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传》 作者序 “哎哟，天哪，你还在这里等呀！记者招待会的地点已经变了，我们已在内阁大楼举行过了。很抱歉，非常抱歉未能通知你。不过，我可以肯定，总理将会单独与你会晤，以此来进行弥补……” 尼泊尔礼宾官身着宽松的白衣裤，头戴高高的白色帽，把我引向一簇刚刚来到拉那宫的人群旁。渐渐地，人群闪开了，从中显出了一个令人感到惊讶的瘦小而又虚弱的身躯—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 真是一个令人难以捉摸的情形。按照原计划，周1960年对尼泊尔的这次访问将在他的下榻处会见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他下榻在古老的拉那宫，距尼泊尔王国首都加德满都3英里开外。我到尼泊尔去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采访来访的中国人。不巧的是，在他们访问的最后一天，我要替我的杂志干些其他事情，所以没接到记者招待会变更地点的通知。 因此，按照约定的午夜时间，我单独前往拉那宫去参加记者招待会，结果发现那里空空荡荡、寂静无人，只有两个持枪但却熟睡了的哨兵。我战战兢兢地从他们中间跨过去，谷仓般的大厅里见不到一个人，出现在眼前的只是布满地毯的烟蒂和鸡骨。没有中国的采访者，没有尼泊尔的官员。 而此时此刻，我却面对着62岁的中国总理。尽管是由于尼泊尔人的过错而不是周的过错使我失去了参加记者招待会的机会，但周却欣然接受了单独会见我以示补偿的建议。当时已过午夜许久，中国方面的随行人员已到各地访问了几个星期，预订第二天清晨黎明时分起飞回国。他们人人都感到疲倦了，然而周的随行人员中的十几名官员，其中包括外交部长陈毅，却站在那里等待着这个未被列入计划的会晤的结束，然后他们才能去睡觉并为他们的启程作准备。他们中的一些人眼睛盯着我，带着一种不露声色的愤懑感。 但是，周却不是这样。他跟我谈了40分钟，却显得谦恭耐心。我感到有点尴尬，便把提问限制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如周的这次访问如何改善了中国与该地区国家的关系，并希望得到简单的回答。但是，周却进行了极为详尽的阐述，一个一个地讲到了他这次所访问的国家。这又持续了大约半小时，其中包括翻译占用的时间。实际上，正如我后来发现的那样，他所讲的话与记者招待会上发布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因此，我的单独会晤并没有获得很大的价值。 如果只是周一个人在场的话，我将借他这次邀请的机会多提些问题。但是，由于陈毅不停地交换着左右腿来支撑他那相对而言较为肥胖的身体，再加上那些年轻些的随行人员斜着眼睛望着我，所以我便决定到此结束。然而，周却还没讲完。他继续往下讲，好像时间还很多似的。他问我是否去过中国，是否知道蒙哥马利将访问中国，以及我是否也愿意去中国，等等。 我的心情激动起来了。一年多来，我一直在设法进入中国，但却未获成功。 “欢迎你！”总理突然用学生式的英语说道，并扬起他的双臂做了个表示欢迎的姿势。 中国官员们互相看了看对方，好像在说：“终于结束了！”我激动地走出拉那宫，闯入了喜马拉雅山那寒冷的夜空之中。这简直是一场梦。周善于使事情看起来像梦一般，但却不大善于把这些梦变为现实。我后来给他写了几封信，但却从未收到过有关邀请方面的信函。只是过了数年，在蒙哥马利访问了中国之后，我才第一次来到中国访问。但是，周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却依然历历在目。他注意尽可能全面地满足我的要求，毫无傲气和任何架子。他的行为近乎卑微，但他的助手们对他的恭敬态度却反映了他所具有的政治权力的强烈影响力。 在那个特殊的岁月里，相当多的中国人在挨饿，俄国人从中国撤走了他们的经济专家，中国统治阶层两个权力大于周的人物之间难以缓和的矛盾似乎在加剧发展，中国又感到自己正被敌对的美国军事力量所包围，并且尼赫鲁在中印边界争论问题上不愿进行妥协。然而，40分钟的时间内，在繁忙地工作了一天后即将结束时，周却令人觉得他好像什么都不在乎似的，只注意倾听并回答我的提问。而这些问题是别的记者曾向他多次提出过的。这一天是他们离开舒适的家庭，在外面连续工作了许多天后的最后一天。 在我的记者生涯中，这种感觉偶尔也因像尼赫鲁、肯尼迪等权势人物的影响而出现过，但却从来没有如此强烈。周几乎给每个见到过他的人都留下了同样的印象。周体现了旧时中国那些文雅、礼貌和谦逊的品质，然而他也用这些品质来为某种政治意识形态服务，而这种政治意识形态把引起暴力作为自己政纲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正是因为这些，才使人们都对这位温文尔雅的总理感到困惑不解。他的言行举止温柔和蔼，然而，为了使他的国家能迅速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从封建主义进入现代社会，他的一些所作所为却显得冷酷、好斗，甚至是不可理解。这个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曾表现出良好理智的人，为了杀一儆百，也曾下令处决过叛徒，也曾在20世纪50年代共产党人革命的第一次浪潮中容忍了对反革命分子的镇压。 周了解不同国家的不同文化。大陆欧洲对他的才华和智慧有着一致的印象。《世界报》《革命者》等报刊均用大标题把这些表面印象归纳成文。亨利·基辛格发现周是他所见到过的“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两三个人物之一”，称他“文雅、非常富有忍耐性，极为聪慧、机敏”。哈马舍尔德说周是“目前为止我在对外政治领域中所见过的最优秀的人物”。在法国外交部长e·马纳克看来，中国的这位总理是“一个完人”。 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心理表现虽然略显不同，但他们却都有同样的感受。白修德发现周是他遇见过的三个伟人之一，“在他们面前，我的不信任感几乎完全没有了”。但后来，白修德却改变了他的看法，把周与1949年后共产党机构所实施的统治等同起来。因此，在白修德的脑子里便出现了另一种看法。用丹尼斯·布拉德沃里的话来讲，周“或许是他们当中最好的共产主义者”，“一个比毛主席本人更富有弹性的革命者，以及一个对资本主义世界来讲更为危险的长期的敌人”。 这种人最初是如何获得了改造自己的祖国并使之民主化的动力的呢？这是有关周恩来的第一个大问题；而他如何渐渐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这种改造的媒介则是第二个大问题；第三个大问题是为什么在半个多世纪的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过程中，他始终坚持使他人身居最高的位置，而自己却拒绝这种地位；第四个大问题则是，他为什么继续支持自己过去的对手毛泽东并跟随其后参加狂热的、毁灭性的1958年“大跃进”及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 与毛及其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相比，周显得更为开明，更加信任人民，对世界历史了解得更广泛，出访过更多的国家并会见过更多的访问者。但是，在这个面带笑容的领导人和颇具魅力的外交官形象背后，一个真正的周却有待于人们去进一步深刻认识。 在加德满都的那个4月之夜，当我离开拉那宫时，内心怀有一种良好的感受，即周恩来令我感到更加具体一些了。我羡慕他的魅力与技巧，后来我继而对他的机智、敏捷和远见感到惊讶。这种好奇心导致了20年后我对这个人及其一生工作的刻画与描写。 译者序 《周恩来》一书从翻译出版到今天已长达14年了。在此期间，该书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发行数量居高不下，社会效益越来越好。很多读者写信至译者和出版社，认为这是一本难能可贵的好书，颇具可读性。这无疑使译者和出版社想到了如何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求，对此书的译文质量和出版质量加以改进的问题。为此，译者集中时间对译文进行了必要的修改，修改的内容既包括语句，也包括部分史实。鉴于出版社要出领袖译丛，译者决定将修改后的译文交其出版。 值此再次出版之际，我们要感谢作者迪克·威尔逊先生。他的支持是我们翻译和出版该书的先决条件。 1996年11月间，迪克·威尔逊先生曾来华访问，当时他极力在寻找译者，希望能和译者见上一面。尽管我们通过多次电话，但毕竟我们未曾见过面。遗憾的是，译者当时出差不在北京。等我回京后他又离京回国了。在此修订再版之际，我们要向迪克·威尔逊先生道声问候，祝他健康长寿。 封长虹 2003年1月于北京 第一部 求索

多次收养（1898～1913）

在淮安，坐落着一栋雅致的上流社会的住宅。对一个注定要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领袖的人来说，这里似乎不可能是一个起步的地方。然而，没落的周氏家族的绅士们，尽管他们在中国东部海岸那繁荣的城镇里挣扎着来维持自己的官吏阶级利益，当他们听到1898年3月5日出生的那个孩子成了中国最著名的总理的消息时，却根本不感到惊奇。他们觉得这是丝毫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事。
1898年3月5日，周恩来诞生在淮安城内驸马巷的这所住宅
今天，如果你到江苏省的淮安去的话，人们会带着你穿过一条两壁洁白的通道，进入那老式的却又具有新的传奇色彩的房子里去。房子上面写着：“周恩来总理故居”(1)。这栋房子并不算大，仅仅一层，但那砖砌的墙壁却厚厚实实，那支撑着房檐的木柱雕刻得精致华丽，那传统的灰色中国瓦片昂首翘望着天空。 在这栋房子里，你可以看到周降临人世的房间，他祖父的居室以及他父母的卧室。屋外的院子里，有一小块菜地和一口古井。整个故居显得古老陈旧，在一个国家目前正忙于现代化的进程中，它却俨然像座静静的小岛。按照当地的水平来讲，这栋房子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 淮安县城坐落在大运河畔。这条大运河是过去皇帝们修建的一项了不起的人造工程，它连接了中国的两大河流—长江与黄河，通过许多沼泽地、湖泊及水路，使江苏中部变得犹如中国的荷兰。这就是周恩来的家乡所处的位置。长江流域大量的稻田，使这里变成了一块非常富饶的土地。 在填写大学入校表格中出生日期一栏时，周恩来写道：那是在“民国成立之前的第十三年”(2) —一个令勤劳的中国人民渴望已久的共和国，周为了巩固这个共和国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周恩来出生时，一个旧的世纪正在走向死亡，因此，他的童年经历了犯有时代错误的清朝皇帝统治下的最后几年，而这个清朝皇帝则是一系列统治中国的皇帝中的最后一位。(3) 周的家庭长辈们是一些有修养的、遭受了艰难时世磨炼的绅士。他的国家竭力让人们知道，在无能政府的统治下和来自海外的帝国主义的压迫下，一个自豪的文明的国家走向了衰落是多么令人感到屈辱。欧洲列强正在欺凌中国，侵吞它的领土，强迫它接受带有掠夺条件的贸易，可软弱无能的王朝统治者们却对此一无所措。
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
周的父亲—贻能（1874~1942），有着玩世不恭的特点。他一生没有什么成就，但却是个开朗的人。不过，他对长期在中国实行的崩溃中的官吏制度感到不满。他从来没有得到过县官职位，而这是他受的教育所提出的要求。他那著名的儿子出生时，他才不过24岁。孩子取名为恩来，意为“恩惠到来”，是用以对孩子的来到表示感恩和期望。但是，贻能徒劳地期待着，得到的只是外省的一个很不重要的小职位。当周恩来几十年后成为总理时，他常常十分严肃地这样回忆他的父亲“一个地方小吏，月收入不足30元”。那时也称30美元(4)。
周恩来的故乡—历史文化名城淮安
这位父亲温文尔雅，与世无争。在几个更富有成就的兄弟面前，他便显得相形见绌了。他置生活的压力于不顾，对那微薄薪俸甘之如饴，以喝米酒和吟颂一本诗集来打发自己的日子。在淮安的故居里，墙上有一张已经发黄了的相片。从这张相片中可以看出，他身着老式大袖衫，神态玩世不恭，容貌粗糙，但却流露出安宁的圆滑老练。 如果周的父亲当初“成功”了的话，周或许获得的会是一种完全的上流社会阶层的观点。正如事实所示，周生活在像他后来所描绘的那样一个“破产的官吏家庭”里；或用他的中文传记之一的话说，生活在“没落的封建官僚”之中，他逐步懂得了财产意味着什么，并且也更进一步感到了什么是不公平。在中国的属相中，周是生于狗年，因此，一个算命先生认为他是个具有潜力的正义的斗士—谨慎、具有超凡的魅力，但却固执，是个爱挑剔错误的人。
周恩来的母亲万冬儿
周恩来的母亲万冬儿（1877~1907），是个有才干的女人，出身于一个杰出的地方官宦家庭，娴熟于中国传统的交往。家中房间里的照片显示出她的热情和漂亮的容貌及几乎容易感觉出的聪明，而这种聪明并不是通过受教育发展而来的。不幸的是，她的父亲在她生下周恩来的第二天便去世了，而她的悲伤或许使她失去了对孩子的兴趣。 这样一来，周氏家族特别是他的两个了不起的叔伯便承担起照料这个孩子的责任。富有传奇色彩的周攀龙—周的祖父，有着杰出的宦途经历，这曾使他于19世纪70年代在其哥哥的陪同下到过淮安。在故乡绍兴，攀龙与当地一个鲁氏女子结下了婚姻并养育了4个儿子。迁到淮安后，鲁氏曾经回到老家绍兴，过作客的生活。绍兴处于浙江省，距淮安南边有300英里，它因生产米酒、充满书卷气和拥有许多图书馆而闻名于中国。周恩来曾随鲁氏回过绍兴，但不久又回到了淮安同万氏家庭一块生活。 按照中国过去的常规，人们往往以父亲的原籍作为自己的祖籍。周恩来常说，尽管他出生于淮安，但“我的老家是绍兴”。后来，他曾经在1939年回到祖父攀龙的祖先家绍兴，向祖先的牌位表示他们的敬意并参观百岁堂。这是周氏家族六代人曾经一块生活过的地方。 如果周恩来的确如此关心绍兴的那些墓碑的话，那么这可能反映了他从小就对他的3个叔伯父所怀有的感恩图报之情。这个家庭通常把同一代的4个堂兄弟—祖父攀龙的哥弟所生的7个孩子—与他们合拢在一起。这样，总共有10个叔伯父，他们中有的是很不平凡的人物，其中有3个中了举人—中国科举制度中的第二等级，一个成了地方高级官吏和地主，另一个成了商人，有一个曾经担任袁世凯大帅府的秘书，在当时国内分裂的情况下，主张南北议和。 周的童年并不具有典型的上层社会的中国孩子所过的平静的田园诗般的生活。当还是个几个月的孩子的时候，他便被过继给了叔父贻淦，因为贻淦病得很厉害，唯恐无嗣。这种收养并不意味着要搬迁远去，他的许多叔伯都与周的父母同在一个院落内一起生活。周的生父的愿望常常可以用来解释周氏大家庭这种集体精神的非凡表现，即保证他那日益衰弱的弟弟在家族牌位中的位置能通过男性后代继续传下去。这一点在中国的传统中是非常重要的。周的生父的另一个动机是为了治好恩来叔父的疾病，而这一说法是最近才对去淮安参观的人们透露出来的。如果真是出于这一动机的话，那么此举是未奏效的。
周恩来的祖父周攀龙
周恩来的养父周贻淦
一位中国作者评论了这一情节是如何表明“中国的传统具有一种解除无能为力的父母所肩负的重担的办法”。人们不禁要怀疑这位生父的不负责任。此外，生母因自己的父亲的去世而产生的悲痛，使她变得不能与自己的丈夫一起共同对孩子加以照料。这些表明，周从小就离开了亲生父母，其生身父母后来又生了两个儿子并把他们留养在家中。 根据一种说法，童年的周是屡遭不幸。他被收养后不久，其继父便死了。他当时还只有1岁，由守寡的养母带大。养母是淮安陈氏家族中最了不起的妇女，她有自信心，具有高度的智慧和社会良知。周深受这位妇女的影响，以至于在其后来的生活中，他完全把她当成了自己的“母亲”，正如他曾用此来称呼他的生母。他承认自己有两个母亲，而这使一些传记作者感到迷惑不解。 养母陈氏没有受过教育，(5)据说这主要是因为她的暴烈脾气，使她不可能让人来教她。她没有读过书，因此她的一些才艺仅局限于普通女性的料理家务，诸如做饭和刺绣等。但是，她却强有力地行使着自己的权威，通常以严格的家教来对孩子们进行约束。当她站起来时，没有任何人甚至包括周胆敢坐着不动；当她发脾气时，没有谁敢插嘴多言，除非周有可能面带微笑提些谨慎的建议或尽力使她消气。她肯定对恩来有着偏爱，她思维敏捷，据说她能在与当地佛教法师的辩论中坚持自己的观点。 她喜欢讲故事，尤其是讲那些抗暴起义的古代传说。在她的身边，听着这些故事，周受到了这方面的影响，而这可能使他反抗家长专制的梦幻得以正式形成。他的同事们在后来的生活中都对他了解这些故事的程度及这些故事仍能够使他激动不已而感到惊奇。“我感激我母亲的指导，”他这样说，“没有她的关心照顾，那我就不能够在事业追求方面培养任何兴趣。” 然而，在周的性格发展过程中，起过促使其形成作用的另一位妇女，则是那个家庭奶妈。她非常喜爱他，常常告诉他有关周家大门外农民们过着的艰苦生活。她详细给他讲述50年前太平军起义、惩处贪官污吏、劫富济贫的故事。
周恩来的养母陈三姑
当周6岁的时候，他的生母时来运转，她和她的弟弟合中了1张彩票，得了1万元的奖。他们有了这笔钱，就住到了他的外祖母的家中。这里离大运河约有10英里路远。在这个地方，她厮守着一个古怪的家庭。这个家庭包括她的丈夫贻能（周的生父）、周恩来、周的两个弟弟恩溥、恩寿，以及周的养母。尽管周的那些亲属关系不断地从一个社会关系中的小家庭转变到另一个小家庭里，但他始终是生活在同一个家庭里。 在淮阴，周进入了他外祖父(6)留下来的大藏书室。在这3年间，他培养了对唐诗的兴趣（他对古诗的深刻记忆，后来使他的朋友们均感到惊讶）。 这是他这段生活中较为轻松愉快的一面。然而不幸的是，其生母中奖的钱不久就花光了。她的身体状况也随着命运而不断下降。当时，中国的这一部分土地正遭受饥荒和经济萧条的严重破坏。周此时才9岁，却不得不经常往当铺里跑，并到亲朋家借债，然后从药店里买些药回来给他那痛苦的母亲治病。但是，她的病已经到了无法医治的地步，于1907年离开了人世。 正像周恩来仅仅不到1岁时就“失去”了养父一样，当他现在才10岁时又失去了两个母亲，因为他的养母在他的生母去世后不久也离开了人间。他分别从两个母亲那里继承了很多“东西”。他从生母那儿继承的是身体方面的东西，而从养母那里继承的则是文化修养方面的东西。但是，他却清楚地知道自己在两个母亲中的位置。“我婶子，”他后来解释道，“当我还是个婴儿的时候，便成了我真正的母亲。在10岁之前，我一直跟着她，甚至一天也未离开过她，直到她和我的生母两人都去世为止。” 在周仍未跨出童年之前，无疑这是他生活中最艰难的时刻。他和他的那些逐步衰落的亲属(7)伤感地回到了他们原来在淮安的家中，生活变得更为贫穷了。只有诚实厚道的老奶奶继续留下来照料周和弟弟们。他再度开始往当铺里跑，被迫负责在院子里种点菜以养活家人。 但是，中国家庭制度的好的一面是，它能为有抱负的年轻人开辟一些途径。此刻，周的其他几个叔伯开始对周产生了兴趣。据说其中有一个在回淮安探亲期间同周进行了一次谈话，并让他到北方去。根据另一种说法，是周主动给他的两个叔伯写信的，而这种说法听起来更像其他人后来回忆的那样，即周“说过以后便出走了并一直走自己的路”。 在12岁那年，即1910年春天，周离开了他那绿色遍布的家乡，来到了遥远而干燥的北方。这里是中国的一部分—满洲，日本对它长期投以贪婪的目光。这两个当时在满洲工作的伯父都在现在的辽宁省。(8)周首先住在铁岭，恰好这时他父亲也在铁岭，他同父亲住在一起。贻谦在一个税务所工作，他乐于给侄子讲清楚国家究竟是如何四分五裂的、需要如何改变这种状况以恢复国家的权威和效率。周开始阅读有关历史上革新者的书籍和小册子，如梁启超—他的革新思想曾遭到宫廷的镇压。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曾扎过辫子。我满脑子旧思想、旧东西，甚至连资本主义都不接受（后来接受了一些）。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我才发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周恩来在祖籍绍兴书房内曾留下的笔和墨
几个月后，周进入了附近的一所第一流的小学读书。他的伯父贻赓没有孩子，所以不久便把他领走，让他在奉天（今沈阳）进了一所更好一点的东关模范学校。这所学校靠近沈阳老城的东门，作为传教士赞助创办的学校，它与其他学校相比，要显得更加进步些。在此校3年间，周在书法和国文两门功课中均属全班第一。他的一篇作文被指定为全区的范文，还有一篇被选入一本集子中而发表并参加了评展。 他采用一些办法来对付学校中的那些恃强凌弱的学生，而他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反复使用了这一战术，与那些受欺负的人结成朋友，把他们组织起来形成一条联合战线，以反对那些横行霸道的家伙。然而，同样的一个朋友却把他描绘得“害羞”，特别是当他被点名站起来朗读课文的时候。 跟别的男孩子不一样的是，他似乎确定知道自己想学点什么以及为什么而学。他在家坚持广泛阅读历史和政治学方面的书籍。一次，校长问学生们为什么要学习，得到的都是些很平常的回答：“为光耀门楣而读书”或“为了找份好工作”。只有周回答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十几岁的青少年周，现在已离开了女人的世界，开始与其终生的世界观相接触。他的身边现在都是一些具有新思想的男性长辈。在家接触的是他过去远离的伯父，在学校则是他的新老师。历史老师高(9)给他介绍了一份激进的刊物，其中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政治见解和令人兴奋的民族主义语句。周开始了解到达尔文、米勒、卢梭及宪法保障下的人权概念。通过阅读有关康有为的文章，他脑子里产生了乌托邦式的自由世界的梦幻，追寻共产和理想的共产主义。在他的同代中国人中，人们可以发现许多这方面的热心者，包括湖南省的另一位颇有头脑的十几岁的年轻人—毛泽东。 这些年轻的革新者—包括周，他们的靶子是当时的政府对大众愿望的置若罔闻、中国施政的专断蛮横、当政者对欧洲几个世纪来都已公认的甚至是基本的社会和政治改革的冷淡漠视、妇女的低下地位、痛苦落后的女人裹足陋习，以及对智力活动与教育的极为严格的束缚。 周的老师通过向他介绍著名的《新民丛报》，给他指出了革命的方向。在这个杂志中，梁启超以激昂的情绪抨击了当时的那些非正义、不平等的现象。这两个老师为周恩来指明了前进的道路。他们一起谈论早期革命者的殉难事迹，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周和他的同学们潸然泪下。 周在东关模范学校就读的第一年，一个偶然到来的机会使周的一些理想得以付诸实践。1911年，革命党人最终推翻了清王朝，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共和国。当革命的浪潮冲击到沈阳的大门时，历史老师高毅然剪去了他自己的辫子，或者叫“猪尾巴”，蔑视那古老可笑的人人都得扎辫子的满族制度。周也剪去了他的小辫子，加入那些从异己的清王朝习惯中解放了自己的中国人的行列中。然而，不久他便感到迷惑不解，因为革命党人分裂成了一些集团和派别，各自追逐着他们自己的利益。 唯一的一个有前途的政治团体（其中包括孙逸仙）是1912年创建的国民党，其政纲是使共和国实行议会制。周后来在这一阵营内度过了几年正式的政治生涯。 由于周来自鱼米之乡，那里风景秀丽，四季如春，因此，他发现中国北方显得萧瑟奇异。学校的其他同学都比他个子高，体格也比他壮，所以他们称他为“小南方佬”，也含有“小蛮子”的意思。他们以高粱、小米为食，而见不到他曾常吃过的大米。“我1910年来到沈阳，”他后来回忆说，“在那里生活了3年。当我刚到时，我扎着一条小辫。我的身体之所以现在还这么好，应该感谢沈阳的高粱米和从黄土地上刮起的劲风。” “在满洲的生活是有好处的，”周回忆说，“当我还在小学的时候，无论是冬夏，我们都要做室外体育锻炼，把文弱的身体锻炼强健了。再一个好处是吃高粱米，这改变了我的生活习惯。我的骨骼长得更大了，也锻炼了我的肠胃，这就使我的身体能够适应以后的战争年代和繁忙的工作。” 一个敬仰周的人格的人把此归因于一种“中国的南方人独特的灵活性与北方的勇猛相融合的保持平衡的混合物”。或许，他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从中国的这两个“世界”中得到了最大的受益，从而更能够理解并敢于领导这个幅员辽阔并且变化万千的国家。
1912年时的周恩来
1911年，有个朋友带他去参观仅在6年前发生的日俄战争的一个战场遗址。他这个朋友的祖父气愤地讲述了这场发生在中国国土上的两个外国之间的战争，还讲到了那些被屠杀的及遭受侵略之痛苦的中国人。据说，周当场悄悄地发誓，要报仇雪耻。在13岁那年，他已经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了。 周于1913年即他15岁那年，毕业于在沈阳念书的那所学校，沉浸在一片鲜花的告别之中。周给一个朋友题写了如下激动人心的话：“无论走到哪里都要记住：当中华在全世界飞腾之日，希望我们能再度相会。”(10)这个特别的男同学很幸运地生活了以后的40年，他拿着已经破烂的字条到北京去找周总理，以证明周总理敏锐的判断力。作为一个中年的掌权人，周重新读了他青少年时所写的似乎具有崇高境界的字条。他可能对他在1913年写的带有沙文主义急躁情绪的这种纪念物并不完全感到舒服，因此，据说他很快把这个字条藏到一个没人能够发现的地方。 60年代，在一个很少公开的有关他的家庭的参考资料中，周恩来总理解释了他为什么有半个世纪没有回去访问过他的家乡，尽管周已经“把我家的房子捐给了政府”。他的婶母曾不太合适地指出了“我出生时的地方，事实上她并非真正知道”。江苏省委坚持要保留一间房子作为纪念……“介绍这种封建的思想会有什么好处呢？这难道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吗？再说这还牵涉到一些祖坟，尽是些没必要的东西，请采用深葬法了之。”作为共产党的领导人，周想不引人注目地从淮安这一景象中消失，但是人们理所当然对这位当地英雄持有纪念的兴趣。 他的童年始终在不寻常地变换着—身躯从中国的沃土中心移到了冰天雪地的北方，情感上当他还是个婴儿时便从他的生身父母那里送给了他的养父母。接着，作为一个10岁的孩子，他便开始痛苦地料理两个母亲的丧事。但是，这一切过去以后，他愉快地投入了500英里之外的伯父家中。每当他谈到家庭的早年破产与应酬门面及自己在中年时对老父亲在经济上的保守行为时，总会流露出一种控制不住的痛苦感。由于生父没有尽责任来照料他，养父在他还没有来得及认识之前就去世了，而几个叔伯又只是部分地对他起了作用，所以周从未有过一个令人满意的父辈形象，也没有一个成年男子的行为举止可以作为榜样来效仿。 周把这些经历作为从事革命事业的基本磨炼。他的父辈们终生悔恨那已消失的过去，但对日益逼近的未来却永远是那么的困惑。他们怎样才能使自己的孩子对他们再也不能认识到的易于变化的世界做好充分的准备呢？周抑制着从小以来就怀藏的怒气，心中燃烧着已经成熟了的改造社会的激情，并认为如果必要的话还可通过暴力来改变它。

就学津门（1913～1917）

周15岁时，便开始自己操心上学的事。在沈阳时，他住在四伯父周贻赓家中。1913年，周贻赓工作变动，调到天津，在长芦盐运司催运科当科员。周恩来随伯父母一起迁到天津。周贻赓没有子女，周恩来同四伯父、四伯母生活在一起，住在天津河北区的三间平房中。由于天津的学校中有英语课，周恩来先进大泽英文算学补习学校补习功课，然后考入天津的南开中学。
周恩来的四伯父周贻赓
周恩来的四伯母杨氏
周的志愿是南开中学(11)，这是一个由美国资助的学校，以不墨守成规著称，而这却引起了他的叔伯们和他父亲的担心。但是，由于已通过了入学考试，周不顾长辈们的意见而注册入学。 天津，一个旧工业城市和商业港口，对中国的未来完整来讲，它充满了教训。这些教训包括大量外国人住在不受中国司法管辖的地区内，叫做“租界”，另外还有残暴的军阀统治。南开可以为促进周的天才和理想得以发挥和实现提供一块合适的阵地。他所经历的封建家庭生活的衰落，使他有条件接近激进主义。现在他的那些想法有了实践的机会。 1913年夏末，周到南开中学报了到。此前教过他文学的老师为庆贺这件事，写了五首诗赠给周恩来重返南方(12)。 南开在对待学生及其观点方面，采取的是自由甚至是民主的做法。然而，该校的学术标准是很高的，考试往往是很难对付的。校长相信应该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见解来发展他们自己。他同情周希望在经济上独立的想法，因为直到这时周还在依靠自己的伯父给予经济援助。(13)但是，伯父的收入后来也花光了，学校的学费又高，周在天津不得不利用业余时间干点活，如抄写点东西、为学校刻刻蜡纸等，以便挣点钱。 周的一个同学回忆说，周当时只有一件蓝色棉上衣，他每个星期天把它洗洗，晚上把它晾干，然后星期一又穿着去上学。 根据周入学考试的成绩，他被分到五班。(14)但是，由于他的良好背景及他给人的印象，学校允许他直接进入了四班。当他进入四班的教室时，唯一空余的位置是挨着一个叫吴大个的非常高的学生，周不得不与他同桌上课。南开的学生们和中国其他学校的学生一样，常常根据他们所来的地区形成一些小团体。吴是一个摔跤冠军，是东北小团体的领袖，这个小团体比起其他小团体来，显得大而热闹。吴后来讲道。 当下课时，周向他的邻座介绍了自己。 “喂，吴，你在哪认识了这么一个英俊的男孩？”一个东北学生说。 “还穿着一双非常好看的袜子。”另一个补充说。 当时周的确穿着一双红蓝相间的袜子，对此那些东北学生明显觉得挺好笑，这使周感到不好意思而脸红了起来。姓吴的那个同学带着自己的新同桌到处转。在那以后的几天里，那些东北同学总是逗弄周，说他穿花袜子，还说他穿衣整洁。但后来他们犯了个错误。有一次周和吴一起去上课，当他们再次逗弄周时，没想到他身边的新保护人吴把他们训斥了一顿。从此以后，那帮学生再也不敢开此类玩笑了。但是，周在宿舍里还是受到欺侮。“他们奚落他着衣讲究。”一个与周年龄相同的人记得当时的这一情况。 周渐渐地与吴形成了牢固的友谊，他们一起吸收了6个结拜兄弟。周的另一个伙伴是学校最好的学生之一，叫马骏，是个穆斯林。他后来在天津作为共产党的早期成员之一与周在一起亲密工作。
在南开学校读书时的周恩来
然而，在南开中学上学期间，对周的进步起主要作用的并不是任何一个学生，而是校长张伯苓博士。这位杰出的现代教育家几乎从一开始就对周产生了兴趣。当他几次看到周在一小时内完成了要求两小时做完的作文后，他发现了这个男孩的才能。一种相互爱戴和尊敬之情在他们之间逐步产生，而漠视了政治界限，因为张是一个基督教徒，从未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在跟着几个不尽满意的父辈人度过了他的童年后，周把张校长当做一个可靠的权威和向导，以至于当他第一次离开学校时，他竟把学校管理这一行作为自己选择的职业。 在南开中学的第一个学年里，周写了一篇文章，激励同学们尽可能地为国家而努力学习，肩负起中国未来的责任。这是一种保持了周恩来特点的信仰和爱国热情的混合物。他加入了讲演会，参加和其他学校的辩论。为了使所有的事业都获得成功，他通常在其他同学都入睡后，继续工作到深夜。 所有这些都减缓了他的经济问题，因为他的一个老师推荐，鉴于他家庭经济困难和他在学校的优秀成绩，他应该享受免费。第二年，他成为学校的免费学生。当时的学费是一年36元，另加24元的寄宿费，还有每月4元或5元的伙食费。周的生活作风是简朴的。“我在南开中学上学的最后两年期间，没有从家里得到过帮助。我靠奖学金生活，而这奖学金是我作为班上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获得的。” 作为校长的张伯苓还热心于戏剧。不久，他把周也拉入了学校的舞台演出活动。值得重视的是这些常常由男生演员创作的剧本，不仅是为了娱乐，同时也是为了受教育。他们意欲使观众从中发现民主的真谛，科学的思想，妇女从传统的社会地位中获得解放及破除迷信等。在封建习俗中，他们试图打破—但是还不能打破—这样一种说法，即女人不能与男人一起同台演出。因为在莎士比亚的英国，男孩们不得不志愿扮演女性角色。由于周长得好看，声音尖细，以及他巨大的魅力和沉着冷静，他明显是这类角色的候选人。因为周志愿演了一次，以后便形成了一个习惯：他总是扮演女角色，在《玩偶世家》中演娜拉，同样在《一元钱》《一念之差》里扮演了更朴实的女角色。 周的演出获得了高度的赞扬，并且值得自豪的是当《一元钱》这场戏1915年从南开转到北京演出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他甚至因扮演女角色而收到了表示崇拜的信件。他长得如此潇洒，以至于他可能成为电影明星，用他的表演技巧和兴趣使他向那方面发展。 他的家庭显然认为让他们的孩子降低身份去扮演女角色是件伤风败俗的事情。或许，这是因为他们瞧不起表演这一职业。演员终究没有资格参加行政公务的考试，而行政公务却是通向社会名望之门。 在后来作为政治家的生涯中，他运用这些舞台技术取得了巨大的效果。“他开展辩论的艺术是绝妙的，”周的一个同事观察到，“包括不时故意装出的语句不连贯和不流畅—但却能说服每个人。他是我所见过的最伟大的演员。他演剧时，一会儿笑，一会儿又哭，使他的观众也都跟着他笑，跟着他哭。这才是在演戏！” 周约在30年后曾回母校(15)看了一场男女共同表演的戏剧，他低声对他的老校长张博士说：“老师，时代真是变了。现在男生和女生可自由地加入同一场戏进行表演。我记得我们在南开演出时女生是不能登台的。” 老师的反应是上下打量了一下他从前的学生，咧嘴笑着说：“你知道，你仍然能够化装上去进行表演。我敢肯定，你比现在台上演出的那个姑娘演得要好。” 当周成为中国的总理时，他能够通过一种合理的方式来尽情地表现自己对穿着的喜爱。他在访问国内的少数民族和一些邻国时，总是穿上当地的服装，并且有一些他穿着纱笼和其他服装的图片。另外还有一张他试着戴上华丽的巴基斯坦头巾的快照，他在这张快照中显得幽默诙谐，富有表情，使他能够获得许多镜头。 1914年年初，周和两个朋友建立了一个课外学习的新社团，取名为“敬业乐群会”。这一想法是为了使大家互相传阅书籍，组织讲座和研讨会，鼓励同学们进行交流、结识朋友（而在这一点上，对周本人来讲还是很害羞的），以弥补课程表安排的不足。在乐群会的支持下，周帮助了那些比他自己更体弱、更害羞的同学，也提高了他自己的社交自信心。 乐群会创办了会刊，取名为《敬业》，共出了6期，周用“恩来”“翔宇”(16)（小时候的常用名）及“飞飞”（意为飞翔）等名字为会刊写了大量文章。在周担任主编的后几期刊物上，他开辟了“飞飞漫墨”专栏。其中，他抨击了中国腐朽的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孔孟思想，表现了他的进步观点。1914年，他在该刊上开始了他的诗作生涯。 春日偶成一极目青郊外，烟霾布正浓。中原方逐鹿，博浪踵相踪。二樱花红陌上，柳叶绿池边。燕子声声里，相思又一年。 这两首诗的古典喻意是如此浓厚，以至于只有具有文学修养的中国人才能理解其中的含义。逐鹿总是引起朝廷之战或个人最高权力之争，而博浪正是历史上一个爱国者试图谋杀一个异族皇帝的地方。(17)周的诗采取的是隐喻手法，表达了对封建的军阀政府和袁世凯的独裁统治的痛恨。袁世凯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将军，他接管了共和国的革命，在北京作为总统统治着中国。 在所有这些脑力劳动过程中，周没有忽视自己的身体，他常常一大早就起来跑步，下课后做些体育锻炼。根据记录，他曾在跳高项目中得过第三名，是班上篮球队的队长，还代表班上参加过排球比赛。但是，他却从来不能胜任5英里的长跑。 他继续赢得了作文比赛的名次，其中包括在第三学年里参加的全校比赛。在这次比赛中，他与高年级的同学们竞争，在800多名学生中获得了第一。使老师们印象深刻的是，他的作文是一气呵成的，从来不为打草稿所烦恼。 同时，他利用课外时间阅读了许多革命书籍，了解一些激进的革命观点。他欣赏一家激进的上海报纸和非常民主的天津《大公报》。他已经很熟悉孟德斯鸠的著作并阅读了一些英文作品。
周恩来和南开学校敬业乐群会同学张瑞峰、常策欧合影
所有这些都是他在晚上和周末进行的。由于当时没有图书馆可供借书，他不得不节吃省穿来买他需要的书籍。一次，他看见书店里有一本司马迁的《史记》，便立即用下一顿饭的钱把它买下来。回到学生宿舍后，他爱不释手，向其他学生讲述书中的一些故事，使他们也产生了兴趣。 另一个记述表明，他广读博览了大量关于中国历史的书籍，同时还阅读了亚当·斯密的著作。他曾经阅读过1915年第一期的北京《新青年》(18)。他开始为学生报刊撰写新文化、民主与科学方面的文章，并强烈要求振兴中华。 他和他的朋友们不断地谈论着发生在中国的重大事件，从中嗅出革命的气息。周在这些情况下常常发表激昂的演说。当总统袁世凯在1915年不得不接受军事强国日本提出的赤裸裸的带有侵略性质的“二十一条”时，周在当地公园发表演说，强烈抗议这一对中华民族的侮辱。接着，当袁第二年自封皇帝时，遭到了周的愤怒讽刺。 作为仍然在中国横行的旧武装唯一严肃认真的现代对手，孙逸仙（孙中山）为青年一代反对旧政权提供了斗争的焦点。周和成千上万的其他年轻人一样，备受孙博士的国民党的影响。 为了掌握演讲艺术，周在自己创建的乐群会里进行练习，后来被选为南开中学辩论队的头头，这个队在与天津其他中学的辩论中成功地获得了胜利。 1916年5月，周再次代表班上参加了作文竞赛。他写了一篇痛骂反动军阀政府的文章(19)，其中列举了中外历史上的许多事例，从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出发进行了强有力的论辩。他在该文结束时说道：“一人之智慧有限，万民之督察綦严。其以一手欲掩天下睹，实不啻作法自毙。”他的文章获了奖，评判者在他的证书上写道：“识见高超，理境澄彻。而通篇章法，复极完整合作也。”“所读过和学过的东西，能加以理解并掌握其实质。” 在这一年里，他克服了早期对自然科学的反感情绪，文学这门功课获得了最好的成绩，几何、数学也名列前茅。他的中文书法再次被评为最佳。 下面是一首周与好朋友张蓬仙分别时所作的诗篇。张与周一个班，是敬业乐群会的共同缔造者之一。周在这首诗里表现了与朋友分别时可贵的个人情感和热情。当张1916年离开南开中学，经由东北故里去日本时，周提笔惜别写下了几段诗。 送蓬仙兄返里有感一相逢萍水亦前缘，负笈津门岂偶然。扪虱倾谈惊四座，持螫下酒话当年。险夷不变应尝胆，道义争担敢息肩。待得归农功满日，他年预卜买邻钱。二东风催异客，南浦唱骊歌。转眼人千里，消魂梦一柯。星离成恨事，云散奈愁何。欣喜前尘影，因缘文字多。三同侪争疾走，群独著先鞭。作嫁怜侬拙，急流让尔贤。群鸦恋晚树，孤雁人寥天。惟有交游旧，临岐意怅然。 在这首诗中，革命思想居于友谊之后，但事实上诗文提到了他们共同为之奋斗的事业，也提到了他们的责任。但是，周的愿望非常富有人情味，他觉得一旦责任尽到了，两人便应该在田园处找个宁静的地方去分享幸福。 周看来也认识到自己的弱点，与自己的笨拙相比，他羡慕朋友们的轻捷。我们可以断定周认为自己正处于一个筑巢在繁茂的枝叶下栖息的“乌鸦”之中，而令人嫉妒的“孤雁”此时却在空中飞掠。更有可能的是，尽管表面上在考试和竞赛中取得了成功，并赢得了老师们的赞扬，周在18岁那年仍然感到自己还不那么成熟，总是想得多而做得少，缺乏拼冲和抓住他人的想象力的勇气。 1916年9月，袁世凯死去了，这样军阀们便开始商讨如何进行割据的事宜。周在南开最尊敬的老师中有一个写了一首诗，痛惜民族的生存正断送在少数人手中。周写了一首政治评论诗： 茫茫大陆起风云，举国昏沉岂足云；最是伤心秋又到，虫声唧唧不堪闻。 在1917年的毕业生评语中，周被举为全校文科考试第一名，甚至在理科方面成绩也名列前茅，数学成绩优秀，并在课外能形成自己的见解。他的书法也得到了表扬。他于1917 年6月26日毕业，平均成绩为89.72分。 周在南开中学度过了幸福愉快、激动人心、颇有意义的4年。但是，自从清王朝逊位之后，政府仍然是越来越腐败。国内到处都是混乱，而外面又充满了外国的威胁。周抓住一切机会来加深了解这些事情的原因，并在必要的情况下运用西方理论家们新的、陌生的方法论来加以分析。他对一些地方事件和即发事件进行政治和社会评论的技巧首先是在南开培养出来的。他对同学们及其他人大讲中国需要搞工业化、实现统一，唤醒民众沉睡已久的爱国之心和使社会关系现代化，甚至讲到了不经父母允诺的自由婚姻。
周恩来同南开学校老师伉乃如（前排左二）和同学合影
尽管周具有学校辉煌的评语和优秀的毕业成绩，但周本身却并不是一个中国意义上的真正学者。埃德加·斯诺后来把他描绘为“学者转变型的造反者”，但是许多同胞称他为“半知识分子”。尽管他喜欢辩论，但他对理想的态度却是功利主义的，把它们看做是社会改良行为的工具。他在南开的4年奠定了他后来所坚持的学术风纪的方向，而他又充分地加以开拓，用来指责那些后来成了学者的人。但是，他自己仅仅是个实施者，而不是这些思想的发明者。南开使他明白了自己该做些什么，而正是由于这一缘故，加之他与许多人结下并持续了多年的友谊，周总是带着怀旧的情感来回顾南开中学的往事。这种怀旧感流露在他的《送蓬仙兄返里有感》一诗中。 30多年以后，周回到母校向南开师生发表讲话。(20)作为一个新的共产党政府的总理，他向这所中学作了《我的母校》的演讲：“要知道我们所受的是资本主义的教育。但是，我却获得了一些知识，锻炼了组织才干。”在另一个场合周总理略带礼貌地谈到了他的感激之情：“我仍然感谢南开中学所给予的带启发性的基础教育，这一教育使我能够进一步追求知识。”已经成熟了的周几乎不可能对与资产阶级和美国有联系的南开有厌恶之感。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期间，他不断提及自己对许多南开伙伴和老师们的笃实情感。毕业3年后，他在法国碰到其他南开校友并向他们保证退休后用全部时间来写传记。在共产主义革命的许多艰难时刻甚至当中国同志被迫转入地下工作时，只要周与他尊敬的校长张伯苓在一个城市里，他就给他打电话。同样，他有一个在往东北去的铁路上当火车站站长的同学，只要周路过那里就给他挂电话，而不顾被发现的危险。
1920年，在南开大学时的周恩来
随着岁月的流逝，周和张博士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越来越大，然而周却继续尊敬他十分感激的这位老师。1949年后，在新的人民共和国里，周在国家教育部门给了张一个高级职务。(21)但是，张的正直诚实也不亚于他的学生。他拒绝了。 令人感到朦胧的是周年轻时在南开的感情生活。有个流传的故事说他爱上了一个很漂亮的来自东北的同班同学，并偷偷地与她订了婚。但是，这个传说一直未被证实。尽管周把时间都花在学习、体育锻炼及政治活动上，但却难以相信像周这样精力充沛、感情丰富、英俊潇洒的青年人能够回避女人的友谊。我们可以肯定，正如周的同学所坚持认为的那样，他在中学时代对具有浪漫色彩的感情是很害羞的，或者他当时在这方面是最谨慎的。总之，他是个具有判断力、具有主见的人。他那不稳定的童年生活不仅使他在与别人处理关系时显得能力薄弱，而且一旦和别人相处了，他很善于克制自己的感情。

东渡日本（1917～1919）

周恩来年轻时在南开中学发誓结下的那些同学好友，现在都成了他的救星。由于周恩来早年想进入美国学校的愿望遭受了挫折，在19岁那年他便着眼于进一所日本大学。日本是亚洲地区唯一深受中国传统影响而现在却已完全实现了西方式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由于在国内受到抑制和挫折，中国的年轻人均把日本看成是变革的温床，在那里可以学到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像往常一样，周恩来感到力不从心，据说他的老朋友吴—那个曾经在中学保护过他的大个子东北人又出现在他的面前来帮助他。吴已成婚，此刻已享受中国政府的奖学金在日本留学。充满热烈情感的吴劝说其他3个在日本留学的友好和另一个学生，与他一块每个月为周捐助10美元—占他们每个人奖学金收入的五分之一。 周在起程前写了一首表达自己坚定信念的诗： 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这是周恩来赴日前夕写的抒发救国抱负的一首诗
在这首诗里，周恩来决心终生与帝国主义作斗争。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周恩来此刻正准备向它学习现代化新事物的国家，却是一个曾经比欧洲人更为跋扈地羞辱过中国并很快就要进一步彻底入侵中国的国家。周严肃地对待自己在诗中所下的决心，18个月后他把这首诗抄给他在日本的朋友作为警钟并作为“自己的警言”。 周恩来可能是向北旅行，路过他从前待过的地方沈阳，经由朝鲜，并于1917年9月到达日本。(22)他在神户港见到了前来接他的老朋友吴，然后很快赶往东京并首先到东亚高等预备学校注册。在这所学校，他可以学习日语并复习准备师范学院的入学考试，因为他打算今后当名教师。学校共有350个学生，都是中国人。只要学完高等预备学校的课程，那么周恩来就可获得中国政府的资助。但是，他从未完成这一学业。尽管他明显在早稻田大学并可能还在其他一些大学非正式地听过一些课，但也不能够被日本大学正式录取。他可能还在日法法律学校上过学，因为很久以后他曾经说过他在那里待过一年。 尽管周恩来成功地从朋友们那里得到了经济上的援助，但他在日本的生活仍然是很拮据的，同时膳宿仍然是个问题。4000名在日本的中国学生已经住满了为他们准备的住处。但是，周恩来仍得到了一个许多中国学生称之为教母的日本妇女的帮助。她为中国学生解决各种问题，帮他们洗衣服，甚至为他们的恋爱、婚姻当参谋。在这个善良的妇女的帮助下，周恩来解决了住宿问题，和两个中国学生一起住在一个木工家的楼上。这里挨着一家影院，离学校也不远。 周恩来深深地被日本乡村那美丽的景色所感染，尤其是富士山和中国式的寺庙。但是，他亲眼见到日本工人在封建资本主义的压迫下所受的那种苦难，这在他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不幸的是在他到达日本时，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已变得傲慢无理。日本现在是亚洲地区武装最强大、装备最精良的国家。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利巨大，把不平等的“二十一条”强加给了一个软弱贫困四分五裂的中国。然后，广泛地干涉中国的内政，入侵中国的国土。日本人把中国看成一个没有获得真正独立的古老、软弱、无能的国家，因此把它当做一个合法的掠夺物。周恩来和居住在东京市内中国小社区的同胞们一样，对日本的军国主义行径及他们对周的祖国和民族的残酷暴行非常愤怒。所以，当这种状况达到忍无可忍的地步时，周在日本逗留期间早就感到他在日本对现代化的探寻从根本上受到了日本沙文主义气氛的阻碍。其他中国学生，包括对周进行赞助的那些弟兄（有一个例外），由于受到同样的挫折和苦楚，都卷起铺盖，整好行装，不待学业结束便乘船离开日本返回国内。 周本人也受到影响，决定弃学回国。周来到日本时，已是日本为争取经济发展，获得西方在外交上承认它的平等地位的努力奏效的时刻。日本在第一次大战期间得到了西方盟国的支持并被看做一个平等的伙伴，而日本的爱国者现在意识到日本与欧洲和美国的最终平等也正在得到承认，他们为此而得意扬扬。但是，在他们的野心范围内，唯一能够成为其直接目标的是中国—日本在远东的对手。待在日本继续学习的那些中国青年被自己的一些同胞认为是懦弱胆小、自私自利，不打算回去挽救民族的命运。 日本的敌对，促使中国学生组成了一个新中学会，相集研讨有关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封建主义和把中国从这两者中挽救出来的办法。周参加了这个学会并为该学会撰写宣传稿件。1918年5月，中国学生在神户一家中国餐馆秘密集会，抗议日本让中国政府派军队去西伯利亚的要求。集会被警察驱散了，而中国学生中的“返乡”运动却从这一事件中获得了力量。此外，他们还取得了其他方面的成功。一次，当地警察署长在讲话中使用了侮辱中国的语言，为此中国学生宣读了一篇由周起草的抗议书，使该警察头头不得不赔礼道歉。周作为集会的3个组织者之一，亲自作了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和中国军阀主义的演讲。当中国的知识分子处于低潮的时候，1917年发生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传遍了亚洲，受到了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们的欢迎。周和大家一样，无比喜悦，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如饥似渴地大量阅读日本的杂志和报纸上关于列宁及他的同志们的消息。
周恩来和留日同学在东京合影
正如周的同事们所说的那样，周很少去上课，而把时间主要花在政治会议上和附近的一家革命杂志的编辑室里。 艰难困苦现在又一次缠绕着周。吴此刻在京都学习，他仍然从那里给周寄钱，但周却不得不勒紧裤腰带。他放弃了吃肉，停止了试图获得正规学生资格的努力，把所有的时间均用在阅读和帮助其他学生组织会议上面。 1918年，当秋日来临之际，周感到丝丝凉意。这时，吴邀请周到他那里去和他住在一块儿。吴由于获得了两份生活津贴，再加上有一个聪慧的妻子，他能够继续生活下去，并且按照学生的生活标准，吴过得非常舒服。“你和我们待在一起，”他在信中写道，“这样我们可以抽时间商量一下你上京都大学的事情。京都大学的社会科学系师资力量很强，你会喜欢那里的。我已经问了你好几次，但每次你都说不愿意靠朋友过日子。然而，即使你不考虑我们在南开的友谊，可我们现在都是处于异国他乡的外国人，难道我们不该互相帮助吗？”吴的其他信都未能说服周，但这最后一封信感动了周。他整好行装，乘上火车，奔向京都。在京都车站，他热泪盈眶地扑进了他中学时的老朋友吴的怀抱。 吴和他的妻子与其他两个中国学生共同住在一栋租借的房子里。周现在也跟他们住在一起了。他每天早早起床，把整理房间、打扫卫生作为自己的任务。有时，当吴氏夫妇回家太晚时，周便给他们做晚饭。吴不时带回来一瓶酒，他们便一起来欣赏周的烹饪手艺。正如在舞台上演戏一样，周不介意他的伙伴们把这称为“女人的事情”。吴给周讲他听过的课，而周给吴讲他读过的书。 和在东京一样，周在这里实际上没有进入大学。他填过一份申请书，选修政治学和经济学课程，并仍把自己的地址写为东京菏田。不过，这份表格事实上是否交了去都不清楚。 但是，周的确从先进的马克思主义者、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教授河上肇博士那儿受益匪浅，因为从1919年起周便成为河上肇博士的半月刊《社会问题研究》的热心的读者。这是一份第一次真正影响周接受社会主义思想意识的杂志。令人惊奇的是，他却从未见过这位学者。周让吴介绍一下这位学者，但吴却不愿意这样做，或许是因为他怕自己与他的南开老朋友在意识上的不同会因此而变得更大。吴已经后悔把自己的《资本论》一书借给了周。吴正寻求一种对中国的俾斯麦式的领导，吴认为俾斯麦是权威的政治家，这样的人能领导国家强大并使之向着现代化迈进；而周却相信只有对中国人的头脑进行意识形态的改造，才能使中国发生必要的变化。一个实行“铁血政策”的强人在一个没有普通人民进行的革命中是不可能使中国加以改变的。 吴的妻子经常在这两个老朋友的争论之间进行调停。有一次，争论发生在吃饭后，争论的主要内容是如何拯救中国。由于争论得比较厉害，周不停地往自己的杯子里倒酒喝，在争论的高潮中竟有点失态。“光靠强硬的领导，”他断言说，“是不可能挽救局势的，必须拥有坚定的追随者来支持领导，必须逐步地对年青一代和老一代进行彻底的再教育，如果可能的话，应该包括学生、工人，甚至农民；在革命成功之前，必须使这些人站在自己一边。不进行革命，中国便得不到拯救！” 这时，吴倾过身来从他的朋友手中夺走了酒瓶，把它扔在地上。“如果你坚持这种观点的话，那你就不可能拯救中国！”他叫道。 就连吴的妻子也插话提醒周说：“恩来，你必须关心自己的身体，不要喝得太多。在你来这里之前，吴十分担心你一人孤独地待在东京。他说，甚至在南开时你就爱喝酒。” 据吴说，周当时的反应只是静静地转过身去找来一把扫帚，把乱东西清理了一下。第二天，他给他的主人们带回一束鲜花，尽管他当时实际上已是身无分文。“你怎么能真的和一个像我这样的人生气呢？”吴后来说道。还有一次，当吴从喝醉了的周手里把酒瓶夺走时，周冲回自己的卧室并把自己闩在屋里面。吴发现周为自己没有其他朋友而感到痛苦。他的日语还不是太好，影响了他大量外出，而使他的活动显得单调孤独。 1919年春天，周已做好回国的准备，希望加入自己的祖国已经开始的国内斗争。在樱花第一次盛开的节日般的季节开始的时候，周前往京都两个著名的公园，写下了4首充满感情的非凡诗篇。这些诗是用自由体写成的，而不是周早年写诗曾用过的古诗体。他从来没有如此开怀地表露过自己的感情，以后也从来再没有写过如此外向的诗篇。诗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出现，给世界革命带来了光芒，抒发了自己发现马克思主义后的喜悦心情。这就是第一首诗中所写到的“一线阳光”穿云出。
1919年，东渡日本的周恩来（左二）与留日同学合影
雨中岚山—日本京都雨中二次游岚山，两岸苍松，夹着几株樱。到尽处突见一山高，流出泉水绿如许，绕石照人。潇潇雨，雾蒙浓；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到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雨后岚山山中雨过云愈暗，渐近黄昏。万绿中拥出一丛樱，淡红娇嫩，惹得人心醉。自然美，不假人工，不受人拘束。想起那宗教、礼法、旧文艺……粉饰的东西，还在那讲什么信仰、情感、美观……的制人学说。登高远望，青山渺渺，被遮掩的白云如带，十数电光，射出那渺茫黑暗的城市。此刻岛民心理，仿佛从情景中呼出；元老，军阀，党阀，资本家，……从此后“将何所恃？”
这是日本京都岚山山麓龟山公园内周恩来《雨中岚山》纪念诗碑
游日本京都圆山公园满园樱花灿烂，灯光四照，人声嘈杂。小池边杨柳依依，孤单单站着一个女子。樱花杨柳，哪个可爱？冷清清不言不语，可没有人来问他。 周当时愿意谈及这个神秘的女士吗？如果愿意的话，又是什么阻止了他呢？在他的所有诗当中，《圆山公园》一诗表现了一种纯浪漫主义的风格。以上3首诗均写于4月5日。第四首诗写于4天以后： 四次游圆山公园四次来游，满山满谷的“落英缤纷”；树上只剩得青松与绿叶，更何处寻那“淡红娇嫩”的“樱”！灯火熄，游人渐渐稀，我九天西京炎凉饱看；想人世成败繁枯，都是客观的现象，何曾开芳草春花，自然的美，无碍着的心。 令人瞩目的是，在这期间，周承认他被马克思主义所吸引也具有某种偶然性，即“模糊中偶然见到了一点光明”。但是，这些诗的实质是写日本政治的反动，写大自然的纯净与肮脏的人类制度之间的对比。“繁枯”是大自然的规律，而在周的诗中，它指的是马克思主义正在繁荣发展，封建主义正在走向枯败。 导致周恩来回国的直接原因是1919年签订的《凡尔赛条约》所引起的一系列抗议活动。当时，北京爆发了示威游行，东京的中国学生也反对该条约对中国的虐待。这就是著名的“五四”运动，它体现了中国人民反对老式强国外交的爱国热情。(23)比周晚毕业两年的南开中学的另一个好朋友马骏给自己在日本的朋友写信说：“如果当我们的国家就要走向灭亡时，学习还有什么用处？” 这一问题在吴的家中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吴自己决定留下来，但也打算加速完成学业。周什么也听不进去，只想立即回国。“五四”运动召唤着他，使周不顾吴和他妻子为自己留在日本完成学业而作的一切努力。吴太太不得不到市中心把自己的珍贵戒指卖掉，用来作为周的盘缠。当天下午，她把急于回国的周恩来送上驶往东京的火车，然后周再从那里回中国。 周旅居在亚洲当时唯一的认真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国家里，然而令人惊奇的却是他什么都没有学到。1971年，他对日本参观者说：“尽管我有机会到过日本，我根本什么东西都没学。日本语言给我造成了很多麻烦。我通过阅读报纸和对中国文字的理解来自学日语，但最后我却没能掌握它。我的阅读能力还可以，但我的口语却非常差，甚至现在我仍不懂日语。”1955年，当周会见一位日本政治家时，他唯一能说的日本话是konnichiwa，即“午安”。 还有一次，他对一个日本代表团说，虽然他在日本待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但“我对日本的记忆甚少……我真正记得的事情是，日本的豆腐比中国的更有味”。吴自己回忆道，他完全“敬畏”日本，包括它的现代性、它的成熟性，它那合乎职业道德的工作及它的爱国主义。对此，在他家住的人也有同样的反应。但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表明周曾把日本奉为一个使古老的社会实现现代化的模型或榜样。因此，在日本旅居了18个月之后，周于1919 年5月离开了日本。(24)在那里他没有经过正规的大学教育，所以也没有什么值得表现的东西。他不得不把书卖掉，积蓄了30美元作为回国的路费。他能带走的东西是他对所读过的书的记忆和在河上肇博士创办的杂志中所了解到的对他有决定性意义的社会主义理论。

身陷囹圄（1919～1920）

“五四”运动在中国政治中占据了数年的支配地位。成千上万的学生反对政府和驻京各大国的示威运动受到士兵和警察所规定的线路的限制。他们所受到的虐待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更强烈的抗议，几乎使学生第一次有组织地聚集起来，迫切要求进行政治改革。 在天津的抗议运动领导人中，有一个是位年轻的姑娘，她的名字叫邓颖超，当时年仅15岁。另一个是位杰出的穆斯林，叫马骏。马和他的其他南开朋友对21岁的周于1919年春天重新出现在过去在天津待过的地方而感到非常高兴。在一个大型的茶话会上，周向大家讲述了自己在日本的经历。当马向他简述学生们正在从事的事业时，他才知道他的老校长张伯苓博士已成为新的南开大学(25)的校长。此刻周与张之间的友谊已变得很不正常，因为张是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一个领导人，他试图把自己的学生从街头政治中引开，目的在于使自己成为他所希望的、不久将在中国实现的一个民主国家的胜任的公务人员，而革命者周却拒绝接受这种渐进主义。不过，他们却仍然互相尊重。 第二部 奋斗

革命婚姻（1924~1925）

1924年9月，周恩来返回位于亚热带的广州。广州当时是中国革命的中心，也是孙中山共和运动的首府。据说，周恩来是经过莫斯科，乘横贯西伯利亚的火车回国的，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成员常常经过苏联从西欧回国。周恩来在国外待了这么久，他自然很想看看在华北的朋友和眷属。他曾向埃德加·斯诺讲过自己的生活经历，而了解他的埃德加·斯诺则用肯定的语气说他“在莫斯科作了短暂的停留，旨在听取莫斯科的指示”。另一位日本作家断言，周不仅经过了莫斯科，并且在列宁大学同铁托、陶里亚蒂和胡志明一块儿学习过。然而，没有确切的事实可以表明周恩来经过了莫斯科，很有可能他是乘船回到中国的。 回国后，他的职务是担任极为重要的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和军事部长。他的办公室设在文德路一幢小楼的二层，尽管没有什么标志，但每个人都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事实上，这是中国唯一公开的中共办事处，门前赤脚的农民与衣冠整齐的官员常常拥来挤去。 这位新书记充满热情地着手他的工作。他对党从1921年到1924年所取得的成绩赞不绝口。他曾这样写道：“如果大家努力工作的话，那么很多事情便会在短时间内做完的。”他就像《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阿留沙，陀斯妥耶夫斯基把阿留沙描绘成“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他笃信真理，探索真理，追求真理，愿为真理而献身，并渴求英雄主义的行为”。 不过，他的思想观点并不像他的一些同志那样保守。从法国回来不久，他写道： 仅仅在过去的五十年内才出现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终发展阶段，或者是其最终产品……由于资本的垄断，世界市场衰落了，世界生存的空间已被分割完毕，资本主义国家不可避免地发展成为帝国主义并导致相互冲突。此外，在两次对抗的间歇时期，帝国主义国家就会形成同盟来剥削被压迫民族。这样，一个被帝国主义列强联合控制的半殖民地民族，也不可能逃脱这一现实。 另外，周恩来也常常引用儒学的词语，以便使对非马克思主义者的演讲显得更生动。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既然一个人不愿看到善行被亵渎，那他就不会只为自己；既然一个人不愿使他的才华弃之不用，那他就不会只图私利……这样，抢劫和动乱就不会发生，门户也就不用上锁了，这就是大同社会。 周恩来试图把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康有为、梁启超的乌托邦思想联系起来。这两位思想家对周的青年时代影响很大。 基于共产主义革命的利害关系，周也同时为国民党工作。国民党让他负责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训练部(1)。这时是国共合作的黄金岁月，但后来兄弟反目成仇，给中国带来了灾难。周恩来在广州开始工作后不久，苏联红军的“伏拉伏斯基号”船给孙中山提供了俄式来复枪和大量的军火。西方的忽视促使国民党为周进行革命活动开了绿灯，但这种活动是合法的，不再是地下的了。 在较短的时间内，这两个党便联合起来了，并在广东建立了它们的共和政府，而它们的长远目标是为了消灭北方的军阀和实现中国的统一。 在广州，两党都有俄国和第三国际的顾问，此地成了酝酿革命的温床。周恩来回国6个月前，孙中山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提出了新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并在此基础上得到了共产党的支持。第三国际建议共产党注意“不失去自己革命身份的同时”“与国民党一道工作，推翻军阀，然后才能走向社会主义，集中力量进行无产阶级运动”。国民党已经同意像周那样的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该党。
黄埔军校旧址
事实上，由于共产党的明智合作，国民党分化成了各种各样的派别。周恩来极力争取国民党的左翼，如财政部长廖仲恺及孙中山比较开明的追随者。廖仲恺的儿子记得“有一天，一个目光敏锐、眉毛浓密、身着白亚麻西服的年轻人”，是如何拜访了他的父亲。 周恩来成了瓦西里·布留克尔将军的知己，瓦西里将军在中国被称为加伦，他是国民党的高级顾问。埃德加·斯诺称加伦为周的“真正老板”，可是周在筹划革命时那令人兴奋的日子里，也受到了另外一个俄国人的指导。这个人就是有名的米·谢·鲍罗廷，他的人品与周恩来极其相似，个人经历也颇具传奇色彩，曾被沙皇驱逐出境，在芝加哥教过书，在苏格兰又蹲过监狱，为第三国际走私过珠宝。这个胡子黝黑而又浓密的犹太共产党人，是苏联驻中国的代表。1924年至1925年，胡志明也在广州，真可称为人才荟萃。 1924年6月，孙中山正式创办了黄埔军校，它是中国革命军队的新的基地。校内的权力由孙中山的军事副手蒋介石掌管，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那样，他对共产党并不钟爱。尽管如此，周恩来仍被任命为校政治部主任，由于他的国民党上司忙于其他事情，这样便使周在他的位置上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工作。他发现自己的职务很有讽刺意味，作为中国的桑德赫斯特学院或西点军校的政治负责官员，他并没有受到过任何的军事训练。
1924年11月，周恩来出任由国共两党合作创办的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
许多胸怀大志、很有能力的年轻人都投奔了向现代化军队迈进的黄埔军校，人们寄希望于这支军队能使中国成为一个强国。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成了周的追随者，其中像林彪、罗瑞卿等后来成为中国红军有名的领导人。他们的存在为周恩来的政治生涯奠定了一种非正式的权力基础。第二届学员中有80多人加入了共产党，加上黄埔军校的新学员，他们为共产党后来的内战准备了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 周恩来在学生中努力工作，建立政治组织，创办报纸传播马克思主义。每天清晨，他乘小汽船从广州城去黄埔讲课，而教室内常常是挤满了人。晚上，他返回广州城参加一个接一个的会议并进行会晤。不过，从一开始，他们就与以蒋介石为首的军校右翼分子的关系紧张。这些右翼分子成立与共产党作对的团体。周恩来曾同他原来的一个学生进行了几个小时的争论，这个学生是一个右翼团体的负责人。周说：“你刚从俄国回来。你曾与俄国的革命领导人一起战斗过，你知道他们是我们的朋友。在所有的大国当中，有谁肯给我们枪支弹药呢？只有俄国人，他们是用船运来的。你去年10月7日在那儿时，黄埔港上正卸着俄国人提供的物资呢。” “英国人向广州商团提供枪炮打我们。法国人、德国人和美国人与北方的军阀勾结，攫取我们的钱财、权利和利益……你们这些人应该明白，国际形势要求我们与俄国联合起来，否则，我们的革命势必会被埋葬。”可是那个年轻人却一再申辩，并以俄国共产党拒绝归还满洲铁路为理由来反驳。周最终未能说服他。 他与周佛海的关系相处得不太顺利。周佛海是共产党的一个创始人，可后来想退党。一天晚上，周恩来知道了此事，他踏着朦胧的夜色赶到周佛海的住处。当他接到周佛海递上来的退党信时，随手就把它撕成了碎片，然后平淡地说：“我希望你不要介意。党内同志已经告诉了我你想要干什么，我认为这没有必要。我可以坐下来跟你谈一会儿吗？”周恩来用了4个多小时的时间想劝说他的同志回心转意，可周佛海则辩解他此时如何如何相信中山先生平均地权的思想，而不需借助共产主义来满足中国人民的要求。周恩来则驳斥说，国民党的的确确继承了旧社会很多不好的东西，所以现在为了革命，需要一个更彻底的解决办法。 虽然周恩来的努力受到挫折，可他仍频繁地进行夜访，以使他的朋友留在党内，并争取新的同志加入党内来，同时调和相互争吵的两个团体。当然有一些同志却不像周恩来那样有眼光，而认为终日辛辛苦苦地在两种条件下忙碌是很困难的事情，因为一方面要与国民党进行合作，另一方面又要秘密保留他们的权力，以便在第一次革命之后进行第二次革命。 1925年，周恩来已经开始向他的学生—将来的军官们灌输关于军队的作用之类的激进思想。他说道： 军队是一种工具，压迫者拿这工具去压迫人民，但被压迫阶级也可以利用这种工具去压迫他们的压迫者，并推翻压迫者的势力……西方是无产阶级革命，东方是国民革命，二者结合起来成为一个世界革命……而军队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 在同一年里，周恩来得到了任何一位革命者都梦寐以求的去实现他的理想的机会。他表现出陀斯妥耶夫斯基式的“英雄主义行为”。国民党终于开始向反对革命的军阀进攻了。 第一次称做东征的举动给周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会。陈炯明是广东的军阀，如果不征服他的话，广东就不能成为共和政体的安全基地。1925年，经过两次大的战斗，东征便宣告结束。黄埔军校的两个团参加了第一次战斗，当时周恩来作为高级政治官员随军到了前线，他负责动员当地农民支持这次战斗。周恩来辅助领导的为数只有3000人的小部队，不到5月份便把陈炯明的势力赶出了广东省。
1925年4月，周恩来和梅县商会欢迎东征军的代表合影
在这次重要的战斗中，周恩来取得了辉煌的功绩。他的宣传鼓动工作取得了成效，沿途农民为革命军送粮送酒，军队还未到前线，兵员就增加了一倍。他为农民成立自己的武装，分发武器，传授游击战术，在陈炯明的后方发动起义。 为了政治动机而参加战斗的黄埔军校学生的第一次亮相是极为成功的，这说明周是那个时代杰出的人物。孙中山夫人回忆道，她第一次见到周时，他给她的印象是“一位年轻的，但很有头脑和才干的领导者，在革命活动中立场坚定、目标明确”。 蒋介石不得不提拔他的具有共产党员身份的下级。周被委派负责军法处并兼管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的工作。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国民政府中的左翼和右翼之间的摩擦加剧了，右翼反共分子更加有恃无恐。 5月份，周恩来对一个来访的共产党同志说他对黄埔军校的未来是乐观的，他甚至在孙逝世后推荐蒋介石，使他的地位得以提高，以便迅速地发展黄埔的学生。不管怎么说，蒋介石开始时比较平等地对待共产党，并且明显地采取了支持共产党的立场，鲍罗廷同样也持有这样乐观的看法。 到了夏季，一些军阀开始在广东制造麻烦。在香港的英国人为这些军阀提供了资金。周恩来受命带领他的人马回到省府，在那里他赢得了农民和工人的支持，拯救了革命政府。 可是，游行的人群遭到了枪击，导致了一场持续一年多的罢工。周恩来用声讨帝国主义罪行的宣传来鼓动罢工者。这个时候，他整天为这个跟他联系在一起的党而奔波，穿梭于各个办公室之间，为了方便起见，他分别在广州和汕头包了两个房间。 此时，周恩来正式掌握了黄埔军校的政治部，在苏联顾问的协助下，政治训导被置于优先地位，这样周就能影响那些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学员。在军校的领导层里，他的共产党同事有叶剑英。他曾经不顾很多朋友的劝说，在周的说服下加入了共产党，成了周最亲密的朋友。(2) 在广东与国民党一起工作的中共领导人中还有一位是毛泽东。写周恩来的一个中国传记作家认为，从这时起周与毛便开始了他们之间的友谊，他们俩在同一个农民教育讲习所里讲过课，这个讲习所是国民党创建的。可是，他们在广东真正的合作事例却无人知晓。凭想象认为，他们由于在这儿偶然的接触而开始互相敬慕是不可能的，因为两人的思想迥然不同。例如，一方面，在军事方面毛泽东倾向于农民式的游击战争，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样做是对的；另一方面，周恩来坚持中国一个有名的历史学家所说的：“全力以赴使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正规化、专业化，并使中国共产党官员形成一个专家团体。”毛泽东认为，这些目标是资产阶级的，对此不感兴趣。 在共产党中另外一个争执的问题是如何对待农民的问题。蒋介石和他的大地主朋友违背了孙中山的第三条原则，正对农民进行压迫。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农民应该接受资产阶级的领导，另一些人则坚信农民无足轻重，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城市工人身上，像欧洲所进行的革命那样。毛泽东则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3)一文，以反对这两种观点。他在文章里写道，农民本身就是一个革命阶级。周恩来看来未参与这样的争论，可能是为了保持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团结。 周深得蒋的信任，所以在广东的同志就利用他作为向蒋进谏的渠道。可是他在国民党中的主要盟友、具有自由思想的廖仲恺却于1925年8月20日被暗杀了。 这时候，那个意志坚定的“小造反者”邓颖超闯进了周的生活，这是他们自4年多前周赴法分别以来的第一次相见。她作为国民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从天津南下来此，邓在这次政治生活的分离中比周显得更出色。但是，他们的个人生活却不会出现分离。没几天工夫，他们便悄然无声地结婚了。当时，周27岁，邓21岁。对他们来说，难能可贵的是，在那个婚姻由父母包办的年代里，他们彼此作出了自己的选择—自愿的、充满热情的、不受他人支配的选择。他们抛弃了正规的礼仪，只是当着许多朋友的面，宣布了他们的“八互”，即“互爱、互敬、互助、互勉、互商、互谅、互信、互识”。事实证明，他们是相互恪守了诺言的。他们的婚姻被证明是中国夫妻生活中最成功、最忠诚、最持久、最具有说服力的婚姻，是两个具有类似背景和思想的共产主义革命者之间的生命结合。
1925年8月8日，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广州结婚
邓的父亲是广西人，而她自己则是在1903年或1904年在河南出生的。同周一样，她被中国一个传记作者描述成来自一个“破落的书香之家”。她父亲死于突发病。同周一样，没有了父亲，成年之后只有靠自己。邓是独生女，她母亲对她要求严格，立志把她培养成人。邓的母亲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她在一些显赫的家庭里做家庭教师，很有可能她也影响到后来的周。她们母女俩移居天津的法租界，在那里邓的母亲仍然当家庭教师，以此挣来的钱使女儿获得良好的教育。 1915年，邓颖超考入了天津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在班上，她的成绩常常中等偏上。她聪颖，但并非出类拔萃；她活跃，善于雄辩又具有直率开朗的性格。据说，这是中国中原人的特点。 她在12岁芳龄时，便参加了反对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学生爱国运动。她后来说：“在两年内，我便完成了学校规定的整整8年的功课，可是由于过度疲劳，我患了肺结核。最使我感兴趣的是地理、历史、音乐、物理和汉语，我不喜欢针线活。” 在离校的前一年，她积极参加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邓回忆道：“我们分别组织男学生和女学生，因为让他们一块儿行动是困难的。我们是‘女子爱国协会’，并与男同学进行合作，周恩来就是其中的一个。”可是后来的生活中邓承认，她们所做的一些行为是有些过激的。“在激动中看书学习是不可能的。抗日的热情这么高涨，以至于我们把一个日语教师给赶走了，并撕毁了他的教科书。我现在认为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因为为了反抗日本，我们必须学习日语。” 1919年秋，觉悟社成立了。这里正是两个未来的情人初次相遇的地方。“周恩来是一个英俊的年轻人，”一位中国作家写道，“那时邓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姑娘，她积极参加了所有的宣传和游行活动。在频繁的接触中，他们逐渐产生了爱慕之情。” 同年10月，在天津，这对情人再次站到了斗争的前头。邓承认，他们利用书中所学到的一切来引起革命。“我们鼓动人民拯救祖国，推翻那些卖国贼。当我们演讲时，经常泣不成声，听者也为之感动。”邓带领一个演讲团，到处散发激进的学生报纸，包括周编辑的那份报纸。1920年夏，邓来到北京的一所私人学校任教。由于她母亲失去了工作，所以她必须赡养母亲而无法出国。 据说，是邓先爱上周恩来的。一个后来跟他们很熟悉的德国人安娜认为，邓相貌一般，所以周“很明显看中的是她内在的东西而并非其外表”—不过那是在长征之后的事了，长征使她变老了许多。 邓颖超后来回忆说：“一方面我憎恨旧的婚姻形式，另一方面我也不赞同所谓的自由恋爱思想。”她觉得年轻人对这些事情不太了解，所以形成一种成功的现代婚姻是不容易的。“我没有爱上任何人，周恩来和我当时只是好朋友，那时我只有17岁。” 她的教师工作很辛劳，她希望在收入较高的银行谋一个职，为此便在晚上学习会计知识。正像3年前在天津上学一样，由于疲劳过度，她的身体再一次垮了下来。这样她不得不放弃学习，更谈不上在银行谋职了。在北京住了两年半之后，她又回到天津在一所小学里任教。 到1923年(4)，她已经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和周恩来一起成了天津学生领袖的核心人物。这些领袖定期聚会，讨论俄国革命，并受到北京的共产主义理论家李大钊的巨大影响。中国的年轻妇女处于社会的最低层，所以西方的政治理想对她们可能有着特殊的意义。这种大胆而又新颖的自由、平等思想可能对邓比对周更有意义。
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广州
邓同周一样，对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感兴趣，并于1924年加入了国民党。她见过周所尊敬的同志蔡和森。1924年她又参加了共青团，几个月后转为共产党员，被任命为妇女部部长。1925年，国民党选代表参加在广东举行的第一次党代会(5)，她被选为天津的代表，正是这个机会，使她能与她所爱慕的人结合在一起。 后来，她常常对她的朋友们说当周恩来在巴黎时，他们是通过书信来往而恋爱的。另一位作家写道，他们借鸿雁传书使爱情从1922年便建立起来了。这样，才有了他们在广东的相聚。 一位西方记者是这样描绘邓的，“她有着敏锐的政治头脑，在表达其思想时又不受感情所左右；她有礼貌、和蔼可亲；而周恩来从根本上讲是一个坦率的人，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他的夫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的长处，可以在这方面给他一些弥补”。 周恩来亲切地称邓为“小超”，这就成了她后来的别名。邓是周工作中的好助手，家庭中的好妻子。黄埔军校的学生和党的领导人常常到他们家里来探望，来客都无拘无束。邓从不让她的客人知道她很忙或很累，使他们有宾至如归之感。然而，客人从用人那儿得知邓颖超总是亲自挑选购置家具，并特意指教厨师做菜。他们赞叹她不辞辛苦，既忙于政治，又忙于家务。一位传记作家这样写道：“结婚以后，他们是由邓来掌权当家。” 有人会说她没有摆脱小资产阶级习惯，无论如何，虽说他们出身于旧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家庭，但他们已经背叛了那个阶级的习气、价值观及生活方式。

占领上海（1925~1927）

如果说周和他的新娘曾经度过蜜月的话，这个蜜月也是十分短暂的。结婚没几周，他就重返前线，参加了1925年10月开始的反对军阀陈炯明的第二次东征，并发挥着重要作用。 黄埔军校学员是第一军的主要成员，周是政治领导人。跟从前一样，在他的指导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政治宣传运动，吸引周围的农民参加革命。部队纪律严明，不许拉夫，不强占私房。由于周的影响，据说，该部5个师中有4个师的政治工作是由共产党掌握的。 周被提升为特派员(6)负责东江地区汕头一带的工作。汕头是这次战役中要占领的关键城市之一。有一位中国传记作家评论道：“27岁的周身穿漂亮的国民革命军服，系一条时髦的萨姆布朗武装带。他是蒋介石武装部队的政治领袖，也是国民党最大占领区的主要负责人。”东征中，周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组织了一个独立团。他还第一次自诩，这是一支归属自己领导的精锐部队。在广东和汕头他下榻的旅馆里，门卫们都尊敬他，就连他的共产党同志们也对他敬佩不已。人们抱怨说，周在汕头的新工作把他“忙坏了，没空到广东去”，而那里却需要他去解决同国民党右翼分子的争端问题。 这些右翼分子逮捕了周的秘书，因为他给共产党总部送了一封密信，报告了共产党在部队里作用的扩大。于是，他们急忙绑架了这个不幸的人，把他押送到蒋介石那里发落。 周急奔出事地点，耐心地解释了一个小时，为其秘书的忠心作保。共产党可能表现得过于热切，但是这仅仅是为了革命的成功。当各地方部队发生反叛时，必须避免革命阵营内发生分裂，难道这不是必须优先考虑的事吗？蒋介石完全打消了顾虑，同意周保释他的秘书。但是，必须把他调到别的师去。后来，在向自己的部下发表讲话时，蒋命令左右两派敌对势力全体起立，互致敬礼。 周通过一次巧妙的演说，击败了自己的批评者。“我本人是共产党员，”他说，“但是，没接受过党的一分钱报酬，我现在还在共产党内。共产党没有开除我嘛。”一场紧张局势就这样被他的笑语平息了。后来，周告诉共产国际的代表，如果国民党右翼坚持作为独立的右派联盟活动，他将以撤回俄国援助来相挟。 1926年年初，国民党代表大会召开，左派势力获胜。周的新娘邓颖超也是大会代表，并是中央委员。她同孙中山夫人在一起工作。 共产党领导对于自己在这次大会上应采取什么策略是有争议的。有报道说，周坚持共产党应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毛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并撰写了大量文章，抨击国民党右派分子。他和周不得不对国民党激进派中是否还保留着足够的左派力量值得合作作出明确的判断。 当蒋介石在所谓的“中山舰事件”中突然把枪口掉向左派力量时，所有这些疑团都解开了。共和国海军的实际统帅(7)—他的上司（一位俄国人）正巧休假—3月份收到了一封伪造令，命令他乘自己的中山舰驶向黄埔港。当蒋发现这一未经许可的行动时，便怀疑是反叛，于是撤了这位司令官和许多人的职，解除了俄国顾问和共产党政委们的职务，宣布了戒严令。周后来回忆说：“他也禁闭了我一天。” 蒋的日益狂妄和法西斯苗头，震惊了共产党人。但是，更让人担忧的是自己人的无能。周后来承认：“我对3月20日的事件很清楚。”他和毛泽东当时都在广州，他们都主张对蒋介石进行反击，但是陈独秀主持的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没有接受他们的意见。 蒋很好地展示了自己的实力，达到了目的。现在，他又向俄国顾问们道歉，并开始释放包括周在内的共产党员。由于蒋采用后来被周说成“背信弃义、冷酷无情的强盗方法”，右翼分子开始掌权了。 在蒋的办公室里，周和俄国顾问们同他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要求蒋对此事作出解释。尽管如此，蒋还是顽固不化，毫无悔改之意。他又指出，所有共产党员都必须从国民党队伍中被驱逐出去。4月11日，他解除了周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的职务。接着，又解除了周的汕头特派员一职。 4月29日，鲍罗廷召集共产党负责人开会，讨论善后事宜。据说，会上在找不到一位合适的中国替罪羊的情况下，鲍罗廷应当承担罪责。他在中国的工作应被停止—这也意味着中止所有俄国援助。然而，周承担了这一过失，从而减少了整个共产主义事业的损失。正是用这种办法，知情人才用一种英雄主义的眼光来看待他。 下一步怎么办？共产党员们各抒己见。受一位共产国际代表支持的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已准备同蒋握手言和，并且准备以蒋为掩护，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然而，受鲍罗廷本人支持的激进的广东共产党员则对蒋的行为深恶痛绝，要求独自采取行动。 “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和其共产主义盟友的第一次公开决裂。但是，期待已久的北伐战争的准备工作仍在进行。中国革命中的两派力量都希望北伐胜利。因为，不击败势力强大的北方军阀，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统治南方共和政府，都是不可靠的。基于这个原因，周仍力图吸取“中山舰事件”的教训，共产党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进行北伐战争。 与此同时，在1926年春毛接管“农民运动讲习所”后，周仍继续在这里讲授军事课程，包括《军事行动与农民运动》。 如果说共产党需要蒋介石把自己推向北方的话，那么，为了北伐的胜利，蒋也需要俄国的军事援助。所以，两党仍很不情愿地站在了一起。蒋同意周在黄埔军校恢复被清除的共产党人的职务。他的宽宏大量无疑是受到了周拼命撮合国共两党联合的感染。他不仅同意周给那些受过清洗的共产党分子以正规的训练，而且同意他给共产党和国民党同样的平等机会，均可提名为北伐军政委。对此，周深感满意。不过，投票时却出现了僵局，直到周把自己的一票投给了一位左派国民党军官时，僵局才被打破。正是这位军官，在他当选后准许周推荐参谋人员。于是，共产党又一次占了上风。 对周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时期。他迫不得已地终日同那些对他失去敬意的两派人士打交道。有一位同志后来回忆道，这是一种环境，它“第一次考验了周的忍耐力，也显示出了他应付局势的才能。他对所发生的一切从不解释或回答。根据我们的决定，他在黄埔若无其事地履行着教学职责，并对蒋介石更加尊敬”。 1926年7月，矛盾重重的中国人联盟加上他们的俄国顾问们发动了北伐战争，以使上海和北京也加入共和政府。周是第一军团的政治负责人，(8)在沿海一带开展活动，武装工人和农民，支援革命军。 这时，周的家里出了一点事。正是在这个时候，周的夫人在广东怀孕流产。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这也是他俩最后一次有孩子的机会。由于革命的需要，在他们结合的时候，他们的命运便同中国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了。他们的孩子是中国的下一代—包括他们收养的几个孩子。这一代人的自由与尊严将因他们的牺牲而得到显著扩大和提高。 1926年年末，共产国际代表发表了《中国问题之研究》，要求中国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支持国民党左派的反右斗争。周响应莫斯科的号召，让同志们加入蒋介石的部队，壮大蒋的力量，在蒋的部队里英勇作战。 根据一种观点，现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的时候了。上海是全中国最大的工人集中地，而此时又处于北伐的共和部队的必经之地。10月份那里发动过一次不成熟的无产阶级起义，结果失败了。不久，他们又为占领上海作准备，制定了工会领导人政治条例，并偷运武器。 1927年2月底，上海工人举行第二次起义，30多万工人参加了大罢工。北洋军阀派出杀手，残杀人民。他们曾真诚地指望蒋介石命令他的北伐部队按时行动，保护上海工人免遭军阀镇压，但他们却大失所望。总之，工人们没受过武装夺取城市的充分训练，结果起义失败了。 周焦虑万分，为了准备第三次起义，他着手加强他的政治领导。他并没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对工人阶级也不太了解，而且既无起义指南，又无苏联顾问的指点。这些武装起义完全是他自己智慧的结晶。周仍然低估了蒋的对抗性。在他的头脑中，他大概以为起义失败是运气不佳，或同蒋关系疏远所致。然而，他没有在自责上浪费时间，而是忙于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上海起义。在法租界的一所学校里，他重新训练工人，负责秘密准备袭击政府军和抢占更多的武器。 有人认为，在安德烈·马尔罗的小说《人的命运》中，那位名叫京吉索（kyo gisors）的主人公的原型就是周。这是一本关于上海革命的最著名的西方小说。不过，书里的京是位有一半日本血统的人，死在狱中。此外，两人还有许多不同之处。该书可能描述了这些事件的一些背景，但周后来对该书的评论是“事情并非如此”。
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的周恩来
这一次，周的指挥部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内。300名狙击手组成了“铁军”，接受毛瑟枪的使用训练。这些枪支都是偷运到上海的。武汉的国民党左派政府，每月拨给经费3万元，由周和他在上海的共产党部属顾顺章共同分配。顾是一位受过俄国教育的机械师、魔术师及秘密社团的人物，他因能赤手空拳同敌手搏斗并不留下蛛丝马迹而知名（后来他成了周的一大包袱）。3月21日，他们采取行动，举行总罢工，关闭了上海的工厂。5000名武装工人第一次攻占了警察署。随后，又占领了上海警备区兵营。 周率领200人夺取了邮局、警察总部、军火库及火车站。一位外国记者在他的电讯中说，巷子外边和闸北那“令人讨厌”的旅馆外，周的5000名衣衫褴褛的武装工人汇成了一股人流，庆祝胜利。军阀的士兵纷纷败退，周宣布“平民政府成立”。周评论说：“两天内，除租界外，我们占领了所有地方。” 周焦急地等待蒋介石的部队给予增援，以巩固这一胜利果实。此间，工会控制上海达3周，红旗在城市上空高高飘扬。但是，没有国民党部队的援助，上海再度沦陷不过是轻而易举的事。 这时，共产党采取了一种政治行动，不断向蒋介石施加压力。汪精卫与陈独秀在国共两党联合宣言重申了他们的联合，否认了两种自相矛盾的谣言。一是说共产党准备成立工人政府，打败国民党；一是说国民党准备向共产党宣战，镇压工会。 30年后，他对1927年的上海起义作了如下评述： “我负责领导武装起义，但是缺乏经验，对政治动力也理解不足。我是一位出自封建家庭的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的联系很少，因为我没参加过生产劳动。我的革命生涯是在国外开始的。革命知识有限，仅仅是些书本知识。” 为了证实到底谁有经验、谁有力量，3月21日，蒋介石把自己那装备有机枪武器的部队开至上海附近。4月12日，部队呈扇形穿过工人住地。共产党纠察队员们遭到了袭击。国民党与秘密社团已订过协约。这些社团是一些流氓团伙，它们在很多方面真正控制着上海。这时，它们兴高采烈地攻击工会领袖。中午时分，工人武装仓促应战，并受到机枪火力的追击。蒋想一举全歼对他有威胁的共产党。于是，开始了血腥镇压。5000名共产党员惨遭杀害。一位目击者说：“头颅滚动，犹如成熟的李子，充满沟渠。疲惫不堪的刽子手们挥动着大刀，拉布风扇的人在一旁一下一下地为他们扇风。” 蒋悬赏两万大洋捉拿或杀死周恩来。在这次袭击时，周正在商务印书馆的大楼里。国民党搜查的前几分钟，他溜掉了。共产党领导人一个接一个地被捕、遇难。有的在严刑拷打后，他们出卖了自己的同志。后来，陈独秀批评周没能说服工人解除武装，结果才使蒋的部队找到了残杀他们的借口。然而，周回答说，共产党不是要过早地放下武装，而是应该加强军事力量。这样，作为一个政党，他们才能确保自己的独立。 在共产党夺取最后胜利的平静的50年代，周对上海惨案作了这样的解释： “我们的领导人缺乏经验。我们既不知道如何利用我们的胜利成果，也不懂退却的策略。上海工人和邻近乡村的农民们都有准备，可是，我们却没有准备好联盟组织。结果，蒋才能打垮我们。” 国民党来后，上海一片白色恐怖。对待共产党人，他们毫不留情，不问青红皂白，立即处决。同情共产党的嫌疑工人也格杀勿论。许多人被扔进了火车炉里。然而，共产党领袖们还在举棋不定。这个时候想逃跑是不可能的。当周被扣留时，他的运气不错。据说，黄埔军校一位可敬的军人—周救过他的一位兄弟的命—想报答周。当周被扣时，他佯装不认识。另有一种传说，这位师长的兄弟曾是周在黄埔时的学生，是他帮助周逃跑的。第三种说法是，周被判死刑后，“某人为周良好的品行作保”，把他保释了。还有第四种说法，说周被捕后和其他人一起被关押在市政府内，最后成功地越狱。当然，这些传说不可能都是真的。 不管怎么说，周逃脱了，离开了上海。据说，他“刮去浓密的眉毛，蓄着胡子，灰黄色的脸上贴着纱布”。他大胆地申请国民党通行证。他仍然是悬赏捉拿的对象，而且这时的悬赏金额增至8万元。在火车站，周躲开了那些张贴印有他照片的通缉布告的国民党警察，化装后的他乘车逃离了上海，加入武汉的共产党领导层中。 有趣的是周住在武汉一位老朋友家里，此人是国民党军官。然而，“蜜月”已逝，不仅国共两党之间的亲密合作宣告结束，国民党内部左右两派之间的友好关系也终结了。蒋介石在上海的暴行，使他的自由主义派分子难以容忍。当汪精卫在武汉领导着势单力薄的左派时，蒋则以南京为基地，留在那里统率着装备精良的右翼部队。最终，争夺中国的这场战争是在国民党左派与国民党右派这一复杂范围内左右摇摆。与此同时，中间是处境艰难的共产党和自由派民族主义政党，他们自称要联合起来，结果却渐渐分开了。 现在，周放弃了他的国民党员身份，一心致力于共产主义事业。战争中他曾表现得英勇无畏，如果说他对蒋的计划曾经有些天真的话，那么现在他在党内已经是一个经过风浪的无畏的战士了。

南昌起义（1927）

上海既是资产阶级的乐园，又是工人运动和共产党的摇篮。然而，它却几乎轻而易举地被拉进了反动阵营的势力圈内。蒋介石何以能在中国的无产阶级中心赢得这场胜利呢？1927年，共产党领导人在武汉举行会议，分析了失败的原因。 最高领导人陈独秀主张，党应倾全力于政治工作，并认为国民党部队处于优势地位。另一些人则倾向于向蒋的军事挑战应战。浪漫诗人瞿秋白、敏感的农民毛泽东及其他人都提出了对未来的设想。周的态度如何呢？ 在第五次党代会上，周首次提出了党内斗争的策略，他也因此而广为人知。他与瞿和毛对陈的批评观点是一致的，并被推举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和秘书长。极不寻常的是他却把这一职务交给了他在巴黎时的朋友蔡和森，自己则集中全力于党的军事政策。这一举动本身就是对陈独秀的领导表示不赞成。周并不拒绝政治局的职务，在以后的49年里他始终在这一最高决策机构工作。据说，直至他去世，他的同事中没有一人能够与他相匹敌。半个世纪以来，周一直是共产党的内阁成员，并逐渐树立了一种道德权威，这是除毛以外的任何人都无法动摇的。(9) 这时，周宣称，共产党应该不惜一切代价，采取果断行动，向蒋施加压力，以战斗代替退却，争取国民党左派。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赞成他的观点。长沙事件（马日事变）后不几天，一位左翼国民党军队指挥官就下令杀害了100多名共产党人。两党之间脆弱的联合失去了平衡。 当中国共产党还在争论不休的时候，斯大林和印度籍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加速了两党的最终决裂。6月1日，斯大林拍来一份电报，让中国共产党通过实行土地改革和武装共产党员、工人及农民而坚持攻势。由于到现在还弄不清楚的原因，罗易竟出格地向汪精卫透露了这份电报的内容。结果，受惊的左派国民党迅速同共产党决裂。 懊悔莫及的共产党人不知所措。没有国民党左派的庇护，他们就失去了军事实力，无论在哪儿采取任何政治行动，都很容易受到蒋介石之流的挫伤。共产党必须尊重共产国际的俄国顾问鲍罗廷的建议，要共产党应当自愿地向左派国民党政府投降，以此重新获得从前的盟友。 由于同国民党关系的恶化，7月陈独秀被解除了职务，铁腕人物鲍罗廷任命了一个5人临时小组，负责党的工作。这个小组的成员包括周和他的老伙伴李立三、张国焘。张国焘的经历在以后的10年里同周息息相关。他出身于一个客家地主家庭，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在党内有一定的势力。许多共产党人小心翼翼地来到长江以南的安全地方，特别是江西省会南昌。这里是国民党的薄弱环节。盛夏时节，当左派国民党开始逮捕共产党时，周恩来和张国焘等人留在武汉总部，主持工作。有一位同志对当时周的工作作风作了如下的生动描述： “周恩来孜孜不倦地工作，不夸夸其谈。他夜以继日地冷静处理大量复杂事务，承担着大量的工作和责任，对种种非难漠然视之。他负责处理大部分与疏散同志有关的工作。这个时期也标志着他受到全体同志爱戴和尊敬的开始，以及其地位的上升。在一些圈子里，人们称他为‘铁人’。” 鲍罗廷打算返回苏联，但是他的继任者还未到达武汉。在这一交接时期，中央和南方各地的共产党纷纷主张武装起义。一切都取决于武汉政治局的明确指导了。然而，左派国民党这时正在追踪周。最后，他在武汉英租界鲁茨主教那里找到了避难所。国民党警察是不能进入这里的。周后来承认，这位主教救了他的命。 通过在国民党内部进行政治宣传和直接从农村征兵，共产党现在可以获得1万名军人的忠诚了，尽管这些人缺乏训练，武器低劣。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短短7年间，人数已增至5万多人，而且每个共产党员的身上都燃烧着革命的烈火。南昌是红军最大的聚集地。李立三从那里来信，力主举行武装暴动(10），联合江西和附近各省的工人农民。 周欣然接受了老朋友的建议，不过他把目标扩大了，包括在广东省仍然是共和运动的精神中枢的东江地区建立新的革命政府。两年前，周随同国民党东征军曾到过那里，对那儿的情况非常熟悉。那里的国民党部队不多，农民运动也开展得有声有色，而且俄国的援助通过广东省边缘的汕头港可以很方便地运到。他相信，俄国的援助将是战斗中一个生死攸关的因素，他还说服了共产国际保证使这些援助兑现。 7月26日，周动身前往南昌(11）去组织前敌委员会。关于这次起义计划，他连自己的妻子都没告诉。在他动身前夕，张国焘还向他简要叙述了新任共产国际代表的谨慎从事的观点。周只好解释了其他俄国顾问的态度，指出他们的南昌起义计划一点也不过激。 “你看着办吧。”张国焘说，并补充道，“小心即大勇。” “到那儿后，我见机行事。”周保证道。但是，他似乎主意已定。1927年盛夏，乘船前往南昌的那些紧张日子是决定周恩来发展的命运关头。他的行动敏捷果断。当他发现李立三领导下的一群共产党领导人仍在为起义的目的而争论不休时，他立即打破了他们在是否没收大地主土地问题上的僵局，赞成没收土地。这就是埃德加·斯诺把他称为“暴动者”的时期。他的意见和外表也颇为威严庄重。 几天后，他身着灰制服，手提黑皮包，抵达南昌。他隐姓埋名住在江西大旅社。在这里，他和朱德在柏林达成的谅解得到了报偿。朱加入了共产党，但他并未放弃国民党身份，也没向他的国民党上司暴露自己的新身份。此时，他是公安首领，左派国民党部队的代理指挥官，统辖南昌。他受命来帮助自己的同志。周立即同他取得了联系，商议起义之事。附近还有叶挺和贺龙的部队。他们是两位对共产党友好的国民党将领。另外还有张发奎将军率领的以“铁军”闻名的第四军。这支部队里的许多军官都在黄埔受过周的教育，同情共产党。
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旧址—江西大旅社
南昌起义时期的周恩来办公室旧址
眼下的困难是如何对付张将军本人。他既不参与国民党将领们的反共活动，也不偏向共产党。当这种势头上升时，周要求坚决举行起义，不惜冒着同张发奎将军发生冲突之危险。此刻，共产国际顾问们则让共产党同张将军加强合作，保护兵力；在进入国民党的这块根据地后，如果必要，再同他决裂。 但是，这将意味着要花去更多的时间，而据周估计，怂恿张将军脱离自己的部队大概是不可能的。 周同一群激动的年轻共产党领导在南昌江西大旅社集会，决定不再等待。以周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这一次未等莫斯科同意，就自己作出了一项重大决定。 周与同志们一起确定下这个战斗方案后，接着就到第20军军部拜访贺龙，向他表明整个行动计划。这一冒险行动是件好事情。贺将军—这位富有同情心的爱国人士—立即响应了周的号召。他同意照周说的干。周当即任命他为起义总指挥，起义时间定在7月31日夜。 一切准备就绪。然而，那天深夜，贺龙却打电话告诉周，一位下级军官已向武汉的国民党司令部泄露了起义计划，敌人正在派遣部队，准备镇压这个地区的共产党。周当机立断，下令起义时间提前几小时。 然而，另一个方面又出了麻烦。周的同事张国焘从武汉抵达南昌，带来了一份共产国际代表不切实际的电报，干涉行动计划，要求推迟起义。想当初，中国共产党人对这类玩意儿是畏惧三分的。
《八一起义》油画。图中情景为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南昌起义
周采取纳尔逊(12）式的办法，打算违背这个命令。他坚持说：“我们必须采取立即行动，起义决不能推迟。不要管它。”张国焘还是倾向于等把张发奎将军争取过来后再行动。但是，其他人则热切地要求起义。周对为什么要执行这个行动尽量作出了解释。他的理由是：有些部队已开始行动，如果撤回命令，就是对他们的欺骗，假如张将军开除他们，他部队里的共产党军官将采取必要行动。 “这与共产党领导派我到这儿来的目的不相符，”他说，对推迟计划十分生气，“我只好辞职……如果我们现在不行动的话。”张国焘把这一威胁视为“这次激烈会议的顶峰”。这些冒险者大多数都希望干到底。周像个任性的学生，已订好的请客计划突然受到了大人的破坏。 由于蒋在上海的背叛和罗易的愚蠢，周受到了深深的伤害。他似乎从离开武汉的时刻起就对这次军事行动拿定了主意，而且绞尽脑汁地考虑如何说服和诱导自己的同志来实施这一决定。从这一点上来说，他应当是这次行动的设计师。张国焘是当时的参与者，他就这一激动人心的事件写下了详尽的回忆，赞扬了周处理事情的能力。不过，后来他受到了批判。他写道： “周有管理政治事务的能力，但是，他没想这么做。他很少谈论政治，极少召开委员会议，会上也从不讨论大政方针。” “周的注意力集中在军事上，也许他认为军事胜利才是首要的，因为，它可以使起义部队在广东的东江地区扎下根来……包括李立三在内的多数共产党要人的看法都一样，他们强调起义的必要性，把所有怀疑和反对起义的人都视为不可靠的人或动摇分子。这种无视一切就是冒险主义的根源。” 然而，张国焘并没当即解决这一问题，而是拖到了第二天。翌日一早他就回到了前敌委员会，经过几个小时的辩论，他向“冒险主义分子”们作了让步。他们决定当天深夜两点发起进攻。然而，天还未黑，他们又一次被迫行动。据悉，张发奎将军正向共产党逼来。听到这个消息，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于是，8月1日凌晨1点，发出了决定命运的起义信号。 在松坡路一座教堂附近，一所满目弹痕的学校礼堂里，周正指挥作战。身旁是他的战友，他们都是留学欧洲的学生：陈毅、刘伯承、聂荣臻，(13）还有军事英雄朱德、贺龙、叶挺。有一幅著名的油画，描述的是他们正聚集在司令部门口。画上的周站在其他领导人之中，显然他是在向他们下达最后的命令。毫无疑问，50年代的官方画家们认为周是南昌起义的负责人。 城里的战斗进行得很有限。黎明前，城市又恢复了昔日的宁静。这时，周仍主张继续敞开大门，欢迎国民党联合。他的士兵仍佩戴着国民党徽章。当命令革命委员会掌管这座城市时，市里仍悬挂着国民党党旗（尽管被任命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并未出席）。 刘宁，一位任命为起义的宣传负责人，受命起草一份宣言，声明南昌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是国民党的正宗分支，是孙中山先生的合法继承人。刘对此不服地问：“这里的人都是共产党，我们怎能声称是国民党的接班人呢？” “我们不也是国民党党员吗？”停了一会儿，周解释说。他十分珍惜从革命中获得的一切合法性的和有继承性的东西。于是，周让刘起草一份社会主义的土改政策，没收土地。 这是周最得势的时候。如果不是为了他的政治信仰，不足30岁的周此时肯定成了显赫的军阀或国民党要人。他的行动已经证明他是可以领导人民，有效地组织军事行动的。他甚至敢同共产国际作对，而这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绝对不敢的。如果南昌起义的结局好的话，周在中共高级领导层中的地位可能就得到了保证。 遗憾的是自己人中又出现了叛徒。张国焘回忆道，就在发出起义信号前夕，当他到司令部商讨军事计划时，第10师师长蔡廷锴将军已表现得非常“坐立不安”，却还让他担任了左翼革命武装的总指挥。 然而，在起义军南下中，蔡却带着自己的第10师站在了敌人一边。周向同志们汇报说： “蔡假借要向军官们讲话，于是召集起军官，把他们抓了起来，并残杀了……第30团的团长和30名共产党员。其他我们的同志中只有一人侥幸逃了出来，安全返回，几十名同志则失踪了。我们在第10师的苦心经营全部毁掉了。这是我的过失，我应承担全部责任。” 张国焘火上烧油，指出：“周应当自责才是，因为他没采取预防措施。”不过，据张说，他当时并没有乘机利用周的错误大做文章。他告诉周，这是“一个无法挽回的损失……在这件事上我们太大意了，应当引以为戒。如果这件事被人所知，它将影响我们的士气。我们最好还是保密。在这种关键时刻，不能气馁，不能说你要受到责备，想辞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必须正视它”。周答应尽力而为。 张发奎将军曾给共产党提供过部分物资援助，而现在他则开始反对共产党。迫于军事压力，共产党只好同他分道扬镳走自己的路。周和叶挺径直向南，朝沿海和周早已熟知的汕头地区挺进。他们不仅要同那里的国民党部队作战，而且农民们也不敢向他们提供粮食和水。疾病、开小差、叛变和敌人的进攻，使共产党伤亡惨重。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差错呢？周肯定对这次令人沮丧的南下进军进行过反复考虑。由于某种原因，起义太迟了，未能利用3个月前蒋介石在上海残杀共产党人时席卷全国的义愤，只是在武汉政府结束它同共产党的合作后，才开始行动。所以，未能充分利用那一联盟。对此，共产国际应当承担一些责任，它的指示是错误的，无用的。共产党不费周折就向农民及自己的部队传达了起义的目的。托洛茨基本人在这一点上对周大加指责。他写道：“周在其报告中，表明了党对部队的态度。他对党员们说：‘加入这支国民党革命军，壮大它的力量，提高它的战斗力，但是，不要采取任何独立行动……’担任政治顾问的我们的同志们则应专心致力于国民党的军事和政治工作。” 不能说周的同志们组成了一支士气高昂的队伍。领导革命委员会的那个人(14）不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也不受人爱戴。周的精力放在军事上，他坚信没有军事的胜利，政治就是空话。李立三同意这种观点。张国焘失去了同志们的信任。党内的意见分歧远远超出了共同的目标范围。 当然，也有值得高兴的事。从某种意义上说，共产党在南昌变得成熟了，因此8月1日被中共确定为红军诞辰日，并受到纪念。作为军队的缔造者，周受到了人们的拥护。也因他终于领导共产党摆脱了在国民党内的寄人篱下的生活走向独立而受到赞扬。8月7日，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议，周缺席。不过，他还是保住了政治局的职务。 9月24日，周的部队抵达汕头港。时值鲁莽的南昌起义近两月，在这里周接到上海党总部的命令：放弃这座城市，同农民联合，开辟新的农村根据地。事到如今，他还是不让步，坚决要求到前线指挥战斗。但他未能如愿。在国民党陆军与海军向广东开拔之前，周被迫撤退，身体有病，发着高烧。 周命令张国焘和李立三回到共产党总部。他说：“你们两位必须立刻离开部队，悄悄回到上海。我留在这儿，见机行事。”“你的病好一点了吗？”张问。“你应当第一个离开这里，因为你有病。让我来代替你的工作吧。” “我的病不要紧。我能够坚持住……我们别争了，咱们最好快点行动。前线局势吃紧，也不知能幸存下多少部队。”周轻声说。 由于部队数量及实力受损，周下令向海陆丰撤退。这里是为数极少的共产党在香港东海岸的前哨。周的兵力此刻只有8周前的一半。国民党封锁了他的突围线。战斗中，他失去了几十筐银元，这是他的储备。 担架员放下他，在这一关键时刻，只有叶挺、聂荣臻跟着他，半架半拖地带着他沿一条沟前进。他勉强答应乘船到香港接受治疗。 周乘一条租船来到了香港。据说，他身无分文，高烧得不省人事。西方人所管辖的城市又一次为他提供了避难所，使他免遭同胞的残害。在与朋友联系期间，有好几天他都是在路旁的小饭店里，吃着和黄包车夫一样的东西。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紧急会议，一致认为周应当在香港停留，把病治好。 这个时候，周的行动让人摸不着头脑。有报道说，他留在香港，做党的地下工作。埃德加·斯诺认为他逆水而上，到广东组建广东政府去了。而斯诺的同伴新闻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则断定周到了莫斯科。 比较合乎情理的猜测是，周在香港停留了两周，身体恢复后大概于1927年11月上旬来到了上海，承担了党的重任，并受诗人瞿秋白的领导。负责党的工作的新同志们发现，要对南昌起义作出正确官方的评价是很困难的，它具有积极的与消极的两重性。10月，在周缺席的情况下，他们称赞起义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壮举”。而一个月后，有人又把这一事件斥责为“军事机会主义的不成功尝试”。 他大力支持中央的工作，对共产国际几乎言听计从。结果，中央没有因南昌失败而处分他，(15）甚至还同意他留在政治局，负责军事工作和保密工作。通过这些办法，他的结局比他的南昌起义合作者李立三与张国焘都强多了。不过，后来跟他俩不同的是，周强忍住没向中央提交南昌起义的辩解报告。他尽量表现得很冷漠，对那些争吵很超脱，也不向任何同志施加威胁。这使他在受挫后，得以轻而易举地重振旗鼓。最终，1928年夏天在莫斯科召开的党代会上，重新为南昌起义平了反。它被承认为反对国民党的一次正确军事行动。 在一般人眼里，周现在毕竟胜过多数同志，这是党内许多人和俄国顾问们的一致看法。假如他是在苏联而不是在法国留学的话，那么，在暂时忍受了南昌起义的失败之后，他这时可能在党内已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然而，最后还是一位受共产国际偏爱，受过苏联教育的人占据了这一高位。周拥护自己的同志独立于国民党，然而，他却不得不认真对付意识形态上的殖民主义—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 毛泽东是钦佩周的共产党领导人之一。无论是经验还是资历，这时毛都比周低几级。自从他们在广东匆匆相遇以后，彼此很少联系。后来，实际上却是毛肯定了周在红军创建中的不可磨灭的作用。 周的一项新任务是负责监督顾顺章的秘密人员打入当地警察总部。8个月前，顾曾负责过上海起义。对共产党来说，他是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因为作为秘密的青帮成员，他可以在警察采取反共行动之前得到情报。 返回上海，给人带来了一点欣慰。1927年年底避开广东国民党的追捕后，邓颖超赶到了丈夫身边。上海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但是至少他们夫妻团圆了，在当时周所住的位于威海卫路的一座西式小房里安顿了下来。

重获信任（1928~1930）

1928年上半年，尽管周的身体已在香港康复，同新的领导人的关系也明显缓和，同妻子也重聚了，但是周仍然感到忧虑。整整一年，他完全错看了蒋介石，由此使上海工人经历了令人震惊的灾难。后来，他又自行决定挣脱了苏联顾问的束缚，组织了大规模的军事起义，但由于党的领导们优柔寡断以及错误地估计了对手，结果导致起义失败。周本来是可以成为党的领导人的，最后其他人却受到了青睐。不过，可能还有一些更深刻的原因。 当年那位在女孩子面前面红耳赤的17岁的羞怯的小伙子，而今已成长为一名30岁的军人。他率兵作战，歼敌无数，是一位标准的军人。他的童年平淡无奇，也没受过这种军事暴动的训练，另外他现在还正处于灰心丧气的时期。但是，不管怎么说，他这时的心境不佳。 关于他这时的行踪，只有两条线索。一种是说他到天津重建党的北方局去了；另一种说法也许更为真实，说周到苏联的高级步兵学校学习去了。1927年年底，他可能对自己说过:“为了实现我的目的，我最缺少的是共产国际的大力支持。所以我就必须到莫斯科去，在那儿交朋友。”他究竟是否说过这些话呢？ 假如1928年年初的四五个月他确实在苏联，那他也是独自一人，因为邓颖超是5月才抵达莫斯科的。后来，他俩都参加了在那儿召开的著名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 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出于某种原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国外举行代表大会。共产党摆脱了国民党的骚扰，却又处于苏联的监督之下，就连政治局的候选人名单，也要由布哈林指定。共产党处境不妙，党员人数下降使党士气低落，同国民党决裂后，也不知去向如何。共产党决心放弃马上消灭国民党的意图，集中精力开展农村游击战和城市地下工作。领导者们应该如何搞好团结呢？莫斯科会议上有好几个帮派或集团：工会主义者、像毛那样的农村化的红军领导人（毛本人没出席会议）、青年团、托洛茨基派及当时担任领导的李立三、瞿秋白与周恩来。人们原希望会议就南昌起义展开争论，谁知却开成了一次调解会议。三大领导人一致同意相互忍让，不要给新形成的争斗中的各派以可乘之机。这些派别由一些缺乏教育的农民和工人所领导。由于他们没有受过教育，三位领导人对他们深表怀疑。 第三部 开国总理

蓝色睡衣（1949～1952）

周恩来毕生奔波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之中，常常是没有一只属于他自己的皮箱。现在，他却成了一名他的家庭一直希望他日后成为的达官贵人。但是，中国以往从未见过这样一位达官贵人。今后26年里，周恩来将生活在北京，处理一些棘手的任务，这些任务不仅仅是四处奔波，而且要从根本上改造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在他生命的剩余时间里，他为这一非凡的目标而执著地工作着，并因此而闻名于中国的每一个城镇乡村和世界各大洲。他在战争方面炉火纯青的才干有助于他在和平时期对行政工作的领导；他号召数百万人民揭竿而起的声音，现在得用来号召人民服从政府的管理。 第一件要做的重大事情是为中国崭新的共产党政府和国家创造各种组织机构。1949年6月，周恩来在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上当选为副主任，领导制定一部临时宪法。新政协后来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周恩来为之奋斗一年而取得的成果，它把从国民党里分裂出来的小派别及流亡香港的各政治团体的领袖聚集在一个松散的协商机构里，以便消除许多非马克思主义者对创建一个红色政权的计划所抱有的敌对与怀疑态度。 在筹建新国家的这段时间里，周恩来同样草拟了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原则，非共产党国家应该承认新中国具有自己的内政主权，正式给予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资格。
毛泽东（左二）同周恩来、陈叔通（左一）、沈钧儒（右）在天安门城楼上。
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创建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与他的党内同僚站在北京天安门（天国和平之门）高耸的城楼上。历史上那些携带贡品的使节正是通过这道绯红色缀满黄铜钉的城门，对帝王那漆满黄色的御座屈膝称臣的。 周恩来被任命为政务院（内阁）总理，同时兼任外交部长。从这个时刻起，世界逐渐知道了他是周恩来—周总理。他使对立双方互为妥协的技巧为他赢得了—用老一代的美誉来形容—“太和首揆”的绰号。在政务院就计划兴建新建筑物就要拆除阻碍北京交通的古建筑问题而展开的著名辩论中，周恩来机敏地回忆起一首古诗，从而打破了僵局。在他父亲乞灵恩赐后的50年，他的名字恩来中的“恩赐”终于来到了。 作为总理，周恩来的日常工作是连续不断地办公，其间穿插着各种会议。除因少有的两三次疾病或操劳过度而短期间断外，在他生命的剩余时间里这种情况从未中止过。他开创了一种无人能够匹敌的步调，令人惊讶地参加频繁活动，每周召开各种内阁会议，并向会议作无数报告，而其细节又分毫不差。此外，他几乎每年都要到许多不同的国家访问，正像法国政治家特雷兰德提到的那样，他“扮演着黎塞留(1)的角色”。
晨曦初照，周恩来在工作
为了遵循政治有赖于意见一致的这一中国传统，周恩来花费大量时间征求并左右各种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不仅包括党内同志们的，而且包括在官僚机构与整个国家范围内工作的党外人士和一些利益集团的观点。有一次，他在一个重要的党的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他的讲话稿连续修改了不下20次。一位来访者曾经问他，中国领导人是否就政策进行辩论。周恩来肯定地回答道：“我们不断地辩论，我们对一切事情都辩论。”也许，他后来对他的激动情绪曾感到抱歉。
建国后周恩来工作和居住的地方—中南海西花厅
对那些敦促他休息的朋友，周恩来会说，他承担大量日常工作是应该的，这可以给毛主席留出时间来考虑一些重大的问题。像毛泽东那样，他仍然保持着夜间工作的习惯，常常每天工作20小时。他一般是从早上9点睡到中午，以及在乘车时打打瞌睡补充一下。他的妻子绝望地说：“我已经放弃了要他多睡一会儿的打算。”如果他的确感到累了时，他就在前额上擦点清凉油。他的公文包里总备有一盒这种油。 周恩来不但没有被这种日常工作压垮，反而保持着活力。据一位美国记者报道，在平静时刻，他表情拘谨，沉闷不悦；但是据另一位记者说，一旦他放松时，他又变得生气勃勃，变化万千，好像是他在一个令人难忘的会谈中，充当了所有的角色。一位欧洲女作家发现，他目光炯炯，闪烁迅速。眼睛是他最令人惊异的特征。每个人都感到他是令人不可抗拒的。 周恩来与他的党内高级同僚们选择了中国帝王的紫禁城旁边一块静谧的地方住下来。它位于南海公园里面，人们称之为中南海。在这极为清静的地方，硕大的雪松和松树环绕着墙院，周恩来和邓颖超过着他们的家庭生活。在他刚到来的时候，他的新居显露出年久失修的样子，墙壁乌黑，房柱破裂，地面潮湿，窗户千疮百孔。天气寒冷时，他们不得不用报纸来裱糊挡风。 周恩来经常阻挡那些建筑工与油漆工对房屋进行整修。因此，他的工作人员只好趁他出国访问之际做一些必要的修缮。一次，周恩来回来时漠然凝视着他不在家时安装的新窗帘，命令物还原样。周恩来同样不让他们换掉毗邻一座车库里的一根破裂的房梁。他说，在中国目前的贫困状态下，资源应更好地用在其他方面，如果继续使用，这根房梁肯定还会支撑几年。 与此类似，据说周恩来的工作地外交部小礼堂的通风设备不足。因此，在专家的建议下，有人决定更修房顶。“这是谁的命令？”周恩来听后问道，“这座礼堂比我们在延安居住的窑洞要好得多……只要我是总理，你们就不能改变这座礼堂。” 有关周恩来日常生活方面的诸如此类的故事还流传着很多，他在花钱方面的吝啬是出了名的，甚至在衣食上也是如此。据说，当他最后用坏了一条脸巾时，他又用它做了一段时间擦手巾；当它擦得不能再用时，他又用它来擦鞋。据称，那双在他去世后展出的打满补丁的袜子，竟令人难以置信地穿了30年，从他做总理之前一直到他逝世为止。一次，他与另一国总理闲谈时，伸出磨损的外衣袖子，举例说明中国产品质量差，这使在场的中国外贸部长感到极为窘迫。
同郭沫若一家游颐和园（杜修贤?摄）
然而，周恩来并非什么都简朴，他喜欢他最爱吃的各种食品，如多刺但味美鲜嫩的鲫鱼、鱼和面条，等等。但是，他桌上用的谷类食物必须是未经细加工的杂粮。从而，身为总理，他树立了一个榜样，而许多低级官员却忽视这些方面。根据一个报道，50年代初期周恩来的月薪只有135美元。许多官员靠着各种酬劳来增加他们的收入，例如书籍的稿费。但是，周恩来却拒收人民出版社付给他这样的酬金。他秉公行事，甚至在支付因公购买的物品和所需服务项目时，他都公私分明。一个星期天，他因出国访问而走进一家照相馆照相时，他要求开两张单张的发票，一张交给他的办公室，另一张留下，由自己支付个人用的几张照片。有一次，在庐山的官方会议期间，他发现他的房间没有遮挡窗外走廊的窗帘，便自己掏钱安装了一个。 他总是拒绝他的东道主、朋友和钦佩者们赠送的传统礼物，使他们久而久之不得不对此也感到习惯。他故乡的共产党官员曾试图通过向北京寄送当地精美的土产来对他们这位著名的同乡表示敬意。周恩来将它们捆好，并直率地附上一份国务院关于禁止收受各种礼品的守则，一起寄了回去。北京饭店的厨师送了半磅花生油以取悦他，周恩来将东西退了回去，并以中学校长的语气说，应先尽外国人用，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无论如何也需要更多的花生油。中国政府领导人过去从未这样做过。 在重庆，周恩来常常关照他的司机，尽量带他参加社会上邀请的各种宴会。作为总理，他仍然如此，继续对在他手下的工作人员表示关心。 他在北京的主要事迹之一是支持一名士兵的权利。这位士兵勇敢地要求查问一名在暴怒之下打过他的高级领导成员的通行证。在一次修面时，周恩来突然咳嗽起来，结果理发师刮破了他的下巴。周恩来看到他那惶恐的样子，迅速道歉说：“我本该在咳嗽前先给你打声招呼。”或许，最感人的故事是他对一名警卫战士的关心爱护。当时，这位警卫战士正在周下榻的海滨寓所外站岗。突然，大雨倾盆而下，周恩来的妻子撑着雨伞，腋下夹着件东西冲了出来。 “总理送给你这件雨衣，”她说，“穿上它，他提醒你打闪时不要站在树下。” 战士们最记忆犹新的，是他们在岗上向他敬礼时，他走上前来握住他们的手说：“我们是在一起的同志，不要向我敬礼。” 或许，对一位西方读者来说，这样的故事听起来似乎令人厌烦，会使人想起一个地位不稳的人，为了使自己更受爱戴而作出的种种努力。但是，周恩来的地位并不是不牢靠，而且由于这种生活作风使他享有盛名，其中主要的动机是深刻和认真的，即要打破旧的高人一等的政体模式。这是第一次有人在公共生活中以真诚民主的方式来严格认真地按照秩序办事。然而，正如后来的事情所证明的那样，中国社会顽固地抵制这种改革。周恩来的许多努力都成了过眼烟云。但是，他是党内同志中唯一尽力尝试将平等主义带到中国上层生活里来的人，这就是他受到非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国人喜爱与尊敬的原因。这些非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有中国大陆的，甚至还包括台湾、香港地区和在其他国家的中国人。
周恩来在打乒乓球（杜修贤?摄）
新总理有他自己的乐趣，尽管他的妻子由于健康不佳不常陪他出席各种聚会，但50年代初期人们常看到他们在北京饭店的舞厅一起跳舞。这种行为曾被认为是非革命的，在一次没完没了地等待一批次要的外国领导人的时候，我曾看到周总理紧张地用脚尖脚跟磕打着北京机场的柏油路面，仿佛他要在地面翩翩起舞似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指责周恩来包庇一家俱乐部。在这个俱乐部里，有漂亮的舞伴，麻将可以打到半夜。周恩来同样爱看电影，他最爱看的影片是卓别林的《大独裁者》，邓颖超证实说：“不管他有多忙，他都不会放弃打乒乓球。”
至爱深情
一次，一个外国来访者问他的茅台酒量有多大。茅台是宴会上使用的一种烈性中国酒，也是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部分。总理不醉酒吗？“噢，不，我也是人，我妻子总嘱咐我不要多喝。但是我必须把它作为我的部分工作来做。如果酒喝多了，我就到盥洗室去，把手插进喉咙里，让它吐出来，然后我带着一杯水出来，像以前那样继续碰杯。”他对他的一位官员吐露，喝茅台的诀窍是像喝伏特加那样将它一饮而尽，不要让它沾到舌头和嘴唇上。 他竭力阻止任何努力来修复他的故居，因为过于殷勤的当地官员屡次要求这样做。他多次指示淮安县委将故居拆掉。据他逝世后的报道说：“但是，考虑到人民对总理的爱戴，县委没有将房屋拆毁。”据另一项报道，周恩来就他的旧居对同乡提了三项要求：“第一，不要让人参观；第二，不要让在那里居住的人搬迁；第三，不到不得已的情况不要修缮。” 尽管他家不再在那里居住，但是他的亲戚继续让他感到麻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有个侄子在北京读书，毕业后留在那里工作。10年里，他忠实地遵从伯父的嘱咐，未向任何人透露自己与总理的血缘关系，当他因功入党而不得不因此透露他的近亲家属的名字时，他身边的人才惊异地第一次得知他竟是周恩来的侄子。这一切都无关紧要。但是，后来这个侄子与一位淮安姑娘结了婚，因此地方官员想通过安排把姑娘调到北京来工作。这是一项干部结婚的极为平常的安排。然而，当他们对周恩来提及此事时，他责问道，如果必须安排他们住在一起，为什么调动妻子而不是调动丈夫？因此，后来这对夫妇很失望地发现，他们是在淮安的一个小镇里工作，而不是在全国的首都。周恩来作出非同寻常的努力，让他的亲戚尽可能地远离北京居住，确保不给他造成潜在的麻烦，就像我们稍后可以看到的他侄女的情况那样。 自然，妇女权利是周恩来热忱改革的对象之一。他对上海的一个妇女组织说：“家庭是很重要的。你们不要看不起家务工作。不管怎么说，你们每个人都负责一个一人政府。你们每个人都管理着你们家庭的内政部和外交部。还有谁的工作比这还重要？”也许一位西方读者又会对此感到厌烦。但是，中国男人仍然习惯于看不起妇女。因此，这种领导是需要的。妇女权利是周恩来领导下共产党取得的成就之一。正如他在学生时代对邓颖超的行为预示的那样。
1956年4月，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在北京出席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理事会议的客人步入宴会厅
周恩来对艺术没有多少鉴赏力。他对一位西方来访者说，如果抽象派艺术没有思想的话，“它对人民有什么价值呢？”他11次观看大型革命歌剧《东方红》一事证明了他的爱好所在。奇怪的是，他谢绝观看一个赞颂他本人的节目。 然而这一点也没有阻止他向演员和导演作一些“有益的批评”。的确，他那无休止的革新精神几乎介入了中国生活的任何部分。当建筑师们对新建人民大会堂的设计感到发愁时，周恩来帮助解决了问题。大会堂必须大到能容纳1万人，既不要使人们感到狭小拥挤，但又不要使人晕头转向。这是一个有挑战性的难题，是周恩来首先用铅笔首次画出扁圆形或椭圆形的图案，从而满足了这些需求。这座建筑物的许多细节也是出自他的建议。从一张照片中可以看出，当毛在审阅建筑规划时，周恩来显得希望被理解这是他的创作。 另一个精明的决断是关于杭州灵隐寺的例子。那儿有一尊60英尺高的樟木佛像。按传统姿势，佛像的脚被雕成交叉形。僧侣们要求佛像脚的底部向上翘着，雕塑家却以与解剖学不符加以拒绝。像中国的许多事情一样，这个矛盾最终送交到周恩来的办公桌上来。 “雕像是为什么地方做的？”他问道，“寺庙，还是博物馆？” “寺庙。”他们回答说。 “那么就按僧侣们的要求做。”周裁决说。他曾潜心钻研过争论的方式，然而他用一句特有的结尾使僧侣们为他也作出让步。他补充说：“把他的头发改过来，佛祖是印度人，你们把他弄成中国人的样子了。” 他甚至对小事情也都显示出强烈的兴趣，这使他看上去像个喋喋不休的保姆。如果它关系到国家大事，这还情有可原。例如当医生试用一种新眼药膏时，他先让大夫在给毛泽东用之前先给他试试。还有，他曾派一名警卫到有水管的地方站岗，以免毛泽东在开会途中被绊倒，而且过后严厉批评有关的人，说他玩忽职守。甚至当周恩来突然出现在普通列车上，或者在冬天出现在北京的公共汽车上时，他都拒绝别人给他让座位。他说：“我来和你们一起体验一下。”他是来观察上下班时间乘客的各种问题的。检查的结果是，他建议采用一些安全岛和其他措施来缓解交通。这样，许多自觉的领导人也跟着这样做。但当周开始在他常去的地方亲自维持交通时，比如在会议厅外和举行招待会的饭店门前等，人们便会无意识地原谅自己，认为这不是他们分内的事，而这需要的是一种热情。 一位日本新闻记者极好地抓住了周恩来的这一侧面，描写了周恩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情景。 “当他不谈话时，他的双眼从不停止转动。如果这不是周恩来，我肯定会把他当成是一个正在受精神衰弱折磨的人。他会注意最细微的事情。例如，当一个距离很远的招待员泡茶时发出声响，他要他的翻译暂停一下。他亲自把麦克风挪到旁边翻译坐席上，然后从坐椅上向前探探身子，伸手把地板上的麦克风线拉直，似乎这些东西如果没有彻底放好会令他感到不自在。” 还有一次，周恩来向离他很远的一位摄影师指出说，他忘记打开相机的镜头盖子。显然，他目光敏锐，酷爱整洁，但有时这些禀赋逐渐被夸大，甚至到了怪癖程度。 他的官员们抱怨说，他有时容易脾气烦躁。不过当他们见他在公开场合下执行公务时，又常常原谅他。其他人形容他性格多变、行动果断、从不拖拉。他喜欢不停地用手做出大幅度的活泼的手势，双眼总爱不停地来回转动。新政权一开始，周恩来给非共产党知识分子和专家写了很多封信，恳求他们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里工作。接受他邀请的有大经济学家马寅初这样的著名学者。这些人希望能够影响政策，帮助把中国改革成一个现代工业国家。也许，马寅初甚至幻想周恩来去领导一种强制可行的资本主义体制，一种周恩来在早期统战时一直预言的制度。像许多其他人一样，马寅初在失望中死去。但是，也许他们所有的人感到自己与周恩来有着一致的想法，即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统治中国一定是暂时的，未来或许会改变。在过渡时期里，旧中国培养的这种奉献精神有助于保持优良的价值观念。
1959年3月，周恩来审查人民大会堂设计模型时的情景
周恩来使用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这些人曾在西方接受过教育，离乡背井地生活在海外，但现已归国。例如，他自己办公室的浦寿昌博士就是一位哈佛培养的经济学家，他归国后成为总理的秘书。当然，周恩来不能管制党内低级官员的每一项活动。有时，他的邀请也出问题。埃里克·仇的例子就是如此。仇是香港的一位青年作家。当周恩来呼吁那些爱国的、受过专业训练的人要帮助建设中国，而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待在香港、台湾或西方时，一位曾出版过仇的作品的香港华人编辑在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不久访问了北京。他告诉他的作者说：“埃里克，周总理清楚地记得你，他问起了你，我告诉他，你和我们一起在香港。他说他愿意亲自见到你。”40年代，仇作为一名记者的确在大陆见过周恩来，他尊敬这位总理，他的虚荣心被挑动起来，同意到中国作一次短期旅行。但是一到那里，他就被扣了下来，最终也没有再次见到周恩来就逃了出来。 周恩来试图用共产主义术语将新政权描绘成一个相对自由的政权。他对两名英国作家说：“我们并不试图消灭个性，但是我们确实正在尽力消除个人主义。这是一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政策，如果你喜欢那样表达的话。”
周恩来常同文艺工作者切磋探讨艺术问题，这是1953年1月他在庆祝著名画家齐白石93岁寿辰宴会上
周恩来的同事们希望早点给中国带来一个太平盛世，但这一愿望在初期就由于外部干扰而破灭了。由于美国在共产党胜利前几个月断然拒绝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提议，他们不得不转向俄国寻求帮助。毛泽东于1949年12月底抵达莫斯科，平生第一次访问苏联和谒见斯大林。他不明智地将他最干练的谈判家留在了国内。像美国人那样，斯大林可能也是三心二意。毛泽东被迫等了很长时间，请求援助没有任何进展。最后，他把周恩来召去。周恩来于1950 年1月20日抵达莫斯科，带来一飞机的专家和一套新的蓝方格法兰绒睡衣，这是他专为来莫斯科而买的。它很快就成了周恩来仅有的一套睡衣。尽管它渐渐褪了色，打满蓝白相间的补丁，变成了模糊的灰色，但他一直穿着这套睡衣，甚至后来出国访问时也带着它，直到他去世那一天。 周恩来到了莫斯科后，花了几乎一个月的时间劝说难以对付的俄国人签订一批协议—这些协议形成了今后10年中国对外关系的基石。斯大林仍对毛泽东30年代对待共产国际和与苏联联系的方式感到愤怒。现在，中国共产党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2月14日，他们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及其他的条约，这些条约肯定了蒙古的独立地位，规定双方联合管理与俄国有着传统联系的铁路与港口，并且对华提供一项为期5年的3亿美元信用贷款。这些条件很苛刻。为了得到苏联承担中国国防的义务与援助，周恩来与毛泽东不得不继续忍受苏联在中国北部、西北部和蒙古的半殖民主义活动。这种义务和援助同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援助，甚至同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援助相比也是吝啬的。 这是周恩来在50年代对苏联进行的6次访问中的第一次。双方的关系在抱怨的基调下开始，彼此漠视，很快便公开化。几十年前，当列宁宣布放弃前俄罗斯帝国在亚洲的侵略成果时，像周恩来这样的中国年轻一代曾对此欢欣鼓舞，并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现在列宁的继任者不去兑现这些承诺。没有哪个中国领导人对莫斯科能抱有好感。周恩来不得不尽可能地拼凑最低限度的协议，他从国民党时期就习惯于这种工作，这是他第一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当然，这对西方尤其是美国来讲是一个诱饵，使它们知道中国是无辜的，无论是道义上、政治上，还是经济上。 对周恩来来讲，人不能一仆二主，这是古老格言的一则训诫。否则，你对一个人说东，又对另一个人说西，他们俩都会发现，并再也不相信你。周恩来希望俄国人理解中国国内的原因，中国同志必须采取这种策略是由于关系到国民党的原因。或许，他也考虑到像苏联这样一个先进国家会把自己的民族利益与集团利益置于个人恩怨之上。然而，这两种假设都彻底错了。 人民共和国安定下来还不到一年，中国就成为一场有害战争的牺牲品，这场战争使它加深了对苏联的依赖，建立与美国的联系变得遥遥无期，最终导致了中美兵戎相见的可怕后果。它对中国没有一丝好处，恰恰是周恩来有意要避免的那种没人能取胜的局面。但是周恩来对此无能为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人相信中国人1950年怂恿北朝鲜入侵南朝鲜。事实上，就北朝鲜来讲，这似乎是自由的行动，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俄国人的怂恿（出于不满，他们不会同中国人磋商）。从中国的观点看，这场战争肯定是不适宜的。
周恩来在会上讲话
美国人把朝鲜看成是苏联打算削弱西方在各大洲势力范围的证据。因此，杜鲁门总统派遣美国第七舰队去守卫台湾，防止来自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威胁。周恩来将这一行为谴责为对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因此双方很快转而采取敌对态度。 在北京的周恩来政府方面看来，好像世界正在封锁中国，唯有不值得相信的苏联在支持软弱无力的新中国。印度大使潘尼迦与他的缅甸同僚徒劳地试图劝说周恩来。他们说，在他们的国家，甚至在英国这样的国家，有一部分重要的舆论对中国与右翼的美国政府的斗争如果不是明确同情的话，至少也是中立的。 周恩来给潘尼迦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这位印度人后来写道：“我首先注意到的是他那双手。它们不仅得到精心保养，而且就像中国人描绘的那样，每个手指如同细嫩的葱芽。他用它们打着手势，产生出巨大的效果。”周恩来提出的问题是深刻透彻的。尽管他对印度了解得不多，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坚定的令人信服的共产党员，一名训练有素的理论家，但是他的双脚同样牢固地扎根于祖国的土壤之中”。 不过，周恩来还是支持正式受到苏联撑腰的北朝鲜金日成的路线。他在公开讲话中使用激烈的措辞抨击美国，这使华盛顿多年后才能原谅。例如，1950年9月30日庆祝人民共和国创建一周年时，他说美国在通过帝国主义侵略的疯狂行为表明自己是中国最危险的敌人。在得到解放后，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只想重新安居乐业，发展经济和文化。但是，他们绝不容忍外来侵略，也绝不坐视自己的邻邦遭到帝国主义者的野蛮侵略而置之不理。谁试图从联合国中排除近5亿人民，谁蔑视并违背这个世界上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的利益，并徒劳地幻想任意妄为地解决直接涉及中国的东方问题，谁都必将碰得头破血流。这种粗鲁的语言为中国对美国的目标未起到任何推动作用。当然，周恩来必须对自己党内强大的具有沙文主义倾向的强硬路线派表明，当需要谴责外来强国时，他并不怯懦。 10月3日凌晨1点，周恩来约见潘尼迦大使，这是他通向华盛顿唯一可行的渠道。这位印度人发现，周恩来在今天清早的会面中像以往一样谦恭迷人，丝毫未显示出焦躁的表情，但是在简短地感谢了尼赫鲁为和平事业所作的努力后，总理迅速转入正题。他说如果在南朝鲜的美国军队像麦克阿瑟将军断然宣称的那样要发动进攻并进入北朝鲜，中国将被迫参战。外交部通过其他的中立国渠道向世界各地的美国使馆机构发出了同样的危急警告。但是，使用如此多的传播渠道来发出这一警告，看上去似乎又是运用了宣传手段。过去，周恩来的这种大张声势的手法曾起到了巨大反响。不管怎样，潘尼迦这位诚实的印度人却不辞辛劳地注视着中国问题是否能得到理解。但是，美国和欧洲的领导人却怀疑他在打中国牌。 尼赫鲁及时地将这一信息转达给华盛顿。但是，杜鲁门总统怀疑潘尼迦的公正，将周恩来的警告视为一项对联合国明目张胆地敲诈。《时代》周刊将其驳斥为“仅仅是宣传”。据说，麦克阿瑟将军认为，进入北朝鲜会感到自在些。结果，他的确这样做了。 因此，周恩来的威吓兑现了。毛泽东三天三夜在他的房间里踱来踱去。周恩来则沮丧地通知官员们召集一次会议。他说：“如果必要，我们必须准备好从沿海省份撤回到内地，并且为了准备一场长期战争要把西北与西南变成基地。”
1953年周恩来和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议上
中国志愿军进入了朝鲜。麦克阿瑟声称，他不认为有什么东西能挡住他的道路。但是，中国军队阻止了美国人向前推进的速度，并终于把他们从北朝鲜赶了回去。在紧张的战争中，周恩来的身体有点顶不住了。官方的说法是他因工作过度而患了病。毛泽东建议他到海边胜地旅大去疗养。他好像花了一些时间与妻子在海滨疗养身体。待他返回北京重新工作时，俄国人已提出停火建议。这一建议最终导致了两年后在朝鲜的停战。 事实上，美国人抑制住了跨进中国及对中国进行的轰炸。他们不想在此时与中国人较量。据周恩来的一位同事说，周恩来后来以一种令人惊异的孩童般的口吻对此事进行了评价。他说：“帝国主义政府的领导人是些平庸小人，你只需用激烈的斥责来抨击他们，并且如果有必要的话，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他们就老实了。”还有一次，他在另一个场合说：“如果你把帝国主义者打得使他们感到疼痛，他们就会向你求和。”这是中国的政治语言，而周恩来必须擅长于此以保住他的地位。这种语言是要从心理上补偿中国对世界事务的无能为力感。 中国政府计划用3年时间来恢复生产和进行建设。但是，这一切都分散了它的力量。它必须重新改变中国的管理体制，应付对共产党改革的不断抵制活动。作为总理，周恩来无法逃避卷入共产党的镇压工作。例如，1951年初，他不得不宣布在前10个月中一个省处理了2.8万多反革命分子。他在所谓“三反运动”中同样走在前面。这场运动始于同一年，是为了反对贪污、浪费和极度的官僚主义行为，很多人为此受到处分。 竭力把红军(2)留在朝鲜境内，是在无情地消耗中国的有限资源。1952年夏季，周恩来带着国防专家前往莫斯科，强烈要求克里姆林宫尽可能给予补偿，中国人用鲜血在朝鲜捍卫着俄国的利益。据说，赫鲁晓夫说话时以一种屈尊相就的态度将周恩来形容为“一个聪明灵活的、目前我们能交谈的人”。通过几个星期不停地争论，周恩来说服斯大林同意放弃半殖民主义的特权。这些特权在第一次谈判中有所保留。斯大林同意进一步增加苏联的经济援助。不过，周恩来不能感到满意。它的数量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与中国战士包括毛泽东的儿子作出的牺牲相等。

国际舞台（1953～1955）

1953年3月，为苏联的斯大林举行葬礼时，共产主义世界的领导人都聚集到苏联。许多人预料毛泽东会露面，他现在或许会名正言顺地声称是那个统治集团的最高人物。但是，他宁愿躲避在俄国人手下进一步遭到怠慢，因为这种怠慢是预料之中的，他早已领教过了。此外，他1949年的那次访问还从未得到任何苏联高级掌权者的回访，更不用说他的两位主要助手刘少奇和周恩来的那些访问了。 因此，毛泽东派周恩来去参加斯大林的葬礼。欧洲的共产党同事们不仅把他看成是毛泽东的代表，而且对他本人也表示尊敬。他是他们所喜欢的那种共产党人，在莫斯科的仪式上他是站在苏联领导人之间的唯一外国人，而没有和外国代表团在一起。当斯大林的灵柩离开时，周恩来迅速走在它的后面，与苏联新的国家领导人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处于同样的位置上。 周恩来曾深受斯大林的暴躁和吝啬之苦，这时他一定对自己在马克思主义世界中被给予的如此殊荣而感到高兴，这种殊荣是他没有预想到的。当他肃穆地走在这位暴君的遗体后时，他一定会想起他曾怎样等候过来自这个人的遥远的决定。斯大林的威名曾使中国同志感到发抖，他也一定记得斯大林是怎样像一个摩天大厦上的警察指挥下面的街道交通那样指挥着中国革命的。但是，周恩来的复仇情绪很快会转到现实中来。他能从苏联新的领导人那里为中国争得什么呢？与斯大林相反，这些领导人公开宣扬他们高度重视同中国的合作。在那儿，现在开始了一个迟到的蜜月，它将延续3年左右。 周恩来在斯大林葬礼上的显赫地位使他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个新人物。人们到处询问，这位在共产主义世界中执掌如此大权的不知名的中国总理是谁？他在后来的朝鲜停战中的作用，以及随后在印度支那会议上的显著成就加深了外部世界要更好地了解他的愿望。印度支那会议于1954年在日内瓦召开，这次会议结束了法国殖民军与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族主义者之间的战争。 周恩来是参加日内瓦会议的3位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同来的还有莫洛托夫外长和越南总理范文同。在前往开会的途中，他访问了莫斯科。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起周曾对越南战争作过这样的解释。 胡志明同志对我说：“越南的局势毫无希望，如果我们不马上停火，越南人就不能继续坚持抗击法国人。他们要我们帮助他们驱赶法国人。我们简直不能……我们在朝鲜损失了很多人。这场战争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们没有力量在此时卷入另一场战争。” 赫鲁晓夫建议周恩来说点俄国式的谎话，让胡志明继续相信中国可能会派军队越过边界去支援他们。 结果是，周恩来没必要采取这种防御式的态度。会议开始时，越南人已经赢得了奠边府战役，而且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领导下的法国新政府已准备妥协。然而，在1954年夏季推敲印度支那问题解决方案时，周恩来却出人意料地与西方领导人结为朋友，这使他的共产党盟友感到吃惊。 这是他自30年前学生时代以来第一次重返西欧。正如后来的事情所证实的那样，这也是唯一的一次。作为总理，令人吃惊的事实之一是他从未亲眼见过大工业中心里现代资本主义的战后繁荣。日内瓦和伯尔尼是他仅仅参观过的西方城市。它们很难使他充分理解到中国落伍的程度。
1954年4月24日，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日内瓦
日内瓦的人们最初不明白他为什么通身都着黑色。他头戴黑色宽边礼帽，身着长裾外衣。开始时，他显得紧张不安，在一小队保卫人员中移动，似乎他料到会有暗杀行动。一位记者写道：“他好像不能左右环视，面孔显得冷淡，带着一种蔑视的神色。”《生活》周刊尖刻地把他描绘为一个喜欢享乐的共产党人。这也许是因为他的代表团租了一家最好的饭店，并雇了一队小轿车，而周恩来本人则住在一座舒适的别墅里，并在那里会见友好国家的代表团。
周恩来和莫洛托夫（左二）、朝鲜外务相南日（左 一）、越南外交部部长范文同在一起
周恩来为促成会议召开所做的种种努力给人产生了一种敌对的印象。他对西方的态度比莫洛托夫还要冷淡。他指控美国人想用越南作为反对中国的军事基地。 在会议陷入僵局的最初阶段，周恩来在一间接待室里与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不期而遇，正好面对面相碰。这位态度僵硬的美国国务卿对周恩来的个人诚意公开表示质疑。他宣称只有在他们撞车时，他才会亲自会见周恩来。周恩来对这位美国人伸出了手，他以前从未见过杜勒斯。屋里的其他人都愣住了，注视着这位美国人如何作出反应，杜勒斯有意地摇摇头，将两手交叉着放到背后，扭转身大步走出了房间，像个新英格兰教徒那样嘴里咕哝着，“我不能”(3)。周恩来凝视着杜勒斯的背影，抬起双手耸了耸肩，好像是说：“这是什么举止？”这一戏剧性的事态的急转为他赢得了世界各地的朋友。一个法国官员把在这次相遇中“穿着简朴凉鞋”的中国人比作有教养的人，这说出了很多人的心里话，并很有代表性。在日内瓦要处理的事务结束时，另一位美国人迪安·艾奇逊却对周恩来表示赞赏，称他跟丘吉尔一样，是世界上“最有才干的外交家”。 在会议结束时，周恩来抵制了苏联的领导，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很明显，他断定苏越方面在会上采取的阻碍议事的战略，是在牺牲中国的利益而帮助越南。这既关系到它们之间的共同边界问题，也关系到范围更广的东西方关系问题。他或许已看出，斯大林的继承者们无论如何已准备与西方进行缓和。6月中旬，周恩来告诉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和后来成为法国总理的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说，他同意把老挝王国和柬埔寨从越南分离出来，实现独立。这使与会者又激动了起来，他看到印度与其他中立国家在东西方争夺中对这两个国家的独立是多么关心。周还说，中国要与敏感的越南人处理好关系会碰到一些麻烦，不能不让越南继承法帝国主义曾行使过的权力。为什么老挝和柬埔寨在未来的印支地缘政治方面不会像受到中国的大量影响那样而受到越南的影响呢？出于种种不同的原因，莫洛托夫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但是，越南人却极为恼火。他们试图恢复对这两个小国的霸权，在法国殖民者到来之前，他们就已经在图谋这种霸权了。 艾登不仅被这一妥协的信息所打动，而且对发送这一信息的人也留下了印象，这位英国人被周恩来的风采所吸引，他不相信周曾经是一名作过战的游击队员。周恩来与艾登相处得很好，几乎像他与杜勒斯之间那样富于戏剧性。英国外交大臣的一位随从对此感到惊异。他想，双方之间的融洽关系是否是由于他们怀有“一种相同的直观和温和的才智”？周恩来对这位文雅的英国人充当他与美国人之间的调停者并不感到怀疑。 在日内瓦的几乎所有其他人都不仅把周恩来当做一名老练的外交家，而且视为一名政治上的“稳健派”。与毛泽东的理想主义空想家截然相反，他也许代表着北京的一批注重实际、头脑清醒的行政官员。杜勒斯充满敌意的反共“边缘政策”逐渐使欧洲人警觉起来，但他们同时欣慰地发现中国总理现在愿意妥协，尽管中国向越南提供武器并有可能使它获胜。欧洲人将周恩来看成是一个做交易时拼命讨价还价的人，但却可以成为一名创建世界和平新时代的合作者。
周恩来同前来拜访的英国外交大臣、会议两主席之一的安东尼·艾登会晤
作为主要的帝国主义大国，法国在会上处于关键地位。一位法国官员回忆道，周恩来不止一次，而是几次为达成妥协在尽其所能，他有一次主动将住宿地点安置在法国代表团下榻处旁边，以便在那里审慎地会见范文同。周恩来于6月底前往伯尔尼，与孟戴斯—弗朗斯私下磋商。他情不自禁地回忆起他在法国的学生时代。显然，他并未因这次与法国人的会晤会给越南共产党造成坏印象而感到不安。 在6月下旬的会议休会期间，周恩来对印度、缅甸做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次回访。他发现从一种在意识形态上保持中立的观点上看，这两个国家对朝鲜与印度支那的和谈能起帮助作用。周恩来访问印度并会见尼赫鲁一事是由印度派往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代表安排的。 “多么富饶的国家啊！”周恩来抵达印度时羡慕地说，流露出一种北方人对热带景致的正常反应，“你们拥有充足的财富。”但是他要做很多解释工作。尽管印度以巨大的同情心支持新中国政府的许多国际要求，但是尼赫鲁却对中国1950年对西藏的军事占领感到震惊。他从西藏人那里得知，周恩来可能是一名非常强硬的领主。印度理解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要求，但不明白为什么要使用武力来保证这些要求。周恩来现在再次对尼赫鲁保证，中国不会在西藏以外扩张自己的霸权。他要求印度与其他的亚洲英联邦国家联合抵制即将出现的反共条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这个组织是由美国组织发起的。而尼赫鲁却要求周恩来对越南共产党加以遏制，阻止其对老挝与柬埔寨施加压力。他们明确同意，对双方共同的边界及有关难以理解的事物不作详细讨论，但他们会谈的最著名成果是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宣言。几十年来，五项原则成为所有那些既不同美国结盟也不与苏联结盟的国家的宣言。由于周恩来与尼赫鲁制定了这一文件，其他亚洲右翼政府便很难继续将中国当成一种威胁和敌人。 周恩来随后很快拜访了伟大的越南政治家胡志明，要胡对他的日内瓦外交活动放心。但是，胡志明不能够对这种保证感到满意。 周恩来于7月返回日内瓦，孟戴斯－弗朗斯急切地向他打听胡志明对国际磋商的反应如何。 周恩来和蔼地回答说：“我发现所有和我交谈的人都对和平持有相同的要求。”然而，他又玄妙地加上几句，“但是，每一方都需向另一方接近……这并不是说每一方都要作相同的让步。” 几天后，周恩来向艾登透露，越南人在分界线问题上将作出新的让步。这一招打破了会议的僵持局面。但是，孟戴斯—弗朗斯劝说周恩来接受在老挝组成一个王室政府（也是民族主义者）而不是共产党的政府（但却是亲越的）时，越南人却感到愤怒。 在会议的最后阶段，周恩来关心的是设法让美国人承担一项义务，即不使用越南的军事基地。或许，他至少答应了胡志明的要求—在日内瓦协议签署后，无论如何要保证非共产党的南越敞开大门，以使共产党能渗透进去。有一次，他与《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会见，让他理解这次会见的内容，并及时地转达到杜勒斯那里。这条消息是，如果美国从越南撤出所有军事基地，那么周恩来就接受越南停火的建议。然而，当谈判各国于7月发表最后宣言—一个使周感到极大满足的事件时，美国人却拒绝在上面签字。周恩来不得不发表一项单方声明，要求美国人不要妨碍其他国家达成协议。 亚洲的共产党同事认为，周恩来一开始在日内瓦会议上让美国人撤离而不承担义务是过于天真。数年后，他试图为此进行辩护：“我们……在国际问题方面没有足够的经验，怎么能让一个拒绝签署协议的国家不妨碍这一协议的履行呢？你们可以在这些方面批评我们。作为参加这次会议的一名中国代表团成员，我接受你们的批评。”许多年之后，周恩来对一位美国记者抱怨说：“我们在第一次日内瓦会议期间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为了使周所明显倾慕的法国能够体面地撤出，他的行为客观上帮助了美国人在印度支那获得了一个立足点。
1954年7月，周恩来在日内瓦宴请英国著名电影艺术家查理·卓别林后与其合影
周恩来在日内瓦的几周活动使他能够将中国从自身感到的孤立状态里摆脱出来。他在会见查理·卓别林时所表示的姿态是充满天才的一招。卓别林是在瑞士的最著名的外国流亡人士，也是一名受到尊重的激进事业的勇士。杜勒斯曾拒绝与周恩来握手，但是现在有一位更为著名的人前来向周恩来讨好。 正像周恩来被卓别林的喜剧影片《城市之光》造成的错觉所迷惑那样，卓别林对周恩来的外交计谋也是一无所知。他应周恩来邀请前去赴午宴，在最后一刻才知道总理因会议有一些重要事情要处理，晚一会才能来参加午宴。然而，当卓别林抵达时，却发现周恩来正在他下榻处的台阶上迎接他。他很自然地问起上午发生了什么，周拍了一下他的肩膀，显得很自信。 “所有问题都和解了，”他说，“仅仅在5分钟之前。”周恩来在日内瓦的另一次交际活动导致了克莱门特·艾德礼及其他英国工党领导人在那一年晚些时候对中国的访问。工党尽管处于在野地位，却受到周的重视。用代表团的秘书摩根的话来形容，他花费了许多时间讨论中国新的组织机构及台湾问题。 从日内瓦归国途中在莫斯科停留期间，周恩来又一次展现了恳求的面容。他在日内瓦帮助领导了共产主义世界的外交，因而敢于重新对俄国人提出一些长期要求。 “也许，你们能为我们建造一所大学。”他满怀希望地问赫鲁晓夫。 “你知道，我们本身也很穷，”赫鲁晓夫回答道，“我们也许比你们富裕。但是，战争刚刚结束，我们还没恢复过来。” 周恩来代表中国在日内瓦显示的新的独立性在莫斯科也得到同样的表现。他在欢迎他的招待会上用英文发表祝酒词。“周，为什么你不讲俄文？”米高扬（后任副总理）抱怨说，“你的俄语相当好。”（事实上并非如此。） 周恩来对此同样用英文回答说：“米高扬，该是你学习中文的时候了。” “中文是一种很难学的语言，”苏联领导人反辩说。“别介意，”周恩来轻快地说，他仍然讲着英语，“早上到我们使馆来，我们会很高兴给你上课。” 在北京，周恩来努力工作，以便获得对日内瓦妥协的支持。北越总理范文同于8月份来到北京，他认为日内瓦会议仅仅是初步成功，还有待于合作与发展，周恩来却是以另一种不同的语调发言的。日内瓦协议是对和平的重大贡献，它缓和了世界的紧张局势，促进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人们正在对那些坚持所谓实力政策的人日益感到厌倦。这种政策谋求扩军、备战。”与他的越南伙伴不同，他对老挝与柬埔寨的共产党人很少给予重视。 在向国务院作工作报告时，周恩来把美国制订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的计划比作一个害人的东西。“这一集团正在筹建，主要是为了对付中国。”因而，像在日内瓦那样，他呼吁亚洲国家应该达成自己的安全协议，放弃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 1954年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周恩来被选为北京市代表出席了会议，他在会上的讲话包括了政府职责的全部范围。他说，中国正试图将生产力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重压下解放出来。在此过程中，国民经济应该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系统地、迅速地发展，新的工业经济将由社会而不是私人所拥有。这样才能提高人民的物质与文化生活，巩固国家的独立、安全。在回顾过去的进展时，他宣布中国大陆现在已经得到统一（尽管对负隅顽抗的台湾岛仍然在提出要求）。实行土改，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在实施，它将使全国一半以上的农户与耕作区域实行合作制。 周恩来在9月23日的这篇讲话中同样强调了新的中国外交政策的开拓性，并充满了自信心。“中国愿意与欧洲、南北美洲以及澳洲的任何国家建立和平关系，只要它们怀有同样的要求与真诚的愿望。”他为中国采取这样一种调和性质的出发点作了如下解释： 每个人都能看出，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建设我们的国家，使它成为一个工业化的、社会主义的、繁荣幸福的国家。我们和平地工作，我们期望有一个和平的环境与一个和平的世界，这一根本情况决定了我国的外交政策是一种和平的外交政策。 此时此刻，可以稍微乐观一点了，因为朝鲜与印度支那的停战已缓和了紧张局势。在日内瓦，周恩来发现西方对中国提出的关于对台湾的主权及在联合国的席位的要求有一种接受的倾向。中印协议中提出的亚洲安全体系或许能用来反对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存在。 周恩来同样对他的同胞讲到如何对待华侨问题。在他担任总理职务的早期，一位印度尼西亚记者问他华侨是否会被当做中国帝国主义扩张的工具。在这位记者的国家里有几百万华侨。一位在场的人注意到周恩来“顷刻间的愤怒”。他挥舞着双手来充分表达他的意思，用严厉的声音来表示他的愤怒。周恩来回答说，中国并不为自己的祖先在过去对邻国犯下的侵略进行辩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保证决不重犯这样的错误，决不成为帝国主义者。随后，周恩来的愤怒平息下来。“他使这位听他讲话的人对自己的提问激怒了他而感到不好意思。” 周恩来在日内瓦与万隆直接看到了国外对这一问题的深刻感受。与西方的犹太人的情况有点相似，这些华人迅速控制了当地的经济，但未同化到东道国的社会中。这次讲话是历届中国政府第一次正式承认华侨问题的存在。他说，中国准备抛弃血统主义原则。根据这种原则，它从前保留中国人的国籍，甚至包括那些在国外生活了许多代的人，中国将同各东道国政府达成协议，以解决这1200万华人的地位问题。他解释说： 我们愿意敦促海外华侨尊重所在国政府的法律与社会风俗……中国过去的反动政府从未试图解决华侨的国籍问题，这使华侨处于一种困难的境地，并经常导致中国同有关国家之间的不和。 这听起来像是一种早应采取的姿态，但是对许多听众来讲，周恩来的声明是革命性的，这些普通的中国人来自小村镇，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他们或许只知道国外同胞源源不断地给国内的亲人汇款。一个中国人怎么会成为外国人？这种事情在中国人的内心仍然是不能接受的。周恩来开始了这个进程，中国并由此开始明白了种族与民族之间的差异。 为了对周恩来在所有这些进展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表示敬意，尼基塔·赫鲁晓夫与布尔加宁于1954年晚些时候来到中国，参加人民共和国5周年纪念日的庆典。这是克里姆林宫的高级人物第一次访问盟国中国，新的俄国领导人不仅要弥补他们过去的疏忽，而且把话题扯到了过去遗留下来的各种棘手问题。他们同意从旅大撤出他们的军队，将过去双方共同经营的联合股份公司移交给中国，为中国的发展贷一大笔款，扩大科技合作等。据赫鲁晓夫回忆，周恩来做得有点过分，他问俄国人是否能将他们的重炮留在旅大，以供中国使用。赫鲁晓夫严厉地回绝说，苏联担负不起丢弃这些设备的损失。 在赫鲁晓夫10月访华后，尼赫鲁对共产党中国进行了第一次访问。他急切希望讨论中印边界问题。像中国地图显示的那样，中印边界有大量领土似乎被中国兼并，而在印度这些领土被视为是印度的。周恩来回答说，与他们讨论的其他问题相比（诸如阻挠杜勒斯与“东南亚条约组织”）这一问题并不重要，可以暂缓一下，待以后有更多的时间再来考虑。正是在这里，双方撒下了未来不和的种子。 看来，只有美国人没有把周恩来真正当回事。当美国与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于1954年年底签署安全保障条约时，周恩来隐喻地对美国表示了宣战。他说，美国是历史上所知的最狂妄自大的侵略者，是世界和平的最凶恶的敌人和世界所有反动势力的靠山。 令周恩来愤怒的不仅仅是“东南亚条约组织”和美国与台湾签署的条约。国民党仍然占据着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几个没人正式居住的小岛。1958年9月共产党炮击这些岛屿时，激发了一场持续性的国际危机。在美国人看来，这一行为证实了中国的侵略意图。周恩来谴责英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对美国人的支持。汉弗莱·杜维廉爵士发现周恩来“处于最激动和痛苦的情绪”之中。总理以这样的话结束了会面：“感谢你的到来，不过，我必须说这是一次最令人不愉快的会见。”艾登试图进行解释，他请求周恩来承担义务，保证中国政府和平地解决金门与马祖的这些远离大陆的岛屿问题，甚至提议会见周恩来进一步讨论中国与香港的边界问题。不料周恩来却迅速作出答复，邀请艾登爵士访问北京。这会使这位英国政治家失去他对华盛顿的影响。周恩来拒绝了对中国在自己主权范围管辖的领土上所采取的任何行动加以限制的意见进行让步。 1955年4月，周恩来取得了他在外交上最伟大的胜利。在印度、缅甸、锡兰(4)、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五国的发起下，29个亚非国家在印度尼西亚召开了万隆会议。在中国的政治中，周恩来与人们打交道时对人们的心理了解得极为透彻。在日内瓦他已与高鼻子的欧洲人进行了较量，并战胜了他们。但是，他们却将中国看成是一个遥远的目前造不成什么危害的大国，对中国古老的文明非常钦佩，现在他不得不把中国共产党的一个议程带到一个非共产党的聚会中去，其中包括一些激烈反共的亚洲领导人。他们对本国华侨的经济成就感到不满，而且也担心中国贸然扩张它的版图，或当东道国政府采取行动防备这些华侨时中国政府会进行干预。
1955年4月，周恩来在万隆亚非会议主席台上
周恩来是否能够出席万隆会议一事至关重大。仅仅两星期前，他由于患急性阑尾炎而病倒。然而刚一拆线，他就宣布自己已经准备就绪。他在位于热带的爪哇岛上艰苦地待了一个月，未表现出任何不舒适的感觉。周恩来尽管动了手术，但他在第一周里却只睡了13个小时，有时甚至和衣而睡。 外科医生们救治的这位病患者，正是国民党破坏者试图干掉的人。在尼赫鲁的关照下，中国人包租了一架叫做“克什米尔公主”号的印度班机，载着他们的代表团飞往万隆。在复活节后的第一个星期一那天，这架载着9名中国官员的飞机坠毁在海上。尽管调查的结果从未令人满意过，但看来好像是国民党特务在机上安置了一颗定时炸弹，企图使周恩来丧生。然而，周恩来本人却取道仰光迂回而行（在那里，他应邀与尼赫鲁总理、缅甸的吴努和埃及的纳赛尔举行了一次小型的最高级会谈）。 周恩来于万隆会议的第二天—4月19日正式在会上发言。他详细阐述了对和平的需要及结束殖民主义的愿望。周恩来不能接受巴基斯坦与菲律宾的声明，即“东南亚条约组织”是一个防御性条约。周恩来说，中国没有扩张主义的意图。他强调要使亚洲团结起来，特别是共同反对西方的殖民主义与种族歧视。“亚洲人民不能忘记第一颗原子弹是落在亚洲的土地上。”他明确表示中国对社会主义抱有信心，但是他小心地避免意识形态上的对抗。他在一篇灵活的、带有奉承词句的讲话中对菲律宾与泰国做出了友好的姿态。这篇讲话只会刺痛那些不在场的国家。用一位美国观察家的话说，周恩来成功地制造了一种印象，好像存在着共产主义者与中立主义者的统一战线。这一统一战线基于这样一种共同认识，即西方殖民主义者与西方军事条约是对亚洲与非洲新兴国家独立的唯一的、真正的威胁。没有人记得俄国人也是白种人、欧洲人，或是帝国主义者。 周恩来在听了其他领导人的首次发言后，将他自己准备的发言稿放在一边，作了一篇即席演讲，并用他的手势打动了来自亚非大陆29个代表团成员的心。这篇讲话直接涉及了他们提出的有关问题。卡洛斯·罗慕洛，这位精明强干的菲律宾人咒骂共产帝国主义甚至比资本帝国主义更坏，指责中国是克里姆林宫的傀儡。记者们蜂拥而至，急切地期待周恩来为此作出评论。 我“不是来吵架的”，周恩来和蔼地回答道，我是为了大家“求同”而来的。 下面是他第二次即席发言的主要内容：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尽管我们之间存在着不同，但是我们仍有共同的基础。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 至于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要求，中国得到别国的承认以及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这些都是中国自己的内政，“不要别的国家承担”。他的讲话受到了与会国的好评。 其他代表被周恩来与尼赫鲁之间的微妙关系强烈地吸引住了。他们两人都是来自上层社会的达官贵人，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又都转变为持有激进政治观点的人；他们都是党内声名显赫、深谙世故的人，并都是国际主义者，而他们的党是由像甘地和毛泽东这样的较为朴实与僵化的人物领导的。尼赫鲁已经给予周恩来以巨大的帮助，这些帮助已远远超出了外交著述中所谈到的，他感到高人一等，并不令人感到诧异。他本人和世界的各种联系比起周恩来要广泛深入得多。他比中国总理还年长9岁，正像一位友人所说的，“很自然，他感到自己像是周恩来的老大哥”。万隆会议是尼赫鲁的建议，因此在会议上他自然感到要保护周恩来。一些观察家们把他看做是一位陪伴在周恩来身边的保护人。其他人则断定尼赫鲁有意地待在幕后，以便让周恩来出头露面，使其他亚洲人接受必须与中国共处的现实。他把周恩来的成就看做是自己个人的巨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