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 劝学(+翻译) 【原文】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木 直中绳，輮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 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 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干、越、夷、 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诗曰：“嗟尔君子，无恒安息。靖共 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神莫大于化道，福莫长于无祸。 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 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 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 也。 南方有鸟焉，名曰蒙鸠，以羽为巢，而编之以发，系之苇苕，风至苕折，卵破 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系者然也。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茎长四寸，生于高山之 上，而临百仞之渊，木茎非能长也，所立者然也。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 与之俱黑。兰槐之根是为芷，其渐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质非不美也，所 渐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辟而近中正也。 物类之起，必有所始。荣辱之来，必象其德。肉腐出虫，鱼枯生蠹。怠慢忘身， 祸灾乃作。强自取柱，柔自取束。邪秽在身，怨之所构。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 地若一，水就湿也。草木畴生，禽兽群焉，物各从其类也。是故质的张，而弓矢至 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树成荫，而众鸟息焉。醯酸，而蚋聚焉。故言有招祸也， 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 焉。故不积蹞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 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螾无爪牙之利， 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八跪而二螯，非蛇蟺之穴，无可寄 托者，用心躁也。是故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 行衢道者不至，事两君者不容。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螣蛇无足而飞， 梧鼠五技而穷。诗曰：“尸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一兮， 心如结兮。”故君子结于一也。 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鱼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故声无小而不闻，行无 隐而不形。玉在山而草木润，渊生珠而崖不枯。为善不积邪，安有不闻者乎！ 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 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 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 大兮，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 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 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着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蝡而动，一可 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 躯哉！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 禽犊。故不问而告谓之傲，问一而告二谓之囋。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向矣。 学莫便乎近其人。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方其人之习 君子之说，则尊以遍矣，周于世矣。故曰：学莫便乎近其人。 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隆礼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礼，安特将学杂识 志，顺诗书而已耳。则末世穷年，不免为陋儒而已。将原先王，本仁义，则礼正其 经纬蹊径也。若挈裘领，诎五指而顿之，顺者不可胜数也。不道礼宪，以诗书为之， 譬之犹以指测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锥餐壶也，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礼，虽未明， 法士也；不隆礼，虽察辩，散儒也。 问楛者，勿告也；告楛者，勿问也；说楛者，勿听也。有争气者，勿与辩也。 故必由其道至，然后接之；非其道则避之。故礼恭，而后可与言道之方；辞顺，而 后可与言道之理；色从而后可与言道之致。故未可与言而言，谓之傲；可与言而不 言，谓之隐；不观气色而言，谓瞽。故君子不傲、不隐、不瞽，谨顺其身。诗曰： “匪交匪舒，天子所予。”此之谓也。 百发失一，不足谓善射；千里蹞步不至，不足谓善御；伦类不通，仁义不一， 不足谓善学。学也者，固学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涂巷之人也；其善者少，不 善者多，桀纣盗跖也；全之尽之，然后学者也。 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故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为其人以处 之，除其害者以持养之。使目非是无欲见也，使口非是无欲言也，使心非是无欲虑 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声，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是 故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 德操。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天见其明，地见 其光，君子贵其全也。 【翻译】 君子说：学习不能够停止不前。靛青是从蓼蓝中提取而来的，但比蓼蓝更青；冰是由水凝固而成的，但比水还要寒冷。木材挺直的如同木工的墨线，但用火烘烤，就可使它弯曲，进而做成车轮，它的曲度就像与圆规画的一样，即使再经过烈火的烘烤，太陽的暴晒，它也不能再恢复原样了，这是熏烤弯曲使它变成这样的啊。所以木材经过墨线加工才能取直，金属刀剑在磨刀石上磨过才能锋利，君子学习广泛，而又能每天检查反省自己，那就会见识高明而行为不会犯错误了。 所以，不登上高山，就不知道天的高远；不亲临深溪，就不知道大地的厚度；没有听到过前代圣王的遗言，就不知道学问的渊博。干国、越国，夷族和貊族的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他们的哭声是一样的，但长大后习俗却不同了，这是因为后天的教化而使他们这样的啊。《诗经》上说：“你们这些君子啊，不要总是贪图安逸，要安守你的职位，爱好正直的德行。上帝知道了，就会赐与你极大的幸福。”融化于圣贤的道德的精神修养就是最高明的，没灾没祸的幸福就是最持久的。 我经常整天思考，但不如学习片刻所获得的教益；我曾经踮起脚远望，但不如登上高处看得广阔。登上高处招手，手臂并没有加长，但远处的人就能看见。顺风呼喊，声音并没有加强，但听的人却听得很清楚。利用车马远行的人，并不是双脚善于走路，但能够到达千里之外；借助船桨渡河的人，并不是善于游泳，却能够横渡江河。君子的生性并非与别人有什么两样，只不过是善于借助外物，帮助自己罢了。 南方有一种鸟叫蒙鸠，它用羽毛做窝，再用毛发编织起来，系结在芦苇穗子上，大风吹来，苇穗就会折断，窝里的鸟蛋跌破，幼鸟就会被摔死。这并不是它的窝做得不好，而是窝所系的地方使它这样的。西方有一种草，名叫射干，茎长四寸，生长在高山上，就能俯临百丈深渊。这并不是由于它的茎能长这么高，而是它生长的位置使它这样的。蓬草生在丛麻当中，不需要扶持它也能长得挺直；白沙混入黑土中，会变得跟黑土一样黑。兰槐的根，就是白芷，如果沾上尿水，君子不愿接近它，普通百姓也不再佩带它。这并不是它的本质不美，只因为沾上尿液才使它这样的。所以君子居住要选择好的地方，交游要接近贤士，这样才是防止自己误人邪途而接近正道的方法。 各种事物的发生，一定有它的原因；荣辱的到来，必定和他德行相适应。肉腐烂了，就要生蛆，鱼枯死了，就要生虫。行为怠慢，忘记了自身，就要闯祸。凡是坚硬的东西，人们用作支柱，柔软的东西，人们用来捆束东西。邪恶污秽的东西存在于自身，就会为人憎恶。铺开的柴好像一样，火总是朝着干燥的一方烧去；土地好像一样平整，水总是向潮湿的一边流淌。草木总是丛聚生长，禽兽总是成群居住，万物都各自依附它们的同类。所以箭靶一旦张设，弓箭就向这里射来；森林的树木一旦茂盛，伐木者就拿着斧头来砍伐；树木一旦成荫，群鸟就会来这里栖息；醋发酸了，蚊子就飞来聚集。所以说话有时会招致灾祸，做事有时会招致耻辱，君子要谨慎地立身处世啊！ 土堆积起来就成了山，风雨就会在这里兴起；水汇积起来成为深潭，蛟龙就会在这里生长出来；不断积累善行，就能成为有道德的人，自会心智澄明，就具备了圣人的思想境界。所以不一步一步的积累，就无法达到千里之外的地方；不汇集众多的小溪流，就不能形成江海。骏马的一跳，不能超过十步；劣马跑十天也可以达到千里。因此，成功就在于不停顿地向前走。用刀子刻东西，如果半途放弃，即使是腐烂的木头也不能刻断；如果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就连金属和石头都能雕空。蚯蚓没有锐利的爪牙，也没有强壮的筋骨，但它能吃到地上的泥土，喝到地下的泉水，这是因为它用心专一的缘故啊；螃蟹有八只脚两只螯，但如果没有蛇或鳝所居住的洞穴，它就无处安身，这是因为它用心浮躁的缘故。所以一个人要是没有刻苦钻研的精神，就不能明辨事理；不专心致志地工作，就不可能有显赫的成绩。只在歧路上徘徊是不能达到目的的，同时侍奉两个君主的人，是不能为双方所接受的。这就像眼睛不能同时看清楚两件东西，耳朵不能同时把两种声音全都听明白的道理一样。媵蛇没有脚却能飞行，鼫鼠虽有五种技能而不免于困窘。《诗经》说：“布谷鸟居住在桑树上，精心喂养着七个雏儿；那些善人君子啊，始终坚持道义；坚持道义非常的专一，专一的就像思想打了结。”所以君子学习时总是把精神集中在一点上。 从前瓠巴弹瑟时，就连水底深处的鱼儿都浮出水面来听；伯牙弹琴时，就连拉车的马儿被琴声所吸引，仰着头咧着嘴听。所以不管声音怎样小，没有听不到的，不管行为怎样的隐蔽，没有不显露出来的。山中藏有宝玉，山上的草木都会滋润；深潭里生有珍珠，潭岸上就不显得干枯。只做好事，不做坏事，怎么会不被世人知道的呢？ 学习从哪里开始？又到哪里终结呢？回答是：如果从学习的科目顺序来说，是从诵读《诗经》、《尚书》开始，到读《礼经》为结束；就学习的意义而言，是从做一个有知识的人开始，到成为圣人为止。真心诚意，日日积累，力能持久，才能学而有成，学到老死后才停止。所以，从学习的科目来说是有终结的，但若从学习的意义上说，是片刻也不能停顿的。做到了这样，人成为人；半途放弃学习，就成了禽兽了。《尚书》记载的是古代的政事；《诗经》收集了的是有和谐乐律的诗歌；礼是法制的前提、事物的规范。所以学习到礼义就算达到尽头了。这就是达到了道德的顶点。《礼经》的恭敬节文，《乐经》的中正和谐，《诗经》、《尚书》的广博，《春秋》的微言大义，这些典籍囊括了天地间一切事物。 君子学习知识，要把所学听入耳中，牢记在心，融会贯通到整个身心，并表现在一举一动上；哪怕是极细微的言行，都可以成为别人学习的榜样。小人学习，只不过是从耳中听进去，从口中说出来。嘴巴与耳朵间的距离不过四寸而已，这样怎么能使自己七尺之躯的品德得到修养呢，又怎么能使自己变得完美呢？古时候的学者，学习是为了提高自己，现在的学者，学习是为了给别人看。君子的学习，是用它来修正自己的身心；小人的学习是为了向人卖弄，讨人欢心。所以别人不问，自己却去告诉他，这叫做急躁；别人问一件事，却告诉他两件事，这叫做唠叨。急躁不对，唠叨也不对，君子回答别人，问一答一，如同回声回应本声一样。 学习的途径没有比接近良师更便捷的了。《礼经》、《乐经》规定了法度典章，规章而未详细说明原理，《诗经》、《尚书》记载了古时的事情，却不切近现实，《春秋》词旨隐约而晦涩，难以让人理解。仿效良师而学习君子的学说，那就能养成崇高的品德并获得广博的知识，也就周知世事了。所以说学习没有比接近良师更便捷的途径了。 学习的途径，没有比向良师请教更有效更迅速的了，其次是尊祟礼法。如果既不请教良师，又不尊崇礼法，仅仅读一些杂家的书，读诵《诗经》、《尚书》，那么即使到死，也只不过是一个学识浅薄的读书人罢了。而且，要追溯先王的道德，寻找仁义的根本，那么学习礼法正是那四通八达的途径。就像提起皮衣的领子，用弯曲的五个手指去条顺它一样，它的绒毛就很容易被理顺了。不遵循礼法，而仅仅学习《诗经》、《尚书》，这就像用手指去测量河的深浅，用长矛之类的兵器舂米，用锥子代替筷子吃饭一样，是不能达到目的的。所以尊崇礼法，即使对其精义理解的不够透彻，也不失为一个崇尚礼法的学士；不遵祟礼法，即使学士渊博，也不过是一个散漫士人。 问的事不合礼法，不要告诉他；告诉你的事不合礼法，不要去追问他；谈论的事不合礼法，不要去听他；那态度蛮横的人，不要和他争辩。所以，只有是按照礼义之道来请教的人，才可接待他，反之，就回避他。所以来请教的人礼貌恭敬，然后才可以同他谈论道义的学习方法；言辞和顺，然后才可以和他谈论道义的条理；乐于听从，然后才可以和他谈论道义的精义。因此，和那些不可以与之交谈的人交谈了，这叫做浮躁；不和那些可以与之交谈的人交谈，这叫做隐瞒；交谈时，不观察对方的表情，这叫做眼瞎。所以君子不急躁、不隐瞒、不眼瞎，而是谨慎地对待前来请教的人。《诗经》说：“对人不过于急躁，也不有意怠慢，这是天子所赞许的。”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射一百支箭，只要有一支没有射中，就不能说是擅长射箭；驾车走了一千里的路程，只要有半步不到，就不能叫做善于驾车；对事理不能融会贯通，对仁义之道不能专一奉行，就不能称之为善于学习。学习，就应一心一意，一会儿学，一会儿不学，那是乡下普通人行为，他们之中不好的多，好的少，夏桀、商纣、盗跖就是这样的人；能够劝勉理解路你规范和仁义道德，尽心尽力地学习，这样才称得上是个真正的学者。 君子知道，做学问不全面、不纯正是不足以称之为完美的，所以要反复理解以求融会贯通，用心思索以求领会通晓，效法贤师良友来实践它，排除有害的事物来培养它。不正确的东西，眼睛不看，耳朵不听，嘴巴不说，内心不去思考它。等到极其爱好学习时，就像眼睛喜爱看五色，耳朵喜爱听五声，嘴巴喜爱吃五味，心里追求拥有天下一样。因此权势再大不能压倒他，人多势众不能改变他，天下任何事情不能使他动摇。活着是这样，死了也是这样，这叫做道德操守。具备了这样的道德操守，意志才能够坚定不移，意志坚定不移，就能够应付自如。能坚定操守，能够正确对待事物，只有这样才是真正有成就的人。天显现它的光明，地显现出它的广阔，君子的可贵之处，在于他重视品德、操守完美。 修身(+翻译) 【原文】 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 不善在身，菑然必以自恶也。故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谄谀 我者，吾贼也。故君子隆师而亲友，以致恶其贼。好善无厌，受谏而能诫，虽欲无 进，得乎哉！小人反是：致乱而恶人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贤己也；心如虎狼， 行如禽兽，而又恶人之贼己也。谄谀者亲，谏争者疏，修正为笑，至忠为贼，虽欲 无灭亡，得乎哉！诗曰：“嗡嗡呰呰，亦孔之哀。谋之其臧，则具是违；谋之不臧， 则具是依。”此之谓也。 扁善之度－－以治气养生，则后彭祖；以修身自名，则配尧禹。宜于时通，利 以处穷，礼信是也。凡用血气、志意、知虑，由礼则治通，不由礼则勃乱提僈；食 饮，衣服、居处、动静，由礼则和节，不由礼则触陷生疾；容貌、态度、进退、趋 行，由礼则雅，不由礼则夷固、僻违、庸众而野。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 国家无礼则不宁。诗曰：“礼仪卒度，笑语卒获。”此之谓也。 以善先人者谓之教，以善和人者谓之顺；以不善先人者谓之谄，以不善和人者 谓之谀。是是非非谓之知，非是是非谓之愚。伤良曰谗，害良曰贼。是谓是，非谓 非曰直。窃货曰盗，匿行曰诈，易言曰诞。趣舍无定谓之无常。保利弃义谓之至贼。 多闻曰博，少闻曰浅。多见曰闲，少见曰陋。难进曰偍，易忘曰漏。少而理曰治， 多而乱曰秏。 治气养心之术：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知虑渐深，则一之以易良；勇胆猛 戾，则辅之以道顺；齐给便利，则节之以动止；狭隘褊小，则廓之以广大；卑湿重 迟贪利，则抗之以高志；庸众驽散，则劫之以师友；怠慢僄弃，则照之以祸灾；愚 款端悫，则合之以礼乐，通之以思索。凡治气养心之术，莫径由礼，莫要得师，莫 神一好。夫是之谓治气养心之术也。 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传曰：“君子役物，小 人役于物。”此之谓矣。身劳而心安，为之；利少而义多，为之；事乱君而通，不 如事穷君而顺焉。故良农不为水旱不耕，良贾不为折阅不市，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 道。 体恭敬而心忠信，术礼义而情爱人；横行天下，虽困四夷，人莫不贵。劳苦之 事则争先，饶乐之事则能让，端悫诚信，拘守而详；横行天下，虽困四夷，人莫不 任。体倨固而心埶诈，术顺墨而精杂污；横行天下，虽达四方，人莫不贱。劳苦之 事则偷儒转脱，饶乐之事则佞兑而不曲，辟违而不悫，程役而不录：横行天下，虽 达四方，人莫不弃。 行而供冀，非渍淖也；行而俯项，非击戾也；偶视而先俯，非恐惧也。然夫士 欲独修其身，不以得罪于比俗之人也。 夫骥一日而千里，驽马十驾，则亦及之矣。将以穷无穷，逐无极与？其折骨绝 筋，终身不可以相及也。将有所止之，则千里虽远，亦或迟、或速、或先、或后， 胡为乎其不可以相及也！不识步道者，将以穷无穷，逐无极与？意亦有所止之与？ 夫“坚白”、“同异”、“有厚无厚”之察，非不察也，然而君子不辩，止之也。 倚魁之行，非不难也，然而君子不行，止之也。故学曰迟。彼止而待我，我行而就 之，则亦或迟、或速、或先、或后，胡为乎其不可以同至也！故蹞步而不休，跛鳖 千里；累土而不辍，丘山崇成。厌其源，开其渎，江河可竭。一进一退，一左一右， 六骥不致。彼人之才性之相县也，岂若跛鳖之与六骥足哉！然而跛鳖致之，六骥不 致，是无它故焉，或为之，或不为尔！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其 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远矣。 好法而行，士也；笃志而体，君子也；齐明而不竭，圣人也。人无法，则伥伥 然；有法而无志其义，则渠渠然；依乎法，而又深其类，然后温温然。 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 也？礼然而然，则是情安礼也；师云而云，则是知若师也。情安礼，知若师，则是 圣人也。故非礼，是无法也；非师，是无师也。不是师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犹以 盲辨色，以聋辨声也，舍乱妄无为也。故学也者，礼法也。夫师、以身为正仪，而 贵自安者也。诗云：“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此之谓也。 端悫顺弟，则可谓善少者矣；加好学逊敏焉，则有钧无上，可以为君子者矣。 偷儒惮事，无廉耻而嗜乎饮食，则可谓恶少者矣；加愓悍而不顺，险贼而不弟焉， 则可谓不详少者矣，虽陷刑戮可也。老老而壮者归焉，不穷穷而通者积焉，行乎冥 冥而施乎无报，而贤不肖一焉。人有此三行，虽有大过，天其不遂乎！ 君子之求利也略，其远害也早，其避辱也惧，其行道理也勇。君子贫穷而志广， 富贵而体恭，安燕而血气不惰，劳倦而容貌不枯，怒不过夺，喜不过予。君子贫穷 而志广，隆仁也；富贵而体恭，杀埶也；安燕而血气不衰，柬理也；劳倦而容貌不 枯，好交也；怒不过夺，喜不过予，是法胜私也。书曰：“无有作好，遵王之道。 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义胜私欲也。 【翻译】 见到善良的行为，一定认真地检查自己是否有这种行为；见到不善的行为，一定要严肃地检讨自己；自己身上有了好的德行，就要坚定不移地珍视它；自己身上有不良的品行，就如会因此而被害似的痛恨自己。所以，指出我的缺点而批评又中肯的人，就是我的老师；肯定我，而赞赏又恰当的人，就是我的朋友；谄媚我的人，就是害我的寇贼。所以君子要尊重老师，亲近朋友，而极端痛恨那些谄媚自己的贼人。追求好的德行永远不满足，受到劝告能够警惕，这样即使不想进步，可能吗？小人则与此相反，自己胡作非为，却痛恨别人批评自己；自己极其无能，却期望别人说自己贤能；自己心肠狠毒，行为如同禽兽，却又憎恨别人说妨害自己。他们亲近阿谀奉承自己的人，疏远直言规劝自己改正错误的人，把纠正自己错误的话当作讥笑自己，把极端忠诚的行为当作损害自己，这样的人即使不想灭亡，可能吗？《诗经》说：“胡乱吸取，乱加诋毁，实在是非常可悲啊。本来计划做好事，结果却违反，本来计划不好，反而一一依从。”就是说的这样的小人。 使人无往而不善的法则是：用调理血气来保养身体，那么自己的寿命会仅次于彭祖；用善行来洁身自好，那么自己的名声可与尧、禹媲美。既适宜于用来处守显达的顺境，也有利于处守困窘的境遇，这全在于礼法和信义。凡是使用血气、意志，智慧和思虑的时候，遵循礼法就通达顺利，不遵循礼义就产生谬误错乱，行为就会迟缓怠惰；在吃饭、穿衣、居处及活动的时候，遵循礼义的行为就会和谐适当，不遵循礼义就会触犯禁忌而生病；人的容貌、态度、进退、行走，遵循礼义就温雅可亲，不遵循礼义就显得傲慢、固执、邪僻，粗野。所以，人没有礼义就不能生存，做事情不讲礼义，事情就办不成，国家没有礼义就不能安宁。《诗经》说：“礼仪完全符合法度，一言一笑完全得当。”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用善行引导别人叫做教导，用善行去附和别人叫做顺应，用不良的言行引导别人叫做谄媚，用不好的言行去附和别人叫做阿谀。以是当是，以非当非，就叫做明智，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就叫做愚蠢。用言论中伤善良，就叫做谗言，用言论陷害良士，就叫做虐害。以是为是，以非为非，就是正直。窃取财物，就叫做偷窃，隐瞒自己的行为，就叫做欺骗，信口开河，就叫做虚妄，对追求是进取还是放弃犹豫不决，就叫做无常，为了保住利益而背信弃义，就叫做大贼。听到的事情多叫做广博，听到的事情少叫做浅薄，见多识广叫做僴，见识少叫做孤陋寡闻。难于进取叫做废弛，学过的经常遗忘叫做遗漏。事情少但井井有条叫做治理、管理，事情多但繁多而杂乱无章叫做昏乱不明。 调理血气，修养思想的方法是：对血气刚强的，就用心平气和使其顺服；思想深沉而不明朗的，就用坦率、平易的方法去同化他；勇猛乖张的，就用疏导的方式辅助他；对性急嘴快的，就用动静相辅相成的方式去节制他；对心胸狭窄的，就用宽宏大量来开导他；对于卑下、迟钝、贪图小利的，就用高尚的志向去提高他；对庸俗散漫的，就用良师益友去改造他；对怠慢、轻薄、自暴自弃的，就用招致灾祸后果使他明了；对于愚钝、朴实、端庄、拘谨的，就用礼仪音乐去协调他，用深思熟虑去开导他。凡是调理血气、修养思想的方法，最直接的就是遵循礼义，得到好的老师的指导更重要的了，没有什么比专心一致更神妙的了。这就是所说的调理血气、修养思想的方法。 志向买好就能傲视富贵，看重道义就能鄙薄王公贵族；内心省察自己，就觉得外来的财物轻微了。古书上说：“君子支配外界事物，小人则被外物所支配。”说得就是这个道理。身体劳累，但内心感到安适的事，就去做它；利益少但意义重大的事，就去做它；侍奉暴君违背礼仪而显达，不如侍奉穷困的君主而按照礼仪治理国家。所以好的农民不因为遭到水灾、旱灾就不再耕种，好的商人不因为亏本就不再做买卖，有志向和学问的人不因为贫穷而怠慢道义。 外貌恭敬，内心忠诚，遵循礼义并且性情仁爱，这样的人走遍天下，即使困顿在边远地区，也没有人不敬重他的；劳累辛苦的事抢先去做，有利可图、享乐的事却能让给别人，诚实守信，谨守法度而又明察事理，这样的人走遍天下，即使困顿在边远地区，也没有人不信任他的。外表傲慢固执，内心陰险狡诈，滥用慎到和墨翟的学说，并且性情肮脏，这样的人走遍天下，即使显贵四方，没有人不轻视他的；遇到劳累辛苦的事就逃避，遇到有利可图、得以享乐的事就用花言巧语地谄媚，毫不谦让地迅速抢夺，邪僻恶劣又不忠厚，轻贱而不善良，这样的人走遍天下，即使显贵四方，没有人是不摒弃他的。 走路时小心谨慎，不是因为怕陷于泥沼；走路时低头俯视，不是因为怕碰撞着什么；与别人对视而先低下头，不是因为惧怕对方。读书人这样做，只是想独自修养自己的身心，而不愿去得罪世俗之人。 千里马一天能奔跑千里，劣马跑十天也可以达到。但是，如果用有限的气力要去穷尽无尽的路途，追赶起来没完没了，那么即使劣马跑断了骨头，走断了脚筋，一辈子也不能赶上千里马啊！如果有个终点，那么千里的路程虽然很遥远，也不过是快点、慢点，早点、晚点而已，怎么不能到达目的地呢？不知道走小路的人，是用有限的力量去追逐那无限的目标呢？还是也有个一定的范围和止境呢？对那些“坚白”、“同异”、“有厚无厚”等命题的考察、辨析，不是不明察，然而君子不去辩论它们，是因为有所节制啊。那些怪异的行为，并不是不难做到，但是君子并不去做，也是因为有所节制啊。所以学者说：“当别人停下来等待我的时候，我就努力赶上去，这样或慢或快，或早或晚，怎么不能一同到达目的地呢？”所以只要一步一步地走个不停，那么即使瘸了腿的甲鱼也能走千里；土堆积起来没完，山丘也能够堆成；堵塞水源，开通沟渠，即使是长江、黄河也会枯竭；一会儿前进，一会儿后退，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就是六匹千里马拉车也不能到达目的地。至于人的资质，即使相距悬殊，难道会像瘸了腿的甲鱼和六匹千里马那样悬殊吗？然而瘸了腿的甲鱼能够到达目的地，六匹千里马拉的车却不能到达，这并没有其他的原因，只不过是有的去做，有的不去做罢了！路程即使很近，但如果不走就不能到达；事情虽然很小，但不做就不能完成。那些无所事事的人，他们是不可能超过别人的。 遵守法度，而且尽力遵行的，是学士；意志坚定，而又亲身实践的，是君子；思虑敏捷而智慧又永不枯竭的，是圣人。人没有礼法，就会无所适从；有礼法，却不知其意义，就会局促不安，遵循礼法而又深明事类，精确把握它的具体规则，然后才能温和可亲，得心应手。 礼法，是用来端正自身的行为的；老师，是用来正确解释礼法的。没有礼法，怎么能够端正身心呢？没有老师，又怎能知道礼义是正确的呢？礼法怎样规定就怎样去做，这就是性情习惯于按照礼的要求去做；老师怎么说就怎么说，这就是理智顺从老师。性情习惯于遵礼而行，理智顺从老师，这就是圣人了。所以，违背了礼法，就是无视法度；违背了老师，就是无视老师。不遵照老师的教导，违背礼法，喜欢自以为是，这就好像用盲人去分辨颜色，用聋子去分辨声音，除了胡说妄为是不会干出什么好事来的。所以，学习就是学礼法，老师要以身作则，而且又要安心于这样做。《诗经》说：“不知不觉，顺应天帝的法则。”就是说的这种情况。 端正谨慎而顺从兄长，就可以称为好少年了；如果还好学上进，谦虚敏捷，那就没有人能超过他了，这样的人可以称为君子了。苟且偷安，懒惰怕事，没有廉耻而又贪图吃喝，就可以称为坏少年了；如果还放荡凶暴，不顺从长者，险恶害人，这就叫做凶险的少年了，这样的人即使遭受刑杀，也毫不可惜。 尊敬老人，那么青壮年便会归附；不轻侮处境艰难的人，因而明通事理的人便都会来聚集；暗中做好事，施惠不图报答，这样贤人和不贤的人都会归向你，人有这三种好德行，即使有天大的过失，恐怕上天也不会让他大祸临头吧。 君子对利益的追求不斤斤计较，他能较早的避开祸害，惶惧不安的避免耻辱，他对于道义的奉行是勇往直前的。 即使身处贫困，君子志向是远大的；即使身处富贵，体态容貌却非常恭敬；即使生活安逸，但精神并不松懈懒惰；即使劳累疲乏，但容貌依然端庄；发怒的时候也不过份地处罚人，高兴时也不过份地奖赏人。君子虽然受到贫穷，但志向是远大，这是因为他要尊重仁德；虽然得到富贵，可是容貌是谦恭的，这是因为他不依势作威；虽然安逸，但精神并不松懈懒惰，这是因为他明通道理；虽然身体劳累，但容貌依然端庄，这是因为他爱好礼仪，注重礼节；发怒时、高兴时的赏罚不过度，这是因为礼法战胜了私情。《尚书》说：“不要有所偏好，要循古代圣王的正道；不要有所偏恶，遵循古代圣王的正路。”就说的是君子能用公理正义战胜个人的欲望。 不苟(+翻译) 【原文】 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故怀负石而投河， 是行之难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然而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山渊平”， “天地比”，“齐秦袭”，“入乎耳，出乎口”，“钩有须”，“卵有毛”，是说 之难持者也，而惠施邓析能之。然而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盗跖贪凶，名声 若日月，与舜禹俱传而不息；然而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故曰：君子行不贵 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诗曰：“物其有矣，惟其时矣。” 此之谓也。 君子易知而难狎，易惧而难胁，畏患而不避义死，欲利而不为所非，交亲而不 比，言辩而不辞，荡荡乎其有以殊于世也。 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丑，不能亦丑。君子能则宽容易直以开道人， 不能则恭敬繜绌以畏事人；小人能则倨傲僻违以骄溢人，不能则妒嫉怨诽以倾覆人。 故曰：君子能则人荣学焉，不能则人乐告之；小人能则人贱学焉，不能则人羞告之。 是君子小人之分也。 君子宽而不僈，廉而不刿，辩而不争，察而不激，直立而不胜，坚强而不暴， 柔从而不流，恭敬谨慎而容。夫是之谓至文。诗曰：“温温恭人，惟德之基。”此 之谓也。 君子崇人之德，扬人之美，非谄谀也；正义直指，举人之过，非毁疵也；言己 之光美，拟于舜禹，参于天地，非夸诞也；与时屈伸，柔从若蒲苇，非慑怯也；刚 强猛毅，靡所不信，非骄暴也；以义变应，知当曲直故也。诗曰：“左之左之，君 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以义屈信变应故也。 君子小人之反也：君子大心则敬天而道，小心则畏义而节；知则明通而类，愚 则端悫而法；见由则恭而止，见闭则敬而齐；喜则和而理，忧则静而理；通则文而 明，穷则约而详。小人则不然：大心则慢而暴，小心则婬而倾；知则攫盗而渐，愚 则毒贼而乱；见由则兑而倨，见闭则怨而险；喜则轻而翾，忧则挫而慑；通则骄而 偏，穷则弃而儑。传曰：“君子两进，小人两废。”此之谓也。 君子治治，非治乱也。曷谓邪？曰：礼义之谓治，非礼义之谓乱也。故君子者， 治礼义者也，非治非礼义者也。然则国乱将弗治与？曰：国乱而治之者，非案乱而 治之之谓也。去乱而被之以治。人污而修之者，非案污而修之之谓也，去污而易之 以修。故去乱而非治乱也，去污而非修污也。治之为名，犹曰君子为治而不为乱， 为修而不为污也。 君子絜其身而同焉者合矣，善其言而类焉者应矣。故马鸣而马应之，牛鸣而牛 应之，非知也，其埶然也。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弹其冠，人之情也。其谁能以 己之潐潐，受人之掝掝者哉！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惟仁之为守，惟义之为行。诚心守仁则 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变化代兴，谓之 天德。天不言而人推其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其厚焉，四时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 常，以至其诚者也。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亲，不怒而威：夫此顺命，以慎 其独者也。善之为道者，不诚则不独，不独则不形，不形则虽作于心，见于色，出 于言，民犹若未从也；虽从必疑。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知矣， 不诚则不能化万民；父子为亲矣，不诚则疏；君上为尊矣，不诚则卑。夫诚者，君 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其类至。操之则得之，舍之则失之。操而得 之则轻，轻则独行，独行而不舍，则济矣。济而材尽，长迁而不反其初，则化矣。 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听视者近，而所闻见者远。是何邪？则操术 然也。故千人万人之情，一人之情也。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后王是也。 君子审后王之道，而论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议。推礼义之统，分是非之分，总天下 之要，治海内之众，若使一人。故操弥约，而事弥大。五寸之矩，尽天下之方也。 故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内之情举积此者，则操术然也。 有通士者，有公士者，有直士者，有悫士者，有小人者。上则能尊君，下则能 爱民，物至而应，事起而辨，若是则可谓通士矣。不下比以闇上，不上同以疾下， 分争于中，不以私害之，若是则可谓公士矣。身之所长，上虽不知，不以悖君；身 之所短，上虽不知，不以取赏；长短不饰，以情自竭，若是则可谓直士矣。庸言必 信之，庸行必慎之，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独甚，若是则可谓悫士矣。言无常信， 行无常贞，唯利所在，无所不倾，若是则可谓小人矣。 公生明，偏生闇，端悫生通，诈伪生塞，诚信生神，夸诞生惑。此六生者，君 子慎之，而禹桀所以分也。 欲恶取舍之权：见其可欲也，则必前后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必前后 虑其可害也者，而兼权之，孰计之，然后定其欲恶取舍。如是则常不失陷矣。凡人 之患，偏伤之也。见其可欲也，则不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不虑其可害也 者。是以动则必陷，为则必辱，是偏伤之患也。 人之所恶者，吾亦恶之。夫富贵者，则类傲之；夫贫贱者，则求柔之。是非仁 人之情也，是奸人将以盗名于晻世者也，险莫大焉。故曰：盗名不如盗货。田仲史 ?不如盗也。 【翻译】 君子对于行为，不以不正当的难能为可贵；对于学说，不以不正当的明察为宝贵；对于名声，不以不正当的流传为珍贵；只有行为、学说、名声符合了礼义才是宝贵的。所以怀里抱着石头而投河自杀，这是难以做到的行为，但申徒狄却能够这样做；然而君子并不推崇，是因为它不合礼义的中正之道。高山和深渊高低相等，天和地高低一样，齐国、秦国相毗连，从耳朵中进去从嘴巴里出来，女人有胡须，蛋有羽毛，这些都是难以把握的学说，但惠施、邓析却能论证它们；然而君子并不赏识，是因为它们不合礼义的中正之道。盗跖的名字常挂在人们嘴边，名声就像太陽、月亮一样无人不知，和舜、禹等一起流传而永不磨灭；然而君子并不珍重，是因为它不合礼义的中正之道。所以说：君子对于行为，不以不正当的难能为可贵；对于学说，不以不正当的明察为宝贵；对于名声，不以不正当的流传为珍贵；只有行为、学说、名声符合了礼义才是宝贵的。《诗》云：“既要有其物，又要得其时。”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君子容易结交，但难以勾搭；容易恐惧，但难以胁迫；害怕祸患，但不逃避为正义而牺牲；希望得利，但不做自己认为是错误的事；与人结交很亲密，但不勾结；言谈雄辩，但不玩弄辞藻。胸怀是多么宽广啊！他是和世俗有所不同的。 君子有才能也是美好的，没有才能也是美好的；小人有才能也是丑恶的，没有才能也是丑恶的。君子有才能，就宽宏大量平易正直地来启发引导别人；没有才能，就恭恭敬敬谦虚退让来小心侍奉别人。小人有才能，就骄傲自大邪僻背理地来傲视欺凌别人；没有才能，就嫉妒怨恨诽谤来倾轧搞垮别人。所以说：君子有才能，那么别人就会把向他学习看作光荣；没有才能，那么别人就会乐意地告诉他知识。小人有才能，那么别人就会把向他学习看作为卑鄙；没有才能，那么别人就不愿意告诉他什么。这就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 君子宽宏大量，但不懈怠马虎；方正守节，但不尖刻伤人；能言善辩，但不去争吵；洞察一切，但不过于激切；卓尔不群，但不盛气凌人；坚定刚强，但不粗鲁凶暴；宽柔和顺，但不随波逐流；恭敬谨慎，但待人宽容。这可以称为最文雅最合乎礼义的了。《诗》云：“温柔谦恭的人们，是以道德为根本。”说的就是这种人了。 君子推崇别人的德行，赞扬别人的优点，并不是出于谄媚阿谀；公正地议论、直接地指出别人的过错，并不是出于诋毁挑剔；说自己十分美好，可以和舜、禹相比拟，和天地相并列，并不是出于浮夸欺骗；随着时势或退缩或进取，柔顺得就像香蒲和芦苇一样，并不是出于懦弱胆怯；刚强坚毅，没有什么地方不挺直，并不是出于骄傲横暴。这些都是根据道义来随机应变、知道该屈曲就屈曲该伸直就伸直的缘故啊。《诗》云：“该在左就在左，君子在左无不可；该在右就在右，君子在右也常有。”这说的是君子能根据道义来屈伸进退随机应变的事。 君子，是小人的反面。如果君子心往大的方面用，就会敬奉自然而遵循规律；如果心往小的方面用，就会敬畏礼义而有所节制；如果聪明，就会明智通达而触类旁通；如果愚钝，就会端正诚笃而遵守法度；如果被起用，就会恭敬而不放纵；如果不见用，就会戒慎而整治自己；如果高兴了，就会平和地去治理；如果忧愁了，就会冷静地去处理；如果显贵，就会文雅而明智；如果困窘，就会自我约束而明察事理。小人就不是这样，如果心往大的方面用，就会傲慢而粗暴；如果心往小的方面用，就会邪恶而倾轧别人；如果聪明，就会巧取豪夺而用尽心机；如果愚钝，就会狠毒残忍而作乱；如果被起用，就会高兴而傲慢；如果不见用，就会怨恨而险恶；如果高兴了，就会轻浮而急躁；如果忧愁了，就会垂头丧气而心惊胆战；如果显贵，就会骄横而不公正；如果困窘，就会自暴自弃而志趣卑下。古书上说：“君子在相对的两种情况下都在进步，小人在相对的两种情况下都在堕落。”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君子整治有秩序的国家，而不整治混乱的国家。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符合礼义叫做有秩序，违背礼义叫做混乱。所以君子整治符合礼义的国家，而不整治违背礼义的国家。这样的话，那么国家混乱了就不去整治吗？回答说：国家混乱而去整治它，并不是说在那混乱的基础上去整治它，而是要除去混乱，再给它加上有秩序。就像人的外表或思想肮脏了而去整治他一样，并不是说在那肮脏的基础上去整治他，而是要除去肮脏而换上美好的外表或思想。除去混乱并不等于整治混乱，除去肮脏并不等于整治肮脏。整治作为一个概念，就等于说，君子只搞有秩序的而不搞混乱的、只搞美好的而不搞肮脏的。 君子整洁自己的身心，因而和他志同道合的人就聚拢来了；完善自己的学说，因而和他观点相同的人就来响应了。所以马鸣叫就有马来应和它，牛鸣叫就有牛来应和它，这并不是因为它们懂事，而是那客观情势就是这样的。所以刚洗过澡的人总要抖一下自己的衣服，刚洗过头的人总要弹一下自己的帽子，这是人之常情啊。有谁能让自己的洁白蒙受别人的玷污呢？ 君子保养身心没有比真诚更好的了，做到了真诚，那就没有其他的事情了，只要守住仁德，只要奉行道义就行了。真心实意地坚持仁德，仁德就会在行为上表现出来，仁德在行为上表现出来，就显得神明，显得神明，就能感化别人了；真心实意地奉行道义，就会变得理智，理智了，就能明察事理，明察事理，就能改造别人了。改造感化轮流起作用，这叫做天德。上天不说话而人们都推崇它高远，大地不说话而人们都推崇它深厚，四季不说话而百姓都知道春、夏、秋、冬变换的时期：这些都是有了常规因而达到真诚的。君子有了极高的德行，虽沉默不言，人们也都明白；没有施舍，人们却亲近他；不用发怒，就很威严：这是顺从了天道因而能在独自一人时也谨慎不苟的人。君子改造感化人之道是这样的：如果不真诚，就不能慎独；不能慎独，道义就不能在日常行动中表现出来；道义不能在日常行动中表现出来，那么即使发自内心，表现在脸色上，发表在言论中，人们仍然不会顺从他；即使顺从他，也一定迟疑不决。天地要算大的了，不真诚就不能化育万物；圣人要算明智的了，不真诚就不能感化万民；父子之间要算亲密的了，不真诚就会疏远；君主要算尊贵的了，不真诚就会受到鄙视。真诚，是君子的操守，政治的根本。只要立足于真诚，同类就会聚拢来了；保持真诚，会获得同类；丢掉真诚，会失去同类。保持真诚而获得了同类，那么感化他们就容易了；感化他们容易了，那么慎独的作风就能流行了；慎独的作风流行了再紧抓不放，那么人们的真诚就养成了。人们的真诚养成了，他们的才能就会完全发挥出来，永远地使人们趋向于真诚而不回返到他们邪恶的本性上，那么他们就完全被感化了。 君子地位尊贵了，而内心仍很恭敬；心只有方寸之地，但心怀的理想却很远大；能听到、能看到的很近，而听见、看见的东西却很远。这是为什么呢？是君子掌握了一定的方法才能这样。因为那千千万万个人的心情，和一个人的心情是一样的；天地开辟时的情况，和今天是一样的；上百代帝王的统治之道，和后代帝王是一样的。君子审察了当代帝王的统治之道，从而再去考查上百代帝王之前的政治措施，就像端正身体拱着手来议论之从容不劳。推究礼义的纲领，分清是非的界限，总揽天下的要领，用来治理海内的民众，就像役使一个人一样。所以掌握的方法越简约，能办成的事业就越大；就像五寸长的曲尺，能够画出天下所有的方形一样。所以君子不用走出内室厅堂而天下的情况就都聚集在他这里了，这是因为掌握了一定的方法才使他这样的啊。 有通达事理的人，有公正无私的人，有耿直爽快的人，有拘谨老实的人，还有小人。上能尊敬君主，下能爱抚民众，事情来了能应付，事件发生了能处理，像这样就可以称为通达事理的人了。不在下面互相勾结去愚弄君主，不向上迎合君主去残害臣民，在一些事情中有了分歧争执，不因为个人的利益去陷害对方，像这样就可以称为公正无私的人了。本身的长处，君主即使不知道，也不将它瞒过君主；本身的短处，君主即使不知道，也不靠它骗取奖赏；长处短处都不加掩饰，将真实的情况主动地暴露无遗，像这样就可以称为耿直爽快的人了。说一句平常的话也一定老老实实，做一件平常的事也一定小心谨慎，不敢效法流行的习俗，也不敢干他个人特别爱好的事，像这样就可以称为拘谨老实的人了。说话经常不老实，行为经常不忠贞，只要是有利可图的地方，就没有不使他倾倒的，像这样就可以称为小人了。 公正会产生聪明，偏私会产生愚昧；端正谨慎会产生通达，欺诈虚伪会产生闭塞；真诚老实会产生神明，大言自夸会产生糊涂。这六种相生，君子要谨慎对待，也是禹和桀不同的地方。 是追求还是厌恶、是摄取还是舍弃的权衡标准是：看见那可以追求的东西，就必须前前后后考虑一下它可厌的一面；看到那可以得利的东西，就必须前前后后考虑一下它可能造成的危害；两方面权衡一下，仔细考虑一下，然后决定是追求还是厌恶、是摄取还是舍弃。像这样就往往不会失误了。大凡人们的祸患，往往是片面性害了他们：看见那可以追求的东西，就不考虑考虑它可厌的一面；看到那可以得利的东西，就不去反顾一下它可能造成的危害。因此行动起来就必然失足，干了就必然受辱，这是片面性害了他们而造成的祸患啊。 别人所厌恶的，我也厌恶它。对那富贵的人一律傲视，对那贫贱的人一味屈就，这并不是仁人的感情，这是奸邪的人用来在黑暗的社会里盜取名誉的做法，用心再险恶没有了。所以说：“欺世盜名的不如偷窃财物的。”田仲、史鰌还不如个贼。 荣辱(+翻译) 【原文】 憍泄者，人之殃也；恭俭者，偋五兵也。虽有戈矛之刺，不如恭俭之利也。故 与人善言，暖于布帛；伤人之言，深于矛戟。故薄薄之地，不得履之，非地不安也， 危足无所履者，凡在言也。巨涂则让，小涂则殆，虽欲不谨，若云不使。 快快而亡者、怒也，察察而残者、忮也，博而穷者、訾也，清之而俞浊者、口 也，豢之而俞瘠者、交也，辩而不说者、争也，直立而不见知者、胜也，廉而不见 贵者、刿也，勇而不见惮者、贪也，信而不见敬者、好剸行也。此小人之所务，而 君子之所不为也。 斗者，忘其身者也，忘其亲者也，忘其君者也。行其少顷之怒，而丧终身之躯， 然且为之，是忘其身也；家室立残，亲戚不免乎刑戮，然且为之，是忘其亲也；君 上之所恶也，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且为之，是忘其君也。忧忘其身，内忘其亲，上 忘其君，是刑法之所不舍也，圣王之所不畜也。乳彘触虎，乳狗不远游，不忘其亲 也。人也，忧忘其身，内忘其亲，上忘其君，则是人也，而曾狗彘之不若也。 凡斗者，必自以为是，而以人为非也。己诚是也，人诚非也，则是己君子，而 人小人也；以君子与小人相贼害也，忧以忘其身，内以忘其亲，上以忘其君，岂不 过甚矣哉！是人也，所谓以狐父之戈钃牛矢也。将以为智邪？则愚莫大焉；将以为 利邪？则害莫大焉；将以为荣邪？则辱莫大焉；将以为安邪？则危莫大焉。人之有 斗，何哉？我欲属之狂惑疾病邪？则不可，圣王又诛之。我欲属之鸟鼠禽兽邪？则 又不可，其形体又人，而好恶多同。人之有斗，何哉？我甚丑之。 有狗彘之勇者，有贾盗之勇者，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争饮食，无 廉耻，不知是非，不辟死伤，不畏众强，牟牟然惟利饮食之见，是狗彘之勇也。为 事利，争货财，无辞让，果敢而振，猛贪而戾，牟牟然惟利之见，是贾盗之勇也。 轻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 重死持义而不桡，是士君子之勇也。 鯈魾者，浮陽之鱼也，胠于沙而思水，则无逮矣。挂于患而思谨，则无益矣。 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穷，怨天者无志。失之己，反之人，岂不迂 乎哉！ 荣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体：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者常通， 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穷者常制于人：是荣辱之大分也。材悫者常安利，荡悍者 常危害；安利者常乐易，危害者常忧险；乐易者常寿长，忧险者常夭折：是安危利 害之常体也。 夫天生蒸民，有所以取之：志意致修，德行致厚，智虑致明，是天子之所以取 天下也。政令法，举措时，听断公，上则能顺天子之命，下则能保百姓，是诸侯之 所以取国家也。志行修，临官治，上则能顺上，下则能保其职，是士大夫之所以取 田邑也。循法则、度量、刑辟、图籍、不知其义，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也；父子 相传，以持王公，是故三代虽亡，治法犹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职也。孝弟原 悫，軥录疾力，以敦比其事业，而不敢怠傲，是庶人之所以取暖衣饱食，长生久视， 以免于刑戮也。饰邪说，文奸言，为倚事，陶诞突盗，惕悍憍暴，以偷生反侧于乱 世之间，是奸人之所以取危辱死刑也。其虑之不深，其择之不谨，其定取舍楛僈， 是其所以危也。 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 所以求之之道则异矣：小人也者，疾为诞而欲人之信己也，疾为诈而欲人之亲己也， 禽兽之行而欲人之善己也；虑之难知也，行之难安也，持之难立也，成则必不得其 所好，必遇其所恶焉。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己也；忠矣，而亦欲人之亲 己也；修正治辨矣，而亦欲人之善己也；虑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 成则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恶焉。是故穷则不隐，通则大明，身死而名弥白。小 人莫不延颈举踵而愿曰：“知虑材性，固有以贤人矣。”夫不知其与己无以异也。 则君子注错之当，而小人注错之过也。故孰察小人之知能，足以知其有余，可以为 君子之所为也。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错 习俗之节异也。仁义德行，常安之术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污僈突盗，常危之术也， 然而未必不安也。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 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 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辨白黑美恶，耳辨声音清浊，口辨酸 咸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体肤理辨寒暑疾养，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无待而 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可以为尧禹，可以为桀跖，可以为工匠，可以为农贾， 在埶注错习俗之所积耳。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 为尧禹则常安荣，为桀跖则常危辱；为尧禹则常愉佚，为工匠农贾则常烦劳；然而 人力为此，而寡为彼，何也？曰：陋也。尧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于变故，成 乎修为，待尽而后备者也。人之生固小人，无师无法则唯利之见耳。人之生固小人， 又以遇乱世，得乱俗，是以小重小也，以乱得乱也。君子非得埶以临之，则无由得 开内焉。今是人之口腹，安知礼义？安知辞让？安知廉耻隅积？亦呥呥而嚼，乡乡 而饱已矣。人无师无法，则其心正其口腹也。今使人生而未尝睹刍豢稻粱也，惟菽 藿糟糠之为睹，则以至足为在此也，俄而粲然有秉刍豢稻梁而至者，则瞲然视之曰： 此何怪也？彼臭之而嗛于鼻，尝之而甘于口，食之而安于体，则莫不弃此而取彼矣。 今以夫先王之道，仁义之统，以相群居，以相持养，以相藩饰，以相安固邪。以夫 桀跖之道，是其为相县也，几直夫刍豢稻梁之县糟糠尔哉！然而人力为此，而寡为 彼，何也？曰：陋也。陋也者，天下之公患也，人之大殃大害也。故曰：仁者好告 示人。告之、示之、靡之、儇之、鈆之、重之，则夫塞者俄且通也，陋者俄且僩也， 愚者俄且知也。是若不行，则汤武在上曷益？桀纣在上曷损？汤武存，则天下从而 治，桀纣存，则天下从而乱。如是者，岂非人之情，固可与如此，可与如彼也哉！ 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然 而穷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今人之生也，方知畜鸡狗猪彘，又蓄牛羊，然 而食不敢有酒肉；余刀布，有囷窌，然而衣不敢有丝帛；约者有筐箧之藏，然而行 不敢有舆马。是何也？非不欲也，几不长虑顾后，而恐无以继之故也？于是又节用 御欲，收歛蓄藏以继之也。是于己长虑顾后，几不甚善矣哉！今夫偷生浅知之属， 曾此而不知也，粮食大侈，不顾其后，俄则屈安穷矣。是其所以不免于冻饿，操瓢 囊为沟壑中瘠者也。况夫先王之道，仁义之统，诗书礼乐之分乎！彼固为天下之大 虑也，将为天下生民之属，长虑顾后而保万世也。其流长矣，其温厚矣，其功盛姚 远矣，非顺孰修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故曰：短绠不可以汲深井之泉，知不几者 不可与及圣人之言。夫诗书礼乐之分，固非庸人之所知也。故曰：一之而可再也， 有之而可久也，广之而可通也，虑之而可安也，反鈆察之而俞可好也。以治情则利， 以为名则荣，以群则和，以独则足，乐意者其是邪！ 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则从人之欲，则埶不能容，物 不能赡也。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 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谷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 故仁人在上，则农以力尽田，贾以察尽财，百工以巧尽械器，士大夫以上至于公侯， 莫不以仁厚知能尽官职。夫是之谓至平。故或禄天下，而不自以为多，或监门御旅， 抱关击柝，而不自以为寡。故曰：“斩而齐，枉而顺，不同而一。”夫是之谓人伦。 诗曰：“受小共大共，为下国骏蒙。”此之谓也。 【翻译】 骄傲轻慢，是人的祸殃；恭敬谦逊，可以屏除各种兵器的残杀，可见即使有戈矛的尖刺，也不如恭敬谦逊的厉害。所以和别人说善意的话，比给他穿件衣服还温暖；用恶语伤人，就比矛戟刺得还深。所以磅礴宽广的大地，不能踩在它上面，并不是因为地面不安稳；踮着脚没有地方可以踩下去的原因，都在于说话伤了人啊。大路很拥挤，小路又危险，即使想不谨慎，又好像有什么迫使其非谨慎不可。 痛快一时却导致死亡的，是由于忿怒；明察一切而遭到残害的，是由于嫉妒；知识渊博而处境困厄的，是由于毁谤；想要澄清而愈来愈混沌，是由于口舌；供养款待别人而交情越来越淡薄，是由于待人接物不当；能言善辩而不被人喜欢，是由于好争执；立身正直而不被人理解，是由于盛气凌人；方正守节而不受人尊重，是由于尖刻伤人；勇猛无比而不受人敬畏，是由于贪婪；恪守信用而不受人尊敬，是由于喜欢独断专行。这些都是小人所干的，是君子所不干的。 斗殴的人，是忘记了自己身体的人，是忘记了自己亲人的人，是忘记了自己君主的人。发泄他一时的忿怒，将丧失终身的躯体，然而还是去搞斗殴，这便是忘记了自己的身体；家庭立刻会遭到摧残，亲戚也不免受刑被杀，然而还是去搞斗殴，这便是忘记了自己的亲人；斗殴是君主所厌恶的，是刑法所严格禁止的，然而还是去搞斗殴，这便是忘记了自己的君主。就可忧虑的事来说，是忘记了自身；从家庭内部来说，是忘记了亲人；对上来说，是忘记了君主；这种人是刑法所不能放过的，也是圣明的帝王所不容的。哺乳的母猪不去触犯老虎，喂奶的母狗不到远处游逛，这是因为它们没忘记自己的亲骨肉啊。作为一个人，就可忧虑的事来说，忘记了自身；从家庭内部来说，忘记了亲人；对上来说，忘记了君主；这种人啊，就连猪狗也不如了。 凡是斗殴的人，一定认为自己是对的而认为别人是错的。自己如果真是对的，别人如果真是错的，那么自己就是君子而别人就是小人了。以君子的身份去和小人互相残害，就可忧虑的事来说，是忘记了自身；从家庭内部来说，是忘记了自己的亲人；对上来说，是忘记了自己的君主；这难道不是错得太厉害了么？这种人，就是平常所说的用狐父出产的利戈来斩牛屎。要是看作聪明吧，其实没有比这更愚蠢的了；要是看作有利吧，其实没有比这更有害的了；要是看作光荣吧，其实没有比这更耻辱的了；要是看作安全吧，其实没有比这更危险的了。人们有斗殴的行为，到底为了什么呢？我想把这种行为归属于疯狂、惑乱等精神病吧，但又不可以，因为圣明的帝王还是要处罚这种行为的；我想把他们归到鸟鼠禽兽中去吧，但也不可以，因为他们的形体还是人，而且爱憎也大多和别人相同。人们会发生斗殴，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我认为这种行为是很丑恶的。 有狗和猪的勇敢，有商人和盗贼的勇敢，有小人的勇敢，有士君子的勇敢。争喝抢吃，没有廉耻，不懂是非，不顾死伤，不怕众人的强大，眼红得只看到吃喝，这是狗和猪的勇敢。做事图利，争夺财物，没有推让，行动果断大胆而振奋，心肠凶猛、贪婪而暴戾，眼红得只看见财利，这是商人和盗贼的勇敢。不在乎死亡而行为暴虐，是小人的勇敢。合乎道义的地方，就不屈服于权势，不顾自己的利益，把整个国家都给他他也不改变观点，虽然看重生命、但坚持正义而不屈不挠，这是士君子的勇敢。 白鲦，是喜欢浮在水面上晒太陽的鱼儿；但搁浅在沙滩上再想得到水，就来不及了。困在灾祸之中再想小心谨慎，就毫无裨益了。有自知之明的人不怪怨别人，懂得命运的人不埋怨老天；怪怨别人的人就会走投无路，埋怨老天的人是没有见识。错误在自己身上，却反而去责求别人，岂不是绕远了吗？ 光荣和耻辱的主要区别、安危利害的一般情况是：先考虑道义而后考虑利益的就会得到光荣，先考虑利益而后考虑道义的就会受到耻辱；光荣的人常常通达，耻辱的人常常穷困；通达的人常常统治人，穷困的人常常被人统治：这就是光荣和耻辱的主要区别。有才能而又谨慎的人常常安全得利，放荡凶悍的人常常危险受害；安全得利的人常常快乐舒坦，危险受害的人常常忧愁而有危机感；快乐舒坦的人常常长寿；忧愁而有危机感的人常常夭折：这就是安危利害的一般情况。 自然界造就了众人，都有取得各自生存条件的缘由。思想极其美好，德行极其宽厚，谋虑极其英明，这是天子取得天下的缘由。政令合于法度，措施合乎时宜，料理决断政事公正，上能顺从天子的命令，下能安抚百姓，这是诸侯取得国家的缘由。思想行为美好，当官善于管理，上能顺从国君，下能恪守自己的职责，这是士大夫取得田地封邑的缘由。按照法律准则、尺度量器、刑法、地图户籍来办事，即使不懂它们的旨意，也严格地遵守具体条文，小心谨慎地不敢删减或增加，父亲将它们传给儿子，用来扶助王公；所以夏、商、周三代虽然都灭亡了，但政策法制仍然保存着，这是各级官吏取得俸禄的缘由。孝顺父母、敬爱兄长，老实谨慎，勤劳卖力，以此来从事自己的事业，而不敢懈怠轻慢，这是平民百姓取得丰衣足食、健康长寿而免受刑罚杀戮的缘由。粉饰邪恶的学说，美化奸诈的言论，干怪诞的事，招摇撞骗、强取豪夺，放荡凶悍、骄横残暴，靠这些在混乱的社会之中苟且偷生，不安其位，这是奸邪的人自取危险、耻辱、死亡、刑罚的缘由。他们考虑问题不深入，他们选择人生道路不谨慎，他们确定自己的取舍时粗疏而漫不经心，这就是他们危亡的原因。资质、本性、智慧、才能，君子、小人是一样的。喜欢光荣而厌恶耻辱，爱好利益而憎恶祸害，这是君子，小人所相同的，至于他们用来求取光荣、利益的途径就不同了。小人嘛，肆意妄言却还要别人相信自己，竭力欺诈却还要别人亲近自己，禽兽一般的行为却还要别人赞美自己。他们考虑问题难以明智，做起事来难以稳妥，坚持的一套难以成立，结果就一定不能得到他们所喜欢的光荣和利益，而必然会遭受他们所厌恶的耻辱和祸害。至于君子嘛，对别人说真话，也希望别人相信自己；对别人忠诚，也希望别人亲近自己；善良正直而处理事务合宜，也希望别人赞美自己。他们考虑问题容易明智，做起事来容易稳妥，坚持的主张容易成立，结果就一定能得到他们所喜欢的光荣和利益，一定不会遭受他们所厌恶的耻辱和祸害；所以他们穷困时名声也不会被埋没，而通达时名声就会十分显赫，死了以后名声会更加辉煌。小人无不伸长了脖子踮起了脚跟而羡慕地说：“这些人的智慧、思虑、资质、本性，肯定有超过别人的地方啊。”他们不知道君子的资质才能与自己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君子将它措置得恰当，而小人将它措置错了。所以仔细地考察一下小人的智慧才能，就能够知道它们是绰绰有余地可以做君子所做的一切的。拿它打个比方来说，越国人习惯于越国，楚国人习惯于楚国，君子习惯于华夏；这并不是智慧、才能、资质、本性造成的，这是由于对其资质才能的措置以及习俗的节制之不同所造成的啊。 奉行仁义道德，是常常能得到安全的办法，然而不一定就不发生危险；污秽卑鄙强取豪夺，是常常会遭受危险的办法，但是不一定就得不到安全。君子遵循那正常的途径，而小人遵循那怪僻的途径。 大凡人都有一致相同的地方：饿了就想吃，冷了就想暖和些，累了就想休息，喜欢得利而厌恶受害，这是人生来就有的本性，它是无需依靠什么就会这样的，它是禹、桀所相同的；眼睛能辨别白黑美丑，耳朵能辨别音声清浊，口舌能辨别酸咸甜苦，鼻子能辨别芳香腥臭，身体皮肤能辨别冷热痛痒，这又是人生下来就有的资质，它是不必依靠什么就会这样的，它是禹、桀所相同的。人们可以凭借这些本性和资质去做尧、禹那样的贤君，可以凭借它去做桀、跖那样的坏人，可以凭借它去做工匠，可以凭借它去做农夫、商人，这都在于各人对它的措置以及习俗的积累罢了。做尧、禹那样的人，常常安全而光荣，做桀、跖那样的人，常常危险而耻辱；做尧、禹那样的人常常愉悦而安逸，做工匠、农夫、商人常常麻烦而劳累。然而人们尽力做这种危辱烦劳的事而很少去做那种光荣悦逸的事，为什么呢？这是由于浅陋无知。尧、禹这种人，并不是生下来就具备了当圣贤的条件，而是从改变他原有的本性开始，由于整治身心才成功的，而整治身心的所作所为，是等到原有的恶劣本性都除去了而后才具备的啊。 人生下来的时候，本来就是小人，如果没有老师教导、没有法度约束，就只会看到财利罢了。人生下来的时候，本来就是小人，又因为碰上了混乱的社会、接触了昏乱的习俗，这样，就在渺小卑鄙的本性上又加上了渺小卑鄙，使昏乱的资质又染上了昏乱的习俗。君子如果不能得到权势来统治他们，那就没有办法打开他们的心窍来向他们灌输好思想。现在这些人的嘴巴和肠胃，哪里懂得什么礼节道义？哪里懂得什么推辞谦让？哪里懂得什么廉洁和羞耻、局部的小道理和综合的大道理？也只是知道慢吞吞地嚼东西、香喷喷地吃个饱罢了。人没有老师教导、没有法度约束，那么他们的心灵也就完全和他们的嘴巴肠胃一样只知吃喝了。假如人生下来后从来没有看见过牛羊猪狗等肉食和稻米谷子等细粮，只见过豆叶之类的蔬菜和糟糠之类的粗食，那就会认为最满意的食物就是这些东西了；但如果一会儿显眼地有个拿着肉食和细粮的人来到跟前，他就会瞪着眼惊奇地看着它说：“这是什么怪东西呀？”他闻闻它，鼻子里闻不出什么不好的味道；尝尝它，嘴巴里甜甜的；吃了它，身体感到很舒服；那就没有谁不抛弃这豆叶糟糠之类而求取那肉食细粮了。现在是用那古代帝王的办法和仁义的纲领，来帮助人们合群居住，帮助人们得到保养，帮助人们得到服饰，帮助人们得到安全和稳定呢？还是用那桀、跖的办法？这两种办法是相悬殊的，它们难道只是那肉食细粮和糟糠的悬殊么？然而人们竭力搞桀、跖的这一套而很少去搞古代帝王的那一套，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浅陋无知。浅陋无知，实在是天下人的通病，是人们的大灾大难啊。所以说：讲究仁德的人喜欢把道理告诉给别人、做榜样给别人看。把道理告诉给他们，做榜样给他们看，使他们顺从，使他们明智，使他们遵循仁义之道，向他们反复重申，那么那些闭塞的人很快就会开窍，孤陋寡闻的人很快就会眼界开阔，愚蠢的人很快就会聪明了。这些事情如果不干，那么商汤、周武王这样的贤君处在上位又有什么好处？夏桀、商纣王这样的暴君处在君位又有什么损害？商汤、周武王在，那么天下随之而安定；夏桀、商纣王在，那么天下便跟着混乱。出现像这样的情况，难道不是因为人们的性情原来就可以像这样、也可以像那样的么？ 人之常情：吃东西，希望有美味佳肴；穿衣服，希望有绣着彩色花纹的绸缎；出行，希望有车马；又希望富裕得拥有绰绰有余的财产积蓄；然而他们一年到头、世世代代都知道财物不足，这就是人之常情。所以现在人们活着，知道畜养鸡狗猪，又畜养牛羊，但是吃饭时却不敢有酒肉；钱币有余，又有粮仓地窖，但是穿衣却不敢穿绸缎；节约的人拥有一箱箱的积蓄，但是出行却不敢用车马。这是为什么呢？这并不是不想要啊，这岂不是他们作长远打算、顾及以后而怕没有什么东西来继续维持生活的缘故么？于是他们又节约费用、抑制欲望、收聚财物、贮藏粮食以便继续维持以后的生活，这种为了自己的长远打算、顾及今后生活，岂不是很好的么？现在那些苟且偷生、浅陋无知之辈，竟连这种道理都不懂；他们过分地浪费粮食，不顾自己以后的生活，不久就消费得精光而陷于困境了。这就是他们不免受冻挨饿、拿着讨饭的瓢儿布袋而成为山沟中的饿死鬼的原因。他们连怎样过日子都不懂，更何况是那些古代圣王的思想原则，仁义的纲领，《诗》、《书》、《礼》、《乐》的道理呢！那些原则、纲领之类本来就是治理天下的重大规划，是要为天下所有的人民从长考虑、照顾到以后的生计从而保住子孙万代的；它的流传已很长久了，它的蕴积已根深厚了，它的丰功伟绩已很遥远了，如果不是顺从它、精通它、学习它、实行它的君子，是不能够理解它的。所以说：短绳不可以用来汲取深井中的泉水，知识不到家的人就不能和他论及圣人的言论。那《诗》、《书》、《礼》、《乐》的道理，本来就不是平庸的人所能理解的。所以说：精通了其一，就可以精通其二；掌握了它们，就可以长期运用；将它们推而广之，就可以触类旁通；经常想想它们，就可以平安无事；反复遵循它们弄清楚它们，就更喜欢它们。用它们来调理情欲，就能得到好处；用它们来成就名声，就会荣耀；用它们来和众人相处，就能和睦融洽；用它们来独善其身，那就能心情快乐；想来大概就是这样的吧！ 高贵得做天子，富裕得拥有天下，这是人心所共同追求的；但如果顺从人们的欲望，那么从权势上来说是不能容许的，从物质上来说是不能满足的。所以古代圣明的帝王给人们制定了礼义来区别他们，使他们有高贵与低贱的等级，有年长与年幼的差别，有聪明与愚蠢、贤能与无能的分别，使他们每人都承担自己的工作而各得其所，然后使俸禄的多少厚薄与他们的地位和工作相称，这就是使人们群居在一起而能协调一致的办法啊。 所以仁人处在君位上，那么农民就把自己的力量全部用在种地上，商人就把自己的精明全都用在理财上，各种工匠就把自己的技巧全都用在制造器械上，士大夫以上直到公爵、侯爵没有不将自己的仁慈宽厚聪明才能都用在履行公职上，这种情况叫做大治。所以有的人富有天下，也不认为自己拥有的多；有的人看管城门、招待旅客、守卫关卡、巡逻打更，也不认为自己所得的少。所以说：“有了参差才能达到整齐，有了枉曲才能归于顺，有了不同才能统于一。”这就叫做人的伦常关系。《诗》云：“接受小法与大法，庇护各国安天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啊。 非相(+翻译) 【原文】 相人，古之人无有也，学者不道也。古者有姑布子卿，今之世梁有唐举，相人 之形状颜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称之。古之人无有也，学者不道也。故相形不 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形不胜心，心不胜术；术正而心顺之，则形相虽恶而心术 善，无害为君子也。形相虽善而心术恶，无害为小人也。君子之谓吉，小人之谓凶。 故长短小大，善恶形相，非吉凶也。古之人无有也，学者不道也。 盖帝尧长，帝舜短；文王长，周公短；仲尼长，子弓短。昔者卫灵公有臣曰公 孙吕，身长七尺，面长三尺，焉广三寸，鼻目耳具，而名动天下。楚之孙叔敖，期 思之鄙人也，突秃长左，轩较之下，而以楚霸。叶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将不胜 其衣然。白公之乱也，令尹子西，司马子期，皆死焉，叶公子高入据楚，诛白公， 定楚国，如反手尔，仁义功名善于后世。故事不揣长，不揳大，不权轻重，亦将志 乎尔。长短大小，美恶形相，岂论也哉！且徐偃王之状，目可瞻马。仲尼之状，面 如蒙倛。周公之状，身如断菑。皋陶之状，色如削瓜。闳夭之状，面无见肤。傅说 之状，身如植鳍。伊尹之状，面无须麋。禹跳汤偏。尧舜参牟子。从者将论志意， 比类文学邪？直将差长短，辨美恶，而相欺傲邪？ 古者桀纣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越劲，百人之敌也，然而身死国亡，为 天下大僇，后世言恶，则必稽焉。是非容貌之患也，闻见之不众，议论之卑尔。今 世俗之乱君，乡曲之儇子，莫不美丽姚冶，奇衣妇饰，血气态度拟于女子；妇人莫 不愿得以为夫，处女莫不愿得以为士，弃其亲家而欲奔之者，比肩并起；然而中君 羞以为臣，中父羞以为子，中兄羞以为弟，中人羞以为友；俄则束乎有司，而戮乎 大市，莫不呼天啼哭，苦伤其今，而后悔其始，是非容貌之患也，闻见之不众，议 论之卑尔！然则，从者将孰可也！ 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长，贱而不肯事贵，不肖而不肯事贤，是人之三不祥 也。人有三必穷：为上则不能爱下，为下则好非其上，是人之一必穷也；乡则不若， 偝则谩之，是人之二必穷也；知行浅薄，曲直有以相县矣，然而仁人不能推，知士 不能明，是人之三必穷也。－－人有此三数行者，以为上则必危，为下则必灭。诗 曰：“雨雪瀌瀌，宴然聿消，莫肯下隧，式居屡骄。”此之谓也。 人之所以为人者何已也？曰：以其有辨也。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 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然则人之所 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今夫狌狌形状亦二足而无毛也，然 而君子啜其羹，食其胾。故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 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 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圣王；圣王有百，吾孰法焉？曰：文久而 灭，节族久而绝，守法数之有司，极礼而褫。故曰：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 矣，后王是也。彼后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后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犹舍己之君，而 事人之君也。故曰：欲观千岁，则数今日；欲知亿万，则审一二；欲知上世，则审 周道；欲审周道，则审其人所贵君子。故曰：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此 之谓也。 夫妄人曰：“古今异情，其所以治乱者异道。”而众人惑焉。彼众人者，愚而 无说，陋而无度者也。其所见焉，犹可欺也，而况于千世之传也？妄人者，门庭之 间，犹可诬欺也，而况于千世之上乎？圣人何以不可欺？曰：圣人者，以己度者也。 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以说度功，以道观尽，古今一也。类不悖，虽 久同理，故乡乎邪曲而不迷，观乎杂物而不惑，以此度之。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 贤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无传政，非无善政也，久故也。禹汤有传政而不若周之 察也，非无善政也，久故也。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略则举大，详则举小。愚 者闻其略而不知其详，闻其详而不知其大也。是以文久而灭，节族久而绝。 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虽辩，君子不听。法先王，顺礼义，党 学者，然而不好言，不乐言，则必非诚士也。故君子之于言也，志好之，行安之， 乐言之，故君子必辩。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故赠人以言，重于金石 珠玉；观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听人以言，乐于钟鼓琴瑟。故君子之于言无厌。 鄙夫反是：好其实不恤其文，是以终身不免埤污佣俗。故易曰：“括囊无咎无誉。” 腐儒之谓也。 凡说之难，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乱。未可直至也，远举则病缪，近世则 病佣。善者于是间也，亦必远举而不缪，近世而不佣，与时迁徙，与世偃仰，缓急 嬴绌，府然若渠匽檃栝之于己也。曲得所谓焉，然而不折伤。故君子之度己则以绳， 接人则用抴。度己以绳，故足以为天下法则矣；接人用抴，故能宽容，因众以成天 下之大事矣。故君子贤而能容罢，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夫是之 谓兼术。诗曰：“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此之谓也。 谈说之术：矜庄以莅之，端诚以处之，坚强以持之，譬称以喻之，分别以明之， 欣驩芬芗以送之，宝之，珍之，贵之，神之。如是则说常无不受。虽不说人，人莫 不贵。夫是之谓为能贵其所贵。传曰：“唯君子为能贵其所贵。”此之谓也。 君子必辩。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焉。是以小人辩言险，而君子辩 言仁也。言而非仁之中也，则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辩不若其吶也。言而仁之中也， 则好言者上矣，不好言者下也。故仁言大矣：起于上所以道于下，政令是也；起于 下所以忠于上，谋救是也。故君子之行仁也无厌、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故言 君子必辩。小辩不如见端，见端不如见本分。小辩而察，见端而明，本分而理；圣 人士君子之分具矣。有小人之辩者，有士君子之辩者，有圣人之辩者：不先虑，不 早谋，发之而当，成文而类，居错迁徙，应变不穷，是圣人之辩者也。先虑之，早 谋之，斯须之言而足听，文而致实，博而党正，是士君子之辩者也。听其言则辞辩 而无统，用其身则多诈而无功，上不足以顺明王，下不足以和齐百姓，然而口舌之 均，应唯则节，足以为奇伟偃却之属，夫是之谓奸人之雄。圣王起，所以先诛也， 然后盗贼次之。盗贼得变，此不得变也。 【翻译】 观察人的相貌来推测祸福，古代的人没有这种事，有学识的人也不谈论这种事。 古时候有个姑布子卿；当今的时世，魏国有个唐举。他们观察人的容貌、面色就能知道他的吉凶、祸福，世俗之人都称道他们。古代的人没有这种事，有学识的人也不谈论这种事。 观察人的相貌不如考察他的思想，考察他的思想不如鉴别他立身处世的方法。相貌不如思想重要，思想不如立身处世方法重要。立身处世方法正确而思想又顺应了它，那么形体相貌即使丑陋而思想和立身处世方法是好的，不会妨碍他成为君子；形体相貌即使好看而思想与立身处世方法丑恶，不能掩盖他成为小人。君子可以说是吉，小人可以说是凶。所以高矮、大小、美丑等形体相貌上的特点，并不是吉凶的标志。古代的人没有这种事，有学识的人也不谈论这种事。 据说帝尧个子高，帝舜个子矮；周文王个子高，周公旦个子矮；孔子个子高；冉雍个子矮。从前，卫灵公有个臣子叫公孙吕，身高七尺，脸长三尺，额宽三寸，但鼻子、眼睛、耳朵都具备，而他的名声哄动天下。楚国的孙叔敖，是期思地方的乡下人，发短而顶秃，左手长，站在轩车上个子还在车箱的横木之下，但他却使楚国称霸诸侯。叶公子高，弱小矮瘦，走路时好像还撑不住自己的衣服似的；但是白公胜作乱的时候，令尹子西、司马子期都死在白公手中，叶公子高却领兵入楚，杀掉白公，安定楚国，就像把手掌翻过来似的一样容易，他的仁义功名被后人所赞美。所以对于士人，不是去测量个子的高矮，不是去围量身材的大小，不是去称量身体的轻重，而只能看他的志向。高矮、大小、美丑等形体相貌方面，哪能用来评判人呢？ 再说徐偃王的形状，眼睛可以向上看到前额；孔子的形状，脸好像蒙上了一个丑恶难看的驱邪鬼面具；周公旦的形状，身体好像一棵折断的枯树；皋陶的形状，脸色就像削去了皮的瓜那样呈青绿色；闳夭的形状，脸上的鬓须多得看不见皮肤；傅说的形状，身体好像竖着的柱子；伊尹的形状，脸上没有胡须眉毛。禹瘸了腿，走路一跳一跳的；汤半身偏枯；舜的眼睛里有两个并列的瞳人。信从相面的人是考察他们的志向思想、比较他们的学问呢？还是只区别他们的高矮、分辨他们的美丑来互相欺骗、互相傲视呢？ 古时候，夏桀、商纣魁梧英俊，是天下出众的身材；他们的体魄敏捷强壮，足可对抗上百人。但是他们人死了、国家亡了，成为天下最可耻的人，后世说到坏人，就一定会拿他们作例证。这并不是容貌造成的祸患啊。信从相面的人见闻不多，所以谈论起来才是这样的不高明。 现在世上犯上作乱的人，乡里的轻薄少年，没有不美丽妖艳的，他们穿着奇装异服，像妇女那样装饰打扮自己，神情态度都和女人相似；妇女没有谁不想得到这样的人做丈夫，姑娘没有谁不想得到这样的人做未婚夫，抛弃了自己的亲人、家庭而想私奔他们的女人，比肩接踵。但是一般的国君羞于把这种人作为臣子，一般的父亲羞于把这种人当作儿子，一般的哥哥羞于把这种人当作弟弟，一般的人羞于把这种人当作朋友。不久，这种人就会被官吏绑了去而在大街闹市中杀头，他们无不呼天喊地号啕大哭，都痛心自己今天的下场而后悔自己当初的行为。这并不是容貌造成的祸患啊。信从相面的人见闻不多，所以谈论起来才是这样的不高明。说到这儿，那么在以相貌论人与以思想论人两者之间将赞同哪一种意见呢？ 人有三种不吉利的事：年幼的不肯侍奉年长的，卑贱的不肯侍奉尊贵的，没有德才的不肯侍奉贤能的，这是人的三种祸害啊。人有三种必然会陷于困厄的事：做了君主却不能爱护臣民，做了臣民却喜欢非议君主，这是人使自己必然陷于困厄的第一种情况；当面不顺从，背后又毁谤，这是人使自己必然陷于困厄的第二种情况；知识浅陋，德行不厚，辨别是非曲直的能力又与别人相差悬殊，但对仁爱之人却不能推崇，对明智之士却不能尊重，这是人使自己必然陷于困厄的第三种情况。人有了这三不祥、三必穷的行为，如果当君主就必然危险，做臣民就必然灭亡。《诗》云：“下雪纷纷满天飘，陽光灿烂便融消。人却不肯自引退，在位经常要骄傲。”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啊。 人之所以成为人，是因为什么呢？我要说：因为人对各种事物的界限都有所区别。饿了就想吃饭，冷了就想取暖，累了就想休息，喜欢得利而厌恶受害，这是人生来就有的本性，它是无须依靠学习就会这样的，它是禹与桀所相同的。然而人之所以成为人，并不只是因为两只脚而身上没有毛，而是因为对各种事物的界限都有所区别。现在那猩猩的形状与人相似，也是两只脚，只是有毛罢了，可是君子却尝它的肉羹，吃它的肉块。所以人之所以成为人，并不只是因为他们两只脚而身上没有毛，而是因为他们对各种事物的界限都有所区别。那禽兽有父有子，但没有父子之间的亲情；有雌有雄，但没有男女之间的界限。而作为人类社会的道德规范，它对所有的事物界限都要有所区别。 对各种事物的界限加以区别没有比确定名分更重要的了，确定名分没有比遵循礼法更重要的了，遵循礼法没有比效法圣明的帝王更重要的了。圣明的帝王有上百个，我们效法哪一个呢？那我就要说：礼仪制度因为年代久远而湮没了，音乐的节奏因为年代久远而失传了，掌管礼法条文的有关官吏也因与制定礼法的年代相距久远而使礼法有所脱节了。所以说：想要观察圣明帝王的事迹，就得观察其中清楚明白的人物，后代的帝王便是。那所谓后代的帝王，就是现在统治天下的君王；舍弃了后代的帝王而去称道上古的帝王，拿它打个比方，这就好像舍弃了自己的君主去侍奉别国的君主。所以说：要想观察千年的往事，那就要仔细审实现在；要想知道成亿上万的事物，那就要弄清楚一两件事物；要想知道上古的社会情况，那就要审察现在周王朝的治国之道；要想知道周王朝的治国之道，那就要审察他们所尊重的君子。所以说：“根据近世来了解远古；从一件事物来了解上万件事物，由隐微的东西来了解明显的东西。”说的就是这种道理。 那些无知而胡言乱语的人说：“古今情况不同，古今之所以治乱者，其道不同。”于是一般群众就被他们搞糊涂了。那所谓一般群众，是才性愚昧而说不出道理、见识浅陋而不会判断是非的人。他们亲眼看见的东西，尚且可以欺骗他们，更何况是那些几千年前的传闻呢！那些无知而胡言乱语的人，就是近在大门与庭院之间的事，尚且可以欺骗人，更何况是几千年之前的事呢！ 圣人为什么不能被欺骗呢？这是因为：圣人，是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来推断事物的人。所以，他根据现代人的情况去推断古代的人，根据现代的人情去推断古代的人情，根据现代的某一类事物去推断古代同类的事物，根据流传至今的学说去推断古人的功业，根据事物的普遍规律去观察古代的一切，因为古今的情况是一样的。只要是同类而不互相违背的事物，那么即使相隔很久，它们的基本性质还是相同的，所以圣人面对着邪说歪理也不会被迷惑，观察复杂的事物也不会被搞昏，这是因为他能按照这种道理去衡量它们。在伏羲、神农、黄帝、尧、舜这五位帝王之前没有流传到后世的名人，并不是那时没有贤能的人，而是因为时间太久的缘故；在这五位帝王之中没有流传到后世的政治措施，并不是他们没有好的政治措施，而是因为时间太久的缘故；夏禹、商汤虽然有流传到后世的政治措施，但不及周代的清楚，并不是他们没有好的政治措施，而是因为时间太久的缘故。流传的东西时间一长，那么谈起来就简略了；近代的事情，谈起来才详尽。简略的，就只能列举它的大概；详尽的，才能列举它的细节。愚蠢的人听到了那简略的论述就不再去了解那详尽的情况，听到了那详尽的细节就不再去了解它的大概情况。因此礼仪制度便因为年代久远而湮没了，音乐的节奏便因为年代久远而失传了。 凡是说的话不符合古代圣王的道德原则、不遵循礼义的，就叫做邪说，即使说得动听有理，君子也不听。效法古代圣王，遵循礼义，亲近有学识的人，但是不喜欢谈论圣王，不乐意宣传礼义，那也一定不是个真诚的学士。君子对于正确的学说，心里喜欢它，行动上一心遵循它，乐意宣传它。所以君子一定是能言善辩的。凡是人没有不喜欢谈论自己认为是好的东西，而君子更是这样。所以君子把善言赠送给别人，觉得比赠送金石珠玉还要贵重；把善言拿给别人看，觉得比让人观看礼服上的彩色花纹还要华美；把善言讲给别人听，觉得比让人听钟鼓琴瑟还要快乐。所以君子对于善言的宣传永不厌倦。鄙陋的小人与此相反，他们只注重实惠，而不顾及文采，因此一辈子也免不了卑陋庸俗。所以《周易》说：“就像扎住了口的袋子，既没有责怪，也没有赞誉。”说的就是这种迂腐的儒生。 大凡劝说的难处是：怀着极其崇高的思想境界去对待那些极其卑鄙的人，带着最能将国家治理好的政治措施去接触那些最能把国家搞乱的人，这是不能直截了当达到目的的。举远古的事例容易流于谬误，举近代的事例容易流于庸俗，善于劝说的人在这中间，必须做到举远古的事例而不发生谬误，举近代的事例又不显得庸俗；说话内容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动，随着世俗的变化而抑扬；是说得和缓些还是说得急切些，是多说一些还是少说一些，都能适应情况，像阻拦流水的渠坝、矫正竹木的工具那样控制自己；婉转地把所要说的话都说给了对方听，但是又不挫伤他。 所以，君子律己像木工用墨线来取直一样，待人像梢公用舟船来接客一样。用墨线似的准则律己，所以能够使自己成为天下人效法的榜样；用舟船似的胸怀待人，所以能够对他人宽容，也就能依靠他人来成就治理天下的大业了。君子贤能而能容纳无能的人，聪明而能容纳愚昧的人，博闻多识而能容纳孤陋寡闻的人，道德纯洁而能容纳品行驳杂的人，这叫做兼容并蓄之法。《诗》云：“徐国已经来顺从，这是天子的大功。”说的就是这种道理啊。 谈话劝说的方法是：以严肃庄重的态度去面对他，以端正真诚的心地去对待他，以坚定刚强的意志去扶持他，用比喻称引的方法来使他通晓，用条分缕析的方法来使他明了，热情、和气地向他灌输，使自己的话显得宝贵、珍异、重要、神妙。像这样，那么劝说起来就往往不会不被接受，即使不去讨好别人，别人也没有不尊重的。这叫做能使自己所珍重的东西得到珍重。古书上说：“只有君子才能使自己所珍重的东西得到珍重。”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啊。 君子一定是能说会道的。凡是人没有不喜欢谈论自己认为是好的东西，而君子更胜过一般人。小人能说会道，是宣扬险恶之术；而君子能说会道，是宣扬仁爱之道。说起话来如果不符合仁爱之道，那么他开口说话还不如他沉默不语，他能说会道还不如他笨嘴拙舌；说起话来如果符合仁爱之道，那么喜欢谈说的人就是上等的了，而不喜欢谈说的人就是下等的。所以合乎仁爱之道的言论是十分重要的。产生于君主而用来指导臣民的，就是政策与命令；产生于臣民而用来效忠于君主的，就是建议与劝阻。所以君子奉行仁爱之道从不厌倦，心里喜欢它，行动上一心遵循它，乐意谈论它，所以说君子一定是能说会道的。辩论细节不如揭示头绪，揭示头绪不如揭示固有的名分。辩论细节能明察秋毫，揭示头绪能明白清楚，固有的名分能治理好，那么圣人、士君子的身分就具备了。 有小人式的辩说，有士君子式的辩说，有圣人式的辩说。不预先考虑，不早作谋划，一发言就很得当，既富有文采，又合乎礼法，措辞和改换话题，都能随机应变而不会穷于应答，这是圣人式的辩说。预先考虑好，及早谋划好，片刻的发言也值得一听，既有文采又细密实在，既渊博又公正，这是士君子式的辩说。听他说话则言辞动听而没有系统，任用他做事则诡诈多端而没有功效；上不能顺从英明的帝王，下不能使老百姓和谐一致；但是他讲话很有分寸，或夸夸其谈，或唯唯诺诺，调节得宜；这类人足以靠口才而自夸自傲，可称为坏人中的奸雄。圣明的帝王一上台，这种人是首先要杀掉的，然后把盗贼放在他们的后面进行惩处。因为盗贼还能够转变，而这种人是不可能悔过自新的。 非十二子(+译文) 【原文】 假今之世，饰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矞宇嵬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 之所在者，有人矣。 纵情性，安恣孳，禽兽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 足以欺惑愚众；是它嚣魏牟也。 忍情性，綦溪利跂，苟以分异人为高，不足以合大众，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 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陈仲史?也。 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 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墨翟宋钘也。 尚法而无法，下修而好作，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俗，终日言成文典，反 紃察之，则倜然无所归宿，不可以经国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 欺惑愚众：是慎到田骈也。 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 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惠施邓 析也。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犹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 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只敬之，曰：此真先君子 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 之，以为仲尼子弓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 若夫总方略，齐言行，壹统类，而群天下之英杰，而告之以大古，教之以至顺， 奥窔之间，簟席之上，敛然圣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六说者不能入也， 十二子者不能亲也。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在一大夫之位，则一君不 能独畜，一国不能独容，成名况乎诸侯，莫不愿以为臣，是圣人之不得埶者也，仲 尼子弓是也。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六说者 立息，十二子者迁化，则圣人之得埶者，舜禹是也。 今夫仁人也，将何务哉？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以务息十二 子之说。如是则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毕，圣王之迹着矣。 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贵贤、仁也，贱不肖、亦仁也。言而当、知也， 默而当，亦知也，故知默犹知言也。故多言而类，圣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 言无法，而流湎然，虽辩，小人也。故劳力而不当民务，谓之奸事，劳知而不律先 王，谓之奸心；辩说譬谕，齐给便利，而不顺礼义，谓之奸说。此三奸者，圣王之 所禁也。知而险，贼而神，为诈而巧，言无用而辩，辩不惠而察，治之大殃也。行 辟而坚，饰非而好，玩奸而泽，言辩而逆，古之大禁也。知而无法，勇而无惮，察 辩而操僻，婬大而用之，好奸而与众，利足而迷，负石而坠，是天下之所弃也。 兼服天下之心：高上尊贵，不以骄人；聪明圣知，不以穷人；齐给速通，不争 先人；刚毅勇敢，不以伤人；不知则问，不能则学，虽能必让，然后为德。遇君则 修臣下之义，遇乡则修长幼之义，遇长则修子弟之义，遇友则修礼节辞让之义，遇 贱而少者，则修告导宽容之义。无不爱也，无不敬也，无与人争也，恢然如天地之 苞万物。如是，则贤者贵之，不肖者亲之；如是，而不服者，则可谓訞怪狡猾之人 矣，虽则子弟之中，刑及之而宜。诗云：“匪上帝不时，殷不用旧；虽无老成人， 尚有典刑；曾是莫听，大命以倾。”此之谓也。 古之所谓仕士者，厚敦者也，合群者也，乐富贵者也，乐分施者也，远罪过者 也，务事理者也，羞独富者也。今之所谓仕士者，污漫者也，贼乱者也，恣孳者也， 贪利者也；触抵者也，无礼义而唯权埶之嗜者也。 古之所谓处士者，德盛者也，能静者也，修正者也，知命者也，箸是者也。今 之所谓处士者，无能而云能者也，无知而云知者也，利心无足，而佯无欲者也，行 伪险秽，而强高言谨悫者也，以不俗为俗，离纵而跂訾者也。 士君子之所能不能为：君子能为可贵，而不能使人必贵己；能为可信，而不能 使人必信己；能为可用，而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耻不修，不耻见污；耻不信， 不耻不见信；耻不能，不耻不见用。是以不诱于誉，不恐于诽，率道而行，端然正 己，不为物倾侧：夫是之谓诚君子。诗云：“温温恭人，维德之基。”此之谓也。 士君子之容：其冠进，其衣逢，其容良；俨然，壮然，祺然，蕼然，恢恢然， 广广然，昭昭然，荡荡然－是父兄之容也。其冠进，其衣逢，其容悫；俭然，恀然， 辅然，端然，訾然，洞然，缀缀然，瞀瞀然－－是子弟之容也。 吾语汝学者之嵬容：其冠絻，其缨禁缓，其容简连；填填然，狄狄然，莫莫然， 瞡瞡然，瞿瞿然，尽尽然，盱盱然；酒食声色之中，则瞒瞒然，瞑瞑然；礼节之中， 则疾疾然，訾訾然；劳苦事业之中，则儢儢然，离离然，偷儒而罔，无廉耻而忍謑 诟－－是学者之嵬也。 弟陀其冠，衶禫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也。正其衣冠，齐其颜色， 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偷儒惮事，无廉耻而耆饮食，必曰君子固不 用力：是子游氏之贱儒也。彼君子则不然：佚而不惰，劳而不僈，宗原应变，曲得 其宜，如是然后圣人也。 【翻译】 如今这个时代，以粉饰邪恶的说法，美化奸诈的言论来搞乱天下，用那些诡诈、夸大、怪异、委琐的言论，使天下人混混沌沌地不知道是非标准、治乱原因的，已有这样的人了。 纵情任性，习惯于恣肆放荡，行为像禽兽一样，谈不上和礼义合拍、和正确的政治原则相贯通；但是他们立论时却有根有据，他们解说论点时又有条有理，足以欺骗蒙蔽愚昧的民众。它嚣、魏牟就是这种人。 抑制本性人情，偏离大道，离世独行，不循礼法，以与众不同为高尚，不能和广大民众打成一片，不能彰明忠孝的大义；但是他们立论时却有根有据，他们解说论点时又有条有理，足以欺骗蒙蔽愚昧的民众。陈仲、史鰌就是这种人。 不懂得统一天下、建立国家的法度，崇尚功利实用，重视节俭而轻慢等级差别，甚至不容许人与人间有分别和差异的存在、也不让君臣间有上下的悬殊；但是他们立论时却有根有据，他们解说论点时又有条有理，足够用来欺骗蒙蔽愚昧的民众。墨翟、宋钘就是这种人。 推崇法治但又没有个法度，卑视贤能的人而喜欢另搞一套，上则听从君主，下则依从世俗，整天谈论制定礼义法典，但反复考察这些典制，就会发现它们迂远得没有一个最终的着落点，不可以用来治理国家、确定名分；但是他们立论时却有根有据，他们解说论点时又有条有理，足够用来欺骗蒙蔽愚昧的民众。慎到、田骈就是这种人。 不效法古代圣明的帝王，不赞成礼义，而喜欢钻研奇谈怪论，玩弄奇异的词语，非常明察但毫无用处，雄辩动听但不切实际，做了很多事但功效却很少，不可以作为治国的纲领；但是他们立论时却有根有据，他们解说论点时又有条有理，足够用来欺骗蒙蔽愚昧的民众。惠施、邓析就是这种人。 大致上效法古代圣明的帝王而不知道他们的要领，然而还是自以为才气横溢、志向远大、见闻丰富广博。根据往古旧说来创建新说，把它称为“五行”，非常乖僻背理而不合礼法，幽深隐微而难以讲说，晦涩缠结而无从解释，却还粉饰他们的言论而郑重其事地说：“这真正是先师孔子的言论啊。”子思倡导，孟轲附和，社会上那些愚昧无知的儒生七嘴八舌地不知道他们的错误，于是就接受了这种学说而传授它，以为是孔子、子弓立此学说来嘉惠于后代。这就是子思、孟轲的罪过了。 至于总括治国的方针策略，端正自己的言论行动，统一治国的纲纪法度，从而汇聚天下的英雄豪杰，把根本的原则告诉给他们，拿最正确的道理教导他们；在室堂之内、竹席之上，那圣明帝王的礼义制度集中地具备于此，那太平时代的风俗蓬勃地兴起于此。上述六种学说是不能侵入这讲堂的，那十二个人是不能接近这讲席的。他们虽然没有立锥之地，但天子诸侯不能与之竞争名望；他们虽然只是处在一个大夫的职位上，但不是一个诸侯国的国君所能单独任用，不是一个诸侯国所能单独容纳，他们的盛名比同于诸侯，各国诸侯无不愿意让他们来当自己的臣子。这是圣人中没有得到权势的人啊，孔子、子弓就是这种人。 统一天下，管理万物，养育人民，使天下人都得到好处；凡能到达的地方，没有人不服从，上述六种学说立刻消声匿迹，十二个人也弃邪从正。这是圣人中得到了权势的人啊，舜、禹就是这种人。 当今讲究仁德的人该致力于什么呢？上应师法舜、禹的政治制度，下应师法仲尼、子弓的道义，以求消除上述十二个人的学说。像这样，那么天下的祸害除去了，仁人的任务就完成了，圣明帝王的事迹也就彰明了。 相信可信的东西，是确信；怀疑可疑的东西，也是确信。尊重贤能的人，是仁爱；卑视不贤的人，也是仁爱。说得恰当，是明智；沉默得恰当，也是明智。所以懂得在什么场合下沉默不言等于懂得如何来说话。话说得多而合乎法度，便是圣人；话说得少而合乎法度，就是君子；说多说少都不合法度而放纵沉醉在其中，即使能言善辩，也是个小人。用尽力气而不合于民众的需求，就叫做奸邪的政务；费尽心思而不以古代圣王的法度为准则，就叫做奸邪的心机；辩说比喻起来迅速敏捷而不遵循礼义，就叫做奸邪的辩说。这三种奸邪的东西，是圣明的帝王所禁止的。生性聪明而险恶，手段狠毒而高明，行为诡诈而巧妙，言论不切实际而雄辩动听，辩说毫无用处而明察入微，这些是政治方面的大祸害。为非作歹而又很坚决，文过饰非而似很完美，玩弄奸计而似有恩泽，能言善辩而违反常理，这些是古代特别加以禁止的。聪明而不守法度，勇敢而肆无忌惮，明察善辩而所持论点怪僻不经，荒婬骄奢而刚愎自用，喜欢搞陰谋诡计而同党众多，这就像善于奔走而误入迷途、背着石头而失足掉下，这些都是天下人所抛弃的啊。 使天下人对自己心悦诚服的办法是：高高在上、职位尊贵，但不因此而傲视别人；聪明睿智、通达事理，但不因此而使人难堪；才思敏捷、迅速领悟，但不在别人面前抢先逞能；刚强坚毅、勇敢大胆，但不因此而伤害别人。不懂就请教，不会就学习；即使能干也一定谦让，这样才算有道德。面对君主就奉行做臣子的道义，面对乡亲就讲求长幼之间的道德标准，面对父母兄长就遵行子弟的规矩，面对朋友就讲求礼节谦让的行为规范，面对地位卑贱而年纪又小的人就实行教导宽容的原则。无所不爱，无所不敬，从不与人争执，心胸宽广得就像天地包容万物那样。像这样的话，那么贤能的人就会尊重你，不贤的人也会亲近你。像这样如果还不对你心悦诚服的，那就可以称之为怪异奸滑的人了，即使他在你的子弟之中，刑罚加到他身上也是应该的。《诗》云：“并非上帝不善良，是纣王不用旧典章。虽然没有老成之臣，还有法典可依循。竟连这个也不听，王朝因此而断送。”说的就是这个。 古代所说出仕的官员，是朴实厚道的人，是和群众打成一片的人，是乐于富贵的人，是乐意施舍的人，是远离罪过的人，是努力按事理来办事的人，是以独自富裕为羞耻的人。现在所说的出仕的官员，是污秽卑鄙的人，是破坏捣乱的人，是恣肆放荡的人，是贪图私利的人，是触犯法令的人，是不顾礼义而只贪求权势的人。 古代所说的不出仕的隐士，是品德高尚的人，是能恬淡安分的人，是善良正派的人，是知道天命的人，是彰明正道的人。现在所说的不出仕的隐士，是没有才能而自吹有才能的人，是没有智慧而自吹有智慧的人，是贪得之心永不能满足而又假装没有贪欲的人，是行为陰险肮脏而又硬要吹嘘自己谨慎老实的人，是把不同于世俗作为自己的习俗、背离世俗而独行自高的人。 士君子所能做到的和不能做到的是：君子能够做到品德高尚而可以被人尊重，但不能使别人一定来尊重自己；能够做到忠诚老实而可以被人相信，但不能使别人一定相信自己；能够做到多才多艺而可以被人任用，但不能使别人一定任用自己。所以君子把自己的品德不好看作耻辱，而不把被人污蔑看作耻辱；把自己不诚实看作耻辱，而不把不被信任看作耻辱；把自己无能看作耻辱，而不把不被任用看作耻辱。因此，君子不被荣誉所诱惑，也不被诽谤所吓退，遵循道义来做事，严肃地端正自己，不被外界事物弄得神魂颠倒，这叫做真正的君子。《诗》云：“温柔谦恭的人们，是以道德为根本。”说的就是这种人啊。 士君子的仪容是：帽子高高竖起，衣服宽宽大大，面容和蔼可亲，庄重，伟岸，安泰，潇脱，宽宏，开阔，明朗，坦荡，这是做父兄的仪容。那帽子高高竖起，衣服宽宽大大，面容谨慎诚恳，谦虚，温顺，亲热，端正，勤勉，恭敬，追随左右，不敢正视，这是做子弟的仪容。 我告诉你们那些学者的怪模样：那帽子向前而低俯，那帽带束得很松，那面容傲慢自大，自满自足，时而跳来跳去，时而一言不发，或眯起眼睛东张西望，或睁大眼睛盯着不放，似乎要一览无余的样子。在吃喝玩乐的时候，就神情迷乱，沉溺其中；在行礼节的时候，就面有怨色，口出怨言；在劳苦的工作之中，就懒懒散散，躲躲闪闪，苟且偷安而无所顾忌，没有廉耻之心而能忍受污辱谩骂。这就是那些学者的怪模样。 帽子戴得歪斜欲坠，话说得平淡无味，学禹的跛行，学舜的快走，这是子张一派的贱儒。衣冠整齐，面色严肃，口里像含着什么东西似地整天不说话，这是子夏一派的贱儒。苟且偷懒怕事，没有廉耻之心而热衷于吃喝，总是说“君子本来就不用从事体力劳动”，这是子游一派的贱儒。那君子就不是这样。他们虽然安逸却不懒惰，即使劳苦也不懈怠，尊奉那根本的原则来应付各种事变，各方面处理得都很恰当，像这样，然后才可以成为圣人。 仲尼(+翻译) 【原文】 仲尼之门，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诚可羞称也。齐 桓五伯之盛者也，前事则杀兄而争国；内行则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闺门之内，般 乐奢汏，以齐之分奉之而不足；外事则诈邾袭莒，并国三十五。－－其事行也若是 其险污婬汏也。彼固曷足称乎大君子之门哉！ 若是而不亡，乃霸，何也？曰：于乎！夫齐桓公有天下之大节焉，夫孰能亡之？ 倓然见管仲之能足以托国也，是天下之大知也。安忘其怒，出忘其雠，遂立为仲父， 是天下之大决也。立以为仲父，而贵戚莫之敢妒也；与之高国之位，而本朝之臣莫 之敢恶也；与之书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贵贱长少，秩秩焉，莫不从桓公而 贵敬之，是天下之大节也。诸侯有一节如是，则莫之能亡也；桓公兼此数节者而尽 有之，夫又何可亡也！其霸也，宜哉！非幸也，数也。 然而仲尼之门，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五伯，是何也？曰：然！彼非本政教也， 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乡方略，审劳佚，畜积修斗，而能颠倒 其敌者也。诈心以胜矣。彼以让饰争，依乎仁而蹈利者也，小人之杰也，彼固曷足 称乎大君子之门哉！ 彼王者则不然：致贤而能以救不肖，致强而能以宽弱，战必能殆之而羞与之斗， 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而暴国安自化矣。有灾缪者，然后诛之。故圣王之诛也綦 省矣。文王诛四，武王诛二，周公卒业，至于成王，则安以无诛矣。故道岂不行矣 哉！文王载百里地，而天下一；桀纣舍之，厚于有天下之埶，而不得以匹夫老。故 善用之，则百里之国足以独立矣；不善用之，则楚六千里而为雠人役。故人主不务 得道，而广有其埶，是其所以危也。 持宠处位，终身不厌之术：主尊贵之，则恭敬而僔；主信爱之，则谨慎而嗛； 主专任之，则拘守而详：主安近之，则慎比而不邪；主疏远之，则全一而不倍；主 损绌之，则恐惧而不怨。贵而不为夸，信而不处谦，任重而不敢专。财利至，则善 而不及也，必将尽辞让之义，然后受。福事至则和而理，祸事至则静而理。富则广 施，贫则用节。可贵可贱也，可富可贫也，可杀而不可使为奸也：是持宠处位终身 不厌之术也。虽在贫穷徒处之埶，亦取象于是矣。夫是之谓吉人。诗云：“媚兹一 人，应侯顺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此之谓也。 求善处大重，理任大事，擅宠于万乘之国，必无后患之术，莫若好同之，援贤 博施，除怨而无妨害人。能耐任之，则慎行此道也；能而不耐任，且恐失宠，则莫 若早同之，推贤让能，而安随其后。如是，有宠则必荣，失宠则必无罪。是事君者 之宝，而必无后患之术也。故知者之举事也，满则虑嗛，平则虑险，安则虑危，曲 重其豫，犹恐及其祸，是以百举而不陷也。孔子曰：“巧而好度，必节；勇而好同， 必胜；知而好谦，必贤。”此之谓也。愚者反是：处重擅权，则好专事而妒贤能， 抑有功而挤有罪，志骄盈而轻旧怨，以吝啬而不行施，道乎上为重，招权于下以妨 害人。虽欲无危，得乎哉！是以位尊则必危，任重则必废，擅宠则必辱，可立而待 也，可炊而竟也。是何也？则堕之者众，而持之者寡矣。天下之行术，以事君则必 通，以为仁则必圣，立隆而勿贰也。然后恭敬以先之，忠信以统之，慎谨以行之， 端悫以守之，顿穷则从之疾力以申重之。君虽不知，无怨疾之心；功虽甚大，无伐 德之色；省求多功，爱敬不倦；如是则常无不顺矣。以事君则必通，以为仁则必圣， 夫之谓天下之行术。 少事长，贱事贵，不肖事贤，是天下之通义也。有人也，埶不在人上，而羞为 人下，是奸人之心也。志不免乎奸心，行不免乎奸道，而求有君子圣人之名，辟之， 是犹伏而咶天，救经而引其足也。说必不行矣，俞务而俞远。故君子时诎则诎，时 伸则伸也。 【翻译】 孔子门下，即使五尺高的童子，言谈中也耻于谈论春秋五霸。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他们认为春秋五霸的确不值得称道。齐桓公，是五霸中最负盛名的，但在以前，为了争夺国家的政权，它杀死了他的哥哥；现在，在家庭内部，姑姑、姐姐，妹妹中没出嫁的有七个，在宫廷之内，他更是纵情作乐、奢侈放纵，齐国收入的一半还不够他消费；对外，他欺骗邾国、袭击莒国，吞并国家三十五个。他的所作所为是这样的险恶肮脏、骄婬奢侈，这样他怎么能够为孔子的门下得所称道呢？ “齐桓公这样，齐国没灭亡反而称霸诸侯，这是为什么呢？” 答道：“哎呀！那齐桓公掌握了治理天下的重要关键，谁还能灭掉他呢？他毫不怀疑管仲的才能，坚定不疑地把国家托付给他，这是天下最大的明智。安定后忘掉了自己危急时的愤怒，忘记了管仲曾经射了自己一箭，最终把管仲尊称为仲父，这是天下最大的决断。把管仲尊称为仲父，这样国内的亲族就没有人敢嫉妒他了；又给他高氏、国氏那样的尊贵地位，这样朝廷上的大臣没有谁敢怨恨他；给他三百社的封地，而富人没有谁敢与他为敌；高贵的、卑贱的、年长的、年轻的，都非常有秩序地随着齐桓公去尊重他；这些都是治理天下的重要关键。诸侯只要掌握了像这样的一个关键，就没有人能灭掉他；何况齐桓公全部掌握了这几个关键，又怎么可能被灭掉呢？他称霸诸侯，是理所当然的啊，不是侥幸得来的，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啊。 “但是孔子门下的弟子，即使五尺高的童子，也耻于谈说五霸。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五霸不把政治教化作为治国的根本，没有尽力推崇礼仪，教化人民，不能使人心悦诚服；他们只是些注重方法策略，合理安排作息，使人民积蓄财物，加强战备因而能打败他们的敌人，他们依靠计谋取胜，以谦让来掩饰争夺，以仁爱之名来追求实利，他们是小人中的佼佼者，这样的人怎么会被孔子门人称道呢？” 那王者就不是这样：他们自己极其贤能，能够去救助不贤的国君；自己极其强大，能够宽容弱国；一旦开战，就必定能够使对方危亡，但却耻于和那些国家争斗；把完备的立法制度公布天下，实行暴力的国家自然就会转变；如果还有祸国殃民、谬误乖戾的，然后再去谴责惩罚他。所以圣王消灭的国家很少。周文王只讨伐了四个国家，而周武王只消灭了两个国家，周公完成了周朝称王天下的大业，到了周成王的时候就没可消灭的国家了。那礼义之道难道就不能实行了么？文王实行了礼义之道，虽然只占有百里见方的国土，但天下被他统一了；夏桀，商纣王抛弃了礼义之道，虽然实力雄厚得掌握了统治天下的权力，却不能像平民百姓那样得到寿终。所以，善于利用治国之道，百里见方的国家也可以独立于世，不善于利用治国之道，就会象楚国那样，即使土地广阔也会为秦国所役使。所以，君主不致力于掌握治国之道而只求扩展他的权势，这就是他危亡的原因。” 保持尊宠、守住官位、终身不被人厌弃的方法是：君主尊敬你，你就恭敬而谦退；君主信任喜爱你，你就谨慎谦虚；君主专任自己，你就谨慎守职而详明法度；君主接近自己，你就顺从而不邪恶；君主疏远你，你要保持专一而不背叛；君主斥退自己，你恐惧而不怨恨；地位高贵，也不奢侈过度；君主信任，不忘记避嫌疑；担负重任，不独断专行；财利到来，自己的功绩尚不足以享有它，就必须辞让之后才接受；幸福之事来临，就适当地对待它，灾祸之事来临，就冷静地去处理它；富裕了就广泛实行恩惠，贫穷了就节约费用；要可以处贵，可以处贱，可以处富，可以处贫，可以杀身成仁却不可以去做坏事，这便是保持尊宠，居守官位，终身不被人厌弃的方法。即使处在贫穷孤立的境况下，也能按照这种方法去做，这样就可称为吉祥的人。《诗经》上说：“人民爱戴武王这个人，能够顺应祖先的德行。永远心怀忠孝之心，继承父业多修明！”说的就是这种人啊。 寻求妥善地身居要位，掌握重要的权力，能够在万乘大国独自拥有君主的恩宠而又不会有后患的方法是：最好和君主同心同德，引进贤人，广施恩惠，消除怨怒，不去妨害别人。自己的能力能够担负起这重大的职务，那就谨慎地奉行上述这种方法；自己的能力如果不能够胜任这一职务，而且怕因此而失去君主对自己的宠爱，那就不如及早和君主同心同德，推荐贤人，把职务让给能人，而自己则心甘情愿地追随在后。如果这样，得到君主的恩宠就必定荣耀，失去君主的恩宠也肯定没有罪过。这是侍奉君主者的法宝，而且也是没有后患的方法。所以聪明人做事，圆满时考虑不足，顺利时考虑艰难，安全时考虑危险，多方面做好准备，仍然怕遭到祸害，这样即使办了很多事情也不会失误。孔子说：“机智而又遵守法度，就一定能做得恰到好处；勇敢而又善于跟别人合作，就一定能胜利；学识渊博而又谦虚，就一定会有德才。”说的就是这种道理。愚蠢的人与此相反：他们身居要职，独揽大权，喜欢独断专行，而嫉妒贤能，压制有功的人，排挤有罪过的人，骄傲自满轻视与自己有旧怨的人。为人吝啬，不能对下施加恩惠；为了抬高自己而妨害了别人，这样的人要是没有危险，可能吗？所以，这种人职位高贵就会有危险，权势大就会会被罢免，虽然独受宠爱却一定会遭到耻辱，这是可以立刻到来的，是不用一顿饭的工夫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毁害他的人多而扶持他的人少啊。 在天下处处能行得通的办法，用来侍奉君主就一定会通达，用它来做人就必定会圣明。确立礼法为最高的准则而不三心二意，然后用恭敬的态度来引导它，用忠信来统率它，小心谨慎地实行它，端正诚实地保护它，如果遇到了困难就顺从它，并反复强调它；即使君主不了解，不重用自己，也不怨恨，即使功劳很大，也不夸耀自己；少提要求，多立功劳，敬爱君主始终不倦。用这种方法侍奉君主就必然通达，用它来做人就一定会圣明，这就叫做天下通行的办法。 年轻的侍奉年长的，卑贱的侍奉高贵的，不贤的侍奉贤能的，这是天下的普遍原则。有些人地位不在别人之上，而已处在人下为耻，这是奸邪之人的想法。思想上没有除掉奸邪的念头，行动上没有消除奸邪的方法，却企求得到君子、圣人的名声，这就好像是趴在地上去舔天，要救上吊的人却去拉他的脚，这必定是行不通的，这样就会愈去愈远。所以，君子要根据时势变化，需要忍耐时候就忍耐，容许施展抱负时候就施展抱负。 儒效(+翻译) 【原文】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倍周 也。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断，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称贪焉。杀管叔，虚殷国， 而天下不称戾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称偏焉。 教诲开导成王，使谕于道，而能揜迹于文武。周公归周，反籍于成王，而天下不辍 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天子也者，不可以少当也，不可以假摄为也；能则天 下归之，不能则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离周也。 成王冠，成人，周公归周，反籍焉，明不灭主之义也。周公无天下矣；乡有天下， 今无天下，非擅也；成王乡无天下，今有天下，非夺也；变埶次序节然也。故以枝 代主而非越也；以弟诛兄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顺也。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 业，明主枝之义，抑亦变化矣，天下厌然犹一也。非圣人莫之能为。夫是之谓大儒 之效。 秦昭王问孙卿子曰：“儒无益于人之国。” 孙卿子曰：“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则 埶在本朝而宜；不用，则退编百姓而悫；必为顺下矣。虽穷困冻餧，必不以邪道为 贪。无置锥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义。嘄呼而莫之能应，然而通乎财万物，养百 姓之经纪。埶在人上，则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则社稷之臣，国君之宝也；虽隐于 穷阎漏屋，人莫不贵之，道诚存也。 “仲尼将为司寇，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踰境而徙，鲁 之粥牛马者不豫贾，修正以待之也。居于阙党，阙党之子弟罔不分，有亲者取多， 孝弟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儒之为人下如是矣。” 王曰：“然则其为人上何如？” 孙卿曰：“其为人上也，广大矣！志意定乎内，礼节修乎朝，法则度量正乎官， 忠信爱利形乎下。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不为也。此若义信乎人矣，通 于四海，则天下应之如讙。是何也？则贵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歌讴而乐之，远 者竭蹶而趋之，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夫是之谓人师。诗曰：‘自 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夫其为人下也如彼，其为人上也如此， 何谓其无益于人之国也！” 昭王曰：“善！” 先王之道，人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谓中？曰：礼义是也.道者，非天之道， 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君子之所谓贤者，非能遍能人之所能之 谓也；君子之所谓知者，非能遍知人之所知之谓也；君子之所谓辩者，非能遍辩人 之所辩之谓也；君子之所谓察者，非能遍察人之所察之谓也；有所止矣。相高下， 视硗肥，序五种，君子不如农人；通货财，相美恶，辩贵贱，君子不如贾人；设规 矩，陈绳墨，便备用，君子不如工人；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相荐樽，以相耻怍， 君子不若惠施、邓析。若夫谲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贤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 皆得其官，万物得其宜，事变得其应，慎墨不得进其谈，惠施、邓析不敢窜其察， 言必当理，事必当务，是然后君子之所长也。 凡事行，有益于理者，立之；无益于理者，废之。夫是之谓中事。凡知说，有 益于理者，为之；无益于理者，舍之。夫是之谓中说。事行失中，谓之奸事；知说 失中，谓之奸道。奸事、奸道，治世之所弃，而乱世之所从服也。若夫充虚之相施 易也，“坚白”“同异”之分隔也，是聪耳之所不能听也，明目之所不能见也，辩 士之所不能言也，虽有圣人之知，未能偻指也。不知无害为君子，知之无损为小人。 工匠不知，无害为巧；君子不知，无害为治。王公好之则乱法，百姓好之则乱事。 而狂惑戆陋之人，乃始率其群徒，辩其谈说，明其辟称，老身长子，不知恶也。夫 是之谓上愚，曾不如相鸡狗之可以为名也。诗曰：“为鬼为蜮，则不可得，有腼面 目，视人罔极。作此好歌，以极反侧。”此之谓也。 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 曰：其唯学乎。彼学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圣人也。上 为圣人，下为士、君子，孰禁我哉！乡也混然涂之人也，俄而并乎尧禹，岂不贱而 贵矣哉！乡也效门室之辨，混然曾不能决也，俄而原仁义，分是非，圆回天下于掌 上，而辩黑白，岂不愚而知矣哉！乡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举在此，岂不 贫而富矣哉！今有人于此，屑然藏千溢之宝，虽行貣而食，人谓之富矣。彼宝也者， 衣之不可衣也，食之不可食也，卖之不可偻售也，然而人谓之富，何也？岂不大富 之器诚在此也？是杅杅亦富人已，岂不贫而富矣哉！故君子无爵而贵，无禄而富， 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穷处而荣，独居而乐！岂不至尊、至富、至重、至严之情举 积此哉！ 故曰：贵名不可以比周争也，不可以夸诞有也，不可以埶重胁也，必将诚此然 后就也。争之则失，让之则至；遵道则积，夸诞则虚。故君子务修其内，而让之于 外；务积德于身，而处之以遵道。如是，则贵名起如日月，天下应之如雷霆。故曰： 君子隐而显，微而明，辞让而胜。诗曰：“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此之谓也。 鄙夫反是：比周而誉俞少，鄙争而名俞辱，烦劳以求安利，其身俞危。诗曰：“民 之无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让，至于己斯亡。”此之谓也。 故能小而事大，辟之是犹力之少而任重也，舍粹折无适也。身不肖而诬贤，是 犹伛伸而好升高也，指其顶者愈众。故明主谲德而序位，所以为不乱也；忠臣诚能 然后敢受职，所以为不穷也。分不乱于上，能不穷于下，治辩之极也。诗曰：“平 平左右，亦是率从。”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乱也。 以从俗为善，以货财为宝，以养生为己至道，是民德也。行法至坚，不以私欲 乱所闻：如是，则可谓劲士矣。行法至坚，好修正其所闻，以桥饰其情性；其言多 当矣，而未谕也；其行多当矣，而未安也；其知虑多当矣，而未周密也；上则能大 其所隆，下则能开道不己若者：如是，则可谓笃厚君子矣。修百王之法，若辨白黑； 应当时之变，若数一二；行礼要节而安之，若生四枝；要时立功之巧，若诏四时； 平正和民之善，亿万之众而搏若一人：如是，则可谓圣人矣。 井井兮其有理也，严严兮其能敬己也，分分兮其有终始也，猒猒兮其能长久也， 乐乐兮其执道不殆也，照照兮其用知之明也，修修兮其用统类之行也，绥绥兮其有 文章也，熙熙兮其乐人之臧也，隐隐兮其恐人之不当也：如是，则可谓圣人矣。此 其道出乎一。曷谓一？曰：执神而固。曷谓神？曰：尽善挟治之谓神，万物莫足以 倾之之谓固。神固之谓圣人。 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道归 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 微也，故风之所以为不逐者，取是以节之也，小雅之所以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 大雅之所以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颂之所以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天下之道 毕是矣。乡是者臧，倍是者亡；乡是如不臧，倍是如不亡者，自古及今，未尝有也。 客有道曰：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身贵而愈恭，家富而愈俭，胜敌而愈戒。” 应之曰：是殆非周公之行，非孔子之言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 武王，履天子之籍，负扆而立，诸侯趋走堂下。当是时也，夫又谁为恭矣哉！兼制 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 诸侯。孰谓周公俭哉！武王之诛纣也，行之日以兵忌，东面而迎太岁，至泛而泛， 至怀而坏，至共头而山隧。霍叔惧曰：“出三日而五灾至，无乃不可乎？”周公曰： “刳比干而囚箕子，飞廉、恶来知政，夫又恶有不可焉！”遂选马而进，朝食于戚， 暮宿于百泉，旦厌于牧之野。鼓之而纣卒易乡，遂乘殷人而诛纣。盖杀者非周人， 因殷人也。故无首虏之获，无蹈难之赏。反而定三革，偃五兵，合天下，立声乐， 于是武象起而韶护废矣。四海之内，莫不变心易虑以化顺之。故外阖不闭，跨天下 而无蕲。当是时也，夫又谁为戒矣哉！ 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无舆马则无所见其能。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无 弓矢则无所见其巧。大儒者，善调一天下者也，无百里之地，则无所见其功。舆固 马选矣，而不能以至远，一日而千里，则非造父也。弓调矢直矣，而不能射远中微， 则非羿也。用百里之地，而不能以调一天下，制强暴，则非大儒也。 彼大儒者，虽隐于穷阎漏屋，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在一大夫之 位，则一君不能独畜，一国不能独容，成名况乎诸侯，莫不愿得以为臣。用百里之 地，而千里之国莫能与之争胜；笞棰暴国，齐一天下，而莫能倾也。是大儒之征也。 其言有类，其行有礼，其举事无悔，其持险应变曲当。与时迁徙，与世偃仰，千举 万变，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其穷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杰化之，嵬琐逃之， 邪说畏之，众人媿之。通则一天下，穷则独立贵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 世不能污，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 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 是俗人者也。逢衣浅带，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学杂举，不知法后王 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衣冠行伪已同于世俗矣，然而不知恶；其言议 谈说已无异于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别；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积足以揜 其口，则扬扬如也；随其长子，事其便辟，举其上客，亿然若终身之虏而不敢有他 志：是俗儒者也。法后王，一制度，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言行已有大法矣，然而明 不能齐法教之所不及，闻见之所未至，则知不能类也；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 内不自以诬，外不自以欺，以是尊贤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法先王，统礼 义，一制度；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苟仁义之类也，虽在鸟兽之中，若 别白黑；倚物怪变，所未尝闻也，所未尝见也，卒然起一方，则举统类而应之，无 所儗作；张法而度之，则晻然若合符节：是大儒者也。 故人主用俗人，则万乘之国亡；用俗儒，则万乘之国存；用雅儒，则千乘之国 安；用大儒，则百里之地，久而后三年，天下为一，诸侯为臣；用万乘之国，则举 错而定，一朝而伯。 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 止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圣人也者，本仁义，当是非，齐言行，不失豪厘， 无他道焉，已乎行之矣。故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见之而不知，虽识必妄；知之 而不行，虽敦必困。不闻不见，则虽当，非仁也。其道百举而百陷也。 故人无师无法而知，则必为盗，勇则必为贼，云能则必为乱，察则必为怪，辩 则必为诞；人有师有法，而知则速通，勇则速畏，云能则速成，察则速尽，辩则速 论。故有师法者，人之大宝也；无师法者，人之大殃也。人无师法，则隆性矣；有 师法，则隆积矣。而师法者，所得乎积，非所受乎性。性不足以独立而治。性也者， 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积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为也。注错习俗，所以 化性也；并一而不二，所以成积也。习俗移志，安久移质。并一而不二，则通于神 明，参于天地矣。 故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海，旦暮积谓之岁，至高谓之天，至下谓之地，宇中 六指谓之极，涂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彼求之而后得，为之而后 成，积之而后高，尽之而后圣，故圣人也者，人之所积也。人积耨耕而为农夫，积 斲削而为工匠，积反货而为商贾，积礼义而为君子。工匠之子，莫不继事，而都国 之民安习其服，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故人 知谨注错，慎习俗，大积靡，则为君子矣。纵情性而不足问学，则为小人矣；为君 子则常安荣矣，为小人则常危辱矣。凡人莫不欲安荣而恶危辱，故唯君子为能得其 所好，小人则日徼其所恶。诗曰：“维此良人，弗求弗迪；唯彼忍心，是顾是复。 民之贪乱，宁为荼毒。”此之谓也。 人论：志不免于曲私，而冀人之以己为公也；行不免于污漫，而冀人之以己为 修也；甚愚陋沟瞀，而冀人之以己为知也：是众人也。志忍私，然后能公；行忍情 性，然后能修；知而好问，然后能才；公修而才，可谓小儒矣。志安公，行安修， 知通统类：如是则可谓大儒矣。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小儒者，诸侯、大夫、士也； 众人者，工农商贾也。礼者、人主之所以为群臣寸尺寻丈检式也。人伦尽矣。 君子言有坛宇，行有防表，道有一隆。言政治之求，不下于安存；言志意之求， 不下于士；言道德之求，不二后王。道过三代谓之荡，法二后王谓之不雅。高之下 之，小之巨之，不外是矣。是君子之所以骋志意于坛宇宫廷也。故诸侯问政，不及 安存，则不告也。匹夫问学，不及为士，则不教也。百家之说，不及后王，则不听 也。夫是之谓君子言有坛宇，行有防表也。 【翻译】 大儒的作用是：周武王死后，由于成王年纪尚小，周公担心天下有人会背叛周朝，就撇开成王，继承武王的事业而统治天。周公登王位，处理天下大事，心安理得，好像这他本来就应该拥有这些权力一样，但是天下的人并不认为周公贪图王位。周公杀了管叔，把殷国都城变成了废墟，可是天下的人并不认为他残暴。周公控制天下，分封七十一个诸侯国，其中姬姓的占了五十三个，但天下的人并不认为他偏私。周公教导成王，使他明白礼仪之道，使他能继承先辈的事业。周公把王位归还给成王，可是天下诸侯继续臣服于周，周公也回到臣位，朝拜成王。天子这个职位，不能由年幼的人来承担，也不能由他人代理去做。能胜任这一职位的人，天下人就会归顺他，反之，天下人就会背离他。所以，周公撇开成王，继承武王的事业而统治天下，这是深恐天下的人会背离周朝。成王到二十岁了，已经长大成年了，周公就把王位归还给成王，以表明他不灭掉嫡长子的礼义法度。于是，周公就没有统治天下的权力了，过去拥有天下，现在没有了，这不是禅让；成王以前不能掌握天下，现在可以了，这不是篡夺；这是由于地位次序的变化的缘故啊。所以，周公以“枝子”的身份代替嫡长子的王位这不算超越礼规，弟弟诛杀兄长也不算残暴，周公与成王调换了地位，并不算不顺。依靠天下的安定，完成了文王和武王的功业，彰明了旁支和君权的大义，虽然有了这样的变化，可是天下仍安然如一。如果不是圣人，是不可能做到的，这就是大儒的作用。 秦昭王问孙卿子道：“儒者对治理国家没有什么好处吧？”孙卿子答道：“儒者效法先王，尊崇礼义，谨慎地做臣子，并使他们的君主尊贵。如果君主任用他，他们在朝廷内会做一个称职的臣子；如果不任用他们，他们就会退居民间，在编入的户籍册中，做一个诚实、顺服的老百姓。即使处境艰难，受冻挨饿，也不会用歪门邪道满足自己的欲望；即使贫穷得没有安身之处，也能深明维护国家的大义。虽然他的呼声没有谁响应，但是他通晓管理万物、养育百姓的纲纪。如果地位在人之上，他们可以成为天子、诸侯；地位在人之下，他们也是国家的栋梁。即使隐居在穷巷陋屋，也没有人会不尊重他，因为他们确实身怀道术啊。 孔子就要担任鲁国司寇了，奸商沈氏知道了，卖羊时，他就不敢在早晨把羊喂饱饮足以欺骗买主，公慎氏也休掉了婬乱的妻子，平时奢侈浪费、胡作非为的慎溃氏也离开鲁国，甚至在鲁国出售牛马的商人，也不敢再漫天要价了，这是因为孔子以正道对待他们的缘故。孔子住在阙党的时候，阙党子弟将捕获的鱼兽进行分配，其中有父母的人就分得多一些。这是因为孔子用孝悌教化了他们。儒者在朝廷中担任官职，就能美化朝政，作为老百姓，就能使风俗优良。儒者位居人下时就是这样啊。 秦昭王问：“那么，儒者地位在人之上的时候，又怎样呢？”孙卿答道：“儒者在人之上，他们的作用就更大了！他们内心意志坚定，用礼义制度修治朝廷，用各种规章制度整顿官府，百姓之中，忠诚、信实、仁爱、利他的美德蔚然成风。为了获得天下而做不合礼义的事情，错杀无罪的人，这样的事情，他们是一件也不会做的。这种做君主的道义被人民接受，传遍四海，那么天下的人就会齐声响应他。这是什么原因呢？就因为他尊贵的名声显赫，天下的人都很仰慕。所以，君主周围的人就会歌颂他、欢迎他；而远方的人，也会不辞辛劳去投奔他。这样，四海之内，如同一家一样，交通方便的地方，没有不服从的，这就是为人楷模。《诗经》说：“从西到东，从南到北，没有不归服的。”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他们处在人之下是那个样子，处在人之上是这个样子，怎么能说他们对于治理国家没有好处呢！”昭王说：“讲的好！” 古代圣王之道，是“仁”的最高体现，是按照最适中的标准去实行的。什么叫做适中呢？答道：就是礼义。这个“道”，不是天之道，也不是地之道，而是人们应该遵循的法则，君子应遵循的法则。 君子所说的贤能，并不是说能全面做到所有人所能做到的所有事情；君子所说的明智，并不是完全能知道别人所知道的一切；君子所说的分辨，并不是说能够完全分辨别人所能分辨的事物；君子所说的详察，并不是完全能够详察别人所详察的意思。君子的才能与知识是有限度的。察看田地地势的高低，识别土质的贫瘠肥沃，安排五谷种植的顺序，君子不如农民；流通钱财货物、鉴定货物的优劣，争讨价格的高低，君子不如商人；设置圆规曲尺，陈设墨线，熟练运用工具，君子不如工人；不顾是非，对与不对的实际情况，互相贬抑、相互讥羞，君子不如惠施、邓析。至于比较德行来确定他的等级次序，衡量人的才能而授予官职，使贤者与不贤的各安其位，有才能的和没有才能的人都能得到相应的官职，万物都能得到恰当的利用，各种突发变化都得到相应的处理，慎到和墨翟也不能发表他们的议论，惠施、邓析不能渗透他们的诡辩，说话一定要合符理性，做事要有缓有急，这些就是君子所见长的。 不管作什么事情，对于原则有好处，就做；反之，就不做，这就叫正确处理事情。知识学说，对于原则有好处的，就实行；反之，就舍弃，这就叫正确对待学说。事情和行为不得当，就使奸邪的事；知识学说不得当，就是奸邪的学说。奸邪的事与奸邪的学说，在安定的社会被人们抛弃的，但在混乱的社会却会有人遵从。至于虚实的相互转化，“离坚白”“合同异”的分析，即使是耳聪的人也听不明白，眼明的人也看不清楚，善辩的人也不能说清楚，即使有了圣人的智慧，也不能轻易说得清。不懂得这些，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君子。懂得这些，也不能说他就不是一个小人。就如工匠，他不懂得这些，并不妨碍他成为能工巧匠；君子不懂得这些，也不妨碍治理国家大事。天子诸侯喜好奸事、奸道，就会搞乱法度；老百姓喜好奸事、奸道，就会搞乱事情。狂妄糊涂呆笨愚蠢的人，就开始带领他们的徒众，申辩他们的奇谈怪论，并用譬喻和引证来阐明，即使到了人老子大之时也不知厌恶。这就叫做最愚蠢的人，还不如鉴别鸡狗优劣的人可以因此获得名声。《诗经》上说：“你这样鬼头鬼脑？无影无形看不清！你的面目这样丑陋，给人看也看不透。我作这支歌，就是要揭穿你的反复无常。”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我想由卑贱变得高贵，由愚昧变得智慧，由贫困变得富有，可以吗？回答道：那只有通过学习吧！那些学习的人，能遵行学到的东西，就可叫做士人；能勤奋努力的，就可叫做君子；能精通学到的东西，就是圣人。既然最高可以成为圣人，次等的可成为士人君子，那么谁能阻止我上进呢？以前，还只是一个浑浑顿顿的普通人，突然间便可跟尧、禹齐名，这难道不是由卑贱变成高贵吗！以前，竟不能区分户内与户外礼节的区别，突然就能追溯仁义的根源，分辨是非，处理天下大事就像分辨手掌上黑白颜色那么简单，这难道不是由愚昧变成明智吗？过去一无所有，顷刻间治理天下的大权全部到了他手中，这难道不是由贫穷变得富有了吗？如果有一个人，他贮藏了无数的金银财宝，即使靠行乞过活，人们也会说他富有。他的那种财宝，既不能够穿；也不能够吃；即使卖它也不能很快出售。但是人们却说他富有，为什么呢？这难道不是因为他这里确实有巨大的财富吗？这样看来，学识渊博也就成为富人了，这难道不是由贫困变得富有了吗？ 所以，虽然君子没有官位也高贵，没有俸禄也富有，不用说话也能取信于人，不用发怒也有威严，处境穷困依然荣耀，处境孤独仍然快乐，君子那些最高贵、最富有、最庄重、最严肃的实质都集中在这种学习之中了吗？所以说，尊贵的名声不能用拉帮结派的方式去争夺，不能靠自我吹嘘去占有，也不能靠权势地位的威胁去获得，必定要靠真正刻苦学习，然后才能得到。如果一心一意去争夺，名声反而会失掉；如果谦让，反而会得到。遵循正确的原则行事就能保持尊贵的名声，虚夸欺诈就会得不到高贵的名声。所以，君子致力于自己内在的思想修养，在行为上要谦让，应当致力于自身美德的积聚，遵循正确的原则处理事物。这样，那么高贵的名声就会像日月那样显明，天下的人就会像雷霆那样轰轰烈烈的响应他。所以说，即使君子隐居了，但名声仍然显著，地位虽然卑微，却荣耀显赫，即使谦让仍能胜过他人。《诗经》上说：“仙鹤在沼泽里鸣叫，声音直冲云霄。”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粗鲁的人就与此相反，他们拉帮结伙，但党羽越来越少，用不正当的手段争夺名誉反而得到更为羞耻的名声，厌烦劳苦，希求安逸，而他自身更加危险。《诗经》上说：“有些人不善良，总是怨恨别人，他只知道争取官位，而不懂得谦让，终于自取灭亡。”说的就是这种人。 能力不大却要干大事，这就如同气力很小而偏要去挑重担一样，除了断骨折腰，再没有别的下场了。自己本身不贤却吹嘘自己为贤人，这就如同一个身躯佝偻的人总想爬高一样，这样，指着他的头嘲笑他的人就更多了。所以，英明的君主根据人的德行安排官位，就是为了防止混乱；忠实的臣子确实有才能，然后才敢于接受职位，就是为了不使自己陷于困窘。君主安排官职不混乱，臣子按能力任职不会陷入窘境，这就是治国的最高境界了。《诗经》中说：“君主左右的人都很能干，而且都很听从君上的命令。”这就是说，上下的关系不会互相错乱了。 以依从习俗为妥善，以货物钱财为珍宝，以保养身体延续生命为自己的最高准则，这是普通老百姓的德行。行为合乎法度，意志坚定，不因为个人的欲望扰乱所学到的东西，如果这样，就可以称为正直的人了。行为合乎法度，意志坚定，喜欢改正自己所学到的东西，用来矫正自己原有的性情；他的言论多半是恰当的，但不完全晓谕明白；他的行为多半是恰当的，但还不完全妥当；所考虑的事多半是正确的，但还不周密；对上能够发扬自己所推祟道义，对下开导不如自己的人；这样，就可以叫做忠厚的君子了。修习历代帝王的法度，就如同分辨黑白一般，适应当时的变化，如同数一、二这样简单的数字那样轻松；遵行礼节，处之泰然，如同运动身体四肢一样行动自如；抓住时机，建立功勋的技巧，就如同通晓四季的变更一般；治理政事，安定百姓，把亿万人团结得像一个人，这样就可以称为圣人了。 整整齐齐啊，凡事都那样有条有理。威风凛凛啊，他是那样受尊敬。坚定不移啊，他是那样始终如一，明明白白。安安稳稳啊，凡事都能长久保持。痛痛快快啊，他是那样地执行原则毫不怠慢。昭昭耀耀啊，他是那样的清楚的运用智慧。勤勤恳恳啊，他的行为多么合符礼义法度。安安泰泰啊，他是多么的文采洋溢。和和蔼蔼啊，他是那么的喜爱别人的善美。兢兢业业啊，他是那样地担心别人做错事。这样，就可以叫做圣人了，这是因为他的道产生于专一。 什么叫做专一？答：保持神明与稳固。什么神明与稳固？答：以完备周全的方法治理国家就叫神明。任何事物都不能颠覆它就叫做稳固。既神明，又牢固就可以叫做圣人。所谓圣人就是道的总和。天下的道都集中在它这里了，历代帝王的道也都集中在这里。所以《诗经》、《尚书》、《礼经》、《乐经》的道也都归属在这里了。《诗经》中说的是圣人的意志；《书经》说的是圣人的政事；《礼经》说的是圣人的行为；《乐经》说的是圣人的协调；《春秋》说的是圣人的微言大义。所以，《国风》之所以不是放荡的作品，是因为以此节制它的缘故；《小雅》之所以为小雅，是因为用它来美化的缘故；《大雅》之所以为大雅，是因为它来光大的缘故；《颂》之所以达到了诗的最高峰，是因为它精神来贯穿的缘故。天下之道全都集中在这里，顺着它去做，就会得到昌盛，违背它去做，就会遭到灭亡，顺着它去做而得不到好昌盛，违背它去做而行不被灭亡，从古到今，还没有过这样的事情。 有个客人说：“孔子说：‘周公多么伟大啊，他地位高贵却更加谦恭有礼，他家庭富有却节俭有加，战胜了敌人却更加戒备。”答道：“这恐怕不是周公的行为，也不是孔子的观点。”武王死后，成王年纪尚小，周公撇开成王，继承了武王的事业，他登上天子之位，背靠屏风而立，诸侯小心谨慎的急走到殿堂之下朝拜。这个时候，他又对谁谦恭有礼呢！确立了对天下的全面统治，分封了七十一个诸侯国，姬姓就有五十多个，周王室的子孙，只要不是愚蠢之极的，没有不成为显贵的诸侯的。谁又能说周公节俭呢？武王出兵讨伐纣王，出兵那天恰逢兵忌之日，向东进兵，冲犯了太岁，兵到汜水又遇江水泛滥，到了怀城又遇城墙倒塌，到了共头山，又遇到山崩。武王的弟弟霍叔害怕，说：“出兵三天就遇到了五次灾难，恐怕讨伐的时机还不成熟吧？”周公却说：“纣王把王叔比干剖腹挖心，又囚禁王叔箕子，朝中由奸臣飞廉、恶来执政，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于是他挑选精兵继续前进，早晨在戚地吃饭，晚上在百泉宿营，第二天黎明时就逼近牧野。刚一开战，纣王的兵卒就倒戈相向，于是，周军借用商人的力量诛杀了纣王。所以，杀纣王的不是周军，而是商人。所以，周军将士没有斩获头颅和俘虏敌人，因此，也没有冲锋陷阵的赏赐，军队返回国后，就把盔甲和兵器收藏起来，统—了天下，设置了音乐，于是就用周乐《武》、《象》代替了原来的《韶》《护》之乐。整个天下，没有不改变思想，而归顺周朝的。因此，家家不必关闭大门，走遍天下也没有界限了。这时，还要戒备谁呢？ 造父，是天下最擅长驾驶车马的人，但如果没有车马，就不能表现他的才能；后弈，是天下最擅长射箭的人，但如果没有弓箭，也就无法显示他高超的技艺；大儒这样的人，善于使天下百姓协调一致，但如果没有百里的国土就不能显示他的功用。如果车子坚固，又有良马，可是凭靠这些却不能达到远处，日行千里，那么他就不是造父了；弓调好了，箭也很直，可是他却不能射中远处很小的目标，那他就不是后弈；治理百里之地，如果不能使百姓协调，统一天下，不能制服强暴的国家，这就不是大儒。 那些大儒，即使隐居在偏僻的街巷、简陋不堪的房屋中，虽然自己贫穷的无立锥之地，可是王公大人却不能同他争夺名望；虽然他所管辖的仅百里见方的小国，但是拥有千里大国的人不能同他相匹敌；打击暴虐的国家，统一天下，没有什么能够动摇他，这就是大儒具备的特征。他的言行合乎礼义，做事果断，处理危机，应付突发事件能够恰到好处；他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不管外界怎样变化，他的道术是始终如一的，这就是大儒的典范。他穷困失意时，庸俗的儒生都耻笑他；当他显达的时候，英雄豪杰都被他感化，不正派的人都会逃离他，坚持邪说的人都惧怕他；众人也都愧对他。在他显达时，就官运享通，就能够统一天下，在他处于困境时，就能独树高声。上天不能使他死亡，大地也不能将他埋葬，即使夏桀、盗跖的时代也不能玷污他，如果不是大儒，就不能这样立身处世，而孔子、子弓就是这样的人。 所以，有庸俗的人，有庸俗的儒士，有高雅的儒士，有大儒。不学习，不讲求正义，把追求财富为目标，这是是庸俗的人。穿着宽大的衣服并束着宽大的腰带，戴着中间高两旁低的帽子，粗略地效法古代圣王，这足以扰乱天下；杂举荒谬的学说，不知道把实践礼仪放在首要地位，把记诵《诗经》《尚书》放在次要地位；他们的衣冠、行为已经和世俗相同了，然而不知道厌恶自己；但还不知道厌弃它们；他们的言论，已经和墨子没有什么不同了，然而并不能明显的区分；他们靠吹捧先王欺骗愚蠢的人，从而获得衣食，得到一点积蓄足以糊口就得意洋洋；顺从显贵的人，侍奉他们的亲信小人，吹捧显贵者的座上客，心安理得的作他们的奴仆，而不敢有其他任何志向，这种人就是庸俗的儒士。效法后代的帝王，统一制度，推崇礼仪而把《诗经》《尚书》降到次要位置，他的言行已经基本符合基本的法规的要求了，然而他的智慧还不能解决法度和教育没有涉及到的问题，以及见闻所没有达到的事物，即使有智慧还不能触类旁通；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对内不欺骗自己，对外不欺骗别人，根据这种观念而尊重贤人，敬畏法度，不敢怠慢，这种人即为高雅的儒士。效法古代的圣王，总括礼义，统一制度，根据不多的见闻把握很多的知识，根据古代的事情把握现代的事情，根据单一之事推知世间万事万物，如果是合乎仁义的事物，即使在鸟兽之中，也能如同辨别黑白那样把它辨认出来；奇特的事情，古怪的变化，从没有听过，也不曾见过，突然发生了，也能拿礼义来应对，而没有什么疑惑与惭愧，张扬法度来衡量它，就像符节一样完全相合，这就是大儒。所以，君主用庸俗的人执政，那么万乘之国也将被灭亡；任用庸俗的儒士执政，万乘大国也仅能保存；用高雅的儒士执政，千乘之国家就能保平安；任用大儒来执政，即使是百里之地的小国，就可以保持长久，三年之后就可以统一天下，各国诸侯都来称臣；如果任用大儒治理万乘大国，就会政令布施，国家安定，很快就可以名扬天下。 不听不如听到，听到不如亲眼看到，看到不如知道，知道了不如亲自实践。做到知行合一达到极致了。通过实践，就能明白事理，明白事理，就能成为圣人。圣人，把仁义作为根本，恰当的判断是非曲直，言行一致，丝毫不差，这并没有其他的窍门，就在于把学到的知识切实地付诸实践。所以听到而没有亲眼看到，即使听到的很多，也必定会出现错误，看见了却不知道，虽然记住了，也必有错误；知道了却不付诸实践，即使知识很多，也将会陷入困境。没有听见，也没有看见，即使做对了，也不是仁，把偶然当作根本方法来做事，这样做一百次就会失败一百次。 所以，人如果没有老师的教导，不懂得法度，如果具有智慧，就会做出盗窃的事情；如果有勇气，就会抢劫；如果有才能，就必定会作乱；能够明察，就会发表奇谈怪论；如果善于辩驳，就一定会虚妄诡辩。但有了老师的教导，如果懂得法度，具有智慧，就能很快显达；如果有勇气，就能很快变得威武；如果有才能，就能很快取得成功；如果能明察，就能很快通晓事理；如果善辩，就能很快判断是非。所以，有老师的教导和有法度，就是人们最大的的财富；反之，没有老师的教导和没有法度，就会成为人们的灾祸。 没有老师的教导，不懂得法度，人就会任性而为；如果有老师教导，懂得法度，就会重视学习的积累；而老师的法度本身也是通过学习的积累得来的，不是先天具有的，它不能独立地治理自己。本性，不是我们后天所能造成的，但是本性却可以加以改变；积累，不是我们先天所有的，却可以造就。风俗习惯可以改变人的思想，长久地受风俗习惯的影响，就会改变人的本性。只要专心致志，不三心二意，就能通于神明，与天地相参同了。 所以，泥土堆积起来能成为高山，细流汇积起来能形成大海，一天一天的积累就叫做年，最高的地方是天，最低的地方是地，宇宙中上、下、东、西、南、北六个方向称为极，普通百姓积累善行，达到完美的程度就可以成为圣人。那些必须努力才能有所收获，不断实践才会成功，不断的积累才能提高，最终达到完美就能成为圣人。所以，圣人就是普通人的善行日积月累的结果啊。人们积累锄草耕田的经验就成为农夫，积累起砍削的经验就成为木匠，积累贩卖货物的经验就成为商人，积累礼义的经验就成为君子。工匠的儿继承父业，城里的人安于他们的职业。楚国有楚国的风俗习惯，越国有越国的风俗习惯，中原地带有中原地带的风俗习惯。这些都不是先天的本性，而是后天积累、磨练的结果啊。 所以，如果人们行为谨慎，认真地对待风俗习惯，坚强德行的修养和磨练，就能成为君子了；如果放纵性情，不努力学习，就会成为小人。成为君子，就能经常安泰、荣耀；成为小人，就经常遇到危困、耻辱。没有人不希望安泰和荣耀和厌恶危困和耻辱的，但是，只有君子才能得到自己所喜好的，小人就只能每天招致他所厌恶的。《诗经》上说：“对于这么多贤良的人，并不招致他，任用他；对那些狠毒的人，你却照顾他、看重他。人民想要反抗，难道甘愿受残害。”说的就是这个。 人的类别是：思想上总是偏私，却总希望别人认为他大公无私；行动肮脏卑鄙，却希望别人认为他有修养；自己浅陋又无知，却希望别人认为他聪明，这是一般人的想法。思想上摒弃私心然后才能公正；行动战胜情欲，然后才能品德高尚；有智慧而又虚心好学，然后才能有才智，做到这些，可称为小儒了。思想上安于公正，行动上安于善良，拥有智慧，又能通晓各类事务的法则，这样就可以称为大儒了。大儒，可以担任天子身边的三公；小儒，可以担任诸侯的士大夫；一般民众，就只能做工匠、农民、商人了。礼制，是君主衡量群臣等级优劣的标准，这样就把人的等类全包括在内了。 君子的言论有界限，行为有标准，言行有所专重。谈到政治的要求，要以国家安定和存在为标准；谈到志向的要求，要以做士为准则；谈到道德的要求，就要以不能背离当代帝王为准则。夏、商、周三代以前的道，太过遥远，就是放荡荒诞的了；法度背离了当代的帝王，就是不正确的了。自己的主张或高，或低，或大，或小，都不超出这些方面，君子发挥自己的思想，就是以此为界限。所以，诸侯询问政治问题，不涉及国家的安危存亡，就不告诉他；一般人来询问学习问题，如不涉及如何做士，就不教导他；诸子百家的学说，如不涉及当代帝王如何治理国家，就不去听信他。这就是君子说话有界限，行动有标准。 王制(+翻译) 【原文】 请问为政？曰：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元恶不待教而诛，中庸 不待政而化。分未定也，则有昭缪。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 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故 奸言，奸说，奸事，奸能，遁逃反侧之民，职而教之，须而待之，勉之以庆赏，惩 之以刑罚。安职则畜，不安职则弃。五疾，上收而养之，材而事之，官施而衣食之， 兼覆无遗。才行反时者死无赦。夫是之谓天德，是王者之政也。 听政之大分：以善至者待之以礼，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两者分别，则贤不肖 不杂，是非不乱。贤不肖不杂，则英杰至，是非不乱，则国家治。若是，名声日闻， 天下愿，令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 凡听：威严猛厉，而不好假道人，则下畏恐而不亲，周闭而不竭。若是，则大 事殆乎弛，小事殆乎遂。和解调通，好假道人，而无所凝止之，则奸言并至，尝试 之说锋起。若是，则听大事烦，是又伤之也。故法而不议，则法之所不至者必废。 职而不通，则职之所不及者必队。故法而议，职而通，无隐谋，无遗善，而百事无 过，非君子莫能。故公平者，听之衡也；中和者，听之绳也。其有法者以法行，无 法者以类举，听之尽也。偏党而不经，听之辟也。故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 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传曰：“治生乎君子，乱生乎小人。”此之谓也。 分均则不偏，埶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 而处国有制。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埶位齐，而欲恶同， 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 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书曰：“维齐非齐。”此之谓也。 马骇舆，则君子不安舆；庶人骇政，则君子不安位。马骇舆，则莫若静之；庶 人骇政，则莫若惠之。选贤良，举笃敬，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 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 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 隆礼敬士矣；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是人君之大节也。三节者当，则其 余莫不当矣。三节者不当，则其余虽曲当，犹将无益也。孔子曰：“大节是也，小 节是也，上君也；大节是也，小节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大节非也，小节虽是 也，吾无观其余矣。” 成侯、嗣公聚敛计数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产取民者也，未及为政也。管仲 为政者也，未及修礼也。故修礼者王，为政者强，取民者安，聚敛者亡。故王者富 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筐箧已富，府库已实，而 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则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 故我聚之以亡，敌得之以强。聚敛者，召寇、肥敌、亡国、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 蹈也。 王夺之人，霸夺之与，强夺之地。夺之人者臣诸侯，夺之与者友诸侯，夺之地 者敌诸侯。臣诸侯者王，友诸侯者霸，敌诸侯者危。 用强者：人之城守，人之出战，而我以力胜之也，则伤人之民必甚矣；伤人之 民甚，则人之民必恶我甚矣；人之民恶我甚，则日欲与我斗。人之城守，人之出战， 而我以力胜之，则伤吾民必甚矣；伤吾民甚，则吾民之恶我必甚矣；吾民之恶我甚， 则日不欲为我斗。人之民日欲与我斗，吾民日不欲为我斗，是强者之所以反弱也。 地来而民去，累多而功少，虽守者益，所以守者损，是以大者之所以反削也。诸侯 莫不怀交接怨，而不忘其敌，伺强大之间，承强大之敝，此强大之殆时也。 知强大者不务强也，虑以王命，全其力，凝其德。力全则诸侯不能弱也，德凝 则诸侯不能削也，天下无王霸主，则常胜矣：是知强道者也。 彼霸者则不然：辟田野，实仓廪，便备用，案谨募选阅材伎之士，然后渐庆赏 以先之，严刑罚以纠之。存亡继绝，卫弱禁暴，而无兼幷之心，则诸侯亲之矣。修 友敌之道，以敬接诸侯，则诸侯说之矣。所以亲之者，以不幷也；幷之见，则诸侯 疏矣。所以说之者，以友敌也；臣之见，则诸侯离矣。故明其不幷之行，信其友敌 之道，天下无王霸主，则常胜矣。是知霸道者也。 闵王毁于五国，桓公劫于鲁庄，无它故焉，非其道而虑之以王也。 彼王者不然：仁眇天下，义眇天下，威眇天下。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亲也； 义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贵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敌也。以不敌之威，辅服人之 道，故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是知王道者也。知此三具者，欲 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强而强矣。 王者之人：饰动以礼义，听断以类，明振毫末，举措应变而不穷，夫是之谓有 原。是王者之人也。 王者之制：道不过三代，法不二后王；道过三代谓之荡，法二后王谓之不雅。 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声、则非雅声者举废，色、 则凡非旧文者举息，械用，则凡非旧器者举毁，夫是之谓复古，是王者之制也。 王者之论：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朝无幸位，民无幸生。 尚贤使能，而等位不遗；析愿禁悍，而刑罚不过。百姓晓然皆知夫为善于家，而取 赏于朝也；为不善于幽，而蒙刑于显也。夫是之谓定论。是王者之论也。 王者之法：等赋、政事、财万物，所以养万民也。田野什一，关市几而不征， 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相地而衰政。理道之远近而致贡。通流财物粟米，无 有滞留，使相归移也，四海之内若一家。故近者不隐其能，远者不疾其劳，无幽闲 隐僻之国，莫不趋使而安乐之。夫是之为人师。是王者之法也。 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 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紶、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 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故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斲削、 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故虎豹为猛矣，然君子剥而用之。故天之 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上以饰贤良，下以养百姓而安乐之。夫是 之谓大神。诗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谓也。 以类行杂，以一行万。始则终，终则始，若环之无端也，舍是而天下以衰矣。 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礼义之始也；为之，贯之，积重 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 万物之摠也，民之父母也。无君子，则天地不理，礼义无统，上无君师，下无父子， 夫是之谓至乱。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与万世 同久，夫是之谓大本。故丧祭、朝聘、师旅一也；贵贱、杀生、与夺一也；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一也；农农、士士、工工、商商一也。 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 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 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 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时，裁万物， 兼利天下，无它故焉，得之分义也。 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 故宫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顷舍礼义之谓也。能以事亲谓之孝，能以事兄谓之弟， 能以事上谓之顺，能以使下谓之君。 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故 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政令时，则百姓一，贤良服。 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 鼋鼍鱼鳖鳅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 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 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 材也。 圣王之用也：上察于天，下错于地，塞备天地之间，加施万物之上，微而明， 短而长，狭而广，神明博大以至约。故曰：一与一是为人者，谓之圣人。 序官：宰爵知宾客、祭祀、响食牺牲之牢数。司徒知百宗、城郭、立器之数。 司马知师旅、甲兵、乘白之数。修宪命，审诗商，禁婬声，以时顺修，使夷俗邪音 不敢乱雅，大师之事也。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安水臧，以时决塞，岁虽凶败 水旱，使民有所耘艾，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视肥硗，序五种，省农功，谨蓄藏， 以时顺修，使农夫朴力而寡能，治田之事也。修火宪，养山林薮泽草木、鱼鳖、百 索，以时禁发，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虞师之事也。顺州里，定廛宅，养六畜， 闲树艺，劝教化，趋孝弟，以时顺修，使百姓顺命，安乐处乡，乡师之事也。论百 工，审时事，辨功苦，尚完利，便备用，使雕琢文采不敢专造于家，工师之事也。 相陰陽，占祲兆，钻龟陈卦，主攘择五卜，知其吉凶妖祥，伛巫跛击之事也。修采 清，易道路，谨盗贼，平室律，以时顺修，使宾旅安而货财通，治市之事也。抃急 禁悍，防婬除邪，戮之以五刑，使暴悍以变，奸邪不作，司寇之事也。本政教，正 法则，兼听而时稽之，度其功劳，论其庆赏，以时慎修，使百吏免尽，而众庶不偷， 冢宰之事也。论礼乐，正身行，广教化，美风俗，兼覆而调一之，辟公之事也。全 道德，致隆高，綦文理，一天下，振毫末，使天下莫不顺比从服，天王之事也。故 政事乱，则冢宰之罪也；国家失俗，则辟公之过也；天下不一，诸侯俗反，则天王 非其人也。 具具而王，具具而霸，具具而存，具具而亡。用万乘之国者，威强之所以立也， 名声之所以美也，敌人之所以屈也，国之所以安危臧否也，制与在此，亡乎人。王、 霸、安存、危殆、灭亡，制与在我，亡乎人。夫威强未足以殆邻敌也，名声未足以 县天下也，则是国未能独立也，岂渠得免夫累乎？天下胁于暴国，而党为吾所不欲 于是者，日与桀同事同行，无害为尧。是非功名之所就也，非存亡安危之所堕也。 功名之所就，存亡安危之所堕，必将于愉殷赤心之所。诚以其国为王者之所亦王， 以其国为危殆灭亡之所亦危殆灭亡。殷之日，案以中立，无有所偏，而为纵横之事， 偃然案兵无动，以观夫暴国之相卒也。案平政教，审节奏，砥砺百姓，为是之日， 而兵剸天下劲矣。案然修仁义，伉隆高，正法则，选贤良，养百姓，为是之日，而 名声剸天下之美矣。权者重之，兵者劲之，名声者美之。夫尧舜者一天下也，不能 加毫末于是矣。 权谋倾覆之人退，则贤良知圣之士案自进矣。刑政平，百姓和，国俗节，则兵 劲城固，敌国案自诎矣。务本事，积财物，而勿忘栖迟薛越也，是使群臣百姓皆以 制度行，则财物积，国家案自富矣。三者体此而天下服，暴国之君案自不能用其兵 矣。何则？彼无与至也。彼其所与至者，必其民也。其民之亲我，欢若父母，好我 芳如芝兰，反顾其上则若灼黥，若仇雠；彼人之情性也虽桀跖，岂有肯为其所恶， 贼其所好者哉！彼以夺矣。故古之人，有以一国取天下者，非往行之也，修政其所， 天下莫不愿，如是而可以诛暴禁悍矣。故周公南征而北国怨，曰：“何独不来也！” 东征而西国怨，曰：“何独后我也！”孰能有与是斗者与？安以其国为是者王。殷 之日，安以静兵息民，慈爱百姓，辟田野，实仓廪，便备用，安谨募选阅材伎之士， 然后渐赏庆以先之，严刑罚以防之，择士之知事者，使相率贯也，是以厌然畜积修 饰，而物用之足也。兵革器械者，彼将日日暴露毁折之中原；我将修饰之，拊循之， 掩盖之于府库。货财粟米者，彼将日日栖迟薛越之中野，我今将畜积幷聚之于仓廪。 材伎股肱健勇爪牙之士，彼将日日挫顿竭之于仇敌，我今将来致之，幷阅之，砥砺 之于朝廷。如是，则彼日积敝，我日积完；彼日积贫，我日积富；彼日积劳，我日 积佚。君臣上下之间者，彼将厉厉焉日日相离疾也，我将顿顿焉日日相亲爱也，以 是待其敝。安以其国为是者霸。立身则从佣俗，事行则遵佣故，进退贵贱则举佣士， 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则庸宽惠，如是者则安存。立身则轻楛，事行则蠲疑，进退 贵贱则举佞侻，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则好取侵夺，如是者危殆。立身则憍暴，事 行则倾覆，进退贵贱则举幽险诈故，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则好用其死力矣，而 慢其功劳，好用其籍敛矣，而忘其本务，如是者灭亡。－－此五等者，不可不善择 也，王、霸、安存、危殆、灭亡之具也。善择者制人，不善择者人制之。善择之者 王，不善择之者亡。夫王者之与亡者，制人之与人制之也，是其为相县也亦远矣。 【翻译】 请问怎样从事政治？回答说：对于有德才的人，不依级别次序而破格提拔；对于无德无能的人，不等片刻而立即罢免；对于元凶首恶，不需教育而马上杀掉；对于普通民众，不靠行政手段而进行教育感化。在名分还没有确定的时候，就应该像宗庙有昭穆的分别一样来排列臣民的等级次序。即使是帝王公侯士大夫的子孙，如果不能顺从礼义，就把他们归入平民。即使是平民的子孙，如果积累了古代文献经典方面的知识，端正了身心行为，能顺从礼义，就把他们归入卿相士大夫。对于那些散布邪恶的言论、鼓吹邪恶的学说、干邪恶的事情、有邪恶的才能、逃亡流窜、不守本分的人，就安排强制性的工作并教育他们，静待他们转变；用奖赏去激励他们、用刑罚去惩处他们；安心工作的就留用，不安心工作的就流放出去。对患有五种残疾的人，君主收留并养活他们，根据才能使用他们，根据职事安排供给他们吃穿，全部加以照顾而不遗漏。对那些用才能和行为来反对现行制度的人，坚决处死，决不赦免。这叫做天一般的德行，是成就王业的圣王所采取的政治措施。 在朝廷上听取意见处理政事的要领：对那些带着好的建议而来的人，就用礼节对待他；对那些怀着恶意而来的人，就用刑罚对待他。这两种情况能区别开来，那末有德才的人和没有德u才的人就不会混杂在一起，是非也就不会混淆不清。有德才的人和没有德才的人不混杂，那末英雄豪杰就会到来；是非不混淆，那么国家就能得到治理。像这样，名声就会一天天传扬出去，天下的人就会仰慕向往，就能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这样，圣王的事业也就完成了。 大凡在朝廷上听取意见处理政事的时候，如果威武严肃凶猛刚烈而不喜欢宽容地顺从别人，那末臣下就会害怕恐惧而不亲近，就会隐瞒真情而不把心里话全部说出来；像这样，那末大事恐怕会废弛，小事恐怕会落空。如果一味随和，喜欢宽容地顺从别人而漫无限度，那末奸诈邪恶的言论就会纷至沓来，试探性的谈说就会蜂拥而起；像这样，那末听到的事情就会面广量大而政事也就繁多琐碎了，这就又对处理政事有害了。 制定了法律而不再依靠臣下讨论研究，那末法律没有涉及到的事情就一定会被废弃不管。规定了各级官吏的职权范围而不彼此沟通，那未职权范围涉及不到的地方就必然会落空。所以制定了法律而又依靠臣下的讨论研究，规定了各级官吏的职权范围而又彼此沟通，那就不会有隐藏的图谋，不会有没发现的善行，而各种工作也就不会有失误了，不是君子是不能做到这样的。公正，是处理政事的准则；宽严适中，是处理政事的准绳。那些有法律依据的就按照法律来办理，没有法律条文可遵循的就按照类推的办法来办理，这是处理政事的彻底措施。偏袒而没有常规，是处理政事的歪道。所以，有了良好的法制而产生动乱是有过这种情况的；有了德才兼备的君子而国家动乱的，从古到今，还不曾听说过。古书上说：“国家的安定产生于君子，国家的动乱来源于小人。”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啊。 名分职位相等了就谁也不能统率谁，势位权力相等了就谁也不能统一谁，大家平等了就谁也不能役使谁。自从有了天有了地，就有了上和下的差别；英明的帝王一登上王位，治理国家就有了一定的等级制度。两个同样高贵的人不能互相侍奉，两个同样卑贱的人不能互相役使，这是合乎自然的道理。如果人们的权势地位相等，而爱好与厌恶又相同，那么由于财物不能满足需要，就一定会发生争夺；一发生争夺就一定会混乱，社会混乱就会陷于困境了。古代的圣王痛恨这种混乱，所以制定了礼义来分别他们，使人们有贫穷与富裕、高贵与卑贱的差别，使自己能够凭借这些来全面统治他们，这是统治天下的根本原则。《尚书》上说：“要整齐划一，在于不整齐划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马在拉车时受惊了狂奔，那么君子就不能稳坐车中；老百姓在政治上受惊了乱干，那么君子就不能稳坐江山。马在拉车时受惊了，那就没有比使它安静下来更好的了；老百姓在政治上受惊了，那就没有比给他们恩惠更好的了。选用有德才的人，提拔忠厚恭谨的人，提倡孝顺父母、敬爱兄长，收养孤儿寡妇，补助贫穷的人，像这样，那么老百姓就安于政治了。老百姓安于政洽，然后君子才能安居上位。古书上说：“君主，好比是船；百姓，好比是水。水能载船，水也能翻船。”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统治人民的君主，要想安定，就没有比调正好政策、爱护人民更好的了；要想荣耀，就没有比尊崇礼义、敬重文人更好的了；更想建立功业和名望，就没有比推崇品德高尚的人、使用有才能的人更好的了。这些是当君主的重要关键。这三个关键都做得恰当，那么其余的就没有什么不恰当了。这三个关键做得不恰当，那么其余的即使处处恰当，还是毫无裨益的。孔子说：“大节对，小节也对，这是上等的君主。大节对，小节有些出入，这是中等的君主。大节错了，小节即使对，我也不要再看其余的了。” 卫成侯、卫嗣公，是搜刮民财、精于计算的国君，没能达到取得民心的境地；子产，是取得民心的人，却没能达到处理好政事的境地；管仲，是善于从理政事的人，但没能达到遵循礼义的境地。遵循礼义的能成就帝王大业，善于处理政事的能强大，取得民心的能安定，搜刮民财的会灭亡。称王天下的君主使民众富足，称霸诸侯的君主使战士富足，勉强能存在的国家使大夫富足，亡国的君主只是富了自己的箱子、塞满了自己的仓库。自己的箱子已装足了，仓库已塞满了，而老百姓则贫困了，这叫做上面漫出来而下面漏得精光。这样的国家，内不能防守，外不能征战，那么它的垮台灭亡可以立刻等到了。所以我搜刮民财以致灭亡，敌人得到这些财物因而富强。搜刮民财，实是招致侵略者、肥了敌人、灭亡本国、危害自身的道路，所以贤明的君主是不走这条路的。 要称王天下的和别国争夺民众，要称霸诸侯的和别国争夺同盟国，只图逞强的和别国争夺土地。和别国争夺民众的可以使诸侯成为自己的臣子，和别国争夺同盟国的可以使诸侯成为自己的朋友，和别国争夺土地的就会使诸侯成为自己的敌人。使诸侯臣服的能称王天下，同诸侯友好的能称霸诸侯，和诸侯为敌的就危险了。 使用强力来和别国争夺土地的君主，人家或者据城守卫，人家或者出城迎战，而我用武力去战胜他们，那么伤害别国的民众必然很厉害。伤害别国的民众很厉害，那么别国的民众怨恨我也必然很厉害。别国的民众怨恨我很厉害，那就会天天想和我战斗。人家或者据城守卫，人家或者出城迎战，而我用武力去战胜他们，那么伤害自己的民众必然很厉害。伤害自己的民众很厉害，那么自己的民众怨恨我也必然很厉害。自己的民众怨恨我很厉害，那就天天不想为我战斗。别国的民众天天想和我战斗，我自己的民众天天不想为我战斗，这就是强国反而变弱的原因。土地夺来了而民众离心离德了，忧患很多而功劳很少，虽然守卫的土地增加了，用来守卫土地的民众却减少了，这就是大国反而被割削的原因。诸侯无不互相结交、连结那些对强国心怀怨恨的国家而不忘记他们的敌人，他们窥测那强大之国的漏洞，趁着强大之国的衰败来进攻，这就是强大之国的危险时刻了。 懂得强大之道的君主不致力于逞强黩武，而是考虑用天子的命令来保全自己的实力、积聚自己的德望。实力保全了，那么各国诸侯就不能使他衰弱了；德望积聚了，那么各国诸侯就不能削弱他了；天下如果没有能成就王业、霸业的君主，那么他就能常常取胜了。这是懂得强大之道的君主。 那些奉行霸道的君主就不是这样。他开垦田野，充实粮仓，改进设备器用，严格谨慎地招募、选择、接纳有才能技艺的士人，然后加重奖赏来诱导他们，加重刑罚来督责他们；他使灭亡的国家能存在下去，使已经断绝了的后代继承关系能继续下去，保护弱小的国家，禁止残暴的国家，但是并没有吞并别国的野心，那么各国诸侯就会亲近他了。他遵行与力量匹敌的国家相友好的原则去恭敬地接待各国诸侯，那么各国诸侯就喜欢他了。各国诸侯之所以亲近他，是因为他不吞并别国；如果吞并别国的野心暴露出来，那么各国诸侯就会疏远他了。各国诸侯之所以喜欢他，是因为他和力量匹敌的国家相友好；如果要使各国诸侯臣服的意图暴露出来，那么各国诸侯就会背离他了。所以，表明自己不会有吞并别国的行为，信守自己和匹敌的国家相友好的原则，天下如果没有成就王业的君主，这奉行霸道的君主就能常常取胜了。这是懂得称霸之道的君主。 齐闵王被五国联军摧毁，齐桓公被鲁庄公的臣子劫持，这没有其他的缘故，就是因为他们实行的不是王道却想靠它来称王。 那些奉行王道的君主就不是这样。他的仁爱高于天下各国，道义高于天下各国，威势高于天下各国。仁爱高于天下各国，所以天下没有谁不亲近他。道义高于天下各国，所以天下没有谁不尊重他。威势高于天下各国，所以天下没有谁敢与他为敌。拿不可抵挡的威势去辅助使人心悦诚服的仁义之道，所以不战而胜，不攻而得，不费一兵一甲天下就归服了，这是懂得称王之道的君主。 懂得了上述或王、或霸、或强的条件的君主，想要称王就能称王，想要称霸就能称霸，想要致强就能致强。 奉行王道而成就王业的君主所拥有的辅佐大臣：能用礼义来端正自己的行动，按照法度来处理决断政事，明察得能揭发出毫毛末端般的细微小事，能随各种变化而采取相应的措施，不会穷于应付。这叫做掌握了根本。这就是奉行王道的君主所拥有的辅佐大臣。 奉行王道的君主所实行的制度：奉行的政治原则不超出夏、商、周三代，实行的法度不背离当代的帝王。政治原则古得超过了三代便叫做荒诞，法度背离了当代的帝王便叫做不正。不同等级的人衣服各有规格，住房各有标准，随从人员各有一定的数目，丧葬祭祀用的器具各有相称的规定。音乐，凡是不合乎正声雅乐的全部废除；色彩，凡是不合乎原色文彩的全部禁止；器具，凡是不同于原来器具的全部毁掉。这叫做复古。这就是奉行王道的君主所实行的制度。 奉行王道的君主对臣民的审察处理：没有德行的不让他显贵，没有才能的不让他当官，没有功劳的不给奖赏，没有罪过的不加处罚。朝廷上没有无德无功而侥幸获得官位的，百姓中没有游手好闲而侥幸获得生存的。崇尚贤德，任用才能，授予的等级地位各与德才相当而没有疏失；制裁狡诈，禁止凶暴，施加的刑罚各与罪行相当而不过分。老百姓都明明白白地知道：即使在家里行善修德，也能在朝廷上取得奖赏；即使在暗地里为非作歹，也会在光天化日之下受到惩处。这叫做确定不变的审处。这就是奉行王道的君主对臣民的审察处理。 奉行王道的君主的法度：规定好赋税等级，管理好民众事务，管理好万物，这是用来养育亿万民众的。对于农田，按收入的十分之一征税；对于关卡和集市，进行检查而不征税；对于山林湖堤，按时封闭和开放而不收税。考察土地的肥瘠来分别征税，区别道路的远近来收取贡品。使财物、粮米流通，没有滞留积压；使各地互通有无来供给对方，四海之内就像一家人一样。所以近处的人不隐藏自己的才能，远处的人不厌恶奔走的劳苦，即使是幽远偏僻的国家，也无不乐于前来归附百听从役使。这种君主叫做人民的师表。这就是奉行王道的君主所实行的法度。 北海有善于奔走的马和善于吠叫的狗，而中原各国可以得到并畜养役使它们。南海有羽毛、象牙、犀牛皮、曾青、殊砂，而中原各国可以得到并使用它们。东海有紫色的粗麻布、鱼、盐，而中原各国可以得到并穿着、食用它们。西海有皮革和色彩斑烂的牦牛尾，而中原各国可以得到并使用它们。所以湖边打鱼的人会有足够的木材，山上伐木的人会有足够的鲜鱼；农民不砍削、不烧窑冶炼而有足够的器具，工匠、商人不种地而有足够的粮食。虎、豹要算是凶猛的了，但是君子能够剥下它们的皮来使用。所以苍天所覆盖的，大地所承载的，没有什么东西不充分发挥它们的优点、竭尽它们的效用，上用来装饰贤良的人、下用来养活老百姓百使他们都安乐。这叫做大治。《诗》云：“天生高大的岐山，太王使它大发展；太王已经造此都，文王使它长平安。”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用各类事物的法则去治理各种纷繁复杂的事物，用统括一切的法则去治理万事万物，从始到终，周而复始，就像圆环没有头一样。如果舍弃了这个原则，那么天下就要衰微了。天地，是生命的本源：礼义，是天下大治的本源；君子，是礼义的本源。学习研究礼义，熟悉贯通礼义，积累增多礼义方面的知识，极其爱好礼义，这是做君子的开始。所以天地生养君子，君子治理天地。君子，是天地的参赞，万物的总管，人民的父母。没有君子，那么天地就不能治理，礼义就没有头绪，上没有君主、师长的尊严，下没有父子之间的伦理道德，这叫做极其混乱。君臣、父子、兄弟、夫妻之间的伦理关系，从始到终，从终到始，它们与天地有上下之分是同样的道理，与千秋万代同样长久，这叫做最大的根本。所以丧葬祭祀的礼仪、诸侯定期朝见天子的礼仪、军队中的礼仪，其道理是一样的。使人高贵或卑贱、将人处死或赦免、给人奖赏或处罚，其道理是一样的。君主要像个君主、臣子要像个臣子、父亲要像个父亲、儿子要像个儿子、兄长要像个兄长、弟弟要像个弟弟，其道理是一样的。农民要像个农民、读书人要像个读书人、工人要像个工人、商人要像个商人，其道理是一样的。 水、火有气却没有生命，草木有生命却没有知觉，禽兽有知觉却不讲道义；人有气、有生命、有知觉，而且讲究道义，所以人最为天下所贵重。人的力气不如牛，奔跑不如马，但牛、马却被人役使，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人能结合成社会群体，而它们不能结合成社会群体。人为什么能结合成社会群体？就是因为有等级名分。等级名分为什么能实行？就是因为有道义。所以，根据道义确定了名分，人们就能和睦协调；和睦协调，就能团结一致；团结一致，力量就大；力量大了，就强盛；强盛了，就能战胜外物；所以人才有可能在房屋中安居。所以，人才能依次排列四季，管理好万事万物，使天下都得到利益，这并没有其他的缘故，而是从名分和道义中得来的。 人生活着不能没有社会群体，但结合成了社会群体而没有等级名分的限制就会发生争夺，一发生争夺就会产生动乱，一产生动乱就会离心离德，离心离德就会使力量削弱，力量弱了就不能胜过外物，所以也就不能在房屋中安居了——这是说人不能片刻舍弃礼义。 能够按礼义来侍奉父母叫做孝，能够按礼义来侍奉兄长叫做悌，能够按礼义来侍奉君主叫做顺，能够按礼义来役使臣民叫做君。所谓君，就是善于把人组织成社会群体的意思。组织社会群体的原则恰当，那么万物都能得到应有的合宜安排，六畜都能得到应有的生长，一切生物都能得到应有的寿命。所以饲养适时，六畜就生育兴旺；砍伐种植适时，草木就繁殖茂盛；政策法令适时，老百姓就能被统一起来，有德才的人就能被使用。 圣明帝王的制度：草木正在开花长大的时候，砍伐的斧头不准进入山林，这是为了使它们的生命不夭折，使它们不断生长；鼋、鼍、鱼、鳖、泥鳅、鳝鱼等怀孕产卵的时候，鱼网、毒药不准投入湖泽，这是为了使它们的生命不夭折，使它们不断生长。春天耕种、夏天锄草、秋天收获、冬天储藏，这四件事都不丧失时机，所以五谷不断地生长而老百姓有多余的粮食；池塘、水潭、河流、湖泊，严格禁止在规定时期内捕捞，所以鱼、鳖丰饶繁多而老百姓有多余的资财；树木的砍伐与培育养护不错过季节，所以山林不会光秃秃而老百姓有多余的木材。 圣明帝王的作用：上能明察天时的变化，下能安排好土地的开发；他的作用充满了天地之间，施加到万物之上；隐微而又明显，短暂而又长久，狭窄而又广阔；它圣明博大，却又极其简要。所以说：从礼义到礼义，这样做人的，就叫做圣人。 论列官职：宰爵掌管接待宾客和祭祀时供给酒食和祭品的数量。司徒掌管宗族和城郭器械的数量。司马掌管军队和铠甲兵器车马士兵的数量。遵循法令，审查诗歌乐章，禁止婬荡的音乐，根据时势去整治，使蛮夷的风俗和邪恶的音乐不敢扰乱正声雅乐，这是太师的职事。修理堤坝桥梁，疏通沟渠，排除积水，修固水库，根据时势来放水堵水；即使是饥荒歉收、涝灾旱灾不断的凶年，也使民众能够继续耕耘有所收获，这是司空的职事。观察地势的高低，识别土质的肥沃与贫瘠，合理地安排各种庄稼的种植季节，检查农事，认真储备，根据时势去整治，使农民质朴地尽力耕作而不求兼有其他技能，这是农官的职事。制订禁止焚烧山泽的法令，养护山林、湖泊中的草木、鱼鳖，对于人们的各种求索，根据时节来禁止与开放，使国家有足够用的物资而不匮乏，这是虞师的职事。治理乡里，划定各店铺与民居的区域，使百姓饲养六畜，熟习种植，劝导人们接受教育感化，促使人们孝顺父母、敬爱兄长，根据时势去整治，使百姓服从命令，安乐地住在乡里，这是乡师的职事。考查各个工匠的手艺，审察各个时节的生产事宜，辨别产品质量的好坏，提倡产品的坚固好用，使设备用具便于使用，雕刻图案的器具与有彩色花纹的礼服不敢私家制造，这是工师的职事。观察陰陽的变化，视云气来预测吉凶，钻灼龟板，排列卦象，掌管驱除不祥、选择吉日以及分析占卜时出现的各种兆形，预见那吉凶祸福，这是驼背的巫婆与瘸腿的男巫的职事。整治厕所，平整道路，严防盗贼，公正地审定贸易抵债券，根据时势来整治，使商人旅客安全而货物钱财能流畅，这是管理市镇的官的职事。制裁狡猾奸诈的人，禁止凶狠强暴的人，防止婬乱，铲除邪恶，用五种刑罚来惩治罪犯，使强暴凶悍的人因此而转变，使婬乱邪恶的事不再发生，这是司寇的职事。把政治教化作为治国的根本，端正法律准则，多方听取意见并按时对臣民进行考核，衡量他们的功劳，评定对他们的奖赏，根据时势来整治，使各级官吏都尽心竭力而老百姓都不敢苟且偷生，这是宰相的职事。讲究礼制音乐，端正立身行事，推广教化，改善风俗，普遍地庇护百姓并使他们协调一致，这是诸侯的职事。成全道德，达到崇高的政治境界，使礼仪制度极其完善，统一天下，明察得能发现毫毛末端般的细微小事，使天下没有谁不依顺亲近、听从归服，这是天子的职事。所以政事混乱，就是宰相的罪过；国家风俗败坏，就是诸侯的过错；天下不统一，诸侯想造反，那便是因为天子不是理想的人选。 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就能够称王，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就可以称霸，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就能存在，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就会灭亡。治理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的君主，他那威武强大的地位之所以能确立，他的名声之所以美好，他的敌人之所以屈服，他的国家之所以又安全又好，决定性的关键都在自己而不在别人。是称王、称霸、安全生存，还是危险、灭亡，决定性的关键都在自己而不在别人。那威武强大的程度还不够使相邻的敌国发生危险，名声还不够挂在天下人的嘴边，那么这国家就还不能独特地耸立于天下，哪里能够免除那忧患呢？天下被强暴的国家所威胁，假如这种情况是我所不想要的，这时被迫而天天与桀那样的暴君一同做事、一同行动，虽然不妨害自己成为尧那样的贤君，但已不是功名得以成就的时候了，不是长存久安相随着自己的时候了。功业名望的建立，长治久安的相随而来，必定取决于事业得志、国家富强时而自己一颗赤诚之心专注在什么地方。如果一心要把自己的国家变成一个实行王道的地方，也就能称王天下；要把自己的国家搞到危险灭亡的境地，也就会危险灭亡。 在富强的时候，要采取中立的态度，不要有所偏袒而去干合纵连横的事情，要偃旗息鼓地按兵不动，来静观那些残暴的国家互相争斗，要搞好政治教化，审察礼节制度，磨炼百姓，当做到了这一点的时候，那么他的军队就是天下最为强劲的了；奉行仁义之道，达到崇高的政治境界，整治法律条令，选拔贤良的人，使百姓休养生息，当做到了这一点的时候，那么他的名声就是天下最美好的了。权势，使其举足轻重，军队，使其强劲有力；名声，使其美好无比。就是尧、舜那样统一了天下的人，也不能在这三个方面再增加丝毫了。 玩弄权术陰谋、专搞倾轧陷害的小人被废黜了，那么贤能善良明智圣哲的君子自然就会进用了：刑法政令公正不阿，百姓和睦协调，国家的风俗节约俭朴，那么兵力就强大、城防就坚固，敌国自然就屈服了；致力于农业生产，积聚财物，而不要胡乱地遗弃糟蹋，使群臣百姓都按照制度来办事，财物就能积累、国家自然就富足了。以上三个方面都能做到，那么天下就会顺从我们，强暴之国的君主也就自然不能对我们用兵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没有人一起来攻打我们了。和他一起来的，一定是他统治下的民众；而他的民众亲近我就像喜欢父母一样，热爱我就像酷爱芳香的芝兰一样，而回头看到他们的国君，却像看到了烧烤皮肤、刺脸涂墨一样害怕，像看到了仇人一样愤怒；一个人的本性即使像夏桀、盗跖那样，也哪肯为他所憎恶的人去残害他所喜爱的人呢？他们已经被我们争取过来了。所以古代的人，有凭借一个国家来夺取天下的，他并不是前往别国掠夺他们，而是在自己国家内搞好政治，结果没有人不仰慕他，像这样就可以铲除强暴制止凶悍了。所以周公向南征伐时北方的国家都抱怨，说：“为什么偏偏不来我们这里呢？”向东征伐时西面的国家都抱怨，说：“为什么单单把我们丢在后面呢？”谁能有同这种人争斗的呢？把自己的国家搞成这样的君主就能称王天下。 在富强的时候，采取不动用兵力、使人民休养生息的方针，慈爱百姓，开垦田野，充实粮仓，改进设备器用，严格谨慎地招募、选择、接纳有才能技艺的士人，然后加重奖赏来诱导他们，加重刑罚来防范他们，挑选这些士人中明白事理的人率领他们，因此他们就安心地积蓄粮食财物、修理改进兵器用具，因而财物用具也就十分充足了。武器装备之类，他国是一天天把它们丢弃毁坏在原野之中，而我们现在则修理改进它们，爱护保养它们，并把它们收藏在仓库里。财物粮食之类，他国是一天天把它们遗弃散落在田野之中，而我们现在则把它们储藏积累汇合聚集在仓库里。有才能技艺的辅佐大臣、健壮勇敢的武士，他国是一天天让他们在敌人手中受挫折、遭困顿、被消耗，而我们现在则在朝廷上招募他们、容纳他们、锻炼他们。像这样，那么他国一天天愈来愈破败，我们则一天天愈来愈完好；他国一天天愈来愈贫困，我们则一天天愈来愈富裕；他国一天天愈来愈劳苦，我们则一天天愈来愈安逸。君臣、上下之间，他国是恶狠狠地一天天互相疏远憎恨，我们则诚心诚意地一天比一天更加相亲相爱，以此来等待他们的衰败。把自己的国家搞成这样的君主就能称霸诸侯。 做人则依从一般的风俗习惯，做事则遵循平常的成规旧例，在任用、罢免、提升、贬抑方面则提拔普通的人，他用来对待下面的老百姓的态度则是用宽容和仁爱，像这样的君主只能安全生存。 做人则轻佻恶劣，做事则肆无忌惮，在任用、罢免、提升、贬抑方面则提拔巧言令色的人，他用来对待下面的老百姓的态度则是热衷于索取侵占掠夺，像这样的君主就危险了。 做人则骄傲暴虐，做事则搞倾轧破坏，在任用、罢免、提升、贬抑方面则提拔陰险巧诈的人，他用来对待下面的老百姓的态度，则是喜欢利用他们为自己卖命出力而不把他们的功劳放在心上，喜欢利用他们上交税收而不管他们的本业，像这样的君主就会灭亡。 以上这五种不同的做法，是不能不好好地加以选择的，它们是称王、称霸、安存、危险、灭亡的条件。善于选择的，就能制服别人；不善于选择的，别人就要制服他；善于选择的，就能称王天下；不善于选择的，就会灭亡。那称王和灭亡、制服别人和被人制服，它们之间相差也太远了。 富国(+翻译) 【原文】 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为人，数也。人伦并处，同求而异道，同欲而异 知，生也。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异也，知愚分。埶同而知异，行私而无祸，纵 欲而不穷，则民心奋而不可说也。如是，则知者未得治也；知者未得治，则功名未 成也；功名未成，则群众未县也；群众未县，则君臣未立也。无君以制臣，无上以 制下，天下害生纵欲。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故百技所成，所以养 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离居不相待则穷，群居而无分则争；穷者患 也，争者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强胁弱也，知惧愚也，民下违上， 少陵长，不以德为政：如是，则老弱有失养之忧，而壮者有分争之祸矣。事业所恶 也，功利所好也，职业无分：如是，则人有树事之患，而有争功之祸矣。男女之合， 夫妇之分，婚姻娉内，送逆无礼：如是，则人有失合之忧，而有争色之祸矣。故知 者为之分也。 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 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 之，余若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臧之。夫君子奚患乎无余？故知节用裕民，则必有 仁圣贤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积矣。此无他故焉，生于节用裕民也。不知节用 裕民则民贫，民贫则田瘠以秽，田瘠以秽则出实不半；上虽好取侵夺，犹将寡获也。 而或以无礼节用之，则必有贪利纠譑之名，而且有空虚穷乏之实矣。此无他故焉， 不知节用裕民也。康诰曰：“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此之谓也。 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故天子袾裷衣冕，诸侯玄 裷衣冕，大夫裨冕，士皮弁服。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由士以上则必以 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量地而立国，计利而畜民，度人力而授事， 使民必胜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揜，必时臧余，谓之称 数。故自天子通于庶人，事无大小多少，由是推之。故曰：“朝无幸位，民无幸生。” 此之谓也。轻田野之赋，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 国富矣。夫是之谓以政裕民。 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 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故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 也；安之者，是安天下之本也；贵之者，是贵天下之本也。古者先王分割而等异之 也，故使或美，或恶，或厚，或薄，或佚或乐，或劬或劳，非特以为婬泰夸丽之声， 将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顺也。故为之雕琢、刻镂、黼黻文章，使足以辨贵贱而已， 不求其观；为之钟鼓、管磬、琴瑟、竽笙，使足以辨吉凶、合欢、定和而已，不求 其余；为之宫室、台榭，使足以避燥湿、养德、辨轻重而已，不求其外。诗曰： “雕琢其章，金玉其相，亹亹我王，纲纪四方。”此之谓也。 若夫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财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非特以为婬泰 也，固以为主天下，治万变，材万物，养万民，兼制天下者，为莫若仁人之善也夫。 故其知虑足以治之，其仁厚足以安之，其德音足以化之，得之则治，失之则乱。百 姓诚赖其知也，故相率而为之劳苦以务佚之，以养其知也；诚美其厚也，故为之出 死断亡以覆救之，以养其厚也；诚美其德也，故为之雕琢、刻镂、黼黻、文章以藩 饰之，以养其德也。故仁人在上，百姓贵之如帝，亲之如父母，为之出死断亡而愉 者，无它故焉，其所是焉诚美，其所得焉诚大，其所利焉诚多。诗曰：“我任我辇， 我车我牛，我行既集，盖云归哉！”此之谓也。 故曰：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百姓之力，待之而后功；百姓 之群，待之而后和；百姓之财，待之而后聚；百姓之埶，待之而后安；百姓之寿， 待之而后长；父子不得不亲，兄弟不得不顺，男女不得不欢。少者以长，老者以养。 故曰：“天地生之，圣人成之。”此之谓也。 今之世而不然：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重田野之赋，以夺之食；苛关市之征， 以难其事。不然而已矣：有掎絜伺诈，权谋倾覆，以相颠倒，以靡敝之。百姓晓然 皆知其污漫暴乱，而将大危亡也。是以臣或弒其君，下或杀其上，粥其城，倍其节， 而不死其事者，无他故焉，人主自取之。诗曰：“无言不雠，无德不报。”此之谓 也。 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掩地表亩，刺屮殖谷，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也。 守时力民，进事长功，和齐百姓，使人不偷，是将率之事也。高者不旱，下者不水， 寒暑和节，而五谷以时孰，是天之事也。若夫兼而覆之，兼而爱之，兼而制之，岁 虽凶败水旱，使百姓无冻餧之患，则是圣君贤相之事也。 墨子之言昭昭然为天下忧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忧过计也。 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然后瓜桃枣李一本数以 盆鼓；然后荤菜百疏以泽量；然后六畜禽兽一而剸车；鼋、鼍、鱼、鳖、鳅、鳣以 时别，一而成群；然后飞鸟、凫、雁若烟海；然后昆虫万物生其间，可以相食养者， 不可胜数也。夫天地之生万物也，固有余，足以食人矣；麻葛茧丝、鸟兽之羽毛齿 革也，固有余，足以衣人矣。夫有余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忧过计也。 天下之公患，乱伤之也。胡不尝试相与求乱之者谁也？我以墨子之“非乐”也， 则使天下乱；墨子之“节用”也，则使天下贫，非将堕之也，说不免焉。墨子大有 天下，小有一国，将蹙然衣粗食恶，忧戚而非乐。若是则瘠，瘠则不足欲；不足欲 则赏不行。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将少人徒，省官职，上功劳苦，与百姓均事 业，齐功劳。若是则不威；不威则罚不行。赏不行，则贤者不可得而进也；罚不行， 则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贤者不可得而进也，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则能不能不可 得而官也。若是，则万物失宜，事变失应，上失天时，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 敖然，若烧若焦，墨子虽为之衣褐带索，嚽菽饮水，恶能足之乎？既以伐其本，竭 其原，而焦天下矣。 故先王圣人为之不然：知夫为人主上者，不美不饰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 之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强之不足以禁暴胜悍也，故必将撞大钟，击鸣鼓，吹笙竽， 弹琴瑟，以塞其耳；必将錭琢刻镂，黼黻文章，以塞其目；必将刍豢稻粱，五味芬 芳，以塞其口。然后众人徒，备官职，渐庆赏，严刑罚，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 属，皆知己之所愿欲之举在是于也，故其赏行；皆知己之所畏恐之举在是于也，故 其罚威。赏行罚威，则贤者可得而进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也。 若是则万物得宜，事变得应，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 汸汸如河海，暴暴如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臧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故儒术诚 行，则 （缺两行） 撞钟击鼓而和。诗曰：“钟鼓喤喤，管磬玱玱，降福穰穰，降福简简，威仪反 反。既醉既饱，福禄来反。”此之谓也。故墨术诚行，则天下尚俭而弥贫，非斗而 日争，劳苦顿萃，而愈无功，愀然忧戚非乐，而日不和。诗曰：“天方荐瘥，丧乱 弘多，民言无嘉，憯莫惩嗟。”此之谓也。 垂事养民，拊循之，唲呕之，冬日则为之饘粥，夏日则为之瓜麮，以偷取少顷 之誉焉，是偷道也。可以少顷得奸民之誉，然而非长久之道也；事必不就，功必不 立，是奸治者也。傮然要时务民，进事长功，轻非誉而恬失民，事进矣，而百姓疾 之，是又偷偏者也。徙坏堕落，必反无功。故垂事养誉，不可；以遂功而忘民，亦 不可。皆奸道也。 故古人为之不然：使民夏不宛喝，冬不冻寒，急不伤力，缓不后时，事成功立， 上下俱富；而百姓皆爱其上，人归之如流水，亲之欢如父母，为之出死断亡而愉者， 无它故焉，忠信、调和、均辨之至也。故国君长民者，欲趋时遂功，则和调累解， 速乎急疾；忠信均辨，说乎庆赏矣；必先修正其在我者，然后徐责其在人者，威乎 刑罚。三德者诚乎上，则下应之如景向，虽欲无明达，得乎哉！书曰：“乃大明服， 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此之谓也。 故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诛而不赏，则勤厉之 民不劝；诛赏而不类，则下疑俗险而百姓不一。故先王明礼义以壹之，致忠信以爱 之，尚贤使能以次之，爵服庆赏以申重之，时其事，轻其任，以调齐之，潢然兼覆 之，养长之，如保赤子。若是，故奸邪不作，盗贼不起，而化善者劝勉矣。是何邪？ 则其道易，其塞固，其政令一，其防表明。故曰：上一则下一矣，上二则下二矣。 辟之若屮木枝叶必类本。此之谓也。 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后利之之利也。不爱而用之，不如爱而后用之之功也。 利而后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爱而后用之，不如爱而不用者之功也。利而 不利也，爱而不用也者，取天下者也。利而后利之，爱而后用之者，保社稷者也。 不利而利之，不爱而用之者，危国家者也。 观国之治乱臧否，至于疆易而端已见矣。其候缴支缭，其竟关之政尽察－－是 乱国已。入其境，其田畴秽，都邑露－－是贪主已。观其朝廷，则其贵者不贤；观 其官职，则其治者不能；观其便嬖，则其信者不悫－－是闇主已。凡主相臣下百吏 之属，其于货财取与计数也，顺孰尽察；其礼义节奏也，芒轫僈楛－－是辱国已。 其耕者乐田，其战士安难，其百吏好法，其朝廷隆礼，其卿相调议－－是治国已。 观其朝廷，则其贵者贤；观其官职，则其治者能；观其便嬖，则其信者悫－－是明 主已。凡主相臣下百吏之属，其于货财取与计数也，宽饶简易；其于礼义节奏也， 陵谨尽察－－是荣国已。贤齐则其亲者先贵，能齐则其故者先官，其臣下百吏，污 者皆化而修，悍者皆化而愿，躁者皆化而悫－－是明主之功已。 观国之强弱贫富有征验：上不隆礼则兵弱，上不爱民则兵弱，已诺不信则兵弱， 庆赏不渐则兵弱，将率不能则兵弱。上好功则国贫，上好利则国贫，士大夫众则国 贫，工商众则国贫，无制数度量则国贫。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故田野县鄙者， 财之本也；垣窌仓廪者，财之末也。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等赋府库 者，货之流也。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 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如是，则上下俱富，交无所藏之。是知国计之极也。故禹十 年水，汤七年旱，而天下无菜色者，十年之后，年谷复熟，而陈积有余。是无它故 焉，知本末源流之谓也。故田野荒而仓廪实，百姓虚而府库满，夫是之谓国蹶。伐 其本，竭其源，而并之其末，然而主相不知恶也，则其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以国 持之，而不足以容其身，夫是之谓至贫，是愚主之极也。将以取富而丧其国，将以 取利而危其身，古有万国，今有十数焉，是无它故焉，其所以失之一也。君人者亦 可以觉矣。百里之国，足以独立矣。 凡攻人者，非以为名，则案以为利也；不然则忿之也。仁人之用国，将修志意， 正身行，伉隆高，致忠信，期文理。布衣紃屦之士诚是，则虽在穷阎漏屋，而王公 不能与之争名；以国载之，则天下莫之能隐匿也。若是则为名者不攻也。将辟田野， 实仓廪，便备用，上下一心，三军同力，与之远举极战则不可；境内之聚也保固； 视可，午其军，取其将，若拨麷。彼得之，不足以药伤补败。彼爱其爪牙，畏其仇 敌，若是则为利者不攻也。将修大小强弱之义，以持慎之，礼节将甚文，圭璧将甚 硕，货赂将甚厚，所以说之者，必将雅文辩慧之君子也。彼苟有人意焉，夫谁能忿 之？若是，则忿之者不攻也。为名者否，为利者否，为忿者否，则国安于盘石，寿 于旗翼。人皆乱，我独治；人皆危，我独安；人皆丧失之，我按起而治之。故仁人 之用国，非特将持其有而已也，又将兼人。诗曰：“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其仪不 忒，正是四国。”此之谓也。 持国之难易：事强暴之国难，使强暴之国事我易。事之以货宝，则货宝单，而 交不结；约信盟誓，则约定而畔无日；割国之锱铢以赂之，则割定而欲无厌。事之 弥烦，其侵人愈甚，必至于资单国举然后已。虽左尧而右舜，未有能以此道得免焉 者也。譬之是犹使处女婴宝珠，佩宝玉，负戴黄金，而遇中山之盗也，虽为之逢蒙 视，诎要挠腘，君卢屋妾，由将不足以免也。故非有一人之道也，直将巧繁拜请而 畏事之，则不足以持国安身。故明君不道也。必将修礼以齐朝，正法以齐官，平政 以齐民；然后节奏齐于朝，百事齐于官，众庶齐于下。如是，则近者竞亲，远方致 愿，上下一心，三军同力，名声足以暴炙之，威强足以捶笞之，拱揖指挥，而强暴 之国莫不趋使，譬之是犹乌获与焦侥搏也。故曰：事强暴之国难，使强暴之国事我 易。此之谓也。 【翻译】 天地万物，同在一个空间，但形体各不相同，它们没有固定的用处，却对人们都有用，这是一条自然的规律。人类群居在一起，同样有追求，但要求获得满足的方法却不一样，同样有欲望，但满足欲望的智慧却不同，这是人的本性。人们对事物都有自己的看法，就这一点来说，聪明人和愚蠢的人是相同的；但是人们对于肯定的事物有所不同，从这一点上来说，聪明人和愚蠢的人是有区别的。如果人们地位相同而智慧不同，谋取私利而不受惩罚，放纵私欲而没有止境，那么人们将奋起争斗，而不可说服了。如果这样，那么有智慧的人就无从治理；有智慧的人不能治理，他们就不能建功立业，功名就不能成就；功不成，业不就，那么人们之间就不能分辨尊卑、贵贱、上下等级；人群没有等级差别，那么君主与臣下的关系就不能确立。没有君主来统制臣子，没有上级来控制下级，那么天下的祸害就会因为各人的为所欲为而不断发生。人们都喜爱或厌恶同样的东西，但是喜爱的多而东西却少，东西少就会发生争夺。所以每一个人的生活需要要靠各种行业的物品供养。但是一个人不可能兼通各种技艺，一个人也不可能同时管理各种事物。所以人不能脱离社会，否则就会陷入困境，但如果群居而没有名分规定，争斗就会产生。要挽救忧患，排除灾祸，没有比明确职分和等级差别更好的了。强大的胁迫弱小的，聪明的畏惧愚蠢的，下层民众违反君主，年少的欺凌年长的，不根据礼义道理来治理政事，像这样，那么年老体弱的人就会有无人扶养的忧虑，而身强力壮的人也会有分裂相争的祸患了。人们对事业都很厌恶，对功名利益都很喜欢，如果各人的职事没有名分规定，那么事情就会难以兴办，人们就有互相争夺功劳的忧虑。男女的结合，夫妇的区别，结婚、定亲、迎亲如果没有礼制规定，那么人们就会有失去婚配的忧虑，而有争夺女色的祸患了。所以聪明的人给人们制定了名分。 使国家富足的途径：节约费用，富裕民众，并妥善贮藏盈余。节省费用必须按照所规定的等级标准执行，使人民宽余必须依靠政治上的各种措施。节约费用必定就有剩余的财物，使人民宽余人民就能富足。人民富足了，那么农田就会得到治理，多施肥，得到精心的耕作；这样生产出来的谷物就会增长上百倍。国君按照法律规定征税，而臣民按照礼制规定节约使用。这样，余粮就会堆积如山，即使时常被烧掉，也还是多得没有地方贮藏。君子何必忧虑没有盈余呢？所以，知道节约费用，使民众富裕，就一定会获得仁义善良的美名，而且还会拥有堆积如山的财富。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在于节约费用、使人民宽裕。不知道节约费用，使民众富裕，就会使人民贫穷；人民贫穷，农田就会贫瘠、荒芜；农田贫瘠而且荒芜，那么生产的粮食就达不到正常收成的一半。这样，即使国君大肆侵占掠夺，得到的还是很少；如果还不按照规定节约使用它们，那么国君就会有贪利剥取的名声，而且粮仓也会空虚匮乏。这没有其他的缘故，而是因为不懂得节约费用，富裕民众。《康诰》上说；“庇护民众，就像上天覆盖大地，遵行礼义，顺从德行，就能使你得到富裕。”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啊。 礼制，贵贱有一定的等级，长幼幼一定的秩序，贫富尊卑都有都各有的规定。所以天子穿红色的龙袍，戴礼帽，诸侯穿黑色的龙袍，戴礼帽，大夫穿裨衣、戴礼帽，士人戴白鹿皮做的帽子，穿白色褶子裙。品德和地位一定要相称，职位与俸禄一定要相称，俸禄与费用一定要相称。从士以上就必须用礼义和音乐来约束调节，对群众百姓就必须用法度去统制他们。根据土地大小分封诸侯国，计算收益多少来使用民众，根据能力大小授予工作；役使人民，必定使他们能够胜任自己的工作，役使他们就能产生收益，这种收益又足够用来养活民众，普遍地使他们穿的、吃的以及各种费用等支出能和收入相抵，一定及时地把他们多余的粮食财物储藏起来，这叫做合乎法度。所以，从天子到老百姓，不管事情大小，也不管事情多少，都以此类推。所以说：朝廷上没有侥幸获得的官位，没有游手好闲而侥幸获得生存百姓。”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减轻田赋，适当征收关卡集市的税收，减少商人的数量，少举办劳役工程，不夺农时，这样，国家就能富足。这就叫用政令使民众富足。 人的生存，离不开社会群体，但社会群体没有等级名分就会发生争斗，有争斗就会产生混乱，一产生混乱就会陷入困境。所以没有等级名分，是人类的大灾难；有等级名分，是天下的根本利益；而君主，就是掌管这种区分的中枢。所以赞美君主，这就是赞美天下的根本；维护君主，这就是维护天下的根本；尊重君主，这就是尊重天下的根本。古代的帝王把民众分成不同的等级，所以使有的人受到褒奖，有的人受到惩罚，有的人待遇优厚、有的人待遇微薄，有的人安逸快乐、有的人终日劳苦，这并不是故意制造荒婬、骄横、奢侈、华丽，而是要用它辨别贵贱，彰明礼仪制度。所以雕刻制作各种金玉木器，在礼服上绣上各种文饰，只是为了能够彼此辨别贵贱身份，并不追求美观。设置了钟、鼓、管、磬、琴、瑟、竽、笙等乐器，用来区别吉事凶事，用来一起欢庆，制造一种和谐的气氛而已，并没有其他目的；建造宫、室、台、榭，使它们足以避免燥湿，保养德性而已，并不是追求别的。《诗经》上说：雕琢的是纹章，金玉就是本质。我们的君王勤勤恳恳，治理着四面八方。”说的就是这个。 至于穿华丽的衣服，享用美味的食品，积聚丰厚的财物而控制它，使整个天下都归自己统治，这不是故意制造奢侈和骄横，而是为了统一天下，处理各种事变，利用万物，养育民众，使天下人都得到利益的，这实在没有比仁德的君子更的了。所以，仁人君子的智慧足够治理天下，他的仁厚足以安抚民众，他的德政足以感化民众。得到民心，天下就安定了；失去民心，天下就混乱。民众确实是要依靠他的智慧，所以才成群结队地替他劳动来使他得到安逸，以此来保养他的智慧；民众确实是赞赏他的仁厚，所以才决死战斗保卫他，以此来保养他的仁厚，民众确实提高他的德行，所以为他雕制各种图案的器具、制作华丽的服饰，以此来保养他的德行。所以仁人君子处在君位上，老百姓尊重他就像尊重上帝一样，敬爱他就像敬爱父母一样，心甘情愿为而死，这并没有别的原因，因为他所确定的主政令太好了，他所取得的成就实在大，他给人民带来的好处实在太多。《诗经》上说：我们背着东西，我们拉着车，我们驾驶着车子，我们牵着牛，我们运输完了，就吩咐我们都回去。”说的就是这个。 所以说：君子要靠德行，小人要靠劳力。用力的人要受用德的人役使的。百姓的劳动，要依靠君子的教化才能得以完成；百姓的合群生活，要依靠君子的教化才能和睦，百姓的财物，要依靠君子的教化才能积聚起来，百姓的地位，要依靠君子的教化才能安定，百姓的寿命，要依靠君子的教化才能长久。没有君子的教化，父子之间就不能相互亲爱，兄弟之间就不能和睦，夫妻之间就不能互相欢悦。青少年依靠他的教化长大成人，老年人依靠他的教化颐养天年。所以说：“天地养育了他们，圣人成就了他们。”说的就是这个。 现在的这个世界却不是这样。上面的人苛刻的搜刮掠夺百姓的财产，加重对田赋抢夺百姓的粮食，加重关税阻挠百姓的贸易活动。不仅仅是这样，他们还用胁迫、讹诈、权谋等手段互相颠覆，来摧残百姓。百姓明明知道，他们的污秽肮脏残暴婬乱将给国家带来极大的灾难。这样，就有臣子杀死君主的，下级杀死上司的，出卖城池、违反节操而不为君主的事业卖命的，这没有其他的原因，君主自作自受啊。《诗经》上说：“说话就会有应答，施恩惠就会有报答。”说的就是这个。 使天下富足的原则在于明确职分。开垦田地，整顿田地，铲除杂草，种植谷物，施加肥料使土地肥沃，这是农民百姓的事情。掌握农时，鼓励农民，促进生产，增加收益，使百姓和睦，使人们不偷懒，这是将帅的事情。使高地不干旱，洼地不受水涝，使寒暑节令适宜，使五谷按时成熟，这是上天的事情。至于普遍地保护百姓，普遍地爱抚百姓，全面管理百姓，即使有旱涝灾害，也使百姓没有饥寒交迫的祸患，这是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宰相的事情了。 墨子的言论，非常担心天下人的物用不足。但他担心的物用不足，并不是天下人民共同的祸患，而只是墨子个人过分的忧虑。现在那土地上生长五谷，如果人们善于管理它，那么每亩田就可以出产几盆谷物，一年可以收获两次；此外，瓜、桃、枣、李等每一棵的收获也得用盆来计算；其次，各种蔬菜也多得数不清；其次，各种家畜与猎取的禽兽都肥大得一只就要独占一车；鼋、鼍、鱼、鳖、泥鳅、鳝鱼按时繁殖，养育的洋洋成群；再次，飞鸟、野鸭、大雁之类多得就像烟雾覆盖在大海上；还有，昆虫和各种各样的生物生长在天地之间：可以供养人的东西多得不能尽举。天地长出万物，本来就绰绰有余，足够用来供人食用了；丝麻和鸟兽的皮革等等，本来就丰富有余，足以供给人民使用的了。所以物用不足，并不是天下共同的祸患，只是墨子个人的过分的忧虑啊。 天下共同的祸患，是混乱所造成的。为什么不试着寻找一下是谁造成这种混乱的呢？我认为，墨子非乐的主张会使天下混乱，他主张节用，那么天下就会贫穷。这并不是故意毁谤墨子，而是因为他的主张不可避免地会得出这种结论。如果让墨子掌管天下，或者是诸侯国，就会忧心忡忡的穿粗布衣服、吃劣质食品，忧愁地反对音乐。这样，那么生活享受就很微薄：生活微薄，就不值得追求，不值得追求，那么奖赏就不能实行。如果墨子让掌管天下，或者是诸侯国，就会减少仆从，精简官职，崇尚辛勤，与老百姓做同样的事情。这样，君主就没有权威；君主没有权威，有罪的人就得不到处罚。赏赐不能实行，贤人就不可能得到进用；不能处罚，那么不贤的人就不可能遭到罢免。贤人不能得到任用，不贤的人不会遭到罢免，那么有能力的和没有能力的都不能得到适当任用。这样，万物就会不协调，突发的事件就得不到相应的处理；在上，错失天时，在下，丧失地利，在中则失掉人和；天下遭受的煎熬就如同烧焦了一般；虽然墨子只穿粗布衣服，粗绳做腰带，吃豆叶，喝白水，又怎么能使人民富足呢？既然已经伤害它的根本，断竭了它的源头，因而天下的财物枯竭了。 所以，古代的帝王圣人就不这样做，他们知道那当君主的，如果不美化、不装饰就不能够统一民心，不富足、不丰厚就不能够管理臣民，不威严、不强大就不能够禁止残暴、战胜凶悍。所以一定要敲大钟、打响鼓、吹笙竽、弹琴瑟来满足自己耳朵的需要，一定要在器物上雕刻花纹、在礼服上绘制图案来满足自己眼睛的需要，一定要用各种肉食、细粮，以及各种美味佳肴来满足自己口胃的需要，此外，增加随从，配备官职、加重奖赏、严厉刑罚，以儆戒人们的内心，使天下人民都知道自己所希望得到的全在这里了，因此奖赏就能实行；都知道自己所畏惧的全在这里了，因此处罚就能产生威严。奖赏能实行，处罚有威力，那么贤人就能得到任用，不贤的人就会遭到罢免，有才能和没有才能的人就能得到恰当的职位。这样，那么万物就能协调，突发的事件就得到相应的处理，在上，可得到天时，在下，可得到地利，在中间则可得到人和，于是财物就像急流一样滚滚而来，浩浩荡荡就像江河海洋，高大堆积如同高山，即使时常被烧掉，也还没处贮藏，那还怎么担心财物不够呢？所以儒术如果真能实行，天下就会平安富足，役使百姓就会有成效。敲钟打鼓也能和谐。《诗经》上说：“钟鼓冬冬，管磬锵锵，天降幸福。上天赐福宽又广，仪容威严端庄。酒醉饭饱，功德无量，大福大贵到来，万年不息。”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因此，如果真的实行了墨子的学说，天下就崇尚节俭，而结果却越来越贫穷，反对争斗却天天争斗，劳累困苦却无成效，愁眉苦脸地反对音乐，而人民却更加不和睦。《诗经》上说：“上天正在降下灾难，丧亡祸乱非常多。人民没有好话，你怎么不加惩罚。”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不管政事而用小恩小惠养育民众，抚慰他们，爱护他们，冬天就给他们准备稀饭，夏天就给他们供应瓜果、大麦粥，用这个来换取一点点名誉，这是一种苟且的做法；它可以暂时得到奸邪之人的赞誉，然而这不是长久之计；这样，就不能成就事业，建立功绩，这是用奸邪之法治国。尽力争取农时，役使农民快速发展生产，增加功效，不顾毁掉名誉，失去民心，结果事业有成，但百姓却都怨恨他，这又是一种极端的行为；这种人将趋于毁坏衰败，肯定一事无成。所以放下事业而沽名钓誉，不行；只要成功而不顾民众，也不行；这些都是奸邪不正的办法。 古人就不是这样做。古代的君主夏天不让人民中暑，冬天不让他们挨饿受冻，紧急的时候不伤民力，缓和的时候不失时令，这样就会事业成就、功绩卓著，君臣上下都很富足，而百姓也都爱戴君主，归附人们他就像水流入海，亲近他就像亲近父母，情愿为他出生入死，这没有其他的原因，这是因为君主极其忠信，调和，公平。所以统治国家领导人民的君主，要想争取时间成就功业，那么调和无为，能比急切从事收效更快；忠信公平，能比赏赐表扬更讨人喜欢；一定先纠正那些在自己身上的缺点，然后慢慢地去责备那些在别人身上的缺点，这比使用刑罚更有威力。如果君主真能实行这三种德行，那么人民就会积极响应，即使不想显耀通达，可能吗？《尚书》上说：“如果君主非常英明，民众就会尽心尽力，协调而又迅速。”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所以，不进行教化，而使用刑罚，刑罚用得多就会混乱，却不能克服邪恶；但只教化而不实行惩罚，邪恶的人就得不到惩罚；只进行惩罚而不实行奖赏，勤恳的人就得不到鼓励，如果奖惩不一致，那么民众就会疑虑、风俗险恶，人民的行动就不会一致。所以古代的圣王彰明礼仪来统一民众；努力做到忠信来爱护民众；尊崇贤人任用贤能来安排各级职位，用爵位，服饰、表扬、赏赐去反复激励他们；根据时节安排他们的劳动、减轻他们的负担来调剂他们；广泛普遍地庇护他们，抚养他们，就像保护初生的婴儿一样。如果这样，奸诈邪恶之人就不敢做坏事，盗贼就不会出现，而归依善道的人就受到鼓励了。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古代圣王的方法平易可行，他灌输给人们的思想很牢固，他的政令严谨一致，他的赏罚规定明确。古语说：“上面团结一致，下面就一心一意；上面三心两意，下面也就离心离德；就好比草木，它的枝叶要有它的根决定。”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不给人民利益，反而所取于民，不如先使他们得利，然后再从他们身上索取更为有利。不爱护民众而使用民众，不如爱护他以后再使用他们更有成效。给予利益后再索取利益，不如只爱护而不使用更有功效。爱护民众以后再使用他们，不如爱护他们而不使用他们更有成效。使民众得利而不索取，爱护民众而不役使民众，这样，国君就能得到天下了。使民众得利以后再索取，爱护民众以后再役使，这样的国君能够保住国家。不使民众得利而还索取无度，不爱护民众而还役使没有节制，这样的国君只能使国家危险。 看一个国家治乱的好坏，来到它的边界，就可以看出端倪。如果哨兵来回巡逻，边境检查非常繁琐，这个国家就很混乱。进入国境，田地荒芜，城镇破败，这个君主就很贪婪。看他的朝廷，尊贵的并不贤明；考察他的官员，处理政事的并无才能，观看他的亲信，他们并不诚实，这就是个昏君了。凡是君臣百官，对于财货的收取和支出，进行十分精细的检查，而对于礼义制度，却茫然无知，漫不经心，这是个受人凌辱的国家国家。农民乐意耕作，战士不避危难，百官依法行事，朝廷崇尚礼义，卿相政论协调，这就是个治理得好的国家了。观察他的朝廷，贤者位尊；考察他的官员，能者任事，看看他左右，皆为诚实，这就是个英明的君主了。凡是君臣百官，对于财货收支的计算，宽容大方简略便易；对于礼义法度，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这就是个光荣的国家了。如果贤德相等，那么有亲戚关系的人先尊贵，能力相同，那么有旧关系的人先任用。这样的臣子官吏种，就会有受到教化而改正，凶狠强暴的受到教化变得朴实善良，狡猾奸诈的也因受到教化而诚实，这就是英明君主的功劳了。 观察一个国家的强弱、贫富，有一定的征兆：君主不崇尚礼义，他的兵力就衰弱；君主不爱护民众，他的兵力就衰弱；君主不讲信用，他的兵力就衰弱；奖赏不厚重，他的兵力就衰弱；将帅无能，他的兵力就衰弱。君主好大喜功，他的国家就贫穷；君主喜欢财利，他的国家就贫穷；官吏众多，他的国家就贫穷；工人商人众多，他的国家就贫穷；没有规章制度，他的国家就贫穷。民众贫穷，君主就贫穷；民众富裕，君主就富裕。所以，田野和乡村是财物的根本；粮囤地窖谷仓米仓是财物的末节。百姓顺应天时，耕作适宜，这是钱财的源头；按照等级征收的赋税和国库，是钱财的支流。所以英明的君主必定谨慎地顺应时节的变化，节流开源，时常谨慎的考虑这些问题，使天下的财富绰绰有余，国家就不再担忧财物不够了。如果这样，那么上下都富足，双方都没有地方来储藏财物，这是懂得国计民生达到了顶点。所以，即使禹时碰上了十年水灾，商汤时遇到了七年旱灾，但天下的人民没有遭受饥饿的苦难，十年以后，谷物又丰收了，而原来储备粮还有节余。这并没有其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懂得了本末、源流的关系啊。所以，田野荒芜了，但国家的粮仓很充实，百姓很贫乏，但国家仓库却满满的，这就叫做国家灭亡。断绝了根本，枯竭了源头，把财物都归并到国库中，然而君主、宰相还不知道危险，那么他们的灭亡很快就要来到了。用整个国家的财货供养他，还是不能够容纳他这个人，这叫做极其贪婪，是最愚蠢的君主。本来希望富有，可是因此丧失了国家；本来希望得到利益，可是因此危害了自身；古时有上万个国家，现在只有十几个了，这没有其他的原因，他们丧失国家的原因只有一个。统治人民的君主，也应该觉悟了。 百里见方的小国，完全能够独立存在的。凡是进攻别国的，不是追求名誉，就是谋取利益；否则，就是为了发泄私愤。 仁德的人治理国家，要修养自己的意志，端正自己的行为，达到崇高的政治境界，做到忠厚有信用，使礼仪制度极其完善。身穿布衣、脚穿麻鞋的读书人，真能做到这样，即使住在偏僻的里巷、简陋的房屋理，天子诸侯也不能与他争夺名望，如果让他治理国家，天下就没有谁能埋没他的德行。如果这样，那么追求美名的就不会攻打他了。这样的人在国内当权，就会开垦田野，充实仓库，改进器械装备，上下一心，三军共同努力。用这个来远征苦战，那肯定不行；在国内囤积兵力，保卫巩固，情况许可，便会迎击，擒获敌方将领，就像掰断麦芽一样容易；战争中得到的东西，不够医治创伤，补充打败仗的损失。他们爱惜自己的将领，而惧怕自己的仇敌，如果这样，那么谋取利益的就不会来攻打了。这样的人在国内当权，就会履行小国同大国，强国同弱国的道义，礼节将十分完善，会见时赠送的玉器将很大，贡献的财物将非常丰厚，所用的说客是文词优雅，聪慧善辨的君子。如果他能通情达理，谁还能怨恨他呢？如果这样，那么心怀怨恨人就不会来攻打他了。 求名的不来攻打，谋利的不来攻打，发泄怨愤的也不来攻打，国家稳固的就会像磐石一样，长寿如同恒星。别的国家都混乱，只有我治理得好；别的国家都危险，只有我安稳；别的国家都丧权失国，我便起来制服他们。所以讲究仁德的人治理国家，不仅是要保住他的国家，还要兼并别人的国家。《诗经》上说：“我们理想的君子，它是坚持道义不变更。他的道义不变更，他就能安定四方的国家。”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保住国家的难易是：侍奉强暴的国家难，但让强暴的国家侍奉自己容易。如果用财宝侍奉强暴的国家，财宝用完了，可是邦交仍然不能建立；和他们结盟，订立条约，可是没几天他们就背信弃义了；割让国家领土去贿赂他们吧，他们的欲望却不能满足。对他们越依顺，他们就变本加厉，一定要到财物送光，国家全部拿来送给他们，才肯罢休。如果这样，即使有尧、舜的辅助，也没有能靠这种办法幸免。这就好像一个系着宝珠，佩着宝玉，背着黄金的姑娘，碰上了山中的强盗，即使对他只敢眯着眼睛看，弯腰、屈膝，像家里的婢妾，仍将不可避免那厄运。所以，如果没有使人民团结抗敌的办法，只靠花言巧语、跪拜请求，诚惶诚恐地侍奉他们，是仍然不能保持国家、保护自己的。所以英明的君主不这样做，他必定修饬礼节，严肃法令，整顿百官，公正地处理政事，整治民众，然后才能够礼节整齐，各种事情治理得有条不紊，群众齐心合力。这样，邻近国家就会争先恐后地来亲近，远处的人民愿意归顺，上下一心，三军共同努力；名声足够威慑他们，武力足够惩处他们；从容地指挥，那些强暴的国家没有不受驱使的；这就好像是大力士乌获与矮子焦侥搏斗一样。所以说：侍奉强暴的国家难，但让强暴的国家侍奉自己容易。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王霸(+翻译) 【原文】 国者，天下之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埶也。得道以持之，则大安也，大荣 也，积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则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无之；及其綦也， 索为匹夫不可得也，齐愍、宋献是也。故人主天下之利埶也，然而不能自安也，安 之者必将道也。 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谨择也，仁 人之所务白也。絜国以呼礼义，而无以害之，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 者不为也。擽然扶持心国，且若是其固也。之所与为之者，之人则举义士也；之所 以为布陈于国家刑法者，则举义法也；主之所极然帅群臣而首乡之者，则举义志也。 如是则下仰上以义矣，是綦定也；綦定而国定，国定而天下定。仲尼无置锥之地， 诚义乎志意，加义乎身行，箸之言语，济之日，不隐乎天下，名垂乎后世。今亦以 天下之显诸侯，诚义乎志意，加义乎法则度量，箸之以政事，案申重之以贵贱杀生， 使袭然终始犹一也。如是，则夫名声之部发于天地之间也，岂不如日月雷霆然矣哉！ 故曰：以国齐义，一日而白，汤武是也。汤以亳，武王以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 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从服，无它故焉，以义济矣。－－是所谓义立而 王也。 德虽未至也，义虽未济也，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刑赏已诺信乎天下矣，臣下 晓然皆知其可要也。政令已陈，虽睹利败，不欺其民；约结已定，虽睹利败，不欺 其与。如是，则兵劲城固，敌国畏之；国一綦明，与国信之；虽在僻陋之国，威动 天下，五伯是也。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乡方略， 审劳佚，谨畜积，修战备，齺然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当。故齐桓、晋文、楚庄、 吴阖闾、越勾践，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强殆中国，无它故焉，略信也。－ －是所谓信立而霸也。 絜国以呼功利，不务张其义，齐其信，唯利之求，内则不惮诈其民，而求小利 焉；外则不惮诈其与，而求大利焉，内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则 臣下百姓莫不以诈心待其上矣。上诈其下，下诈其上，则是上下析也。如是，则敌 国轻之，与国疑之，权谋日行，而国不免危削，綦之而亡，齐闵、薛公是也。故用 强齐，非以修礼义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绵绵常以结引驰外为务。故 强、南足以破楚，西足以诎秦，北足以败燕，中足以举宋。及以燕赵起而攻之，若 振槁然，而身死国亡，为天下大戮，后世言恶，则必稽焉。是无它故焉，唯其不由 礼义，而由权谋也。 三者明主之所以谨择也，而仁人之所以务白也。善择者制人，不善择者人制之。 国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为择所而后错之，错险则危；不可不 善为择道然后道之，涂薉则塞；危塞则亡。彼国错者，非封焉之谓也，何法之道， 谁子之与也。故道王者之法，与王者之人为之，则亦王；道霸者之法，与霸者之人 为之，则亦霸；道亡国之法，与亡国之人为之，则亦亡。－－三者明主之所以谨择 也，而仁人之所以务白也。 故国者、重任也，不以积持之则不立。故国者，世所以新者也，是惮，惮、非 变也，改王改行也。故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厌焉有千岁之国，何也？曰： 援夫千岁之信法以持之也，安与夫千岁之信士为之也。人无百岁之寿，而有千岁之 信士，何也？曰：以夫千岁之法自持者，是乃千岁之信士矣。故与积礼义之君子为 之则王，与端诚信全之士为之则霸，与权谋倾覆之人为之则亡。－－三者明主之所 以谨择也，仁人之所以务白也。善择之者制人，不善择之者人制之。 彼持国者，必不可以独也，然则强固荣辱在于取相矣。身能相能，如是者王， 身不能，知恐惧而求能者，如是者强；身不能，不知恐惧而求能者，安唯便僻左右 亲比己者之用，如是者危削；綦之而亡。国者，巨用之则大，小用之则小；綦大而 王，綦小而亡，小巨分流者存。巨用之者，先义而后利，安不恤亲疏，不恤贵贱， 唯诚能之求，夫是之谓巨用之。小用之者，先利而后义，安不恤是非，不治曲直， 唯便僻亲比己者之用，夫是之谓小用之。巨用之者若彼，小用之者若此，小巨分流 者，亦一若彼，一若此也。故曰：“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此之谓也。 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 犹规矩之于方圆也，既错之而人莫之能诬也。诗云：“如霜雪之将将，如日月之光 明，为之则存，不为则亡。”此之谓也。 国危则无乐君，国安则无忧民。乱则国危，治则国安。今君人者，急逐乐而缓 治国，岂不过甚矣哉！譬之是由好声色，而恬无耳目也，岂不哀哉！夫人之情，目 欲綦色，耳欲綦声，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 不免也。养五綦者有具。无其具，则五綦者不可得而致也。万乘之国，可谓广大富 厚矣，加有治辨强固之道焉，若是则恬愉无患难矣，然后养五綦之具具也。故百乐 者，生于治国者也；忧患者，生于乱国者也。急逐乐而缓治国者，非知乐者也。故 明君者，必将先治其国，然后百乐得其中。闇君者，必将急逐乐而缓治国，故忧患 不可胜校也，必至于身死国亡然后止也，岂不哀哉！将以为乐，乃得忧焉；将以为 安，乃得危焉；将以为福，乃得死亡焉，岂不哀哉！于乎！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 矣。故治国有道，人主有职。若夫贯日而治详，一日而曲列之，是所使夫百吏官人 为也，不足以是伤游玩安燕之乐。若夫论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乡方 而务，是夫人主之职也。若是则一天下，名配尧禹。之主者，守至约而详，事至佚 而功，垂衣裳，不下簟席之上，而海内之人莫不愿得以为帝王。夫是之谓至约，乐 莫大焉。 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为能者也。人主得使人为之，匹夫 则无所移之。百亩一守，事业穷，无所移之也。今以一人兼听天下，日有余而治不 足者，使人为之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必自为之然后可，则劳苦秏(卒页)莫甚 焉。如是，则虽臧获不肯与天子易埶业。以是县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为之？为 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说也。论德使能而官施之者，圣王之道也，儒之所谨守 也。传曰：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 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摠方而议，则天子共己而已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 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礼法之大分也。 百里之地，可以取天下。－－是不虚；其难者在人主之知之也。取天下者，非 负其土地而从之之谓也，道足以壹人而已矣。彼其人苟壹，则其土地奚去我而适它？ 故百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贤士矣；其官职事业，足以容天下之能士 矣；循其旧法，择其善者而明用之，足以顺服好利之人矣。贤士一焉，能士官焉， 好利之人服焉，三者具而天下尽，无有是其外矣。故百里之地，足以竭埶矣。致忠 信，箸仁义，足以竭人矣。两者合而天下取，诸侯后同者先危。诗曰：“自西自东， 自南自北，无思不服。”一人之谓也。 羿、蜂门者，善服射者也；王良、造父者，善服驭者也。聪明君子者，善服人 者也。人服而埶从之，人不服而埶去之，故王者已于服人矣。故人主欲得善射－－ 射远中微，则莫若羿、蜂门矣；欲得善驭－－及速致远，则莫若王良、造父矣。欲 得调壹天下，制秦楚，则莫若聪明君子矣。其用知甚简，其为事不劳，而功名致大， 甚易处而极可乐也。故明君以为宝，而愚者以为难。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名为 圣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重色而 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财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饮食甚厚，声乐甚大，台谢甚 高，园囿甚广，臣使诸侯，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天子之礼制如是者也。 制度以陈，政令以挟，官人失要则死，公侯失礼则幽，四方之国，有侈离之德则必 灭，名声若日月，功绩如天地，天下之人应之如景向，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 者兼而有是者也。故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耳好声，而声乐莫大焉；目 好色，而文章致繁，妇女莫众焉；形体好佚，而安重闲静莫愉焉；心好利，而谷禄 莫厚焉。合天下之所同愿兼而有之，睪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孙，人苟不狂惑戆陋者， 其谁能睹是而不乐也哉！欲是之主，并肩而存；能建是之士，不世绝；千岁而不合， 何也？曰：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则外贤而偏举，人臣则争职而妒贤，是其 所以不合之故也。人主胡不广焉，无恤亲疏，无偏贵贱，惟诚能之求？若是，则人 臣轻职业让贤，而安随其后。如是，则舜禹还至，王业还起；功壹天下，名配舜禹， 物由有可乐，如是其美焉者乎！呜呼！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杨朱哭衢涂，曰： “此夫过举蹞步，而觉跌千里者夫！”哀哭之。此亦荣辱、安危、存亡之衢已，此 其为可哀，甚于衢涂。呜呼！哀哉！君人者，千岁而不觉也。 无国而不有治法，无国而不有乱法；无国而不有贤士，无国而不有罢士；无国 而不有愿民，无国而不有悍民；无国而不有美俗，无国而不有恶俗。两者并行而国 在，上偏而国安，在下偏而国危；上一而王，下一而亡。故其法治，其佐贤，其民 愿，其俗美，而四者齐，夫是之谓上一。如是则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 天下服。故汤以亳，文王以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 莫不从服，无它故焉，四者齐也。桀纣即厚有天下之埶，索为匹夫而不可得也，是 无它故焉，四者并亡也。故百王之法不同，若是所归者一也。 上莫不致爱其下，而制之以礼。上之于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 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则虽孤独鳏寡必不加焉。故下之亲上，欢如父母，可杀 而不可使不顺。君臣上下，贵贱长幼，至于庶人，莫不以是为隆正；然后皆内自省， 以谨于分。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礼法之枢要也。然后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 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共 己而止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均平，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而礼法之大分也。 若夫贯日而治平，权物而称用，使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 等宜，以是用挟于万物，尺寸寻丈，莫得不循乎制度数量然后行，则是官人使吏之 事也，不足数于大君子之前。故君人者，立隆政本朝而当，所使要百事者诚仁人也， 则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立隆正本朝而不当，所使要百 事者非仁人也，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社稷必危，是人君者之枢机也。故能 当一人而天下取，失当一人而社稷危。不能当一人，而能当千百人者，说无之有也。 既能当一人，则身有何劳而为？垂衣裳而天下定。故汤用伊尹，文王用吕尚，武王 用召公，成王用周公旦。卑者五伯，齐桓公闺门之内，县乐、奢泰、游抏之修，于 天下不见谓修，然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为五伯长，是亦无他故焉，知一政于管仲 也，是君人者之要守也。知者易为之兴力，而功名綦大。舍是而孰足为也？故古之 人，有大功名者，必道是者也。丧其国危其身者，必反是者也。故孔子曰：“知者 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无察乎？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无狂 乎？”此之谓也。 治国者分已定，则主相臣下百吏，各谨其所闻，不务听其所不闻；各谨其所见， 不务视其所不见。所闻所见诚以齐矣。则虽幽闲隐辟，百姓莫敢不敬分安制，以化 其上，是治国之征也。 主道治近不治远，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则远者理，主能治明则 幽者化，主能当一则百事正。夫兼听天下，日有余而治不足者，如此也，是治之极 也。既能治近，又务治远；既能治明，又务见幽；既能当一，又务正百，是过者也， 过犹不及也。辟之是犹立直木而求其影之枉也。不能治近，又务治远；不能察明， 又务见幽；不能当一，又务正百，是悖者也。辟之是犹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故 明主好要，而闇主好详；主好要则百事详，主好详则百事荒。君者、论一相，陈一 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照之，以观其盛者也。相者，论列百官之长，要百事之 听，以饰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劳，论其庆赏，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当则 可，不当则废。故君人劳于索之，而休于使之。 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 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汤武者， 修其道，行其义，兴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归之。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礼义 以道之，致忠信以爱之，赏贤使能以次之，爵服赏庆以申重之，时其事，轻其任， 以调齐之，潢然兼覆之，养长之，如保赤子。生民则致宽，使民则綦理，辩政令制 度，所以接天下之人百姓，有非理者如豪末，则虽孤独鳏寡，必不加焉。是故百姓 贵之如帝，亲之如父母，为之出死断亡而不愉者，无它故焉，道德诚明，利泽诚厚 也。乱世则不然，污漫突盗以先之，权谋倾覆以示之，俳优、侏儒、妇女之请谒以 悖之，使愚诏知，使不肖临贤，生民则致贫隘，使民则极劳苦。是故，百姓贱之如 尪，恶之如鬼，日欲司间而相与投借之，去逐之。卒有寇难之事，又望百姓之为己 死，不可得也，说无以取之焉。孔子曰：“审吾所以适人，适人之所以来我也。” 此之谓也。 伤国者，何也？曰：以小人尚民而威，以非所取于民而巧，是伤国之大灾也。 大国之主也，而好见小利，是伤国。其于声色、台榭、园囿也，愈厌而好新，是伤 国。不好修正其所以有，啖啖常欲人之有，是伤国。三邪者在匈中，而又好以权谋 倾覆之人，断事其外，若是，则权轻名辱，社稷必危，是伤国者也。大国之主也， 不隆本行，不敬旧法，而好诈故，若是，则夫朝廷群臣，亦从而成俗于不隆礼义而 好倾覆也。朝廷群臣之俗若是，则夫众庶百姓亦从而成俗于不隆礼义而好贪利矣。 君臣上下之俗，莫不若是，则地虽广，权必轻；人虽众，兵必弱；刑罚虽繁，令不 下通。夫是之谓危国，是伤国者也。 儒者为之不然，必将曲辨：朝廷必将隆礼义而审贵贱，若是、则士大夫莫不敬 节死制者矣。百官则将齐其制度，重其官秩，若是、则百吏莫不畏法而遵绳矣。关 市几而不征，质律禁止而不偏，如是、则商贾莫不敦悫而无诈矣。百工将时斩伐， 佻其期日，而利其巧任，如是，则百工莫不忠信而不楛矣。县鄙则将轻田野之税， 省刀布之歛，罕举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农夫莫不朴力而寡能矣。士大夫务节死 制，然而兵劲。百吏畏法循绳，然后国常不乱。商贾敦悫无诈，则商旅安，货通财， 而国求给矣。百工忠信而不楛，则器用巧便而财不匮矣。农夫朴力而寡能，则上不 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是之谓政令行，风俗美，以守则固， 以征则强，居则有名，动则有功。此儒之所谓曲辨也。 【翻译】 国家，是天下最有力的工具；君主，是天下最有权势的地位。如果用正确的法则掌握国家和君位，就是最大的安定，最大的光荣，成为聚集一切美善的源泉；如果不用正确的法则掌握国家和君位，就是最大的危险，最大的祸害，有它还不如没有它好；这种情况最严重的时候，即使君主想做一个平民百姓也是不可能的了，齐愍王和宋康王就这样的人。所以，君主处在天下最有权势的位置，但是，他不能自行安定，如果要使天下安定，就必须掌握正确的治国法则。 所以，掌握国家的人，确立礼仪就可以称王天下，确立信用可以称霸诸侯，玩弄陰谋诡计就会灭亡。这三种情况，是英明的君主都必须慎重选择的，是仁人必须明白的。用礼义来治理国家，而不用别的东西去危害它，仁义的人决不会为了得到天下，而做一件不合乎礼义的事，处死一个无罪的人。他对礼义像磐石那样坚定不移，并用来约束自己的思想，把国家治理好。与他一道从事政治的人，都遵循礼义；颁布的国家法律条文，都严格遵循礼义的规定；他率领群臣急切追求的目标，都是与礼义相一致的。这样，由于道义，臣民就会敬仰他们的君主，那么基础也就得以巩固了。基础得到巩固，国家也就会获得安定，国家得以安定，天下也就得以平定。虽然孔子没有立锥之地，但他确实把道义贯彻到自己的思想中，指导约束自己的言行，一旦获得成功，他的名声就会流传于世，不被天下的人埋没。如果当今天下显赫的诸侯也确实把道义贯彻到自己的思想中，用道义衡量各种法令制度，并在政事中实行它，始终如一按照道义进行赏罚。这样，他的声望就会布散于天地之间，难道不像日月雷霆一般光明响亮吗！所以，用国家行使道义，名声很快就会显赫于天下，商汤王和周武王就是这样的人。起初，商汤定都亳地，周武王定都镐京，领土不过百里见方，而后来却一统天下，各地诸侯皆来臣服，人迹所到之处没有不归服的，这有什么其他原因呢？是因为他们遵从礼义。这就是说人们遵循礼义可以称王天下。 虽然德行没有尽善尽美，道义还没有完全具备，但是治理天下的条件基本具备了，惩罚、奖赏、禁止的、允许的，都能取信于天下，臣民都清楚地知道可以相信君主。政令已经颁布，虽然可能成功，可能失败，仍然不失信于百姓；盟约已经签定，虽然有利有害，但不失信于盟国。如果这样，就能兵力强大，城池坚固，敌对的国家就会害怕；全国上下一致不失信用，盟国就会信赖，即使地处偏远，它的威名也能震动天下。春秋五霸就是这样。他们并不以政治教化为根本，也不是最推崇礼法，也不是特别重视礼法制度的完备，也不能使人心悦诚服，但他们注重方法策略，劳逸得当，注意积蓄财物，做好战斗准备，上下互相信任就如同齿牙上下相合那样紧密，因此，天下没有人敢与他作对。所以，虽然春秋五霸都是处于地处偏远的国家的国君，可是他们威震天下，他们强大的使中原国家感到危险，这没有别的原因，他们能取信于天下而已。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确立信用就能称霸诸侯。 用功利来约束国人，不致力于张扬本国正义、坚守信用，而只是惟利是图，对内欺诈人民以追求小利；对外欺诈盟国以追求大利，对内不治理好自己已经拥有的一切，却总是希望占有别人的东西。这样，那么臣民就没有不用诈骗之心对待自己君主的。君主欺诈臣民，臣民欺诈君主，这样国家就会分崩离析。如果以来，敌国就会轻视它，盟国就会怀疑它，天天玩弄陰谋，国家就不免陷于危弱，甚至遭到灭亡，齐闵王、孟尝君就是这样的人。他们治理强大的齐国，不修治礼义，不实行政治教化，不用来统一天下，而是不断地以勾结别国、向外扩张。所以齐国强盛，向南足以攻陷楚国，向西足以屈服秦国，向北足以打败燕国，在中原足以攻取宋国。但当燕赵联军攻打攻打齐国的时候，就如同振摇枯树一般容易，而他们也身死国亡，成为天下的奇耻大辱，后代人讲到恶果，就把齐国作为例证！这没有别的原因，只不过是他们不遵循礼义，一味玩弄权术陰谋的结果啊。以上三种情形，英明的君主应当慎重选择，而仁人一定要弄明白。善于选择策略的人能制服别人，不善于选择策略的人就会受制于人。 国家，是天下最重要的工具，是最重的担子，不可不好好地为它选择处所，然后安置它，把国家置于险恶的处所就会危险；必须好好地为它选择治国之道，然后去实行，如果道路上杂草丛生，就会被堵塞；国家就会危险、治国之道就行不通，国家就会灭亡。那国家的安置，并不在于划分疆界，而在于遵行什么办法，与什么样的人治国。所以实行王者之法，任用王者之人去治理国家，就能够称王天下；实行霸者之法，任用霸者之人去治理国家，就能够称霸于诸侯；实行亡国之法，任用亡国之人去治理国家，国家就会灭亡。这三种情况，英明的君主应当慎重选择，仁人也是一定要弄明白的。 所以国家，是个沉重的担子，不依靠长期积累起来的管理办法去扶持它，国家就不能巩固。所以，虽然国家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这只是君臣的更迭，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日子短促的就像一个早上，可是为什么还有千年之国安然存在呢？这是因为他们采用了那些积累了上千年的确实可靠的办法治理国家，又和那些上千年的真诚之士一起搞政治的缘故。人没有百岁的寿命，但有千年不渝信守礼法的人。这是为什么呢？用那些积累了上千年的礼法来把握自己的人，这就是千年不渝信守礼法的人了。所以，和不断的信奉礼仪的君子搞政治，就能称霸诸侯，同玩弄权术陰谋反复无常的人搞政治，国爱就会灭亡。这三者，英明的君主应该慎重地选择，而仁人一定要弄明白。善于选择儒士的人能制服别人，不善于选择儒士的人就会受制于人。 那些掌握国家政权的君主，治理国家不能只依靠他本人；既然这样，国家的强大、兴衰、荣辱，就在于卿相的选择了！如果君臣都有能力，这样的国君就可以称王天下。如果君主本身没有能力，但知道恐惧而寻求有能力的人来辅佐，这样的国君也就可成为强者。如果君主本身没有能力，又不知道这样的危害，不但没有寻求有能力的人辅佐，反而任用阿谀逢迎的人，这样的国君就会危险了，甚至灭亡。国家，在大的方面利用它，它就强大；在小的方面利用它，它就弱小。强大到了极点，就可称王天下，弱小到了极点，就会灭亡，介于这两者之间，就能保有国家。在大的方面利用它，就是先讲正义，再讲利益，既不论亲疏，也不顾贵贱，只是为了求取真正的才能之士，这就是在大的方面利用。在小的方面利用，就是先讲利益，后讲正义，不论是非曲直，只知任用阿谀逢迎的人，这就是小的方面利用。在大的方面利用就那样，在小的方面利用就这样；介于这两者之间，就一半那样，一半这样。所以说：“纯粹立足于道义，任用贤者就可以称王天下，驳杂的采用的就可以称霸诸侯，一样都不具备就只有灭亡。”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国家没有礼义就不能得到治理。礼义之所以能治理国家，好比秤是衡量轻重的标准，好比木工的墨线能衡量木材的曲直，好比规矩能够画圆取方一样，如果治理国家的礼法已经确定，人们就没有谁再能搞欺骗了。诗说：“如同霜雪那样严肃，如日月那样光亮；实行它就能够存在，不实行它就遭到灭亡。”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国家危险就君主就不能安乐，国家安定百姓就没有忧愁。政事混乱，国家就危险，政治稳定，国家就安定。现在的君主，一味追逐享乐而荒于治理国家，这难道不是错得太厉害了吗？这就好像是喜欢音乐美色，而不在乎自己没有耳朵和眼睛，难道不是很可悲吗？从人的性情来说，眼睛想看最好美丽的颜色，耳朵想听最美妙的音乐，嘴巴想尝最美好的味道，鼻子想闻最香的气味，心里想得到最大的安逸。这五种的欲望，是人的本性，是不可避免的。但要满足这五种的欲望却是有条件的，如果不能满足这些条件，就不能实现这五种欲望。万乘大国土地广阔资源丰富，还有使国家得到治理，国富民强的方法，如果这样就可安逸快乐而没有祸患了，那么满足这五种的欲望的条件也就具备了。所以，各种快乐的事情，产生于治理的好的国家；许多的忧虑祸患，产生于社会混乱的国家。所以，一味享乐而荒于治理国家的君主，他不是真正懂得享乐的人。所以，英明的君主，一定要先治理好自己的国家，然后就可以获得许多快乐了。昏庸的君主，必然急于追求享乐而疏于治理国家，那么他就会忧患缠身，一直到身死国亡才可罢休，这不是非常可悲吗？本来要得到快乐，却招来了祸患；本来要得到安定，却招致了危险；本来要得到幸福，却招致了灭亡；这难道不可悲吗？唉呀！统治人民的国君，也该仔细体察一下这些话了！所以治理国家有一定的法则，君主也有他的职责。至于需要几天才能处理完毕的事情，却要在一天之内全部办好，这可以指使百官办理，并不足以用这些来影响君主的游玩休息。至于选择一位宰相，去领导群臣，使臣下百官没有一个不持守道义，让他们正确的完成事业，这就是君主的职责了。如果这样，就能统一天下，名声可与尧、禹相媲美。这样的君主，所主管的事虽极其简略却又十分周详，所做的事极其安逸却很有功效，衣裳拖洒在床席上，安然自得，但天下的人没有不希望他做帝王的。这就是最大的简约，没有比这更快乐的了。 君主，以善于用人为有才能；一般人，以自己会做事为有本事。君主能够指使别人做事，一般的人，只有依靠自己，而不能把事务交给别人去做。一个人管理—百亩土地，他就必须竭尽他的全力去做，因为他不能把这些事情推给别人。当今君主一个人主管天下事务，却每天还有空闲，这是因为他让别人去做的缘故。大到拥有整个天下，小到拥有一个诸侯国，如果什么事情都要亲自去做，就会非常辛苦劳累；如果这样，那么即使是奴仆也不愿与天子交换位置。因此，君主在上面掌握治理天下，统一四海，为什么什么都要亲自去做呢？亲自去做各种事情，那是服劳役者的原则，这是墨子的观点。根据官吏的才能，分配职务，让他们去做，这是圣王的方法，也是儒者所谨守的法则。古书上说：“农民耕种分得的田地，商人贩卖各种货物，工匠勤恳地做工，士大夫各安其位处理政事，诸侯国的分派守卫，管理国家，三公统辖各个方面，天子只要拱手端坐就行了。”对内如此，对外也是如此，于是天下的万事万物就会协调一致，就没有什么治理不好的，这是历代君主共同的法则，也是礼法的关键。 凭借方圆百里的土地，就可以夺取天下，这并不是玄虚的事情，它的难处在于君主要懂得其中的道理。所谓夺取天下，并不是说其他国家都带着他们的土地来追随你的意思，而是说治国之道足以统一人民罢了。如果能够把它的人民统一起来，那么他们的土地怎么会离开我，而跑到别的国家去呢？所以方圆百里的领土，他们的等级爵位，足以容纳天下的贤士了；他们的官位事业，足以容纳天下的能士了；遵循原有的法制，选择其中好的东西，把它公布出来明令采用，就足以顺服那些喜欢利益的人了。贤德之土都和我团结一致，贤能之士为我所用，喜欢利益的人在这里顺服，这三种人都具备，于是天下的人才全都在这里了，没有遗漏在外的了。所以，方圆百里的土地虽小，已经足够用来集中全部的权势了；讲求忠信，倡明仁义，就足以网罗天下所有的百姓。他们都为我所用，于是就取得了天下，归服最晚的诸侯首先遭受危亡。《诗经》上说：“从西到东，从南到北，没有谁不归服的。”说的就是收服天下人心的道理啊。 后弈和蜂门，使擅长射箭的人佩服；王良和造父，使擅长驾驶车马的人佩服；聪明的君主，善于使百姓顺服。百姓佩服他，因而权势便随之而来，百姓不佩服，权势就会离他而去，所以称王天下的君主，能够使人顺服就可以了。所以君主想要得到擅长射箭的人，能射得远，又能射中很小的目标，那么没有比后弈和蜂门更好的了；想要得到擅长驾驶车马的人，既能追上快速奔跑的车子，又能快速到达远处，那么没有比王良、造父更好的了；想要使国家得到治理，统一天下，制服秦国和楚国，那么没有聪明的君子更好的了。他们用的智慧很简单，他们做得事务不劳累，可是取得的成就很大；做起来很容易，心情很愉快。所以英明的君主把他们视为珍宝，但是愚蠢的君主却把他们视为祸患。 天子地位尊贵，富有天下，名声显赫，能制服天下人，而没有人能制服他，这是人们心目中共同的欲望，然而这一切，只有称王天下的君主才能完全拥有这些。他穿的衣服色彩丰富，食物丰盛味美，财物丰厚，统治整个天下；音乐非常齐备，台榭非常高大，园囿非常广阔，诸侯臣服，天下统一，这也是人们共同的欲望，但只有天子的礼法制度是这样。制度已经公布，政令已经完备，违反法规的官吏就要处死，三公、诸侯违反礼制就要囚禁，诸侯如果离心离德就要加以消灭；他的名声如同日月明亮，功绩有如天地一般广阔伟大，天下人响应他就像影子追随本体一样，如声相应，这也是人们共同的欲望，但这也只有称王天下的君主全部拥有。所以，人喜欢吃甜美的食物，但没有比王者的食物更味美的了；喜欢听音乐，但没有比王者的音乐更悦耳的了；喜欢美色，但看到的色彩、美女没有比王者更多、更丰富的了；喜好安逸，没有什么比王者享受的更清净安逸了；喜好利益，没有什么比王者享受的财物更丰厚的了；综合天下人所共同向往的一切东西，王者完全的拥有他们；总揽天下之人就像控制自己的子孙一样，人如果不是疯或傻，谁看到这些不高兴呢！羡慕这样事业的君主很多，能够建立这样事业的士人也有很多，可是自古以来，这样的君主、士人不能合作，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君主不公正，臣子不忠诚的缘故啊。君主疏远贤能的人，而举用自己偏爱的人，臣子互相争夺职位而妒忌贤能的人，这就是他们不能合作的缘由。君主为什么不能广纳贤士，不论亲疏，不论贵贱，只访求真正的贤能呢？如果这样，那么臣子就会轻视职位，推举贤能，而安于追随在贤能的后面；如果这样，那么舜、禹这样的君主就会到来，称王天下的大业就会立刻兴起。就可以一统天下，名声可以与舜、禹相配，事情还有比这更美好更快乐的吗？唉呀！统治人民的国君，这些话也该仔细考虑一下了！杨朱站在十字路口哭泣。他说：“这里只要走错半步，当发觉的时候已经相差千里了！”为此他哭得很悲伤。用人也是这样啊，它比在十字路口上举步失误更可怕。唉呀！可悲啊！统治人民的君主，他们一千年来还没有觉察到啊。 哪个国家都有使国家安定的法令制度，也引起国家混乱的法令制度；哪个国家都有德才兼备的士人，哪个国家都会有品德不好的士人；哪个国家都有谨慎守法的百姓，哪个国家都会有凶悍之徒；哪个国家都有淳美的风俗，也会有丑陋的习俗；这两种情况同时存在一个国家，国家尚可存在，偏于前者，国家能够得到安定，偏于后者，国家就会危险；完全属于前者，就可以称王天下，完全属于后者，国家就将灭亡。所以，如果国家的法令制度是治平的，辅佐的臣子是德才兼备的，百姓是奉公守法的，风俗是纯朴美好的，这四种情况都具备了，这就叫做全属于前者。如果有这样的国家，那么即使不用战争就能战胜敌人，不用进攻就能获得土地，不用四处征伐就能使天下顺服。所以，商王汤依托亳地，周武王依据镐京，都是百里大小的领土，后来却一统天下，诸侯称臣，所到之处没有不归服的，这有什么别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具备了上述四种情况啊。夏桀、商纣即使拥有天下的势力，但最后要求做个平民老百姓也是不可能了，这有什么别的原因呢，是因为丧失了上述四种情况啊。所以历代君主制定的法令制度虽然不同，但归根到底道理都是一样的啊。 君主没有不爱护百姓的，所以就用礼法来治理他们。君主对百姓如同养育婴儿一样。政治法令制度，是用来对待下层的老百姓的，即使是孤独鳏寡的人，如有丝毫不合理的东西也不能施加在他们身上。所以百姓亲近君主就如同亲近自己的父母一样，宁可被杀，也不能要他们不顺从君主。君臣之间，尊卑之间、长幼之间，甚至是老百姓，都把这个原则做为最高准则。然后都能从内心自省，谨慎于自己的职分。这是历代君主共同的做法，而且是礼法的关键。然后，农民各自耕种自己的田地，商人各自贩卖自己的货物，工匠们勤恳地工作，士大夫尽心职守、处理政事，各国诸侯各自管理自己的国家，三公总管全国事务，而天子只需拱手端坐就可以了。对内如此，对外也是这样，那么天下的万物就没有不均等的了，就没有治理不好了，这是历代君主所共有的做法，也是礼法的关键。 至于那连续几天把政事治理妥当，合力地调节万物来使它们适用，严格规定各级官吏的衣服样式，各种宫室不同的标准，所用仆从有人数的限制，丧礼、祭祀器具的使用都做出明文规定，把这些规定贯彻运用到万事万物中去，就像尺寸寻丈这样，都是按照规定的制度数量进行的，那么这些是各级大小官吏负责的事情，不值得在君主面前陈述。所以对于君主而言，如果为本朝所确立的最高原则都正确无误，任用的总领政事的宰相是德才兼备的仁人，那么君主自身就能非常安逸，国家也治理的很好，功绩伟大，而且声明美好，从大处说可以成为王者，从小处说，可以称霸诸侯。如果为本朝所确立的最高原则不得当，所任用总领政事的宰相不是德才兼备的仁人。那么君主就会劳苦不堪，国家就会陷入混乱，功业荒废，名声狼藉，国家就会危险。这实在是作君主的关键啊。因此，用人得当，就可以取得天下，用人不当，国家就危险。不能恰当任用一人，却说能恰当任用上千人、上百人，没有这种说法。既然用人得当，那么，自己还会有什么劳苦呢？只要修正修正自己的衣服，轻轻松松就可安定天下。所以，商汤王任用伊尹，周文王任用姜子牙，周武王任用召公，周成王任用周公旦。功绩稍差的就是春秋五霸，齐桓公沉湎后宫，悬挂乐器，一味追求游玩享乐，但在天下他并没有被认为是追求享乐的人，他多次会合诸侯，主持天下大事，使诸侯和他一致，成为五霸之首，这有什么别的原因吗，这是因为他懂得把政事交给管仲，这就是君主的重要守则啊。英明的君主很容易做到这点，从而使国家兴盛，自己也获得赫赫威名。舍弃这点谁还能做得到呢。所以古代的那些有杰出功业的人，一定是遵循了这一点；而丧失国家，并危及自身的，一定是违反这一点。所以孔子说：“聪明人本来就懂得很多，主管国家重要的事情又少，能不明察吗？愚蠢人的智慧本来就很少，又偏要去管许多繁琐的事务，他怎么不惑乱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治理国家的人的等级名分已经确定，那么君主、宰相和臣下百官就要谨守自己所听到的，不追求自己所不该听到的事；谨慎地处理自己所应该见到的事，不致力于处理自己所不该见到的事。职权范围内所听到、见到的事，都要用统一的原则处理，这样，即使处在偏远的地方，也没有人敢不遵守职分，都会遵守国家制度，顺从君主，这就是国家安定的标志。 君主治理国家的原则，是管理近的，不管理远的，管理明显的，不管理暗处的，管理主要的，不管理繁琐复杂的。如果治理好近处的，那么远处的就会得到治理；如果治理好明显的，那么暗处的也会随之变化，如果处理好主要的，那么烦杂的也会得到解决。这样，每天全面管理天下大事，时间还绰绰有余，如果这样，那就是治理天下的最高境界了。既管理近处的，又兼管远处的；既管理明显的，又兼管暗处的；既管理主要的，又兼管繁琐的；这就是过分了，过分了和没有达到是一样的，就好比竖起笔直的木头但要求它的影子是弯曲的一样。不能处理近处的，却还要处理远处的；不能处理明显的，却要处理暗处的；不能处理主要的，却还要兼管繁琐的；这是违背事理的，就好比是竖起的是弯曲的木头但要求它的影子是直的一样。所以，英明的君主善于抓住要领，而愚昧的君主喜欢什么都管。君主善抓要领，那么各种事情就能办的周详，君主喜欢什么都管，那么各种事情就会荒废。君主，选好一个宰相，公布一个统一的法令制度，明确一个主要原则，用此来统帅一切，洞察一切，并以此来考察它的成就。宰相，总管各种政事的处理，以此来整顿朝廷上的大臣和各级官员的职分，衡量他们的功劳，论定他们的奖赏，到年终，捧着自己的成绩，呈报给君主。称职的就留用，不称职的就罢免。所以君主在寻求人才时是劳累的，但在使用的时候就安逸了。 君主治理国家，能得到百姓尽力效劳的，国家就富有，得到百姓为他效死力的，国家就强盛，得到百姓的称颂的，自身就荣耀。具备了以上三个条件，天下人就会归顺他，失去了这三个条件，天下人就会背离他。天下仁都归顺他，就是王者，天下人都背离他就是灭亡。商王汤、周武王都遵循这个原则，奉行这种道理，兴办天下人都认为有利的事，除掉天下人共同的祸害，天下人都归顺了他们。所以，君主重视用道德声望引导天下人，彰明礼义法度教导天下人，竭尽忠信爱护天下人，赏识贤人，重用能人，根据能力使用他们，安排不同等级的职位，加官进爵来重用他们，依靠天时，减轻负担来调剂他们，量力而任用他们从而使他们协调一致抚养百姓，如同养育婴儿一样。养育百姓特别宽厚，使用百姓极其合理，制定法令制度，是用来对待下层的老百姓的，所有不合理的东西，即便是孤独鳏寡的人，也务必不要施加在他们身上。所以百姓尊重他们如同尊敬上天，欢喜他们如同自己的父母，为他献出生命也心甘情愿，这没有其他原因，是由于君主的道德异常显明，恩惠确实深厚的缘故啊。 乱世就不是这样，在乱世引导百姓的是肮脏、散漫、欺凌、盗窃的行为，他们公开玩弄权术陰谋、反复无常的伎俩，用唱戏的、侏儒、妇女等私下的请求来扰乱朝政，让愚蠢的人去教导有智慧的人，让不肖的人居于贤人之上，百姓的生活极端困苦，使用百姓，就极其劳苦。因此百姓鄙视君主如同鄙视女巫，憎恶君主如同憎恶魔鬼，整天都在寻求机会抛弃君主、践踏君主，背离君主、驱逐君主。如果突然有外敌入侵，君主还想百姓为他卖命，这是不可能的了，这种治国的做法毫无可取之处。孔子说：“看看我怎么对待别人，别人就会用怎样的态度来对待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危害国家的是什么呢？让小人居于百姓之上作威作福，用非法手段从百姓那里巧取豪夺，这是危害国家的大灾难。如果大国的君主喜好注视小利，便会危害国家；他爱好音乐美色、楼台亭阁、园林兽苑，乐此不疲而追求新奇，便会危害国家；不喜欢整顿治理自己已经拥有的一切，却总是贪婪地想要占有别人的拥有，便会危害国家。这三种邪恶的念头充斥胸中，又喜欢让玩弄权术陰险狡猾的人在决断政事，如果这样，君主就会权势轻微，声名狼藉，国家就会危险，这便是危害国家的人。大国的君主，不尊崇礼义，不谨守原有的法令制度，而喜欢欺诈。如果这样，朝廷上的群臣也就不崇尚礼义，而好互相倾轧。朝廷中形成了这种风气，那么，广大民众也就不尊祟礼义了，而喜好贪图私利了。如果举国上下都形成这样的风气，那么即使土地广阔，权威也必定趋于轻微；即使人口众多，兵力也必定趋于衰弱；即使刑罚繁多，政令却不能下达。这就是危险的国家，这就是危害国家的人。 大儒就不这样，他会明辨是非。朝廷上必定会推崇礼义，明确贵贱的等级，这样，士大夫就没有不注重名节、不坚守法制的了。对于群臣百官，将统一他们的管理制度，注重他们的官职和俸禄，这样，那么各级官吏就没有谁不畏惧法令，进而就会遵守法度的规定了。关卡和市场只查问而不收税，所规定的市场价格、所禁止的事情都公正不偏。这样，那么商人就没有不忠厚诚实的了。要求各种工匠按时节砍伐木材，放宽他们的限期，以便充分发挥他们的技巧，这样，那么各种工匠就无不忠诚守信而不粗制滥造了。减少城郊的农村税收的征缴，减少对钱币的聚敛，减少劳役，不侵夺农时，这样，那么农民就会勤勤恳恳从事农耕而不从事其他的事情了。士大夫看坚守节操，舍身殉职，这样兵力就会强大。各级官吏惧怕法令而遵守法度，国家法令就不会混乱。商人老老实实，没有欺骗行为，那么商人安业，财货通畅，国家的各种需求就能得到供应。工匠忠诚信实，就不会粗制滥造，那么器械用具就做的轻巧灵便，而资材也不会缺乏了。农民辛勤耕作而不误农事，那么就会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这样就会百业兴旺而不荒废了。这就叫政令通行，风俗美好。凭借这些捍卫国家就能巩固，征战就能强劲有力，居守于自己的国家就享有名望，有所举动国就会有功绩。这就是大儒所说的全面的治理啊。 君道(+翻译) 【原文】 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犹存， 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 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 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不知法之义，而正法之数者，虽博临事必 乱。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埶。急得其人，则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 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埶，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社 稷必危。故君人者，劳于索之，而休于使之。书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择。” 此之谓也。 合符节，别契券者，所以为信也；上好权谋，则臣下百吏诞诈之人乘是而后欺。 探筹、投钩者，所以为公也；上好曲私，则臣下百吏乘是而后偏。衡石称县者，所 以为平也；上好覆倾，则臣下百吏乘是而后险。斗斛敦概者，所以为啧也；上好贪 利，则臣下百吏乘是而后丰取刻与，以无度取于民。故械数者，治之流也，非治之 原也；君子者，治之原也。官人守数，君子养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故上 好礼义，尚贤使能，无贪利之心，则下亦将綦辞让，致忠信，而谨于臣子矣。如是 则虽在小民，不待合符节，别契券而信，不待探筹投钩而公，不待冲石称县而平， 不待斗斛敦概而啧。故赏不用而民劝，罚不用而民服，有司不劳而事治，政令不烦 而俗美。百姓莫敢不顺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劝上之事，而安乐之矣。故借歛忘费， 事业忘劳，寇难忘死，城郭不待饰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劲，敌国不待服而诎，四海 之民不待令而一，夫是之谓至平。诗曰：“王犹允塞，徐方既来。”此之谓也。 请问为人君？曰：以礼分施，均遍而不偏。请问为人臣？曰：以礼侍君，忠顺 而不懈。请问为人父？曰：宽惠而有礼。请问为人子？曰：敬爱而致文。请问为人 兄？曰：慈爱而见友。请问为人弟？曰：敬诎而不苟。请问为人夫？曰：致功而不 流，致临而有辨。请问为人妻？曰：夫有礼则柔从听侍，夫无礼则恐惧而自竦也。 此道也，偏立而乱，俱立而治，其足以稽矣。请问兼能之奈何？曰：审之礼也。古 者先王审礼以方皇周浃于天下，动无不当也。故君子恭而不难，敬而不巩，贫穷而 不约，富贵而不骄，并遇变态而不穷，审之礼也。故君子之于礼，敬而安之；其于 事也，径而不失；其于人也，寡怨宽裕而无阿；其为身也，谨修饰而不危；其应变 故也，齐给便捷而不惑；其于天地万物也，不务说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材；其于 百官之事伎艺之人也，不与之争能，而致善用其功；其待上也，忠顺而不懈；其使 下也，均遍而不偏；其交游也，缘类而有义；其居乡里也，容而不乱。是故穷则必 有名，达则必有功，仁厚兼覆天下而不闵，明达用天地理万变而不疑，血气和平， 志意广大，行义塞于天地之间，仁智之极也。夫是之谓圣人；审之礼也。 请问为国？曰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君者仪也，民者景也，仪正而景正。君 者盘也，民者水也，盘圆而水圆。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君射则臣决。楚庄王好 细腰，故朝有饿人。故曰：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 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故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 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民不亲不爱，而求为己用，为己死，不可得也。 民不为己用，不为己死，而求兵之劲，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劲，城不固，而求 敌之不至，不可得也。敌至而求无危削，不灭亡，不可得也。危削灭亡之情，举积 此矣，而求安乐，是狂生者也。狂生者，不胥时而落。故人主欲强固安乐，则莫若 反之民；欲附下一民，则莫若反之政；欲修政美俗，则莫若求其人。彼或蓄积而得 之者不世绝。彼其人者，生乎今之世，而志乎古之道。以天下之王公莫好之也，然 而是子独好之；以天下之民莫为之也，然而是子独为之。好之者贫，为之者穷，然 而是子犹将为之也，不为少顷辍焉。晓然独明于先王之所以得之，所以失之，知国 之安危臧否，若别白黑。是其人也，大用之，则天下为一，诸侯为臣；小用之，则 威行邻敌；纵不能用，使无去其疆域，则国终身无故。故君人者，爱民而安，好士 而荣，两者无一焉而亡。诗曰：“介人维藩，大师为垣。”此之谓也。 道者，何也？曰：君之所道也。君者，何也？曰：能群也。能群也者，何也？ 曰：善生养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显设人者也，善藩饰人者也。善生养人者人 亲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显设人者人乐之，善藩饰人者人荣之。四统者俱，而 天下归之，夫是之谓能群。不能生养人者，人不亲也；不能班治人者，人不安也； 不能显设人者，人不乐也；不能藩饰人者，人不荣也。四统者亡，而天下去之，夫 是之谓匹夫。故曰：道存则国存，道亡则国亡。省工贾，众农夫，禁盗贼，除奸邪： 是所以生养之也。天子三公，诸侯一相，大夫擅官，士保职，莫不法度而公：是所 以班治之也。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所宜，上贤使之 为三公，次贤使之为诸侯，下贤使之为士大夫：是所以显设之也。修冠弁衣裳，黼 黻文章，琱琢刻镂，皆有等差：是所以藩饰之也。故由天子至于庶人也，莫不骋其 能，得其志，安乐其事，是所同也；衣暖而食充，居安而游乐，事时制明而用足， 是又所同也。若夫重色而成文章，重味而成珍备，是所衍也。圣王财衍，以明辨异， 上以饰贤良而明贵贱，下以饰长幼而明亲疏。上在王公之朝，下在百姓之家，天下 晓然皆知其所以为异也，将以明分达治而保万世也。故天子诸侯无靡费之用，士大 夫无流婬之行，百吏官人无怠慢之事，众庶百姓无奸怪之俗，无盗贼之罪，其能以 称义遍矣。故曰：治则衍及百姓，乱则不足及王公。此之谓也。 至道大形：隆礼至法则国有常，尚贤使能则民知方，纂论公察则民不疑，赏克 罚偷则民不怠，兼听齐明则天下归之；然后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 则公道达而私门塞矣，公义明而私事息矣：如是，则德厚者进而佞说者止，贪利者 退而廉节者起。书曰：“先时者杀无赦，不逮时者杀无赦。”人习其事而固，人之 百事，如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故职分而民不慢，次定而序不乱，兼听齐明 而百姓不留：如是，则臣下百吏至于庶人，莫不修己而后敢安止，诚能而后敢受职； 百姓易俗，小人变心，奸怪之属莫不反悫：夫是之谓政教之极。故天子不视而见， 不听而聪，不虑而知，不动而功，块然独坐而天下从之如一体，如四胑之从心：夫 是之谓大形。诗曰：“温温恭人，维德之基。”此之谓也。 为人主者，莫不欲强而恶弱，欲安而恶危，欲荣而恶辱，是禹桀之所同也。要 此三欲，辟此三恶，果何道而便？曰：在慎取相，道莫径是矣。故知而不仁，不可； 仁而不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主之宝也，王霸之佐也。不急得，不知；得而不 用，不仁。无其人而幸有其功，愚莫大焉。今人主有大患：使贤者为之，则与不肖 者规之；使知者虑之，则与愚者论之；使修士行之，则与污邪之人疑之，虽欲成功， 得乎哉！譬之，是犹立直木而恐其景之枉也，惑莫大焉！语曰：好女之色，恶者之 孽也；公正之士，众人之痤也；修道之人，污邪之贼也。今使污邪之人，论其怨贼， 而求其无偏，得乎哉！譬之，是犹立枉木而求其景之直也，乱莫大焉。 故古之人为之不然：其取人有道，其用人有法。取人之道，参之以礼；用人之 法，禁之以等。行义动静，度之以礼；知虑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积久，校之以功， 故卑不得以临尊，轻不得以县重，愚不得以谋知，是以万举而不过也。故校之以礼， 而观其能安敬也；与之举措迁移，而观其能应变也；与之安燕，而观其能无流慆也； 接之以声色、权利、忿怒、患险，而观其能无离守也。彼诚有之者，与诚无之者， 若白黑然，可诎邪哉！故伯乐不可欺以马，而君子不可欺以人，此明王之道也。 人主欲得善射－－射远中微者，县贵爵重赏以招致之。内不可以阿子弟，外不 可以隐远人，能中是者取之；是岂不必得之之道也哉！虽圣人不能易也。欲得善驭 －－及速致远者，一日而千里，县贵爵重赏以招致之。内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 隐远人，能致是者取之；是岂不必得之之道也哉！虽圣人不能易也。欲治国驭民， 调壹上下，将内以固城，外以拒难，治则制人，人不能制也；乱则危辱灭亡，可立 而待也。然而求卿相辅佐，则独不若是其公也，案唯便嬖亲比己者之用也，岂不过 甚矣哉！故有社稷者，莫不欲强，俄则弱矣；莫不欲安，俄则危矣；莫不欲存，俄 则亡矣。古有万国，今有十数焉，是无他故，莫不失之是也。故明主有私人以金石 珠玉，无私人以官职事业，是何也？曰：本不利于所私也。彼不能而主使之，则是 主闇也；臣不能而诬能，则是臣诈也。主闇于上，臣诈于下，灭亡无日，俱害之道 也。夫文王非无贵戚也，非无子弟也，非无便嬖也，倜然乃举太公于州人而用之， 岂私之也哉！以为亲邪？则周姬姓也，而彼姜姓也；以为故邪？则未尝相识也；以 为好丽邪？则夫人行年七十有二，(齿军)然而齿堕矣。然而用之者，夫文王欲立贵 道，欲白贵名，以惠天下，而不可以独也。非于是子莫足以举之，故举是子而用之。 于是乎贵道果立，贵名果白，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孙， 苟非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如是者能爱人也。故举天下之大道，立天下之 大功，然后隐其所怜所爱，其下犹足以为天下之显诸侯。故曰：唯明主为能爱其所 爱，闇主则必危其所爱。此之谓也。 墙之外，目不见也；里之前，耳不闻也；而人主之守司，远者天下，近者境内， 不可不略知也。天下之变，境内之事，有弛易齵差者矣，而人主无由知之，则是拘 胁蔽塞之端也。耳目之明，如是其狭也；人主之守司，如是其广也；其中不可以不 知也，如是其危也。然则人主将何以知之？曰：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窥远收众 之门户牖向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将有便嬖左右足信者，然后可。其知惠足 使规物，其端诚足使定物，然后可；夫是之谓国具。人主不能不有游观安燕之时， 则不得不有疾病物故之变焉。如是，国者，事物之至也如泉原，一物不应，乱之端 也。故曰：人主不可以独也。卿相辅佐，人主之基杖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 将有卿相辅佐足任者，然后可。其德音足以填抚百姓，其知虑足以应待万变，然后 可；夫是之谓国具。四邻诸侯之相与，不可以不相接也，然而不必相亲也，故人主 必将有足使喻志决疑于远方者，然后可。其辩说足以解烦，其知虑足以决疑，其齐 断足以距难，不还秩，不反君，然而应薄扞患，足以持社稷，然后可，夫是之谓国 具。故人主无便嬖左右足信者，谓之闇；无卿相辅佐足任使者，谓之独；所使于四 邻诸侯者非其人，谓之孤；孤独而晻，谓之危。国虽若存，古之人曰亡矣。诗曰： “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此之谓也。 材人：愿悫拘录，计数纤啬，而无敢遗丧，是官人使吏之材也。修饬端正，尊 法敬分，而无倾侧之心，守职修业，不敢损益，可传世也，而不可使侵夺，是士大 夫官师之材也。知隆礼义之为尊君也，知好士之为美名也，知爱民之为安国也，知 有常法之为一俗也，知尚贤使能之为长功也，知务本禁末之为多材也，知无与下争 小利之为便于事也，知明制度，权物称用之为不泥也，是卿相辅佐之材也，未及君 道也。能论官此三材者而无失其次，是谓人主之道也。若是则身佚而国治，功大而 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是人主之要守也。人主不能论此三材者，不知道此道， 安值将卑埶出劳，并耳目之乐，而亲自贯日而治详，一日而曲辨之，虑与臣下争小 察而綦偏能，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乱者也。是所谓视乎不可见，听乎不可闻， 为乎不可成，此之谓也。 【翻译】 有搞乱国家的君主，没有自行混乱的国家；有治理国家的人才，没有自行治理的法制。后羿的射箭方法并没有失传，但后羿并不能使世世代代的人都百发百中；大禹的法制仍然存在，但夏后氏并不能世世代代称王天下。所以法制不可能单独有所建树，律例不可能自动被实行；得到了那种善于治国的人才，那么法制就存在；失去了那种人才，那么法制也就灭亡了。法制，是政治的开头；君子，是法制的本原。所以有了君子，法律即使简略，也足够用在一切方面了；如果没有君子，法律即使完备，也会失去先后的实施次序，不能应付事情的各种变化，足够形成混乱了。不懂得法治的道理而只是去定法律的条文的人，即使了解得很多，碰到具体事情也一定会昏乱。所以英明的君主急于得到治国的人才，而愚昧的君主急于取得权势。急于得到治国的人才，就会自身安逸而国家安定，功绩伟大而名声美好，上可以称王天下，下可以称霸诸侯；不急于得到治国的人才，而急于取得权势，就会自身劳苦而国家混乱，功业败坏而声名狼藉，国家政权必然危险。所以统治人民的君主，在寻觅人才时劳累，而在使用他以后就安逸了。《尚书》说：“要想想文王的恭敬戒惧，亲自去选择人才。”说的就是这种道理啊。 对合符节、辨认契券，是用来造成信用的；但如果君主喜欢搞权术陰谋，那么大臣百官中那些搞欺骗诡诈的人就会乘机跟着搞欺诈。抽签、抓阄，是用来造成公正的；但如果君主喜欢偏私，那么大臣百官就会乘机跟着搞偏私。用衡器来称量，是用来造成公平的；但如果君主喜欢偏斜颠倒，那么大臣百官就会乘机跟着邪恶不正。各种量器量具，是用来造成统一标准的；但如果君主热衷于贪图财利，那么大臣百官就会乘机跟着去多拿少给以致于没有限度地盘剥老百姓。所以各种有助于治理的器物与方法，只是政治的末流，并不是政治的源头；君主，才是政治的源头。官吏拘守具体的方法条例，君主则保养源头。源头清澈，那么下边的流水也清澈；源头混浊，那么下边的流水也混浊。所以君主如果爱好礼义，尊重贤德的人、使用有才能的人，没有贪图财利的思想，那么臣下也就会极其谦让，极其忠诚老实，而谨慎地做一个臣子了。像这样，即使是在卑微的老百姓之中，也不等对合符节、辨认契券就能做到有信用，不等抽签、抓yan就能做到公正，不靠衡器来称量就能做到公平，不需要各种量器量具就能做到标准统一。所以不用奖赏而民众就能勤勉，不用刑罚而民众就能服从，官吏不费力而事情就能处理好，政策法令不繁多而习俗就能变好；百姓没有谁敢不顺从君主的法令、依照君主的意志而为君主的事情卖力，而且对此感到安乐。所以，民众在纳税时不觉得破费，为国家干事业时忘掉了疲劳，外敌发动战争时能拼死作战；城墙不等修整就坚固，兵器的刀口不用淬炼就坚硬，敌国不等去征服就屈从，天下的民众不用命令就能统一行动。这叫做极其太平。《诗》云：“王道真大满四海，徐国已经来朝拜。”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啊。 请问怎样做君主？回答说：要按照礼义去施舍，公平而不偏私。请问怎样做臣子？回答说：要按照礼义去侍奉君主，忠诚顺从而不懈怠。请问怎样做父亲？回答说：要宽厚仁爱而有礼节。请问怎样做儿子？回答说：要敬爱父母而极有礼貌。请问怎样做哥哥？回答说：要仁慈地爱护弟弟而付出自己的友爱。请问怎样做弟弟？回答说：要恭敬顺服而一丝不苟。请问怎样做丈夫？回答说：要尽力取得功业而不放荡婬乱，尽力亲近妻子而又有一定的界限。请问怎样做妻子？回答说：丈夫遵行礼义就温柔顺从听命侍候他，丈夫不遵行礼义就诚惶诚恐而独自保持肃敬。这些原则，只能部分地做到，那么天下仍会混乱；全部确立了，天下就会大治；它们足够用来作为楷模了。 请问要全部做到这些该怎么办？回答说：必须弄清楚礼义。古代圣王弄明白了礼义而普遍施行于天下，行动没有不恰当的。所以君子谦恭但不胆怯，肃敬但不恐惧，贫穷却不卑屈，富贵却不骄纵，同时遇到各种事变、也能应付自如而不会束手无策，这都是因为弄明白了礼义的缘故。所以君子对于礼义，敬重并遵守它；他对于事务，做起来直截了当但不出差错；他对于别人，很少埋怨、宽宏大量但不阿谀逢迎；他做人的原则，是谨慎地加强修养而不险诈；他应付事变，迅速敏捷而不糊涂；他对于天地万物，不致力于解说它们形成的原因而能做到很好地利用其材；他对于各种官府中的官吏和有技术的人材，不和他们竞争技能的高下而能做到很好地利用他们的工作成果；他侍奉君主，忠诚顺从而不懈怠；他使唤下边的人，公平而不偏私；他与人交往，依循道义而有法度；他住在家乡，待人宽容而不胡作非为。所以君子处境穷困时就一定享有名望，显达时就一定能建立功勋；他的仁爱宽厚之德普照天下而不昏暗，他的明智通达能够整治天地万物、处理各种事变而不疑惑；他心平气和，思想开阔，德行道义充满在天地之间，仁德智慧达到了极点。这种人就叫做圣人，这是因为他弄明白了礼义的缘故啊。 请问怎样治理国家？回答说：我只听说君主要修养自己的品德，不曾听说过怎样去治理国家。君主，就像测定时刻的标杆；民众，就像这标杆的影子；标杆正直，那么影子也正直。君主，就像盘子；民众，就像盘里的水；盘子是圆形的，那么盘里的水也成圆形。君主，就像盂；民众就像盂中的水；孟是方形的，那么盂中的水也成方形。君主射箭，那么臣子就会套上板指。楚灵王喜欢细腰的人，所以朝廷上有饿得面黄肌瘦的臣子。所以说：我只听说君主要修养身心，不曾听说过怎样治理国家。 君主，就像人民的源头；源头清澈，那么下边的流水也清澈；源头混浊，那么下边的流水也混浊。所以掌握了国家政权的人如果不能够爱护人民、不能够使人民得利，而要求人民亲近爱戴自己，那是不可能办到的。人民不亲近、不爱戴，而要求人民为自己所用、为自己牺牲，那也是不可能办到的。人民不为自己所用、不为自己牺牲，而要求兵力强大、城防坚固，那是不可能办到的。兵力不强大、城防不坚固，而要求敌人不来侵犯，那是不可能办到的。敌人来了而要求自己的国家不危险削弱、不灭亡，那是不可能办到的。国家危险削弱以至灭亡的情况全都积聚在他这里了，却还想求得安逸快乐，这是狂妄无知的人。狂妄无知的人，不要等多久就会衰败死亡的。所以君主想要强大稳固安逸快乐，那就没有什么比得上回到人民上来；想要使臣下归附、使人民与自己一条心，那就没有什么比得上回到政事上来；想要治理好政事、使风俗淳美，那就没有什么比得上寻觅善于治国的人。那些善于治国的人或许有所积储，因而得到这种人的君主世世代代没断绝过。那些善于治国的人，生在今天的时代而向往着古代的政治原则。虽然天下的君主没有谁爱好古代的政治原则，但是这种人偏偏爱好它；虽然天下的民众没有谁想要古代的政治原则，但是这种人偏偏遵行它。爱好古代政治原则的会贫穷，遵行古代政治原则的会困厄，但是这种人还是要遵行它，并不因此而停止片刻。唯独这种人清楚地明了古代帝王取得国家政权的原因、失去国家政权的原因，他了解国家的安危、政治的好坏就像分辨黑白一样清楚。这种善于治国的人，如果君主重用他，那么天下就能被统一，诸侯就会来称臣；如果君主一般地任用他，那么威势也能扩展到邻邦敌国；即使君主不能任用他，但如果能使他不离开自己的国土，那么国家在他活着的时候也就不会有什么事故。所以统治人民的君主，爱护人民就会安宁，喜欢士人就会荣耀，这两者一样都没有就会灭亡。《诗》云：“贤士就是那屏障，大众就是那围墙。”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回答说：是君主所遵行的原则。君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回答说：是能够把人组织成社会群体的意思。所谓能够把人组织成社会群体，是指什么？回答说：是指善于养活抚育人，善于治理人，善于任用安置人，善于用不同的服饰来区分人。善于养活抚育人的，人们就亲近他；善于治理人的，人们就安心顺从他；善于任用安置人的，人们就喜欢他；善于用服饰来区分人的，人们就赞美他。这四个要领具备了，天下的人就会归顺他，这就叫做能把人组织成社会群体的君主。不能养活抚育人的，人们就不会亲近他；不能治理人的，人们就不会安心顺从他；不能任用安置人的，人们就不会喜欢他；不能用服饰区分人的，人们就不会赞扬他。这四个要领都没有做到，天下的人就会背离他，这就叫做孤身一人的独夫。所以说：正确的政治原则存在，国家就存在；正确的政治原则丧失了，国家就灭亡。减少手工业者和商人，增多农民人数，禁止小偷强盗，剷除奸诈邪恶之徒，这就是用来养活抚育人的办法。天子配备太师、太傅、太保三公，诸侯配备一个相，大夫独掌某一官职，士谨守自己的职责，无不按照法令制度而秉公办事，这就是用来治理人的方法。审察德行来确定等级，衡量才能来授予官职，使他们每人都承担他们的工作而各人都能得到和他的才能相适合的职务，上等的贤才使他们担任三公，次一等的贤才使他们做诸侯，下等的贤才使他们当大夫，这就是任用安置人的办法。修饰帽子衣裳、在礼服上绘画各种彩色花纹、在各种器具上雕刻图案等等都有一定的等级差别，这就是用来打扮装饰人的方法。 从天子一直到普通老百姓，没有谁不想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志向、安逸愉快地从事自己的工作，这是各人都相同的；穿得暖和而吃得饱，住得安适而玩得快乐，事情办得及时、制度明白清楚而财物用度充足，这些又是各人共同的愿望。至于那重叠使用多种颜色而绘成衣服上的彩色花纹，汇集多种食物而烹煮成珍馐美味，这是富饶有余的表现了。圣明的帝王控制好这种富饶有余的东西来彰明区别等级差别，在上用来装饰贤能善良的人而显示各人地位的高低，在下用来装饰老少而表明各人的亲疏关系。这样，上面在君主的朝廷，下面在平民百姓的家庭，天下人都明明白白地知道圣明的帝王并不是要用这些东西故意制造等级差别，而是要用它来明确名分、达到治理的目的，从而保持千秋万代永远太平。所以天子诸侯没有浪费的用度，士大夫没有放荡的行为，群臣百官没有怠慢的政事，群众百姓没有奸诈怪僻的习俗、没有偷盗抢劫的罪行，这就能够称为道义普及了。所以说：“国家安定，那么富裕会遍及百姓；国家混乱，那么拮据会延及天子王公。”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最好的政治原则的最大效验：推崇礼义，使法制高于一切，那么国家就会有常规；尊重贤德的人，任用有才能的人，那么民众就会知道努力的方向；集体审查，公正考察，那么民众就不会怀疑了；奖赏勤劳的人，惩罚偷懒的人，那么民众就不会懒惰了；同时听取各种意见，完全明察一切事情，那么天下人就会归顺他。然后明确名分职责，根据轻重缓急的次序来安排工作，安排有技术的人做事，任用有才能的人当官，没有什么得不到治理，那么为公家效劳的道路就畅通了而谋私的门径就被堵住了，为公的原则昌明了而谋私的事情就止息了。像这样，那么品德淳厚的人就得到起用而巧言谄媚的人就受到遏止，贪图财利的人被黜退而廉沽奉公的人被提拔。《尚书》说：“在规定的时刻之前行动的，杀而不赦；没有赶上规定时刻而落后的，杀而不赦。”人们往往因为熟悉了自己的工作而固守本职不改行。人们的各种工作，就像耳朵、眼睛、鼻子、嘴巴等不可以互相替代官能一样。所以，职务划分后，民众就不会再谋求他职；等级确定后，秩序就不会混乱；同时听取各种意见，完全明察一切，那么各种工作就不会拖拉。像这样，那么大臣百官直到平民百姓就无不提高了自己的修养以后才敢安居，真正有了才能以后才敢接受官职；百姓改变了习俗，小人转变了思想，奸邪怪僻之流无不转向诚实谨慎，这就叫做政治教化的最高境界。所以天子不用察看就能发现问题，不用打听就能明白真相，不用考虑就能知道事理，不用动手就能功成业就，岿然不动地独自坐着而天下人顺从他就像长在一个身体上一样、就像四肢顺从思想的支配一样，这就是最好的政治原则的最大效验。《诗》云：“温柔谦恭的人们，是以道德为根本。”说的就是这种人。 做君主的无不希望强盛而厌恶衰弱，希望安定而厌恶危险，希望荣耀而厌恶耻辱，这是禹和桀所相同的欲望。要实现这三种愿望，避免这三种厌恶的东西，究竟采取什么办法最便利？回答说：在于慎重地选取相，没有什么办法比这个更简便的了。对于相的人选，有智慧而没有仁德，不行；有仁德而没有智慧，也不行；既有智慧又有仁德，这便是君主的宝贵财富，是成就王业霸业的助手。君主不急于求得相才，是不明智；得到了相才而不重用，是不仁慈。没有那德才兼备的相而希望取得那王霸之功，愚蠢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 现在君主有个大毛病：让贤能的人去做事，却和不贤的人去纠正他；让明智的人去考虑问题，却和愚蠢的人去评判他；让品德美好的人去干事，却和肮脏邪恶的人去评估他。像这样，虽然想成功，能办得到吗？打个比方，这就好像是竖起一根笔直的木头而怕它的影子弯曲，糊涂没有比这个更厉害的了。俗话说：“美女的姿色，是丑陋者的灾祸。公正的贤士，是众人的疖子。遵循道义的人，是肮脏邪恶者的祸害。”现在让肮脏邪恶的人来评判他们的冤家祸根而要求他们没有偏见，能办得到吗？打个比方，这就好像竖起一根弯曲的木头而要求它的影子笔直，昏乱没有比这个更厉害的了。 古代的君主做事就不是这样。他挑选人有一定的原则，他任用人有一定的法度。挑选人的原则，是用礼制去检验他们；任用人的法度，是用等级去限制他们。对他们的品行举止，用礼制来衡量；对他们的智慧以及赞成或反对的意见，用最后的成果来考查；对他们日积月累的长期工作，用取得的功绩来考核。所以，地位卑下的人不准用来监督地位尊贵的人，权势轻微的人不准用来评判掌有大权的人，愚蠢的人不准用来计议明智的人，因此一切举措都不会失误。所以用礼制来考核他，看他是否能安泰恭敬；给他上下调动来回迁移，看他是否能应付各种变化；让他安逸舒适，看他是否能不放荡地享乐；让他接触音乐美色、权势财利、怨恨愤怒、祸患艰险，看他是否能不背离节操。这样，那些真正有德才的人与的确没德才的人就像白与黑一样判然分明，还能进行歪曲吗？所以伯乐不可能被马的好坏骗了，而君子不可能被人的好坏骗了。以上这些就是英明帝王的政治措施。 君主想要得到善于射箭的人——既射得很远而又能命中微小目标的人，就拿出高贵的爵位、丰厚的奖赏来招引他们。对内不准偏袒自己的子弟，对外不准埋没关系疏远的人，能够射中这种目标的人就录取他，这难道不就是一定能求得善射者的办法吗？即使是圣人也不能改变它。君主想要得到善于驾驭车马的人——既追得上快速奔驰的车子又能到达远方的目的地的人，一天能跑千里，就拿出高贵的爵位、丰厚的奖赏来招引他们。对内不准偏袒自己的子弟，对外不准埋没关系疏远的人，能到达这种目的地的人就录取他，这难道不就是一定能求得善于驾车者的办法吗？即使是圣人也不能改变它。 君主想要治好国家，管好人民，协调统一上上下下；准备对内用他们来巩固城防，对外用他们来抵抗敌人的侵略。因为国家治理好了，就能制服别人，而别人不能制服自己；国家混乱，那么危险、屈辱、灭亡的局面就能立刻等得到。但是君主在求取卿相辅佐的时候，他的公正却偏偏不像这样，而只任用些宠爱的小臣以及亲近依附自己的人，这难道不是错得很厉害了吗？所以掌握了国家政权的君主无不希望强盛，但不久就衰弱了；无不希望安定，但不久就危险了；无不希望国家存在，但不久就灭亡了。古代有上万个国家，今天只有十几个了，这没有其他的缘故，都是因为这用人不公而丢失了政权啊。所以英明的君主有把金银宝石珍珠玉器私下给人的，但从来没有把官职政务私下给人的。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因为私下给人官职根本不利于那些被偏爱的人。那些人没有才能而君主任用他，那么这就是君主昏庸；臣子无能而冒充有才能，那么这就是臣子欺诈。君主昏庸于上，臣子欺诈于下，灭亡就要不了几天了。所以这是对君主以及所宠爱的臣子都有害处的做法啊。 那周文王，并不是没有皇亲国戚，并不是没有儿子兄弟，并不是没有宠臣亲信，但他却离世脱俗地在别国人之中提拔了姜太公而重用他，这哪里是偏袒他呢？以为他们是亲族吧？但周族姓姬，而他姓姜。以为他们是老关系吧？但他们从来不相识。以为周文王爱漂亮吧？但那个人经历的年岁已七十二，光光地牙齿都掉了。但是还要任用他，那是因为文王想要树立宝贵的政治原则，想要显扬尊贵的名声，以此来造福天下，而这些是不能单靠自己一个人办到的，但除了这姜太公又没有什么人可以选用，所以提拔了这个人而任用了他。于是宝贵的政治原则果然树立起来了，尊贵的名声果然明显卓著，全面控制了天下，设置了七十一个诸侯国，其中姬姓诸侯就独占五十三个，周族的子孙，只要不是发疯糊涂的人，无不成为天下显贵的诸侯。像这样，才算是能宠爱人啊。所以实施了统一天下的重大原则，建立了统一天下的丰功伟绩，然后再偏私自己所疼所爱的人，那么这些被疼爱的人最差的也还能成为天下的显贵诸侯。所以说：“只有英明的君主才能爱护他所宠爱的人，昏庸的君主就必然会危害他所宠爱的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墙壁外面，眼睛看不到；里门前面，耳朵听不到；但君主所掌管的，远的遍及天下，近的国境之内，不可不概略地知道一些。天下的变化，境内的事情，已经有变动纷乱的了，然而君主却无从知道这种情况，那么这就是被挟制蒙蔽的开端了。耳朵眼睛的辨察力，这样的狭窄；君主的掌管范围，这样的广大，其中的情况不可以不知道；不知道其中的情况，就会有被挟制蒙蔽的危险。既然如此，那么君主将靠什么来了解情况呢？ 回答说： 君主身边的亲信和侍从，是君主用来观察远处监督群臣百官的耳目，不能不及早配备好。所以君主一定要有了足可信赖的亲信侍从，然后才行；他们的智慧要足可用来谋划事情，他们的正直诚实要足可用来决定事情，然后才行。这种人叫做治国的工具。 君主不能没有游览安逸的时候，也不可能没有疾病死亡的变故。在这种时候，国家的事情还像源泉一样不断地涌来，一件事情不能应付，就是祸乱的发端。所以说：君主不能单槍匹马。卿相辅佐，是君主的依靠，不能不及早配备好。所以君主一定要有了足可胜任的卿相辅佐，然后才行；他们的道德声望要足可用来安抚百姓、他们的智慧心计要足可用来应付千变万化，然后才行。这种人叫做治国的工具。 四邻诸侯国互相交往，不可能不互相接触，但是不一定都互相友好，所以君主一定要有了足可出使到远方去传达君主旨意、解决疑难问题的人，然后才行；他们的辩说要足可用来消除麻烦，他们的智慧心计要足可用来解决疑难，他们的敏捷果断要足可用来排除危难，他们既不推御职责，也不回到君主身边请示，然而应付紧急情况、抵御患难的时候却足可保住国家政权，只有这样才行。这种人叫做治国的工具。 君主没有足可信赖的亲信侍从叫做不明，没有足可胜任的卿相辅佐叫做单独，被派遣到四邻诸侯国的使者不是那称职的人叫做孤立，孤立、单独而不明叫做危险。国家虽然似乎存在着，但古代的人却说它灭亡了。《诗》云：“人才济济多精英，文王因此得安宁。”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安排任用人才的原则：诚实勤劳，计算查点时精细拘谨而不敢遗漏，这种人是一般官吏与差役的材料。加强修养、端正身心，崇尚法制、尊重名分，而没有偏斜不正的思想；谨守职责、遵循法典，不敢有所增减，使它们世代相传，而不让它们受损被夺，这种人是士大夫和群臣百官的材料。知道崇尚礼义是为了使君主尊贵，知道喜爱士人是为了使名声美好，知道爱护民众是为了使国家安定，知道有了固定的法制是为了统一习俗，知道尊重贤士、使用能人是为了增长功效，知道致力于根本性的农业生产而限制非根本的工商业是为了增多国家财富，知道不与下属争夺小利是为了有利于办大事，知道彰明制度、权衡事情要符合实用是为了不拘泥于成规，这种人是做卿相辅佐的材料，还没有能懂得君主之道。能够选择任用这三种人才而对他们的安排没有失误，这才可以称为君主之道。如果能这样，那么君主自身安逸而国家安定，功业伟大而名声美好；上可以称王天下，下可以称霸诸侯，这是君主的主要职守。君主不能择取这三种人才，不知道遵循这个原则，而只是降低自己的地位而竭尽劳力，抛弃声色娱乐，而亲自连续几天把事情治理得周详完备，一天之内就曲折周到地把事办好，总是想和臣下在细小的方面比精明而使尽某一方面的才能，从古到今，还没有像这样做而国家不混乱的。这就是所谓“看不可能看见的，听不可能听见的，做不可能成功的”。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臣道(+翻译) 【原文】 人臣之论：有态臣者，有篡臣者，有功臣者，有圣臣者。－－内不足使一民， 外不足使距难，百姓不亲，诸侯不信；然而巧敏佞说，善取宠乎上，是态臣者也。 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誉乎民，不恤公道通义，朋党比周，以环主图私为务，是篡臣 者也。内足使以一民，外足使以距难，民亲之，士信之，上忠乎君，下爱百姓而不 倦，是功臣者也。上则能尊君，下则能爱民，政令教化，刑下如影，应卒遇变，齐 给如响，推类接誉，以待无方，曲成制象，是圣臣者也。故用圣臣者王，用功臣者 强，用篡臣者危，用态臣者亡。态臣用则必死，篡臣用则必危，功臣用则必荣，圣 臣用则必尊。故齐之苏秦，楚之州侯，秦之张仪，可谓态臣者也。韩之张去疾，赵 之奉陽，齐之孟尝，可谓篡臣也。齐之管仲，晋之咎犯，楚之孙叔敖，可谓功臣矣。 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谓圣臣矣。－－是人臣之论也，吉凶贤不肖之极也。必谨 志之！而慎自为择取焉，足以稽矣。 从命而利君谓之顺，从命而不利君谓之谄；逆命而利君谓之忠，逆命而不利君 谓之篡；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禄养交而已耳，谓之国贼。 君有过谋过事，将危国家陨社稷之惧也；大臣父兄，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 则去，谓之谏；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争；有能比知同力，率群 臣百吏而相与强君挢君，君虽不安，不能不听，遂以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成 于尊君安国，谓之辅；有能抗君之命，窃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国之危，除君之 辱，功伐足以成国之大利，谓之拂。故谏争辅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国君之宝也， 明君之所尊厚也，而闇主惑君以为己贼也。故明君之所赏，闇君之所罚也；闇君之 所赏，明君之所杀也。伊尹箕子可谓谏矣，比干子胥可谓争矣，平原君之于赵可谓 辅矣，信陵君之于魏可谓拂矣。传曰：“从道不从君。”此之谓也。故正义之臣设， 则朝廷不颇；谏争辅拂之人信，则君过不远；爪牙之士施，则仇雠不作；边境之臣 处，则疆垂不丧，故明主好同而闇主好独，明主尚贤使能而飨其盛，闇主妒贤畏能 而灭其功，罚其忠，赏其贼，夫是之谓至闇，桀纣所以灭也。 事圣君者，有听从无谏争；事中君者，有谏争无谄谀；事暴君者，有补削无挢 拂。迫胁于乱时，穷居于暴国，而无所避之，则崇其美，扬其善，违其恶，隐其败， 言其所长，不称其所短，以为成俗。诗曰：“国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 此之谓也。 恭敬而逊，听从而敏，不敢有以私决择也，不敢有以私取与也，以顺上为志， 是事圣君之义也。忠信而不谀，谏争而不谄，挢然刚折端志而无倾侧之心，是案曰 是，非案曰非，是事中君之义也。调而不流，柔而不屈，宽容而不乱，晓然以至道 而无不调和也，而能化易，时关内之，是事暴君之义也。若驭朴马，若养赤子，若 食餧人。故因其惧也而改其过，因其忧也而辨其故，因其喜也而入其道，因其怒也 而除其怨，曲得所谓焉。书曰：“从命而不拂，微谏而不倦，为上则明，为下则逊。” 此之谓也。 事人而不顺者，不疾者也；疾而不顺者，不敬者也；敬而不顺者，不忠者也； 忠而不顺者，无功者也；有功而不顺者，无德者也。故无德之为道也，伤疾、堕功、 灭苦，故君子不为也。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国贼者：以德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 调君而辅之，次忠也；以是谏非而怒之，下忠也；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 偷合苟容以持禄养交而已耳，国贼也。若周公之于成王也，可谓大忠矣；若管仲之 于桓公，可谓次忠矣；若子胥之于夫差，可谓下忠矣；若曹触龙之于纣者，可谓国 贼矣。 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贤，则案不肖也。人贤而不敬，则是禽兽也；人不肖而不 敬，则是狎虎也。禽兽则乱，狎虎则危，灾及其身矣。诗曰：“不敢暴虎，不敢冯 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此之谓也。故仁 者必敬人。敬人有道，贤者则贵而敬之，不肖者则畏而敬之；贤者则亲而敬之，不 肖者则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信端悫，而不害伤，则无接而不然， 是仁人之质也。忠信以为质，端悫以为统，礼义以为文，伦类以为理，喘而言，臑 而动，而一可以为法则。诗曰：“不僭不贼，鲜不为则。”此之谓也。 恭敬、礼也；调和、乐也；谨慎、利也；斗怒、害也。故君子安礼乐利，谨慎 而无斗怒，是以百举而不过也。－－小人反是。 通忠之顺，权险之平，祸乱之从声，三者非明主莫之能知也。争然后善，戾然 后功，生死无私，致忠而公，夫是之谓通忠之顺，信陵君似之矣。夺然后义，杀然 后仁，上下易位然后贞，功参天地，泽被生民，夫是之谓权险之平，汤武是也。过 而通情，和而无经，不恤是非，不论曲宜，偷合苟容，迷乱狂生，夫是之谓祸乱之 从声，飞廉恶来是也。传曰：“斩而齐，枉而顺，不同而一。”诗曰：“受小球大 球，为下国缀旒。”此之谓也。 【翻译】 臣子的类别：有阿谀奉承的臣子，有篡夺君权的臣子，有立功的臣子，有圣明的臣子。对内不能用他来统一民众，对外不能用他去抵御患难；百姓不亲近他，诸侯不信任他；但是他灵巧敏捷能说会道，善于从君主那里博得宠幸：这是阿谀奉承的臣子。上不忠于君主，下善于在民众中骗取声誉；不顾有利于公家的原则和普遍适用的道义，拉党结派互相勾结，把封锁蒙蔽君主、图谋私利作为自己的主要事务：这是篡夺君权的臣子。内足可用他来统一民众，外足可用他来抵御患难；民众亲近他，士人信赖他；上忠于君主，下爱护百姓而不懈怠：这是立功的臣子。上能尊敬君主，下能爱护百姓；对政策法令和教育感化，他如影随形马上给下民作榜样；应付突发事件、对待事变，他就像回声一样敏捷迅速；推论类似的事物、综合对照同类的东西，用这种方法来对付变化无常的情况，他的举措处处能成为准则榜样：这是圣明的臣子。所以任用圣明的臣子就能称王天下，任用立功的臣子就会强盛，任用篡权的臣子就会危险，任用阿谀奉承的臣子就会灭亡。阿谀奉承的臣子被任用，那么君主一定会丧命；篡权的臣子被任用，那么君主一定会危险；立功的臣子被任用，那么君主一定会荣耀；圣明的臣子被任用，那么君主一定会尊贵。齐国的苏秦、楚国的州侯、秦国的张仪，可以叫做阿谀奉承的臣子。韩国的张去疾、赵国的奉陽君、齐国的孟尝君，可以叫做篡夺君权的臣子。齐国的管仲、晋国的咎犯、楚国的孙叔敖，可以称为立功的臣子了。商朝的伊尹、周朝的太公，可以称为圣明的臣子了。以上这些就是臣子的类别，它是预测国家安危与辨别君主贤不贤的标准，君主一定要谨慎地记住它，并慎重地亲自选用大臣，这足可用作参考的准则了。 服从君主的命令而有利于君主叫做顺从，服从君主的命令而不利于君主叫做谄媚；违抗君主的命令而有利于君主叫做忠诚，违抗君主的命令而不利于君主叫做篡夺。不顾君主的荣辱，不顾国家的得失，只是苟且迎合君主、无原则地求取容身，以此来保住自己的俸禄、去豢养结交的党羽罢了，这种人叫做国家的奸贼。君主有了错误的谋划、错误的行为，国家将危险、政权将灭亡，这时大臣、父兄中如果有人能向君主进呈意见，意见被采用就好，不被采用就离去，这叫做劝谏；如果有人能向君主进呈意见，意见被采用就好，不被采用就殉身，这叫做苦诤；如果有人能联合有智慧的人同心协力，率领群臣百官一起强迫君主、纠正君主，君主虽然不服，却不能不听从，于是就靠此消除了国家的大忧患，去掉了国家的大祸害，结果使君主尊贵、国家安定，这叫做辅助；如果有人能抗拒君主的命令，借用君主的权力，反对君主的错误行为，因而使国家转危为安，除去了君主蒙受的耻辱，功劳足够用来成就国家的重大利益，这叫做匡正。所以劝谏、苦诤、辅助、匡正的人，是维护国家政权的大臣，是国君的宝贵财富，是英明的君主所尊敬优待的，但愚昧的主子、糊涂的国君却把他们看作为自己的敌人。所以英明的君主所奖赏的人，却是愚昧的君主所惩罚的对象；愚昧的君主所奖赏的人，却是英明的君主所杀戮的对象。伊尹、箕子可以称为劝谏了；比干、子胥可以称为苦诤了；平原君对于赵国来说，可以称为辅助了；信陵君对于魏国来说，可以称为匡正了。古书上说：“依从正确的原则而不依从国君。”说的就是这种人啊。 坚持正义的臣子得到进用，那么朝廷就不会偏邪不正；劝谏、苦诤、辅助、匡正的人受到信任，那么君主的过错就不会延续很久；勇猛有力的武士被使用，那么仇敌就不敢兴风作浪；边境上的大臣安置好了，那么边境就不会丧失。所以英明的君主喜欢团结别人共事而愚昧的君主喜欢孤家寡人；英明的君主推崇贤德的人、使用有才能的人而享有他们的成果，愚昧的君主忌妒贤德的人、害怕有才能的人而埋没他们的功绩。惩罚自己的忠臣，奖赏自己的奸贼，这叫做极其昏庸，这就是夏桀、商纣灭亡的原因。 侍奉圣明君主的，有听从而没有劝谏苦诤；侍奉一般君主的，有劝谏苦诤而没有奉承阿谀；侍奉暴君的，有弥补缺陷除去过失而没有强行纠正。被逼迫、受挟制地生活在混乱的时代，走投无路地住在暴君统治的国家，而又没有办法避开这种处境，那就推崇他的美德，宣扬他的善行，不提他的罪恶，隐瞒他的失败，称道他的长处，不说他的短处，把这些作为既成的习俗。《诗》云：“国家有了重大政令，不可把它告诉别人，否则就会危害自身。”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恭敬而又谦逊，听从而又敏捷地执行命令，不敢再根据私利去决断和选择，不敢再根据私利去取舍，把顺从君主作为自己的志向，这是侍奉圣明君主的合宜原则。忠诚守信而不阿谀，劝谏苦诤而不谄媚，强硬地坚决挫败君主，思想端正而没有偏斜不正的念头，对的就说对，错的就说错，这是侍奉一般君主的合宜原则。调和却不随波逐流，温柔却不低头屈从，宽容却不和君主一起胡乱妄为，用最正确的原则去启发君主而没有不协调和顺的，那就能感化改变君主暴虐的本性，时时把正确的原则灌输到他心中去，这是侍奉暴君的合宜原则。侍奉暴君就像驾驭未训练过的马，就像抚养初生的婴儿，就像喂饥饿的人吃东西一样，所以要趁他畏惧的时候使他改正错误，趁他忧虑的时候使他改变过去的行为，趁他高兴的时候使他走入正道，趁他发怒的时候使他除去仇人，这样就能处处达到目的。《尚书》说：“服从命令而不违背，暗暗规劝而不懈怠；做君主要明智，做臣子要谦逊。”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侍奉君主却不合君主的心意，是因为不积极；积极了却不合君主的心意，是因为不恭敬；恭敬了却不合君主的心意，是因为不忠诚；忠诚了却不合君主的心意，是因为没有功绩；有了功绩却不合君主的心意，是因为没有品德。所以没有品德如果成为一种德行，就会伤害积极、毁掉功绩、掩没苦心，所以君子是不干的。 有头等的忠臣，有次一等的忠臣，有下等的忠臣，有国家的奸贼。用正确的原则熏陶君主而感化他，是头等的忠诚；用道德来调养君主而辅助他，是次一等的忠诚；用正确的去劝阻君主的错误却触怒了他，是下等的忠诚；不顾君主的荣辱，不顾国家的得失，只是苟且迎合君主、无原则地求取容身，以此来保住自己的俸禄、去豢养结交党羽罢了，这是国家的奸贼。像周公对于周成王，可以说是头等的忠诚了；像管仲对于齐桓公，可以说是次一等的忠诚了；像伍子胥对于夫差，可以说是下等的忠诚了；像曹触龙对于商纣王，可以说是国家的奸贼了。 仁德之人必定尊敬别人。一般说来，一个人不贤能，那就是没有德才的人。别人贤能却不去尊敬他，那就是禽兽了；别人没有德才而不去尊敬他，那就是在戏弄老虎。人如禽兽就会胡乱妄为，戏弄老虎就会十分危险，灾难就会落到他身上了。《诗》云：“不敢空手打老虎，不敢光脚把河渡。人们只知这一点，不知其他有害处。要害怕啊要小心，要像面临那深渊，要像脚踩那薄冰。”说的就是这个。所以讲究仁德的人必定尊敬别人。 尊敬别人有一定的原则：对贤能的人就景仰地尊敬他，对没有德才的人就畏惧地尊敬他；对贤能的人就亲切地尊敬他，对没有德才的人就疏远地尊敬他。尊敬是一样的，实际内容是两样的。至于那忠诚守信正直老实而不伤害人，那是对待所有的人都这样的，这是仁德之人的本质。以忠诚守信为本体，以正直老实为纲纪，以礼义为规范，以伦理法律为原则，稍微说一句话，稍微动一动，都可以成为别人效法的榜样。《诗》云：“不犯错误不害人，很少不成为准则。”说的就是这种人。 恭恭敬敬，就是礼节；协调和谐，就是音乐；谨慎小心，就是利益；斗殴发怒，就是祸害。君子喜爱礼节、音乐、利益，谨慎小心而不斗殴发怒，因此各种行动都不会失误。小人就与此相反。 使忠诚不至壅塞而达到通畅，改变危险的局面而达到安定，祸乱必伴随迎合君意、随声附和而来，这三种情况不是英明的君主是不能明白的。向君主谏诤，然后才能行善；违背君主，然后才能立功；豁出生命而没有私心，极其忠诚而公正：这叫做使忠诚畅通无阻而达到顺从，信陵君类似于这种人了。夺取君权，然后才能实行道义；杀掉君主，然后才能实现仁德；君臣交换位子，然后才能做到有操守；功业与天地并列，恩泽施加到广大民众：这叫做改变危险的局面而达到安定，商汤、周武王就是这样的人。君主错了却还和他齐心，只是无原则地附和君主，不顾是非，不讲曲直，苟且地迎合君主以求得容身，迷惑昏乱而狂妄无知地追求生活享受：这叫做祸乱必伴随迎合君意随声附和而来，飞廉、恶来就是这种人。古书上说：“有了参差才有整齐，有了委曲才有顺从，有了不同才有一致。”《诗》云：“接受小法与大法，成为各国的表率。”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啊。 致士(+翻译) 【原文】 衡听、显幽、重明、退奸、进良之术：朋党比周之誉，君子不听；残贼加累之 谮，君子不用；隐忌雍蔽之人，君子不近；货财禽犊之请，君子不许。凡流言、流 说、流事、流谋、流誉、流愬，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闻听而明誉之，定其当 而当，然后士其刑赏而还与之；如是则奸言、奸说、奸事、奸谋、奸誉、奸愬，莫 之试也；忠言、忠说、忠事、忠谋、忠誉、忠愬、莫不明通，方起以尚尽矣。夫是 之谓衡听、显幽、重明、退奸、进良之术。 川渊深而鱼鳖归之，山林茂而禽兽归之，刑政平而百姓归之，礼义备而君子归 之。故礼及身而行修，义及国而政明，能以礼挟而贵名白，天下愿，令行禁止，王 者之事毕矣。诗曰：“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此之谓也。川渊者，鱼龙之居也， 山林者、鸟兽之居也，国家者、士民之居也。川渊枯、则鱼龙去之，山林险，则鸟 兽去之，国家失政、则士民去之。无土则人不安居，无人则土不守，无道法则人不 至，无君子则道不举。故土之与人也，道之与法也者，国家之本作也。君子也者， 道法之摠要也，不可少顷旷也。得之则治，失之则乱；得之则安，失之则危；得之 则存，失之则亡，故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 传曰：“治生乎君子，乱生于小人。”此之谓也。 得众动天。美意延年。诚信如神，夸诞逐魂。 人主之害，不在乎不言用贤，而在乎不诚必用贤。夫言用贤者，口也；却贤者， 行也，口行相反，而欲贤者之至，不肖者之退也，不亦难乎！夫耀蝉者，务在明其 火，振其树而已；火不明，虽振其树，无益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则天下归之， 若蝉之归明火也。 临事接民，而以义变应，宽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然后中和察断 以辅之，政之隆也。然后进退诛赏之，政之终也。故一年与之始，三年与之终。用 其终为始，则政令不行，而上下怨疾，乱所以自作也。书曰：“义刑义杀；勿庸以 即，女惟曰：未有顺事。”言先教也。 程者、物之准也，礼者、节之准也；程以立数，礼以定伦；德以叙位，能以授 官。凡节奏欲陵，而生民欲宽；节奏陵而文，生民宽而安；上文下安，功名之极也， 不可以加矣。 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自古及今，未有二隆 争重，而能长久者。 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尊严而惮，可以为师；耆艾而信，可以为师；诵 说而不陵不犯，可以为师；知微而论，可以为师：故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 水深而回，树落则粪本，弟子通利则思师。诗曰：“无言不雠，无德不报。”此之 谓也。 赏不欲僭，刑不欲滥。赏僭则利及小人，刑滥则害及君子。若不幸而过，宁僭 勿滥。与其害善，不若利婬。 【翻译】 广泛地听取意见、使隐居的贤士显扬、使显扬的贤士进一步显扬、使奸邪退却、使忠良进用的方法：宗派集团互相勾结的吹捧，君子不听从；残害贤良、横加罪名的诬陷，君子不采用；猜忌、埋没贤才的人，君子不接近；用钱财礼物进行贿赂的请求，君子不答应。凡是没有根据的流言、没有根据的学说、没有根据的事情、没有根据的计谋、没有根据的赞誉，没有根据的诉说等等不是通过正当途径而是从四处传来的东西，君子对它们持慎重态度，听到了就把它们公开地列举出来，确定它们是恰当的还是不恰当的，然后对它们作出惩罚或是奖赏的决定并立即付诸实施。像这样，那么奸诈的言论、奸诈的学说、奸诈的事情、奸诈的计谋、奸诈的赞誉、奸诈的诉说就没有敢来试探的了，忠诚的言论、忠诚的学说、忠诚的事情、忠诚的计谋、忠诚的赞誉、忠诚的诉说就都公开表达、通行无阻、并起而进献于君主了。以上这些就是广泛地听取意见、使隐居的贤士显扬、使显扬的贤士进一步显扬、使奸邪退却、使忠良进用的方法。 江河湖泊深了，鱼鳖就归聚到它那里；山上树林茂盛了，禽兽就归聚到它那里；刑罚政令公正不阿，老百姓就归聚到他那里；礼制道义完善周备，有道德的君子就归聚到他那里。所以礼制贯彻到自身，品行就美好；道义贯彻到国家，政治就清明；能够把礼制贯彻到所有方面的，那么高贵的名声就会显著，天下的人就会仰慕，发布了命令就能实行，颁布了禁约就能制止，这样，称王天下的大业也就完成了。《诗》云：“施恩这个国都中，以此安抚天下众。”说的就是这种道理。江河湖泊，是龙、鱼居住的地方；高山树林，是鸟、兽栖息的地方；国家，是士、民居住的地方。江河湖泊干涸了，那么龙、鱼就会离开它；高山树林环境险恶，那么鸟、兽就会离开它；国家政治混乱，那么士、民就会离开它。 没有土地，那么人民就不能安居；没有人民，那么土地就不能守住；没有正确的原则和法制，那么人民就不会来归附；没有君子，那么正确的原则就不能实行。所以土地和人民、正确的原则和法制这些东西，是国家的本源；君子，是正确的原则与法制的总管，不可以片刻空缺。得到了他，国家就能治理好；失去了他，国家就会混乱；得到了他，国家就会安定；失去了他，国家就危险；得到了他，国家就能保存；失去了他，国家就会灭亡。所以，有了良好的法制而发生混乱的国家，有过这种情况了；有了君子而政治混乱的，从古到今，还不曾听说过。古书上说：“国家的安定产生于君子，国家的混乱来源于小人。”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得到了民众，就能感动上天；快乐的心境，可以益寿延年。真诚老实，就能精明如神；浮夸欺诈，就会落魄丧魂。 面临政事、接触民众时，根据道义变通地来对付，宽大而广泛地容纳民众，用恭敬的态度去引导他们，这是政治的第一步；然后中正和协地观察决断去辅助他们，这是政治的中间阶段；然后进用、黜退，惩罚、奖赏他们，这是政治的最后一步。第一年给他们实施第一步，第三年才给他们实施最后一步。如果把最后一步用作为第一步，那么政策法令就不能实行，而官民上下也会怨恨，这就是动乱会从这里产生的原因。《尚书》说：“即使是合宜的刑罚、合理的杀戮，也不要用来立即执行，你只能说：‘我还没有理顺政事。’”这是说应该先进行教育。 度量衡，是测量物品的标准；礼制，是确定礼节礼仪等法度的标准。根据度量衡来确定物品的数量，根据礼制来确定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关系；根据品德来依次排列级别地位，根据能力来授予官职。凡是礼节礼仪等制度要严格，而抚养人民要宽容。礼节礼仪制度严格，就文明；抚养人民宽容，就安定。上面文雅下面安定，这是立功成名的最高境界，不可能再有所增加了。 君主，是国家中最高贵的人；父亲，是家庭中最高贵的人。最高贵的人只有一个，就安定；如果有两个，就会混乱。从古到今，还没有两个最高贵的人互相争夺权力而能长久的。 成为老师的办法有四种，而博学并不包括在这里面。尊严而使人害怕，可以成为老师；年老而有威信，可以成为老师；诵读解说经典而在行动上不超越、不违犯它，可以成为老师；懂得精微的道理而又能加以阐述，可以成为老师。所以成为老师的办法有四种，而博学并不包括在这里面。水深了就会打旋，树叶落下就给树根施了肥，学生显达得利了就会想到老师。《诗》云：“说话总会有应答，施恩总会有报答。”说的就是这种道理啊。 奖赏不要过分，刑罚不要滥用。奖赏过分，那么好处就会施加到道德不良的小人；刑罚滥用，那么危害就会涉及到道德高尚的君子。如果不幸发生失误，那就宁可过分地奖赏也不要滥用刑罚；与其伤害好人，不如让邪恶的人得利。 议兵(+翻译) 【原文】 临武君与孙卿子议兵于赵孝成王前，王曰：请问兵要？ 临武君对曰：上得天时，下得地利，观敌之变动，后之发，先之至，此用兵之 要术也。 孙卿子曰：不然！臣所闻古之道，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弓矢不调，则 羿不能以中微；六马不和，则造父不能以致远；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 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 临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贵者埶利也，所行者变诈也。善用兵者，感忽悠闇， 莫知其所从出。孙吴用之无敌于天下，岂必待附民哉！ 孙卿子曰：不然。臣之所道，仁者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贵，权谋埶利也； 所行，攻夺变诈也；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诈也；彼可诈者，怠慢者也，路 亶者也，君臣上下之间，涣然有离德者也。故以桀诈桀，犹巧拙有幸焉。以桀诈尧， 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挠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没耳。故仁人上下，百将一心， 三军同力；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头目而 覆胸腹也，诈而袭之，与先惊而后击之，一也。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国，则将有百里 之听；用百里之国，则将有千里之听；用千里之国，则将有四海之听，必将聪明警 戒和传而一。故仁人之兵，聚则成卒，散则成列，延则若莫邪之长刃，婴之者断； 兑则若莫邪之利锋，当之者溃，圜居而方止，则若盘石然，触之者角摧，案角鹿埵 陇种东笼而退耳。且夫暴国之君，将谁与至哉？彼其所与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 之亲我欢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兰，彼反顾其上，则若灼黥，若雠仇；人之情，虽 桀跖，岂又肯为其所恶，贼其所好者哉！是犹使人之子孙自贼其父母也，彼必将来 告之，夫又何可诈也！故仁人用国日明，诸侯先顺者安，后顺者危，虑敌之者削， 反之者亡。诗曰：“武王载发，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遏。”此之谓也。 孝成王、临武君曰：善！请问王者之兵，设何道何行而可？ 孙卿子曰：凡在大王，将率末事也。臣请遂道王者诸侯强弱存亡之效，安危之 埶：君贤者其国治，君不能者其国乱；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治 者强，乱者弱，是强弱之本也。上足卬则下可用也，上不卬则下不可用也；下可用 则强，下不可用则弱，是强弱之常也。隆礼效功，上也；重禄贵节，次也；上功贱 节，下也，是强弱之凡也。好士者强，不好士者弱；爱民者强，不爱民者弱；政令 信者强，政令不信者弱；民齐者强，民不齐者弱；赏重者强，赏轻者弱；刑威者强， 刑侮者弱；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强，械用兵革窳楛不便利者弱。重用兵者强，轻用 兵者弱；权出一者强，权出二者弱，是强弱之常也。 齐人隆技击，其技也，得一首者，则赐赎锱金，无本赏矣。是事小敌毳，则偷 可用也，事大敌坚，则涣然离耳。若飞鸟然，倾侧反复无日，是亡国之兵也，兵莫 弱是矣。是其去赁市佣而战之几矣。 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个，置戈其 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是数年而 衰，而未可夺也，改造则不易周也，是故地虽大，其税必寡，是危国之兵也。 秦人其生民郏阨，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埶，隐之以阨，忸之以庆赏，酋之以 刑罚，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阨而用之，得而后功之，功赏 相长也，五甲首而隶五家，是最为众强长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 也。 故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秦之锐 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以敌汤武之仁义；有遇之者，若以焦 熬投石焉。兼是数国者，皆干赏蹈利之兵也，佣徒鬻卖之道也，未有贵上安制綦节 之理也。诸侯有能微妙之以节，则作而兼殆之耳。故招近募选，隆埶诈，尚功利， 是渐之也；礼义教化，是齐之也。故以诈遇诈，犹有巧拙焉；以诈遇齐，辟之犹以 锥刀堕太山也，非天下之愚人莫敢试。故王者之兵不试。汤武之诛桀纣也，拱挹指 麾，而强暴之国莫不趋使，诛桀纣若诛独夫。故泰誓曰：“独夫纣。”此之谓也。 故兵大齐则制天下，小齐则治邻敌。若夫招近募选，隆埶诈，尚功利之兵，则胜不 胜无常，代翕代张，代存代亡，相为雌雄耳矣。夫是之谓盗兵，君子不由也。 故齐之田单，楚之庄蹻，秦之卫鞅，燕之缪虮，是皆世俗所谓善用兵者也，是 其巧拙强弱，则未有以相君也。若其道一也，未及和齐也；掎契司诈，权谋倾覆， 未免盗兵也。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是皆和齐之兵也，可谓入其域矣， 然而未有本统也，故可以霸而不可以王；是强弱之效也。 孝成王、临武君曰善！请问为将？ 孙卿子曰：知莫大乎弃疑，行莫大乎无过，事莫大乎无悔，事至无悔而止矣， 成不可必也。故制号政令欲严以威，庆赏刑罚欲必以信，处舍收藏欲周以固，徙举 进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窥敌观变欲潜以深，欲伍以参；遇敌决战必道吾所明， 无道吾所疑：夫是之谓六术。无欲将而恶废，无急胜而忘败，无威内而轻外，无见 利而不顾其害，凡虑事欲孰而用财欲泰：夫是之谓五权。所以不受命于主有三：可 杀而不可使处不完，可杀而不可使击不胜，可杀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谓三至。 凡受命于主而行三军，三军既定，百官得序，群物皆正，则主不能喜，敌不能怒： 夫是之谓至臣。虑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终如始，终始如一：夫是之谓大吉。凡 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败也，必在慢之。故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计胜欲 则从，欲胜计则凶。战如守，行如战，有功如幸，敬谋无圹，敬事无圹，敬吏无圹， 敬众无圹，敬敌无圹：夫是之谓五无圹。谨行此六术、五权、三至，而处之以恭敬 无圹，夫是之谓天下之将，则通于神明矣。 临武君曰：善！请问王者之军制？ 孙卿子曰：将死鼓，御死辔，百吏死职，士大夫死行列。闻鼓声而进，闻金声 而退，顺命为上，有功次之；令不进而进，犹令不退而退也，其罪惟均。不杀老弱， 不猎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舍，奔命者不获。凡诛，非诛其百姓也，诛其乱百姓 者也；百姓有扞其贼，则是亦贼也。以故顺刃者生，苏刃者死，奔命者贡。微子开 封于宋，曹触龙断于军，殷之服民，所以养生之者也，无异周人。故近者歌讴而乐 之，远者竭蹙而趋之，无幽闲辟陋之国，莫不趋使而安乐之，四海之内若一家，通 达之属莫不从服，夫是之谓人师。诗曰：“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 之谓也。王者有诛而无战，城守不攻，兵格不击，上下相喜则庆之，不屠城，不潜 军，不留众，师不越时。故乱者乐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 临武君曰：善！ 陈嚣问孙卿子曰：先生议兵，常以仁义为本；仁者爱人，义者循理，然则又何 以兵为？凡所为有兵者，为争夺也。 孙卿子曰：非汝所知也！彼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之也；义者循理，循理 故恶人之乱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故仁者之兵，所存者神，所 过者化，若时雨之降，莫不说喜。是以尧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 文王伐崇，武王伐纣，此四帝两王，皆以仁义之兵，行于天下也。故近者亲其善， 远方慕其德，兵不血刃，远迩来服，德盛于此，施及四极。诗曰：“淑人君子，其 仪不忒，其仪不忒，正是四国。”此之谓也。 李斯问孙卿子曰：秦四世有胜，兵强海内，威行诸侯，非以仁义为之也，以便 从事而已。 孙卿子曰：非汝所知也！汝所谓便者，不便之便也；吾所谓仁义者，大便之便 也。彼仁义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则民亲其上，乐其君，而轻为之死。故曰：凡 在于军，将率末事也。秦四世有胜，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己也，此所谓末世 之兵，未有本统也。故汤之放桀也，非其逐之鸣条之时也；武王之诛纣也，非以甲 子之朝而后胜之也，皆前行素修也，所谓仁义之兵也。今女不求之于本，而索之于 末，此世之所以乱也。 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得 天下也，不由所以陨社稷也。故坚甲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 繁刑不足以为威。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废。 楚人鲛革犀兕以为甲，鞈坚如金石；宛钜铁矛，惨如蜂虿，轻利僄遫，卒如飘 风；然而兵殆于垂沙，唐蔑死。庄蹻起，楚分而为三四，是岂无坚甲利兵也哉！其 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汝颍以为险，江汉以为池，限之以邓林，缘之以方城；然 而秦师至，而鄢郢举，若振槁然，是岂无固塞隘阻也哉！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 纣刳比干，囚箕子，为炮烙刑，杀戮无时，臣下懔然莫必其命，然而周师至，而令 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岂令不严，刑不繁也哉！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 古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矣，然而敌国不待试而诎；城郭不辨，沟池不抇，固塞 不树，机变不张；然而国晏然不畏外而固者，无它故焉，明道而钧分之，时使而诚 爱之，下之和上也如影向，有不由令者，然后俟之以刑。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 不邮其上，知罪之在己也。是故刑罚省而威流，无它故焉，由其道故也。古者帝尧 之治天下也，盖杀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传曰：“威厉而不试，刑错而不用。” 此之谓也。 凡人之动也，为赏庆为之，则见害伤焉止矣。故赏庆、刑罚、埶诈，不足以尽 人之力，致人之死。为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无礼义忠信，焉虑率用 赏庆、刑罚、埶诈，除阨其下，获其功用而已矣。大寇则至，使之持危城则必畔， 遇敌处战则必北，劳苦烦辱则必奔，霍焉离耳，下反制其上。故赏庆、刑罚、埶诈 之为道者，佣徒鬻卖之道也，不足以合大众，美国家，故古之人羞而不道也。故厚 德音以先之，明礼义以道之，致忠信以爱之，尚贤使能以次之，爵服庆赏以申之， 时其事，轻其任，以调齐之，长养之，如保赤子。政令以定，风俗以一，有离俗不 顺其上，则百姓莫不敦恶，莫不毒孽，若祓不祥；然后刑于是起矣。是大刑之所加 也，辱孰大焉！将以为利邪？则大刑加焉，身苟不狂惑戆陋，谁睹是而不改也哉！ 然后百姓晓然皆知循上之法，像上之志，而安乐之。于是有能化善、修身、正行、 积礼义、尊道德，百姓莫不贵敬，莫不亲誉；然后赏于是起矣。是高爵丰禄之所加 也，荣孰大焉！将以为害邪？则高爵丰禄以持养之；生民之属，孰不愿也！雕雕焉 县贵爵重赏于其前，县明刑大辱于其后，虽欲无化，能乎哉！故民归之如流水，所 存者神，所为者化。xxxx之属为之化而顺，暴悍勇力之属为之化而愿，旁辟曲 私之属为之化而公，矜纠收缭之属为之化而调，夫是之谓大化至一。诗曰：“王犹 允塞，徐方既来。”此之谓也。 凡兼人者有三术：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富兼人者。彼贵我名声， 美我德行，欲为我民，故辟门除涂，以迎吾入。因其民，袭其处，而百姓皆安。立 法施令，莫不顺比。是故得地而权弥重，兼人而兵俞强：是以德兼人者也。非贵我 名声也，非美我德行也，彼畏我威，劫我埶，故民虽有离心，不敢有畔虑，若是则 戎甲俞众，奉养必费。是故得地而权弥轻，兼人而兵俞弱：是以力兼人者也。非贵 我名声也，非美我德行也，用贫求富，用饥求饱，虚腹张口，来归我食。若是，则 必发夫掌窌之粟以食之，委之财货以富之，立良有司以接之，已期三年，然后民可 信也。是故得地而权弥轻，兼人而国俞贫：是以富兼人者也。故曰：以德兼人者王， 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贫，古今一也。 兼幷易能也，唯坚凝之难焉。齐能幷宋，而不能凝也，故魏夺之。燕能幷齐， 而不能凝也，故田单夺之。韩之上地，方数百里，完全富足而趋赵，赵不能凝也， 故秦夺之。故能幷之，而不能凝，则必夺；不能幷之，又不能凝其有，则必亡。能 凝之，则必能幷之矣。得之则凝，兼幷无强。古者汤以薄，武王以滈，皆百里之地 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无他故焉，能凝之也。故凝士以礼，凝民以政；礼修而 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谓大凝。以守则固，以征则强，令行禁止， 王者之事毕矣。 【翻译】 临武君和荀卿在赵孝成王面前议论用兵之道。 赵孝成王说：“请问用兵的要领。” 临武君回答说：“上取得有利于攻战的自然气候条件，下取得地理上的有利形势，观察好敌人的变动情况，比敌人后行动但比敌人先到达，这就是用兵的要领。” 荀卿说：“不对。我所听说的古代的方法，大凡用兵打仗的根本在于使民众和自己团结一致。如果弓箭不协调，那么后羿也不能用它来射中微小的目标；如果六匹马不协调，那么造父也不能靠它们到达远方；如果民众不亲近归附君主，那么商汤、周武王也不能一定打胜仗。所以善于使民众归附的人，这才是善于用兵的人。所以用兵的要领就在善于使民众归附自己罢了。” 临武君说：“不对。用兵所看重的，是形势有利；所施行的，是机变诡诈。善于用兵的人，神出鬼没，没有人知道他们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孙武、吴起用了这种办法，因而无敌于天下。哪里一定要依靠使民众归附的办法呢？” 荀卿说：“不对。我所说的，是仁德之人的军队、是称王天下者的意志。您所看重的，是权变谋略、形势有利；所施行的，是攻取掠夺、机变诡诈：这些都是诸侯干的事。仁德之人的军队，是不可能被欺诈的；那可以被欺诈的，只是一些懈怠大意的军队，羸弱疲惫的军队，君臣上下之间涣散而离心离德的军队。所以用桀欺骗桀，还由于巧拙不同而有侥幸获胜的；用桀欺骗尧，拿它打个比方，就好像用鸡蛋掷石头、用手指搅开水，就好像投身水火、一进去就会被烧焦淹没的啊。仁德之人上下之间，各位将领齐心一致，三军共同努力，臣子对君主，下级对上级，就像儿子侍奉父亲、弟弟侍奉兄长一样，就像手臂捍卫脑袋眼睛、庇护胸部腹部一样；所以用欺诈的办法袭击他与先惊动他之后再攻击他，那结果是一样的。况且仁德之人治理方圆十里的国家，就会了解到方圆百里的情况；治理方圆百里的国家，就会了解到方圆千里的情况；治理方圆千里的国家，就会了解到天下的情况；他的军队一定是耳聪目明，警惕戒备，协调团结而齐心一致。所以仁德之人的军队，集合起来就成为有组织的队伍；分散开来便成为整齐的行列；伸展开来就像莫邪宝剑那长长的刃口，碰到它的就会被截断；向前冲刺就像莫邪宝剑那锐利的锋芒，阻挡它的就会被击溃；摆成圆形的阵势停留或排成方形的队列站住，就像磐石一样岿然不动，触犯它的就会头破血流，就会稀里哗啦地败退下来。再说那些强暴之国的君主，将和谁一起来攻打我们呢？从他那边来看，和他一起来的，一定是他统治下的民众；而他的民众亲爱我们就像喜欢父母一样，他们热爱我们就像酷爱芳香的椒、兰一样，而他们回头看到他们的国君，却像看到了烧烤皮肤、刺脸涂墨一样害怕，就像看到了仇人一样愤怒；他们这些人的情性即使像夏桀、盗跖那样残暴贪婪，但哪有肯为他所憎恶的君主去残害他所喜爱的君主的人呢？这就好像让别人的子孙亲自去杀害他们的父母一样，他们一定会来告诉我们，那么我们又怎么可以被欺诈呢？所以仁德之人当政，国家日益昌盛，诸侯先去归顺的就会安宁，迟去归顺的就会危险，想和他作对的就会削弱，背叛他的就会灭亡。《诗》云：‘商汤头上旗飘舞，威严恭敬握大斧；就像熊熊的大火，没有人敢阻挡我。’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啊。” 赵孝成王、临武君说：“说得好。请问称王天下者的军队采用什么办法、采取什么行动才行？” 荀卿说： “一切都在于大王，将帅是次要的事。请让我就说说帝王诸侯强盛、衰弱、存在、灭亡的效验和安定、危险的形势。君主贤能的，他的国家就安定；君主无能的，他的国家就混乱；君主崇尚礼法、看重道义的，他的国家就安定；君主怠慢礼法、卑视道义的，他的国家就混乱。安定的国家强盛，混乱的国家衰弱：这是强盛与衰弱的根本原因。君主值得仰赖，那么臣民就能为他所用；君主不值得仰赖，那么臣民就不能为他所用。臣民能被他使用的就强盛，臣民不能被他使用的就衰弱：这是强盛与衰弱的常规。推崇礼法、考核战功，是上等的办法；看重利禄、推崇气节，是次一等的办法；崇尚战功、卑视气节，是下等的办法：这些是导致强盛与衰弱的一般情况。君主喜欢贤士的就强盛，不喜欢贤士的就衰弱；君主爱护人民的就强盛，不爱护人民的就衰弱；政策法令有信用的就强盛，政策法令没有信用的就衰弱；民众齐心合力的就强盛，民众不齐心的就衰弱；奖赏慎重给人的就强盛，奖赏轻易给人的就衰弱；刑罚威严的就强盛，刑罚轻慢的就衰弱；器械、用具、兵器、盔甲精善坚固便于使用的就强盛，器械、用具、兵器、盔甲粗劣而不便于使用的就衰弱；谨慎用兵的就强盛，轻率用兵的就衰弱；指挥权出自一个人的就强盛，指挥权出自两个人的就衰弱：这些是强盛与衰弱的常规。 “齐国人注重‘技击’。对待那些‘技击’，取得一个敌人首级的，就赐给他八两黄金来赎买，没有战胜后所应颁发的奖赏。这种办法，如果战役小、敌人弱，那还勉强可以使用；如果战役大、敌人强，那么士兵就会涣散而逃离，像那乱飞的鸟一样，倒下覆灭也就没有多久了。这是使国家灭亡的军队，没有比这更弱的军队了，这和那雇取佣工去让他们作战也就差不多了。 “魏国的‘武卒’，根据一定的标准来录取他们。那标准是：让他们穿上三种依次相连的铠甲，拿着拉力为十二石的弩弓，背着装有五十支箭的箭袋，把戈放在那上面，戴着头盔，佩带宝剑，带上三天的粮食，半天要奔走一百里。考试合格就免除他家的徭役，使他的田地住宅都处于便利的地方。这些待遇，即使几年以后他体力衰弱了也不可以剥夺，重新选取了武士也不取消对他们的周济。所以国土虽然广大，但它的税收必定很少，这是使国家陷于危困的军队啊。 “秦国的君主，他使民众谋生的道路很狭窄、生活很穷窘，他使用民众残酷严厉，用权势威逼他们作战，用穷困使他们生计艰难而只能去作战，用奖赏使他们习惯于作战，用刑罚强迫他们去作战，使国内的民众向君主求取利禄的办法，除了作战就没有别的途径；使民众穷困后再使用他们，得胜后再给他们记功，对功劳的奖赏随着功劳而增长，得到五个敌人士兵的首级就可以役使本乡的五户人家。这秦国要算是兵员最多、战斗力最强而又最为长久的了，又有很多土地可以征税。所以秦国四代都有胜利的战果，这并不是因为侥幸，而是有其必然性的。 “齐国的‘技击’不可以用来对付魏国的‘武卒’，魏国的‘武卒’不可以用来对付秦国的‘锐士’，秦国的‘锐士’不可以用来对付齐桓公、晋文公那有纪律约束的军队，齐桓公、晋文公那有纪律约束的军队不可以用来抵抗商汤、周武王的仁义之师；如果有抵抗他们的，就会像用枯焦烤干的东西扔在石头上一样。综合齐、魏、秦这几个国家来看，都是些追求奖赏、投身于获取利禄的士兵，这是受雇佣的人出卖气力的办法，并不讲尊重君主、遵守制度、极尽气节的道理。诸侯如果有谁能用仁义节操精细巧妙地来训导士兵，那么一举兵就能吞并危及它们了。 “所以，招引、募求、挑选，注重权谋诡诈，崇尚功利，这是在欺骗士兵；讲求礼制道义教育感化，这才能使士兵齐心合力。用受骗的军队去对付受骗的军队，他们之间还有巧妙与拙劣之别，用受骗的军队去对付齐心合力的军队，拿它打个比方，就好像用小刀去毁坏泰山一样，如果不是天底下的傻子，是没有人敢尝试的。所以称王天下者的军队是没有人敢试与为敌的。商汤、周武王讨伐夏桀、商纣的时候，从容地指挥，而那些强横暴虐的诸侯国也没有不奔走前来供驱使的，除掉夏桀、商纣就好像除掉孤独的一个人一样。所以《泰誓》说：‘独夫纣。’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啊。 “所以军队能大规模地齐心合力，就能制服天下；小规模地齐心合力，就能打败邻近的敌国。至于那种招引募求挑选来的、注重权谋诡诈、崇尚功利的军队，那胜负就没有个定准了，有时衰，有时盛，有时保存，有时灭亡，互为高下、互有胜负罢了。这叫做盗贼式的军队，君子是不用这种军队的。 “齐国的田单，楚国的庄0 ，秦国的卫鞅，燕国的缪虮，这些都是一般人所说的善于用兵的人。这些人的巧妙、拙劣、强大、弱小没有什么相似的，至于他们遵行的原则，却是一样的，他们都还没有达到使士兵和衷共济、齐心合力的地步，而只是抓住对方弱点伺机进行欺诈，玩弄权术陰谋进行颠覆，所以仍免不了是些盗贼式的军队。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这些人的军队就都是和衷共济、齐心合力的军队，可说是进入礼义教化的境地了，但还没有抓住那根本的纲领，所以可以称霸诸侯而不可以称王天下。这就是或强或弱的效验。” 孝成王、临武君说：“说得好。请问做将领的原则。” 荀卿说：“智慧没有比抛弃犹豫不决更高的了，行动没有比不犯错误更好的了，事情没有比毫无悔恨更美的了。做事到了没有后悔的地步就到顶了，不能要求它一定成功。所以制度、号召、政策、命令，要严肃而有威势；奖赏刑罚，要坚决实行而有信用；军队驻扎的营垒和收藏物资的军库，要周密而坚固；转移、发动、进攻、撤退，既要安全而稳重，又要紧张而迅速；侦探敌情、观察其变动，既要隐蔽而深入，又要多方比较而反复检验；对付敌人进行决战，一定要根据自己已了解清楚的情况去行动，不要根据自己怀疑的情况去行动；以上这些叫做六种策略。不要热衷于当将军而怕罢免，不要急于求胜而忘记了有可能失败，不要只以为自己有威力而轻视外敌，不要看见了那有利的一面而不顾那有害的一面，凡是考虑事情要仔细周详而使用财物进行奖赏时要大方，这些叫做五种要权衡的事。不从君主那里接受命令的原因有三种：宁可被杀而不可使自己的军队驻扎在守备不完善的地方，宁可被杀而不可使自己的军队打不能取胜的仗，宁可被杀而不可使自己的军队去欺负老百姓，这叫做三条最高的原则。大凡从君主那里接受了命令就巡视三军，三军已经稳定，各级军官得到了合适的安排，各种事情都治理好了，那么君主就不能使他高兴，敌人就不能使他愤怒，这叫做最合格的将领。一定在战事之前深思熟虑，并且反复告诫自己要慎重，慎重地对待结束就像开始时一样，始终如一，这叫做最大的吉利。大凡各种事情成功一定在于慎重，失败一定在于怠慢，所以慎重胜过怠慢就吉利，怠慢胜过慎重就灭亡，冷静的谋划胜过冲动的欲望就顺利，冲动的欲望胜过冷静的谋划就凶险。攻战要像防守一样不轻率追击，行军要像作战一样毫不松懈，有了战功要像侥幸取得的一样不骄傲自满。慎重对待谋划而不要大意，慎重对待战事而不要大意，慎重对待军吏而不要大意，慎重对待士兵而不要大意，慎重对待敌人而不要大意，这叫做五种不大意。谨慎地根据这六种策略、五种权衡、三条最高原则办事，并且用恭敬而不大意的态度来处理一切，这叫做举世无双的将领，他就能与神明相通了。” 临武君说：“说得好。请问称王天下者的军队制度。” 荀卿说：“将军为战鼓而牺牲，驾驭战车的死在缰绳旁，各级官吏以身殉职，战士死在队伍中。听见战鼓的声音就前进，听见钲、铙的声音就后退；服从命令是最重要的，取得战功在其次；命令不准前进却前进，就像命令不准后退却后退一样，它们的罪过是相同的。不杀害年老体弱的，不践踏庄稼，对不战而退的敌人不追擒，对抵抗的敌人不放过，对前来投顺的不抓起来当俘虏。凡是讨伐杀戮，不是去讨伐杀戮那百姓，而是去讨伐杀戮那扰乱百姓的人；百姓如果有保护那乱贼的，那么他也就是乱贼了。因为这个缘故，所以顺着我们的刀锋转身逃跑的就让他活命，对着我们的刀锋进行抵抗的就把他杀死，前来投顺的就赦免其罪。微子启归顺周朝而被封在宋国；曹触龙负隅顽抗而被斩首于军中；商王朝那些降服周朝的民众用来养身的生活资料，和周朝的人没有什么两样；所以近处的人歌颂周朝而且热爱周朝，远处的人竭尽全力地来投奔周朝，即使是幽隐闭塞偏僻边远的国家，也无不前来归附而听从役使，并且喜欢周朝，四海之内就像一个家庭似的，凡是交通能到达的地方，没有谁不服从，这可以称作是人民的君长了。《诗》云：‘从那西边又从东，从那南边又从北，没有哪个不服从。’说的就是这种情况。称王天下的君主有讨伐而没有攻战，敌城坚守时不攻打，敌军抵抗时不攻击，敌人官兵上下相亲相爱就为他们庆贺，不摧毁城郭而屠杀居民，不秘密出兵搞偷袭，不留兵防守占领的地方，军队出征不超过预先约定的时限。所以政治混乱的国家中的人民都喜欢他的这些政策，而不爱自己的君主，都希望他的到来。” 临武君说：“说得好！” 陈嚣问荀卿说：“先生议论用兵，经常把仁义作为根本。仁者爱人，义者遵循道理，既然这样，那么又为什么要用兵呢？大凡用兵的原因，是为了争夺啊。” 荀卿说：“这道理不是你所知道的。那仁者爱人，正因为爱人，所以就憎恶别人危害他们；义者遵循道理，正因为遵循道理，所以就憎恶别人搞乱它。那用兵，是为了禁止横暴、消除危害，并不是争夺啊。所以仁人的军队，他们停留的地方会得到全面治理，他们经过的地方会受到教育感化，就像及时雨的降落，没有人不欢喜。因此尧讨伐驩兜，舜讨伐三苗，禹讨伐共工，汤讨伐夏桀，周文王讨伐崇国，周武王讨伐商纣，这两帝、四王都是使用仁义的军队驰骋于天下的。所以近处喜爱他们的善良，远方仰慕他们的道义；兵器的刀口上还没有沾上鲜血，远近的人就来归附了；德行伟大到这种地步，就会影响到四方极远的地方。《诗》云：‘善人君子忠于仁，坚持道义不变更。他的道义不变更，四方国家他坐镇。’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啊。” 李斯问荀卿说：“秦国四代都有胜利的战果，在四海之内兵力最强，威力扩展到诸侯各国，但他们并不是依靠仁义去从事战争，而只是根据便利的原则去做罢了。” 荀卿说：“这道理不是你所知道的。你所说的便利，是一种并不便利的便利。我所说的仁义，才是极其便利的便利。那仁义，是用来搞好政治的工具；政治搞好了，那么民众就会亲近他们的君主，喜爱他们的君主，而不在乎为君主去牺牲。所以说：‘一切都在于君主，将帅是次要的事。’秦国四代都有胜利，却还是提心吊胆地经常怕天下各国团结一致来蹂躏自己，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衰落时代的军队，还没有抓住根本的纲领。从前商汤流放夏桀，并不只是在鸣条追击的时候；武王诛杀商纣，并不是甲子日早晨之后才战胜他的；而都是靠了以前的措施与平时的治理，这就是我所说的仁义的军队。现在你不从根本上去寻找原因而只是从枝节上去探索缘由，这就是社会混乱的原因。” 礼，是治理社会的最高准则，是使国家强大的根本措施，是威力得以扩展的有效办法，是功业名声得以成就的要领。天子诸侯遵行了它，所以能取得天下；不遵行它，所以会丢掉国家政权。所以，坚固的铠甲、锋利的兵器不足以用来取胜，高耸的城墙、深深的护城河不足以用来固守，严格的命令、繁多的刑罚不足以用来造成威势，遵行礼义之道才能成功，不遵行礼义之道就会失败。 楚国人用鲨鱼皮、犀兕皮做成铠甲，坚硬得就像金属、石头一样；宛地出产的钢铁长矛，狠毒得就像蜂、蝎的毒刺一样；士兵行动轻快敏捷，迅速得就像旋风一样；但是兵败垂沙，唐蔑阵亡；庄0 起兵造反，楚国被分裂成了三四块。这难道是因为没有坚固的铠甲、锋利的兵器吗？这是因为他们用来统治国家的办法并不是礼义之道的缘故啊。楚国以汝水、颍水作为天险，以长江、汉水作为护城河，把邓地一带的山林作为它的边界屏障，拿方城来围绕保护自己，但是秦军一到而鄢、郢就被攻取了，像摧枯拉朽一样。这难道是因为没有要塞险阻吗？这是因为他们用来统治国家的办法，并不是礼义之道的缘故啊。商纣王将比干剖腹挖心，囚禁了箕子，设置了炮烙的酷刑，随时杀人，臣下心惊胆战地没有谁能肯定自己会寿终正寝，但是周军一到，他的命令就不能在下面贯彻执行了，他就不能使用他的民众了。这难道是因为命令不严格、刑罚不繁多吗？这是因为他用来统治国家的办法并不是礼义之道的缘故啊。 古代圣王的兵器，不过是戈、矛、弓、箭罢了，但是敌国不等他使用就屈服了；他城墙不整修，护城河不挖掘，要塞不建立，机智变诈不施展，但是他的国家却平安无事地不怕外敌而又能昌盛，这没有其他的缘故，是由于彰明了礼义之道而用名分来协调臣民，适时使用人民而真诚地爱护他们，因而臣民附和君主就像影子和回响一样。有不遵从命令的，然后再用刑罚来惩处他，所以惩罚了一个人而天下都服了，罪犯也不怨恨自己的君主，知道罪责在自己身上。所以刑罚用得少而威力却行于四方，这没有其他的缘故，是因为遵行了礼义之道的缘故。古代帝尧治理天下，只杀了一个人、惩罚了两个人而天下就治理好了。古书说：“威势高举而不使用，刑罚设置而不施行。”说的就是这个啊。 大凡人们的行动，如果是为了赏赐和表扬才去做的，那么看见对自己有损害就罢手不干了。所以赏赐表扬、行刑处罚、权谋诡诈不足以竭尽人们的力量、使人们献出生命。现在做人民君主的，他们用来对待下面老百姓的，其中没有礼义忠信，而大抵只是使用赏赐表扬、行刑处罚、权谋诡诈控制臣民来获得他们的功用罢了。强大的敌寇到来，让他们去把守危险的城邑，就一定会叛变；让他们去抵抗敌人进行战斗，就一定会败北；让他们干费力艰苦繁杂的事，就一定会逃跑；他们涣散地背离了，臣民反过来制裁了他们的君主。所以赏赐表扬、行刑处罚、权谋诡诈作为一种办法，实是一种受雇佣的人出卖气力的办法，它不足以团结广大民众、使国家的风俗淳美，所以古代的圣王认为可耻而不遵行它。古代的圣王提高道德声誉来引导人民，彰明礼制道义来指导他们，尽力做到忠诚守信来爱护他们，根据尊崇贤人、任用能人的原则来安排他们职位，用爵位、服饰、表扬、赏赐去一再激励他们，根据时节安排他们的劳动、减轻他们的负担来调剂他们，抚养他们，就像保护初生的婴儿一样。政策法令已经确定，风气习俗已经一致，如果还有人违背习俗而不顺从自己的君主，那么百姓就没有谁不怨恨厌恶他，就没有谁不把他当作祸害妖孽，就像要驱除不祥一样要除掉他，这种情况发生以后，刑罚就从此产生了。这种人便是重刑所施加的对象，耻辱还有哪一种比这个更大的呢？要把它看作为有利的事吗？但是重刑加到了他身上啊。本身如果不是发疯、糊涂、愚蠢、浅陋的人，谁能看到了这种处罚而不改过自新呢？这样做了以后，百姓就明明白白地都知道要遵从君主的法令、依顺君主的意志而爱戴君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能被善道所感化、修养身心、端正品行、不断奉行礼义、崇尚道德，百姓就没有谁不器重尊敬他，就没有谁不亲近赞誉他，这种情况发生以后，奖赏就从此产生了。这种人便是高官厚禄的授予对象，光荣还有哪一种比这个更大的呢？要把它看作为有害的事吗？可是用高官厚禄来扶养他们的啊。凡是人，哪一个不愿意这样呢？明明白白地把高贵的官爵和优厚的奖赏摆在他们的前面，把彰明罪行的刑罚与最大的耻辱放在他们的后面，即使要他们不变好，可能么？所以民众归顺投奔君主就像流水奔向大海一样，君主所在的地方就得到全面的治理，君主采取措施的地方人们都受到教育感化而顺服：残暴、凶狠、胆大、强壮的一类人都会被他感化而变得忠厚老实，偏颇、邪僻、搞歪门邪道、偏私的一类人都会被他感化而变得大公无私，骄傲自大、尖刻伤人、竞抢不让、纠缠不休的一类人都会被他感化而变得和气温顺，这叫做深广的教化、极大的一致。《诗》云：“王道真大满四海，徐国已经来朝拜。”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啊。 大凡兼并别国的君主有三种方法：有依靠德行去兼并别国的，有依靠强力去兼并别国的，有依赖财富去兼并别国的。 那个国家的人民景仰我的名声，赞赏我的德行，想做我的下民，所以打开国门清除道路来迎接我进城。我依靠这国家的民众，沿用它的住处，而百姓都安宁，对我制订的法律与颁布的命令没有人不顺从。所以得到了土地而权势更大，兼并了别国而兵力越来越强。这是依靠德行去兼并别国的君主。 那个国家的人民并不是景仰我的名声，也不是赞赏我的德行，他们只是害怕我的威武，被我的势力所胁迫，所以他们虽然有离开我的心思，也不敢有背叛我的打算。像这样，那么战士就要越来越多，给养一定化费很大。所以得到了土地而权势更轻，兼并了别国而兵力越来越弱。这是依靠强力去兼并别国的君主。 那个国家的人民并不是景仰我的名声，也不是赞赏我的德行，而是因为贫穷而追求富裕，因为饥饿而想吃饱，所以空着肚子张着嘴来投奔我求食。像这样，就必须发放那米仓地窖中的粮食来供养他们，给他们财物来使他们富足，委任善良的官吏来接待他们，已经满了三年，然后这些归附的老百姓才可以信任。所以得到了土地而权势更轻，兼并了别国而国家越来越贫穷。这是依靠财富去兼并别国的君主。 所以说：依靠德行兼并别国的君主称王，依靠强力兼并别国的君主衰弱，依靠财富兼并别国的君主贫穷。这种情况古今是一样的。 兼并别国容易做到，只是巩固凝聚它很难。齐国能够兼并宋国，但不能凝聚，所以魏国夺走了宋国。燕国能兼并齐国，但不能凝聚，所以田单夺回了它。韩国的上党地区，方圆几百里，城池完备、府库充足而投奔赵国，赵国不能凝聚，所以秦国夺取了它。所以，能兼并别国的土地而不能凝聚，就一定会被夺走；不能兼并别国又不能凝聚自己本来拥有的国家，就一定会灭亡。能凝聚自己的国家，就一定能兼并别国了。得到别国的土地就能凝聚，那么再去兼并就不会有强大而不能兼并的对手了。古代商汤凭借亳，周武王凭借鄗，都不过是方圆百里的领土，而天下被他们统一了，诸侯做了他们的臣属，这没有其他的缘故，是因为他们能凝聚取得的土地啊。凝聚士人要依靠礼义，凝聚民众要依靠政策。礼义搞好了，士人就会归服；政治清明，民众就安定。士人归服、民众安定，这叫做最大的凝聚。靠这种政治局面来守卫就牢不可破，靠它来出征就强大无比，有令必行，有禁必止，称王天下者的事业就完成了。 强国(+翻译) 【原文】 刑范正，金锡美，工冶巧，火齐得，剖刑而莫邪已。然而不剥脱，不砥厉，则 不可以断绳。剥脱之，砥厉之，则劙盘盂，刎牛马，忽然耳。彼国者，亦强国之剖 刑已。然而不教诲，不调一，则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教诲之，调一之，则兵 劲城固，敌国不敢婴也。彼国者亦有砥厉，礼义节奏是也。故人之命在天，国之命 在礼。人君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幽险而亡。 威有三：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此三威者，不可不 孰察也。礼义则修，分义则明，举错则时，爱利则形。如是，百姓贵之如帝，高之 如天，亲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赏不用而民劝，罚不用而威行，夫是之谓道德 之威。礼乐则不修，分义则不明，举错则不时，爱利则不形；然而其禁暴也察，其 诛不服也审，其刑罚重而信，其诛杀猛而必，黭然而雷击之，如墙厌之。如是，百 姓劫则致畏，嬴则敖上，执拘则[最]聚，得间则散，敌中则夺，非劫之以形埶，非 振之以诛杀，则无以有其下，夫是之谓暴察之威。无爱人之心，无利人之事，而日 为乱人之道，百姓讙敖，则从而执缚之，刑灼之，不和人心。如是，下比周贲溃以 离上矣，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夫是之谓狂妄之威。－－此三威者，不可不孰察 也。道德之威成乎安强，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灭亡也。 公孙子曰：子发将西伐蔡，克蔡，获蔡侯，归致命曰：“蔡侯奉其社稷，而归 之楚；舍属二三子而治其地。”既，楚发其赏，子发辞曰：“发诫布令而敌退，是 主威也；徙举相攻而敌退，是将威也；合战用力而敌退，是众威也。臣舍不宜以众 威受赏。” 讥之曰：子发之致命也恭，其辞赏也固。夫尚贤使能，赏有功，罚有罪，非独 一人为之也，彼先王之道也，一人之本也，善善恶恶之应也，治必由之，古今一也。 古者明主之举大事，立大功也，大事已博，大功已立，则君享其成，群臣享其功， 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禄。是以为善者劝，为不善者沮，上下一心，三军 同力，是以百事成，而功名大也。今子发独不然：反先王之道，乱楚国之法，堕兴 功之臣，耻受赏之属，无僇乎族党，而抑卑其后世，案独以为私廉，岂不过甚矣哉！ 故曰：子发之致命也恭，其辞赏也固。 荀卿子说齐相曰：处胜人之埶，行胜人之道，天下莫忿，汤武是也。处胜人之 埶，不以胜人之道，厚于有天下之埶，索为匹夫不可得也，桀纣是也。然则得胜人 之埶者，其不如胜人之道远矣！夫主相者，胜人以埶也，是为是，非为非，能为能， 不能为不能，并己之私欲，必以道，夫公道通义之可以相兼容者，是胜人之道也。 今相国上则得专主，下则得专国，相国之于胜人之埶，亶有之矣。然则胡不驱此胜 人之埶，赴胜人之道，求仁厚明通之君子而托王焉，与之参国政，正是非！如是， 则国孰敢不为义矣！君臣上下，贵贱长少，至于庶人，莫不为义，则天下孰不欲合 义矣！贤士愿相国之朝，能士愿相国之官，好利之民莫不愿以齐为归，是一天下也。 相国舍是而不为，案直为是世俗之所以为，则女主乱之宫，诈臣乱之朝，贪吏乱之 官，众庶百姓皆以争夺贪利为俗，曷若是而可以持国乎？今巨楚县吾前，大燕(鱼酋) 吾后，劲魏钩吾右，西壤之不绝若绳，楚人则乃有襄贲开陽以临吾左，是一国作谋， 则三国必起而乘我。如是，则齐必断而为四、三，国若假城然耳，必为天下大笑。 曷若两者孰足为也！夫桀纣，圣王之后子孙也，有天下者之世也，埶籍之所存，天 下之宗室也，土地之大，封内千里，人之众数以亿万，俄而天下倜然举去桀纣而奔 汤武，反然举恶桀纣而贵汤武。是何也？夫桀纣何失？而汤武何得也？曰：是无它 故焉，桀纣者善为人所恶也，而汤武者善为人所好也。人之所恶何也？曰：污漫、 争夺、贪利是也。人之所好者何也？曰：礼义、辞让、忠信是也。今君人者，譬称 比方则欲自并乎汤武，若其所以统之，则无以异于桀纣，而求有汤武之功名，可乎？ 故凡得胜者，必与人也；凡得人者，必与道也。道也者，何也？礼义、辞让、忠信 是也。故自四五万而往者，强胜非众之力也，隆在信矣。自数百里而往者，安固非 大之力也，隆在修政矣。今已有数万之众者也，陶诞比周以争与；已有数百里之国 者也，污漫突盗以争地；然则是弃己之所安强，而争己之所以危弱也；损己之所不 足，以重己之所有余。若是其悖缪也，而求有汤武之功名，可乎！辟之，是犹伏而 咶天，救经而引其足也。说必不行矣，愈务而愈远。为人臣者，不恤己行之不行， 苟得利而已矣，是渠冲入穴而求利也，是仁人之所羞而不为也。故人莫贵乎生，莫 乐乎安；所以养生安乐者，莫大乎礼义。人知贵生乐安而弃礼义，辟之，是犹欲寿 而歾颈也，愚莫大焉。故君人者，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两者亡一焉而亡。诗曰： “价人维藩，大师维垣。”此之谓也。 力术止，义术行，曷谓也？曰：秦之谓也。威强乎汤武，广大乎舜禹，然而忧 患不可胜校也。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己也，此所谓力术止也。曷谓乎威强乎 汤武？汤武也者，乃能使说己者使耳。今楚、父死焉，国举焉，负三王之庙，而辟 于陈蔡之间，视可司间，案欲剡其胫而以蹈秦之腹，然而秦使左案左，使右案右， 是乃使雠人役也；此所谓威强乎汤武也。曷谓广大乎舜禹也？曰：古者百王之一天 下，臣诸侯也，未有过封内千里者也。今秦南乃有沙羡与俱，是乃江南也。北与胡 貉为邻，西有巴戎，东在楚者乃界于齐，在韩者踰常山乃有临虑，在魏者乃据圉津 －－即去大梁百有二十里耳！其在赵者剡然有苓而据松柏之塞，负西海而固常山， 是地遍天下也。威动海内，强殆中国，然而忧患不可胜校也，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 合而轧己也；此所谓广大乎舜禹也。然则奈何？曰：节威反文，案用夫端诚信全之 君子治天下焉，因与之参国政，正是非，治曲直，听咸陽，顺者错之，不顺者而后 诛之。若是，则兵不复出于塞外，而令行于天下矣。若是，则虽为之筑明堂于塞外 而朝诸侯，殆可矣。假今之世，益地不如益信之务也。 应侯问孙卿子曰：入秦何见？ 孙卿子曰：其固塞险，形埶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 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 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 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 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 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故曰：佚而治，约而 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虽然，则有其諰矣。兼是数具者而尽有之， 然而县之以王者之功名，则倜倜然其不及远矣！是何也？则其殆无儒邪！故曰粹而 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 积微：月不胜日，时不胜月，岁不胜时。凡人好敖慢小事，大事至然后兴之务 之，如是，则常不胜夫敦比于小事者矣。是何也？则小事之至也数，其县日也博， 其为积也大；大事之至也希，其县日也浅，其为积也小。故善日者王，善时者霸， 补漏者危，大荒者亡。故王者敬日，霸者敬时，仅存之国危而后戚之。亡国至亡而 后知亡，至死而后知死，亡国之祸败，不可胜悔也。霸者之善箸焉，可以时托也； 王者之功名，不可胜日志也。财物货宝以大为重，政教功名反是－－能积微者速成。 诗曰：“德輶如毛，民鲜克举之。”此之谓也。 凡奸人之所以起者，以上之不贵义，不敬义也。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 奸者也。今上不贵义，不敬义，如是，则天下之人百姓，皆有弃义之志，而有趋奸 之心矣，此奸人之所以起也。且上者下之师也，夫下之和上，譬之犹响之应声，影 之像形也。故为人上者，不可不顺也。夫义者，内节于人，而外节于万物者也；上 安于主，而下调于民者也；内外上下节者，义之情也。然则凡为天下之要，义为本， 而信次之。古者禹汤本义务信而天下治，桀纣弃义倍信而天下乱。故为人上者，必 将慎礼义，务忠信，然后可。此君人者之大本也。堂上不粪，则郊草不瞻旷芸；白 刃扞乎胸，则目不见流矢；拔戟加乎首，则十指不辞断；非不以此为务也，疾养缓 急之有相先者也。 【翻译】 铸剑的模子平正，铜、锡的质量好，铸剑工匠的技艺高明，火候恰到好处，这样，打开模子宝剑就铸成了。但是，如果不把剑淬火，不磨砺它，它就连绳子也不能斩断；经过淬火和磨砺，即使用它切割铜器，宰杀牛马也是轻而易举了。一个国家的人民，就像一个刚从模子里拿出来的剑一样。但如果不进行教育，不使他们协调一致，那么，对内不能依靠他们守卫国土，对外就不能用他们进行征战；如果教育他们，使他们协调一致，这样就会兵力强劲，城防牢固，敌国不敢来侵犯。国家也需要磨砺，礼义法度就是国家的磨刀石。人的命运取决于上天，国家的命运则取决于礼义。如果君主推崇礼义，尊重贤人，就能称王天下；如果注重法治，爱护人民，就能称霸诸侯；如果喜欢财利，诡诈多端，就会危险了；玩弄权术、陰暗狡诈，就会遭到灭亡。 有三种威严：道德的威严，严酷督察的威严，放肆妄为的威严。这三种威严，是不可不仔细考察的。 礼乐制度完善，道义名分明确，各种措施切合时宜，爱护人民和造福人民的都表现出来了。这样，百姓就会敬重上帝一样敬重君主，敬重上天一样敬重君主，亲近父母一样亲近君主，敬畏神灵那样敬畏君主。所以不用奖赏人民就勤奋努力，不用刑罚而君主的权威就能行使天下。这就叫做道德的威严。 礼乐制度不完善，道义名分不明确，各种措施不合时宜，爱护人民和造福人民都不能表现出来，但是他禁止暴乱很明察，他惩处不服的人很审慎，他施行刑罚从重而守信用，他处决犯人严厉而坚决，突然地就像雷电闪击他们一样，就像墙壁倒塌压死他们一样。这样，百姓受到胁迫就畏惧，宽松时就会傲视君主，强行集中就聚在一起，得到机会就逃跑，敌人一攻打，就被敌人夺走，不用权势胁迫他们，不是用惩罚震慑他们，君主那就无法统治臣民。这就叫做严酷督察的威严。 既不爱护人民，也不做有利于人民的事情，而是整天干扰人民，百姓稍有不满，就把他们逮捕起来，施加酷刑，而不去调解民心。这样，人民就会背离君主，国家的灭亡，就会随时到来。这就叫做放肆妄为的威严。 这三种威严，是必须仔细考察的。道德的威严是国家安定强盛，严酷督察的威严使国家危险衰弱，放肆妄为的威严使国家灭亡。 公孙子说：“楚国令尹子发带兵向讨伐蔡国，攻克了蔡国首都，俘获了蔡圣侯，回国向楚王汇报有关情况说：‘蔡侯已经把蔡国献给楚国了，我已嘱咐了几个人去治理了。’不久，楚王向他颁发奖赏。子发推辞说：‘刚一发布告示，敌人就退却了，这是君主您的威严啊；进军攻打，敌人就退却，这是将帅们的威严啊；奋勇交战，敌人退却，这是战士们的威严啊。我不能凭借战士们的威力受到奖赏。” 荀子谴责这件事说：“子发汇报情况谦恭有礼，他推辞奖赏却未免固执。推崇贤良的人、使用有才能的人，奖赏有功的人，惩罚有罪的人，并不是某一个人的独特做法，这是古代圣王的政治法则啊，是统一人民行动的措施，这是爱好善良，厌恶凶恶的反应，治理国家，必须这样做，古今是一致的。古时候英明的帝王在举办大事、建立大功的时候，大事已经完成，大功已经建立，那么君主就享有它的成果，群臣就分享它的功劳，士大夫晋升爵位，官吏增加俸禄，普通士兵增加粮饷。因此，做好事的受到鼓励，做坏事的受到制止，上下团结一心，三军共同努力，因此各种事情能办成而功业名声伟大卓著。如今，子发偏偏不是这样，他违反了古代圣王的治国法则，扰乱了楚国的法制，打击了有功的臣子，使受到奖赏的人惭愧，虽然他没有侮辱他的家族，却压制了他的后代，而独自的以为这是个人最大的廉洁，他不是大错特错吗？所以说：子发汇报情况谦恭有礼，他推辞奖赏却未免固执。” 荀子对齐国的相国说：拥有制服别人的权力地位，推行制服别人的措施，而天下没有人怨恨，商汤、周武王就是这样的人，拥有制服别人的权力地位，不推行制服别人的措施，那么，曾经富裕得拥有统治天下的权势，但现在要求做一个平民百姓也不可能办到，夏桀、商纣王就是这样的人。这样看来，那么得到制服别人的权势地位，远远及不上实施制服别人的法则。 君主和相国用权势来制服别人，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有才能的就认为有才能，没有才能的就认为没有才能，屏弃自己的好恶，必定要实行公道，这就是制服别人的办法。现在，相国，您上能得到君主的宠信，下能独揽国家的大权，相国已经拥有制服别人的权势地位。既然这样，那么为什么不驾驭这制服别人的权势，实行制服别人的办法，寻找品德高尚、通晓事理的君子推荐给君主？您和他一起参与国家政事，端正是非，如果这样，国内还有谁敢不按礼仪去做呢？君臣上下，贵贱长幼，一直到普通百姓，没有不按照礼仪做的，那么天下的人谁不想使行动符合礼义？贤良得人都愿意在相国的朝廷里做事，能干的人都愿意在您手下做官，喜好利益的人民没有不愿意归顺齐国的，这样就可以统一天下了。可是相国却抛弃了这制服别人的方法不用，只是采用这世上普通人所采用的方法，那么君主的后妃作乱宫廷，奸诈的臣子作乱于朝廷，贪官污吏就会在官府捣乱，群众百姓都会把贪图私利互相争夺作为习俗，难道像这样就可以维持国家了吗？现在庞大的楚国摆在我们的前面，强大的燕国紧逼在我们的后面，强劲的魏国牵制了我们的西面，西面的领土虽然没有断送，也危险得像根细绳一样了，楚国则还有襄贲、开陽两个城监视着我们的东面。这样，如果有一个国家图谋进攻我们，那么齐国就必然四分五裂，国家就像使借别国的城池一样，肯定会被天下的人耻笑。怎么办呢？实行制服别人的措施和不实行制服别人的措施，这两种办法哪一种可行呢？ “那夏桀、商纣，是圣明帝王的后裔子孙，是拥有天下人的后代，是权势帝位的占有者，是天下的宗主；土地广大，方圆上千里，人口众多，要用亿万来计数；但不久，天下人便都离开了夏桀、商纣而投奔商汤、周武了，很快地都憎恶夏桀、商纣而尊崇商汤、周武王了，这是为什么呢？那夏桀、商纣为什么失败而商汤、周武王为什么成功呢？这并没有其他的缘故，而是因为夏桀、商纣喜欢做人们所厌恶的事情；而商汤、周武喜欢做人们所喜欢的事情。人们所厌恶的是什么呢？是互相欺诈、争抢夺取、贪图私利。人们所喜欢的是什么呢？是崇尚礼仪、讲求谦让、忠诚守信。现在的君主，常常把自己比作商汤、周武；如果看看他们统治人民的方法，却和夏桀、商纣没有什么不同；这样的人想求得商汤、周武那样的功名，可能么？ 所以凡是获得胜利的，必须利用人民；凡是得到人民拥护的，必须遵从了正确的法则。这正确的法则是什么呢？是崇尚礼仪，讲求谦让、忠诚守信。所以，拥有的人口在四五万以上的国家，能够强大取胜，这不是人口众多的力量，就贼于崇尚忠信啊，拥有的领土在方圆几百里以上的国家，能够安定稳固，并不是靠了国土宽广的力量，重要的在于搞好政治啊。现在已经拥有了数万人的国家，却还要用谎言欺诈、结党营私去争取盟国；已经拥有了方圆数百里的国家，却还要用欺诈、侵犯去争夺土地。这样就是抛弃让自己安定强大，争取使自己危险衰弱办法；这是在损害自己的守信用和搞好政事等不足的方面，而在增加自己所多余的东西。他们这样错乱荒谬，却还想追求商汤、周武那样的功名，可能吗？这就好像是趴在地上去舔天，挽救上吊的人却拉他的脚一样，这样的主张肯定行不通，只会越走越远。 做臣子的，不顾自己的德行不好，只是苟且得到利益就行了，这就如同用攻城的大车去钻地道来求利一样，仁人以此为耻，是不去做的事情。对于人来说，没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没有什么比安定更快乐；但用来保养生命、取得安乐的途径，没有比遵行礼义更重要的了。人们知道珍重生命、喜欢安定而抛弃礼义，这就好像是想长寿而割断脖子一样，没有什么比这更愚蠢的了。 所以君主爱护人民，国家就能安宁，喜欢士人，就获得荣耀，这两者一样都不具备，就会灭亡。《诗经》上说：“贤良才能之士就是那屏障，大众百姓就是那围墙。”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停止使用强力的方法，而实行礼义的方法。这说的是什么呢？这说的是秦国。它的威势超过商汤、周武，土地广大超过舜、禹，然而它的忧虑祸患数不胜数，常常提心吊胆，害怕各国诸侯联合起来攻打自己，这就是所说的要停止使用强力的方法。 为什么说威势超过商汤、周武？商汤、周武，只能驱使拥护自己的人。现在楚怀王死在秦国，国都郢也被秦国攻克，楚王背着三个先王的神主牌位，躲避在陈、蔡之间，寻找可乘之机，总想跨着大步去践踏秦国的腹地；然而，现在秦国让他向左他就向左，让他向右他就向右，被自己的仇敌任意驱使。这就是所说的威势超过商汤，周武。 怎么说是比舜、禹还要广大？ 古时候，各个帝王统一天下，臣服诸侯，领地没有超过千里的。现在的秦国，南有沙羡及其周围一带，这是长江以南了；北与胡、貉相邻；西边占有巴、戎；东边占有楚国的土地和齐国交界。在韩国境内，已经越过了常山，占有了临虑；在魏国，已经占据了围津，距离大梁只有一百二十里了；在赵国，已经占有了灵丘，盘踞在松柏丛中的要塞上，背靠西海，东面以常山作为屏障，这就是土地遍及天下啊。这就是所谓的比舜、禹还要广大。秦国的威势足以震慑天下，它的强大足以打败了中原各国，但是忧虑祸患数不胜数，害怕各国诸侯联合起来攻打自己啊。 这样的话，那秦国该怎么办呢？节制武力而回到文治上来，然后任用正直诚实、德才兼备的君子来治理天下，并同他们一起参与国家政事，辩证是非，处理曲直，听政于咸陽，顺从秦国的就不干涉，不顺从的就去讨伐它。如果这样，那么秦国的军队就不需出征国外，而政令也能实行天下了；如果这样，那么即使在国境以外修筑明堂而使诸侯来朝拜，也差不多可以办到了。当今这个时代，努力扩张领土不如增加信用啊。 应侯问苟子：“到秦国看见了什么？”荀卿说：“秦国边塞险峻，地势便利，山林河流，非常美好，自然资源丰富，这是地形上的优越。进入境内，观察它的风俗，百姓朴实，音乐不婬荡卑污，服装不轻佻妖艳；人们非常畏惧官吏而很驯服，就像是古代的人民一样。到了大小城镇的官府，那里的各种官吏都是严肃认真的样子，无不谦恭节俭、敦厚谨慎、忠诚守信而不粗疏草率，真像是古代圣王统治下的官吏啊。进入它的国都，观察那里的土大夫，走出自己的家门，就走进公家的衙门，走出公家的衙门，就回到自己的家里，没有私下的事务；不互相勾结，不拉党结派，卓然超群地没有谁不明智通达而廉洁奉公，就像古代的官吏一样。观察它的朝廷，退朝前，所有事情都必须处理完毕，安闲的好像没有事情办理一样，真像古代的朝廷啊。所以秦国四代强盛，并不是因为侥幸，而是必然的结果。这就是我所见到的。所以说：安闲而又治理的很好，政令简约而周详，政事不烦乱而有功绩，这是政治的最高境界。秦国就类似这样。虽然如此，却仍有所畏惧啊，上述三个方面都具备了，但是它和王者的功名相衡量，那还相差得很远哩。” 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他们没有儒者吧。所以，纯粹地崇尚道义、任用贤人的就能称王天下，驳杂地义利兼顾、贤人亲信并用的就能称霸诸侯，这两者一样都没有，就遭到灭亡。这也是秦国的短处啊。 积累微小，每月胜不过每天，每个季度胜不过每个月，每年胜不过每个季度。一般人喜欢怠慢小事，大事来了，才努力去做。这样，就常常不如那些努力去处理小事的人。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小事来得频繁，办理小事的时间就多，它积累起来的成果大；大事到来得稀少，办理大事的时间就少，它积累起来的成果小。所以珍惜每一天的君主就能称王天下，珍惜每一季度的君主就能称霸诸侯，出了漏洞再去补救的君主就危险了，一切时间都荒废掉的君主就会灭亡。所以称王天下的君主慎重地对待每一天，称霸诸侯的君主重视每一个季度，勉强存在的国家陷入危险以后君主才为它担忧，亡国的君主到了国家灭亡以后才知道会灭亡，临死的时候才知道要死。亡国的君主造成的祸害和破坏，多到悔不胜悔。称霸天下的人所作的好事是明显可见的，可以按季度来记录；称王天下的人的功名，就是每天记录都记不完。财物宝贝以大为贵，政教功名却与此相反，能积累微小事情的人会很成功。《诗经》上说：“道德轻得像毛发，可是很少有人能举起它。”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一般说来，奸邪之人之所以能兴起，都是由于君主不推崇道义，不尊重道义的缘故。道义，就是限制人们作恶和行奸的。如今，君主不推崇道义，不尊重道义，这样，老百姓就会有放弃道义而趋附奸邪了，这就是奸邪之人产生的原因。况且，君主是臣民的表率。臣民附和君主，就好像是回声应和声音，影子类似本体一样。所以做君主的，一定要慎重地对待道义。道义，对内适合于人，对外适合于万物；对上可以使君主安定，对下可以调和民众，内外上下都能调节，这是道义的实质啊。这样，凡是治理天下的关键，道义是最根本，其次是守信。古时候，夏禹、商汤立足道义、努力守信，天下大治；夏桀、商纣抛弃道义、不讲信用，因而天下大乱。所以，君主必须要慎重地对待礼义，务求忠诚守信，然后可以安定天下。这是做君主的根本原则。 如果厅堂还没有打扫，那么就没有足够的余暇去铲除郊外的野草了，锋利的刀锋触到胸口，那么眼睛就顾不上看飞来的箭了；利矛砍向头顶，那么就顾不上十只手指会被砍断的危险，而去抵挡了。这并不是不看重郊外的杂草、暗箭、手指，而是因为痛痒缓急之间的先后差别。 天论(+翻译) 【原文】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 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 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祆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 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 薄而疾，祆怪未至而凶－－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 也。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 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 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 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 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陰陽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 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 夫是之谓天功。唯圣人为不求知天。 天职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臧焉，夫是之谓天情。耳目 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 财非其类以养其类，夫是之谓天养。顺其类者谓之福，逆其类者谓之祸，夫是之谓 天政。暗其天君，乱其天官，弃其天养，逆其天政，背其天情，以丧天功，夫是之 谓大凶。圣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备其天养，顺其天政，养其天情，以全其天功。 如是，则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矣；则天地官而万物役矣。其行曲治，其养曲适， 其生不伤，夫是之谓知天。 故大巧在所不为，大智在所不虑。所志于天者，已其见象之可以期者矣；所志 于地者，已其见宜之可以息者矣：所志于四时者，已其见数之可以事者矣；所志于 陰陽者，已其见和之可以治者矣。官人守天，而自为守道也。 治乱，天邪？曰：日月星辰瑞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 天也。 时邪？曰：繁启蕃长于春夏，畜积收臧于秋冬，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 以乱；治乱非时也。 地邪？曰：得地则生，失地则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 非地也。诗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谓也。 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也辍 行。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体矣。君子道其常，而小人计其功。诗曰： “礼义之不愆，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谓也。 楚王后车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饮水，非愚也；是节然也。若夫志意修，德 行厚，知虑明，生于今而志乎古，则是其在我者也。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 在天者；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 以日进也；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故君子之所以日进，与 小人之所以日退，一也。君子小人之所以相县者，在此耳。 星队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陰陽之化，物 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党 见，是无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则是虽并世起，无伤也；上闇而政险，则是 虽无一至者，无益也。夫星之队，木之鸣，是天地之变，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 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 物之已至者，人祆则可畏也：楛耕伤稼，楛耨失岁，政险失民；田薉稼恶，籴 贵民饥，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谓人祆。政令不明，举错不时，本事不理，勉力不时， 则牛马相生，六畜作祆：夫是之谓人祆。礼义不修，内外无别，男女婬乱，则父子 相疑，上下乖离，寇难并至：夫是之谓人祆。祆是生于乱。三者错，无安国。其说 甚尔，其菑甚惨。勉力不时，则牛马相生，六畜作祆，可怪也，而亦可畏也。传曰： “万物之怪书不说。”无用之辩，不急之察，弃而不治。若夫君臣之义，父子之亲， 夫妇之别，则日切瑳而不舍也。 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 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 吉，以为神则凶也。 在天者莫明于日月，在地者莫明于水火，在物者莫明于珠玉，在人者莫明于礼 义。故日月不高，则光明不赫；水火不积，则晖润不博；珠玉不睹乎外，则王公不 以为宝；礼义不加于国家，则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君人者，隆 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幽险而亡矣。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 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 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 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一废一起，应之以贯，理贯不乱。不知贯，不知应 变。贯之大体未尝亡也。乱生其差，治尽其详。故道之所善，中则可从，畸则不可 为，匿则大惑。水行者表深，表不明则陷。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则乱。礼者，表也。 非礼，昏世也；昏世，大乱也。故道无不明，外内异表，隐显有常，民陷乃去。 万物为道一偏，一物为万物一偏。愚者为一物一偏，而自以为知道，无知也。 慎子有见于后，无见于先。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 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有后而无先，则群众无门。有诎而无信，则贵贱不分。 有齐而无畸，则政令不施，有少而无多，则群众不化。书曰：“无有作好，遵王之 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此之谓也。 【翻译】 大自然的规律永恒不变，它不为尧而存在，不为桀而灭亡。用导致安定的措施去适应它就吉利，用导致混乱的措施去适应它就凶险。加强农业这个根本而节约费用，那么天就不能使他贫穷；衣食给养齐备而活动适时，那么天就不能使他生病；遵循规律而不出差错，那么天就不能使他遭殃。所以水涝旱灾不能使他挨饿，严寒酷暑不能使他生病，自然界的反常变异不能使他遭殃。农业这个根本荒废而用度奢侈，那么天就不能使他富裕；衣食给养不足而活动又少，那么天就不能使他保全健康；违背规律而恣意妄为，那么天就不能使他吉利。所以水涝旱灾还没有来到他就挨饿了，严寒酷暑还没有迫近他就生病了，自然界的反常变异还没有出现他就遭殃了。他遇到的天时和社会安定时期相同，而灾祸却与社会安定时期不同，这不可以埋怨上天，这是他所采取的措施造成的。所以明白了大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区分，就可以称作是思想修养达到了最高境界的人了。 不做就能成功，不求就能得到，这叫做自然的职能。像这种情况，即使意义深远，那思想修养达到了最高境界的人对它也不加以思考；即使影响广大，那思想修养达到了最高境界的人对它也不加以干预；即使道理精妙，那思想修养达到了最高境界的人对它也不加以审察，这叫做不和自然争职能。上天有自己的时令季节，大地有自己的材料资源，人类有自己的治理方法，这叫做能够互相并列。人如果舍弃了自身用来与天、地相并列的治理方法，而只期望于与自己相并列的天、地，那就糊涂了。 布列于天空的恒星互相伴随着旋转，太陽月亮交替照耀，四季轮流控制着节气，陰陽二气大量地化生万物，风雨普遍地施加于万物。万物各自得到了陰陽形成的和气而产生，各自得到了风雨的滋养而成长。看不见陰陽化生万物的工作过程而只见到它化生万物的成果，这就叫做神妙。人们都知道陰陽已经生成的万物，却没有人知道它那无形无踪的生成过程，这就叫做天。只有圣人是不致力于了解天的。 自然的职能已经确立，天生的功绩已经成就，人的形体也就具备而精神也就产生了，爱好与厌恶、高兴与愤怒、悲哀与欢乐等蕴藏在人的形体和精神里面，这些叫做天生的情感。耳朵、眼睛、鼻子、嘴巴、身体，就其功能来说，它们各有自己的感受对象而不能互相替代，这些叫做天生的感官。心处于身体中部空虚的胸腔内，用来管理这五种感官，这叫做天生的主宰。人类能够控制安排好与自己不是同类的万物，用它们来供养自己的同类，这叫做天然的供养。能使自己的同类顺从自己叫做福，使自己的同类反对自己叫做祸，这叫做天然的政治原则。搞昏了那天生的主宰，扰乱了那天生的感官，抛弃了那天然的供养，违反了那天然的政治原则，背离了那天生的情感，以致丧失了天生的功绩，这叫做大凶。圣人清醒自己那天生的主宰，管理好自己那天生的感官，完备那天然的供养，顺应那天然的政治原则，保养那天生的情感，从而成全了天生的功绩。像这样，就是明白了自己应该做的事了、明白了自己不应该做的事了，天地就能被利用而万物就能被操纵了，他的行动就能处处有条理，他的保养就能处处恰当，他的生命就能不受伤害，这就叫做了解了天。 所以最大的技巧在于有些事情不去做，最大的智慧在于有些事情不去考虑。对于上天所要了解的，不过是它所显现的天象中那些可以测定气候变化的天文资料罢了；对于大地所要了解的，不过是它所显现的适宜条件中那些可以便利种植庄稼的地文资料罢了；对于四季所要了解的，不过是它们所显现的规律中可以安排农业生产的节气罢了；对于陰陽所要了解的，不过是它们所显现的和气中可以治理事物的因素罢了。圣人任用别人来掌握这些自然现象而自己所做的只是去掌握治理国家的原则。 社会的安定或混乱，是由上天决定的吗？回答说：太陽月亮、行星恒星、祥瑞的历书，这在禹与桀是相同的；禹使天下安定，桀使天下混乱；可见社会的安定或混乱并不是由上天决定的。那么，是季节造成的吗？回答说：庄稼在春季、夏季纷纷发芽、茂盛地生长，在秋季、冬季积蓄、收藏，这在禹与桀又是相同的；禹使天下安定，桀使天下混乱；可见社会的安定或混乱并不是季节造成的。那么，是大地造成的吗？回答说：庄稼得到了大地就生长，失去了大地就死亡，这在禹与桀又是相同的；禹使天下安定，桀使天下混乱；可见社会的安定或混乱并不是大地造成的。《诗》云：“天生高大的岐山，太王使它大发展；太王已经造此都，文王使它长平安。”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上天并不因为人们厌恶寒冷就取消冬季，大地并不因为人们厌恶辽远就废除宽广，君子并不因为小人的叽里呱啦就中止行动。上天有经久不变的规律，大地有经久不变的法则，君子有经久不变的规矩。君子遵行那常规，而小人计较那功利。《诗》云：“礼义上我错误不犯，何必担忧人说长道短？”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楚王外出时随从的车子有上千辆，并不是因为他聪明；君子吃豆叶、喝白水，并不是因为他愚蠢；这种情况是时势命运的制约造成的。至于思想美好，德行敦厚，谋虑精明，生在今天而能知道古代，这些就是那取决于我们自己的事情了。所以，君子慎重地对待那些取决于自己的事情，而不去羡慕那些取决于上天的东西；小人丢下那些取决于自己的事情，而指望那些取决于上天的东西。君子慎重对待那些取决于自己的事情，而不去羡慕那些取决于上天的东西，因此天天进步；小人丢下那些取决于自己。的事情，而指望那些取决于上天的东西，因此天天退步。所以君子天天进步的原因与小人天天退步的原因，道理是一样的。君子、小人相差悬殊的原因，就在这里。 流星坠落、树木发响，国内的人都害怕，说：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没有什么啊。这是自然界的变异、陰陽二气的变化、事物中很少出现的现象啊。觉得它奇怪，是可以的；但害怕它，就错了。那太陽、月亮发生日食、月食，旋风暴雨不合时节地突然袭击，奇怪的星星偶然出现，这些现象没有哪个时代不曾有过。君主英明而政治清明，那么这些现象即使在同一时代都出现，也没有什么妨害；君主愚昧而政治黑暗，那么这些现象即使一样都没出现，也毫无裨益。那流星的坠落、树木的发响，这是自然界的变异、陰陽二气的变化、事物中很少出现的现象啊。觉得它奇怪，是可以的；但害怕它，就错了。 在已经出现的事情中，人事上的反常现象才是可怕的。粗放地耕种而伤害了庄稼，粗放地锄草而妨害了年成，政治险恶而失去了民心，田地荒芜而庄稼长不好，米价昂贵而百姓挨饿，道路上有饿死的人，这些叫做人事上的反常现象；政策法令不明确，采取措施不合时宜，具有根本意义的农业生产不加管理，发动劳役不顾农时，那么牛就会生出像马似的怪胎、马就会生出像牛似的怪胎，六畜就会出现怪异的现象，这些叫做人事上的反常现象；礼义不加整顿，内外没有分别，男女婬荡混乱，而父子互相猜疑，君臣离心离德，外寇内乱同时到来，这叫做人事上的反常现象。人事上的反常现象实产生于昏乱。上述这三类反常现象交错发生，就不会有安宁的国家了。这种人事上的反常现象解说起来道理很浅显，但它造成的灾难却很惨重。这是可怕的，但不值得奇怪。古代解释经文的书上说：“各种事物的怪现象，经书上不作解说。”没有用处的辩说，不是急需的明察，应该抛弃而不加研究。至于那君臣之间的道义，父子之间的相亲，夫妻之间的区别，那是应该每天切磋琢磨而不能丢掉的啊。 祭神求雨就下雨了，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没有什么，它就像不去祭神求雨而下雨一样。太陽、月亮发生了日食、月食就营救它们，天气干旱了就祭神求雨，占卜算卦然后决定大事，古人并不是认为这些做法能得到所祈求的东西，而只是用它们来文饰政事罢了。所以君子把这些活动看作为一种文饰，但老百姓却把它们看得神乎其神。把它们看作为一种文饰就吉利，把它们看得神乎其神就不吉利了。 在天上的东西没有什么比太陽、月亮更明亮的了，在地上的东西没有什么比水、火更明亮的了，在物品之中没有什么比珍珠、宝玉更明亮的了，在人类社会中没有什么比礼义更灿烂的了。太陽、月亮如果不高挂空中，那么它们的光辉就不显著；水、火如果不积聚，那么火的光辉、水的光泽就不大；珍珠，宝玉的光彩不显露于外，那么天子、诸侯就不会把它们当作宝贝，礼义不在国内施行，那么功业和名声就不会显著。所以人的命运在天，国家的命运在礼义。统治人民的君主，推崇礼义、尊重贤人，就能称王天下；注重法治、爱护人民，就能称霸诸侯，喜欢财利、多搞欺诈，就会危险；玩弄权术、坑人害人、陰暗险恶，那就会彻底灭亡了。 认为大自然伟大而思慕它，哪里及得上把它当作物资积蓄起来而控制它？顺从自然而颂扬它，哪里及得上掌握自然规律而利用它？盼望时令而等待它，哪里及得上因时制宜而使它为我所用？依靠万物的自然增殖，哪里及得上施展人的才能而使它们根据人的需要来变化？思慕万物而把它们当作与己无关的外物，哪里及得上管理好万物而不失去它们？希望了解万物产生的原因，哪里及得上占有那已经生成的万物？所以放弃了人的努力而寄希望于天，那就违背了万物的实际情况。 各代帝王都没有改变的东西，完全可以用来作为政治原则的常规惯例。国家有时衰微有时兴盛，但君主都凭这种常规惯例去应付它。治理好这种常规惯例，国家就不会混乱。如果不了解这种常规惯例，就不知道如何应付变化。这种常规惯例的主要内容从来没有消失过。社会的混乱，产生于这常规惯例的实施出了差错；社会安定，全在于这种常规惯例的实施十分周详。所以，政治原则中那些被一般人看作为好的东西，如果符合这种常规惯例，就可以依从；如果偏离了这种常规惯例，就不可以实行；如果违反了这种常规惯例，就会造成极大的迷惑。在水中跋涉的人用标志来表明深度，如果这种标志不明确，就会使人陷入深水淹死；治理民众的君主用标准来表明政治原则，如果这种标准不明确，就会造成混乱。礼制就是治理民众的标准。违反了礼制，就是昏暗的社会；昏暗的社会，就会大乱。所以，政治原则没有照不亮的地方，它对外对内都有不同的标准，对隐蔽之事或显露之事都有永久不变的规定，那么民众的陷阱就可以除去了。 万事万物只体现了自然规律的一部分，某一种事物只是万事万物的一部分，愚昧的人只认识了某一种事物的一个方面，就自以为知道了自然规律，实在是无知。慎子对在后服从的一面有所认识，但对在前引导的一面却毫无认识；老子对委曲忍让的一面有所认识，但对积极进取的一面却毫无认识；墨子对齐同平等的一面有所认识，但对等级差别的一面却毫无认识；宋子对寡欲的一面有所认识，但对多欲的一面却毫无认识。只在后服从而不在前引导，那么群众就没有继续前进的门径；只委曲忍让而不积极进取，那么高贵和卑贱就不会有分别；只有齐同平等而没有等级差别，那么政策法令就不能贯彻实施；只求寡欲而不见多欲，那么群众就不易被感化。《尚书》上说：“不要任凭个人的爱好，要遵循君主确定的正道；不要任凭个人的厌恶，要遵循君主确定的正路。”说的就是这个。 正论(+翻译) 【原文】 世俗之为说者曰：“主道利周。” 是不然。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仪也。彼将听唱而应，视仪而动；唱默 则民无应也，仪隐则下无动也；不应不动，则上下无以相有也。若是，则与无上同 也！不祥莫大焉。故上者、下之本也。上宣明，则下治辨矣；上端诚，则下愿悫矣； 上公正，则下易直矣。治辨则易一，愿悫则易使，易直则易知。易一则强，易使则 功，易知则明，是治之所由生也。上周密，则下疑玄矣；上幽险，则下渐诈矣；上 偏曲，则下比周矣。疑玄则难一，渐诈则难使，比周则难知。难一则不强，难使则 不功，难知则不明，是乱之所由作也。故主道利明不利幽，利宣不利周。故主道明 则下安，主道幽则下危。故下安则贵上，下危则贱上。故上易知，则下亲上矣；上 难知，则下畏上矣。下亲上则上安，下畏上则上危。故主道莫恶乎难知，莫危乎使 下畏己。传曰：“恶之者众则危。”书曰：“克明明德。”诗曰：“明明在下。” 故先王明之，岂特玄之耳哉！ 世俗之为说者曰：“桀纣有天下，汤武篡而夺之。” 是不然。以桀纣为常有天下之籍则然，亲有天下之籍则不然，天下谓在桀纣则 不然。古者天子千官，诸侯百官。以是千官也，令行于诸夏之国，谓之王。以是百 官也，令行于境内，国虽不安，不至于废易遂亡，谓之君。圣王之子也，有天下之 后也，埶籍之所在也，天下之宗室也，然而不材不中，内则百姓疾之，外则诸侯叛 之，近者境内不一，遥者诸侯不听，令不行于境内，甚者诸侯侵削之，攻伐之。若 是，则虽未亡，吾谓之无天下矣。圣王没，有埶籍者罢不足以县天下，天下无君； 诸侯有能德明威积，海内之民莫不愿得以为君师；然而暴国独侈，安能诛之，必不 伤害无罪之民，诛暴国之君，若诛独夫。若是，则可谓能用天下矣。能用天下之谓 王。汤武非取天下也，修其道，行其义，兴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归 之也。桀纣非去天下也，反禹汤之德，乱礼义之分，禽兽之行，积其凶，全其恶， 而天下去之也。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故桀纣无天下，汤武不弒君， 由此效之也。汤武者，民之父母也；桀纣者、民之怨贼也。今世俗之为说者，以桀 纣为君，而以汤武为弒，然则是诛民之父母，而师民之怨贼也，不祥莫大焉。以天 下之合为君，则天下未尝合于桀纣也。然则以汤武为弒，则天下未尝有说也，直堕 之耳。 故天子唯其人。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强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 至众也，非至明莫之能和。此三至者，非圣人莫之能尽。故非圣人莫之能王。圣人 备道全美者也，是县天下之权称也。桀纣者、其志虑至险也，其志意至闇也，其行 为至乱也；亲者疏之，贤者贱之，生民怨之。禹汤之后也，而不得一人之与；刳比 干，囚箕子，身死国亡，为天下之大僇，后世之言恶者必稽焉，是不容妻子之数也。 故至贤畴四海，汤武是也；至罢不能容妻子，桀纣是也。今世俗之为说者，以桀纣 为有天下，而臣汤武，岂不过甚矣哉！譬之，是犹伛巫跛匡大自以为有知也。 故可以有夺人国，不可以有夺人天下；可以有窃国，不可以有窃天下也。可以 夺之者可以有国，而不可以有天下；窃可以得国，而不可以得天下。是何也？曰： 国、小具也，可以小人有也，可以小道得也，可以小力持也；天下者、大具也，不 可以小人有也，不可以小道得也，不可以小力持也。国者、小人可以有之，然而未 必不亡也；天下者，至大也，非圣人莫之能有也。 世俗之为说者曰：“治古无肉刑，而有象刑：墨黥，慅婴，共、艾毕，剕、枲 屦，杀、赭衣而不纯。治古如是。” 是不然。以为治邪？则人固莫触罪，非独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以为人或 触罪矣，而直轻其刑，然则是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轻，庸人 不知恶矣，乱莫大焉。凡刑人之本，禁暴恶恶，且惩其未也。杀人者不死，而伤人 者不刑，是谓惠暴而宽贼也，非恶恶也。故象刑殆非生于治古，并起于乱今也。 治古不然。凡爵列、官职、赏庆、刑罚，皆报也，以类相从者也。一物失称， 乱之端也。夫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当功，罚不当罪，不祥莫大焉。昔者武王 伐有商，诛纣，断其首，县之赤旆。夫征暴诛悍，治之盛也。杀人者死，伤人者刑， 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 刑称罪，则治；不称罪，则乱。故治则刑重，乱则刑轻，犯治之罪固重，犯乱 之罪固轻也。书曰：“刑罚世轻世重。”此之谓也。 世俗之为说者曰：“汤武不善禁令。”曰：“是何也？”曰：“楚越不受制。” 是不然。汤武者、至天下之善禁令者也。汤居亳，武王居鄗，皆百里之地也， 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振动从服以化顺之，曷为楚越独不受制也！ 彼王者之制也，视形埶而制械用，称远迩而等贡献，岂必齐哉！故鲁人以榶， 卫人用柯，齐人用一革，土地刑制不同者，械用、备饰不可不异也。故诸夏之国同 服同仪，蛮、夷、戎、狄之国同服不同制。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 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终王。日祭、 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夫是之谓视形埶而制械用，称远近而等贡献；是王者之 制也。 彼楚越者，且时享、岁贡，终王之属也，必齐之日祭月祀之属，然后曰受制邪？ 是规磨之说也。沟中之瘠也，则未足与及王者之制也。语曰：“浅不足与测深，愚 不足与谋智，坎井之蛙，不可与语东海之乐。”此之谓也。 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擅让。” 是不然。天子者，埶位至尊，无敌于天下，夫有谁与让矣？道德纯备，智惠甚 明，南面而听天下，生民之属莫不震动从服以化顺之。天下无隐士，无遗善，同焉 者是也，异焉者非也。夫有恶擅天下矣。 曰：“死而擅之。” 是又不然。圣王在上，决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民载其事而各得其宜。 不能以义制利，不能以伪饰性，则兼以为民。圣王已没，天下无圣，则固莫足以擅 天下矣。天下有圣，而在后子者，则天下不离，朝不易位，国不更制，天下厌然， 与乡无以异也；以尧继尧，夫又何变之有矣！圣不在后子而在三公，则天下如归， 犹复而振之矣。天下厌然，与乡无以异也；以尧继尧，夫又何变之有矣！唯其徙朝 改制为难。故天子生则天下一隆，致顺而治，论德而定次，死则能任天下者必有之 矣。夫礼义之分尽矣，擅让恶用矣哉！ 曰：“老衰而擅。” 是又不然。血气筋力则有衰，若夫智虑取舍则无衰。 曰：“老者不堪其劳而休也。” 是又畏事者之议也。天子者埶至重而形至佚，心至愉而志无所诎，而形不为劳， 尊无上矣。衣被则服五采，杂间色，重文绣，加饰之以珠玉；食饮则重大牢而备珍 怪，期臭味，曼而馈，伐皋而食，雍而彻乎五祀，执荐者百余人，侍西房；居则设 张容，负依而坐，诸侯趋走乎堂下；出户而巫觋有事，出门而宗祝有事，乘大路趋 越席以养安，侧载睪芷以养鼻，前有错衡以养目，和鸾之声，步中武象，趋中韶护 以养耳，三公奉軶、持纳，诸侯持轮、挟舆、先马，大侯编后，大夫次之，小侯元 士次之，庶士介而夹道，庶人隐窜，莫敢视望。居如大神，动如天帝。持老养衰， 犹有善于是者与？不老者、休也，休犹有安乐恬愉如是者乎？故曰：诸侯有老，天 子无老。 有擅国，无擅天下，古今一也。夫曰尧舜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 之说也，不知逆顺之理，小大、至不至之变者也，未可与及天下之大理者也。 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不能教化。”是何也？曰：“朱象不化。” 是不然也：尧舜至天下之善教化者也。南面而听天下，生民之属莫不振动从服 以化顺之。然而朱象独不化，是非尧舜之过，朱象之罪也。尧舜者、天下之英也； 朱象者、天下之嵬，一时之琐也。今世俗之为说者，不怪朱象，而非尧舜，岂不过 甚矣哉！夫是之谓嵬说。羿蜂门者、天下之善射者也，不能以拨弓曲矢中微；王梁 造父者、天下之善驭者也，不能以辟马毁舆致远。尧舜者、天下之善教化者也，不 能使嵬琐化。何世而无嵬？何时而无琐？自太皞燧人莫不有也。故作者不祥，学者 受其殃，非者有庆。诗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职竞由人。”此之 谓也。 世俗之为说者曰：“太古薄背，棺厚三寸，衣衾三领，葬田不妨田，故不掘也； 乱今厚葬饰棺，故抇也。” 是不及知治道，而不察于抇不抇者之所言也。凡人之盗也，必以有为，不以备 不足，则以重有余也。而圣王之生民也，皆使富厚优犹知足，而不得以有余过度。 故盗不窃，贼不刺，狗豕吐菽粟，而农贾皆能以货财让。风俗之美，男女自不取于 涂，而百姓羞拾遗。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盗其先变乎！”虽珠玉满体，文绣充 棺，黄金充椁，加之以丹矸，重之以曾青，犀象以为树，琅玕、龙兹、华觐以为实， 人犹莫之抇也。是何故也？则求利之诡缓，而犯分之羞大也。 夫乱今然后反是。上以无法使，下以无度行；知者不得虑，能者不得治，贤者 不得使。若是，则上失天性，下失地利，中失人和。故百事废，财物诎，而祸乱起。 王公则病不足于上，庶人则冻餧羸瘠于下。于是焉桀纣群居，而盗贼击夺以危上矣。 安禽兽行，虎狼贪，故脯巨人而炙婴儿矣。若是则有何尤抇人之墓，抉人之口而求 利矣哉！虽此裸而薶之，犹且必抇也，安得葬薶哉！彼乃将食其肉而龁其骨也。 夫曰：太古薄背，故不抇也；乱今厚葬，故抇也。是特奸人之误于乱说，以欺 愚者而淖陷之，以偷取利焉。夫是之谓大奸。传曰：“危人而自安，害人而自利。” 此之谓也。 子宋子曰：“明见侮之不辱，使人不斗。人皆以见侮为辱，故斗于也；知见侮 之为不辱，则不斗矣。” 应之曰：然则以人之情为不恶侮乎？ 曰：“恶而不辱也。” 曰：若是，则必不得所求焉。凡人之斗也，必以其恶之为说，非以其辱之为故 也。今俳优、侏儒、狎徒詈侮而不斗者，是岂钜知见侮之为不辱哉。然而不斗者， 不恶故也。今人或入其央渎，窃其猪彘，则援剑戟而逐之，不避死伤。是岂以丧猪 为辱也哉！然而不惮斗者，恶之故也。虽以见侮为辱也，不恶则不斗；虽知见侮为 不辱，恶之则必斗。然则斗与不斗邪，亡于辱之与不辱也，乃在于恶之与不恶也。 夫今子宋子不能解人之恶侮，而务说人以勿辱也，岂不过甚矣哉！金舌弊口，犹将 无益也。不知其无益，则不知；知其无益也，直以欺人，则不仁。不仁不知，辱莫 大焉。将以为有益于人，则与无益于人也，则得大辱而退耳！说莫病是矣。 子宋子曰：“见侮不辱。” 应之曰：凡议必先立隆正，然后可也。无隆正则是非不分，而辨讼不决，故所 闻曰：“天下之大隆，是非之封界，分职名象之所起，王制是也。”故凡言议期命 是非，以圣王为师。而圣王之分，荣辱是也。 是有两端矣。有义荣者，有埶荣者；有义辱者，有埶辱者。志意修，德行厚， 知虑明，是荣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谓义荣。爵列尊，贡禄厚，形埶胜，上为天子 诸侯，下为卿相士大夫，是荣之从外至者也，夫是之谓埶荣。流婬污僈，犯分乱理， 骄暴贪利，是辱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谓义辱。詈侮捽搏，捶笞膑脚，斩断枯磔， 借靡后缚，是辱之由外至者也，夫是之谓埶辱。是荣辱之两端也。 故君子可以有埶辱，而不可以有义辱；小人可以有埶荣，而不可以有义荣。有 埶辱无害为尧，有埶荣无害为桀。义荣埶荣，唯君子然后兼有之；义辱埶辱，唯小 人然后兼有之。是荣辱之分也。圣王以为法，士大夫以为道，官人以为守，百姓以 成俗，万世不能易也。 今子宋子则不然，独诎容为己，虑一朝而改之，说必不行矣。譬之，是犹以砖 涂塞江海也，以焦侥而戴太山也，蹎跌碎折，不待顷矣。二三子之善于子宋子者， 殆不若止之，将恐得伤其体也。 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为欲多，是过也。”故率其群徒， 辨其谈说，明其譬称，将使人知情之欲寡也。 应之曰：然则亦以人之情为目不欲綦色，耳不欲綦声，口不欲綦味，鼻不欲綦 臭，形不欲綦佚－－此五綦者，亦以人之情为不欲乎？ 曰：“人之情，欲是已。” 曰：若是，则说必不行矣。以人之情为欲，此五綦者而不欲多，譬之，是犹以 人之情为欲富贵而不欲货也，好美而恶西施也。古之人为之不然。以人之情为欲多 而不欲寡，故赏以富厚而罚以杀损也。是百王之所同也。故上贤禄天下，次贤禄一 国，下贤禄田邑，愿悫之民完衣食。今子宋子以是之情为欲寡而不欲多也，然则先 王以人之所不欲者赏，而以人之欲者罚邪？乱莫大焉。今子宋子严然而好说，聚人 徒，立师学，成文典，然而说不免于以至治为至乱也，岂不过甚矣哉！ 【翻译】 社会上那些庸俗的创立学说的人说：“君主的统治措施以周密隐蔽为有利。”这种说法不对。 君主，好比是民众的领唱；帝王，好比是臣下的标杆。那臣民们将听着领唱来应和，看着标杆来行动。领唱沉默，那么民众就无从应和；标杆隐蔽，那么臣下就无从行动。臣民不应和、不行动，那么君主和臣民就无法相亲善了。像这样，那就和没有君主一样，不吉利的事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所以君主，是臣民的根基。君主公开明朗，那么臣民就能治理好了；君主端正诚实，那么臣民就老实忠厚了；君主公正无私，那么臣民就坦荡正直了。臣民治理得好就容易统一，老实忠厚就容易役使，坦荡正直就容易了解。臣民容易统一，国家就会强盛；臣民容易役使，君主就能建立功业；臣民容易了解，君主就会明白清楚。这是安定得以产生的缘由。君主隐蔽不露，那么臣民就疑惑迷乱了；君主陰暗险恶，那么臣民就虚伪欺诈了；君主偏私不公正，那么臣民就紧密勾结了。臣民疑惑迷乱就难以统一，虚伪欺诈就难以役使，紧密勾结就难以了解。臣民难以统一，那么国家就不会强盛；臣民难以役使，那么君主就不能建立功业；臣民难以了解，那么君主就不清楚。这是祸乱产生的根源。所以君主的统治措施以明朗为有利而以陰暗为不利，以公开为有利而以隐蔽为不利。君主的统治措施公开明朗，那么臣民就安逸；君主的统治措施陰暗不明，那么臣民就危险。臣民安逸，就会尊重君主；臣民危险，就会鄙视君主。君主的措施容易被了解，那么臣民就亲爱君主了；君主的措施难以被了解，那么臣民就害怕君主了。臣民亲爱君主，那么君主就安逸；臣民害怕君主，那么君主就危险。所以君主的统治措施没有比难以被了解更坏的了，没有比使臣民害怕自己更危险的了。古书上说：“憎恨他的人众多，他就危险了。”《尚书》说：“能够彰明贤明的德行。”《诗》云：“彰明美德在天下。”古代的圣王也彰明自己，难道只是使自己幽深难知就算了吗？ 社会上那些庸俗的创立学说的人说：“夏桀、商纣拥有天下，商汤、周武王把它篡夺了。”这种说法不对。认为夏桀、商纣曾经有过统治天下的势位，那是对的；认为他们亲自占有过统治天下的势位，那就不对了；以为天下都掌握在夏桀、商纣手中，那也是不对的。 古代天子有上千个官吏，诸侯有上百个官吏。依靠这上千个官吏，政令能推行到中原各诸侯国，就可称作为统治天下的帝王；依靠这上百个官吏，政令能推行到国境之内，国家即使不安定，还不致于被废黜撤换垮台灭亡，就可称作为诸侯国的国君。圣明帝王的子孙，是拥有天下的后代，是权势的占有者，是天下人所尊崇的帝王之家，但是如果没有才能又不公正，内则百姓怨恨他，外则诸侯背叛他，近处是境内不统一，远处是诸侯不听从，政令不能在境内实行，甚而至于诸侯侵略分割他，攻打讨伐他；像这样，那么他即使还没有灭亡，我也要说他已经失去天下了。 圣明的帝王死了，那些拥有权势的后代没有德才，不能够用来掌握天下，天下等于没有了君主。诸侯中如果有人能够德行贤明威信崇高，那么天下的人民就无不愿意得到他让他做自己的君长；然而暴君统治的国家偏偏奢侈放纵，怎么能杀掉暴君呢，一定不伤害没有罪过的民众，那么杀掉暴虐之国的君主就像杀掉一个孤独无依的人一样。像这样，就可以说是能够使用天下人民了。能够使用天下人民的就叫做帝王。 商汤、周武王并不是夺取天下，而是遵行那正确的政治原则，奉行那合宜的道义，兴办天下人的共同福利，除去天下人的共同祸害，因而天下人归顺他们。夏桀、商纣并不是丢了天下，而是违背了夏禹、商汤的德行，扰乱了礼义的名分，干出了禽兽般的行为，不断行凶，无恶不作，因而天下人抛弃了他们。天下人归顺他就叫做称王，天下人抛弃他就叫做灭亡。所以夏桀、商纣王并没有拥有天下，而商汤、周武王并没有杀掉君主，从这个角度就能证明它。商汤、周武王，是人民的父母；夏桀、商纣王，是人民的仇敌。现在社会上那些庸俗的创立学说的人，把夏桀、商纣王当作君主，而认为商汤、周武王是杀君，这样的话，那就是在谴责人民的父母，而把人民的仇敌当作君长，不吉利的事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如果认为天下归附的人才是君主，那么天下人从来没有归附过夏桀、商纣王，这样的话，那么认为商汤、周武王是杀君，就是天下人从来没有过的说法了，这只不过是在毁谤他们罢了！ 所以天子一定要有理想的人选来担任。治理天下，那任务是极其繁重的，不是最强劲有力的人是不能够担负它的；那范围是极其广大的，不是最明辨的人是不能够分辨它的；那人民是极其众多的，不是最英明的人是不能够协调他们的。这三个最，不是圣人没有谁能具备，所以不是圣人就没有谁能称王天下。圣人，是道德完备、十全十美的人，他就像挂在天下的一杆秤。 夏桀、商纣王，他们的谋虑极其险恶，他们的思想极其愚昧，他们的行为极其昏乱。亲近的人疏远他们，贤能的人鄙视他们，人民怨恨他们，他们虽然是夏禹、商汤的后代却得不到一个人的帮助。商纣王将比干剖腹挖心，囚禁箕子，结果自身被杀、国家灭亡，成为天下最可耻的人，后世说到坏人，就一定要拿他作例证。这就是他们不能保住妻子儿女的道理。所以极有德才的人能囊括天下，商汤、周武王就是；极无德才的人不能庇护妻子儿女，夏桀、商纣就是。现在社会上那些庸俗的创立学说的人，认为夏桀、商纣王拥有了天下而把商汤、周武王作为他们的臣子，难道不是错得很厉害了吗？拿它打个比方，这就好像是驼背的巫婆、瘸了腿的残疾人狂妄地自以为有见解一样。 所以可以有夺取别人国家的事，却不可能有夺取别人天下的事；可以有窃取国家政权的事，却不可能有窃取天下统治权的事。夺取政权的人可能拥有一个国家，却不可能拥有整个天下；窃取政权可以得到一个国家，却不可能得到整个天下。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国家是个小器具，可以让德才低劣的小人占有，可以依靠歪门邪道来取得，可以凭借较小的力量来维持；天下是个大器具，不可能让德才低劣的小人占有，不可能依靠歪门邪道来取得，不可能凭借较小的力量来维护。国家，小人可以拥有它，但是不一定就不灭亡；天下，是极其庞大的，不是圣人没有谁能占有它。 社会上那些庸俗的创立学说的人说：“治理得很好的古代社会没有肉刑，而只有象征性的刑罚。用黑墨画脸来代替脸上刺字的黥刑；割鼻子的劓刑，用系上草制的帽带来代替；yan割生殖器的宫刑，用割去衣服前的蔽膝来代替；砍掉脚的剕刑，用穿麻鞋来代替；杀头的死刑，用穿上红褐色的衣服而不做衣领来代替。治理得很好的古代社会就像这样。”这种说法不对。 以为当时已经治理好了么？那么当时的人根本就没有谁再会犯罪了，那就不但用不着肉刑，而且也用不着象征性的刑罚了。以为当时的人有的还是犯罪了而只是减轻他们的刑罚么？这样的话，那就是杀人的不会被处死，伤人的不会被惩罚。罪行极重而刑罚极轻，平常人就不知道憎恨犯罪了，祸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大凡惩罚人的根本目的，是禁止暴行、反对作恶，而且防范那未来。杀人的不被处死，而伤害人的不受刑罚，这叫做优惠暴徒而宽恕强盗，不是反对作恶。所以象征性的刑罚恐怕并非产生于治理得很好的古代，而都是产生于混乱的现代。治理得好的古代并不是这样的。凡是爵位、官职、奖赏、刑罚都是一种回报，与行为的类别相应的。一件事情赏罚失当，那就是祸乱的开端。德行和地位不相称，能力和官职不相称，奖赏和功劳不相当，刑罚和罪过不相当，不吉利的事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从前周武王讨伐商王朝，惩罚商纣王，砍下了他的头，把它挂在大红旗的飘带上。这征伐暴君惩治元凶，是政治上的丰功伟绩。杀人的被处死，伤人的被惩罚，这是历代帝王所相同的，没有人知道它是从什么时代传下来的。刑罚和罪行相当，社会才能治理好；刑罚和罪行不相当，社会就会混乱。所以社会治理得好，刑罚就重；社会混乱，刑罚才轻。因为在治理得好的时代犯的罪，本来就重；在混乱的时代犯的罪，本来就轻。《尚书》上说：“刑罚有的时代轻、有的时代重。”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社会上那些庸俗的创立学说的人说：“商汤、周武王不能实施禁令。”这种说法的根据是什么呢？他们说：“因为楚国、越国不受他们的制约。”这种说法不对。 商汤、周武王，是普天下最善于实施禁令的人。商汤居住在亳邑，周武王居住在鄗京，都不过是方圆百里的地方，但天下被他们统一了，诸侯做了他们的臣子，凡交通能到达的地方，人们无不惊恐颤动听从归服以至于被感化而依顺他们，为什么楚国、越国偏偏不受他们的制约呢？那些王者的制度，根据各地的情形来制造器械用具，衡量远近来规定进贡的等级差别，哪里一定要整齐划一呢？所以鲁国人用碗，卫国人用盂，齐国人用整块皮制作的器皿。土地环境风俗习惯不同的地方，器械用具设备服饰不能不有差别。所以中原各国同样服事天子而礼节规范相同。南蛮、东夷、西戎、北狄等国家同样服事天子而习俗不同。天子直接管辖的领地内以交纳农作物来服事天子，天子直接管辖的地区外围以守候放哨来服事天子，再向外负责守望保卫的地区则以宾客的身份按时进贡来服事天子，南蛮、东夷等少数民族地区以接受约束来服事天子，西戎、北狄等少数民族地区以不固定的进贡来服事天子。以交纳农作物来服事天子的地区负责供给祭祀祖父、父亲的物品，以守候放哨来服事天子的地区负责供给祭祀曾祖、高祖的物品，以宾客身份按时进贡来服事天子的地区负责供给祭祀远祖、始祖的物品，以接受约束来服事天子的地区负责供给祭祀天神的物品，以不固定的进贡来服事天子的地区要承认天子的统治地位。每天要祭祀一次祖父、父亲，每个月要祭祀一次曾祖、高祖，每个季度要祭祀一次远祖、始祖，每年要祭祀一次天神，每一代天子死了就要朝见一次即位的新天子以承认他的统治地位。这就是所谓的根据各地的情形来制造器械用具，衡量远近来规定进贡的等级差别，这就是王者的制度。那楚国、越国，不过是进贡每季祭祀、每年祭祀的祭品以及一代天子死了以后要来承认新天子一类的国家，难道一定要使他们与那些供给每天祭祀、每月祭祀的祭品一类的国家一样，然后才说他们“受制约”了吗？这是有差错的说法啊。这种人真像山沟中的僵尸，不值得和他谈及圣王的制度。俗话说：“浅陋的人不值得和他测度深刻的事，愚蠢的人不值得和他商量智巧的事，废井中的青蛙不能和它谈论东海中的乐趣。”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社会上那些庸俗的创立学说的人说：“尧、舜把王位禅让给别人。”这种说法不对。 天子权势地位至高无上，在天下无与伦比，他又和谁推让呢？尧、舜道德美好完备，智慧非常发达，朝南坐着治理天下，所有的民众，都惊恐颤动听从归服以至于被感化而依顺他们，天下没有被埋没的人才，没有被遗忘的好人好事，和尧、舜相同的言行才是正确的，和他们不同的言行就是错误的，他们又为什么要把天下让掉呢？ 有人说：“是等他们死了以后再把王位禅让给别人的。”这又不对。 圣明的帝王处在君位上，考虑德行来确定等级，衡量才能来授予官职，使人们全部能担负起自己的职事而各人又都能得到适宜的安排；如果不能用道义来制约私利，不能通过人为的努力来改造本性，那就统统让他们当老百姓。圣明的帝王已经死了，天下如果没有圣人，那么根本就没有人能够接受禅让了。天下如果有圣人而又出在圣明帝王的后代之中，那么天下人就不会离心离德，朝廷上就不会改变各人的官位，国家也不会改变制度，天下就安安稳稳地和过去没有什么不同；这是用尧一样的圣王来继承尧，那又会有什么改变呢？如果圣人不出在圣明帝王的后代子孙之中而出在辅佐大臣之中，那么天下人随从归附他，就像恢复国家而振兴它一样了，天下也会安安稳稳地和过去没有什么不同；这是用尧一样的圣王来继承尧，那又会有什么改变呢？只有那改朝换代、变更制度才是困难的。所以圣明的天子活着，那么天下人就专一地尊崇他，极其顺从而有秩序，评定德行来确定各自的等级位次；圣明的天子死了，那么能够担负起治理天下重任的继承人，一定会有的。礼义的名分全部落实了，哪里还用得着禅让呢？ 有人说：“是他们年老体衰才把王位禅让给别人的。”这又不对。 人的血脉气色筋骨体力倒是有衰退的，至于那智慧、思考能力、判断抉择能力却是不会衰退的。 有人说：“年老的人不能忍受那劳累才退下来休息的。”这又是怕做事者的议论。 天子权势极大而身体极安逸，心情极愉快而志向没有不能实现的，所以身体不会因为当了天子而劳累，而他的尊贵则是至高无上的了。穿着嘛，便是穿五色的上衣，再配上杂色的下衣，加上有花纹的刺绣，再用珠玉加以装饰。吃喝嘛，便是牛、羊、猪齐全的宴会一个连一个，珍贵奇异的佳肴样样具备，各种香气美味应有尽有，在音乐声中送上食物，在击鼓声中进餐，奏起《雍》曲而把宴席撤回到灶上祭祀灶神，端菜的人有上百个侍候在西厢房。呆在天子的位置上听政，就设置了帷帐和小屏风，背靠大屏风而坐，诸侯在堂下有礼貌地奔走前来朝见。要出宫门，巫觋就有事情了，要出王城大门，大宗伯、大祝就有事情了；坐上宽阔的大车、踩着柔软的蒲席来保持身体的安稳，旁边放置湖岸上生长的香草来调养鼻子，车前有画着交错花纹的横木来调养眼睛，车铃的声音在车子慢行时合乎《武》《象》的节奏、在车子奔驰时合乎《韶》《护》的节奏来调养耳朵，三公扶着车轭、握着缰绳，诸侯有的扶着车轮、有的护在车厢两侧、有的在马前引路，大国诸侯排列在车后，大夫跟在他们的后面，小国诸侯与天子的高级文官再跟在大夫的后面，士兵们穿着铠甲而在道路两旁警卫，百姓们隐藏躲避而没有人敢观望。天子坐着像大神一样尊严，行动像天帝一样自如，扶持老年的生活、保养衰退的身体，还有比这更好的吗？老年人要休息，那休息还有像这样安定快乐宁静愉悦的吗？所以说：诸侯有告老退休的，天子没有告老退休的；有诸侯传让国家的，没有天子禅让天下的。这是古今都一样的。 所谓“尧、舜把王位禅让给别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假话，是知识肤浅者的传闻，是孤陋寡闻者的胡说。他们是一些不懂得是否违背世道人情的道理，不懂得国家与天下、至高无上与不至高无上之间的不同的人，是一些还不能和他们谈论天下的大道理的人啊。 社会上那些庸俗的创立学说的人说：“尧、舜不能教育、感化人。”这种说法的根据是什么呢？他们说：“因为丹朱、象都没有被感化。”这种说法不对。 尧、舜，是普天下最善于进行教育感化的人，他们朝南坐着治理天下，所有的民众无不惊恐颤动听从归服以至于被感化而依顺他们。然而唯独丹朱、象不能被感化，这不是尧、舜的过错，而是丹朱、象的罪过。尧、舜是天下的英杰，丹朱、象是天下的怪物、一代的庸人。现在社会上那些庸俗的创立学说的人，不责怪丹朱、象而非议尧、舜，岂不是错得很厉害了吗？这叫做奇谈怪论。羿、逢蒙，是天下善于射箭的人，但不能用别扭的弓和弯曲的箭去射中微小的目标；王良、造父，是天下善于驾驭马车的人，但不能依靠瘸腿的马和坏车子到达远方的目的地；尧、舜，是天下善于进行教育感化的人，但不能使怪僻鄙陋的人转化。哪个社会没有怪僻的人？哪个时代没有鄙陋的人？从太皞氏、燧人氏以来没有什么时代没有过。所以那些创立学说的人不善，学习的人就受到了他们的毒害，非难他们的人才有幸福。《诗》云：“民众的灾难与不幸，并非从天来降临；当面唠叨背后恨，主要作祟在于人。”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社会上那些庸俗的创立学说的人说：“远古时代葬礼节俭，棺材板只有三寸厚，衣服只有三套，被子只有三条，埋在田底下而不妨碍种田，所以不会被挖掘。混乱的今天葬礼奢侈，用珍宝来装饰棺材，所以会被盗挖。”这是对治国的道理还没有达到通晓的程度而对盗墓不盗墓的原因又不清楚的人所说的话。 大凡人们的盗窃，一定是有原因的，不是为了使自己不足的东西能齐备，就是为了使自己绰绰有余的东西进一步富余。而圣明的帝王养育民众，使他们都富足宽裕而懂得满足，不可以有多余的财物，不可以超过规定的标准。所以窃贼不会来偷窃，强盗不会杀人抢劫，狗猪会不吃粮食，而农夫商人都能把财物让给别人；风俗是那样的美好，男女自然不在路上相会，而百姓都以拾取别人遗失的东西为羞耻。所以孔子说：“社会政治清明，盗贼大概会首先转变吧！”像这样，即使珍珠宝玉挂满了尸体，绣有彩色花纹的丝织品塞满了内棺，黄金塞满了外棺，用朱砂涂刷它，用曾青粉饰它，在墓穴中用犀牛角和象牙雕刻成树，用琅玕、龙兹、华觐做成树上的果实，人们仍将没有去盗挖它的。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人们求取私利的诡诈之心松懈了，而违犯道义的羞耻感增强了。 混乱的今天这才与古代相反。君主不根据法度役使人民，臣民不根据法度去办事，有才智的人不能去谋划国家大事，有能力的人不能去治理国家，有德行的人不能在位役使人。像这样，那么上面就会错失农时，下面就会丧失土地所产生的利益，中间就会失掉人民的同心合力；所以各种事情被废弃，财物紧缺，而祸乱也就产生了。天子诸侯在上面忧虑财物不足，老百姓则在下面受冻挨饿疲弱消瘦；于是桀、纣似的暴君成群地占据在各国的君位上，而盗贼也就打家劫舍以至于危害到他们的君主了。于是像禽兽一样横行，像虎狼一样贪婪，所以也就把大人做成肉干来吃而把婴儿做成烤肉来吃了。像这样，那么又为什么要指责盗掘死人的坟墓、挖死人的嘴巴来求取利益的行为呢？像这样，即使是赤身裸体来埋葬死人，也一定会被挖掘的，哪能埋葬呢？因为他们将会吃死人的肉而啃死人的骨头。所谓“远古时代葬礼节俭，所以不会被挖掘；混乱的今天葬礼奢侈，所以会被盗挖”，这只是奸邪的人被谬论所迷惑了，却又用它来欺骗愚蠢的人而坑害他们，以便从中苟且捞取好处，这叫做最大的奸邪。古书上说：“使别人危险以便使自己安全，使别人受害以便使自己得利。”说的就是这种人。 宋钘先生说：“宣明了被人侮辱而不以为耻辱，就能使人们不争斗。人们都把被侮辱当作为耻辱，所以会争斗；如果懂得了被侮辱算不上是一种耻辱，就不会争斗了。” 回复他说：“这样的话，那么先生也以为人之常情是不憎恶被人侮辱的吗？” 他说：“虽然憎恶被人侮辱，但并不把被侮辱当作是耻辱。”回复他说：“像这样，那就一定达不到先生所追求的目标了。大凡人们的争斗，一定是把自己憎恶受侮辱当作辩解，而不是把自己感到耻辱作为理由。现在那些滑稽演员和唱戏的优伶、供人取乐的矮子、被人戏弄的奴仆，受到辱骂欺侮却不争斗，这哪里是因为他们懂得了被人侮辱算不上是一种耻辱的道理呢？然而他们不争斗，是因为他们不憎恶被人侮辱的缘故啊。现在如果有人进入人家的沟中，偷了人家的猪，那么失主就会拿起剑戟去追赶窃贼，甚至不避死伤，这哪里是因为他把丢失猪看作为耻辱呢？然而他不怕争斗，是因为憎恶窃贼啊。所以，即使把被侮辱看作为一种耻辱，但如果不憎恶它，就不会争斗；即使懂得了被侮辱算不上是一种耻辱的道理，但如果憎恶它，就一定会争斗。这样看来，争斗不争斗，不在于感到耻辱还是不感到耻辱，而在于憎恶还是不憎恶。现在宋先生不能消除人们对被人侮辱的憎恶，而致力于劝说人们别把受侮辱看作为耻辱，岂不是错得很厉害了吗？即使是能言善辩的铁嘴巴把嘴皮都磨破了，仍将毫无裨益。不懂得这种劝说毫无裨益，那就是不明智；知道它毫无裨益，却故意要用它来骗人，那就是不仁慈。不仁慈不明智，耻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要认为宋先生的说法有益于人吗？但全都无益于人，只落得个极大的耻辱而退场罢了！学说没有比这更糟的了。” 宋钘先生说：“被侮辱而不以为耻辱。” 回复他说：“凡是议论，一定要树立一个最高的准则才行，没有一个最高准则，那么是非就不能区分而争辩也无法解决。我过去听到的话说：‘天下最大最高的准则，判断是非的界线，分掌职务、名物制度的起源，就是古代圣王的制度。’所以，凡是发言立论或约定事物的名称，它们的是非标准都要以圣王作为榜样；而圣王的道德原则，是看重光荣耻辱的。这光荣耻辱各有两个方面，有道义方面的光荣，有势位方面的光荣，有道义方面的耻辱，有势位方面的耻辱，志向美好，德行淳厚，智虑精明，这是从内心产生出来的光荣，这叫做道义方面的光荣。爵位尊贵，贡品俸禄优厚，权势地位优越，高一点的做了天子诸侯，低一点的做了卿相士大夫，这是从外部得到的光荣，这叫做势位方面的光荣。行为放荡、丑恶，违犯道义、扰乱伦理，骄横凶暴、唯利是图，这是从内心产生出来的耻辱，这叫做道义方面的耻辱。受人责骂侮辱、被揪住头发挨打，受杖刑被鞭打、受膑刑被剔去膝盖骨，被砍头断手、五马分尸并弃市，被五花大绑、被反绑吊起，这是从外部得到的耻辱，这叫做势位方面的耻辱。这些就是光荣耻辱的两个方面。所以君子可能有势位方面的耻辱而不可能有道义方面的耻辱，小人可能有势位方面的光荣却不可能有道义方面的光荣。有势位方面的耻辱不妨碍他成为尧，有势位方面的光荣不妨碍他成为桀。道义方面的光荣、势位方面的光荣，只有君子才能同时拥有它们；道义方面的耻辱、势位方面的耻辱，只有小人才会同时占有它们。这就是光荣和耻辱方面的道理。圣王把它当作法度，士大夫把它当作原则，一般官吏把它当作守则，老百姓根据它形成习俗，这是千秋万代也不会改变的。 “现在宋先生却不是这样，他独自用委曲容忍来整饬自己，想一个早晨改变历来的道德原则，他的学说一定行不通。拿它打个比方，这就好像是用捏成团的泥巴去填塞江海，让三尺长的矮人去驮泰山，跌倒在地粉身碎骨也就用不着等待片刻了。诸位中与宋先生相好的，恐怕还不如去制止他，否则，将来恐怕会伤害自己身体的。” 宋钘先生说：“人的本性，要得很少，但现在的人却都认为自己的本性是想要很多，这是错误的。”所以他率领他的弟子们，把他的言论学说说得动听有理，把他的比喻称引说得明白清楚，想要使人们懂得人的本性是要求很少。 回复他说：“这样的话，那么先生也认为人的本性是眼睛不想看最美丽的颜色、耳朵不想听最悦耳的音乐、嘴巴不想吃最好的美味佳肴、鼻子不想闻最好的气味、身体不想追求最大的安逸？这五种极好的享受，先生也认为人们的本性是不想要的吗？” 他说：“人的本性，是想要这些享受的。” 回复他说：“如果这样，那么先生的说法就一定行不通了。认为人的本性是想要这五种极好的享受而又并不想要很多，拿它打个比方，这就好像认为人的本性是想富贵的但又不要钱财、是喜爱美色的但又讨厌西施一样。 “古代的人做事就不是这样。他们认为人的本性是想要多而不希望少，所以用财富来奖赏，用减少财富来处罚，这是各代帝王所相同的。所以上等的贤才以天下的税收作为俸禄，次一等的贤才以一国的税收作为俸禄，下等的贤才以封地内的税收作为俸禄，忠厚老实的百姓能保全穿的吃的。现在如果宋先生认为古代这些人的本性也是想要少而不想要多，那么古代的圣王是用人们所不想要的东西来奖赏而用人们想要的东西来处罚吗？混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现在宋先生一本正经地珍爱自己的学说，聚集门徒，建立了师生教学关系，写成了文章，但是他的学说不免把治理得最好的情况看成是最混乱的情况，岂不是错得很厉害了吗？” 礼论(+翻译) 【原文】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 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 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故礼者养也。刍豢稻梁，五味调香，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苾，所以养鼻也；雕 琢刻镂，黼黻文章，所以养目也；钟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养耳也；疏房檖貌， 越席床笫几筵，所以养体也。故礼者养也。 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别。曷谓别？曰：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 称者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养体也；侧载睪芷，所以养鼻也；前有错衡，所以 养目也；和鸾之声，步中武象，趋中韶护，所以养耳也；龙旗九斿，所以养信也； 寝兕持虎，蛟韅、丝末、弥龙，所以养威也；故大路之马必信至，教顺，然后乘之， 所以养安也。孰知夫出死要节之所以养生也！孰知夫出费用之所以养财也！孰知夫 恭敬辞让之所以养安也！孰知夫礼义文理之所以养情也！故人苟生之为见，若者必 死；苟利之为见，若者必害；苟怠惰偷懦之为安，若者必危；苟情说之为乐，若者 必灭。故人一之于礼义，则两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则两丧之矣。故儒者将使人两 得之者也，墨者将使人两丧之者也，是儒墨之分也。 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 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 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故王者天太祖，诸侯不敢坏，大夫士有常宗，所以别贵始；贵始得之本也。郊 止乎天子，而社止于诸侯，道及士大夫，所以别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大者巨， 宜小者小也。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国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 之地者事二世，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庙，所以别积厚，积厚者流泽广，积薄者流泽 狭也。 大飨，尚玄尊，俎生鱼，先大羹，贵食饮之本也。飨，尚玄尊而用酒醴，先黍 稷而饭稻粱。祭，齐大羹而饱庶羞，贵本而亲用也。贵本之谓文，亲用之谓理，两 者合而成文，以归大一，夫是之谓大隆。故尊之尚玄酒也，俎之尚生鱼也，豆之先 大羹也，一也。利爵之不醮也，成事之俎不尝也，三臭之不食也，一也。大昏之未 发齐也，太庙之未入尸也，始卒之未小敛也，一也。大路之素未集也，郊之麻絻也， 丧服之先散麻也，一也。三年之丧，哭之不反也，清庙之歌，一唱而三叹也，县一 钟，尚拊膈，朱弦而通越也，一也。 凡礼，始乎梲，成乎文，终乎悦校。故至备，情文俱尽；其次，情文代胜；其 下复情以归大一也。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 以昌，好恶以节，喜怒以当，以为下则顺，以为上则明，万变不乱，贰之则丧也。 礼岂不至矣哉！立隆以为极，而天下莫之能损益也。本末相顺，终始相应，至文以 有别，至察以有说，天下从之者治，不从者乱，从之者安，不从者危，从之者存， 不从者亡，小人不能测也。 礼之理诚深矣，“坚白”“同异”之察入焉而溺；其理诚大矣，擅作典制辟陋 之说入焉而丧；其理诚高矣，暴慢恣孳轻俗以为高之属入焉而队。故绳墨诚陈矣， 则不可欺以曲直；衡诚县矣，则不可欺以轻重；规矩诚设矣，则不可欺以方圆；君 子审于礼，则不可欺以诈伪。故绳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规矩者，方圆之至； 礼者，人道之极也。然而不法礼，不足礼，谓之无方之民；法礼，足礼，谓之有方 之士。礼之中焉能思索，谓之能虑；礼之中焉能勿易，谓之能固。能虑、能固，加 好者焉，斯圣人矣。故天者，高之极也；地者，下之极也；无穷者，广之极也；圣 人者，人道之极也。故学者，固学为圣人也，非特学无方之民也。 礼者，以财物为用，以贵贱为文，以多少为异，以隆杀为要。文理繁，情用省， 是礼之隆也。文理省，情用繁，是礼之杀也。文理情用相为内外表墨，并行而杂， 是礼之中流也。故君子上致其隆，下尽其杀，而中处其中。步骤驰骋厉鹜不外是矣。 是君子之坛宇宫廷也。人有是，士君子也；外是，民也；于是其中焉，方皇周挟， 曲得其次序，是圣人也。故厚者，礼之积也；大者，礼之广也；高者，礼之隆也； 明者，礼之尽也。诗曰：“礼仪卒度，笑语卒获。”此之谓也。 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 故君子敬始而慎终，终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礼义之文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 敬其有知，而慢其无知也，是奸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谷，犹 且羞之，而况以事其所隆亲乎！故死之为道也，一而不可得再复也，臣之所以致重 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亲，于是尽矣。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谓之野；送死不忠 厚，不敬文，谓之瘠。君子贱野而羞瘠，故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 士再重。然后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数，皆有翣菨文章之等，以敬饰之，使生死终始 若一；一足以为人愿，是先王之道，忠臣孝子之极也。天子之丧动四海，属诸侯； 诸侯之丧动通国，属大夫；大夫之丧动一国，属修士；修士之丧动一乡，属朋友； 庶人之丧合族党，动州里；刑余罪人之丧，不得合族党，独属妻子，棺椁三寸，衣 衾三领，不得饰棺，不得昼行，以昏殣，凡缘而往埋之，反无哭泣之节，无衰麻之 服，无亲疏月数之等，各反其平，各复其始，已葬埋，若无丧者而止，夫是之谓至 辱。 礼者，谨于吉凶不相厌者也。紸纩听息之时，则夫忠臣孝子亦知其闵矣，然而 殡敛之具，未有求也；垂涕恐惧，然而幸生之心未已，持生之事未辍也。卒矣，然 后作具之。故虽备家必踰日然后能殡，三日而成服。然后告远者出矣，备物者作矣。 故殡久不过七十日，速不损五十日。是何也？曰：远者可以至矣，百求可以得矣， 百事可以成矣；其忠至矣，其节大矣，其文备矣。然后月朝卜日，月夕卜宅，然后 葬也。当是时也，其义止，谁得行之？其义行，谁得止之？故三月之葬，其貌以生 设饰死者也，殆非直留死者以安生也，是致隆思慕之义也。 丧礼之凡，变而饰，动而远，久而平。故死之为道也，不饰则恶，恶则不哀； 尒则翫，翫则厌，厌则忘，忘则不敬。一朝而丧其严亲，而所以送葬之者，不哀不 敬，则嫌于禽兽矣，君子耻之。故变而饰，所以灭恶也；动而远，所以遂敬也；久 而平，所以优生也。 礼者、断长续短，损有余，益不足，达爱敬之文，而滋成行义之美者也。故文 饰、麤恶，声乐、哭泣，恬愉、忧戚；是反也；然而礼兼而用之，时举而代御。故 文饰、声乐、恬愉，所以持平奉吉也；麤恶、哭泣、忧戚，所以持险奉凶也。故其 立文饰也，不至于窕冶；其立麤恶也，不至于瘠弃；其立声乐、恬愉也，不至于流 婬、惰慢；其立哭泣、哀戚也，不至于隘慑伤生，是礼之中流也。 故情貌之变，足以别吉凶，明贵贱亲疏之节，期止矣。外是，奸也；虽难，君 子贱之。故量食而食之，量要而带之，相高以毁瘠，是奸人之道，非礼义之文也， 非孝子之情也，将以有为者也。故说豫、娩泽，忧戚、萃恶，是吉凶忧愉之情发于 颜色者也。歌谣、謷笑、哭泣、谛号，是吉凶忧愉之情发于声音者也。刍豢、稻梁、 酒醴，餰鬻、鱼肉、菽藿、酒浆，是吉凶忧愉之情发于食饮者也。卑絻、黼黻、文 织，资麤、衰绖、菲繐、菅屦，是吉凶忧愉之情发于衣服者也。疏房、檖貌、越席、 床笫、几筵，属茨、倚庐、席薪、枕块，是吉凶忧愉之情发于居处者也。两情者， 人生固有端焉。若夫断之继之，博之浅之，益之损之，类之尽之，盛之美之，使本 末终始，莫不顺比，足以为万世则，则是礼也。非顺孰修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 故曰：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 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成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故曰：天地合而万物 生，陰陽接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载人，不能 治人也；宇中万物生人之属，待圣人然后分也。诗曰：“怀柔百神，及河乔岳。” 此之谓也。 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终 始一也。始卒，沐浴、鬠体、饭唅，象生执也。不沐则濡栉三律而止，不浴则濡巾 三式而止。充耳而设瑱，饭以生稻，唅以槁骨，反生术矣。设亵衣，袭三称，缙绅 而无钩带矣。设掩面儇目，鬠而不冠笄矣。书其名，置于其重，则名不见而柩独明 矣。荐器：则冠有鍪而毋縰，瓮庑虚而不实，有簟席而无床笫，木器不成斲，陶器 不成物，薄器不成内，笙竽具而不和，琴瑟张而不均，舆藏而马反，告不用也。具 生器以适墓，象徙道也。略而不尽，貌而不功，趋舆而藏之，金革辔靷而不入，明 不用也。象徙道，又明不用也，是皆所以重哀也。故生器文而不功，明器貌而不用。 凡礼，事生，饰欢也；送死，饰哀也；祭祀，饰敬也；师旅，饰威也。是百王之所 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故圹垄、其貌象室屋也；棺椁、其貌象 版盖斯象拂也；无帾丝歶缕翣，其貌以象菲帷帱尉也。抗折，其貌以象槾茨番阏也。 故丧礼者，无他焉，明死生之义，送以哀敬，而终周藏也。故葬埋，敬藏其形也； 祭祀，敬事其神也；其铭诔系世，敬传其名也。事生，饰始也；送死，饰终也；终 始具，而孝子之事毕，圣人之道备矣。刻死而附生谓之墨，刻生而附死谓之惑，杀 生而送死谓之贼。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使死生终始莫不称宜而好善，是礼义之法式 也，儒者是矣。 三年之丧，何也？曰：称情而立文，因以饰群，别亲疏贵贱之节，而不可益损 也。故曰：无适不易之术也。创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迟，三年之丧，称情而立 文，所以为至痛极也。齐衰、苴杖、居庐、食粥、席薪、枕块，所以为至痛饰也。 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哀痛未尽，思慕未忘，然而礼以是断之者，岂不以送死 有已，复生有节也哉！凡生天地之间者，有血气之属必有知，有知之属莫不爱其类。 今夫大鸟兽则失亡其群匹，越月踰时，则必反铅；过故乡，则必徘徊焉，鸣号焉， 踯躅焉，踟蹰焉，然后能去之也。小者是燕爵，犹有啁焦之顷焉，然后能去之。故 有血气之属莫知于人，故人之于其亲也，至死无穷。将由夫愚陋婬邪之人与，则彼 朝死而夕忘之；然而纵之，则是曾鸟兽之不若也，彼安能相与群居而无乱乎！将由 夫修饰之君子与，则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若驷之过隙，然而遂之，则是无穷 也。故先王圣人安为之立中制节，一使足以成文理，则舍之矣。 然则何以分之？曰：至亲以期断。是何也？曰：天地则已易矣，四时则已无矣， 其在宇中者莫不更始矣，故先王案以此象之也。然则三年何也？曰：加隆焉，案使 倍之，故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案使不及也。故三年以为隆，缌麻、小功 以为杀，期、九月以为间。上取象于天，下取象于地，中取则于人，人所以群居和 一之理尽矣。故三年之丧，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谓至隆。是百王之所同也，古 今之所一也。 君之丧，所以取三年，何也？曰：君者、治辨之主也，文理之原也，情貌之尽 也，相率而致隆之，不亦可乎？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彼君子者，固有 为民父母之说焉。父能生之，不能养之；母能食之，不能教诲之；君者，已能食之 矣，又善教诲之者也。三年毕矣哉！乳母、饮食之者也，而三月；慈母、衣被之者 也，而九月；君曲备之者也，三年毕乎哉！得之则治，失之则乱，文之至也。得之 则安，失之则危，情之至也。两至者俱积焉，以三年事之，犹未足也，直无由进之 耳。故社，祭社也；稷、祭稷也；郊者，并百王于上天而祭祀之也。 三月之殡，何也？曰：大之也，重之也。所致隆也，所致亲也，将举措之，迁 徙之，离宫室而归丘陵也，先王恐其不文也，是以繇其期，足之日也。故天子七月， 诸侯五月，大夫三月，皆使其须足以容事，事足以容成，成足以容文，文足以容备， 曲容备物之谓道矣。 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愅诡唈僾而不能无时至焉。故人之欢欣和合之时，则 夫忠臣孝子亦愅诡而有所至矣。彼其所至者，甚大动也；案屈然已，则其于志意之 情者惆然不嗛，其于礼节者阙然不具。故先王案为之立文，尊尊亲亲之义至矣。故 曰：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爱敬之至矣，礼节文貌之盛矣，苟非圣人，莫之 能知也。圣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为人 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故钟鼓管磬，琴瑟竽笙，韶夏护武，汋桓箾简象，是 君子之所以为愅诡其所喜乐之文也。齐衰、苴杖、居庐、食粥、席薪、枕块，是君 子之所以为愅诡其所哀痛之文也。师旅有制，刑法有等，莫不称罪，是君子之所以 为愅诡其所敦恶之文也。卜筮视日、斋戒、修涂、几筵、馈荐、告祝，如或飨之。 物取而皆祭之，如或尝之。毋利举爵，主人有尊，如或觞之。宾出，主人拜送，反 易服，即位而哭，如或去之。哀夫！敬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状乎无形， 影然而成文。 【翻译】 礼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人生下来就有欲望，如果不能满足他的欲望，就会有所索求，如果索求无度，没有标准，就会发生争斗。有争斗就会产生混乱，混乱就会导致穷困。古代的圣王厌恶混乱，就制定礼仪，划分等级，节制人们的欲望，满足人们的要求，使人们的欲望不会因为物资的不足而得不到满足，而物资也不会因为满足人们的欲望而消耗殆尽，为了物资和欲望两者相互制约，保持长久的协调发展，这就是礼的起源。 所以礼，就是用来满足人们的欲望的。肉类和粮食，五味调和，这是满足人们生存需要的；各种香木、香料，是用来满足人门的嗅觉需要的；精美的器物和华丽的服装，是满足人们视觉的需要的；各种乐器奏出动听的音乐，是满足人们听觉的需要的；各式各样的房屋，这是满足人们身体的需要的。所以，礼是用来满足人们的欲望的。 君子需要各方面的给养，又要区别给养的差别。这种差别是什么呢？贵与贱有一定的等级，长幼的有一定的次序，贫与富、卑与尊各有相应的规定。所以，天子乘坐宽阔的大辂车，那蒲席，是用来舒适身体的；放置的各种香草，是满足嗅觉需要的；涂金的横木，是满足视觉需要的；那铃声，车子慢行时，合乎《武》、《象》的节奏，车子快行时，合乎《韶》、《护》的音律，这是满足听觉需要的；天子龙旗挂有九根飘带，是显示天子神气的；车轮上的卧犀、蹲虎，鲛鱼皮制做的马肚带，丝织的车帘，车耳上龙图，是显示天子威势的。所以，天子乘坐的大辂车的马匹必须是训练有素，而且一定要非常驯服，这是为了保护天子的安全。谁懂得那舍生以求名节的人正是用来保养生命的呢？谁懂得花费钱财正是为了保养钱财的呢？谁懂得恭敬谦让正是用来为了实现安定不乱的呢？谁懂得那礼义规范和仪式是用来培养情操的呢？所以，如果人们只看见生，这样的人就一定会死；如果只贪图私利，这样的人—定会遭到祸害；如果只是喜欢松懈懒惰，这样的人一定会有危险；如果只喜欢纵情享乐，这样的人一定会遭到灭亡。因此，如果人用礼义规范自身，那么，礼义与性情二者就能兼得。如果随性而为，那么两者都会丧失。所以，儒家可以使人两者兼得，而墨家则会使人两者兼失，这就是儒家和墨家的区别了。 礼有三个根本：天地是生存的根本；先祖是宗族的根本；君主是治国的根本。没有天地，人怎么生存？没有先祖，人从哪里来？没有君主，天下怎么太平？这三者缺少一个方面，天下就无法安宁。所以，礼上用来祭天，下用来祭地，尊崇先祖而推崇君主，这是礼的三个根本。 所以称王天下的君主把开国之君与天一起祭祀，诸侯不敢毁坏始祖的祀庙，士大夫有永恒的宗法，这是用来尊重各自宗族的始祖的。尊重始祖，是道德的根本。郊外祭天是天子的权限，社祭只有诸侯以上的才能奉行，祭祀路神则是向下延及到士和士大夫，这是用来区别尊贵卑贱的，只有尊贵的才能祭祀尊贵的，卑贱的只能祭祀睥贱的，应当大的就大，应当小的就小。所以拥有天下的君主祭祀七代祖先，诸侯可以祭祀五代祖先，拥有五十里封地的大夫可以祭祀三代的祖先，拥有三十里封地的士可以祭祀两代的祖先，靠双手维持生活的普通百姓不能建立祖庙祭祀祖先。这是为了区别功绩大的，他流传给后人的恩德大，功绩小的流传给后人的恩德小。 在太庙祭祀祖先，要在樽里盛上清水，俎上放置生鱼，献上不加调味的肉汤，这是尊重饮食的本源。四季时的祭祖，以清水樽为最高祭品，供上清水，再献上薄酒，先献上五谷杂粮，而后再供上熟米饭；每月的祭祀，进献不加调味的肉汤，供上各种美味的食品，这既尊重饮食的本源，也是便于祖先食用。尊重饮食的本源叫做礼的形式，便于食用叫做合乎常理，把两者结合起来就形成了礼仪制度，从而合乎太古时代的情况，这就叫做最隆重的礼。所以，酒杯里供上清水为酒，俎上放置生鱼，豆中先献上不加调味的肉汁，这都是上等的祭品，这种做法与太古时代的情况是相一致的。祭祀完毕，樽里的酒不倒尽；丧礼结束后，俎上的生鱼不品尝；三餐之后，不进食；这也是合乎太古时代的情况。举行大婚还没有去迎亲时，祭祀太庙而尚未使代表死者受祭的人还没有进入太庙时，人刚刚死去还没有换上寿衣时，这些都合乎太古时代的情况。天子祭天时大车上素色的丝帘，郊祭时用的麻布帽，丧服中腰间系的麻带，这也合乎太古时代的情况。三年服丧，哭声没有曲折，唱《清庙》颂歌，—个人领唱而三人和唱，奏乐时悬挂一口钟，也崇尚使用拊、膈、瑟等乐器，还在瑟底通孔，使瑟音低沉。这也合乎太古时代的情况。 一切的礼，开始时简略，以后逐渐比较完备，最后达到令人称心如意的地步。所以，最完备的礼，能够使感情和礼的仪式发挥的淋漓尽致；其次的是，或者感情胜过仪式，或者仪式胜过感情；再其次，就是又回到了太古时代的情况，它就只注重质朴的感情了。天地由于它而和谐，日月由于它而明亮，四季由于它而更替有序，星辰由于它而运行正常，江河由于它而奔流不息，万物由于它而繁荣昌盛；人的喜好憎恶由于它而有节制，喜怒由于它而表现适宜；用它来治理臣民，就可以使臣民顺从，用它来规范君主，就可以使君主通达英明；世间万物怎么变化也不会混乱。但违背了它就会丧失一切。礼的作用难道不是最高的准则吗？建立完备的礼制，作为最高的准则，天下就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对它进行损益。这种礼制的根本原则和具体规定之间互不抵触，礼的终结和开始互相呼应；礼义制度十分完备，但也有明确的贵贱等级差别，礼义制度极其细密而又合情合理。这样，天下的人顺从它，国家就治理的好，就能安定，不顺从它，国家就会陷入混乱；顺从礼的人，就能平平安安，不顺从礼的人就会有生命危险；遵循礼的国家就能安定，得以保全，不顺从礼的国家就会危险，将会灭亡。礼的这些作用，小人是不能深刻理解的。 礼的道理实在太深奥了，那些“离坚白”“合同异”的诡辩，遇到了礼，就把它淹没掉了；礼的道理确实太伟大啊，那些擅自编造的法制和邪僻浅陋的学说，遇到了它消亡了；礼的道理确实是崇高啊，那些傲慢、放荡不羁，把轻视习俗当作高尚的人，遇到了它就要失败。所以真正把绳墨放在面前，就不能用曲直来欺骗人了；把秤悬挂在那里，就不能以轻重行欺骗了；把圆规曲尺放置在那里，就不能以方圆欺骗人了；君子如果明察礼的内容，就不能用欺诈虚伪的手段来骗人了。所以绳墨是取直的标准；秤是取平的标准；圆规曲尺是方圆的标准；礼，是社会道德规范的最高准则。不遵循礼，不实行礼，就叫做没有原则人；遵循礼，又实行礼，就叫做有原则的士人。用礼指导思考，这叫做能谋虑；能够坚持礼不动摇，这就叫坚定。既能谋虑，又能坚定，又爱好礼，这就是圣人了。所以，天是最高的；地是最低的；无穷无尽，是宽广的极点；圣人是道德的极点。所以求学的人，原本就是为了做个圣人，而不是要学做不走正道的人。 礼，以财物作为行礼的费用，用贵贱的不同作为礼仪制度，以祭物的多少不同区别上下，把隆重和简省作为要领。礼节仪式繁多复杂，表达的情感欲望和所要起的作用简约，这是隆重的礼。礼节仪式简单，表达的情感丰富和欲望繁多，这是简约的礼。礼节仪式和表达的情感相互配合，并行不悖，这就是礼适中的表现。所以，君子隆重大礼，简省小礼，中等的礼适中。不论是行走、疾飞还是奔跑，君子的一切行动都不应超出礼的范围，这是君子的范围界限。如果人的活动都符合礼的要求，就可以称为士君子了；超越了礼的范围，就只是普通民众；如果遵循礼而又能随意地活动，又都符合礼的要求，就是圣人了。因此，君子品德敦厚，是靠了礼的积蓄；君子心胸宽广，是靠了礼的深广；君子品德高尚，是靠礼的高大；英明的君子，是因为礼的透彻。《诗经》中说：“礼义完全合符法度，言行就能适当了。”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礼，对待生死是很严谨的。生，是人生的开端；死，是人生的终结；能够按礼正确的对待生和死，那么为人之道也就完备了。所以，君子严谨的对待生与死，始终如一，这就是君子的原则，这是礼义的具体规定。重视人的生存但轻视人的死亡，这是尊重他有知觉，而懈怠人没有知觉，这是邪恶的人的原则，这是一种背叛。如果用这种行为来对待奴仆和小孩，君子尚且感到羞愧，更何况是侍奉君主和父母呢！死亡，只有一次而不能再来一次，臣下所以敬重君主，子女敬重父母，在这里得到最充分的体现。所以，活着的时候，侍奉不忠厚、不恭敬有礼，这叫做粗野；死去后，丧葬不忠厚、不恭敬有礼，这叫做轻薄。君子鄙视粗野，而以轻薄为耻辱。天子的棺椁有七层，诸侯的五层，大夫的三层，士的二层；其次，他们的衣服被子的多少、厚薄都有明确的规定，棺材上的装饰也都有所差别，用这些恭敬的装饰死者，使其生死始终如一，一切都适合人的愿望，这就是先王的原则，忠臣孝子的准则。天子的丧事惊动天下，诸侯都来参加丧礼。诸侯的丧事惊动友好国家，大夫都来参加丧礼。大夫的丧事惊动同朝的官吏，士人中的上层人物都来参加丧礼。土人中上层人物的丧事惊动整个乡里，朋友们都来参加丧礼。普通百姓的丧事，惊动本地方的人，本族的人来参加丧礼。受到刑罚制裁而受赦免的人的丧事，不准聚集同族亲属来送葬，只准许妻子儿女来治丧，棺木只能三寸厚，衣被只用三件，棺材也不能装饰，只能在黄昏时候埋葬，而不准在白天，下葬时候，亲属的穿戴要和平常一样，返家，没有哭泣的礼节，也不穿粗麻布丧服，也不按亲疏关系进行守丧，埋葬后，他的亲属都要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埋葬完毕，就好像没有丧事一样，这就是最大的耻辱。 礼，谨慎地对待吉凶，两者互不混淆。当人垂危的时候，用新棉絮在他的鼻子前试探是否还有气息，就是忠臣孝子也就能确定人的生命垂危了，但这时候，还不能去准备敛葬的物品；虽然他们流着眼泪惊慌害怕，但是仍然希望他能活下来，侍奉活人的准备也没有停止；人死了，然后才开始准备。所以，即使有准备的人家，也一定要过一天才能入棺，到第三天才能穿丧服服丧。然后就可以去远方报丧，办理治丧的物品了。所以，停柩最长不能超过七十天，最短也不能少于五十天。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样远方奔丧的人才能赶到，许多需要才能得到满足，各种事情才能够完成。这样人们的孝心就尽到了，也表达了子女的孝节，礼节仪式也就完备了。然后，白天通过占卜确定安葬的日期，晚上确定葬地，然后就可以安葬了。在这个时候，那道义上推行的事，谁又能禁止它呢？如果适宜这样做，谁又能要求停止不做呢？所以，三个月期限的葬礼，它是用三个月的时间仿效生前的陈设来装饰死者，这并不是为了留下死者来安慰活着的人，而是为了表达尊重怀念的意思。 丧礼要注意：人死以后，就要对他加以整饰，从殡殓到下葬，死者放的地方越来越远，时间长了，心情就会逐渐恢复。所以对于死者，如果不加整饰，尸体就会变得丑陋难看，这样人们就不会哀痛了，距离死者近了，人们就会漫不经心，漫不经心就会产生厌弃，厌弃了就会怠慢，怠慢了就会不敬重。君主或父母死了，送葬的人既不哀痛也不恭敬严肃，那就近似于禽兽了，君子认为这种是可耻的。所以，整饰尸体，是为了避免变形难看；从殡殓到下葬，死者放的地方越来越远，就是为了表达尊敬的；丧礼时间长，哀痛的心情才能逐渐平复，这是用来协调活着的人的。 礼，是要做到取长补短，减少多余的，弥补不足的，既表现出爱慕崇敬的仪式，又养成按礼行事的美德。所以，礼节的隆盛与简略、音乐与哭泣、安详愉悦与忧伤哀戚，这些都是相反的，但是礼仪能够同时采用他们，并能随时变换使用。所以处理平安吉祥的事情，就仪式隆盛、演奏音乐、安详愉悦；处理险恶凶灾的事情的时候，仪式就简略、哭泣、忧伤哀戚。所以，礼仪隆盛但不流于妖冶，简略但不刻薄，音乐礼仪使人安详愉悦但不放荡懈怠，哭泣哀伤但不伤害身体。这样的礼仪就恰到好处。所以，人们情感脸色的变化，能够区别吉祥凶险，辨别贵贱亲疏的差异就可以了；如果不是这样，就是奸邪的人的行径了。即使做起来很困难，君子也瞧不起他。这样就好象要根据饭量吃东西，根据腰的粗细扎腰带。通过毁伤自己的途径追求更多的名利，这不是君子所为的，不符合礼义的仪式，不是孝子的真实情感，奸邪的人这样做，只是另有所图罢了。所以高兴欢乐时候，就容光焕发，忧伤悲苦时候就面色难看，这些都是吉凶喜怒哀乐的情感外在的表现。歌唱时候就欢笑，哭泣的时候大声啼号，这些声音反映的是吉凶哀乐的情感。各种食品、饮料的不同，这是饮食所反映的吉凶哀乐的情感。各种衣服、服饰的不同，这都是衣着反映的吉凶哀乐的情感。敞亮的房子、深远的宫室、各种居住设施，这些都是人们居处反映的吉凶哀乐的情感。吉凶哀乐这些情感，是天生的，至于取长补短，持续它，发展它，增加他，削减它，同类事情，按照惯例尽量办好，使丰盛完美，使文理情感协调一致，完全可以用来作为千秋万世的法则，这就是礼。如果不是精心的整饬它，学习它，实行它的君子，是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的。 所以说，人的天性，是自然的材质；后天的行为，是隆盛的礼法条文。如果人没有质朴的天性，那么人为的加工就没有地方施加，没有人为加工，人的天性就不能自行完美。人的天性与人为加工相互结合，然后才能成就圣人的名声，这样就可以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所以，天与地相配合就产生了万物，陰陽二气相结合就有了千变万化，人的天性与人为加工结合就能治理好天下。上天能产生万物，却不能治理万物；大地能养育人类，却不能治理人类；世间万物和人，必须依靠圣人才能安排好。《诗经》上说“安抚所有的百神，以及大河与高山。”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丧礼，就是按照活人的情形来装饰死者，大致模仿他的生前来为他送别。所以，对待死亡就像对待出生，侍奉死者就像侍奉他还活着一样，都是遵循礼的规定的。在刚刚死去的时候，要给他洗头、洗澡、束发、剪指甲，嘴里放着贝、玉等，就像他活着时所做的那样。如果不洗头，就要用沾湿的梳篦梳发三次，如果不洗澡，就要用沾湿的毛巾擦拭三次。在耳朵里塞上新棉，把生米、贝壳放进死者的嘴里，这些做法与他活着的时候相反。给死者穿好内衣，再加三套外衣，身上系着插笏的腰带，但不再用钩束带。用绢帛盖住死者的面目，用黑丝巾蒙上死者的眼睛，束起头发来，是男的不戴帽子，是女性就不插簪了。把死者的名字书写在旌旗上，放在木做的神主牌前，那么死者的名字在别处看不见，仅出现在灵柩前。陪葬的有帽子，但没有包头发的丝巾，陶制的器皿里不放东西，棺内有席子，但不设床垫，木器不雕刻完全，陶制器物不作成成品，竹苇器物也不能使用，笙竽具备，但不能发出声音；把丧车埋掉，把马要牵回，表示这些东西都不再使用。准备生前用的器具送到墓地，就像活着时搬家一样。那些器具都很简略，且不齐备，只具粗略的形貌，不需要精细加工，赶着车把这些器物送去埋掉，但拉车的马及其它东西不埋，这表示那些随葬的物品不再使用。就像活着的时候搬家一样，也表示不再使用，这些都是为了加重哀悼之情的。所以，这些器物只起礼仪作用而没有实际功用，随葬品只是貌似而不实用。凡是礼仪，侍奉生者，是为了表达欢乐之情；送别死者，是为了表示哀痛之情；祭祀，则是为了表示恭敬之意；军事礼仪，是为了显示威武之势，这些都是历代帝王都相同，古今一样，但是没有人知道他是从什么时代传下来的。所以坟墓外看像房屋；棺椁就像乘坐的车子；棺木上和丧车的装饰物就像死者生前使用的门帘帷帐；抗折的外貌，就像人的墙壁、屋顶、篱笆和门户。因此，丧礼并没有其他的含义，它是用来彰明生死的意义的，它是用悲哀恭敬的心情送别死者的，最终把死者周全的埋葬。所以，埋葬是为了更好的掩藏死者的躯体；祭祀是为了恭敬地侍奉死者的灵魂；那些铭文悼词、家谱世系，是为了恭敬地传送他的名声。侍奉生者，是为了表示生的开始；送别死者，是为了表示生命的终结。人的生命的开始和终结都侍奉好了，那么孝子应该尽的义务就算完毕了，这样也就具备了成为圣人的条件了。 对死者刻薄而厚待生者，就叫做昏暗不明，对生者刻薄而厚葬死者，就叫做惑乱，用活人陪葬，就叫做残害。大致模拟他的生前来祭送他的死，使人的生与死、终结和开始没有不尽善尽美的，这就是礼义的标准，儒者就是这样做的。 要服丧三年，这是为什么呢？丧礼的规定是由哀情的轻重决定的，区别人们等级，亲疏贵贱的礼节，是不能随意更改的。所以，这是无论到什么地方都不能更改的原则。创伤巨大的，服丧的时间就要长一些；哀痛更大的，服丧的时间就会更长一些。服丧三年，就是根据哀情的轻重来制定的，它是用来给极其悲痛的感情所确立的最高期限。身穿丧服、手拄丧杖、陋屋守丧、喝稀饭、柴草为席、土块为枕，这些都表示心情哀痛到了极点。服丧三年，实际只有二十五个月，但哀痛并没有随之结束，仍会思念死者，但丧事就要到此而止了。这难道不是因为送别死者要有个终结，活着的人的生活要恢复正常吗？天地间的万物，凡是有血气的，—定都有知觉；然而，有知觉的生物，没有不爱他的同类的。那些大的飞禽走兽，如果丢失了同伴或是配偶，在一段时间里，必然会反复寻找，经过旧地，就会在那里徘徊不前，鸣叫不休，然后才离开那里。小的如同燕雀也会有悲伤的鸣叫一会，才舍得离去。有血气的生物，没有再比人聪明得了，所以人对自己父母的感情是不会穷尽的。要依从那些愚蠢、鄙陋、邪恶的人吗？他们的父母早上死去，晚上就忘掉了；如果放纵他们，那就连禽兽都不如了，他们同人在一起，哪能不发生混乱呢？要依从那些注重道德修养的君子吗？那么服丧三年二十五个月就完毕了，时间快得好像快马从空隙中飞跑过去—样，可是按照心愿去做，服丧就没完没了了。所以，古代圣王规定了服丧年月的限制，只要人们合乎礼的规定，就可以除去丧服了。 既然这样，为什么有的丧期只有三年的一半呢？对于最亲近的父母本来就是以周年作为终止丧礼的时间的。这是为什么呢？一周年后，天地已经变迁了，四季也循环一次了，天地间万物都开始重新生长了，所以古代的圣王就以周年来象征它。既然这样，那么为什么还要服丧三年呢？这是为了使丧礼更加隆重，因而使丧礼加倍，所以就过了两周年了。然而，还有服丧少于九个月的，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了表示这些丧礼不如父母的丧礼隆重。所以最隆重的礼就是服丧三年；其次是中等的丧礼，服丧一年，九个月；三个月或五个月是简省的礼。上等的礼取法于天，下等的礼取法于地，中等的礼是取法于人的情感，这样不同等级的人所以能和谐相处的道理就完全体现出来了。所以服丧三年，是为人之道的最高的礼仪。这叫做最隆重的礼义，这是历代帝王所共有的，也是古往今来都一致的。 君主的丧期是三年，这是为什么呢？君主是治理天下的主宰，是礼义的本源，是真挚感情和恭敬礼貌的最高的典范，人们都互相遵循而极其推崇他，这难道不可以吗？《诗经》中说：“和蔼可亲的君主，就是百姓的父母。”那些君主本来就有为民父母的说法了。父亲能生子，但不能养育自己；母亲能哺育自己，但不能教诲自己；君主既能养育自己，又善于教诲自己，所以为君主举行三年的丧礼是很周到的啊！乳母，是喂养自己的人，因此可以为她服丧三个月；养母，是保护自己的人，可以为她服丧九个月；这些君主都已具备，所以要享受三年的丧礼啊！如果这样去做，国家就能治理好，就会安定，不这样做，国家就会混乱，这是最完美的礼法制度。这样去做，国家就会平安，不这样做，国家就会危险，这是最充分的表达了情感。如果这两者都具备了，服丧三年来侍奉君主还不满足，但也无从增加了。所以，社祭就只是祭祀土神；稷祭就只祭祀谷神；郊祭则是把历代帝王和上天合并在—起进行祭祀。 入殓后要停柩三个月，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了使丧礼盛大、隆重，以此表达最真挚的感情，同时还要安放死者，迁移死者，使他离开宫室而埋葬到陵墓中去，所以先王恐怕行事匆忙不符合礼仪，因此延长出殡的时间，这样就会时间充足。所以，天子停柩为期七个月，诸候停柩为期五个月，大夫停柩为期三个月，这样在他们待葬期间，就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办理相关的各种事务，就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办好丧事了，从而各方面都很完备，礼仪周全。那么，丧事各方面完备周到就叫做丧礼的原则。 祭祀，是人门思慕感情的真实表达。心情郁闷不舒畅，又不能随时抒发。所以，在欢欣团聚的时候，那些忠臣孝子就会感动起来，思念君主，想念亲人就会表露出来。他们这种思君念亲的感情非常强烈，可是由于没有祭祀礼仪，那它的饱满的真情就要惆怅地表现不满足；这样，他们的心意和思慕的情感就会悲哀而不愉快，他们在礼节方面也是欠缺而不完备。所以，古代的圣王就为此制定礼仪，于是尊敬君主，孝敬父母的礼义就产生了。所以说，祭祀就是人们思慕感情的真实表达，是忠诚信爱的极点，是礼仪制度的最高表现。如果不是圣人，是不能懂得这一点的。圣人明确地了解它，士君子安心地实行它，百官把它作为职守，百姓把它形成风俗。君子，把它作为治国之道；百姓，用它侍奉鬼神。所以，钟鼓管磐，琴瑟竽笙等乐器和《韶》、《夏》、《护》、《武》、《沟》、《桓》、《箭》、《象》等古乐、古歌，这是君子用来表达感情变化的礼仪形式。穿丧服、拄丧杖、住陋屋、喝稀饭、柴草为席、土块为枕，这是君子用来表达感情变化和悲痛的礼仪式的形式。军队中有一定的制度，刑法有一定的等级，没有不与罪名相称的，这是君子被他所憎恶的事情感动了从而用来表达这种感动的礼法制度。占卜算卦，观察日期的吉凶，整洁身心，摆好祭祀的席位，献上牺牲的祭品，向神灵祷告诉愿，好像鬼神真来享受一样。各种物品都取一点来奠祭死者，好像鬼神真的在品尝一样。不让助食的人举杯向受祭者敬酒，主人亲自劝受祭者敬酒，好像鬼神真的在喝酒一样。宾客离去，主人拜送，返回后换上丧服，归回原位，哭泣起来，就如同鬼神真的离去了一样。悲哀啊，恭敬啊，侍奉死者如同侍奉生者一样，侍奉亡者如同侍奉活着时一样，所祭祀的虽然无形无影，但是这就是礼仪制度。 乐论(+翻译) 【原文】 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 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故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 不为道，则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 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气 无由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而墨子非之奈何！ 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 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故乐者审一以定和者也， 比物以饰节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足以治万变。是先王立乐之术也， 而墨子非之奈何！ 故听其雅颂之声，而志意得广焉；执其干戚，习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庄焉； 行其缀兆，要其节奏，而行列得正焉，进退得齐焉。故乐者、出所以征诛也，入所 以揖让也；征诛揖让，其义一也。出所以征诛，则莫不听从；入所以揖让，则莫不 从服。故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是先王立乐之术 也，而墨子非之奈何！ 且乐者、先王之所以饰喜也；军旅鈇钺者，先王之所以饰怒也。先王喜怒皆得 其齐焉。是故喜而天下和之，怒而暴乱畏之。先王之道，礼乐正其盛者也。而墨子 非之。故曰：墨子之于道也，犹瞽之于白黑也，犹聋之于清浊也，犹欲之楚而北求 之也。 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 肃庄则民齐而不乱。民和齐则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也。如是，则百姓莫不安其处， 乐其乡，以至足其上矣。然后名声于是白，光辉于是大，四海之民莫不愿得以为师， 是王者之始也。乐姚冶以险，则民流僈鄙贱矣；流僈则乱，鄙贱则争；乱争则兵弱 城犯，敌国危之如是，则百姓不安其处，不乐其乡，不足其上矣。故礼乐废而邪音 起者，危削侮辱之本也。故先王贵礼乐而贱邪音。其在序官也，曰：“修宪命，审 诗商，禁婬声，以时顺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乱雅，太师之事也。” 墨子曰：“乐者、圣王之所非也，而儒者为之过也。”君子以为不然。乐者， 圣王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 和睦。夫民有好恶之情，而无喜怒之应则乱；先王恶其乱也，故修其行，正其乐， 而天下顺焉。故齐衰之服，哭泣之声，使人之心悲。带甲婴胄，歌于行伍，使人之 心伤；姚冶之容，郑卫之音，使人之心婬；绅、端、章甫，舞韶歌武，使人之心庄。 故君子耳不听婬声，目不视邪色，口不出恶言，此三者，君子慎之。 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乱生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 而治生焉。唱和有应，善恶相象，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也。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 乐心；动以干戚，饰以羽旄，从以磬管。故其清明象天，其广大象地，其俯仰周旋 有似于四时。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 皆宁，美善相乐。故曰：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 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故乐者，所以道乐也，金石丝竹，所以道德 也；乐行而民乡方矣。故乐也者，治人之盛者也，而墨子非之。 且乐也者，和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合同，礼别异，礼 乐之统，管乎人心矣。穷本极变，乐之情也；着诚去伪，礼之经也。墨子非之，几 遇刑也。明王已没，莫之正也。愚者学之，危其身也。君子明乐，乃其德也。乱世 恶善，不此听也。于乎哀哉！不得成也。弟子勉学，无所营也。 声乐之象：鼓大丽，钟统实，磬廉制，竽笙箫和，筦钥发猛，埙篪翁博，瑟易 良，琴妇好，歌清尽，舞意天道兼。鼓其乐之君邪。故鼓似天，钟似地，磬似水， 竽笙箫和筦钥，似星辰日月，鼗柷、拊鞷、椌楬似万物。曷以知舞之意？曰：目不 自见，耳不自闻也，然而治俯仰、诎信、进退、迟速，莫不廉制，尽筋骨之力，以 要钟鼓俯会之节，而靡有悖逆者，众积意謘謘乎！ 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亲速宾及介，而众宾皆从之。至于门外， 主人拜宾及介，而众宾皆入；贵贱之义别矣。三揖至于阶，三让以宾升。拜至、献、 酬，辞让之节繁，及介省矣。至于众宾，升受、坐祭、立饮，不酢而降；隆杀之义 辨矣。工入，升歌三终，主人献之；笙入三终，主人献之；间歌三终，合乐三终， 工告乐备，遂出。二人扬觯，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乐而不流也。宾酬主人，主人 酬介，介酬众宾，少长以齿，终于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长而无遗也。降，说屦升坐， 修爵无数。饮酒之节，朝不废朝，莫不废夕。宾出，主人拜送，节文终遂，焉知其 能安燕而不乱也。贵贱明，隆杀辨，和乐而不流，弟长而无遗，安燕而不乱，此五 行者，足以正身安国矣。彼国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乱世之征：其服组，其容妇。其俗婬，其志利，其行杂，其声乐险，其文章匿 而采，其养生无度，其送死瘠墨，贱礼义而贵勇力，贫则为盗，富则为贼；治世反 是也。 【翻译】 音乐，就是欢乐的意思，它是人的情感绝对不能缺少的东西。人不可能没有欢乐；欢乐了就一定会在歌唱吟咏的声音中表现出来，在手舞足蹈的举止中体现出来；可见人的所作所为——包括声音、举止、性情及其表现方式的变化，就全都体现在这音乐之中了。所以，人不可能不快乐，快乐了就不可能不表现出来，但这种表现如果不进行引导，就不可能没有祸乱。古代的圣王憎恶那祸乱，所以创作了《雅》、《颂》的音乐来引导他们，使那歌声足够用来表达快乐而不婬荡，使那歌词足够用来阐明正确的道理而不流于花巧，使那音律的宛转或舒扬、繁复或简单、清脆利落或圆润丰满、节制停顿或推进加快，都足够用来感动人的行善之心，使那些邪恶肮脏的风气没有途径能和民众接触。这就是古代圣王设置音乐的原则啊。但是墨子却反对音乐，又能怎么样呢？ 所以音乐在祖庙之中，君臣上下一起听了它，就再也没有人不和谐恭敬的了；在家门之内，父子兄弟一起听了它，就再也没有人不和睦相亲的了；在乡村里弄之中，年长的和年少的一起听了它，就再也没有人不和协顺从的了。音乐，是审定一个主音来确定其他和音的，是配上各种乐器来调整节奏的，是一起演奏来组成众音和谐的乐曲的；它足能用来率领统一的原则，足能用来整治各种变化。这就是古代圣王设置音乐的方法啊。可是墨子却反对音乐，又能怎么样呢？ 所以，人们听那《雅》、《颂》的音乐，志向心胸就能宽广了；拿起那盾牌斧头等舞具，练习那低头抬头弯曲伸展等舞蹈动作，容貌就能庄重了；行动在那舞蹈的行列位置上，迎合那舞曲的节奏，队列就能不偏不斜了，进退就能整齐一致了。所以音乐，对外可用来征伐，对内可用来行礼让。对于征伐与礼让，音乐的作用是一样的。对外用音乐作为征伐的工具，那就没有人不听从；对内用音乐作为礼让的手段，那就没有人不服从。所以音乐是齐一天下的工具，是中正和平的要领，是人的情感绝对不能脱离的东西。这就是古代圣王设置音乐的策略。可是墨子却反对音乐，又能怎么样呢？ 况且音乐，是古代的圣王用来表现喜悦的；军队和刑具，是古代的圣王用来表现愤怒的。古代圣王的喜悦和愤怒都能通过音乐与军队刑具而表达得恰如其分。所以，圣王喜悦了，天下人就附和他；圣人愤怒了，凶暴作乱的人就害怕他。古代圣王的政治原则中，礼制和音乐正是其中的大事，但墨子却反对它们。所以说：墨子对于正确的政治原则，就好像是瞎子对于白色和黑色不能分辨一样，就好像是聋子对于音质的清浊不能区别一样，就好像是想到南方的楚国却到北方去寻找它一样。 那音乐渗入人心是很深的，它感化人心是很快的，所以古代的圣王谨慎地给它文饰。音乐中正平和，那末民众就和睦协调而不婬荡；音乐严肃庄重，那末民众就同心同德而不混乱。民众和睦协调、同心同德，那末兵力就强劲，城防就牢固，敌国就不敢来侵犯了。像这样，那末老百姓就无不满足于自己的住处，喜欢自己的家乡，以使自己的君主获得满足。然后，君主的名声就会因此而显著，光辉因此而增强，天下的民众，就没有谁不希望得到他让他做自己的君长。这是称王天下的开端啊。音乐妖冶轻浮而邪恶，那末民众就婬荡轻慢卑鄙下贱了。民众婬荡轻慢，就会混乱；卑鄙下贱，就会争夺。混乱又争夺，那就会兵力衰弱、城池被侵犯，敌国就会来危害了。像这样，那末老百姓就不会安居在自己的住处，就不会喜欢自己的家乡，也不会使自己的君主满足了。所以，礼制雅乐被废弃而靡靡之音兴起来，这是国家危险削弱、遭受侮辱的根源。所以古代的圣王看重礼制雅乐而鄙视靡靡之音。他在论列官职时，说：“遵循法令，审查诗歌乐章，禁止婬荡的音乐，根据时势去整治，使蛮夷的落后风俗和邪恶的音乐不敢扰乱正声雅乐，这是太师的职事。” 墨子说：“音乐，是圣明的帝王所反对的，而儒者却讲求它，那是错误的。”君子认为并不是这样。音乐是圣人所喜欢的，而且可以用来改善民众的思想，它感人至深，它改变风俗也容易，所以古代的圣王用礼制音乐来引导人民而人民就和睦了。 民众有了爱憎的感情而没有表达喜悦愤怒的方式来和它相应，就会混乱。古代的圣王憎恶这种混乱，所以修养自己的德行，端正国内的音乐，因而天下人就顺从他了。那披麻戴孝的丧服，哭泣的声音，会使人的内心悲痛；穿上铠甲，系上头盔，在部队中歌唱，会使人的内心忧伤；妖艳的容貌，郑国、卫国的靡靡之音，会使人的内心婬荡；系着宽大的腰带、穿着礼服、戴着礼帽，随着《韶》《武》的乐曲载歌载舞，会使人的内心严肃。所以君子耳朵不聆听婬荡的音乐，眼睛不注视女子的美貌，嘴巴不说出邪恶的语言。这三件事，君子是慎重地对待的。 大凡婬邪的音乐感动人以后就有歪风邪气来应和它，歪风邪气形成了气候，那么混乱的局面就产生了。正派的音乐感动人以后就有和顺的风气来应和它，和顺的风气成了社会现象，那么秩序井然的局面就产生了。有唱必有和，善良的或邪恶的风气也随之而形成，所以君子对自己抛弃什么音乐、接受什么音乐是很慎重的。 君子用钟、鼓来引导人们的志向，用琴、瑟来使人们心情快乐。拿着盾牌斧头等舞具来跳舞，用野鸡毛和牦牛尾等舞具做装饰，用石磬、箫管来伴奏。所以那乐声的清朗像天空，广大像大地，那舞姿的俯仰旋转又和四季的变化相似。所以音乐推行后人们的志向就会高洁，礼制遵循后人们的德行就能养成。要使人们耳聪目明，感情温和平静，改变风俗，天下都安宁，没有什么比音乐更好的了。所以说：音乐，就是欢乐的意思。君子把从音乐中获得道义作为欢乐，小人把从音乐中满足欲望当作欢乐。用道义来控制欲望，那就能欢乐而不婬乱；为满足欲望而忘记了道义，那就会迷惑而不快乐。所以音乐是用来引导人们娱乐的。金钟石磬琴瑟管箫等乐器，是用来引导人们修养道德的。音乐推行后民众就向往道义了。所以音乐是治理人民的重大工具，但墨子却反对它。 况且音乐，是协调人情时不可变更的手段；礼制，是治理社会时不可更换的原则。音乐使人们同心同德，礼制使人们区别出等级的差异。所以礼制音乐的纲领，可以总管人们的思想了。深入地触动、极大地改变人的心性，是音乐的实际情形；彰明真诚、去掉虚伪，是礼制的永恒原则。墨子反对它们，近乎犯罪。圣明的帝王已经死去，没有人来加以纠正。愚蠢的人学习他，会危害自己的生命。君子彰明音乐，这才是仁德。混乱的社会厌恶善行，不听这提倡音乐的话。唉呀可悲啊！音乐因此而不能见成效。学生们努力学习吧，不要因为墨子的反对而有所迷惑啊。 音乐的象征：鼓声弘大高亢，钟声洪亮浑厚，磬声清越明朗，竽、笙、箫、和、管、籥等管乐器的声音昂扬激越，埙、篪的声音浩瀚磅礴，瑟的声音平易温良，琴的声音柔婉优美，歌声清朗而曲尽其情，舞蹈的意象则包容了自然界的一切现象。鼓，大概是音乐的主宰吧？所以鼓声像天，钟声像地，磬声像水，竽、笙、箫、和、管、籥等管乐器的声音像日月星辰，鞉、柷、拊、鞷、椌、楬的声音像万物。凭什么来了解舞蹈的意象呢？回答说：跳舞的人眼睛不能看见自己的形体，耳朵不能听到自己的声音，但是处理低头、抬头、弯曲、伸直、前进、后退、缓慢、快速的动作时无不干净利落明白清楚，尽身体的力量去迎合钟、鼓的节奏，而无所违背，众人集中注意力真认真啊！ 我看到了乡中请人喝酒的礼仪就知道先王的政治原则实施起来是容易又容易的了。主人亲自去邀请贤德的贵宾和德行稍次的陪客，而一般客人就都跟着他们来了；来到门外，主人向贵宾和陪客拱手鞠躬，而一般客人就都进门了；对高贵者和卑贱者的不同礼仪就这样分别开来了。主人拱手作揖三次才与贵宾来到厅堂的台阶下，再谦让三次而使贵宾登上厅堂，再拜谢贵宾的到来，主人献酒酬宾，推辞谦让的礼节十分繁多；至于陪客，那礼节就减少了；至于一般客人，登堂受酒，坐着酹酒祭神，站着饮酒，不用酒回敬主人就退下堂去了；隆重与简省的礼仪就这样分别开来了。乐工进来，登上厅堂，把《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首歌各唱一遍，主人敬酒；吹笙的人进来，把《南陔》、《白华》、《华黍》三支乐曲各吹奏一遍，主人敬酒；乐工与吹笙的间隔着轮流歌唱演奏各三曲，再合着歌唱演奏各三曲，乐工报告乐曲已经完备，就出去了。主人的两个侍从举起酒杯帮助敬酒，于是又设置了监督行礼的专职人员。从这些礼仪之中可以知道他们能够和睦安乐而不婬荡。贵宾向主人敬酒表示答谢，主人向陪客敬酒表示答谢，陪客向一般客人敬酒表示答谢，宾主对年轻的年长的都根据年龄依次酬谢，最后轮到向主人手下盥洗酒杯的人酬谢。从这些礼仪之中可以知道他们能够尊重年轻的尊敬年长的而不遗漏一个人。退下堂去，脱去鞋子，再登堂就坐，依次不断地敬酒。请人喝酒的限度是，在早晨饮酒不耽误早上的工作，在傍晚喝酒不耽误晚上的事情。贵宾出门，主人拱手鞠躬送行，礼节仪式就完成了。从这些礼仪中可以知道他们能够逸乐而不乖乱。高贵者和卑贱者被区别清楚，隆重的礼仪和简省的礼仪被分别开来，和睦安乐而不婬荡，尊重年轻的尊敬年长的而不遗漏一个人，逸乐而不乖乱，这五种行为，足够用来端正身心安定国家了。那国家安定了，那么整个天下也就安定了。所以说：我看到了乡中请人喝酒的礼仪就知道先王的政治原则实施起来是极其容易的。 混乱的社会的迹象：那里的服装华丽，男人的容貌打扮得像妇女一样妖媚，那里的风俗婬荡，人们的志向是唯利是图，人们的行为驳杂不纯，那里的音乐邪恶怪僻，那里的文章内容邪恶而辞藻华美，那里的人将养身体没有限度，葬送死人俭省刻薄，轻视礼制与道义而崇尚勇敢与武力，贫穷的就盗窃，富裕的就贼害他人。治理得好的社会则与此相反。 解蔽(+翻译) 【原文】 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闇于大理。治则复经，两疑则惑矣。天下无二道，圣 人无两心。今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则必或是或非，或治或乱。乱国之君，乱家之 人，此其诚心，莫不求正而以自为也。妒缪于道，而人诱其所迨也。私其所积，唯 恐闻其恶也。倚其所私，以观异术，唯恐闻其美也。是以与治虽走，而是己不辍也。 岂不蔽于一曲，而失正求也哉！心不使焉，则白黑在前而目不见，雷鼓在侧而耳不 闻，况于使者乎？德道之人，乱国之君非之上，乱家之人非之下，岂不哀哉！ 故为蔽：欲为蔽，恶为蔽，始为蔽，终为蔽，远为蔽，近为蔽，博为蔽，浅为 蔽，古为蔽，今为蔽。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 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纣是也。桀蔽于末喜斯观，而不知关龙逢，以惑其心， 而乱其行。桀蔽于妲己、飞廉，而不知微子启，以惑其心，而乱其行。故群臣去忠 而事私，百姓怨非而不用，贤良退处而隐逃，此其所以丧九牧之地，而虚宗庙之国 也。桀死于鬲山，纣县于赤旆。身不先知，人又莫之谏，此蔽塞之祸也。成汤监于 夏桀，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长用伊尹，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夏王而受九 有也。文王监于殷纣，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长用吕望，而身不失道，此其所 以代殷王而受九牧也。远方莫不致其珍；故目视备色，耳听备声，口食备味，形居 备宫，名受备号，生则天下歌，死则四海哭。夫是之谓至盛。诗曰：“凤凰秋秋， 其翼若干，其声若箫。有凤有凰，乐帝之心。”此不蔽之福也。 昔人臣之蔽者，唐鞅奚齐是也。唐鞅蔽于欲权而逐载子，奚齐蔽于欲国而罪申 生；唐鞅戮于宋，奚齐戮于晋。逐贤相而罪孝兄，身为刑戮，然而不知，此蔽塞之 祸也。故以贪鄙、背叛、争权而不危辱灭亡者，自古及今，未尝有之也。鲍叔、宁 戚、隰朋仁知且不蔽，故能持管仲，而名利福禄与管仲齐。召公、吕望仁知且不蔽， 故能持周公而名利福禄与周公齐。传曰：“知贤之为明，辅贤之谓能，勉之强之， 其福必长。”此之谓也。此不蔽之福也。 昔宾孟之蔽者，乱家是也。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 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埶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 人。故由用谓之道，尽利矣。由欲谓之道，尽嗛矣。由法谓之道，尽数矣。由埶谓 之道，尽便矣。由辞谓之道，尽论矣。由天谓之道，尽因矣。此数具者，皆道之一 隅也。夫道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之。曲知之人，观于道之一隅，而未之能 识也。故以为足而饰之，内以自乱，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祸 也。孔子仁知且不蔽，故学乱术足以为先王者也。一家得周道，举而用之，不蔽于 成积也。故德与周公齐，名与三王并，此不蔽之福也。 圣人知心术之患，见蔽塞之祸，故无欲、无恶、无始、无终、无近、无远、无 博、无浅、无古、无今，兼陈万物而中县衡焉。是故众异不得相蔽以乱其伦也。 何谓衡？曰：道。故心不可以不知道；心不知道，则不可道，而可非道。人孰 欲得恣，而守其所不可，以禁其所可？以其不可道之心取人，则必合于不道人，而 不合于道人。以其不可道之心与不道人论道人，乱之本也。夫何以知？曰：心知道， 然后可道；可道然后守道以禁非道。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则合于道人，而不合于不 道之人矣。以其可道之心与道人论非道，治之要也。何患不知？故治之要在于知道。 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心未尝不臧也，然而有所谓 虚；心未尝不两也，然而有所谓壹；心未尝不动也，然而有所谓静。人生而有知， 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然而有所谓虚；不以所已臧害所将受谓之虚。心生而有 知，知而有异；异也者，同时兼知之；同时兼知之，两也；然而有所谓一；不以夫 一害此一谓之壹。心卧则梦，偷则自行，使之则谋；故心未尝不动也；然而有所谓 静；不以梦剧乱知谓之静。未得道而求道者，谓之虚壹而静。作之：则将须道者之 虚则人，将事道者之壹则尽，尽将思道者静则察。知道察，知道行，体道者也。虚 壹而静，谓之大清明。万物莫形而不见，莫见而不论，莫论而失位。坐于室而见四 海，处于今而论久远。疏观万物而知其情，参稽治乱而通其度，经纬天地而材官万 物，制割大理而宇宙里矣。恢恢广广，孰知其极？睪睪广广，孰知其德？涫涫纷纷， 孰知其形？明参日月，大满八极，夫是之谓大人。夫恶有蔽矣哉！ 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夺也， 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诎申，心不可劫而使易 意，是之则受，非之则辞。故曰：心容－－其择也无禁，必自现，其物也杂博，其 情之至也不贰。诗云：“采采卷耳，不盈倾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倾筐易满 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贰周行。故曰：心枝则无知，倾则不精，贰则疑惑。 以赞稽之，万物可兼知也。身尽其故则美。类不可两也，故知者择一而壹焉。 农精于田，而不可以为田师；贾精于市，而不可以为市师；工精于器，而不可 以为器师。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于道者也。精于物者也。 精于物者以物物，精于道者兼物物。故君子壹于道，而以赞稽物。壹于道则正，以 赞稽物则察；以正志行察论，则万物官矣。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诏而万物成。 处一危之，其荣满侧；养一之微，荣矣而未知。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 危微之几，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故人心譬如盘水，正错而勿动，则湛浊在下，而 清明在上，则足以见鬒眉而察理矣。微风过之，湛浊动乎下，清明乱于上，则不可 以得大形之正也。心亦如是矣。故导之以理，养之以清，物莫之倾，则足以定是非 决嫌疑矣。小物引之，则其正外易，其心内倾，则不足以决麤理矣。故好书者众矣， 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好稼者众矣，而后稷独传者，壹也。好乐者众矣，而夔独传 者，壹也；好义者众矣，而舜独传者，壹也。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于射；奚 仲作车，乘杜作乘马，而造父精于御：自古及今，未尝有两而能精者也。曾子曰： “是其庭可以搏鼠，恶能与我歌矣！” 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觙。其为人也，善射以好思。耳目之欲接，则败其思； 蚊虻之声闻，则挫其精。是以辟耳目之欲，而远蚊虻之声，闲居静思则通。思仁若 是，可谓微乎？孟子恶败而出妻，可谓能自强矣，未及思也；有子恶卧而焠掌，可 谓能自忍矣；未及好也。辟耳目之欲，远蚊虻之声，可谓危矣；未可谓微也。夫微 者，至人也。至人也，何忍！何强！何危！故浊明外景，清明内景，圣人纵其欲， 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夫何强！何忍！何危！故仁者之行道也，无为也；圣人之 行道也，无强也。仁者之思也恭，圣者之思也乐。此治心之道也。 凡观物有疑，中心不定，则外物不清。吾虑不清，未可定然否也。冥冥而行者， 见寝石以为伏虎也，见植林以为后人也：冥冥蔽其明也。醉者越百步之沟，以为蹞 步之浍也；俯而出城门，以为小之闺也：酒乱其神也。厌目而视者，视一为两；掩 耳而听者，听漠漠而以为哅哅：埶乱其官也。故从山上望牛者若羊，而求羊者不下 牵也：远蔽其大也。从山下望木者，十仞之木若箸，而求箸者不上折也：高蔽其长 也。水动而景摇，人不以定美恶：水埶玄也。瞽者仰视而不见星，人不以定有无： 用精惑也。有人焉以此时定物，则世之愚者也。彼愚者之定物，以疑决疑，决必不 当。夫苟不当，安能无过乎？ 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其为人也，愚而善畏。明月而宵行，俯见其影， 以为伏鬼也；仰视其发，以为立魅也。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气而死。岂不哀哉！ 凡人之有鬼也，必以其感忽之间，疑玄之时定之。此人之所以无有而有无之时也， 而己以定事。故伤于湿而痹，痹而击鼓烹豚，则必有敝鼓丧豚之费矣，而未有俞疾 之福也。故虽不在夏首之南，则无以异矣。 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 而无所疑止之，则没世穷年不能无也。其所以贯理焉虽亿万，已不足浃万物之变， 与愚者若一。学、老身长子，而与愚者若一，犹不知错，夫是之谓妄人。故学也者， 固学止之也。恶乎止之？曰：止诸至足。曷谓至足？曰：圣王。圣也者，尽伦者也； 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故学者以圣王为师，案以圣王之制 为法，法其法以求其统类，以务象效其人。向是而务，士也；类是而几，君子也； 知之，圣人也。故有知非以虑是，则谓之惧；有勇非以持是，则谓之贼；察孰非以 分是，则谓之篡；多能非以修荡是，则谓之知；辩利非以言是，则谓之詍。传曰： “天下有二：非察是，是察非。”谓合王制不合王制也。天下不以是为隆正也，然 而犹有能分是非、治曲直者邪？ 若夫非分是非，非治曲直，非辨治乱，非治人道，虽能之无益于人，不能无损 于人；案直将治怪说，玩奇辞，以相挠滑也；案强钳而利口，厚颜而忍诟，无正而 恣孳，妄辨而几利；不好辞让，不敬礼节，而好相推挤：此乱世奸人之说也，则天 下之治说者，方多然矣。传曰：“析辞而为察，言物而为辨，君子贱之。博闻强志， 不合王制，君子贱之。”此之谓也。 为之无益于成也，求之无益于得也，忧戚之无益于几也，则广焉能弃之矣，不 以自妨也，不少顷干之胸中。不慕往，不闵来，无邑怜之心，当时则动，物至而应， 事起而辨，治乱可否，昭然明矣。 周而成，泄而败，明君无之有也。宣而成，隐而败，闇君无之有也。故人君者， 周则谗言至矣，直言反矣；小人迩而君子远矣！诗云：“墨以为明，狐狸而苍。” 此言上幽而下险也。君人者，宣则直言至矣，而谗言反矣；君子迩而小人远矣！诗 云：“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言上明而下化也。 【翻译】 大凡人的毛病，是被事物的某一个局部所蒙蔽而不明白全局性的大道理。整治思想就能回到正道上来，在偏见与大道理两者之间拿不定主意就会疑惑。天下不会有两种对立的正确原则，圣人不会有两种对立的思想。现在诸侯各国的政治措施不同，各个学派的学说不同，那么必定是有的对、有的错，有的能导致安定、有的会造成混乱。搞乱国家的君主，搞乱学派的学者，这些人的真心没有不想找一条正道来为自己服务，只是由于他们对正确的原则既嫉妒又带有偏见，因而别人就能根据他们的爱好去引诱他们。他们偏爱自己平时积累的学识，只怕听到对自己学识的非议。他们凭自己所偏爱的学识去观察与自己不同的学说，只怕听到对异己学说的赞美。因此，他们与正确的治理原则背道而驰了却还自以为是、不能勒马。这难道不是被事物的一个局部所蒙蔽而失去了对正道的追求吗？如果心思不用在正道上，那么白的黑的就是摆在面前而眼睛也会看不见，雷鼓就在身旁敲击而耳朵也会听不进，何况对那些被他们视为异端的用心于正道的人，就更看不见，听不进了。掌握了正确的政治原则的人，搞乱国家的君主在上面非难他，搞乱学派的学者在下面非难他，这难道不是很可悲的吗？ 什么东西会造成蒙蔽？爱好会造成蒙蔽，憎恶也会造成蒙蔽；只看到开始会造成蒙蔽，只看到终了也会造成蒙蔽；只看到远处会造成蒙蔽，只看到近处也会造成蒙蔽；知识广博会造成蒙蔽，知识浅陋也会造成蒙蔽；只了解古代会造成蒙蔽，只知道现在也会造成蒙蔽。大凡事物有不同的对立面的，无不会交互造成蒙蔽，这是思想方法上一个普遍的祸害啊。 从前君主中有被蒙蔽的，夏桀、商纣就是。夏桀被末喜、斯观所蒙蔽而不赏识关龙逢，因而使自己思想惑乱而行为荒唐；商纣被妲己、飞廉所蒙蔽而不赏识微子启，因而使自己思想惑乱而行为荒唐。所以，群臣都抛弃了对他们的忠心而去谋求私利，百姓都怨恨责怪他们而不为他们效劳，贤能优秀的人才都辞官在家而隐居避世，这就是他们丧失九州的土地而使建有宗庙的国都成为废墟的原因。夏桀死在鬲山，商纣的头被悬挂在红色的旗帜飘带上，他们自己不能预先知道自己的过错，而别人又没有谁劝阻他们，这就是蒙蔽的祸害啊。 商汤以夏桀为前车之鉴，所以拿定主意而谨慎地治理国家，因此能够长期地任用伊尹而本身又不背离正确的治国原则，这就是他取代夏桀而得到九州的原因。周文王吸取了商纣王的教训，所以拿定主意而谨慎地治理国家，因此能够长期地任用吕望而本身又不背离正确的治国原则，这就是他取代商纣王而得到九州的原因。远方的国家无不送上自己的珍贵物品，所以他们的眼睛能观赏所有的美色，耳朵能听到各种各样的美妙音乐，嘴巴能吃上所有的山珍海味，身居各种豪华的宫殿，名字上被加上各种美好的称号；活着的时候天下人都歌功颂德，死了以后天下人都痛哭流涕，这叫做极其昌盛伟大。《诗》云：“凤凰翩翩起舞飞翔，它的翅膀像盾牌一样，它的鸣声像洞箫悠扬。又有凤来又有凰，使王心中喜洋洋。”这就是不被蒙蔽的幸福啊。 从前臣子中有被蒙蔽的，唐秧、奚齐就是。唐鞅蒙蔽于追求权势而驱逐了戴驩，奚齐蒙蔽于争夺政权而加罪于申生。结果唐鞅在宋国被杀，奚齐在晋国被杀。唐鞅驱逐有德才的国相而奚齐加罪于孝顺的兄长，结果自己被杀了，然而仍不明白为什么，这就是蒙蔽的祸害啊。所以，因为贪婪鄙陋而违背正道争权夺利却又不遭到危险屈辱灭亡的，从古到今，还不曾有过。 鲍叔、宁戚、隰朋仁德明智而且不被蒙蔽，所以能够扶助管仲，而他们享有的名声财利幸福俸禄也和管仲相等。召公、吕望仁德明智而且不被蒙蔽，所以能够扶助周公，而他们享有的名声财利幸福俸禄也和周公相等。古书上说：“能识别贤人叫做明智，能辅助贤人叫做贤能。努力识别贤人、尽力辅助贤人，他的幸福一定长久。”说的就是这个。这就是不被蒙蔽的幸福啊。 从前游士中有被蒙蔽的，搞乱学派的学者就是。墨子蒙蔽于只重实用而不知文饰，宋子蒙蔽于只见人有寡欲的一面而不知人有贪得的一面，慎子蒙蔽于只求法治而不知任用贤人，申子蒙蔽于只知权势的作用而不知才智的作用，惠子蒙蔽于只务名辩而不知实际，庄子蒙蔽于只知自然的作用而不知人的力量。所以，从实用的角度来谈道，就全谈功利了；从欲望的角度来谈道，就全谈满足了；从法治的角度来谈道，就全谈法律条文了；从权势的角度来谈道，就全谈权势的便利了；从名辩的角度来谈道，就全谈些不切实际的理论了；从自然的角度来谈道，就全谈些因循依顺了。这几种说法，都是道的一个方面。道，本体经久不变而又能穷尽所有的变化，一个角度是不能够用来概括它的。一知半解的人，只看到道的一个方面而没有能够真正认识它，所以把这一个方面当作为完整的道而研究它，于是内扰乱了自己学派的思想，外迷惑了别人，上被臣民所蒙蔽，下被君主所蒙蔽，这就是蒙蔽的祸害啊。 孔子仁德明智而且不被蒙蔽，所以多方学习，集其大成而足以用来辅助古代圣王的政治原则。只有孔子这一派掌握了周备全面的道，推崇并运用它，而不被成见旧习所蒙蔽。所以他的德行与周公相等同，名声和三代开国之王相并列，这就是不被蒙蔽的幸福啊。 圣人知道思想方法上的毛病，看到被蒙蔽的祸害，所以既不任凭爱好、又不任凭憎恶，既不是只看到开始、又不是只看到终了，既不是只看到近处、又不是只看到远处，既不只务广博、又不安于浅陋，既不是只了解古代、又不是只知道现在，而是同时摆出各种事物并在其中根据一定的标准进行权衡。所以众多的差异与对立面就不能互相掩盖以致搞乱了条理。 什么是权衡事物的标准呢？回答说：就是道。所以心里不可以不了解道。 如果心里不了解道，就会否定道而认可违背道的东西。人有谁想要得到自在却遵奉自己否定的东西而用它来制止自己所赞成的东西呢？用他那种否定道的思想去选取人，就一定会和不奉行道的人情投意合，而不会和奉行道的人志同道合。带着他那种否定道的思想和不奉行道的人去议论奉行道的人，这就是社会混乱的祸根。像这样，那还凭什么去了解奉行道的人呢？ 再说：心里了解了道，然后就会赞成道。赞成道，然后就能遵奉道来制止违背道的东西。用他那种赞成道的思想去选取人，就会和奉行道的人情投意合，而不会和不奉行道的人同流合污了。带着他那种赞成道的思想和奉行道的人去议论违背道的人，这是社会得到治理的关键。像这样，又何必担忧不能了解奉行道的人呢？ 所以，把社会治理好的关键在于了解道。 人靠什么来了解道呢？回答说：靠心。 心靠什么来了解道呢？回答说：靠虚心、专心和静心。心从来没有不储藏信息的时候，但却有所谓虚；心从来没有不彼此兼顾的时候，但却有所谓专；心从来没有不活动的时候，但却有所谓静。人生下来就有智能，有了智能就有记忆；记忆嘛，也就是储藏信息；但是有所谓虚，不让已经储藏在心中的见识去妨害将要接受的知识就叫做虚心。心生来就有智能，有了智能就能区别不同的事物；区别不同的事物，也就是同时了解了它们；同时了解它们，也就是彼此兼顾；但是有所谓专，不让那一种事物来妨害对这一种事物的认识就叫做专心。心，睡着了就会做梦，懈怠的时候就会擅自驰骋想象，使用它的时候就会思考谋划，所以心从来没有不活动的时候；但是有所谓静，不让梦幻和烦杂的胡思乱想扰乱了智慧就叫做静心。对于还没有掌握道而追求道的人，要告诉他们虚心、专心和静心的道理，以作为他们的行动准则。想要求得道的人，达到了虚心的地步就能够得到道；想要奉行道的人，达到了专心的地步就能够穷尽道的全部；想要探索道的人，达到了静心的地步就能够明察道。了解道十分明察，知道了道能实行，这就是实践道的人。达到了虚心、专心与静心的境界，这叫做最大的清彻澄明。他对万事万物，没有什么露出了形迹而看不见的，没有什么看见了而不能评判的，没有什么评判了而不到位的。他坐在屋里而能看见整个天下，处在现代而能评判远古，通观万物而能看清它们的真相，检验考核社会的治乱而能通晓它的法度，治理天地而能控制利用万物，掌握了全局性的大道理而整个宇宙就都了如指掌了。宽阔广大啊，谁能知道他智慧的尽头？浩瀚广大啊，谁能知道他德行的深厚？千变万化、纷繁复杂，谁能知道他思想的轮廓？光辉与太陽月亮相当，博大充塞了八方极远的地方，这样的人就叫做伟大的人。这种人哪里还会有被蒙蔽的呢？ 心是身体的主宰，是精神的主管；它发号施令而不从什么地方接受命令；它自己限制自己，自己驱使自己；它自己决定抛弃什么，自己决定接受什么；它自己行动，自己停止。所以，嘴巴可以强迫它沉默或说话，身体可以强迫它弯屈或伸直，心不可以强迫它改变意志，它认为什么对就接受，认为什么错就拒绝。所以说：心采纳外界事物的时候，它的选择是不受什么限制的，而一定根据自己的见解；它认识的事物虽然繁杂而广泛，但它的精诚到来时是不会三心二意的。《诗》云：“采呀采呀采卷耳，老装不满斜口筐。唉我怀念心上人，把筐放在大路上。”斜口筐是容易装满的，卷耳是容易采到的，但是不可以三心二意地呆在大路上。所以说：思想分散就不会有知识，思想偏斜就不会精当，思想不专一就会疑惑。如果拿专心一致的态度来辅助考察，那么万事万物就可以全部被了解了。亲自透彻地了解万事万物的所以然，那就完美了。认识事物的准则不可能有对立的两种，所以明智的人选择一种而专心于它。 农民精于种田，却不能以此做管理农业的官吏；商人精于买卖，却不能以此做管理市场的官吏；工人精于制造器物，却不能以此做管理器具制造的官吏。有些人，不会这三种技术，却可以让他们来管理这三种职业。所以说：有精于道的人，有精于具体事物的人。精于具体事物的人只能支配这种具体事物，精于道的人则能够全面地支配各种事物。所以君子专心于道而用它来帮助自己考察万物。专心于道就能正确无误，用它来帮助自己考察万物就能看得非常清楚；用正确的思想去处理非常清楚的调查结论，那么万物就能被利用了。 从前舜治理天下，不用事事告诫而各种事情都办成了。固守专心于道的原则而达到了戒惧的境界，他的光荣就会充满身旁；培养专心于道的品德达到了精妙的境界，那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得到光荣。所以《道经》说：“一般人的思想只能达到戒惧的境界，得道之人的思想才能达到精妙的境界。”这戒惧与精妙的苗头，只有明智的君子才能了解它。人的思想就像盘中的水，端正地放着而不去搅动，那么沉淀的污浊的渣滓就在下面，而清澈的透明的水就在上面，那就能够用来照见胡须眉毛并看清楚皮肤的纹理了。但如果微风在它上面吹过，沉淀的污浊的渣滓就会在下面泛起，清澈的透明的水就会在上面被搅乱，那就不能靠它获得人体的正确映像了。人的思想也像这样啊。如果用正确的道理来引导它，用高洁的品德来培养它，外物就不能使它倾斜不正，那就能够用来判定是非、决断嫌疑了。如果有点小事牵制了他，那么他那端正的神态就在外表上发生了变化，他的思想就在胸中发生了倾斜，那就不能够用来决断各种事理了。古代喜欢写字的人很多，但只有仓颉一个人的名声流传了下来，这是因为他用心专一啊；喜欢种庄稼的人很多，但只有后稷一个人的名声流传了下来，这是因为他用心专一啊；爱好音乐的人很多，但只有夔一个人的名声流传了下来，这是因为他用心专一啊；爱好道义的人很多，但只有舜一个人的名声流传了下来，这是因为他用心专一啊。倕制造了弓，浮游创造了箭，而羿善于射箭；奚仲制造了车，乘杜发明了用四匹马拉车，而造父精通驾车。从古到今，还从来没有过一心两用而能专精的人。曾子说：“唱歌的时候看着那打节拍的棍棒而心想可以用它来打老鼠，又怎么能和我一起唱歌呢？” 空石的城邑内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觙。他生性善于猜测而喜欢思考。但耳朵、眼睛所向往的音乐、美色一旦和他接触，就会破坏他的思考；蚊子虻蝇的声音一传到他耳朵里，就会妨害他聚精会神。因此他避开耳朵、眼睛所向往的音乐、美色，并远离蚊子、虻蝇的声音，独自居住静静地思考，于是他的思路就畅通了。如果思考仁德也像这样，可以说达到精妙的境界了吗？孟子怕败坏了自己的仁德而把妻子休出家门，这可以说是能够自己勉力向上了，但还没有能达到思考仁德的地步。有子怕打瞌睡而用火烧灼自己的手掌，这可以说是能够自我克制的了，但还没有能达到爱好仁德的地步。觙避开耳朵、眼睛所向往的音乐、美色，并远离蚊子、虻蝇的声音，可以说是达到戒惧的境界了，但还不可以说是达到了精妙的境界。那达到了精妙境界的人，就是思想修养达到了最高境界的人。既然是思想修养达到了最高境界的人，还要什么勉力？还要什么克制？还要什么戒惧？所以混沌地明白道的人只能在外表露出光彩，清楚地明白道的人才能在心灵深处闪发出光芒。圣人即使放纵自己的欲望，尽量满足自己的情感，但他管理的事情仍然能治理好。那还要什么勉力？还要什么克制？还要什么戒惧？所以仁者奉行道，是无所作为的；圣人奉行道，是没有什么勉强的。仁者的思索恭敬慎重；圣人的思索轻松愉快。这就是修养思想的方法。 大凡观察事物有疑惑：内心不平静，那么外界的事物就看不清；自己的思想混乱不清，那就不能判断是非。在昏暗中走路的人，看见横卧的石头就以为是趴着的老虎，看见矗立的树林就以为是跟随着的人，这是昏暗蒙蔽了他的视力。喝醉酒的人过百步宽的水道，以为是过一二步宽的小沟；低着头走出城门，以为是走出狭小的宫中小门；这是酒扰乱了他的心神。按捺眼睛去看的人，看一件东西会以为是两件；捂住耳朵去听的人，听那默默无声会以为是嗡嗡作响；这是因为外力扰乱了他的官能。从山上远望山下的牛就好像是羊，但求取羊的人是不会下山去牵的，这是距离掩盖了牛的高大。从山下远望山上的树木，七丈高的树木像根筷子，但求取筷子的人是不会上山去折的，这是高远掩盖了树木的长度。水晃动而影子也晃动，人们不会以此来判定容貌的美丑，这是水形使人眼花了。瞎子抬头观望而看不见星星，人们不会以此来判定星星的有无，这是眼睛看不清东西。如果有人在这种时候断定事物，那就是世界上的蠢人。那些蠢人断定事物，是用疑惑不清的心去判断疑惑不清的事物，判断一定不得当。判断如果不得当，又怎么能没有错误呢？ 夏首的南边有一个人，名叫涓蜀梁，他生性愚蠢而容易害怕。在月光明亮的夜晚行走，低头看见自己的身影，就以为是趴在地上的鬼；抬头看见自己的头发，就以为是站着的妖怪；于是转身就跑，等跑到自己的家中，就断气死了。这难道不可悲吗？大凡人认为有鬼，一定是在他精神恍惚的当口、疑惑迷乱的时候来判定它的。这正是人们把有当作没有、把没有当作有的时候，但他们自己却在这个时候去判定事情。有人得了风湿病却想敲鼓来驱除疾病，并烹猪求神，那就一定会有打破鼓、丧失猪的破费了，而不会有治愈疾病的幸福。所以这种人即使不住在夏首的南边，却也与涓蜀梁没有什么区别的了。 一般地说，能够认识事物，是人的本性；事物可以被认识，是事物的规律。凭借可以认识事物的人的本性，去探求可以被认识的事物的规律，如果对此没有一定的限制，那么过完了一辈子、享尽了天年也不能遍及可以认识的事物。人们学习贯通事理的方法即使有成亿上万条，但如果最终不能够用它们来通晓万事万物的变化，那就和蠢人相同了。像这样来学习，自己老了、子女长大了，仍和蠢人相同，却还不知道放弃这种无益的做法，这就叫做无知妄人。学习嘛，本来就要有个学习的范围。把自己的学习范围限制在哪里呢？回答说：把它限制在最圆满的境界。什么叫做最圆满的境界？回答说：就是通晓圣王之道。圣人嘛，就是完全精通事理的人；王者嘛，就是彻底精通制度的人；这两个方面都精通的人，就完全可以成为天下最高的师表了。所以学习嘛，要把圣王当作老师，要把圣王的制度当作自己的法度，效法圣王的法度而探求他们的纲领，并努力效法他们的为人。向往这种圣王之道而努力追求的，就是士人；效法这种圣王之道而接近它的，就是君子；通晓这种圣王之道的，就是圣人。所以，有了智慧却不是用来考虑这圣王之道，那就叫做畏怯；有了勇力却不是用来维护这圣王之道，那就叫做贼害；观察问题仔细周详却不是用来分析这圣王之道，那就叫做篡逆；很有才能却不是用来学习研究并发扬光大这圣王之道，那就叫做巧诈；能说会道口齿伶俐却不是用来宣传这圣王之道，那就叫做费话。古书上说：“天下有两个方面：一是根据错误的来考察正确的，一是根据正确的来考察错误的。”这所谓的正确与错误，是指符合圣王的法度和不符合圣王的法度。天下如果不把这圣王的法度作为最高标准，那还有能分辨是非、整治曲直的东西吗？至于那种不分辨是非、不整治曲直、不辨别治乱、不整治人类社会道德规范的学说，即使精通它，对人也没有什么裨益，即使不能掌握它，对人也没有什么损害；这不过是要钻研奇谈怪论，玩弄怪僻的词句，用来互相扰乱罢了；他们强行钳制别人而能说会道，厚着脸皮而忍受着辱骂，不守正道而恣肆放荡，胡乱诡辩而唯利是图，不喜欢谦让，不尊重礼节，而喜欢互相排挤；这是混乱的社会中奸诈之人的学说啊。可是，现在天下研究思想学说的人，却大多是这样。古书上说：“分析言辞而自以为明察，空谈名物而自以为善于辨别，君子鄙视这种人。见识广而记忆力强，但不符合圣王的法度，君子鄙视这种人。”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啊。 如果做了而无益于成功，追求了而无益于取得，担忧了而无益于实现愿望，那就统统可以抛弃，不让那些事妨碍自己，不让它们有片刻的时间在心中干扰自己。不羡慕过去，不担忧未来，没有忧愁怜悯的心情，适合时势就行动，外物来了就接应，事情发生了就处理，这样，是治还是乱，是合适还是不合适，就明明白白地都清楚了。 牢守秘密而成功，泄露秘密而失败，英明的君主没有这种事。袒露真情而成功，隐瞒真相而失败，昏暗的君主没有这种事。统治人民的君主如果讲求隐蔽周密，那么毁谤的话就来了，正直的话就缩回去了，小人接近而君子远离了。《诗》云：“你把黑暗当光明，他说狐狸呈深蓝。”这是说君主昏庸愚昧，那么臣民就会险恶。统治人民的君主如果开诚布公，那么正直的话就来了，而毁谤的话就缩回去了，君子接近而小人远离了。《诗》云：“皎洁明亮在下方，光辉灿烂在上方。”这是说君主光明正大，那么臣民就会被感化。 正名(+翻译) 【原文】 后王之成名：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散名之加于万物者，则从诸夏 之成俗曲期，远方异俗之乡，则因之而为通。 散名之在人者：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 之性。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心虑而能为 之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正利而为谓之事。正义而为谓之行。 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所以能之在人者谓之能；能有所合谓之 能。性伤谓之病。节遇谓之命：是散名之在人者也，是后王之成名也。 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故析辞擅作名， 以乱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辨讼，则谓之大奸。其罪犹为符节度量之罪也。故其民 莫敢托为奇辞以乱正名，故其民悫；悫则易使，易使则公。其民莫敢托为奇辞以乱 正名，故壹于道法，而谨于循令矣。如是则其迹长矣。迹长功成，治之极也。是谨 于守名约之功也。今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则虽守法 之吏，诵数之儒，亦皆乱也。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然则所 为有名，与所缘以同异，与制名之枢要，不可不察也。 异形离心交喻，异物名实玄纽，贵贱不明，同异不别；如是，则志必有不喻之 患，而事必有困废之祸。故知者为之分别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 贵贱明，同异别，如是则志无不喻之患，事无困废之祸，此所为有名也。 然则何缘而以同异？曰：缘天官。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 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约名以相期也。形体、色理以目异；声音清浊、调竽、奇 声以耳异；甘、苦、咸、淡、辛、酸、奇味以口异；香、臭、芬、郁、腥、臊、漏 庮、奇臭以鼻异；疾、痒、凔、热、滑、铍、轻、重以形体异；说、故、喜、怒、 哀、乐、爱、恶、欲以心异。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 也。然而征知必将待天官之当簿其类，然后可也。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征知而无说， 则人莫不然谓之不知。此所缘而以同异也。 然后随而命之，同则同之，异则异之。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单与 兼无所相避则共；虽共不为害矣。知异实者之异名也，故使异实者莫不异名也，不 可乱也，犹使同实者莫不同名也。 故万物虽众，有时而欲无举之，故谓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 则有共，至于无共然后止。有时而欲偏举之，故谓之鸟兽。鸟兽也者，大别名也。 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别然后至。 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 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名有固善，径易而不拂，谓之善名。 物有同状而异所者，有异状而同所者，可别也。状同而为异所者，虽可合，谓 之二实。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有化而无别，谓之一实。此事之所以稽 实定数也。此制名之枢要也。后王之成名，不可不察也。 “见侮不辱”，“圣人不爱己”，“杀盗非杀人也”，此惑于用名以乱名者也。 验之所为有名，而观其孰行，则能禁之矣。“山渊平”，“情欲寡”，“刍豢不加 甘，大钟不加乐”，此惑于用实，以乱名者也。验之所缘以同异，而观其孰调，则 能禁之矣。“非而谒楹”，“有牛马非马也，”此惑于用名以乱实者也。验之名约， 以其所受，悖其所辞，则能禁之矣。 凡邪说辟言之离正道而擅作者，无不类于三惑者矣。故明君知其分而不与辨也。 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与共故。故明君临之以埶，道之以道，申之以命，章之以论， 禁之以刑。故民之化道也如神，辨说恶用矣哉！今圣王没，天下乱，奸言起，君子 无埶以临之，无刑以禁之，故辨说也。实不喻，然后命，命不喻，然后期，期不喻， 然后说，说不喻，然后辨。故期命辨说也者，用之大文也，而王业之始也。名闻而 实喻，名之用也。累而成文，名之丽也。用丽俱得，谓之知名。名也者，所以期累 实也。辞也者，兼异实之名以论一意也。辨说也者，不异实名以喻动静之道也。期 命也者，辨说之用也。辨说也者，心之象道也。心也者，道之工宰也。道也者，治 之经理也。心合于道，说合于心，辞合于说。正名而期，质请而喻，辨异而不过， 推类而不悖。听则合文，辨则尽故。以正道而辨奸，犹引绳以持曲直。是故邪说不 能乱，百家无所窜。有兼听之明，而无矜奋之容；有兼覆之厚，而无伐德之色。说 行则天下正，说不行则白道而冥穷。是圣人之辨说也。诗曰：“颙颙卬卬，如圭如 璋，令闻令望，岂弟君子，四方为纲。”此之谓也。 辞让之节得矣，长少之理顺矣；忌讳不称，祅辞不出。以仁心说，以学心听， 以公心辨。不动乎众人之非誉，不治观者之耳目，不赂贵者之权埶，不利传辟者之 辞。故能处道而不贰，咄而不夺，利而不流，贵公正而贱鄙争，是士君子之辨说也。 诗曰：“长夜漫兮，永思骞兮，大古之不慢兮，礼义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 此之谓也。 君子之言，涉然而精，俛然而类，差差然而齐。彼正其名，当其辞，以务白其 志义者也。彼名辞也者，志义之使也，足以相通，则舍之矣。苟之，奸也。故名足 以指实，辞足以见极，则舍之矣。外是者，谓之讱，是君子之所弃，而愚者拾以为 己宝。故愚者之言，芴然而粗，啧然而不类，誻誻然而沸，彼诱其名，眩其辞，而 无深于其志义者也。故穷借而无极，甚劳而无功，贪而无名。故知者之言也，虑之 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则必得其所好，而不遇其所恶焉。而愚者反 是。诗曰：“为鬼为蜮，则不可得。有腼面目，视人罔极。作此好歌，以极反侧。” 此之谓也。 凡语治而待去欲者，无以道欲而困于有欲者也。凡语治而待寡欲者，无以节欲 而困于多欲者也。有欲无欲，异类也，生死也，非治乱也。欲之多寡，异类也，情 之数也，非治乱也。欲不待可得，而求者从所可。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求者 从所可，所受乎心也。所受乎天之一欲，制于所受乎心之多，固难类所受乎天也。 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恶死甚矣；然而人有从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 以生而可以死也。故欲过之而动不及，心止之也。心之所可中理，则欲虽多，奚伤 于治？欲不及而动过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则欲虽寡，奚止于乱？故治乱 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不求之其所在，而求之其所亡，虽曰我得之，失之 矣。 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以所欲为可得而求之， 情之所必不免也。以为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故虽为守门，欲不可去，性之具也。 虽为天子，欲不可尽。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也。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所欲虽 不可尽，求者犹近尽；欲虽不可去，所求不得，虑者欲节求也。道者、进则近尽， 退则节求，天下莫之若也。 凡人莫不从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知道之莫之若也，而不从道者，无之有也。 假之有人而欲南，无多；而恶北，无寡，岂为夫南之不可尽也，离南行而北走也哉！ 今人所欲，无多；所恶，无寡，岂为夫所欲之不可尽也，离得欲之道，而取所恶也 哉！故可道而从之，奚以损之而乱？不可道而离之，奚以益之而治？故知者论道而 已矣，小家珍说之所愿者皆衰矣。凡人之取也，所欲未尝粹而来也；其去也，所恶 未尝粹而往也。故人无动而不可以不与权俱。衡不正，则重县于仰，而人以为轻； 轻县于俛，而人以为重；此人所以惑于轻重也。权不正，则祸托于欲，而人以为福； 福托于恶，而人以为祸；此亦人所以惑于祸福也。道者，古今之正权也；离道而内 自择，则不知祸福之所托。易者，以一易一，人曰：无得亦无丧也，以一易两，人 曰：无丧而有得也。以两易一，人曰：无得而有丧也。计者取所多，谋者从所可。 以两易一，人莫之为，明其数也。从道而出，犹以一易两也，奚丧！离道而内自择， 是犹以两易一也，奚得！其累百年之欲，易一时之嫌，然且为之，不明其数也。 有尝试深观其隐而难者：志轻理而不重物者，无之有也；外重物而不内忧者， 无之有也；行离理而不外危者，无之有也；外危而不内恐者，无之有也。心忧恐， 则口衔刍豢而不知其味，耳听钟鼓而不知其声，目视黼黻而不知其状，轻暖平簟而 体不知其安。故向万物之美而不能嗛也。假而得间而嗛之，则不能离也。故向万物 之美而盛忧，兼万物之美而盛害，如此者，其求物也，养生也？粥寿也？故欲养其 欲而纵其情，欲养其性而危其形，欲养其乐而攻其心，欲养其名而乱其行，如此者， 虽封侯称君，其与夫盗无以异；乘轩戴絻，其与无足无以异。夫是之谓以己为物役 矣。 心平愉，则色不及佣而可以养目，声不及佣而可以养耳，蔬食菜羹而可以养口， 麤布之衣，麤紃之履，而可以养体。局室、芦帘、稿蓐、敝机筵，而可以养形。故 虽无万物之美而可以养乐，无埶列之位而可以养名。如是而加天下焉，其为天下多， 其私乐少矣。夫是之谓重己役物。 无稽之言，不见之行，不闻之谋，君子慎之。 【翻译】 现代的君主确定名称：刑名仿照的是商代，爵位仿照的是周代，礼节仪式仿照的是《礼经》。万事万物的名称，则中原地区和边远地区的风俗习惯等共同约定，他们依靠这些名称进行交流。对于人自身，与生俱来的叫做性。天性和陰陽二气相和产生的，精神对外界的感应，不经人为努力而自然产生的，就叫做性。本性中的好、恶、喜、怒、哀、乐，就叫做情感。情感就是如此，而且用心加以选择，就叫做思虑。经过思虑，人们就会付诸行动，这就叫做人为。长期运用思虑、经常付诸实践，而后就能成功，这也叫做人为。符合利益的就去做，这叫做事业。符合道义就去做，这叫做德行。人生来就具有的认识事物的能力，这叫做知觉。人通过后天努力获得认识，这就叫做智慧。而人本身具有的处理事物的能力，就叫做本能。这种能力与处置的事物相适合，就叫做才能。人的本性受到伤害，就叫疾病。偶然的遭遇，就叫做命运。这些名称都是关于人本身的，也是现代的君主确定的名称。 所以，君王确定事物的名称，名称确定了，就能把事物分辨清楚，有了制定名称的基本原则，人们就能互相沟通思想，那么，就要谨慎地引导人民遵守这些名称。那些玩弄词句、擅自改造名称，迷惑人们，扰乱正确名称，使得很多人陷于是非争论中的人，他们是罪大恶极的啊，他们的罪名如同伪造符节和度量衡的一样。老百姓都很诚实，他们不敢散布奇谈怪论，扰乱正确的名称。诚实就容易统治，容易统治就能收到功效。老百姓不敢散布奇谈怪论扰乱正确的名称，这样就能专一于法度，遵循法制。那么君主的业绩就会永世长存，永世长存，就会功名成就，天下大治，这是严谨地遵守统一名称的功效啊。 现在，英明的圣王不在了，不再遵守统一的名称了，奇谈怪论出现了，名实关系混乱了，是非标准不明确了，这样，即使官吏遵守法令，儒生熟悉典章制度，也都混乱起来。如果新的圣王产生，他必定沿用一些旧的名称，创作一些新的名称。既然如此，所以事物都要有确定的名称，但制定名称的根据，制定名称的要领，是必须要搞明白的。 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所以要相互晓谕，不同的事物混杂在一起，就会贵贱不分，相同与相异没有区别。这样，就会产生弊病，思想就不能互相了解，事情就会陷入困境而被废弃的祸害。所以圣王给万事万物制定名称，用来表述各种事物，在上用来彰明显贵和贫贱，在下用来区别相同和相异。明确了贵贱，区别了异同，这样，思想交流就不会有弊病，事情也不会陷入困境而做不成了，这就是圣王确定名称的原因啊。 既然这样，根据什么区别事物名称的异同呢？这要根据人的自然感官。凡是民族相同的，他们的感官就相同，那么对事物的感知也是相同的。所以，通过各种比方，只要大体相似，就可以互相沟通了，这就是人们要互相交流，给事物共同约定名称的原因了。眼睛可以识别事物的形状、颜色、材料；耳朵可以区别声音的清晰、混杂、杂乱，乐曲的和谐；嘴巴可以区别甜、苦、咸、淡、辣、酸以及各种怪味；鼻子可以区别香、芳香、芬芳、馥郁、腥、臊、马膻气、牛膻气以及各种怪气味；身体可以触觉到痛痒、寒凉、炎热、润滑、粗涩、轻、重；心可以区别舒畅、憋闷、喜、怒、哀、乐、爱好、厌恶、欲望的情感。心可以验证、认识事物。既然如此，就可以依靠听觉器官辨别声音，依靠视觉器官辨别事物的形状大小，但是心灵之外的，一定要依靠感觉器官接触感知对象。如果有了感觉器官的接触却不能认知它，用心去验证，却无法说出，那么人们就没有谁不说这是不明智的的。这就是事物的名称有同和有异的原因啊。 然后，根据这种区别来给事物命名：相同的事物就取相同的名称，不同的事物就取不同的名称；单一名称足以表明的就取单名，单一名称不能表明的就用复名；单名和复名之间不相互混淆的就用共同使用，即使共同使用也没有什么妨害。既然不同的事物应有不同的名称，就要给不同的事物不同的名称，这是不可混乱的。就像同样的事物具有同样的名称一样。万物虽然众多，有时要把它们全面概括起来，就把它们统称为“物”。“物”这个概念，是最大的共用名称。依此类推给事物取共名，那么共名之上还有共名，直到无法再使用共名才停止。有时要把事物部分地概括起来，所以统称它为“鸟兽”。“鸟”、“兽”的概念，就是最大的区别的名称。把所有的鸟兽推而广之，而给以区别的名称，区别之中还有区别，一直到无法再区别时停止。事物名称没有本来就合适的，而是由人们共同约定来命名，约定俗成，这个名称就合适了，反之，这个名称就是不合适的了。名称并不是生来就表示某种事物，而是由于约定俗成，人们用这个名称称呼这种事物，习惯了，就成为这种事物的名称了。有本来就好的名称，简单明了而又不互相矛盾，这就叫做好的名称。事物有形状相同而实体不同的，有不同形状但是实体又相同的，这种情况是可以加以区别的；事物形状相同而实体不同的，名称虽然可以合用一个，也应该说是两个实物。形状变化了，但实质没有区别而成为另一种实物的，就叫做变化；这种形变而质不变的，他们仍然是同一个实物。这就是要考察事物的实质，这是确定事物名称的关键。现代君主要给事物命名，不可不谨身明白啊。 “受到欺侮，并不当作羞辱”，“圣人不爱惜自己”，“杀死盗贼不是杀人”，这都是迷惑使用名称来混淆名称的。由已经制定的名称验证它，看看这些说法和通常的说法哪个能够行得通，就能禁止这种错误了。“高山和深渊是一样平”，“人的欲望少”，“肉并不比一般食物味道香甜，听到音乐，并不使人格外快乐”，这是运用实物表面的异同混淆实质的异同而使人迷惑的说法。对此，只要依据事物的相同与不同的区别验证它，再看看这些说法同通常的说法究竟哪一种符合事实，就能制止这种错误了。“飞箭射过柱子后时间长了会停止”“有牛马，又说牛马不是马”，这是用事物名称的异同混淆事物的实质的异同而使入迷惑的说法。对此，用制定名称的约定来验证它，用这些人所能接受观点去反驳他所拒绝的观点，就能制止这种错误了。凡是擅自制造的种种邪说谬论，都是和这三种情况相类似。所以，英明的君主懂得它们的分别，就不会跟他们进行争辩了。 人民容易用正道来统一他们的言行，但不可以跟他们讲明原由。所以，英明的君主用权势来统治他们，用正道来引导他们，用命令来告诫他们，用言论来使他们明白，用刑法来制止他们。所以，明智的君主统治的人民能够迅速自然的被正道感化，哪里还用得着辩论呢？现在圣王死了，天下混乱，奸邪的言论纷纷出现，君子没有权势来统治他们，没有刑法来禁止他们，因此辩论就兴起了。实物不明白，就要给它取个名称，给它命名了还不能明白就解说，说明以后还不能明白，就通过反复论证来辨明它。所以，交流看法、取名、分析辩明、解说，使名称使用方面最重要的形式，也是帝王大业的起点。一听到事物的名称就知道它所代表的事物，这就是名称的作用。积累名称而形成文章，这是名称的互相配合。名称的使用和配合都符合要求，这就叫做精通名称。名称，代表各种事物的。言辞就是把不同事物的名称联合起来，从而表达一个完整意思的。辩析解说，就是分析不同实际的名称，来说明是非的道理。约定命名，是供辩论与解说是后使用的。辨析说明，是心对道的认识的表达。心是道的主宰，道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心意符合于道，解说符合于心意，言辞符合于解说；使名称正确无误并互相约定，这样就可以切合事物的实际情况而便于互相了解；辨别不同事物而不出现差错，推论事物的类别而不违背情理；这样，听取意见时就能合乎礼法，辩析事物就能弄清事情的原因。用正确的道理来辩明奸邪，就像用木工的绳墨来衡量曲直一样。所以，邪说不能够扰乱正道，各家的谬论也就没有地方可以隐蔽了。有全面听取各家学说优点的明智，而没有骄傲自大的表情；有包容各家学说的度量，而没有自夸美德的神色。他的学说能够实行，天下就可以归于正道，他的学说行不通；就讲明正道然后自己隐居起来，这就是圣人的辩说。《诗经》上说：“体貌谦恭，志气高昂，品德就像玉圭和玉璋一样，名声美好，又有威望。和乐的君子，就是四方人民的典范。”就是说的这个道理。 具备了谦让的礼节，弄清了长幼之间的顺序，不说忌讳的话，不妄言奇谈怪论；用仁义的心讲道理，用好学的心倾听别人，用公正的心辩是非；不因外界的诽谤和夸奖而动摇，不修饰言辞迷惑别人的耳目，不赠送财物去买通高贵者的权势，不喜欢传播邪说的人的言辞；这样的人就能坚持正道而没有三心二意，敢于坚持自己的主张而不为外力胁迫，言语流利但不放荡胡说，推崇公正的言论而鄙视庸俗粗野的争论，这是士君子的辩说。古诗说：“长夜如此漫长啊，我常常思考我的过错。不敢怠慢古人的道理，没有违背礼义，何必顾虑别人说自己的坏话呢？”说的就是这样的人啊。 君子的言论，深入而又精微，贴近人情世故而有法度，表面看来并不一致，实际上却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明同一道理。他使名称无误，言辞恰当，尽力表达他的思想。那些名称和辞句，是用来表达思想的，只要能够相互沟通思想，就可以了。那些不合礼义的标新立异，就是邪说。所以名称只要足以反映事物的实际，辞句只要足以充分的表达思想，就可以了。离开这个标准，就叫做故意讲那些艰难费解的话，这是君子所要抛弃的，然而愚蠢的人却拾取来当作自己的宝贝。所以愚蠢的人说话，轻浮而且粗鲁，喜欢争吵又没有条理，七嘴八舌、声音嘈杂。他们搬弄各种诱人的名称，使用各种迷人的辞句，而他表达的思想内容却不十分深入。所以没完没了地假借各种名称和辞句反而抓不住主要思想，费力很大反而收效很小，贪求名声反而得不到名声。所以，智者的言论，思索它容易理解，实行它容易安定，坚持它容易立脚；有所成就，必然受到人们的喜爱，而不会遇到人们的憎恶；但是愚蠢的人与此相反。《诗经》上说：“你若是鬼怪，我就无法看清；你面目这样丑陋，人们就会看清，我作这首好诗歌，就是为了揭穿你反复无常面目”。说的就是这种人。 凡是谈论治理国家的道理，而想靠去掉人们欲望的人，是没有办法来正确引导人们的欲望的，他却反而会被欲望所困住。凡是谈论治理国家的道理而想靠减少人们欲望的人，是没有办法节制欲望的，他却反而会被欲望困住。有欲望与没有欲望，是不同类型的，是生与死的区别，但不是国家安定或动乱的原因。欲望的多与少，是不同类的，是人情的必然现象，这也不是国家安定或动乱的原因。人的欲望并不是等到其所欲之物可能得到才产生，但追求满足欲望的人却总是认为可能得到而争取。欲望并不等到所欲之物可能得到才产生，这是处于人的本性；追求欲望的人，总是从他认为合适的情况下出发去努力，这是受到了内心的支配。人禀受于自然的单纯欲望，受到内心多方面的种种顾虑的节制，这当然不能和原来禀受于自然的单纯欲望再相类比了。人的生存的欲望是很强烈的，人憎恶死亡的心情也是很强烈的；然而，人们有希求生存而遭到死亡的，它们并不是不愿意生存而愿意死亡，而是认为不能偷生而应该去死。所以，有时欲望非常强烈，但是却没有完全这样去做，这是由于内心的节制。内心认为是符合道理的，那么欲望即使很多，对于国家的安定又有什么伤害！有时欲望不强烈，但行动超越了界线，这是由于内心的指使。如果内心认为有违理性，那么即使欲望很少，又怎么能制止国家的混乱呢！所以，国家安定混乱取决于内心所认可的是否合乎道理，而不在于人的欲望的多少。不去探求国家治乱的根源，却从没关系的地方寻找原因，即使自己认为找到了治乱的关键，其实却把他丢了。 人的本性是先天造就的；人的情感，是本性的实质；欲望是情感对外界事物的反应。认为自己所希望的可以得到的而去追求它，这是情感所必不可免的现象；认为自己所希望的可以得到而去实行它，这是明智所必然产生的。所以即使是看门的下等人，他的欲望也不可能去掉，这是人的本性所具有的。即使是天子，欲望也不可能完全满足。虽然欲望不可能完全满足，但可以接近于完全的满足；虽然欲望不能去掉，但对欲望的追求是可以节制的。欲望虽然不可能完全满足，但追求欲望的人仍然可以接近于满足；欲望虽然不可以去掉，所追求的欲望不能达到，但想追求欲望的人对所追求的欲望可以节制。按照这个原则，进则可以接近完全满足自己的欲望，退则可以节制自己的追求，这是天下最好的原则了。 只要是人，无不依从他认为对的，而抛弃他认为不对的事。知道没有什么及得上正道却又不依从正道的，这种人是没有的。如果有人想到南方去，不管路途多么遥远他都会去；如果它不想去北方，不管路途多么近他也不会去。难道那个人会因为南方路途遥远，就会因此而往北走吗？对于人们想要得到的东西，他们是不会嫌多的；而所厌恶的东西，他们是一点也不想要的。难道人们会因为想要得到的东西不能满足，就放弃欲望的追求，而去追求本来就很厌恶的东西吗？所以，人们赞同正道而依从它，这样，还能用什么来损害它而导致国家混乱呢！不赞成正道就背离它，这样，还能用什么来增益它而使国家爱安定呢！所以，明智的人根据正道来行事，而各家异说的所希求的就微乎其微了。 不是人们所希望的东西就都能得到；也不是人们所要抛弃的东西都能丢掉。所以，人的行动不能没有衡量的准则。称如果不准，那么悬挂重物反而就会仰起来，人们就会认为这是轻的东西；悬挂轻物反而会低下去，人们就会认为这是重的东西，因此，人们就会对轻重产生迷惑。如果衡量人行为的准则不准确，灾祸就会包含在它所追求的事情当中，人们却认为这是幸福；幸福包含在他所厌恶的事情当中，人们却认为这是灾祸，因此，人们就会对祸福产生迷惑。道，是自古以来衡量事物的正确标准，偏离正道，而由自己任意选择，那么就不懂得祸福究竟依存在什么地方。 交换，如果用一件东西交换一件东西，人们会认为这没得没失。如果用一件东西换得两件东西，人们就认为有得无失。如果用两件东西换一件东西，人们就会认为有失无得。善于计谋的人，希望以少换多，他们遵从自己认可的办法。用两件东西换一件东西，没有人愿意这样做，因为它们都明白这其中的得失利害。一切按照道去行动，就好比拿一个换两个一样，哪里有什么损失呢！背离正道而任意选择，就如同拿两个换一个，哪里得到了什么呢！积累了长时间的欲望，只能换取暂时的满足，这样的事尚且去做，这是因为他不懂得其中得失利害。 我曾试着仔细观察那些细微而又难以察觉的情况。内心轻视道理，却不追求物质欲望，这样的人是没有的；重视追求物质欲望，但内心却没有什么忧虑，这样的人也是没有的。行为违背正道，却没有遭到危害，这样的人也是没有的；遭到外来危害，但内心却不恐惧，这样的人也是没有的。内心忧虑恐惧，那么即使食物精美，也不能品尝出它的味道；音乐动人，却不能欣赏出它的美妙；服饰华丽，却不能赏心悦目；睡着轻暖的褥子、垫着平整的竹席却感觉不到舒服。所以，这种人享受了万物的美好供养，却仍然不能感到愉快，即使暂时感到愉快，然而忧虑恐惧的心情还是不能离去。所以尽管享受了万物美好的供养却非常忧虑，占有了万物的利益却有着很大的祸害。像这样的人，他们追求物质欲望，是为了保养生命呢？还是出卖寿命呢？所以，本来想要满足自己的欲望却又放纵自己的情欲；本来想要保养自己的性命，却危害自己的身体；本来想要培养自己愉快的心情，却破坏了自己的情绪；本来想要保全自己的名望却又败坏自己的品行。像这样的人即使封为诸侯，称为国君，他们和那些盗贼没有什么不同；即使坐着高级的马车，戴着高大的官帽，他们和那些衣食不足的老百姓比起来也没有什么不同。这就叫做使自己被物质利益所奴役了。 人的心情愉快，即使颜色不如平常鲜艳，也可以用来调养双目；即使声音不如平常悦耳，也可以保养双耳；即使粗饭菜汤，也可以调养口胃；即使粗布衣服、粗麻编制的鞋子也可以满足身体的需要；即使狭小的居室、芦苇做的窗帘、草席、破几桌，却可以保养形体。所以，虽然没有享受到万物的美妙，却能够培养自己快乐的心情；没有权势官爵地位，却可以培养自己的名声。这样的人来统治天下，必然为天下的人谋利多，而为自已谋利少。这样就可以叫做看重自己而役使万物。 没有根据的言论，没有见过的行为，没有听说过的谋略，君子要慎重地对待。 性恶(+翻译) 【原文】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 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 焉，顺是，故婬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 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故枸木必将待檃栝、烝矫然后直；钝金必将待砻厉然后利；今人之性恶，必将 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今人无师法，则偏险而不正；无礼义，则悖乱而不 治，古者圣王以人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 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始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今 人之化师法，积文学，道礼义者为君子；纵性情，安恣孳，而违礼义者为小人。用 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孟子曰：“今之学者，其性善。” 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 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 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 伪之分也。今人之性，目可以见，耳可以听；夫可以见之明不离目，可以听之聪不 离耳，目明而耳聪，不可学明矣。 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将皆失丧其性故也。” 曰：若是则过矣。今人之性，生而离其朴，离其资，必失而丧之。用此观之， 然则人之性恶明矣。所谓性善者，不离其朴而美之，不离其资而利之也。使夫资朴 之于美，心意之于善，若夫可以见之明不离目，可以听之聪不离耳，故曰目明而耳 聪也。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见长而不 敢先食者，将有所让也；劳而不敢求息者，将有所代也。夫子之让乎父，弟之让乎 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于性而悖于情也；然而孝子之道， 礼义之文理也。故顺情性则不辞让矣，辞让则悖于情性矣。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 矣，其善者伪也。 问者曰：“人之性恶，则礼义恶生？” 应之曰：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故陶人埏埴而为器， 然则器生于陶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故工人斲木而成器，然则器生于工人之 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然则礼义法度 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若夫目好色，耳好听，口好味，心好利， 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夫感 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后然者，谓之生于伪。是性伪之所生，其不同之征也。 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圣 人之所生也。故圣人之所以同于众，其不异于众者，性也；所以异而过众者，伪也。 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假之有弟兄资财而分者，且顺情性，好利而欲得， 若是，则兄弟相拂夺矣；且化礼义之文理，若是，则让乎国人矣。故顺情性则弟兄 争矣，化礼义则让乎国人矣。 凡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夫薄愿厚，恶愿美，狭愿广，贫愿富，贱愿贵， 苟无之中者，必求于外。故富而不愿财，贵而不愿埶，苟有之中者，必不及于外。 用此观之，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今人之性，固无礼义，故强学而求有之也； 性不知礼义，故思虑而求知之也。然则性而已，则人无礼义，不知礼义。人无礼义 则乱，不知礼义则悖。然则性而已，则悖乱在己。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 者伪也。 孟子曰：“人之性善。” 曰：是不然。凡古今天下之所谓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谓恶者，偏险悖乱也： 是善恶之分也矣。今诚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则有恶用圣王，恶用礼义哉？虽有 圣王礼义，将曷加于正理平治也哉？今不然，人之性恶。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 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埶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 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是圣王之治而礼义之化也。 今当试去君上之埶，无礼义之化，去法正之治，无刑罚之禁，倚而观天下民人之相 与也。若是，则夫强者害弱而夺之，众者暴寡而哗之，天下悖乱而相亡，不待顷矣。 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故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凡论者贵其有辨合，有符 验。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设，张而可施行。今孟子曰：“人之性善。”无辨合符验， 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设，张而不可施行，岂不过甚矣哉！故性善则去圣王，息礼义 矣。性恶则与圣王，贵礼义矣。故檃栝之生，为枸木也；绳墨之起，为不直也；立 君上，明礼义，为性恶也。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直木不待檃栝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将待檃栝烝矫然后直者，以其性不直 也。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圣王之治，礼义之化，然后始出于治，合于善也。用此观 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问者曰：“礼义积伪者，是人之性，故圣人能生之也。” 应之曰：是不然。夫陶人埏埴而生瓦，然则瓦埴岂陶人之性也哉？工人斲木而 生器，然则器木岂工人之性也哉？夫圣人之于礼义也，辟则陶埏而生之也。然则礼 义积伪者，岂人之本性也哉！凡人之性者，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 人，其性一也。今将以礼义积伪为人之性邪？然则有曷贵尧禹，曷贵君子矣哉！凡 贵尧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然则圣人之于礼义积伪也，亦犹 陶埏而为之也。用此观之，然则礼义积伪者，岂人之性也哉！所贱于桀跖小人者， 从其性，顺其情，安恣孳，以出乎贪利争夺。故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天非 私曾骞孝己而外众人也，然而曾骞孝己独厚于孝之实，而全于孝之名者，何也？以 綦于礼义故也。天非私齐鲁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于父子之义，夫妇之别，不如齐 鲁之孝具敬文者，何也？以秦人从情性，安恣孳，慢于礼义故也，岂其性异矣哉！ “涂之人可以为禹。”曷谓也？ 曰：凡禹之所以为禹者，以其为仁义法正也。然则仁义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 然而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 为禹明矣。今以仁义法正为固无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则唯禹不知仁义法正，不能仁 义法正也。将使涂之人固无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而固无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邪？ 然则涂之人也，且内不可以知父子之义，外不可以知君臣之正。今不然。涂之人者， 皆内可以知父子之义，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则其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其在 涂之人明矣。今使涂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本夫仁义法正之可知 可能之理，可能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今使涂之人伏术为学，专心一志，思 索孰察，加日县久，积善而不息，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故圣人者，人之所积 而致矣。 曰：“圣可积而致，然而皆不可积，何也？” 曰：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小人可以为君子，而不肯为君子；君子可以为小人， 而不肯为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尝不可以相为也，然而不相为者，可以而不可使也。 故涂之人可以为禹，则然；涂之人能为禹，则未必然也。虽不能为禹，无害可以为 禹。足可以遍行天下，然而未尝有遍行天下者也。夫工匠农贾，未尝不可以相为事 也，然而未尝能相为事也。用此观之，然则可以为，未必能也；虽不能，无害可以 为。然则能不能之与可不可，其不同远矣，其不可以相为明矣。 尧问于舜曰：“人情何如？”舜对曰：“人情甚不美，又何问焉！妻子具而孝 衰于亲，嗜欲得而信衰于友，爵禄盈而忠衰于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甚不美， 又何问焉！唯贤者为不然。” 有圣人之知者，有士君子之知者，有小人之知者，有役夫之知者。多言则文而 类，终日议其所以，言之千举万变，其统类一也：是圣人之知也。少言则径而省， 论而法，若佚之以绳：是士君子之知也。其言也谄，其行也悖，其举事多悔：是小 人之知也。齐给便敏而无类，杂能旁魄而无用，析速粹孰而不急，不恤是非，不论 曲直，以期胜人为意，是役夫之知也。 有上勇者，有中勇者，有下勇者。天下有中，敢直其身；先王有道，敢行其意； 上不循于乱世之君，下不俗于乱世之民；仁之所在无贫穷，仁之所亡无富贵；天下 知之，则欲与天下同苦乐之；天下不知之，则傀然独立天地之间而不畏：是上勇也。 礼恭而意俭，大齐信焉，而轻货财；贤者敢推而尚之，不肖者敢援而废之：是中勇 也。轻身而重货，恬祸而广解苟免，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期胜人为意：是下勇 也。 繁弱、钜黍古之良弓也；然而不得排檠则不能自正。桓公之葱，太公之阙，文 王之录，庄君之曶，阖闾之干将、莫邪、钜阙、辟闾，此皆古之良剑也；然而不加 砥厉则不能利，不得人力则不能断。骅骝、騹骥、纤离、绿耳，此皆古之良马也； 然而必前有衔辔之制，后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驶，然后一日而致千里也。夫 人虽有性质美而心辩知，必将求贤师而事之，择良友而友之。得贤师而事之，则所 闻者尧舜禹汤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则所见者忠信敬让之行也。身日进于仁义而 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今与不善人处，则所闻者欺诬诈伪也，所见者污漫婬邪贪 利之行也，身且加于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传曰：“不知其子视其友，不知 其君视其左右。”靡而已矣！靡而已矣！ 【翻译】 人的本性是恶的，那些善良的行为是人为的； 人的本性从一生下来就有贪图私利之心，因循着这种本性，人与人之间就要发生争夺，也就不再讲求谦让了；人一生下来就好忌妒仇恨的心理，因循着这种本性，于是就会发生残害忠厚善良的事情，这样忠诚信实就丧失了。人生来就有爱好声色的本能，喜好听好听的，喜欢看好看的，因循着这种本性，就会发生婬乱的事情，礼仪制度和道德规范就都丧失了。既然这样，放纵人的本性，顺着人的情欲，就一定会发生争夺，就会违反等级名分、扰乱礼仪制度的事，从而引起暴乱；所以，—定要有师长和法制的教化、礼义的引导，然后才能确立合乎等级制度的正常秩序，实现社会的稳定。所以，人性本恶的道理已经很清楚了，那些善良的行为是人为的。 所以，弯曲的木头，一定要通过工具的矫正加热，然后才能挺直；不锋利的金属器具—定要通过打磨才能锋利。人“恶”的本性，一定要依靠师法的教化，然后才能纠正，懂得礼义，天下治平。如果没有师法的教化，就会偏邪险恶而不端正；不通礼义，就会叛逆作乱而社会动荡。古代的圣王，由于人性恶劣，偏邪而不端正，叛逆作乱，不守秩序，因此制定了礼仪制度，用来矫正人的性情，驯服教化并引导他们。使人们遵守社会秩序，合乎道德规范。现在，人们只要接受师法的教化，积累学识，遵循礼义，就是君子；放纵个人的性情，胡作非为，违背礼义，就是小人。所以，人性本恶的道理已经很清楚了，那些善良的行为是人为的。 孟子说：“人要求学习的，就是人性的善。”这是错误的！这是因为不曾懂得人性，不了解本性与后天人为之间的区别。本性，是天生的，是学习不来的，也不是后天人为的。礼义，是圣人制定的，通过学习人们就能得到，经过努力就能做到。不可能通过学习，也不可能是人为，而是先天自然生成的，这就是本性。可以通过学习获得，可以经过后天人为的努力实现的，就是人为。这就是本性与人为的差别。 一般人的本性，眼睛可以看东西，耳朵可以听声音，看的清楚离不开眼睛，听的明白声音离不开耳朵。所以，眼睛清晰、耳朵清楚，不是可以学习到的，这是很清楚的了。孟子说：“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他们作恶只是由于丧失了本性的缘故。”这样说法是错误的。如果人的本性生下来就脱离了它固有的自然素质，那就一定要丧失本性。由此看来，那么人的本性是恶的就很清楚了。所以说资质的美和心意的善良，就像视觉清晰离不开眼睛，听觉清楚离不开耳朵—样。如果人的本性生来就脱离他的素质，一定会丧失它的美和善，这样，人性本恶就是很明显的了。 人的本性，饿了想吃饱，冷了想穿衣，累了想休息，这是人的情性；如果人饿了，看见年长的吃，并不抢着吃，这是为了要谦让；累了却不敢要求先休息，这是为了要代替长辈劳动。儿子对父亲谦让，弟弟对哥哥谦让；儿子代替父亲劳作，弟弟代替哥哥劳作，这两种做法都是违背了人的本性，背离了人的情欲的。但是这是孝子遵循的原则，是礼义的制度。所以依从人的情欲和本性就不会有谦让了，有了谦让就违背了人的情感本性了。所以，人性本恶的道理已经很清楚了，那些善良的行为是人为的。 有人问：人性恶，那么礼义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凡是礼义，产生于圣人的后天努力，而不是产生于人的本性。所以，陶器工人用沾土制成陶器，那么陶器产生于人的作为，而不是陶器工人的本性。木匠加工木材制成木器，那么木器产生于木匠人为的努力，而不是木匠的本性。圣人不断积累思虑，熟悉做各种人为的事，从而产生了礼义，建立了法度，因此，礼义和法度都是圣人后天人为努力的结果，并不是产生于圣人的本性。至于眼睛喜欢看美色，耳朵喜欢听乐音，嘴巴喜欢尝美味，内心贪求私利，身体喜欢舒适、安逸，这些都是从人的情欲本性中产生的，是一有感觉就自然形成的，不依赖于人的后天努力就会产生出来的东西。那些并不由感觉生成，必须靠后天人为努力然后才能这样，这就叫做产生于人为。这就是本性和人为所产生的各种不同的特征。所以，圣人改变了邪恶的本性而做出人为的努力，人为努力的结果就产生了礼义，礼义产生后就制定法度。所以，礼仪和法度这些东西都是圣人所创制的。所以，圣人和普通人的相同但没有超过众人的就是本性；圣人和普通人不同的并超过普通人的地方，就是圣人后天人为的努力。那些喜好私利，并希望得到，这是人的本性。假如有人弟兄间分财产，如果顺应人的本性，就都喜好私利而且希望得到，那么兄弟之间就会互相争夺；如果受到礼仪规范的教化去分配，那么就能互相推让。所以，顺应人的本性，兄弟之间就会争夺，接受礼义规范的规划，人们就会相互推让。 一般的说人想为善，都是因为人本性恶的缘故。浅薄的希望变得丰厚，丑恶的希望变得美丽，狭隘的希望变得宽大，贫穷的希望变得富足，卑贱的希望变得高贵，如果本身没有它，就必定要向外寻求；所以，富足的不再羡慕钱财，高贵的不再羡慕权势，如果本身有了它，当然不必再向外寻求了。因此，人之所以想要为善，正是因为人本性恶的缘故啊。如果人的本性，本来没有礼义的内容，因此就要努力学习来掌握它。人的本性不懂得礼义，所以要经过思索考虑来了解它。这样，如果只有本性，人就不会有礼义，也不会懂得礼义。没有礼义秩序紊乱，不懂得礼义就要违背事理，所以，如果人只有本性，悖乱就存在人性之中了。由此看来，所以，人性本恶的道理已经很清楚了，那些善良的行为是人为的。 孟子说：“人的本性是善良的。”这是不对的！天下古今所称的善，是指端正顺理，合乎礼义，遵守社会秩序；所谓的恶，是指偏邪险恶、悖逆作乱、违背社会秩序的。这是善良与邪恶的区别。如果真以为人的本性就是合乎礼义法度，遵守社会秩序的，那么又要圣王做什么用呢？又要礼义做什么用呢？即使有圣王和礼义，还要在合乎礼义法度，遵守社会秩序上增加什么呢？今天看来不是这样，人的本性是恶的。所以，古时的圣人因为人的本性是恶的，认为偏邪险恶不端正，违背社会秩序而不安定，因而建立君主的权势来统治他们，彰明礼义来教化他们，兴起法度来管理他们，加重刑罚来禁止他们违法乱纪，使天下全都达到安定而有秩序，合乎善良。这就是圣王的治理与礼义的教化。如今试一试，如果去掉君主的权势，而不用礼仪的教化，舍弃法制的治理，而不用刑罚禁止违法乱纪，就此观察天下人民的之间的关系。那么就会强者伤害弱者，多数人欺负少数人，不久天下的人就会发生悖乱而互相残害。所以，人性本恶的道理已经很清楚了，那些善良的行为是人为的。 喜好谈论古代的人，一定对现代有验证；喜好谈论天道的人，—定要有人的事情做验证。凡是议论，可贵的是要由分析和综合，要由验证。所以，坐下来讨论问题，站起来就可以布置安排，推广起来就可以实行。现在孟子说：“人的本性是善良的。”这没有与它相合的证据，也没有可以验证的凭据，坐下来谈论它，站起来却不能够布置安排，推广起来也不可以实行，这不是大错特错吗？所以，如果认为人性本善，就要摒弃圣明的帝王，就要废除礼义。如果认为人性本恶，就是赞许圣王，注重礼义。所以，矫正木器的工具的产生，是因为有弯曲的木材；绳墨的出现，是因为有不直的东西；君主的设立，彰明礼仪，就是因为人性本恶。所以，人性本恶的道理已经很清楚了，那些善良的行为是人为的。 挺直的木头不用矫正工具就自然挺直，这是它的本性挺直。弯曲的木材—定要用矫正工具矫正才会挺直，这是因为它本性弯曲。人的本性恶劣，必定要依靠圣王的治理，礼义的教化，然后才能达到社会安定，合乎善良的标准。所以，人性本恶的道理已经很清楚了，那些善良的行为是人为的。 有人问：“积累后天人为的礼义，这也是人的本性，所以圣人才能制定出礼义来。”这种看法是错误的。陶匠和制粘土制成瓦，那么，难道制瓦就是陶匠的本性吗？木匠砍削木头制成木器，那么，难道制造木器就是木工的本性吗？圣人制定礼义，好比陶器匠人调制泥土制成瓦一样。那么，积累人为因素而制作的礼仪，这难道是人的本性吗？人的本性，即使贤明如同尧、舜，残暴如同桀、跖，他们的本性也都是—样；君子与小人，他们的本性也是一样。如果把积累人为形成的礼义视为人的本性，那么为什么又要推崇尧、禹呢？为什么还要推崇君子呢？人们之所以推崇尧、禹、君子，就在于他们能教化改变自己的本性，能做出人为的努力，人为的努力的结果就产生了礼义；所以，圣人积累后天的人为努力而创作了礼义，这就好比陶匠和泥制瓦一样。因此，积累后天人为的努力而形成的礼仪，难道这就是人的本性吗？人们之所以鄙视桀、跖、小人，这是因为他们放纵自己的本性，顺应自己的情欲，他们胡作非为，贪图私利，争夺权势。所以，人性本恶的道理已经很清楚了，那些善良的行为是人为的。 上天并不是偏爱曾参、闵子骞、孝己这些人，而看不起其他人，但是唯独只有曾参、闵子骞、孝己他们注重孝道，而且成全了孝子的美名，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尽力奉行礼义的缘故啊。上天也并不偏爱齐国、鲁国的百姓，而嫌弃秦国人，但是父子之间的礼仪，夫妇之间的分别，秦国人不如齐、鲁两国人恭敬有礼，为什么呢？因为秦国人纵情任性，胡作非为，轻慢礼义，这哪里是他们本性的不同啊？ “普通人也可以成为禹那样的人。”这话怎么讲呢？大禹能够成为大禹那样的人，是因为他能实行仁义法度。这样，仁义法制就有可以懂得、也可以做到的性质，然而一般人都具有的素质，也有可以做到仁义法制的条件；所以，普通人可以成为禹那样的人也就很明显了。如果仁义与法制不能够认识，也不能够做到，那么，即使是大禹，也不能懂得仁义法制，也不能实行仁义法度。如果普通人本来就没有能够懂得仁义法制的素质，而且本来就没有可以做到仁义法制的条件，那么，他在家中不能懂得父子之间的道义，在朝中不能懂得君臣之间的准则。现在不是这样，普通人在家中能够懂得父子之间的道义，在朝中能够懂得君臣之间的准则，既然这样，那么，他可以懂得仁义法制的素质，可以做到仁义法制的条件，这些具备在普通人身上就已经很清楚了。如果普通人用它可以了解仁义的资质，可以做到仁义的才具，去掌握那具有可以了解、可以做到的性质的仁义，那么他们可以禹也就很明显的了。如果—个普通人，信服道术认真学习，仔细审查深入考虑，坚持不懈，积累善行而不停息，那么他就能够达到最高的智慧，可以与天地相配了。所以，普通人积累仁义法制就可以成为圣人。 有人说：“积累善行可以成为圣人，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这样，这是为什么呢？”可以达到，但不可以强迫他们达到。小人可以成为君子，但他不愿意做君子，君子可以成为小人，但他不愿意做小人。小人和君子，未尝不可以相互对换，但是他们没有相互对换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可以做到，但不肯这样做。所以普通人可以成为禹那样的人，这是可以肯定的；但普通人能成为禹那样的人，就不一定了。虽然他不能成为大禹，这并不妨碍他可以成为大禹。用脚可以走遍天下，但未必有能走遍天下的人。士农工商他们未尝不可以相互对换为业，然而他们并不曾交换过。由此看来，那么这样做，而未必能够这样做。虽然没有做到，也不妨害可以做到。那么，能够不能够，和可以不可以，这两者差别很大。它们之间不能等同看待，道理是很明显的了。 尧问舜：“人情怎么样？”舜答道：“人情很不好，这还用问吗？有了妻子，就不大孝敬父母了，欲望满足了，就不大讲诚信了，取得了高官厚禄了，就不怎么忠于君主，人情呀！人情呀！很不美好，还问什么呢？只有贤德的人才不这样做。”人有圣人智慧的，有士君子智慧的，有小人智慧的，有下贱人的智慧的。说起话来旁征博引，千变万化，但总的原则只有—个，这就是圣人的智慧；话说得少，却直接了当，有条理而有法度，这是士君子的智慧；说话滔滔不绝，他的行为却悖乱无理，这是小人的智慧。口齿伶俐，而语无伦次，技能博杂，却无所用，分析问题迅速，但不合乎急需，不顾是非曲直，总希望能胜过别人，这就是下贱人的智慧。 有上等勇敢的人，有中等勇敢的人，有下等勇敢的人。天下有中正的时候，敢于挺身而出；先王有正道传下来，敢于去贯彻执行；在上，不依从于乱世之君，在下，不不混同于乱世之民；仁义道德所在之处，就无所谓贫穷。仁义道德不在的地方，就无所谓富贵；天下人了解他，就愿与天下人共享欢乐，天下的人不了解他，他就岿然自屹立于天地之间而无所畏惧，这是上等勇敢的人。礼貌恭顺而心意谦逊，重视信用而轻视财货，敢于推荐贤明使他居于高位，敢于把不贤的人拉下来罢免掉，这是中等勇敢的人。轻视自己的生命而重视财物，安于祸乱而多方解脱，逃避罪责，不顾是非、正误的实际情况，一心要胜过别人，这是下等勇敢的人。 繁弱、巨黍，都是古代的良弓，但是如果没有矫正工具的矫正，就不能自行矫正。齐桓公的葱，姜太公的阙，周文王的录，楚庄王的留，吴王阖闾的干将、莫邪、巨阙、辟闾，这些都是古代有名的良剑，可是不经过磨砺就不会锋利，如果没人使用，宝剑就不能斩断东西。骅骝、骐骥、纤离、绿耳，这些都是古代的良马，可是，前面要由有马嚼子和马缰绳的控制，后面要有马鞭的鞭打，还要有造父那样能手驾驭，才能日行千里。人即使具有良好的资质，聪明的头脑，也一定要跟随明师学习，结交好的朋友。跟随明师，听到的就是尧、舜、禹、汤的正道；结交好的朋友，所看到的就是忠诚、信用、恭敬、礼让的行为。自己在潜移默化种进入仁义的境界，这是于观摩效法的结果。如果跟随不好的人相处，所听到的就是欺诈、虚伪的事情，所看到的就是肮脏、欺骗、下流、贪婪的行为，自己将要受到刑罚和杀戮还不知道，这也是由于观摩效法结果啊。古书上说：“不了解儿子，看看他的朋友就清楚了，不了解君主，看看君主左右的臣子也就清楚了。”这就是观摩效法的结果啊！ 君子(+翻译) 【原文】 天子无妻，告人无匹也。四海之内无客礼，告无适也。足能行，待相者然后进； 口能言，待官人然后诏。不视而见，不听而聪，不言而信，不虑而知，不动而功， 告至备也。天子也者，埶至重，形至佚，心至愈，志无所诎，形无所劳，尊无上矣。 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此之谓也。 圣王在上，分义行乎下，则士大夫无流婬之行，百吏官人无怠慢之事，众庶百 姓无奸怪之俗，无盗贼之罪，莫敢犯上之大禁，天下晓然皆知夫盗窃之不可以为富 也，皆知夫贼害之不可以为寿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为安也。由其道则人得其 所好焉，不由其道则必遇其所恶焉。是故刑罚綦省而威行如流，世晓然皆知夫为奸 则虽隐窜逃亡之由不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请。书云：“凡人自得罪。”此之谓 也。 故刑当罪则威，不当罪则侮；爵当贤则贵，不当贤则贱。古者刑不过罪，爵不 踰德。故杀其父而臣其子，杀其兄而臣其弟。刑罚不怒罪，爵赏不踰德，分然各以 其诚通。是以为善者劝，为不善者沮；刑罚綦省，而威行如流，政令致明，而化易 如神。传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此之谓也。 乱世则不然：刑罚怒罪，爵赏踰德，以族论罪，以世举贤。故一人有罪，而三 族皆夷，德虽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族论罪也。先祖当贤，后子孙必显，行虽如桀 纣，列从必尊，此以世举贤也。以族论罪，以世举贤，虽欲无乱，得乎哉！诗曰： “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此之谓也。 论法圣王，则知所贵矣；以义制事，则知所利矣。论知所贵，则知所养矣；事知所 利，则动知所出矣。－－二者是非之本，得失之原也。故成王之于周公也，无所往 而不听，知所贵也。桓公之于管仲也，国事无所往而不用，知所利也。吴有伍子胥 而不能用，国至于亡，倍道失贤也。故尊圣者王，贵贤者霸，敬贤者存，慢贤者亡， 古今一也。故尚贤，使能，等贵贱，分亲疏，序长幼，此先王之道也。故尚贤使能， 则主尊下安；贵贱有等，则令行而不流；亲疏有分，则施行而不悖；长幼有序，则 事业捷成而有所休。故仁者，仁此者也；义者，分此者也；节者，死生此者也；忠 者，惇慎此者也；兼此而能之备矣；备而不矜，一自善也，谓之圣。不矜矣，夫故 天下不与争能，而致善用其功。有而不有也，夫故为天下贵矣。诗曰：“淑人君子， 其仪不忒；其仪不忒，正是四国。”此之谓也。 【翻译】 “天子没有妻子”，是说没有人可以和他的地位相等。天子在四海之内的任何地方都是主人，没有人用对待客人的礼节接待他，这是说没有人可以做他的主人。虽然天子的脚能走路，但一定要依靠左右的扶持才向前走；虽然嘴能说话，但一定要依靠传达天子命令的官吏发布命令。天子不用看就看得见，不用听就能听的见，不用说话，就能见信于民，不用思考，就能知道，不用动手，就有成效，这是说天子的下属极其完备。天子权势极其尊贵，身体极其安逸，心情极其愉快，意志没有什么屈服，身体没有什么劳累，他的尊贵是无以复加的。《诗经》上说：“整个天下，都是天子的土地；从陆地到海滨，没有不是天子的臣民的。”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圣明的帝王在上，名分，道义在民众中推行，那么士大夫就没有放肆过分的行为，各级官吏就不会有懈怠傲慢的事情，广大百姓就不会有邪恶怪僻的习俗，就不会偷盗的罪行，就没有人敢触犯君主禁令的。天下的人都清楚的知道：盗窃是不可能发家致富，抢劫杀人不可能获得长寿，触犯君主的禁令不可能得到安宁；遵循圣王的正道，就能得到他所喜欢的；不遵循圣王的正道，就会遭到他所厌恶的惩罚。这样，刑罚很简略，而君上的威力却像流水一样的通行，无处不在，人们都知道如果为非作歹，即使躲藏逃亡也不能够免受惩罚，所以没有不伏法认罪而请求惩处的。《尚书》说：“所有的罪罚都是自取的。”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所以，罪罚相当就有威力，罪罚不当就会受到轻视；德才相当就会受人尊重，德才不当就会被人轻视。古代刑罚不超过犯人的罪行，官爵不超过德行，所以杀了父亲而任用儿子，杀了哥哥而任用弟弟。刑律的处罚不超过犯人的罪行，官爵的奖赏不超过德行，刑赏区分的很清楚。因此做好事的人受到鼓励，干坏事的人得到指责；刑罚极少用而威力无处不在，政策法令极明确而教化四方。古书上说：“天子有了美好的德行，亿万人民都倚仗他。”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混乱的时代就不是这样。刑罚超过了犯人的罪行，官爵的奖赏超过了德行，按照亲属关系来判罪，根据世系来举用贤人。一人有罪就诛灭父、母、妻三族，即使德行像舜一样，也不免受到同样的刑罚，这是按照宗族来判罪。祖先曾经贤能，子孙就能显贵，即使行为如同夏桀、商纣，也必然列在尊位，这是根据世系来举用贤人。按照宗族亲属关系判罪，根据世系举用贤人，即使想没有祸乱，能做的到吗？《诗经》上说；“江河沸腾了，山峰碎裂了，高高的山崖变成深谷，深深的峡谷变成山陵。可是当今的执政者，为什么还不知道警惕啊？’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啊。 议论效法圣王，就知道应该尊重什么人了，用道义来处理政事，就知道什么办法有利。通过议论时知道要尊重的人，就会懂得应当吸取些什么了；通过处理政事知道有利的办法，就懂得应该作些什么。这两个方面，是正确与错误的根本原因，是成功与失败的根源。周成王对于周公，没有什么方面不听从，这是懂得了所要尊重的人。齐桓公对于管仲，凡是国家大事没有什么方面不听从，这是懂得了有利的办法。吴国有了伍子胥而不能任用，导致国家灭亡，这是因为违背了正道，失掉了贤人啊。所以使圣人尊贵的君主能称王天下，使贤人尊贵的君主能称霸诸侯，尊敬贤人的君主可以存在下去，怠慢贤人的君主就会灭亡，从古到今都是一样的。崇尚贤士，使用能人，使高贵的和卑贱的有等级的区别，区分亲近的和疏远的，按照次序来安排年长的和年幼的；这就是古代圣王的正道。崇尚贤士，使用能人，那么君主就会尊贵而臣民就会安宁；尊贵卑贱的有差别，那么政令法规就能畅行无阻，亲近的和疏远的有了分别，那么施予恩惠就不会违背情理；长幼有了次序，那么事业就能迅速成功而老年人有了休息的时间。有仁德的人，就在于崇尚贤人，使用才能，等别贵贱，区分亲疏四件事情；有道义的人，就是在于区别这四件事；有节操的人，就是为维护这四件事而献身的人，有忠心的人，就是敦厚，顺从这个正道的人；把这些都能做到，德行就完备了，德行完备而不到处夸耀，都是为了改善自己的德行，就叫做圣人。不到处夸耀，所以天下的人都不能和他争，而且做到善于推广自己的功绩；有了功绩而不自以为有功，所以就被天下人尊重了。《诗经》上说：“善人君子，他坚持道义不变更。坚持道义不变更，所以能够安抚四方国家。”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啊。 成相(+翻译) 【原文】 请成相：世之殃，愚闇愚闇堕贤良！人主无贤，如瞽无相，何伥伥！请布基，慎圣人，愚而自专事不治。主忌苟胜，群臣莫谏，必逢灾。论臣过，反其施，尊主安国尚贤义。拒谏饰非，愚而上同，国必祸。曷谓“罢”？国多私，比周还主党与施。远贤近谗，忠臣蔽塞主埶移。曷谓“贤”？明君臣，上能尊主下爱民。主诚听之，天下为一海内宾。主之孽，谗人达，贤能遁逃国乃蹙。愚以重愚，闇以重闇，成为桀。世之灾，妒贤能，飞廉知政任恶来。卑其志意，大其园圃高其台。武王怒，师牧野，纣卒易乡启乃下。武王善之，封之于宋立其祖。世之衰，谗人归，比干见刳箕子累。武王诛之，吕尚招麾殷民怀。世之祸，恶贤士，子胥见杀百里徙。穆公任之，强配五伯六卿施。世之愚，恶大儒，逆斥不通孔子拘。展禽三绌，春申道缀，基毕输。请牧基，贤者思，尧在万世如见之。谗人罔极，险陂倾侧此之疑。基必施，辨贤罢，文武之道同伏戏，由之者治，不由者乱，何疑为？凡成相，辨法方，至治之极复后王。慎墨季惠，百家之说欺不详。治复一，修之吉，君子执之心如结，众人贰之，谗夫弃之，形是诘。水至平，端不倾，心术如此象圣人。人而有埶，直而用抴必参天。世无王，穷贤良，暴人刍豢，仁人糟糠；礼乐息灭，圣人隐伏，墨术行。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治之志，后埶富，君子诚之好以待。处之敦固，有深藏之，能远思。思乃精，志之荣，好而壹之神以成。精神相反，一而不贰、为圣人。治之道，美不老，君子由之佼以好。下以教诲子弟，上以事祖考。成相竭，辞不蹙，君子道之顺以达。宗其贤良，辨其殃孽。 请成相，道圣王，尧舜尚贤身辞让，许由善卷，重义轻利行显明。尧让贤，以为民，泛利兼爱德施均。辨治上下，贵贱有等明君臣。尧授能，舜遇时，尚贤推德天下治。虽有圣贤，适不遇世，孰知之？尧不德，舜不辞，妻以二女任以事。大人哉舜，南面而立万物备。舜授禹，以天下，尚得推贤不失序。外不避仇，内不阿亲，贤者予。禹劳心力，尧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举舜甽亩，任之天下，身休息。得后稷，五谷殖；夔为乐正鸟兽服；契为司徒，民知孝弟尊有德。禹有功，抑下鸿，辟除民害逐共工。北决九河，通十二渚，疏三江。禹傅土，平天下，躬亲为民行劳苦。得益、皋陶、横革、直成、为辅。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汤。天乙汤，论举当，身让卞随举牟光。道古贤圣基必张。 愿陈辞，世乱恶善不此治。隐过疾贤，长由奸诈鲜无灾。患难哉！阪为先，圣知不用愚者谋。前车已覆，后未知更，何觉时？不觉悟，不知苦，迷惑失指易上下。中不上达，蒙揜耳目塞门户。门户塞，大迷惑，悖乱昏莫不终极；是非反易，比周欺上恶正直。正直恶，心无度，邪枉辟回失道途。己无邮人，我独自美，岂独无故？不知戒，后必有，恨后遂过不肯悔。谗夫多进，反复言语生诈态。人之态，不如备，争宠嫉贤利恶忌；妒功毁贤，下歛党与上蔽匿。上壅蔽，失辅埶，任用谗夫不能制。郭公长父之难，厉王流于彘。周幽厉，所以败，不听规谏忠是害。嗟我何人，独不遇时当乱世！欲衷对，言不从，恐为子胥身离凶；进谏不听，刭而独鹿弃之江。观往事，以自戒，治乱是非亦可识。托于成相以喻意。 请成相，言治方，君论有五约以明。君谨守之，下皆平正，国乃昌。臣下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事业听上，莫得相使，一民力。守其职，足衣食，厚薄有等明爵服。利往卬上，莫得擅与，孰私得？君法明，论有常，表仪既设民知方。进退有律，莫得贵贱、孰私王？君法仪，禁不为，莫不说教名不移。修之者荣，离之者辱，孰它师？刑称陈，守其银，下不得用轻私门。罪祸有律，莫得轻重威不分。请牧基，明有祺，主好论议必善谋。五听修领，莫不理续主执持。听之经，明其请，参伍明谨施赏刑。显者必得，隐者复显，民反诚。言有节，稽其实，信诞以分赏刑必。下不欺上，皆以情言，明若日。上通利，隐远至，观法不法见不视。耳目既显，吏敬法令莫敢恣。君教出，行有律，吏谨将之无铍滑。下不私请，各以宜，舍巧拙。臣谨修，君制变，公察善思论不乱。以治天下，后世法之成律贯。 【翻译】 让我敲鼓说一场，说说圣明的帝王。尧、舜崇尚贤德人，亲自来把帝位让。许由、善卷志高尚，看重道义把利忘，德行显扬放光芒。尧让帝位给贤人，全是为了老百姓，普遍造福爱众人，恩德布施全均匀。上上下下都治理，贵贱有别等级分，职分分明君和臣。尧把帝位传贤能，虞舜遇上好时辰，推崇贤能与德行，天下治理得太平。现在虽然有贤圣，恰恰不遇好时运，谁能知道他贤能？尧不自夸有德行，舜不推辞来做君，尧把二女嫁给舜，又将国事来委任。伟大的人啊是虞舜！朝南而立在朝廷，万物齐备都丰盛。舜把帝位传给禹，将天下大权来相许，崇尚德行把贤举，不丢规矩有次序，外不避嫌把仇取，内不偏袒把儿去，贤能之人就给予。大禹操心用武力，尧有德行不着急，盾牌戈矛全不用，三苗心悦诚服帖。提拔虞舜田亩里，给他天下使称帝，自己离位去休息。得到后稷管农务，教导人民种五谷，夔做乐正奏乐曲，鸟兽起舞全驯服。契管教化做司徒，民知顺兄孝父母，有德之人受敬慕。复禹治水有大功，疏导排泄治大洪，排除祸害为民众，驱逐流放那共工，北方开掘那九河，全国河道都疏通，疏浚三江流向东。夏禹领导治水土，安定天下重任负，亲自为民来奔走，做事劳累又辛苦，得到伯益、皋陶、横革、直成作辅助。契因玄鸟称玄王，生下昭明好儿郎，开始住在砥石冈，后来迁到封地商。十又四代传下来，便有天乙做商王，天乙就是那成汤。商王天乙号称汤，选拔人才都恰当，亲自让位给卞随，又把天下给务光。遵循效法古圣王，国家基业必扩张。 请听治国的根本，愿把说辞来张扬，世道混乱恶善良，却不治理这状况。隐讳过错恨贤良，任用奸诈作主张，那就很少没祸殃。遭殃遭殃真遭殃。歪门邪道是志向，圣人智士不任用，却和蠢人去商量。前边车子已倾覆，后车尚未知改向，何时觉悟不乱闯。君主实在不觉悟，不知如此会受苦，迷惑糊涂不作主，上下颠倒成下属。忠言不能告君主，君主耳目被蒙住，就像堵住了门户。听言途径被堵住，就会迷乱极糊涂，惑乱昏暗真愚昧，永远如此没限度。是非颠倒正为误，互相勾结骗君主，正直之士被憎恶。正直之士被憎恶，君主心中没法度，邪曲不正又险恶，昏乱迷惑失正路。自己不要责怪人，唯我独好太自负，难道自己没错误？不知警惕出事故，以后一定有错误，凶悍固执难劝阻，一错到底不悔悟。谗人进用又很多，颠三倒四来告诉，欺诈邪恶全干出。对于臣子的邪僻，不知防备与警惕，臣下争宠把贤嫉，彼此憎恨相猜忌。妒忌功臣毁贤能，下聚党羽相勾结，上把君主来蒙蔽。君主在上被蒙蔽，失去辅佐和权势，任用进谗的小人，不能把他来控制。虢公长父太放肆，因把灾难来招致，厉王流窜逃到彘。周幽王与周厉王，所以失败有原因，别人规劝全不听，专门残害那忠臣。唉呀我算什么人，偏偏不遇好时辰，活在乱世无所成。想向君主诉衷情，耽心说话君不听，恐怕成为伍子胥，自己反而遭厄运。进言劝谏君不听，被赐属镂割脖颈，还被抛尸在江心。回顾观察已往事，用来戒备把身治，安定混乱是与非，从中也可有所知。凭借敲鼓这曲子，用来表明我心志。 让我敲鼓说你听，说说治国的方针，为君之道有五条，不但简要又分明。君主严格遵守它，臣民安宁都端正，国家也就会昌盛。臣民必须都尽职，不准游荡吃白食，从事农耕省开支，财富无穷国库实。做事听从君安排，不得擅自相指使，统一民力君控制。臣民恪守其本职，就能丰衣又足食，俸禄多少有等级，明确爵位与服饰。君主法度很严明，言论合法有定准，规章制度已设立，人民了解方向明。任免官吏有标准，贵贱不得任意定，谁会私下讨好君？君主法度是标准，禁止之事不敢碰，无不喜欢君教令，名号政权不变更。遵循法度荣耀成，背离法度屈辱生，谁敢越轨去横行？刑法得当陈列明，遵守规定界限清，臣下不得擅用刑，豪门权势自会轻。惩处罪过有法令，不得加重或减轻，君权也就不被分。 请听治国的根本，要有福气在贤明，君主爱听臣议论，谋划一定会精深。五条原则都听信，遵循为君的纲领，无不研治相继承，君主掌权才牢稳。处理政事的常规，在于明了那实情，比较检验情况明，谨慎实施赏和刑。明显之事必查清，隐蔽之事也显形，民众就会归真诚。财利只能靠君赐，臣下不得自布施，谁能私下得财资？要人说话有分寸，就得考核那实情，真话假话已分清，赏罚一定要实行。臣民不敢再欺君，说话都会吐真情，就像太陽一样明。君主不被人蒙蔽，目光锐利又灵敏，隐微之事显原形，远处情况会来临；深入观察法外事，人所未见能看清。君主耳目已聪明，官吏就会重法令，没人再敢任意行。君主发布那教令，臣民行为有标准，官吏谨慎来奉行，不敢邪僻乱法令。臣不私下去求情，各人以道侍奉君，舍弃投机取巧心。臣下谨慎守法严，君主控制变法权，公正考察善思索，伦理关系不混乱，用它来把天下治，后世效法作典范，成为常规代代传。 赋(+翻译) 【原文】 爰有大物，非丝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为天下明。生者以寿，死者以葬。 城郭以固，三军以强。粹而王，驳而伯，无一焉而亡。臣愚不识，敢请之王？ 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欤？简然易知，而致有理者欤？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 者欤？性不得则若禽兽，性得之则甚雅似者欤？匹夫隆之则为圣人，诸侯隆之则一 四海者欤？致明而约，甚顺而体，请归之礼。－－礼。 皇天隆物，以示施下民，或厚或薄，常不齐均。桀纣以乱，汤武以贤。涽涽淑 淑，皇皇穆穆。周流四海，曾不崇日。君子以修，跖以穿室。大参乎天，精微而无 形，行义以正，事业以成。可以禁暴足穷，百姓待之而后泰宁。臣愚不识，愿问其 名。 曰：此夫安宽平而危险隘者邪？修洁之为亲，而杂污之为狄者邪？甚深藏而外 胜敌者邪？法禹舜而能弇迹者邪？行为动静待之而后适者邪？血气之精也，志意之 荣也，百姓待之而后宁也，天下待之而后平也，明达纯粹而无疵也，夫是之谓君子 之知－－知。 有物于此，居则周静致下，动则綦高以钜，圆者中规，方者中矩，大参天地， 德厚尧禹，精微乎毫毛，而充盈乎大寓。忽兮其极之远也，攭兮其相逐而反也，卬 卬兮天下之咸蹇也。德厚而不捐，五采备而成文，往来惛惫，通于大神，出入甚极， 莫知其门。天下失之则灭，得之则存。弟子不敏，此之愿陈，君子设辞，请测意之。 曰：此夫大而不塞者与？充盈大宇而不窕，入却穴而不偪者与？行远疾速，而 不可托讯者与？往来惛惫，而不可为固塞者与？暴至杀伤，而不亿忌者与？功被天 下，而不私置者与？托地而游宇，友风而子雨，冬日作寒，夏日作暑，广大精神， 请归之云－－云。 有物于此，(人蠡)(人蠡)兮其状，屡化如神，功被天下，为万世文。礼乐以成， 贵贱以分，养老长幼，待之而后存。名号不美，与“暴”为邻。功立而身废，事成 而家败。弃其耆老，收其后世。人属所利，飞鸟所害。臣愚不识，请占之五泰。 五泰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头马首者与？屡化而不寿者与？善壮而拙老者与？ 有父母而无牝牡者与？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丝，前乱而后治，夏生而恶暑，喜湿 而恶雨，蛹以为母，蛾以为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夫是之谓蚕理。－－蚕 有物于此，生于山阜，处于室堂。无知无巧，善治衣裳。不盗不窃，穿窬而行。 日夜合离，以成文章。以能合从，又善连衡。下覆百姓，上饰帝王。功业甚博，不 见贤良。时用则存，不用则亡。臣愚不识，敢请之王。 王曰：此夫始生钜，其成功小者邪？长其尾而锐其剽者邪？头铦达而尾赵缭者 邪？一往一来，结尾以为事。无羽无翼，反复甚极。尾生而事起，尾邅而事已。簪 以为父，管以为母。既以缝表，又以连里：夫是之谓箴理。－－箴 天下不治，请陈佹诗：天地易位，四时易乡。列星殒坠，旦暮晦盲。幽闇登昭， 日月下藏。公正无私，见谓从横。志爱公利，重楼疏堂。无私罪人，憼革贰兵。道 德纯备，谗口将将。仁人绌约，敖暴擅强。天下幽险，恐失世英。螭龙为蝘蜓，鸱 枭为凤凰。比干见刳，孔子拘匡。昭昭乎其知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时之不祥也，拂 乎其欲礼义之大行也，闇乎天下之晦盲也，皓天不复，忧无疆也。千岁必反，古之 常也。弟子勉学，天不忘也。圣人共手，时几将矣。与愚以疑，愿闻反辞。 其小歌曰：念彼远方，何其塞矣，仁人绌约，暴人衍矣。忠臣危殆，谗人服矣。 琁、玉、瑶、珠，不知佩也，杂布与帛，不知异也。闾娵子奢，莫之媒也；嫫 母力父，是之喜也。以盲为明，以聋为聪，以危为安，以吉为凶。呜呼！上天！曷 维其同！ 【翻译】 这里有个重要东西，既不是丝也不是帛，但其文理斐然成章。既非太陽也非月亮，但给天下带来明亮。活人靠它享尽天年，死者靠它得以殡葬；内城外城靠它巩固，全军实力靠它加强。完全依它就能称王，错杂用它就能称霸，完全不用就会灭亡。我很愚昧不知其详，大胆把它请教大王。 大王说：这东西是有文饰而不彩色的吗？是简单易懂而极有条理的吗？是被君子所敬重而被小人所轻视的吗？是本性没得到它薰陶就会像禽兽，本性得到它薰陶就很端正吗？是一般人尊崇它就能成为圣人、诸侯尊崇它就能使天下统一的吗？极其明白而又简约，非常顺理而又得体，请求把它归结为礼。——礼 上天降下一种东西，用来施给天下人民；有人丰厚有人微薄，常常不会整齐平均。夏桀、商纣因此昏乱，成汤、武王因此贤能。有的混沌有的清明，浩瀚无涯静穆无闻。四海之内全部流遍，竟然不到整整一天。君子靠它修身养心，盗跖靠它打洞进门。它的高大和天相并，它的细微不显其形。德行道义靠它端正，事情功业靠它办成。可以用来禁止暴行，可以用来致富脱贫；百姓群众依靠了它，然后才能太平安定。我很愚昧不知其情，希望打听它的名称。 回答说：这东西是把宽广和平坦看作为安全，而把崎岖不平和狭窄看作为危险的吗？是亲近美好廉洁之德而疏远杂乱肮脏之行的吗？是很深地藏在心中而对外能战胜敌人的吗？是效法禹、舜而能沿着他们的足迹继续前进的吗？是行为举止靠了它然后才能恰如其分的吗？它是血气的精华，是意识的精英。百姓依靠了它然后才能安宁，天下依靠了它然后才能太平。它明智通达纯粹而没有缺点毛病，这叫做君子的智慧聪明。——智 在这里有种东西，停留时就周遍地静处在极低点，活动时就极高而广大无边。圆的合乎圆规画的圆，方的和角尺画的能相掩。大得可和天地相并列，德行比尧、禹还敦厚慈善。小的时候比毫毛还细微，而大的时候可充满寥廓的空间。迅速啊它们到达了很远很远，分开啊它们互相追逐而返回山边，高升啊天下人就都会生活维艰。它德行敦厚而不丢弃任何人，五种色彩齐备而成为花纹，它来去昏暗，变化莫测就像天神，它进出很急，没人知道它的进出之门。天下人失去了它就会灭亡，得到了它就能生存。学生我不聪明，愿意把它陈述给先生。君子设置这些隐辞，请您猜猜它的名称。 回答说：这东西是庞大而不会被堵塞的吗？是充满寥廓的空间而不会有间隙，进入缝隙洞穴而不觉其狭窄吗？是走得很远而且迅速但不可寄托重物的吗？是来去昏暗而不可能被固定堵塞的吗？是突然来杀伤万物而毫不迟疑毫无顾忌的吗？是功德覆盖天下而不自以为有德的吗？它依靠大地而在空间遨游，以风为朋友而以雨为子女。夏季兴起热浪，冬季兴起寒流。它广大而又神灵，请求把它归结为云。——云 在这里有种东西，赤裸裸啊它的形状，屡次变化奇妙如神，它的功德覆盖天下，它为万代修饰人文。礼乐制度靠它成就，高贵卑贱靠它区分。奉养老人抚育小孩，依靠了它然后才成。它的名称却不好听，竟和残暴互相邻近。功业建立而自身被废，事业成功而家被破坏。抛弃了它的老一辈，收留了它的后一代。它被人类所利用，也被飞鸟所伤害。我愚昧而不知道，请长老们把它猜一猜。 长老们猜了猜说：这东西是身体像女人一样柔美而头像马头的吗？是屡次蜕化而不得长寿的吗？是善于度过壮年而不善于渡过晚年的吗？是有父母而没有雌雄分别的吗？是冬天隐藏而夏天出游的吗？它吃桑叶而吐出细丝，起先纷乱而后来有条不紊。生长在夏天而害怕酷暑，喜欢湿润却害怕雨淋。把蛹当作为母亲，把蛾当作为父亲。多次伏眠多次苏醒，事情才算最终完成。这是关于蚕的道理。——蚕 在这里有种东西，产生于山岗，放置在内屋厅堂。没有智慧没有技巧，却善于缝制衣裳。既不偷盗也不行窃，却先打洞然后前往。日夜使分离的相合，从而制成花纹式样。既能够联合竖向，又善于连结横向。下能够遮盖百姓，上能够装饰帝王。功劳业绩非常巨大，却不炫耀自己贤良。有时用它，就在身旁；不用它时，它就躲藏。我很愚昧，不知其详，大胆把它请教大王。 大王说：这东西是开始产生时很大而它制成后很小的吗？是尾巴很长而末端很尖削的吗？是头部锐利而畅通无阻、尾巴摇曳而缠绕的吗？它一往一来地活动，把尾打结才开始。没有羽毛也没有翅，反复来回动作迅速。尾巴一长工作就开始，尾巴打结工作才停止。把大型簪针当父亲，而母亲就是那盛针的管子。既用它来缝合外表，又用它来连结夹里。这是关于针的道理。——针 如今天下无秩序，请把怪诗叙一叙：天地交换了位置，四季颠倒了方向；天上恒星都坠落，早晚昏暗不明亮；陰暗小人登显位，光明君子在下藏。正直为公无私心，却被说成结私党；心爱公利去做官，却被以为要楼房；没有袒护有罪人，却被作敌来严防；道德纯洁又完备，横遭毁谤瞎嚷嚷。仁人被废遭穷困，骄横暴徒逞凶狂；天下黑暗又凶险，时代精英恐丢光。蛟龙被当作壁虎，鸱枭被看成凤凰。王子比干被剖腹，孔子被困在陈匡。明明白白啊他们的智慧是这样聪明亮堂，忧忧郁郁啊他们碰上的时运是这样不祥。违背时世啊他们想把礼义普遍推广。黑沉沉啊天下是这样的昏暗不明亮！光明之天不复返，忧思无边无限长。千载定有反复时，古来常规是这样。弟子努力去学习，上天不会把你忘。圣人拱手来等待，即将重见好时光。弟子全都愚昧无知，希望听您反复说。 那短小的诗歌唱道：想那遥远的地方，多么蔽塞有阻碍。仁人被废遭穷困，暴徒得意多自在。忠诚之臣遭危险，进谗之人受委派。美玉琼瑶与宝珠，竟然不知去佩带。将布与锦相混杂，竟然不知区别开。美如闾娵与子都，没人给他们做媒。丑如嫫母与力父，这种人却被人爱。认为瞎子视力好，认为聋子听力好，误把危险当安全，还把吉利当凶兆。呜呼哀哉老天爷！怎能和他们同道？ 大略(+翻译) 【原文】 大略：－－ 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欲近四旁，莫如中央， 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 天子外屏，诸侯内屏，礼也。外屏、不欲见外也；内屏、不欲见内也。 诸侯召其臣，臣不俟驾，颠倒衣裳而走，礼也。诗曰：“颠之倒之，自公召之。” 天子召诸侯，诸侯辇舆就马，礼也。诗曰：“我出我舆，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谓 我来矣。” 天子山冕，诸侯玄冠，大夫裨冕，士韦弁，礼也。 天子御珽，诸侯御荼，大夫服笏，礼也。 天子雕弓，诸侯彤弓，大夫黑弓，礼也。 诸侯相见，卿为介，以其教士毕行，使仁居守。 聘人以圭，问士以璧，召人以瑗，绝人以玦，反绝以环。 人主仁心设焉，知其役也，礼其尽也，故王者先仁而后礼，天施然也。 聘礼志曰：“币厚则伤德，财侈则殄礼。”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诗曰： “物其指矣，唯其偕矣。”不时宜，不敬文，不驩欣，虽指非礼也。 水行者表深，使人无陷；治民者表乱，使人无失，礼者，其表也。先王以礼义 表天下之乱；今废礼者，是弃表也，故民迷惑而陷祸患，此刑罚之所以繁也。 舜曰：“维予从欲而治。”故礼之生，为贤人以下至庶民也，非为成圣也；然 而亦所以成圣也，不学不成；尧学于君畴，舜学于务成昭，禹学于西王国。 五十不成丧，七十唯衰存。 亲迎之礼，父南向而立，子北面而跪，醮而命之：“往迎尔相，成我宗事，隆 率以敬先妣之嗣，若则有常。”子曰：“诺！唯恐不能，敢忘命矣！” 夫行也者，行礼之谓也。礼也者，贵者敬焉，老者孝焉，长者弟焉，幼者慈焉， 贱者惠焉。 赐予其宫室，犹用庆赏于国家也；忿怒其臣妾，犹用刑罚于万民也。 君子之于子，爱之而勿面，使之而勿视，道之以道而勿强。 礼以顺人心为本，故亡于礼经而顺于人心者，皆礼也。 礼之大凡：－－事生、饰驩也，送死、饰哀也，军旅、施威也。 亲亲、故故、庸庸、劳劳，仁之杀也；贵贵、尊尊、贤贤、老老、长长、义之 伦也。行之得其节，礼之序也。仁、爱也，故亲；义、理也，故行；礼、节也，故 成。仁有里，义有门；仁、非其里而处之，非仁也；义，非其门而由之，非义也。 推恩而不理，不成仁；遂理而不敢，不成义；审节而不和，不成礼；和而不发，不 成乐。故曰：仁义礼乐，其致一也。君子处仁以义，然后仁也；行义以礼，然后义 也；制礼反本成末，然后礼也。三者皆通，然后道也。 货财曰赙，舆马曰赗，衣服曰襚，玩好曰赠，玉贝曰唅。赙赗、所以佐生也， 赠襚、所以送死也。送死不及柩尸，吊生不及悲哀，非礼也。故吉行五十，奔丧百 里，赗赠及事，礼之大也。 礼者、政之挽也；为政不以礼，政不行矣。 天子即位，上卿进曰：“如之何忧之长也？能除患则为福，不能除患则为贼。” 授天子一策。中卿进曰：“配天而有下土者，先事虑事，先患虑患。先事虑事谓之 接，接则事优成。先患虑患谓之豫，豫则祸不生。事至而后虑者谓之后，后则事不 举。患至而后虑者谓之困，困则祸不可御。”授天子二策。下卿进曰：“敬戒无怠， 庆者在堂，吊者在闾。祸与福邻，莫知其门。豫哉！豫哉！万民望之。”授天子三 策。 禹见耕者耦、立而式，过十室之邑、必下。 杀大蚤，朝大晚，非礼也。治民不以礼，动斯陷矣。 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颡。 大夫之臣，拜不稽首，非尊家臣也，所以辟君也。 一命齿于乡，再命齿于族，三命，族人虽七十不敢先。上大夫，中大夫，下大 夫。 吉事尚尊，丧事尚亲。 聘、问也。享、献也。私觌、私见也。 言语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济济鎗鎗。 为人臣下者，有谏而无讪，有亡而无疾，有怨而无怒。 君于大夫，三问其疾，三临其丧；于士，一问，一临。诸侯非问疾吊丧不之臣 之家。 既葬，君若父之友食之则食矣，不辟梁肉，有醴酒则辞。 寝不踰庙，燕衣不踰祭服，礼也。 汤之咸，见夫妇。夫妇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 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刚下。 聘士之义，亲迎之道，重始也。 礼者，人之所履也，失所履，必颠蹶陷溺。所失微而其为乱大者，礼也。 礼之于正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也，如绳墨之于曲直也。故人无礼不生，事 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君臣不得不尊，父子不得不亲，兄弟不得不顺，夫妇不 得不驩，少者以长，老者以养。故天地生之，圣人成之。 和鸾之声，步中武象，趋中韶护。君子听律习容而后出。 霜降逆女，冰泮杀止，十日一御。 坐视膝，立视足，应对言语视面。立视前六尺而大之－－六六三十六，三丈六 尺。 文貌情用，相为内外表里。礼之中焉，能思索谓之能虑。 礼者，本末相顺，终始相应。 礼者，以财物为用，以贵贱为文，以多少为异。 下臣事君以货，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 易曰：“复自道，何其咎？”春秋贤穆公，以为能变也。 士有妒友，则贤交不亲；君有妒臣，则贤人不至。蔽公者谓之昧，隐贤者谓之 妒，奉妒昧者谓之交谲。交谲之人，妒昧之臣，国之薉孽也。 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 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 其妖。 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故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 时，所以富之也。立大学，设庠序，修六礼，明七教，所以道之也。诗曰：“饮之 食之，教之诲之。”王事具矣。 武王始入殷，表商容之闾，释箕子之囚，哭比干之墓，天下乡善矣。 天下国有俊士，世有贤人。迷者不问路，溺者不问遂，亡人好独。诗曰：“我 言维服，勿用为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言博问也。 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以其本知其末，以其左知其右，凡百事异理而 相守也。庆赏刑罚，通类而后应；政教习俗，相顺而后行。 八十者一子不事，九十者举家不事，废疾非人不养者，一人不事，父母之丧， 三年不事，齐衰大功，三月不事，从诸侯来，与新有昏，期不事。 子谓子家驹续然大夫，不如晏子；晏子功用之臣也，不如子产；子产惠人也， 不如管仲；管仲之为人，力功不力义，力知不力仁，野人也，不可为天子大夫。 孟子三见宣王，不言事。门人曰：“曷为三遇齐王而不言事？”孟子曰：“吾 先攻其邪心。” 公行子之之燕，遇曾元于涂，曰：“燕君何如？”曾元曰：“志卑。志卑者轻 物，轻物者不求助；苟不求助，何能举？氐羌之虏也，不忧其系垒也，而忧其不焚 也。利夫秋毫，害靡国家，然且为之，几为知计哉！” 今夫亡箴者，终日求之而不得；其得之也，非目益明也，眸而见之也。心之于 虑亦然。 “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 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故义胜利 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故天子不言多少， 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士不通货财。有国之君不息牛羊，错质之臣不息鸡 豚，冢卿不修币，大夫不为场园，从士以上皆羞利而不与民争业，乐分施而耻积藏； 然故民不困财，贫窭者有所窜其手。 文王诛四，武王诛二，周公卒业，至成康则案无诛已。 多积财而羞无有，重民任而诛不能，此邪行之所以起，刑罚之所以多也。 上好义，则民闇饰矣！上好富，则民死利矣！二者治乱之衢也。民语曰：“欲 富乎？忍耻矣！倾绝矣！绝故旧矣！与义分背矣！”上好富，则人民之行如此，安 得不乱！ 汤旱而祷曰：“政不节与？使民疾与？何以不雨至斯极也！宫室荣与？妇谒盛 与？何以不雨至斯之极也！苞苴行与？谗夫兴与？何以不雨至斯极也！” 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故古者，列地建国，非以贵诸侯 而已；列官职，差爵禄，非以尊大夫而已。 主道知人，臣道知事。故舜之治天下，不以事诏而万物成。农精于田，而不可 以为田师，工贾亦然。 以贤易不肖，不待卜而后知吉。以治伐乱，不待战而后知克。 齐人欲伐鲁，忌卞庄子，不敢过卞。晋人欲伐卫，畏子路，不敢过蒲。 不知而问尧舜，无有而求天府。－－曰：先王之道，则尧舜已；六贰之博，则 天府已。 君子之学如蜕，翻然迁之。故其行效，其立效，其置颜色、出辞气效。无留善， 无宿问。 善学者尽其理，善行者究其难。 君子立志如穷，虽天子三公问正，以是非对。 君子隘穷而不失，劳倦而不苟，临患难而不忘细席之言。岁不寒无以知松柏， 事不难无以知君子无日不在是。 雨小，汉故潜。夫尽小者大，积微者箸，德至者色泽洽，行尽而声问远，小人 不诚于内而求之于外。 言而不称师谓之畔，教而不称师谓之倍。倍畔之人，明君不内，朝士大夫遇诸 涂不与言。 不足于行者，说过；不足于信者，诚言。故春秋善胥命，而诗非屡盟，其心一 也。善为诗者不说，善为易者不占，善为礼者不相，其心同也。 曾子曰：“孝子言为可闻，行为可见。言为可闻，所以说远也；行为可见，所 以说近也；近者说则亲，远者悦则附；亲近而附远，孝子之道也。” 曾子行，晏子从于郊，曰：“婴闻之：君子赠人以言，庶人赠人以财。婴贫无 财，请假于君子，赠吾子以言：乘舆之轮，太山之木也，示诸檃栝，三月五月，为 帱采，敝而不反其常。君子之檃栝，不可不谨也。慎之！兰茞槁本，渐于蜜醴，一 佩易之。正君渐于香酒，可谗而得也。君子之所渐，不可不慎也。” 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诗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谓学问也。 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为天子宝。子赣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 为天下列士。 学问不厌，好士不倦，是天府也。 君子疑则不言，未问则不言，道远日益矣。 多知而无亲，博学而无方，好多而无定者，君子不与。 少不讽诵，壮不论议，虽可，未成也。 君子壹教，弟子壹学，亟成。 君子进则益上之誉，而损下之忧。不能而居之，诬也；无益而厚受之，窃也。 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如学。 子贡问于孔子曰：“赐倦于学矣，愿息事君。”孔子曰：“诗云：‘温恭朝夕， 执事有恪。’事君难，事君焉可息哉！”“然则，赐愿息事亲。”孔子曰：“诗云： ‘孝子不匮，永锡尔类。’事亲难，事亲焉可息哉！”“然则赐愿息于妻子。”孔 子曰：“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难，妻子焉可息哉！” “然则赐愿息于朋友。”孔子曰：“诗云：‘朋友攸摄，摄以威仪。’朋友难，朋 友焉可息哉！”“然则赐愿息耕。”孔子曰：“诗云：‘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 其乘屋，其始播百谷。’耕难，耕焉可息哉！”“然则赐无息者乎？”孔子曰： “望其圹，皋如也，颠如也，鬲如也，此则知所息矣。”子贡曰：“大哉！死乎！ 君子息焉，小人休焉。” 国风之好色也，传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诚可比于金石，其声可内于宗 庙。”小雅不以于污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声有哀 焉。 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贱 师而轻傅，则人有快；人有快则法度坏。 古者匹夫五十而士。天子诸侯子十九而冠，冠而听治，其教至也。 君子也者而好之，其人也；其人而不教，不祥。非君子而好之，非其人也；非 其人而教之，赍盗粮，借贼兵也。 不自嗛其行者，言滥过。古之贤人，贱为布衣，贫为匹夫，食则饘粥不足，衣 则竖褐不完；然而非礼不进，非义不受，安取此？ 子夏家贫，衣若县鹑。人曰：“子何不仕？”曰：“诸侯之骄我者，吾不为臣； 大夫之骄我者，吾不复见。柳下惠与后门者同衣，而不见疑，非一日之闻也。争利 如蚤甲，而丧其掌。” 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匹夫不可不慎取友。友者、所以相有也。道不同，何 以相有也？均薪施火，火就燥；平地注水，水流湿。夫类之相从也，如此其着也， 以友观人，焉所疑？取友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也。诗曰：“无将大车，维尘 冥冥。”言无与小人处也。 蓝苴路作，似知而非。懦弱易夺，似仁而非。悍戆好斗，似勇而非。 仁义礼善之于人也，辟之若货财粟米之于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贫，至 无有者穷。故大者不能，小者不为，是弃国捐身之道也。 凡物有乘而来，乘其出者，是其反也。 流言灭之，货色远之。祸之所由生也，生自纤纤也。是故君子蚤绝之。 言之信者，在乎区盖之间。疑则不言，未问则不言。 知者明于事，达于数，不可以不诚事也。故曰：“君子难说，说之不以道，不 说也。” 语曰：“流丸止于瓯臾，流言止于知者。”此家言邪说之所以恶儒者也。是非 疑，则度之以远事，验之以近物，参之以平心，流言止焉，恶言死焉。 曾子食鱼，有余，曰：“泔之。”门人曰：“泔之伤人，不若奥之。”曾子泣 涕曰：“有异心乎哉！”伤其闻之晚也。 无用吾之所短，遇人之所长。故塞而避所短，移而从所仕。疏知而不法，辨察 而操僻，勇果而无礼，君子之所憎恶也。 多言而类，圣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言无法，而流湎然，虽辩，小人也。 国法禁拾遗，恶民之串以无分得也，有夫分义，则容天下而治；无分义，则一 妻一妾而乱。 天下之人，唯各特意哉，然而有所共予也。言味者予易牙，言音者予师旷，言 治者予三王。三王既以定法度，制礼乐而传之，有不用而改自作，何以异于变易牙 之和，更师旷之律？无三王之法，天下不待亡，国不待死。 饮而不食者，蝉也；不饮不食者，浮蝣也。 虞舜、孝己孝而亲不爱，比干、子胥忠而君不用，仲尼、颜渊知而穷于世。劫 迫于暴国而无所辟之，则崇其善，扬其美，言其所长，而不称其所短也。 惟惟而亡者，诽也；博而穷者，訾也；清之而俞浊者，口也。 君子能为可贵，不能使人必贵己；能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 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五伯。 【翻译】 概括地说，统治人民的君主，崇尚礼义尊重贤人就能称王天下，注重法治爱护人民就能称霸诸侯，贪图财利多搞欺诈就会危险。 想要接近那四旁，那就不如在中央。所以称王天下的君主一定住在天下的中心地区，这是一种礼制。 天子将照壁设在门外，诸侯将照壁设在门内，这是一种礼制。把照壁设在门外，是不想让里面看见外面；把照壁设在门内，是不想让外面看见里面。 诸侯召见他的臣子时，臣子不等驾好车，没把衣裳穿整齐就跑，这是一种礼制。《诗经》上说：“颠倒歪斜穿衣裙，因人召我来自君。”天子召见诸侯的时候，诸侯让人拉着车子去靠近马，这是一种礼制。《诗经》上说：“战车推出套上马，急驰野外点兵场。我从天子身边来，奉命出征上前方。” 天子穿画有山形图案的礼服、戴礼帽，诸侯穿黑色的礼服、戴礼帽，大夫穿裨衣、戴礼帽，士戴熟皮制的暗红色帽子，这是一种礼制。天子使用上端呈椎形的大玉版，诸侯使用上端呈圆形的玉版，大夫使用斑竹制的手版，这是一种礼制。天子用雕有花纹的弓，诸侯用红色的弓，大夫用黑色的弓，这是一种礼制。 诸侯互相会见的时候，卿做介绍人，使自己那些受过礼仪教育的士人全部前往，让仁厚的人留守。派使者到诸侯国去问侯人用珪，去作国事访问用璧，召见群臣用瑷，与人断绝关系用瑗，召回被拒绝的人用环。 君主首先要具备仁爱之心，智慧是仁爱之心役使的东西，礼制是仁爱之心的完备体现。所以，称王天下的人首先讲究仁德，然后才讲究礼节，自然的安排就是这样。《聘礼》记载说：“礼物丰厚就会伤害德行，财物奢侈就会吞没礼制。”礼呀礼呀，难道只是指玉帛这些贵重礼品吗？《诗经》上说：“各种食物味真美，因为它们合口味。”如果不与时节相适合，不恭敬有礼貌，不喜悦快乐，那么即使味道很美，也不合乎礼制的要求。 在水中跋涉的人用标志来表明深度，使人不致于陷入深水淹死；治理民众的人用标准来表明祸乱，使人不致于失误。礼制，就是这种标准，古代的圣明帝王用礼制来彰明天下的祸乱。现在废除礼制，这是在丢掉标准啊，所以民众迷惑而陷于祸乱。这就是刑罚繁多的原因。 舜说：“只有我能随心所欲地治理天下。”所以，礼的产生，是为了贤人以及下面群众的，并不是为了使人成为圣人，然而这也是人之所以成为圣人的原因。如果不经过学习，是不能成为有成就的圣人的。尧曾向君畴学习，舜曾向务成昭学习，禹曾向西王国学习。 五十岁的人不需要全部做到守丧的礼节，七十岁的人只要丧服在身就行了。 新郎亲自去迎接新娘的礼仪：父亲面向南站着，儿子面向北跪着，父亲一边斟酒祭神一边嘱咐儿子：“去迎接你的贤内助，完成我家传宗接代以祭祀宗庙的大事，好好带领她去恭敬你的母亲，做你母亲的继承人，你的行动则要有常规。”儿子说：“是，我只怕没有能力做到，决不敢忘记您的嘱咐。” 所谓德行，就是指奉行礼义。所谓礼义，就是对地位高贵的人要尊敬，对年老的人要孝顺，对年长的人要敬从，对年幼的人要慈爱，对卑贱的人要给予恩惠。 在自己家庭内进行赏赐，应当像在国家中使用表彰赏赐一样；对自己的家臣、妻妾奴婢发怒动刑，应当像对民众使用刑罚一样；君子对于子女，疼爱他们而不表现在脸上，使唤他们而不露神色，用正确的道理来引导他们而不强迫他们接受。 礼以顺应人心为根本。所以，在《礼经》上虽然没有记载，但只要能顺应人心的，都是礼。 礼仪的大致情况是：用于侍奉生者的，是为了润饰喜悦之情；用于葬送死者的，是为了更好地表现悲哀之情；用于军队的，是为了装饰威武之势。 亲近父母亲、热情对待老朋友、奖赏有功劳的人、慰劳付出劳力的人，这是仁方面的等级差别；尊崇身份贵重的人、尊敬官爵显赫的人、尊重有德才的人、敬爱年老的人、敬重年长的人，这是义方面的伦理常规。奉行这些仁义之道能恰如其分，就是礼的秩序。 仁，就是爱人，所以能和人互相亲近；义，就是合乎道理，所以能够实行；礼，就是适度，所以能够成功。仁有安居之处，义有进出之门。仁，如果不是它应该安居的地方却去安顿在那里，就不是什么仁；义，如果不是它应该进出的门户而从那里进出，就不是什么义。施行恩惠而不合乎道理，就不成为仁；通达道理而不敢遵行，就不成为义；明白制度而不能使人们和睦协调，就不成为礼；和睦协调了而不抒发出来，就不成为乐。所以说：仁、义、礼、乐，它们要达到的目标是一致的。 君子根据义来处置仁，然后才有了仁；根据礼来奉行义，然后才有了义；制定礼时回头抓住它的根本原则，从而再完成它的具体细节，然后才有了礼。这三者都精通了，然后才是正道。 帮助别人办丧事而赠送的财物叫做赙，赠送的车马叫做赗，赠送的寿衣衾服叫做禭，赠送死者所玩赏嗜好的物品叫做赠，赠送的珠玉贝壳供死人含在口中的叫做唅。赙、赗，是用来帮助死者家属的；赠、禭、唅，是用来葬送死者的。送别死者时不见到棺材里的尸体，哀悼死者而安慰其家属时不达到悲哀，是不合乎礼制的。所以，参加吉礼时一天走五十里，而奔丧时一天要跑一百里，帮助别人办丧事而赠送的东西一定要赶上丧事，这是礼节的大端啊。 礼，是政治的指导原则。治理政事如果不按照礼义行事，政策就不能实行。天子刚登上帝位时，上卿走上前说：“天下的忧虑这样深长，您该怎么办呢？能够除去祸患就有幸福，不能除去祸患就会受害。”说完就把第一篇册书交给天子。中卿走上前说：“和上天相配而拥有天下土地的人，在事情发生之前就要考虑到那事情，在祸患来到之前就要考虑到祸患。在事情发生之前就考虑到那事情叫做敏捷，能够敏捷，那么事情就会圆满成功；在祸患来到之前就考虑到祸患叫做预先准备，能够预先准备，那么祸患就不会发生。事情发生以后才加以考虑的叫做落后；落后了，那么事情就办不成；祸患来了以后才加以考虑的叫做困厄，困厄了，那么祸患就不能抵挡了。”说完就把第二篇册书交给天子。下卿走上前说：“慎重戒备而不要懈怠！有时庆贺的人还在大堂上，吊丧的人已到了大门口。灾祸和幸福紧靠着，人们有时还不知道它们产生的原因和地方。要预先准备啊！要预先准备啊！亿万人民都仰望着您。”说完就把第三篇册书交给天子。 禹看见耕地的人两人并肩耕作，就站起来扶着车厢前的横木；经过十来户人家的小镇，一定下车。 猎取禽兽太早，上朝太晚，不合乎礼。治理民众不根据礼，一动就会失足。 弯腰后头与腰相平叫做拜，头比腰低叫做稽首，头着地叫做稽颡。大夫的家臣对大夫只拜而不稽首，这不是为了提高家臣的地位，而是避免大夫和国君在礼节等级上的相同。 在乡内饮酒时，一级官员和乡里的人按照年龄大小来排列位次；二级官员和同宗族的人按年龄大小来排列位次；至于三级官员，那么同宗族的人即使七十岁了，也不敢排在他前面。大夫分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 在吉庆的事中，要按照官位高低或地位尊卑的关系位列座次，在丧事中，要按照与死者的亲疏关系来排列座次。君臣之间如果得不到君子的治理就不会有尊重，父子之间得不到君子的治理就不会亲近，兄弟之间得不到君子的治理就不会和顺，夫妻之间得不到君子的治理就不会欢乐。年幼的人靠了君子的治理而长大成人，年老的人靠了君子的治理而得到赡养。所以，天地提供物质生活而养育了人，圣人进行礼仪教化与治理而成就了人。 聘，就是相互派遣使者问候。享，就是使者奉命把礼物进献给天子和诸侯。私觌，就是以私人的身份和为臣之礼私下拜见诸侯。形容言语的美好，就说“穆穆皇皇”。形容朝廷的美好，就说“济济跄跄”。 给人当臣子的，只能规劝而不能毁谤上司，只能出走而不能憎恨上司，只能埋怨而不能对上司发怒。君主对于大夫，在他生病时去慰问三次，在他死后去祭奠三次；对于士，慰问一次，祭奠一次。诸侯如果不是探望疾病、祭奠死者，不到臣子的家里。父亲或母亲已经埋葬以后，君主或者父亲的朋友让自己吃饭，就可以吃了，不回避米饭肉食，但有酒就要谢辞。寝殿的规模不能超过庙堂，参加燕礼所穿的衣服不能超过祭祀所穿的礼服，这是一种礼制。 《易经》中的《咸》卦，显示了夫妻之道。夫妻之道，是不能不端正的，它是君臣、父子关系的根本。咸，就是感应的意思，它的符号是把高的置于低的之下，把男的置于女的之下，是柔和在上面而刚劲在下面。聘请贤士的仪式，新郎亲自去迎接新娘的办法，都是注重开端。 礼，是人立身处事必须遵照执行的基本原则。人如果失去了立身之处，就一定会跌倒沉沦，陷入危难之中。只要稍微有偏差，就会导致的巨大的祸乱，这就是礼的作用。礼对于整饬国家，就像秤对于轻重一样，就像墨线对于曲直一样。所以，人不懂得礼义就不能在社会上生存，办事情不懂得礼义就不能办成，国家没有礼就不得安宁。 车铃的声音，在车子慢行时合乎《武》、《象》的节奏，在车子奔驰时合乎《韶》、《护》的节奏。君子要听听走路时佩玉的声音是否合乎节律，并练习好举止仪表，然后才可以成为儒雅之士。 从霜降开始娶妻，到第二年河里的冰溶化时就停止婚娶。对正妻，十天同房一次。 对方坐着，注视他的膝部；对方站着，注视他的脚；回答说话时，注视他的脸。对方站着时，在他前面六尺处注视他，而最远是六六三十六尺，即在三丈六尺之处注视他。礼仪容貌和感情作用互相构成内外表里的关系，这是适中的礼。善于思索叫做虑。礼制的根本原则和具体细节互不抵触，人生终结的仪式与人生开始的仪式互相应合。所谓礼制，就是把钱财物品等外在之物作为工具，把尊贵与卑贱的区别作为礼义制度，把享受的多少作为尊卑贵贱的差别。 下等的臣子用财物来侍奉君主，中等的臣子用自己的不懈努力乃至用自己的生命来侍奉君主，上等的臣子推荐人才来侍奉君主。《易经》上说：“回到自己的道路，有什么过错？”赞许秦穆公，认为他能够改正自己的过失、转变自己固有的思想。 士人一旦结交了喜欢妒忌的朋友，那么贤德之人就不会亲近他；君主有了喜欢妒忌的臣子，那么贤德之人就不会到来。隐瞒公道的人叫做欺昧，埋没贤良的人叫做妒忌，奉承妒忌欺昧的人叫做狡猾诡诈。狡猾诡诈的小人，妒忌欺昧的臣子，是国家的垃圾和妖孽。 嘴里能够谈论礼义，自身能够奉行礼义，这种人是国家的珍宝。嘴里不能谈论礼义，自身能够奉行礼义，这种人是国家的器具。嘴里能够谈论礼义，自身不能奉行礼义，这种人只能是国家的工具。嘴里说得好，自身干坏事，这种人简直就是是国家的妖孽。治理国家的人敬重国家的珍宝，爱护国家的器具，使用国家的工具，铲除国家的妖孽。 不使民众富裕就无法调养民众的思想感情，不进行教育就无法整饬民众的本性。每家配置五亩宅基地，一百亩耕地，努力从事农业生产而不耽误他们的农时，这是使他们富裕起来的办法。建立国家的高等学府，设立地方学校，整饬六种礼仪，彰明七个方面的教育，这是用来引导他们的办法。《诗》云：“给人喝啊给人吃，教育人啊指导人。”像这样，称王天下的政事就完备了。 周武王刚进入殷都的时候，在商容所住的里巷门口设立了标记以表彰他的功德，解除了箕子的囚禁生活，在比干的墓前痛哭哀悼，于是天下人就都趋向行善了。天下的每一个国家都有才智出众的人，每个时代都有贤能的人。迷失方向的人，是由于不询问道路；被水淹没的人，是因为不询问水路的结果；导致国家灭亡的，是那些喜欢独断专行的君主。《诗经》上说：“我所说的是要事，不要以为开玩笑。古人曾经有句话：要向樵夫去请教。”这是说要广泛地询问各方面的人。 有法律依据的就按照法律来办理，没有法律条文可遵循的就按照类推的办法来办理。根据它的根本原则推知它的细节，根据它的一个方面推知它的另一个方面。大凡各种事情，道理虽然不同却互相制约着。对于表扬奖赏与用刑处罚，通达了类推的原理，然后才能有相应的处置。政治教化与风俗习惯相适应，然后才能实行。 八十岁的人，可以有一个儿子不服劳役；九十岁的人，全家都可以不服劳役；残废有病、没有人照顾就不能活下去的，家里可以有一个人不服劳役。有父亲、母亲的丧事，可以三年不服劳役；齐衰和大功，可以三个月不服劳役。从其他诸侯国迁来以及新结婚的，可以一年不服劳役。 孔子说：子家驹是增益君主明察的大夫，及不上晏子；晏子，是个有成效的臣子，及不上子产；子产，是个给人恩惠的人，及不上管仲；管仲的立身处事，致力于功效而不致力于道义，致力于智谋而不致力于仁爱，是个缺乏礼义修养的人，不可以做天子的大夫。 孟子三次见到齐宣王而不谈国事。他的学生说：“为什么三次碰到齐王都不谈国事？”孟子说：“我先要打击他只讲求功利称霸的坏思想。” 公行子之到燕国去，在路上碰到曾元，说：“燕国国君怎么样？”曾元说：“他的志向不远大。志向不远大的人看轻事业，看轻事业的人不找人帮助。如果不找人帮助，哪能成就事业呢？他只能是氐族人、羌族人的俘虏。他不担忧自己被捆绑，却担忧自己死后不能按照氐族、羌族的习俗被火化。得到的利益就像那秋天新长出来的兽毛一样细微，而危害却有损于国家，这样的事他尚且要去做，哪能算是懂得治理国家大计的人呢？” 现在那丢了针的人，整天找它都没找到；当他找到它时，并不是眼睛更加明亮了，而是睁大了眼睛才发现它的。心里考虑问题也是这样。 讲求道义和私利，是人们兼有的东西。即使是尧舜这样的贤君也不能除去民众追求私利的欲望，但是能够使他们对私利的追求敌不过他们对道义的爱好；即使是夏桀、商纣这样的暴君也不能去掉民众对道义的爱好，但是能够使他们对道义的爱好敌不过他们对私利的追求。所以，道义胜过私利的就是治理得好的社会，私利胜过道义的就是混乱的社会。君主看重道义，道义就会胜过私利；君主推崇私利，私利就会胜过道义。所以，天子不谈论财物多少，诸侯不谈论有利还是有害，大夫不谈论得到还是失去，士不去贩运买卖货物。拥有国家的君主不养殖牛和羊，献身于君主的臣子不养殖鸡和小猪，上卿不放高利贷，大夫不筑场种菜，从士以上的官吏都以追求私利为羞耻而不和民众争抢职业，喜欢施舍而以囤积私藏为耻辱。所以，民众不为钱财所困扰，贫穷的人也不会手足无措了。 周文王讨伐了四个国家，周武王诛杀了两个人，周公旦完成了称王天下的大业，到周成王、周康王的时候就没有杀伐了。 赞许积聚钱财而把一无所有看作羞耻，加重人民的负担而惩处不堪负担的人，这是邪恶行为产生的根源，也是刑罚繁多的原因。 君主爱好义，那么民众就暗自振作、端正自己的言行了；君主爱好财富，那么民众就为利而死了。这两点，是治和乱的分水岭。民间俗语说：“想富贵吗？忍着耻辱吧，道德败坏吧，与故旧一刀两断吧，与道义背道而驰吧。”君主爱好财富，那么人民的行为就是这样，怎么能不乱呢？ 商汤因为大旱而向神祷告说：“是我的政策不适当吗？是我役使民众太苦了吗？为什么旱到这种极端的地步还不下雨呢？是我的宫殿房舍太华丽了吗？是妻妾嫔妃说情请托太多了吗？为什么旱到这种极端的地步还不下雨呢？是贿赂盛行吗？是毁谤的人发迹了吗？为什么旱到这种极端的地步还不下雨呢？” 上天生育民众并不是为了君主，上天设立君主却是为了民众。所以在古代，分封土地建立诸侯国，并不只是用来尊重诸侯而已；安排各种官职，区别爵位俸禄的等级，并不只是用来尊重大夫而已。 为君之道在于选拔使用人才，为臣之道在于精通和处理好政事。所以，从前舜治理天下，不用事事告诫而各种事情也就办成了。农夫对种地很精通却不能因此而去做管理农业的官吏，工人和商人也是这样。 用贤能的人去替换没有德才的人，不等占卜就知道是吉利的。用安定的国家去攻打混乱的国家，不等交战就知道能攻克。齐国人想攻打鲁国，顾忌卞庄子，不敢经过卞城。晋国人想攻打卫国，害怕子路，不敢经过蒲邑。 不懂政治就去询问尧舜的治国之道，没有学问就去去求助于天子的库籍。要我说啊，古代圣王的政治原则，就是尧舜的政治原则；六经包含的丰富内容，就是知识的宝库。君子的学习就像蛇，蝉等脱壳一样，很快就会有所改变。所以，他走路效仿，站立效仿，坐着效仿，他摆什么脸色、讲什么话、用什么口气都效仿。不把好事留下不做，不把要问的事拖过夜。善于学习的人彻底搞通事物的道理，善于做事的人彻底克服工作中的困难。 君子一旦树立了志向就坚定不移，即使天子、三公询问政事，也根据是非的实际情况来回答。君子穷困而不丧失志气，劳累而不苟且偷安，面临祸患而不背弃平时坐席上说的话。岁月不寒冷就无从知道松柏的坚毅挺拔，事情不危难就无从知道君子的志向远大。作为君子，没有一天不在坚持他所认为正确的东西即道的。 雨虽然小，汉水却照旧流入潜水。尽量收罗微小的就能变成巨大，不断积累隐微的就会变得显著。道德极高的人脸色态度就和润，品行完美的人名声就传得远。而小人却不充实自己的内在品质只是到外界去追求美好的声誉，这是徒劳的。 说话时不称道老师叫做反叛，教学时不称道老师叫做背离。背叛老师的人，英明的君主不接纳，朝廷内的士大夫在路上碰到他不和他说话。在行动上不踏实的人，往往言过其实，夸夸其谈；在信用方面不诚实的人，往往表面上装成说话诚恳的样子。所以，《春秋》赞美诸侯互相之间的口头约定，而《诗经》非议诸侯们屡次订立盟约，他们的用心是一致的。善于研治《诗》的人不作解说，善于研治《易》的人不占卦，善于研治《礼》的人不辅助行礼，他们的用心是相同的。 曾子说：“孝子说的话是可以让人听的，做的事是可以让人看的。说的话可以让人听，是用来使远方的人悦服；做的事可以让人看，是用来使近处的人高兴。近处的人高兴了就会来亲近，远方的人悦服了就会来归附。使近处的人来亲近而远方的人来归附，这是孝子遵行的原则。” 曾子要走了，晏子跟着送到郊外，说：“晏婴听说过这样的话：‘君子用言语赠送人，百姓用财物赠送人。’我晏婴贫穷没有财物，请让我冒充君子，拿话来赠送给您：马车的轮子，原是泰山上的木头，把它放置在整形器中，经过三五个月就做成了车框、车幅和车毂，即使是裹住车毂的皮革坏了，也不会使它恢复到原来的形状了。君子对于正身的工具，不能不谨慎地对待啊，要慎重地对待它！兰芷、稿本等香草，如果浸在蜂蜜和甜酒中，一经佩带就要更换它。正直的君主如果泡在香酒似的甜言蜜语中，也会被谗言俘虏。君子对于所渐染的环境，不能不谨慎地对待啊。” “人对于学习研究古代文献典籍，就像雕琢师对于雕琢玉石一样。《诗经》上说：“就像治骨磨象牙，就像雕玉磨石器。”就是说的做学问啊。卞和的玉璧，原是乡里固定门闩的楔形石块，经过加工玉器的工匠对它进行仔细雕琢之它，就成了天下的珍宝。子贡、子路，原是浅陋的人，受到了文献典籍的影响，遵从了礼义，就成了天下屈指可数的儒士名人。” 学习请教不满足，爱好文人贤达之士不厌倦，就可以获得很多知识，取得巨大的成就。君子对于存有疑惑的就不说，还没有请教过的就不谈论。这样做的时间长了，知识就会一天天增加。但知道得很多而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学习得很广而没有个主攻方向，喜欢学得很多而没有个确定目标的人，君子是不会和他结交的。少年时不读书，壮年时不发表议论，这样的人即使资质还可以，也不能有所成就。君子专心一意教授，学生专心一意学习，就能迅速取得成就。君子入朝做官，就能增加君主的荣誉而减少民众的忧患。没有才能而呆在官位上，就是行骗；对君主民众毫无裨益而享受优厚的俸禄，就是盗窃。学习的人不一定都是为了去做官，而做官的人一定要努力学习。 子贡问孔子说：“我对学习感到厌倦了，希望停止学习去侍奉君主。” 孔子说：“《诗经》上说：‘早晚温和又恭敬，做事认真又谨慎。’侍奉君主不容易，侍奉君主怎么可以停止学习呢？”子贡说：“这样的话，那么我希望停止学习去侍奉父母。”孔子说：“《诗经》上说：‘孝子之孝无穷尽，上天才会赐福你。’侍奉父母不容易，侍奉父母怎么可以停止学习呢？”子贡说：“这样的话，那么我希望停止学习去娶妻生子。”孔子说：“《诗经》上说：‘先给妻子作榜样，然后影响到兄弟，以此治理家和邦。’养育妻儿不容易，养育妻儿怎么可以停止学习呢？”子贡说：“这样的话，那么我希望停止学习去结交朋友。”孔子说：“《诗经》上说：‘朋友之间要相互辅助，相助才能仪表威严。’和朋友在一起不容易，在朋友那里怎么可以停止学习呢？”子贡说：“这样的话，那么我希望停止学习去种田。”孔子说：“《诗经》上说：‘白天要去割茅草，夜里搓绳要搓好，急忙登屋修屋顶，又要开始播种了。’种田不容易，种田怎么可以停止学习呢？”子贡说：“这样的话，那么我就永远没有停止学习的时候了吗？”孔子说：“远望那个坟墓，高高的样子，山顶般的样子，鼎鬲似的样子，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可以停止学习的时间了。” 子贡说：“死亡的意义可真伟大啊！君子停止学习了，小人也就完结了。” 《国风》所讲的好色之事，按照古书上说法就是：“满足情欲而又不越轨。它的真诚不渝可以和金属石头的坚固不变相比，它的音乐可以纳入到宗庙中去。”《小雅》的作者不被腐朽的君主所用，自己引退而处于卑下的官位上，他们痛恨当时的政治，因而怀念过去，《小雅》的言辞富有文采，音乐具有哀怨的情调。 国家将要兴盛的时候，一定是尊敬老师而看重有技能的人才的；尊敬老师而看重有技能的人才，那么法度就能保持并得以推行。国家将要衰微的时候，一定是鄙视老师而看轻有技能的人才的；鄙视老师而看轻有技能的人才，那么人们就会有放肆之心；人有了放肆之心，那么法度就会破坏。 古代平民百姓到五十岁才能做官，而天子与诸侯的儿子十九岁就举行冠礼，举行冠礼后就可以参与治理政事，这是因为他们受到的教育极好的缘故啊。对于君子倾心爱慕的，就是可堪造就的理想的人选；对这种理想的人选不施教，是不吉利的。对于并非君子的人也倾心爱慕的人，就不是可堪造就的理想的人选；对这种并非理想的人选去施教，就是把粮食送给小偷，把兵器借给强盗。 不自我意识到自己德行不足的人，说话往往言过其实、夸夸其谈。古代的贤人，宁可卑贱得做个平民，贫穷得做个百姓，吃饭连稀饭也吃不饱，穿着连粗布衣也不完整。但是如果不按照礼制来提拔他，他就不入朝做官；如果不按照道义给他东西，他就不接受；哪会采取这种言过其实、夸夸其谈的做法？ 子夏贫穷，衣服破烂得就像悬挂着的鹌鹑。有人说：“您为什么不去做官？”子夏说：“诸侯傲视我的，我不做他的臣子；大夫傲视我的，我不再见他。柳下惠和看守后门的人同样穿破烂的衣服，可是并没有人怀疑他的正直和德行，这已不是一天的传闻了。争权夺利就像抓住了指甲而丢了自己的手掌。” 统治人民的君主不可以不慎重地选取臣子，平民百姓不可以不慎重地选择朋友。朋友，是用来互相帮助的。如果奉行的原则不同，用什么来互相帮助呢？把柴草均匀地铺平而点上火，火总是向干燥的柴草上烧去；在平整的土地上灌水，水总是向潮湿的低洼地流去。那同类事物的互相依随就像这样的显著，根据朋友来观察人，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选取朋友、和别人友好，不可以不慎重，这是成就德行的基础啊。《诗经》上说：“别扶牛车向前进，尘土茫茫会脏身。”这是说不要和小人相处啊。 过分傲慢而喜欢显露自己，好像很明智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明智。软弱无能而容易被人改变自己的志向，好像很仁慈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仁慈。凶狠鲁莽而喜欢争斗，好像很勇敢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勇敢。仁爱、道义、礼制、善行对于人来说，打个比方，就像是钱财粮食和家庭的关系一样，较多地拥有它的就富裕，较少地拥有它的就贫穷，丝毫没有的就困窘。所以，如果一个人像诸如仁爱、道义、礼制、善行等这些大事做不到，小事又不肯去做，这是抛弃国家、丢弃自己身家性命的做法啊。 所有的事物都是有一定的原因才出现和来临的。它所出现和来临的地方，也就是它所回归的地方。对于流言蜚语，要消灭它；面对钱财女色，要远离它。祸患所赖以产生的根源，都发生于那些细微的地方。所以君子及早地消灭祸患的苗头。 说话真实的人，存在于阙疑之中。疑惑的不说，没有请教过的不说。明智的人对事情十分清楚，对事理十分精通，我们不可以不忠诚地去侍奉明智的人啊。所以说：“对于君子，是难以使他高兴的，不通过正当的途径去使他高兴，他是不会高兴的。” 俗话说：“滚动的圆球滚到凹坑就停止了，流言蜚语碰到明智的人就止息了。”这就是那些私家之言与邪恶的学说憎恶儒者的原因。是对是错疑惑不决，就用久远的事情来衡量它，用新近的事情来检验它，用公正的观点来考察它，流言蜚语便会因此而止息，邪恶的言论便会因此而消亡。 曾子吃鱼有吃剩的，说：“把它和别的菜搀和在一起。”他的学生说：“搀和起来会伤害人的身体，不如再把它熬一下。”曾子流着眼泪说：“我难道别有用心吗？”为自己听到这种话太晚而感到悲伤。 不要用自己的短处去对付别人的长处。所以。要掩盖并回避自己的短处，迁就并依从自己的特长。通达聪明而不守法度，明察善辩而坚持的观点邪恶怪僻，勇敢果断而不按照礼法的要求去办事，这是君子所憎恶的。 话说得多而合乎礼义法度，便是圣人；话说得少而合乎礼义法度，就是君子；说多说少都不合礼义法度却还是放纵沉醉在其中，即使能言善辩，也是个小人。 国家的法令禁止拾取别人遗失的财物，这是憎恶民众习惯于不按规矩去取得财物。有了那名分道义，那就能包揽天下而把它治理好；没有名分道义，那么就是只有一妻一妾，也会搞得乱七八糟。 天下的人，虽然各有独特的看法，却也有共同赞许的东西。谈论美味的都赞许易牙，谈论音乐的都赞许师旷，谈论政治的都赞许三王。三王既已确定了法度、制作了礼乐制度而把它们传了下来，如果不遵用而加以改变并自己重新搞一套，那和变更易牙的调味、变更师旷的音律有什么不同呢？如果这样，天下不等片刻就会沦亡，国家不等片刻就会覆灭。 只喝水而不吃东西的，是蝉；不喝水又不吃东西的，是蜉蝣。 虞舜、孝己，孝顺父母而父母不爱他们，比干、子胥，忠于君主而君主不任用他们，孔子、颜渊，明智通达而在社会上穷困窘迫。被迫生活在暴君统治的国家中而又没有办法避开这种处境，那就崇尚这个国家的美好德行，宣扬这个国家的美好名声，称道这个国家的长处，而不宣扬这个国家的短处。 唯唯诺诺却没有好结果的，是由于他经常诽谤别人；知识渊博而处境困厄的，是由于他经常诋毁别人；越想澄清自己的名声，而名声愈来愈混浊的，是由于他经常搬弄口舌。 君子能够做到使自己品德高尚，但不能保证别人一定尊重自己；能够做到使自己成为可用之才，但不能保证别人一定任用自己。 向下发布告诫的命令与誓言，追溯不到五帝；两国之间结盟誓约，追溯不到三王；君主互相交换自己的儿子作为人质，追溯不到五霸。 宥坐 【原文】 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为何器？”守庙者 曰：“此盖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者，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 孔子顾谓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满而覆，虚而欹，孔子 喟然而叹曰：“吁！恶有满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问持满有道乎？”孔子曰： “聪明圣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抚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 守之以谦：此所谓挹而损之之道也。” 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 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女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 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 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 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 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 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 小。’小人成群，斯足忧也。” 孔子为鲁司寇，有父子讼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别。其父请止，孔子舍之。季 孙闻之，不说，曰：“是老也欺予。语予曰：为国家必以孝。今杀一人以戮不孝！ 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叹曰：“呜呼！上失之，下杀之，其可乎？不教其 民，而听其狱，杀不辜也。三军大败，不可斩也；狱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 故也。嫚令谨诛，贼也。今生也有时，歛也无时，暴也；不教而责成功，虐也。－ －已此三者，然后刑可即也。书曰：‘义刑义杀，勿庸以即，予维曰未有顺事。’ 言先教也。故先王既陈之以道，上先服之；若不可，尚贤以綦之；若不可，废不能 以单之；綦三年而百姓从风矣。邪民不从，然后俟之以刑，则民知罪矣。诗曰： ‘尹氏大师，维周之氐；秉国之均，四方是维；天子是庳，卑民不迷。’是以威厉 而不试，刑错而不用，此之谓也。今之世则不然：乱其教，繁其刑，其民迷惑而堕 焉，则从而制之，是以刑弥繁，而邪不胜。三尺之岸而虚车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 负车登焉，何则？陵迟故也。数仞之墙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竖子冯而游焉，陵 迟故也。今之世陵迟已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诗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 子所履，小人所视。眷焉顾之，潸焉出涕。’岂不哀哉！” 诗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远，曷云能来。”子曰：“伊稽首不其 有来乎？” 孔子观于东流之水。子贡问于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见大水必观焉者，是何？” 孔子曰：“夫水遍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其 洸洸乎不淈尽，似道。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赴百仞之谷不惧，似勇。主 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约微达，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鲜絜，似善化。 其万折也必东，似志。是故见大水必观焉。 孔子曰：“吾有耻也，吾有鄙也，吾有殆也：幼不能强学，老无以教之，吾耻 之，去其故乡，事君而达，卒遇故人曾无旧言，吾鄙之；与小人处者，吾殆之也。” 孔子曰：“如垤而进，吾与之；如丘而止，吾已矣。”今学曾未如(月尤)赘， 则具然欲为人师。 孔子南适楚，厄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糁，弟子皆有饥色。子路进 而问之曰：“由闻之：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今夫子累德积义 怀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隐也？”孔子曰：“由不识，吾语女。女以知者为必用 邪？王子比干不见剖心乎！女以忠者为必用邪？关龙逢不见刑乎！女以谏者为必用 邪？吴子胥不磔姑苏东门外乎！夫遇不遇者，时也；贤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学深 谋，不遇时者多矣！由是观之，不遇世者众矣，何独丘也哉！且夫芷兰生于深林， 非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之学，非为通也，为穷而不困，忧而意不衰也，知祸福终始 而心不惑也。夫贤不肖者，材也；为不为者，人也；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 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时，虽贤，其能行乎？苟遇其时，何难之有！故君子博学深 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孔子曰：“由！居！吾语女。昔晋公子重耳霸心生于 曹，越王句践霸心生于会稽，齐桓公小白霸心生于莒。故居不隐者思不远，身不佚 者志不广；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 子贡观于鲁庙之北堂，出而问于孔子曰：“乡者赐观于太庙之北堂，吾亦未辍， 还复瞻被九盖皆继，被有说邪？匠过绝邪？”孔子曰：“太庙之堂亦尝有说，官致 良工，因丽节文，非无良材也，盖曰贵文也。” 【翻译】 孔子参观鲁桓公的庙，看到那里有一只倾斜的器皿。孔子问守庙人：“这是什么器皿？”守庙人说：“这大概是君主放在座位右边来警戒自己的器皿。”孔子说“我听说这种器皿，不注水的时候就会倾斜，倒入一半水时就会端正，注满水后就会翻倒。”孔子就回头对弟子说：“注水吧！”弟子取了水注入到里面。注入一半的时候就端正了，注满后就翻倒了，空了就又恢复倾斜了。孔子感慨地说：“唉！哪有满了不翻倒的呢？” 子路说：“我想问一下有保持盈满的方法吗？”孔子说：“聪明圣智，就要用笨拙来保持它，功劳惠及天下，要保持谦让的态度；勇敢有力，要用怯懦来保持它；富有天下，要用节俭来保持它。这就是所谓的保持盈满的方法啊。 孔子做了鲁国的代理宰相，当政才七天就杀了少正卯。学生进来问他说：“少正卯是鲁国的名人啊。老师执掌了政权就先把他杀了，这不是弄错了吧！” 孔子说：“坐下！我告诉你原因。人有五种罪恶，但是并不包括盗窃：一是内省通明但用心险恶；二是行为邪僻却又顽固不化；三是说话虚伪却还善辨；四是记述稀奇古怪而驳杂广博，五是赞同错误而又进行润色。这五种罪恶，一人只要有一种，就不能逃脱君子的诛杀，少正卯却同时具有这五种罪恶。所以，在他居住的地方，足以聚众成群，他的言谈足以掩饰邪恶，迷惑众人，他刚愎自用，足以反是为非，而独树一帜。这是小人中的豪杰，是不可不杀的。正是这样，商汤杀了尹谐，文王杀了潘止，周公旦杀了管叔，姜太公杀了华仕，管仲杀了付里乙，子产杀了邓析、史付。这七个人，虽然时代不同，但内心同样邪恶，是不能不杀的。《诗经》上说：‘我忧虑重重，被一群小人所恼恨。’小人多了，那就令人担忧了。” 孔子担任鲁国的司法大臣。有父子俩打官司的，孔子拘留了儿子，三个月了还没有判决。他的父亲请求撤诉，孔子就释放了他的儿子。季桓子听说了这件事，很不高兴，说：“这位老先生欺骗了我，他曾对我说：‘治理国家一定要用孝道。’如今，他应该杀掉一个人，来惩罚不孝之子，可是他又把他放了。”冉求把这些话告诉了孔子。 孔子感慨地说：“呜呼！君主犯了过失，臣下把他杀掉，那行么？不去教育自己的民众，而只是判决他们的诉讼，这是在屠杀无罪的人啊。全军打了败仗，是不可把他们全部杀掉的；监狱没有治理好，是不可以施加刑罚；因为罪责并不在民众啊。法令松弛而严加惩处，这是残害；那作物生长有一定的季节，而征收赋税却不时在进行，这是残酷，不进行教育却要求成功，这是暴虐。制止了这三种行为，然后才可以实行刑罚上。《尚书》上说：“即使按照合宜的原则用刑、按照合宜的原则杀人，也不要立即执行，我们只是说我还没有把事情做的妥当。”这是说要应当先进行教育啊。 所以古代的圣王向民众宣布了治国的原则，就身体力行。如果不能实行，就重用贤明教导民众；如果还不能做到，就应该罢免没有才能的人来威慑他们。这样，最多三年，百姓就顺从教化了。如果奸邪的人还不依从，就要用刑罚来处罚他们，这样，他们就知道自己的罪过了。因此，严肃了权威却可以不用，设置了刑罚可以不必实施，《诗经》上说：“太师尹氏，你是周朝的基石。掌握国家的大权，整个天下靠你来维持。你要辅佐天子，民众不迷失方向。”说的就是这种道理啊， 现在的社会却不是这样。教化混乱，刑罚繁多，民众迷惑糊涂而堕落，因此跟着进行制裁，虽然刑罚更加繁多，却不能克服邪恶。三尺高的陡坡，就是空车也不能拉上去；百丈的高山，载重的大车也能爬上去，为什么呢？是因为坡度平缓啊。人不能越过几丈高的墙，但小孩却能登上百丈的高山游玩，这也是坡度平缓的缘故啊。现在，它的倾斜也是相当久了，能使人不越轨吗？《诗经》上说：“大路平坦有如磨刀石，笔直的就像箭杆。它是君子走的路，百姓只能抬头看。回头看那平直的大道，禁不住流下了眼泪。”这难道不可悲吗？ 《诗》云：“看着那太陽和月亮，我深深地思念你。道路那么遥远，何时才能回来？”孔子说：“如果志同道合，即使道路遥远，人们能不向你归来吗？” 孔子观看向东流去的河水。子贡问孔子说：“您见到大水必定观看，这是为什么呢？”孔子说：“那流水，普遍地养育万物而无所作为，就好像德操；它流向低处，弯弯曲曲，遵循一定规律，就好像正义，它浩浩荡荡，奔流不息，没有穷尽，就好像道；掘开堵塞，使它通行，它就随即奔腾向前，好像回声应和原来的声音一样，即使百丈深谷也不怕，就好像勇敢；它注入量器时一定很平，就好像法度；注满量器，不需刮板刮平，就好像公正；它柔弱细小无微不至，就好像明察；各种东西在水里淘洗，就会变得洁净鲜美，就好像善于教化，它百转千回必然向东，就好像意志。所以君子看见大水就要观赏它。” 孔子说：“我有认为耻辱的事，我有认为卑鄙的事，我有认为危险的事。年少时不能勤奋学习，老了没有什么可以传授予人，我以为这是耻辱的事。离开故乡，侍奉君主，做了官变得显贵，偶然遇到过去的朋友，竟然没有怀旧的话，我以为这是卑鄙的事。和小人相处，我以为这是危险的事。” 孔子说：“即使成绩微小的像蚂蚁洞口的小土堆，但只要不断进取，我就赞许他，成绩即使像山一样大，但如果有一点进步就停止不前，我就不赞许了。现在有些人学到的知识很少，就自满自足地想着做别人的老师。” 孔子向南到楚国去，被困在陈国、蔡国之间，七天没吃熟食，野菜羹中没有搀一点米，学生们都有饥饿的表情。子路上前问孔子说：“我听说对于行善的人，上天就赐给他幸福；对于作恶的人，上天就降灾祸给他。现在，老师积累功德，奉行道义，具有各种美德，这样做的日子已经很久了，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窘境呢？” 孔子说：“仲由你不知道，我告诉你。你认为有才智的人就一定会被任用的吗？王子比干不是被剖腹挖心了吗！你认为忠诚的人就一定会被任用的吗？关龙逢不是被桀杀了吗！你认为劝谏的人就一定会被任用的吗？伍子胥不是被碎尸了姑苏城外了吗！能不能得到君主的赏识，这要靠机遇；有没有德才，这是各人的资质了；君子之中博学多识而能深谋远虑，却没有遇上被重用的机会的人，多着呢！由此看来，不被社会赏识的人是很多的了！哪里只是我孔丘呢？况且，白芷兰草长在深山老林之中，不是因为没有人赏识就不香了；君子的学习，并不是为了显贵，而是为了受到困窘的时候而不感到困顿，遭受忧患的时候而意志不衰退；懂得祸福死生的道理而思想不动摇。有没有德才，在于资质，做还是不做，在于人的决定，得到还是得不到赏识，在于时机，是死还是生，在于命运。现在有的人没有遇上机遇，即使贤能，他能有所作为吗？如果遇到时机，那还有什么困难呢？所以君子要广博地学习，某虑深远，修养心身，端正品行，等待时机的到来。” 孔子又说：“仲由，坐下！我告诉你。从前，晋公子重耳创建霸业的雄心产生他在曹国受困的时候，越王勾践的称霸之心产生于被吴王打败于会稽山的时候，齐桓公的称霸之心产生于逃亡莒国的时候。所以处境不窘迫的人思考的就不远，自己没奔逃过的人志向就不广大，你怎么知道我就不能得意呢？” 子贡参观了鲁国宗庙的北堂，出来后问孔子说：“我参观了太庙的北堂，没有停住脚步，回头再去看那九扇门，都是一块一块的木头拼接的，那有什么讲究吗？是木匠过失而把木材弄断的吗？”孔子说：“太庙的北堂当然是有讲究的，官吏们招来技艺精良的工匠，依据木材来施加文采，这并不是没有好的大木头，大概是因为看重文采吧。” 子道(+翻译) 【原文】 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 人之大行也。若夫志以礼安，言以类使，则儒道毕矣。虽尧舜不能加毫末于是矣。 孝子所不从命有三：从命则亲危，不从命则亲安，孝子不从命乃衷；从命则亲辱， 不从命则亲荣，孝子不从命乃义；从命则禽兽，不从命则修饰，孝子不从命乃敬。 故可以从命而不从，是不子也；未可以从而从，是不衷也；明于从不从之义，而能 致恭敬，忠信、端悫、以慎行之，则可谓大孝矣。传曰：“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 父。”此之谓也。故劳苦、雕萃而能无失其敬，灾祸、患难而能无失其义，则不幸 不顺见恶而能无失其爱，非仁人莫能行。诗曰：“孝子不匮。”此之谓也。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子从父命，孝乎？臣从君命，贞乎？”三问，孔子不对。 孔子趋出以语子贡曰：“乡者，君问丘也，曰：‘子从父命，孝乎？臣从君命，贞 乎？’三问而丘不对，赐以为何如？”子贡曰：“子从父命，孝矣。臣从君命，贞 矣，夫子有奚对焉？”孔子曰：“小人哉！赐不识也！昔万乘之国，有争臣四人， 则封疆不削；千乘之国，有争臣三人，则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争臣二人，则宗 庙不毁。父有争子，不行无礼；士有争友，不为不义。故子从父，奚子孝？臣从君， 奚臣贞？审其所以从之之谓孝、之谓贞也。” 子路问于孔子曰：“有人于此，夙兴夜寐，耕耘树艺，手足胼胝，以养其亲， 然而无孝之名，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与？辞不逊与？色不顺与？古之人 有言曰：‘衣与！缪与！不女聊。’今夙兴夜寐，耕耘树艺，手足胼胝，以养其亲， 无此三者，则何为而无孝之名也？意者所友非人邪？”孔子曰：“由志之，吾语女。 虽有国士之力，不能自举其身。非无力也，势不可也。故入而行不修，身之罪也； 出而名不章，友之过也。故君子入则笃行，出则友贤，何为而无孝之名也！” 子路问于孔子曰：“鲁大夫练而床，礼邪？”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 谓子贡曰：“吾以为夫子无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子贡曰：“汝何问哉？” 子路曰：“由问：‘鲁大夫练而床，礼邪？’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贡曰： “吾将为女问之。”子贡问曰：“练而床，礼邪？”孔子曰；“非礼也。”子贡出， 谓子路曰：“女谓夫子为有所不知乎！夫子徒无所不知。女问非也。礼：居是邑不 非其大夫。” 子路盛服而见孔子，孔子曰：“由，是裾裾何也？昔者江出于岷山，其始出也， 其源可以滥觞，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不避风，则不可涉也。非维下流水多邪？ 今女衣服既盛，颜色充盈，天下且孰肯谏女矣！子路趋而出，改服而入，盖犹若也。 孔子曰：“由志之！吾语汝：奋于言者华，奋于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 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 言要则知，行至则仁；既仁且知，夫恶有不足矣哉！” 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对曰：“知者使人知己， 仁者使人爱己。”子曰：“可谓士矣。”子贡入，子曰：“赐！知者若何？仁者若 何？”子贡对曰：“知者知人，仁者爱人。”子曰：“可谓士君子矣。”颜渊入， 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颜渊对曰：“知者自知，仁者自爱。”子曰： “可谓明君子矣。” 子路问于孔子曰：“君子亦有忧乎？”孔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则乐其意， 既已得之，又乐其治。是以有终生之乐，无一日之忧。小人者其未得也，则忧不得； 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终身之忧，无一日之乐也。” 【翻译】 在家孝敬父母，出外敬爱兄长，这是做人的最起码的道德操守；对上顺从，对下厚道，这是做人的中等道德操守；顺从正道而不顺从君主，顺从道义而不顺从父亲，这是做人的最高准则。如果能根据礼义来安排志向，根据法度来指导自己的言论，那么儒家之道也就完备了，即使是尧舜这样贤明的君主，也不能在这上面有丝毫的增益了。 孝子不服从命令的原因有三种：服从命令，父母亲就会危险；不服从命令，父母亲就安全，那么孝子不服从命令就是忠诚；服从命令，父母亲就会受到耻辱，不服从命令，父母亲就光荣，那么孝子不服从命令就是奉行道义；服从命令，就会使父母的行为像禽兽一样野蛮，不服从命令，就会使父母的行为富有修养而端正，那么孝子不服从命令就是恭敬。所以，可以服从而不服从，这是不尽孝子之道；不可以服从而服从，这是不忠于父母。明白了这服从或不服从的道理，并且能做到恭敬尊重、忠诚守信、正直老实地来谨慎实行它，就可以称之为大孝了。古书上说：“顺从正道而不顺从君主，顺从道义而不顺从父亲。”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即使自己劳苦憔悴时也不能够丧失对父母的恭敬，遭到灾祸患难时也不能够丧失对父母应尽的道义，即使不幸地因为和父母不顺而被父母憎恶时仍能不丧失对父母的爱，如果不是仁德之人是不能做到的。《诗经》上说：“孝子之孝无穷尽。”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鲁哀公问孔子说：“儿子服从父亲的命令，就是孝顺吗？臣子服从君主的命令，就是忠贞吗？”问了三次，孔子不回答。 孔子小步快走而出，把这件事告诉给子贡说：“刚才，国君问我，说：‘儿子服从父亲的命令，就是孝顺吗？臣子服从君主的命令，就是忠贞吗？’问了三次而我不回答，你认为怎样？”子贡说：“儿子服从父亲的命令，就是孝顺了；臣子服从君主的命令，就是忠贞了。先生又能怎样回答他呢？” 孔子说：“真是个小人，你不懂啊！从前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只要有了四个敢于诤谏的大臣，那么疆界就不会被割削；拥有千辆兵车的小国，有了三个敢于诤谏的大臣，那么国家政权就不会危险；拥有百辆兵车的大夫之家，有了两个诤谏的大臣，那么宗庙就不会毁灭。父亲有了诤谏的儿子，就不会做不合礼制的事；士人有了诤谏的朋友，就不会做不合道义的事。所以，儿子一味听从父亲，怎能说这儿子是孝顺？臣子一味听从君主，怎能说这臣子是忠贞？弄清楚了听从的是什么才可以叫做孝顺、叫做忠贞。” 子路问孔子说：“这里有个人，早起晚睡，耕地锄草栽植播种，手脚都磨出了老茧，以此来赡养自己的父母，却没有孝顺的名声，为什么呢？” 孔子说：“想来大概是他举止不恭敬吧！或许是他说话不谦虚吧！或许是他脸色不温顺吧！古代的人有句话说：‘给我穿啊给我吃啊，若不恭敬就不靠你。’” 子路曰：“现在有的人并没有举止不恭敬、说话不谦虚、脸色不温顺这三种行为，那为什么会没有孝顺的名声呢？想来大概是他所交的朋友不是个仁德之人吧！” 孔子又说：“仲由，记住吧！我告诉你。即使有了全国闻名的大力士的力气，也不能自己举起自己的身体，这不是没有力气，而是客观情势不许可。所以，君子在家里行为不整饬，这是自己的罪过；在外名声不显扬，是朋友的罪过。所以，君子在家就使自己的品行忠诚厚道，出外就和贤能的人交朋友。如果能够做到这样的话，怎么会没有孝顺的名声呢？” 子路问孔子说：“鲁国的大夫披戴白色熟绢为父母进行周年祭祀时却在床上睡觉，这合乎礼制吗？”孔子说：“我不知道。” 子路出来后，对子贡说：“我以为先生没有什么不知道，先生却偏偏有不知道的。”子贡说：“你问了什么呢？”子路说：“我问：‘鲁国的大夫披戴白色熟绢为父母进行周年祭祀时却在床上睡觉，这合乎礼制吗？’先生说：‘我不知道。’”子贡说：“我将给你去问问这件事。” 子贡问孔子说：“披戴白色熟绢为父母进行周年祭祀时却在床上睡觉，这合乎礼制吗？”孔子说：“不合礼。” 子贡出来，对子路说：“你说先生有不知道的事吗？先生却偏偏没有什么不知道的。你问得不对啊。根据礼制，住在这个城邑，就不非议管辖这城邑的大夫。” 子路穿戴整齐后去见孔子，孔子说：“仲由，这样衣冠楚楚的，为什么呢？从前长江发源于岷山，它开始流出来的时候，源头小得只可以浮起酒杯，等到它流到长江的渡口时，如果不把船并在一起，不避开大风，就不能横渡过去了，这不是因为下游水大的缘故么？现在你衣服已经穿得很庄重，脸上又神气十足，那么天下将有谁肯规劝你呢？” 子路小步快走而出，换了衣服再进去，显得舒缓柔顺了。孔子说：“仲由啊！你记住！我告诉你。在说话方面趾高气扬的人往往夸夸其谈，在行动方面趾高气扬的人总是自我炫耀。百般显示自己有知识和才能的人，是小人啊。所以，君子知道了就说知道，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这是说话的要领；能够做到的就说能做到，不能够做到的就说做不到，这是行动的最高准则。说话合乎要领就是明智，行动合乎准则就是仁德。既明智又有仁德，哪里还有不足之处了呢？” 子路进来。孔子说：“仲由！明智的人是怎样的？仁德的人是怎样的？”子路回答说：“明智的人能使别人了解自己，仁德的人能使别人爱护自己。”孔子说：“你可以称为士人了。” 子贡进来。孔子说：“端木赐啊！明智的人是怎样的？仁德的人是怎样的？”子贡回答说：“明智的人能了解别人，仁德的人能爱护别人。”孔子说：“你可以称为士君子了。” 颜渊进来。孔子说：“颜回！明智的人是怎样的？仁德的人是怎样的？”颜渊回答说：“明智的人有自知之明，仁德的人能自尊自爱。”孔子说：“你可以称为贤明君子了。” 子路问孔子说：“君子也有忧虑吗？”孔子说：“君子，在他还没有得到职位时，就会为自己修养自我感到高兴；已经得到了职位之后，又会为自己有所作为而感到高兴。因此，君子有一辈子的快乐，而没有一天的忧虑。小人嘛，当他还没有得到职位的时候，就担忧得不到；已经得到了职位之后，又怕失去它。因此，小人有一辈子的忧虑，而没有一天的快乐。” 法行(+翻译) 【原文】 公输不能加于绳墨，圣人不能加于礼。礼者，众人法而不知，圣人法而知之。 曾子曰：“无内人之疏而外人之亲，无身不善而怨人，无刑己至而呼天。内人 之疏而外人之亲，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人，不亦远乎！刑己至而呼天，不亦晚乎！ 诗曰：‘涓涓源水，不雝不塞。毂已破碎，乃大其辐。事已败矣，乃重太息。’其 云益乎！” 曾子病，曾元持足，曾子曰：“元！志之！吾语汝。夫鱼鳖鼋鼍犹以渊为浅而 堀其中，鹰鸢犹以山为卑而增巢其上，及其得也必以饵。故君子能无以利害义，则 耻辱亦无由至矣。” 子贡问于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贵玉而贱(王民)者，何也？为夫玉之少而(王民) 之多邪？”孔子曰：“恶！赐！是何言也！夫君子岂多而贱之，少而贵之哉！夫玉 者，君子比德焉。温润而泽，仁也；栗而理，知也；坚刚而不屈，义也；廉而不刿， 行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并见，情也；扣之，其声清扬而远闻，其止辍然，辞 也。故虽有(王民)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诗曰：‘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此之 谓也。” 曾子曰：“同游而不见爱者，吾必不仁也；交而不见敬者，吾必不长也；临财 而不见信者，吾必不信也。三者在身曷怨人！怨人者穷，怨天者无识。失之己而反 诸人，岂不亦迂哉！” 南郭惠子问于子贡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曰：“君子正身以俟，欲 来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医之门多病人，檃栝之侧多枉木，是以杂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亲不能报， 有子而求其孝，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听令，非恕也。士明于此三恕， 则可以端身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思而不可不思也：少而不学，长无能也；老而不教，死无 思也；有而不施，穷无与也。是故君子少思长，则学；老思死，则教；有思穷，则 施也。” 【翻译】 公输班不能超越墨线的规则，圣人不能超越礼制。礼制，众人遵循它，却不明白它，圣人遵循它，而且能理解它。 曾子说：“不要不亲近家人而亲近外人，不要自己不好而怨恨别人，不要遭受刑罚才呼喊上天。不亲近家人而亲近外人，这不是违背常理吗？自己不好而怨恨别人，不是舍近求远了吗？遭受到刑罚时才呼喊上天，不是后悔已经晚了吗？《诗经》上说：‘细流的水源，不加堵塞就不断绝。车毂已经全破碎，才加上大车辐。事情已经失败了，这才深深长叹。’这样做有什么用呢？” 曾子病得很严重，他的儿子曾元抱着他的脚。曾子说：“元，你记住！我告诉你。鱼鳖鼋鼍以为深潭还太浅，就在那里面打洞安身；鹰鸢以为山岭太低，就在那上面筑巢栖息；但是，它们还是被人捕获，这一定是为诱饵所诱。所以，如果君子能不贪财害义，那么就不会有什么耻辱了。” 子贡问孔子：“为什么君子珍视宝玉而轻视珉石呢？因为宝玉少而珉石多吗？”孔子说：“唉！赐啊！这是什么话啊！君子怎么会因为多了就轻视它，少了就重视它呢？宝玉，君子用来比拟人的德操。玉温润而有光泽，好比君子的仁；它坚硬而有条纹，好比君子的智慧；它刚强而不屈，好比君子的义，它有棱角而不伤人，好比君子的行为；它即使被折断也不弯曲，好比君子的勇；它的美丽与瑕疵表露在外面，好比君子的诚实；敲击它，声音清越远扬，戛然而止，好比君子的言辞。所以，即使珉石带着彩色花纹，也比不上宝玉那样洁白明亮。《诗经》上说：‘我真想念君子，性情温和得就像宝玉。’说的就是这道理。 曾子说：“与人交游，却不被对方所喜爱，这必定是由于自己缺乏仁爱；与人交往而不被对方所尊敬，这必定是由于自己不忠厚；接近财物，而不被对方所信任，这必定是由于自己没有信用。这三者的原因都在自己身上，怎么能怪怨别人？自己不努力，只会怪怨别人就会陷入困厄；怪怨上天，说明自己没有见识。过失在于自己却反而去责备别人，这不是太不符合实际了吗？” 南郭惠子问子贡说：“先生的弟子，人员怎么那样混杂呢？”子贡说：“君子身心端正，来求学的人都不拒绝，想离去的也不阻止。况且，就像良医的门前多病人，矫形器的旁边多弯曲的木头一样，所以夫子的弟子才这么杂啊。” 孔子说：“君子要有三种恕道：有了君主不能去侍奉，有了臣子却要他们听使唤，这不能宽恕；有了父母不能好好报答，有了子女却要求他们孝顺，这不能宽恕，有了哥哥不能尊重，有了弟弟却要求他们听话，这不能宽恕。读书人明白了这三种恕道，身心就可以端正了。” 孔子说：“君子有三种思考，是不可以不考虑的：少年时候不学习，长大了就没有才能，老年时候不能教育人，死后就没人思念；富足的时候不施舍，贫穷了就没有人帮助。因此君子年少时就考虑到长大后的事，就会努力学习，老年考虑到死后，就会教育后人，富有的时候考虑道贫穷，就会施舍。 【注释】 （1）加：超过。 （2）无：通“勿”。 （3）雝：读“壅”。 （4）这是一句逸诗，不见于现代版的《诗经》。 （5）曾元：曾子的儿子。 （6）其得也：指被捉。 （7）珉：一种似玉的石头。 （8）瑕：美玉上的斑点。 （9）雕雕：雕饰的文采。 （10）章章：素质明著。 （11）出自《诗经?秦风?小戎》。 （12）游：行。 （13）长也：忠厚。 （14）距：通“拒”。 （15）恕：指推己及人。 （16）施：施舍。 哀公(+翻译) 【原文】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吾欲论吾国之士，与之治国，敢问如何取之邪？”孔子 对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为非者，不亦鲜乎！” 哀公曰：“然则夫章甫絇屦，绅带而搢笏者，此贤乎？”孔子对曰：“不必然，夫 端衣玄裳，絻而乘路者，志不在于食荤；斩衰菅屦，杖而啜粥者，志不在于酒肉。 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为非者，虽有，不亦鲜乎！” 哀公曰：“善！” 孔子曰：“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贤人，有大圣。”哀公曰： “敢问何如斯可谓庸人矣？”孔子对曰：“所谓庸人者，口不道善言，心不知邑邑； 不知选贤人善士托其身焉以为己忧；动行不知所务，止立不知所定；日选择于物， 不知所贵；从物如流，不知所归；五凿为正，心从而坏：如此则可谓庸人矣。”哀 公曰：“善！敢问何如斯可谓士矣？”孔子对曰：“所谓士者，虽不能尽道术，必 有率也；虽不能遍美善，必有处也。是故知不务多，务审其所知；言不务多，务审 其所谓；行不务多，务审其所由。故知既已知之矣，言既已谓之矣，行既已由之矣， 则若性命肌肤之不可易也。故富贵不足以益也，卑贱不足以损也：如此则可谓士矣。” 哀公曰：“善！敢问何如斯可谓之君子矣？”孔子对曰：“所谓君子者，言忠信而 心不德，仁义在身而色不伐，思虑明通而辞不争，故犹然如将可及者，君子也。” 哀公曰：“善！敢问何如斯可谓贤人矣？”孔子对曰：“所谓贤人者，行中规绳而 不伤于本，言足法于天下而不伤于身，富有天下而无怨财，布施天下而不病贫：如 此则可谓贤人矣。”哀公曰：“善！敢问何如斯可谓大圣矣？”孔子对曰：“所谓 大圣者，知通乎大道，应变而不穷，辨乎万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变化遂成 万物也；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是故其事大辨乎天地，明察乎日月，总要万 物于风雨，缪缪肫肫，其事不可循，若天之嗣，其事不可识，百姓浅然不识其邻： 若此则可谓大圣矣。”哀公曰：“善！” 鲁哀公问舜冠于孔子，孔子不对。三问不对。哀公曰：“寡人问舜冠于子，何 以不言也？”孔子曰：“古之王者，有务而拘领者矣，其政好生而恶杀焉。是以凤 在列树，麟在郊野，乌鹊之巢可俯而窥也。君不此问，而问舜冠，所以不对也。”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寡人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寡人未尝知哀也， 未尝知忧也，未尝知劳也，未尝知惧也，未尝知危也。”孔子曰：“君之所问，圣 君之问也，丘、小人也，何足以知之？”曰：“非吾子无所闻之也。”孔子曰： “君入庙门而右，登自胙阶，仰视榱栋，俯见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 则哀将焉而不至矣？君昧爽而栉冠，平明而听朝，一物不应，乱之端也，君以此思 忧，则忧将焉而不至矣？君平明而听朝，日昃而退，诸侯之子孙必有在君之末庭者， 君以思劳，则劳将焉而不至矣？君出鲁之四门，以望鲁四郊，亡国之虚则必有数盖 焉，君以此思惧，则惧将焉而不至矣？且丘闻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 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绅委章甫有益于仁乎？”孔子蹴然曰：“君号然也？资 衰苴杖者不听乐，非耳不能闻也，服使然也。黼衣黼裳者不茹荤，非口不能味也， 服使然也。且丘闻之，好肆不守折，长者不为市。窃其有益与其无益，君其知之矣。”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请问取人。”孔子对曰：“无取健，无取詌，无取口啍。 健、贪也；詌、乱也；口啍、诞也。故弓调而后求劲焉，马服而后求良焉，士信悫 而后求知能焉。士不信尒而有多知能，譬之其豺狼也，不可以身尒也。语曰：‘桓 公用其贼，文公用其盗。故明主任计不信怒，闇主信怒不任计。计胜怒则强，怒胜 计则亡。” 定公问于颜渊曰：“子亦闻东野毕之善驭乎？”颜渊对曰：“善则善矣，虽然， 其马将失。”定公不悦，入谓左右曰：“君子固谗人乎！。”三日而校来谒，曰： “东野毕之马失。两骖列，两服入厩。”定公越席而起曰：“趋驾召颜渊！”颜渊 至，定公曰：“前日寡人问吾子，吾子曰：‘东野毕之驶善则善矣，虽然，其马将 失。’不识吾子何以知之？”颜渊对曰：“臣以政知之。昔舜巧于使民，而造父巧 于使马；舜不穷其民，造父不穷其马；是以舜无失民，造父无失马。今东野毕之驭， 上车执辔衔，体正矣；步骤驰骋，朝礼毕矣；历险致远，马力尽矣；然犹求马不已， 是以知之也。”定公曰：“善，可得少进乎？”颜渊对曰：“臣闻之，鸟穷则啄， 兽穷则攫，人穷则诈。自古及今，未有穷其下而能无危者也。” 【翻译】 鲁哀公问孔子说：“我想选择我国的人才和他们一起治理国家，冒昧地问一下怎样去选取他们呢？”孔子回答说：“生在当今的世上，牢记着古代的原则；处在当今的习俗中，穿着古代式样的服装；做到这样而为非作歹的人，不是很少的吗？” 哀公说：“这样的话，那么那些戴着商代式样的礼帽、穿着缚有鞋带的鞋子、束着宽大的腰带并在腰带上插着朝板的人，他们都贤能吗？”孔子回答说：“不一定贤能。那些穿着祭祀礼服、黑色礼袍、戴着礼帽而乘坐祭天大车的人，他们的心思不在于吃荤；披麻带孝、穿着茅草编成的鞋、撑着孝棍而吃薄粥的人，他们的心思不在于喝酒吃肉。生在当今的世上，牢记着古代的原则；处在当今的习俗中，穿着古代式样的服装；做到这样而为非作歹的人，即使有，不也很少吗？” 哀公说：“好！我懂了！” 孔子说：“人有五种典型：有平庸的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贤人，有伟大的圣人。” 哀公说：“请问像怎样可以称之为平庸的人？”孔子回答说：“所谓平庸的人，嘴里不能说出好话，心里也不知道忧愁，不知道考虑选用和依靠贤人善士；出动时不知道去干什么，立定时不知道立脚点在哪里；天天在各种事物中挑选，却不知道什么东西贵重；一味顺从外界的事情就像流水似的，不知道归宿在哪里；为耳、目、鼻、口、心的欲望所主宰，思想也就跟着变坏。像这样，就可以称之为平庸的人了。” 哀公说：“好！请问像怎样可以称之为士人？”孔子回答说：“所谓士人，即使不能彻底掌握治国的原则和方法，但必定有所遵循；即使不能尽善尽美，但必定有所操守。所以他了解知识不求多，而务求审慎地对待自己的知识；说话不求多，而务求审慎地对待自己所说的话；做事不求多，而务求审慎地对待自己所经手的事。知识已经了解了，话已经说了，事已经做了，那就像自己的生命和肌肤一样不可能再加以改变了。所以富贵并不能使他增加些什么，卑贱并不能使他减少些什么。像这样，就可以称之为士人了。” 哀公说：“好！请问像怎样才可以称之为君子？”孔子回答说：“所谓君子，就是说话忠诚守信而心里并不自认为有美德，仁义之道充满在身而脸上并不露出炫耀的神色，思考问题明白通达而说话却不与人争辩。所以洒脱舒缓好像快要被人赶上似的，就是君子了。” 哀公说：“好！请问像怎样才可以称之为贤人？’孔子回答说：“所谓贤人，就是行为符合规矩法度而不伤害本身，言论能够被天下人取法而不伤害自己，富裕得拥有天下而没有私藏的财富，把财物施舍给天下人而不用担忧自己会贫穷。像这样，就可以称之为贤人了。” 哀公说：“好！请问像怎样才可以称之为伟大的圣人？”孔子回答说：“所谓伟大的圣人，就是智慧能通晓大道，面对各种事变而不会穷于应付，能明辨万物性质的人。大道，是变化形成万物的根源；万物的性质，是处理是非、取舍的根据。所以，圣人做的事情像天地一样广大普遍，像日月一样明白清楚，像风雨一样统辖万物，温温和和诚恳不倦。他做的事情不可能被沿袭，好像是上天主管的一样；他做的事情不可能被认识，老百姓浅陋地甚至不能认识和它相近的事情。像这样，就可以称之为伟大的圣人了。” 哀公说：“好！” 鲁哀公向孔子打听舜所戴的礼帽，孔子不回答。哀公问了三次，孔子仍不回答。哀公说：“我向您打听舜所戴的礼帽，您为什么不说话呢？”孔子回答说：“古代的帝王中有戴便帽并穿圆领便服的，但他们的政治却是致力于使人生存而厌恶杀人。因此凤凰栖息在成行的树上，麒麟活动在国都的郊外，乌鸦、喜鹊的窝可以低头观察到。您不问这个，却问舜戴的礼帽，所以我不回答啊。” 鲁哀公问孔子说：“我出生在深邃的后宫之中，在妇人的哺育下长大，我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悲哀，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忧愁，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劳苦，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恐惧，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危险。” 孔子说：“您所问的，是圣明的君主所问的问题。我孔丘，是个小人啊，哪能知道这些？” 哀公说：“除了您，我没有地方可问啊。” 孔子说：“您走进宗庙的大门向右，从东边的台阶登堂，抬头看见椽子屋梁，低头看见灵位，那些器物还在，但那祖先已经没了，您从这些方面来想想悲哀，那么悲哀之情哪会不到来呢？您黎明就起来梳头戴帽，天亮时就上朝听政，如果一件事情处理不当，就会成为祸乱的发端，您从这些方面来想想忧愁，那么忧愁之情哪会不到来呢？你天亮时上朝处理政事，太陽偏西时退朝，而各国逃亡而来的诸侯的子孙一定有等在您那朝堂的远处来侍奉您的，您从这些方面来想想劳苦，那么劳苦的感觉哪会不到来呢？您走出鲁国国都的四方城门去瞭望鲁国的四郊，那些亡国的废墟中一定有几处茅屋，您从这些方面来想想恐惧，那么恐惧之情哪会不到来呢？而且我听说过这样的话：‘君主好比船，百姓好比水。水能载船，水能翻船。’您从这个方面来想想危险，那么危险感哪会不到来呢？” 鲁哀公问孔子说：“束宽大的腰带、戴周代式样的黑色丝绸礼帽和商代式样的成人礼帽，有益于仁吗？”孔子惊恐不安地说：“您怎么这样问呢？穿着丧服、撑着孝棍的人不听音乐，并不是耳朵不能听见，而是身穿丧服使他们这样的。穿着祭祀礼服的人不吃荤菜，并不是嘴巴不能品味，而是身穿祭服使他们这样的。而且我听说过这样的话，善于经商的人不使所守资财折耗，德高望重的长者不去市场做生意谋利。束腰带、戴礼帽是有益于仁还是无益于仁，您大概知道了吧。” 鲁哀公问孔子说：“请问怎样选取人才？”孔子回答说：“不要选取要强好胜的人，不要选取钳制别人的人，不要选取能说会道的人。要强好胜的人，往往贪得无厌；钳制别人的人，往往会犯上作乱；能说会道的人，往往会弄虚作假。所以弓首先要调好，然后才求其强劲；马首先要驯服，然后才求其成为良马；人才首先要忠诚老实，然后才求其聪明能干。一个人如果不忠诚老实却又非常聪明能干，打个比方，他就是豺狼啊，是不可以使自己靠近他的呀。俗话说：‘齐桓公任用逆贼，晋文公任用强盗。’所以英明的君主根据利害得失来选用人而不凭感情用事，昏庸的君主凭感情来选用人而不根据利害得失。对利害得失的计较超过了感情用事就会强盛，感情用事超过了对利害得失的计较就会灭亡。” 鲁定公问颜渊说：“东野先生车驾得好吗？”颜渊回答说：“好倒是好。虽然这样，他的马将要奔逃了。”定公很不高兴，进去对近臣说：“君子原来是诽谤人的吗？”三天以后，养马的官员来拜见，说：“东野毕的马逃跑了。两匹旁边的马挣断缰绳分别跑了，两匹中间的马回到了马棚中。”定公离开坐席站起来说：“赶快套车去召见颜渊！” 颜渊来了。定公说：“前天我问您，您说：‘东野毕驾车，好倒是好。虽然这样，他的马将要奔逃了。’不知道您凭什么了解到这一点？”颜渊回答说：“我是根据政治上的原则来了解到这一点的。从前舜善于役使民众，造父善于驱使马。舜不使他的民众走投无路，造父不使他的马走投无路，因此舜没有逃跑的民众，造父没有逃跑的马。现在东野毕驾车，登上车子手握缰绳，马嚼子和马身都端正了；慢走快跑驱赶奔驰，朝廷所规定的礼仪全部达到了；经历各种险阻而到达了远方，马的气力也就用光了。然而他还是要求马不停步，因此我知道他的马会逃跑。” 定公说：“好！您可以稍微再进一步说说吗？”颜渊回答说：“我听说过这样的话：‘鸟走投无路了就会乱啄，兽走投无路了就会乱抓，人走投无路了就会欺诈。’从古到今，还没有使臣民走投无路而能没有危险的君主啊。” 尧问(+翻译) 【原文】 尧问于舜曰：“我欲致天下，为之奈何？”对曰：“执一无失，行微无怠，忠 信无倦，而天下自来。执一如天地，行微如日月，忠诚盛于内，贲于外，形于四海， 天下其在一隅邪！夫有何足致也！” 魏武侯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吴起进曰：“亦尝有以楚庄王 之语，闻于左右者乎？”武侯曰：“楚庄王之语何如？”吴起对曰：“楚庄王谋事 而当，群臣莫能逮，退朝有忧色。申公巫臣进问曰：‘王朝而有忧色，何也？’庄 王曰：‘不谷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是以忧也。其在中蘬之言也，曰：“诸侯自 为得师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为谋而莫己若者亡。”今以不谷之不肖，而 群臣莫能逮，吾国几于亡乎！是以忧也。’楚庄王以忧，而君以喜。”武侯逡巡再 拜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过也。” 伯禽将归于鲁，周公谓伯禽之傅曰：“汝将行，盍志而子美德乎？”对曰： “其为人宽，好自用以慎。此三者，其美德也。”周公曰：“呜呼！以人恶为美德 乎？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归道。彼其宽也，出无辨矣，女又美之！彼其好自用也， 是所以窭小也。君子力如牛，不与牛争力；走如马，不与马争走；知如士，不与士 争知。彼争者均者之气也，女又美之！彼其慎也，是其所以浅也。闻之曰：‘无越 踰不见士。’见士问曰：‘无乃不察乎？’不闻即物少至，少至则浅。彼浅者，贱 人之道也，女又美之！吾语女：我、文王之为子，武王之为弟，成王之为叔父，吾 于天下不贱矣；然而吾所执贽而见者十人，还贽而相见者三十人，貌执之士者百有 余人，欲言而请毕事者千有余人，于是吾仅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吾所 以得三士者，亡于十人与三十人中，乃在百人与千人之中。故上士吾薄为之貌，下 士吾厚为之貌，人人皆以我为越踰好士，然故士至；士至而后见物，见物然后知其 是非之所在。戒之哉！女以鲁国骄人，几矣！夫仰禄之士犹可骄也，正身之士不可 骄也。彼正身之士，舍贵而为贱，舍富而为贫，舍佚而为劳，颜色黎黑而不失其所， 是以天下之纪不息，文章不废也。” 语曰：缯丘之封人，见楚相孙叔敖曰：“吾闻之也：处官久者士妒之，禄厚者 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为相国有此三者，而不得罪于楚之士民何也？”孙叔敖曰： “吾三相楚而心愈卑，每益禄而施愈博，位滋尊而礼愈恭，是以不得罪于楚之士民 也。” 子贡问于孔子曰：“赐为人下而未知也。”孔子曰：“为人下者乎？其犹土也。 深抇之而得甘泉焉，树之而五谷蕃焉，草木殖焉，禽兽育焉；生则立焉，死则入焉； 多其功，而不“息”德。为人下者其犹土也。” 昔虞不用宫之奇而晋幷之，莱不用子马而齐幷之，纣刳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 不亲贤用知，故身死国亡也。 为说者曰：“孙卿不及孔子。”是不然。孙卿迫于乱世，遒于严刑，上无贤主， 下遇暴秦，礼义不行，教化不成，仁者绌约，天下冥冥，行全刺之，诸侯大倾。当 是时也，知者不得虑，能者不得治，贤者不得使。故君上蔽而无睹，贤人距而不受。 然则孙卿怀将圣之心，蒙佯狂之色，视天下以愚。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此之谓也。是其所以名声不白，徒与不众，光辉不博也。今之学者，得孙卿之遗言 余教，足以为天下法式表仪。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观其善行，孔子弗过。世不详 察，云非圣人，奈何！天下不治，孙卿不遇时也。德若尧禹，世少知之；方术不用， 为人所疑；其知至明，循道正行，足以为纪纲。呜呼！贤哉！宜为帝王。天地不知， 善桀纣，杀贤良，比干剖心，孔子拘匡，接舆避世，箕子佯狂，田常为乱，阖闾擅 强。为恶得福，善者有殃。今为说者，又不察其实，乃信其名。时世不同，誉何由 生？不得为政，功安能成？志修德厚，孰谓不贤乎！ 【翻译】 尧问舜说：“我想招引天下的人，对此该怎么办？”舜回答说：“主持政务专心一意而没有过失，做细小的事也不懈怠，忠诚守信而不厌倦，那么天下人自会归顺。主持政务专心一意像天长地久一样，做细小的事像日月运行不息一样，忠诚充满在内心，发扬在外表，体现在四海之内，那么天下人岂不就像在室内的角落里一样啦？又哪里要去招引呢？” 魏武侯谋划政事得当，大臣们没有谁能及得上他，退朝后他带着喜悦的脸色。吴起上前说：“曾经有人把楚庄王的话报告给您了吗？” 武侯说：“楚庄王的话怎么说的？”吴起回答说：“楚庄王谋划政事得当，大臣们没有谁及得上他，退朝后他带着忧虑的神色。申公巫臣上前询问说：‘大王被群臣朝见后面带忧虑的神色，为什么呀？’庄王说：‘我谋划攻事得当，大臣们没有谁能及得上我，因此我忧虑啊。那忧虑的原因就在仲虺的话中，他说过，诸侯获得师傅的称王天下，获得朋友的称霸诸侯，获得解决疑惑者的保存国家，自行谋划而没有谁及得上自己的灭亡。现在凭我这样的无能，而大臣们却没有谁及得上我，我的国家接近于灭亡啦！因此我忧虑啊。’楚庄王因此而忧虑，而您却因此而高兴！” 武侯后退了几步，拱手拜了两次说：“是上天派先生来挽救我的过错啊。” 伯禽将要回到鲁国去，周公旦对伯禽的师傅说：“你们要走了，你为什么不估量一下你所辅导的这个人的美德呢？”伯禽的师傅回答说：“他为人宽大，喜欢靠自己的才智行事，而且谨慎。这三个方面，就是他的美德了。” 周公说：“唉呀！你怎么能把人家不好的东西当作美德啦！君子喜欢按照道理去行事，所以他的民众也归顺正道。他对人一味宽大，那么赏赐就会不加分别了，你却还赞美它。他喜欢靠自己的才智行事，这是使他浅陋无知而胸怀狭窄的根源啊。君子气力像牛一样大，也不和牛较量气力；跑起来像马一样快，也不和马赛跑；智慧像士人一样高明，也不和士人比聪明。那较量竞争，只是把自己和别人等同的人的气量，你却还赞美它。他的谨慎，这是使他孤陋寡闻的原因。我听说过这句活：‘不要过分地不会见士人。’见到士人就要问道：‘不是我不明察吧？’不询问，那么事情就了解得少，了解得少就浅陋了。那浅陋，是下贱之人的为人之道，你却还赞美它。” 周公对伯禽说：“我告诉你。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我在天下不算卑贱了，然而我拿着礼物去拜见的尊长有十个，还礼会见的平辈有三十个，用礼貌去接待的士人有一百多个，想要提意见而我请他把事情说完的人有一千多个，在这些人之中我只得到三个贤士，靠他们来端正我的身心，来安定天下。我得到三个贤士的办法，不是在十个人和三十个人之中挑选，而是在上百人和上千人之中挑选。所以对于上等的士人，我对他们的礼貌轻一些；对于下等的士人，我对他们的礼貌重一些。人人都认为我特别喜欢士人，所以士人都来了；士人来了，然后我才能看清事物；看清了事物，然后才能知道它们的是非在什么地方。要警戒啊！你如果凭借鲁国高傲地对待人，就危险了！那些依赖俸禄生活的士人还可以高傲地对待，而端正身心的士人是不可以高傲地对待的。那些端正身心的士人，舍弃高贵的地位而甘居卑贱，舍弃富足的待遇而甘愿贫穷，舍弃安逸而干劳苦的事，脸色黝黑也不丧失自己所选择的立场，因此天下的治国纲领能流传不息，古代的文献典籍能经久不废啊。” 民间有传说，缯丘的封人拜见楚国的丞相孙叔敖说：“我听说过这样的话：‘做官长久的人，士人就会嫉妒他；俸禄丰厚的人，民众就会怨恨他；地位尊贵的人，君主就会憎恶他。’现在相国具备了这三种情况却没有得罪楚国的士人民众，为什么呢？”孙叔敖说：“我三次任楚国相国而心里越来越谦卑，每次增加俸禄而施舍越来越广泛，地位越尊贵而礼节越恭敬，因此没有得罪楚国的士人民众啊。” 子贡问孔子说：“我想对人谦虚却还不知道怎样做。”孔子说：“对人谦虚么？那就要像土地一样啊。深深地挖掘它就能得到甜美的泉水，在它上面种植而五谷就茂盛地生长；草木在它上面繁殖，禽兽在它上面生息；活着就站在它上面，死了就埋在它里面；它的功劳很多却不自以为有功德。对人谦虚嘛，那就要像土地一样啊。” 从前虞国不用宫之奇而晋国吞并了它，莱国不用子马而齐国吞并了它，商纣王将王子比干剖腹挖心而周武王夺取了他的政权。君主不亲近贤能的人、任用明智的人，所以会身死国亡啊。 那些立说的人说：“荀卿及不上孔子。”这不对。 荀卿被迫处在乱世，身受严刑箝制；上没有贤德君主，下碰上暴虐之秦；礼制道义不能推行，教育感化不能办成；仁人遭到罢免束缚，天下黑暗昏昏沉沉；德行完美反受讥讽，诸侯大肆倾轧兼并。在这个时代啊，有智慧的人不能谋划政事，有能力的人不能参与治理，有德才的人不能得到任用。所以君主受到蒙蔽而看不见什么，贤能的人遭到拒绝而不被接纳。既然这样，所以荀卿抱着伟大的圣人的志向，却又给自己脸上加了一层装疯的神色，向天下人显示自己的愚昧。《诗经》上说：“不但明智又聪慧，用来保全他自身。”说的就是这种人啊。这就是他名声不显赫，门徒不多，光辉照耀得不广的原因。 现在的学者，只要能得到荀卿遗留下来的言论与残剩下来的教导，也完全可以用作为天下的法度准则。他所在的地方就得到全面的治理，他经过的地方社会就发生了变化。看看他那善良的行为，孔子也不能超过。世人不加详细考察，说他不是圣人，有什么办法呢？天下不能治理好，是因为荀卿没有遇到时机啊。他的德行像尧禹一样，世人却很少知道这一点；他的治国方略不被采用，反被人们所怀疑。他的智力极其聪明，他遵循正道、端正德行，足以成为人们的榜样。唉呀！贤能啊！他应该成为帝王。天地不知，竟然善桀纣，杀害贤良。比干被剖腹挖心，孔子被围困在匡地，接舆逃避社会，箕子假装发疯，田常犯上作乱，阖闾放肆逞强。作恶的得到幸福，行善的反遭祸殃。现在那些立说的人又不考察实际情况，竟然相信那些虚名；时代不同，名誉从哪里产生？不能执政，功业哪能建成？志向美好、德行敦厚，谁说荀卿没有德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