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胡治兵语录》 第一章 将材 [1]带兵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兵之才，不外公、明、勤：不公不明，则兵不悦服；不勤，则营务巨细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乃可效命。故次之。为名利而出者，保举稍迟则怨，稍不如意则怨；与同辈争薪水，与士卒争毫厘。故又次之。身体赢弱者，过劳则病；精神短乏者，久用则散。故又次之。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则万不可带兵。故吾谓带兵之人，须智深勇沉、文经武纬之才。数月以来，梦想以求之，焚香以祷之，盖无须臾或忘诸怀。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 带兵之道，勤恕廉明，缺一不可。(曾国藩) 求将之道，在有良心，有血性，有勇气，有智略。 天下强兵在将。上将之道，严明果断，以浩气举事，一片肫诚。其次者，刚而无虚，朴而不欺，好勇而能知大义。要未可误于矜骄虚浮之辈，使得以巧饰取容。真意不存，则成败利钝之间，顾忌太多，而趋避逾熟，必至败乃公事。 将材难得。上驷之选，未易猝求，但得朴勇之士，相与讲明大义，不为虚骄之气、夸大之词所中伤，而缓急即云可恃。 兵易募而将难求。求勇敢之将易，而求廉正之将难。盖勇敢倡先，是将帅之本分；而廉隅正直，则粮饷不欺，赏罚不滥，乃可固结士心，历久常胜。 将以气为主，以志为帅。专尚驯谨之人，则久而必惰；专求悍鸷之士，则久而必骄。兵事毕竟归于豪杰一流，气不盛者，遇事而气先慑，而目先逃，而心先摇。平时一一禀承，奉命惟谨，临大难而中无主，其识力既钝，其胆力必减，固可忧之大矣。(胡林翼) 右论将材之体 古来名将，得士卒之心，盖有在于钱财之外者。后世将弁，专恃粮饷重优，为牢笼兵心之具，其本为已浅矣。是以金多则奋勇蚁附，利尽则冷落兽散。 军中须得好统领、营官，统领、营官须得好真心实肠，是第一义。算路程之远近，算粮仗之缺乏，算彼己之强弱，是第二义。二者微有把握。此外，良法虽多，调度虽善，有效有不效，尽人事以听天而已。 璞山之志[2]，久不乐为吾用。且观其过自矜许，亦似宜于剿土匪，而不宜于当大敌。 拣选将材，必求智略深远之人，又须号令严明，能耐辛苦。三者兼全，乃为上选。 李忠武公续宾[3]，统兵巨万，号令严肃，秋毫无犯。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浙江等省官民，无不争思倚重。其临阵安闲肃穆，厚重强固。凡遇事之难为而他人所畏怯者，无不毅然引为己任。其驻营处所，百姓欢忭，耕种不辍，万幕无哗，一尘不惊。非其法令之足以禁制诸军，实其明足以察情伪。一本至诚，勇冠三军，屡救弁兵于危难。处事接人，平和正直，不矜不伐。 乌将军兰泰[4]遇兵甚厚。雨不张盖，谓众兵均无盖也。囊无余钱，得饷尽以赏兵。 兵事不外奇正二字，而将材不外智勇二字。有正无奇，遇险而覆；有奇无正，势极即阻。智多勇少，实力难言；勇多智少，大事难成。而其要，以得人为主。得人者昌，失人者亡。设五百人之营，无一谋略之士，英达之材，必不成军。千人之营，无六七英达谋略之士，亦不成军。 统将须坐定能勇敢不算本领外 [ 注 ] ，必须智勇足以知兵，器识足以服众，乃可胜任。总须智勇二字相兼。有智无勇，能说而不能行；有勇无智，则兵弱而败，兵强亦败。不明方略，不知布置，不能审势，不能审机，即千万人终必败也。 贪功者，决非大器。 为小将须立功以争胜，为大将戒贪小功而误大局。(胡林翼) 右论将材之用 蔡按：古人论将有五德，曰：智、信、仁、勇、严。取义至精，责望至严。西人之论将，辄曰“天才”。析而言之，则曰天所特赋之智与勇。而曾、胡公之所同唱者，则以为将之道，以奥心血性为前提，尤为扼要探本之论，亦即现身之说法。咸、同之际，粤寇[5]蹂躏十余省，东南半壁，沦陷殆尽。两公均一介书生，出身词林，一清宦，一僚吏，其于兵事一端，素未梦见。所供之役，所事之事，莫不与兵事背道而驰。乃为良心、血性二者所驱使，遂使其“可能性”发展于绝顶，武功灿然，泽被海内。按其事功言论，足与古今中外名将相颉颃而毫无逊色，得非精诚所感，金石为开者欤?苟曾、胡之良心血性而无异于常人也，充其所至，不过为一显宦，否则亦不过薄有时誉之着书家，随风尘以殄瘁已耳！复何能崛起行间，削平大难，建不世之伟绩也哉！ [注释] [1]原文中序号为编者所加，下同。 [2]璞山，王錱字、湘军名将，着有《练勇刍言》。 [3]李续宾，字迪庵，谥忠武，湘军名将。 [4]乌兰泰，满族，官至副都统，谥武壮。 [5]粤寇：太平军。 第二章 用人 今日所当讲求，尤在用人一端。人材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力，有考察之法。 人材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太高，动谓无人可用。 窃疑古人论将，神明变幻不可方物，几于百长并集，一短难容。恐亦史册追崇之词，初非预定之品。要以衡材不拘一格，论事不求苛细。无因寸朽而弃连抱，无施数罟以失巨鳞。斯先哲之恒言，虽愚蒙而可勉。 求人之道，须如白圭之治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及其余。大抵人才约有两种，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官气多者，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言语无此妨彼碍之弊。其失也，奄奄无气，凡遇一事，但凭书办家人之口说出，凭文书写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乡气多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行事则知己不知人，言语则顾前不顾后。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议先腾。两者之失，厥咎惟均。人非大贤，亦断难出此两失之外。吾欲以劳、苦、忍、辱四字教人，故且戒官气，而姑用乡气之人。必取遇事体察，身到、心到、口到、眼到者。赵广汉好用新进少年，刘晏好用士人理财，窃愿师之。(曾国藩) 一将岂能独理，则协理之文员、武弁在所必需。虽然，软熟者不可用，谄谀者不可用，胸无实际、大言欺人者不可用。 营官不得人，一营皆成废物；哨官不得人，一哨皆成废物；什长不得人，十人皆成废物。滥取充数，有兵如无兵也。 选哨官、什长，须至勇至廉。不十分勇，不足以倡众人之气；不十分廉，不足以服众人之心。 近人贪利冒功。今日求乞差使争先恐后，即异日首先溃散之人。屈指计之，用人不易。 人才因求才者之智识而生，亦由用才者之分量而出。用人如用马，得千里马而不识，识矣而不能胜其力，则且乐驽骀之便安，而斥骐骥之伟骏矣。 古之治兵，先求将而后选兵。今之言兵者，先招兵而并不择将。譬之振衣者，不提其领而挚其纲，是棼之也，将自毙矣。(胡林翼) 蔡按：曾谓人才以陶冶而成，胡亦曰人才由用才者之分量而出。可知用人不必拘定一格，而熏陶裁成之术，尤在用人者运之以精心，使人人各得显其所长，去其所短而已。窃谓人才随风气为转移，居上位者，有转移风气之责(所指范围甚广，非仅谓居高位之一二人言。如官长居目兵之上位，中级官居次级官之上位也)，因势而利导，对病而下药，风气虽败劣，自有挽回之一日。今日吾国社会风气败坏极矣，因而感染至于军队。以故人才消乏，不能举练兵之实绩。颓波浩浩，不知所届。惟在多数同心同德之君子，相与提挚维系，激荡挑拨，障狂澜使西倒，俾善者日趋于善，不善者亦潜移默化，则人皆可用矣。 第三章 尚志 凡人才高下，视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日趋污下；高者慕往哲隆盛之轨，而日即高明。贤否智愚，所由区矣。 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贪饕退缩者，果骧首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为浩叹者也。 今日百废莫举，千疮并溃，无可收拾。独赖此耿耿精忠之寸衷，与斯民相对于骨岳血渊之中，冀其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挽回厌乱之天心，庶几万一有补。不然、但就时局而论之、则滔滔者吾不知其所底也。 胸怀广大，须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 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俱要好师、好友、好榜样。 喜誉恶毁之心，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于此关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实足以欺世盗名。 方今天下大乱，人怀苟且之心。出范围之外，无过而问焉者。吾辈当立准绳，自为守之，并约同志共守之，无使吾心之贼，破吾心之墙之。 君子有高世独立之志，而不与人以易窥；有藐万乘、却三军之气，而未尝轻于一发。 君子欲有所树立，必自不妄求人知始。 古人患难忧虞之际，正是德业长进之时。其功在于胸怀坦夷，其效在于身体康健。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将此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泼之胸襟，有坦荡荡之意境。则身体虽有外感，必不至于内伤。(曾国藩) 军中取材，专尚朴勇，尚须由有气概中讲求。特恐讲求不真，则浮气、客气夹杂其中，非真气耳。 人才由磨炼而成，总须志气胜乃有长进。成败原难逆睹，不足以定人才。兵事以人才为根本，人才以志气为根本；兵可挫而气不可挫，气可偶挫而志不可挫。 方今天下之乱，不在强敌，而在人心。不患愚民之难治，而在士大夫之好利忘义而莫之惩。 吾人任事，与正人同死，死亦附于正气之列，是为正命。附非其人，而得不死，亦为千古之玷，况又不能无死耶！处世无远虑，必有危机。一朝失足，则将以薰莸为同臭。而无解于正人之讥评。(胡林翼) 蔡按：右列各节，语多沉痛。悲人心之陷溺，而志节之不振也。今日时局之危殆，祸机之剧烈，殆十倍于咸、同之世。吾侪身膺军职，非大发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为归宿，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须以耿耿精忠之寸衷，献之骨岳血渊之间，毫不返顾，始能有济。果能拿定主见，百折不磨，则千灾万难，不难迎刃而解。若吾辈军人，将校但以跻高位、享厚禄、安富尊荣为志，目兵则以希虚誉、得饷糈为志，曾、胡两公必痛哭于九原矣。 第四章 诚实 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圣贤之德业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故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 人必虚中不着一物，而后能真实无妄。盖实者不欺之谓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别着一物。心中别有私心，不敢告人，而后造伪言以欺人。若心中了不着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欺人者[1]，亦以心中别着私物也。所知在好德，而所私在好色。不能去好色之私，则不能欺其好德之知矣。是故诚者，不欺者也。不欺者，心无私着也；无私着者，至虚者也。是故天下之至诚，天下之至虚者也。 知己之过失，即自为承认之地，改去毫无吝惜之心，此最难之事，豪杰之所以为豪杰，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便是此等处磊落过人。能透过此一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装饰丑态。 盗虚名者，有不测之祸；负隐匿者，有不测之祸；怀忮心者，有不测之祸。 天下惟忘机可以消众机，惟懵懂可以祓不祥。 用兵久则骄惰自生，骄惰则未有不败者。勤字所以医惰，慎字所以医骄。二字之先，须有一诚字以为之本。立意要将此事知得透，辨得穿。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此在己之诚也。人之生也直，与武员之交接，尤贵乎直。文员之心，多曲多歪，多不坦白，往往与武员不相水乳。必尽去歪曲私衷，事事推心置腹，使武人粗人，坦然无疑，此接物之诚也。以诚为之本，以勤字、慎字为之用，庶几免于大戾，免于大败。 楚军水、陆师之好处，全在无官气而有血性。若官气增一分，血性必减一分。 军营宜多用朴实少心窍之人，则风气易于纯正。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一割之用，实以官气太重，心窍太多，漓朴散醇，真意荡然。湘军之兴，凡官气重、心窍多者，在所必斥。历岁稍久，亦未免沾染习气，应切戒之。 观人之道，以朴实廉介为质。有其质而傅以他长，斯为可贵。无其质而长处亦不足恃。甘受和，白受采，古人所谓无本不立，义或在此。 将领之浮滑者，一遇危险之际，其神情之飞越，足以摇惑军心；其言语之圆滑，足以淆乱是非。故楚军历不喜用善说话之将。 今日所说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 军事是极质之事，二十三史，除班马而外，皆文人以意为之。不知甲仗为何物、战阵为何事。浮词伪语，随意编造，断不可信。 凡正话实话，多说几句，久之人自能共亮其心。即直话亦不妨多说，但不可以讦为直，尤不可背后攻人之短。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 吾辈总以诚心求之，虚心处之。心诚则志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终有顺理成章之一日。心虚则不客气，不挟私见，终可为人共谅。 楚军之所以耐久者，亦由于办事结实，敦朴之气，未尽浇散。若奏报虚伪，不特畏遐迩之指摘，亦恐坏桑梓之风气； 自古驭外国，或称恩信，或称威信，总不出一信字。非必显违条约，轻弃前诺，而后为失信也。即纤悉之事，颦笑之间，亦须有真意载之以出。心中待他只有七分，外面不必假装十分。既已通和讲好，凡事公平照拂，不使远人吃亏，此恩信也。至于邻人畏敬，全在自立自强，不在装模作样。临难有不屈挠之节，临财有不沾染之廉，此威信也。周易立家之道，尚以有孚之威，归诸反身，况立威于外域，求孚于异族，而可不反求诸己哉！斯二者，似迂远而不切于事情，实则质直而消患于无形。(曾国藩) 破天下之至巧者以拙，驭天下之至纷者以静。 众无大小，推诚相与。咨之以谋，而观其识；告之以祸，而观其勇；临之以利，而观其廉；期之以事，而观其信；知人任人，不外是矣。近日人心，逆亿万端，亦难穷究其所往。惟诚之至，可救欺诈之穷。欺一事不能欺诸事，欺一时不能欺之后时。不可不防其欺，不可因欺而灰心所办之事，所谓贞固足以干事也。 吾辈不必世故太深，天下惟世故深误国事耳。一部《水浒》，教坏天下强有力而思不逞之民；一部《红楼》，教坏天下堂官、掌印司官、督抚、司道、首府及一切红人。专意揣摩迎合，吃醋捣鬼，当痛除此习，独行其志。阴阳怕懵懂，不必计及一切。 人贵专一。精神所至，金石为开。 军旅之事，胜败无常，总贵确实而戒虚捏。确实则准备周妥，虚饰则有误调度，此治兵之最要关键也。粤逆倡乱以来，其得以肆志猖撅者，实由广西文武欺饰捏报，冒功幸赏，以致蔓延数省。流毒至今，莫能收拾。 事上以诚意感之，实心待之，乃真事上之道。若阿附随声，非敬也。 挟智术以用世，殊不知世间并无愚人。 以权术凌人，可驭不肖之将，而亦仅可取快于一时。本性忠良之人，则并不烦督责而自奋也。(胡林翼) 蔡按：吾国人心，断送于“伪”之一字。吾国人心之伪，足以断送国家及其种族而有余。上以伪驱下，下以伪事上，同辈以伪交，驯至习惯于伪。只知伪之利，不知伪之害矣。人性本善，何乐于伪？惟以非伪不足以自存，不得不趋于伪之一途。伪者人固莫耻其为伪，诚者群亦莫知其为诚，且转相疑骇，于是由伪生疑，由疑生嫉。嫉心既起，则无数恶德从之俱生，举所谓伦常道德皆可蹴去不顾。呜呼！伪之为害烈矣。军队之为用，全侍万众一心，同袍无间，不容有丝毫芥蒂，此尤在有一诚字为之贯串，为之维系。否则，如一盘散沙，必将不戢自焚。社会以伪相尚，其祸伏而缓；军队以伪相尚，其祸彰而速且烈。吾辈既充军人，则将伪之一字排斥之不遗余力，将此种性根拔除净尽，不使稍留萌櫱，乃可以言治兵，乃可以为将，乃可以当兵。惟诚可以破天下之伪，惟实可以破天下之虚。李广疑石为虎，射之没羽；荆轲赴秦，长虹贯日，精诚之所致也。 [注释] [1]此处应为“自欺者”。 第五章 勇毅 大抵任事之人，断不能有毁而无誉，有恩而无怨。自修者但求大闲不逾，不可因讥议而馁沈毅之气。衡人者，但求一长而取，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材。苟于峣峣者过事苛求，则庸庸者反得幸全。 事会相薄，变化乘除，吾当举功业之成败，名誉之优劣，文章之工拙，概以付之运气一囊之中，久而弥自信其说不可易也。然吾辈自信之道，则当与彼赌乾坤于俄顷，较殿最于锱铢，终不令囊独胜而吾独败。 国藩昔在江西、湖南，几于通国不能相容。六七年间，浩然不欲复闻世事。惟以造端过大，本以不顾生死自命，宁当更问毁誉。 遇棘手之际，须从耐烦二字痛下工夫。 我辈办事，成败听之于天，毁誉听之于人。惟在己之规模气象，则我有可以自立者，亦曰不随众人之喜惧为喜惧耳。 军事棘手之际，物议指摘之时，惟有数事最宜把持得定：一曰待民不可骚扰；二曰禀报不可讳饰；三曰调度不可散乱。譬如舟行，遇大风暴发，只要把舵者心明力定，则成败虽未可知，要胜于他舟之慌乱者数倍。 若从流俗毁誉上讨消息，必致站脚不牢。(曾国藩) 不怕死三字，言之易，行之实难，非真有胆有良心者不可。仅以客气为之，一败即挫矣。 天下事只在人力作为，到水尽山穷之时自有路走，只要切实去办。 冒险二字，势不能免。小心之过，则近于葸。语不云乎：“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国家委用我辈，既欲稍稍补救于斯民，岂可再避嫌怨。须知祸福有定命，显晦有定时，去留有定数，避嫌怨者未必得，不避嫌怨未必失也。古人忧谗畏讥，非惟求一己之福也。盖身当其事，义无可辞，恐谗谤之飞腾，陷吾君以不明之故。故俏俏之忧心，致其忠爱之忱耳。至于一身祸福进退，何足动其毫末哉？ 胆量人人皆小，只须分别平日胆小、临时胆大耳。今人则平日胆大，临时胆小，可痛也已。 讨寇之志，不可一眚而自挠。而灭寇之功，必须万全而自立。 两军交馁，不能不有所损。固不可因一眚而挠其心，亦不可因大胜而有自骄轻敌之心。纵常打胜仗，亦只算家常便饭，并非奇事。惟心念国家艰难，生民涂炭，勉竭其愚，以求有万一之补救。成败利钝，实关天命，吾尽吾心而已。 侥幸以图难成之功，不如坚忍而规远大之策。 兵事无万全。求万全者，无一全。处处谨慎，处处不能谨慎。历观古今战事，如刘季、光武、唐太宗、魏武帝，均日濒于危。其济，天也。 不当怕而怕，必有当怕而不怕者矣。 战事之要，不战则已，战则须挟全力；不动则已，动则须操胜算。如有把握，则坚守一月、二月、三月，自有良方。今日之人，见敌即心动，不能自主，可戒也。 古今战阵之事，其成事皆天也，其败事皆人也。兵事怕不得许多，算到五六分，便须放胆放手，本无万全之策也。(胡林翼) 蔡按：勇有狭义的、广义的及急遽的、持续的之别。暴虎冯河，死而无悔，临难不苟，义无反顾，此狭义的、急遽的者也。成败利钝，非所逆睹，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此广义的、持续的者也。前者孟子所谓小勇，后者所谓大勇、所谓浩然之气者也。右章所列，多指大勇而言，所谓勇而毅也。军人之居高位者，除能勇不算外，尤须于毅之一字痛下工夫。挟一往无前之志，具百折不回之气，毁誉、荣辱、死生皆可不必计较，惟求吾良知之所安。以吾之大勇，表率无数之小勇，则其为力也厚，为效也广。至于级居下僚(将校以至目兵)，则应以勇为惟一天性，以各尽其所职。不独勇于战阵也，即平日一切职务，不宜稍示怯弱，以贻军人之羞。世所谓无名之英雄者，吾辈是也。 第六章 严明 古人用兵，先明功罪赏罚。 救浮华者莫如质。积玩之后，振之以猛。 医者之治瘠痈，甚者必剜其腐肉，而生其新肉。今日之劣弁羸兵，盖亦当为简汰，以剜其腐肉者；痛加训练，以生其新者。不循此二道，则武备之弛，殆不知所底止。 太史公所谓循吏者，法立令行，能识大体而已。后世专尚慈惠，或以煦煦为仁者当之，失循吏之义矣。为将之道，亦法立令行、整齐严肃为先，不贵煦妪也。 立法不难，行法为难。凡立一法，总须实实行之，且常常行之。 九弟临别，深言御下宜严，治事宜速。余亦深知驭军驭吏，皆莫先于严，特恐明不傍烛，则严不中礼耳。 吕蒙诛取铠之人，魏绛戮乱行之仆。古人处此，岂以为名，非是无以警众耳。 近年驭将失之宽厚，又与诸将相距过远，危险之际，弊端百出，然后知古人所云作事威克厥爱，虽少必济，反是乃败道耳。(曾国藩) 自来带兵之将，未有不专杀立威者。如魏绛戮仆，穰苴斩庄贾，孙武致法于美人，彭越之诛后至者，皆是也。 世变日移，人心日趋于伪，优容实以酿祸，姑息非以明恩。居今日而为政，非用霹雳手段不能显菩萨心肠。害马既去，伏？？龙不惊，则法立知恩。吾辈任事，只尽吾义分之所能为，以求衷诸理之至。是不必故拂乎人情，而任劳任怨，究无容其瞻顾之思。 号令未出，不准勇者独进；号令既出，不准怯者独止。如此则功罪明而心志一矣。 兵，阴事也，以收敛固啬为主。战，勇气也，以节宣提倡为主。故治军贵执法谨严，能训能练，禁烟禁赌，戒逸乐，戒懒散。 治将乱之国，用重典；治久乱之地，宜予以生路。 行军之际，务须纪律严明，队伍整齐，方为节制之师。如查有骚扰百姓，立即按以军法。吕蒙行师，不能以一笠宽其乡人，严明之谓也。绛侯治兵，不能以先驱犯其垒壁，整齐之谓也。 立法宜严，用法宜宽，显以示之纪律，隐以激其忠良。庶几畏威怀德，可成节制之师。若先宽后严，窃恐始习疲玩，终生怨尤，军政必难整饬。(胡林翼) 蔡按：治军之要，尤在赏罚严明。煦煦为仁，足以隳军纪而误国事，此尽人所皆知者。近年军队风气纪纲太弛，赏罚之宽严每不中程，或姑息以图见好，或故为苛罚以示威，以爱憎为喜怒，凭喜怒以决赏罚。于是赏不知感，罚不知畏。此中消息，由于人心之浇薄者居其半，而由于措施之乖方者亦居其半。当此沓泄成风、委顿疲玩之余，非振之以猛，不足以挽回颓风。与其失之宽，不如失之严。法立然后知恩，威立然后知感。以菩萨心肠，行霹雷手段，此其时矣。是望诸勇健者毅然行之，而无稍馁，则军事其有豸乎。 第七章 公明 大君以生杀予夺之权授之将帅，犹东家之银钱货物授之店中众伙。若保举太滥，视大君之名器不甚爱惜，犹之贱售浪费，视东家之货财不甚爱惜也。介之推曰：“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功乎？”余则略改之曰：“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假大君之名器，以市一己之私恩乎？”余忝居高位，惟此事不能力挽颓风，深为愧惭。 窃观古今大乱之世，必先变乱是非，而后政治颠倒，灾害从之。屈原之所以愤激沉身而不悔者，亦以当日是非淆乱为至痛。放曰：兰芷变而不芳，荃蕙化而为茅。又曰：固时俗之从流，又孰能无变化。伤是非之日移日淆，而几不能自主也。后世如汉、晋、唐、宋之末造，亦由朝廷之是非先紊，而后小人得志，君子有皇皇无依之象。推而至于一省之中，一军之内，亦必其是非不揆于正，而后其政绩少有可观。赏罚之任视乎权位，有得行，有不得行。至于维持是非之公，则吾辈皆有不可辞之责。顾亭林先生所谓匹夫与有责焉者也。 大抵莅事以明字为第一要义。明有二：曰高明，曰精明。同一境，而登山者独见其远，乘城者独觉其旷，此高明之说也。同一物，而臆度者不如权衡之审，目巧者不如尺度之精，此精明之说也。凡高明者，欲降心抑志以遽趋于平实，颇不易易。若能事事求精，轻重长短一丝不差，则渐实矣；能实，则渐平矣。 凡利之所在，当与人共分之；名之所在，当与人共享之。居高位，以知人、晓事二者为职。知人诚不易学，晓事则可以阅历？？电(上口)勉得之。晓事则无论同己、异己，均可徐徐开悟，以冀和衷。不晓事，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小人固谬，君子亦谬；乡愿固谬，狂狷亦谬。重以不知人，则终古相背而驰，决非和协之理。故恒言皆以分别君子、小人为要，而鄙论则谓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亦无一成不变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则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则为君子；卯刻偏私？掩(日旁,yan)暖，则为小人。故群毁群誉之所在，下走常穆然深念，不能附和。 营哨官之权过轻，则不得各行其志。危险之际，爱而从之者或有一二，畏而从之者则无其事也。此中消息，应默察之而默挽之，总揽则不无偏蔽，分寄则多所维系。(以上曾语) 举人不能不破格，破格则须循名核实。否则，人即无言，而我心先愧矣。 世事无真是非，特有假好恶。然世之循私以任事者，试返而自问，异日又岂能获私利之报于所徇利之人哉！盍亦返其本矣。 天下惟左右习近不可不慎。左右习近无正人，即良友直言亦不能进。 朝廷爵赏，非我所敢专，尤非我所敢吝，然必积劳乃可得赏。稍有滥予，不仅不能激励人才，实足以败坏风俗。荐贤不受赏，隐德必及子孙。 国家名器，不可滥予。慎重出之，而后军心思奋，可与图后效而速成功。 天下惟不明白人多疑人，明白人不疑人也。(胡林翼) 蔡按：文正公谓居高位以知人、晓事为职，且以能为知人、晓事与否，判别其为君子为小人。虽属有感而发，持论至为正当，并非愤激之谈。用人之当否，视乎知人之明昧；办事之才不才，视乎晓事之透不透。不知人，则不能用人；不晓事，何能办事？君子、小人之别，以能否利人济物为断。苟所用之人不能称职，所办之事措置乖方，以致贻误大局，纵曰其心无他，究难为之宽恕者也。 昔贤于用人一端，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其宅心之正大，足以矜式百世。曾公之荐左宗棠，而劾李次青，不以恩怨而废举动，名臣胸襟，自足千古。 近世名器名位之滥极矣。幸进之途，纷歧杂出。昔之用人讲资格，固足以屈抑人才；今之不讲资格，尤未足以激扬清浊。赏不必功，惠不必劳，举不必才，劾不必劣。或今贤而昨劣，或今辱而昨荣。扬之则举之九天之上，抑之则置之九渊之下。得之者不为喜，失之者不为歉。所称为操纵人才、策励士气之具，其效力竟以全失。欲图挽回补救，其权操之自上,非吾侪所得与闻。惟吾人职居将校，在一小部分内，于用人一端亦非绝无几希之权力。既有此权，则应于用人惟贤、循名核实之义，特加之意。能于一小部分有所裨补，亦为心安理得。 第八章 仁爱 带兵之道，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仁者，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是也。待弁兵如待子弟之心，常望其发达，望其成立，则人知恩矣。礼者，所谓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凛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守斯二者，虽蛮貊之邦行矣，何兵之不可治哉！ 吾辈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般。无银钱，无保举，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之因扰民而坏品行，因嫖赌、洋烟而坏身体。个个学好，人人成材，则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亦感恩矣。 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性命根本之事，毋视为要结粉饰之文。(曾国藩) 大将以救大局为主，并以救他人为主。须有嘉善而矜不能之气度，乃可包容一切，觉得胜仗无可骄人，败仗无可尤人。即他人不肯救我，而我必当救人。 必须谆嘱将弁，约束兵丁，爱惜百姓，并随时访查，随时董戒，使营团皆行所无事，不扰不惊，戢暴安良，斯为美备。 爱人当以大德，不以私惠。 军行之处，必须秋毫无犯，固结民心。 长官之于属僚，须扬善公庭，规过私室。 圣贤、仙佛、英雄、豪杰，无不以济人济物为本，无不以损己利人为正道。 爱人之道，以严为主。宽则心驰而气浮。 自来义士忠臣，于曾经受恩之人，必终身奉事惟谨。韩信为王，而不忘漂母一饭之恩；张苍作相，而退朝即奉事王陵及王陵之妻如父母，终身不改。此其存心正大仁厚，可师可法。(胡林翼) 蔡按：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语，最为慈仁贴切。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干言万语，皆可付之一炬。父兄之待子弟，虑其愚蒙无知也，则教之诲之；虑其饥寒苦痛也，则爱之护之；虑其放荡无行也，则惩戒之；虑其不克发达也，则培养之。无论为宽为严，为爱为憎，为好为恶，为赏为罚，均出之以至诚无伪，行之以至公无私。如此则弁兵爱戴长上，亦必如子弟之爱其父兄矣。 军人以军营为第二家庭，此言殊亲切有味。然实而按之，此第二家庭较之固有之家庭，其关系之密切，殆将过之。何以故？长上之教育部下也，如师友，其约束督责爱护之也，如父兄。部下之对长上也，其恪恭将事，与子弟之对于师友父兄，殆无以异耳。及其同征战役也，同患难，共死生，休戚无不相关，利害靡不与共。且一经从戎，由常备而续备，由续备而后备，其间年月正长，不能脱军籍之关系。一有战事，即须荷戈以出，为国宣劳。此以情言之耳。国为家之集合体，卫国亦所以卫家，军人为卫国团体之中坚，则应视此第二家庭为重。此以义言之耳。 古今名将用兵，莫不以安民、爱民为本。盖用兵原为安民，若扰之害之，是悖用兵之本旨也。兵者民之所出，饷亦出之自民。索本探源，何忍加以扰害？行师地方，仰给于民者岂止一端；休养军队，采办粮秣，征发夫役，探访敌情，带引道路，何一非借重民力！若修怨于民而招其反抗，是自困也。 至于兴师外国，亦不可以无端之祸乱，加之无辜之民，致上干天和，下招怨怼，仁师义旅，决不出此。此海陆战条约所以严掳掠之禁也。 第九章 勤劳 练兵之道，必须官弁昼夜从事，乃可渐几于熟。如鸡伏卵，如炉炼丹，未可须臾稍离。 天下事，未由不由艰苦中得来，而可大可久者也。 百种弊端，皆由懒生。懒则弛缓，弛缓则治人不严，而趋功不敏。一处弛，则百处懒矣。 治军之道，以勤字为先。身勤则强，逸则病。家勤则兴，懒则衰。国勤则治，怠则乱。军勤则胜，惰则败。惰者，暮气也，当常常提其朝气。 治军以勤字为先，由阅历而知其不可易。未有平日不早起，而临敌忽能早起者；未有平日不习劳，面临敌忽能习劳者；未有平日不能忍饥耐寒，而临敌忽能忍饥耐寒者。 每日应办之事积搁过多，当于清早单开本日应了之件，日内了之，如农家早起，分派本日之事，无本日不了者，庶几积压较少。 养生之道，莫大于惩忿窒欲，多动少食。(曾国藩) 军旅之事，非以身先之劳之，事必无补。古今名将，不仅才略异众，亦且精力过人。 将不理事，则无不骄纵者；骄纵之兵，无不怯弱者。 凡兵之气，不见仗则弱，常见仗则强。久逸则终无用处，异日则必不可临敌。 兵事如学生功课，不进则退，不战则并不能守。敬姜之言曰：劳则思，逸则氵。设以数万人屯兵境上，无论古今无此办法，且久逸则筋脉皆弛，心胆亦怯，不仅难战，亦必难守。 氵佚酒色，取败之媒；征逐嬉娱，治兵所戒。金陵围师之溃，皆由将骄兵惰，终日酣嬉，不以贼匪为念。或乐桑中之嬉，或恋室家之私，或群与纵酒酣歌，或日在赌场烟馆，氵心荡志，乐极忘疲，以致兵气不扬，御侮无备，全军覆没，皆自宣氵纵欲中来也。夫兵犹火也，不战则焚；兵犹水也，不流则腐。治军之道，必以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为典法。(胡林翼) 蔡按：战争之事，或跋涉冰天雪窟之间，或驰驱酷暑恶瘴之乡，或趁雨雪露营，或昼夜趱程行军；寒不得衣，饥不得食，渴不得水。枪林弹雨之中，血肉横飞，极人世所不见之惨，受恒人所不经之苦。其精神、其体力，非于平时养之有素，练之有恒，岂能堪此？练兵之主旨，以能效命于疆场为归宿。欲其效命于疆场，尤宜于平时竭尽手段以修养其精神，锻炼其体魄,娴熟其技艺，临事之际，乃能有恃以不恐。故习劳忍苦，为治军之第一要义。而驭兵之道，亦以使之劳苦为不二法门。盖人性似猴，喜动不喜静，宜劳不宜逸。劳则思，逸则氵。闲居无所事事，则为不善。此常人恒态。聚数百千血气方刚之少年于一团，苟无所以范其心志、劳其体肤，其不逾闲荡检、溃出堤外者，乌可得耶？ 第十章 和辑 祸机之发，莫烈于猜忌，此古今之通病。败国、亡家、丧身皆猜忌之所致。《诗》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忮、求二端，盖妾妇穿窬兼而有之者也。 凡两军相处，统将有一分龃龉，则营哨必有三分，兵夫必有六七分。故欲求和衷共济，自统将先办一副平恕之心始。人之好名，谁不如我？同打仗不可讥人之退缩，同行路不可疑人之骚扰，处处严于治己。而薄于责人，则唇舌自省矣。 敬以持躬，恕以待人。敬则小心翼翼，事无巨细，皆不敢忽。恕则凡事留余地以处人，功不独居，过不推诿。常常记此二字，则长履大任，福祚无量。 湘军之所以无敌者，全赖彼此相顾，彼此相救。虽平日积怨深仇，临阵仍彼此照顾；虽上午口角参商，下午仍彼此救援。(曾国藩) 5。军旅之事，以一而成，以二三败。唐代九节度之师，溃于相州。其时名将如郭子仪、李光弼，亦不能免。盖谋议可资于众人，而决断须归于一将。 古来将帅不和，事权不一，以众致败者，不止九节度使相州一役。 为大将之道，以肯救人、固大局为主，不宜炫耀己之长处，尤不宜指摘人之短处。 兵无论多寡，总以能听号令为上。不奉一将之令，兵多必败；能奉一将之令，兵少必强。(胡林翼) 蔡按：古人相处，有愤争公庭，而言欢私室；有交哄于平昔，而救助于疆场。盖不以公废私，复不以私而害公也。人心之不同如其面，万难强之使同，驱之相合，则睚眦之怨，芥蒂之隙，自所难免。惟于公私之界分得清，认得明，使之划然两途，不相混扰，则善矣。发捻之役，中日之役，中法之役，列将因争意气而致败绩者，不一而足。故老相传，言之凿凿。从前握兵符者，多起自行间，罔知大体，动以意气行事，无怪其然。今后一有战役，用兵必在数十万以上，三十余镇之师。情谊夙不相孚，言语亦多隔阂，统驭调度之难盖可想见。苟非共矢忠诚，无猜无贰，或难免不蹈既往之覆辙。欲求和衷共济，则惟有恪遵先哲遗言，自统将先办一副平恕之心始。功不独居，过不推诿，乃可以言破敌。 第十一章 兵机 前此为赴鄂救援之行，不妨仓卒成军。近日为东下讨贼之计，必须简练慎出。若不教之卒、窳败之械则何地无之；而必远求之湖南，等于辽东自诩涿(无水旁)。仍同灞上儿戏之军。故此行不可不精选，不可不久练。 兵者，阴事也。哀戚之意，如临亲丧；肃敬之心，如承大祭，故军中不宜有欢悦之象。有欢悦之象者，无论或为和悦，或为骄盈，终归于败而已。田单之在即墨，将军有必死之心，士卒无生还之气，此其所以破燕也。及其攻狄也，黄金横带，有生之乐，无死之心，鲁仲连策其必不胜。兵事之宜惨戚，不宜欢欣，亦明矣。 此次由楚省招兵东下，必须选百炼之卒。备精坚之械，舟师则船炮并富。陆路则将卒并愤，作三年不归之想，为百战艰难之行。岂可儿戏成军，仓卒成行？人尽乌合，器多苦窳，船不满二百，炮不满五百，如大海簸豆，黑子着面，纵能速达皖省，究竟于事何补？是以鄙见总须战舰二百号，又补以民船七八百，载大小炮千余位。水军四千，陆军六千，夹江而下，明年成行，始略成气候。否则名为大兴义旅，实等矮人观场，不直方家一晒。 夫战，勇气也。再而衰，三而竭。国藩于此数语，常常体念。大约用兵无他巧妙，常存有余不尽之气而已。孙仲谋之攻合肥，受创于张辽；诸葛武侯之攻陈仓，受创于郝昭。皆初气过锐，渐就衰竭之故、惟荀？茵之拔偪阳，气已竭而复振；陆抗之拔西陵，预料城之不能遽下，而蓄养锐气，先备外援，以待内之自毙。此善用气者也。 日中则昃，月盈则亏，故古诗“花未全开月未圆”之句，君子以为知道。故余治兵以来，每介疑胜疑败之际，战兢恐惧，上下惊惧者，其后常得大胜。当志得意满之候，各路云集，狃于屡胜，将卒矜慢，其后常有意外之失。 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所谓无兢惟人也。若不得其人，则羽毛未丰，亦似难以高飞。昔在宣宗皇帝，亦尝切齿发愤，屡悔和议，而主战守，卒以无良将帅，不获大雪国耻。今欲罢和主战，亦必得三数引重致远、折冲御侮之人以拟之。若仅区区楚材，目下知名之数人，则干将莫邪，恐未必不终刓折。且聚数太少，亦不足以分布海隅。用兵之道，最忌势穷力弱四字。力则指将士之精力言之，势则指大局大计，及粮饷之接续、人才之继否言之。能战虽失算亦胜，不能战虽胜算亦败。 悬军深入而无后继，是用兵大忌。 危急之际，尤以全军保全士气为主。孤军无助，粮饷不继，奔走疲惫，皆散乱必败之道。(曾国藩) 有不可战之将，无不可战之兵。有可胜不可败之将，无必胜必不胜之兵。 古人行师，先审己之强弱，不问敌之强弱。 兵事决于临机，而地势审于平日，非寻常张皇幽渺可比。 军事有先一着而胜者，如险要之地，先发一军据之，此必胜之道也。有最后一着而胜者，待敌有变，乃起而应之，此必胜之道也。至于探报路径，则须先期妥实办理。兵事之妙，古今以来，莫妙于拊其背、冲其腰、抄其尾，惟须审明地势、敌情。 先安排以待敌之求战，然后起而应之，乃必胜之道。盖敌求战，而我以静制动，以逸待劳，以整御散，必胜之道也。此意不可拘执，未必全无可采。 临阵之际，须以万人并力，有前有后，有防抄袭之兵，有按纳不动以应变之兵，乃是胜着。如派某人守后，不应期而进，便是违令；应期而不进，便是怯战。此则必须号令严明者也。徇他人之意，以前为美，以后为非，必不妥矣。 夹击原是上策，但可密计而不可宣露，须并力而不宜单弱。须谋定后战，相机而行，而不可或先或后。 不轻敌而慎思，不怯战而稳打。 兵分则力单，穷进则气散，大胜则变成大挫，非知兵者也，不可不慎。敬则胜，整则胜，和则胜。三胜之机，决于是矣。 我军出战，须层层布置，列阵纵横，以整攻散，以锐蹈瑕，以后劲而防抄袭。临阵切戒散队，得胜尤忌贪财。 熟审地势、敌情，妥谋分击之举。或伺敌之缺点，蹈瑕而入；或挈敌之重处，并力而前。皆在相机斟酌。惟临阵切忌散队，切戒贪财。得胜之时，尤宜整饬队伍，多求痛杀。军务只应以一处合围以致敌，其余尽作战兵、援兵、兜剿之兵。若处处合围，则兵力皆为坚城所牵缀。屯兵坚城之下，则情见势绌。 用兵之道，全军为上策，得土地次之；破敌为上策，得城池次之。古人必四路无敌，然后围城，兵法所谓“十则围之”之义也。 兵事有须先一着者，如险要之地，以兵据之，先发制人，此为扼吭之计，必胜之道也。有须后一着者，愈持久愈神妙，愈老到愈坚定，待敌变计，乃起而乘之，此可为奇兵为拊其背，必胜之道也。 一年不得一城，只要大局无碍，并不为过；一月而得数城，敌来转不能战，则不可为功。 军队分起行走，相隔二日，每起二千人。若前队遇敌先战，非必胜之道也。应于近敌之处，饬前茅、后劲、中权会齐并力，乃可大胜。 临阵分枝，不嫌其散，先期合力，必求其厚。 荀悦之论兵也，曰：“权不可预设，变不可先图。与时迁移，随物变化。”诚为用兵之至要。 战阵之事，恃强者是败机，敬戒者是胜机。 军旅之事，谨慎为先。战阵之事，讲习为上。盖兵机至精，非虚心求教不能领会，矧可是己而非人。兵机至活，非随时谨密，不能防人，矧可粗心而大意。 侦探须确、须勤、须速。博访以资众论，沉思以审敌情。敌如不分枝，我军必从其入境之处，并力迎剿；敌如分枝，则我军必于敌多之处专剿。(胡林翼) 蔡按：曾、胡之论兵，极主主客之说，谓守者为主，攻者为客；主逸而客劳，主胜而客败。尤戒攻坚围城。其说与普法战争前法国兵学家所主张者殆同(其时俄土两国亦盛行此说)。其论出师前之准备，宜十分周到。谓一械不精，不可轻出；势力不厚，不可成行，与近今之动员准备，用意相合。其以全军、破敌为上，不以得土地、城池为意，所见尤为精到卓越，与东西各国兵学家所倡导者如出一辙。临阵分枝宜散，先期合力宜厚，二语尤足以赅战术、战略之精妙处。临阵分枝者，即分主攻、助攻之军及散兵、援队、预备队之配置等是也；先期合力者，即战略上之聚中展开及战术上之开进等是也。所论诸端，皆从实行后经验中得来，与近世各国兵家所论若合符节。吾思先贤，不能不馨香崇拜之矣。 第十二章 战守 凡出队，有宜速者，有宜迟者。宜速者，我去寻敌，先发制人者也。宜迟者，敌来寻我，以主待客者也。主气常静，客气常动。客气先盛而后衰，主气先微而后壮。故善用兵者，每喜为主，不喜作客。休、祁诸军，但知先发制人一层，不知以主待客一层，加之探报不实，地势不审，敌情不明，徒能先发而不能制人。应研究此两层：或我寻敌，先发制人；或敌寻我，以主待客。总须审定乃行，切不可于两层一无所见，贸然出队。 师行所至之处，必须多问、多思。思之于己，问之于人，皆好谋之实迹也。昔王璞山带兵，有名将风，每与敌遇，将接仗之前一夕，传令营官齐集，与之畅论敌情、地势，袖中出地图十余张，每人分给一张，令诸将各抒所见，如何进兵，如何分支，某营埋伏，某营并不接仗，待事毕后专派追剿。诸将一一说毕，璞山乃将自己主意说出，每人发一传单，即议定之主意也。次日战罢，有与初议不符者，虽有功亦必加罚。其平日无事，每三日必传各营官熟论战守之法。 一曰扎营宜深沟高垒。虽仅一宿，亦须为坚不可拔之计。但使能守我营垒安如泰山，纵不能进攻，亦无损于大局。一曰哨探严明。离敌既近，时时作敌来扑营之想。敌来之路，应敌之路，埋伏之路，胜仗追击之路，一一探明，切勿孟浪。一曰痛除客气，未经战阵之兵，每好言战，带兵者亦然。若稍有阅历，但觉我军处处瑕隙，无一可恃，不轻言战矣。 用兵以渡水为最难。不特渡长江大河为难，即偶渡渐车之水，丈二之沟，亦须再三审慎，恐其半渡而击。背水无归，败兵争舟，人马践溺，种种皆兵家所忌。 隘路打胜仗，全在头敌。若头敌站脚不住，后面虽有好手，亦被挤退。(曾国藩) 战守机宜；不可纷心；心纷则气不专，神不一。 交战宜持重，进兵宜迅速。稳扎猛打，合力分枝，足以括用兵之要。 军旅之事，守于境内，不如战于境外。 军事之要，必有所忌，乃能有所济；必有所舍，乃能有所全。若处处设备，即十万兵亦无尺寸之效。 防边之要，不可处处设防。若处处设防，兵力必分。不能战，亦不能守。惟择其紧要必争之地，厚集兵力以守之，便是稳固。 碉卡之设，原所以省兵力，予地方官以据险慎守之方。有守土而无守之之人，虽天堑不能恃其险；有守人而无守具，虽贲获无所展其长。 有进战之营，必须留营作守。假如以十营作前茅为战兵，即须留五营作后劲为守兵。其留后之兵尤须劲旅，其成功一也。不可争目前之微功，而误大局。 有围城之兵，须先另筹打仗之兵。有临阵打仗之兵，必须安排后劲，或预杜抄后之敌，或备策应之举。 扼要立营，加高加深，固是要着。惟须约束兵丁，不得滋扰。又须不时操练，使步法整齐，技艺精熟，庶战守皆能有备。(胡林翼) 蔡按：右揭战守之法，意括而言赅。曰攻战，曰守战，曰遭遇战，曰局地战，以及防边之策，攻城之术，无不独具卓识，得其要诀。虽以近世战术之日新月异，而大旨亦不外是。其论夜间宿营，虽仅一宿亦须深沟高垒，为坚不可拔之计，则防御之紧严，立意之稳健，尤为近世兵家所不及道也。(按：咸、同时战争两方，多为不规则之混战，来去飙倏，不可端倪，故扎营务求坚固，以防侵袭。) 曾、胡论兵，极重主、客之见。只知守则为主之利；不知守反为主之害。盖因其时所对之敌，并非节制之师、精练之卒。且其人数常倍于我，其兵器未如今日之发达，又无骑、炮两兵之编制，耳目不灵，攻击力复甚薄弱。故每拘泥于地形、地物，攻击精神未由奋兴。故战术偏重于攻势防御，盖亦因时制宜之法。近自普法、日俄两大战役以后，环球之耳目一新，攻击之利，昭然若揭。各国兵学家，举凡战略战术；皆极端的主张攻击。苟非兵力较弱，或地势、敌情有特别之关系，无复有以防守为计者矣。然战略战术须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未可稍事拘滞。若不揣其本，徒思仿效于人，势将如跛者之竞走，鲜不蹶矣。兵略之取攻势，固也，必须兵力雄厚，士马精练，军资(军需、器械)完善，交通利便，四者均有可恃，乃足以操胜算。四者之中，偶缺其一，贸然以取攻势，是曾公所谓徒先发而不能制人者也。普法战役，法人国境之师，动员颇为迅速，而以兵力未能悉集，军资亦虞缺乏，遂致着着落后，陷于防守之地位。日俄之役，俄军以交通线仅恃一单轨铁道，运输不继，遂屡为优势之日军所制。虽迭经试取攻势，终归无效。以吾国军队现势论，其数则有二十余镇之多，然续备后备之制，尚未实行。每镇临战，至多不过得战兵五千。须有兵力三镇以上，方足与他一镇之兵相抗衡。且一有伤亡，无从补充。是兵力一层，决难如邻邦之雄厚也。今日吾国军队能否说到精练二字，此稍知军事者自能辨之。他日与强邻一相角逐，能否效一割之用，似又难作侥幸万一之想。至于军资、交通两端，更瞠乎人后。如此而日吾将取战略战术上最有利益之攻势，乌可得耶？鄙意我国数年之内，若与他邦以兵戎相见，与其为孤注一掷之举，不如采用波亚战术，据险以守，节节为防，以全军而老敌师为主，俟其深入无继，乃一举歼之。昔俄人之蹴拿破仑于境外，使之一蹶不振，可借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