世界地图，怀着很大的兴趣研究了它。”他读了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名学》、赫伯特·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让－雅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以及赫胥黎的《天演论》。
最后一本书对毛的影响特别大，因为它与中国固有的认为今不如昔的传统思想针锋相对。除了阅读这些重要哲学著作外，毛“在认真研读俄、美、英、法等国历史地理的同时”，还广泛地阅读了“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
毛沉醉在知识的大海里，自由自在地畅游，毛父却非常恼怒，到最后断了他的生路，拒绝对他的这种自学提供资助。毛不得不离开会馆，另找安身之处。毛回忆说，当时，“我也认真地考虑自己的‘前途’，我差不多已经作出结论，我最适合于教书。”
>> 1913年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求学时的毛泽东
毛又开始留意广告了，他看到了一所师范学校的广告，说不收学费，膳宿费低廉。毛的两个朋友也想进这所学校，他们请毛帮助他们准备入学考试的作文。“我替那两位朋友写了作文，为自己也写了一篇。”毛回忆说。他们两个人都被录取了，所以毛夸口道他实际上是被录取了三次。“那时候我并不认为我为朋友代笔是不道德的行为，这不过是朋友之间的义气。但正是毛后来要求50年代的年青一代把对国家和国家思想的忠诚放在高于朋友义气和家庭观念之上。
毛将在湖南第四师范学校度过骚动不安而又思想定型的五年。湖南第四师范学校是辛亥革命之后的1912年创办的，几个月后就和第一师范学校合并。它坐落在长沙南门外的“书院坪”，前临湘江，长沙一片新兴的工业包括石墨厂、电灯厂和造币厂就在附近。此外，粤汉铁路在1917年以后就日夜啸叫着从附近通过。
这是一所公立学校，学生用不着交学费，其方向是把出身贫苦家庭不能上大学的孩子培养成小学教师。学校的基础是最新式的民本主义教育理论，不仅包括传统的学科，还包括身体活动、社会生活和道德实践。学校还有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教员思想比较开明，提倡自己思考，这是毛所喜欢的。学校很强调爱国主义，表现为使用全国通用的语言而不是本省方言，教师强调要牢记中国的国耻。
毛1913年春进入该校时已19岁了，几乎可以说这是毛真正受教育的开始，毛后来回忆说：“我过了20年甘露般的生活，对世界一无所知。”
毛计算过，他在这所学校共花了160元。“在这笔钱里，想必有三分之一花在报纸上，因为订阅费是每月1元。我常常在报摊买书，买杂志。我父亲骂我浪费。他说这是把钱挥霍在废纸上。可是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1911年到1927年……我从来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星期天如果学生们起来晚了吃不上饭，他们就把食堂里剩下的冷饭冷菜自己热一下，每当别人热饭、热菜时，毛总是一个人吃冷饭、冷菜，也不知道他是节俭呢，还是不在乎，抑或是太懒了。
这所学校给每个新生发一套蓝色的毛料校服，这件校服毛穿了许多年，直到校服已褪了色，磨出了洞还在穿。此外，毛经常穿一件灰色的布料学生长袍，冬天在长袍里面再加一件旧式的夹克衫，一年四季都穿一条肥大的布裤。夏天他几乎从不穿袜子，布鞋也常常是裂着口子。他经常盖一床很粗糙的蓝色棉被，被里的棉花又旧又硬。
毛每天都起得很早，漱洗完毕就去教室读书。下课后，一般都在读报室看报，或去图书馆借书。别人都上床睡觉了，他还在茶炉室、读报室看一会书，有时就在走廊里通宵不灭的灯光下读书。他的朋友说，毛手里总是拿着一本书，他从来不开玩笑，也不闲聊。他还常常独自一个人或邀几个朋友到校后的山上读书。难得几次上街时，他一般也都要去玉泉街或府正街逛逛，因为这两条街上有些旧书摊和新书店，毛常掏空了羞涩的腰包买些他喜欢的书。
他学习中国文学、道德、地理和历史。他的一个同学回忆说，毛特别喜欢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这两本书分别成于11世纪和17世纪。毛习惯于把读报时看到的外国人名、地名记下来，和地图上、书上的相比较，再查找原文。正确的名称或引文他就记在一张小纸条上，再把小纸条夹在书里，这样他就可以随时浏览和复习。无论什么时候要找他，朋友们都知道他“在阅报室”。
他的古文和新式文章都写得很好，文笔流畅，为学生们所传颂。他读书时很细心，他所喜欢的句子都圈点起来，而对他不赞成的话则批上诸如“荒谬”、“不通”等评语。每读一本书都这样，甚至第二次读书时还对前一次所作的圈点加上新的评语。
他的苏格拉底式的特征也是很突出的，他的中文传记作者说他：“还特别有好问……的习惯，他最懂得学与问是不可分离的。”
但不是每一件事毛都喜欢。特别是该校至少有35种烦人的校规禁令，限制了他的自由，诸如禁止经商、禁止组织政党、禁止唱下流的歌曲、禁止看坏书、禁止非法集会，等等。毛还讨厌必修的自然科学课程，因为他想专修社会科学。他回忆说：“我对自然科学并不特别感兴趣，我没有好好地去学，所以大多数这些课程我得到的分数很差。”他的一个老师还记得，毛的数学成绩特别差，有时考试还交白卷。
毛后来说，他尤其讨厌一门静物写生课，他认为这门课“极端无聊”。他往往想出最简单的东西来画，草草画完就算了。有一次他画了一个椭圆说这是蛋，结果考试不及格。“我画了一个椭圆形就算了事。”
但毛的社会科学各科的成绩都非常好，这就弥补了他在自然科学和艺术各科上的低分数。毛后来描绘自己对学校的态度就像是反抗者一样，“我不服从校规，”他承认说，“我的原则是只要不被开除就没关系。就拿考试来说吧，我的分数从50分、60分到80分都有，平均分是70分。”
毛承认他对学校是欠了债的。“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他告诉他的一个朋友说，“也没到外国留过学，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打下了基础，一师是个好学校。”
就是在这里，毛的组织才能开始显露，萧三回忆说，无论什么时候其他人谈话时，毛都“略低着头或偏着头听别人谈话，而自己只‘嗯’、‘是的’的回答，在倾听对方说完之后，他有条有理地给对谈者分析，提出要点，作出结论。他的话并不多，但每一句都很中肯，都能启发人，再往前进，再往远处大处着想，你有什么疑问他只要一谈，便会迎刃而解，一切都明朗化，都有了办法。
另外一个记述毛这段学校生活的人总结说，毛在会上“从不轻易表态”，无论是主持会议还是一般发言—最突出的是他从不作冗长、离题而混乱的讲话。如果他旁边的其他人开始辩论，甚至吵起来的时候，毛都静静地用心倾听各方面的意见。
他的生活方式是清教徒式的，他完全赞同这种观点。一个人如果过不了金钱与女性这两关，这个人就不值得一谈。他的朋友都说他不轻浮放荡，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对自己的操行和知识从不感到满足。
但所有这一切加起来并不意味着他就有了领导别人的公认的才能。他的老师徐特立后来说：“毛在学校里并没有特别显示出领导才能，他具有一种谦恭的气质……
十年后，当毛被敌人通缉追捕时，他的家人在后院焚烧他留下来的所有书籍和笔记，有人从“灰烬里”救出了毛的一本作了注释的课本和一本他自己的笔记本。这本94面的笔记本写了一万多字，其中有一部分是公元前4世纪两本诗集的手抄本。
另一部分是道德和文学课的课堂笔记，可能是1914年记的，内容有先秦的哲学、楚辞、汉赋、拿破仑、恺撒、福泽谕吉（日本明治维新的倡导者和把西方文化介绍到日本的人）以及自然科学。
从这本笔记本反映的几个主题可以看出毛在那一时期的思想发展状况。一个是他自己的雄心，这是从他无限的自我中心论发展起来的。笔记中说：“我之界当扩而充之，是故宇宙一大我也。”毛指出古代的仁人志士“有杀身亡家而不悔者矣”。毛解释说，这样的人毒蛇螫手，他必断腕。
毛评论说：“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从毛自己写的这些话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毛就自己的行为对家庭的影响有一种社会犯罪感，可以看出，他是在为他后来抛弃自己的家庭进行辩护。从笔记中当然也看出毛的使命感。
贯穿笔记的第二个主题是强调刻苦力行的重要性。笔记说：“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又说：“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
他特别痛恨的是懒惰。“懒惰为万恶之渊薮……国而懒惰，始则不进，继则退行，继则衰弱，终则灭亡……少年须有朝气，否则暮气中之……故曰怠惰者，生之坟墓。
此外毛还注重精细。“人立身有一难事，即精细是也……忽小败大而可鉴者，恺撒是也。
那本留存下来的加了批语的教科书是弗里德里希·泡尔生写的《伦理学原理》，这门课是毛在第一师范求学的最后两年（1917~1918）由杨昌济教授的。在这本约十万字的书上，毛写了一万二千字的批语，加上圈点、单杠、双杠、三角等符号。毛根据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曾写了一篇《心之力》的文章，杨昌济大加赞赏，给了满分100分，还写上“加5”。毛对此非常骄傲，一个朋友说，毛为此到处向人夸耀。
毛特别反对个人的压抑，他说：“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
杨昌济教授曾一度以“长沙的大儒”闻名，他对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影响最深。毛后来评论，杨“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
杨曾在国外留学十年—先在日本，后到伦敦大学，最后到爱丁堡大学，拿了哲学学位。他回国之前在德国一所大学研究康德，成为塞缪尔·斯迈尔恩、t.h.格林和康德的忠实信徒。那些到欧洲“镀金”、到日本“镀银”的留学生回国后大多数钻营从政做官或办实业，而杨先生却选择了一个微不足道的位置，当一个师范学校的教员，培养青年人才。
作为一个唯心主义者和进化论者，杨特别热衷于将思想付诸个人实践，实事求是。他非常相信意识对物质的操纵作用。他特制了一个澡盆，每天早晨都在澡盆里洗冷水澡，不论春夏秋冬，气候寒热。他解释说：“人必须每天做一件艰苦的事来磨炼自己的意志。冷水不仅磨炼意志，还能增强体质。但杨自己也乘坐符合他身份的三人抬的轿子来来往往。
>> 毛泽东的导师（后成为他岳父）杨昌济
杨的学生都很尊敬他，一些学生，包括毛，在杨的伦理学课后也常到杨的家里与他继续讨论。在这种非正式的讨论中，杨敦促他们要有所作为，要争取留名后世。“凡人欲在社会建功立业者，欲深谋远虑，动之万全……”毛第一次到板仓杨家拜访时，风尘仆仆，一把雨伞，一双草鞋，步行前往。
第二部 奋斗
7“山大王”（1927~1928）
在突遭国民党左派的排挤之后，1927年8月初，毛和他的共产党同伴在九江(1) 举行紧急会议，商讨他们的前途。由于使用了巧妙的手腕，陈独秀未能出席会议，他被从中央领导中驱除出去，当了党和俄国顾问们（或按一些说法是俄国主子们）失败的替罪羊。瞿秋白接任党的总书记，他是个受过俄国训练的新闻记者。毛再度进入中央委员会。在会上，他向他的同志们指出了武装斗争的必要性，会议接受了他的意见。在此之前周恩来、贺龙和朱德已在南昌发动了秋季暴动，后来，这一天被作为红军的正式建军日来庆祝。
>>“八七会议”（1927年8月7日）会址
会后，毛立即秘密地乘坐一列货车前往长沙，受命去组织湖南省的秋收暴动。他必须使省党的组织从国民党中脱离出来，在那里创建一支工农革命军。在重组的共产党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上，自信的毛提出了他激进的暴动计划，这个计划比中央委员会所指示的建立农村根据地和没收地主财产走得更远。
毛在写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主张，应高高地打出共产党的旗子，建立工农根据地。他写道：“我在调查中知道湖南的农民对于土地问题一定要全盘解决。”他建议没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自耕农在内”，按共同的标准，公平分配给愿意得到土地的一切乡村人民。中央委员会警告毛这些是不对的，但毛拒绝服从党的政治决议案，在秋收暴动中掺入了自己的主张。
9月9日起义爆发，毛将参加暴动的安源煤矿工人、地方农民自卫军，以及脱离了国民党的持不同政见的军队编成四个“团”。可是，毛本人却不能对这支部队行使有效指挥。当他在整顿这四个团时，被国民党民团抓到并解往民团总部，准备与其他共产党嫌疑分子一起处决。他后来回忆道：“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我遭到枪决，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不允许。于是我决定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200码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机会。我在那地方挣脱出来，跑到田野里去。
毛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他在那里躲到太阳落山。士兵们追捕他，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碰他们。虽然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希望，觉得我一定会再被抓到，可是我还是没有被发现。
“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连夜赶路。我没有鞋，我的脚损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农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给我地方住，又领我到了下一乡。我身边有七块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吃的。当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赤卫队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国民党方面对此事的说法是毛的贿赂起了作用。
最初几天起义进行得很顺利，许多重要城镇落到了起义军手里。然而，长沙的工人并没有像毛所期望的那样，起来支持农民。当两支已脱离国民党的部队决定在他们之间开战后，力量单薄的起义军就面临内部火并的危险，于是，安源矿工差不多都被消灭了，毛的农军也中了埋伏。
在起义爆发后的一个星期内，毛不得不放弃毫无希望的整个行动。正如他所承认的，“部队的纪律差，政治训练水平低，指战员中有许多动摇分子。开小差的很多”。在起义中，共产党杀掉了许多国民党人，并烧了他们的房屋，而这些人在统一战线时期被称为同志，所以，湖南当时流行着这样一支讽刺歌：
“砍，砍，砍！同志砍下同志的头！
烧，烧，烧！同志烧掉同志的屋！”
在浏阳县的文家市，毛集合了起义军的残部，前敌委员会举行了一次会议，9月20日毛率领他们向井冈山进军—沿途趁势释放了被监禁的共产党人，并打开公仓，把粮食分配给农民。
尽管他的部队在芦溪突遭袭击，但毛在9月底还是把他们重新集合起来，并在永新县三湾村重整旗鼓。那天晚上，毛将残存的400余人整编成一个团，在部队中实行民主，由党掌握军队，废止打骂，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在另一种意义上说，这才是红军的开端。
从文家市经300多英里的行军，10月，毛和他最得力的团到达了湘赣边界上的井冈山，这个地方对于他来说，不仅仅是以后几年中时断时续的一个山区根据地，而且也是他此后全部事业灵感的源泉。
后来，毛断然把1927年的悲剧归罪于陈独秀（中国人）和两个共产国际顾问罗易（印度人）和鲍罗廷（俄国人）。陈独秀的“动摇的机会主义”应负最大的责任，而鲍罗廷“随时准备尽力去讨好资产阶级，甚至于准备解除工人的武装，最后他也下令这样做了”，共产国际的印度代表罗易“站在陈独秀和鲍罗廷两人左边一点点，可是他只是站着而已”。罗易是个蠢货，鲍罗廷是个冒失鬼，陈独秀是个不自觉的叛徒。而罗易则指责毛是一个顽固和有意阻碍我们的革命计划的、完完全全的动摇分子，因此将他免职。
给毛的评语之所以下得这样刻薄，是由于毛本人在8月下旬至9月上旬的4个星期内，对革命局势的认识发生了激变。8月间，毛曾断言中国将会发生自己的十月革命，可在武装进攻长沙失败后，他转而相信，“从城市观点来看，这个运动好像是注定要失败的。他看错了时机。
毫无疑问，毛以前过分夸大了农民起义的真实潜力。一个当时曾参与起义的同志后来说：“毛向瞿秋白保证湖南至少可以发动10万的武装农民参加暴动，而瞿电告莫斯科的数字增到20万，结果最后仅有5，000人。
在11月14日共产党政治局会议上，把长沙失败的不幸归之于毛：“湖南省委所作的错误，毛同志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他被指控为军事投机，不充分发动农民，收编土匪和公然违背中央委员会的指示。
毛使用多少有些讥讽的口吻为他的失宠辩解：瞿秋白的人偶尔发现了我在湖南的一本小册子，其中包含我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点。这激怒了他们。枪杆子里面怎么可能出政权呢？因此，他们撤了我的职……他毫不后悔地说：“尽管这样，我们仍然在井冈山把军队团结起来了，深信我们执行的是正确的路线……
其实，毛和中央委员会并没有实质上的分歧。双方都赞同这样的目标：即通过组织农民的革命力量（革命的主要力量），从农村包围城市，配合军队和城市的暴动（革命的辅助力量）。
但是，与中央委员会不同的是，毛不相信分散的暴动会扩散到广大的地区。并且，他把从湖南带出来的队伍整编成为正规军，这样，他们被作为“客军过境”来对待，也就毫不奇怪了。中央委员会批评毛“只与土匪和杂色军队接头，不引起极大农民群众起来暴动，有些地方是符合事实真相的。
毛所发现的得以躲避国民党和军阀追击的圣地，纵深30英里，方圆180英里，满目荒芜，人烟稀少。只有六七条狭窄的山间小路，穿过茂密的松杉树林和枝繁藤绕的竹林，通向井冈山的心脏，它的直插云霄的峰顶，终年云雾缭绕。毛在给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份报告中，这样描述井冈山：山上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茨坪、下庄、行州、草坪、白泥湖、罗浮各地，均有水田和村庄，为自来土匪、散军窟宅之所，现在作了我们的根据地。但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军粮全靠宁冈、永新、遂川三县输送。山上要隘，都筑了工事。医院、被服厂、军械处、各团留守处，均在这里。现在正从宁冈搬运粮食上山。若有充足的给养，敌人是打不进来的。但对毛的“团”来说，井冈山并不是一个休养所。许多战士只穿着薄棉衣，来抵御冬天的霜雪，南瓜是他们的日常主食。
他们一到井冈山，便与两个秘密会社的土匪首领发生了冲突，后者属哥老会，有600余人，120余条步枪。显然，毛的小部队是没有希望消灭他们的，于是毛采用了结交联合的策略，以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是能够在相处中得到改造的。
“我在井冈山期间，”毛后来说，“他们是忠实的共产党人，是执行党的命令的。后来，在他们独自留守井冈山时，又恢复了土匪的习气，终为农民杀死，当时农民已经组织起来，建立了苏维埃，有能力抵抗他们。(2)
结果，党内毛的批评者们斥责他，竟联合这样明显的落后分子。但是，毛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所谓游民问题绝不仅是在井冈山求生存的问题。
毛的批评者之一王明声称，毛在30年代末曾告诉他，在进入井冈山一年后，使用“鸿门宴”的手法，处决了两个土匪首领，由于当时已有几支共产党军队与他会合，安全有了保证。[13]随后，他解除了土匪部队的武装。
1928年间，毛开始和贺子珍一起生活，贺是一个漂亮的、举止羞涩温柔的娇小妇女，18岁，只有毛35岁的一半多。她是一个地主的女儿，曾在湖南师范学校读书，后当了教员，1927年加入共产党。南昌起义时，她曾领导一支妇女队伍，对于流亡中的毛来说，她是一个十分般配的佳偶。
>> 位于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
她的唯一不足是，由于出身富裕家庭，从未做过体力劳动，因而不愿负担日常的家务琐事。可另一方面，她又被其他女共产党人当做热心家务的模范，因为在选择自己的工作时，她情愿去照顾毛个人。
类似情形也发生在后来的井冈山上的战友朱德将军身上，他是这样解释当时自己的婚姻的：“这不是常规的婚姻。我在四川有妻子，自从1922年以来没有见过面。我们有时通信，她早就明白我的生命是属于革命的，我不可能再回到家里去了。伍若兰和她的家庭对此是全部知道的，但他们并不受传统礼教的束缚。当然，像其他妇女一样，她还保持自己的姓名，在政治部做自己的工作，她大部分时间是在村子里。
毛以井冈山为中心谋求扩大他的影响，并逐步壮大他的400人的部队，以控制更多的地区，这表明他是一个中国式的罗宾汉。为了得到粮食和其他补给，他不得不征服四周的农庄。但是，为纠正单一的流寇式游击，他建立了他的第一个独立政权，中心设在茶陵，中国共产党称这样的政权为苏维埃。人民委员会是执行机关，而由工人、农民和士兵代表组成立法机关。毛从他前一时期的狂热后果中吸取了教训，因而茶陵的土地政策是温和的，既不是没收也不是重新分配土地。他领导的针对这一地区地主豪绅的游击暴动，旨在得到粮食和武器。因此，他并未取得当地农民的合作，他们对待他就像对待其他“客军”一样，是冷淡的。
不久，正式代表政治局的湖南省委和著名的湖南特委，派遣了另一位共产党官员，侵入毛的领地，把他们的权力扩大到这个偏远的边界地区。毛到达井冈山5个月后，湖南特委代表到达井冈山，取消了毛前委书记的职务，改组了他的地方政府，毛仅成了一名部队的指挥员。当时，毛被指责为对地主过于温和，而在一两年前，同样是毛却被看成是一个极端主义者，可是此时，他已经学会了在农民之中促使社会转变的更合适的方式。
领导变更的结果是暂时丢掉了井冈山根据地，可毛却在湘南与伟大的南昌起义英雄朱德会师了。朱德率领一支暴动残存的杂色部队，已经到了湘南的桂东，队伍中有在前一年秋天被击溃的大量军队和农军。朱德已按自己的计划举行了湘南暴动，毛派他的弟弟毛泽覃与他联络。然而，朱没有成功，被迫再次由湘南城镇往东向井冈山退却。5月，两人在酃县会面。
朱德的传记中写道：他“曾经见过毛泽东一次，不过是在秘密会议的昏暗大厅中远远相对而坐，没有真正见过面。这是毛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次会面，从此，他就和这个率直刚毅的战士结成了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确保了中国共产党队伍中最强有力的团结。一个共产党历史学家略有些夸张地说，假若没有朱德，毛在以后的生涯中有可能变成一个土匪……然而，更为确切的假设应是，如果没有这种团结，毛的最好结局是当一个不受信任的省级领导人。
朱的传奇甚至比毛更富有色彩。他比毛大7岁，出生在四川的一个农民家庭，不仅参加过国民党的前身组织同盟会，而且入过秘密会社哥老会（他必须喝血起誓）。在活动中，他失去了两个兄弟，妻子和儿子也被军阀杀害了。在20年代初，他染上了鸦片瘾，但是又戒除了，后来赴欧洲在戈丁根学习。他是一个坦率耿直、极富有智谋的可爱的人：一次他被抓获，在要被枪毙时，这样救了自己的性命，他说：“不要枪毙我，我只是一个伙夫。”
两个领导人率队退至井冈山脚下的江西茅坪，其中毛在湘南之征中招募的农军达8,000余人。不久，林彪也来会合，当时他只有19岁，可是到70年代却成了毛晚年最大的权力竞争者。林是一个湖北农民的儿子，跟随他的哥哥和表兄投身革命活动，在任蒋介石的北伐军排长之前，曾在黄埔军校受训。南昌起义时他先任连长，后任营长。在井冈山，他的队伍并入红四军，最初他任营长，协助抵抗国民党军队对根据地的进攻。毛对他的评价是：“林彪不仅有能力，而且是一代天才。像他这样的人，能把整个局势都装在脑子里，将来我们的军队就需要这样的人来指挥(3) 。
一个当时访问过毛的根据地的同志，记下了他在晚饭上的谈话：晚饭中间，毛经常微笑。当他谈到繁荣美好的未来时，他由衷地大笑。可是，当他谈到目前经济和粮食问题时，他的表情显得忧虑悲哀。他提到当他退到井冈山时，如何被称为是“抛弃群众的逃跑”，如何受到党中央几次警告，他变得极为愤怒。毛紧握着他的拳头，奚落负责的中央领导人只知道空洞的口号，而不注意实际情况。他的姿势表明，除非进行报复，否则是不会满足的。我感到毛是一个天才，在短时间内，他表演了高兴、愤怒、悲哀和喜悦的全部情感。
1928年5月20日，井冈山的共产党领导人在茅坪召开会议，作出了含有下一年毛主义政策路线的所有本质特征的政治问题、政治纪律、暴动口号、政纲等决议。在军事策略上，其中就包括了著名的十六字诀：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还包括著名的“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以加强共产党军队的管理，争取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三大纪律是：（1）行动听指挥；（2）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3）打土豪要归公。几个月后制定了前六项注意：（1）上门板；（2）捆铺草；（3）说话和气；（4）买卖公平；（5）借东西要还；（6）损坏东西要赔。一年左右又增加了后两项：（7）洗澡避女人；（8）不搜俘虏腰包。
红军在井冈山建立了士兵苏维埃，这较以前通过政治委员进行工作，更具有民主性和教育性。“政治部存在时，”毛评论道，“战士们都以为政治工作仅仅是政治部中少数几个人的事。其他人的任务只是打仗。政治部取消后，战斗员和政工人员一起做政治工作，这样就打破了先前的单纯军事观点。”
茅坪会议决定，井冈山地区应作为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渐次向周围地区推广扩大。无偿地没收土地分配给农民，并武装和组织农民起来保卫分得的土地。但是，对小地主和富农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政策。这些决议的制定，是基于毛在茅坪对他的同伴们所讲述的五个因素。首先，他告诉他们，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政治发展不平衡，产业工人很少，而农民很多。第二，对于革命来说，中国是一个有丰富人力资源的大国。第三，然而反革命力量还很强大，国民党政府通过与帝国主义势力相勾结控制着中国。第四，革命力量还很弱小，红军仅控制少数贫穷落后地区。第五，农民只要有机会，就会随时参加革命，重新分配土地。
>> 毛泽东与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部分干部在延安合影。左起前排：罗荣桓、张文彬、陈光、杨立三、陈士榘、宋裕和、林彪，后排左一赵尔陆、左六毛泽东、左八谢今古
所有这些主张都为朱德和其他人所通过，尽管他们很清楚，毛在党的正式领导层中的地位并不稳固。
可是，当夏天毛的上级共产党领导设法将毛调离井冈山时，这些惬意的计划就被推翻了。他们先是命令他率大部分部队去湘南，仅留一支小部队守卫井冈山根据地。毛的同志们决定拒不服从这个脱离实际的命令，可有一个团在与党的特派员之一直接谈话后，确信了有这样的命令。前往湘南，朱将军决定最好还是多派些部队去增援。党的特派员持有在毛的区域内按他的意见行事的文件，因而，差不多整个夏天，毛被迫靠边站了，在此期间，他的军队在错误策略的指挥下，损失了一半。
据共产国际的德国顾问奥托·布劳恩讲，毛对他的新伙伴朱德将军消极地接受那招致军事大失败的极端命令，感到很恼火，责怪他“理论上无知”和“机会主义倾向”，而朱将军则转而批评毛当时深居井冈山，以井冈山为轴心“陀螺似的向外扩展”的军事策略。
据布劳恩讲，1929年两人再次会合以后，毛一步一步地削弱朱作为军队领导人的威信，并争取一些朱的高级僚属站到他这一边，其中包括朱的政治委员陈毅，以及当时还只是营长的林彪。朱在表面上听任了这种权威的丧失，形式上他还是总司令。布劳恩所讲的这些，其必然结果就是把军队置于政治控制之下，而这个原则是毛、朱都赞同的。可是，后来林彪却声称朱将军对这一思想的支持，并不像一些描写中所讲的那样是一个坚实的栋梁。他有突出的军事素质，但缺乏政治判断力，当冲突的命令来自不同的政治司令部时，往往发生动摇。他的忠诚主要是依靠有毛和他在一起。
在领导空缺期间，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许多在井冈山最近吸收的共产党员成了叛徒，当败退的红军返回以后，9月毛再次接任，并开始在地方党组织中进行大清洗，重新登记党员。为此目的，他还创建了新的保卫机构，使毛能够统辖较以前更忠诚、更守纪律的组织。
在几个星期内，毛和朱就恢复了年内丧失的大部分区域，他们的根据地也再次能够生存下去了。为此，毛作了一首题为《井冈山》的诗，以志庆贺：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10月，毛在一篇题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文章中，分析了井冈山根据地的特点，他夸耀地说：“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
可是，敌人制造的经济压力，却使他们感到窒息。“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红军“每天除粮食外的五分钱伙食费都感到缺乏，营养不足，病的甚多，医院伤兵，其苦更甚”。
1928年底，毛得到了一件令他极为满意的财产。红军在长汀从一个正坐在滑杆上指挥部队的国民党将军手里，缴获了一匹暗褐色的战马。这匹马被分派给毛，成了以后几年里他最喜欢的坐骑。
8 抗 争（1928~1930）
1928年11月，毛给中央委员会打了一个很长的、苦苦恳求的报告，题为《井冈山的斗争》。报告提到士兵和党的干部中，伤亡人数都在增加。毛特别抓住这一点，为他使用土匪新兵辩解。“游民成分太多，当然不好。”毛承认道，“但因天天在战斗，伤亡又大，游民分子却有战斗力，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在此种情形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的一法。”
但是，根据地最需要的是更多的共产党员，毛希望从外界“派可充党代表的同志至少30人来”。“由于营养不足、受冻和其他原因，官兵病的很多”。“现在医院中共有八百多人”需要治疗，但没有足够的医生或药品。毛恳求中央委员会“送几个西医和一些碘片来”。
他解释道：“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
可是，要把革命向根据地外扩展，却是困难重重的。“无论哪一县，封建的家族组织十分普遍，多是一姓一个村子，或一姓几个村子，非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村子内阶级分化不能完成，家族主义不能战胜”。
在赞美军队中普遍实行民主制的同时，毛承认大部分人的民主意识还是很薄弱的。“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深埋于群众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一时扫除不净，遇事贪图便利，不喜欢麻烦的民主制度。”
由于这样一些原因，革命的进程是缓慢的。“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接下去从毛的笔下流露出的便是他一生中最具动摇和痛苦情绪的句子：“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
实际上，在写这份报告的几天之后，援军就到了，但并不是中央委员会派来的，而是由前国民党湘军军官彭德怀将军率领的另一支军队到井冈山与毛会师，他的部队包括1928年夏的兵变部队和一些秋收暴动失败后的残部。加上毛朱的部队，井冈山部队的人数差不多达4,000人，是毛最初力量的10倍。
彭是一个有鲜明个性的人，被描绘成“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以及“是一个动作和说话都很敏捷”的人。当他还是个孩子时，仅仅是因为发脾气，就踢翻了他祖母的鸦片炉，以反抗祖母，实际上当时他已被父母判处溺死。只是由于他勇敢的舅舅站出来调解，才救了他的性命。此刻，他与朱德、林彪一起，成为忠于毛的红军将领中的栋梁之一。
>> 1927年9月，毛泽东在湘赣边界领导发起秋收起义，10月率部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下旬，朱毛两军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图为1931年毛泽东和警卫战士合影
1929年初，毛、朱从井冈山大举出动，当时他们的根据地受到国民党部队的围困，粮食短缺。他们向赣南闽西的粮食产地行进，相继占领了瑞金和汀州，寻找更适合养活他们军队的地方，扩大他们的根据地。
在那里，毛接到了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此时，李立三成了中央的新的领导人，李曾在长沙响应过毛的求友广告，并协助过毛组织安源的煤矿工人。然而，此时李不是要求提供帮助，而是命令毛解散红军，到上海去，协助领导他所断言的即将爆发的无产阶级革命，他认为农村的革命高潮，有待于城市共产党力量重建以后才能到来。
毛拒绝服从命令，并在回信中斥责了他。“畏惧农民势力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领导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所以，毛仍留在江西，巩固新开辟的以瑞金为中心的根据地，并进行温和的土地改革，只没收地主的土地，不动富农和中农。毛想要保护商人的利益，而不是把他们从中立推到另一边。
毛对党的权威进行了全面的抗争，他否定了李立三命令的三个内容—延缓土地改革，红军分散成小股独立的游击队，以及取消农村根据地—并与他对农村革命形势估计的意见相左。毛明确表示他是正确的，而许多脱离实际的领导者是错误的，并且相信大部分有亲身实践经验的人是赞同他的。
在以后的两年期间，为了巩固他的权力地位，毛重新整顿了红军。这时，包括招募的新兵和地方赤卫队，在他的麾下已有1万人左右。
1929年9月，毛患疟疾病倒了，在福建山区的小镇古田渐渐痊愈。在那里他写了一首评论蒋桂战争的词：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他还作了一首有关当地重阳节的词：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毛利用因病被迫躺倒的空闲，写了一本小册子，对同伴中的各种错误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有些错误思想很明显，例如个人主义，或单纯军事观点。有些则比较复杂，像极端民主化，毛指出其根源是“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
他告诫说，民主应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就必须“明了下级机关的情况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客观基础”。决议不要太随便，一经形成，就必须坚决执行。“少数服从多数”，但是党内批评应该加强，必须认识到“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不应当利用批评去做攻击个人的工具”。
另一个需要纠正的极端是绝对平均主义。“官长骑马，不认为是工作需要，而认为是不平等制度”。有些人要求分物品和背米一律平等：“司令部住了一间大点的房子也要骂起来。”绝对平均主义“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毛解释说：“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也“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
1930年元旦，红四军领导在古田举行会议，毛同意重新恢复政治部，牺牲了士兵苏维埃的权力。毛按会议精神对部队官兵进行了整顿，巩固了他的领导，因为类似苏维埃式的民主制度有可能给他的对手钻空子的机会。
他还建议加强党在军队中的作用，党支部由官兵混合组成。那些有“错误的政治倾向”的党员，那些只想“大吃大喝”、抽鸦片、赌博，或不惜犯罪去获取外币黄金发财又不思悔改的党员，应被从党内清除出去。
至于军队本身，毛建议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委员应该“共同的平等的”参与决策。他制定了详细的、新的、严格的纪律条例，要求官兵在党的政治口号下进行工作。
总之，他这样对待他的同志是有点过分的。林彪支持他，但彭德怀有意见。在井冈山周围游击了两年之后，毛的战地指挥员们对以江西的贫瘠农村为支撑红军的根据地，已有了显而易见的不满。从而更倾向于李立三路线，在城市地区振兴革命，现在听来就要比毛的路线更具有吸引力。指挥员们试图立即就移驻到城市去。毛使用整编打乱指挥的方式，才调换了许多高级指挥员。
为庆贺新年，毛写了一首短词，呼吁在农村建立新的根据地：
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
>> 毛泽东题词
林彪在古田支持了毛，但也许为进一步坚定他的信心，因而毛于1月5日给他写了一封信，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信中，毛谈了他的乐观主义的理由。“中国，”他写道，“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在一年内，江西、闽西、浙西创建独立政权的目的都达到了。只是规定一年为期，不免伴上一些“急躁性”，但是，毛的结论是“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快要”一词应如何解释呢？毛对他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的回答，听起来像是饶舌的议论：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尽管李立三嘲笑毛是“旧式的流寇思想”，但此时，红军毕竟是更加强大了。毛在他的部队首次占领江西吉安县城的前夜，写了一首词，赞美部队旺盛的士气，那年，他们占领吉安不下于9次。
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此行何去？赣江风雪迷漫处。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
3月底，给毛派来了一个新勤务员。小伙子十分清晰地记得第一次与毛会面的情形，当时他称他为“毛委员”。
“我……好奇地望着他，”年轻人后来回忆道，“他穿一身和我们一样的灰色军装，所不同的只是他的上衣口袋显得特别大。他的黑头发和苍白的面色形成鲜明对比。此外，他显得有些太瘦。”(4)
毛转过身来欢迎他的新助手，而他直到早晨时，还是红四军司令部的一名号兵。
“你姓什么？”他问。
“姓陈。”这位战士回答说。
“叫什么名字？”
“陈昌奉。”
“十几啦？”
“16岁。”
“为什么当红军呀？”
“红军好，打土豪！”
这时毛指着一把椅子，示意年轻人坐下，很有兴趣地问他：“你们家乡有土豪吗？”
“有！我就是被土豪逼出来的。”
陈详细地叙述了他的身世。
“很好！”毛说，“以后在这里要好好地工作和学习。你能写自己的名字吗？”
陈站起来，难为情地捻着衣角小声地说：
“我没念过书，不会写字。”
“以后要学会写……”
后来，毛替他的勤务员写过一封家信，经邮局寄给他的父亲。
当时毛的全部行装有两床毯子，一条布被单，两套普通的灰军服，一件银灰色的毛衣，一件旧大衣，一把破雨伞，一个吃饭用的缸子和一个九层的灰色挂包，他用的地图、文件、书籍—其中有一部他少年就喜爱的《水浒传》，都装在这个挂包里。
每当行军作战，他背着挂包拿着雨伞，他的勤务员背其余的东西。到了宿营地，勤务员找两块木板对起来，铺上那仅有的两床毯子和小被单，用衣服打成枕头。这就是毛的床。
毛晚上睡觉很少，吃过晚饭便点上小马灯，打开挂包，拿出文件、地图、书籍和纸笔就开始工作，有时一直到天亮。
陈回忆道：“我那时年龄小，不能熬夜……在旁边坐着，不一会儿就睡着了，有时竟伏在主席的办公桌上打起鼾来……常常在半夜时分，主席轻轻地把我叫醒，说：‘搞点水来吧！’我这才醒来，提着江西那种小木桶去打一桶凉水来。因为没有脸盆，他便用毛巾在桶里蘸着擦擦脸，有时擦擦澡，提提精神。往往擦过了脸他就饿了，我便把下午留下来的一缸子‘三层饭’—最底下一层是米饭，中间是一点菜，顶上面一层又是米饭—去热一热给他吃。有时这一缸子饭吃不了，他就叫我用纸盖起来，留着下顿再吃。”
一次，陈把毛剩下的一点饭倒掉了，第二天毛便问：
“陈昌奉，昨天剩下来的饭呢？”
陈告诉他已经倒掉了，毛批评他说：
“群众的每一粒米来得都不容易，一次剩的不准倒掉，留着下一顿再吃。
4月间，李立三发起了一次攻势，导致了共产党严重的失败。李批评毛的保守主义，命令他去上海出席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并命令红军展开猛烈的进攻，以赤化整个华中。毛后来称：“李立三既过高估计了那时候红军的军事力量，也过高估计了全国政局的革命因素。他认为革命已经接近胜利，很快就要在全国掌握政权。李认为蒋介石和军阀之间旷日持久、消耗实力的内战，造成中国政治局势的混乱，从而给共产党打开了夺取国家政权的大门，反过来，毛却不这样乐观，认为这两个敌人可能联合大举进攻苏区。
毛未理会让他去上海的命令。与此同时，在欧洲出版的共产国际杂志《国际新闻通讯》（《lnprecor》1930.3.20，10：14）上，登载了毛的讣闻。以后又出现过几次这样类似的过早通告。
1930年5月，毛在百忙中写了一本教育性的小册子，题为《反对本本主义》，文章开篇道：
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这种纯主观地“瞎说一顿”，实在是最可恶没有的。他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
毛忠告做领导工作的人，“迈开你的双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
李立三的攻势很快就消失了。彭德怀将军曾一度占领长沙，但立足未稳就被迫再次撤出—这导致了毛的家庭惨遭不幸。毛在这些事件中所付出的代价是无法想象的，而此时他却以喜悦的情绪为这些事件进行欢呼：
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不久，毛、朱进攻南昌，但未能打破敌人防御。他们不得不转回向长沙，与彭的部队会合，以执行李的最后指令，试图再次占领这座省城。
9月上半月，经过持续多天残酷的激战，红军遭受严重损失。最后，毛为这些惨败所震动，从而不顾中央委员会在当天的号召，劝说他的同志向赣南撤退，以便挽救他们的军队。在平江整顿后，10月，这支合编的部队攻占吉安。
但在此期间，杨开慧和她的儿子毛岸英，毛的妹妹，以及其他亲属，在长沙被捕，据一种解释的说法，“由于叛徒告密，有六十余个国民党反动集团的匪徒”前去搜捕。几天后，10月24日，毛的妻子在长沙浏阳门外被公开处决。据说，警方提出她只要公开与丈夫和党断绝关系，并且提供长沙共产党全体成员的名单，就可不杀她。杨拒绝了，遭受了严刑拷打，但即使如此，至死她也未泄露任何秘密。
至少在公开场合，毛不允许自己因悲伤而落泪。5年以后，当他叙述这件事时，只是简单地陈述了事实，还同等地提到，在他的家庭遭残杀前财产的损失：
我在湘潭的地被国民党没收了。我的妻子和我的妹妹，还有我的兄弟毛泽民、毛泽覃两个人的妻子和我自己的儿子，都被何键逮捕。我的妻子和妹妹被杀害了。其余的后来得到释放。红军的威名甚至于扩展到湘潭我自己的村里，因为我听到一个故事，说当地的农民相信我不久就会回到家乡去。有一天，一架飞机从上空飞过，他们就断定飞机上坐的是我。他们警告那时种我的地的人，说我回来看我的地了，看看地里有没有树木被砍掉。他们说，如果有砍掉了，我一定会向蒋介石要求赔偿。
很多年以后，毛为一位曾投身于30年代红军运动的同志遗孀(5) 写了一首词，在词中，他赋予他的妻子杨开慧和他的已故同志柳直荀两人的姓以特殊的意义：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一位老朋友后来问毛，他使用“骄”这个形容词描写妻子，用意是什么。
毛解释说：“女子革命而丧其头，焉得不骄！”
杨被杀害一段时间后，毛与贺子珍结婚，他们的结合合法化了。毛还给长沙杨的家庭送信，让他们把他的三个儿子（最大的一个已从监狱放回）送到上海，由那里的地下党组织安排入大同幼稚园。各种说法都提到他们在上海的几年，处境十分凄惨，使用假名来掩护，靠在街头捡垃圾为生。
10月初，红军再次占领吉安。毛的勤务员在“一家逃跑的土豪家里得到一个搪瓷暖水瓶”，他很高兴，有了这个暖水瓶，给毛委员准备热水就不成问题了。但他也清楚，如果毛发现了，就会让他送回去或照价付款，因此，在行军中，他让其他人带着它，所以毛没有察觉。
更重要的是，朱将军在城里国民党军司令部文件中，发现了声名狼藉的国民党ab团（反布尔什维克）地方成员的材料，根据一张由当地地主签名的得款收条判断，有些ab团分子已经渗入共产党内，这个地主的儿子就是共产党内毛的批评者之一。
毛对此事的反应是，派他的肃反委员会的人打入ab团内部，最终他就可以说，他的反对派中的一些人，实际上是国民党密探。可是，他和他在江西党内的批评者之间，也还存在着政策上的不一致，在11月中吉安的一次会议上，他们就土地改革政策展开了争论，当时，他们必须赶紧分散开来，因为国民党军队已经迫近了。
吉安的占领、放弃又再度占领的多次反复，在共产党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周恩来在11月对政治局说，毛完全忽视了共产党国际有关“在进一步展开进攻之前必须进行巩固的阵地防御”的指示，而党的总书记则斥责毛在吉安得而即失的行为，是对“局势的绝望”。
11月底，毛起来镇压涉嫌的国民党密探，逮捕了4,000多红军官兵。一些人遭逮捕后，所提供的口供，又牵连了某些反毛的共产党高级人士。
12月初，红军一支部队的指挥员也率领部下的400人举行了兵变。他们逮捕了部队指挥员，把队伍拉到富田，攻占了监狱，释放了一些监禁在那里的毛的囚徒，捣毁了地方赤色政府，并逮捕了其中的一些人。在富田，大约有100名毛的支持者被杀害，他们的亲属中有许多人被扣留。其中就有朱德将军的妻子。
毛的批评者的首领从富田的监狱中逃脱出来后，即号召推翻毛，攻击他是“党皇帝”，拒不服从中央委员会的指示。他在邻近的乡镇成立了一个敌对的赤色政府。迟至12月，毛在党内的敌人才送信给朱、彭二将军，罗列了“叛徒毛泽东”的罪行，还附上了一封可疑的、被看成是毛给他的一个密探的信。这封信命令攻击各部队，因为这些部队领导人在事变时期供认，朱、彭是国民党的“最高”代理人—“这些口供有利于我们”……以便早日捕杀……(6) 毛的反对者提出的口号是，“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7) 。
这次使用暴力镇压的、最为严重的派别斗争事件的起因，是由于一位罗同志的“暴露”，毛的反对者起初是以国民党奸细调查他的，但他们发现他实际上是毛安置的秘密反间谍人员。换句话说，毛和他的党内对手双方都派人打入了ab团，但都没有通告对方。起初他们揭露对方的秘密网时，还相信他们正在挖出真正的国民党奸细。
1931年初，毛和他的支持者已能掌握新的苏区中央局。新中央局的首批决定之一，就是把在江西向毛挑战的那些人开除出党，并使他的解释合法化，“富田事变在事实上是毫无疑义的一种反党反革命的行动，即使在组织还没有证明他们全部是ab团取消派，但是他们反党破坏革命的行动，在客观上是与ab团取消派等的联合一致的反动行为。
然而不久，毛的根基就被抽去了。就在他巩固在红色根据地的地位时，中央委员会内部发生了重大变动。1930年，一批20年代期间在莫斯科留学的中国共产党员返回中国。他们的特点是，在俄国时就站在斯大林一边，反对托洛茨基，因此，取得了斯大林的信任。起初他们被称为“归国留苏学生”，当他们的主要领袖王明写了一本题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后，他们就得到了又一个绰号，即“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其他成员包括博古和洛甫。
1931年初，这些人把持了中国共产党的大权，在以后的三四年间，在毛的“实力派”和以王明为首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国际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斗。
9 遭 贬（1931~1934）
此刻，蒋介石才完全醒悟到江西共产党根据地的革命潜力。1930年底，他发动了所谓五次“围剿”中的第一次“围剿”。他派遣10万军队去围攻苏区，但善于运用运动战术的毛和朱将军，是能够将他们击溃的。后来毛解释说：
我们贯彻执行了迅速集中和迅速分散的战术，以我主力各个击破敌军。我们诱敌深入苏区，集中优势兵力突然进攻孤立的国民党部队，取得主动地位，能够暂时包围他们，这样就把数量上占巨大优势的敌人所享有的总的战略优势扭转过来。
但是，毛后来也抱怨，由于共产党内部不和，致使在反攻中遭受了挫折。毛为庆贺粉碎第一次“围剿”，活捉敌前线指挥官(8) ，写了一首词：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1931年1月，“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取得了党的领导权，随后苏区也建立了以项英为首的新的中央局。毛是中央局成员之一，但不能指挥它，他在江西的影响开始减弱。后来他叹惜道，1931年到1934年期间，他在中央没有一点声音。他的作用更多地局限在起草新婚姻法之类的民政事务上，1931年1月28日公布了由毛签署的新婚姻条例的决议(9) ：
“应确定婚姻以自由为原则，而废除一切封建的包办、强迫与买卖婚姻制度。
“但是女子刚从封建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她们的身体许多受了很大的损害（如缠足）尚未恢复，她们的经济尚未能完全独立，所以关于离婚问题，应偏于保护女子，而把因离婚而起的义务和责任，多交给男子担负。
“小孩是新社会的主人，尤其在过去社会习惯上，不注意看护小孩，因此关于小孩的看护有特别的规定。
第一次“围剿”之后，仅用了4个月的喘息时间，蒋便在春天发动了他的第二次“围剿”，被派去捣毁苏区的军队翻了一番。但共产党仍然成功地运用了他们的老战术，毛写了另一首词，来纪念粉碎第二次“围剿”：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这次只用了一个月喘息时间，蒋就亲自率领30万大军—差不多是毛的军队的10倍，发起了第三次“围剿”。可是，蒋的“长驱直入”，快速占领苏区心脏的战术，却给共产党提供了充分发挥游击战术的条件。到10月份，蒋不得不撤退，后来毛引用一个敌军将领的评论，是“肥的拖瘦，瘦的拖死”。
在夏季的战斗期间，留驻上海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由于蒋的破坏，已不再是安全的了，因而纷纷前往内地各地区。周恩来假扮一个留胡子的天主教神甫，首先到达了江西根据地的首都瑞金。他一旦到此，毛作为党的下级，就不可避免地变成一个只是在江西的赤色共和国的名义上的主席。
周是一个与毛有着完全不同特征的人。他比毛小5岁，出身于一个满清官吏家庭，他的优雅气度使得他在共产党同伴中显得十分突出，而且他也许还把他的谦谦君子意识传染给了他们。1920年至1921年间，他在法国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小组，从那时起，他在外交和协调政治方面表现了卓越的才华。
此间对毛的行为和政策的批评越来越频繁。1931年9月1日，周在一份给根据地政府的训令中，反对毛有关战略、军队管理和土地改革的观点，毛被迫签署了一项土地法，而他本人关于对待富农的思想遭到驳斥。他曾经主张过的关于没收土地的激进理论，现在，由党的新领导推广到各地。
在自身的沉浮之中，毛还必须以铁石心肠去面对他的朋友和妻子所遭受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命运。除了早些时候他的妻子和妹妹被杀害，1931年的此刻，他又得知了蔡和森在香港被捕遇害的消息。蔡是他的同窗好友，党内最亲密的朋友，他曾多次住在蔡的家中，蔡被捕后，被港英当局引渡到广州，据传，在广州，反革命刽子手扯开他的四肢，把他钉在墙上，惨无人道地毒打致死，并剖开他的胸膛，把脏腑剁成碎片。
9月间，日本人展示了他们预谋征服中国的野心，用武力侵占了满洲，并强化了在华北已取得的各项特权。显然，只有进行全面抵抗，否则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很快就会扩展到整个中国。
毛起草并签署了一封红军致国民党军的公开信，号召他们起义：“士兵弟兄们！你们必须另想出路呵！你们的出路是有的—这出路就是革命！你们手里现在有的是枪炮，你们首先把你们的反动长官杀掉，然后你们同当地的工人农民与一切劳苦群众联合起来，把国民党的鸟政府打倒。
毛强烈要求新的政治局讨论这些重大的民族政治问题。例如，1932年1月，日寇进攻上海之后，他主张建立联合政府，将所有愿意抗日的军队整编为一支统一的军队—这是一个受莫斯科影响的中国的政治局根本不能接受的政策。1932年4月，在毛的首倡下，江西政府对日宣战，但政治局再次未给予支持。
>> 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在瑞金召开。主席台右四为毛泽东
>> 1931年1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合影。左起：顾作霖、任弼时、朱德、邓发、项英、毛泽东、王稼祥
1931年11月初，为制定新的政治局路线，由“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主持，在瑞金召开了苏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迎接不久即将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的决议激烈地攻击毛的政策，谴责江西根据地的共产党领导“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和充分的群众工作”，非难他们未和其他根据地联合行动，并攻击毛的红四军的游击战术，还宣布他主持制定的1930年2 月7日《赣西南苏维埃土地法》中规定平均分配土地是向富农投降。
毛个人的错误是犯有狭隘的经验主义，独裁专断的机会主义，以及思想意识极为空虚。新的党的全国领导重申土地革命应由无产阶级领导。红军应占领城市，使用正规战，抛弃旧式的游击思想。
在几天后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除了新来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成员外，在根据地，莫斯科路线并未得到有力的支持。毛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并保住了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位。因此，毛的许多支持者，像朱德、邓子恢、何叔衡等，也都当选了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主持政府和军队的各个部门，然而他的新对手却控制了党。
而且，据说是由于共产国际的支持，政治局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出席大会的代表们接受了“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实质性建议中的绝大部分，其中包括根据地建设、土地法和红军的指挥，只有少数修改是适中地采纳了毛的观点。
1932年至1933年间的冬季，“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中的高级领袖博古和洛甫，从上海到达瑞金，一道来的还有共产国际的德国顾问奥托·布劳恩，他的中国名字叫李德。从此，毛在数量上也不占优势了。
第四次“围剿”之前，1932年至1933年间的冬季，红军抢先发起进攻。
5月，(10) 周取代毛任第一方面军总政委，(11) 成为红军中的高级权威。同时，周的支持者在根据地政府内，也攻击毛的土地政策是“右”倾。
尽管有这样的窘迫困扰，但毛仍专心致力于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立法工作，并提出了很好的、细致的设想。8月，在一次经济建设工作会议上，他作了题为《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演讲，强调共产党治理区域内的300万群众，必须自力更生。他责备那些以为在革命战争时期，不可能从事经济建设，经济建设要等到最终胜利后的和平条件下才能进行的意见是不对的。他特别强调必须做好土特产品的生产。我们必须“恢复钨砂、樟脑、纸张、烟叶、夏布、香菇、薄荷油等特产过去的产量，并把它们大批地输出到白区去”。
他还继续关注国际事务，在反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的通电中，表达了他对李顿报告书在中日问题上的虚伪态度的蔑视：“国际联盟是各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强盗联盟。
第四次“围剿”在僵持中结束，毛作了一首词，谈论它的结局：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11月，共产党取得了一次侥幸的胜利。国民党十九路军在福建举行兵变，试图建立一个与蒋介石对立的民治政府。起义之前，十九路军的领导人在上海与共产党有所接触，可是，过于谨慎的共产党人未作出明确反应。红军和根据地政府—即毛和朱—签署了一件与这个非共产党起义者联合的文件。但是，政治局却认为福建的起义者主张的是虚伪的民主，不值得支持。毛和朱则希望福建事变的发动者能真正给予该省人民以自由权利，并与共产党结成真诚的联盟。
正当毛争取实现联合时，兵变已被忠于国民党的军队镇压了。在结成有成效的联盟机会丧失后，毛也加入了对政治局的公开抨击。假如更为迅速地采取行动，福建的兵变军队就可以得到红军的支援，这样兵变就有可能成功，就可能控制相当大的领土和资源—尽管瑞金的军事战略家必须斟酌，从苏区派出援军，会不会危及自身的安全。后来毛抱怨他的党内对手，错误地处理了福建事变。
毛40岁生日后不久，1月中央委员会召开中央全会，毛的所有政策都被攻击为右倾路线。毛已预料到会上将发生些什么，所以就通知一个同伴，以健康原因，未参加会议。可是，德国顾问奥托·布劳恩的回忆却说：“博古讽刺地说，毛又犯了‘外交病’。使毛感到愤愤不平的原因是《中国苏维埃运动与它的任务》的报告，将不是由他而是由洛甫来作；另外，他希望进入政治局常委会的要求，没有被批准。
在中国革命处于紧要关头之时，在瑞金所有的主要中国领导同志中，奥托·布劳恩发现：“给我印象最深的当然是毛泽东。他是一个身材修长的，几乎可以说是很瘦削的四十来岁的中年人。他给我的最初印象，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家和军人，不如说是一个思想家和诗人。在很少的几个庆祝会上，我们见面时很随便。在这种场合，他总是保持一种威严而又谨慎的态度，总是鼓励别人喝酒、说话和唱歌，他自己则在谈话中插进一些格言，这些格言听起来好像是无关紧要的，但总有一定的含义，有时还含有一种揶揄的暗示……当有人第一次提出，我们的主力是否应当突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封锁这个问题时，他用一句毫不相干的话（我想可能是老子的话）回答说：‘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类似这样的格言和比喻，我们还可以随意举出一些例子，这暴露了他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思维方法，但其效果还是明显的，因为它们毕竟适合了一定的具体情况。毛不仅在私人谈话中或小范围里运用这些格言和比喻，而且还把它们引用到他的讲话中，并以革命的激情从中引出令人铭记的口号。我自己就经常亲眼看到，他是怎样用这种办法深深地影响听他讲话的农民和士兵。
“……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是很肤浅的……毛从来没有在国外生活过，不懂外语；中国又非常缺少马克思主义著作，有限的几本至多也是第二手的，原著更是屈指可数。然而，布劳恩自己就不懂中文，充其量仅认识不多的几个字。糟糕的是，毛用折中主义的方法，曲解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并加进其他的内容。例如他常常讲无产阶级，但是他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不仅仅是产业工人，而且包括所有最贫穷的阶层—雇农、半佃户、手工业者、小商贩、苦力，甚至乞丐……
但是，博古和他的朋友，以及共产国际都不想抛弃毛，他们意识到他在根据地已建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尽管三年以来毛派不断遭到斥责和排挤，毛还是再次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但是，这一次他只是一个傀儡。“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团中超过半数，并选举了自己团体的人担任主席。这样，他们就敢于选举毛，如果他不与他们合作，就可以随时撤换他。毛的职务是名誉性的，没有实权，而洛甫实际上差不多成了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政府首脑。
毛在大会上所作的结论中的两段话，表明了他仍代表着的力量：
我郑重地向大会提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最高的任务，革命战争的任务，拥护革命，把革命推到全国去，接受我们的政治号召，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
第三部 大权在握
毛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脑所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要同斯大林和解。这对他来说是极为棘手的，因为他目前所处的显要地位主要不是靠遵循苏联模式赢得的。但是现在，身为中国的第一位共产主义统治者，他必须去莫斯科与著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斯大林握手言欢。无疑，他希望斯大林能从两个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加入共产主义行列这一事实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出发，忘记过去并赞同翻开历史上的新篇章。
毛非常清楚斯大林对他的不信任。13年后，他回忆说，当中国共产党人取得胜利后，斯大林“又怀疑中国是南斯拉夫，我就变成铁托”。
到12月份，毛第一次准备去莫斯科会见斯大林的时候，他知道他的一位同僚已先他抵达那里。显然，他的这位同僚正在俄国人的支持下，巩固其在具有战略意义的东北地区的地位。这个人就是高岗。高曾经在长征结束时把毛迎入陕西并使后者免于磨难。
在内战的最后阶段，即1946年到1949年期间，高作为东北的领导人已经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因为东北紧扼通往苏联的中国铁路，而且它的重工业对共产党人极为重要。高后来宣称：“我是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者，而毛泽东及其支持者则是井冈山上的土生土长的共产主义者。”据此，可以说。高正把自己看成可以取代毛的领袖人物。高并没有公开谋求毛的党的主席职位，却千方百计想攫取刘少奇的书记处书记职位和周恩来的总理职位。所有这些恐怕都得到了苏联的支持。毛后来说，斯大林非常喜欢高岗并送给他一件特别的礼物—小汽车。赫鲁晓夫记得克里姆林宫曾收到过高岗提供的有关北京领导人情况的许多材料，他说：“他是中国政治局在满洲的代表和首脑，跟我们自己在那里的代表关系很密切。
1949年7月，就在毛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数个星期前，高岗率领一个独立的贸易代表团，作为“中国东北人民民主政府的代表”前往莫斯科，先于毛同斯大林签订了一个贸易协定。
据后来陈毅的一个报告的译本说，高“从苏联邀请专家，派学生去苏联。事后才敷衍性地要求中央政府同意”。(1) 直到1952年，高的东北甚至还拥有自己独立的货币。
>> 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首次访问苏联。苏联党政领导人布尔加宁（右一）、莫洛托夫（右二）前来迎接
所以，1949年12月16日毛去莫斯科时，对他以前的朋友和救星的作用心存疑虑。当斯大林把他当做心腹朋友时，毛一定感到很意外。后来，赫鲁晓夫回忆说：“斯大林决心赢得毛的信任与友谊，所以他把苏联大使关于毛与高岗争论的报告交给毛，对毛说：‘看看吧，你可能会对这些东西感兴趣。’接着赫鲁晓夫自己解释道：“斯大林为什么要出卖高岗？我想他是受了自己猜疑心的驱使……他估计毛迟早会发现高岗一直在告自己的秘，因此，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毛就可以指责斯大林煽动反对中国政府。于是斯大林拿定了主意，最好还是牺牲高岗来取得毛的信任。然而，我认为毛从来就没有真正信任过斯大林。”(2)
赫鲁晓夫是对的。毛在访问前没有理由设想斯大林对他已有好感，谈判的结果又在他心中埋下了深深的不信任感。由于这一原因，高在东北的表现和行为一定变得越来越令人难以容忍。但是，毛必须等到斯大林死后，才能对付这个危险的竞争对手。
在毛访问莫斯科的九周（其中有两天去了列宁格勒）内，中苏双方都令人惊异地沉默寡言。斯大林70寿辰时，毛重新出现在宴会上，之后又受到苏联领导人的多次宴请。然而，他们彼此都发现很难谈得来。
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斯大林对中国的新统治者一直忧心忡忡。“这个毛泽东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问身边的同僚，“我对他一无所知。他从未来过苏联。
斯大林怀疑毛有狭隘的农民观念，害怕城市工人，把红军建立在孤立的基础上而不考虑无产阶级。由于毛在国民党无力防御上海时，对占领该市裹足不前，因而使斯大林确信了他的上述看法。斯大林向毛提起的第一桩事情就是这个问题。
>> 1949年12月21日，毛泽东出席斯大林70寿辰庆祝大会
“为什么不打下上海？”他问。
毛答道：“那里有600万人口，要是占领上海，我们就得给这些人吃的，我们到哪里去弄这么多粮食？
这个回答只能加重斯大林的怀疑：毛考虑的不是进入上海并获得当地无产阶级的支持，而是唯恐供应城市食品的工作会妨碍他在全国其他地区同蒋的斗争。
当后来斯大林重温这段争论时，对他的同僚说：“毛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自称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可是他连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也许他根本不想懂得这些道理。
最初的会晤一结束，怨气便自谈判中涌现出来。斯大林连续几天不想见毛，而且正如赫鲁晓夫所言，“由于斯大林自己不去看毛，也没叫别人去款待他，因此别人谁也不敢去看他。谣言传开了，说毛很不高兴，他受到禁闭和忽视，假如这种待遇继续下去，他就要离开。于是，斯大林为他摆了另一次晚宴，以稳住其心神。一些人把毛的长住归结于下述事实，即他在莫斯科经常患病，身体虚弱无力，无法在会议上讲话。
至于斯大林，由于他要求在华享有和中国过去被迫给予西方人的极为相似的特权，因而加重了毛的忧虑。例如，他提议建立一个联合股份公司来开采新疆的自然资源；他还要求毛拿出土地建立一个橡胶种植园—这两个建议极易让人联想起昔日令人望而生畏的欧洲帝国主义国家。
同斯大林的这些会谈，毛牢牢地记在心里。八年后，他在家里告诉他的同志：
我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吵了两个月。对于互助同盟条约、中长路、合股公司、国境问题，我们的态度：一条是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争，一条是你一定要坚持，我接受。这是因为顾全社会主义利益。那时有两个“殖民地”，即东北和新疆，任何第三国的都不准住在那里……
1957年毛在另一次谈话中回忆说：“我们要签订中苏条约，他不订；要中长路，他不给；但老虎口里的肉还是能拿出来的。
在俄国首都的寒冬里过了毫无收获的一个月后，毛把周恩来从北京召来以收拾谈判的残局。两个最高级人物能够面对面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的神话破产了。结果，毛在中国的威望降低了。三个星期后，1950年2月14日（圣瓦伦丁节），一份友好、互助和结盟的条约在为此而举行的仪式上签订。同时签订的还有，俄国在5年内向中国仅提供3亿美元贷款的协定和其他经济协定。用斯大林为东欧各国所做的一切或者美国为其亚洲盟国所做的一切来衡量，任何人都会清楚，斯大林对待中国明显地吝啬。
中苏还对即将发生在朝鲜的事件进行了讨论。显然，当时尚未认识到这一事件将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斯大林就北朝鲜领袖金日成进攻南朝鲜的计划征询毛的意见。
赫鲁晓夫回忆说：“毛……同意金日成的设想，并提出美国不会干涉的看法，其理由是，这场战争是一场国内战争，朝鲜人民会自己加以解决。
几天后，毛穿越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回到了北京。抵京之际，毛对两国之间“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仅发表了寥寥数语的演说。斯大林与毛的“伟大会见”的照片出现在全国，以夸张的语言赞颂他们的新歌也传播开来：“毛泽东！斯大林！就像天上的太阳一样光明！”然而，北京的圈内人物却知道毛受到苏方的冷遇。
从某种意义上说，出于中国人的自豪与自尊，毛在同斯大林周旋的过程中已经站起来了。他的中国同志无疑钦佩他的气概。但是，另一方面，他却未能把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东西带回来。俄国拥有的技术和能够提供的资金，中国自己要花费几十年才能挖掘和积累起来，所以毛的同志们对此一定颇为失望。
毛同斯大林最低限度的谅解一经取得，他便安下心来处理国内问题，把延安的经验运用于一个由不同的民族组成的6亿人口的国家中。正如江青直截了当所说的那样：“现在，人民给了我们很高的地位、良好的待遇和巨大的权力，如果我们不能作出新的贡献，那么，人民会需要我们多久？
毛于2月和3月间从俄国归来后，继续在东北的城市和工业区旅行。他去了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城市的工厂和企业。地方官员努力让他住得舒适一些并给他提供良好的饭菜，毛没有阻拦任何特殊安排。但在一个城市里，当毛看到他房间里的弹簧软床时，他对贴身警卫说：“我们不习惯睡这种床，你最好用我们自己的。”于是，软床被撤走，毛简单的床上用品铺在了一块木板上。
毛在哈尔滨视察铁路工作时说：“很好。你们有许多熟练工人。我们没有经验，应该依靠熟练工人管理工厂。”
他对一位负责人说：“你懂得怎样管理工厂吗？”
那个官员答道：“不，我不懂。最近我刚被调到工厂。”
毛评判说：“如果你不懂，你应该学。我们都不懂，我们都应该学。 南方的土地改革问题特别困难。1950年初，毛给南方各省党的领导人发出一份征询意见的通知，建议他们放慢重新分配土地的工作，并指出，土改规模空前伟大，党的干部容易发生过“左”偏向。过去，北方人民的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现在已无战争，所以土改给予社会的震动特别重大。最后，土改将使民族资产阶级不安，而党正在努力同他们合作。基于上述原因，毛极力主张，尽管共产党人取得了胜利，但暂时还不要触动南方的富农。
6月份，毛说，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党已经创造过奇迹了，但现在应当避免冲动。“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
要说服知识分子学习唯物主义以清除他们的唯心主义思想。“他们讲上帝造人，我们讲从猿到人。”
在这百业待兴的阶段，迎来了共产主义胜利的第一个周年纪念。在为此而于北京中心举行的舞蹈演出期间，毛作了一首诗：
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
然而，一个未曾料到的悲剧降临了，无论对中国，还是对毛本人，它都是一幕悲剧。6月份，金日成越过朝鲜分界线，向南进军，朝鲜战争爆发了。杜鲁门总统认为这场战争是在苏联和中国的支持下策划的。中国人自己知道，毛在莫斯科的访问作为一次乞求帮助的游说活动是很不成功的，但对华盛顿和伦敦的西方政治家来说，它更像是一次向莫斯科的控制屈服的旅行。朝鲜战争的突发，被视为在亚洲其他地区进一步扩散共产主义理想运动的第一个行动。
毛错了。美国人—不仅仅是美国人—进行了干涉以支持南朝鲜政权。到10月份，麦克阿瑟将军指挥下的联合国武装部队已逼近鸭绿江，而且似乎要向中国边境进军。在此情况下，毛战胜了自己在向美国人挑战问题上的强烈恐惧，给中国军队发出了一道命令：“着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在中国军队开进朝鲜的最初几个星期里，毛作出安排，让他的老对手，亲苏的王明坐火车迅速出发去莫斯科。最后得了妄想症的王，断言这是一阴谋，让他在美国飞机袭击苏中两国之间的铁路时丧生。他对毛所下达的指示抱怨不已。在中国共产党人的一所医院里他用消毒杂酚皂液代替医疗药皂刷碗。然而，他平安地抵达了苏联并在那里住了很多年，撰写他的回忆录，编录毛的所谓的罪行。
与志愿军一起入朝的一位官员是毛的长子岸英。这位年轻人在干了一段农活后，先是被分配到北京做翻译工作，后来又参加了军训。据说他在朝鲜指挥一个师。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那时他年仅30岁。
1950年11月，在一次美军空袭或者中国飞机坠毁的过程中，岸英牺胜了。用江青的话说，毛得到的这个消息给他们的个人生活蒙上一层“深深的忧郁”。
战争结束后，金日成每年都在平壤以中国人的悼念方式在岸英的坟墓上放置花圈。因为据说后者的遗体“应朝鲜人民的要求”从未运回他的故乡。
朝鲜战争打断了毛发展中国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的进程，同时也给蛰居于台湾并随时准备反攻的国民党以巨大的鼓舞。此时已得到美国全面支持的国民党对他们刚刚撤离的大陆加倍地进行破坏和颠覆活动。1951年，毛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领导镇压反革命分子和其他违法者、歹徒的运动上面。所谓“三反”（反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运动和后来的“五反”（反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以及对倔强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都是在这个时期展开的。
正是这些运动，和土改一起导致了大规模的血腥镇压。5月，毛发出指示，在犯有最严重罪行的反革命分子当中，大约10%至20%的人应处以死刑。而这仅仅是最低限度的数字。这些人应当包括“有血债或有其他引起群众愤恨的罪行或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的人”。
其他人尽管犯有死罪，但应处以较轻的刑罚，“如果我们把这些人杀了，群众是不容易了解的，社会人士是不会十分同情的，又损失了大批的劳动力，又不能起分化敌人的作用，而且我们可能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
与此同时，毛的妻子正逐步介入他的政治生活。50年代中期，在周恩来的帮助下，她在文化部的电影筹划指导委员会里谋得一席之地。几个月后，她发现了一个问题，并能就此向毛证明她是其思想的合格的捍卫者。这个机会就是电影《武训传》的上演。武训是19世纪的著名乞丐，他攒钱投资创办学校以便让穷人的孩子受到教育。电影对他进行了称颂。于是江青抱怨说，《武训传》是在鼓励人们去做一个胆小怕事的规矩人，而不是去做一个彻底的激进的革命者。负责文化事业的共产党官员、江青在上海的岁月里的宿敌、现任文化部部长的周扬没有理会她的意见。毛对此也没有什么兴趣。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她离开了毛。
>>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一连数日，她没有在毛的房间里露面。最后，毛去了她的书房，而她正在全神贯注地搞她的研究。毛不高兴地说：“原来你仍在忙这个。”
江告诉毛，她想去山东武训的家乡以收集更多的材料。毛反对这样做。尽管如此，江青还是用假名去了山东并胜利归来，因为她搜集的材料表明，事实上，武训后来变成一个地主和地主阶级的支持者。毛最终信服了，并帮助她写了一些报告。毛自己也写了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1951年末，江青隐姓埋名去中南地区帮助搞土改。应其要求，毛送给她一件大衣，以备冬季之用。而且，他还与同事们一致同意，她应辞去作为毛的秘书长和电影局局长的职务。据说，这是由于她生病的缘故。
江青胜任政治或文化领导工作的才能，没有给毛的许多同志留下印象。
1952年底，因为抱怨肺疼，她第二次出访苏联进行治疗。苏联外科医生做手术检查她的肺，结果未找到丝毫的病象。接着，她又一次被送往雅尔塔，在那里她接受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青霉素治疗。只是到了1953年秋，她方获许回国，但仍需医治。
据江青说，斯大林对毛的建议之一是，他应该出版他的著作集。实际上，这是必然的。1950年毛从莫斯科回国后不久，便开始修改和编辑他的手稿的工作，对这些手稿毛希望作为财富加以保存。修改的原因很多。显然，他需要改正其早期著作中存在的明显的理论错误。其次，在遵义取得党的领导地位以前，毛表达的某些思想也要加以充实，它们曾经一度为党所摈斥。
同时，毛希望不要留下任何公开的把柄，以防政治对手攻击他在1935年以前不服从党的领导。最后，在50年代初期，减弱中国共产党对斯大林的理论权威的否定程度，对毛是有益的。
出于上述考虑，在修订过程中，通过增、删和各种各样的改动，对原内容进行了广泛的调整。一位西方的著名学者斯图尔特·施拉姆得出结论：“在对照原版检查以前，你不能把任何一个句子看做与毛实际上写的完全一致。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于1951年10月，第2卷于1952年4月，第3卷于1953年5月相继面世。此后，隔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1960年9月，第4卷才出版发行，而第5卷则是在他死后问世的。
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只依靠旧黄历是行不通的。如果我们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的著作，比如他的《两种策略》，我们就不可能解决1950年以来所出现的新问题。如果只有1901年出版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便不可能有效地解决十月革命前后所出现的新问题。为了适应当时的需要，列宁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等。
列宁死后，斯大林有必要写《列宁主义基础》和《列宁主义问题》来反击反革命分子保卫列宁主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日战争初期，我们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些著作我们必须出版以便跟上时代的需要。
要进行系统的考察，就应该判断出混杂在毛的著作中的大量中国引语。毛是写给中国人而不是西方读者看的。据统计，毛著作中的所有参考资料，22%源于儒家思想，12%出自道家或墨家的著作，13%是中国传奇或纯粹的文学作品中的东西。换句话说，他的引语的几乎一半是中国读者所熟悉的。相比之下，仅有4%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24%引自斯大林，18%引自列宁。
这反映了毛自身的读书种类。他是一个博览群书的人，同时又是一个很会有选择的读书的人。一位在40年代初访问过延安的苏联人评论说，毛只读旧式的包罗万象的典籍、古代哲学信条和旧小说，漠视西方的经典，蔑视所有的非中国人的著作。这个评论有些夸张—但并非完全不着边际。毛对书籍的矛盾心理是显而易见的。他曾经告诉参加某次会议的同志们：如果一个人尽相信书本里说的，还不如什么书都不读好。他非常喜欢说：一个人“书读得越多越蠢”。这句台词在几个场合中都被提起过。
“选集”是怎样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呢？毛的一位亲苏的同事强烈地批评了他的哲学文章。他声称，这些文章中包含着严重的理论错误（是“反唯物主义的、极端主观唯心主义的、唯意志论的”）和方法论错误（是“反辩证法的，与科学的方法论极端矛盾的、诡辩的”）。就毛的《辩证法唯物论提钢》一书来说，它有那么多的错误和幼稚的议论，以至于任何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人，在读这本著作时都要“笑掉牙齿”。
毛公开承认，有些同志说“我甚至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接着，他进而表白自己是怎样在实践中而不是在课堂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以前我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只是后来我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书本里，我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于是开始改造我的思想。但主要是在过去几年里，通过参加阶级斗争，我才得到改造。如果我想进一步改造，就必须继续学习，否则就要落在后面。
“选集”里有许多具有特色的主题。比如，实用的中庸之道—中国人的一种典型行为方式。内战末期，毛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的建议便是一例。他说：“我们不应当怕麻烦、图清静而不去接受这些谈判，我们也不应当糊里糊涂地去接受这些谈判。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
贯穿于“选集”中的另一个思想是，不稳定和不平衡是正常的。毛在一篇文章中讲：“树欲静，而风不止”，“没有必要害怕浪潮；人类社会就是在无数的‘浪潮’中演进的”。毛用一句话明确地表达了这个思想：“平衡、静止和统一是暂时的和相对的，而不平衡、变化和对立则是绝对的和永恒的。
毛的“选集”中还存在着民粹主义的思想痕迹。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所以，任何共产党领导人都要同群众保持联系并从他们那里吸取营养。“群众是公平的，他们不会否定我们的成绩”。
同时，毛关于阶级的思想也是不同寻常的。在一个关于阶级问题的指示里，他写道：
……阶级成分和本人表现要区别，主要是本人表现……问题是你站在原来出身的那个阶级立场上，还是站在改变了的阶级立场上，即站在工人、贫下中农方面？……如果只论出身，那么，马恩列斯都不行。
这样一来，中国的资产阶级便可获准进入成员杂沓的“人民”俱乐部。这个俱乐部为他们提供优良的行为样板，让他们转变思想。然而，无论你转变与否，思想毕竟是个抽象的东西。最后，毛承认在这个问题上，他受到许多最亲密的同志的欺骗。
毛从未能使自己喜欢上知识分子。1968年，他向来自大学和工厂里的受过军事训练的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青年革命者—红卫兵发表了一个讲话，说：“我认为知识分子是最不文明的。我认为朴实无华的士兵是最文明的。”毛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者，但他又明显地接受甚至颂扬生活中的主观意志的作用。他引用孔子的话说：“君子……内省不疚。”
60年代初他写道：“我们不能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存在能动的和自由的意志了。”他坚信主观力量改变客观现实的能量，坚信主观意志的威力。在1938年的一本小册子里他已经写出了这一点：
我们反对主观地看问题，说的是一个人的思想，不根据和不符合客观事实……但是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没有人做就不会出现。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术……
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
上述思想和更多的其他思想一齐收入“选集”，以展示毛主义或毛泽东思想的一贯性和系统性。这几乎就像古代学者整理孔子及其他圣人的教诲一样。毛泽东思想被描绘为“宝贵的思想财富”和“取之不尽的理论宝库”。一首小诗写道：
毛主席的书是宝库，
总有取之不尽的珍贵财富。
一字值千金，
读了心里红彤彤。
毛对自己的智慧结晶有时是很谦虚的。他说：“《毛泽东选集》，有多少是我的？它是用鲜血凝成的著作……毛选中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用流血牺牲换来的。
除了发到中国的几乎每个党员和非党员手里外，“选集”还被译成几十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发行。由于中国人做的各种各样的宣传，因而导致《时代》在毛70寿辰之际发表了一篇评论，称毛是“中国的思想之王”。一位年轻的非洲来访者曾经告诉毛：“您的著作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更加易懂。……您的著作写得很通俗。毛的著作中有常识性的内容和维多利亚式的带有塞缪尔·斯迈斯思想印迹的关于自立的道德说教，也有哲学论辩和进行革命的策略，这些一直激励着他的人民。
18挥 鞭（1952~1954）
至此时，尚没有一位国家元首前往北京进行国事访问，对这个刚刚诞生的新中国表示敬意。直到1952年9月，在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三个年头，蒙古人民共和国党的领导人泽登巴尔才来到北京，成为第一个访问人民中国的国家元首。令人感到惊讶不解的是，苏联人并没有率先做出这种表示，这或许是因为钢铁般的斯大林正在走向他生命的终点。1953年3月，这位苏联的独裁者和领袖病逝于莫斯科，北京的毛泽东写了一篇出人意料的而又明显言不由衷的悼念文章。悼文中说：“人们都知道，斯大林同志热爱中国人民，认为中国革命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在中国革命问题上，他献出了崇高的智慧。
>> 1954年10月21日，毛泽东和印度共和国总理尼赫鲁在印度驻华大使举行的招待会上
北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是第二个访问中国的外国领导人。1953年11月，他来到北京与毛泽东会晤。至少这是对中国人参加朝鲜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无私奉献和巨大牺牲（包括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的一种表示。第一个访问新中国的非共产主义国家的政府首脑是印度的尼赫鲁，他在1954年10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尽管几年前，毛泽东还打电报给印度共产党表示良好的祝愿。在电报中，毛泽东告诉尼赫鲁的国内对手说，依靠勇敢的印度共产党人，“……印度决不会长期处于帝国主义及其合作者的羁绊之下。自由的印度将有一天要与自由的中国一样，作为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大家庭的一员而出现于世界……在1953年夏季朝鲜战争停火期间，尼赫鲁证明了他所领导的印度真正地独立于当时世界任何阵营之外。
对中国人来说，朝鲜战争使他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毛泽东在1952年夏天的一个讲话中指出，在过去的一年，我们用于“抗美援朝战争的费用，和国内建设的费用大体相等，一半一半”。在1952年，对于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来说，这笔战争开支无疑是十分巨大的，但它确有着特别重要的政治意义，它证明了中国人能够战胜美国人。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这是因为美国虽然在“武器上是强大的，但是在道义上得不到支持，是弱小的”。
在1953年2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它包括许多非共产党人士参加—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的闭幕词中，毛泽东再一次强调指出，党内一些同志缺乏民主，他要求他的听众去反对政府官员中存在的官僚主义。这一思想最终导致了14年后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展开的一场动乱—“文化大革命”。他说，官僚主义在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日益滋长，“即以中央一级机关来说，许多部门中的许多领导干部，还仅仅满足于坐在机关中写决议，发指示。只注意布置工作，而不注意深入下层去了解情况和检查工作，使自己的领导常常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以致在工作中发生了不少的严重问题”。
显然，毛泽东正在制定一些新的模式和法规，试图以此去训练他的党。为此，他请求党外人士监督和批评那些没有能按照他的要求和思想去做的党员干部。在党内，他对这些人的批评是十分严厉的。用他的话说，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因此要不断地打扫灰尘，使房间保持清洁和卫生。
但是，实际上在中共党内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并逐渐发展成为党内的一种与毛泽东相悖的异己力量。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中国人民进入了农业生产互助合作阶段，这是迈向集体化的第一步。然而，刘少奇，这位毛的助手却提出另一种观点，他认为中国首先应该发展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然后才有可能使土地有效地变为社会所有。
刘少奇的这番讲话最早见于1951年夏天，后来这一讲话被红卫兵视为与毛泽东路线相对抗的证明。刘少奇在一个批示中说：“有些同志认为，农民依靠互相帮助和合作就能够实现农业集体化和农业社会化，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刘少奇的这一批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显然这是对毛泽东大力号召在广大的中国农村迅速推行合作化的回答。到1951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接受了毛泽东的加快组织农村合作社的建议。至此，刘少奇不得不作出让步。
毛泽东发表讲话公开指责刘少奇，他严厉地说：
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
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
之后，毛再一次批评他的助手的保守主义，并促使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更进一步加速国有化和集体化进程。
1953年8月，毛泽东再次批评党内领导干部中的稳健派，主要是刘少奇的门徒薄一波，薄是当时中央人民政府的财政部长。在税收系统，薄一波主张实行“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税制，因此被认为是“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毛泽东指出，薄一波的“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应该受到批判。而且，薄一波的错误不是孤立的，毛泽东强调说：
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说有那么一点错误，小平同志也说有那么一点错误。无论任何人，犯了错误都要检讨，都要受党的监督，受各级党委的领导，这是完成党的任务的主要条件。全国有很多人，是靠无政府状态吃饭。薄一波就是这样的人，他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些腐化，批评他是完全必要的。
毛在这篇讲话的最后特别提出了在以前会议中没有被写进决议中的党的有关纪律，并要求全党遵守这些纪律，保持谦虚的作风。他要求说：
一曰不作寿。作寿不会使人长寿……二曰不送礼。至少党内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场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众热情，也不泼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遵守这些规定，就是谦虚态度。
1953年夏季以前，毛泽东对始终采取不合作态度的著名的非共产主义哲学家梁漱溟持赞赏态度。梁是一个进步的改良主义者，辛亥革命后他积极从事农业改良和乡村建设、乡村自治。1945年，他积极奔走，致力于国共两党达成协议，以避免内战再起。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3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梁漱溟提出要改善农民的待遇。因为农民的生活比城市工人糟糕得多。他说，用佛教中的等级制度来比喻，“城市工人在九天之上”，而农民却在“九地之下”。
梁漱溟的讲话，马上遭到周恩来的反驳，于是梁漱溟写了一个条子给毛泽东，要求再一次发言。他的要求得到准许，于是，梁漱溟十分平静地开始了他的演讲。他说：“我再次要求发言，是因为首先我要考验一下我自己的勇气，其次我要考验一下中国共产党的雅量如何。”
这时，毛泽东发脾气了，他抢过话筒，打断了梁的发言，他说：“我猜想，梁先生自以为是非常美的，‘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这些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美女）。但是对我来说，你很丑陋。”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训斥，梁漱溟一时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会场的气氛顿时十分紧张。
毛用手指着梁漱溟接着说：“台湾的报纸说你是一个很有骨气的人，但是要我说，你很丑，是反动透顶。
于是，梁被出席会议的毛的坚定的支持者哄下讲台。这时一位很受尊重的前国民党官员站起来，向毛泽东鞠了一躬，说道：“请问毛主席，现在发生的事情，是梁漱溟的思想问题，还是他的政治问题？”
这一插话的目的在于，根据共产党的理论，思想问题是可以通过教育得到改正，反之如果是政治上的错误就要严重得多。这时会场上出现了长时间的沉默。之后，毛回答说：“这是梁漱溟的思想问题。”
“既然是思想问题，”这位老者继续说，“我想我们今天不应该过于激动。”
从此以后，毛泽东和梁漱溟反目了，梁被描绘成是“用笔杆子杀人”的人。毛泽东取笑梁漱溟关于九重天的比喻，以及梁曾经提出的“中国没有阶级”，“中国的问题是一个文化失调的问题”和“无色透明政府”等观点，指出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只会说胡话。
虽然如此，毛没有将梁划为反革命一类，他要求全党继续和梁辩论，以便把问题搞清楚，并且希望尽可能改造他。另外还有一个不足为外人道的原因，这就是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喜欢挑战，但是他渐渐感到来自党内他的同志们的挑战和争辩越来越少，这些人既小心翼翼地恭维他，又在他的背后搞阴谋。
现在毛的妻子江青，经过疗养后病愈回到北京。所以毛又像过去一样，每天坐在她的旁边，听她介绍来自各地经过她选择的有关情况报告和电报，以及一些各地寄来的新书。
但是这时发生了一件令人费解的麻烦事，江青失去了对毛的一个儿子的监护权。这个孩子是贺子珍生的，40年代初他同贺子珍一同住在莫斯科。据说后来他返回上海，由一位牧师照管。在牧师家里他经常挨打以致此后精神从未恢复正常，于是他常常左右摇摆，癫狂不止，往往跌倒在地。(3)
在中国共产党人取得胜利后，这个孩子回到了他父亲身过。江青把他当做自己的儿子来抚养，努力地去爱他。但当她不得不忍受放射来治疗她的肿瘤时，这个孩子被毛的助手们带走了，而且她不知道被带到哪里去了。这由不得她，也由不得毛本人。整个事情是一个大悲剧，对于这个孩子来说，这样做是明智的。
这是从江青自己嘴里说出的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在自己的家里，毛泽东怎么可能不去设法保护他的儿子？难道是他对这个孩子的神经不正常感到厌烦，以至于让别人将他带走？对这个孩子的处理是用什么方式？他到底受到了什么样的对待？为什么再没有听到他的消息？整个事情像一团迷雾，让人难以理解。但这一切又的确是江青亲自透露出来的。
一年以后，她恢复了和毛的政治合作。当她躺在病床上时，精力全部放在读书上，她看到一本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18世纪经典小说《红楼梦》的文章。想起毛泽东对这部中国优秀的古典名著十分推崇，曾说过：“《红楼梦》我已经读过五遍，但是我不受它的影响，我只把它作为历史书来看。”
一位在二三十年代因对中国古籍进行注释工作而闻名的大学教授(4) 最近写了一篇赞赏《红楼梦》的文章，但是文章中没有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的内容。两个年轻的马克思主义学生(5) 写文章对此进行了批判。江青把他们的文章拿给毛泽东看，毛同意广泛宣传他们的文章。像三年前批判电影《武训传》一样，共产党负责文化工作的官员显然不具备毛主席那样的敏锐和革命性，文化出版部门的负责人拒绝刊登这篇彻底的反传统的文章。一直到毛在他的妻子的刺激下，坚持要刊登出来为止。
是年夏天(6) ，毛泽东和江青离开北京到北戴河海边度假。在这里他写了一首词：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这一时期，毛泽东试图通过清除他的宿敌来巩固自己的地位。1953年底他发动了反对高岗的运动。在建国后的头四个年头，由于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毛对高岗的野心没怎么注意。抗美援朝战争使得中国比以往更加依靠东北地区作为战争的直接后方。1953年春斯大林的逝世使高岗失去了外部力量的支持。从这时起。毛就开始作出了处理高岗的战略安排。
在1953年圣诞节的前夜，贝利亚在莫斯科以叛国罪被捕，毛在北京建议中央政治局以党的名义开展一场批判高岗的运动。他后来回忆道：“我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明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10〕一个星期之后，刘少奇在中央委员会上发表了一次讲话，他完全站在毛主席一边，指出一些领导人现在“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做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11〕对于毛泽东本人说，公开地带头谴责他的老同志是困难的，所以在这次北京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他很策略地“走开了”。根据一位当时在北京的非共产党的政界人士说，毛“要回他的湖南老家，并且说他准备在那里度过春节，这样就可以充当一个旁观者了”。毛泽东后来承认这次会议是至关重要的。“四中全会是应当开的，决议是很必要的。否则再让高岗搞一年，是不可设想的。”〔12〕但是由于刘少奇没有完全执行毛的指示，使得反对高岗的运动到下一年度才彻底结束。
1953年底，大胆的王明回到中国。众所周知，他现在已经没有几分价值了。在北京医院里，他住了三个月，治疗胆囊炎。据说，他拒绝了医生要他做手术的有力劝告，不久以后，他又重新背井离乡回到了他长期居住的苏联。
1954年毛泽东主持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草案。他称赞了这部宪法草案，并就此谈到对中国发展的若干想法：
我看，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50年即10个5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像个样子了，就同现在不大一样了。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牛皮不要吹得太大，尾巴不要翘起来。
毛泽东已经着手开始实施他的一些改革主张，包括汉字的简化（他拒绝了文字改革委员会于1953年提出的建议，即步子不要走得太快）。1956年他指出：
洋字比较好……字母少，写起来一边倒，汉字比不上。有些教授说：“汉字是世界上万国最好的文字。”我看不见得。因此我们采用罗马字。例如阿拉伯字也是外国发明的，现在不是大家都用了吗？罗马字出现在罗马，英、美、俄等国不也都在采用吗？
不久以后，毛对一些音乐家发表了关于如何学习西方的谈话。他指责有些人盲目崇拜西方音乐，鄙视中国音乐。他提醒说，全盘西化是不切实际的：
全盘西化是行不通的，是中国老百姓所不能接受的。艺术和自然科学不同，例如，割阑尾，吃阿司匹林，这些医疗方法就没有什么民族形式，但是艺术却不同，艺术就是民族形式问题。
最后，毛泽东接受了音乐家们的一些观点：
>> 1954年，毛泽东在修改宪法草案
要承认，在近代文化上，西方的水平比我们高，我们是落后了……我们必须善于吸收外国好的东西，以收取长补短之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1954年的秋季，北京迎来了一些重要的客人。尼赫鲁访问了中国。1954年8月25日毛接见了由克莱蒙特·艾德礼率领的英国工党代表团。克莱蒙特·艾德礼是英国前首相，团员有埃热那·伯威尼和埃德兹·森默斯克。伯威尼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描写毛很有自信心，并且很有韧性。尽管刘少奇和周恩来在3个小时的会谈中始终作陪，但毛在整个谈话中一直不容别人插嘴。毛想知道为什么英国工党不能把资产阶级消灭掉。对此艾德礼和他的同事持有异议，他们历数了英国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认为是比较好的。但毛说，这是剥削殖民地的结果。
>> 毛泽东会见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
艾德礼后来写道：“当我请他们解释一下丹麦、瑞典和挪威为什么在没有殖民地的情况下人民生活水平也很高时，他们没有回答。”
9月，毛泽东第一次会见了西藏的传统最高统治者达赖喇嘛。毛对西藏的情况表示满意，他说：“西藏已经到了祖国怀抱。”并进一步指出，中国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利用开发西藏自然资源使西藏社会得到发展，驻扎拉萨的人民解放军的任务是帮助西藏人民，而不是对西藏人民发号施令。
然后，毛直截了当地问达赖喇嘛，他们是否反对他的愿望而且事实上已经有所行动。这位西藏前最高领导人后来回忆说，他感觉自己处于一种非常为难和窘迫的境地，但他老练地应付过去了。第二次拜访毛时，他同样富有策略性。这次谈话持续了3个小时，当时只有一名翻译在场。达赖喇嘛试图打消毛对他的怀疑，他急于要改变他的处境，于是向毛保证他不可能通过反对中国人而背弃祖国。
几天之后，毛泽东亲自约见达赖喇嘛，这位西藏人回忆道：“某些事情促使毛认为佛教是一种很好的宗教，尽管释迦牟尼是一个王子，但是他就改善人民生活问题提出了许多好的思想，他也同意tara女神是一个好心肠的妇女。”这样的谈话讲行了几分钟后，毛又一次起身离去，将手足无措的达赖喇嘛丢在那里。
不久以后，达赖喇嘛应邀到毛主席家参加一个会议，大约有20多位党的干部在座，达赖坐在毛的身边，毛的独断作风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中国农村的生活问题，毛“讲话非常生硬……他说他对目前所做的一切还不很满意……他引证了一封从他家乡来的信，说共产党的官员正在做的并不是帮助人民”。
过了一会儿，毛转过身对达赖喇嘛说：“西藏人是比较团结的，但他们的思想比较复杂。20年后西藏会变得强大起来，现在中央政府正在帮助西藏人民，20年后西藏将帮助中央政府。”他向达赖喇嘛介绍了一位著名的解放军将军。这位将军曾打过许多胜仗，后来他镇压了西藏的叛乱。
毛最后一次同达赖喇嘛会见，主要是就民主问题高谈阔论。他认为西藏领导人应该具有民主思想。毛把他的椅子靠近达赖，轻轻地但充满自信地说：
“我非常理解你。但是宗教是有害的，它有两大缺点，它危害民族团结，它阻碍国家进步。西藏和蒙古都受到宗教的毒害。”这种对宗教领导人来说十分不得体的谈话使达赖困惑不解，也使他对毛的反感越发强烈了。他回忆说：“毛的表现丝毫没有理智。他看上去并不是非常健康，气喘得厉害，呼吸非常沉重。他的衣服式样与其他人一样，只是颜色有些不同。他很不注意修饰，我注意到他的衬衣袖口已经磨破了。他的鞋好像从未擦过。他的动作迟缓，讲话慢条斯理，用字不多，语言简练，每句话的意思都非常充实、清楚和准确。他讲话时连续不断地抽烟。另外他的讲话方式特别容易吸引听众的注意和激发他们的想象力，给人以和蔼和真诚的印象。
毛也向达赖喇嘛保证，他不会对西藏使用武力，强迫西藏进入共产主义。直到中央政府派兵占领和统治西藏时，这位西藏领导人还以为这个行动并没有得到毛的同意和支持。而周恩来对西藏表现出十分强硬的态度。达赖评论说：“对此我一点不感到惊奇，当我和毛在一起时，我就知道，他（指周恩来）支持镇压西藏的政策。”
达赖喇嘛在北京出席了庆祝藏历新年的传统晚会，毛送来了一些喜饼。西藏迎新年的传统风俗中有一项是把喜饼扔向天花板，认为这样可以把它们敬奉给释迦牟尼佛。当毛泽东了解到这一风俗后，他也把喜饼扔向天花板。1954年 10月1日，苏联三巨头—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米高扬来到北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这比任何外国代表团来访的意义都要重大。对于赫鲁晓夫来说，这是他三次北京之行的第一次，也是最富有建设性的一次访问。他发现他受到了彬彬有礼但又不很真诚的接待。他回忆说：
“当我见到毛之后，我们互相热烈拥抱和亲吻。在北京期间，我们通常躺在一个游泳池里，像最好的朋友那样交谈许多相互感兴趣的事情。但这是一种令人不舒服的亲密，气氛让你感到难受。此外，毛谈的一些事情使我感到很惊奇，我确实不明白他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想这大概是因为汉语具有许多微妙之处及中国人特殊的思维方式所决定的。毛的一些想法令我感到一会儿过于简单化，一会儿过于复杂化。”
毛在中断30年后又重新恢复了有规律的游泳活动，1954年，北京一所大学开放了一个新建的内部游泳池，“我每天晚上带着我的包和换洗的衣服去那里，”毛告诉赫鲁晓夫，“我用了整整三个月来研究水的特性，没有受到任何干扰。”不久之后，一个华丽的游泳池在他的花园内建成。正是在这个游泳池他接待了赫鲁晓夫。据说他对党中央花费这么多钱修建它感到十分不安，所以一定要坚持自己为这个特权付钱。
在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中，曾提到他与毛的一次谈话，“我和毛泽东穿着游泳裤躺在游泳池边上，讨论战争与和平问题。”
“赫鲁晓夫同志，”毛开始说，“你怎么想？如果我们比较一下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的军事实力，你就能看到我们显然比我们的敌人强。你想，中国、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加在一起能动员多少个师啊！”
“毛泽东同志，”赫鲁晓夫回答道，“这种想法现在可过时了。你再也不能根据哪一方面的人多来计算力量大小了。以前，用拳头和刺刀解决纷争的时候，谁的人多刺刀多，结果的确不一样。可是出现机关枪以后，兵力多的那一方就不一定占上风了。现在有了原子弹，双方部队的数目对真正力量的对比和战争的结果就更没有意义了。哪一方的部队愈多，它的炮灰也就愈多。”
“听我说，赫鲁晓夫同志。”毛马上作出反应说，“你们只要挑动美国人动武就行了，你们需要用多少个师来打垮他们，我们就会给你们多少个师—100个，200个，1000个，都行。
赫鲁晓夫试图进行一番解释，他说，只要一两枚导弹就能把中国全部的师都炸成粉末的。但毛根本不想听，他认为赫鲁晓夫是胆小鬼。后来又出现了进一步的分歧，因为赫鲁晓夫想要中国100万工人去西伯利亚帮助苏联开发广阔的森林资源。对于这一要求，赫鲁晓夫回忆说：“毛对我们建议的反应很符合他的性格特征—并且预示了要发生的事情。他真懂得如何把我们搞得哑口无言。首先，你可以想象毛的样子像什么。他走动起来像熊那样稳静和缓慢，左右摇晃。他会长时间盯着你，然后把两眼垂下来，开始用一种迟缓和平静的声调说：‘你知道，赫鲁晓夫同志，很多年来人们普遍认为，由于中国是一个不发达、人口过多、到处是失业的国家，因为它是廉价劳动力的极好来源。但是你知道，我们中国人觉得这是对我们的侮辱。出之于你的口，这倒有点令人为难。如果我们接受你的建议，别人会对苏联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产生错误的想法。他们会认为苏联对中国的看法，同西方资本家对中国的看法一样。
上述会谈的内容充分地显示出中苏两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志之间的分歧。赫鲁晓夫北京之行的一个有趣的插曲就是他与江青的邂逅。当他们一同站在天安门城楼观看庆祝建国5周年的游行时，周恩来为他们作了介绍。根据赫鲁晓夫妻子后来的回忆，毛注意到了当时所发生的这一切，他走到江青的身旁，粗暴地将她带到一边，很明显，他要阻止她与苏联领导人的接触。在她后来的生涯中，再没有会见过苏联领导人。
19弄 潮（1955~1956）
1955年春天，毛发现，必须除掉党内的一个对手。邓小平在党的会议上，发动了一场反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宣布包括高岗在内的党内一个小集团反对党的最高领导，高岗还“企图建立东北独立王国”。他“不但不向党低头认罪，反而以自杀来表示他对党的最后的背叛”。
>>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赫鲁晓夫是那些对高岗事件的官方解释表示怀疑的人士之一，他评论说：“我非常怀疑高岗是否自杀，极有可能是毛把他掐死或毒死了。但这些疑虑看来是没有根据的。另外一个关于高岗之死的说法是，在一次质问当中，他拔出手枪，大声说道：“如果你们这些同志对我什么都不相信，我将在你们面前自杀。”但是他被坐在旁边的政治局委员夺下了武器。毫无疑问，当高岗第二次试图这样做的时候，他成功了。在中国，自杀是传统的最后的反抗行动。
高岗事件对毛的领导地位构成了严重威胁。毛泽东后来说，高－饶事件是一场八级地震。但不管高的野心究竟是什么，毛已经决意开展反对高岗的运动。
据说，毛打算把他的亲信派到高岗控制的东北地区，担任最高领导人。而且他还要求清除饶漱石及其亲信，当时饶是负责上海地区工作的领导人。他们都是毛所说的在抗日战争时期探听日本对于建立反对国民党联盟意见的秘密行动的仅有的几个见证人。
在一次讨论有关批判高岗问题的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讲话，他对他的同事们说，即使是你崇敬的人，如果他的思想是错误的，也应该同他进行斗争。毛提到了个人的态度问题，这主要是针对那些经过长征并参加1935年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老干部的。他说：
对不符合党的原则的，就应当保持一个距离……不能因为是老朋友，老上司，老部下，老同事，同学，同乡等而废去这个距离。在这次高饶反党事件中……都有过许多这样的经验：只要你以为关系太老了，太深了，不好讲，不保持一个距离，不挡回去，不划清界限，你就越陷越深，他们那个“鬼”就要缠住你。所以，应当表示态度，应当坚持原则……要有名有姓，哪一个部门，要指出来。你没有搞好，我是不满意的，得罪了你就得罪了你。怕得罪人，无非是怕丧失选票，还怕工作上不好相处。你不投我的票，我就吃不了饭？没有那回事。其实，你讲出来了，把问题尖锐地摆在桌面上，倒是好相处了。
在1955年3月的这次会议上，毛在经济政策上的一些想法遭到了反对：大部分同志赞同刘少奇的更为谨慎地发展经济的做法。为此，毛建立起了他自己的反对党，以钳制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中妨碍实施他的政策的大部分同僚。在这种情况下，毛做出了任何统治者都做过的事情，他组建了自己的“近卫军”。
中央委员会已经有了自己的办公厅，承担毛的日常秘书工作，军队也有一支特别部队，这就是后来的8341部队，它是毛的个人警卫武装。这支部队的一些老战士在毛死后回忆说：
“为了更好地了解农业合作化的详细情况和国家对粮食统购统销的情况，毛主席要求我们从每个县挑选一个人到他的警卫部队来工作。他通过这些人探亲回家所做的一些调查来了解农村一些地区的情况，从而了解当时全国的形势。
1955年5月，毛为这些战士布置了一项新的政治任务。
他说：“你们都是做警卫工作的，我现在给你们加一样，就是调查工作……你们要有三个任务：一个保卫工作，一个是学习，再加一个调查工作。”
“我们拟个章程，”他告诉那些准备回家乡做调查研究工作的战士们说，“对人要谦虚，对父母，对乡村老百姓要尊重，要尊重区乡干部，别摆架子。谦虚就可以调查出东西。”
这批战士按时出发，并给毛带回了许多信息。
“1955年7月下旬，第一批调查的同志回来，毛主席一连三天，用了十个多小时的时间听取汇报，并把汇报的同志留在家里一起吃饭。毛主席仔细地询问农村生产生活等情况，一字一句地看同志们写的调查报告，还把报告中用错了的字和标点符号一一改正过来……有的同志在汇报时，把从家乡带回来的农民经常吃的谷面饼子拿给毛主席看，毛主席看后吃了一些，并且告诉身边的每个同志都要吃一点。
一天，当从湖南和湖北回来的战士汇报家乡的情况后，毛主席非常高兴地说道：“了解两个省六千万人口的情况，用了三个钟头。这个办法实在好，通过你们和广大农民联系起来了。”
他伸出三个指头继续说：“你们见到农民，我看到你们，就间接见到农民，就离这么远。你们是武装起来的农民，有了阶级觉悟。”
这些警卫战士不仅被派回家乡搞调查研究，而且还要求他们给家里写信。毛告诉他们：“以后你们两个月写一次信，内容是家里有没有吃的，生产情况，合作社情况，每年写四五封，回信拿给我看，那我就消息灵通了。
毛和他的同事们之间的分歧是，在当时是否具有通过开展大规模的合作化运动，带动全体农民进入农业集体化的第一阶段的胆识。这种做法以前曾经尝试过，但没有取得成功，毛还想再试一次。然而许多农民强烈反对这样做，政府所规定的粮食定额给他们造成巨大的压力。由于缺乏有效的物质鼓励办法，农业产量下降，并且最终影响了工农业生产和国家建设。负责农业的官员们，尤其是毛的老战友—邓子恢，认为应该放慢合作化运动的步子。1955年上半年，在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接受了邓子恢的观点。
但毛绝不向大多数人低头，即使是他的亲密同事。7月份，他召开了一次有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会议，想说服他们接受他的加快农业集体化的计划。他坚持认为，“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