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战争史》 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的世界与中国 1840—1842年，英国殖民者对中国发动了一场侵略战争，其导火线是由于英国强行向中国推销鸦片，故称鸦片战争，也叫第一次鸦片战争。这次战争以后，中国由封建社会一步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1840年成了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的世界与中国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世界资本主义正处于迅速发展时期。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英、法、美等）经过以机器代替手工劳动为主要标志的产业革命，社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创造了过去任何时代无法比拟的巨大的物质财富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日益加深了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资产阶级为了摆脱经济危机，贪得无厌地追求利润，对内加紧剥削、压迫工人和广大劳动人民，对外不断发动侵略战争，大规模地掠夺殖民地，开辟新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常 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在争夺殖民地的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次战争，建立了强大的武装力量，并随着工业的发展，不断改进军队的组织编制和武器装备。 由于战争频繁，战争的地域和规模不断扩大，欧洲各国的常备军不断增加。至十九世纪上半叶，整个欧洲约有二百万军队（战时倍之），其中为数五十万以上的有法国和俄国。英国当时主要是海上强国，陆军约有十四万，连同用于内卫的国民军，共二十万左右。鸦片战争前，欧洲除英国外，各主要国家已普遍实行征兵制，英、法等国还招募外籍雇佣兵。各国普遍设立培训军官的军事学校。法国曾规定所有军官都要经过军事学校训练。平时，大多数国家军队的最高编制单位通常是团，也有的编基干军；军（军团）、师、旅的建制多半在战时才采用。步兵一般以营为基本战术单位，编制人数在八百至一千之间。英军每营有十个连，每连九十至一百二十人；法军每营六个连，每连人数不等。骑兵一般以连为基本战术单位。 在武器装备方面，到十九世纪初，欧洲各国都能用生铁和铜铸造各种滑膛前装火炮，并依其口径与炮管长度之比例，区分为加农炮、榴弹炮和臼炮；炮身重量从几百斤、几千斤直至万余斤；口径从几英寸到十余英寸；炮弹有实心弹、霰弹、燃烧弹和爆炸弹（英国已发明空中爆炸的榴霰弹）；火炮的有效射程达到千余米。随着炮车的不断改进，火炮的机动性能大大增强，逐渐成为西欧各国作战的重要武器，有的在一次会战中，双方各自动用的火炮达四五百门之多。步槍的改进则比较缓慢，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始终以前装滑膛为基本型式。英军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使用的博克式和布伦司威克式步槍，也都是滑膛槍，有效射程为三百米左右。 为适应对外贸易和掠夺海外殖民地的需要，西方国家十分重视发展海军。自1807年美国发明第一艘用蒸汽作动力的客轮[1]以后，英国于1827年首先将蒸汽机装在军舰上。这种舰只可以不受风向和水的流向的影响，从而加快了航速，增强了机动性。但由于蒸汽机体积庞大，机器和燃烧用煤占了很大的面积和重量，以致装载火炮的数量大受限制，加以机器和划水轮都暴露在外，作战时易被敌方炮火击中，因此，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前后，装有蒸汽机的明轮舰只一般只用于巡航、侦察、通信和短途运输。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国的战列舰仍全部依靠帆力，大型战列舰有二至三层甲板，分别装备有七十到一百二十门火炮，发射三十二磅炮弹，舰首和舰尾装有可发射五十六和六十八磅实心弹的加农炮，或装有可发射爆炸弹的大口径加农炮。英国是海军发展最快的国家，1836年时，已拥有大小舰艇五百六十艘，并积累了许多海战和登陆作战经验，成为称霸世界的最大的海军强国。 英、法等资本主义列强，正是凭借装备有先进的军舰、大炮和具有战争经验的侵略军，实行炮舰政策，到处横冲直闯，打开了一个又一个经济不发达国家的大门。至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中国的一些邻近地区和国家，有的已经变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有的正在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和威胁。中国也早已成为它们觊觎的对象。 当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向世界各地猛烈侵略扩张的时候，中国正处于封建制度没落和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由盛到衰的时期。 自康熙（1662—1722年）到乾隆（1736—1795年）年间，清朝封建统治者从王朝的“长治久安”出发，采取了一些客观上有利于休养生息的措施。经过各族人民的创造性劳动，使明末清初陷于崩溃的社会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人口不断增长1，社会渐趋安定。与此同时，清军经过断续百余年的征战，平息了分裂叛乱，巩固了清王朝的统治，并使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封建国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但是，从乾隆后期开始，清王朝的统治趋向腐败，整个统治机构变得因循守旧，死气沉沉；官场贪污成风，豪门贵族巧取豪夺，皇室骄奢婬逸，挥金如土，加上浩大的军政开支，造成国库日益空虚。到嘉庆（1796—1820年）时，国家财政已陷入捉襟见肘的困境。而解决财政困难的唯一办法，自然是加重对劳动人民的剥削。 土地兼并不断扩大，贵族官吏贪污腐化，和日益苛重的封建剥削，使社会危机不断加深，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加之满族统治者虽然口称“满汉一家”，实际上是以满族为主，联合蒙族压迫汉族，联合蒙、汉贵族和大地主压迫各族人民，因而到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出现了以农民为主体的各族人民武装反抗清王朝反动统治的高潮。其中比较著名的有1795—1806年的贵州东部、湖南西部的苗民起义，1796—1804年的遍及湖北、四川、陕西等九省的白莲教起义等。各族人民的起义，动摇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加速了它的衰亡。 清王朝的衰败和腐朽在军事上的表现，主要是军制的落后和军备的日益废弛。 鸦片战争以前的清朝经制之兵，由八旗1和绿营2两大部分组成。八旗兵在入关前后是比较骁勇善战的。但自满族地主阶级掌握全国的统治权以后，可以世袭的八旗子弟一生下来就享有优厚的薪饷，还有俸地和种种特权，养尊处优的特殊地位使这支部队迅速腐化。平定“三藩之乱”时，清政府先调用八旗兵，结果师久无功，最后只得改用绿营兵打头阵。清代中叶以后，征战之事，就全赖绿营兵了。绿营兵在清朝前期和中期所进行的一些战争中，曾起过显著的作用，但由于制度上存在许多问题，加之乾隆以后，承平日久，暮气日深，战斗力不断下降。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与白莲教起义武装作战表明，绿营和八旗一样，战斗力已经很低。此后，不得不由官吏、地主招募民壮，组成团练武装，对付人民起义。 清统治者长期把骑射奉为“祖训”，制造火器的技术停滞不前，这就使清军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西方军队。西欧陆军在十八世纪已全部使用火器，而清军则仍然是冷热兵器并用，部队装备着大量弓矢、矛戟、刀斧、椎梃等原始武器。直至1836年，清统治者才提出“军储利器，槍炮为先”3，但不久又继续强调“槍箭并重，不容偏废”4。因此，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清军的装备始终处于冷热兵器并用的落后状态。 清王朝一直保持七八十万常备军，可是，既不注重将弁的培养，又忽视部队的训练。提升将弁，片面强调行伍出身，对于武科出身的往往不予重用。这样，将弁的文化水平一般都比较低，加上缺乏严格的培训，不但平时组织部队训练难于胜任，战时指挥作战更是笨拙无方。至于部队训练，虽规定有春操、秋操、冬季行围等制度，但往往敷衍应付，而且只偏重于演阵图、习架式，近于演戏，基本上没有脱离冷兵器时代的密集阵式，对于实战毫无裨益。 除军队建设问题外，清政府在设防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由于清朝是满族少数民族统治着一个多民族的大国，因而在设防的指导思想上，表现为防内重于防外。乾隆以前，清代用兵的重点一直在东南、西北和西南，因而这些地区逐渐成了设防的重点。固然，上述设防重点地区的军队也负有防外的任务，但主要任务还是防内。从水师建设和沿海设防情况也可看出其防内重于防外的指导思想。清政府虽建立了外海和内河水师，并在少数口岸筑有炮台等防御工事，以防外敌入侵。但就整个水师而言，主要任务在于防止走私和缉捕海盗。正因为这样，在战船的制作上不是侧重于考虑如何有利于海上作战，而是侧重于考虑如何更适于追捕走私船和海盗船。十九世纪初期，清军水师的外海战船共有八百九十余艘，数量比英国的战舰还要多，但质量却相差甚远。军事上防内重于防外的指导思想，还源于清政府长期闭关锁国，和盲目地以“天朝”大国自居的心理。由于对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扩张政策缺乏认识，因而也就谈不上从军事上认真进行对付外敌的准备了。 正是由于清王朝政治和军事日趋衰败，又不重视对外设防，因此，当外国资本主义列强以武力入侵时，就难以作出及时而有力的反应，给侵略者以坚决的回击。 第二节 英国以武力推销鸦片，发动侵华战争 英国资产阶级为了牟取斑额利润，最大限度地掠夺中国人民，除了向中国输出一般商品外，还大力倾销鸦片。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英国东印度公司1获得了印度鸦片出口的垄断权，即在印度大规模地生产鸦片，并以非法手段大量输入中国。鸦片贸易给英国资产阶级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在一段时期内，“印度的不列颠（英国）当局的收入当中，整整有七分之一是来自向中国人出售鸦片”2。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清王朝从嘉庆初年开始，便正式宣布禁止鸦片进口。这对英国的鸦片贩子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之后，英商在英国政府和印度的英国殖民当局的大力鼓励和怂恿下，贿赂和勾结清朝官吏，大规模地进行鸦片走私，一方面牟取暴利，一方面腐蚀清朝整个官僚体系。因此，尽避清王朝三令五申地严禁鸦片，年输入量仍由十九世纪初的四千箱左右，猛增到1838年（道光十八年）的四万余箱。 鸦片的大量输入，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健康和经济生活，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严重危机。上至贵族达官，下至绅商百姓以及八旗绿营兵丁，吸食鸦片的人越来越多。据1835年统计，全国吸食鸦片者约在二百万人以上，而“现任督抚，嗜烟者约占半数”1，这就加速了清朝统治机器的腐化。鸦片输入激增，使中国在中英贸易中迅速由年出超白银七百余万两转为入超数千万两，造成白银外流、银贵钱贱、国库空虚等严重的经济后果。而这些后果最终又都转嫁到广大劳动人民身上，引起人民的更大不满与反抗。道光帝2迫于烟毒泛滥的严重形势，害怕有朝一日真会出现“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3的局面，乃于1838年冬，改变了以往既畏惧鸦片之害，又不愿放弃因鸦片走私而受贿获利的犹豫摇摆态度，决定摒弃与鸦片走私有密切关系的“弛禁派”的主张，采纳了“严禁派”4的建议。同时，任命在两湖地区禁烟卓有成效的湖广总督林则徐1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主持禁烟事宜，并节制广东水师。 林则徐于1839年3月10日到达广州后，立即与两广总督邓廷桢2等整顿海防，严拿烟贩，惩处受贿官弁；同时晓谕外商，限 林则徐画像 期呈缴烟土，出具“永不夹带鸦片”的保证书。在当地人民的积极支持下，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在广东迅速开展起来。林则徐排除了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和鸦片巨商的阻挠破坏，于4、5月间，共缴得英美等国输入的鸦片二百三十七万余斤，并根据道光帝的命令，于6月3日至25日在虎门海滩上全部当众销毁。这一果敢的举动，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反抗鸦片侵略的坚强意志和决心，给了英国侵略势力以沉重的打击。自然，英国侵略者决不肯就此罢休，他们决心借机挑起战争，以达其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的目的。 英国决定发动侵华战争是蓄谋已久的。早在183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就密令大鸦片商胡夏米乘船自广州北驶，经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山东半岛、山海关等地，对中国沿海作了一次带战略侦察性的航行。1835年7月24日，胡夏米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提出：只要一支小小的海军舰队，就足以制服清王朝。他还对舰队的组成、兵力数量、集结海域和行动季节等等提出了具体建议。11838年7月，英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他仑遵照英国政府的旨意，率领军舰三艘，窜到珠江口，再次对中国进行武力威胁和侦察。同年，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训令义律利用任何有利的机会获取中国沿海贸易场所和海岛的情报，并要他在广州或澳门的公务人员中指定专人从事此项工作，返回后，把所到地方的商业、工业情况以及所获悉的任何有关地理、博物等方面的知识，写成详细报告，以便转呈英国政府。21839年4月3日，义律以中国收缴鸦片为由，建议英国政府“立刻用武力占领舟山岛，严密封锁广州、宁波两港，以及从海口直到运河口的扬子江江面”，给中国“以迅速而沉重的打击”。1林则徐虎门销烟后，义律命令英国船主拒绝在“永不夹带鸦片”的保证书上签字。7月7日发生英国海员在九龙尖沙嘴村殴毙中国百姓林维喜事件，义律又拒不交出凶犯。在此情况下，林则徐下令将英国人逐出澳门，并断绝其一切接济。义律离开澳门后，即派人驰报英印总督奥克兰，请求派兵船来华。不久，英舰“窝拉尼”号、“海阿新”号先后抵达广东海面。9月4日，义律率军舰“窝拉尼”号及武装船多艘，闯入九龙湾，炮击清军水师船只。清军水师奋勇还击，将其赶走。 1839年10月1日，英国内阁会议按照资产阶级中对华贸易关系密切的集团和鸦片巨商们的意见，决定派遣一支舰队前来中国海域，发动侵华战争。同年11月4日，巴麦尊正式训令义律和致函海军部，宣布英国政府决定派遣一支远征军前往中国，封锁沿海港口，占领几个岛屿，用炮舰政策迫使清王朝屈服。与此同时，义律又率军舰“窝拉尼”号、“海阿新”号在川鼻湾阻止一艘具结的英国商船入口。清军水师前往查究，遭到英舰炮击，不得不开炮还击，将英舰击退。11月3日至13日，清军又多次与入侵之敌交火，仅在官涌一地，十天之内就打了六仗，均获全胜。以上情况报到北京，道光帝下令永远停止同英国贸易，并驱逐所有英船，于是，中英关系更形紧张。这时，英国为强行向中国推销鸦片而引起的矛盾，已发展到非战争不能解决问题的地步。 1840年2月20日，英国政府正式任命好望角海军司令、海军少将懿律和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并由懿律率领侵华远征军前来远东。4月7日，英国议会下院经过激烈辩论，以二百七十一票对二百六十二票的微弱多数，通过了政府的对华政策。就这样，英国侵略者“为鸦片走私的利益而发动了第一次对华战争”1。 -------------------------------------------------------------------------------- 1 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0年。它名义上是英国的贸易公司，实际上是英国在印度、中国和亚洲其它国家推行殖民掠夺政策的工具。从十八世纪中叶起，该公司拥有军队和舰队，成为巨大的军事力量。在公司的名义下，英国殖民者完成了对印度的占领。1857—1859年印度的民族解放起义迫使英国人改变其殖民统治形式：宣布公司解散，印度成为英王的领地。 2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二卷，第7页。 1 林则徐：《与弟元抡》，《林则徐家书》（上海共和书局印行）第9页。 2 道光帝（1782—1850），姓爱新觉罗，名旻宁，嘉庆帝（顒琰）次子，1820年即位，年号道光。他虚骄自大，对世界情势懵然无知，处事动摇不定，很少了解下情。鸦片战争爆发后，他举棋不定，和战无计，最后妥协投降。1850年病死，庙号宣宗。 3 林则徐：《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以下简称《鸦片战争》——（二），第142页。 4 鸦片贸易给清王朝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统治危机，在朝野舆论的推动和压力下，清政府内部逐渐形成了主张严禁和弛禁两派。严禁派不满意对禁烟的因循敷衍，要求对贩卖和吸食鸦片者处以重刑。弛禁派则认为靠严刑重典不能禁止鸦片，主张弛禁征税，解决财政困难。弛禁派的主张为外国烟贩以及在鸦片贸易中获利的官吏所欢迎。严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林则徐、黄爵滋等。弛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许乃济、穆彰阿、琦善等。 1 林则徐（1785—1850），清末进步政治家和爱国主义者。福建侯官（今闽侯）人。1811年进士。曾与龚自珍、魏源、黄爵滋等提倡经世之学，主张刷新吏治，扫除贪污，整顿军备，加强边防等。1831年任东河河道总督，1832年改任江苏巡抚。1837年升湖广总督，任内提出六条具体的禁烟措施，在两湖地区成效显著。1838年9月上奏道光帝，极力赞同黄爵滋以死罪重治吸食鸦片的主张，成为严禁派的著名代表人物。 2 邓廷桢（1776—1846），江苏江宁（今南京）人。1801年进士。1826年任安徽巡抚，1835年升两广总督，1836年许乃济奏请弛禁鸦片时，他开始甚表赞同，后受严禁派的影响，且目睹鸦片危害严重，乃由弛禁派转为严禁派，后成为林则徐的亲密同僚。 1 参见《胡夏米致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的信》，《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下同），第一分册，第52—55页。 2 参见《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第16页。 1 《义律致巴麦尊的密信》，《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卷，第一分册，第58—59页。 1 马克思：《新的对华战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56页。 第三节 英国侵华部署与清政府的海防战备 一、英国远征军的组成和作战部署 英国政府作出发动侵华战争的决定之后，即着手组织远征军。至1840年初，这支侵略军基本组成。海军舰队以驻印度海军司令伯麦为司令，由十六艘军舰、四艘武装轮船和二十余艘运输船组成。这十六艘军舰中，三艘来自英国本土，三艘来自开普敦2，五艘来自印度，另五艘已先期在中国海面活动。侵华陆军共四千名，其中包括从锡兰（今斯里兰卡）抽调的英军第18团，从印度加尔各答抽调的英军第26团和第49团，此外，还抽调了一个印度混合营和两个炮兵连、两个工兵连。所有陆军由布尔利上校统率。战争过程中，侵华英军以印度为主要基地，英国驻印度总督奥克兰受命筹组陆军，并对海军的行动予以合作。 1840年2月，英国政府对懿律和义律下达了作战训令，给侵华远征军规定了如下任务和实施步骤：（一）到达广东海面后，立即封锁珠江口，扣留一切中国船只。由于广州距北京太远，所以不在那里进行任何陆上的军事行动。（二）封锁珠江口之后，立即北上，切断台湾和厦门之间的运输，封锁钱塘江口、长江口和黄河口，占领舟山群岛中最适于作司令站以便长期占领的岛屿，并扣留一切中国船只。（三）前往北直隶湾（即渤海湾），递送《巴麦尊子爵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以武力为后盾，与清政府进行谈判，逼迫它接受英国政府提出的关于道歉、赔款、割地、通商等要求。（四）如果清政府拒绝谈判，或者谈判决裂，海军司令就应该根据他所指挥的兵力，采取最有效的办法进行更加活跃的敌对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派一支兵力进入黄河，在黄河与运河的交叉点切断南北诸省的交通；或派一支兵力进至长江与运河的交叉点，掳走那里的船只与货物；如果认为兵力足够，还可以占领厦门。训令指出：“给海军司令留有最充分的自行决断的余地，以便他根据他自己的判断，用最有效的办法进行他的敌对行动；在这样情况下，如果中国政府拒绝满足我们或中止谈判，或迫使陛下全权代表中止谈判，那么海军司令的敌对行动就不该停止，也不中断，一直等到中国全权代表签下足称满意的协定，并由皇帝诏准该协定的时候为止。”训令还给全权代表“保留广阔的自行决断的余地”。1 二、清政府的海防战备 （一）清王朝的战备方针 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对于收缴鸦片之后中英之间将会出现何种局面，是否可能爆发战争等，从未进行廷议，作出应有的分析判断，提出相应的政治军事对策，仅由道光帝及军机大臣们看奏报，下谕令。而道光帝既昏聩无知，又狂妄自大，他不准沿海疆臣丢失寸土尺地，又不愿为加强海防动用国库银两。清朝同西方各国通商近二百年，道光帝对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政治经济制度，竟茫无所知。英国借口鸦片问题，已经在调兵遣将，决心武装侵略中国了，他还认为是“虚声恫吓”，“实无能为”，只要严防海口，“总不与之外洋接仗”，就足以使敌不攻自毙。在这种骄妄无知、盲目轻敌的思想支配下，清廷逐步形成了如下政治、军事战略性方针，即“先威后德”，“大张挞伐，聚而歼旃”，“沿海一体严密防范”等。所谓“先威后德”，即驱逐英商，收缴鸦片，必要时“示以兵威”，“使奸夷闻风慑服”；然后许以继续通商，“以示怀远羁縻”，认为这样，英人就会“感恩天朝”了。显然，这是既不知彼又不知己的骄妄自大思想的产物。至于“沿海一体严密防范”，由于没有提出明确而具体的措施，实行起来，只能是分兵把口，处处消极防堵而已。 （二）东南沿海的设防备战 东南沿海是清朝布防重点之一，其中广东驻军七万，福建六万，浙江四万，江苏五万。但是，由于清军的主要任务是镇压人民的反抗与起义，沿海水师主要是缉拿海盗，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武装侵略缺乏应有的警惕。1800年（嘉庆五年）以后，清政府查禁鸦片，英国的武装走私商船开始在广东沿海活动，特别是1830年以后，英国政府公然派出兵船前来中国沿海，保护鸦片走私，清廷和广东当局对西方列强的军事威胁，才开始有所警惕和准备，但仍然缺乏认真的战备措施。 1834年9月，两艘英国军舰强行闯入虎门并进抵黄埔的严重 关天培像 事件发生后，清廷任命关天培1为广东水师提督。关到任后，亲历重洋，查勘要塞，整顿水师，加筑炮台，添铸大炮，使广东海防尤其是虎门的防务，得到了加强。 虎门位于珠江入海处，是从海上进入广州的咽喉要地，地势十分险要。沙角山、大角山夹岸对峙，构成第一道门户。由沙角、大角沿江上溯七里，有上下横档岛耸立江中，将水道分隔为二。东航道可通大船，为洋船进入广州的唯一水道，两岸山峰雄峙，构成第二道门户。由横档岛再上溯五里，江中有大虎山岛，构成第三道门户。沙角山、大角山均筑有炮台（沙角炮台筑于1801年，大角炮台筑于1832年），关天培以两台间的炮火不能形成交叉火力，无法封锁海口，将其改为信号炮台，担负了望警报任务。上横档岛早在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即修筑了横档炮台，其东岸之南山（亦称武山）修筑了威远炮台；1815年（嘉庆二十年）又在威远炮台北侧修筑了镇远炮台。关天培到任后，于威远、镇远炮台之间添筑了靖远炮台，于上横档岛西端添筑了永安炮台，西岸南沙山（即芦湾山）添筑了巩固炮台。到鸦片战争时，横档地区共有炮台六座，安置新旧火炮二百一十二门。此外，在两广总督邓廷桢的积极支持下，关天培还在横档岛和南山之间建造了两道铁链，以防敌舰阑入。对1818年修筑的大虎山炮台，关天培到任后也作了加固，并添置了炮位。 关天培不但添筑炮台，增加炮位，在炮台构筑方面也作了一些改进。旧的炮台均系石墙石地，一经炮弹轰击，碎石横飞，反而增大敌炮的杀伤力。新筑的炮台则以巨石为基，上筑三合土墙，并增加胸墙厚度，用沙袋或三合土围护火药库。此外，还部分改建旧炮台，以减少战时损伤。每门火炮还用增减木垫的办法，调整射距。但所有新旧炮台，仍未脱离古代城堡的结构形式，长墙高台，既无掩盖，又无交通壕，战时人员、火炮易受损伤。 福建也是重点设防的省份之一。全省六万驻军中，大体水陆各半，分别由水师提督和陆路提督统辖，下设南澳、漳州、台湾、金门、海坛、福宁等镇。福建沿海设防情况远不如广东，海口“旧设炮台，大者不过周围十余丈，安炮不过四位六位，重不过千斤”1。英国鸦片走私船在广东被逐以后，自1839年冬起，就不断向福建沿海窜扰。1840年3月，新任闽浙总督邓廷桢由粤抵闽，立即增强沿海兵力，分饬水陆官兵加意严防，并自广东购得洋炮十四门，添筑炮台，加强福建防务。鉴于形势紧迫，永久性炮台来不及构筑，兵部尚书祁寯藻建议以炮墩1代替炮台，于沿海险要处用沙袋筑成简易炮台，以资御敌。 （三）林则徐的战备措施 林则徐抵粤后，在严厉禁烟的同时，陆续采取了一系列战备措施，以应付日益紧张的形势。这些措施是：整顿水师，严肃军纪，演练槍炮，以提高战斗力；在尖沙嘴、官涌等处新建炮台；秘密购置西洋大炮，使虎门各炮台的大炮增至三百余门；购置西洋大船，改装民船，招募渔民、疍户（以舟为家的土民）丁壮五千余人，加以训练，准备杀敌；此外又抽调广东内地营汛防兵，加强第一线兵力，使虎门的水陆兵力增至三千余名，澳门增至一千三百余名，尖沙嘴增至八百余名。 林则徐还就如何对付英军入侵问题，提出过一些具体设想，概括起来，其基本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守为战，以逸待劳。他在1840年3月7日的奏折中写道：英人“妄夸炮利船坚，各夷船恃为护符，谓可沮我师之驱逐。臣等若令师船整队而出，远赴外洋，并力严驱，非不足以操胜算，第洪涛巨浪，风信靡常，即使将该夷船尽数击沉，亦只寻常之事。而师船既经远涉，不能顷刻收回，设有一二疏虞，转为不值，仍不如以守为战，以逸待劳之百无一失也。”1 第二，在近海陆地歼敌，不在远洋接仗。林则徐于1839年9月奏称：有些被英吉利之名所震惊者，往往以其船坚炮利而称其强，而不知其兵船笨重，吃水深至数丈，仅能取胜外洋，只要不与之外洋接仗，其技即无所施。该兵船一旦进入内河，就会运棹不灵，一遇水浅沙胶，更难转动。其货船进口，尚需以重金雇请当地人导引，兵船则更不待言。“且夷兵除槍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2 第三，组织民众，军民配合，火攻英船。林则徐到广东以后，一直比较注意依靠民众，陆上则组织乡勇、团练，水上则招募渔民、疍户等，以便配合军队作战。1840年3月，他与关天培等密商，决定将平时所装大小火船，即雇渔疍各户，教以如何驾驶，如何点放，每船领以一二兵弁，分赴各洋岛澳埋伏，候至深夜，察看风潮皆顺，即令一齐放出，乘势火攻环护夷船之各匪船，随烧随拿，“许以烧得一船，即给一船之赏，如能延烧夷船，倍加重赏”。3 第四，与沿海各省协力筹防，共同对敌。广东封港以后，为防止英国侵略者北窜，清廷令沿海各省督抚严加防范，林则徐对此甚为重视。6月下旬，大批英舰抵粤，他便“飞咨闽、浙、江苏、山东、直隶各省，饬属严查海口，协力筹防”。1 林则徐比较正确地认识到英军的长处和弱点，主张避免同英军在外洋作战，而待其进入内河，组织军民不断袭击和火攻，于近战中歼敌，这一指导思想，是颇有见识的。 林则徐是清朝官吏中了解“夷情”较多的一个，他到广东后，“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2，从中了解西方列强的情况。但由于时间短，手段少，翻译人才缺乏，对敌情的了解毕竟有限，因而有时作出的判断也不够准确。如他在1839年9月分析英国情况之后得出结论说：“彼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31840年6月中旬，已有英国舰船陆续抵达广东海面，林则徐仍向道光帝奏称：“英夷近日来船，所配兵械较多，实仍载运鸦片”，“借以扬言恫喝，冀可准其贸易之求”。现在各船“只在外洋往来游奕，此东彼西，总无定处。……此外别无动静，诚如圣谕，（该夷）实无能为”。4当然，尽避林则徐对英国政府出动海陆军大举进犯中国的可能性估计不足，但其作战指导思想和一系列战备措施，是值得称许的。 -------------------------------------------------------------------------------- 2 开普敦位于非洲南端，西临大西洋塔布尔湾，为南非（阿扎尼亚）重要港口和开普省首府。1652年荷兰殖民者侵入南非沿海地带，始建该港。1806年英国殖民者侵入南非，夺取开普，开普敦港便成了英国向南非内陆和亚洲各地扩张的重要基地。 1 《巴麦尊致海军部》，《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第70—72页。 1 关天培（1781—1841），清末爱国将领。江苏山陽（今淮安）人，行伍出身。曾任江苏太湖营水师副将，1827年升江南苏松镇总兵，1833年署江南提督，次年任广东水师提督。 1 祁寯藻：《议设炮墩控制英船及奸民贩烟船只片》，《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中华书局1964年版，下同）（一），第291页。 1 据祁寯藻《议设炮墩控制英船及奸民贩烟船只片》载：炮墩的构筑方法是：“用麻布袋，每个长四五尺，径尺余，实以沙土，层层堆积，高低自五层以至十余层，厚薄自两层以至三四层，长短自十余丈以至百余丈，相地势之远近、广狭斟酌为之。沙墩之外，用旧小渔船侧竖，船底向海，船舱向内，紧贴沙袋，牢固拴缚，以为沙囊保护。炮位安于墩内，炮口出于船外，其两船夹缝处所，即是天然炮洞。我兵在内瞄准施放，可以克敌，而全身藏于墩内，敌人炮子不能致伤。……沙性最柔，非如砖石可以摧裂，弹子打穿船底，遇沙即止，不能穿过，极为稳固。” 1 林则徐：《英船被逐出口仍在外洋逗留并拿获汉奸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277—278页。 2 林则徐：《英人非不可制请严谕查禁鸦片片》，《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217页。 3 林则徐：《英船被逐出口仍在外洋逗留并拿获汉奸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278页。 1 林则徐：《英船来粤防守情形并咨各省协力筹防片》，《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330页。 2 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上册，第174页。据冼玉清考证，《道光洋艘征抚记》的作者不是魏源，而是李德庵、李凤翎父子。（参见《学术研究》1962年第2期《关于〈夷艘入寇记* 3 林则徐：《英人非不可制请严谕查禁鸦片片》，《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218页。 4 林则徐：《火创英船办艇等情形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315—316页。 第四节 英军首次北犯与清军定海抗战 一、英军封锁珠江口与首次北犯 英国侵华远征军由舰队司令伯麦率领，以舰船三十艘，载陆军四千人，在新加坡集结后，向中国南海进发，于1840年6月下旬陆续抵达广东海面，与先期到达的舰船会合。侵略军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宣布从6月28日起，封锁珠江口。“都鲁壹”号等四艘军舰和一艘武装轮船，被指定执行此项任务。 6月28日，英国全权代表、侵略军总司令懿律率领由英国本土和好望角舰队抽调的三艘军舰赶到广东。懿律会见义律后，决定按照英国政府既定的对华作战部署，除继续封锁珠江口外，立即启程北上，夺占定海，并相机北上渤海湾，以武力逼迫清廷就范。6月30日，懿律和义律率领军舰十艘、武装轮船三艘、运输船二十八艘，由广东海面出发，开始了第一次北犯。 7月初，英舰队驶经福建海面，懿律以递送《巴麦尊子爵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副本为名，派舰长包诅率“布朗底”号军舰闯入厦门港。 厦门是福建的重要门户，远控台澎，近接金门，水上交通相当发达。厦门及附近各岛驻有清军水师八百五十名，陆兵八百名，另水勇三百余名，在新筑炮墩及旧炮台内共安有火炮二百八十余门。 7月2日，当英舰“布朗底”号由青屿强行入口，并派出一名少尉军官偕翻译划着小船递交照会副本时，遭到岸上清军拒绝。次日，包诅再次派出舢板强行靠岸投送，又遭清军拒绝，英舰遂 发炮轰击，使厦门炮台和民房数处受损。包诅见厦门守军拒绝接收照会，便将它留在沙滩上，退出厦门港，北上追赶舰队。（留军舰及运输船各一艘封锁厦门港，不久又调往定海。） 二、第一次定海抗战 舟山群岛是英军北侵计划中的主要目标，其最大岛屿舟山岛南部的定海，被认为是最适于作司令站的地方。因此，英军舰队于1840年7月3日驶抵舟山海域后，立即派出轮船二只，进至定海城南之道头港水面，进行测量和侦察。 定海县城东、北、西三面都有山峦环抱，城南二三里即道头港，其吉祥、竹山、大渠三口，为外洋入港门户。道头港以南，有大小五奎山、大小盘峙山、大小渠山等岛屿罗列海中。清军在定海设有水师镇，共有水陆兵勇二千八百余人。城东南设有炮台一座，安设火炮八门，配兵五十名防守。 7月4日，伯麦率英舰数艘闯进定海水域。清军水师竟毫无戒备，不仅未予拦截，还由知县姚怀祥登舰询问来意。伯麦交给姚一份事先准备好的中文照会，限次日下午2时前投降，将所属海岛、炮台一律交出，否则开炮轰城。姚怀祥返回后，即会同文武官员商讨对策。多数人认为英军所长在于船炮，宜将水陆部队的一半撤至离城一里的半路亭一带堵击，一半撤至城中防守。姚怀祥则主张撤兵入城，坚守待援。他向总兵张朝发建议：“夷未知我虚实，宜坚壁待外援；我兵毫无纪律，若浪战一败，城破矣。”1 张朝发却认为守城不是水师的职责，水师的本分是扼守海口，不让敌兵登岸。由于意见不一，只好水陆分守：张朝发将城外各营及水师齐集港口防堵；姚怀祥则率兵千余守城。二人并约定：“在外者主战，战虽败不得入；在内者主守，守虽溃不得出。”1 5日下午2时，伯麦见清军无献城投降的迹象，便令“威里士厘”号等四艘军舰发起进攻。张朝发率水师进行抵抗。由于英军舰大炮多，射程较远（一千至两千米），清军船小炮少，射程又近，交战不久，清军水师损失甚重，张朝发也受伤，即率部向镇海方向退却。英军便在舰炮掩护下登陆，攻占了定海城东南的关山（亦名东岳山）炮台，并连夜炮击定海县城。6日凌晨，英军攻破东门，知县姚怀祥出北门投水自尽，守城兵勇溃散，定海遂告失陷。 第一次定海之战，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丧师失地的战斗。此次作战失利原因，主要在于清王朝对外敌入侵缺乏警惕，以致除广东外，沿海戒备不严，给了敌人以乘虚袭取的机会。诚如当时人夏燮所说：“当日之误，误于浙洋之全无准备，豕突而来，措手莫及”。2其次，定海清军事先既疏于戒备，临战又互不协同，水师不顾彼己船炮悬殊而与敌正面对阵，结果迅速溃败，陆师则单纯守城，没有依托有利地形节节阻击敌人，也没有采取防敌炮击的有效措施，以致一遭炮击即兵溃城陷。 定海失陷后，浙江巡抚乌尔恭额于7月9日赶到镇海，会同浙江提督祝廷彪布置该处防务。此时，镇海各营汛仅有官兵二千余名，乌尔恭额急调湖州兵三千加强镇海防御，并建议粤、闽两省镑派水师二千“星飞来浙，会同浙省镑镇并力痛剿”。7月24日，清廷以定海失守，将乌尔恭额和祝廷彪革职留任。8月6日，命两江总督伊里布为钦差大臣，驰赴浙江查办和主持军务。 英军攻陷定海后，委任管理军民事务的官员，准备长期占领。同时，派出军舰、轮船各一艘，封锁甬江口；另以舰船五艘，前往长江口进行测量侦察，其余舰只则进行北犯渤海湾的准备工作。英军在定海四郊张贴布告，引诱逃匿民众回城，甚至诱以鸦片，但回城者寥寥无几。侵略军粮食困难，便组织抢劫队，搜抢粮畜，抓捕群众。定海附近的人民群众以各种方式进行反抗，岑港守军也始终坚守港口及附近岛屿未退，伺机袭扰敌人，给了侵略军以一定的杀伤和牵制。 三、英舰北犯渤海湾与中英大沽口交涉 1840年7月28日，懿律和义律率“威里士厘”号等舰船八艘，驶离舟山群岛北上，8月5日过山东半岛成山角，6日越过大小竹岛、高山岛和候鸡岛，侵入渤海湾，9日进泊大沽口外。 道光帝已于8月3日接到林则徐的奏报，得知英舰可能北上天津。他满以为天津海口防范严密，“果有夷船驶入，自可有备无虞”，因而态度比较强硬。他谕令直隶总督琦善：英舰“倘驶至天津，求通贸易，……断不能据情转奏，以杜其觊觎之私。倘有桀骜情形，即统率弁兵，相机剿办。”1但当8月9日接到琦善的复奏，得悉天津炮位陈旧、兵力不足时，态度便立刻软下来，当日又改谕琦善：“督饬所属严密防范，临时仍相机办理，如该夷船驶至海口，果无桀骜情形，不必遽行开槍开炮。倘有投递廪帖情事，无论夷字汉字，即将原禀进呈。”28月10日，琦善接旨，次日即派游击罗应鳌前往大沽口外，探询英方企图。经道光帝批准后，琦善于8月15日（一说17日）派千总白含章前往英舰取回《巴麦尊照会》，并立即呈送北京。 道光帝接到《巴麦尊照会》后，得知英国侵略者要求赔礼道歉、偿还烟款、割让岛屿等。他对外慑于英舰的威胁，对内偏信“弛禁派”琦善等的谗言，便将“办理不善”的责任强加于林则徐、邓廷桢身上。他以为只要惩办林、邓二人，英国侵略者便会从此息兵。8月20日，他要琦善向英方表示：“上年林则徐等查禁烟土，未能仰体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置失当。兹所求昭雪之冤，大皇帝早有所闻，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18月21日，又在林则徐的一份奏折上批道：“外而断绝通商，并未断绝；内而查拿犯法，亦不能净。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实济，反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懑！”2这不仅是对严正的禁烟运动和林则徐等“严禁派”的打击，也是对中国军民反对英国侵略的正义行动的否定。 8月30日，琦善与义律在大沽口举行会谈。他对英方所提无理要求，含糊其词地表示“定能代申冤抑”，多方劝说侵略者尽快“返棹南还，听候办理”。3 9月15日，英方表示同意将谈判地点改到禁烟所在地广东，并即日起碇南返。英国舰队之所以在谈判未获任何结果的情况下同意南返广东，而不在渤海湾采取军事行动，主要由于当时“季节的将近终期，北季候风的到来，岸上部队和舰队水手间流行的病疫等”原因。懿律等认为，在来年春季到来之前，是不宜采取任何积极的军事行动的。4 英军舰队的暂时南撤，道光帝竟认为是外交上的一大“胜利”。他在伊里布的奏折上得意地批道：“英夷如海中鲸鳄，去来无定，……好在彼志图贸易，又称诉冤，是我办理得手之机，岂非片言片纸远胜十万之师耶？”1正是在这种愚蠢侥幸的心情下，他派琦善为钦差大臣，兼署两广总督，前往广东“查办”，对为严禁鸦片而建立了历史功勋的林则徐、邓廷桢，则都给予革职处分。与此同时，道光帝命令琦善“将应留应撤各兵，分别核办”2，接着又谕令沿海各督抚也酌量裁撤防兵，以节饷糈。这种自拆藩篱的愚蠢行径，无异于开门揖盗。 -------------------------------------------------------------------------------- 1 汪洵：《光绪定海直隶厅志》，《鸦片战争》（四），第374页。 1 参见姚薇元《鸦片战争史实考》第53页。 2 夏燮：《中西纪事》，《鸦片战争》（四），第653页。 1 《廷寄二》，《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337—338页。 2 《廷寄》，《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359页。 1 《廷寄三》，《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392页。 2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393页。 3 琦善：《晓谕英人暨其登答情形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425页。 1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513页。 2 《廷寄》，《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466页。 第五节 广东军民的抗英作战 一、广州谈判破裂 1840年11月中旬，懿律和义律率领“麦尔威厘”号等四艘军舰和一些辅助船只离开定海，于11月20日抵达澳门。英国驻印度总督奥克兰对大沽谈判的结果十分不满，责令懿律等采取包为强硬的态度。 11月29日，琦善到达广州，不久即与英方代表开始谈判。义律（懿律因病回国，全权代表由义律接任，远征军总司令由伯麦接任）遵照奥克兰的指示精神，坚持其偿还烟价二千万元，割让香港，开辟厦门、定海为商埠等无理要求，并一再以开战相威胁。 琦善对禁烟态度一贯消极，此次奉命赴粤，原只准备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他在赴粤途中就公开扬言：“现在办理夷务，在柔远不在威远”1，“英夷强横，非中国可能敌”2。他到广州后，非但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广东防务，反而将数千名义勇解散。虎门内外各隘口原有防兵万余，琦善抵粤前，林则徐在道光帝严斥下已被迫撤去二千名，琦善到任后，又大加裁撤，并将水师水勇船只或撤或裁，又拆除江底暗桩等障碍物，以迎合英国侵略者，求得早日达成和议。琦善还向道光帝谎报情况，说什么广东“船炮不坚，兵心不固”，“现在水陆将士中，又绝少曾经战阵之人，即水师提臣关天培，亦情面太软，未足称为骁将”3，企图以此争取道光帝同意他在谈判中所持的妥协求和态度。琦善的所作所为，不仅打击了清军的士气，而且给了英国侵略者进行军事讹诈以可乘之机，加速了广州谈判的破裂。 英国侵略者为了加强其在谈判中的地位，于12月上旬，出动兵船二十余艘陆续驶抵虎门外，进行武力威胁。琦善见事出紧急，不得不把义律要求割让香港等事上报清廷。12月30日，道光帝在琦善奏折上十分恼怒地批道：“看此光景，该逆夷反复鸱张，恐难以理喻。必当一面论说，一面准备，多方羁绊，待其稍形疲惫，乘机剿戮，方可制伏也。”4于是又下令琦善及沿海督抚严密防范，令四川备兵二千，湖南、贵州各备兵一千，听候调遣，令伊里布准备收复定海。在此情况下，琦善不得不抽兵二千分布于广州以东江岸。但义律认为，只要对琦善施加军事压力，便会取得满意的结果，因而在谈判过程中，悍然对虎门要塞区的沙角、大角炮台发起进攻。侵略者的大炮，宣告了琦善“柔远”政策的破产。 二、沙角、大角清军抗击英军的侵犯 （参见附图一） 沙角炮台位于虎门口东侧的沙角山上，安有旧式铁炮十二门，大角炮台位于虎门口西侧的大角山上，安有旧式铁炮十七门。山上筑有了望台，炮位沿山环绕布置。炮台围有石墙，并有外壕环护，有些地方埋设了地雷。琦善撤兵以来，两台均仅驻有防兵数十名。虎门形势紧张后，才由副将陈连升1率兵六百余名，临时加强两台的防御。 1841年1月7日上午8时，一千五百余名英国侵略军以及临时招募的流氓、游民数百人（一说二千人），分左右两支队，向沙角、大角炮台同时发起进攻。 英军以右支队担任主攻，计有一千四百余人，由“加略普”号等三艘军舰和四艘轮船运载，负责进攻沙角炮台。当三艘军舰驶达预定水域后，立即对沙角炮台进行炮击。与此同时，登陆部队在川鼻湾登岸，抄袭炮台侧后。由于守军大部集中在炮台及其周围，四周要隘和山顶兵力薄弱，因此，两小时后，英军即占领了各制高点，并安好了野战炮，俯击沙角炮台。在敌人水陆夹击下，守军腹背受敌，伤亡甚众。不久，英军突入炮台，守台清军英勇抵抗，大部伤亡，陈连升父子也英勇牺牲，沙角炮台遂被英 军占领。停泊在沙角附近的清军水师船十余艘亦同时被毁。老将陈连升年过七旬，曾在反击英舰挑衅的战斗中屡立战功，此次又督兵坚守沙角炮台，直至以身殉国，是清军中突出的爱国将领之一。 进攻大角炮台的英军左支队，主要由“萨马兰”号等四艘军舰组成。它们锚泊在距大角炮台很近的地方，用舷侧炮压制炮台火力，摧毁胸墙、炮洞、围墙多处。与此同时，部分兵力从南北两侧登陆包抄炮台。守军被迫将大炮推入海内，突围撤退，大角炮台随即失陷。英军放火烧毁营房，拆毁炮台，然后全部撤回舰上。 沙角、大角之战，清军伤亡六百余名，英军死伤百余人。在这次防御战斗中，清军凭借有利地形和要塞工事，给了进攻之敌以一定的杀伤，但由于防守兵力不足，战术呆板，炮台侧后暴露，经不起英军正面炮击与侧后登陆的包围攻击而陷入被动。当时，水师提督关天培和总兵李廷钰等各率兵数百防守横档、武山各炮台。关天培深感前线兵力单薄，派李廷钰回广州“哭求增兵”，全省文武亦请求派兵往援，而琦善却以有碍“抚议”为由，按兵不动，坐视沙角、大角两炮台被英军攻占。 三、英军霸占香港 沙角、大角陷落后，琦善非但不从中汲取教训，反而把它作为妥协求和的借口，更加强调敌军船炮的厉害，并胡说什么广东地势无险可扼，军械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与敌交锋实无把握。1841年1月中旬，他照会义律，表示愿意“代为奏恳”，在尖沙嘴或香港地方择一隅（并非全岛）供英人寄居（并非割让）。然而，义律不待琦善“代为奏恳”，迫不及待地于1月20日单方面发布“公告”，诡称“和中国钦差大臣已经签订了初步协定”，“香港本岛及其港口割让与英王”1。六天之后，即1月26日，英军便强行占领了香港。第二天，琦善与义律会于莲花城（今广东番禺县莲花山）。义律出示他拟定的条款，琦善不敢应允。对此，英方记载也很明确：“他们毫未达成具体协议”2。2月10日，琦善与义律又会于穿鼻洋蛇头湾。琦善拿出了自己的“章程”草稿，其中包括“准就新安县属之香港地方一处寄居”。义律不满足于寄居一隅，“坚求全岛”，以致会谈仍无结果。3英国殖民者声称义律和琦善签订了《穿鼻草约》，将香港割让给英国，纯属讹诈。4 四、清廷对英宣战 1月27日，沙角、大角炮台失守的消息报到北京，道光帝甚为恼怒，当即决定对英宣战。他一面命令文华殿大学士穆彰阿等将英国侵略行径“通谕中外知之”，一面命令两江总督伊里布“克日进兵，收复定海”，令琦善“激励士卒，奋勇直前”，并令沿海各省将军督抚“加意巡查，来则攻击”。5接着，又令御前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和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前往广东主持军务。除催促湖南、四川、贵州、江西各省所派之兵共六千人迅速启程赴粤外，又增调四川兵一千、湖北和贵州兵各一千五百、云南和湖南兵各五百，兼程开赴广东。2月26日，道光帝接到广东巡抚怡良关于英军强占香港的奏报，立即下令将琦善革职锁拿，并查抄其全部家产。同时，补授原刑部尚书祁■为两广总督，未到任前由怡良署理。道光帝著怡良等“一俟奕山、隆文到粤，即行大张挞伐，极力攻剿”1。 五、英军侵犯虎门，清军浴血奋战 早在2月中旬，义律在获悉清廷向广东调兵遣将和对英宣战的消息后，便立即命令英军备战，准备进攻虎门和广州，以先发制人。2月19日，英舰开始向虎门口集结。25日前，英军完成了进攻虎门的临战准备。 英军经过侦察，发现下横档岛没有设防，遂于2月25日下午派出炮兵分队，携带臼炮三门，在一百五十名步兵护卫下，由“复仇神”号轮船拖运至该岛登陆，并连夜选择阵地，安设炮位。 26日清晨，占据下横档岛的英军炮兵猛烈炮击上横档岛，压制横档、永安两炮台的火力。与此同时，英军派舰船阻断清军增援上横档岛的水道，另以四艘军舰由西航道驶入，对上横档岛形成半月形包围，用舰炮轰击，以掩护另外三艘大型舰船和三艘火箭船进攻东岸的南山。一个多小时后，上横档岛守军被压缩于炮台内，英军乘势在西端的永安炮台附近登陆。经过激战，守军阵亡三百余人，一部被俘，少数突围，上横档岛遂被英军占领。进攻南山的英舰由于风潮不顺，直到上午11时半，两艘最大的军舰“伯兰汉”号和“麦尔威厘”号才乘涨潮冒着炮火驶抵距南山一里左右的水域，以右舷炮向威远、靖远炮台轰击。关天培在靖远炮台亲自指挥守军沉着应战。不久，英军三千余人在炮台翼侧登陆，威远、靖远、镇远三炮台守军在敌炮猛烈轰击下，坚持抗击一个半小时，镇远台守军不支先溃。在靖远炮台的关天培受了重伤，仍坚持战斗，最后英勇牺牲（一说见大势已去，自刎而死），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靖远炮台守军随关天培阵亡者数十人。英军攻下南山各炮台后，用汽船拔除水中木桩，破坏铁链，疏通航道，以备溯江直犯广州。当日下午4时许，英军另一部进攻西岸南沙山下的巩固炮台，守军未予抵抗即四散溃逃。英军将炮台和营房毁坏后，撤回军舰。至此，虎门要塞各炮台除大虎山台外，全被英军攻破。 英军攻破虎门横档地区六座炮台之后，2月27日即由“加略普”号舰长率领军舰五艘、轮船二只溯珠江而上，进攻离广州仅六十里的乌涌。该处由署湖南提督祥福等率领湖南兵九百名（2月22日才赶到广东）和广东兵七百人驻守。由于工事尚未就绪，加之江水暴涨，炮位多没水中，只有东南角一炮，可以射击，但炮架笨重，土质又松软，不能转动，以致不能命中。英军立即换乘舢板登陆，直扑炮台。祥福等率部奋勇抗击，用鸟槍毙敌二百余人。后因火药将尽，清军且战且退。英军乘势猛攻，占领炮台。祥福以下五百余清军阵亡，其余溃散。3月2日，英军又西陷猎德炮台，逼近省城广州。 此后，英舰游弋于二沙尾、大黄滘内外，“或三五只，或六七只，距省二十余里之间，零星停泊，聚散靡常”1。 六、广州清军的抗英作战 （一）英军缓兵待援，清军布防广州 春季是广州进行中外贸易的旺季。自1月上旬英军攻陷沙角、大角以来，英国和其它国家的商船停泊珠江口外，迫切要求开市贸易。同时，英军也急需增加兵力，然后才敢进攻广州。清军方面，参赞大臣杨芳虽于3月5日到达广州，但主帅奕山和另一参赞大臣隆文尚未抵达，从各省调集的兵勇也未到齐。在此情况下，义律与杨芳出于各自的需要，达成临时休战协议。从3月20日起，广州恢复贸易。但是，杨芳等“先通商暂作羁縻”以待大军的主张，有违道光帝的本意。4月18日，道光帝大加斥责说：“现在各路征调兵丁一万六千有余，陆续抵粤（按：杨芳于4月3日奏称：奉调之贵州、湖南、江西、四川等省辟兵，陆续到粤者已有八千余名），杨芳何以不痛加剿洗，乃迁延观望，有意阻挠，汲汲以通商为词，是复蹈琦善故辙，变其文而情则一，殊不可解。”并令奕山等到粤后“迅速督饬兵弁，分路兜剿，务使该逆片帆不返，俾知儆畏。倘夷船闻风远遁，空劳兵力，惟该将军等是问。”1 兵力不足是英军面临的最大问题。为了集中兵力于广东，定海英军遵照义律的命令，于2月25日撤离南下，3月初先后抵达广东。这时，新任英国远征军陆军总司令卧乌古也率兵七百名赶到。即使这样，英军能参战的人员仍不过三千余人，不敷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为此，侵略军总司令伯麦于3月31日离开广东，前往印度加尔各答，向奥克兰报告广东军情，并争取援军，以便加强进攻广州的力量。 广州城分新城和老城（或称外城、内城），均系明代建筑。它南濒珠江，北依白云山，沿江傍山筑有大小炮台十五座，防卫相当严密。 4月14日，奕山、隆文、祁■抵达广州。林则徐向奕山提出六条御敌措施1，未被重视。奕山与隆文、杨芳等计议，判定英军进攻广州，“必由东南、西南两路而入。东南一带，水面较窄，中流亦浅；西南由白鹅潭直接大黄滘，水面宽阔，中流水深三四丈不等，此路最当贼冲”2。接着，将本省和外省调来的清军，作了如下部署：除原广东兵仍分守城垣及各炮台外，派江西、湖南、广西兵共一千一百名，在城上分段协防；派四川兵六百名，扎于外城西南靖海门外，以固西炮台后路，并在城南之东西两炮台安设新铸八千斤大炮二门，控制江面；于城北之东西得胜炮台等处，布置四川、江西等省兵四千名，以为犄角；以贵州、湖北兵四千一百余名分置于城东北与西北两处，以策应东、西、北三面的作战；以湖南兵一千二百名扎于城北，联络旧城北面守城兵，以壮声威；截留广西兵一千五百名于佛山，以保护粮台重地。同时，从广西购买大木，于韶关、肇庆制造木排，从江西、广西催造大炮，在香山、东莞一带招募水勇二三千人。此外，尚有两湖、四川、广西兵共约四千余人正在赴粤途中。 （二）英舰沿江上犯，清军三路反攻 在道光帝的严令催促下，奕山等决定于5月10日以后选择月黑潮顺之夜，对侵入广州附近的英军发起一次反攻，企图以夜袭取胜，进而收复各处炮台。当时，英军舰船早已占据大黄滘、二沙尾二要隘，并经常游弋于白鹅潭一带。 由于连日大雨，河水骤涨，清军未能“克期进剿”，而英军舰船却乘水涨之机，自大黄滘、二沙尾两路驶进，谋攻省城。奕山等“不敢坐失机宜，遂决计先发以制之”1。5月21日，奕山等令陆路兵弁“加意防堵”，令都司胡俸伸、守备孙应照、千总杨泽等率领熟悉水性的义勇一千七百余名，暗藏火箭火弹，手执钩镰，于傍晚潜出城外，分伏三处：一伏西炮台为中路；一伏东炮台为左路；一伏城西北之泥城为右路。约定于三更后一齐出动，利用夜暗乘驾小快艇靠近敌船，用长钩将其钩住，抛掷火箭火弹，火攻泊于二沙尾和白鹅潭一带的英军舰船。英军对清军的反攻早有察觉和准备，21日白天，义律即通令住在广州的外国人于日落前秘密离开广州。当晚11时许，清军发起攻击。英军立即开炮还击，由于舰船较高，火炮死角较大，打不到附近水面，因而有的英船受创，少数侵略军跳水溺死。与此同时，清军西炮台和东炮台也向江中的英船射击，给英军舰船以一定杀伤。2但整个战斗的战果不大，英舰未沉一艘，而中国民船却被烧掉不少。同时，当晚清军冲入商馆区搜捕义律等人时，也一无所获。次日黎明，英舰乘顺风发起进攻，对西炮台进行猛烈炮击，守军溃退。英军接着进攻泥城，数十只民船、木筏及大批造船材料被毁。奕山等筹划多时的广东反攻作战，由于谋划不周、敌已有备等原因，遂以失败告终。 （三）英军围攻广州，迫签《广州和约》 清军三路反攻失利，英军决定乘势进攻广州城。义律等根据侦察所得的情报，选定城西北为主攻方向。在此方向上，首先夺取西炮台，尔后绕道城西直插城北越秀山，夺取山上的炮台，控制俯瞰全城的制高点。同时，以一部兵力进攻城西南的商馆区，吸引清军注意力，保证主攻部队的行动。攻城英军共二千七百五十三人，其兵力部署是：以英军第26团为右纵队，配属炮兵二十人和工兵三十人，共三百六十人，担任进攻商馆区的任务。以英军第49团、第18团及水兵、炮兵等共二千三百九十三人为左纵队，在广州城西北清军防备薄弱的泥城、缯步一带登陆，担任主攻。左纵队分为四个大队：步兵大队由英军第49团、马德拉斯步兵团和孟加拉“志愿军”各一部编成（共六百四十六人）；炮兵大队由马德拉斯炮兵和皇家炮兵、印度工兵各一部编成（共四百一十七人），携各型野战炮十三门；水兵大队由“威里士厘”号和“宁得罗”号舰的水兵编成（共四百三十人）；预备大队由皇家海军陆战队和英军第18团编成（共九百人）。 5月24日下午3时，英军右纵队开始在商馆附近登陆，未遭任何阻击就占领了商馆区。该区紧靠城南，对广州城威胁甚大，但广州城高兵多，进攻不易奏效。在右纵队登陆一小时后，左纵队搭乘的三十只船在铁壳轮船“尼米斯”号（即“复仇神”号）拖带下，溯江而上，于下午6时到达登岸地点。当晚，步兵大队和炮兵大队一部先后登岸，遭到当地壮勇的阻击，死伤数十人。但湖南兵为了争功，竟在后面乱放排槍，击伤壮勇多名，引起混乱。英军后续部队趁势大批上岸，占领了附近一座庙宇和一些高地，布置了警戒。25日凌晨，英军全部上岸，经由西村、流花桥直扑北门外各炮台。 广州城北的越秀山一带，筑有炮台六座，自西至东分别为拱极、保极、耆定、永康（即“四方”）和东西得胜炮台，由四千一百名贵州、湖北兵防守。25日上午8时，英军炮兵开始炮击最西端的拱极、保极炮台。9时半，步兵开始进攻。英军第49团负责袭取炮台北侧的一个高地；第18团从左面迂回到炮台侧后，占领另一高地，以切断拱极、保极炮台后路，并掩护第49团的进攻。从正面进攻拱极、保极炮台的任务，则由水兵大队担负。 防守城北各炮台的清军，稍事抵抗，即放弃炮台和阵地，纷纷退入城内。广东按察使王廷兰欲乘敌立足未稳，带兵出城夺回炮台，奕山不允，清军只得依托城墙不断地炮击敌军。英军占领城北四座炮台和山冈后，居高临下，俯瞰广州全城。万余清军收缩城内，满城大吏惶惶无主。 26日，英军正准备攻城，奕山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乞和。次日，即与义律达成了屈辱的广州停战协定，即《广州和约》。条约规定：奕山、隆文、杨芳以及全部外省军队，六日内撤至离广州城六十里以外的地方；于一周内交出“赎城费”六百万元；款项交清后，英军全部撤至虎门口外。条约没有涉及香港的地位问题，但义律却于6月7日单方面宣布香港为“自由港”。 清军在广州城下打了败仗，并与义律签订了屈辱的《广州和约》，奕山等竟编造一套谎言，诡称英军乞和，“求大将军转恳大皇帝开恩，追完商欠，俯准通商，立即退出虎门，缴还各炮台，不敢滋事”1等等，欺骗清廷。昏聩自大的道光帝，也明知打了败仗，却于6月18日下谕，以“该夷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朕谅汝等不得已之苦衷，准令通商”2为词，默认了《广州和约》。 七、三元里等地人民的抗英斗争（参见附图一） 英军侵入广州地区后，清军节节败退，而广州城郊的人民群众，却自动武装起来，用简陋的武器和农具等不断打击侵略者。广州北郊三元里一带人民轰轰烈烈的抗英斗争，更是成了百余年来中国人民武装抗击外国侵略军的先声。 英军攻占广州城北各炮台后，连日四出騷扰，无恶不作，激起北郊人民的极大义愤和反抗。三元里附近一百余乡的村民，在菜农韦绍光等的联络和号召下，纷纷拿起武器，组成义军，进行武装自卫。他们以北帝庙中的三星旗为“令旗”，相互约定，一村有事，各村支援，共同抗击英国侵略者。 三元里人民抗英战斗指挥旗 5月30日凌晨，臥乌古亲自率领英军第26团和马德拉斯第37步兵团约六百人，分左右两路向三元里一带进犯。在敌军进攻面前，义军主动撤向山冈，当英军停止前进时，则鸣锣击鼓，一齐向敌人进逼。英军复进，义军再退，最后将英军诱至牛栏冈附近。此时，伏众四起，漫山遍野，杀声震天，英军被迫转入防御，处境十分狼狈。下午2时，雷雨将至，英军为摆脱被动，再次发起进攻。义军依然不与敌军正面交锋。不久，大雨倾盆，英军火药尽湿，槍打不响。义军乘机从两翼包抄，迫使英军后撤。义军趁势追击，用长矛和钩镰槍刺死刺伤敌人十四名。在追击过程中，一路义军截住了英军第37团的一个连（共六十人），将其包围于稻田中，用刀矛毙伤三十四名印度雇佣兵。后英军派出两个水兵连，带着“雷管槍”1前来增援，这个被困两小时之久的连队才抬着伤员，狼狈逃回营地。接着，抗英群众重重包围了四方炮台。 三元里人民缴获英军的军装、肩章等物品 在三元里一带人民围歼英国侵略军的同时，三山村人民也拿起武器，毙伤另路英军多人，缴获火炮二门及槍械一部。广州附近其它各地的人民群众也纷纷自动参加抗英斗争。5月28日，佛山镇义民围歼占据龟冈炮台的英军，伤敌数十人，击毁舢板数只。新安县武举庾体群等亦组织群众，于5月24日深夜袭击泊于虎门的英船，烧毁一艘。所有这些，都表现了中国人民坚决反对外来侵略的英勇斗争精神。 5月31日，英国侵略者以进攻广州城相威胁，迫使奕山派余保纯出面诱骗和威胁抗英群众，解散了义军。6月1日，英军根据《广州和约》的规定开始撤离广州，6月7日全部撤至珠江口外。 英军此次沿珠江北进，孤军深入百余里，进犯广州，本为清军提供了极好的歼敌机会。当时，集中于广州附近的清军不下二万人，占有很大的兵力优势，又有纵横交错的江河港汊和山冈林木可以利用，有坚固的城池和众多的炮台可资依托，有广大民众爱国武装的自动支援，完全可以利用以逸待劳、以众击寡的有利条件，多方袭扰和打击敌人。特别是英军在广州登岸之后，基本上不再拥有“船坚炮利”的优势，清军更可以己之长，击敌之短，给敌人以重创。但清军不仅在水上敌不过英军，在陆上同样不能取胜，这是清廷昏庸、将帅无能的表现。清军军事思想保守，筑城落后，战法呆板，加以临时从各省抽兵参战，非但兵将互不熟悉，而且互相对立，互不支援，虽然数量上占有很大优势，却形不成一支组织严密、指挥统一、行动一致的军队，这些都是失败的重要原因。即使如此，仍有部分爱国官兵在战争中表现了不屈不挠的英勇牺牲精神，特别是手持简陋武器的三元里等地人民，凭着一腔热血，有勇有谋，使拥有良好武器装备的英军多次陷入重围，遭到重大杀伤，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 1 《会审琦善亲供》，《鸦片战争》（四），第210页。 2 高人■：《琦善将白含章鲍鹏带往粤东或至别构事端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645页。 3 琦善：《照复英人并筹办防守情形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655页。 4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617—618页。 1 陈连升（？—1841），湖北鹤峰人，行伍出身。1839年李部击退盘踞珠江口官涌之英军，因功擢三江口副将，调守沙角炮台。 1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第306页。 2 ［英］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鸦片战争》（五），第175—176页。 3 琦善：《筹防堵英船并酌拟章程底稿呈览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814—815页。 4 参见《光明日报》1983年2月2日第3版胡思庸、郑永福文章：《〈川鼻草约〉考略》。* 5 《上谕二》，《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712页。 1 《廷寄二》，《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806页。 1 杨芳：《筹备攻守机宜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883页。 1 《廷寄》，《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956—957页。 1 林则徐提出的六条御敌措施：一，堵塞水道要口；二，洋面船只查明备用；三，炮位验演拨用；四，火船水勇，整理挑用；五，外海战船，分别筹办；六，夷情宜周密探报。（参见梁廷楠《夷氛闻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5页。） 2 奕山：《官兵渐次到粤分守要隘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1003页。 1 奕山：《乘夜焚剿省河英船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1029页。 2 关于这次夜袭的战果，据奕山等奏称：共烧大兵船二只，大舢板船四只，小舢板数十只。英方记载：帆船“曙光”、“路易沙”号损失很大，兵船“摩底士底”号上三人受伤，两根护桅索被切掉。 1 奕山：《英船攻击省城并请权宜准其贸易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1044页。 2 《廷寄》，《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1046页。 1 当时，印度军装备的是比较落后的燧发槍，一遇雨淋便不能使用。但英军已部分装备了先进的用雷管击发的布伦司威克式步槍，槍弹仍是球形，前装药，射程为三百三十米，雨天已不受影响。英军派到三元里增援的两个水兵连，即装备这类步槍，俗称“雷管槍”。 第六节 英军再次北犯与清军浙东反攻 一、英国决定扩大侵略战争 1841年4月，义律关于签订所谓《穿鼻草约》的报告送到伦敦。英国政府嫌义律勒索太少，责备他违背了政府的训令，在已经获胜的情况下，“同意了极其不够的条件”1，尤其是不该同意撤出舟山。4月30日，英国内阁会议决定召回义律，改派璞鼎查2为全权代表，主持和扩大侵华战争。 璞鼎查于6月5日离开伦敦，途经印度孟买，会同新任侵华海军司令巴加，于8月10日抵达澳门。璞鼎查离伦敦时，巴麦尊除了重申原给义律的训令依然有效外，要求他抵达中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占领舟山。因此，璞鼎查到达澳门后，就立即准备北犯。8月21日，他会同海军司令巴加和陆军司令卧乌古，率领军舰十艘、轮船四艘、运输船二十一艘，装载陆军二千五百余人，驶离香港，开始了英军的第二次北犯。以军舰六艘和轮船二只，以及陆军一千三百余人留守香港。 二、厦门清军的抗登陆作战 英军退出虎门后，清廷误认为战争已经结束，乃于7月28日通谕沿海将军督抚，酌量裁撤各省调防官兵。8月上旬，专办浙江军务的钦差大臣裕谦接奕山、祁■等咨文，获悉英军即将再犯闽浙，乃要求清廷暂缓撤退江、浙两省防兵。道光帝竟于8月19日作了如下批复：“如果逆夷别有思逞，断无先行传播透漏之理。著裕谦仍遵前旨，会同刘韵珂、余步云体察情形，于镇海、定海紧要处所，酌量暂留弁兵外，其余调防官兵，即著奏明裁撤归伍。……不必为浮言所惑，以致糜饷劳师。”1可是，事隔数日，英国军舰的大炮就在厦门开火了。 厦门的防务，自上年7月英军第一次侵扰以后有所加强：东面的白石头至沙坡尾一带，改沙囊为石壁，高一丈，厚八尺，长五百丈，每五丈留一炮洞；其它滨海之处，也增加了炮位和兵力，以防敌人登陆。鼓浪屿是咽喉要地，有数座坚固的石砌炮台，安炮七十六门，并环以沙墩炮台，以加强主炮台的防御能力。英军再次进犯前，整个厦门地区共安设大小火炮二百七十九门，有水陆防兵二千八百名，并有近万名水勇、乡勇可资调遣。 8月25日晚，英舰队自广东驶抵厦门南之青屿附近碇泊集结，随即给福建水师提督窦振彪发出限期献出厦门城的最后通牒。这时，窦振彪正率水师出巡外洋，闽浙总督颜伯焘便督同道员刘耀椿，传令清军据守各要隘，准备抗击敌人。 26日晨，英军先以火轮数艘对鼓浪屿和厦门实施火力侦察，接着，大队兵船闯入。白石头、鼓浪屿、屿仔尾等炮台守军，以猛烈炮火三面环击。英军采取镑个击破办法，集中七八艘舰船的二三百门火炮对各炮台逐一猛轰。下午1时，英舰三艘对鼓浪屿和厦门沿岸各炮台继续进行炮击之后，英军一部乘舢板首先在鼓浪屿登陆。由于敌人“势甚猖獗”，守军稍事抵抗，即行溃散，鼓浪屿遂于下午3时落入敌手。与此同时，另几艘英舰进攻厦门以东各炮台，守军坚决抵抗，有的击退敌登陆兵达三五次之多，副将凌志、总兵江继芸等牺牲，守兵伤亡数百名。下午4时左右，白石头及其以西各炮台被英舰炮火击毁，英军便由此登陆。此后，英舰延伸火力，轰击厦门城，守城清军向虎山退却。傍晚，厦门被英军占领，颜伯焘、刘耀椿等退守同安。 道光帝接到厦门失守的奏报后，急调江西兵二千援闽，并严令颜伯焘收复厦门。此时，道光帝才意识到战事并未了结，英军既占厦门，“难保不乘风北驶，扰及沿海各时，同时，也感到英军并非只习水战，因而“陆路亦不可不加严备”，于是下令浙江、江苏、山东、直隶、奉天各省将军督抚停止撤兵，“悉心筹画，以固疆圉”。1 9月5日晨，英军撤出厦门，以军舰三艘、运输船三只，以及陆军四百名留守鼓浪屿，其余舰船全部北驶。 厦门之战，是一次岛屿要塞的登陆与抗登陆作战。清军从英军第一次进窥厦门之后，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使该处防御工事有了明显的加强和一定的改进，火炮数量也有增加，并新添了少数八千至一万厅的大口径炮。此外，还制定了水师与岸炮协同配合，夹击敌舰，歼敌于近海的作战方案。但是，由于对敌情缺乏不间断的侦察，以致英舰进犯时，水师提督正率队出巡外海，使防御兵力减弱，加之缺乏纵深设防，因而尽避颜伯焘亲临前线督战，守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厦门最终仍不免失陷。 三、第二次定海抗战 早在1841年2月10日，道光帝以定海未能及时收复，命伊里布回任两江总督，以江苏巡抚裕谦接替伊里布为钦差大臣，驰赴镇海，办理浙江军务。 裕谦主持浙江军务之后，亲赴定海，勘察地形，督饬该处守军采取措施，加强防务。定海城三面环山，前有稻桶山、东岳山为屏障，左右有晓峰、青垒诸山为辅翼，形势颇为险要。裕谦督令守军于东岳山顶筑炮城一座，周长一百三十一丈，并于南面接筑半圆形月城一座，长二十一丈；东自青垒山经道头西至竹山脚，沿岸横筑土城一道，长一千四百余丈；又在青垒山、晓峰岭等山择要安设炮位。至英军再次进犯前，定海城周各山及土城上共有铜铁大炮二十二门，城垣周围有大小炮四十门，另拨给兵船铁炮十门。守军总数增至五千六百余人，由三个总兵分段负责防御：郑国鸿率部防守竹山；王锡朋率部防守晓峰岭；葛云飞率部防守土城。此外，在镇海、定海等地招募水勇一千二百名，并造买各种船只百余艘。 裕谦获知厦门失守及英军继续北犯后，下令浙江各地于炮台四周挖壕，以备守兵防炮之用，并增设铁蒺藜、木栅等障碍物，以加强防御。裕谦是旗人中少有的主张坚决抗英的大员，且具有一定的政治军事眼光。他曾建议再次起用林则徐参与浙江战事，赞扬林则徐“向为兵民所悦服，逆夷所畏惮，其一切设施，亦能体用秉备”1。他在向道光帝奏陈敌己情况时指出：英兵船、货船四十余艘北犯，人员逾万（按：实际不到一万），而定海、镇海两处防兵总计不及万人。敌军飘忽不定，随时可集中兵力进攻一地，我则必须扼要分守，时刻防备。这就形成了“彼众我寡，彼聚我散，彼逸我劳之势”，且“我兵本皆未历战阵，又各存一炮火难御之见”。因此，对浙省防御，不无忧虑之处。但他坚决表示：“城存俱存，以尽臣职，断不肯以退守为词，离却镇海县城一步，尤不肯以保全民命为词，接受逆夷片纸。”并说明这样做，并非匹夫之勇，孤注一掷，“盖因镇海地方稍有疏虞，则逆胆愈张，兵心愈怯，沿海一带，必将全行震动”。1 9月23日，璞鼎查、巴加和卧乌古等率领英舰七艘、轮船四艘、运输船十九只，装载陆军二千一百余人，到达舟山附近海面，接着于舟山、镇海一带探测航道，勘察地形，侦察清军设防情况，选择登陆地段。27日，英军火轮船、军舰各二艘，乘潮进入竹山门水道。葛云飞督军发炮，断其大桅一根。英舰当即由吉祥门窜出，后又绕入大渠门，复被守军击退。28日，英舰炮击晓峰岭，发炮数百发，并派兵乘舢板登陆，被王锡朋率兵击退。29日，英军携带臼炮三门，登上距道头最近的大小五奎山，并构筑了炮兵阵地。 10月1日上午，英舰队驶入定海城南海域，用舷炮向定海前沿阵地轰击，大小五奎山上的英军炮兵也发炮配合。随后，英陆军在炮火掩护下，分左右两纵队登陆。 左纵队由英军第55团和第18团共一千五百人组成，在道头港以西至竹山一带登陆，进攻竹山和晓峰岭。当面清军在王锡朋、郑国鸿指挥下，进行了顽强抵抗，连续击退敌人数次进攻。但清军的抗击终未能阻止敌人的前进，不久，竹山、晓峰岭即为英军占领，王锡朋、郑国鸿先后阵亡。 右纵队由英军第49团和水兵、海员组成，在道头以东至东岳山附近登陆。这一带的清军，同样表现得很英勇。总兵葛云飞身先士卒，不幸牺牲。连侵略者也承认：葛云飞阵亡后，“他的僚属和我们的军队短兵接战，都英勇地与他同时殉节。高地上的旗手选了一个最显著的地位，站着摇旗，丝毫不怕落在他四旁的从轮船打来的炮弹。”1经过激战，清军的左翼阵地也被英军突破。 由于守军连日苦战，伤亡甚众，虽击沉英军舢板数只，并击伤英舰“布朗底”号，终因风大浪险和英舰的封锁，镇海清军难以支援，定海城于10月1日下午2时陷入英军的包围。接着，英军登云梯入城，知县和守军撤离县城，定海再次被英军侵占。军需库中的大量物资落入敌手，其中有三十六门新造的铜炮，被敌人搬上运输船，后用以轰击清军。 第二次定海之战，守军官兵坚守阵地，顽强御敌，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但在组织指挥上，有不少失误之处。如：敌人以数百门舰炮进行有效压制和步兵火器占优势的情况下，仍以密集队形与之对阵，致遭重大伤亡；在工事构筑上，不懂得构筑防炮掩蔽部，也未在城周围利用山地构筑第二线防御阵地，以掩护县城；尤为失策的是，没有事先作出前沿阵地和县城失守后的作战方案，只有一手准备，没有第二手准备。舟山本岛面积较大，附近岛屿甚多，又大部为山地，即使县城失守，仍可利用有利地形，不断袭扰和牵制侵略军。但守军将领虑不及此，在武器装备处于劣势情况下，单纯地依靠阵地战同敌人硬拚，结果将士大部阵亡，兵溃城陷，无人招集溃散兵勇继续与敌周旋，使英军得以迅速转移兵力进犯镇海等地。 四、镇海、宁波的抗英作战 镇海位于甬江入海口西岸，东濒甬江，北临大海。甬江口西岸之招宝山与东岸之金鸡山夹江对峙，形势十分险要。裕谦在加强定海防务的同时，对镇海的防务也颇为重视，在招宝山、金鸡山加筑了炮台和工事，增设了炮位，并于甬江口填塞巨石，暗钉木桩。英军进犯前，各炮台共安设大小火炮八十六门，连同定海溃兵，共有防兵五千余人。其部署是：提督余步云率兵千余防守招宝山及其以西之东岳宫；总兵谢朝恩率兵一千五百防守金鸡山；总兵李廷扬率兵数百防守东岳宫以西之拦口埠炮台（该台控扼江口，与金鸡、招宝两山之炮台互为犄角）；沿江两岸停泊火攻船只，凡可登陆之处，均挖掘暗沟，密布蒺藜，分驻兵勇。裕谦率兵千余坐镇县城指挥。 英军攻占定海后，供应困难，急谋进窥镇海、宁波，为其冬季驻军夺取营地。 10月8日，英军在镇海外海黄牛礁附近集结，9日完成了临战准备。其进攻计划和部署是：以舰炮摧毁金鸡、招宝两山的炮台和工事，并阻止镇海县城清军增援，掩护陆军登岸，攻占上述两山（以金鸡山为主要进攻方向）；尔后水陆并进，夺取镇海。登陆部队由陆军、水兵和海员等二千四百余人组成，分为左、中、右三个纵队。左纵队由英军第55团、第18团以及炮兵、工兵等一千一百七十三人组成，携山炮四门、臼炮两门，由卧乌古指挥，担任攻占金鸡山的任务。中央纵队由英军第49团以及炮兵、工兵等五百零五人组成，携榴炮、野战炮各二门，由马利斯中校指挥，协助左纵队夺占金鸡山。右纵队由水兵、海员以及炮兵、工兵等七百九十七人组成，携臼炮两门，由荷伯特舰长指挥，负责攻占招宝山。 10日晨，英军左、中两纵队在三艘军舰的掩护下开始攻击。中央纵队在金鸡山东北的突出部登岸，占领竺山，随即向金鸡山前进。左纵队乘舢板驶入小浃江登陆，绕攻金鸡山侧后。守军在腹背受敌，并不断遭到英军舰炮和野战炮猛烈轰击的情况下，顽强抵抗，多次同进攻之敌展开肉搏战。终因伤亡甚众，总兵谢朝恩也受伤落海阵亡，金鸡山遂为英军所占。与此同时，英军“威里土厘”号等大型军舰四艘，以二百余门舰炮的优势火力，对招宝山实施猛烈炮击。浙江提督余步云贪生怕死，率先弃台逃跑。裕谦指挥镇海城守兵发炮拦阻，余步云仍率部绕山逃往宁波。上午11时许，英军右纵队在招宝山西北麓登岸，不久即占领了招宝山炮台，居高临下，俯击县城。守军登城抗击，英军以排炮猛轰，掩护其步兵缘梯登城。裕谦见金鸡山、招宝山相继失守，镇海城危，为实践其与城共存亡的誓言，投水自荆守军伤亡惨重，余部弃城逃走，镇海遂于当天下午落入敌手。 英军攻占镇海后，其海军司令巴加于12日乘轮船溯甬江而上，进行测量和侦察。他发觉宁波甚为空虚，即于次日晨率“摩底士底”号等军舰四艘和轮船四只，载兵七百余名，直犯宁波。当时，提督余步云和知府邓廷彩所率清军尚有两千多人，但他们不作任何抵抗，即率部逃往上虞。英军不费一槍一弹，占领了浙东重镇宁波，夺获城中大批物资。 12月底和次年初，英军派出小部队窜至余姚、慈谿和奉化，进行騷扰劫掠后又撤回宁波。 英军侵占定海、镇海等地并四出抢掠的罪恶行径，激起了浙东等地人民和爱国人士的强烈反抗。宁波、镇海等处人民自动组织各种群众武装，神出鬼没地打击侵略者。宁波“黑水党”屡出奇计，“四散隐伏，两月之中，擒斩数百”，引起“英人大恐”。1同时，台湾人民也组织起了众达数万的自卫团体，抗击英军的侵扰。1841年9月30日，英国运输舰“牛布大”号炮击鸡笼港（今台湾省基隆佰）时，当地军民发炮回去，使其桅折索断，仓皇退出港口，触礁破裂，舰上人员大部被歼。同年10月，英兵船一艘再次窜扰 台湾人民英勇抗击进犯的英军 台湾鸡笼并在三沙湾鼻头山登陆时，当地人民群众配合守军奋力抗击，经两日激战，将敌人逐往外洋。人民群众这种可歌可泣的抗英斗争，与某些清军的望风溃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五、清军浙东反攻（参见附图二） 英军第二次北犯以来，相继攻陷厦门、定海、镇海、宁波等地，不但东南沿海形势紧张，江苏、山东、直隶（今河北）、奉天（今辽宁）等省也纷纷告急，要求增加兵力、槍炮和经费。同时，朝廷内外交章奏议，有的评论失败的原因，有的陈述今后“剿夷战法”，有的名为奏报战防情况，实则认为一切防御皆无能为力，惟有妥协求和。京口副都统海龄把战败原因归于没有“跟踪追剿”，并认为南方各省军队锐气已失，应另调吉林、黑龙江、直隶、山东等省辟兵，才能“一以当百，足敷堵剿”1。御史黎光曙则认为，“前定海、镇海之所以失利者，由于兵阵单薄，未能层层设伏故也”。他主张海防炮位应分三层布置，“第二层务使坚于第一层，第三层务更坚于第二层”。1浙江巡抚刘韻珂则道出了统治集团中妥协投降派的失败主义心声，他奏称：“伏查自古制驭外夷之法，惟战守抚三端，今战守不利，抚又不可，……实属束手无策。”2言外之意，惟有妥协乞和一途了。 虽然前线处处失败，朝臣众说纷纭，浙江大吏束手无策，道光帝为维护其统治利益，仍决定再实行一次“大张挞伐，聚而歼旃”的大反攻，以挽回败局，显示“天朝兵威”。 早在1841年10月，道光帝即已任命吏部尚书奕经为扬威将军，副都统特依顺、侍郎文蔚为参赞大臣，并下令从江苏、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四川、山西、甘肃、陕西等省调兵遣将，驰赴浙东。 奕经离京后，一路游山玩水，蓄意迁延，直至1842年1月21日，才到达嘉兴，与文蔚等筹划反攻事宜。当时，浙江各处防御兵丁，已有四万余人，另有义勇乡勇九万余人。奕经、文蔚等表示，一俟各省援兵到齐，即克期进剿，“以正兵明攻其前，以奇兵暗袭其后”。奕经也和奕山一样，不信任当地人民群众。其幕僚臧纡青曾建议：从山东、河南等地招募勇士万人，于沿海及本地招募渔、蛋、盐民二万人，分伏宁波、镇海、定海，“人自为战，战不择地”，袭扰敌人，使其“步步疑忌惊惶，所在皆风声鹤唳，俟其魂飞气馁，然后蹙以大军，伏舟港口，内处交逼而尽歼之”；同时，派当地绅士各率兵勇分伏于定海、镇海、宁波三城，“预为内应”。1对这样一个颇有见地的“散攻之法”，奕经虽奏报道光帝批准执行，但他们毕竟不敢依靠人民力量抗敌，因而只采纳了臧纡青关于里应外合的主张，而对于散战疲敌、先疲后打的方案，则摒弃不用。 2月10日，奕经等移驻浙江省城杭州。3月上旬，各省援兵到齐，共计一万一千余人，另有水勇、乡勇二万余人，陆续开赴浙东前线。奕经等认为兵力已厚，决定采劝明攻暗袭，同时并举”的方针，一举收复宁波、镇海和定海。其具体部署是：水路（即东路）以乍浦为基地，陆续渡海，潜赴舟山各岛及定海城内外，预为埋伏，候期举动。陆路（即南路）分为两支：一支以二千四百人在慈谿（今慈溪县慈城镇）西南三十里之大隐山集结，准备进攻宁波；另一支以一千九百余人在慈谿西门外的大宝山集结，准备进攻镇海。此外，还在宁波、镇海之间的梅圩预伏勇壮三千余人，准备中途截击英船。另由余步云率兵二千驻奉化防堵，文蔚率兵二千进驻长溪岭（慈谿西北）督战，奕经率兵一千三百余人驻于绍兴以东的东关居中调度，特依顺率兵一千二百余人驻万松岭（杭州南），作为后路应援，兼顾省城和乍浦等地。 奕经等计划虽较周密，但英军已有所察觉，“无日不水陆四出，远近搜掠，拆坏民房，捉拿乡民，追究屯兵处所”。3月6、7日，英军又分头搜索。奕经等鉴于“兵勇距敌较近，惟恐稍迟，致有漏泄”，便决定于3月10日夜发起反攻。2 从大隐山出发进攻宁波的一路，由总兵段永福负责指挥。10日夜，都司李燕标带领前锋义勇四百余人，潜赴宁波南门，在内应配合下，杀死守门英兵，冲入城内，直奔府署。途中遭到英军阻击，不支后退。这时，段永福率领的大队赶到西门，由于英军已有戒备，城门紧闭，只得爬城而入，沿街进攻。英军从楼房上面抛掷火球、火箭，使清军进攻受阻。不久，天色已明，清军不得不陆续撤出战斗，反攻宁波遂告失败。 从大宝山出发进攻镇海的一路，由副将朱贵负责指挥。10日夜，都司刘天保率前锋数百人进抵镇海西门外，见城楼起火，知是内应，即冲门而入。由于守门英军拚死抵抗，清军三次冲锋，均未能攻入城内。时天色已明，而朱贵所率大队尚未赶到，刘天保恐英军断其归路，即撤出战斗，于是反攻镇海的战斗也告失败。 水路进攻定海的计划，由于风潮不顺等原因而一再推迟，直至4月14日，才由熟悉定海情况的郑鼎臣（已故总兵郑国鸿之子）主持，发动了一次小辨模的夜袭。由于英军事先已有准备，因而亦未能达到预期目的。 清军反攻失败后，主力集结在慈谿大宝山和长溪岭一带。英军决定乘胜发动新的进攻。 3月15日晨，卧乌古和巴加率领三艘轮船和数十只舢板，载兵一千二百余人，携带四门小炮，溯姚江而上。中午，行抵慈谿以南的大西坝，留下一艘轮船和少量兵力，以防清军断其退路，另两艘轮船载部分兵力继续上驶至余姚东面的丈亭一带，威胁清军后路。大队英军则由大西坝登岸，直扑慈谿南门。城内守军不战而逃，英军遂穿城而过，出北门，分路进攻大宝山清军营地。刘天保率兵五百余人，防守大宝山左侧，由于进攻镇海时火器大部丢失，稍事抵抗即行溃散。朱贵率兵四百余名防守大宝山右侧，与敌英勇激战多时1，伤亡过半，请求驻长溪岭的文蔚派兵支援。文蔚畏敌犹豫，未及时派兵前往，待到傍晚才派出三百人，而此时英军已进至大宝山之西，切断了守军后路。最后朱贵父子阵亡，部队溃散，大宝山营地于当晚8时落入敌手。次日中午，英军开始向长溪岭清军大营进发，下午3时许抵达长溪岭。文蔚拥兵数千，在长溪岭“阻险而阵”，竟不敢与敌交锋，于15日夜即丢弃营地和大批军械给养，仓皇率部退往曹娥江以西的绍兴。英军将工事和火药库全行毁坏之后，撤回慈谿，17日又全部撤回宁波。 英军长于海战，定海地处海岛，清军欲一举驱逐该处敌军，确有困难。而镇海毗连大陆，宁波更属内地，清军如果指挥得当，同心协力，是有可能将其收复的。可是，清军浙东反攻的结果，不仅未能攻克定海、镇海和宁波，就连大军云集的慈谿营地也没有守祝其所以如此，主要是统兵将领指挥无能。宁波、镇海都是比较大的城镇，各驻英军千余人（当时英军已从印度新调来两个团的兵力），并控制着招宝山、金鸡山等炮台，浙东清军可用于反攻作战的正规部队仅一万余人，且大部从外省调来，人地生疏，装备和战斗力均差。而这万余兵力，又未集中使用，大部留在数十里之外，仅以少数兵力采取轻装奔袭的战法，企图同时攻克浙东三城，实属轻率鲁莽之举。如此指挥反攻作战，焉能取胜？宁波、镇海反攻失利之后，清军主力损失不大，战事仍有可为。当英军以千余人冒险深入慈谿时，清军在数量、地势和社会条件诸方面都比英军有利，如能利用这些有利条件，集中使用兵力，各个击破敌人，不难将侵略军赶出浙东地区。但文蔚畏敌如虎，当英军进攻大宝山之际，他非但不派兵增援，反而闻风丧胆，未战先逃，致使清军又一次遭到失败，伤亡溃散千余人。 浙东反攻失败后，奕经以应援靠近省城的尖山为名，带领江南兵千人，于3月20日渡过钱塘江，逃回杭州。为推卸战败责任，他在奏折中除强调英军“船坚炮利”、诡谲异常外，还大肆诬蔑浙东“到处汉奸充斥”。刘韵珂则露骨地宣扬投降派的观点，在所谓“十虑”的奏折中，大谈什么清军“锐气全消”，“其势必难再振”，即使“续行添调，亦恐无济于用”，而英军火器精良，“猛烈异常，无可抵御”1。他还特别提醒道光帝注意国内人民可能趁机揭竿而起。道光帝鉴于广东和浙东两次反攻均遭失败，又害怕人民起而推翻其封建统治，于是在对英态度上，由过去的忽战忽和变为一意求和。他起用投降派，任命盛京将军耆英为钦差大臣、署理杭州将军，会同已被革职的伊里布赶赴浙江前线，办理乞和事宜，并准备释放英俘。而此时璞鼎查正野心勃勃地准备进军长江下游的镇江和江宁（今南京），对清廷的乞和根本不予理睬。 -------------------------------------------------------------------------------- 1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第306页。 2 璞鼎查（1789—1856），英国人。1803年随英国海军至印度，参与殖民活动近四十年。1840年在侵略阿富汗的战争中晋封男爵。因富于侵略亚洲“经验”，受到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的赏识。 1 《廷寄》，《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1129页。 1 《廷寄五》，《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1158页。 1 裕谦：《请派林则徐差使并拟驻扎嘉兴居中策应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1040页。对于裕谦的正确建议，道光帝非但没有采纳，反而将林则徐流戍新疆。 1 裕谦：《筹防镇海片》，《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三），第1226页。 1 ［英］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鸦片战争》（五），第264页。 1 汪洵：《光绪定海直隶厅志》，《鸦片战争》（四），第382—383页。 1 海龄：《请吉林等省辟兵堵剿浙洋英军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三），第1328—1329页。 1 黎光曙：《筹备天津海防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三），第1421—1422页。 2 刘韵珂：《战守失利请派元戎速安海嶠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三），第1300—1301页。 1 梁廷楠：《夷氛闻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1页。 2 奕经：《剿袭宁波镇海未能即时克复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四），第1663页。 1 贝青乔在《咄咄吟》中，称颂朱贵所部给侵略军以重大打击，“英夷自进犯浙东以来，从未遇如此劲兵”。英人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中也说：朱贵“坚持得很好，守住了山”，经多次短兵接战，最后才放弃。 1 刘韵珂：《大兵在慈谿失利事势深可危虑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四），第1679—1682页。 第七节 英军侵入长江下游，沿江军民英勇抗战 一、英国增兵及其新的侵略部署 早在1841年9月英军从厦门北犯舟山时，英国政府即决定再次增加兵力，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以迫使清政府尽快签订一项满足其侵略要求的条约。清军在浙江的节节失败，更加助长了英国的侵略气焰。但是，其侵略野心又不能不受到其它因素的制约。同年11月4日，英国新任外相阿伯丁在给璞鼎查的信中说：“虽然女王陛下的军队可能已奏肤功，可是并不见得战争会宣告结束，……女王陛下政府已决定作必要的准备，以便继续从事于强有力的和决定性的战役。”他要璞鼎查向清政府勒索一大笔赔款，但是不能因此而使谈判破裂，或使战争无限延长。信中还指出，英国政府拟改变原训令中关于长期占领舟山或其它沿海岛屿的打算，之所以如此，主要是考虑到“把这些占有地永久保留在英国国主领域之内，却会使庞大而固定的开支随之而来”，而且会使英国人“在政治上同中国人发生更多全无必要的接触”。1这既暴露了英国政府贪得无厌的海盗面目，又反映出英国侵略者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它吞不下中国这块大肥肉，特别是害怕占领中国领土后，引起中国人民长期的反侵略斗争，正是其侵略野心不得不稍加节制的根本原因。 基于上述各点，英国政府决定从英国、印度增派陆、海军来华，以期通过“决定性的战役”，尽早结束战争。由于这些军队是陆续抽调增运来的，需要时间，所以，从1841年10月起，侵华英军有半年多时间停留于浙东地区，没有大的军事行动。 在此期间，英国侵略者为寻求尽快实现其侵略目的之途径，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地理等情况，作了进一步的调查分析，认为：（一）北京虽为京师要地，但比较贫瘠，清政府的物资银财主要仰给于南方各省，并经由运河输送。如进攻北京，清政府必迁都于更远的内地，届时难以找到谈判的对象，势必迁延时日，达不到迅速结束战争的目的。同时，清政府正全力加强北京一带防务，对长江的防御则未予重视。（二）只要沿着长江攻入江苏、安徽，占领南京，控制大运河，并占领乍浦和上海，扼住主要的航道，清政府就无法拒绝英国的各种要求，这样，“不但所有作战的实际目标可以迅速达到，而且可以产生同等深刻的精神效果”。1英国政府根据以上的分析，确定英军在增加兵力后，沿长江西进，封锁运河口，夺取南京。进攻发起时间选在春夏之交，因为那时正是粮食等物资北运的季节。1841年9月底，英国政府训令其驻印度的殖民当局，在1842年4月间，集中一切可能调动的海陆军于新加坡，以便随时行动。这批奉调来华的海陆军，计有军舰七艘和陆军约七个团，从而使侵华英军共“拥有军舰二十五艘，载炮六百六十八门，轮船十四艘，载炮五十六门，医院船、测量船及其他船舰共九艘，运输舰还没计算在内。地面部队，除了炮兵以外，有步兵一万余人”。2为集中兵力从长江口入侵，英军于1842年5月上旬主动撤出宁波，并将镇海守军减至二百人，主要控制招宝山。 1841年冬，道光帝即风闻英军可能进犯上海，曾谕令新任两江总督牛鉴加以防备。但牛鉴却认为，“下游之堵御既严，瓜洲之防护又密”，英舰“断不敢飞越数百里重兵驻守之地，冒险入江，阻我漕运”。3牛鉴这种轻敌的估计，严重影响了长江下游的设防。 二、乍浦清军的抗击战斗 乍浦位于钱塘江口，是江浙两省的海防重镇。该城南临大海，东南有绵延的小山作为天然屏障。清军原有一名副都统率旗兵一千八百余人驻此。浙东战事吃紧时，增建了炮台，添设了炮位，并增加了兵力，总数达到六千余人。 1842年5月13日，英军舰队离开甬江口外黄牛礁海域，开始向长江口进犯，并决定于北上途中顺便摧毁乍浦港。 5月17日，英舰驶抵乍浦海域，随即派出轮船侦察乍浦设防情况。次日，即派军舰七艘，载陆军二千二百余人，对乍浦发起进攻。英军以三艘大型军舰对西山咀（灯光山西端）等炮台实施炮击，登陆兵在四艘小型军舰的掩护下分三个纵队登陆：右纵队九百余人首先在陈山西面的唐家湾上岸，遭清军抗击；左纵队八百余人由西山咀登陆，向清军阵地进攻；中央纵队三百余人由灯光山一带登岸，沿着山麓迅速推进，企图切断守军与乍浦城之间的联系，并协同左纵队夺占乍浦城。唐家湾等处清军抗击约二小时，发现乍浦城方向起火，以为城已失守，即向平湖方向撤退。驻守乍浦东南天尊庙的三百名旗兵，在退路已被敌左纵队切断的情况下，仍进行顽强的抵抗，连续击退英军数次冲锋，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并毙敌中校军官一名。英军炮击无效，最后使用火箭进攻乍浦的英军在搬运同伙的尸体和火药包才将该庙攻下。守军苦战三小时，大部阵亡。英军占领天尊庙后，各纵队会合，直抵乍浦城下，由东门缘梯而入，占领了乍浦城。 三、吴淞清军的英勇抗战 英军在乍浦休整十天后，将该城焚掠一空，于5月28日全部登船北驶，6月8日抵达长江口外的鸡骨礁一带集结，并派出轮船探测航道，侦察吴淞口设防情况。 清廷虽一再谕令加强长江口的防御，但在朝廷上下一意求和及牛鉴轻敌思想影响下，并未认真落实。时至6月3日，牛鉴还奏称：“惟夷目性多畏慎，又不志存疆土，故江省海防，止须扼定吴淞一口，由吴淞而入扬子江，逆夷虽有内犯之言，然相距数百里水程，亦不过虚词恫喝。臣反复体察，逆夷不犯内河，竟属确有把握。”1前敌主将如此麻木，对英军的战略意图竟毫无所知，这就势必严重影响长江下游的防御作战。 吴淞位于宝山县境黄浦江与长江汇合处，是长江的第一道门户。自吴淞镇至宝山县城六七里长的江岸上，“筑有土塘，高约两丈，顶宽一丈七八尺，……缺口处安设大小炮位，既能御敌，亦可藏身，自外视之，俨如长城一道”2。土塘上共安炮一百五十四门，统称西炮台。在吴淞口东岸，筑有一略呈圆形的炮台，安炮二十七门，称为东炮台。整个吴淞口，由江南提督陈化成3和徐州镇总兵王志元等率兵二千四百名驻守。其中五百名由总兵周世荣率领驻守东炮台，其余则防守吴淞镇至宝山一线。战前，牛鉴也率兵千余驻于宝山，以为后援；宝山知县则带乡勇二千在东炮台后面接应。另在吴淞与上海间的东沟两岸添设了数十尊大炮，驻兵四五百名，防止英军进窥上海。 6月13、14两日，侵华英军陆海军司令率舰船六艘、运输船十二艘至吴淞口外进行临战侦祭。6月16日晨，英军开始向吴淞发起进攻。针对清军设防情况，英军确定以“皋华丽”号等三艘重型军舰从正面进攻西炮台，以“摩底士底”号等四艘轻型军舰突入黄浦江，进攻吴淞镇炮台和东炮台，威胁清军的侧后，并掩护登陆部队于吴淞镇附近登陆。 当两艘重型英舰进入西炮台附近作战水域时，陈化成下令开炮。守军以猛烈的炮火阻击英舰，激烈的炮战进行了两个半小时，英旗舰“皋华丽”号及其它各舰被击中多次，死伤二十余人。英国一军官后来追述说：“我方舰队自与中国军队作战以来，中国人的炮火以这次为最厉害。”1陈化成虽年已七旬，在近两年的战备中始终坚守职责，威望较高。在此次炮战中，他奋不顾身地亲自操炮轰击敌舰，与士卒一起战斗。牛鉴三次派人持令箭要陈化成退避宝山，都遭拒绝，不得已从宝山率兵增援吴淞，但一见敌弹落于身旁，即返身后退，继而率兵西逃嘉定。王志元也跟着弃阵而逃。 当西炮台正面激烈炮战时，四艘轻型英舰驶入黄浦江，逼近吴淞镇南面的蕴藻浜，以猛烈炮火压制吴淞镇炮台（安有十门大炮）的火力，掩护登陆兵占领了该炮台。不久，吴淞镇清军实施反击，迫使英军退回堤岸。正当吴淞镇激战之际，西炮台正面被英军突破，大队英军随即登陆。接着，从吴淞镇登陆之敌也从侧后袭击西炮台。陈化成在敌军前后夹击下，仍率兵百余名坚守炮台，最后全部阵亡，表现了英勇顽强的牺牲精神和崇高的民族气节。英军占领西炮台后，随即占领了宝山县城。吴淞东岸的东炮台也被英军两艘轮船上的海员和陆战队占领。 吴淞口失陷后，该地区的大小火炮，一部被毁，大部为英军所获。这些火炮中，不少装有炮车和简单的瞄准具。英军对其中某些火炮质量的改进，甚感惊讶，而对于吴淞口的防御工事，则认为较广东、福建、浙江沿海均差。 吴淞失陷，上海大震，官吏和富豪纷纷出逃，引起上海人民的极大愤怒。6月16日晚，英舰“戴窦”号护送运输船队载着从印度来援的英军二千五百人到达吴淞口外，使英军兵力又有增加。于是，英军派出第18团和第49团以及炮兵、工兵分队共约千人，于19日由吴淞南下，另以八九艘舰船溯黄浦江而上，水陆两路向上海进犯。由于守军事先即已撤离，英军未遇抵抗就侵占了上海。上海制炮局新铸的铜、铁炮一百七十一门及大批存粮，均落入敌手。21日，英军一部乘火轮船二艘、舢板四五只进犯松江，在距城八里处遭到总兵尤渤率领的二千陕甘兵的阻击。英军发炮轰击，守军隐蔽不动。待敌接近时，槍炮齐发，予敌军以杀伤。激战半日，英军被迫撤退。22日，英军再次进犯，仍未得逞。英军在大肆抢掠之后，于23日退出上海，集中于吴淞口外，扬言北上京津，实则准备溯江西犯。 四、镇江保卫战 英军攻陷吴淞口后，清廷一面催促耆英、伊里布等由浙江驰赴江苏，会同牛鉴“办理夷务”，加紧议和，一面继续从华北、东北调兵遣将，并命工部尚书赛尚阿为钦差大臣，驰赴天津，会同直隶总督纳尔经额加强天津地区的防备，防止英军北犯。而对于长江下游的防务，仍未予以足够重视，只是同意由浙江调兵二千，协助江苏驻军（五六千名）防守沿江要隘及江宁府。耆英、牛鉴等一意求和，对防务只是虚应故事而已。 7月初，英军援兵全部到芥，璞鼎查、巴加和臥乌古随即于7月6日率领十一艘军舰、九艘轮船、四艘运兵船和四十八艘运输船，装载陆军一万余人，驶离吴淞口，溯长江而上。所有舰船编组成先锋舰队和五个纵队，每个纵队有八至十三艘运输船，由一艘战舰率领（第三纵队由一艘运兵船率领），并接受该舰舰长的指挥。1每纵队之间保持三至五公里距离。沿途以测量船为先导，边测量，边前进。另外，英军在吴淞口留有军舰两艘，用以封锁长江口，保证后路安全。英军西犯过程中，福山、鹅鼻咀和圌山等长江险隘处的炮台守军，因兵力薄弱，稍事抵抗，即弃阵而走。 7月14日下午，英军摧毁镇江东面五十里的圌山关炮台（有炮二十门）。之后，因风小暂停西进，只派测量船继续上驶，进行侦察。17日，大队英舰进入镇江江面，随即封锁瓜洲运河北口，阻断漕运。 镇江位于长江和运河的交会处，是运河的咽喉，江宁的屏障。镇江城雄峙长江南岸，西北有金山，东北有北固山、焦山、象山。战前，由副都统海龄率旗兵一千六百名、绿营兵四百名驻守。城内大炮因已大多调运吴淞，仅留下数门。英军侵占吴淞后，四川提督齐慎（4月授参赞大臣，赴浙防英）带江西兵千余名、湖北提督（6月署江南提督）刘允孝带湖北兵千余名仓卒赶到，驻扎城外，协助防守。但在英军兵临城下的危急时刻，将领间互不协同，各自为战，没有集中统一的指挥。海龄未派部队控制金山与北固山等制高点，而将全部旗兵收缩城内，紧闭四门，不准人民出城。 巴加和卧乌古曾亲自登上镇江西北的金山寺，察看周围地形。侵略者所见到的是：坚固的城墙上没有士兵守卫，只有城西南的半山坡上新建了三座军营。于是他们认为，清军主力可能已经撤至城外，进攻镇江城将不会遇到什么抵抗。 英军进攻吴淞时，主要由海军担任，这次进攻镇江，则主要由陆军负责。参战的陆军共六千九百一十五人，编为第一、二、三旅和炮兵旅。1其进攻部署是：第一旅（二千三百一十八人）、第三旅（二千一百五十五人）和炮兵旅担任主攻，矛头主要指向镇江西南郊高地的清军；第二旅（一千八百三十二人）担任助攻，指向镇江东北，主要任务是牵制和分散清军兵力。 7月21日晨，英军开始进攻。右翼的第一、第三旅和炮兵旅在镇江西北的金山附近未遭抵抗即顺利登陆。第一旅上岸后，为分割城内外清军，直指西南山坡上的清军兵营。经过数小时激战，清军不支，齐慎、刘允孝率部退往新丰镇（今江苏丹陽北）。英军第三旅登岸后，则沿着西城根，直指西门。 与此同时，英军第二旅在北固山一带登岸，直薄城下，冒着清军的炮火，蜂拥爬梯登城。守城旗兵誓死抵抗，有的把敌人推下城去，有的扭住敌人一起跳下城墙。上午10时许，北门被打开，大队英军冲入城内，向西门方向进攻。 进攻西门的英军第三旅遭到清军的顽强抗击，城门久攻不下。中午，英军一个爆破小队在炮火掩护下，用三个火药包（火药一百六十磅）将瓮城门炸开。此时，由北门冲向西门的英军已将内城门打开，于是大队英军由西门蜂拥而入。 守城清军节节抵抗，与敌人展开巷战和肉搏战。许多旗兵宁死不屈，有的杀死自己的妻儿，然后与敌人拚死搏斗，直至牺牲。海龄督战到最后时刻，也自杀身亡。英军破城后，大肆奸婬烧杀，全城大火弥漫数日，繁华的镇江城遭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 镇江保卫战是鸦片战争中清军以劣势的兵力，落后的武器，打得最为英勇悲壮的一战。英军在这次战斗中投入的兵力，是鸦片战争开始以来最多的一次，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死三十七名，伤一百二十七名）。事实再一次表明，只要清军将领决心抵抗，有敢于牺牲的精神，部队还是有一定战斗力的。恩格斯曾经指出：如果英国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1。 在英军西侵过程中，江苏沿江一带人民和东南沿海各地人民一样，对侵略者的入侵进行了英勇的回击。英军侵入吴淞口，占领宝山、上海等地后，曾多次派遣小鄙部队向内地探路搜索，当地人民自动组织起来，伺隙袭击侵略者。太仓州皋桥一带农民曾预设埋伏，诱敌上岸，以锄头等击杀敌人，侵略者终于不敢再行上岸。靖江人民也用抬槍等袭击英舰，迫使敌人撤走。镇江、扬州、瓜洲、仪征等地盐民和渔民疍户，也纷纷拿起武器，杀鬼子，破洋船，狠揍入侵之敌。长江北岸人民在短期内就组织了八九万人的团练义勇，群众争献铜铁铸造大炮，准备迎击侵略军。 五、《南京条约》的签订 早在7月16日，道光帝就密谕耆英，只要英国息战退兵，便同意割让香港，并增开通商口岸。镇江失守后，道光帝决心专意“议抚”，授权耆英、伊里布“便宜行事，务须妥速办理，不可稍涉游移”，并令奕经所率援军暂缓由浙赴苏，“以免该逆疑虑”。1然而，英军仍然不理睬清政府的“羁縻”，他们决心打到江宁，逼签城下之盟。 8月3日，英军留兵一部于镇江，舰队开始向江宁开进，9日抵达江宁江面。11日，英军在观音门附近登岸，军舰摆开了轰城的架势。当天，耆英自无锡赶到江宁，在英军大炮的威胁下，派人与英方开始了可耻的“和谈”，14日即全部接受了英方提出的苛刻条件。接着，道光帝先后发出了“不得不勉允所请，借作一劳永逸之计”和“各条均准照议办理”的谕旨。229日，耆英、伊里布、牛鉴等在侵略军旗舰“皋华丽”号上与英方全权代表璞鼎查签订了外国侵略者强加于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宁条约》，即《南京条约》。条约规定清政府割让香港，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赔款二千一百万元（等于当时清王朝全年财政收入总数的36％，相当于全国旗绿各营岁饷用银总数的70％）。签约后，英军舰船陆续撤往定海一带，第一次鸦片战争遂告结束。 《南京条约》签订后，美、法等国也趁火打劫，相继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等不平等条约。 -------------------------------------------------------------------------------- 1 《阿伯丁伯爵致亨利·璞鼎查爵士函》，［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第755—756页。 1 ［英］利洛：《英军在华作战末期记事——扬子江战役及南京条约》，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弟145页。 2 ［美］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第331页。 3 牛鉴：《防护漕船及江海情形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三），第1575页。 1 牛鉴：《江苏洋面静谧现仍严防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四），第1877页。 2 牛鉴：《吴淞海口紧要情形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三），第1476页。 3 陈化成（1776—1842），福建同安人，行伍出身，历任总兵、提督。1840年由福建水师提督调任江南提督，在两江总督裕谦支持下，铸铜炮、制火药、修炮台，与士卒同甘苦，于吴淞积极设防，直至以身殉国。 1 ［英］ 穆瑞：《在华战役记》，《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第228页。 1 由吴淞上驶的英军舰队编组情况： 1 进攻镇江的英陆军编组情况： 1 恩格斯：《英人对华的新远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第190页。 1 《廷寄》，《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四），第2133页。 2 《廷寄》，《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五），第2277、2307页。 第八节 中国战败的原因 第一次鸦片战争自1840年6月开始，到1842年8月结束，历时两年零两个月。这次战争，英国先后出动军舰二十八艘（装备火炮约八百门），各种船只约八十艘，兵员总数约一万五千余人。以这样规模的一支军队，竟把拥有四亿人口和近九十万常备军的中国打败了。清王朝虽从全国各地调兵遣将，动用了可能动用的各种武器装备，却未打过一次大的胜仗，也未守住或克复过一个重要城镇，最后不得不与英方签订屈辱的《南京条约》。这就告诉人们，经济、政治、军事落后的国家，其领土主权的完整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是很难得到有效保障的。 从作战双方条件的对比来看，各有短长。英国当时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工业生产和科学文化发达，国家富强。中国则是一个没落的封建帝国，没有机器工业，农业和手工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政治反动腐败，科学文化遭到窒息，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但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物产丰富，与英国相比，拥有人力物力资源的优势。军事方面，英国军队的数量虽然不多，但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为它提供了优良的武器装备，军事制度有了较大的改革，海军已称霸世界，陆军也属当时世界上战斗力最强的资产阶级军队之一。清军在数量上大大超过英军，但装备陈旧，军制落后，是一支战斗力相当有限的封建军队。鸦片战争是英国政府一手策划和挑起来的，中国是被侵略的一方，真理和正义完全在中国一边，容易激发官兵的抗战热情，并取得人民的广泛支持，加上本土作战，补给方便，情况熟悉，有利条件是不少的。英军则出师不义，遭到本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反对；加之劳师远征，兵力有限，远离后方，补给困难，异国作战，人地生疏，不利条件很多。英军在武器装备和军队素质等方面的优势，往往因受不利条件的制约而削弱；而清军的不利条件，可以由兵力上的优势以及有利的地理与人民条件予以弥补。所以，清政府如能充分利用和发挥自身的有利条件，克服不利因素，是有可能争取战争胜利的。但战争的结局却是清军遭到失败，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政治腐败，经济落后 恩格斯指出：“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1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由于最高统治当局昏愦无能，穷奢极欲，因循守旧，固步自封，不但使整个国家机器（包括军队在内）弥漫着腐败气息，而且由于实行残酷的封建经济剥削和民族压迫，弄得民不聊生，社会生产力不断遭到破坏，经济状况极端落后，从而大大削弱了战争赖以取胜的经济基矗在战争过程中，清廷又动摇妥协，仇视人民，打击主战派，重用投降派，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破坏了团结对敌的政治基矗这些，乃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中遭到失败的根本原因。 二、闭关锁国，不明敌情 清王朝夜郎自大，闭关自守，以“天朝”大国自诩，视外国为“蛮夷”，对国外的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往往当作“邪说”、“婬技”而拒绝传入。清政府不仅没有研究外国的专门机构，而且反对任何人这样做，因而对西欧资本主义列强的社会制度、经济实力和军队状况等方面的了解甚微。虎门销烟后，英国政府决定调集军队，发动侵华战争，清廷竟毫无察觉，及至英军封锁珠江口，侵占定海，兵临大沽，对其侵略意图仍茫然无知。 在战争过程中，清廷对敌情仍不注意侦察和研究，往往根据各省督抚大臣的片面奏报，作出错误的判断。1840年秋，英军因季节和疫病等原因返棹南下，清廷却认为“夷情恭顺”，赶紧下令沿海各省裁撤防兵。时过不久，英军就进犯珠江，只好被迫宣战。1841年夏，广州反攻未成，却轻信谎报，复令酌撤沿海防兵。未几，英军又陷厦门、定海。1842年夏，英军侵入长江下游，也是出乎清廷意料之外的。反之，英军则随时注意对清军情况的侦察与研究，常能及时获得清军的情报，采取先发制人或防范措施。 清朝统治者既不了解英国发动侵华战争的真正目的，也不了解英军的战略意图，一再地作出错误的决策，焉能不导致抗英战争于失败？！ 三、战守无策，指导无能 以道光帝为首的清朝最高统治当局昏庸无能，平时既不讲求治兵之道，也不深研战守之策。国防布局，因循防内重于防外的旧章，沿海兵寡力弱，又无战略机动部队。往往抽兵数千，牵动数省；且千里赴援，远水近火。战火临头，既不知敌，又不知己，仓卒应战，自然无法实施正确的战争指导。战争过程中，清廷先则轻敌如蚁，继则畏敌如虎；对于战守大计，只能笼统地提出什么“先威后德”、“大张挞伐，聚而歼旃”、“沿海一体严密防范”之类的陈词滥调，提不出任何切合实际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可是，军政大权却又高度集中，和战大事操于皇帝一人之手。前线作战，事无巨细，都决策于北京，而当时通信不便，上下情况隔膜，前方将帅无权根据具体情况机断行事，即使朝廷作出的决策明显落后于形势，也不得不遵照执行。道光帝颟顸无能，主观随意，时而言战，时而乞和，时而增兵，时而裁撤，弄得下面无所适从，严重地束缚了前方将帅的手脚。加之清廷对全国的战事又缺乏统一及时的指挥，以致各战区常常出现各自为政的现象，使英军有机可乘。 四、将领保守，战术笨拙 清军将领军事思想保守落后，战术呆板，指挥笨拙，只知消极防御，不善于灵活击敌。英军虽有“船坚炮利”之长，但孤军远征，不耐久战，更不利于深入内河内陆。当时有识之士有鉴于此，曾提出过引敌深入内河内陆，伺机予以奇袭、火攻等战法。无奈前线大吏和将领多数只知株守炮垒，待敌进攻，不知巧布险势，出奇致胜；只会一线设防，不知纵深机动。英军沿海沿江登陆进攻，多是利用清军设防的弱点，以舰炮正面轰击，以登陆兵侧翼上陆，行包围攻击。清军前敌将领不知认真研究敌人的登陆战法，改进自己的抗登陆战术，以致屡蹈覆辙。倘能以炮垒为中坚，设奇兵于侧后，待敌迂回接近时，出其不意地伏击或反击之，则不难收破敌或挫敌之效。英军深入广州和浙江慈谿等地时，兵单势孤，清军有过不少歼敌良机，却非但未能乘机歼敌，反为英军所败。前线将领指挥如此笨拙，岂有不败之理？！ 五、军队腐朽，军民对立 受清王朝腐败政治的影响，加上承平日久，清军不仅武器落后，而且军纪废弛。将弁多同文官一样，养尊处优，耽于安乐，不理营务。他们或坐吃空名，冒领军饷，或勾结烟贩，走私贩私。军中酗酒吸毒、聚赌挟妓者比比皆是。遇有军事行动，公开勒索地方，强拉夫役，苛征暴敛，甚至强取豪夺，杀害良民。加以清朝统治者一向重八旗而轻绿营1，造成军内矛盾，而驻守各省的军队调往有事省区时，又出现“主军”（本地军队）与“客军”（外省军队）的矛盾。这些矛盾往往发展成尖锐对立，遇战互不救援，见利竞相抢夺，彼此争功诿过，甚至自相厮杀。 此外，清军不但平时欺压人民，在外敌入侵的情况下依然与人民群众站在对立的地位。英军每入侵一个地方，当地的人民群众便纷纷起而自卫，打击敌人，表现出极大的抗战积极性。可是，清廷和各地统兵大员，除林则徐等极少数有识之士外，一般都仇视人民。他们动辄诬蔑沿海地区“到处汉奸充斥”，声称“患不在外而在内”，甚至滥杀无辜。由于无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对于象臧纡青所建议的军民结合、游击战与正规战结合的“散战”之法，自然不可能付诸实施。更有甚者，每遇征战，军队便借机向人民群众敲榨勒索。在浙东反攻作战前，有的旗兵竟“沿途掳丁壮，掠板扉，以四民抬一兵卧而入城”2。军队纪律如此败坏，不仅很难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援与配合，其战斗力也势难维持。 总之，清王朝政治腐败，经济落后，闭关自守，不明敌情，战守无策，指导无能，将领保守，战术笨拙，军队腐朽，军民对立，所有这一切，正是它腐朽没落的反映，也是招致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 -------------------------------------------------------------------------------- 1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06页。 1 清统治者在节制军队方面也反映出民族歧视的特点。八旗兵半数以上驻于京畿地区，其余驻于全国各战略要地，一方而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一方面起着监视绿营的作用。绿营兵分散驻于全国各地，除守卫边防、镇守地方外，还要担负河工、漕运、守陵以及其它各种繁杂勤务，而政治和物质待遇却远比八旗兵为差。 2 范城：《质言》，转引自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49页。 第一节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国内形势 清王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耗费了数千万两白银的军费，战后又要负担巨额赔款，财政更加拮据，于是大幅度增加地盯漕赋（清政府两项最主要的财政收入），人民负担更加沉重。《南京条约》及其它几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敞开了大门。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向中国不断倾销商品，使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受到打击，一部分农民、手工业者和运输工人因之陷于破产和失业，乃至一些中小地主和商业主也受到破产的威胁。同时，鸦片的输入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继续增加，由四十年代初期的每年两万余箱增到五十年代初的每年五六万箱，以致白银大量外流，银贵钱贱的现象更加严重（银价为十九世纪初叶的两倍多），鸦片烟毒更加泛滥于全国。农民和手工业者出卖产品和劳动力所换得的是铜钱，而缴纳地租赋税却要以银两折算，这样一来，劳动人民除遭受直接剥削之外，又要承受新的变相盘剥。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被迫展开更大规模的反抗斗争。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到太平天国起义前夕的八年间，各族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和反对清王朝的斗争风起云涌。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广州城乡人民反对英国侵略者企图在广州河南地区强行租地的斗争（1844年），广州人民反对英国侵略者入城的斗争（1843—1849年），以及广东、广西和湖南等地的天地会起义和直隶（今河北）、山东、河南、安徽一带的捻军、白莲教起义等反抗清王朝封建统治的斗争。这些起义和斗争，表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后，社会阶级矛盾更趋尖锐，预示着一场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大风暴正在来临。 人民起义和反抗斗争声势最大的广东、广西、湖南等省，是当时全国阶级斗争最尖锐的地区，而广西又是三省反清力量的汇合点。广西地处南陲，历来赋税苛重，封建剥削特别残酷。1太平天国起义前，广西连年天灾2，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纷纷起来反抗。鸦片战争后，不少被裁撤的兵勇流入广西，湖南新宁等地天地会起义武装失败后也大都转入湘桂边界地区，他们和当地人民群众结合，成为一支强大的反清力量。对于两广地区，清王朝历来以广东为统治重点，在广西的统治力量则相对薄弱，两广总督、八旗将军均驻于广东，广西兵力仅及广东三分之一，加以广西吏治更加腐败，这就给了各种反清势力以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至1850年，散布于广西各地的天地会等反清势力，遍及全省十一个府中的八个府，多达三十股，使当地统治阶级惶恐不安。但是，天地会等旧式会党，组织松散，互不统属，缺乏集中统一的领导，因而易被统治阶级分化瓦解，各个击破。而洪秀全（1814—1864）等创立的“拜上帝会”，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与旧式会党不同的特点，既有较明确的纲领，又有较严密的组织，因而能在全国日益高涨的反清斗争形势的推动下，崛起于广西，终于把分散的人民反抗斗争汇集成一股革命洪流，迅速发展成震惊中外的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 第二节 金田起义与太平军转战广西 一、金田起义 1851年（咸丰元年）初洪秀全、冯云山等领导的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起义，是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开端。洪秀全，1814年1月1日（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出生在广东花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年青时的洪秀全，用功读书，并曾参加农业劳动，十八岁开始在家乡当塾师。他曾多次赴广州应考秀才，均未考龋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他第四次到广州应 洪秀全 考，结果又落第。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广东及其它各地人民反对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以及洪秀全自己在科场中的一再失意，激起了他对社会现实的严重不满，产生了强烈的反抗思想。他研究了基督教传教士散发的小册子《劝世良言》，便利用基督教的一些宗教教义和仪式，加以附会解说，进行“传教”工作，并和他的同学冯云山1等共同创立了后来名为“拜上帝会”的革命组织。1844年5月，洪秀全与冯云山去广西贵县等地传教。同年底，洪秀全回到广东花县，以教书为业，从事拜上帝会教义的创立工作。他先后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等诗文，奠定了拜上帝会的理论基矗这些诗文，表面上似乎是些关于基督教的迷信说教，但实际内容却包含着要求平均、平等，反对压迫剥削，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等朴素的农民革命思想，因而为尔后发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作了舆论上的准备。同一时期，冯云山则转入广西桂平县的紫荆山区，同样利用教书之便，进行深入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在耕山和烧炭为业的贫苦农民中，发展了二三千名拜上帝会会员，其中不少人如杨秀清、韦昌辉和萧朝贵1等，后来都成了太平天国革命的主要领导者。 1847年夏，洪秀全前往广西紫荆山区，与冯云山会合，共同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并在附近各县积极发展拜上帝会成员。参加者除贫苦农民外，还有不少失业的矿工等。 1850年7月，洪秀全下令“团营”（集中结营组军），各地会众纷纷向桂平县北五十里的金田村集中。会员们临行前将田产屋宇变卖，所得钱银悉数缴纳公库，衣食费用都由公款开支，一律平均。这就是“圣库”制度的开始。到同年底，远近前来“团营”的约达二万余人，均编入军事组织。这时，在拜上帝会内形成了以洪秀全为首，包括冯云山、杨秀清、韦昌辉、萧朝贵和石达开2在内的领导核心。他们决心为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而斗争。在军事方面，仿照《周礼》，制定了军队的编制，规定以军为基本单位。军设军帅，下辖五个师帅，师帅下辖五个旅帅，旅帅下辖 太平天国刻印的《太平军目》一书的封面 五个卒长，卒长下辖四个两司马，两司马下辖五个伍长，伍长下辖四个圣兵。军帅共辖一万三千一百五十五人。军帅以上，依次设监军、总制、将军、指挥、检点、丞相、主将、军师。另设御林侍卫（直辖），职位在指挥、将军之间。此外，还规定了五条军纪：“一、遵条命；二、别男行女行；三、秋毫莫犯；四、公心和傩，各遵头目约束；五、同心合力，不得临阵退缩。”1同时，在金田村以制造农具为掩护，赶制火器、刀矛等。至此，起义准备基本就绪。 当时，广西各地天地会起义武装活动频繁，吸引了清廷和广西当局很大的注意力，这对洪秀全领导起义是一种很好的掩护。 广西驻有绿营兵二万二千余人，大部星散于全省镑营、汛，能机动作战的部队很少。为了镇压广西各地的起义，清廷不得不从外省调兵遣将。到1850年底，先后调往广西的有两广总督徐广缙与前云南提督张必禄（率兵一二千人）、陕西提督向荣（接替闵正凤为广西提督）、前云贵总督林则徐（授以钦差大臣头衔，因在赴任途中病殁，改由前两江总督李星沅继任）、前漕运总督周天爵（接替郑祖琛为广西巡抚）以及广东、湖南、贵州、云南兵勇共八千人。这样，连同原有驻军，广西清军的兵力达到三万以上。另外，还在广西各州县组织了大批团练，协助清军镇压天地会等起义军。 拜上帝会力量的壮大和活动的加紧，逐渐引起了广西地方当局的注意。他们不断派兵“搜剿”，妄图把这股革命势力扼杀于搖篮中。1850年12月底，浔州协副将李殿元等率部包围了洪秀全和冯云山的驻地——平南县花洲山人村。杨秀清在金田闻讯，立即派众往援，把洪秀全、冯云山等接往金田村。1851年1月1日，总兵周凤歧和副将李殿元、伊克坦布等又率兵进攻金田村。洪秀全、杨秀清于村东五六里的蔡村江边设伏，击败清军，杀死伊克坦布。 洪秀全等在起义准备过程中打了两次胜仗，大大鼓舞了会众的斗志，接着，便于1851年1月11日（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洪秀全的生日）在金田村正式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1，公开举起了推翻清朝、武装夺取政权的义旗。 二、转战广西 （一）西进武宣，北上象州 金田起义后的第三天，洪秀全即挥师东向，一举夺占广西浔江边上的大湟江口（今江口镇），准备向东南方向发展。不久，又接受了天地会罗大纲、苏三娘等部众二千余人加入太平军，声势更加壮大。 金田起义引起了清政府的震惊。钦差大臣李星沅急令广西提督向荣率兵二千，从横州（今横县）赶赴桂平一带，对太平军实行“围剿”。咸丰帝（清文宗奕詝）多次下谕，提出“围剿”起义军的方略：一是“聚集精兵全力攻剿”，各地团练“分段兜擒”，以期迅速就地歼灭；二是“解散胁从”，以便瓦解起义军。1同时，决定从贵州再调兵一千进入广西，妄图乘太平天国发难之初，将其一举扼杀。 1851年2月18日，向荣会同总兵李能臣、周凤歧，率部自东西两个方向向大湟江口进攻。太平军暗设地雷，佯败诱敌，并出奇兵抄袭清军后方，共毙清军守备以下数百人。但是，清军继续取包围态势。太平军向东南方向发展的企图受阻，便于3月10日夜撤出大湟江口，向武宣县的东乡一带转移。19日，太平军与敌战于东乡西面的东岭村，击败清军。此后，太平军与清军在三里圩一带对峙。3月23日，洪秀全在东乡自称“天王”，并分封了五军主将：杨秀清为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 4月3日，广西巡抚周天爵伙同向荣督军六千余人向三里圩进攻。洪秀全、冯云山亲自指挥太平军奋勇杀敌，再次打败清军。5月12日，钦差大臣李星沅因兵败于武宣忧郁而死（一说畏罪自杀）。5月16日，太平军乘机自东乡突围北上，后进占象州中平一带。清军尾随赶到，以新从广东调来的广州副都统乌兰泰所部千余人驻中平西北的梁山村，向荣部驻中平东北的界岭，堵截太平军的北进道路。独鳌岭（梁山村北）一战，太平军予乌兰泰部以迎头痛击。但太平军多次向西北、东北方向突进均未成功，不得不于7月初撤离象州境，经原路退回桂平紫荆山根据地。在西进武宣和北走象州过程中，太平军招集了不少没能赶往金田参加起义的拜上帝会会众，起到了扩大队伍的作用。 （二）官村伏击，大败清军 早在同年4月，清廷以广西将帅不和，剿办不力，命首席军机大臣赛尚阿为钦差大臣，前往湖南广西交界地方督办防堵，并声援广西；同时，派都统巴清德、副都统达洪阿随同协助，又从湖南调兵千名，四川调兵三千名，统归赛尚阿节制。7月初，赛尚阿到达桂林，随即派巴清德、达洪阿率部赶赴紫荆山地区，增援尾随太平军的向荣和乌兰泰所部清军，企图就地围歼太平军。清军的进攻部署是：向荣和巴清德部从西北方向进攻紫荆山区，乌兰泰和达洪阿部沿黔江而下，绕至紫荆山区东南，直扑莫村、新圩等地。 7月25日，清军发起进攻，展开了激烈战斗。太平军于各重要隘口挖断道路，垒石架木，严密防堵，多次击退进犯之敌。至8月底，清军相继占领了紫荆山区西北部要隘双髻岭、猪仔峡、风门坳等处，对太平军的紫荆山根据地构成严重威胁。9月11日夜，太平军向东北五峒山方向突围，后转移至平南县思旺一带。 清军发觉太平军突围后，由乌兰泰部尾随东进，向荣部则经大湟江口、佛子村、横岭，于9月15日进至思旺东南之官村，企图拦截太平军南下。当时，萧朝贵、冯云山已率部在此设伏，乘向荣部扎营未稳之际，突然发起攻击。向军措手不及，加之火药被大雨淋湿，槍炮失效，在太平军猛烈冲杀下，四处溃逃，军械辎重尽失。其后，向荣率残部逃入平南县城，托病不出，太平军得以从容地向永安州（今蒙山县）转移。 （三）占领永安，粉碎围攻 官村获胜后，太平军即北上大旺，然后分水陆两路向永安州进发。陆路为主力，由萧朝贵、罗大纲等统率，抄近路轻装急进；水路主要是辎重和妇孺，由冯云山、杨秀清等统领，沿大同江东下，再溯濛江北上。洪秀全随水路前进。太平军北进过程中，沿途不少贫苦农民踊跃参军，太平天国后期的优秀将领陈玉成、李秀成，就是这时参加的。 1851年9月25日，太平军一举占领永安城。这是太平天国起义后夺取的第一座州城。 永安是个小州，人口很少。州城位于南北东西长宽二十里左右的平坝中，四面崇山峻岭。太平军分兵防守城外各要隘：南守水秀（俗名水窦）、莫家村；北守上陽村、龙眼塘；并于各险要处竖木栅，筑土垒，掘壕沟，建炮台，埋地雷，准备长期固守。这时，太平军已达三万七千人，其中精壮能战者约六千人。 太平军占领永安的次日，乌兰泰率领其本部及别部清军共约六千人追至城南二十余里的文圩，28日又进至佛子村一带。接着，总兵刘长清、李能臣等率云、贵等省兵四千余人赶至永安西北的古排塘一带。以后，清军又大量增加，众达三四万人，四面包围永安，主要取南北夹攻之势。向荣自官村大败逃往平南后，不久经藤县、梧州绕至昭平，当时已被清廷革职，但仍“随营效力”。 10月19日，向荣派总兵李瑞率兵一部由昭平向永安逼近，在永安城东二十里之古苏冲遭到太平军伏击，大败而逃。向荣闻讯，丧魂落魄，不久即托病逃往桂林，所部各军暂由巴清德统率。 由于太平军防守十分严密，清军围攻永安数月，仍然不能得逞。1852年（咸丰二年）1月15日，咸丰帝下谕斥责赛尚阿“旷日持久，尚无制胜之谋”，令他亲赴前线，采劝层层逼近，前剿后应”的部署，聚歼太平军于永安。同时，令其严明赏罚，以“申纪律而振军威”；随时酌量裁撤勇团，以节饷糈；注意收买太平军中的动摇分子，以为内应。此外，还明令向荣复职。1咸丰帝的上述谕令，既反映了清廷妄图围歼太平军的急迫心情，也反映了清军战斗力不强和清廷财力不足的困难处境。 太平军在永安一面抗击敌人的进攻，一面进行军政建设。1851年12月17日，天王洪秀全下诏分封五王：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诏令还规定，“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2。此外，在永安还颁行天历，并进行了内部肃奸工作，揭露和打击了内奸周锡能等人的破坏活动3，进一步巩固了革命队伍，提高了太平军的战斗力。 太平军在桂平、武宣、象州等地与敌转战大半年之后，在永安停下来进行休整固然必要，但是，长期聚集于四面环山的小城市，很少积极出击，这在军事上是不足取的。当时，包围永安的清军众达四万余人，如果他们利用四周的有利地形，严密封锁各隘口，太平军就有被围歼或困死的危险。幸清军统兵大员赛尚阿是个“未历行阵”的蒙古贵族，优柔寡断，缺乏主见，而前线主将向荣与乌兰泰又意见不一1，以致南北两路清军各行其是，互不协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太平军才得以在条件并不有利的永安停留半年之久。 1852年2月中旬，赛尚阿在咸丰帝督令下，由广西陽朔赴永安前线督师，命令南北两路清军日夜轮番进攻。太平军顽强抵抗，与敌人鏖战月余。清军伤病交加，减员甚多，进展甚微。但太平军也因长期困守，“粮草殆尽，红粉（火药）亦无”2，食盐更为短缺，决定突围。 永安的南北大道都有清军重点把守，但城东古苏冲仅有一千余团勇驻防，是清军包围圈的薄弱环节。4月5日，太平军冒着大雨从古苏冲突破清军的包围，向昭平西北之仙回前进。乌兰泰和向荣闻讯，立即提兵追赶截杀。太平军后队损失千余人。为了摆脱被动，太平军决定利用龙察岭大峒山谷地的有利地形，以重兵设伏，歼灭清军追兵。8日上午，清军进入伏击圈，太平军乘大雾迷漫，从四面八方突然向清军发起攻击。由于道路狭窄，天雨地滑，清军人马拥挤，不能列阵，槍炮亦无法施放。太平军将敌人前后围裹，左右冲杀，半日之间，歼清军总兵四人3及兵弁二三千人（一说四五千人）。事后，赛尚阿受到降四级的处分，向荣和乌兰泰则被革职留任。 太平军永安突围成功，为以后的胜利发展创造了条件，因而在太平天国前期战争中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四）北攻桂林，进占全州 大峒山伏击战胜利后，太平军取道山间小径，过牛角瑶山，然后出荔浦之马岭，经陽朔之高田、临桂之六塘，前锋于4月18日进抵桂林城下。桂林是广西的首府，城墙高厚，但当时清军守兵仅千余人。向荣自大峒山败后，判断太平军将进攻桂林，急率清军千余，日夜兼程，抢在太平军之前进入该城，督饬守城兵勇团练紧急设防。5月3日，乌兰泰也率前队数百人驰抵桂林南门外之将军桥，被太平军炮火击伤，8日死于陽朔。不久，清军各处援兵赶到，城内外兵力增至二万余人。太平军使用了大炮和吕公车1等攻城器具，围攻月余，水陆二十四战。但因城坚，始终未能攻破，便于5月19日夜撤围北上，向湖南进军。 5月22日，太平军攻破兴安。25日路过全州时，南王冯云山被守城清军炮火击中，身受重伤。于是，太平军决心攻下该城。 这次战斗中，太平军首次成功地使用“穴地攻城法”2，于6月3日轰塌全州西门城墙二丈余，乘势攻入城内，杀知州曹燮培以下千余人。 全州为广西湖南两省交通孔道，在太平军围攻期间，广西清军约二万人（一说一万五千，一说七千人）陆续往援。湖南巡抚骆秉章也闻讯告急，咸丰帝命赛尚阿加强湖南衡州（今衡陽市）、长沙防务，以水路为重点，控制要地，以阻止太平军进入湖南。 6月5日，太平军撤出全州，分水陆两路沿湘江北进。全州北面十里之蓑衣渡，是湘江上游的一个险要渡口。这一带重峦迭嶂，树木参天，河床狭窄，江水湍急。湖南永州（今零陵）知州江忠源1为阻扼太平军北上，在渡口北面三里的水塘湾江中竖木栅，构筑木堰，以楚勇千余在西岸设伏，并飞函在后追赶太平军的总兵和春派兵在东岸阻击。水路太平军在此遭到伏击，船队受阻，不少船只被击沉。幸和春没有派兵赶到东岸，水路太平军得以弃船登岸，但辎重尽失。陆路太平军亦于西岸遇伏，一面力战，一面夺舟东渡。太平军与清军在蓑衣渡附近激战两昼夜，彼此均有较大伤亡。这时，冯云山伤势恶化，10日不幸牺牲。太平天国失去了一位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太平军自金田起义以来，在广西境内转战了一年半的时间，攻城夺邑，屡败清军，极大地鼓舞了革命群众的斗志。洪秀全、冯云山等选择阶级矛盾特别尖锐、反清力量相当活跃，而反动统治相对薄弱的广西为发难地，以偏僻的山区为基点，秘密地宣传和组织群众，并在发动群众的过程中逐步形成起义的领导核心，进行了较充分的军事准备，趁清军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对付天地会起义武装之际，不失时机地点燃武装革命的火炬，这是金田起义所以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起义后，为了摆脱敌人的“围剿”，扩大革命声势，解决粮食军需等问题，决定立即向外发展，这也是正确的。不足的是，起义的领导者没有及时制定一个明确的战略计划，缺乏进一步动员和武装群众的有力措施，也没有主动联合天地会起义武装共同对敌。特别是全军在四面环山的永安小城停留了半年之久，与愈集愈多的清军就地对峙，以致丧失了在群众条件和地理条件很好的广西地区打开局面，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有利时机，造成战略上的失着。尽避如此，太平军在转战广西各地的过程中，经受了战争的锻炼，队伍日益扩大，战斗力不断提高，为以后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矗 第三节 北攻湘鄂与东取金陵 一、道州决策 太平军撤出全州后，原拟沿湘江北进，直取长沙，因在蓑衣渡受挫，遂东渡湘江，由陆路进抵湖南永州城西。由于潇水阻隔，未能攻克永州城，只得挥师南向，取道双牌，于1852年6月12日占领湖南道州（今道县）。该地“四面山险，惟一线可通，鸟道崎岖，人力难逞”1，利于守而不利于攻。太平军占领道州后，广西布政使劳崇光与总兵和春虽带领清军一万二千余人尾随而来，但均系屡为太平军所败的疲惫之师，仅能围堵，不敢强攻。于是，太平军在此得到一个休整补充的机会，开始进入迅速发展壮大的时期。 早在广西全州时，太平军的领导者们对进军方向就有各种议论，占领道州后，对这一重大战略决策问题再次进行了商讨。洪秀全主张下广东，杨秀清主张出湖南，石达开主张入四川，还有一部分将领主张回广西。经过议论，基本上统一了认识，决定进军湖南、湖北，然后东取金陵（今江苏南京）。这就是所谓“道州决策”1。当时，清廷从各省调集的重兵，大部仍在广西，而湖南则清军兵力空虚，且会党盛行，进军两湖，既可避实就虚，又有较好的群众基矗因此，道州决策是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 在道州，太平军领袖们除了决定进军方向外，还由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联名发布了三篇檄文2，揭露清王朝的黑暗统治，列举其民族压迫和封建剥削的种种罪行；号召有志之士，同举义旗，“报不共戴天之仇，共立勤王之勋”，“务期肃清胡氛，同享太平之乐”。道州一带是天地会频繁活动的地区，在革命檄文的号召下，当地人民踊跃参军，使太平军迅速补充了二万余人，总数达到五万以上。太平军在这里整顿队伍，增修战具，制备军火，铸炮三百余门，军事实力较前有很大增强。 二、进攻长沙 清廷为实现其四面堵截，一举歼灭太平军于道州的企图，屡命钦差大臣赛尚阿、两广总督徐广缙等加强长沙、衡州及湖南水陆要隘的防守，在粤、桂、湘、赣边界要地派兵控扼，阻止太平军向北、东、西突进，又从河南、陕西、四川、江西等省调兵进入湘、鄂。 太平军明确了战略进攻方向之后，便积极准备向长江流域进军。8月10日弃道州，经宁远、蓝山、嘉禾、桂陽州（今桂陽），于17日攻占了湖南重镇郴州（今郴县）。太平军在这一带又扩军二三万人，并将其中数千挖煤工人集中编组为“土营”，专门担负挖地道、埋地雷、炸城堡和掘壕筑垒等任务，在以后的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太平军占领郴州后，和春、江忠源率清军二万余人尾随而来。赛尚阿也自永州移营衡州。由于他调度无方，清廷严旨斥责：“该大臣奉命出征一年有余，历次奏报军情，不过派兵尾追，并未迎头截击，出奇制胜，所谓调度者安在？”1随即撤消其钦差大臣职务，改命两广总督徐广缙接替。 太平军探悉长沙守兵较少，乃于8月下旬由西王萧朝贵率总制李开芳、御林侍卫林凤祥以下二千余人，由郴州奔袭长沙。2为避开清军主力，奔袭部队不走耒陽、衡州大道，而绕经永兴、安仁、攸县、茶陵、醴陵，于9月11日进抵长沙南门外妙高峰一带。这时长沙守城清军约仅四千人（后即增至万余），不敢出战，紧闭城门1。太平军未能收到奇袭的效果，只得连日强攻，但因兵力不足，难以奏效。在第二天的攻城战斗中，萧朝贵中炮受伤，不久牺牲。太平天国又失去了一位重要领袖。 洪秀全、杨秀清等得悉萧朝贵等奔袭长沙受挫后，便于9月25日弃郴州，率大队往援。10月13日赶到长沙时，清军和春、江忠源和向荣部已先期到达，加上其它各路援军，敌人兵力已达五六万人。由于长沙城守渐趋稳固，太平军失去了乘虚攻取的战机。加之，清军拥有三千斤、五千斤大炮，置高处轰击，更增加了攻城的困难。清廷为加强统一指挥，命新任钦差大臣徐广缙立即赶至长沙，统筹军务，先解省围，然后并力“进剿”。2 太平军大队驻扎南门外，北阻省城，西滨湘江，前有和春、江忠源部阻拦，后有赛尚阿部尾随，形势十分不利。10月14日、15日，太平军连续出动六七千人发起进攻，遭到清军的顽强抵抗，伤亡甚众。17日，石达开率领二三千人渡过湘江，控制西岸龙回潭等要地和湘江中的水陆洲（即桔子洲），并在江上搭造浮桥，使东西声势联络，初步改变了兵力密集城南一地，难以展开的被动态势。但向荣也跟着率部过江，并于10月31日率兵三千余人从西岸渡江进犯水陆洲，企图截断太平军的东西联系。太平军埋伏于洲南树林中，而以零星骑兵佯败诱敌，待向荣部深入后，伏兵旁出，抄袭敌后。清军大败溃逃，死伤千余人。向荣乘马凫水过江，幸免于死。11月10日，湘江东岸的太平军采用穴地攻城法，轰塌长沙南门附近的城墙数丈，突击部队二三千人蜂拥而上。负责防守南门的清军副将邓绍良率部拚死抵御。太平军伤亡数百人，只得后撤。其后，太平军又多次穴地攻城，由于仅限城南一面，以及突击部队组织欠佳和清军防守顽强等原因，均未得手。太平军在长沙城郊旷日持久地与敌相持，形势日趋不利，乃于11月30日主动撤围北上，守城清军并未及时发觉。 三、攻克武汉 太平军撤离长沙后，于12月3日占领益陽，获船数千只，并吸收许多船户、水手参军。9日，太平军乘船出湘陰临资口，越洞庭湖。13日占领两湖咽喉要地岳州（今湖南岳陽）1，缴获大批粮饷、军械（其中有清初吴三桂部所遗大批火炮），武器装备得到了改善。在这里，又有五千船户带着船只参军。太平军将船户编组成“水营”，由“典水匠”（职同将军）唐正才2统率。这时，太平军总数达到了十余万人。 咸丰帝闻岳州失守，严厉申斥徐广缙，将其革职留任，并命令他以重兵在岳州北面堵截，防止太平军进入湖北。但太平军已于12月17日撤离岳州，水陆并进，直趋武昌，其势甚盛，“艨艟万艘，帆帜蔽江，所过城镇，望风披靡”1。前锋于12月19日进至距武昌仅六十里之金口。清廷深恐太平军占领武汉水陆要冲，然后北上河南或东下皖、苏，立命徐广缙亲率大军绕道援救武昌。 武昌是湖北的省会，西枕长江，东依洪山，城高墙厚，形势险要。当时武昌清军仅三千余人，湖北巡抚常大淳、提督双福以城内兵少，将城外兵勇全部撤入城内。12月21日，自湖南来援的总兵常禄、王锦绣所率千余名清军赶到，也全部入城，准备依城固守。2为了防备太平军“潜挖地道”，常大淳等以“有碍炮路”为名，下令尽毁城外民房，大火延烧七昼夜，引起人民极大愤恨。 12月22日，陆路太平军六七千人由蒲圻直逼武昌城外，未遇任何抵抗即占领了城东洪山、小标山、紫荆山诸要点，并向南北两翼展开，包围武昌城，同时挖沟筑垒，阻击敌人援军。水路太平军也于22日抵鹦鹉洲，经一昼夜激战，于23日占领汉陽，29日又占领汉口。攻占汉陽后，典水匠唐正才率部于汉陽、武昌间以船只相联，用巨缆横缚大木，上铺木板，架起两座可通人马的浮桥（是年长江水小，为数十年少见，更便于架浮桥），沟通汉陽、武昌间的联系，以便进攻武昌城。 向荣于12月24日率万余援军赶到武昌附近，随后对围城的太平军多次发起攻击，但始终无法突破太平军的包围线，与城内清军取得联系。 太平军自12月25日开始进攻武昌城，先后使用了大炮、火箭1云梯等武器。清军则用炮火、唧水筒、滚木、礌石等抵御。太平军攻城未下，决定采用穴地攻城法。1853年（咸丰三年）1月12日凌晨，埋在文昌门附近的火药轰发，炸开城墙，太平军先头部队立即由缺口冲入，大队相继突进，其余太平军也缘梯而上，纷纷攻入城内。守城清军丢下武器，四散逃跑，巡抚常大淳、提督双福等丧命，武昌为太平军占领。这是金田起义以来太平军攻下的第一座省城。 攻克武汉的胜利表明，太平军已经成为一支能攻克坚城的军队。它的编制内已区分为陆营、水营、土营，具备了正规军队的规模。两年内，清廷先后调集滇、黔、川、粤、桂、湘、鄂、皖等省三四万兵力，耗银千余万两，结果非但未能将太平军消灭，反而被太平军牵着鼻子，出广西，越湖南，趋武汉，一直陷于被动。 四、东取金陵 太平军进军湖北，尤其是攻克武汉三镇后，湖北及其邻近各省纷纷告急。咸丰帝不顾财政经济困难，进一步调兵遣将，妄图阻止太平军的前进，并进而将其歼灭于长江中游地区。由于摸不清太平军下一步的进军方向，只得分兵防堵，并企图把扼守要地与主动进剿结合施行。他接连任命三名钦差大臣，指挥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作战：以向荣代替徐广缙为钦差大臣，指挥二三万清军紧随太平军不舍；任命署河南巡抚琦善为钦差大臣，会同直隶提督陈金绶等，指挥从陕甘、直隶、山东、山西等省调来的清军一万九千名和从吉林、黑龙江调来的马队四千名，于河南南部的南陽、信陽、商城一线防堵太平军北上；任命两江总督陆建瀛为钦差大臣，统筹苏、皖、赣三省军务，自金陵率兵赶赴九江一带，防堵太平军沿江东下。此外，命原云贵总督罗绕典与荆州将军台涌合力筹防襄陽；命署四川总督裕瑞选派将领酌带精兵，进至四川、湖北交界一带防堵。以上总兵力约计七八万之多。同时，还命令南北各省普遍组织团练，凡在籍官员和地方豪绅，均须筹银募勇，以镇压风起云涌的人民起义。 此时，在太平军内部，对下一步的进军方向又产生了争论：有人主张建都武昌，“遣兵道襄樊”，北进中原；有人主张东取金陵，“踞为根本，徐图进缺。1两种意见一时统一不起来，最后杨秀清假托“天父降凡”，坚持其进军金陵的一贯主张，才结束了这场争论。当时，太平军无论“北走信陽，东下九江，西上荆襄，南回岳州之路，（清军）俱属空虚”2。但从清廷的决心和部署看，河南方向兵力较强，长江下游则相对薄弱。从太平军本身来说，由于在益陽、岳州、武汉一带获得了数以万计的船只，并已编成“水营”，成为太平军的一支重要作战力量和运输队伍，因此，顺江东下，不仅可以直接威胁清王朝赖以生存的南北水陆运输线和江南财源要地，而且能充分发挥水营的作用（如果北上中原，就不能发挥水陆配合作战的特长）。所以，从双方实力和天时、地利等条件来看，太平军顺江东下的决策还是较为可取的。 在武汉，太平军又吸收大量群众参加自己的队伍，形成了湘南扩军以来的第二次扩军高潮。据称，太平军离开武汉时，武昌城中“男子从者十之九，女子从者十一二”3。经过短期休整之后，太平军于1853年2月9日（咸丰三年正月初二日）放弃武汉。洪秀全、杨秀清等率领号称五十万之众（兵力约十余万）、船万余艘，水陆并进，浩浩荡荡地顺江东下。陆路由胡以晃、李开芳、林凤祥等率领，沿长江两岸推进；水路由东、北、翼三王及秦日纲、罗大纲、赖汉英等率领，顺流而东。天王洪秀全随水路行动。 2月15日，秦日纲、罗大纲所率先锋水师于鄂东广济县南的老鼠峡一带大败陆建瀛的江防军（约三千人），毙其翼长寿春镇总兵恩长。陆建瀛在九江闻败，仓皇弃师先逃，返回金陵。沿江防兵纷纷溃散。此后，太平军长驱直进，先锋水师于2月18日占领九江，24日攻破安徽省城安庆，杀巡抚蒋文庆，并缴获大批军需物资1。2月26日至3月7日，又连克安徽池州（今贵池）、铜陵、芜湖、太平府（今当涂）及和州（今和县）。由于水路太平军进展神速，陆路太平军也未遇多大抵抗即顺利地进抵金陵城下。在进军途中，各地人民纷纷参军，使太平军的人数大增，号称百万。清廷在得知九江、安庆失守后，急命向荣率兵赶赴江苏，命琦善、陈金绶率兵急趋安徽（后又令其由皖北进兵江南），协助防守，并保卫南北漕运。 金陵当时称江宁，是江南的名城大都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城墙高厚，周长九十余里，西北两面濒临长江，东依钟山，附近丘陵环绕，形势险要，向有“龙盘虎踞”之称。江苏清军共有绿营兵三万余人、八旗兵数千人，分守各要点，能机动之兵不足万人。太平军攻占武昌后，陆建瀛从全省抽调绿营兵四千八百人，其中三千名带赴上游防堵，一千八百名留守金陵。金陵设有江宁将军，辖旗兵三千余人。太平军进攻时，城内共有旗兵、绿营兵五千余人，另有江宁布政使祁宿藻临时募集的勇壮八九千人，协助防守。 陆建瀛于2月25日自上游逃回金陵后，数日不理政事。江苏巡抚杨文定借口防守镇江，也离城而去。江宁将军祥厚、江南提督福珠洪阿等将上述情况上奏参劾，结果陆建瀛被拿问治罪，杨文定被革职留任。可是，未等清廷的谕旨到达，太平军的先锋部队已进抵城下，陆建瀛、祥厚乃尽撤城外兵勇，依城防守。 3月7日晚，太平军陆路前锋部队进抵江宁镇的板桥。3月8日，大队太平军在李开芳、林凤祥等率领下，抵达金陵城西南的善桥一带，扎营二十四座。次日，李开芳率数百人占领雨花台，并乘势奔过吊桥，直薄城下。当天，水师前锋亦至，分泊大胜关至草鞋峡一带江面。3月12日，太平军水陆大队继续赶到。同日，分兵占领浦口，并完成了对金陵的包围。金陵城垣南北略长，太平军陆师攻南端的聚宝门（今中华门），水师攻北端的仪凤门，以便发挥水陆两军的优势，并迫使清军分散兵力。 陆建瀛于太平军到达前即将城外防兵尽撤城内，以土袋堵塞十三个城门，企图负城顽抗；同时，向清廷火急求援。清廷获悉金陵被围，大为震恐，不断催促向荣、琦善率南北两路清军兼程向江宁、浦口急进，另令山东、河南加强黄河各渡口的防务，严格控制公私船只，防止太平军北上。 太平军选定北面的仪凤门为突破口，并决定采用行之有效的穴地攻城法。仪凤门外约半里有静海寺，太平军以此为掩护，挖掘地道，埋设火药，准备攻城。与此同时，南面聚宝门外的太平军安炮于报恩寺塔上，猛烈轰城，夜间则搬出寺内五百罗汉，以为疑兵，诱使清军彻夜打炮，不得休息。其它城门外的太平军则派出小部队进行袭扰，掩护北门外的太平军进行攻城准备。 3月19日拂晓，太平军将火药点燃，炸塌仪凤门附近城墙约二丈，数百名将士冲入北城，然后分成两支，一向鼓楼方向进攻，一循金川门至神策门（今中央门），经成贤街直指小营，杀陆建瀛于黄家塘。此后，攻入城内的太平军遭到满洲旗兵的猛烈反击，力战不胜，只得后撤，并由北门缺口退出城外。然而，防守南城的清军闻北城已破，总督被杀，便纷纷逃遁，不战而溃。于是，进攻南城的数千太平军在林凤祥、赖汉英率领下，乘夜缘梯登城，打开聚宝门、水西门、汉西门。次日黎明，大队太平军进入城内，直奔满城（明代内城，今城东南部）。江宁将军祥厚、副都统霍隆武等率旗兵及满人拚死抵御。太平军奋勇战斗，终将满城攻破，祥厚等被杀，金陵全城遂为太平军占领。 太平军自金田起义后，两年多时间内，转战六省，所向披靡。这次又一举攻占金陵，全歼守敌，取得了继攻占武昌之后的又一重大胜利。这一胜利，粉碎了清廷歼灭太平军于长江中游的计划，沉重地打击了清军的气焰和信心。在这两年内，清廷耗银二千五百余万两，动员近十万军队（不算团练）1，结果损兵折将，弃城失地，一无所获。太平军能在短期内取得如此重大的胜利，主要是采取了乘虚捣隙的方针，发扬了革命军队英勇善战的特长，特别是善于运用穴地攻城法，使不少坚城计日而下，加以太平军组织严密，纪律严明，士气高昂，其革命行动又反映了劳苦群众要求变革现状的愿望，因而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而清王朝方面，不仅兵力不敷分拨，而且士气低落，派系之间矛盾很大，统帅不和，事权下一，加之军队纪律败坏，军民之间势如水火，这就为太平军取得胜利提供了客观有利条件。但是，太平军在向长江下游进军时，却将沿途攻占的九江、安庆、芜湖等重要城镇一概弃之不守，这从发展与巩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来说，是失策的；再者，太平军自武汉东下的过程中，对于尾随的清军，未能象撤离紫荆山区和永安时那样，有计划地组织几次伏击，寻机将其歼灭或给予歼灭性的打击，这也是作战指导上的不足之处。所有这些，均与道州决策“专意金陵”的指导思想直接有关，它对于尔后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第四节 定都金陵后的军政决策 太平军攻占金陵后，迅速肃清了城内残敌，建立起新的社会秩序。1853年3月29日，天王洪秀全进入金陵，以两江总督衙门为天王府，并改金陵为天京，定为都城，从而正式建立起与清王朝南北对峙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政权。1 太平军对天京的防卫工作，进行了严密的部署。在全城遍设望楼2，派兵日夜观察警戒，白天和夜晚分别以旗帜和灯火为信号，一方有警，城内指挥机构能迅速得知，及时作出处置。城上分兵驻守，各段设有巡守将军，日夜巡防。在各城门外建立营垒，营墙上开设槍眼炮门，营外挖有一至数道深壕，内竖竹签、木栅，离营一里半左右设有警戒哨，战士携带兵器、海螺守卫，并规定有口令，每日更换。 为了更好地拱卫天京，太平军于3月下旬发兵二支：一支由指挥罗大纲、总制吴如孝率领，于3月31日占领镇江；一支由地官正丞相李开芳、天官副丞相林凤祥、春官副丞相吉文元率领，于3月22日克江浦，31日占仪征，4月1日占领扬州。镇江、扬州等地的占领，既屏蔽了天京的东面和北面，又切断了南北漕运，予清王朝以严重威胁。太平军占镇江后，原拟乘势攻取常州、苏州等地，由于向荣已率军追至金陵城外，乃停止东进，分军一部回援天京。 金陵城大而坚，形势险要。它地处江南富庶之区，供应充足，加之傍临长江，交通便利，利于水军活动。元末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就是以金陵为基地进行灭元战争的。太平军胜利地占领金陵之后，正可效法朱元璋，据金陵以匡天下。况且太平军在转战两年多以后，不论在军事上、政治上，都需要建立一个有利的巩固的基地，以便继续发展。因此，洪秀全、杨秀清等决定久据金陵，是符合当时客观条件和主观需要的。但过早地宣布建都，却未必有利于尔后革命战争的发展。 清廷对太平军占领金陵后的军事行动，一时无法判明。它既怕太平军东下苏浙，占领其财赋之区，更害怕太平军北上豫鲁，进而威胁其京畿重地。在此情况下，咸丰帝严令向荣、琦善率所部迅速东下，截击、防堵太平军。3月28日，向荣部赶至金陵城外板桥，31日绕至城东二十里之沙子冈，4月7日移营孝陵卫，建立“江南大营”，共有兵勇一万七千余人。3月30日，琦善的先头部队四千人抵达江浦，4月4日攻陷浦口。16日，琦善、陈金绶率部进至扬州城外，扎营雷塘集、帽儿墩一带，建立“江北大营”，计有兵勇一万七八千人。清军建立江南、江北大营的目的，正是为了阻扼太平军向东、向北发展，并伺机夺取金陵。 太平军当时号称百万，实际上能战之兵不过十余万人。以这样一支部队对付近在咫尺的江南、江北大营，在兵力上自然处于压倒优势。但与全国八九十万清军相比，太平军仍处于劣势。其次，这时清王朝仍控制着全国政权和绝大部分人力、物力与财力；而太平天国仅控制金陵附近一隅，人力、物力、财力都极其有限。因此，就全国形势而言，敌强己弱的基本态势并未改变，太平军仍然处于被“围剿”的状态。可是，太平天国的领导者洪秀全等缺乏战略头脑，在面临重大战略转变（即由长驱直进、流动作战到奠都立业）的时候，过高地估计自己，过低地估计敌人，对形势作出了错误的判断，竟认为“我天王奉天伐罪，除暴救民，迅扫群魔，妖氛几颈1，因而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作出了一些不正确的决策，采取了一些不合时宜的措施。 一是大搞封官晋爵，加速了农民政权的封建化。太平天国的军制官制，在起义之初就粗具轮廓，在永安期间又作了增订。定都金陵后，洪秀全等为胜利所陶醉，大肆论功行赏。同时，扩充天王府和各王府的机构，增加礼仪、保卫和生活保障等各类人员。随着各王府的设立，天京城内大兴土木，建造宫殿。由于机构的扩充，各种礼仪称谓更形繁琐，内部的等级制度更加森严。天王洪秀全从此幽居深宫，更加神秘化，而军政实权则日益集中到东王杨秀清手中。总之，建都天京之后，太平天国上层的封建色彩与日俱增，领导集团日趋奢侈铺张，甚至腐化，以致日益脱离群众，内部矛盾也日渐突出。 二是对以后的军事行动作出了不正确的战略决策。太平天国定都金陵后不久，洪秀全等在骄傲轻敌的思想指导下，决定采取碧守天京，同时分兵北伐与西征的战略。1于是将全军分为三大支：东王为全军统帅，总管全部军事，领重兵留守天京，并在镇江、扬州等地分兵驻守，与天京互为犄角；二是编组北伐军，企图以劲旅疾趋北京；三是组成西征军，拟迅速夺取皖、赣、两湖等地。这个战略是不符合当时主客观条件的，它使太平军在多个遥远的战略方向和漫长的战线上分兵与强敌作战，往往顾此失彼，为清军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机会。 三是不适当地将太平军的内部制度推广于金陵全城。建都金陵后，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主观地将太平军内部的一套制度在广大群众中普遍推行。例如，将全城民众分别男行女行，实行男女分馆，夫妻分居。男子除参军者外，均分别编入诸匠营和百工衙，年老体弱者则入牌尾馆。妇女也大致与男子相同。这样一来，家庭制度实际上被废除了，全城民众全都过着军事供给制的生活。早先在太平军内部实行的圣库制度，也一度推广到金陵全城，城内各店铺的货物一概被收缴入库，商业也实际上被废除了。后由于种种不便，这些制度和规定才陆续有所更改。 当然，天京当局于1853年冬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则是太平天国革命的一个创举。这个文件对农民的理想社会作出了具体的规划。它是在早期太平军内部生活秩序的基础上，吸收了进驻金陵半年多来的社会实践经验而制成的。它既是太平天国的政治、经济纲领，也是以太平天国理想改造中国的蓝图。它否定封建土地制度，主张实行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还对农村组织形式、农副产品的分配原则、司法制度、农村官吏的保举升迁以及社会生活等方面的问题（如婚丧、礼俗、教育、民事纠纷的处理等）作了规定。《天朝田亩制度》体现了广大农民群众渴望获得土地和改变贫富悬殊的社会现状的强烈愿望，也反映出在小生产基础上废除私有制、实行绝对平均主义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个制度有它正确的进步的一面（在当时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中有着强大的鼓舞作用），但也有它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一面。《天朝田亩制度》基本上未能实行，其中部分内容如乡官制度等在太平军占领区实行了，而土地政策等则或未实行，或根据当时情况作了修改。 此外，天京当局还初步阐明了太平天国的对外政策。太平军挺进长江流域，特别是占领金陵后，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英、法、美等国的驻华代表，接连前往天京，与太平天国的领袖们进行接触，企图摸清太平天国对待西方列强的态度。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在与他们的交往中，初步阐明了自己的对外政策。总的看来，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对外国侵略者缺乏应有的认识。他们对外国人一概笼统地认为，“既系同拜上帝，皆系兄弟”1。但在与这些驻华代表的接触中，他们坚持了独立平等的立场，毫无媚外的表示。经济贸易方面，表示将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平定时不惟英国通商，万国皆通商，天下之内兄弟也。立埠之事，候后方定，害人之物为禁。”2明确表明了严禁鸦片的态度。对外国人屡次提出的是否承认鸦片战争以来所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问题，天京当局未予正面答复，这是比较策略的。由于革命形势的继续发展和太平天国初期采取较灵活的外交政策，西方列强在一段时间内采取了“中立”观望的态度，这就使太平天国革命获得了较为有利的国际条件。 第五节 北伐 从1853年5月中旬太平军自浦口开始北伐，到1855年5月31日北伐军余部覆灭为止，太平天国为了夺取京津，进行了为期两年的北伐作战。其过程大致分为长驱北上、驻止待援、最后失败三个阶段。 一、长驱北上，挺进京津地区 1853年5月上旬，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和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率军自扬州西进（扬州防务交由指挥曾立昌等负责），5月13日，会合自天京出发的春官副丞相吉文元、检点朱锡琨所部，由浦口北上，向清王朝的统治中心北京进军。北伐军共有九个军的番号，约二万余人。临行前，“秀全诏之曰：‘师行间道，疾趋燕都，无贪攻城夺地糜时日。’”1洪秀全等还决定，待北伐军进抵天津后， 再派兵增援。1 （一）由皖入豫，抢渡黄河 北伐军没有自扬州沿运河北上，而经由皖北进军。清廷对太平军的北进意图一时判断不清，不知北伐军是牵制和吸引进攻扬州的清军兵力，还是挺进黄河2以北。咸丰帝只得施展其前堵后追的故伎，仓皇调兵南下黄河一线堵截，并把苏皖地区的作战行动交给琦善“统筹”。 林凤祥等率北伐军自浦口出发，在乌衣镇一带击败察哈尔都统西凌阿率领的黑龙江马队（由浦口败退者）后，一路长驱北进，连下安徽滁州（今滁县）、临淮关、凤陽、怀远、蒙城，于6月10日到达亳州（今亳县）。蒙亳一带是捻党活动的中心地区，北伐军路过时，吸收许多劳苦群众参军，扩大了自己的队伍。6月12日，北伐军放弃亳州，于次日攻克清军兵力薄弱的河南归德府城（今商丘），缴获火药四万余斤以及大量铁炮。之后，便北上刘家口（归德北），拟由此北渡黄河，取道山东北上。由于山东巡抚李僡已在沿河布防，并将大小船只一律集中北岸，太平军无法北渡，只得沿河西走，连下宁陵、睢州（今睢县）、杞县、陈留，于6月19日进逼开封；因攻城未克1，乃撤往中牟县之朱仙镇。林凤祥等在此发给北王韦昌辉一份禀报，告以归德战况及未能渡河的原因，以及北伐途中所遇到的谷米甚缺、通信不便等情况。这时，北伐军由于沿途大量吸收捻党和淮北各地群众参军，声势更大。 由于清军前线将领开始对北伐军的兵力和行动企图判断不清，以为不过二三千人，意在牵制扬州外围的清军，故仍以重兵围攻扬州，这就为北伐军的长驱北进提供了有利条件。及至北伐军进抵蒙亳地区，清廷才察知北伐军将渡河北上，并“已成蔓延之势”，便陆续令各路清军驰援河南：急调江宁将军托明阿率兵二千余人由江苏清江浦北上，并由都统西凌阿率滁州的残兵败将尾追；令山东、直隶督抚查禁河防，防堵太平军北渡，并继续从山西、陕甘等地调兵八千，开赴河南协防；命直隶布政使张集馨率兵一部驻扎临洺关（今河北永年），相机南下；命江北大营帮办军务胜保带兵一千九百名北上追击。胜保迟至6月18日才自扬州附近启程，而此时北伐军早已攻破归德，正沿黄河西进中。 北伐军于6月23日撤离朱仙镇，经中牟、郑州、荥陽，26日到达汜水、巩县地区。这里是洛河归黄入口处，停有不少民船。北伐军利用这批船只，从28日起开始抢渡黄河。7月1日，托明阿率盛京（今辽宁）、吉林马队数千赶到汜水。北伐军一面阻击敌人，一面继续抢渡。7月4日，北伐军主力全部渡过黄河。担任 小卑职林凤翔、李开芳、吉文元、朱锡锟等回覆禀报后护又副军师北王六千岁千千岁殿下： 为回禀前情剿妖事：卑职等统带兵将，于五月初九日至归德府，城外有妖营盘三个，有妖前来接仗。圣兵争先，追杀得妖兵四百有余，连时破城。城内妖兵妖官尽杀，约杀有三千之多，得红粉贰万有余斤，铁炮无数，粮料不足，同众商议起程。卑职林凤翔、李开芳二位带五军兵将，连夜先往黄河四十里之遥，上下取船，并无船壹，有鞑妖对江把守，仍在河边小村驻扎一夜。有卑职吉文元、朱锡锟二位在归德府候齐兵将正行，于初十日午刻，有妖数千在归德城边东门，分作三阵，忽然而来对仗，卑职吉文元、朱锡锟各统兵向前追杀三十里之遥，不见妖踪胜回。满坡死妖如席，约杀得妖贰千有余，所有号衣系山东、甘肃、湖北三处之妖，得马骡五百余匹，得红粉又有贰万余斤，铁炮无计其数，牛车壹百有余架，大沾天父、天兄权能看顾，兵将吉昌。卑职吉文元、朱锡锟连夜布置，于十一日统兵往黄河会齐，斟酌在此无船，难以过江，于十二日，一同统兵前去杞县七十里之遥，扎宿一夜。十三日，七十里之遥至睢州扎宿一夜。十四日，九十里之遥至陈留县扎宿一夜。十五日，四十五里至河南省城外，深深沟两重，周围并无房屋，离黄河二十里亦无船只。卑职斟酌，四十里至朱仙镇，即时前往扎宿，近黄河七十里，亦点兵前去取船。 自临怀［淮］至此，尽见坡麦，未见一田，粮料甚难，兵将日日加增，尽见骑马骡者甚多。忖思此时之际，各项俱皆丰足，但欠谷米一事。临怀［淮］至此，着人带文回朝数次，未知至否？如此山遥水远，音信难通，兹今在朱仙镇酌议起程，过去黄河，成功方可回禀各王殿下金安，无烦远虑也。转奏天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太平天国癸好叁年五月十六日朱仙镇报。 林凤祥等给韦昌辉的禀报 阻击任务的数千人1被清军截断，未及渡河，后转战于河南、湖北、安徽，损失大半，最后于8月中旬攻下安徽太湖，东向与西征军胡以晃部会合。 （二）围攻怀庆，贻误战机 北伐军渡过黄河后，于7月2日攻破河南温县，7日进围怀庆府（今沁陽）。当时城内仅有清军三百人，连同团勇壮丁，总计不过万人，由怀庆知府余炳焘等督率，死守待援。林凤祥等本以为怀庆清军单薄，可以迅速攻克，补充粮食弹药后继续北上；不意屡攻不下2，于是将怀庆城团团围住，在城外建营立寨，加筑木城3，挖掘深壕，一面阻援，一面继续攻城。 对于太平军北渡黄河，清廷极度震惊，乃于7月13日任命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为钦差大臣，以理藩院尚书恩华和江宁将军托明阿帮办军务，所有黄河南北各路清军，统归节制。7月中下旬，托明阿率部六千人，胜保率部一千九百人，恩华率部五千余人，李僡率部二千余人，先后赶到怀庆外围。讷尔经额也由彰德（今河南安陽）移营怀庆东北的清化镇指挥。 北伐军久攻怀庆不下，消耗很大，而增援的清军却越聚越多（约近二万），为了摆脱被动，不得不于9月1日主动撤围西进。北伐军由于在怀庆滞留了两个月，使清廷得以在黄河以北厚集兵力，加紧布防，从而增加了进军京津地区的困难。 （三）绕道山西，转攻直隶 北伐军撤离怀庆后，便绕道济源，翻山越岭进入山西，连下垣曲（今垣曲东南）、绛县、曲沃，于9月中旬进至平陽（今临汾）、洪洞一带。清廷急命胜保和山西巡抚恒春等迅速率兵赶到霍州（今霍县）一带，迎头堵截；命讷尔经额调兵控制正定、井陉等要地，防止太平军东进直隶；命陕西、河南巡抚等控制黄河各渡口，妄图把北伐军消灭于山西南部地区。但北伐军自洪洞转而向东，经屯留、潞城、黎城，复入河南，攻破涉县、武安。9月29日，北伐军由山间小路突袭河南、直隶交界的临洺关，击溃立足未稳的讷尔经额所部清军（由怀庆回防直隶）万余人。接着，连下直隶沙河、任县、隆平（今隆尧）、柏乡、赵州（今赵县）、栾城、晋州（今晋县）、深州（今深县）。 北伐军绕道山西插入直隶的行动，使清廷满朝震动。北京城内的官僚豪绅纷纷逃散。咸丰帝立即将讷尔经额革职，以胜保为钦差大臣，随后又任命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会同胜保“进剿”。10月15日，僧格林沁率领京营禁兵、蒙古马步军共四千五百名屯驻涿州（今涿县），屏蔽京师，并策应胜保军，企图在滹沱河南合击和消灭北伐军。 林凤祥、李开芳等在深州一带稍事休整后，于10月22日率军东走，连破献县、沧州，于29日占领天津西南的静海县城和独流镇，前锋进至杨柳青，从而使清王朝围歼太平军于滹沱河南的计划又告落空。 北伐军原想占据天津，以便进行休整和待援。当时，天津清军甚少，天津城内的官僚豪绅立即组织团练武装，并破坏运河堤岸，引水环城，阻碍太平军的行动；加之在北伐军占领静海的当天，胜保即率队赶到，并于11月5日进入天津，僧格林沁也移营于天津西北之杨村（今武清），因此，北伐军占领天津的计划未能实现。 二、驻止待援，被迫转入防御 （一）静海、独流之战 静海县城和独流镇均位于子牙河以东的运河线上，两地相距十八里。北伐军既无法占领天津，便退出杨柳青，在静海、独流两地驻扎下来，由林凤祥、李开芳分别率部固守，同时报告天京，要求迅即派出援军。1他们在这里筑木城，挖堑壕，建望台，埋地雷，竖木桩，坚守待援。 北伐军自1853年5月中旬从浦口出发，到10月29日占领静海、独流，近半年中，一直保持着进攻姿态，掌握着作战的主动权，队伍也扩充至四五万人。但到达静海、独流后，在远离后方接应的情况下驻止下来，等待援兵，从而陷入重围，被迫转入防御。这是北伐军进军中的一个明显的转折。至此，进攻北京的计划实际上已无法实现了。 围攻静海、独流的胜保军计有两万余人。胜保设大营于良王庄，以主力围困独流镇，由西凌阿带领少量部队围困静海县城。僧格林沁也自杨村移营独流镇以北三十余里的王庆坨以为声援，同时防堵太平军进袭北京。此外，在天津及其附近各县尚有二万七千余名团练武装，配合清军作战。 开始，胜保军凭借优势的武器（包括八千斤至万余斤的重炮）和充足的给养，连日进行围攻，企图迅速消灭北伐军。但北伐军依托木城、堑壕顽强抵抗，使胜保军屡攻屡挫，以致束手无策。北伐军有时也抓住有利战机，对清军实施反击，并击毙率领火器营的副都统佟鉴和天津壮勇统领谢子澄等。由于久攻不下，胜保多次受到清廷申斥，最后不得不要求僧格林沁移营前线，与之合力围攻。 北伐军在静海、独流一带凭借临时构筑的工事，忍受着严寒和饥饿，抗击三四万清军和团练的不断围攻，整整坚持了一百天，充分表现出坚韧顽强的战斗精神。但终因被围日久，粮食、弹药均感困难，援军又无消息，不得已于1854年（咸丰四年）2月5日突围南走。 （二）束城、阜城之战 北伐军自静海、独流突围后，经大城县，于2月6日到达河间府之束城镇，并占据附近的桃园、西成、辛庄等六七个村庄。这一带村落稠密，树木丛杂，太平军就地取材，迅速建造土垒、木城等防御工事。 僧格林沁和胜保企图歼灭北伐军于撤退途中，率领马队紧追不舍，当天就追到束城。不久，大队清军赶到，对北伐军继续实行包围。清军在四周挖掘深壕，设置鹿砦、木栅，防止太平军突围，并不时发起进攻。太平军凭垒固守，一俟清军接近，便施放槍炮，投掷火罐、火球，大量杀伤敌人。 束城是个小镇，粮弹给养难以补充，因此，北伐军在这里驻守一个月后，又于3月7日乘着大雾再次突围，途经献县，于3月9日抵达阜城。 阜城也是一个小邑，城内积水很多，房屋甚少。太平军除据有全城外，还占领城北的连村、对村、杜家场和城西南的塔露头村、红叶屯等村落，周围密布鹿砦、树栅，有的地方多达五六层，准备坚守。 北伐军到阜城后，很快又被三万多清军包围。不久，城北各村落入敌手。在3月25日的战斗中，吉文元受伤牺牲，北伐军的处境更加严酷。幸好这时北伐援军已过黄河北上，清廷为不使其与北伐军会合，即命胜保带领万余清军（内有马队二千），赶往山东防堵。这就减轻了对阜城的压力，使北伐军得以在此坚守两个月之久。 三、援军的北上与覆没 按照预定计划，天京当局于得知北伐军抵达天津后，应立即派出后续部队，北上增援。由于天京外围及西征战场的形势均较紧张，援军未能预先筹组和即时派出。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临时决定放弃扬州，以便腾出部队北上增援。但扬州被江北大营清军所困，守军曾立昌部难以撤出，于是由天京派出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率部前往扬州外围接应。赖汉英于12月2日出发，26日才接出曾立昌部，放弃扬州。之后，留兵一部退守瓜洲、仪征，主力前往安庆，准备北援。北伐援军原拟由燕王秦日纲统领，秦日纲将这一艰巨使命交给了曾立昌等人，自己仍留守安庆。1 北伐援军共十五个军，七千五百人，由夏官又副丞相曾立昌、冬官副丞相许宗扬、夏官副丞相陈仕保等率领，迟至1854年2月4日才从安庆出发，经桐城、舒城、六安、正陽关、颍上，于3月1日到达蒙城。援军在这一带吸收了大批捻党和游民等入伍。3月上旬，北伐援军入河南永城、夏邑，中旬转至江苏萧县西北的包家楼、蔡家庄一带，就地取材，扎木筏渡过黄河1，并占领丰县，3月19日入山东境。但担任掩护任务的二三千人未能渡河，退回河南永城，尔后转入安徽六安一带活动。由于山东清军正集结于北部地区，防堵北伐军南下，鲁西地区兵力空虚，故北伐援军进入山东后，如入无人之境，连下金乡、巨野、郓城、陽谷、莘县、冠县，于3月31日直逼距阜城仅二百余里的漕运咽喉要地临清城下。这时，援军兵力已扩充至三四万人。 奉命阻击北伐援军的胜保率部自阜城出发后，经故城入山东，于4月4日到达临清外围。北伐援军一面阻击南下的胜保军，一面猛攻临清城。12日，用地雷轰塌西南城墙两处，攻入城内，但粮秣弹药已被清军全部焚毁，仅得一座空城。在援军攻临清期间，清廷调兵遣将，很快集结兵力一万六七千人（内有马队四千余名），加上团练等约有二三万人。援军入城后，清军随即对临清形成合围，并不断用重炮猛轰援军营垒及城垣。援军屡战不利，不得不于4月23日放弃临清，南退至李官庄、清水镇一带，部队伤亡逃散者万余人。 北伐援军如果坚持北上，很快便能与北伐军会师。当时清廷甚为恐慌，咸丰帝惊呼“将毙之虎，又添双翼”。但援军在临清作战失利后，领导层中对下一步的行动发生了激烈争论。曾立昌认为清军已经疲乏，又屡胜而骄，主张“乘势趋阜城，僧营不虞后路之变，此转败为胜事也！”但许宗扬和陈仕保等置北伐军数万将士的安危于不顾，说什么“众心欲南趋，北行恐多逃亡。我则深入，不如南行，明旦迅发，官军未能追也。”1双方争执不决，最后南返的主张占了上风。4月27日，援军南退冠县，在清军的追击和地主武装的袭击下，被杀二三千人，新附之众纷纷溃散。曾立昌渡黄河时淹死（一说自杀）。陈仕保渡河后在安徽凤台县境内阵亡。许宗杨只身逃回天京，杨秀清将其投入东牢。 北伐援军的失败，固然与本身兵力不足及同样是孤军深入有关，但主要是缺乏坚强有力的领导和集中统一的指挥。当援军进至山东、直隶之交的临清时，竟在清军已经逼近的情况下，强攻州城，不仅劳师费时，而且陷于被围的境地。撤出临清后，援军的主要领导者不敢绕道运河以东清军防守薄弱而又不便骑兵行动的地区，继续北上接应北伐军，而是迁就某些领导成员贪生怕死和新附之众留恋乡土的情绪，卷旗南返，结果非但未能达到驰援北伐军的目的，反而先于北伐军而覆灭了。 1854年5月，天京方面又决定派燕王秦日纲再次组织增援，但秦借口“北路官军甚多，兵单难往”2，不愿北行。天京当局终因金陵、庐州（今安徽合肥市）以及湖南方面战事十分紧张，无力抽兵而作罢。此后，北伐军只得依靠本身的力量作最后的奋战了。 四、北伐军的最后失败及其教训 1854年5月5日，北伐军由阜城突围东走，占领东光县的连镇。连镇横跨运河，分东西两镇，分别由林凤祥、李开芳率部据守。当天，僧格林沁即率马队追来，不久步队也赶到，又将北伐军紧紧包围。北伐军为了“另择一处”牵制清军，便商定由李开芳率领经过挑选的健卒六百余人骑马突围南下。5月28日，李开芳率队自东连镇突围成功，过吴桥，入山东境，29日袭占高唐。胜保在歼灭北伐援军后，于5月19日返抵连镇外围，得知北伐军突围南下，立即率马队跟踪追击。 此时，留守连镇的太平军仅有六七千人，而僧格林沁则拥军二三万人。清军在连镇四周挖掘深壕，构筑土城，壕深宽各二丈余，土城高一丈五六尺，厚八九尺，上安抬槍、火炮，每隔一丈支帐篷一座，设兵十名，严密围堵，企图将太平军困死。可是围攻数月，清军不但未能取胜，反而损兵折将，士气越来越低，以致僧格林沁不断受到清廷申斥。太平军方面，也由于久据连镇，粮食匮乏，仅以黑豆充饥，及至年底，粮食几荆于是，僧格林沁在加紧军事进攻的同时，乘机开展诱降活动，北伐军前后出降者达三千余人。1855年（咸丰五年）2月17日，太平军放弃西连镇，集中力量防守东连镇。林凤祥利用僧格林沁的诱降陰谋，于2月18日派萧凤山（原系清朝县丞）等九十余人诈降清军，以便联络降众为内应，配合守军出击，打破清军的围困。但这项计划被清军识破，诈降的九十余人全部被害。3月7日，清军对东连镇发起总攻，集中炮火轰击木城，北伐军将士拚死抵抗。林凤祥在督战时身受重伤，士气大受影响。不久，木城被攻破，清军纷纷突入。太平军将士与敌人展开白刃战，大量杀伤清军。最后，太平军大部阵亡，其余或被俘，或从运河潜逃。林凤祥受伤后藏于地道深处，后被清军搜获，解送北京，慷慨就义。 李开芳率领的六百余人（突围途中扩充近千人）占据高唐的当天，胜保即率马队三百名赶到，不久大队清军麕集高唐城外，使这支太平军又陷入重围。李开芳得知援军溃败，早已退出临清，而高唐城高池深，粮草尚多，遂组织居民在城外立栅筑垒，开掘壕沟，并在城内挖掘地道多处，直通城外，准备依城固守。这时，胜保拥兵万余，先后用云梯、吕公车攻城，均未得逞，便改用临时铸造的重炮轰击。太平军利用壕沟地道作掩护，保存自己，并于黑夜抢修被敌人轰塌的城墙。以后，清军又改取挖地道、埋地雷的办法，也未能破城。太平军凭借坚固的防御工事，利用夜暗袭击敌营，前后三十余次，毙伤不少清军。 高唐久攻不下，胜保先后受到拔去花翎和革职留任的处分。留守连镇的北伐军被歼后，清廷便命僧格林沁移师进攻高唐，胜保被解京问罪。 僧格林沁于3月11日选精兵八千余名，抵达高唐外围，使围城清军增至二万余人。此时，李开芳得知林凤祥部已覆没，决意突围南返。僧格林沁从俘获的太平军人员中得到李开芳等急欲突围的情报后，便于3月17日夜密令南面清军分开队伍，故作疏防之势，诱使太平军由此突围。李开芳没有识破敌人的诡计，于当日午夜率部突出，向南急走。僧格林沁以马队五百余名衔尾紧追，李开芳部遂入据离高唐约五十里的茌平县冯官屯。 冯官屯有三村相连，外有高墙。太平军占据后，又掘壕立栅，严密防守。18日，僧格林沁率马队赶到，首先占据西边二村，然后在四面安放大炮，向冯官屯轰击，将房屋尽行轰塌。太平军在屯内挖掘纵横交错的壕沟、地道和地窖，待敌人进至鸟槍射程以内时，通过工事射孔开槍射击，清军始终无法攻入屯内。最后，僧格林沁决定采用恶毒的水灌法，强迫大批民工挖一条全长一百二十余里的水渠（历时月余），引运河水至冯官屯。4月20日，开始放水浸灌，屯内平地水深数尺，壕沟地洞被淹，粮草火药尽湿。这时，僧格林沁一面用大炮轰击，一面对太平军展开诱降活动。5月31日，清军围攻益急，太平军粮弹告罄，陷于绝境。李开芳率八十余人突围，被清军俘获（一说降于清军），后解送北京，于6月11日遇害。 至此，这支由数万精锐组成的北伐军，经过两年多艰苦卓绝的奋战，终于全军覆没。 北伐军及其援军的全部覆没，这是太平天国自金田起义以来在军事上所遭到的最严重的失利和挫折，对整个太平天国革命战争所带来的影响甚大，教训也极为深刻。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战略决策错误。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在刚刚占据金陵一隅之后，就以区区二三万之众，远离后方，进军数千里，深入清王朝的腹心地区，冀图控制一二个外围要点，坚守待援，然后再增兵攻占北京，这完全是一种轻敌冒险的战略决策。战略上的这种错误决策，又未能及时察觉和改正，以致前方将士虽然英勇善战，也难以挽回失败的命运。 第二，援军派出过迟。洪秀全等决定待北伐军到天津扎住之后，再发援兵，这在当时的交通、通信条件下，显然失之过迟。如果后续部队早日派出，与先遣部队互相策应，即使不能直下京津，也可与河北、山东、河南、安徽等地蓬勃发展的人民革命运动相结合，建立革命基地，与敌人进行争夺中原的斗争。这样，北伐军和援军仍有获胜的希望。 第三，机械执行指令。北伐军打到天津外围之后，即遵照出发前洪秀全等给予的指令，在静海、独流停止待援，从而失去了根据实际情况机动作战的特长，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困境。在从静海到冯官屯十五个月的被迫南撤过程中，一味单纯地进行阵地防御作战，虽然善于迅速构筑各种野战工事，但毕竟经受不住清军大炮的连续轰击，以致始终处于被敌军追赶、包围的不利状态。林凤祥、李开芳等如能根据前线实际情况机断行事，并通过机动作战，有计划地伏击尾追之敌，给敌军以歼灭性的打击，北伐军或不致全军覆没。 北伐军是失败了，但这支远离天京孤军远征的队伍，在地形、气候、民情均不适应的情况下，忍着饥饿和寒冷，与优势的敌军进行了近两年的艰苦奋战，大部分将士最后英勇牺牲或慷慨就义，发扬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在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极其悲壮的一页。英雄们的鲜血没有白流。他们的长驱北伐，不但在政治上扩大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推动了北方人民的起义，而且牵制了数万清军，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天京周围和西征战场的军事压力。 第六节 西征 从1853年5月中旬太平军自天京出发西征，到1856年4月石达开由江西率军回援天京，为太平军西征时期。西征的战略意图，在于夺取皖赣，进图湘鄂，控制安庆、九江、武汉等军事要地，以屏蔽天京，并解决天京军民的财粮供应问题。其过程大致可分胜利进军、被迫退却、转败为胜和乘胜反攻四个阶段。 一、胜利进军 （一）占安庆，围南昌 1853年5月19日，即北伐军出发几天之后，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又派出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和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率领战船千余艘、步军二三万人，由天京溯长江西征。 西征军首先占领安徽和州，继经太平、池州，于6月10日占领长江北岸重镇安庆1。此后，胡以晃即坐镇安庆，指挥西征战事。赖汉英率检点曾天养、指挥林启容以下万余人进军江西，于13日攻占彭泽，接着连克湖口、南康（今星子）、吴城镇，前锋于6月24日直抵南昌城下。 江西巡抚张芾率兵勇六千余人驻守南昌。太平军围城前夕，新任帮办江南大营军务、湖北按祭使江忠源自九江率楚勇一千三百人先期赶到南昌2，与张芾共同据城防守，并焚烧城外民房，防止太平军穴地攻城。 太平军进抵南昌外围后，稍事准备，即行攻城，为敌军炮火所阻。江忠源等多次督军出城迎战，并炮轰太平军船只，企图打退太平军的进攻，均未得逞。7月9日，太平军用地雷轰塌城墙，随即冲入缺口。由于江忠源已先督楚勇数百人于缺口处堵击，未能攻入城内。7月28日，太平军再次轰塌城墙，发起冲锋，因遭清军堵截，且受绕出城外的清军背后袭击，攻城又未成功。由于僵持不下，双方都向南昌增兵，准备进一步展开争夺战。 8月初，国宗石祥祯（一作石贞祥）、石凤魁、韦志俊等率增援部队万余人、船只近千艘，自天京抵达南昌城外。赖、石等部联合发起进攻，又未得手，便决定一面围城，一面进攻外围各州县，以孤立南昌清军。于是由曾天养率领一支部队，于8月上旬至9月中旬先后攻占了南昌外围的丰城、瑞州（今高安）、饶州（今波陽）、乐平、景德镇等州县。沿途征集了不少粮食，用以支援进攻南昌的太平军和接济天京。在进占瑞州时，曾击溃自湖南来援的训导江忠淑所部楚勇二千余人。 8月中下旬，清军各路援军亦陆续到达，计有从江南大营派来的云南兵一千二百人（由总兵音德布率领），从湖南派来的湘勇三千六百人（由知州朱孙诒、训导罗泽南等率领）。8月28日，清援军在南昌守军的配合下，对围城的太平军发起反攻。太平军先则佯败诱敌，继则两翼包抄，将敌击退。此后，双方又处于相持状态。 由于久攻不下，杨秀清决定撤南昌之围，转攻皖北和湖北。9月24日，太平军撤离南昌。 其实，太平军如能审时度势，及早采取围城打援战法，着重歼灭清军援兵，不仅可以改变长期顿兵坚城之下的不利态势，而且可以在不断歼灭援敌的情况下攻克南昌。根据当时双方实力对比以及清军援军到达时间不一等情况，太平军是有可能做到这点的。可惜，太平军南昌前线的指挥者计不及此，只一味强攻坚城，以致钝兵挫锐，并陷入两面应敌的被动处境，以致围城三月，终于被迫撤围。 （二）取九江，克庐州（参见附图三） 太平军自南昌撤围后，兵分两路：一路由石祥祯率领，西取湖北；一路由曾天养率领，回安庆并入胡以晃部，进攻皖北。1853年9月25日，天京派石达开率兵五六千人至安庆，主持西征事宜。 石祥祯等所率太平军约万余人于9月29日攻占九江，留林启容率部分兵力驻守，大队继续西进。署湖广总督张亮基急令前武昌府同知劳光泰统率炮船前往鄂东田家镇（今广济西北）扼守，并派署按察使唐树义前往督师。清军编造巨筏，上置火炮，横列江面，妄图阻止太平军船只西进。10月8日，太平军一举占领田家镇对岸的要隘半壁山，为突破清军江防创造了条件。10月15日黎明，太平军水陆并举，猛攻田家镇清军，半壁山上的大炮居高临下地轰击敌人。守军近万人（连同前一日由南昌回援的江忠源部）死伤逃亡几尽，战船炮位全部为太平军所获。田家镇既破，入鄂之水陆门户洞开，于是，太平军乘胜攻克湖北蕲州、黄州（今黄冈），直趋武汉。当时，新任湖广总督吴文鎔以武昌“官弁仓皇无计，众心涣散”1，只得闭城株守。“存城兵千余名，不敷分布”2。由于武汉清军兵力空虚，西征太平军于10月20日即轻而易举地第二次攻占汉口、汉陽。为了集中兵力于安徽战场，太平军在汉陽、汉口一带仅停留了半个月， 11月6日即主动撤离，由石祥祯、韦志俊等率一部兵力留守黄州、蕲州，主力随即转向皖北。 西征军除以部分兵力留守安庆、九江和黄州等地外，集中了一万余人，由胡以晃、曾天养率领，向安徽北部进军。11月14日占桐城，29日占舒城，斩督办安徽团练、工部侍郎吕贤基，直逼庐州（今合肥市）。庐州当时为安徽临时省城，太平军如攻占该城，不仅可以成为天京的西部屏障，而且可以北出鲁豫，西进湖北，南援安庆。庐州城垣周长三十余里，守城清军不满三百，乡勇不满五千。由南昌跟踪太平军至湖北的新任安徽巡抚江忠源，自汉口经安徽六安，急驰庐州，于12月10日率兵二千七百余人进入城内。同时，清廷还从河南陈州（今淮陽）、江苏徐州、安徽定远等地调兵万余增援。江忠源入城后，按照防守南昌的办法布置庐州城守，但城内兵力、物资均不及南昌充足，只得寄希望于援兵的到来。 太平军进抵庐州后，先行围城。从12月12日开始攻城，连攻数日，均未得手。到12月18日，由东关援庐的清军寿春镇总兵玉山等部二千余人接近庐州。太平军迎击于威武门外，阵斩玉山，并歼其所部大半。次日，又击溃由六安出援的总兵音德布等所部清军四五千人。从此，清军其它各部援兵均裹足不前。自陈州出援的陕甘总督舒兴阿所部四千余人，迟至1854年1月4日才进抵庐州西北的冈子集；自徐州出援的新任江南提督和春部一千人，则于1月12日才赶到庐州东北的梁园。但各路援军均不敢逼近城池，因此，太平军得以从容部署攻城。太平军以城外民房为掩护，挖掘地道。江忠源督军从城内对挖，先后将太平军攻城地道破坏九处。太平军虽曾两次炸塌城墙，但均未能攻入。其后，太平军改用新法，“于南门月城之旁，另掘数处，形如曲突，又叠为上下层。戒曰：初发时，闻声不必相应，俾其用力堵之；堵而后发，则无及矣。”11月14日夜，大雾迷漫，咫尺不辨，上层地雷轰发，毁城墙五六丈，守城清军连忙抢堵，不久，下层地雷又发，乡勇争相下城，投奔太平军，清军惊恐大乱。太平军攻击部队乘势由缺口冲入，守军纷纷溃退。与此同时，小南门、小东门方向的太平军也缘梯而上，攻入城内，与清军展开巷战。至15日晨，守城清军全部被歼，知府胡元炜降，庐州城为太平军占领。自广西起一直与太平军为敌的江忠源投水自杀。清廷予救援不力的舒兴阿以革职处分。之后，各路援军全归和春统带。 太平军攻占庐州后，没有乘胜追歼清军援兵，扩大战果，仅留胡以晃率近万人驻守，而将曾天养部调往湖北战场，急于开辟新区。2月20日，石达开又派国宗石达英等率部由安庆过长江，经东流、建德（今东至东北）占领祁门。这样，清军得以逐渐集结了三万兵力，对庐州进行长围久困，使太平军无法与当地的捻军结合起来，扩大占领区，在皖北开创新的局面。这不能不说是西征军作战指导上的一次失策。 （三）进军湖北 1853年底，当西征军集中主力攻打庐州时，留驻湖北黄州等地的太平军基本上采取守势。1854年1月29日，湖广总督吴文鎔率兵七千进驻黄州以北二十余里的堵城，并命唐树义督水师扼守上游，妄图攻占黄州。这时，由国宗韦以德、地官副丞相黄再兴、春官又副丞相林绍璋、丞相张子朋等率领的水陆大军已由下游开到，曾天养所率太平军也已由庐州到达黄州，连同原有守军，共约四万人。2月初，正值太平天国天历新年，黄州城内举行祝贺活动，吴文鎔以为有机可乘，遂连续三次督兵进攻，但均未得逞。堵城“滨江临壑，三面皆水，（清军）大营十一座，排比屯扎，已犯兵家之忌。”1加之连日大雪，清军斗志甚低。太平军派出部队，绕至清军大营之后，荫蔽埋伏，敌人毫无察觉。2月12日，黄州城内太平军全部出动，从正面猛攻清军；同时伏兵齐起，纵火焚烧清军营寨。清军前后受敌，纷纷溃逃，湖广总督吴文鎔、总兵德亮、知府蔡润深等皆被杀。唐树义见陆路覆灭，急率水师上驶金口（后被太平军全部歼灭）。 太平军取得堵城之捷后，便乘势沿江发动进攻，于2月16日第三次攻占汉口、汉陽，并进围武昌。同时，又分兵两路，向湖南和鄂北进军。南路军二万余人由石祥祯及林绍璋指挥，直指长沙；北路军万余人由曾天养指挥，进逼荆襄；留下攻武昌者仅万余人。 湖广总督吴文鎔被击毙后，清廷立即命荆州将军台涌接任（暂驻德安府——今安陆县），并以青麟为湖北巡抚，率兵千余据守武昌。同时，从四川调兵四千东下援鄂，并一再催促两广总督速调红单船1进入长江，以威胁太平军的长江航道和天京安全。 1854年3月至4月，北路太平军连下湖北孝感、云梦、安陆、随州（今随县）、钟祥。5月2日，攻破荆门，准备由此南下，进围荆州。荆州城内仅有旗绿兵丁二千人，适有奉调援鄂的云南兵一部（由游击王国才等率领）路过该地，新任荆州将军官文便截留协守。太平军向荆州进逼时，官文派王国才率兵一千二百人及练勇五百人迎战。5月9日，双方战于龙会桥，太平军稍退，清军随即分三路夹攻。太平军不支，曾天养等率部转趋上游，经当陽，于5月18日攻占宜昌。官文立派副都统贵升等率兵千余前往，会同宜昌镇总兵纳钦等率部反攻。5月27日，太平军弃宜昌，接着连下宜都、枝江，拟再攻荆州。6月8日，在离府城数十里处遭王国才等所部清军堵截，乃南下进入湖南境内，以便与南路太平军会师。 （四）挺进湖南 南路太平军水陆并进，挺进湖南，于2月27日占岳州，3月4日占湘陰，7日占靖港，11日占宁乡。这时，新建的地主武装湘军已经组成，太平军南下，受到了湘军的阻击。 1.湘军的兴起 早在1852年，太平军出广西，进湘鄂，所向披靡，清廷深感绿营和八旗兵已不足用，便饬令各省举办团练，以助“攻剿”。1853年1月21日，因母丧回湖南湘乡守制的礼部右侍郎曾国藩奉命帮同湖南巡抚张亮基督办湖南团练。后来，曾国藩认为团练不足恃，决定组建一种新的军队，这就是“湘军”（也称“湘勇”）。 湘军大体上仿照明朝戚继光的营制，以营为基本单位，直接受“大帅”统辖（后增设统领，各统率若干营）。每营编营官一、哨官四、勇丁五百人，另配长夫一百八十人，合计每营六百八十五人。每哨设八队，火器队与刀矛队各半。火器主要有抬槍、鸟槍。全营有劈山炮队二，直隶于营官。湘军水师筹组的时间略晚于陆师。水师每营编快蟹船一、长龙船十、舢板船十，共二十一只，员额为四百四十七人。1每只长龙船安炮七门，舢板船安炮四门，均为六百斤至千斤的洋炮。各船还配有火槍、刀矛，以备近战。此外，湘军还设有营务处和粮台，分别管理全军的军务与后勤。 针对绿营兵的流弊，曾国藩在组建湘军时采取了某些改革措施：一是薪饷较高2，并专配长夫，自带帐篷，以利于加强训练和作战。二是实行募兵制，采用自上而下的办法，首先选定统领，然后由统领挑选营官，由营官挑选哨弁，由哨弁挑选什长，由什长挑选勇丁，以便相互熟悉和层层控制。勇丁挑选的对象主要是年青力壮的农民。应募者须有人具保，并编造清册，填写籍贯、住址和父母、兄弟、妻子姓名。它实际上是把“连坐法”应用于对军队的统治。这样，在伍时可以防止勇丁逃亡，解散时可以各有所归。此外，曾国藩所选将领除所谓“诚朴”的读书人外，还从绿营中挑选少数精于武艺的将弁为营官，以便训练水陆兵丁，教会他们掌握技艺和阵法。曾国藩还强调“严刑峻法”，并建立严密的稽查制度，以申军纪，同时，向兵士灌输“忠勇奋发”、“尽忠报效”、绝对服从官长等思想，鼓励湘军士卒大肆屠杀起义人民，为封建统治阶级卖命。 至1854年初，曾国藩已练成湘军陆师十五营、水师十营（拥有战船二百四十只、坐船二百三十只），官弁、勇盯长夫等共一万七千余人。这支军队实际上是只听命于曾国藩的私人武装，它开创了近代军阀拥兵自重的先例，表明清王朝已经衰朽到难以维护其统一军权的地步。 2.湘潭、靖港之战 自西征太平军进军皖鄂以来，清廷屡饬曾国藩率湘军赴援。曾国藩以战船尚未办齐、在广东购置的火炮（千余门）尚未解到为由，迟不应命。当西征太平军再次溯江而上，进军武汉时，清廷又催促曾国藩率湘军出湖南，迅抵武汉，以阻遏太平军的攻势。曾国藩随即复奏，坚持必俟粤炮解到方可起程，并提出必先扫清湖北江面方可援皖，必力保武昌上游方可进战的方略。1 1854年2月25日，曾国藩督率全部湘军分水陆两路自衡州起程，到湘潭集结，随后开赴长沙。3月上旬，陆路湘军自长沙开赴靖港、乔口，阻截南下的太平军。由于湘军陆续北上，太平军难以抗衡，因而一度放弃岳州等处，自湖南撤回湖北。4月初，太平军加强兵力之后，由湖北蒲圻方向重新发起进攻，7日再克岳州。曾国藩在湘军“陆路既已失利，水军亦无固志”的情况下，不得已“乘风上驶，退保省城”。1太平军乘胜进至乔口、靖港等地，逼近长沙，并在4月21日、22日于靖港击败曾国藩派出的湘军水师。鉴于长沙防守严密，南路太平军决定由石祥祯率部分兵力扼守靖港，由林绍璋率主力近二万人由陆路绕经宁乡，疾趋长沙西南数十里的湘潭，以便南北夹击，围攻长沙。22日，林绍璋所率太平军大败扼守宁乡的三营湘军（共一千八百人），歼其营官三人及勇丁五百余名。当补用副将塔齐布率湘军一千三百余人驰援宁乡时，太平军已由间道直赴湘潭，并于24日占领了湘潭城，对长沙湘军后路构成严重威胁。林绍璋等督饬太平军于城北赶筑木城，防敌进攻，又收民船数百只，编组水营，控制湘江江面。 4月25日，塔齐布率部赶到湘潭城外，营官江忠淑等率部二千六百名继至。塔齐布认为，太平军“每用以守为战、反客为主之法，若不及时速剿，俟贼营垒既定，攻克为难”2，于是立即对太平军展开猛攻。太平军出城迎击，双方在湘潭北郊连日激战。塔齐布令兵勇闻炮即伏，炮止即进，直冲太平军营垒。面对湘军的疯狂进攻，太平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由于初到湘潭，扎营未稳，且又孤立无援，渐呈难以抵御之势。 27日，曾国藩又派湘军水师总统、知府褚汝航等率水师五营驰援湘潭，在湘江内与太平军水营展开激战。湘军水师凭借船炮的优势，往返冲击。由民船仓卒组建的太平军水营，难以抵挡湘军水师的进攻，三天之内被毁大小船数百只，伤亡逾千人。 由于连日接战不利，加之太平军内部新老战士之间相互埋怨，甚至发生械斗，林绍璋等决定留兵一部守城，自率大队向湘江上游转移。29日，在击退湘军的进攻后，立即集中船只，装载财物，乘风上驶。次日午间抵达下滠司时，不意为湘军水师追及，因拒战失利，便弃船登岸，由陆路折回湘潭。这时，湘军已在湘潭城外设下伏兵。5月1日，当守城太平军战士缘梯而下，准备接应城外太平军入城时，湘军伏兵骤起，将出城之太平军战士砍死，乘势夺梯登城，打开城门。大队湘军立即冲入，夺占了湘潭城。自下滠司折回的太平军见城已失守，只得分道撤退：林绍璋率部北返靖港，另一部经醴陵东走。湘潭之战，太平军伤亡和逃散甚众，损失惨重。 此前，曾国藩得悉湘军在湘潭水陆初胜，即于4月28日亲率水师五营（大小战船四十只）、陆勇八百人，由长沙进袭靖港，企图使太平军首尾不能相顾。当天中午，南风骤起，水流迅急，湘军战船顺风闯入靖港，遭太平军岸上炮火猛烈轰击，指挥船被击伤，各般连忙降下风帆，到靖港对岸之铜官渚躲避。太平军立即出动二百余只小划船，对湘军水师发起攻击，毁敌船十余只。湘军水勇不支，纷纷弃船上岸。这时，坐镇白沙洲（距靖港二十里）指挥的曾国藩，急率陆师向靖港方向增援。但湘军陆勇见水师失利，又见太平军大批出动，便纷纷后退，曾国藩执剑督战，也不能遏止。靖港一战，湘军水陆皆败，战舰损失三分之一，炮械损失四分之一。曾国藩羞愤交加，两次投水自杀，皆被随员救起，最后狼狈逃回长沙。 太平军虽在靖港获胜，但无法抵偿湘潭之战所遭受的损失。湘潭失利的直接原因，首先是对战斗力较强的湘军尚缺乏了解，因而在思想上和军事上都缺乏与强敌作战的准备；其次是孤军冒进，立足未稳，遭敌猛攻，措手不及；再就是临时编组起来的水营，抵挡不住经过训练和装备有洋炮的湘军水师，以致连连失利，影响了整个作战。 西征军自1853年从天京出发，到进军湘潭，前后不足一年，先后玫占了安庆、庐州、九江、汉口、汉陽、岳州等重镇，有效地保障了天京上游的安全和粮食物资的供应，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战线拉得太长，兵力过于分散，且不懂得巩固既得阵地，只顾长驱直进，以致既未能有计划地大量歼灭敌人，骤遇强敌时又不能集中优势决战决胜。此后不久，西征军便被迫由进攻转入防御，在湘军的进攻下，节节后退，几至不能遏止，对整个西征作战影响甚大。 湘潭、靖港之战，湘军损失也很严重。曾国藩承认：水师仅存湘潭五营二千余人，陆师仅存湘潭与留防平江之勇二千余人。1因此，急需招募兵员，修造战船，购置槍械，进行休整补充。太平军方面，自湘潭战败后，不得不于5月4日自靖港等地退守岳州。后由林绍璋率部西向，连克湖南龙陽（今汉寿）、常德、桃源。6月中旬，林部与由湖北南下的曾天养部在常德会师，后乘船越洞庭湖回到岳州，于是西征前线的兵力才得以相对集中。 南路太平军在湘潭失利后，率军围攻武昌的韦志俊等恐湘军长驱北上，湖北难保，便将分散于鄂北各地的太平军调回，并力进攻武昌城，而由石祥祯、林绍璋分军活动于通城、岳州、常德等地，牵制和阻遏湘军。当时，武昌城内清军由于被围日久，饷绌粮尽，巡抚青麟束手无策；总督台涌仍然株守德安府，不敢南下救援；荆州将军官文则受北路太平军牵制，无暇东顾。在此情况下，太平军终于在6月26日攻克武昌，青麟等侥幸突围，绕道逃往荆州。在攻城战斗中，年仅十八岁的太平军将领陈玉成率五百壮士，奋勇当先，表现非常突出。清廷以武昌失守，将台涌革职，青麟军前“正法”。 二、被迫退却 （一）岳州争夺战 湘军经过两个多月的休整补充后，战斗力又得到恢复。1854年7月上旬，曾国藩以二万之众，自长沙北上，水陆并进，再次对太平军发动进攻。水路以水师总统褚汝航等率水师四营二千人进泊岳州南六十里的鹿角，扼岳州太平军南进之路。陆路以署提督塔齐布所部为中路，增派知州罗泽南、魁联之湘勇二千人为助，由新墙直趋岳州；以道员胡林翼所部为西路，由常德向北推进；以同知林源恩、江忠淑等部为东路，出平江，取道通城、崇陽，直逼武昌。湘军以湖南为大后方，其兵员、粮饷的筹集与供应事宜，均由湖南巡抚骆秉章和左宗棠等负责，基本上无后顾之忧。 7月16日，当塔齐布率陆师自新墙向民州前进时，曾天养率部迎战不利，仍退守岳州。23日，太平军水师在东洞庭湖君山、雷公湖一带遭湘军水师伏击，损失不少船只。太平军水陆连败，形势十分不利，遂于25日主动放弃岳州，退守岳州以北二十余里之城陵矶。 湘军进占岳州之后，太平军决定乘其立营未稳，组织反攻。7月27日，曾天养等督战船四百只，在陆路配合下反攻岳州。湘军分五路迎战。太平军水陆皆败，失战船七十六只，炮二百八十余门，伤亡逾千人，曾天养只得率余部退守临湘。7月30日，韦志俊率部自武昌来援，与曾天养、林绍璋等率战船五六百只，再次反攻岳州。湘军水师迎击于城陵矶。开始胜负未分，后由于湘军水师营官杨载福率舢板绕至太平军水师之后，乘风纵火，太平军战船被焚百余只，伤亡千余人，不得不撤出战斗。 8月8日，曾国藩亲率总兵陈辉龙所部广东水师四百余人自长沙进抵岳州（道员李孟群所部粤桂水师一千人不久也由长沙开到）。8月9日，陈辉龙督队进击太平军。出发前，曾国藩告以“下游水急，进易退难，如遇南风，不必开仗，且沿江港汊，虑有埋伏，获胜后仍勿穷追”1。陈辉龙深以为然。及至城陵矶，与太平军相遇，双方前锋开始交战。此时，南风忽起，湘军水师船只顺流而下，难以自控。曾天养见此情景，令大队战船埋伏于旋湖港，另出小舢板诱战。湘军水师中计，陷入重围，进退两难。陈辉龙见风势愈大，急欲收队，但恐前队有失，不得不亲自赶往救援，由于坐船笨重，激战中搁浅。太平军将士蜂拥而上，当即阵斩陈辉龙。湘军水师总统褚汝航率船救援，也被太平军击毙。同时被歼的还有同知夏銮、游击沙镇邦、千总何若澧以下数百人。陈辉龙一营船炮尽失，其余各营亦损失不少战船。曾国藩闻报，“伤心陨涕”，哀叹经营多时的船械一天之内损失将半。 8月11日，曾天养率兵三千由城陵矶登岸，准备据险扎营，牵制湘军北上，不意塔齐布率兵猝至，来势凶猛。年近花甲的曾天养单槍匹马冲入敌阵，直奔塔齐布。塔连忙躲闪，仅伤坐骑，而曾天养反为湘军所伤，落马牺牲。塔齐布乘势挥军冲击，太平军因主将阵亡，且战且走，从水路撤回，伤亡数百人。曾天养骁勇善战，夙有“虎头军”之称。此次作战，其勇敢精神诚属可嘉，但作为一军主将，脱离部队，单骑陷阵，则是一种鲁莽行为。曾天养阵亡后，太平军在韦志俊率领下，于城陵矶一带与敌相持十余日，接战五次，败多胜少，遂于8月25日撤往武汉。 （二）放弃武汉 太平军撤离城陵矶后，湘军水陆并进，直指武汉：水师于9月4日占嘉鱼，15日进抵武昌西南六十余里的金口；陆师由塔齐布等率领，9月5日从岳州出发，因沿途受到太平军阻击，迟至10月6日才抵达武昌南六十里的纸坊（今武昌县）。曾国藩于10月2日抵金口，不久，与塔齐布、罗泽南等共同商定了进攻武汉的计划：先以水师控制江面，隔断武昌与汉陽之间的联系；以陆师塔齐布部四千人由纸坊进攻洪山，罗泽南部三千人由金口进攻武昌花园，副都统魁玉、已革总兵杨昌泗率荆州兵四千三百人进攻汉陽。 太平军于6月26日克武昌后，由韦以德、石凤魁、黄再兴等率军约二万人防守。三个多月来，在外围修筑了大量防御工事。于花园一带立大营三座，掘深沟宽二丈，长约三里，沟的内侧立木城，实以沙土，中开炮眼，沟外侧立木桩，交互连钉，桩外密布竹签，环以荆棘。木城之内，又有砖城内壕，安炮百余门。汉陽的防御工事也相当坚固。 10月12日，清军开始总攻。当日，曾国藩督水陆两军自金口沿长江三路齐下：李孟群等率水师为中路，其前队闯过盐关，直抵鹦鹉洲，出现于太平军水师之后；当盐关太平军战船回援鹦鹉洲时，湘军水师后队又至，对太平军水师实行前后夹击，烧毁其战船三百余只。罗泽南部合荆州派来的李光荣部川勇共四千人为右路，进攻花园。他们分路扑向太平军营垒，纵火焚烧，太平军不支败退。魁玉等所率的荆州清军为左路，进攻汉陽虾蟆矶，冲进土城，并破鹦鹉洲太平军营垒。同日，塔齐布部湘军也进扼武昌城东的洪山。 13日，湘军水师直下武昌塘角等地，又焚太平军战船三百余只，前锋进至青山。罗泽南等部破武昌鲇鱼套附近太平军营垒六座。汉陽方面，魁玉、杨昌泗部毁太平军晴川阁木栅及大别山（即龟山）木垒。至此，武汉江面无太平军船只，城外无太平军营垒，武汉三镇暴露在湘军的直接威胁之下。太平军守将石凤魁、黄再兴等（当时韦志竣石祥祯、韦以德等已东返天京）匆忙决定放弃武汉，于14日晨开始撤离。撤退过程中，武昌太平军在城东的洪山遭湘军塔齐布部截击，损失千余人；泊于汉水中的太平军水师战船千余只，因来不及下驶，被湘军焚烧殆荆 武汉地处天京上游，南控湘赣，北扼荆襄，它的失守，对西征战局的影响甚大。武汉失守的主要原因有三：首先，当太平军在城陵矶阻击湘军时，武汉方面一再派出援军，损失精锐不少，使防守武昌、汉陽的兵力逐渐减少。其次，自曾天养阵亡后，西征战场前线缺乏适当的统帅人物，负责驻守武昌的国宗石凤魁，“粗通文墨，不谙军务”1，协助防守的地官副丞相黄再兴，系办文案出身，同样不长于军事，而石达开则一直远离前线，鞭长莫及，无法进行有效的指挥。再次，西征太平军自湖南败退后，士气大挫，一时失去了与湘军作战的信心。在湘军水师前锋刚刚占领金口时，国宗韦以德即托故先回天京；待湘军水师进至武汉江面并战败太平军水师时，武昌太平军仓皇撤离，驻防汉陽、汉口的太平军也随之弃城而走。此外，曾国藩注意到了沿江作战的特点，先以优势的水师从中路突破，取得江面主动权，将两岸太平军分隔开来，以便陆路各个击破，这也是设防坚固的武汉之所以迅速易手的原因之一。 （三） 田家镇、半壁山防线被突破 湘军占领武汉后，声名大噪。清廷赏曾国藩兵部侍郎衔，办理军务。曾国藩于得意之余，即筹划大举东犯，并决定以夺取九江为第一目标。他与新任湖广总督杨霈商定了一个水陆并进，夹江而下，首先突破太平军田家镇、半壁山江防，进而夺占九江的三路进军计划。其兵力部署是：南路由新任湖南提督塔齐布和知府罗泽南分统湘军兵勇沿长江南岸进攻鄂东大冶、兴国（今陽新）；北路由杨霈督陕西提督桂明率绿营兵进攻蕲州、广济（今蕲春东南）；中路以水师顺江而下，由参将杨载福、同知彭玉麟率部先发，曾国藩与李孟群率后队继进。预定三路会师于田家镇，总兵力约万余人。 太平军方面，杨秀清已于10月15日将湖北军事委托给燕王秦日纲统理（秦奉命巡查河道，当时已到九江），命其在湖北田家镇、半壁山一线加紧设防。太平军在田家镇至蕲州一段四十里之江岸修筑了一些土木城，安置炮位；在田家镇与南岸半壁山之间横架铁链二道，两链相距约十余丈，铁链之下排列小船数十只，配以槍炮；在半壁山扎大营一座、小营四座，山下挖掘三四丈宽的深沟，内侧建立木栅、炮台，外侧密钉竹签、木桩。为了加强该处防御，杨秀清还专门派人从天京送来一座木簰1，作为江中堡垒。此时，从武汉退回和从下游来援的太平军总数又达数万，号称十万人。他们设防虽较严密，但在作战指导上却采取消极防御的方针。 太平军浮筏为营图 1854年10月底至11月初，清军自武汉分批出发。自武昌起程的南路湘军分为两支：一支由塔齐布率领，经武昌县（今鄂城）趋大冶；一支由罗泽南率领，经金牛镇趋兴国。11月11日，两支湘军分别陷大冶、兴国。不久，罗泽南部进扎半壁山下，塔齐布部进扎半壁山东南十里之富池镇。 半壁山孤峰峻峙，俯瞰大江，北麓尤为陡峭，形势险要，是太平军重点守备之地。曾国藩认为，“先攻田镇对岸之半壁山，夺其要隘，则铁锁（链）一岸无根，当易拔去。”111月20日起，双方于半壁山进行了十分激烈的攻防战，太平军作战不利。23日，秦日纲亲自督军二万，与罗泽南等部湘军再战，复大败，伤亡数千人，余部退至田家镇，半壁山随即失陷。湘军派百余人缒崖而下，将横江铁链砍断。适国宗韦志竣石镇仑、韦以德等自芜湖率援军赶到，24日配合秦日纲督军自田家镇分路渡江，进攻占据半壁山之敌。鏖战竟日，太平军各路俱败，石镇仑、韦以德等千余人阵亡，秦日纲和韦志俊率余部退回长江北岸。次日，太平军又将江中铁链钩联于南岸半壁山下。 湘军水师东下时，太平军检点陈玉成部将敌前锋阻截于蕲州。半壁山被湘军攻陷后，陈玉成于11月29日令水营突围下驶，于是湘军水师得以顺流而下。12月1日，杨载福与塔齐布等商讨进攻田家镇的计划，鉴于太平军江防坚固，确定将战船分为四队：一队专管斩断铁链；二队专管攻击太平军炮船；三队待铁链破除后直趋下游，焚烧太平军船只；四队守卫老营，防太平军袭击。12月2日，湘军战船出动，塔齐布督同罗泽南等率陆师六千人，排列南岸，以助水师声威。湘军水师傍南岸急桨而下，直至铁链之前，“以洪炉大斧，且熔且椎，须臾锁断”1。当太平军炮船前往救护时，湘军水师第二队随即上前发炮轰击，毁太平军炮船二艘。待湘军水师第一队将江中铁链破坏后，其第三队舢板船飞桨下驶，太平军水师阵势遂乱，纷纷败退。湘军舢板船疾驶武穴（今广济）、龙坪一带，从下游纵火焚烧太平军战船。时值东南风大作，太平军上游之船无法下撤，被烧毁不少。12月3日，秦日纲、韦志俊等自焚田家镇营垒，率部东退黄梅。至此，太平军苦心经营的田家镇、半壁山江防被湘军彻底突破。 太平军从湘潭作战失利到田家镇、半壁山防线被突破，以水师的损失最为惨重，前后有近万艘船只被敌军焚毁、击沉，从而使湘军水师得以在天京上游江面横行无忌。这不仅直接影响了西征战场上的陆路作战，而且使天京受到愈来愈大的威胁。 三、转败为胜 （一）九江之战 湘军攻占田家镇、半壁山后，水师前锋在彭玉麟率领下于12月8日进至九江江面。这时，太平军主力大部集中于长江北岸，清军仅凭魁玉、桂明的部队无法取胜，曾国藩乃命南路之塔齐布、罗泽南所部湘军于12月9日渡江。曾国藩亦于次日抵田家镇，指挥北岸的作战。当日，太平军冬官正丞相罗大纲也由江西饶州率军近万人渡江至九江对岸之小池口，支援秦日纲等部，抗击清军的进攻。12月20日至31日，太平军先后与敌军战于鄂东双城驿、黄梅、濯港、孔垄驿，接连失利，只得退入安徽境内。 1855年1月2日，罗大纲率部渡江，退守湖口。这时，石达开已带领胡以晃等自安庆抵湖口，曾国藩也由田家镇进抵九江城外。双方主帅俱临赣北前线，战事逐渐由江北移向江南。 湖口位于鄱陽湖入长江口之东岸，依山傍水，形势险要。湖口之西对岸为梅家洲，再西五十里，即为古城九江。石达开等鉴于湘军气势正盛，水师更占优势，便决定扼守要点，伺机退敌。具体部署是：石达开坐镇湖口；林启容仍率部守九江；罗大纲率部守梅家洲。 为了集中力量进攻九江，湘军加紧从江北向南岸转移兵力。1月6日，塔齐布部从上游琵琶亭渡江，次日移驻九江南门外。8日，新任湖北按察使胡林翼也率黔勇二千赶到，分扎要隘。9日，罗泽南部从下游白水港渡江。曾国藩又调副将王国才所部三千余人为预备队。这样，围攻九江的清军总兵力达到一万五千人。 九江北枕长江，东北有老鹳塘、白水港，西南有甘棠湖，西有龙开河，湖汊纵横，东南多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太平军守将林启容督军于四周严密设防，东南尤为坚固。1月14日，塔齐布、胡林翼率部进攻西门，三战皆败，死伤甚众。18日，清军发起全面进攻，塔齐布部攻西门，胡林翼部攻南门，罗泽南部攻东门，王国才率兵七百由长江水路登岸攻九华门。太平军沉着应战，待塔齐布部进抵城西时，“众炮齐放，子若飞蝗”。敌人冒死进攻，“奈地险而路曲，难以仰攻”，终未得逞。进攻其它各门之敌，也“因城上槍炮木石交施，屡次抢登，不能得手”。1于是，曾国藩轻取九江的计划宣告失败。 曾国藩攻九江不下，改劝舍坚而攻瑕”的方针，留塔齐布等部继续围攻九江，派胡林翼、罗泽南等率部进驻梅家洲南八里之盔山（今灰山），企图先取梅家洲，占领九江外围要点。太平军守将罗大纲在这里“立木城二座，高与城等，炮眼三层，周围密排；营外木桩、竹签广布十余丈，较之武昌、田镇更为严密；掘壕数重，内安地雷，上用大木，横斜搭架，钉铁蒺藜其上。”21月23日，清军分路向梅家洲发起进攻。太平军凭借工事奋勇抗击，毙敌数百人，击退了清军的进攻。 （二）湖口大捷 由于清军进攻九江和梅家洲均未得逞，曾国藩等决定改攻湖口，企图凭借水师优势，先击破鄱陽湖内太平军水营，切断外援，尔后再攻九江。 1855年1月3日，当湘军陆师尚未南渡之际，李孟群、彭玉麟即率湘军水师进抵湖口，分泊鄱陽湖口内外江面。罗大纲鉴于湘军水师占优势，难以力胜，决定采用疲敌战法。1月8日夜，“用小船百余号，或二三只一联，或五只一联，堆积柴草，实以硝药，灌以膏油，分十余起，纵火下放，炮船随之。两岸出队千余人，呼声鼎沸，兼放火箭火球”，对湘军水师实施火攻。由于湘军预有准备，未能取得多大战果。此后，太平军常以类似战法袭扰和疲惫敌人，使其“彻夜戒严，不敢安枕”。1太平军还在鄱陽湖口江面设置木簰数座，四周环以木城，中立望楼。木簰上安设炮位，与两岸守军相犄角，严密封锁湖口，多次击退湘军水师的进犯。21月23日，湘军水师乘陆师进攻梅家洲之机，击坏太平军设于鄱陽湖口的木簰。石达开、罗大纲等将计就计，令部下用大船载以沙石，凿沉水中，堵塞航道，仅在靠西岸处留一隘口，拦以篾缆。1月29日，湘军水师营官萧捷三等企图肃清鄱陽湖内太平军战船，贸然率舢板等轻舟一百二十余只，载兵二千，冲入湖内，直至大姑塘以上。待其回驶湖口时，太平军已用船只搭起浮桥二道，连结垒卡，阻断出路。湘军水师遂被分割为二：百余“轻捷之船”，二千“精健之卒”，陷于鄱陽湖内；留于长江内者，“多笨重船只，运棹不灵，如鸟去翼，如虫去足”，致使曾国藩“实觉无以自立”。3太平军乘此有利时机，即于当晚以小船数十只，围攻泊于长江内的湘军大船，并派一支小划船队，插入湘军水师大营，焚烧敌船。岸上太平军数千人也施放火箭喷筒，配合进攻。湘军大船因无小船护卫，难以抵御，结果被毁数十只，其余败退九江附近江面。 在湖口大捷的同一天，江北秦日纲、韦志竣陈玉成所部太平军自安徽宿松西进，击败清军参将刘富成部，占领黄梅。2月2日，罗大纲派部进占九江对岸之小池口。曾国藩以“水师既陷于内河，陆军复挫于小池口”，遂调胡林翼、罗泽南二部由湖口回攻九江，驻于南岸官牌夹。为了给湘军水师以进一步的打击，罗大纲乘势于2月11日率大队渡江前往小池口。当夜三更，林启容自九江、罗大纲自小池口以轻舟百余只，再次袭击泊于江中的湘军水师，“火弹喷筒，百枝齐放”，焚毁大量敌船（其余敌船纷纷逃至武穴以上），并缴获曾国藩的坐船。曾国藩事先乘小船逃走，后入罗泽南陆营，复欲寻死，被罗泽南等劝止。 太平军取得湖口之战的胜利，打破了曾国藩夺取九江、直逼金陵的狂妄企图，开始扭转了西征战场上的被动态势，从而成为西征作战的又一转折点。西征军自湘潭战败后，弃岳州，失武汉，节节退却，直至九江、湖口，形势十分不利。但另一方面，由于清军的进攻，太平军被迫缩短了战线，集中了兵力，加强了指挥，消除了战线过长、兵力分散的弱点。湘军虽然节节胜利，却预伏着种种危机：由于掳获甚多，“饱则思颺”；由于屡胜，骄傲轻敌；由于长驱直进，离后方供应基地越来越远，运输补给日益困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石达开等坚守要点以疲惫敌人，并利用有利地形，抓住有利时机，机智果断地分割湘军水师，进而立即主动出击，取得了重创湘军水师的重大胜利，使整个西征战场的形势为之一变。 四、乘胜反攻 （一）再克武昌 西征太平军取得湖口大捷之后，石达开、胡以晃等决定乘胜发起反攻。 2月16日，秦日纲、陈玉成等乘清军后路空虚，率部西进，击溃湖广总督杨霈所部清军万余人于广济。接着，连占蕲州、黄州，于23日第四次占领汉陽，杨霈逃往安陆。韦志俊率部自田家镇渡江，25日进占兴国，不久又进占通山、崇陽、咸宁，与秦日纲部会攻武昌。3月下旬，罗大纲率部复占江西饶州府，不久又回安庆，与皖南太平军范汝杰部会合，进占徽州府（今歙县）等地。 湘军水师自遭太平军打击之后，又于2月20日遭暴风袭击，沉船二十二只，毁坏二十一只，曾国藩令其余七十余只全数撤往武汉，“名为速剿上犯之贼，实则修整已坏之船”1。这时，曾国藩的湘军已被分割于五处：水师之一部开赴武汉整修；一部困在鄱陽湖内，由曾国藩坐镇南昌，亲自督造大船，添募水勇，准备配 合江西水师伺机出击；陆师塔齐布部五千人留驻九江外围，准备继续攻城；李元度部三千人留驻湖口外围；罗泽南部三千人往援赣东。此外，胡林翼部二千余人和王国才部三千余人则先后回援武昌。显然，曾国藩所统清军由于兵力分散，已被迫由进攻转入防御，由主动陷于被动。 从3月21日起，秦日纲、陈玉成部太平军围攻武昌。困守武昌的二千清军由新任湖北巡抚陶恩培督率。武昌被围后，清军急抽兵增援。数日内，城外援兵已达万人。4月3日，秦日纲与韦志俊等督军猛攻武昌。城内清军“争缒城走，外兵亦走”，而“水师固不任城守事”，仅“自保而已”。太平军直奔城下，“用缒城绳引而上”，占领武昌城，杀陶恩培等多人（一说陶赴水自杀）。2 1855年4月18日，清廷以胡林翼署理湖北巡抚，以李孟群为湖北按察使。胡林翼统率湖北清军，“屯金口，倚水师自保”，并“增募二千六百人，合王国才等军，号六千。”3 太平军占领武昌后，陈玉成立即率兵一部进军鄂北，于4月上旬攻占安陆（后又失守）和云梦。5月12日，再次攻克安陆，杨霈退守随州。17日，西安将军札拉芬及副都统常亮在清廷一再督促下，率援军自河南抵随州。31日，陈玉成率军往攻，大败札拉芬等部于随州东南之五里墩，阵斩札拉芬。杨霈经枣陽逃往襄陽。6月11日，清廷将杨霈革职，湖广总督由荆州将军官文接任。14日，又命曾与北伐太平军作战的西凌阿为钦差大巨，督办湖北军务，并从山东抽调镇压北伐太平军的所谓“得胜之师”四千五百人至湖北，一千五百人至河南，加强这些地区的“堵剿”兵力。 6月10日，署湖北巡抚胡林翼督军四千余人分三路反攻武昌，与此同时，王国才率部反攻汉陽，彭玉麟部水师则助攻两岸。太平军略有损失，但击退了敌人的进攻。20日，秦日纲自武昌派太平军绕袭金口，抄胡林翼部后路，迫使胡部回援。其后，双方又多次交战，互有伤亡。9月7日，韦志俊率部自武昌出发，在通城、崇陽等地太平军的配合下，于9月12日攻占金口，同时击败李孟群部水师，迫使其退守新堤（金口西南）。9月18日，湖北太平军自汉陽分兵八路围攻胡林翼和王国才部于汉陽西南之奓山。清军大溃，经大军山退往新堤。太平军没有乘胜追击，致使胡林翼得以重整旗鼓，卷土重来，实属失策。 （二）转战江西 当西征军在湖北战场上捷报频传之际，活动于安徽、江西边境的太平军范汝杰部，于1855年4月中旬连占安徽婺源和江西弋陽，后又连克江西兴安（今横峰）、上饶、玉山等地。4月14日，湘军罗泽南部三千余人自九江经南昌驰援赣东，于5月6日陷弋陽，12日陷上饶，并在这一带与太平军周旋，直至7月18日才回驻南昌，后又奉命西援武昌。 10月上旬，罗泽南率湘军五千人（除罗部外，曾国藩加拨参将彭三元等部一千五百人随往）由江西义宁州（今修水）进入湖北，于中下旬占领通城、崇陽，直逼武昌。当时，秦日纲已奉命由湖北返回天京；石达开、胡以晃、黄玉昆率领的太平军二万余人正自安庆进援湖北。11月1日，石达开军在武昌县之樊口登岸后，经金牛镇前往咸宁，以阻截罗泽南所率湘军。4日，石达开亲率二万人大败罗泽南部于崇陽壕头堡，彭三元等所部千余人全军覆没。5日，太平军克复崇陽。罗部退至蒲圻西南之羊楼洞，并与胡林翼派去的援军取得了联系。14日，石达开军复通城。 当石达开军进攻崇陽时，韦志俊率军近二万人由纸坊进抵蒲圻。石、韦二人约定分路攻取湖南，抄袭湘军的老巢。但是，石达开不久便改变上述计划，他见湘军全力救援武汉，江西兵力空虚，决定采用“围魏救赵”之策，进军江西，威胁曾国藩的南昌大营，以调动湘军，减轻湖北太平军的压力。石达开把对付罗泽南部湘军的任务交给韦志俊（韦部不久即败退武昌），自率三万人于11月24日折入江西。 12月9日，石达开军进占江西新昌（今宜丰），与从广东北上的天地会起义武装周培春、葛耀明等部数万人会师，声势更壮。接着，分兵连占上高、瑞州、新喻（今新余）、峡江、樟树镇（今清江）等地，威逼南昌。坐镇南昌的曾国藩，因石达开部逼近，于12月下旬急调围攻九江的周凤山部湘军（塔齐布于8月30日暴病而死，由副将周凤山接统九江外围湘军）五千人回援南昌，并调鄱陽湖内水师防守赣江。于是，被敌人围困几近两年的九江得以解围。 鉴于南昌敌军兵力增强，石达开所率各部继续进攻南昌周围各府县，先后占领新淦（今新干）、奉新、分宜、宜春、吉水、永丰等地，以切断南昌清军与外围的联系，断绝其后方供应。 1856年（咸丰六年）1月11日，湘军周凤山部攻占樟树镇。2月9日，由武汉经衡州潜行至江西星子的道员彭玉麟也率内湖水师赶到樟树镇。22日，湖南巡抚骆秉章派补用知府刘长佑、同知萧启江分别率部自醴陵、浏陽增援江西，3月18日占萍乡，准备继续东进。“樟树镇者，西近瑞（州）、临（江），东接抚（州）、建（昌），（赣江）两岸之关键，省城（南昌）之咽喉”。因此，曾国藩“用全力扼守樟树镇，以保东岸，以卫省垣”。1有鉴于此，石达开集中兵力，从3月22日起，向樟树镇发起攻击。24日，太平军四路围攻，尽破周凤山所部湘军营垒，杀敌千余。周凤山率残部逃奔南昌。曾国藩惊恐万状，再次奏请调回罗泽南所部湘军，力言“罗泽南在鄂，一时尚难得手”，“与其顿兵坚城，攻遥遥无期之湖北，又不如移师腹地，救岌岌将殆之江西。武汉两岸，三万余人，即无罗泽南一军，亦尚足敷防剿；江省西南与湖南、广东接壤，若不迅速殄除，实系三省无穷之患”。2 石达开率军由湖北转战江西，先后攻占数十座城镇，使西征战场上出现了一派大好形势。但是，正当南昌指日可下，曾国藩“呼救无从”、“魂梦屡惊”之际，洪秀全、杨秀清等从西征战场大量抽调太平军回救天京。4月，石达开率部二三万人经江西安仁（今余江东北）、万年（今万年西）、乐平出江西境，取道皖南，回援天京。太平军江西军务由卫天侯黄玉昆主持（后由韦昌辉接替）。此后，江西太平军基本上停止了进攻，从而给了困处南昌的曾国藩以绝路逢生的机会。太平军的西征作战，至此也就告一段落。 太平军历时三年的西征，经过浴血奋战，终于占领和保住了天京上游的安庆、九江、武汉三个重镇，以及安徽、江西、湖北的部分地区。这不仅在军事上使天京有了可靠的屏障，而且在经济上保证了天京的粮食供应，为尔后坚持更艰苦的斗争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西征作战之所以出现由胜到败和转败为胜的曲折过程，既有其客观原因，也与双方前线将领的作战指导密切关联。西征之初，太平军连战皆捷，便产生了轻敌速胜思想。武昌未下，即急于分兵，北攻荆襄，南下湘岳，将仅有的三四万军队，分向三处作战，结果南路军在湘潭骤遇强敌受挫，被迫节节后退，整个战局为之变坏。直至湖口之战，太平军集中了兵力，加强了指挥，并利用了湘军指挥上的错误，才得以转败为胜。 太平军在西征作战指导方面所产生的一些失误，自然与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在定都金陵之后所作出的战略决策有关。仅以数万兵力，就想一举夺取皖、赣、湘、鄂四省，明显地存在着战略目标过大与兵力不足的矛盾。在轻敌思想支配下，必然产生分兵冒进的错误。而西征总指挥部又设在安庆，远离前线，不能及时准确地了解情况，实施正确有力的指挥，使多路分兵的后果更为严重；加之某些前敌将领缺乏独当一面的指挥才能，因而自湘潭战败后，便节节败退，几至不可收拾。转入反攻后，仍未克服多路分兵的缺点，虽然在湖北、江西战场上取得了不少胜利，但击溃敌人多，歼灭敌人少。由于以上种种失误，以致未能给尚处于初建阶段的湘军以彻底歼灭的打击，终于使这支凶狠的地主武装得以不断发展，成为尔后致太平军以死命的劲敌。 第七节 一破江北江南大营 1853年5月以后，太平军的精锐部队分别调往北伐、西征战场，天京附近兵力大为减弱，以致经常受到江北、江南大营清军的威胁。1854年7月，清廷从广东所调的五十只红单船陆续驶抵镇江一带江面，太平军的“龟船”1和部分营垒相继被其击毁，对天京的水上运输威胁甚大。1855年，形势更趋严重。继北伐军于当年5月全军覆没之后，天京西翼重镇太平府和芜湖又于7月被清军攻占。11月，皖北重镇庐州失陷，天京的东方屏障镇江及其对岸的瓜洲，也屡遭清军进攻，使天京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好在自1855年初起，西征战场转败为胜，太平军又重新夺回了武汉以及湖北、江西部分地区，湘军陷入了兵分数处，被动挨打的局面。这就使天京当局有可能从西征前线抽调大军东援，摧毁江北、江南大营，改善天京处境。 太平军击破江北、江南大营之战，历时四月有余。整个作战过程大致分为打通天京与镇江的联系、攻破江北大营、击败镇江外围之敌、攻破江南大营四个阶段。 一、打通天京与镇江的联系 清军于1853年5月就开始围攻金陵下游的咽喉要地镇江。1855年4月，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在镇压了上海小刀会起义之后，率清军七八千人到达镇江外围，加紧对镇江的围攻。镇江城内米粮、火药渐感缺乏，形势十分严重。所以，太平军调兵回援后，首先东援镇江。 镇江城内有太平军约万人，守将为检点吴如孝。太平军东援时，由吉尔杭阿统领的镇江外围清军兵力已增至万余人，分别驻扎于城西南之九华山和城东之京岘山一带，另由提督余万清率兵一部驻于下蜀街，总兵虎嵩林率兵一部驻于高资，准备阻截由天京东援的太平军。 1856年初，冬官正丞相陈玉成，地官副丞相李秀成等奉命自皖西率部返回天京。2月1日，秦日纲、陈玉成、李秀成等率太平军数万人自天京分两路东进：一由天京东北的观音门沿江至栖霞一带，直趋镇江；一由神策门至紫金山东面的仙鹤门，以为掩护。清军一面在仙鹤门一带迎战，一面由镇江方面派兵防堵。双方连日接战，不分胜负，后相持于龙潭、下蜀之间。镇江守将吴如孝得知天京派兵东援，曾多次派兵出城接应，均被清军堵回。 为了打破僵局，秦日纲等商定由陈玉成率少数精兵于夜间乘小船顺长江“舍死直冲到镇江”，“与吴如孝计及抽军由内打出”1，以便东西两面夹攻清军。4月1日晨，秦日纲等率大军由仓头一带向东直进，清军迎战。至午间，战斗正酣，先一日抄小路迂回至下蜀清军后路的李秀成所率三千人突然发起攻击。清军腹背受敌，阵势大乱。这时，陈玉成、吴如孝也率镇江守军赶到，两支太平军胜利会师。次日，太平军又大败吉尔杭阿等部清军，连破敌营十六座，直抵镇江，屯扎于金山、金鸡岭、九华山脚，与九华山的吉尔杭阿大营对峙。 太平军会师镇江后，连夜调集船只，载大部军队由金山渡江至瓜洲，另留夏官又正丞相周胜坤一军扼守仓头后路。 二、攻破江北大营 1853年底，太平军为筹组北伐援军而放弃扬州之后，瓜洲一带仍由赖汉英等率兵一部驻守。由于这一带地势平坦，驻该处的太平军全恃木城、深壕，引水环绕防守，多次击退江北大营清军的进攻。1854年秋，琦善病死于扬州军中，清廷以江宁将军托明阿继任钦差大臣，而以陈金绶、雷以諴帮办军务。清军为防止瓜洲太平军北进，西自仪征的新城，东至运河边的施家桥，筑长墙一道。后为了进攻瓜洲，又在长墙以南，从八里铺向东西两侧延伸，加筑土墙一道，绵亘四十余里。土墙筑成后，江北大营也前移至八里铺，并沿土墙修筑营盘和炮台各二十余座。 1856年4月2日，吉尔杭阿派人向江北大营通报了太平军将渡江北上的情报，但未引起托明阿等的重视。当晚，秦日纲、陈玉成、李秀成等率大军渡江，到达瓜洲。4月3日拂晓，太平军对土桥发起猛烈进攻，清军大败。秦日纲等督军乘胜猛进，连破虹桥、朴树湾等清军营盘。敌人望风披靡，争相逃命，溃散大半，炮械旗帐尽弃，托明阿等逃奔三汊河。太平军一鼓作气，次日又大败三汊河之敌，连破敌营一百二十余座。清军余部千余人退守秦家楼、蒋王庙一带。托明阿仅带数十骑连夜逃往扬州东北的邵伯镇。5日，太平军乘扬州城防空虚，兵不血刃地再克扬州。至此，经营了三年之久的江北大营被太平军一举摧毁，万余清军作鸟兽散。 秦日纲等率军北攻扬州，主要目的在于征集粮食，以济镇江、瓜洲守军的急需。因此，在攻破江北大营并完成粮食征集任务后，为了回军天京进攻江南大营，随即率部南返，仅留少数兵力驻守扬州，致使这个江北米粮集聚要地又于4月17日被清军江南大营所派援兵及江北大营的败兵再占。 秦日纲等本欲率军自瓜洲南渡，因得悉据守仓头的周胜坤部被清军所败，由南岸返回天京之路已被切断，乃于4月14日率兵自扬州西进，前队于16日攻占浦口，准备由此渡江南返。但就在当天，钦差大臣向荣派总兵张国梁率兵勇二千四百名由南岸栖霞附近之石埠桥渡江，配合北岸清军于4月22日攻陷浦口，27日又进占江浦，致使太平军由浦口南渡之路被阻。秦日纲等只得于28日折而东返，经仪征至三汊河，并在此休整二十余天，于5月27日由瓜洲渡江，屯驻金山。于是，大江以北仍仅有瓜洲一地为太平军所据守。 清廷因扬州之败，将托明阿等革职查办，任命副都统德兴阿为钦差大臣，统率江北诸军。 三、击败镇江外围之敌 秦日纲等率太平军南渡之后，5月29日攻占黄泥洲，并乘胜猛攻高资清营，拟打通回京之路。吉尔杭阿闻警，自九华山大营率队往援。6月1日，太平军大败高资清军，并击毙吉尔杭阿（一说吉自杀）。3日，太平军围攻九华山，清军见主帅已死，不战自溃，三十余座营盘全部瓦解，提督余万清负伤后逃往京岘山大营。6日夜，太平军从地道攻入京岘山清军西营，守敌早已溃逃。次日，太平军继续进攻东营。由于镇江告急，向荣派署江宁将军福兴和总兵张国梁率马步兵三千人自龙潭出发，经上塘、河陽绕至镇江以东的丹徒镇，于6月10日向围攻京岘山的太平军进攻。秦日纲等见防守龙潭的清军主力已前来镇江，不积极打击授兵，反而尽弃九华山营垒，于13日经高资、下蜀、龙潭返抵天京东北的燕子矶、观音门，给镇江的防御带来了不利影响。 四、摧毁江南大营（参见附图四） 当秦日纲等率军东援镇江之际，石达开率领的二三万太平军于5月2日占领安徽宁国府（今宣城），11日克芜湖， 18日进攻秣陵关。向荣见江南大营受到威胁，急忙派总兵张国梁率部前往阻截。 这时的形势对太平军十分有利。江南大营原有兵力二三万人，由于太平军东援镇江和进攻江北大营时向荣已从江南大营抽兵往援，石达开部取道皖南回京时，向荣又分调清军数千进行防堵，因而其部队被迫分布于孝陵卫、镇江、广德、溧水、宁国等宽广的地区，各处兵力都很薄弱。向荣在奏折中诉苦说：“臣军精锐，尽已调出，存营不满五千，除去疲病守营，出队仅一千余人……。”1向荣为了要求迅即增兵，难免夸大其词，但江南大营兵力空虚，确是实情。 为了调动敌人，石达开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法，令其南路部队于6月13日攻占溧水。“溧水咫尺东坝，接连溧陽，均系入苏常要道”50000061_0151_12。而屏蔽苏、常，是江南大营的主要任务之一，太平军攻占溧水，向荣认为“大局攸关”，立即调兵遣将：令江长贵部一千四百人由句容前往堵截，“先遏内犯之路”；令明安泰部“星夜拔队，由湖熟赶往援剿”；并由大营抽调亲军千名、义勇五百名“先往助仗”，随后又令得力干将张国梁选带精兵，“驰往统领督剿”，“迅图克复”。3这样一来，天京附近的清军兵力更形空虚。 秦日纲等率军回抵燕子矶、观音门后，本欲进入天京，但东王杨秀清见清军江南大营已危如累卵，严令他们必须攻破孝陵卫江南大营后方准入城。陈玉成、李秀成等进京当面向杨秀清申述：“向营久扎营坚，不能速战进攻。”杨秀清厉声说：“不奉令者斩！”于是陈玉成等“不敢再求，即而行战”。1 太平军选定孝陵卫东北的仙鹤门为主攻方向，西北的龙脖子（地保城）为助攻方向。6月17日，秦日纲、陈玉成、李秀成等率部自燕子矶移营仙鹤门。天京太平军一队数千人越过龙脖子，另一队七八千人自神策门、太平门出城，占据大小水关及冯家边一带，离仙鹤门数里筑垒，与秦日纲军相呼应。向荣派总兵王浚统带马步兵二千人前往仙鹤门防堵。18日，双方接战，未分胜负。当天，另一队太平军三四千人自龙脖子冲出，摇旗呐喊，牵制和吸引清军注意力。同日，石达开军北支队也赶到仙鹤门、尧化门一带，筑垒数十处，前锋抵达紫金山东面的黄马群，切断了江南大营赴仙鹤门的必由之路。向荣见大营危在旦夕，急令张国梁抽带兵勇千余名由溧水星夜赶回大营，并从丹陽、秣陵关调兵一千三百人回援；同时，严令王浚等“加意固守待援”，密令都司冯子材带广勇五百名，“多带火弹，夤夜潜赴黄马群”，焚烧太平军新筑各垒，以便“与仙鹤门之营通气”。2 6月19日拂晓，太平军四五千人直扑仙鹤门敌营，接着又出动数千人分七八队进行包抄，王浚等部清军溃退。与此同时，龙脖子方面的太平军也出动二三千人，排立山脚，向荣不得不从大营抽兵六百前往抵御。当天，张国梁率兵一千二百名赶至大营，但慑于太平军的声势，不敢应战，只是连夜在青马群（黄马群南）一带筑垒，妄图阻止太平军的进攻。 6月20日晨，各路太平军发起总攻。仙鹤门方向的太平军多路齐出，将敌营团团围困；另一路太平军二三千人翻过紫金山，从后路直插清营。与此同时，天京城内又派数千人出通济门，直扑七桥瓮。向荣亲率大营兵勇一千二百名赶赴七桥瓮，名为抗击，实则为逃跑作准备。这时，紫金山上又一支太平军四五千人由灵谷寺下山，攻破满洲马队营盘，纵火焚烧；同时，洪武（今光华门）、朝陽（今中山门）等门太平军亦分路出击，连下清军营寨二十余座，进而攻破孝陵卫大营。清军大溃，死伤副将以下千余人。向荣、张国梁等连夜败走淳化镇，21日又经句容逃往丹陽。至此，威胁天京达三年之久的清军江南大营也被太平军彻底摧毁。 摧毁江南大营之后，杨秀清即令秦日纲统军追击残余清军，韦昌辉主持江西军政，石达开前往湖北，解武汉之围。 秦日纲、陈玉成、李秀成等率部于6月27日占句容，7月3日进抵丹陽城外，与清军相持月余。8月9日，向荣恐清廷治罪，自杀于丹陽营中（一说忧郁而死），钦差大臣由江南提督和春继任。 太平军先后攻破江北、江南大营，打破了清军对镇江的围困，拔掉了威胁天京的两个钉子，大大改善了天京的处境。太平军这一重要的军事行动，是集中了各战场的主力进行的。它虽然取得了相当大的胜利，但从战争全局来看，在进攻时机的选择上并不十分恰当。因为，在西征军正由节节退却转入胜利反攻的时候，骤然将主力抽出，使湖北、江西战场停止了对敌人的进攻，特别是放过了处于垂败状态的曾国藩湘军，这不能不说是指导上的失策。此外，太平军在作战过程中大都是打的击溃战，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不多；特别是在击溃江北大营和解镇江之围的作战中，都放过了追歼逃敌和攻歼援敌的有利战机，因而江北大营不久就又恢复，镇江则仍处于敌军包围之中，并于次年年底被清军攻陷。 自1851年初金田起义到1856年夏季天京解围，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也遭受了几次大的挫折。从战略指导上看，在占领金陵之前，太平军基本上是集中兵力向着一个战略方向实行进攻的，而其所选定的战略方向，是关系着敌人的要害而又是敌人防御薄弱的方向，是可以得到广大群众支持和易于取得人力物力补充的方向，因而能比较顺利地打破清军的围追堵截，长驱直进，势如破竹，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并迅速壮大了革命队伍。占领金陵之后，迅速攻占镇江、扬州，切断北京的粮运孔道，取得拱卫天京的屏障，这一决策也是正确的。但洪、杨等对跟踪包围自己的敌军却未及时予以歼灭，而听其建成江南、江北两座大营；同时，违背集中兵力的原则，分兵北伐与西征，冀图以有限的兵力，在两个互不联系的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以致一支军队全军覆灭，另一支军队也遭受很大挫折，使整个战局陷入被动地位（如果没有西征军的湖口之捷，则局势将会迅速恶化）。这是太平天国领导者在定都金陵之后滋长了骄傲轻敌情绪的结果，也是缺乏通观和驾驭全局能力的表现。军事战略上的这种失策还是可以改正和弥补的，而革命领导集团内部自相残杀，才是致命的。1856年秋开始的天京内讧，终于导致革命形势的急转直下，太平军从此在战略上一步步地陷入了被动应付的不利地位。 第一节 英法等国企图扩大在华殖民特权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十余年间，英、法、美等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迫切要求向外侵略扩张，以便寻找新的市场和原料产地。英国资产阶级原以为凭借《南京条约》所规定的不平等的通商关系，可以迅速打开中国市场，获取巨额利润。但是，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居于统治地位，在沉重的封建剥削下，亿万贫苦农民的购买力很低，以致洋货经常滞销。同时，英国对华鸦片走私贸易的急剧增长，也直接排挤了其它商品的销售。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中国人不能同时既购买商品又购买毒品；……而增加鸦片贸易是和发展合法贸易不相容的”。1然而，贪婪的英国资产阶级既想尽量扩大鸦片贸易，又想大量倾销商品，因而迫切要求中国增辟商埠，开放长江和内地贸易，减轻洋货转输内地的税收，以实现其攫取包多殖民特权的目的。 1853年太平军定都南京以后，中国出现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政权与清王朝对立的局面，清王朝的统治不稳。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列强对太平天国革命一开始就怀有敌意，但慑于太平军的胜利进军，不敢轻易进行武装干涉，加之对太平天国抱有一定的幻想，因而暂时打起“中立”的旗号，静观中国政局的发展。1853年和1854年间，英、法、美等国驻华代表在太平军占领区频繁进行活动，发现太平天国毫无媚外的表示，并坚决拒绝输入鸦片。他们意识到中国人民不可侮，要想进一步攫取殖民特权，唯一办法是以武力迫使清廷屈服，然后再和它勾结起来，共同对付太平军。可是，当时英、法正竭力对付沙俄在近东的扩张，不可能马上发动武装进攻来迫使清政府进一步出卖国家主权，因此，它们联合美国，利用清王朝面临的国内危机，在1854—1856年间向清政府进行了全面修改《南京条约》、《黄埔条约》和《望厦条约》的交涉，企图通过外交手段达到其侵略目的。 1854年初，英国驻华公使包令勾结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和美国公使麦莲，联合向清政府提出“修约”要求，其中包括开放中国沿海和内地各城市、长江自由通航、鸦片贸易合法化、废除进出口货物的子口税、外国公使常驻北京等等。他们还以协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军为诱饵，说什么只要同意修约，“自当襄助中华，削平反侧”。同时又威胁说：“否则奏明本国，自行设法办理。”1以咸丰帝（清文宗奕詝）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虽然由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而对外国侵略者心存畏惧，但仍力图维持自己的“大国体面”，不愿意放弃闭关自守政策，不希望外国侵略势力深入中国内地，更害怕外国公使驻京，损害其封建体统。他们意识到太平天国是危及其统治地位的“根本之患”，希图“借师助剿”；但又对外国侵略者存有戒心，甚至害怕他们和太平军“联合”起来，推翻其封建统治。因此，清廷决定采劝坚守成约”的方针，拒绝了“修约”的要求。英、法、美未达目的，叫嚷要诉诸武力。但当时英、法正与俄国进行克里米亚战争，无力在中国开辟新的战场，美国也因国内局势不稳，不可能发动侵华战争，“修约”问题便暂时地搁置起来。 1856年，美国新任驻华公使巴驾勾结英、法驻华公使，再次要求清政府“修约”。侵略者软硬兼施，一方面扬言“各国条约章程，必求更改，否则恐致生事”2，另方面又表示愿将便于在内河作战的蒸汽炮艇卖给清政府，帮助清廷镇压农民起义武装。这时，咸丰帝从1854年底1855年初英法军队协助清政府镇压广东天地会和上海小刀会起义等事实中，看到外国侵略者确有援助清廷镇压农民起义军的意向，因而态度有所松动，但仍坚持原订条约的“大段断无更改”，只同意“择其事近情理无伤大体者”变通一二条，“以示羁縻”，拒绝全面“修约”。1英、法、美鉴于外交讹诈失败，决心用武力来达到它们的目的，而这时克里米亚战争已以英、法获胜而告结束，于是，便积极准备发动新的侵华战争。 英国是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罪魁祸首。它通过第一次鸦片战争，获得了侵华经验，认为以武力迫使清王朝屈服是轻而易举的事。这种自信，促使它进行新的军事冒险。早在1849年，英国 外交大臣巴麦尊就曾给驻香港的英国公使发出如下训令：“……只要形势需要，英国的军事力量能够毁灭广州城，叫它片瓦不留，从而使该城居民受到最厉害的惩罚。”2这次新的侵华战争的挑起 和扩大，以巴麦尊为首的英国内阁的侵略意旨又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法国也想扩大对华经济侵略，特别是不满足于《黄埔条约》中关于只在通商城市设立天主堂的条款，力图通过使用武力取得深入内地传教的合法地位，以实现其利用宗教进行侵略的野心，因而成了英国发动第二次侵华战争的主要帮凶。 美国对华贸易当时尚有逆差，其商业地位决定了它对清政府尽量保持伪善的温和态度。它一面支持英国侵华，以便援例均沾侵略利益，一面积极表示愿意扶助清廷镇压人民起义。 沙俄一贯怀有极大的侵略扩张野心。早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它就非法侵占中国黑龙江的庙街和库页岛等战略要地，并继续将侵略魔爪伸入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和西北边疆。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沙皇俄国企图从土耳其、巴尔干半岛、黑海地区进入地中海和大西洋的计划无法实现，便把侵略目标转向东线，加紧侵略中国。它愿意与英、法握手言欢，支持它们的侵华行径，以便从中渔利。 正由于英、法、美、俄在侵华问题上存在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因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尽避各怀鬼胎，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实际上紧密配合，结成了一条侵华联合战线。 当时，英、法等国军队的数量和组织体制等和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相比，没有多大变化。如1855年时，英军总数约二十万人，其中：步兵一百零三个团，约十二万人；骑兵二十六个团，约一万人；炮兵一万二千人，火炮约六百门；海军五万八千余人，各种舰船五百余艘。此外，还有国民军六万人左右。当时的法军总数近六十万人，其中：步兵三十九万八千人，内有基干步兵团一百个，猎兵和非洲兵等四十余营；骑兵八万六千余人，六十个团；炮兵约七万人，十七个团，火炮约一千二百门；海军有战舰一百七十一艘，其中主力舰二十五艘。与四十年代初期相比，英法军队在武器装备方面有了明显的改进。其步兵已装备有米涅式、李恩飞式和兰开斯特式线膛步槍，提高了射速、射程和命中精度。火炮也由滑膛炮改为线膛炮，由实心弹发展到榴霰弹，提高了射击精度，增大了杀伤面积，射程增加了近千米。海军舰艇方面，英国的蒸汽舰已超过三分之一，舰速由八节以下增至十节以上，排水量、续航力、攻击力都有提高。此外，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还制成了一种适于浅水航行、舰炮射程远的蒸汽炮艇。军事技术条件的这些改进，增强了英法等国实现其殖民扩张政策的军事力量。 第二节 清廷实行对内镇压对外妥协政策 在英法等国准备发动新的侵华战争的时候，清王朝正被太平军打得焦头烂额，处于内外交困的窘境。尽避它对英法等国为攫取包大殖民特权而进行的“修约”活动等存有戒心，但为了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根本政策仍然是对内镇压、对外妥协，即力求和外国侵略者妥协相安，以便集中力量（乃至借助外国力量）镇压人民革命。在这种对内对外总的方针政策指导下，清政府对于应付外敌入侵缺乏足够准备，沿海防备相当松懈。 当时，湘军已经兴起，但由于与太平军交战的绿营兵大量溃散，因而清军在数量上并未增加1，而且绝大部分都用于镇压以太平天国为主的国内人民起义，用于边海防的军队为数甚少。对于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遭到破坏的海防设施，战后进行了修复和扩建工作。鉴于虎门为广东海防咽喉，清政府对该要塞的设防予以特别关注。除在原址修复和扩建了威远、靖运、镇远、大虎等炮台外，还将横档和永安两台扩建为一座大炮台，在巩固炮台遗址附近添建了南北两台。另外，鉴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在下横档登陆的教训，新建了下横档炮台；并在威远炮台右侧山腰上，新建了威远山腰炮台；于镇远炮台左侧山腰上，新建了镇远山腰炮台。上述修复、扩建或新建的十二座炮台均用三合土筑成。安设的大炮数量有所增加，但质量并无多大改进，只是将固定的木制炮架改为能使火炮升降、旋转的滑车绞架，以便调整射击方位和距离。炮台前后挖有壕沟和掩体，并于后墙上开了炮洞、槍眼，便于对付敌之侧后抄袭。其它各地的沿海炮台也多少有些改进。但总的看来，海防设施变化不大，沿海防备仍然十分松懈。 早在1850年，就有人提出对于英国可能进行的新的侵略宜及早防范。清廷一方面认为应“于无事之时，为有事之备”，一方面又提出“总期不动声色，慎密筹防，断不可稍有泄漏，致启疑衅”。1闽浙总督刘韵珂甚至认为：备战“风声一播，夷人定启猜疑，将来首先张皇之地，即为首先纷扰之地，是防夷而适以招夷，未免失计。”2有的督抚则认为海防已臻完善，不需加强。如两广总督徐广缙等把广东水师吹得天花乱坠，说什么“风涛耐于惯习，炮火熟于点放，船只长于驾驶，器械、火药在在极于精良”3，认为外国侵略者不敢进攻广州。还说什么“现就广东地方情形而论，内河外海，炮台林立，分驻台兵数千名，若得文武同心，士卒用命，即使深入，何能径出。”4上述畏敌和轻敌两种错误思想，都严重地影响对外敌入侵的防范，妨碍沿海战备的加强。 由于清廷仍然闭关锁国，妄自尊大，不采纳任何先进的军事思想和军事技术，不进行丝毫实质性的改革，军事上始终处于停滞落后状态。步兵除冷兵器外，仍然使用土制鸟槍、抬槍。火炮也无多大改进，并且依然没有专门的炮兵部队。除虎门要塞外，大多数炮台的火炮仍采用固定木制炮座，所有火炮都用火绳点火发射，射速慢，射程小（最远不过千米），而且命中率低。水师战船仍为木制的风帆船或划桨船，每船装备数量不多的数百斤至千余斤的火炮。1856年，新造炮船三百余艘，装备了从外国购买的火炮二百门，但主要用于镇压太平军。 第三节 英国制造借口，挑起战争 一、“亚罗船事件” 第二次鸦片战争是英国以所谓“亚罗船事件”为借口首先发动的。1856年10月8日，广东水师在广州海珠炮台附近码头检查装有走私货物的“亚罗”号船，并逮捕了船上两名海盗和十名有嫌疑的中国船员。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为挑起事端，胡说“亚罗”号是英国船，并造谣说中国水师在该船捕人时，曾扯落船上的英国国旗，有损英国的权利和荣誉，向广州当局提出赔礼道歉、释放人犯等无理要求。 “亚罗”号是中国人苏亚成于1854年8月建造的商船。苏亚成非法弄到一张港英执照，并雇用了一个叫亚罗的外国人在船上工作，便称“亚罗”船。1855年6月，该船转卖给另一中国商人方亚明。方又领取了一张自当年9月27日起有效期为一年的港英执照，并雇用一个英国人为名义上的船长。该船雇用的水手中隐藏着海盗，他们凭借港英执照作掩护，从事鸦片走私和抢劫等犯罪活动。广东水师上船搜捕时，该船执照已经过期，而且船上根本没有悬挂英国国旗。逮捕船上海盗，纯属中国内政，英国根本无权干涉，因此，两广总督叶名琛拒绝了巴夏礼的无理要求。然而，英国驻华公使包令和巴夏礼等竟以此为借口，蓄意扩大事态。英国驻香港海军司令西马糜各厘立即命令驻港海军捕捉中国船只，进行无理挑衅，决计挑起新的侵华战争。 二、英军进犯广州 对于英国侵略者的蓄意寻衅，负责筹办“夷务”的钦差大臣、两广总督叶名琛竟然无动于衷。他曾大量屠杀广东起义人民1，对迫在眉睫的外敌入侵却不进行任何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当时，广东清军总数约七万四千人，其中八旗兵五千六百余人，绿营兵六万八千余人。广州城内外约有清军一万三千人。城郊建有炮台十座，每台防兵二十至六十人不等。珠江内河一带除修复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毁的十六座炮台外，又新建了六座，共计二十二座。防守城郊和内河沿岸三十二座炮台的兵力共约二千余人。但由于叶名琛毫无战备观念，不采取任何防御措施，“惟日事扶鸾降乩，冀得神祐”2，因而“亚罗船事件”发生后，虎门要塞及广州 清军都没有及时转入临战状态。 1856年10月23日，英国海军上将西马糜各厘率军舰三艘、划艇十余只、海军陆战队约二千人，向虎门口开进，揭开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序幕。英军的企图是：以武力胁迫叶名琛屈服，乘机进入广州城。 当英舰强行闯入时，广东水师提督吴元猷因事先未加防范，又未接到叶名琛的命令，不敢下令开炮拦击。虎门各炮台守将有的等待观望，有的未战先逃，防兵纷纷溃散。因此，英舰未受任何抵抗即顺利驶过虎门要塞，进入内河。 英军舰船突入珠江内河，直接威胁着广州的安全。当日上午，英舰开始进攻猎德炮台，守军奋勇还击，双方展开炮战。叶名琛接到战报后，仍以为英军不过是虚声恫吓，竟然说：“必无事，日暮自走耳。”并下令“敌船入内，不可放炮还击”。1猎德等炮台防兵被迫停止抵抗，致使英海军陆战队顺利登陆。当晚，英军舰船进泊广州城西南的十三洋行码头。 第二天，英舰沿珠江南水道下驶，进攻广州河南凤凰冈等炮台。防兵“遵令走避”，炮台被占，大炮被毁。在部属一再要求下，叶名琛才勉强同意派兵一千五百人防守北门外的四方炮台。25日，英军又攻占海珠炮台，五十门大炮全部落入敌手。至此，珠江内河一带的主要炮台均被英军攻占。 10月27日，西马糜各厘除集中三艘军舰的炮火外，还利用海珠炮台的五十门大炮，轰击广州外城，并以总督衙署为主要目标，企图胁迫叶名琛屈服。28日下午，英军继续炮击，并派海军陆战队登岸，纵火烧毁靖海门外的民房，延及城楼。29日中午，英军以猛烈炮火将外城城墙轰开二丈多宽的缺口，并击毁督署。下午，英海军陆战队登岸，约有二三百人从缺口攻入外城。清军参将凌芳率抚标兵英勇抵抗。两小时后，凌芳中弹牺牲，抚标兵退入内城。南海县大浦乡团勇主动增援，杀敌数十人，终因武器简陋，势不能敌，亦退守内城。英军因兵力单薄，未敢深入，便将靖海门、五仙门及附近民房尽行烧毁，于当日傍晚撤回军舰。这时，叶名琛才派武弁梁定海、谭蛟等率兵千人，前往被毁的猎德炮台防守。 自10月31日起，英军连续炮击广州城，但仍未达到入城谈判的目的，便于11月6日派出军舰三艘，沿珠江主航道东进，炮击位于竹横沙的东定炮台。该台有炮三十六门，守军约七八十人。在台外的江面还停泊着广东内河水师的红单船二十三只。英舰发起进攻后，炮台防兵开炮拒敌，水师战船也主动参战，击中一艘英舰，毙敌百余人。但终因弹药不继，水师战船又先后被敌舰击毁，东定炮台遂失陷。10日，英舰三艘、划艇两只再次轰击猎德炮台。这时，该台除有防兵千人外，台后还有陆路乡勇应援。但因火炮射程近，打不到敌舰，而敌之舰炮却能击中炮台，致栏石碎飞，伤守兵甚众。随后，英海军陆战队在炮火掩护下登岸，绕道抄袭炮台后路。当时，梁定海和谭蛟正在台后村庄中赌博消遣，闻警仓皇逃遁。守台兵受到英军前后夹击，又无人指挥，便一哄而散，猎德炮台再次失陷。 11月12日，英舰为打通广州与香港的联系，解除后顾之忧，便沿珠江东南水道南返，从侧后袭击安有二百门大炮的横档炮台。守台兵四百余人与敌展开炮战。一小时后，英军陆战队从炮台西侧登岸，由西、北两面攻击。防兵不支，纷纷溃散。英军遂占领炮台，掠获全部大炮。翌日，英军又攻占横档东岸的威远、镇远和靖远炮台。 英国侵略者仅凭三艘军舰、十几只划艇和不超过两千人的兵力，竟敢闯入设防严密的虎门海口，直抵广州，无疑是一种冒险的军事行动。当时，防守虎门要塞与广州的清军八倍于敌，结果不但没有击败敌人，反而先后丢失大小炮台十余座。英军摧毁了总督衙门，并一度突入广州外城，尽避未能达到入城谈判的目的，但其军事冒险竟获得了成功。这种异常情况的出现，主要由于叶名琛昏庸愚昧到了极点。他先则抱着侥幸心理，主观地认为英军不敢动武，因而在“亚罗船事件”后仍不进行备战，使英舰得以乘虚闯过虎门，进入珠江内河。敌舰向珠江内河炮台发起攻击后，他依然坚持不抵抗主义，以致出现了战争史上罕见的只挨打不还手的怪现象。最后，虽然被迫还击，但因准备不足，指挥不当，加上各台守兵过少，火炮落后，弹药不足，终被敌人各个击破，造成重大损失。 三、广东军民的英勇抗战 与叶名琛的不抵抗主义相反，广东人民和部分爱国官兵，目睹侵略者的种种暴行，激起了无比的愤怒，采取镑种形式，机智勇敢地打击敌人。 1856年10月，英国侵略军开始进犯广州时，广州市民便相约剿杀敌人，反英揭帖随处可见。12月，群众满怀义愤，放火烧毁了城郊十三洋行商馆，迫使侵略者全部逃回船上。 英军虽然攻占了珠江内河及虎门的主要炮台，但由于沿江军民不断采用夜战近战袭击敌舰，使侵略军无法保障水路交通安全，与香港的联系经常受到威胁。12月22日，英国“提斯特尔”号邮轮拖着一只满载从广州抢劫来的珍宝玉器的划艇，企图经虎门口驶往香港。半夜，于虎门口内突然受到上百只中国划艇的拦击，便开足马力向出海口方向直驶，不料又被另一队中国划艇截住，不得不抛弃拖曳的划艇，突围而逃。30日，该邮轮又从广州驶往香港，广东乡勇十七人化装潜入船上，于中途杀死船主等十一人，将邮船开到岸边捣毁。1857年1月4日下午，广东水师调集约三百余艘船只，从不同方向围攻珠江江面上的三艘英舰。战斗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广东水师舰船才分头退入小河汊内。与此同时，香港及其附近地区人民也曾自动组织对英国侵略者实行封锁等斗争，反抗英军的入侵。 在广东爱国军民的反抗和打击下，英军被迫于1857年1月20日退出珠江内河，撤往虎门口外，等待援军的到来。 四、清廷“息兵为要”的方针 英军撤出虎门后，叶名琛向咸丰帝谎报军情，吹嘘“防剿英夷水陆获胜，现在夷情穷蹙”。处于内外交困境地的咸丰帝，早就希望结束对外战争，以便全力镇压几乎遍及全国的农民起义。英军窜入珠江炮击广州时，他就声称“此次已开兵衅，不胜固属可忧，亦伤国体；胜则该夷必来报复，……当此中原未靖，岂可沿海再起风波”。1因此，当他接到“水陆获胜”的谎报后，立即谕令叶名琛与侵略者议和，“以息兵端”。2咸丰帝主张息兵媾和的另一重要原因，则是国库空虚，军饷难筹。他在1857年4月23日的上谕中说：“当此中原多故，饷糈艰难，叶名琛总宜计深虑远，弥此衅端，既不可意存迁就止顾目前，又不可一发难收复开边患。”3此外，咸丰帝认为英军攻打广州，无非是提出更多的利益要求，而不会推翻他的封建统治，因此谕令叶名琛，如果英国新任使臣到广州谈判，只要条件不甚苛刻，“即应以礼相接”，以期两国息兵和好。6月15日，正当英国远征军源源向香港集结的时候，咸丰帝在叶名瓒密陈近日夷情》的奏折上作了批示，明确提出了“息兵为要”的方针。批示中虽有“仍当密为防范，勿存轻视之心”等语，但最后强调的则是“总宜息兵为要”。4这一妥协求和的错误方针，助长了外国侵略者进一步武装侵华的野心。 第四节 广东军民抗击英法联军的进犯 一、英法联军的组成 为了扩大侵华战争，英国巴麦尊内阁于1857年3月强行通过了一项增加军费和增援远东英军的提案。4月20日，巴麦尊任命原驻加拿大总督额尔金及其弟普鲁斯为正副全权专使，率特别外交使团来华。同时，从本土和毛里求斯、新加坡、印度等地共抽兵二千九百余人，组成远征军（以阿希伯纳姆为远征军海军司令），开赴中国。英国还照会法、美、俄等国，约其联合出兵。 当时，法国正在加紧侵略越南。法皇拿破仑第三等认为，和英国联合侵华，既可以换取英国对其侵略越南的赞同，又可以在中国捞到好处，因而欣然接受了英国政府的邀约。接着，法国政府以所谓“马神甫事件”1为借口，打着“为保卫圣教而战”的旗号，任命葛罗男爵为特命全权专使，率领一支法国远征军开赴中国，并训令其远东印度支那舰队司令里戈·德热努依里海军少将率舰队配合葛罗的行动。 美国本想通过侵略战争扩大其在华特权，猎取包大的利益，但由于其南部和西南部正在开展废除奴隶制的斗争，国内政局不稳，因此在接到英国的照会后，表示美国的全权代表愿意与英法代表一致行动，但不直接出兵。 沙俄趁英国挑起新的侵华战争之机，进一步加紧其侵占中国北方领土的罪恶活动，同时，派海军上将普提雅廷出使中国，以帮助清廷镇压太平军为诱饵，要求割让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和中国西部的大片领土。交涉失败后，普提雅廷悻悻而去，径赴中国南方，与英法代表合谋侵华。 1857年7月初，英国特使额尔金抵达香港。他的主要使命是：迫使清政府赔款和“在广州以及其它口岸完全履行几个条约的条款”，并同意英国公使驻京及修改各种条约等。英国外交大臣克拉兰敦给他的训令称：如果清廷拒绝英国的要求，就立即使用武力，采取以下一项或几项行动，即：封锁白河；占领扬子江口大运河的入口处；占领舟山群岛；封锁芝罘和其它中国口岸；切断大运河通过黄河的出入口；在广州上游登陆，占领城垣上方的高地，并切断其供应；在广州城的上方安置一支部队。1额尔金遵照英政府的训令，与包令、西马糜各厘等进行了谋划。包令等一致主张首先给广州以打击，迫使叶名琛屈服，从而消除同清廷谈判的困难。额尔金接受了包令等人的建议，决计先犯广州，取得讨价还价的条件，再向中国勒索。但因印度的人民起义（1857—1859年）正在蓬勃发展，额尔金于7月16日亲率其远征军一部赶赴印度（9月下旬才返回香港），因此，进犯广州的计划未能立即实行。 10月中旬，法国特使葛罗抵达香港。英法特使及双方海军司令等经多次协商，确定英法组成联军，采取一致行动，首先攻占广州，尔后北上白河。10月底，美国新任驻华公使列卫廉到达香港，与英法公使会晤。11月初，沙俄公使普提雅廷也由天津窜到香港，正式加入了以英国为首的侵华集团，为英法武装侵略中国出谋划策。 12月上旬，英法侵略者拼凑了一支由五千六百余人组成的侵华联军（其中法军一千人），集结于香港、澳门地区，加紧进行战争准备。 二、英法联军陷广州 在清廷“息兵为要”的方针指导下，叶名琛不仅不加强广州的防务，反而大肆裁撤团练兵勇。广州人民烧毁十三洋行商馆之后，叶名琛竟下令把所有团练乡勇赶出省城，原陆续聚集于广州周围的三万余兵勇，凡非坚守要隘者，全部被裁；陆路壮勇原约一万余人，被裁撤十分之几，所存者不及二千人。广东内河水师战船大部损失，非但不予添造，反而大加裁撤。虎门要塞被英军破坏的几座炮台，既不修整，也不重调水师驻守。直至获悉英国远征军开抵香港时，他才仓卒抽调部分兵力在珠江水路要隘布防，并派八旗兵防守广州城及城北炮台。 1857年12月12日，英、法公使分别向叶名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入城、修约和赔款，并限十日内答复。对于英法等国相互勾结以及迫在眉睫的战争形势，叶名琛仍然茫无所知。他认为英国孤立，为法、美所不齿，并轻信谣传，说什么英国女王已命令其在华官员力求与中国“好释嫌疑，以图永久相安，毋得任仗威力，恃强行事。……断不准妄动干戈”，认定英国不会再行开战。1尽避英法公使已发出最后通牒，叶名琛依然不做任何战守准备。 在英、法公使发出最后通牒的同时，英法联军舰队便从香港出发，进犯虎门。因未遭广东水师的任何拦阻，故得以迅速突入珠江内河，兵临广州城下。12月15日，数十艘敌舰集结于珠江主航道上，集中舰炮火力轰击与广州城隔江相望的河南地方。接着，敌海军陆战队登陆，顺利地占领了该地，为攻打广州城夺得了立足点。 20日，联军舰队进泊广州五仙门外的珠江水面。额尔金和葛罗分乘炮艇从香港赶到。次日，他们与两国海军司令在法规上召开作战会议，决定于24日正午再次照会叶名琛等，限其在四十八小时内交出广州城，并将军队全部撤到城外三十华里的地方，否则武力攻龋 与此同时，英法侵略者完成了攻击广州的作战计划。计划规定： 1.27日至28日夜间，联军工兵连和爆破连登陆并占领二沙尾岛靠航道的登陆点。 2.28日拂晓开始，联军舰队的一百二十门大口径炮同时向城墙开火，在西南角、东南角和正南三处打开缺口，并以持续而缓慢的射击压制守城清军。 3.28日晨，海军陆战队登陆，分三路进攻广州城。中路由斯特罗本泽少将指挥英军和一部分法国水兵，主攻东固炮台，占领后派出云梯队乘夜抵近城墙，架设云梯；左路由里戈·德热努依里海军少将指挥法军，阻击从东门和郊区增援的清军；右路由西马糜各厘海军上将指挥英国水兵，阻击从城北各炮台支援的清军。 4.29日晨，全部大炮集中轰击城墙，摧毁城上的工事，尔后攻城。 ewc mvimage,mvimage, !50000061_0172_1.bmp} 在英法联军兵临城下的威胁面前，叶名琛对战守问题仍漠然置之。26日，其部属纷纷建议添调兵勇，加强广州防务，他却以敌军不过是恐吓逼和为由，拒不采纳。番禺县令李星衢、南海县令华廷杰请求招募两县乡勇数千人，防备突然事变，叶竟说什么“谁添兵，谁给饷”。广州绅民有的自告奋勇，愿意自备粮饷军械，守城杀敌，叶名琛一概不准。27日晚，联军工兵连、爆破连占领二沙尾，攻城迹象已十分明显。就在这时，叶名琛却要全城文武官员到督署为他祝寿。他迷信扶乩，宣称乩语告知，十五日（12月30日）后便可无事。 12月28日晨6时起，三十二艘联军舰艇（英二十五艘、法七艘）的一百余门大口径火炮同时炮击广州城。叶名琛逃至内城粤华书院。清军乱成一团。广州城内大火熊熊，督署也成为一片废墟。 炮击开始后不久，英法联军约四千人，分别从二沙尾以及猎德炮台与东固炮台之间登陆。中路约二千人进攻东固炮台。驻防广州东门外的清军千总邓安邦率东莞勇一千人奋勇抵御。他们士气高昂，分散隐蔽于竹林和灌木丛中或坟墓后面，以各种火器打击敌人。防守东固炮台（有炮三十一门）的约七十名清军，在东莞勇的配合下，也发炮轰击登陆的联军。邓安邦统一指挥东莞勇与炮台守兵，同超过自己一倍的敌军鏖战大半日，最后在弹药耗尽和得不到外援的情况下，才被迫于日暮时放弃东固炮台。当晚，联军以舰炮及东固炮台的大炮继续轰击广州城。 29日晨6时，占领城东一带的联军在炮火掩护下，向城东北运动。防守城北五座炮台的总指挥、乍浦副都统来存率旗兵一部，坚守四方炮台。联军“冒死扑台，为长蛇阵直进，将近二千人”。1守台兵居高临下，发炮抵御，毙伤不少敌军。联军进攻炮台受挫，便转而攻城。斯特罗本泽指挥中路英军第59团，成散兵队形攻击小北门；西马縻各厘指挥右路英军水兵攻击大北门；里戈·德热努依里指挥左路法军攻击东门。广州守军依托城上工事阻击敌人。不久，联军中路主力攻入小北门。守城清军纷纷溃散，致使敌军迅速占领了观音山，控制了城内的制高点。接着，联军右路和左路部队相继攻占了大北门和东门。城墙上的清军退入城内，与敌展开巷战。下午2时以后，全城战斗停息。30日，广东巡抚柏贵和广州将军穆克德讷在广州西北城墙上竖白旗投降，在侵略军的威逼下，强令撤出城内兵勇。 1858年1月5日，叶名琛为联军所俘，被押往印度加尔各答，次年在囚禁中毙命。这是他坚决执行清廷“息兵为要”方针的可耻下常联军占领广州后，组成以巴夏礼为首的“联军委员会”，投降卖国的柏贵等在侵略者的监督下继续“任职”，为敌效劳。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由外国侵略者用大炮制造的第一个地方傀儡政权。 三、广东军民继续打击敌人 在英法联军的蹂躏下，广州遭到了空前的浩劫。侵略军烧杀掳掠等暴行，激起了广东军民的英勇反抗。具有抵抗外来侵略传统的三元里一带群众，重建和扩大了原来的社学组织，募勇团练，并联络南海、番禺两县人民，在佛山镇成立团练总局，集义勇数万，坚壁清野，与侵略军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东莞、花县、顺德等县人民，也纷纷组织团练武装打击侵略者。广州城外军民实行秘密分散的游击战，每于夜间以壮勇数百人，分路潜至城下，鸣锣呐喊，向城内施放火箭，惊扰和打击敌人。城内市民则经常三五成群地埋伏在侵略者出入之处，出其不意地袭杀敌人。1858年2月18日，佛山团练武装数万人，决定反攻广州，被柏贵破坏。但爱国军民的反抗怒火是扑不灭的，伏击和袭扰敌军的行动接连不断。6月3日，侵略军千余人分两路进攻广州城外的团勇：一路进攻驻榕树头的东莞勇；一路进攻驻三宝墟的新安勇。东莞勇在邓安邦率领下奋力迎战，毙敌军官一人，迫使敌军逃窜。新安勇与敌军激战数小时，毙伤敌军百余人。随后，东莞军民向侵略者发出挑战书：“我东莞勇，现驻榕树头，尔外人敢到此与我打仗，定杀尔片甲不回。”16月6日，巴夏礼亲率英军千余前往，结果遭到伏击，死伤甚众，巴夏礼也几乎被俘。侵略军胆战心惊，龟缩城内，不敢轻易再出。佛山团练总局还发动香港大罢工，号召在香港、麦高（澳门）等处为外国人教书、办理文案以及雇工杂役人员，概行辞职回家，使洋人各项经济活动陷于停顿。香港同胞还以极其秘密巧妙的方法劫杀英人，使其不得安宁。 第五节 英法联军第一次北犯 一、联军策划北犯，清廷置若罔闻 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额尔金、葛罗等又在香港密谋策划，确定联军舰队先开往上海，威逼清廷签订新约；若不能达到目的，便北犯白河口，对清廷直接施加压力。美、俄公使完全赞同英、法的图谋。 1858年2月，英、法、美、俄公使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于3月底以前派全权代表到上海举行谈判，否则，即向白河口进发。3月底，侵略者的要求遭到了拒绝，四国公使便决计率领由香港集中到上海的英舰十余艘、法舰六艘、美舰三艘、俄舰一艘，分批北上。 对于侵略者贪得无厌的野心，清廷缺乏清醒的估计。广州沦陷后，仍认为英法只是借端要挟，不会继续入侵，因而命令柏贵“以情理开导”，劝说侵略者退出广州，然后“相机筹办”。同时，任命刑部右侍郎黄宗汉为钦差大臣和两广总督，由京赴粤，与英法侵略者进行谈判。另一方面，咸丰帝接受某些人的建议，要柏贵等借助广东绅民之力，利用各地团练乡勇将联军逐出省城和内河，“使知众怒难犯，……不致诛求无厌”1。不久，咸丰帝接到两江总督何桂清关于英、法、美、俄四公使欲赴天津的奏报。但他仍然置若罔闻，不立即采取对策，直至3月21日，才谕令直隶总督谭廷襄等“于海口各要隘，不动声色，严密防范”2，以防意外。 二、联军进逼大沽，清军仓卒布防 1858年4月20日，英、法、美、俄四国公使在白河口外会齐，24日即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派全权大臣在北京或天津举行谈判。英、法公使竟限令六日内答复其要求，否则即采取军事行动。美、俄公使则打出“调停”的旗号，劝告清廷尽快会谈。与此同时，联军舰队陆续驶抵大沽口，随即进行了进攻大沽炮台的各种准备。他们派出侦察船，探测水深，侦察海口的地形和炮台设施等；派遣侦察人员化装登岸，侦探清军部署；派舰艇抢劫民船商船，掠夺财物粮食；在水边立标打靶，进行临战训练，并对清军巡洋哨船鸣槍挑衅等等。 大沽口是天津的门户，近口三十余里有拦江沙一道，称为“口外之险”，大船不便航行。海口南北两岸建有炮台四座（北岸一座，南岸三座），仅有守兵七百人。海口距大沽村五六里，距天津一百八九十里，中间有新城、葛沽，为商船进口后停泊之处。谭廷襄认为，敌军“长于水，而不长于陆，狡猾性成，未必肯舍长就短”，因而提出了“设防仍以水路为主，兼备炮台后陆路”的方针。14月19日，谭廷襄与直隶提督张殿元、布政使钱炘和等率兵约八千人，并携带神机营大炮，仓促前往大沽口设防。其部署是：谭廷襄率督标各营驻防海神庙（大沽东、西二村之间），张殿元率提标兵一部防守北岸炮台，天津镇总兵达年率镇标及提标大沽协兵防守南岸各炮台，钱炘和总办粮台，清河道崇厚总理营务处。雇募海船、盐船四十余只，于海神庙前搭浮桥一座，便于两岸联络，协同作战。此外，清廷还调派刑部左侍郎国瑞、护军统领珠勒亨、副都统富勒敦泰等率京营马步各队及火器营、健锐营兵二千余人，携炮三十门（内有万斤大炮数门），赶赴海口，统归谭廷襄节制。谭便令国瑞率马队五百人驻新城以东离海口十五里处；令珠勒亨率马步兵千余人、富勒敦泰率火器营五百人守海口北岸及新河，均作为南北两岸炮台的后路接应。 三、联军大沽登陆，清军抗战失利 英、法、美、俄公使照会清廷后，咸丰帝令谭廷襄与其谈判，要求英、法、美公使返回广东，听候黄宗汉办理，俄使则仍到黑 龙江等处会办。他把希望寄托在打出“中立”旗号的美、俄公使的“调处”上，企图以美、俄牵制英、法。经过多次交涉，清廷的希望完全落空，侵略者决心使用武力迫使清廷屈服。 截至5月19日止，陆续驶抵大沽口外的英、法、美等国舰船共约三十艘50000061_0179_01。当日傍晚，联军“斯莱尼”号、“复仇者”号等十六艘舰艇和二十余只舢板，载海军陆战队约二千人，驶入拦江沙内，待命行动。美舰和俄舰各一艘相继跟进，为英法联军壮胆助威。 5月20日上午8时，额尔金和葛罗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让四国公使前往天津，并限令清军在两小时内交出大沽炮台，否则武力占领。在此以前，联军拟定了如下攻击计划：首先以六艘炮艇分成二队，同时发炮攻击南北两岸炮台；然后，两支登陆部队分别向南北两岸发起攻击。第一支由四百五十七人（英军二百八十九、法军一百六十八）组成，攻取北岸炮台；第二支由七百二十一人（英军三百七十一、法军三百五十）组成，攻打南岸炮台。 20日上午10时，联军两队炮艇开入口内，同时轰击南北两岸炮台。当时，北岸炮台由游击沙春元率部防守；南岸的主炮台由总兵达年和游击德魁率部防守，左炮台由都司讷勒和等率部防守，右炮台由游击陈毅等率部防守。四座炮台的防兵已增加到三千人，大炮二百余门。面对敌人的进攻，各台守兵奋起还击，击沉敌舢板四只，毙敌近百名。法炮艇“霰弹”号遭到重创，艇长被打死，十一人被打伤。与此同时，守军从海口施放了约五十只火船、火筏，顺流而下。联军舰队立即派小艇将火船、火筏拨开，保护两队炮艇继续轰击炮台。接着，口外的联军旗舰“斯莱尼”号及其它主力舰只的大口径火炮也向炮台轰击。北炮台的三合土顶盖被 1858年5月，英法联军炮击大沽口炮台 击毁，南炮台炮墙亦被轰塌，有的火炮被炸坏。守台兵遭敌炮轰击，伤亡甚众。11时，联军的两支陆战队乘舢板强行登陆，向炮台接近。守军冲出炮台，与敌展开白刃格斗。他们的顽强抗战精神使敌人大为震惊。连目击此次战斗的一个美国人也承认：“中国兵械虽不甚精，而兵弁大都忠勇”。1正当炮台防兵与敌艰苦鏖战之际，谭廷襄、钱炘和等却从大沽村乘轿逃跑，致使士气大挫。当敌陆战队进至炮台附近时，后路清军不仅不及时增援，反而讹传前军失利，以致兵勇惊溃。炮台守兵孤军奋战，沙春元、陈毅等中弹牺牲，各炮台遂相继失守，所有火炮、器械，全被敌军掠获。联军陆战队占领南北两岸炮台后，其炮艇沿白河驶向东沽，烧毁浮桥，占领东、西大沽二村。 这次作战，大沽清军数倍于敌，但仅仅接战两个多小时，四座炮台全部落入敌手。其所以如此，主要是清廷动摇不定，缺乏抗战决心。当联军从上海北上时，咸丰帝一面命令在天津、大沽暗地设防，一面又令谭廷襄等“平心静气”地与侵略者“理论”。前线指挥官谭廷襄虽然奉旨设防，但也根本没有打的决心，战前既无周密的防御计划，战时又不亲临前线指挥，危急时刻则带头逃跑。大沽炮台的陈旧落后，也直接影响了战斗的进行。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驻守虎门的关天培就采用增减木垫的办法调整火炮的射程，可是，大沽炮台连这样的土办法也未采用。固定在炮架上的火炮无法调整射程，结果，敌舰趁落潮时发起进攻，各炮台发射的炮弹便大多成为远弹，不能命中目标。加上仍然采用老式的木制炮架，一旦遭敌火箭攻击，木架着火燃烧，火炮随之滚落地上，无法继续射击。此外，炮台后路部队畏缩不前，有的望风而逃，也加速了炮台的陷落。 四、联军威胁津京，迫签《天津条约》 5月24日，谭廷襄逃回天津，张殿元等各率所部退守天津城外。英法联军炮艇八九艘溯白河而上，于26日驶抵天津城下。不久，四国公使也率主力舰只赶到。侵略者宣称，如清廷不立即派全权代表前往天津谈判，就先取天津，再攻北京。 谭廷襄在大沽炮台失陷后立即声称：“统观事态，细察夷情，有不能战、不易守、而不得不抚者”1。当联军兵临天津城下时，谭更加惊恐万状，认为“时势危急，战守两难”，唯一出路是向侵略者妥协求和。咸丰帝以天津逼近京城，急忙于5月28日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赶赴天津议和。 从6月4日起，桂良等与英、法、美、俄代表进行了多次交涉。在英法代表骄横要挟下，桂良等被迫接受了全部要求，分别于6月26日和27日签订了中英《天津条约》和中法《天津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是：公使常驻北京；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扩大领事裁判权；对英赔款四百万两，对法赔款二百万两；修改税则等等。条约规定第二年在北京交换批准书。 当桂良等与英、法代表谈判时，美、俄公使扮演“调停者”的角色，玩弄陰谋诡计，竟抢在英、法之前，诱逼清廷分别于6月13日和18日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和中美《天津条约》。在中俄《天津条约》签订以前半个月，黑龙江将军奕山在沙俄武力威胁下，与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签订了非法的《瑷珲条约》。通过这个条约，沙俄侵吞了中国黑龙江北岸、外兴安岭以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第六节 英法联军第二次北犯 一、上海修约谈判 《天津条约》签订前后，清廷内部在是否全部接受侵略者的要求方面存在很大分歧。桂良等以英法联军“槍炮迅利”、“直隶库款支绌”、“天津以北，道途平坦，无险可扼”、“国家内匪未净，外患再起，征调既难，军饷不易”1等为由，主张迅速订约，以期息兵停战。吏部尚书周祖培等则反对接受侵略者的全部要求，特别不同意外国公使驻京，认为公使“一入京师，则一切政令必多牵制”。2咸丰帝一贯害怕外国公使驻京，只是由于侵略者兵临天津，京畿难保，为顾眼前利益，才被迫同意订约的。因此，当英法侵略军于1858年7月陆续南撤后，其态度又有改变。他深感大皇帝的尊严受到损害，特别是对外国公使驻京颇感不安，于是，要桂良等利用去上海同英法代表谈判通商章程之机，以全免进口税为交换条件，取消《天津条约》中关于公使驻京、内河通商、内地游历及赔偿军费等条款。10月4日，桂良、花沙纳到达上海，经过多方哀求，额尔金才故作让步姿态，答应英国公使驻于北京以外的地点，但可定期或按公务需要前往北京。于是，桂良等分别于11月8日和24日与英、法代表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主要内容是：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将鸦片改名“洋药”；一般进出口货物，一律只征5％的关税；洋货运销内地或输出土货，一律只征2.5％的子口税；海关税务邀请外国人“帮办”等等。 二、清廷加强大沽防务 英法联军南撤后，咸丰帝接受惠亲王绵愉等人关于“天津海口一带，急应妥为布置”的建议，谕令以镇压太平天国北伐军而得宠的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会同礼部尚书瑞麟（署理直隶总督）前往天津一带，加强海口防务。僧格林沁率京营及东三省蒙古马队各一部，自通州到达天津后，便会同瑞麟亲往海口查勘，决定加强大沽、双港等地的设防。同时，奏请清廷分别从吉林、黑龙江、绥远、直隶北部和京城抽调兵力前往天津地区，并重新恢复直隶海口水师1。到1859年3月，大沽口共有兵丁三千名。僧格林沁等恐新募兵栋难期得力”，“将京旗京营官兵抽出八百名，拨赴海口，分扎两岸炮台，即于新募兵丁抽出八百名，饬赴双港屯扎”。2此外，尚有副都统成保所率的哲里木盟马队五百人驻新城；头等侍卫布尔和德、二等侍卫舒明安所率的昭乌达盟马队五百人驻新河。整个大沽海口地区共有防兵四千人。 经过重建的大沽口炮台，由四座增至六座，每台守兵约四百人。海口南岸炮台三座，高自三丈至五丈不等；北岸炮台二座，一高五丈，一高三丈。各炮台的高度、宽度和厚度均较前有所增加。另在北岸石头缝地方新建高三丈的炮台一座，作为后路策应。六台共安设火炮六十门，其中有一万二千斤大铜炮二门、万斤大铜炮九门、五千斤铜炮二门、西洋铁炮二十三门。所有炮台周围均坚筑堤墙，堤墙之外开挖壕沟，竖立木桩。又在海口排列三道拦河铁链，配置铁戗，安设木栅，连成巨筏，以便拦阻敌舰。僧格林沁督饬各营官兵，“排列队伍，演放炮位，严密设防”。3 鉴于距天津三十余里的双港地势较高，河身狭窄，便于拦击敌人，僧格林沁等特在该处沿河两岸设兵营九座，驻兵六千人，修建炮台十三座，安设一万二千斤以下大小铜铁各炮八十一门。对于从大沽至山海关一线众多的海口，也本着“择要分布”的原则，分别在北塘海口、丰润的涧河口、乐亭的清河口和老田沟、昌黎的浪窝口和蒲河口以及山海关内的白塔岭、秦皇岛、小河口等处，部署了相应的兵力。其中北塘有一千六百人，山海关有三千人。另外，天津道府及沿海各县，还招募了团练乡勇共五万余人。 三、英法联军再次北犯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政府仍不满足于从中国攫取的种种特权，叫嚷“条约中有关商务的条款不能令人满意”，蓄意利用换约的时机，重新挑起战争，向清廷勒索更多的权益。 1858年11月，英国以普鲁斯接替包令为驻华公使。1859年3月，英政府训令他把对华事务管理总部由香港迁往上海，尔后视情况在北京设立使馆，并拒绝清廷可能提出的阻止公使进京换约的任何企图。普鲁斯来华途中，在锡兰（今斯里兰卡）与从中国回国的额尔金共同议定了以一支雄厚的舰队“护送”公使进京的计划。4月26日，普鲁斯抵香港，6月6日到达上海。随后，与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等进行密谋。双方都拒绝同等候在那里的清朝全权大臣桂良、花沙纳会晤，决定再次北犯大沽，“不惜用武力来打开白河的大门，并继续向京城挺进”。1美国新任驻华公使华若翰也决定随同英、法公使北上，进京换约。 6月20日，三国公使到达大沽口外，与17日即已到达的英法联军舰队会合。 英法联军舰队由新任侵华英军海军司令贺布少将率领，共计舰船二十一艘。其中有英国“复仇”号等蒸汽舰七艘、炮艇十艘、运输船二只，载海军陆战队、工兵队一千二百余人，法舰“迪歇拉”号和蒸汽供应船“诺尔扎加拉”号，载海军陆战队约百人。另有“托依旺”号等美国舰艇三艘，随同行动。 6月21日，普鲁斯把打通白河口的任务交给贺布。在此以前，贺布已派人知照清军，要求将安设在海口的铁戗、木筏等尽行撤去。清军未予理睬。联军舰队便连日进行侦察、破障，并抢劫商船、渔船，鸣槍发炮，恣意挑衅。 四、清军大沽抗战获胜 早在1859年春，僧格林沁得悉外国公使执意要进京换约的消息后，就向咸丰帝提出了如下防御建议：“倘夷船一二只驶进海口，谨遵训示1，由地方官派员迎至拦江沙外，与之理论”；“设三五只以上蜂拥而至，是决裂情形已露，自未便专恃羁縻。……似宜以拦江沙内鸡心滩为限，……设竟闯入鸡心滩，势不得不慑以兵威，只可鼓舞将士，奋力截击，开炮轰打”。2咸丰帝基本同意这一建议，令僧格林沁“相机酌办”。不久，僧又提出：大沽海口布置均已周密，公使进京“不特不可令其经由，且不可令其窥伺”。3他建议让公使由北塘登岸，从陆路进京。这一建议也得到了咸丰帝的同意。 6月22日，咸丰帝得知英法联军舰船陆续驶抵大沽后，立即谕令僧格林沁严守海口，但“勿遽开槍炮，以顾大局”。同时，令新任直隶总管恒福等照会英、法公使，指定他们由北塘海口登陆，进京换约，不能随带兵船武器，不得多带随从人员。可是，侵略者并不理睬清政府的要求，坚持要以舰队沿白河上驶，武装护送公使进京。他们骄横地声称：“定行接仗，不走北塘”1。大沽炮台的防兵在直隶提督史荣椿及大沽协副将龙汝元等督率下，早就不动声色地监视着敌人舰船的动向，“炮台营墙不露一人，各炮门俱有炮帘遮挡，白昼不见旗帜，夜间不闻更鼓”。2 6月25日拂晓，贺布率联军舰艇十三艘，从拦江沙内距炮台约十三公里的水域向海口开进，炮艇都停泊在离铁戗不远的水面。海军陆战队已换乘从海湾抢劫来的帆船，待命行动。工兵队被配属到各炮艇上，分别组成特种小队，准备执行射击炮洞的任务。贺布的作战计划是：炮艇冲过横江铁链，在炮台的上方占据一个位置，以便两面夹攻；然后，在舰炮火力掩护下，海军陆战队从正面登陆，迅速夺取炮台。3 联军舰队在完成开进任务后，贺布便派英舰“负鼠”号和几艘炮艇强行拆除海口铁戗和木栅，开辟通道。这时，大沽海口两岸的清军怀着愤怒的心情，注视着敌人的行动，并作好了一切战斗准备。下午3时左右，海口第一道障碍物被拆毁，贺布立即令 “负鼠”号导航，旗舰“鸻鸟”号及其余舰只随后跟进，向横锁海口的铁链进逼，并发炮轰击两岸炮台。炮台守军忍无可忍，立即开炮还击，由于“围墙深厚，尚足抵御”，且“各炮台口门，适当夷船，与之相对轰击”1，守军炮火得以充分发挥威力。史荣椿、龙汝元指挥南北两岸炮台集中火力轰击贺布的旗舰。交战不久，联军旗舰“鸻鸟”号舰长拉桑上尉等多人被打死，贺布也身负重伤，改乘大型汽艇“鸬鹚”号继续指挥战斗。 激战至下午4时，参战的联军舰艇差不多全被击伤。旗舰“鸻鸟”号被击毁，舰上的四十名水手仅一人跳水逃脱。炮艇“茶隼”号和“庇护”号被击沉，“鸬鹚”号等几艘炮艇搁浅，贺布被迫逃到法舰“迪歇拉”号上。这时，史荣椿、龙汝元又指挥炮台守军集中火力轰击搁浅的炮艇，将“鸬鹚”号击毁。守台将士越战越勇，史荣椿、龙汝元等奋不顾身，亲自督战，不幸相继阵亡。 当战斗激烈进行之际，美国远东舰队司令达底拿乘快艇前往战区，看望受伤的贺布。在返回停泊水域时，遭到清军炮火的袭击，达底拿幸免于死，但陪同他的美国旗舰“托依旺”号的副舰长被打伤，舵手被打死。他目睹英法联军的惨败情景，认为贺布“已经无法逃脱并退出这场绝望的战斗了”2，遂派“托依旺”号从集结地域开进战区，去拖曳搁浅的炮艇，以便让英国舰艇重新投入战斗。他还命令美国水兵登上英国炮艇，参加作战，从而彻底撕下了“调停人”的假面具。 下午5时，贺布仍不认输，下达了登陆作战的命令。英军勒蒙上校率联军陆战队千余人，分乘帆船、舢板二十余只，由美舰“托依旺”号和联军的两艘炮艇拖曳，至海口铁戗以外不远的水面集结，尔后在舰炮掩护下，向海口南岸强行登陆，企图先夺取南岸的三座炮台。南岸炮台外为一片泥泞地，并有三道水壕。侵略军登岸后，一方面遭到炮台炮火的杀伤，一方面要在没膝的泥泞中艰难地匍匐爬厅，处境甚为狼狈。这时，僧格林沁立即调集火器营等的抬槍队和鸟槍队前往攻击，北岸炮台也发炮支援。联军登陆部队死伤枕藉，不得不停止前进，潜伏于沟壕中和土堆后面。黄昏时分，侵略军利用夜暗“伏地抢进”，炮台守军施放火弹、喷筒，借着亮光瞄准射击，杀伤敌人。联军陆战队只有少数人爬到了炮台下面的第一道壕边，但由于步槍已塞满泥浆，几乎都不能使用，运来的便桥又太短，无法架设，云梯也大都折断，无法攀登。守军集中火力向隐蔽在壕沟边的敌军射击，终于迫使其向海口撤退。直至半夜，联军陆战队余部才陆续爬上舰艇，撤出战常 激战一昼夜，联军遭到惨败，不得不再次南撤。此次参战的十三艘英军舰艇中，有六艘丧失了战斗力，有四艘被击毁或击沉。参战英军约一千二百人，死伤五百七十八人。参战法军约六十人， 1859年，英法联军再次进攻大沽，被守军击败。图为大沽炮台 死伤十四人。联军惨败的原因，客观上由于兵力不足（其参战兵力仅及清军的四分之一），但主要是由于骄横轻敌，情况不明。贺布错误地估计形势，以为仍象上年一样，大沽海口设防简陋，清军斗志不高，不足为惧。联军发起攻击前，虽然进行了侦察，但因清军隐蔽良好，无法窥探虚实。在情况不明及骄傲情绪支配下，贺布制定的作战计划，必然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以致水陆攻击均未得逞，夺取炮台的尝试终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清军在这次抗击作战中仅伤亡三十二人，大沽炮台只遭到轻度破坏。这是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队抵抗外国侵略军所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这次胜利表明，尽避清军军事技术落后，战斗力不强，但在保国御侮的激励下，广大士兵和下层官弁还是能够勇敢抗战的，只要指挥得当，预有准备，是能够打败装备有洋槍洋炮的外国侵略者的。此次获胜的原因，还由于清政府接受了上次大沽作战失利的教训，在英法联军南撤之后，一面与之谈判，一面加强了战备，特别是改善了大沽海口的设防。此外，统筹津沽军务的僧格林沁亲临前线；史荣椿、龙汝元等将领沉着应战，待敌舰接近后，突然开火，集中轰击联军旗舰，使敌指挥失灵；南北炮台守军主动协同配合，打击登陆之敌；人民群众积极支援，等等，对于保障这次作战胜利，也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七节 英法联军第三次北犯 一、英法扩大侵略，清廷疏于戒备 联军惨败的消息传到伦敦，英国资产阶级立即叫嚷要对中国实行“大规模的报复”。伦敦《每日电讯》报公开扬言：“大不列颠应攻打中国沿海各地，占领京城，将皇帝逐出皇宫”，“应该教训中国人重视英国人，英国人高出于中国人之上，应成为中国人的主人”。还声称在夺取北京之后，要永远占领广州，把它变为英国在远东的商业中心，以便“奠定新领地的基幢。11859年9月，英政府举行了四次紧急内阁会议，在巴麦尊的策划下，决定再次扩大侵华战争。同伦敦一样，巴黎也煽起了新的战争狂热。虽然英、法两国曾因意大利问题2等弄得关系紧张，而且两国在扩大侵华后究竟打到何等程度、各出多少军队等问题上也一度分歧很大，但经过协商，最终还是达成了协议，决定继续联合侵华。 1859年11月，英、法两国政府分别再次任命额尔金、葛罗为特命全权代表，并分别以陆军中将格兰特、陆军中将孟托班为英、法远征军总司令，组成一支新的侵华联军。其中英军约一万八千人，法军约七千人。 1860年春，格兰特、孟托班分别率英、法舰队驶达上海集结，随后即开始第三次北犯。4月21日，联军占领舟山。5月27日，英军占领大连湾，6月8日，法军占领烟台，完成了对渤海湾的封锁。此后，联军即以大连湾和烟台两处作为进攻大沽口的前进基地。 关于联军的战略企图，英国陆军大臣赫伯特曾于1859年11月26日训令格兰特：为了使英国在中国的通商口岸的商业利益不致受到影响，这次军事行动应尽量局限于清廷；英国远征军可以从北直隶湾和白河登陆，如攻占海口炮台后仍不能使清廷屈服，则沿白河进攻至天津，有可能强迫中国皇帝妥协。1法国政府对葛罗也发出了类似训令，要求法国远征军“在白河进行登陆，然后再向天津进军，并在那里巩固自己的阵地”。2英法两国再次扩大侵华战争，并非要推翻清王朝的统治，相反，它们都害怕太平天国革命的发展导致清王朝的覆灭。它们的目的是迫使清廷“赔礼道歉”，互换和履行《天津条约》，并勒索更多的战争赔款。 1860年7月9日和11日，额尔金和葛罗分别乘军舰抵达大连湾和烟台。美使华若翰和新任俄使伊格纳切夫也随同北上，再一次打出“调停者”的旗号，企图从中渔利。7月19日，英、法公使和两国侵华陆海军司令等在法旗舰上召开作战会议，根据贺布的建议3和俄使伊格纳切夫提供的关于北塘毫无戒备的情报，决定从北塘登陆，并决定两国舰队于7月28日在北塘河左岸入口处宜于停泊的地方集结，经过现地侦察，再决定登陆和入侵的方式。7月26日，英、法舰队于渤海湾会齐后，向北塘方向开进。英军出动各种舰船一百七十三艘，兵力一万零五百人，其中有装备精良的骑兵一千人和炮兵两个中队。法军有舰船三十三艘，兵力六千三百人。29日，联军舰队在大沽口与北塘口之间距海岸约十三公里的海面集结，并完成了对北塘海口的侦察以及登陆地点的选择。 从清军大沽获胜到联军第三次北犯渤海湾，有近一年的时间，清廷既不了解英法侵略者的动向，也不认真加强防务，只顾致力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当时正是太平军二破清军江南大营前后）。在英法联军已经封锁渤海湾的严峻形势下，咸丰帝仍认为海口布置周密，联军上年进攻受创，“未必不心存畏忌”，此次再来，“实则以兵胁和”而已。因此，谕令僧格林沁、恒福等，“总须以抚局为要”，“不可因海口设防严密，仍存先战后和之意”，以免“虽图快于目前，而贻患于将来”。1这既表明他对海口设防盲目乐观，也表明他把对付外敌侵略的侧重点放在“抚”上，而不是立足于“战”。僧格林沁在取得大沽反击作战胜利后，同样产生了骄傲轻敌情绪。他认为侵略军遭此挫败，“非处万全，必不肯轻动”，“即使该夷舍命报复，现在营垒培厚加高，密布大炮，各营官兵无不奋勇，足资抵御”。2为了让英、法等国公使从北塘登陆进京，他竟撤掉北塘的守备，专守大沽口。熟悉北塘一带地形的山西道监察御史陈鸿翊认为，英法联军如从北塘登陆，必北阻驻营城（北塘河北三十余里）之清军，南攻大沽北炮台后路。他向咸丰帝建议：调回从北塘撤走的部队和大炮，并将驻营城的清军移驻北塘，严为防守。山东道监祭御史林寿图也指出，“北塘弛防非计，宜层层设伏，以策万全”1。然而，僧格林沁等一意孤行，拒不恢复北塘设防，这就为侵略军的登陆作战造成了可乘之隙。 二、联军北塘登陆，大沽天津陷落 1860年8月1日，格兰特和孟托班率联军舰艇三十余艘、陆战队五千人，驶抵北塘口，趁该处守备空虚，顺利登陆，并占领北塘镇。接着，后续部队相继登陆。驻守大沽口的僧格林沁，没有及时抽兵反击，仅“饬派马队遥为屯扎”，且“不得先行迎击”2，以致坐失战机。北塘被占，咸丰帝感到事态严重，急令恒福妥善筹办和议。8月7日，恒福照会英、法公使，要求约定时间地点举行谈判。额尔金、葛罗复照拒绝，并无理要求清军交出大沽炮台。 8月12日拂晓，联军万余人从北塘出发，中途分左、右两翼，向新河一带前进。上午9时，驻守新河的清军马队二千人，主动向联军出击，企图分割敌军右翼部队，并将其驱往新河东北的沼泽地带，尔后加以歼灭。联军集中炮火轰击清军马队，并派出陆战队七百人迎战。清军马队见联军出战的兵力不多，便冒着敌人炮火继续冲锋。联军随即变换队形，以步兵合围清军马队，而以骑兵为预备队。清军马队陷入重围，战不多久，便伤亡近四百人，只得突围。联军骑兵立即追击，在大部歼灭清军马队之后，乘胜占领了新河。 8月14日凌晨4时，联军由新河向塘沽逼进。塘沽与大沽相距八里，仅一河之隔，是大沽口北岸炮台侧后的重要屏障。清军在塘沽筑有周长近四里的围墙，墙高七米，上面开有槍眼、炮洞。当时，塘沽由副都统克兴阿、侍郎文祥等率部驻守，连同从新河撤来的马队，总兵力约三千人。凌晨6时，联军进抵塘沽近郊，停泊在白河上的水师战船立即开炮拒敌。双方炮战半小时，清军水师战船被迫撤走。7时半，联军炮轰塘沽，随后在炮火掩护下，发起总攻。塘沽守军发炮还击，奋力抵抗。双方激战两小时，守军伤亡很大。9时半，联军分兵一部泅水从苇塘迂回到塘沽侧后，守军腹背受敌，力不能支，退至大沽北岸炮台，塘沽遂为联军攻占。至此，大沽口北岸炮台的侧后完全暴露在敌军面前。 联军攻占新河、塘沽后，其舰队便集结于大沽海口，准备与逼近大沽北岸炮台的陆战队水陆协同，夺占大沽。此时，清统治者已丧失了保卫海口的信心。僧格林沁声称“能否扼守，实无把握”。咸丰帝非但不严令他坚守大沽炮台，反而说什么“天下根本，不在海口，实在京师。若稍有挫失，总额带兵退守津郡，设法迎头自北而南截剿，万不可寄身命于炮台”1，公然要僧格林沁放弃大沽海口，保命逃跑。他还相继谕令恒福等照会英、法公使，要求息兵议和，并告以清廷已派使臣前来迎接公使，“进京换约，以期永敦和好”2，但遭到侵略者的拒绝。 8月21日清晨5时，联军集中所有野战炮和舰炮火力，猛烈轰击大沽北岸炮台。北岸炮台总指挥乐善（新任直隶提督）督率炮台守军开炮拒敌。由于各炮台的弹药库陆续中弹起火，守军炮火逐渐稀疏下来。上午8时以后，炮战停止，联军万余人分为二支（左翼为英军、右翼为法军），向石头缝炮台发起冲锋。乐善督率守军用鸟槍、抬槍和长矛、弓箭等奋勇杀敌。9时许，由于炮台被炸，乐善阵亡，守军大部牺牲，石头缝炮台陷落。其它两座炮台的守军也“以难以描述的勇猛精神，寸土必争地进行防御”1，抗击敌之进攻，直至炮台陷落为止。这次战斗，清军损失近千人；联军也付出了巨大代价，死伤四百余人（法军二百人、英军二百余人）。 僧格林沁见北岸炮台失守，认为南岸炮台“万难守御”，便按咸丰帝的旨意，于当晚尽撤南岸守军，向天津退却。恒福随即在南岸炮台挂起免战白旗，把三座炮台拱手交给了侵略军。 英法联军占领后的大沽炮台 联军控制大沽炮台后，便由贺布率炮艇五艘、海军陆战队八十余人为先头部队，溯白河长驱直入。这时，逃到天津的僧格林沁又以必须与敌军“野战”，而不能“株守营垒”为借口，命令双港及天津一带防军一律撤退，加上从大沽地区撤出的清军，总计一万七千余人（其中马队七千、步队万余），退至通州（今北京通县）一带。 由于天津地区完全撤防，白河两岸亦无清军阻击，贺布率领的五艘炮艇于8月24日顺利驶达天津城郊。接着，联军后续部队陆续抵达，不费一槍一弹即占领了天津城。 三、联军侵入北京，迫签《北京条约》（参见附图五） （一）外交谈判的破裂 联军侵占大沽炮台后，咸丰帝极度惊恐，急派大学士桂良为钦差大臣，赶赴天津，会同直隶总督恒福（亦授予钦差大臣头衔）向英法侵略者乞和。 1860年8月31日，桂良到达天津。英、法公使提出必须全盘接受1858年的《天津条约》、增加赔款、增辟天津为通商口岸等先决条件，方可议和。桂良等被迫答应全部要求，从9月2日起，与英、法代表巴夏礼等举行会谈。侵略者提出停战的主要条件是：赔偿军费，先付给两国现款各三四百万两；撤走通州守军，以便两国公使各带兵千人进京换约，并由巴夏礼随带数十人先行入京，察看沿途及京中住房；增辟天津为通商口岸，立即开市贸易等。咸丰帝感到停战条件过于苛刻，认为公使进京“拥兵而来，显怀莫测”，因而谕令桂良等“莫顾决裂”，拒绝侵略者所提无理要求。9月7日，硃谕军机处和王大臣绵愉、载垣、端华、肃顺等，表示要与英法“决战”，并提出决战时机“宜早不宜迟”，“趁秋冬之令，用我所长，制彼所短”。1同时，令军机大臣等迅速调兵前赴通州，“以资攻剿”。 英法联军在天津 英法侵略者由于所求不遂，便中断谈判，决计进犯北京。9月10日，联军先头部队三千余人，自天津向通州方向前进。在此之前，咸丰帝得悉英、法公使坚欲带兵径赴通州的消息，“决战”的决心又开始动摇，急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取代桂良等为钦差大臣，由通州前往天津，与侵略者继续谈判，企图挽回“抚局”。载垣、穆荫接连照会英、法公使，先则要求联军退回天津，然后进行谈判，继则请求侵略者止于河西务，在通州进行会谈。额尔金等考虑到联军进军北京，需补充大量军需物资，因此，表示愿意在通州举行会谈，以便争取时间，进行作战准备。9月14日，联军先头部队抵河西务，着手筹建兵站。与此同时，额尔金派巴夏礼等到达通州。谈判中，巴夏礼除坚持原先提出的条件外，又增加了互换和约时须面见皇帝亲递国书，以及将张家湾的清军全部撤退等苛刻要求，以致通州谈判于17日彻底破裂。9月18日，咸丰帝再次下谕与侵略军决战，并令恒福等“广集民团，多方激励”，“一闻张家湾开仗，即令津郡民团截其后路，痛加剿洗”。1 （二）张家湾、八里桥之战 9月18日，联军先头部队自河西务越过马头，推进到张家湾附近。僧格林沁得悉通州谈判破裂，便按照载垣等的通知，将巴夏礼等一行三十九人扣押送京，并严阵以待，准备迎击敌人的进攻。 当时，清军在通州一带的部署是：僧格林沁的督师行营设在通州与张家湾之间的郭家坟，由他统率的马步兵一万七千人，驻扎于张家湾至八里桥一线，扼守赴通州及京师广渠门（今建国门）的大道，其中驻张家湾的兵力仅有步队千人。副都统格绷额督带马队三千人驻于张家湾的东面和南面。署直隶提督成保率绿营兵四千人防守通州。原驻防通州的礼部尚书瑞麟所统京营万人及副都统伊勒东阿督带的马步队四千人防守八里桥，作为僧军的后援。僧格林沁还派副都统克兴阿统带察哈尔马队一千人，防守张家湾西南的马驹桥；又令总管那马善统带祭哈尔马队一千人，防守马驹桥东南的采育，以防敌军从马头直接西进，绕道趋京。总计通州地区的防军达三万余人。另外，副都统胜保率京营五千驻齐化门（今朝陽门）以东的定福庄，以便声援僧、瑞两军，保卫京师。 18日中午，联军向张家湾阵地发起攻击。僧格林沁挥军抵抗，给敌以重大杀伤。当调派马队抄袭敌军时，联军炮队突然发射火箭数百枚，以致“马匹惊骇，回头奔驰，冲动步队”2，清军阵势顿时混乱，马步兵自相践踏，纷纷溃退。僧格林沁率所部退守八里桥，驻防通州的绿营兵也慌忙随僧军撤走。联军占领张家湾，并乘胜追击，一举占领郭家坟和通州城。 21日凌晨4时，联军从郭家坟一带向八里桥推进，骑兵在前面探路。八里桥位于北京城东二十余里，是由通州入京的咽喉之地。清军利用八里桥周围的灌木丛林，临时构筑了战壕和土垒。自张家湾一带撤退的僧军与从通州撤退的绿营兵抵达后，总兵力达三万人，其中马队近万人。上午7时，联军分东、西、南三路对八里桥清军阵地发起攻击。东路为雅曼指挥的法军第1旅；西路为格兰特直接指挥的英军；南路为科林诺指挥的法军第2旅，担负主攻八里桥的任务。由于此次作战以法军为主，故由孟托班担任总指挥。 战前（9月19日），清廷曾告谕僧格林沁等：“拿获奸细，据供：逆夷用兵，马队在前，步卒在后，临阵则马队分张两翼，步卒分三层前进。前层踞地，中层微俯，后层屹立，前层先行开槍，中层继之，后层又继之。我军若迎头轰击，马匹一经受伤，必然惊溃，惟有斜抄横击，轰毙必多等语。夷情凶悍，深知兵法，是在该大臣等审度形势，妥筹应敌，以操必胜之权。……若仅用正兵与之相角，恐夷人诡谲，不足以尽其变。”1清廷还一再强调必须派出马步劲旅，绕至敌后，于夜间轮番出击，使其自相惊扰，进退两难。但是，僧格林沁等未予重视。 为对付联军的攻击，僧格林沁和瑞麟商定，令马队首先出击，尔后以由定福庄移至八里桥的胜保所部迎击南路联军，瑞麟部迎击东路联军，僧部迎击西路联军。所有步队均隐蔽在灌木林中和战壕里，待机杀敌；马队则向联军的左翼到右翼的宽大正面实施反冲锋。战斗打响后，清军马队立即冲向前去。他们奋不顾身，齐声大呼杀敌，用长矛和弓箭迎击敌人，企图冲乱和割裂敌人的战斗队形。一部分骑兵冲至离敌人四五十米的地方，有的冲到敌军指挥部附近。激战一时许，毙伤敌军千余人。但是，清军马队因遭到据壕作战的联军步兵密集火力的阻击和敌炮霰弹的轰击而大量伤亡，被迫退却。随后，南路的法军第2旅将大量炮弹倾泻在八里桥上，使胜保部遭到重大伤亡。当法军第2旅的两个前卫连冲到桥边时，守卫石桥的清军与敌军展开肉搏战。后因胜保中弹受伤，遂率军退至定福庄。法军追至，胜保又率军逃往北京。在胜保部与南路敌人战斗的同时，僧格林沁指挥马队穿插于敌人的南路与西路之间，企图分割敌人，尔后以步队配合胜保部包围南路之敌。由于胜保所部败退，僧格林沁的企图未能实现，遂与西路之英军展开激战，双方伤亡甚众。上午9时，英军分兵一部向于家卫（今于家围）进攻，企图抄袭僧军后路。僧格林沁甚为惊恐，便“于酣战之际，自乘骡车，撤队而逃”1，以致军心动摇，纷纷退至齐化门以东的皇木厂。迎击东路敌军的瑞麟部则“于未阵之前，先已溃散”2，致使法军第1旅顺利地占领八里桥以东的几个村庄，并协同法军第2旅攻占八里桥。瑞麟部也逃至皇木厂，与僧部会合，后又一齐退至齐化门。中午时分，联军停止前进，迅速占领八里桥附近的咸户庄（今咸宁侯庄）、三间房、于家卫一带地方。 张家湾、八里桥之战，是关系到北京安危的关键性一战。英法联军由海口孤军深入，战线拉长，兵力相对分散，粮弹供应困难，加之人地生疏，又失去了舰炮优势，存在许多不利因素。清军在兵力上占有较大优势，且地形熟悉，通州平原地带便于马队驰骋冲杀，同时，又有大量人民群众和团练乡勇积极开展敌后活动，具有战胜敌人的有利条件。但战斗的结果，却是清军节节败退，溃不成军。究其原因，首先是由于清廷的和战不定。从天津陷落到八里桥之战，咸丰帝忽而主和，忽而主战，时而不准清军“衅自我开”，时而又要清军“相机进剿”，朝令夕改，出尔反尔，使得前线将领无所适从，严重影响其抗战的决心和战备。其次，在兵力部署和作战指挥上存在不少失误。僧格林沁把马步一万余人分散配置在从张家湾到八里桥纵深约二十里的大道两侧，前沿阵地的兵力异常单薄，又没有控制必要的预备队。因此，当联军向张家湾发起进攻时，该处没有足够的兵力迎战，以致一开始就处于不利态势。当马队遭到联军炮火袭击而冲乱步队时，又没有采取严厉措施，制止溃乱，稳住阵脚。在八里桥战斗中，没有集中兵力先打对八里桥威胁最大的南路敌人，又不汲取新河作战的教训，仍令骑兵从正面冲击敌人，而不采取向敌后侧击的战法，都是很不恰当的。此外，僧格林沁在战况紧急、军心动摇的情况下，不是坚定沉着，督队奋战，反而随军溃退，直至率先逃跑。瑞麟拥兵近万，竟也不战而逃。所有这些，都必然导致战斗的迅速失败。 （三）联军侵入北京 张家湾、八里桥败北的消息传到北京，清廷极为震惊。咸丰帝立即撤去载垣、穆荫钦差大臣的职务，以其六弟恭亲王奕䜣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留守北京，“督办和局”，并谕僧格林沁竖立白旗，知照英、法“停兵待抚”1，自己却于9月22日带着皇妃等逃奔热河。 奕䜣是个“畏夷如虎”的软骨头，他认为形势危殆，战守两难，如“尚有一线可为，不惜委屈迁就”1，就是说，除了屈膝求和，别无它路了。他照会英、法公使，要求停战谈判。联军经张家湾、八里桥战斗，伤亡很大，部队疲惫，兵员粮弹均需补充，因此同意恢复谈判，借以做好进攻北京的准备。谈判近半个月，并无结果。联军却争取了休整时间，然后开始了向北京城的进攻。10月5日，其先头部队向城北安定门、德胜门附近逼进。6日，联军近千人抄至德胜门土城外。僧、瑞两部已成惊弓之鸟，“马队则望影而逃，步队亦闻风而窜，以致逆夷如入无人之境”。2坐镇圆明园的奕䜣、桂良等急忙逃往常新店（今长辛店）。联军接着由黄寺、黑寺直趋西北，进攻圆明园。僧、瑞两部向京城西南溃逃，守园的步军统领中营官兵约二千人也逃散一空。侵略军进入圆明园后，大肆抢劫珍贵文物和金银珠宝，并放火焚烧殿宇及附近民房。 北京是金、元、明、清四朝的都城，经过历朝特别是明、清两朝的不断修建，已成为一座坚城。当时城上安设大小火炮数千门，外城、内城均挖有较为宽深的护城河。城内尚有八旗骁骑营、护军营、左右两翼前锋营、步军营、内火器营等满汉军十三万三千余人，仓谷钱粮均有储积。城外又有由胜保统率的各省已经赶来的勤王之师六千五百余人及都统绵勋、伊勒东阿统带的马步万余人。同时，内地诸省的勤王之师，还在陆续赶来。尽避事先缺乏防御准备，但只要文武大员具有誓死坚守的决心，认真筹划战守之策，激扬士气，稳定人心，是可以据城一战的。侵略军指挥官孟托班也承认：“对这样的城市进行围困，特别是在全然没有攻城大炮的情况下，就很可能旷日持久。”1无奈留守京城的大臣们均以为“城不可守”，完全丧失了抵抗的信心，根本不进行抗击准备。于是英法侵略者乘战胜之余威，照会清廷，限令于10月13日中午将安定门交给联军把守，否则即行攻城。城内的清廷大臣们不敢违抗，如期开门揖盗。英法联军遂不折一矢，不损一兵，安然进入北京外城。 （四）《北京条约》的签订 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外城后，随即于安定门城墙上安设大炮，对准内城、紫禁城。10月17日，英、法公使再次照会清廷，要求于23日签字换约，并借口俘虏问题，要求赔偿英国白银三十万两、法国二十万两，限期付款。奕䜣全部予以答应。10月18日，联军再次闯进圆明园，在洗劫一空之后，为销毁罪证，竟把这座世界闻名的壮丽宫苑放火烧毁，各种精美建筑和无数珍贵文物化为灰烬。其后，侵略军又劫掠了万寿山、玉泉山、香山等处的大量金银珠宝与历史文物，并焚烧了许多著名建筑物。 侵略军的残暴罪行，激起了北京人民的无比愤慨，他们纷纷拿起武器抗击敌人。一次，英军一百多人騷扰西郊谢庄，当地群众在猎户冯三保率领下，拿起简陋的武器，坚守石寨、土堡，连续两次打败侵略军的进犯。联军出动五六百人，企图报复。当敌人接近谢庄时，冯三保的女儿冯婉贞率领埋伏在离村四里处的青少年猎手，“挟刃奋起”，与敌人近战搏斗。侵略军猝不及防，纷纷败退。 与人民的英勇抗战相反，清廷完全屈服于英、法侵略者的武力威慑，于10月24日和25日，分别与英、法侵略者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和中法《北京条约》。中英、中法《天津条约》批准书亦同时互换。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有：（1）承认《天津条约》完全有效；（2）辟天津为商埠；（3）准许外国侵略者在中国拐骗、贩卖人口出洋做苦工； （4）割让九龙司为英国殖民地；（5）交还以前没收的天主教堂，并听任法国传教士在内地各省租买土地，建筑教堂；（6）赔偿英、法的军费各增加到八百万两。10月28日，咸丰帝批准《北京条约》。英、法侵略者从中国攫取了更多的殖民特权后，便于11月9日先后将军队撤出北京，结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英、法威逼清廷签订新约之后，沙俄公使再次借口“说合”有功，逼迫清廷于11月14日与之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不仅迫使清政府承认了《瑷珲条约》的内容，而且把上述条约规定的由中俄“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一口吞掉；并强行规定中俄西段边界的走向，把中国的内湖斋桑湖和特穆尔图淖尔（今苏联伊塞克湖）硬指为界湖，为进一步侵吞我国西部领土制造“根据”。此外，还强迫清廷开放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市）为商埠，准许俄商于中国的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张家口等地进行免税贸易。 美国公使因国内爆发南北战争，当联军在北塘登陆时，应召回国，未及趁火打劫。但事后借口“利益均沾”条款，照样掠取了许多新的殖民特权。 第八节 清军战败的原因及其影响 一、清军战败的原因 （一）清政府实行对内镇压人民起义、对外妥协投降的反动政策 英法侵略者为了扩大在中国的殖民特权，进行了历时四年的侵华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由于它们既要尽量扩大殖民特权，又要保存清政府为其效力，所以不得不把军事进攻的目的限制在迫使清政府承认其所提侵略要求的范围内。英法两国领土不大，兵力有限，既要在欧洲争霸，又要向全球扩张，还要镇压殖民地人民的反抗，不可能集中大量兵力侵华（四年之间，侵华军由二千余人逐次增至二万余人）。它们同中国远隔重洋，运输补给困难。加以英法之间存在矛盾，只是在侵华利益上暂时一致。而中国又如此之大，决非区区数万之兵可以占领。因此，它们只能借助外交上的陰谋诡计和威胁恫吓，利用清政府的昏庸怯懦，以有限的军事进攻，达到其攫取包大殖民特权的目的。 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有许多有利的条件。首先，反侵略战争的正义性，能够激发爱国军民的极大义愤。其次，清军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而且在本土作战，补给容易，地形熟悉，又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援，处于以逸待劳的有利态势。大沽清军第二次抗登陆作战获胜表明，只要具有坚定的抗战决心，进行充分的准备，采取符合敌我情况的战法，加上正确的作战指挥，侵略军是完全可以打败的。但是，由于清王朝政治上腐朽反动，不仅不能利用有利条件，而且采取了对内镇压人民、对外妥协投降的反动政策，从而导致了战争的失败。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在清王朝残酷剥削压迫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爆发了以太平天国为主的农民起义战争，使清王朝陷入了摇摇欲坠的危境。英法侵略者趁火打劫，乘机发动侵华战争，以达到其既迫使清政府屈服，又保住清王朝统治的殖民主义目的。清政府从维护其封建统治阶级的特权出发，采取了适应英法等外国侵略者需要的卖国政策，在英法军事胁迫、政治讹诈面前，不惜丧权辱国，谋求与侵略者妥协，换得对人民起义的镇压，保住其反动腐朽的统治，因此，自始至终坚持对外“息兵为要”的方针。 依据对外“息兵为要”的方针，清廷在兵力使用上，注重对内镇压，放松对外御侮。据不完全统计，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用于镇压太平军、捻军、天地会和西南各民族起义武装的军队约有四十余万人，而用于抗击英法联军的军队则仅二十余万，其中不少是未经战阵的京营禁旅和临时从东北等地抽调来的部队。他们“初经行阵”，经不起洋槍洋炮的打击，以致往往“望尘而靡”。1在海防战备方面，除广东虎门地区外，沿海各省的海防均甚薄弱，炮台陈旧，一攻即破。此外，派往沿海各省的督抚大员，有的消极避战，有的临阵脱逃，虽有某些将领和军民英勇抵抗，终究形不成统一的抗战力量，更无法发展成为象恩格斯当时所期望的普遍开展的人民战争，致使侵略军得以使用有限的兵力，长驱直入。尤有甚者，正当北方战事未艾之际，上海的买办官僚竟向英法侵略军求援，并雇用美国流氓华尔组织“洋槍队”，联合进攻太平军。这是清政府卖国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导致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武器装备落后，作战方法笨拙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英法侵略军已装备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如发射圆锥形弹丸的线膛后装步槍，和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出现的线膛后装火炮以及便于浅水航行的蒸汽炮艇等），而清军的武器装备，却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没有区别（仍是鸟槍、抬槍和发射球形弹丸的前装炮及冷兵器），加之炮台构筑仍是露天式的，经不起英法军的火箭和霰弹轰击。至于内河水师，由于船小炮小，二三百只战船竟打不沉敌人的一艘炮艇。 随着武器装备的改善，英法军队的作战方法也有所变化。在克里米亚等战争中，欧洲各国军队基本上都采取散兵战，并更加重视炮兵的炮火准备，以保证步兵的冲击奏效。骑兵除用于侦察外，经常用于对敌人的翼侧和后方进行出其不意的突击，和扩张步兵所取得的战果。海战方面，除了继续运用水陆协同配合、迂回侧击等战法外，还采用了以吃水浅的炮艇绕过对方要塞，配合大型战舰实施夹击等战法。这些战法，英法军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大体上也都运用了，并取得成效。 清军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既没有认真研究侵略军的作战特点，也没有探求克敌制胜的新战法，而是固步自封，保守老一套的战法。不少将领始终认为侵略军长于水战而短于陆战，因而一直忽视加强陆地纵深设防。水战方面，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证明，利用火船、火筏等原始方法对付以帆力为主的敌舰，尚且收效甚微，而此次仍用这种老办法对付运转灵活的蒸汽炮艇，显然更难奏效。前线将领中，如叶名琚谭廷襄等固然纯属军事上的门外汉，就是颇受咸丰帝器重的僧格林沁，也同样墨守成规，不能因敌因势制宜。他既不善于使用正兵，更不善于使用奇兵，又不虚心采纳正确意见，以致大沽失守，一败再败。他虽是骑射出身，却不会灵活地指挥骑兵作战。这次战争中的骑兵作战，是近代史上中国骑兵与欧洲骑兵第一次交锋。由于僧格林沁没有根据武器装备敌强己弱，战场情势敌人侧后暴露等特点，首先使用步兵与敌接战，待敌进攻队形出现混乱时，再使用骑兵冲击，更没有大胆使用骑兵绕击敌人侧后，断敌交通线，袭敌后方及炮兵，以致虽有优势的骑兵，不但未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反为敌人所败。 （三）不敢依靠和支持人民群众抗击侵略者 中国人民，特别是遭到侵略军铁蹄蹂躏的广东和津京地区的人民群众，为了保卫社稷和家园，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用各种形式打击敌人，使侵略者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可是，和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一样，人民群众不屈不挠的反侵略斗争，得不到清政府的支持。本来，统治阶级中的某些人，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以及后来反对英国侵略者进入广州城的斗争中，看到了人民群众是制服侵略者的可靠力量。当受到侵略军再次严重威胁时，就连咸丰帝也曾下令动员民众抗击侵略者。可是，他们又害怕群众发动起来之后危及其反动统治，因而总是多方束缚群众的手脚。另一些人，则公开把人民群众看成比侵略者更为危险的敌人。叶名琛在战前曾下令血腥屠杀广东起义群众十余万人。谭廷襄则叫嚷“从来御外以靖内为先”。1858年英法联军占领天津前夕，天津的一些铺户、船民、盐民等要求彼此联络，共御外侮，桂良等竟把这种正义行动说成是“民情汹汹”，“盗贼四起”，并进行压制。统治者依靠装备落后、战法笨拙的政府军打不赢外国侵略者，又不敢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参加抗战，结果只有走丧权辱国、妥协投降的道路。 二、第二次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第二次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所造成的后果，比第一次鸦片战争更为严重。由于战败，清政府被迫作出全面让步，完全满足了外国侵略者所提出的种种无理要求。公使驻京，使侵略者得以逐渐影响和操纵清政府的活动；大批新的通商口岸的开辟，使外国侵略势力扩展到沿海各省和深入长江中游；鸦片贸易的合法化以及有关通商、海关、税率的各种规定，使中国对于外国的经济侵略更加难于抗拒；允许在中国内地传教，加深了列强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并为传教士进行非法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英国强租九龙、沙俄割占东北大片土地，使中国的领土完整遭到极大的破坏。总之，这次战争的失败，使中国社会加深了半殖民地化的程度，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更加深重的苦难。 在战争中，侵略军不仅攻占了中国两个重要省城，而且兵不血刃地侵入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心脏北京，皇帝逃出都城，“天朝大国”的虚弱本质暴露无遗，这就进一步助长了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扩张野心。 这次战争以后，清朝统治者公开与外国侵略势力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农民起义武装。1861年11月，咸丰帝在热河病死后不久，继位的同治帝（清穆宗载淳，年仅六岁）的生母叶赫那拉氏勾结奕䜣等人，发动宫廷政变，夺取了最高统治权。她进一步执行勾结外国侵略者的政策，公开实行“借师助剿”的方针，企图依靠外国侵略者的军事力量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而英、法、美、俄等国为了确保通过两次鸦片战争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种种殖民特权，也乐意帮助清政府镇压中国人民起义。在中外反动派进一步勾结的情况下，太平军和捻军等起义武装的处境变得更加困难了。 第一节 天京内讧后的战争形势 1856年，太平军继西征战场转败为胜之后，又先后攻破了威逼天京数年之久的江北、江南大营，太平天国革命再次出现了有利的形势。可是，与此同时，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内部危机日益加深，洪秀全与杨秀清之间，杨秀清与韦昌辉、石达开之间的矛盾越来越表面化，终于在当年秋天发生了可悲的天京内讧。这是太平天国战争史上最大的转捩点。 总揽宗教、政治、军事三权于一身的杨秀清，成了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之间各种矛盾的焦点。他有出色的政治和军事才能，但“自恃功高，一切专擅”，以致天王洪秀全“徒存其名”。1太平军一破江北、江南大营之后，杨秀清先则将北、翼、燕诸王立即分派离京，继则假托“天父神旨”，公然逼迫洪秀全封他为“万岁”2。洪秀全迫于杨秀清的权势，当面应允，暗中则采取措施，伺机铲除杨秀清。 当时，北王韦昌辉在江西战场，翼王石达开在湖北战场，燕王秦日纲在丹陽前线。9月1日夜，韦昌辉率三千余人从江西秘密赶回天京，随即对东王府发动突然袭击，于次日晨将杨秀清及其家属、近臣全部杀害。接着，韦昌辉又对杨秀清的部属进行了大屠杀，太平军将士和群众二万余人罹难，在天京造成了严重的恐怖。10月初（一说9月中旬），石达开从湖北赶回天京，责备韦昌辉滥杀无辜。不料韦昌辉又想加害于他，石达开便连夜逃出天京，其家属则被韦昌辉全部杀害。于是，石达开从安徽、湖北等地调集四万大军，集中于安徽芜湖、宁国府（今宣城）一带，准备回京讨韦。 韦昌辉的大规模屠杀和擅专朝政，激起了天京内外太平军将士和群众的极大愤慨。在此情况下，洪秀全下诏将韦昌辉处死，同时被杀的还有参与大屠杀的燕王秦日纲等约二百人。事后，洪秀全派人将韦昌辉等人的首级送安徽宁国府交石达开验看，并召其回京辅政。约11月底，石达开回到天京，延续两个多月的天京内讧，至此暂时告一段落。 石达开是东、西、南、北、翼五王中的仅存者，加之智勇兼备，在太平军中夙有声望，并为清军将领（包括曾国藩）所畏惮。因此，由他辅政，受到天京军民的拥护和欢迎。但是，内讧的陰云并未因此消散。洪秀全从天京大变乱中错误地汲取教训，自此之后，他只信任洪姓族人，排斥异姓。他在委托石达开辅政后不久，又加封其长兄洪仁发为安王，次兄洪仁达为福王，并让他俩与石达开同主朝政，以牵制和监视石达开，最后并有图害之意1。石达开既无法施展其才能，更害怕遭到与杨秀清相同的命运，便于1857年5月底离京出走。 石达开被迫出走，实际上是天京内讧的继续。由于天京内讧和石达开从天京及其它地区带走大量部队，太平天国的元气大伤，整个战争形势也随之急剧逆转。 在江苏战场，江南大营的击破和向荣的死去，曾使清军遭到沉重打击。但由于天京内讧，给了敌人以重整旗鼓的机会。1857年7月16日，清军攻陷句容， 12月27日又攻陷镇江和瓜洲，太平军守将吴如孝逃回天京。1858年1月，清军恢复江南大营，再次围困天京。 在湖北战场，由于石达开东返天京，清军加紧围攻武昌。太平军守将韦志俊因困守已久，又不见援兵到来，加之其兄韦昌辉在天京被处决，丧失了坚守的决心，遂于1856年12月19日放弃武汉。武汉一失，鄂东各州县随之不守，太平军的湖北根据地全部丧失。 在江西战场，湘军于1857年10月26日攻陷湖口和梅家洲，被太平军分割二年多的湘军内湖与外江水师得以重新会合，这一带的长江水面又被湘军控制。1858年5月19日，九江城被新任浙江布政使李续宾所部湘军攻破。驻守该城近五年的太平军将领林启容率部进行了英勇的巷战，一万七千名将士全部牺牲。 太平天国虽然处于十分严酷的形势之下，但由于以下种种原因，没有发展到迅速崩溃的地步。 第一，当时全国仍处在革命高潮之中，北方的捻军、南方的天地会，以及西南各族人民的起义战争，正在蓬勃发展，方兴未艾，使得清王朝顾此失彼，忙于招架，客观上给了太平天国革命以很大的支援。 第二， 1856年10月，英、法等资本主义列强，为了在中国攫取包多的殖民特权，悍然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虽然实行妥协求和政策，但也不得不以很大的注意力和相当一部分兵力去对付外国侵略者，于是相对地减轻了对太平军的压力。 第三，石达开虽然离京出走，但他率军远征东南各省，吸引了一部分清军兵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清军对天京方面的压力。 第四，活跃在安徽战场的陈玉成和李秀成所部太平军，积极进击，顶住了清军沿江东下的势头。先是李秀成被围于桐城一带，势孤力单，后于1857年1月初与陈玉成在枞陽商定了破敌之策，确定对包围桐城之敌采取大包抄。1月中旬，陈玉成自宁国渡江北上，占无为、巢县，转攻庐江，然后直趋桐城。李秀成也率部出城，与陈玉成部协同，夹攻桐城外围之敌。2月24日，大败福建提督秦定三等所部清军，并乘胜于27日攻克舒城。3月初，太平军克六安，接着挥师北上，与捻军胜利会师。捻军接受太平天国的领导后，在淮河中游向清军展开积极进攻，牵制和削弱清军兵力，使陈玉成得以率军进入湖北，在鄂东地区转战经年，阻扼鄂军东犯，稳住了皖北太平军根据地。 正是这些客观条件，使太平天国得以继续坚持革命战争。 第二节 石达开率军远征与最后失败 1857年（咸丰七年）5月底，石达开自天京出走，率领听其指挥的数万部队1，在苏皖交界处的铜井镇渡江，途经无为，于6月中旬抵达安庆。一路上，他到处张贴布告，阐明离京出走的原因，并表示要继续忠于太平天国的事业。石达开出走后，天王洪秀全曾派人将“义王”金牌一道及合朝文武要求他返回天京的表章送达安庆，争取他回朝辅政。这时，石达开理应从太平天国的全局利益出发，立即返回天京，与洪秀全同心协力，共挽危局；即使暂不回朝，亦应协同在江北的陈玉成部对清军进行反击，或进军江南，打击围困九江等地之敌，以解天京上游之危。但石达开不顾全局利益，竟南进江西，招集旧部，独立进行新的远征。 一、进军江西 1857年10月初，石达开率部离开安庆，由安徽建德（今东至东北）进入江西，在景德镇会集各部，分路南进，经乐平、万年（今万年西），于10月21日占领安仁（今余江东北）。11月10日，石部与由闽入赣的杨辅清等部（约四五万人）会师于贵溪，联合攻城未下，遂西走东乡，于11月底到达抚州，与原驻该处的余子安部会合。12月初，派兵一部经进贤、丰城，西援临江（今清江西南）和吉安。吉安位于赣江西岸，1856年冬即遭湘军围困。石部到达之前半月，东岸的吉水已落入湘军手中，故要解吉安之围，须先攻下吉水。石部对吉水先后发起三次进攻，均为湘军所败。这时，石达开听取元宰1张遂谋的意见，决定放弃西援临江和吉安的计划，准备东进浙、闽。1858年（咸丰八年）1月初，石部经永丰、峡江、新淦（今新干）退回抚州。原驻江西各地的太平军，也陆续前来会合。2月26日，石部由抚州东进，3月19日败清军于上饶，进围广丰。因久攻不下，于4月15日撤围，经玉山入浙江，占领江山。杨辅清部则仍入福建，与石部分道而进。 石达开部南进之初，太平军在江西的兵力仍占很大优势（约十余万人），如坚持西援吉安、临江，给湘军以沉重打击，即可在江西开创新的局面。无如石达开轻率地放弃西援计划，东进浙江，结果继1858年1月22日临江失陷之后，九江、抚州、吉安等地也于同年夏秋先后失守，以致江西局势急转直下，使天京上游太平军的作战增加了困难。 二、转战闽浙 石达开率军占领浙江江山后，从4月20日开始，自统大军围攻衢州（今衢县），另由国宗石镇吉率兵一部连占常山、开化、遂昌、松陽（遂昌东南）、处州（今丽水）、缙云、永康、武义、云和、宣平（遂昌东）等州县，控制了浙西南大片地区，牵制了相当数量的清军。 石达开部由江西东入浙江时，江南大营清军正在围困天京，清廷判断石部入浙的主要意图是抄袭苏常，回救金陵，于是命在湘守制的曾国藩（曾于1857年春由江西返湘奔父丧）统率在赣湘军，东援浙江。其实，石达开并无回救金陵之意，在衢州久攻不克的情况下，于7月14日撤围南行，越仙霞岭南趋福建。石镇吉部也奉命由浙入闽。8月中旬，石达开与石镇吉、杨辅清、杨义清等部会师于福建浦城。但杨辅清、杨义清随即率部返回江西，脱离石达开，后取道皖南回援天京。 8月底，石部继续南进，于30日攻占建陽，不久又西占邵武。石达开的战略目标是经赣南、湘南西入四川，因此，9月22日又撤离邵武，分军两路前进：石达开自统大军于10月中旬抵达福建汀州（今长汀），18日占领江西瑞金；石镇吉等率部直趋赣南，于江西新城（今黎川）为湘军刘长佑部所阻，不得已退回福建，经建宁、宁化到达汀州。此后，石镇吉等也率部脱离石达开单独行动（后经广东、湖南进入广西， 1860年4月在广西百色被清军消灭）。 曾国藩自受命统兵援浙之后，7月中旬离湖南湘乡，8月底到达江西南昌，9月中旬抵赣东河口镇（今铅山）大营。随着石达开部向南推进，曾国藩又于10月中旬移驻江西建昌府（今南城）。 12月2日，石达开部由瑞金南进会昌，后经安远、信丰，于1859年（咸丰九年）1月3日攻克江西南安府（今大余）， 11 日又克崇义。 当时，陈玉成、李秀成两支太平军主力，先后取得了二破江北大营和三河镇歼灭战的胜利，杨辅清部已攻克江西景德镇，长江南北又出现了对太平军较为有利的形势。但石达开部却孤军南趋，“势乱而无纪，气散而不整”，战斗力已大不如昔。1曾国藩命道员张运兰部由赣东之建昌驰援景德镇，命道员萧启江部四千余人继续尾追石部。萧部于2月18日进至南康，随即向南安府逼进。月底，石部弃南安、崇义，进入湖南境内。 三、围攻宝庆 石达开部由江西进入湖南后，于1859年3月2日占桂陽（今汝城），中旬连下兴宁（今资兴）、宜章、郴州（今郴县）、桂陽州（今桂陽）、嘉禾，准备取道湘西进入四川。 湖南是湘军的后方老巢。石达开率领号称二十万人（实约十余万人）的大军由江西大举入湘，不仅震动了湖南当局，也影响了各地湘军的军心。湖南巡抚骆秉章等急忙从本省镑地征调兵勇赶赴湘南防堵，湖北巡抚胡林翼还从湖北派兵往援。 石部攻占郴州、桂陽州后，本欲北攻衡州（今衡陽市），由于清军在常宁、耒陽一带防堵，乃转兵西向，由嘉禾经宁远北上，从4月6日开始围攻永州府（今零陵），因连连受挫，只得撤围，分兵两路北趋宝庆府（今邵陽市），于5月10日和24日先后到达宝庆城外。 宝庆是湘南重镇。太平军抵达时，清军已作了布防：城东由总兵周宽世部和道员赵焕联部防守，城南由副将田兴恕部驻守；城西的资江则由水师巡防。 石达开到达宝庆后，设大营于城南十里之澄水桥，傅忠信部配置于城东十二里之泥湾，赖裕新部配置于资江西岸之神滩渡，从东、南、西三面构成对宝庆城的包围。直至6月中旬，才切断北面通道，完成合围。 石达开部太平军所遗铁炮 从6月下旬开始，清军各路援军陆续抵达宝庆外围。25日，知府刘岳昭率部抵达城东四十里的洪桥。7月4日，道员刘长佑亦率江忠义、刘坤一所部到达宝庆城北三十里的严塘。两路援军自东北方向节节推进。不久，胡林翼从湖北派来的道员李续宜所率湘军五千余人（共十一营）也经益陽、兰田（今涟源）、新化进抵宝庆，使宝庆地区的清军总数达到近四万人。7月24日，奉命总统宝庆东路军务的李续宜与刘长佑等于高家冲（距城九里）商讨解围之策。刘长佑认为“东路势厚，且岩壑幽邃，不可用武”，李“乃定计由北路进攻”。1 石达开得知清军援兵大至，于7月25日督率各部包抄清军高家冲大营，与敌大战于蓝江铺、清水塘等处。27日，李续宜趁东路鏖战之际，率所部自高家冲西渡资江，在水师配合下，攻陷了太平军在田家渡至清水塘一带的营垒和哨卡。28日，西路的赖裕新所部太平军向北路湘军发起反击，又被李续宜等部击败，伤亡数千人，遂纷纷撤至资江东岸。西线既破，宝庆城内外的清军得以联成一气。此后十余日内，双方休战对峙。 8月10日，清军再次发起进攻，前锋推进到贺家坳、龙王桥一线。石达开鉴于清军兵力已厚，宝庆难以攻克，决定改变进军路线，南下广西，乃于13日一面派兵进攻贺家坳的湘军营垒，以掩护退却，一面命宰制陈亨容等率部南趋新宁，准备退路。8月14日晚，石部全线撤离宝庆外围，经白仓（今邵陽县南）南趋东安（今东安西南）。8月22日，各部由东安、新宁分别退入广西境内。 宝庆之战是石达开自天京出走以来所进行的规模最大历时最久（三个月）的一次作战。结果劳师费时，撤围而去。究其原因，一是敌已有备，而且援军大至，兵力相当雄厚；二是长途转战，部队攻击能力减弱；三是没有及早合围，尽快发起攻击；四是没有在城北部署打援兵力，阻止敌人增援。 石达开部从江西进入湖南，既属过境入川性质（这里姑且不论其入川是否可取），就应师行间道，不攻坚，不恋战，力求行动迅速，争取早日入川。可是，由于贪攻永州、宝庆，结果迁延时日，使清军得以在湖南集结兵力，实行围堵，从而丧失了进军四川的时机。 四、回师广西 石达开率军退入广西后，经兴安、义宁（今灵川西）、永福等地，于10月15日轻取庆远府（今宜山）。由于清军兵力不足，没有立即进逼，石部得以在此安然度岁，进行休整补充。但庆远一带是人口稀少的贫瘠山区，大军（由于沿途扩充，此时约有二十余万人）久驻于此，军需给养发生严重困难，因而士气低落，军心涣散，不断发生分化。1860年（咸丰十年）1月，先有傅忠信、谭体元等率部出走，继有郑乔等所率“花旗”部（即1855年底于江西参加太平军的原广东天地会部分起义武装）离桂返粤。不久，又有余忠扶部杀余入黔。由于敌军逼近，石达开于5月底弃庆远，率部南下，后进驻宾州（今宾陽东北）、武缘（今武鸣）一带。同年秋，彭大顺、童容海、朱衣点等又率部东走（后在江西会合复由广东北上的郑乔等部，众达二十万，1861年9月在江西河口镇并入李秀成部，重归天朝）。 鉴于众叛亲离，良将精兵尽去（当时仅剩万余人），石达开一度产生隐退的念头，但无安身之处。在无可奈何之中，他只得勉力支撑。幸好当时新任广西巡抚刘长佑等部清军正集中兵力进攻陈开领导的大成国起义军1，为石达开继续在广西活动和重整旗鼓提供了机会。1861年（咸丰十一年）8月下旬，大成国的京城秀京（即桂平）失陷，不久陈开被俘遇害，其余部约三万人即投奔石达开麾下。于是，石达开的队伍得以扩大，号称十万，但战斗素质已远不如前。为开创新的局面，石达开决定重新打起远征四川的旗号。不久即率全军离开广西，北进湖南，伺机西入四川。 五、辗转入川 1861年10月下旬，石部自桂北进入湖南，进攻绥宁（今绥宁西南），后沿湘黔边境北进，经靖州（今靖县）、会同、沅州（今芷江）、泸溪、永绥（今花垣）、于1862年（同治元年）1月底经龙山进入湖北来凤，2月中旬又经湖北利川进入四川境。 在石部入川以前，清廷除责令新任四川总督骆秉章饬令川东镇道督率兵勇严密堵剿外，又责令湖广总督官文、新任湖北巡抚严树森督饬在防将弁，会同新任湖南巡抚毛鸿宾等所派各部，实行“三面兜剿”，企图将石部一举歼灭于湘鄂川黔边界。由于四川清军主力未能及时赶到川东前线，清廷的上述计划未能实现。 石达开率军入川后，于1862年2月20日占领川东石砫厅（今石柱）。因北有大江阻隔，只好沿长江南岸向西推进。4月上旬攻涪州（今涪陵）不下，5月上旬攻綦江又不下，乃西走合江，入贵州仁怀厅（今赤水），复折入四川，于5月26日占叙永，6月16日克长宁（今珙县东）。由于沿途扩军，石部总数又达十余万。不久，各地清军赶到，北进之路受阻，不得不折而东走，于8月中旬再经贵州仁怀厅境趋建义、黔西，10月20日进围贵州大定府（今大方）。这时，一度曾随石镇吉行动的宰制曾广依部也来会攻，但终未攻克大定。于是，石达开率部西走毕节，入云南境；为了牵制清军，派宰制李福猷会同曾广依率部南走水城、郎岱（今贵州六枝西南），然后西入云南。 石部进入云南后，又分兵三路入川：宰辅方元祥等率数万人从川边屏山县进入，东趋叙州府（今宜宾市）；宰辅赖裕新率二三万人经昭通、东川（今会泽），西渡金沙江，北攻四川宁远府（今西昌）1，“使官兵不能兼顾”2；石达开自率本部大军由镇雄北进四川，于11月18日占领筠连，22日进占高县，并前出到横江镇、双龙尝玉黄楼一带，与方元祥部夹横江为营，伺机由横江顺流而下，抢渡金沙江，进图叙州府。不久，李福猷、曾广依部也前来会合。四川总督骆秉章为阻止石部入川，急调各路清军密集横江两岸：先调云南提督胡中和及总兵何胜必、萧庆高督军由犍为驰赴叙州以南，“相机截剿”；继调总兵唐友耕部由江安疾趋庆符，按祭使刘岳昭部由綦江驰赴长宁、珙县。云南巡抚张亮基在叙州闻警，也派参将杨发贵率部赴安边铺（叙州西南）协防。312月下旬，清军连续向石部发起进攻，双方互有伤亡。1863年（同治二年）1月1日，清军进逼横江镇，同时大败横江西岸的方元祥部。1月8日，清军又大举进攻双龙常石达开挥军迎敌，将清军击退。此后，战事呈胶着状态。1月30日，刘岳昭、胡中和等再次率部猛攻双龙常由于石达开的部将郭集益等暗中通敌，石部大败，伤亡惨重，不得不于次日全部撤离四川，复入云南，驻扎于昭通一带。 六、石达开部的覆灭及其教训 1863年3月，石达开决定兵分两路，再次进军四川。自统西路，沿金沙江西行，伺机渡江北进；李福猷统率东路，绕道贵州北上入川。 3月24日，李福猷率队分路入黔，一由镇雄趋毕节，一由昭通趋威宁、水城。5月初，全部由仁怀东趋遵义。5月底，又自遵义、桐梓一带东进，经绥陽抵婺川（今务川）。7月，自婺川西攻正安不下，乃入四川境。8月下旬，经酉陽、彭水，进至黔江。 石达开于5月12日率三四万人自云南昭通进入四川宁远府境。四川总督骆秉章与布政使刘蓉早已沿大渡河严密布防：署雅州府（治今雅安）知府蔡步钟就近募勇，配合总兵唐友耕等部扼守北岸安庆坝至万工汛大小渡口；松林地（今石棉西北）土司千户王应元率“土兵”扼守松林河，并调胡中和部驻扎于化林坪（今泸定南）一带，以为声援；都司谢国泰部守猛虎冈，控制通打箭炉（今康定）之路；邛部（今越西东北）土司岭承恩率兵控制越嶲大路各隘，以逼迫石部“入夷地小径”，然后“从后路包抄”。1清军如此层层设防，对不熟悉当地地形而又孤军深入的石达开部来说，几如陷阱。 石部由宁远北进时，侦知越嶲大路有敌军扼守，便以“土人”为向导，绕经冕宁，抄小路北上，直抵大渡河边的紫打地（今安顺场）。紫打地在崇山峻岭之中，大渡河横亘于前，松林河及察罗河分隔左右，又逢大雨，河水骤涨，敌军严守对岸渡口，石部实难飞渡。石达开只得命令部队搭棚驻扎，赶造船筏，准备强渡。5月21日，以四五千人强渡大渡河未成，船筏全毁，伤亡甚众。后决定西渡松林河，冀由泸定桥直趋天全，因遭土司王应元等部的阻击，西进计划又告落空。嗣后，清军四面逼玫，石部弹尽粮竭，陷入绝境。石达开曾致书王应元等，许以重金“买路”，但遭拒绝，乃于6月3日令所部分两队突围。一队抢渡大渡河，一队抢渡松林河，均未成功。他见大势已去，令妻妾五人、幼子二人投河自尽，自带五岁幼子石定忠及宰辅曾仕和等四人于6月13日前往清军营垒，幻想牺牲自己，保全部众。岂知反动派决不刀下留情，他们将石部所剩七千余人全部处死，并将石解往成都。8月6日，石达开于成都从容就义，时年三十三岁。 进至黔江的李福猷部得悉石达开在大渡河全军覆没的消息，乃放弃入川会师的计划，东入湖南永绥，然后沿湘黔边境南下，经会同、绥宁重入广西，于10月9日攻占龙胜。10月17日，又经兴安东趋灌陽。此时，李福猷与其弟李福忠发生分裂。李福猷自率一部由灌陽东入湖南道州、江华，活动于粤桂边境，年底被清军消灭。李福忠则率部经湖南城步、通道入贵州，后在湘桂黔边区坚持斗争，直至1871年8月失败。 石达开于1857年率部出走后，行程数万里，进行了历时六年的远征，最后终于在四川大渡河畔全军覆没，这个历史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石达开率军他走，不符军心民意。随着其错误行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加上孤军远征，困难越来越大，广大将士感到前途渺茫，以致分化和投敌事件层出不穷，直至在广西境内发展到众叛亲离的地步。 石达开率军远征的目标是进入四川，这是他在起义初期就提出过的进军方向。四川是清王朝的战略要地之一，又利于割据，倘能入据该省，实行正确的方针政策，反抗清王朝的统治，对全国革命自然是有利的。但石达开在当时形势下，以其所处的战略位置（远离四川），不依靠革命势力强盛的江、浙、皖、赣，而孤军远征四川，胜利的把握是不大的。在进军过程中，石达开在作战指导上又缺乏一个正确的方针，东奔西走，强攻坚城，以致劳师费时，给了敌人以部署防御的时机。经过广西大分化之后，老部队所剩无几，而清廷已调骆秉章及万余湘军加强了四川的防御，石达开不能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放弃进军四川的计划，改取联合西南各族人民起义军共同反清的方针，以积聚力量，等待时机，再图大举，而是不顾主客观情况，执意进川，结果一败再败，造成全军覆没的可悲结局。 石达开在太平天国前期战争中不愧为著名的战将，但自率部脱离天京之后，孤军冒进，没有后方的支持，没有友军的配合，成了流寇式的草莽英雄。尽避一度拥有号称数十万之众，却没有打过多少象样的胜仗，一直摆脱不了被动的处境，最后终于陷入绝地，被数量有限的清军和土司部队所歼灭。石达开这位“绝世英物”，竟成了清军的俘虏，这决不是什么“恶运使然”，也不是偶然发生的不幸，而是他政治上不顾大局，军事上实行流寇主义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第三节 二破江北大营与三河镇大捷 石达开出走后，安王洪仁发、福王洪仁达掌握了太平天国的军政大权。由于他们毫无军政才能，朝中文武大臣不服。1857年10月，洪秀全改以蒙得恩为正掌率1，陈玉成为又正掌率，李秀成为副掌率，代替安、福二王执政。次年，洪秀全又提拔了一些年青将领，恢复了早期的五军主将制，封陈玉成为前军主将，李秀成为后军主将，李世贤为左军主将，韦志俊为右军主将，蒙得恩为中军主将兼正掌率，掌理朝政。1这些措施，对稳定政局起了一定作用。然而，在军事上，太平天国当时面临的形势仍然是十分严酷的。继1857年底镇江、瓜洲失守之后，1858年1月，江南大营的清军进扎天京高桥门、龙脖子，进逼秣陵关；江北大营则于1858年春移驻天京对岸之江浦、浦口，会同江南大营，缩小对天京的包围圈。同年5月，九江失守，天京的西面屏障安庆也受到湘军的直接威胁。直至同年9月和11月太平军取得二破江北大营与三河镇大捷之后，形势才为之一变，基本上扭转了天京内讧以来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萎靡不振的局面。 一、枞陽会议 为解天京之围，李秀成于1858年3月底请命出京，途经芜湖，与其弟李世贤商定，“一人敌南岸，一人敌北岸”2。不久，李秀成自率部将陈坤书等五千余人，分别由芜湖和东梁山渡过长江，齐集含山，于5月8日再克安徽和州（今和县），接着又连占全椒、滁州（今滁县）、来安。 由于天京被围日紧，南郊板桥、大胜关已被敌攻陷，七桥瓮、印子山、雨花台也处于敌军的直接威胁之下。李秀成日夜焦虑，在全椒加紧操练部队，准备先扫清江浦、浦口之敌，以安定天京人心。6月5日，他率兵五千余人自全椒进扎江浦大刘村，拟取道桥林进攻江浦、浦口。次日，江北大营统帅德兴阿督军万余进攻大刘村。时适大雨滂沱，太平军疏于戒备，以致寡不敌众，初战失利，损失千余人，新旧营垒十三座尽失。这使李秀成意识到，单凭一军之力，难解天京之围，于是行文各路将领，约定在安徽枞陽举行会议，共商救京办法。 8月上旬，李秀成与陈玉成、李世贤等将领于枞陽商定：先由陈玉成、李世贤等率部攻克安徽庐州（今合肥市），然后由吴如孝率部在庐州东北一带活动，牵制胜保所部清军，陈玉成则率主力速进滁州东南的乌衣镇一带，会同李秀成部全力进攻江北大营。 枞陽会议使李秀成、陈玉成等人“各誓一心，订约会战”，并制定了较正确的作战方针，为再破江北大营以解京围奠定了基础，因而在太平天国后期战争历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二、再克庐州与二破江北大营 1858年8月11日，陈玉成、李世贤、吴如孝三部联合行动，由舒城三河镇向庐州逼进。当时，新任安徽巡抚翁同书尚未到任，庐州城内仅有清军数千，由副都统麟瑞督率驻守，另由新任安徽布政使李孟群带勇万人驻守南郊。8月23日晨，太平军两万余人从西、南两个方向直逼城垣。清军未及交锋，即纷纷惊溃（李孟群部西逃六安）。当天中午，太平军即进占庐州城。 太平军再克庐州，清廷上下为之震动。咸丰帝立即任命胜保为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军务，所有皖境各军均归节制。同时，谕令湖广总督官文从沿长江东下的鄂军中分派劲旅，赴援庐州；谕令德兴阿从江北大营中酌拨马步官兵，前往庐州“协剿”。清廷严令胜保及各路将领务必将庐州即日收复。 太平军的主要进攻目标并非庐州，而是江北大营，因此，未等清军援兵赶到，陈玉成早已挥军由界牌直趋滁州，于9月中旬抵乌衣一带，与自全椒进抵该处的李秀成部会师。在此之前，吴如孝按约率部自庐州北进，占店埠镇（今肥东）及其东北之梁园，进逼定远，以牵制胜保军。 当时，江北大营统帅德兴阿拥有兵勇一万五千余人，以浦口、江浦之间的陡冈、安定桥、小店（今永宁镇）一带为重点，分驻于西至江浦石碛桥（今桥林）、高旺，东至瓜洲、三汊河，北至来安、施官集的广大地区内，绵延二百余里；长江内则有水师巡船往来游弋，以资接应。战前，德兴阿得意地说：“各路马步兵勇，或多或少，择要分布，有警则奋勇向前，贼多则添拨援应；海全一军驻扎石佛寺，无论何处紧急，皆可策应。”1他认为攻守都有把握，但作战结果表明，清军的这种分散部署，正好给了太平军以各个击破的极好机会。 李秀成、陈玉成两部太平军会师乌衣之后，众达数万，与江北大营清军相持。9月26日，德兴阿派出部队由小店进攻乌衣。太平军奋起迎战，大败清军，歼敌三四千人。27日，太平军乘胜向小店发起猛攻，击败由江南大营来援的总兵冯子材部五千人。陈玉成部于是冲破清军陡冈军营，直下浦口，在从九洑洲渡水前来的太平军配合下，再次大败敌军，并将浦口一带的清军营垒全部烧毁。清军见后路被袭，阵势大乱，纷纷夺路而逃。德兴阿先逃六合，后由水路逃往扬州。陈玉成部随即于29日占领江浦。至此，江北大营再次被摧毁，清军前后损兵万余人。太平军攻破江北大营之后，恢复了天京与江北的联系，保障了对天京的供应。同时，大大地鼓舞了士气，为夺取三河镇大捷创造了条件。 二破江北大营之后，李秀成率部东进，于10月4日占仪征，9日占扬州。清军不战而逃，德兴阿北逃邵伯镇。15日，江南大营帮办军务张国梁率兵六千余人由镇江渡江北援，李秀成以兵力单薄，于21日弃守扬州，继又退出仪征。在李秀成率部东进的同时，陈玉成率部由浦口北攻六合，由于道员温绍原据城死守，直至24日才攻克。 江北大营惨败后，清廷将德兴阿革职，并决定撤去江北大营建制，江北军务由江南大营统帅和春统一节制。 三、三河镇大捷 1858年5月，浙江布政使、湘军悍将李续宾率部攻陷九江后，湖广总督官文、湖北巡抚胡林翼等即拟订“东征计划”，准备乘胜东援安徽。不久，李续宾即率部渡江，返回湖北。同年8月，太平军攻克庐州，官文便命令“李续宾迅速进兵，攻克太湖，即乘势扫清桐城、舒城一路，疾趋庐州，会图克复，兼扼贼匪北窜”。1所以，当陈玉成、李秀成部挥师东向，进攻江北大营时，江宁将军都兴阿和李续宾等即率兵勇万余人自湖北东犯安徽，9月22日陷太湖，然后分兵为二：都兴阿率副都统多隆阿和总兵鲍超所部进逼安庆，李续宾率所部湘军北指庐州。 李续宾部于9月27日陷潜山，10月13日陷桐城，24日陷舒城，接着指向舒城东面五十余里的三河镇，准备进犯庐州。 三河镇位于界河（今丰乐河）南岸，东濒巢湖，是庐州西南的重要屏障。该镇原无城垣，太平军占领后，新筑了城墙，外添砖垒九座，凭河设险，广屯米粮军火，接济庐州、天京，因而在军事上、经济上都居重要地位。时太平军守将为吴定规。 10月24日，陈玉成刚克六合，即接到湘军大举东犯安徽的报告，便毅然决定回兵救援。并启奏天王，调派李秀成部同往。 11月3日，季续宾率精兵六千进抵三河镇外围。11月7日， 分兵三路向镇外九垒发起进攻：义中等六营进攻河南大街及老鼠夹一带之垒；左仁等三营进攻迎水庵、水晶庵一带之垒；副右等二营进攻储家越之垒。李续宾则亲率湘中等二营为各路后应。1太平军依托砖垒顽强抵抗，大量杀伤敌人，但由于己方伤亡亦众，便放弃镇外九垒，退入镇内。 在湘军进攻三河镇外围的当天，陈玉成率大队赶到，扎营于三河镇南金牛镇一带。11月14日，李秀成也率部赶到，驻于白石山。至此，进抵三河镇一带的太平军众达十余万人，军势大壮。 在太平军强大援军的威胁下，李续宾的部将曾建议退守桐城。但李一意孤行，认为“军事有进无退，当死战”2，竟于11月15日深夜派兵七营偷袭金牛镇。次日黎明，当行至距三河镇十五里的樊家渡王家祠堂时，与陈玉成军遭遇。太平军且战且走，将敌人诱至设伏地域。当时大雾迷漫，咫尺莫辨，湘军偷袭部队经太平军勇猛冲杀，死伤过半，队伍星散。李续宾闻报，亲自率兵四营往援，连续冲锋数十次，均不得入。驻扎于白石山的李秀成部闻金牛镇炮声不绝，立即赶往参战；驻守三河镇的吴定规也率部出城合击清军。李续宾见势不妙，逃回大营，并传令各部坚守待援。实则这时守垒的湘军有的已经逃散，有的被太平军阻截在外，因而有七个营垒迅速被太平军攻破。接着，李续宾的大营也被太平军包围。他督军往来冲突，终不得脱，当夜被太平军击毙（一说自杀）。之后，太平军继续围攻负隅顽抗的残敌，至18日，全部肃清。这一仗，太平军一举消灭湘军精锐近六千人3，是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后期一次出色的歼灭战。 陈玉成、李秀成于三河大捷之后，即乘胜率部南进。时舒城之敌已退守桐城，陈、李两部便共同往攻，于11月24日夺取懊城。都兴阿所部清军于太湖与李续宾部分军后，即进逼安庆，10月15日攻占安庆北面门户集贤关，继而配合杨载福部水师，围困安庆。及至李续宾大败于三河镇，接着舒城、桐城又被太平军占领，都兴阿恐太平军从侧后抄袭，遂于11月27日撤安庆之围，经石牌（今怀宁）退驻宿松。太平军随即克复潜山、太湖二城，扩大了占领区，改善了安庆的防御态势。 湘军三河镇之败，主要原因是孤军犯险。李续宾仅率八千余人自湖北东犯，入皖之后，连陷四城，处处分兵驻守，结果，“兵以屡分而单，气以屡胜而泄”1。进至三河镇后，仅剩六千人，当太平军大队赶到时，已无阻援之兵可派。加之李续宾刚愎自用，拒不接受部将关于退守桐城的建议，终于全军覆灭。对于湘军的这次惨败，咸丰帝闻之“不觉陨涕”。曾国藩“哀恸填膺，减食数日”。胡林翼则哀叹说：三河败后，“军气已寒，非岁月之间所能复振”2。又说：“三河败溃之后，元气尽伤，四年纠合之精锐，覆于一旦，而且敢战之才，明达足智之士，亦凋丧殆荆”3可见此战对清廷和湘军的打击是极为沉重的。 太平军之所以能打这样漂亮的歼灭战，主要由于决心正确果断，兵力集中，战术比较灵活。当湘军进抵舒城、三河时，陈玉成果断地决定兼程回援，并奏调李秀成部同往，形成了兵力对比上的绝对优势1。在对敌发起进攻时，太平军采取正面迎战与伏击、抄袭相结合的战法，各部之间密切协同，主动配合，迅速分割包围敌人，打得湘军前后左右不能相救，终将李续宾及其所部彻底歼灭。 通过三河大捷，太平军粉碎了湘军东犯的图谋，保卫了皖中根据地，对鼓舞士气，稳定江北战局，保证天京安全和物资供应，都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第四节 二破江南大营与东征苏常沪 太平军于1858年下半年取得二破江北大营与三河镇大捷两次重大胜利后，战争形势有了较明显的好转。1859年洪仁玕到达天京后进行的某些革新，又使太平天国的政治局面有了某种程度的改进。正是这些条件，促成了1860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与东征苏常等一系列军事行动的胜利。 一、二破江南大营作战方针的提出 1859年6月，当石达开率军围攻湖南宝庆时，清廷为阻止太平军入川，曾命曾国藩亲自统兵前往四川扼守。8月，石部自湖南退入广西后，清廷又命曾国藩暂缓入川，改援安徽。10月，曾国藩与官文、胡林翼等共同制订了一个“四路图皖”1的计划，准备再次进攻安徽。同年底，曾国藩自湖北移营安徽宿松，胡林翼移营安徽英山，向皖西太平军根据地步步进逼。 在天京对岸，当1858年冬陈玉成、李秀成会师三河镇之际，留守滁州、全椒的李秀成部将李昭寿（原系捻军，后加入李秀成部）被钦差大臣胜保招抚，于11月1日献城降清。1859年2月底，与李昭寿关系密切的江浦守将薛之元又投降清军。不久，浦口等地也落入敌手。这样，皖北与天京之间的联系又被隔断。为了打通联系，陈玉成、李秀成于1859年3、4月间曾先后两次率军进攻江浦、浦口，但均未得手。其后，陈、李两军转战于六合、仪征、扬州、天长、盱眙、来安、滁州间，企图诱使清军分兵，乘隙夺回浦口、江浦。直到11月间，在击败署湖北提督周天培等部清军后，才占领浦口，并围攻江浦，稍解天京之围。此后，李秀成率军留守浦口一带，陈玉成则率军返回皖西战场，对付东犯之湘军。 1859年4月，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由香港抵天京，颇为洪秀全所器重，不久即被封为“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抚朝纲干王”。洪仁玕总理朝政后，撰写了《资政新篇》等著作，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提出了一些改革措施，使太平天国的领导力量有了某种程度的加强。但洪仁玕的被重用，引起了一些“老兄弟”的不满。洪秀全便加封前军主将陈玉成为英王，加封李秀成为忠王，使这一矛盾基本上得到了解决。但在同年10月，又发生了右军主将韦志俊于皖南池州（今贵池）降清的事件；幸其部将纷纷反对，被他带走的人马不多。 综观1859年的形势，太平天国既出现了新的希望，也存在不少困难，特别是天京仍处于江南大营清军的包围之下，总的形势依然相当严酷。 面对上述情况，李秀成一再向洪秀全“强奏”，要求率军离开浦口，设法攻打江南大营，以解京围。这一要求最后得到了洪秀全的应允。关于如何解围问题，李秀成与洪仁玕进行过三次面商。洪仁玕认为：“此时京围难以力攻，必向湖、杭虚处，力攻其背。彼必返救湖、杭，俟其撤兵远去，即行返旆自救，必获捷报也。”1李秀成同意这一计谋，便与洪仁玕共同确定了如下作战方案：（一）由李秀成、李世贤率部“伪装缨帽号衣，一路潜入杭、湖二处”，攻敌之所必救，以吸引和调动江南大营清军；当出现上述情况时，立即放弃浙江杭州和湖州（今吴兴），由小路回师天京，围攻江南大营。（二）由英王陈玉成执行“虚援安时的任务，在皖北实施佯动，以掩护江南之作战行动。整个作战由李秀成负责组织实施。 二、奔袭湖杭与回师天京（参见附图六） 1860年1月底，李秀成将镇守浦口的任务交给部将黄子垄陈赞明后，即前往芜湖，召集将领会议，说明天京被围的危急形势，宣布攻杭救京的计划，明确进军路线和各将领的任务。2月10日，李秀成率陈坤书、谭绍光、陆顺德等部二万余人到达南陵，后经清弋江镇和马头镇，绕过宁国府，于24日攻占广德，留陈坤书、陈炳文率部守城，以备接应，自率谭绍光、陆顺德、吴定彩等部轻装疾进浙江。为掩护李秀成主力的进军，李世贤率部由南陵经泾县，进占旌德、太平（今太平东），留新任右军主将刘官芳在这一带活动，自率大军东入浙江，29日与李秀成部会师于安吉（今安吉北）。3月4日，李秀成、李世贤两军大败清军于长兴西南的虹星桥，并进占长兴。然后分军为二：李世贤率部佯攻湖州，以牵制清军；李秀成则率领精兵六七千人冒充清军，日夜兼程进袭杭州。 3月11日，李秀成所率精兵进至杭州城外。时杭州城除满营外，仅有兵勇二千八百余名。19日太平军轰塌清波门城垣，由一千三百五十人组成的先锋队立即冲入城内，攻占杭州，杀死浙江巡抚罗遵殿等多人。惟杭州将军瑞昌等踞守的满城，未能攻下。 江南大营统帅和春得知太平军入浙，即于3月10日派总兵张玉良等率兵二千由六合往援。咸丰帝深恐失掉浙江这个财赋之区，严令和春增调劲旅赴浙（后又命和春兼办浙江军务）。和春只得遵旨加拨援兵，江南大营“先后调援者不下一万三千人”1，统归张玉良率领。太平军攻陷杭州四天之后，即3月23日，张玉良所率援兵才到达杭州城外。 李秀成见调动江南大营清军的目的已经达到，便于3月24日在城内遍插旗帜以为疑兵，连夜撤出杭州，率军疾驰北返。28日过临安，循天目山走小路北趋孝丰（安吉西南），4月4日抵广德。4月8日，于安徽建平（今郎溪）召开了有辅王杨辅清、侍王李世贤（4月3日率部由湖州撤围西返）、右军主将刘官芳、定南主将黄文金、平西主将吴定彩、求天义陈坤书等参加的军事会议，共同商定了解救天京之围的详细计划。会后，即分东西两路进援天京。 西路由杨辅清、黄文金等率领，从安徽宁国府东面的洪林桥一带出发，于4月12日占江苏高淳，18日占溧水（浙江提督郑魁士败走镇江），23日占秣陵关。29日，分兵两支：一由杨辅清、黄文金率领指向雨花台，一由刘官芳、陈坤书率领进逼高桥门。 东路又分左右两翼：右翼由李世贤率领，于4月13日占领溧陽，15日攻宜兴，16日迫常州，以牵制东面清军，尔后回师西向，于23日占领句容。左翼由李秀成亲率本部，经溧陽进占赤山（句容西南）。27日，李秀成部自赤山、李世贤部自句容分进合击淳化镇（今江宁东），次日大败帮办江南大营军务、江南提督张国梁部清军，克复该镇。 当李秀成率军回师天京之际，在皖北执行佯动任务的陈玉成、吴如孝等率军由全椒南下，于4月底渡江，经江宁镇抵板桥、善桥一带。 三、摧毁江南大营 清军江南大营于1858年初重建后，统帅和春设大营于沧波、高桥两门之间。不久，强征数万民夫，于天京城外挖掘深阔各约丈余的长壕，绵亘百余里，经年始成。11860年1月底，李秀成离浦口后，江南大营清军水陆并进，攻陷了浦口沿江一带太平军垒卡二十余座，并于2月1日占领江浦和九洑洲，进一步围困天京。 4月底，各路太平军抵达天京外围，众达十余万人，在扫清清军外围据点后，随即准备总攻江南大营。总攻部署是：李世贤部自北门洪山、燕子矶，李秀成部自尧化门，刘官芳、陈坤书部自高桥门，杨辅清部自雨花台，陈玉成部自善桥方向，五路并进。天京城内的太平军则由城内出击，配合援军夹攻清军。 5月2日，太平军发起总攻。是日天气晴朗，但从当晚开始降雨，连日不止，太平军冒雨连续进攻。 5月4日，陈玉成部于上河镇、毛公渡一带搭造浮桥数道，进攻天京西南清军营垒外墙。城内太平军也纷纷出击。5日，陈玉成部突破敌军在天京西南所筑长壕。当天，城内太平军抛掷的火罐落入清军副将雷安邦营内，引起火药轰发，该部随即外逃。附近清军闻之大惊，也纷纷撤出营外。太平军乘敌人混乱之机，前后夹攻，半日之内，将江南大营西半部的五十余座营垒全行攻破，歼灭清军总兵黄靖以下数千人。张国梁闻西路有变，率兵往援，见营盘已失，只得仓皇退回，破坏上方桥，企图固守小水关以东各营垒。太平军突破敌西南长壕，内外会师，重围已解，士气更高，便连夜乘胜猛攻。清军军营四处火起，江南大营总部所在地小水关大营也被攻破，和春等率残部经石埠桥乘船逃往镇江。江北及九洑洲一带清军也随即逃遁。于是，重建后围困天京两年多的清军江南大营又被摧毁。太平军缴获了大量槍炮、火药、铅子，以及白银十余万两。 二破江南大营，是太平天国战争史上最为“得意之笔”。洪仁玕、李秀成等正确地选择杭州作为“攻敌必救”的目标，调动和分散江南大营清军的兵力，然后回师急攻，内外夹击，使数万清军陷入被动挨打地位，这一着是颇为成功的。 太平军在此次作战中不仅有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的正确方针，而且有周密的计划。在进军浙江和回攻江南大营之先，都召开了作战会议，统一了各将领的认识，明确了各自的任务，因而在作战过程中能做到齐心协力，所向披靡。确如李秀成所说：“如欲奋一战而胜万战，先须联万心而作一心。”1 此战成功之处，还在于集中了优势兵力。清军江南大营，筑有号称“万里长壕”的坚固工事，即使在分兵援浙之后，仍拥有较为雄厚的兵力。为歼灭这股清军，太平军集中了天京周围可能集中的十余万军队，因而在四五天之内，即彻底摧垮了和春、张国梁苦心经营了两年多的江南大营。 洪仁玕、李秀成等在作战指挥上比较灵活，注意了主攻、助攻、掩护、佯动相结合。进军浙江时，由陈玉成部在皖北佯动，以迷惑和牵制敌军；由皖南进军杭州时，先则由李世贤部分兵活动于旌德、太平一带进行掩护，继则由李世贤率军进攻湖州进行牵制，以保证李秀成部进攻杭州的胜利；由浙江回师天京时，一度派出一支部队进占溧陽，摆出东攻苏常的架势，以迷惑敌人，保障进攻江南大营之战的顺利进行。 在这次作战中，太平军也有不足之处。主要是作战目标只图解围，因而进攻江南大营时，既未注意切断敌军的退路，又未能在敌退却时迅速组织截击和追击，虽然攻破了大营，但仅毙敌三五千人，基本上打了个击溃战。2由于太平军只注意迅解京围而没有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因此和春、张国梁等逃至镇江后，又得以收集残兵败将二万余人，防守镇江和丹陽。 四、东征苏常 1860年5月11日，洪仁玕、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刘官芳等在天京庆贺解围作战的胜利，并商议下一步进兵之策。陈玉成主张救援安徽。李世贤主张南取闽浙。洪仁玕和李秀成则主张先取长江下游，他们认为：“为今之计，自天京而论，四［西］距川、陕，西［北］距长城，南距云、贵、两粤，俱有五六千里之遥。惟东距苏、杭、上海，不及千里之远。厚薄之势既殊，而乘胜下取，其功易成。一俟下路既得，即取百万买置火轮二十个，沿长江上龋另发兵一支，由南进江西，发兵一支，由北进蕲、黄，合取湖北。则长江两岸俱为我有，则根本可久大矣。”1洪秀全采纳了洪仁玕、李秀成关于先取苏常、后攻天京上游的主张，命令李秀成率军东征苏常，并限期一个月完成任务。2李秀成会同李世贤、杨辅清、黄文金等联合东进。与此同时，陈玉成率部渡江往攻扬州，以牵制江北清军，使其不得南渡救援苏常；刘官芳等则率部折回皖南，屏障天京西侧。 5月15日，东征大军数万人由天京出发，当天占领句容，19日大败清军于丹陽城外，并攻占该城。清军死伤万余人，湖北提督王浚等被击毙，和春等逃往常州，张国梁在逃跑时于丹陽南门外落水溺死。 太平军攻克丹陽后，继续追歼溃敌。5月22日，开始逼攻常州。当时，由浙江折回的总兵张玉良驻扎常州城外，所部不满万人。由于两江总督何桂清未战先逃，清军“胆气愈寒”，只顾劫掠，毫无斗志。26日，太平军攻克该城，和春逃至苏州西北的浒墅关，愧惧交集，自杀身死。张玉良率残兵退守元锡。5月30日，太平军占领无锡，张玉良等败退苏州。6月2日，太平军进抵苏州城下，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在内应和群众的配合下，太平军轻取苏州城，杀江苏巡抚徐有壬、署按察使朱钧等多人，收降清军五六万，并缴获大批洋槍洋炮。 在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等部进攻常州的同时，陈玉成督军进逼扬州，因作战失利，旋即挥师西向，于6月2日再攻安徽全椒，中旬又撤围南返天京。 东征太平军占领苏州后，即向周围扩大战果：李秀成分兵一部继续东进，于6月间连占昆山、太仓、嘉定、青浦，7月1日攻克松江；李世贤部于6月13日攻克吴江后，继续南进，于15日攻占浙江嘉兴，准备进军杭州；杨辅清部也于6月中旬一度占领浙江长兴，后经江苏宜兴西入皖南。 太平军在苏州的军营 太平军自5月15日从天京出发，在一个半月内，即占领了长江三角洲除上海等以外的大部地区，取得了开辟苏常根据地的重大胜利。太平天国将这个经济上最富庶的地区置为苏福省，建立了地方政权，鼓励发展生产和贸易，使之成为尔后数年间源源供给天京财粮的重要基地。 五、进攻上海 太平军攻占苏常之后，李秀成决定乘胜进图上海。他认为：“今有挑选勇将千余，勇兵数万，势如山岭之坚”，攻取上海，“犹如囊中取物”。1其实，进攻上海，不仅有军事问题，而且有外交问题，情况十分复杂。 上海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列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1843年《虎门条约》又规定，英国可在上海设“居留地”，即所谓“租界”。其后，美、法租界亦相继设立。租界自设“工部局”，不受中国当局治理，俨然成了“国中之国”。至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上海已成为中外贸易的主要商埠。因此，外国侵略者必然竭力将它控制在自己手中。 当太平军进军苏常，兵锋渐渐逼近上海时，英法侵略者即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亟谋对策。当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尚未结束，过往上海的英法侵略军甚多，英法公使有恃无恐，便于5月下旬居然以维护商业为名，宣布“保卫”上海。与此同时，以道 华尔率领的洋槍队 员吴煦和上海巨商杨坊为首的一批买办官僚，一方面向英法积极求救，一方面雇用美国流氓华尔出面组织“洋槍队”，公然与太平军为敌。6月初，华尔在上海募得外籍水手、流氓二百余人，经过短时间的训练，便于7月初进袭刚被太平军陆顺德部攻占的松江。华尔本想利用黎明进行偷袭，但洋槍队均系无赖之徒，抵达城外仍酗酒喧哗，走漏了风声。太平军严阵以待，当敌人接近城墙时，伏兵骤起，奋力攻击。洋槍队大败，华尔率残部狼狈逃回上海，不得不重新组建。7月16日，洋槍队在七千名清军的配合下，依仗洋槍洋炮，攻陷了松江。8月2日，华尔又率洋槍队三百人，携大炮二门、小炮数门，进犯青浦，并有清军万人（由参将李恒嵩率领）在后接应。此时，李秀成已率精兵自苏州来援，守军斗志倍增。因此，洋槍队虽然在炮火掩护下一度登上南城，终因众寡悬殊而败退，共计死伤一百人（三分之一），华尔也五处受伤，全部火炮及炮船均被太平军缴获。1华尔裹伤赴沪，补充兵员和军械后，又回到松江。8月9日，洋槍队和清军再犯青浦，太平军兵分两路，冲出城外进行包抄，迫使其丢下槍炮，逃往松江。李秀成督军追击，于8月12日夺回松江，并决定乘胜进攻上海。 在此以前，洪仁玕和李秀成在外交方面进行过一番努力。李秀成曾于6月下旬致书英国驻华公使，说明进取上海之必要，阐明太平天国的对外政策，表示愿与各国友好往来，并邀请他来苏州面商。其后，洪仁玕也致书英、法、美各国驻上海领事，告以他将于苏州与各国公使会晤。但英法侵略者决心以武力阻挠太平军接近上海，因此，其驻华公使对李秀成、洪仁玕发出的照会，竟未予拆阅，拒不答复。 由于英法侵略者如此无理，李秀成等决定乘战胜洋槍队之余威，夺取近在咫尺的上海。这时的上海，人口三十余万，驻有清军万余人，英法军二千人左右。8月16日，太平军由青浦、松江两路并进，前锋于17日进抵上海西南的七宝、虹桥一带。18日，李秀成再次致书上海各国公使，声明太平军到上海后，不扰外人，并请悬挂黄旗，以便识别。随后，李秀成仅率随从三千人亲抵徐家汇，准备去“接收”上海。李秀成对外国侵略者决心与太平军为敌这一情况估计不足，加上寄希望于驻沪两广兵勇的投诚内应1，故有如此轻率之举。当天，风雨大作，太平军随即占据附近之罗家湾。蔡元垄郜永宽两部进至上海城外之九里桥，大败清军。于是，李秀成督军直逼上海县城西、南两门。正准备入城之际，突遭英法军的猛烈射击。太平军未予还击，只是摇手示意，请勿放槍，要求通话；但侵略者不予理睬，继续射击。太平军前进受阻，伤亡数百人，只得后撤。19日，太平军再次抵近县城，又遭英军射击，依旧未予还击。20日，后续太平军三万人进至上海城郊，李秀成督军由西门外转向英租界，于跑马场敖近又遭英军袭击。同时，停泊在苏州河中的两艘英舰也发炮轰击。在此情况下，太平军只得后撤徐家汇。 太平军多次进攻受阻，且发觉内应无望（准备起事的两广兵勇事前即被江苏巡抚薛焕镇压），乃于8月24日撤离上海。当时，张玉良所部清军反攻嘉兴甚急，守将求援，李秀成便率全军往援。 洪仁玕、李秀成决定进攻上海，以为可以轻取，反映出当时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对外国侵略者的本质和外交斗争的复杂性缺乏认识，因此，在没有调集足够兵力，进行必要准备与合理部署的情况下，便贸然行动，把希望寄托在列强的中立和清军内应的配合上，结果两者落空，唾手而得上海的愿望顿成泡影。这样，不但长了敌人的志气，而且耽误了以后攻鄂救皖的时间。在英法侵略者尚未撕下“中立”外衣，并未主动向太平军进攻的情况下，太平军本应暂缓进逼上海，在占领苏常之后立即回师西进，集中力量打击对自己威胁最大的湘军，发展和巩固天京上游的根据地。果如此，则尔后形势的发展将会有所不同。 第五节 安庆会战 安庆是天京上游的重要门户1，它的得失，对太平天国后期战争的全局关系极大。按照1860年5月天京军事会议作出的决定，太平军东取苏常，是为“合取湖北”准备条件；而“合取湖北”，实际上又是为了保卫以安庆为主的安徽根据地（最终是为了保卫天京）。所以，从1860年9月以后，尽避战场很宽，烽烟遍及大江南北，但从全局来看，争夺安庆乃是战局的重点所在。安庆争夺战持续了一年之久，成为直接关系着天京安危的一场大决战。 一、 双方战略意图与部署 江南大营崩溃后，清王朝将镇压太平天国的希望进一步寄托在曾国藩及其湘军身上。早在1860年春，湘军即在鄂军配合下大举入皖，推进到宿松、太湖、潜山、霍山一线。太平军进行二破江南大营作战时，湘军正积极准备继续东犯，进围安庆。同年6月8日，当李秀成等率军东征时，清廷以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赏加兵部尚书衔，令其“即统率所部兵勇，取道宁国、广（德）、建（平）一带，径赴苏州，相机兜剿，以保全东南大局”1。但曾国藩认为，要保江南，必须先控上游，因而对于咸丰帝的谕令，他总是强调兵力不敷而消极拖延。曾国藩认定安庆为必争之地，“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张本”2。因此，令其弟曾国荃率湘军近万人相继进扎安庆北面的集贤关，于城外开挖长壕二道，前壕用以围城，后壕用以拒援。但在咸丰帝的一再催促下，曾国藩不得不将围攻安庆的任务交给曾国荃，自率万人（半数以上为“新募之卒”）于7月初自宿松开赴长江南岸，月底立大营于皖南祁门，摆出一副东进苏常的架势。实际上，曾国藩心有成算，他把湘军主力和战将留在安庆周围，自己进至江南，不过是为了应付清廷，并牵制南岸太平军，以掩护北岸湘军夺取安庆。 1860年8月10日，清廷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所有大江南北水陆各军，统归其节制，随后，又接连催促他体察情形，进兵江浙。曾国藩以“皖南安则浙江亦安”为由，拒不应命，其战略意图仍然是千方百计夺取安庆。同年9月，湘、鄂军已深入安徽腹地：在江北，副都统多隆阿率鄂军万余人进攻桐城，提督杨载福率湘军水师破枞陽、攻池州，与围困安庆的曾国荃部声势相联。在江南，道员张运兰率湘军四千由徽州（今歙县）取道旌德进援宁国府；总兵鲍超部湘军六千余人攻泾县；道员李元度也率新募之湘勇三千余人自湖南开抵祁门。曾国藩则坐镇祁门调度指挥。 对太平天国来说，安庆同样是生死攸关的必争之地。1853年2月，太平军自武汉进军金陵时，曾攻克安庆，旋即弃守。同年5月，太平军自天京西征，于6月10日再占安庆，即设西征军大本营于此。从那时起，安庆就成为仅次于天京的政治、军事中心。自1858年夏九江失陷之后，安庆就成了天京上游唯一的重要屏障。安庆一旦有失，湘军便可直窥天京，严重威胁太平天国统治中心的安全。 按照1860年5月天京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一俟下路既得”，即应“沿长江上缺湖北。由于安庆已为湘军所困，救援安庆便成了太平军的当务之急。同年9月下旬，天京最高当局决定再次采用“围魏救赵”之计，即按原定方针进军湖北，以期安庆不救自救。根据这一目标确定的进军部署是，兵分五路，江南江北并进：陈玉成率军从长江北岸西进，经皖北入鄂东；李秀成率军从长江南岸西进，经皖南、江西进入鄂东南；杨辅清、黄文金率军沿长江南岸趋赣北；李世贤率军经徽州入赣东；刘官芳率军攻祁门曾国藩大营。以上五路中，李秀成和陈玉成两路取大钳形攻势，预定次年春会师武汉，占领湘、鄂军的后方基地，以调动围攻安庆之敌；后三路主要是牵制皖南和江西湘军，并伺机歼敌。每路兵力少者数万，多者十余万。1 二、“五路救皖”计划的落空（参见附图七） （一）陈、李“合取湖北”半途而废 1.陈玉成部的作战行动 陈玉成是救援安庆的积极倡议者。他于9月30日率军自天京北渡，10月10日即占领皖北定远之炉桥，14日西围寿州（今寿县），15日又分兵一部攻六安。20日从寿州撤围南走，一方面加强进攻六安的兵力，一方面进攻舒城，但均未奏效。11月26日，陈玉成联合捻军龚得树、孙葵心等部（共约十余万人），进至桐城西南的挂车河一带，扎营四十余座，试图直接救援安庆。12月5日，陈玉成部遭到多隆阿部鄂军万余人的进攻，稍有损失。以后，连续数日闭垒不战。12月10日，多隆阿部与新任安徽按察使李续宜所部湘军近万人（屯于新安渡）向陈玉成部联合发起进攻，南北夹击。正酣战间，都司雷正绾率领的步队七营、副都统温德勒克西率领的马队，“均由后路抄出”。“诸路并进，槍箭齐施，……围杀三时之久”。2陈玉成部遭敌围攻，伤亡数千人（孙葵心也伤重身亡），损失惨重，不得不北走庐江，进行休整。1861年1月初，陈玉成又派兵一部进攻枞陽，被湘军水师总兵李成谋和游击韦志俊（太平军降将）所部击退。至此，陈玉成企图直接救援安庆的努力完全失败。 1861年2月，南岸的李秀成部已由浙入赣，正向西挺进中。陈玉成便按照“合取湖北”的既定方针，开始向湖北进军。2月26日，他先遣捻军孙葵心余部前往河南固始、汝陽（今汝南）等处，以牵制清军，掩护入鄂之师，然后于3月3日亲率数万大军西进。中旬，连下霍山、英山和湖北蕲水（今浠水）、黄州府（今黄冈）。22日，陈玉成在黄州府会见了英国参赞巴夏礼1。巴夏礼借口维护英国的商业利益，危言耸听地“劝告”陈玉成不要进攻武汉。2陈玉成果然上当，决定中止向武汉进军。除留赖文光率部驻守黄州府外，分兵数路，于3月下旬至4月中旬先后占领湖北蕲州、黄安（今红安）、德安府（今安陆）、孝感、黄陂、随州（今随县）、云梦、应城、麻城等地，但大都旋取旋弃。由于曾国藩等坚持“但求力破安庆一关，此外皆不遽与之争得失”3的方针，鄂省后方空虚，因而太平军分兵攻取镑地时，如入无人之境。当时，武汉及其附近的清军仅有一万人左右，如果陈玉成决心果断，坚决进军武汉，是有可能达到预定目的的。无如陈玉成一时失策，轻信外国殖民主义分子的讹诈，以致功亏一篑，铸成大错。1861年4月下旬，陈玉成鉴于安庆被围日紧（其眷属俱被困城中），又不见李秀成部如期入鄂，遂决计放弃“合取湖北”的计划，亲率所部东下，复直接驰援安庆。 2.李秀成部的作战行动 1860年9月下旬，李秀成率部解嘉兴之围，班师苏州后，接到天王洪秀全令其提师赶赴上游的诏书。他随即将苏福省的军政事务交给陈坤书接任，自率大军于10月初旬回到天京受命。 10月下旬，李秀成率军自天京出发，经安徽太平府（今当涂）、芜湖、繁昌、南陵、石埭（今广陽），于12月1日越羊栈岭进占黟县，离曾国藩的祁门大营仅六十里。正在进攻休宁的湘军鲍超、张运兰两部（共约万人）见后路被断，急忙回师反攻。2日，太平军稍却，退守黟县北面的卢村。3日，又与鲍、张两部战于休宁柏庄岭，阵亡数百人（曾国藩谓“毙贼四千余人”）。尽避李秀成部进入黟县对曾国藩震动极大（他当即给曾国荃等写了遗嘱性的书信），但李秀成根本无意进攻祁门，只图过境，因此，既受阻于湘军，便率部改道徽州，过屯溪，到婺源，继又折入浙江境内，在常山过年。1 1861年2月中旬，李秀成部自浙江进入江西，经玉山、广丰、广信府，于3月中旬进攻建昌府未克，下旬进攻抚州府又未克，乃南趋崇仁、宜黄，4月4日又由乐安北占新淦，次日进占樟树镇（今清江）。由于赣江水涨及清军和地方团练的防堵，未能过江，便沿江南进，于19日自吉水一带渡过赣江，20日占吉安。22日，弃城北进，5月2日攻临江府不克，继续北上，连下奉新、瑞州府（今高安）、武宁、新昌（今宜丰），于30日占领义宁州（今修水）。6月上旬，分三路进入湖北：右路由武宁北攻湖北兴国州（今陽新）；中路由义宁州北攻通山；左路西攻通城。鄂东南一带群众约三十万人争相加入太平军，使李秀成部兵员大增，号称五十万。 李秀成部进入鄂东南后，前锋于6月中旬一度占领武昌县（今鄂城）。此时，李秀成接到赖文光发自黄州府的禀报，得知陈玉成部早已回师东援安庆，他对攻鄂本不甚积极，便于7月上旬令所部撤出湖北，折入赣西北地区。就这样，太平军又一次失去了一举夺占武汉的良机，两路“合取湖北”的计划至此彻底落空。 （二）杨、黄进军赣北失利 太平军攻克苏常之后，杨辅清率部经江苏宜兴进入皖南，于1860年6月23日占领广德，29日弃之，进攻宁国府。曾国藩根据清廷命令，于9月中旬派张运兰部湘军由祁门取道旌德前往救援。与此同时，李世贤部亦自浙江进入皖南，协同杨辅清围攻宁国府，终于在9月26日再次攻下该城。 同年12月初旬，杨辅清部自宁国府循长江南岸西进，于12月8日开始围攻建德。15日，与自芜湖西来会师的定南主将黄文金部数万人共同攻下该城。建德是曾国藩祁门大营与江北之间的交通孔道。建德一失，祁门与江北湘军主力之间的联系受阻，因此，曾国藩急忙派副将唐义训等率部往攻。太平军猝不及防，建德于12月28日复陷敌手。其后，杨辅清率部退回宁国府。在此以前，黄文金和营天义李远继等率部进入赣北，于12月20日攻占彭泽，22日李部占景德镇东北的浮梁，24日黄部攻湖口不下，次日南占都昌，李部则由浮梁西占饶州府（今波陽）。以上所占各地除饶州府外，不久即被湘军攻陷。 1861年1月5日，黄文金、李远继率军二万余人自饶州分数路东攻景德镇。由于左宗棠1督军力拒，未能得手。7日再攻浮梁，又为左部击退。2月18日，湘军鲍超部（1月8日自皖南休宁经祁门来援）和左宗棠部与黄、李两军战于景德镇西北的洋塘谢家滩。湘军分三路进攻，太平军也分三路抗击，双方鏖战四小时之久。由于平分兵力，太平军伤亡甚众，黄文金等只得率余部退回建德境内，一部占据县城，大部据守金家村、黄麦铺一带。3月7日，鲍超商请皖南镇总兵陈大富率部列阵于建德城外，牵制城内太平军，自率所部湘军及左宗棠军一部，分三路向黄麦铺发起进攻。太平军再次失利，建德县城也于当日失守，遂被迫继续东撤，退到芜湖休整。 黄文金等率军进入赣北，“连陷数城，意在断祁门之粮路，解安庆之重围”2。由于进攻景德镇和浮梁受挫，复有洋塘及黄麦铺之败，以致计划落空。 （三）击破曾国藩祁门大营良机的丧失 1860年9月下旬，李世贤部协助杨辅清部攻下皖南宁国府，随即南下，于10月6日攻占绩溪。10月8日，李世贤等督率四万余人进攻徽州，大败新任皖南道李元度所统湘军三千人及来自祁门的湘军援兵三千余人，于次日占领该城，12日又占休宁。10月16日，李世贤突然率部由徽州折回浙江，似欲牵制浙江清军，掩护刘官芳等部的行动。10月20日，李部占浙江严州府（今建德东）。11月下旬，又北占临安、富陽，一度进逼杭州，旋又北攻湖州。12月7日，因攻湖州不克，又西进皖南徽州，后与刘官芳部联络，作战于祁门附近地区。12月底，李世贤部自休宁逼近曾国藩祁门大营。刘官芳部则自北路破禾戍岭、羊栈岭，入黟县卢村，向祁门进逼，后为湘军鲍超部所败，退出羊栈岭外。1861年1月4日，李世贤部也被湘军张运兰部击败，退守黟县东面的兰田。6日，李世贤又分兵两路猛攻黟县东南的渔亭，仍未得手。 刘官芳部退出羊栈岭后，屯于石埭一带。2月15日，探知鲍超部自大营援景德镇，便分兵二路，攻破祁门北面的大洪岭（距祁门六十里）和西北的大赤岭（距祁门八十里）。次日，西路进至距祁门四十里的历口，给曾国藩以极大震动。17日，太平军继续向祁门进逼，前锋进至离祁门仅十八里的石门桥，但遭到湘军副将唐义训部的伏击，败退至大赤岭外。 李世贤由于进攻祁门未果，乃于3月8日进占婺源，准备绕道江西，切断皖南湘军粮道，伺机回攻祁门。22日，败左宗棠军王开琳等部于婺源甲路，4月9日攻占景德镇，阵毙总兵陈大富等多人。左宗棠率部退走乐平，李世贤即传令东攻祁门。4月15日，李世贤在东进途中闻留驻江西的部队遭到左部反击，便不分主次，立即回军进攻乐平。在此以前，左宗棠“饬各营傍乐平县城东南，加修外壕，周十余里，令南乡团练入城固守，以作疑兵”，湘军则分守外壕。14月22日午刻，当李世贤部逼近外壕时，湘军“排槍轰击”。太平军“屡却屡前”，奋勇环攻，与敌相持至夜，并利用城外烧毁未尽的民房“穴墙开炮”，但终未攻克。23日，李世贤拟集中兵力攻敌一隅，乃调主力由城东北绕攻城西，予敌以大量杀伤。不意湘军以攻为守，分三路越壕出击，拚死力战，太平军不支撤退，于高桥阻于小溪，人马“自相蹈藉”，伤亡甚众。1由于进攻受挫，李世贤随即率军东返浙江。于是，李世贤部和刘官芳部所担负的进军赣东和攻击曾国藩祁门大营的任务都未能完成。 本来，1860年底至1861年初，曾国藩祁门大营已陷于太平军的四面包围之中：西南的浮梁、景德镇一带有李远继部；东北的黟县山岭间有刘官芳等部；东南的休宁一带有李世贤部；南面有李秀成部方抵婺源。曾国藩势孤力单，岌岌可危。他在信中哀叹：“自十一月来，奇险万状，风波迭起。文报不通者五日，饷道不通者二十余日。”2特别是李世贤部攻占景德镇之后，皖南湘军米粮无继，曾国藩感到“无日不在危机骇浪之中”3。他曾移营休宁，亲自督军进攻徽州，企图打通浙江粮道，又告失败。在绝望中，他不得不写下遗书部署后事。其幕僚们也都惶惶然不可终日。及至左宗棠部湘军败李世贤部于乐平，曾国藩才感到“心绪略舒”，宛如绝路逢生。当时，皖南湘军不过三万人，其中半数为新募之勇，战斗力不强，而太平军在皖南的兵力总数一度十倍于敌，如果天京最高当局实行统一计划、统一指挥，及时协调前线各军的行动，对曾国藩的祁门大营步步紧逼，不断缩小包围圈，力求将其全歼或给以歼灭性的打击，则对整个战局将起重大的影响。可惜，各路太平军非但没有统一的作战指挥，而且根本没有会攻祁门大营的计划，以致丧失良机，使曾国藩及其湘军逃脱了在皖南覆灭的命运。 三、安庆的失守 （一）战前态势 自1860年夏初湘军围困安庆以来，守城太平军约二万人在谢天义张朝爵、受天安叶芸来率领下，坚守城池，以待援兵。 1861年4月下旬，陈玉成弃鄂回皖，率军三万人由黄州等处经宿松、石牌，于4月27日进至安庆集贤关，逼近围城的曾国荃部湘军。4月29日，陈玉成与城内守将叶芸来分别率部扎营于城东北的菱湖南北两岸，连夜筑垒十八座（北岸十三、南岸五），并以小艇沟通两岸联系。与此同时，天京当局鉴于“合取湖北”以救安庆的计划未能实现，决定由干王洪仁玕、章王林绍璋自天京率兵直接救援安庆；定南主将簧文金也率部自芜湖西援。1861年5月1日，洪仁玕、林绍璋等会合桐城、庐江一带的吴如孝部，共二万余人，进至安庆北面的新安渡、横山铺、练潭一带，连营三十余里，谋与陈玉成部会师，共解安庆之围。曾国藩惊呼：“所有安庆官军曾国荃等各营，城贼扑之于前，援贼扑之于后，势殊危急。”他决心投入更大的兵力，与太平军决战于安庆，声称“贼以全力救安庆，我亦以全力争安庆。……迅克安庆，大局乃有挽回之日，金陵乃有恢复之望”。1于是，一场争夺安庆的殊死搏斗展开了。 5月10日，曾国藩自祁门移营至长江边上的东流，就近指挥；同时，将鲍超部六千人自景德镇调往江北（5月15日抵石牌）。坐镇太湖的湖北巡抚胡林翼也调总兵成大吉部五千人赴援安庆。为对付陈玉成和洪仁玕、林绍璋南北两路援军，胡林翼提出了一个“南迟北速”的作战方针。他说：“打璋（林绍璋）、玕（洪仁玕）宜速，打狗（对陈玉成的诬称）宜迟、宜持重，（集贤）关内外无米粮，迫而蹙之，彼必求战，彼求战而我应之，必大捷。”1 （二）直接救援安庆失利 5月初开始，太平军与敌人在安庆城外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1日，陈玉成及叶芸来部与湘军曾国荃部及杨载福部水师战于菱湖，未分胜负。2日，多隆阿以所部近万人（4月30日由挂车河进至安庆北面的高河铺）分四路向练潭和横山铺猛扑。太平军营地不坚，旋被攻破。驻新安渡的太平军一万余人前往救援，多隆阿以三营步兵迎面接战，以五营步兵从侧翼攻击，以马队绕到后面攻击。太平军前后受敌，伤亡甚众，洪仁玕、林绍璋、吴如孝率余部退守桐城。3日，自芜湖来援的黄文金部太平军七八千人及捻军二万余人赶到，扎营于桐城东南的天林庄一带。6日，黄文金会同洪仁玕、林绍璋、吴如孝等督率三万人，分兵两路，主力直趋新安渡，一部（约五六千人）进攻鄂军挂车河老营。多隆阿由高河铺调步队十三营驰援新安渡，并调驻挂车河的记名副都统金顺率马队往援。待太平军接近新安渡时，多隆阿部从左右两翼进行包抄，金顺则率马队绕至香铺街，从后路截击。太平军以为中了埋伏，纷纷败退，撤回天林庄。进攻挂车河的太平军也被协领穆图善等部清军击退。黄文金等部为多隆阿部所阻，无法与陈玉成部会合，便撤出天林庄，退至桐城东面的孔城镇。 陈玉成见洪仁玕等所率援军受阻，而湘军总兵鲍超、成大吉两部又将来到，知安庆解围不易，便于5月19日留部将刘瑲琳、李四福、朱孔堂等率部据守集贤关内外各垒，自率马步五六千人绕道赴桐城，以便与洪仁玕等会商进军事宜。多隆阿闻讯，即派兵追击，使负责断后的黄金爱部太平军伤亡千余人。 5月20日，陈玉成抵达桐城，与洪仁玕、林绍璋等会晤，商定于23日分三路进攻挂车河之敌：陈玉成率四千人出挂车河之左，洪仁玕率七千人自江家桥由中路进攻，林绍璋、孙葵意率太平军和捻军共万余人由棋盘岭出挂车河之右。多隆阿事先得到了上述情报，决定“乘其布置未定，先发制人”1，当即派出马队多起，分路设伏。24日黎明，太平军发起进攻，多隆阿亲率马步各营，“分兵五队，扬旗而出”，前三队三路迎战，后两队为预备队，“列队不动”。正酣战间，多军伏兵从太平军后方冲出，太平军阵脚遂乱，纷纷后退。多军乘势进击，太平军伤亡较众，不得不退回桐城。 在此以前，湘军援兵鲍超、成大吉两部共万余人已于5月20日抵达集贤关外，并立即进攻关外赤冈岭的四座太平军营垒，被刘瑲琳所部击退。此后，湘军改变战法，在赤冈岭附近修筑炮台数十座，从6月2日开始，不断对赤冈岭四垒实施轰击。8日，太平军三垒被毁，守将李四福、朱孔堂以下千余人或战死或被俘，惟刘瑲琳所在的第一垒仍顽强抵抗。9日，成大吉部奉调回援湖北（当时李秀成部正向鄂东南进军），鲍超部继续围攻刘瑲琳部。当日午夜，刘瑲琳等冒死向北突围，鲍超率马步兵追击。由于溪水泛涨，突围北走的太平军大多被湘军擒杀，刘瑲琳也被敌人俘虏，肢解处死。赤冈岭四垒守军（共约四千人）均系太平军精锐，此次全部被歼，使陈玉成部的战斗力大受影响。 7月1日，太平军平西主将吴定彩部（由苏北来援）自菱湖北向湘军发起攻击，被同知曾贞干所部击败。7月8日，曾国荃督军对菱湖南北两岸的十八座太平军营垒发动进攻，太平军因接连受挫，士气低落，以致数千人出降（结果均被杀），吴定彩率残部退入安庆城内。至此，安庆完全成了一座孤城，战局更加被动。 （三）安庆失陷及其教训 太平军继“合取湖北”间接救援安庆的计划落空后，直接派兵解围的努力又告失败，安庆城内守军被围年余，粮食告罄，出城降敌者与日俱增，形势极度恶化。 陈玉成在进攻挂车河受挫后，6月下旬于皖北无为会晤杨辅清，约其出兵共解安庆之围。7月下旬，杨辅清率部自宁国府出发，渡江后，经无为西进，会合陈玉成部，绕经六安、霍山、英山、宿松，于8月6日攻太湖不下，取道小池驿、黄泥港东趋清河、三桥头、高楼岭，直至马鞍山，由南面威胁挂车河多隆阿部营垒。与此同时，林绍璋、吴如孝率六七千人，自桐城西趋挂车河，黄文金率五六千人，自吕亭驿一带绕至姬公庙、麻子岭，以为策应。多隆阿自率马步各营迎战林、吴两部太平军，并派总兵雷正绾率队迎击黄文金部。8月7日，双方鏖战三小时，太平军不支，退入桐城。其后，太平军以一部驻桐城，牵制多隆阿军，以大部趋安庆，进攻湘军围师之背。8月21日至24日，陈玉成、杨辅清等部约四五万人，陆续进抵集贤关内，在关口、毛岭、十里铺一带扎营四十余座，安庆城内的太平军也列阵于西门一带，遥相呼应。25日和26日，陈玉成、杨辅清等督军向曾国荃部湘军后壕发起进攻，轮番冲锋，西北方向的进攻尤为激烈。曾国荃督率各营坚守营壕，待太平军逼近时，槍炮齐发，使太平军伤亡甚众。8月28日至9月2日，太平军每夜都对敌营进行袭击，并在菱湖北岸陆续建起了十余座营垒。9月3日夜，又发起猛烈进攻，同时用小船运米入城，但被湘军水师全部抢去。城外太平军无法攻破湘军的包围圈，城内太平军米粮枯竭，军心进一步涣散。 9月5日凌晨，湘军于北城用炸药轰塌城墙，纷纷登城，攻入城内，会同长江水师，南北夹击，滥肆屠杀。守城太平军全军覆没，叶芸来、吴定彩殉难，张朝爵乘船突围，不知所终。 安庆失守，标志着自1860年9月开始的太平军“五路救皖之策”的彻底失败。从此，太平天国后期战争形势更加恶化。洪仁玕说：“我军最重大之损失，乃是安庆落在清军之手。此城实为天京之锁钥而保障其安全者。一落在妖手，即可为攻我之基矗安庆一失，沿途至天京之城相继陷落不可复守矣。安庆一日无恙，则天京一日无险。”1 在长达一年的安庆会战中，太平军动员了数十万兵力，与以湘军为主的清军进行了反复激烈的搏斗，最终归于失败，教训极为深刻。从战略上看，太平军处于一种被动保守地位，为安庆一城的得失所左右，被迫同敌人进行战略性的决战，失掉了独立自主地组织使用自己力量的自主能力。同时，在会战指导上又犯了一系列错误。 第一，主要将领缺乏一致而坚定的决心。除陈玉成积极主张救援安庆外，其他主要将领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等，对于“五路救皖之策”的态度并不十分积极，以致西进的行动相当迟缓。当安庆极度危急之际，拥众数十万的李秀成由鄂返赣后，不主动配合陈玉成等部进攻安庆外围之敌，竟率部东返，更是严重影响了整个战局。 第二，主要将领决心不果断。陈玉成率部进入湖北后，竟轻信巴夏礼的讹诈，中止进军武汉，以致功败垂成。李秀成率部逼近武昌时，同样不坚决果断地夺取武汉，见陈玉成部东返，便折回江西。陈、李两部长途跋涉，徒劳往返，丧失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其实，尽避曾国藩和胡林翼都声称不论武汉能否保住，决不撤安庆之围，但如果陈、李两部坚决执行会攻武汉的既定方针，进而积极向湘、鄂腹地发展，直捣湘军和鄂军的老巢，还是能够调动安庆围敌的。李秀成部逼近武昌时，先则有成大吉部由安庆前线回援，继则有胡林翼自太湖率部沿江西上，亟援武昌，就是明证。 第三，缺乏集中统一的指挥。太平军最高当局虽有“合取湖北”以救安庆的总的战略意图，但既无详细的作战计划，又不指定前线最高指挥官，以致各路将领基本上处于各行其是的状态。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黄文金等部虽然同属江南战场，但也互不统属，以致不能协调一致地给危如累卵的曾国藩祁门大营以歼灭性的打击，最后反被敌人各个击败。在江北战场，后期集中了较多的部队，身居要职的干王洪仁玕也一度亲临前线，但同样没有摆脱各自为战的状态，因而始终未能突破敌人的包围圈，解安庆之围。 第四，作战指挥主观急躁，不能根据敌人的特点采取适宜的战法。曾国荃等根据曾国藩不攻坚，不出战，坚守勿撤，长期围困的指示，一直深沟高垒，静待战机。太平军方面，则由于安庆被围日久，陈玉成等解围心切，作战指挥上表现出急躁莽撞。太湖、潜山未下，就攻桐城挂车河之敌，桐城外围之敌未除，又攻安庆围敌，结果徒劳兵力，一处也未能攻下。太平军没有稳固的后方，也没有可靠地控制通道，因而供应得不到保证，难以持久作战。敌军见其“意在速战”，于是采劝深沟高垒，姑作如不欲战之状”，“待其逼近求战，而后从容应之”1的方针，使太平军屡攻受挫。陈玉成等不注意认真侦察和研究敌人的作战企图，不能针对敌人坚守长围和积极增援的特点，采取相应的对策。只是从迅速解围的愿望出发，多次仓促发动进攻。结果安庆之围未解，解围之兵先溃，终至城陷军灭，彻底失败。倘若能审时度势，有计划有准备地集中优势兵力（当时太平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使用一部兵力以围制围（从围敌外面筑垒包围），主力则集中打援，力求调动敌人，于运动中包围歼击之，待大量歼灭援敌而又疲困了围敌之后，再内外夹击，则安庆会战的结局可能大不相同。 第六节 李秀成部回师江浙与再攻上海 1861年7月中旬，李秀成中止进军武汉，率部由湖北退入江西义宁州和武宁一带后，竟置安庆和天京上游的严重局势于不顾，倾全力回师江浙。加之天京最高当局对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出现的中外反动势力进一步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太平军的新形势认识不清，在李秀成部攻占杭州之后，决定再次进攻上海，最后上海未下，湘军却乘势进逼天京，以致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的形势迅速恶化。 一、攻占浙江 1861年4月，李世贤部在江西乐平战败之后，即回师浙江，于5月初占领常山、江山，而后分路东进，连占遂安（今淳安西南）、寿昌（今建德西南）、龙游（今衢县东）、金华。6月，又连占遂昌、松陽、处州、永康。7月下旬，一度占领严州。9月底，前锋进抵诸暨、东陽一线，浙江西部和中部的大部地区已在太平军的控制之下。 同年7月19日，从湖北退入江西义宁州和武宁一带的李秀成部进占靖安，逼近南昌。曾国藩在东流闻讯，急调原拟援鄂的鲍超部七千人由宿松南渡长江，经九江驰援南昌。8月14日，李秀成率部由瑞州府进向临江府。24日，鲍超率部经瑞州南下，李部随即东渡赣江，屯于樟树镇一带。27日，李部分三路沿赣江北攻南昌，在丰城为鲍部所败。李秀成不敢恋战，于30日率部东趋抚州府，围城多日不克，而鲍部将至，乃于9月8日撤围东走。16日，在河口镇一带会合自广西东返的石达开旧部汪海洋、朱衣点、童容海等部及天地会众共约二十万人。之后，李秀成便率领号称七十万人的大军，进入浙江。 10月5日，李秀成部开始围攻浙江衢州，不克，11日撤围东走，过兰溪北上严州，与正在围攻该城的李世贤部会合。随后，李秀成率部北进，连下新城（今富陽西南）、临安，于20日占领杭州西面的余杭，进逼省城。接着，陆顺德部自富陽东进，于10月27日占萧山，11月1日占绍兴。未几，李容发（李秀成之子）、李容椿（李秀成之侄）也率部赶到绍兴，协助守城。至此，李秀成部完成了对杭州的包围。111月4日，李秀成督令陈炳文、童容海等率部攻占城外要点馒头山，连破望江、候潮、凤山各门外清军营盘，切断了守城清军与外部的联系。7日，广西提督张玉良率兵万余自上游援杭，被太平军击败（张玉良也于21日被击毙）。从此，清杭州将军瑞昌、巡抚王有龄、提督饶廷选等率兵数万人困守孤城，食粮渐趋枯竭。12月10日，武林、钱塘、清波门外的各营清军投降太平军。29日，清军兵勇纷纷溃散，太平军各部乘势缘梯而入，打开凤山、候潮、清波等门，大队入城，占领杭州。王有龄等自杀，布政使林福祥、总兵米兴朝等被擒。杭州既破，李秀成命暂停进攻满城，允许杭州将军瑞昌率部退走。瑞昌顽抗，李秀成乃于31日下令攻破满城。瑞昌以及副都统杰纯、关福等自杀。 在李秀成部进攻杭州的同时，李世贤部于10月20日再克严州，随即向浙东发展，连占嵊县、新昌、上虞、天台、奉化、慈谿（今宁波市西北）、镇海、仙居、台州（今临海）、黄岩、太平（今温岭）等府县，对宁波形成包围之势。宁波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开辟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太平军进逼宁波，外国人甚为恐慌，多方进行干预。11月28日，英国驻华海军司令贺布从日本赶回上海，即派军舰一艘开赴宁波，企图阻挠太平军的进攻。同日，驻宁波的英、美、法领事会商保护外人办法，并派人前往余姚、奉化会晤太平军主将黄呈忠、范汝增。黄、范均答允入城后保护外国人生命财产的安全，但同时指出，外国人不得援助清军。12月9日，太平军分南北两路向宁波推进，守城清军纷纷溃逃，因而未遇任何抵抗即占领了宁波府城。 二、再攻上海（参见附图八） （一）李秀成部挺进上海与英法联军进攻太平军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外国侵略者为了攫取不平等条约中规定的开埠、赔款、割地、内河航行、海关特权等一系列侵略权益，希望中国有一个象清王朝那样既软弱无能而又相对稳定的政权；而清王朝也早已意识到太平天国是其致命的威胁，迫切需要借助外国侵略者的力量来镇压太平军。中外反动势力这种反革命利益的一致性，成为它们相互勾结起来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客观基矗 1861年3月，英国驻华海军司令贺布曾向天京当局提出太平军不得进入上海、吴淞三十英里之内的无理要求。天京当局经过反复斟酌，同意了上述要求，但以当年为限，期满作废。年底，英国方面又派人到天京要挟，天京当局明确予以拒绝。 1862年1月7日，即太平军攻克杭州后的第八天，李秀成督令谭绍光、郜永宽、李容发等部向上海进军。与此同时，原驻苏州一带的太平军也在刘肇均率领下，经嘉定进逼宝山、吴淞。至1月20日，各路太平军分别占领了青浦、奉贤（今上海市奉贤县奉城镇）、南汇、川沙。西路前锋抵达宝山县吴淞镇一带，东路前锋抵达高桥镇，基本上完成了对上海的包围。 清廷认为，上海“僻处一隅，于用兵固为绝地，而海关为饷源所出，自应亟筹保护。”1当时，上海由江苏巡抚薛焕等统带四万兵勇驻防（城内只有八千人），多数为残兵败将，战斗力不强。而这时湘军正欲进逼金陵，也难以抽兵增援上海。清廷渴望英法侵略者给予援助，于是，同治帝（清穆宗载淳》谕令薛焕等：“与英法两国迅速筹商，克日办理，但于剿贼有裨，朕必不为遥制。”2 2月13日，驻沪英法侵略军头目会商防务，大致确定：由英军防守英、美租界，兼守北门及附近城墙，由法军防守法租界和上海县城。其时，英、法驻沪海陆军为数不多，各约九百余人；但就在当天，英军一部由天津开至上海，使其实力得到加强。此外，以华尔为头目的洋槍队经过改组，已扩至一千二百人，仍以松江为基地。不久，英法侵略者公然以太平军进军上海影响租界的供应和贸易为借口，明目张胆地与清军一起向太平军进攻。他们首先企图肃清距上海百里之内的太平军据点，并根据其兵力不足而火力较强的特点，决定采取集中力量逐个攻占的方针。 2月21日，英国驻华海军司令贺布率水兵三百五十人，携带六磅火箭炮一门，法国驻华海军司令卜罗德率法军一百六十人，携带野战炮二门，华尔率洋槍队五百六十人，搭乘轮船炮艇，自上海开抵吴淞口登岸，在清军配合下，向驻于高桥镇的太平军发起进攻。当时，高桥镇由数百名太平军“老兄弟”及数千名新战士防守，他们以简陋的武器，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由于敌军火力较猛，最后被迫撤退。侵略军攻下高桥后，即交由清军防守。 2月28日，贺布率英国水兵和水手三百五十人、炮兵三十五人（携榴弹炮四门、野战炮一门），卜罗德率法军二百人（携榴弹炮二门），另有洋槍队七百五十人，由上海搭乘十一只轮船，溯黄浦江而上，开抵上海以南约五十里的闵行镇，3月1日黎明在南岸登陆，向肖塘镇进攻。太平军凭垒抵抗，使华尔七处受伤。终因侵略军火力猛烈，太平军工事被毁，难以守御，不得不放弃肖塘后撤。3月14日，进攻泗泾的太平军又遭侵略军攻击，被迫撤退。 李秀成在苏州得知进攻泗泾受挫后，对进攻上海的计划作了如下调整：由驻青浦的李明成（李秀成之弟）等首先“合兵力攻七宝”，然后进攻泗泾，得手后，“于沿江连营，以为相持固守之计”；陈炳文率部由青浦南面的天马直取松江，并由李明成派兵助攻；松江攻克后，交李明成等驻守，陈炳文部则“赴吴淞口相地安营，屯兵驻扎，以逸待劳，而为缓步进兵之计”；刘肇均部“由嘉定境出野鸡墩，于吴淞江、黄渡等处安扎营盘，深沟高垒”。总的方针是：“四面云屯，将上海包围定叠”，以待敌人“内中自变”，“乘机计缺，“缓步进兵”，避免强攻。1 七宝与泗泾是由上海去松江的必经之地，太平军一旦攻占，就可切断松江与上海之间的通道，使松江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因此，当太平军准备进攻七宝时，敌军方面也决定发动进攻，以防止太平军攻占上述两处。当时，原驻天津的英军已调至上海，使驻沪英军总数达到近三千人。侵略军实力倍增，气焰更为嚣张。 4月3日，贺布率一千四百九十七名英军（携大炮九门），卜罗德率四百一十名法军（携大炮四门），另有“常胜军”2一千二百人，在侵华英军司令士迪佛立统一指挥下，由上海出发至七宝，次日凌晨乘大雾迷漫向王家寺太平军营垒逼近，前队进至距大营仅六十码的地带。驻守王家寺的太平军约四五千人，大营以木栅围筑，实以泥土，外有深沟环绕，相当坚固。上午8时45分，侵略军开始以大炮三面环攻太平军营垒。双方交战约半小时，太平军不支，被迫撤退。接着，侵略军又转攻泗泾方向的龙珠庵太平军营垒，遭到迎头痛击，死伤七十余人。5日，侵略军全部出动，向龙珠庵发起猛烈攻击。此处约有八千太平军据守，在武器装备远占优势的外国侵略军疯狂进攻下，不得不撤出阵地。至此，太平军攻占七宝、泗泾的计划落空了。 4月17日，侵略军二千四百余人又分乘英法军舰，溯黄浦江而上，对上海东南四十里的周浦进行袭击。太平军猝不及防，弃垒东走川沙。 （二）嘉定、青浦相继失陷 正当外国侵略军在上海附近疯狂进攻太平军之际，曾国藩应江苏官绅之请，将原拟派往镇江以威胁天京的李鸿章所部淮军1六千五百人调往上海。在七艘外轮的接运下，从4月5日起分三批由安庆出发，5月2日全部抵沪。淮军的到来，给太平军进攻上海增加了新的困难。 李鸿章的淮军 在淮军赴沪期间，英法侵略军头目贺布、士迪佛立、卜罗德等于4月22日共同商定了进一步进攻太平军的计划，决定立即占领嘉定、青浦、南桥（今上海市奉贤县城）等地。 4月27日，侵略军近四千人携火炮三十门，在李恒嵩所部清军五千人的配合下，自上海向嘉定发动进攻，在南翔鹤查山为太平军所败。29日，侵略军用大炮轰毁控制嘉定水道的两座营垒，太平军败退。侵略军随即包围嘉定，采劝围三阙一”的部署攻城：由英法军攻南门；“常胜军”攻西门；清军攻东门；虚留北门，以清军设伏。守城太平军五六千人，非但没有城防大炮，连抬炮、火绳槍等火器也为数极少，大部为竹矛等冷兵器。5月1日晨，侵略军大炮齐发。太平军牺牲数百人，不得已留百余人坚守南门，掩护全军由北门退出，嘉定遂陷。退出北门的太平军遭清军截杀，又牺牲二千人，损失惨重。 5月6日，侵略军与清军近万人（内英法军二千六百一十三人、华尔“常胜军”一千八百人、清军数千人）携大炮四十门，由上海出发进攻青浦。12日，敌军用大炮将城墙轰开两个缺口，随即冲锋。守城的太平军约四千人依托城上工事，冒着槍林弹雨顽强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被迫撤离城墙。敌军乘势蜂拥入城，青浦县城遂陷。太平军牺牲约千人，二千人被俘。 5月17日，英法军二千六百余人和“常胜军”二千余人自青浦出发，向南桥太平军进攻。新任署理江苏巡抚李鸿章也派参将程学启等率淮军自浦东南汇、周浦前来，会同外国侵略军作战。南桥是个小镇，太平军守军不满千人，但周围筑有较坚固的防御工事。当天下午，敌军先用大炮轰击两小时，然后冲向土墙。这时，隐蔽在土墙后的太平军突然用抬炮、火绳槍和少数欧制武器猛烈射击，将卜罗德击毙，并打退了敌人的冲锋。当敌军再次炮击和冲锋时，太平军才撤出南桥镇。 5月20日，敌军又攻占南桥镇南面的柘林。21日，太平军主动放弃奉贤县城。此时，敌军获悉太平军正反击嘉定，于是匆忙撤回上海。 （三）李秀成率军反攻半途而止 嘉定、青浦等地相继失守，李秀成感到局势严重，便亲率精兵万余人，自苏州出发，进行反攻。 反攻作战首先从太仓开始。此前，在外国侵略军向嘉定、青浦进攻的同时，江苏巡抚薛焕就派知府李庆琛率兵五千余人，进扎太仓东门外板桥地方，准备伺机夺占太仓。1862年5月14日，李秀成到达太仓，次日开始与清军接战。17日，清军大败，死伤过半，李庆琛也被击毙。此战，太平军缴获不少洋槍和大炮。 李秀成率军击败太仓清军之后，即分兵进逼嘉定、青浦。嘉定由英法军四百人和清军参将熊兆周部据守。士迪佛立、格尔森等英法侵略军头目得知嘉定被围，即率兵千名，携炮十三门由上海驰援。25日，侵略军在南翔遭到阻击。26日，士迪佛立等分兵五百人突入嘉定城，救出被围英法军，逃回上海。嘉定重新为太平军占领。 围攻嘉定的同时，陈炳文、郜永宽部太平军进围青浦，但不久又被调往嘉定助战。5月28日，李秀成以嘉定既克，便会同陈炳文等部共二万五千人转攻青浦，并乘胜连占泗泾、七宝等要地。青浦驻有“常胜军”千人和英军六百人。华尔曾几次率兵由松江往援，都为太平军所阻。6月9日，青浦敌军冒死突围，逃回松江，但“常胜军”副领队法尔斯德被俘（后被华尔以大批军火赎回）。 太平军于5月底开始围攻松江。由于久攻不下，李秀成于6月17日撤松江围，督率谭绍光、陈炳文、郜永宽等部五六万人进逼上海。首先围攻扎于新桥的淮军程学启部营垒，进至法华寺、徐家汇、九里桥一带。由于程学启部拚死抵抗，太平军反复冲杀，营垒终未能破。18日，李鸿章督率参将张遇春、郭松林等部三路驰援，与太平军激战于九里桥、虹桥等处，结果太平军不支，退回泗泾。这时，李秀成已接到洪秀全回救天京的诏旨，遂放弃泗泾、塘桥等处营垒，将嘉定、青浦、太仓等处的防务交由谭绍光负责，自率大队回到苏州，与各将领会商救京之策。 李秀成亲率精兵反攻上海之敌，虽未能攻下上海，但收复了嘉定、青浦，给了英法侵略军和“常胜军”以应有的打击。外国侵略军数量有限，侵占的地方越多，其兵力就越分散，这就使太平军能够以数量上的优势和勇敢精神，弥补火器落后的短处。太平军攻克嘉定、青浦，曾使英法侵略军为之丧胆。李鸿章奏称：“西兵为贼众所慑，从此不肯出击”1。左宗棠也说：“夷人之畏长毛，亦与我同，委而去之，真情毕露”2。这就打破了英法侵略军和洋槍洋炮不可战胜的迷信，也证明了太平军只要善于在战争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是能够找到一套对付洋槍洋炮的战法，并进而夺取洋槍洋炮，以武装自己，战胜敌人的。 当然，太平军第二次进攻上海，在战略上是失策的。上海是中国的领土，太平军自然完全有权攻占；但是，在湘军正准备席卷金陵，天京面临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从战争全局考虑，太平军当以集中力量对付湘军为宜。另一方面，这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结束，中外反动派已勾结起来镇压太平军，再次进攻与外国侵略者利益攸关的上海，正好为他们直接配合清军作战提供了口实。 除了战略决策错误以外，太平军在作战指导上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决心不果断，兵力不集中等。当英法侵略军赤膊上阵，公开进攻太平军时，李秀成不是增兵反攻，而是继续采劝缓步进兵之计”，寄希望于敌人“内中自变”，“乘机计缺，结果事与愿违，希望落空。太平军虽发起过两次较大规模的进攻，但每次参战的兵力不过三五万人，数量上不占绝对优势，这就很难给装备上远占优势的敌人以致命性的打击。 第七节 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的最后失败 一、西线军事形势的恶化 1861年9月湘军攻占安庆后，曾国藩随即由皖南东流进驻该城，筹划进军金陵和围歼太平军的有关事宜。他决定先行肃清沿江一带的太平军，以巩固后方，即实行所谓“欲拔根本，先剪枝叶”的方针。曾国藩后来申述其理由说：“用兵之道，可进而不可退，算成必兼算败。与其急进金陵，师老无功而复退，何如先清后路，脚根已稳而后进。”1因此，1861年9月上旬以后，湘军除趁安庆之胜先后夺占池州、铜陵、无为及其东北的运漕、东关等重镇外，暂时停止进攻，休整部队，增募兵勇，调整部署，为进军金陵进行多方面的准备。 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最高领导集团，在安庆失守以后，基本上处于束手无策的状态，听任湘军从容备战，眼看着西线军事形势恶化下去。由于安庆失守，陈玉成受到革职处分，以致“心烦意乱”，“坐守庐城”。1杨辅清、黄文金等各路援军则陆续撤回皖南。以后，陈玉成为了“广招兵马，早复皖时2，除派马融和及捻军首领张乐行率部进至淮河以北外，继又派出扶王陈得才、启王梁成富、遵王赖文光、祜王蓝成春等率部远征河南、陕西，这就使皖北本已不多的兵力更形单保远征军派出不久，新任荆州将军多隆阿即会同钦差大臣袁甲三等率清军围攻庐州。在此情况下，陈玉成于1862年2月23日接连发出书信，向各方求援，要陈得才、马融和、张乐行等返庐“面议一切军机”3。可是，这时陈得才等已进入河南，张乐行、马融和等正在督军围攻安徽颖州府（今阜陽）。而且，这些信件全部被清军截获。于是，庐州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5月13日，陈玉成放弃庐州，率兵三千余人北走寿州，打算联络苗沛霖4，再作良图。不料苗沛霖已被钦差大臣胜保招抚，陈玉成一入寿州城，即被逮捕，不久被解往胜保军营，6月4日在河南延津遇害，年仅二十六岁。陈玉成是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将领之一，英勇善战，屡立战功。他的牺牲和庐州的失陷，不仅使太平军在皖北的防务瓦解，并使整个西线形势更加急转直下。1 二、十三王回援天京失利 （一）清军之大举东犯 1862年1月30日（同治元年正月初一日），清廷命曾国藩为协办大学士，仍统辖苏、赣、皖、浙四省军务。曾国藩受宠若惊，立即进一步筹划以东征金陵为主要目标的全盘军事行动。其部署如下：新任江苏布政使曾国荃率湘军二万（后陆续增至五万）自安庆沿长江北岸直趋金陵；同知曾贞干率湘军四五千人由池州沿长江南岸进攻芜湖；兵部侍郎彭玉麟等率湘军水师沿江而下，配合两岸陆师的进攻，兼负运输接济任务；提督鲍超率所部湘军数千人由赣入皖，经青陽攻宁国府；安徽巡抚李续宜率所部湘军万余人进援皖北颖州；荆州将军多隆阿率鄂军二万余人围攻庐州；浙江巡抚左宗棠率所部湘军及部分赣军、浙军共约二万余人全力进攻浙江，牵制李世贤部太平军；署理江苏巡抚李鸿章率淮军六千五百人会同外国侵略军进攻上海周围李秀成部太平军，尔后西进。以上共计八路，前四路为直接进攻天京的兵力。此外，尚有道员张运兰等部湘军数千人扼守皖南婺源一带，并为“游击之师”，防止浙江太平军入赣，以固徽州后路。同时，协攻庐州的袁甲三、防守江浦的李世忠、扬州的都兴阿、镇江的冯子材等部，也归曾国藩节制。曾国藩仍驻安庆指挥。 1862年3月15日，曾国荃率新募的湘勇八千人抵达安庆，24日即率全军自安庆出发，沿长江北岸东下。与此同时，皖北、皖南、浙江等地战事也进一步展开。各地太平军在敌人的全面进攻下节节后退。截至5月中旬为止，巢县、含山、和州、繁昌、南陵、青陽、石埭、太平、泾县、庐州等地均被清军攻陷。 5月18日，曾国荃率军十五营自西梁山渡江，会同水师攻占当涂，20日会同曾贞干部占领芜湖，26日进驻江宁镇板桥，旋占秣陵关、大胜关、三汊河。30日，彭玉麟督水师八营占头关、江心洲、蒲包洲，进泊金陵护城河口，曾国荃则督陆师直逼雨花台，距城不及四里。曾贞干所部湘军占领芜湖后，不久也前往金陵，与鲁国荃部会师。从此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处于湘军的直接威胁之下。 （二）十三王回救天京 湘军迅速进抵天京城下，使洪秀全等甚为吃惊，因为他们虽然估计到湘军“必顺流东下进攻天京，但从未准备彼等能突如其来如是之速”1。因此，洪秀全一日三诏地催促李秀成迅速回援。李秀成只得停止进攻上海，回到苏州，于6月22日召集各将领分析形势，商讨救京之策。他认为曾国荃所部湘军“由上而下，利在水军，我劳其逸，水道难争”，加之湘军近来屡胜，其势正锐，因而“不欲与战”，决定等两年之后，湘军“兵久而必无斗战之心，然后再与其战”。2于是，先将苏州的财物、米粮、军火全部解送天京，以利固守；同时，派李明成率兵一部赶回天京，加强防务。 1862年7月，天京外围的形势更趋严重。7月11日，西南屏障宁国府城为鲍超部攻陷。16日，保王童容海率部袭取便德，杀李世贤部守将马桂功后，宣布降清。1杨辅清、洪仁玕率部约二万人自皖南退至江宁淳化镇一带，回援天京，于7月20日约城内守军夜袭湘军军营，被湘军击退。 8月6日，李秀成在苏州再次召集各将领会商救京事宜。正在这时，洪秀全又遣人催促李秀成迅速援京，并申斥说：“三诏追救京城，何不启队发行？尔意欲何为？尔身受重任，而知朕法否？若不遵诏，国法难容！”2李秀成在洪秀全严诏催逼之下，只得抽调兵马，于9月14日由苏州出发，回援天京。 此次由李秀成督率回救天京的将领共有十三王，领兵十余万人（号称六十万），到东坝会齐后，分路进扎方山、板桥一线。与此同时，陈坤书等率四万人进至安徽太平府，拟攻金柱关，断敌芜湖之援；杨辅清、黄文金等则分路进逼宁国府城，以牵制鲍超部湘军。 （三）天京外围的激战 10月13日，天京外围的攻守战正式开始。李秀成督率援军与天京城内守军相配合，对围城湘军之东西两翼发起猛攻。湘军坚壁固守，俟太平军攻近，突以排炮轰击。太平军闻炮则伏，炮停即起，昼夜不停地进攻敌人。15日，西路太平军数千人冲上江心洲，抄敌营后路，拟断敌运道。曾国荃令连夜构筑十数垒，与太平军对峙于洲上，以保运道畅通。18日至21日，东路太平军集中洋槍洋炮猛攻，湘军固守营垒，拚死顽抗。22日，太平军“负片板蛇行而进”，并“束草填壕”，步步进逼。曾国荃见势危急，亲自督战死拒，被太平军击伤面颊。23日，李世贤自浙江率三四万人赶到，加强了东路攻势。太平军连日猛攻，更番迭进，并“用箱箧实土于中，排砌壕边，明防炮子于上，暗凿地道于下”，准备穴地轰毁敌垒。湘军先以火箭集中射击，继挑“锐卒”进行反击，破坏太平军的地道作业。1与此同时，湘军发现太平军西线营垒散而不坚，有隙可乘，遂于27日实施三路反击。太平军猝不及防，被毁营垒十二座，伤亡颇众。 11月3日，太平军并力进攻东路，用火药轰塌曾国荃雨花台大营附近的湘军营墙两处，随即“乘隙直上，万弩齐发，排炮雷轰，踊跃争先”，纷纷冲入缺口。2但湘军早有准备，地道轰发之后，立即从营中冲出，并力抢堵拦击。太平军往返冲杀达五六次之多，终不得入。次日，西路太平军决长江之水，冀断敌粮运。湘军水师出动舢板，驻守双闸，配合陆师保护运道。东路太平军则继续挖掘地道，向敌进攻。湘军以对挖的办法进行破坏，每挖通一处地道，或熏以毒烟，或灌以秽水，或以木桩堵洞口，使太平军的地道连连失效。 11月26日，李秀成、李世贤等以围攻雨花台曾国荃军营月余不下，不得已下令撤围。李世贤率西路退秣陵关，旋退东坝小丹陽；李秀成率东路进入天京。至此，十三王回援天京的作战完全失败。 李秀成此次带领十三王回援天京，在兵力对比上占压倒优势，在武器装备方面，据曾国荃称：“贼之火器精利于我者百倍之多，又无日不以开花大炮子打垒内，洋槍队多至二万杆。”1其言难免有所夸张，但当时太平军的火器优于围城的湘军是可能的。所不足者，湘军拥有水师，能控制长江水道，太平军则无可奈何。整个而言，太平军之所以久攻不克，既有湘军善于筑垒顽抗及太平军缺衣少粮等客观原因2，也有主观指导上的失误。 1861年冬，湘军因兵力不足，暂时停止了攻势，但洪秀全等并未抓紧时机加强西线的防御，使曾国荃部湘军得以迅速窜至天京雨花台。即使这样，当时曾国藩远在安庆，鲍超部被牵制于宁国府一带，左宗棠部远在浙江，多隆阿部为对付入陕的太平军正调赴陕西途中，因而曾国荃部显系孤军深入，再加湘军疫病流行，“曾国荃金陵营中，病者亦逾万数”3，因此，当时曾国荃部水陆各营虽有近三万人，能作战者不过六七千人。故对太平军来说，仍是重创甚至全歼敌人的好机会。但由于天京当局事先没有准备，直至湘军兵临天京城下，才仓卒调兵，及至各路援军赶到，敌人已深沟高垒，以逸待劳，增加了反击作战的困难。 李秀成率领十三王回救时，面对已经修有坚固工事的湘军，未能很好地配合城内守军设法先予敌以消耗，再进行有准备的围攻，而是一到天京外围就连日轮番攻击，企图速胜，结果钝兵挫锐，力屈罢攻。另外，没有正确地选择好主要攻击方向。进至天京的湘军立营于江边至雨花台之间的狭长地带，其西面是水师与陆师的结合部，又是粮运孔道。李秀成如果将主要兵力置于西路，首先断敌水路与陆路的联系，绝其粮源，进而集中兵力攻歼西路之敌，动摇雨花台大营，则取胜的机会还是存在的。 三、“进北救南”计划的落空 由于未能击败曾国荃部湘军而解天京之围，洪秀全对李秀成“严责革爵”，并要他“进兵北行”。至于北进的企图，据湘军缴获的太平军文件透露：太平军过江之后，将由舒城、六安趋霍山、英山、麻城、宋埠，然后兵分两路，夺取黄州与汉口，以调动长江南岸之敌北援，下游之敌上援，冀解天京之围。1其基本策略仍然是“围魏救赵”之计。 1862年12月1日，李秀成遵照洪秀全“进兵北行”的指令，命林绍璋、洪春元、郜永宽、李容发率领第一批部队数万人自天京下关渡至九洑洲，隐蔽于芦苇丛中，准备北进。8日起，太平军一面猛攻浦口江南提督李世忠（即叛将李昭寿）各营，一面昼夜赶渡。渡江后，于18日占领安徽含山， 19日占巢县，21日占和州，以后又连占铜城闸、运漕镇和东关等要地，并在这一带等待主帅李秀成及后续部队的到来。 当时，曾国藩已识破太平军北进企图。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指出：李秀成“往年以偏师攻破浙江，分官军之势，而以全力攻扑金陵老营。此次或以攻窜和、含、巢、庐，效往年破浙之故智，而以全力再攻弟营（按：即雨花台曾国荃军营）与金柱”2。曾国藩一面指示曾国荃坚守大营，一面纷调援军入皖，堵截太平军。 1863年2月27日，李秀成会同陈坤书、吴如孝等率领第二批部队数万人（一说三十余万，号称五十万）渡江。陈坤书等率部绕江浦西进和州、含山。吴如孝率部进攻李世忠大营，并于3月22日占浦口，4月3日占江浦，从而恢复了天京与江北间的通道。 3月31日，李秀成进抵巢县，准备取道无为州西进。由于三个多月来曾国藩已从各地调集了万余援军进入皖北，使太平军西进遇到很大困难。4月19日，太平军自巢县进抵无为州的石涧埠，围攻湘军道员毛有铭、按察使刘连捷部。敌军凭垒坚守待援，太平军进攻多日未下，乃于5月4日撤围西走。7日攻庐江不下，8日攻舒城又不下，于11日进逼六安。时六安城内仅有粮台道员曾广翼、知州何家聪率两营兵据守。但由于敌军拚死力拒，太平军连日攻城都未得手。当时正值青黄不接，粮食奇缺，加之敌军堵截甚严，李秀成被迫放弃原定进军计划，于5月19日撤六安之围，折往寿州，随即东返，6月2日进入天长县境。留守和州、含山、巢县一带的太平军也先后放弃上述各地，退守江浦、浦口。 在李秀成率军北进的同时，天京当局曾命皖南的刘官芳等部由徽州、宁国出发，古隆贤等部自太平、祁门出发，黄文金等部自青陽、石埭出发，三路同时西进，以与李秀成部相策应。但由于上述三路太平军对敌打击不狠，对湘军后路的威胁不大，曾国藩仍可从皖南抽调兵力救援皖北，而李秀成率军到达六安之后，又遇难即退，半途折回，致使洪秀全关于出击敌后，挽救天京危局的计划归于失败。 这时，淮军和“常胜军”已自上海西进，并攻陷了太仓、昆山，正准备围攻苏州。天京方面，曾国荃所统围师已增至三万余人，并于6月13日占领了聚宝门外各石垒。因此，洪秀全急令李秀成速回天京。16日，李秀成率部离天长，经六合，趋浦口，于20日经九洑洲南渡抵京。太平军将士冒着清军的炮火逐日南渡，前后历时十二天，被击毙和饿死者甚众，渡至南岸进入天京城内者总数不及一万五千人。6月25日，清军水陆配合，攻陷江浦、浦口，30日陷九洑洲，太平军又损失二万余人。至此，长江北岸完全为清军所占。 “进北救南”的作战行动，非但没有达到解救天京的目的，反而损失精锐数万人，使太平军的实力进一步遭到削弱。从此，天京解围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了。 四、苏南诸城的失陷 （一）常熟、太仓争夺战 1862年9月，李秀成率十三王回救天京后，李鸿章所部淮军在英法军、“常胜军”配合下，乘机进袭在上海附近的太平军，于10月24日攻陷嘉定。11月3日，谭绍光组织反击，与淮军、“常胜军”（此时华尔已被击毙，“常胜军”由美人白齐文统领）战于黄渡、四江口、白鹤港一带，后因作战失利，退守昆山。 1863年1月16、17日，太平军常熟守将骆国忠等杀死忠于太平天国的将领二人和兵士五百余人，投降清军，并于19日袭占了常熟北面的福山港。当时，李秀成已由天京来到苏州，闻讯后立即与谭绍光等率军讨伐常熟叛军，企图一举夺回该城，严惩叛徒；同时，派会王蔡元隆（李秀成之婿）入守太仓，以防内变（早已通敌的太仓守将钱寿仁旋即率二千余人出城降于淮军并改姓名为周寿昌）。 由于太仓仍在太平军手中，淮军无法从陆路救援常熟，李鸿章便调派“常胜军”五百人，取道水路往援。因福山港已被太平军占领，“常胜军”于2月5日到达时，不得登岸。为此，李鸿章又饬令总兵程学启纠集清军万余和“常胜军”二千余人进攻太仓，企图打通往援常熟的陆路通道。2月14日，当敌军进至南码头时，凭河据守的太平军依托工事英勇阻击。“常胜军”以洋槍和炸炮（开花大炮）猛烈射击，太平军被迫退入城中。15日上午，“常胜军”头目奥伦督军用大炮轰塌南门城墙，淮军立即渡过浮桥冲锋，城内太平军伏兵骤起，用千余洋槍火力封锁城墙，大量杀伤敌人，打垮了敌人的进攻。接着，蔡元隆督令守军从西、南两门冲出，将敌人赶往望仙桥一带。“常胜军伤亡百余人，外国兵头亦伤十余人，一时难期力振。该军即于二十九日（16日）退回松江”。1其后，李鸿章又先后派提督黄翼升、道员潘鼎新、总兵刘铭传等率水陆师赴援常熟，均未得逞。 4月5日，新任“常胜军”统领戈登会同黄翼升、潘鼎新等率兵近万人，攻占了福山港。常熟城内的叛军立即出城接应，与淮军、“常胜军”会合。太平军围攻常熟七十余日，终未能下，谭绍光（李秀成已于2月22日返回天京）不得已于4月6日下令撤围。 淮军和“常胜军”占领常熟之后，李鸿章又饬令淮军加紧进攻太仓，并派员入城策反。太平军守将蔡元隆将计就计，约定于4月26日“献城”。届时，淮军统领李鹤章（李鸿章之弟）率领一千五百人前往受降，及抵城边，太平军伏兵骤起，淮军大量被歼，李鹤章也险些送命。5月2日，戈登率领“常胜军”二千八百余人（内有英军五百余名）协同淮军猛攻太仓，蔡元隆部经顽强抵抗后撤出。淮军入城后大肆屠杀，遇害者万余人。 5月4日，淮军及“常胜军”共约二万余人乘胜进犯昆山，守将刘肇均等率所部一万二千人依托坚城阔壕，顽强抵御。不久，李鸿章亲临昆山督师，他根据戈登的建议1，于5月30日与戈登同乘英军提供的“海生”号战舰，率军一举攻占昆山西面的正仪，然后回军东向，会同围攻昆山的淮军击败谭绍光所率太平军援兵。昆山太平军见后路被袭，次日即有七八千人向西撤退。戈登率炮船跟踪追击，太平军损失严重。6月1日，太平军全部西撤苏州，昆山遂陷，槍弹制造厂随之落入敌手，使尔后的军械供应发生极大困难。 （二）苏州、无锡相继失守 敌军既得太仓、昆山，便准备进攻太平天国苏福省的首府苏州。李鸿章分析：苏常为金陵根本，物产丰富，太平军必死守力争；江南多水，进攻不易；归其统率的清军兵力仅四万余人（包括添募和收降之众）分布于常熟至金山卫之间的广阔地区内，能直接用于进攻苏州的兵力有限。因此，他决定采劝规取远势，以翦苏州枝叶，而后图其根本”的方针，并拟定了一个“以剿为堵”的三路进攻计划：中路从昆山直趋苏州，由程学启部担任；北路从常熟进攻江陰、无锡，由李鹤章及总兵刘铭传部担任；南路从泖淀湖攻吴江、平望、太湖，切断浙江太平军进援之道，由总兵李朝斌率所部太湖水师十营担任。此外，由黄翼升率淮扬水师往来策应，“常胜军”则驻昆山为总预备队，“专备各路游击援应”。2 鉴于苏南形势危急，刚由皖北回到天京的李秀成于7月7日到达苏州，布置防守事宜，不久又返回天京。当时，谭绍光在苏州主持苏南军务，他雇请数十名外国人，教练炸炮，以增强太平军的防守能力。 7月7日，北路淮军分三支向江陰进攻，太平军在江陰、常熟之交的顾山、北■、长泾一带节节阻击。直至8月下旬，淮军才进抵江陰城下。9月13日，江陰失陷。北路淮军既得江陰，李鸿章便令刘铭传驻扎青暘镇，副将周盛波部和总兵郭松林部分别进驻无锡芙蓉山与缑山，道员张树声等部进驻张泾桥以为后援，李鹤章则督小队往来调度，准备集中力量攻取无锡，以配合中路、南路军合击苏州。9月24日，郭松林部进占无锡东面的东亭镇，前锋抵达无锡南门外。 7月26日，中路淮军因南路李朝斌所部水师尚未开到，改变直取苏州的计划，会同戈登率领的“常胜军”等向吴江开进。29日进抵吴江城下时，太平军守将开门出降。吴江为浙江太平军援救苏州的必由之路，该城失陷，苏州的南路援绝。 由于苏南形势日益恶化，经李秀成再三恳请，洪秀全允其再次离开天京前往苏州，但限期四十天回京。9月23日，李秀成抵苏州，本欲召集各镇将商讨对策，以求“会司并进”，“合力解京围、解省困”1。但常州守将陈坤书、无锡守将黄子隆均未应约前来，也未发兵会师，李秀成只得将驻苏州的郜永宽等部调往苏州、无锡交界处，与无锡郊外的李世贤部相街接。自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李秀成督军连日向围攻无锡的李鹤章、刘铭传等部淮军发起进攻，交战于后宅、梅村、坊前、安镇一带。面对太平军的进攻，淮军“先以坚壁勿战挫其气，继风滾营并进遏其锋”1，加之驻守无锡、常州的太平军没有很好地进行配合，因而淮军得以“稳扎稳打”地对付太平军。而中路淮军和“常胜军”则由浒墅关一带抄袭李秀成部后路，使其无法集中力量进攻围困无锡之敌。因此，李秀成部出击半个月，非但未能击败苏州、无锡外围之敌，反而损失不少兵力。 苏州城四面环水，太平军凭河修筑长墙，墙内又筑石垒、土营数十座，南自盘门，北至娄门，联络一气。城内穴地为屋，上面覆板堆土，以御炮击。由于太平军设防相当坚固严密，因此，程学启、戈登率部围攻两月，进展甚微。11月27日，敌军在护城河上偷架浮桥，调集炸炮，水陆配合，越河进攻。经过激战，城外东、南、西三面的防御工事全被毁坏，敌军直薄城下。李秀成 太平军在苏州保卫战中，用俘获敌人的“飞尔复来”号船攻击清军水师 见苏州城危，于11月30日撤离，由谭绍光坚守危城。此时，郜永宽等发生动摇，私下与敌议降。淮军以生擒李秀成或斩杀谭绍光为条件。12月4日，郜永宽等八人将慕王谭绍光杀害，开城降敌，苏州城遂为敌所占。几天之后，郜永宽等八人均被李鸿章处死。12月12日，无锡失守，黄子隆被俘，不久遇害。淮军攻陷苏州、无锡后，遂分兵两路：一路进窥浙江嘉兴，一路准备进攻常州。 （三）常州失陷 12月15日，李鸿章到达无锡，对进攻常州作了部署。接着，提督刘铭传率部抵达常州西北的陈都桥、羊头桥、西施桥，前锋进抵孙村，与常州城仅一河之隔；总兵周盛波等部从无锡出发，经戚墅堰进抵常州城东十五里的擂鼓桥、白家桥，前锋抵三里桥一带。与此同时，常州西北奔牛镇的太平军守将邵志纶投敌，西路交通受到很大威胁。 1864年2月，戈登率“常胜军”自昆山出发，经无锡攻宜兴，以截断浙江太平军北援之路。3月2日，宜兴失守；8日，溧陽守将降敌，常州南路被敌截断。 3月8日，太平军常州守将陈坤书曾会合自句容、丹陽来援的林绍璋、陈承琦等部援军，对奔牛镇之敌进行反击，结果失利。于是，陈承琦、李容发等率部自常州循江东进，15日攻江陰未下，17日攻常熟又未下，乃于18日占福山， 20日又往攻无锡。李鸿章大为震动，急调郭松林部和“常胜军”回救，并从常州外围调李鹤章部回守无锡，调张树声等率三千人驻扎江陰南面的青暘，从嘉兴前线调郑国魁水陆三营驰援常熟。 3月下旬，清援军赶到常熟外围的顾山、王庄一带，与太平军展开激战。太平军被迫撤常熟之围，退至江陰境内。31日，陈承琦部于江陰东南的华墅袭击回援的“常胜军”，使其“全队八百人覆没”。太平军缴获洋槍四百余杆。4月11日，李鸿章督令各路援军对华墅进行反扑，太平军予敌以重大杀伤后退回常州、丹陽。 太平军陈承琦、李容发部深入敌后作战，打乱了淮军的进攻部署，迫使李鸿章不得不从前线抽调部队回援，减轻了对常州等地太平军的压力。可是，这支部队深入敌占区后，仍热衷于围攻城市，并与回援之敌进行正面对阵，而没有坚持游动作战，因而最后仍难免被敌人击败。 淮军在肃清突入江陰、常熟、无锡境内的太平军之后，又聚集于常州外围。4月22日，淮军水陆协同，攻占了常州西南的陈渡桥，太平军通金坛、丹陽之路均被切断。23日，常州城外的要点尽失，太平军全部退入城内。27日，大南门、小南门和北门城墙被淮军轰塌数处，太平军顽强抵抗，多次击退敌之冲锋。后淮军在城壕外构筑长墙，移近炮位，并在晚间于护城河上偷架浮桥。5月10日，淮军发起总攻，以大炮对准旧缺口猛烈轰击。至11日，南城、北城各被轰塌十余丈，淮军由缺口冲入。太平军与突入之敌展开激烈的巷战，淮军付出了重大代价才占领常州城。陈坤书被俘后惨遭杀害。 4月25日，提督鲍超部陷金坛。5月13日，提督冯子材部陷丹陽。至此，苏南各城全部被清军攻陷。 五、浙江战场的失利 当各路湘军节节东犯、曾国荃部兵临天京城下时，镇守浙江的太平军李世贤、黄呈忠、范汝增等部，也受到来自东西两面敌军的夹击。 浙东方面，清军与英法侵略军勾结起来，于1862年5月10日攻陷宁波。8月2日，洋将马惇率“常胜军”一队自上海到达宁波，会同“常捷军”1进犯余姚，威逼绍兴。9月，黄呈忠、范汝增部对敌发起反击，进占慈谿，威胁宁波。“常胜军”统领华尔奉李鸿章之命，率千人自上海赴宁波，于21日攻占慈谿。在这次战斗中，华尔受伤丧命。1863年3月，浙东的中外反动联军再次发起进攻，于3月15日占领绍兴，20日占萧山，前锋直抵杭州城下。 浙西方面，新任浙江巡抚左宗棠于1862年2月中旬率部由皖南进入浙江后，不久连占开化、常山、遂安、江山等地。同年5月31日，左宗棠由江山进至衢州，所部湘军进至汤溪、兰溪一线，威胁金华。从6月起，李世贤部在龙游、汤溪、兰溪一线对左宗棠所部湘军进行了顽强的反击战。同年秋，浙江布政使蒋益澧率湘军近万人由广西到达浙江，增强了左宗棠的兵力。而太平军方面，由于曾国荃部围困天京，李世贤奉命回援，留浙的太平军兵力减少。于是，左宗棠乘机督军于同年冬对浙西太平军发起新的攻势。1863年1月2日陷严州，2月28日陷汤溪，3月1日陷龙游、兰溪。3月2日，太平军弃守金华。接着，旬日之间，湘军又连陷武义、永康、东陽、义乌、诸■、桐庐，3月24日开始进攻杭州西南的富陽。 富陽是湘军进攻杭州必经之地。“县城背江面山，右阻一溪，形势完固”，太平军占领杭州之后，即“于此修筑城垒，雉堞一新”。1湘军蒋益澧部自3月下旬开始进攻富陽以来，屡为太平军守将汪海洋部所败。直至9月20日，才在“常捷军”千余人的协同下攻占该城。湘军既占富陽，便沿钱塘江直逼杭州。同时，分兵趋余杭（杭州西），企图切断杭州太平军的后路。双方在杭州、余杭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1863年底，苏南战场的军事形势严重恶化，苏州、无锡落入敌手。淮军除进攻常州外，分兵一支南入浙江，进攻杭州东北的重镇嘉兴。嘉兴附近的平湖、乍浦、海盐、澉浦、海宁、桐乡等地的太平军守将纷纷投敌叛变。1864年3月25日，嘉兴失守，坚守杭州的太平军陷于敌人的三路围击之下。 3月28日，湘军在“常捷军”的配合下，对杭州发起猛攻，用大炮轰塌凤山门城垛约三丈，乘势涌入，后被太平军全部逐出。30日，敌军向武林、钱塘、凤山、望江、清泰等门发起猛攻（以武林门为主攻方向），太平军坚决抗击，给敌以重大杀伤。当天晚上，陈炳文等率部北走德清，杭州于次日晨落入敌手。同日，汪海洋弃余杭北走，余杭亦失陷。 4月14日，李世贤会同陈炳文、汪海洋、黄呈忠、陆顺德等，自德清抵浙西昌化，拟离浙入皖。杨辅清、黄文金等留守湖州。至此，浙江全省基本上为湘军占领。 太平军在浙江转战三年，给了敌人以沉重打击，但由于缺乏不间断的集中统一指挥，各部行动不能协调一致，加上后期士气低落，有的将领投敌叛变，终于在中外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下失败了。苏南与浙江根据地的丧失，使天京的东南屏障不复存在，军需和粮食供应断绝，进一步陷入了被动局面。 六、天京的陷落 湘军于1863年6月底攻破九洑洲，控制了长江北岸以后，鲍超部自江北南渡，扎营神策门（今中央门）外沿江一带。9月，曾国荃部攻占了天京城东南的上方桥和城西南的江东桥。11月上旬，又连续攻占了城东南的上方门、高桥门、双桥门、七桥瓮以及秣陵关、中和桥，太平军在紫金山西南的要点全部失守。中旬，湘军又攻占了淳化、解溪、龙都、湖熟、三岔镇；侍郎彭玉麟、提督杨岳斌（即杨载福）的水师和鲍超部又攻占了天京东南要地高淳、东坝。下旬，溧水太平军守将降清。从此，天京城南百里内再无太平军踪迹。 11月25日，巡抚曾国荃及提督萧庆衍部进扎城东孝陵卫。这时，天京城只有太平门、神策门尚与外界相通，危在旦夕。 12月20日，李秀成自丹陽回到天京，次日即向洪秀全建议：鉴于湘军壕深垒固，围困甚严，天京内无粮草，外援难至，不如“让城别走”。洪秀全厉声斥责说：“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具［惧］之有。……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与［于］水，何具［惧］曾（妖）者乎！尔怕死，便是会死，政事不与尔干，王次兄勇王执掌，幼西王出令，有不遵幼西王令者台朝诛之。”1当时，可供洪秀全选择的只有两种可能：或者死守天京，与孤城共存亡；或者让城别走，摆脱被围的困境，收集各支太平军，重整旗鼓，另作良图。权衡利弊，后者才是太平军唯一的出路。因为，当时天京尚未完全中断与外面的联系，突围仍有可能；更重要的是这时散布于各地的太平军尚有数十万之众，在洪秀全的号召下，把他们集中起来，统一指挥，重振军威，实行正确的战略战术，仍有可能打出一个新的局面。可是，由于洪秀全迷信愚昧、刚愎自负已经到了无可挽救的程度，断然拒绝了李秀成“让城别走”的建议，致使太平天国革命事业丧失了最后的一线希望。 1864年2月28日，湘军攻占了紫金山巅的天保城。3月2日，曾国荃部进驻太平门、神策门外，对天京形成合围。 曾国荃部合围金陵之后，曾于3月14日用云梯攻城，但未得逞。4月开始，在朝陽、神策、金川门外挖掘地道十余处，准备轰塌城墙。太平军一面组织力量从城内对挖，进行破坏，一面构筑月城，以便城墙轰塌后继续组织抵抗。 1864年（同治三年）6月1日，天王洪秀全病逝（一说自杀），终年五十一岁。此后，天京人心愈加不安。五天之后，全朝文武扶幼天王洪天贵福即位，一切军政事务统归忠王李秀成执掌。 7月3日，湘军攻占紫金山地保城（即龙脖子），从而可以居高临下监视城内的动静。湘军在龙脖子山麓修筑炮台数十座，对城内日夜轰击，压制太平军的炮火，掩护其攻城准备工作的进行；同时，在龙脖子山麓与城墙间大量填塞芦苇、蒿草，上覆沙土，高与城齐，为攻城铺平道路，还在附近距城十数丈处日夜挖掘地道，准备轰城。半个月后，湘军攻城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李秀成见湘军攻城在即，于7月18日深夜，选派千余人伪装湘军，冲出城去，企图破坏太平门附近的地道，结果被湘军识破，退回城内。 7月19日晨，湘军担任主攻任务的部队齐集太平门外。午刻，地雷轰发，城墙被轰开很大缺口，湘军蜂拥而入。太平军纷纷以槍炮还击，虽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但终未能堵住缺口。湘军由太平门入城后，兵分四路向纵深进攻：中路由副将王远和等率领，直插天王府；右路由按察使刘连捷率领，直插神策门，与由神策门缘梯而入的朱南桂部会合后，西趋狮子山，夺取仪凤门；中左路由道员彭毓橘等率领，直插通济门；左路由提督萧孚泗等率领，夺取朝陽门、洪武门。朝陽等门失守后，驻守西南各门的太平军开始动摇，提督罗逢源等部乘势自聚宝门攻入，总兵李金洲等部自通济门攻入。与此同时，提督黄翼升也率水师各营夺占中关，乘胜猛攻滨江之垒，会同道员陈湜等部夺取了水西、旱西两门。及至傍晚，天京全城各门均为湘军夺占。 李秀成于19日凌晨自太平门败退后，即回到天王府，独带幼天王一人，由数千文武护送，奔向旱西门，企图由此突围出城，结果为陈湜部所阻，只得转上清凉山。入夜，折回太平门，伪装湘军，由缺口冲出，向孝陵卫方向突围。不久，李秀成与幼天王失散，便分道奔逃。曾国荃派七百名马队追击。21日，在淳化镇俘获列王李万材，在湖熟镇一带追杀章王林绍璋和幼西王萧友和等。22日，李秀成也在方山附近被俘。7月28日，曾国藩自安庆到金陵，令李秀成书写供词。8月7日，李秀成写完供词，即被杀害，年仅四十岁。 湘军于大肆抢劫之后，将天京城内某些建筑物付之一炬，以消灭罪迹。全城一片火海，一直燃烧至26日。城内所有太平军将士，或在战斗中牺牲，或被湘军杀害，或聚众自焚，十余万人无一降者。湘军围城两年有余，前后死于疾病者万余人，战死者八九千人，同样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七、太平军余部的继续奋战与最后失败 天京的陷落，标志着太平天国的失败。但是，分散在长江南北各个战场上的数十万太平军，继续高举太平天国的旗帜，英勇顽强地抗击着敌人的进攻。 在长江以北活动的主要是自西北回援的太平军。1864年2月，远征西北的陈得才等部太平军为救援天京，决定由陕西南部分三路东下：北路由陈得才、蓝成春、赖文光等率领，由宁陕出镇安、山陽、商州（今商县）；中路由梁成富率领，由石泉、汉陰出兴安府（今安康）、郧陽（今湖北郧县）；南路由马融和等率领，由西乡出紫陽、砖坪（今岚皋）、平利、竹山。三路太平军相约于南陽、襄陽一带会齐。北路按预定路线东进，中路和南路则为清军阻截，亦转由北路出陕。4月下旬，在河南西南的淅川一带先后与捻军陈大喜、张宗禹两部会师，众至数十万，声势甚壮。不久，梁成富部又折回陕西，主力则由陈得才等率领，由新野入湖北，经枣陽、随州、应山、黄陂，于6、7月间进抵黄安、麻城，受到湖北提督成大吉部的阻截，未能进援天京。当得知天京陷落后，军心动摇，战斗力大不如前，8月下旬，这支部队在麻城一带分兵两路：一由陈得才等率领，东入安徽；一由赖文光、张宗禹等率领，北入河南。之后，又一起转战于鄂皖地区。11月上旬，在安徽霍山黑石渡为清军所败，马融和率众数万降清，蓝成春被叛徒出卖殉难，陈得才见大势已去，服毒而死。余部在赖文光率领下，与捻军合编，经过整顿，又成为一支很有战斗力的部队，坚持与清军战斗到1868年。 长江以南的太平军，开始以浙江湖州和江西为基地，后转至福建、广东，至1866年失败。 1864年7月，从天京突围出来的幼天王洪天贵福在江苏东坝与率兵来迎的洪仁玕相遇，随即回到皖南广德。8月13日，洪仁玕至湖州，准备与黄文金等坚守城池，左宗棠部湘军、李鸿章部淮军围攻湖州甚急，守城太平军顽强作战，数次大败清军，但南门守将陈学明于8月26日向清军投降，形势对太平军极为不利。洪仁玕、黄文金等不得已于27日夜弃湖州退往广德，29日夜，护幼天王离广德走宁国、昌化。途中，黄文金受伤牺牲，洪仁玕护幼天王经开化、常山等地，于9月22日入江西玉山，企图与先期入赣的李世贤、陈炳文及汪海洋等部会合，再入湖北会合陈得才部，重振太平天国大业。不期李世贤等部已转移至赣、粤、闽三省边界地区，洪仁玕率部追赶，10月9日在石城杨家牌遭敌袭击，幼天王与洪仁玕等被冲散。洪仁玕北走广昌，在白水镇被俘。幼天王逃至石城荒山中，25日亦被敌军搜获。11月18日，年仅十六岁的幼天王在南昌被凌迟处死。五天之后，洪仁玕亦于南昌遇害。 在洪仁玕部入赣之前，已有三批太平军突破清军重围进入江西。1864年2月4日，李世贤、谭星、林正扬等率军八万人自江苏溧陽突围，经安徽广德、宁国入浙西昌化。李世贤以宜兴、溧陽紧急，折回赴援。谭星等突破清军的重重封锁，于2月26日自浙江开化入江西玉山，进向广信。此为第一批入江西的太平军。3月上旬，溧陽太平军守将吴人杰率部降清，李世贤随即率部进入浙江，于6月中旬会同弃守杭州、余杭的陈炳文、汪海洋各部自德清经昌化入皖南，4月下旬进至江西德兴、玉山一带。此为第二批入江西的太平军，共约二十万人。第三批为刘肇均、朱兴垄林彩新所率部众约三万人，5月初自常州、丹陽出发，经浙江昌化、安徽宁国、婺源入江西德兴、弋陽。沿途遭清军堵截，损失很大，林彩新落水牺牲，刘肇均率残部与李世贤部会合。 二三十万太平军入赣，统治阶级视为“腹心大患”而全力专注。曾国藩、左宗棠等急忙从江苏、浙江和湖南等地陆续抽调湘军往援江西。7月中旬，督办江西皖南军务的新任陕甘总督杨岳斌和提督鲍超又率水陆湘军二万人到达江西，使在赣清军总数达到五六万人。 进入江西的二三十万太平军一直在赣江以东和赣闽边境活动。李世贤部攻抚州不下，6月底占宜黄、崇仁，与据南丰的谭星部相联络。陈炳文、汪海洋部则占据金溪、东乡等地。太平军对抚州形成包围之势。7月16日，杨岳斌到达南昌，立即与巡抚沈葆桢指挥清军向太平军展开进攻。8月5日，鲍超所部湘军大败汪海洋部于抚州东南的许湾镇。陈炳文惧战，弃东乡、金溪，并于13日率部六万余人（内洋槍队七千余人）向鲍超投降。16日，汪海洋等占新城，旋因鲍超部追至，弃城走南丰、石城、瑞金。在此期间，李世贤部受到敌军的猛烈攻击，先后弃崇仁、宜黄、南丰，经广昌、宁都、雩都（今于都）、信丰、大庾（今大余），于9月17日越梅岭关入广东，后游击于粤赣边境。10月4日，李世贤部占广东镇平（今蕉岭），后入福建，于14日占漳州。陆顺德部则于9日占福建永定，15日占龙岩。同日，汪海洋亦率部自江西瑞金进入福建汀州（治今长汀）境内。 由于太平军余部会集闽南，闽浙总督左宗棠不得不由杭州赶赴福建督师。所部湘军二万余人分三路入闽：西路由帮办福建军务刘典等率领，由江西建昌入汀州；中路由提督黄少春等率领，由衢州经江山，取道浦城、建宁府（今福建建瓯）南下；东路由提督高连升率领，由杭州赴宁波，乘英轮由海道抵福州。 12月1日，李世贤部在漳州万松关大败署福建陆路提督林文察部和水师总兵曾玉明部清军，毙林文察等约千人。17日，刘典率部自连城南下，汪海洋、谭体元、李远继等部大败敌军于连城南面的新泉一带。 左宗棠鉴于冒进失利的教训，改劝渐逼渐进”的战术，以高连升、黄少春部六千六百人攻漳州，康国器、刘明珍部四千五百人攻龙岩，刘典、王德榜、王开琳等部一万八千人攻汀州、连城。1865年1月26日，署汀州镇总兵关镇国在副将方耀所率广东清军的配合下，占领了永定县城。2月19日，康国器部攻占龙岩，陆顺德部败走漳州。这样，在漳州的李世贤部与在汀州、连城一带的汪海洋部之间的联系被切断。刘典和署福建按察使王德榜等部连续向汪海洋部进攻。2月22日新泉一战，汪海洋部大败，精锐损失几半。3月1日，又败于南陽，遂向龙岩、南靖、永定一带转移，沿途屡遭清军堵截，损失惨重。 清廷为加强镇压福建太平军的兵力，又从江苏调派提督郭松林率淮军八千（均装备有洋槍）由海道去福建，3月31日抵厦门。4月11日，李世贤率部自漳州主动出击，遭到郭松林部的反击，伤亡三、四千人。5月15日，郭松林、高连升、王德榜指挥淮军和湘军攻破漳州，李世贤率部巷战，伤亡万余人，力不能支，突围撤走。16日，陆顺德亦弃南靖。5月26日，李世贤、陆顺德等部于永定塔下又为刘典和康国器部清军所败，损失约二万人，次日又有三万余人投降清军。李世贤所部损失殆尽，只身逃出，陆顺德则率余部入粤，占镇平，走平远。 汪海洋部太平军也接连失利。4月22日，该部败于南靖、永定、龙岩间，六千余人牺牲。漳州失陷后，汪海洋、李远继等部与康国器部清军战于永定，损失很大，后于6月10日由上杭经武平入广东镇平。 李世贤昼伏夜行，于8月19日至镇平，入汪海洋军营，不意四天之后竟为汪海洋刺死50000061_0297_01，年仅三十二岁。 8月29日，陆顺德、林正扬部占广东长乐（兴宁西南）。9月20日，林正扬执陆顺德，献城降清。 9月28日，镇平为高连升等部攻占，汪海洋部经平远入江西定南、龙南，又为清军席宝田部所败，复折入广东，占和平、连平。12月初，经龙川抵兴宁，8日攻占嘉应州（今梅县）。此前，清廷曾命左宗棠赴广东督师，并节制各路清军。1866年1月15日，左宗棠抵广东大埔，檄调鲍超、刘典、高连升、康国器、黄少春、王德榜诸部三四万人，在二万余粤军的配合下，对嘉应州实行四面包围。1月28日，汪海洋在督率所部反击清军时中弹受伤，2月1日牺牲，年三十六岁。余部由谭体元统领，弃嘉应州南走。后在黄沙嶂山中迷路，被清军追及，谭体元力竭坠崖牺牲，部众或战死或投降。至此，除与捻军合编的赖文光所率部众尚在坚持斗争外，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终以失败而结束了。 第八节 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失败的教训 历时十五年、遍及十七省的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其规模之浩大，战事之激烈，内容之丰富，影响之深远，为农民革命战争史上所罕见。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在这次战争中坚忍不拔，英勇奋斗，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而且勇敢地抗击了外国侵略者的武装干涉，揭开了中国人民反封建反侵略的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灿烂的一页。 太平天国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虽已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封建经济基础仍然根深蒂固。由于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资产阶级，也没有无产阶级，因此，太平天国革命本质上依然是一场旧式的农民革命运动，它不可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范畴的种种任务。然而，革命的声势如此波澜壮阔，革命的纲领和政策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战争都要完备的太平天国革命，最终遭到失败，其原因和教训是值得认真探讨的。 历史上任何一次人民起义，在开始时，它的力量总是弱小的。如果起义的领导者主观指导正确，就能逐渐壮大自己，最终战胜强大的敌人。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的清王朝，控制着全国政权，拥有八九十万军队和雄厚的人力物力资源，特别是1860年以后，中外反动势力互相勾结，共同镇压人民起义，给太平天国革命战争造成了更大的困难。尽避如此，由于太平军的力量也相当强大，而且顺应人心思变的潮流，如果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不是在主观指导上存在许多错误，是有可能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这里着重从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对太平天国领导者所犯错误加以探讨。 一、政治方面的失误 （一）没有形成能统筹全局和团结一致的坚强领导核心 太平天国起义初期，虽然形成了一个以洪秀全为首的六王领导核心，但内部存在着广东、广西等派别和较为明显的宗教迷信色彩。建都金陵后，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之间不仅宗派情绪有所发展，而且迅速滋长了享乐腐化思想，争权夺利，终于导致最高领导集团内部的相互残杀，产生了最大的领导危机。 天京内讧以前，洪秀全未能善处矛盾，事后又没有正确汲取教训。他不是大胆地选拔和重用有威望有才能的将领，组成新的领导核心；相反，却增加了疑忌心和宗派情绪，开始搞家天下。石达开被迫出走以后，天京的军政大权操于洪氏家族手中，引起不少将领的埋怨和不满。到了晚期，洪秀全不得不依靠陈玉成、李秀成等有作为的年轻将领支撑危局，但对他们同样不是真心信任，竟滥封诸王，致使陈、李不能发挥统一指挥的作用，结果助长了分散主义，甚至出现了分崩离析的局面。没有一个能够统筹全局的有权威的领导中枢，对前线也就不能实施集中统一的指挥调度。清军则相反，由开始时的多头指挥逐渐改变为由曾国藩集中统一指挥。这是太平军在后期战争中经常失利，并最后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未能制定一套适合时宜的政策和策略，形成革命的大联合 洪秀全等用拜上帝教的形式，创立了一套以朴素的平等思想为内容的农民革命理论，对于发动农民群众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他们硬要人们只拜“独一真神”“皇上帝”，企图用在中国社会中没有群众基础的外来的宗教迷信代替旧有的宗教习惯，不仅一般群众难于接受，而且造成了与以中国社会旧有宗教为号召的其它各种起义组织的隔阂。当时，在太平天国革命影响下，全国掀起了革命的高潮，但是太平天国基本上没有能把各地的起义武装团结起来，形成广泛的革命的大联合。 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反对某些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封建思想和文化，对于解放农民的思想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他们自身却不能冲破封建思想和旧礼教的罗网，在建都金陵以后，竟将封建等级和世袭制度以及“三纲五常”等与神权相结合，作为巩固其政权的工具，结果日益走向封建化，并愈来愈严重地脱离了群众。 太平天国对清王朝的坚决斗争精神，给受压迫受剥削的农民带来了鼓舞和希望。但在斗争过程中，没有把打击的矛头集中在清王朝以及依附于它的大地主大官僚身上，而是无区别地把中小辟僚以及清军中的下级官弁等也列为“妖”类而加以打击，因而不利于分化瓦解敌人，进一步扩大自己的队伍。 此外，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为农村制定的绝对平均主义的土地政策，为城市制定的取消商品交换的政策，以及拆散家庭、男女分居的社会生活制度，虽然后来作了改变，但已造成不良影响，为敌人进行反对太平天国的恶意宣传提供了可乘之隙。 上述种种不合时宜的政策和策略，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革命大联合的形成，而没有革命大联合，自然难以推翻当时还比较强大后来又得到资本主义列强支持的清王朝的反动统治。 （三）不善于罗致人才，缺少谋士 洪秀全等太平天国的领导人中，有的虽有一定的文化，但毕竟阅历不深，知识有限，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都知之不多，缺乏全面地分析形势和制定正确的政策与策略的能力。但只要他们能象历史上某些起义领袖那样，广招贤士，虚心求教，是可以弥补自己的知识和领导经验不足的。可惜，太平天国的领导者没有采取积极措施，寻求更多胸怀韬略的有识之士，使他们为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出谋献策。定都金陵后，洪秀全日益滋长保守和封建迷信思想，最后竟发展到“信天不信人”的荒谬地步，当然更谈不上礼贤下士、网罗人才了。而没有招纳和培养一批有才能的政治家、战略家，这不能不是太平天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军事方面的失误 （一）忽视军队的提高与巩固工作 金田起义时，洪秀全等对部队规定了严格的纪律，并实行圣库制度，以保证部队的供给和将士的清廉。太平军内部还有一套教育训练制度，使部队的军政素质不断提高，因而能以少胜多，打破清军的围追堵截，发展革命的大好形势。 早期的太平军还注意发挥各类人员的特长，及时组建新的部队。如由挖煤工人组成的“土营”，在城市攻防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船户组成的“水营”，在攻占武昌和进军金陵的作战中，他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在建都金陵之后，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却忽视了部队的提高和巩固工作。由于对控制长江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忽略了加强水师的建设，没有将战船和运输船分别编组，不注意改进战船和船炮的技术性能，加强战船的作战训练，以提高水师的作战能力。因此，在西征作战中遭到惨重损失，丧失了水上控制权。此外，在已经具备条件的情况下，没有及时组建“马队”和“炮队”等新的兵种。这些，都影响了战斗力的进一步提高。 天京内讧后，太平军的元气受到很大损伤。后来吸收了大批新战士，游民和散兵不断增加，部队的成分远不如以前纯洁。面对这种情况，太平天国的领导者没有重视部队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以致军政素质和战斗力明显下降。后期的不少战斗，太平军虽在兵力上占有明显的优势，却屡为清军所败，除了作战指挥方面的原因外，与部队的战斗力下降也是直接有关的。 随着太平天国在政治上日趋腐化，将士中的离心倾向和悲观失望情绪也逐渐发展，以致后期率众叛降事件不断发生。这对太平军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是很大的削弱和打击。 （二）战略决策屡犯错误 太平军出广西，越湖南，攻武汉，取金陵，威震中外。在这种情况下，清王朝必然加紧调兵遣将，全力堵截和进剿。而当时太平军的兵力还很有限，受“围剿”的态势尚未改变，也没有建立起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战略基地。可是，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却陶醉于初步取得的胜利，对彼己力量对比作了错误的估计，因而实行军事冒险主义，作出了不符合客观条件的既北伐又西征的战略决策，在无法实施战略协同的两个方向同时出击。结果，北伐军全部覆灭。西征军也付出了重大代价，虽然占领了武汉、九江、安庆和其它部分地区，但未能在天京上游建立起连成一片的根据地。这种战略决策上的错误，使太平军损失惨重，坐失了有利的发展时机和战略上的主动权。 此后，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在军事上开始由冒险变为保守，一系列大的作战行动都是围绕保卫天京而进行的。虽然取得了攻破江北、江南大营的胜利，并乘胜开辟了苏南根据地，但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仍然未能客观地分析形势，认真研究敌情，确定主要打击方向，以致在战略决策上又接连犯了几次错误。 当时，苏浙方向的清军由于兵力薄弱，基本上采取守势，上海的外国侵略者尚未撕下“中立”的外衣，因此，对天京的威胁主要来自上游的湘军。太平军只有在西线集中兵力，击败湘军，才能争取战略上的主动权。可是，当李秀成部攻占苏南大部县城，取得人力物力补充后，不是立即回师西进，而是继续向上海发动进攻，直至湘军大举进犯时，才将主力转向西线，而此时已失先机之利。在安庆解围作战中，陈玉成、李秀成两部，又未能根据湘军兵少和后方空虚等弱点，坚决攻取武汉，横扫两湖、江西，切断湘军补给线，打乱其进攻部署，以争取主动。嗣后，江北诸军为救安庆而被迫决战，江南主力（李秀成部）则回师江浙，再攻上海，形成了兵力分散，各自为战的不利局面。 安庆失守后，洪秀全株守金陵，坐待敌人来攻。他既不迅速调集兵力迎战湘军，也无长远决策，听任战局自流发展。直到天京被围，才赶忙催军救援，致使战局陷入危殆。最后，在只有弃城别图一线希望时，仍顽固地坐以待毙，终至完全失败。 在战略决策方面，老奸巨猾的曾国藩显得略高一筹。他根据历史经验，认为要打败太平军，必须首先占领天京上游的战略要地安庆，然后逐步东进。为了实现这一计划，他甚至以种种借口违抗清廷关于分兵援救苏、常的命令，坚持集中兵力围攻安庆，并终于达到了目的。太平天国的领导者既不认真研究敌人，也不努力提高自己的战略修养，以致战略指导上逊于敌人，这也是军事上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 （三）兵力分散，各自为战，缺乏集中统一的指挥 建都金陵以后，太平军在三河镇大捷以及攻破江北、江南大营的作战中，注意集中优势兵力和实施统一指挥，因而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在不少次作战中，不是由于兵力不集中，就是由于指挥不统一，因而造成失利。缺乏统一指挥，各自为战，从而导致作战失利的明显战例，是安庆会战。当时，参战的太平军在兵力上占有数倍于敌的优势，但是，对于这样大的作战行动，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不仅没有指定最高前线指挥员，而且江南的四路部队也无统一指挥，结果形成各打各的，甚至想打就打，想走就走，徒有兵力优势而形不成拳头，不能在有决定意义的方向上给敌人以致命打击，反为少于自己的湘军击败。之所以如此，前期主要由于骄傲轻敌，企图速胜；后期主要由于没有有权威的最高统帅和滋长了分散主义。 曾国藩在取得湘潭、武汉之战胜利后，也曾犯过分兵冒进的错误，吃过被太平军分割、围困的苦头。但他以后汲取了教训，基本上采取集中兵力于天京上游，并在作好充分准备之后才逐步推进的方针，从而取得了较好的战果。而太平军在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却始终没有改变分兵作战的状况，因此不但不能更有效地歼灭敌人，反而被敌人各个击破。 （四）偏重于城市攻防战，忽视在机动作战中大量歼敌有生力量 在太平天国后期战争中，除石达开部走上流寇主义道路外，长江两岸的太平军主力主要是进行城市攻防战，不重视在野战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长于攻城是太平军的一个优点，但围绕几个主要城市同敌人反复争夺，特别是把天京作为一个最大的包袱背了起来，为保卫天京而不惜牺牲和消耗，牵动全局，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造成亡军亡城的严重恶果，实为一大失策。究其原因，主要是在取得一定胜利后，滋长了享乐思想，政治上也就日趋保守。同时，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不懂得城市保卫战必须与野战相配合，不懂得只有不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根本变化，才能有效地保卫城市，而消极地保卫城市，必然落得个人地两空。 由于不重视野战歼敌，在攻城和解围作战中，往往在城外死守营垒，以阻援敌，而不是创造战机伏击、袭击援敌；在进攻敌人营垒时，往往只注意正面强攻，不注意侧后迂回包围，致攻破敌营后，不能及时截歼逃敌，打不了歼灭战，使敌人得以散而复聚，重新构成威胁；在防御作战中，往往单纯依托阵地进行正面阻击，或节节退守城镇，与进攻之敌拚消耗，不注意设伏诱敌，或从敌后袭扰、牵制敌人；在敌人分路进攻的情况下，不愿主动放弃一些次要城镇，集中兵力于机动位置，出其不意地围歼敌之一路，再及其余，以各个击破敌人。不注意学习野战歼敌战法，是太平军军事上的一大缺陷。 太平天国革命战争虽然失败了，但这次战争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激励着中国人民再接再厉地向封建主义和外国侵略势力进行英勇顽强的冲击，从而为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基石。 第一节 捻军的兴起 十九世纪初，在安徽、河南、山东、江苏、湖北等省的某些地区就有捻党的活动，而以安徽北部的亳州（今亳县）、雉河集（今涡陽）、蒙城、宿州（今宿县）、颍州（今阜陽）和河南东部的永城等地尤为活跃。当地的一些贫苦农民和无业游民，为饥寒所迫，自发地结成一个个分散隐蔽的集团，进行反抗封建压迫，寻求生活出路的斗争。在皖北一带的方言中，称一部分、一支、一股为“一捻”，因而习惯地把这种分散活动的小集团称为“捻子”。 皖北河流纵横交错，具有较好的运输和灌溉条件。但长期以来，特别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清政府和地方官吏日益腐败，水利失修，河床淤塞，每遇大雨，便洪水横溢，泛滥成灾。1841年至1844年间，黄河连续三次决口，洪水经涡河奔腾下泻，使亳州、蒙城一带几度成为泽国，不少人流离失所，生活无着。1851年和1852年，又是久雨成灾，以致饿殍遍野，甚至出现以死人肉充饥等惨不忍睹的景象。然而，当地的官吏不但不采取抢险赈灾、休养生息等措施，反而勾结豪绅、地主，强迫农民照旧完粮纳税，并通过放高利贷、兼并土地等手段，敲骨吸髓地盘剥农民。苛捐杂税多达数十种，连耕畜、农具、树木、房屋、家禽，以至婚丧嫁娶等都要纳税。官府横征暴敛，凶狠异常，“差役横行，甲于他时1。 残酷的压迫与剥削，迫使皖北广大劳动人民进一步地起而反抗。许多城镇的农民和失业的手工业者、船夫、码头工人以及被裁撤的兵勇，纷纷结捻而起，开展“打粮”、“吃大户”、抗粮抗差和杀富济贫的斗争。由于皖北的亳州、雉河集、蒙城、寿州（今寿县）、宿州以及河南的永城、夏邑处于安徽、河南、江苏三省交界，属于“三不管”的地方，统治力量比较薄弱，这就为捻党的活动提供了客观有利条件。此外，皖北一带有不少人结捻进行贩盐活动，组织了不少保运私盐的武装集团，和盐巡作斗争。这些集团经常往返于皖北各地，甚至远及河南、山东、江苏三省，与那里的人民发生联系，对当地的捻党起义起了推动作用。 1851至1852年，太平天国在广西起义并向两湖胜利进军，影响所及，使北方捻党活动更趋活跃。“河南之归（归德府，治今商丘）、陈（陈州府，治今淮陽）、南（南陽府，治今南陽市）、汝（汝宁府，治今汝南）、光（光州，治今潢川），江苏之徐（徐州府，治今徐州市），山东之兖（兖州府，治今兖州）、沂（沂州府，治今临沂）、曹（曹州府，治今菏泽），所在有之。而安徽之凤（凤陽府，治今凤陽西）、颍（颍州府，治今阜陽）、泗（泗州，治今泗县）为甚，凤、颍所辖蒙、亳、寿为尤。”1当时，比较著名的捻党起义武装有：河南南陽的乔建德和李大、李二部；安徽合肥的高四八和寿州的程六麻子部等。在豫皖交界处，有张乐行、龚得树（龚得）等于1852年11月以雉河集为中心聚众起义，而与张乐行有联系的永城冯金标、亳州朱洪占、蒙城胡元众、寿州刘洪立、宿州李殿元等十八人也各自李众起义，号称“十八铺”，并推张乐行为其总首领。此后，捻党起义武装多以“捻军”称之。 1853年夏，太平天国北伐军先后占领凤陽、蒙城、亳州，进而占领豫东重镇归德府。当时，安徽、河南和江苏北部又有一批捻党举旗起义，和蒙亳地区的起义武装一起配合太平军作战。其中比较大股的有：永城的苏添福部和李月部，夏邑的王贯三、宋喜元部，固始的任二皮、刘疙瘩部，阜陽的李士林部，霍丘、固始边界的李昭寿、薛之元部，确山的雷六部等。此外，山东的曹县、城武（今成武）、菏泽、嘉祥、郓城等地捻党也都爆发了起义。这些起义武装，有的参加了太平军，有的给太平军当向导，有的单独攻城夺地。从此，揭开了轰轰烈烈的捻军反清战争的序幕。 当时，捻军的斗争还处于初始阶段，其活动的主要目的仍然是为了解决生活问题，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和远大的战略目标。各支捻军即使在同一地区，也互不统属，分别由“趟主”（首领）带领，各自独立行动。“居则为民，出则为捻”，处于半农半军状态。另外，不少地区的捻军，有的为时不久即被清军镇压（如雷六等部），有的叛变投敌（如李士林等部），有的时降时反（如李昭寿、薛之元等部），而豫皖交界的张乐行1、龚得树、苏添福等领导的捻军，则逐渐发展成为坚持反清斗争的主力。 第二节 转战皖豫边，与太平军南北呼应 一、雉河集会盟 1853年初，清廷命工部侍郎吕贤基督办安徽团练，给事中袁甲三为帮办。同时，起用前广西巡抚周天爵为安徽巡抚，带兵千余分驻宿州、颍州。因兵力不足，安徽清军对捻军基本上采取守 势。10月，周天爵病死于颍州，旋由袁甲三负责安徽军务。袁手中兵力很少，便加紧筹办团练，驻守临淮关一带。河南方面，巡抚陆应谷拥有的兵力也很少，临时调集的数千清军，在商丘宋家集被太平天国北伐军打得溃不成军。10月，陆应谷被清政府撤职，遗缺由山东按察使英桂继任。英桂接任后，既要防止进至湖北的太平军北上，又要镇压豫北的“联庄会”军，也无法集中兵力攻捻。这就给豫皖边捻军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1854年3月，太平天国北伐援军由皖北进入豫东，张乐行、苏添福等部捻军配合太平军攻克永城县城，受到当地人民热烈欢迎。太平军北上后，负责办理归、陈二府团练的太康知县祝塏纠集豫东各县团练，进攻苏添福的家乡永城苏平楼，并乘机侵入亳州境内，烧杀抢掠。当地人民极为愤慨，纷纷参加捻军，保卫家园，一举打败了祝塏的团练和永城的地主武装“老牛会”，继又进攻蒙城等地的地主武装，于是捻军的声势日益壮大。1855年初，龚得树率领亳州捻军进入河南夏邑，与当地捻军王贯三部联合作战。这些行动，取得了两方面的成果：一是有力地打击了地主武装；二是使一些捻军领袖通过战争实践逐渐认识到了联合起来的必要性。 1855年秋，豫皖边的捻军首领齐集亳州的雉河集，举行了著名的“雉河集会盟”1。会上，公推张乐行为盟主，并决定建立五旗军制，推举了各色旗的总首领：黄旗由张乐行自兼，白旗龚得树，红旗侯士维，黑旗苏添福，蓝旗韩奇峰（又称韩老万）。五旗之外，还有各种镶边旗和八卦旗、花旗、绿旗等。会后，张乐行发布告示，痛斥清政府地方官吏“视民如仇”，残酷搜刮民脂民膏，阐明起义的目的是为了“救我残黎，除奸诛暴，以减公愤”，并宣布“禁止抢掠，严缉奸婬”，“贫民衣粮，不准扒运”。2此外，还制定了行军作战条例十九条3，以严明军纪。 雉河集会盟，对捻军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会盟，多少改变了一部分捻军互不从属，各自为战的局面，为进行较大规模的作战提供了条件。由于制定了不侵犯群众利益的纪律，得到了群众的拥护，有利于依靠群众坚持斗争。但这时的捻军没有固定的编制，大旗之下的小旗，人数自几十人至数百人不等。旗中的成员也不固定，这次跟这一旗出战，下次可以跟另一旗出战，内部组织很松散。特别是各旗捻军基本上是按地域和宗族、亲戚关系结合起来的，因而彼此之间有很大的排外性，严重影响了在组织上和作战行动上的集中统一。在武器装备上，仍然十分简陋，除少量鸟槍、土炮外，主要是刀矛等冷兵器，加之各旗捻军并非脱产的专门武装，缺乏必要的训练，因而战斗力不强。由于皖北地势平坦，适于战马驰骋，所以捻军一开始就有少量骑兵。作战时，往往步兵在正面冲阵，骑兵从两翼包抄。这种作战形式，当对付装备较差、数量不多的清军和团练乡勇时，尚能奏效。 二、积极进攻守备薄弱之敌 雉河集会盟后，捻军很快发展到五六万人，斗志更加高昂。而这时皖北、豫东的清军兵力仍较薄弱。在豫东，只增加了道员张维翰率领的清军一千八百余人；在皖北，除原周天爵、袁甲三所部二三千人外，其余为颍州知府陆希湜、亳州知州绣纶率领的少量清军和团练乡勇。张乐行、龚得树、苏添福等捻军首领便乘此有利时机，发起进攻作战。 1855年9月27日，张乐行、苏添福等率三万余人首先打败陆希湜部于庙集，继败张维翰部于亳州东面的泥台店。随后，挥师北入河南，攻破夏邑，并西攻马牧集（今虞城），乘胜进围归德府城。正在进剿豫北“联庄会”的河南巡抚英桂急忙派遣驻陈州的道员王建泰等率部往援。张乐行等闻讯后，即转旗南返，于11月7日攻占安徽蒙城。 捻军四处出击，引起了清廷的不安。当时安徽巡抚福济和江南提督和春所部清军正被皖南的太平军所牵制，无力北顾。清廷遂提升曹州总兵武隆额为湖南提督，令其从山东南下，统辖总兵兴庆、道员张维翰、游击武全等所部清军数千人和地方团练，对付十倍之众的捻军。这时，捻军正集结重兵围攻亳州，河南按察使余炳焘率乡团万余人，于12月7日乘虚袭占了捻军根据地雉河集。张乐行等随即撤围亳州，率部沿涡河南下，旋又折向东北，在麻种集打败由徐州来援之清军兴庆部，进而围攻河南永城，迫使余炳焘乡团撤出雉河集而驰援豫东。张乐行等主动从永城撤围，于17日与武隆额部和乡团战于麻种集，首先将乡团击溃，进而包围武隆额部。激战约四小时，武隆额部大溃，军火尽弃，经马牧集向归德城逃跑。捻军乘胜攻占夏邑，再围归德府城。清政府斥责武隆额“恇怯无能”，将其撤职，命英桂急赴归德，督办豫、皖、苏三省剿捻事宜。同时，命江北大营派遣侍卫伊兴额、协领德昌率马队五百名取道滁州（今安徽滁县）入豫，命总兵朱连泰统带兖州、徐州清军千余人进驻亳州，均归英桂调遣。英桂还调南陽总兵邱联恩部及都司保英部约三千人驰援归德，使豫皖边的清军总兵力增至万余人。张乐行等得悉清军援兵纷纷赶至，便率部返回雉河集。 1856年3月，张乐行等集中四五万人，再次分路进攻豫东清军，分别击败参将成龄、道员张维翰等部，并包围归德城。这时，归德城内清军甚少，英桂惶恐不安。但捻军未能乘此有利时机，一面加紧围城，一面待机攻歼前来解围的清军，也没有抽调兵力分别攻歼豫东溃败的清军和地方团练，而是又一次撤回雉河集，使豫东清军获得了喘息整顿的机会。 张乐行等返回雉河集不久，又率部南下作战。4月15日，配合宿、怀、凤地区的捻军任乾、夏白部围攻涡河与淮河交汇处的怀远城。该城由总兵郑魁士部千余人及乡勇驻守。捻军轮番攻击，一度由城西南方向冲进城内，焚毁清军营盘，重伤郑魁士，击毙参将以下多人。后因蒙城等地的清军赶来增援，捻军便从城内退出。这次作战虽未最后攻占怀远城，却取得了重创清军的胜利。不久，捻军主力北返雉河集。 三、雉河集争夺战 1856年3月下旬，清政府令袁甲三随同英桂剿办河南捻军，后又“屡降严旨”，令豫军进攻雉河集。英桂认为：“雉河周围三四百里皆贼党屯踞，须渐次疏通，免为所袭”。1据此，他确定了分进合击、稳步前进的作战方针。其部署是：以袁甲三、邱联恩等部为主力，从亳州以北向东南进攻，以傅振邦、伊兴额等部从永城、宿州向西南进攻，夹击雉河集。由于捻军事先缺乏防御作战的准备，因而一开始就陷入了被动不利的地位。 4月25日，清军傅振邦部四千余人和伊兴额马队千余人，从宿州向永城东四十里的茴村发动进攻（步队从两翼包抄，马队从正面进攻），捻军六千余人迎战。激战数小时，捻军损失二千余人，向南败退。初战失利后，张乐行命韩奇峰、苏添福等部三四万人进至宿州西北的濉溪口（今濉溪）和永城苗村桥一线阻击清军。4月30日，清军以傅振邦、伊兴额部奔袭濉溪口北面的丁家楼，捻军损失二千余人。接着，苗村桥方向的捻军也被清军击溃。其后，清军又乘胜占领了宿州的铁佛寺、临涣集等捻军据点。 当宿州方向的清军向南推进时，英桂命亳北方向的清军同时发起进攻。5月13日，邱联恩等部与捻军战于亳北之界沟获胜；22日再战于界沟南面的小柰集，又获胜；接着于5月31日与驻亳州的袁甲三等部会合，然后沿涡河向东南进攻。6月8日，捻军二三万人在亳州东南的翟村寺地区阻击袁甲三、邱联恩等部清军。激战半日，被清军击败。其后，捻军主力又在翟村寺东南四十里的白龙王庙一带沿涡河两岸列阵阻敌。张乐行、韩奇峰率黄、蓝两旗在涡河北岸，龚得树、王贯三率白、黑两旗在涡河南岸，掘壕立栅，用车辆树木堵塞路口，冀图阻止清军的进攻。袁甲三派出马队抄袭捻军后路。捻军腹背受敌，不得不再次撤退。清军乘胜推进，于6月19日攻占雉河集。 雉河集失守后，张乐行、龚得树、苏添福等捻军首领，为了调动敌人，毅然率部南下，于7月16日乘虚袭占了淮河流域的商业重镇三河尖（颍上西），获得了大量物资，补充了大批人员，士气复振。英桂害怕捻军西占河南的固始、光山，即移营陈州，就近调度，并令邱联恩部由雉河集移驻固始，袁甲三移驻颍州。河南的一些地方武装也纷纷向豫东南集中，准备拦截捻军西进。张乐行等乘清军南调，蒙亳一带守备空虚之际，便以船只满载大批胜利品沿淮河东行，在汪家集登岸后，经蒙城向雉河集挺进，于8月24日重返雉河集，处决了当地反动地主豪绅与乡团头目，为死难的将士和群众报仇雪恨。 捻军北返后，袁甲三、邱联恩等随即率部尾追，再次向雉河集进攻。9月10日，在亳州西面的十八里铺作战中，捻军黑旗首领王贯三不幸牺牲，部众伤亡二千余人，余部退往雉河集。张乐行等仍然冀图用外线出击的办法调动敌人，解雉河集之围。于是将捻军分为两路，一路东攻江苏的萧县、徐州，一路西攻太和等地。由于没有攻克要地和痛歼敌人，未能达到调动敌人的目的。11月28日，雉河集再次为清军攻占。张乐行等率捻军主力东撤，经曹市集退守临涣集。清军崇安等部追及，与捻军隔浍河对峙。崇安以连日进展顺利，疏于戒备。11月30日夜，龚得树率勇敢善战的敢死队，分四路袭击崇安军营。清军仓促应战，慌乱溃逃，西窜二百余里，退往亳州城。但是，捻军后来在庙集、尹家沟、赵旗屯等地的作战中接连失利，无法扭转被动局面。有鉴于此，张乐行、龚得树、苏添福等除留部分捻军在皖北坚持斗争外，率领主力再次南下淮河流域，于1857年2月中旬重占三河尖等地。此后，捻军开始了与太平军联合作战的新时期。 捻军从雉河集会盟到再次南下淮河流域，在一年半的时间内，随着参战清军的兵力由少变多，经历了由进攻作战转入防御作战的变化。在进攻作战期间，由于清军兵力薄弱，捻军“进退绰如，纵横跌宕，所向无前”1，处于主动有利的地位，部队也迅速发展到十余万人。但这一时期的作战，除给少数清军和地主武装以歼灭性打击外，多数打的是击溃战，清军的有生力量没有受到重大损失，团练乡勇反而有所发展。在整个淮北地区，出现了捻军占领区与地主武装所控制的圩寨犬牙交错的局面，一些实力不大的捻军圩寨，不断遭到清军和地主武装的围攻。捻军的数量虽然迅速扩大，但组织程度和战斗力基本上没有多大改变和提高，战术上也没有多大改进，只注意击溃敌人而不注意追歼溃敌。这些，都给后来雉河集的防御作战带来了困难。在防御作战中，只有张乐行、龚得树、苏添福等几支捻军主力从正面阻击清军，其余分散的各支捻军只顾据案自保，极少配合作战。当时，在永城、夏邑、亳州、蒙城、宿州地区有许多旗色不同、人数不等的捻军，如果他们积极主动地从侧后袭击和牵制清军，势必使敌分散兵力，顾此失彼，即使集中了兵力，也因有后顾之忧，不敢放开手脚向雉河集推进。张乐行、龚得树、苏添福等在未能阻止清军进攻的情况下，没有与清军死拚硬打，而是跳出包围圈，进攻三河尖等清军必救之地，从而调动了敌人，保存了有生力量。这是捻军初期作战中的成功之处。 第三节 接受太平天国领导，与太平军并肩战斗 一、主力南下淮南与太平军联合作战 张乐行、龚得树等捻军首领鉴于在淮北屡战失利，南下三河尖后仍然受到清军的沉重压力，迫切希望取得太平军的支持和帮助。而太平天国继1856年内讧之后，石达开又率部出走，太平军的力量受到很大削弱，也迫切需要团结友军，共同对敌，因此，洪秀全决定实行联合捻军的方针，使其“能掌北门锁钥”，成为“南国之屏藩”。1正是这种共同需要，促成了两支农民起义军的联合。 在捻军第一次占领三河尖时，双方曾商谈过联合作战问题，因敌人进逼，捻军很快回师北上，故未能实现。1857年3月初，捻军自三河尖南围霍丘。在击败道员金光箸所率八百清军后，即由龚得树、苏添福率部南下迎接太平军。这时，太平军陈玉成、李秀成部在解桐城之围后，乘胜占领了舒城、霍山、六安，便北上会合捻军。两军在霍丘、六安交界处胜利会师。经过协商，捻军以“听封而不能听调用”为条件，接受太平天国的领导。张乐行被封为征北主将，其他捻军将领也各有封号；部队蓄发易帜，但仍然保持原有的领导系统和制度。为适应联合作战的需要，双方互派代表，随时联络会商。 （一）转战三河尖、正陽关 两军会师后，太平军和捻军各有十万左右，士气旺盛，军威大振，立即在淮河沿岸发起攻城作战。太平军薛之元2等部和捻军张乐行部围攻河南固始城；太平军陈玉成部和捻军韩奇峰等部于3月11日攻占霍丘东北的正陽关， 13日东进包围寿州城；太平军李秀成、李昭寿3部和捻军龚得树、苏添福部于3月18日占领霍丘城，后又北渡淮河，围攻颍上城。 清廷得悉捻军南下后，曾多次谕令豫、皖清军扼要堵截，防止其与太平军会合。在此前后，清延还调整了攻捻前线的统兵将领，加强进攻起义军的力量：察哈尔都统西凌阿被召回北京；崇安被革去总兵职务；因围攻北伐太平军不力而被革职的胜保，又被授予副都统衔，并署理河北镇总兵，帮办攻捻事宜。此外，还命山西汾州营参将保衡、直隶密云都司马翰忠率部开赴安徽亳州，听候调遣；命徐州副都统德勒格尔率领马队南下怀远；命英桂将在湖北遣撤的陕甘官兵截留河南，参加攻捻。胜保抵达亳州后，即与英桂、袁甲三等会商，确定了首先防止捻军主力重返雉河集，“再行相机节节进剿”的作战方针。据此，由袁甲三督饬总兵朱连泰部约三千人及亳州地方团练于亳州一带，进剿留驻淮北的捻军；胜保以颍州为基地，率马步三千余人进攻南下的捻军，另有王庭兰、金光箸等部约二千人归其统辖，在淮河流域配合作战；负责三省剿捻事宜的英桂率河南清军千余人驻太和等地，策应胜保部，并保护清军后方粮道。 胜保因兵力过单，一再奏请清廷调兵支援。清廷责备他“由亳至颍，尚未与贼见仗，而调将请兵纷纷不已，……驻守颍州，不思急挫贼锋”，命令他“赶紧进兵，不得再有耽延”。1胜保只得硬着头皮率部南下。当时，太平军和捻军正三路出击，强攻坚城，以致力量分散，给了胜保以可乘之机。胜保于3月中旬南下后，首先集中兵力解固始之围。张乐行、薛之元等部因连日围攻固始不下，又见清军援兵赶至，便于3月下旬撤回三河尖。围攻寿州的陈玉成、韩奇峰部遭到金光箸部清军顽抗，也主动撤围（韩奇峰部退守正陽关，陈玉成部回守六安）。李秀成、龚得树等部于22日包围颍上后，虽几次轰塌城墙，但始终未能攻进城内。而胜保在解固始之围后，便率部回救颍上。在此情况下，李、龚所部也于5月3日撤至淮河南岸。至此，捻军和太平军第一次联合作战，未能取得理想的战果，即告结束。 捻军和太平军联合后出现的一个新情况，就是捻军在淮河流域的作战常常受到太平军长江中游战场形势的影响。由于安徽战场上的太平军既要抵御从湖北东进的湘军，又要牵制天京外围的清军，经常流动作战，而捻军基本上战斗在淮河流域一带，因而出现了捻军与太平军时而联合作战，时而单独作战的情况。为了阻击从湖北东进的湘军和鄂军，陈玉成于5月12日率数万太平军和部分捻军进入鄂东地区作战（9月中旬才折回皖境，驻太湖、潜山一带）。李秀成部则驻六安、霍山一带，随时准备东进，对付天京外围之敌。于是，在淮河沿岸独立作战的捻军，便采取守势，收缩兵力，挖壕筑垒，集中力量防守三河尖、正陽关、霍丘等据点。 太平军离开淮河沿岸后，胜保乘机向捻军发动进攻，第一个目标就是三河尖。三河尖周围河渠纵横，捻军跨河而阵，清军步骑兵不易展开，难于强攻。胜保便实行围困战法，控制通向三河尖的水陆通道，强令居民提前割麦，并在出产硝磺的地区设卡稽查，严禁出境，以断绝捻军的粮弹接济；同时，实行政治攻势，瓦解捻军士气。捻军坚守了六十余日，终因粮弹不济，于6月16日撤出三河尖，沿淮河东下正陽关。其后，由韩奇峰率部驻守正陽关，张乐行、龚得树则率部转移至霍丘。 胜保占领三河尖后，决定集中兵力先攻正陽关，得手后再攻霍丘。为防止正陽关、霍丘捻军西进固始，他命总兵邱联恩等会同王庭兰和固始知县张曜等扼守固始东部地区，自率步马数千人进攻正陽关，并令金光箸由寿州率炮船西进，配合进攻。金光箸见清军云集，有恃无恐，竟于6月25日首先攻关，结果遭到捻军伏击，兵败溃散。金光箸因坐船被捻军炮火击中，落水淹毙。这一仗打击了清军的气焰，使胜保所部不敢接近正陽关。8月，连降骤雨，河水猛涨，关外的捻军据点先后被清军攻占，关内粮食缺乏，形势危急，韩奇峰派人向霍丘求援。张乐行、龚得树率部往援正陽关，胜保趁霍丘城内捻军兵力空虚，派人收买了守城头目张金桂，旋于8月29日将该城占领。这时，扼守正陽关的捻军粮食已尽，只得杀马充饥，加之瘟疫流行，军民饥病而死者日增，处境异常困难。后李秀成从六安派出的援军五六千人赶到，击败关外清军，于10月12日接应关内捻军冲出重围，沿淠河南下，撤至六安。 （二）控制淮河中游 由于驻守镇江的太平军遭到围攻，天京外围形势吃紧，李秀成部于1857年10月中旬由六安、舒城一带东进救援。张乐行等率捻军一部配合太平军打通进军道路，待太平军绕过庐州（今安徽合肥市）以后，便又返回六安。11月，龚得树率部击败安徽布政使李孟群部清军，占领独山镇。李孟群率部反扑，占领霍山。后驻潜山、太湖的陈玉成部太平军前来支援，李部慌忙退走。 这时，捻军中的地域观念和宗派观念抬头，领导集团内部发生了意见分歧。蓝旗旗主刘永敬、刘天台等主张返回淮北家乡；张乐行、龚得树等则主张继续留在淮南，配合太平军作战。前一种意见对于联合抗清的大局显然是不利的。但张乐行、龚得树在处理内部分歧时，采取了错误的做法，竟于12月间将刘永敬、刘天台杀害，致使矛盾激化。不久，蓝旗首领刘天福、刘天祥、刘天月等率部由六安返回淮北，其他旗首如任乾、陆连科等也率部陆续北返宿州地区。从此，捻军便分别在淮南淮北两个战场作战。 1858年2月，太平军陈玉成部联合捻军韩奇峰等部约五万人再次围攻固始。守城团练顽强抵抗，胜保和李孟群也分别率部前往解围。捻军和太平军依托土垒，一面挖地道炸城，一面阻击援军。但战斗持续了两个多月，未能破城和击退援军。不久，湖北的清军又开始向东进攻，太平军和捻军遂于4月6日从固始撤围，返回六安。胜保和袁甲三分别率部由固始、正陽关向六安方向集中，伙同李孟群部围攻六安。这时，陈玉成部已向湖北进军，无力东顾；李秀成部正在皖东一带与清军鏖战，也无法西援。5月24日夜，六安捻军正同情军激战时，早被胜保收买的捻军头目许原如、杨邦本等偷开城门，清军蜂拥而入，张乐行、龚得树等率守军勇猛拚杀，突围出城。 六安失守后，张乐行、龚得树等乘淮河沿岸清军兵力空虚，沿淠河北上，渡过淮河。6月2日，在先行到达淮北的捻军配合下，一举攻占淮河北岸要地怀远城，全歼守军数百名。这时，集结在徐州以南、怀远以北的捻军有苏添福、李允、李大喜、张垄任乾、陆连科等部约八万余人。他们以怀远为基地，沿淮河东进，在当地捻军张隆等部配合下，于6月14日攻克临淮关，道员黄元吉所部清军千余人突围西逃。15日，捻军攻占凤陽府县两城，三千余名团练作鸟兽散。 捻军攻占怀远、凤陽后，切断了清军的水上交通，并使淮河南北两岸的抗清力量联接了起来，成为淮北清军南下的重大障碍。于是，太平军得以专力打击天京东西两面的清军，捻军也更便于与太平军配合作战，战略上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 1858年9月，龚得树率部分捻军南下，协同太平军吴如孝部围攻定远城，牵制了部分清军，配合陈玉成、李秀成部太平军取得了击破江北大营的胜利。 1859年3月，陈玉成部在庐州西面的官亭击溃李孟群部清军后，乘胜东进，于同年夏先后攻占安徽天长、盱眙，进攻滁州、来安，迫使钦差大臣胜保1所部退守盱眙东北的蒋坝，切断了驻定远的安徽巡抚翁同书与胜保部的联系。捻军龚得树部万余人遂由怀远南下，配合太平军吴如孝部再次围攻定远。定远的东西粮道分别被捻军和太平军切断，翁同书在“官军久已绝食，兵勇皆啖草根充饥”，“待援不至，待饷不来”2的情况下，于7月17日弃城逃往寿州，所部纷纷溃散。捻军占领定远后，进一步扩大了淮南的控制地区，与庐州太平军的辖区联成了一片；同时打击了捻军内部在李昭寿、薛之元叛变后出现的投降暗流，逼使曾想献出凤陽和临淮关降清的张隆重又换上捻军的旗帜，不敢公开投敌，暂时稳定了内部。 （三）重返淮北 捻军控制淮河中游，切断了安徽清军的粮饷通道，加上淮北的捻军四出活动，引起了清廷的震惊。1859年10月底，清廷命袁甲三署理钦差大臣，接替胜保督办安徽军务，并告以“怀远一城居凤、颍之交，久为贼踞，亟宜迅图攻克，与翁同书一军合而为一，以便进攻淮南，兼顾北路”3。与此同时，胜保趁捻军主力集中于淮南，淮河北岸的怀远守军力量减弱之机，督令副都统穆腾阿和总兵滕家胜等率清兵三千余人乘机进攻怀远。从定远、庐州派出的捻军和太平军援军被阻于淮河以南。张乐行在外援无望的情况下，为保存实力，于11月8日退出怀远，率部南渡淮河，退守临淮关和定远。清军占领怀远后，立即折向临淮，在北岸扎营。胜保亦折回距临淮关三十余里的张家沟大营，以便就近督攻临准，后又进至距临淮关十五里的三汊沟驻扎。12月4日，袁甲三到达胜保大营，接署钦差大臣职务，并将大营移往张家沟。袁甲三迅速集结兵力，并将苗沛霖练勇八千人调往临淮，总兵力由三千余人猛增至一万余人。1860年1月上旬，袁甲三乘捻军配合陈玉成部太平军在潜山、太湖一带与湘军作战之际，督水师炮船和马步队进攻临淮关，连日发炮轰击，将关内炮台击毁。守关捻军与清军激战两昼夜，伤亡甚众，被迫于1月10日南撤定远。 1860年1月下旬，清廷对攻捻部署又作了调整：革去胜保钦差大臣的职务，调往河南，督办该省饱剿事宜，以副都统关保为其帮办；命云南提督傅振邦督办徐、宿一带攻剿事宜，以总兵田在田为帮办；袁甲三仍署理钦差大臣，督办皖省军务，除巡抚翁同书仍为帮办外，加派副都统穆腾阿帮办军务。 袁甲三在占领临淮关后，又督军围攻凤陽。张乐行率部往援，在凤陽南梁家冈遭苗沛霖团练和穆腾阿马队袭击，损失五六千人，被迫后退。2月13日，守卫凤陽县城的捻军首领张隆被袁甲三部总兵张得胜所诱擒。次日，守卫府城的首领邓政明为求活命，缴出全部槍炮马匹，并将十四名拒不投降的捻军将领捆送敌营杀害，致使凤陽府、县两城相继丢失。 清军攻占怀远、临淮、凤陽三城后，打通了淮河的航道，隔断了淮北捻军和淮南捻军及太平军的联系，张乐行、龚得树等在淮南只据有定远一个孤立据点，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5月16日，袁甲三派兵夜袭定远，毁城外营垒九座。6月1日，龚得树率捻军一部出敌不意攻占定远以东的来安，企图调动袁军，但未达目的。定远捻军只得坚守待援。8月初，清军对定远形成合围。后太平军陈玉成部和吴如孝部分别从天长、庐州来援，捻军白旗旗主孙葵心也由河南固始率万余人赶来支援，夹击袁甲三部。袁见捻军和太平军势众，害怕造成“全军坐困，终成溃裂”1的危险局面，便慌忙将所部清军从定远撤退至淮河北岸。可惜太平军和捻军没有乘胜追击，将其歼灭。 定远解围后，捻军和太平军转攻凤陽、寿州，均未奏效。随后，龚得树、孙葵心率数万人随陈玉成部南下，谋解安庆之围。12月10日，太平军和捻军与敌大战于桐城西南之挂车河一带，孙葵心不幸牺牲。1861年3月，龚得树也在湖北罗田松子关中炮身亡。孙葵心在脱离张乐行领导期间，曾企图降清，但未成事实。后来转战河南、山东，屡败清军；返回淮南后，重与太平军协同作战，最后把鲜血洒在太平天国的战场上。龚得树是捻军中仅次于张乐行的重要首领，不仅作战勇敢，“所领黑旗队枭猛耐战，势与张落刑（乐行）相埒”2，而且较有政治头脑，是坚持与太平军联合作战的核心人物，他的牺牲，是捻军的重大损失。 1861年9月安庆失守后，陈玉成率部退守庐州，旋又遭清军围困。捻军在定远的孤立据点也难于长期坚守下去。而当时淮北捻军的力量还相当强大，河北、山东等省人民起义此伏彼起，陈玉成为了“广招兵马，早复皖城”，再援天京，先派太平军马融和部北上，继派捻军首领张乐行等率部北渡淮河，后又派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启王梁成富、祜王蓝成春等率部向西北远征。张乐行和苏添福等将定远据点移交给太平军后，于12月间率全部人马返回淮北颍上地区。至此，捻军和太平军在淮河沿岸的联合作战宣告结束。 二、淮北捻军向河南、苏北、山东出击 张乐行、龚得树等率捻军主力于1857年春南下与太平军联合作战后，淮北只有少数捻军就地坚持斗争。1858年初，蓝旗等捻军从六安返回淮北，兵力骤增，声势复振。以后，各旗捻军进一步挖壕筑垒，依托圩寨，抗击清军和团练的进攻，并经常伺机袭击清军据点，使当时负责江苏、安徽、山东三拾剿匪”事宜的袁甲三发出了“兵疲粮尽，势处万难”1的哀叹。同年底，袁甲三向清廷建议由河南、山东出兵南下，与皖北清军联合攻剿淮北捻军。清廷表示同意，令新任河南巡抚恒福、山东巡抚崇恩“各就本境防军遴员统率，并力进剿，捣捻巢穴，以保北路完善之区”。21859年初，袁甲三进一步提出豫军由亳州东进，山东军由永城南进，本部诸军由宿州西南进的分进合击计划。清廷令崇恩、恒福将要隘严为布置（防止捻军绕袭其后），即行发兵合剿。崇恩对此提出异议，他认为出境远征，有三不可胜：一是捻军众清军寡，地广数百里，难于合围；二是捻军以逸待劳，清军进攻则守垒不出，清军退却则伺机出击；三是如果清军日久不克，则饷缺兵哗，必为捻军所乘。清廷坚持原案，催促山东、河南迅即出兵合剿，但议未果行，淮北捻军便开始分道出击了。 （一）北舞渡、马埠、野猪冈歼灭战 1859年3月上旬，捻军二三万人在孙葵心、刘添福等率领下，集中于太和王市集，佯称西攻河南禹州（今禹县）。正驻鹿邑的总兵邱联恩（统率豫军六千余人）立即派兵防守豫皖交界的沈丘（今沈丘城）。3月14日，捻军突然进至河南商丘南面，次日分三路出击：一路进据商丘、宁陵交界的观音堂；一路西攻睢州城（今睢县）；一路由沟香集进占宁陵县城。21日，三路联合攻下睢州城，全歼知州王联升所率乡团，继又分兵西攻杞县。邱联恩急率三千余人赴援，与捻军战于睢州东南的张公堡。捻军失利，于23日退出睢州，经太康东北的杨庙西进吕潭一带。3月25日，捻军南下围攻西华城。26日，邱部追至，捻军又撤围西走，一部驻郾城东南的五沟营，主力驻舞陽以北的北舞渡。邱联恩命参将穆特布率部分清军往击五沟营捻军，自率三千人于3月29日赶到北舞渡。捻军早在该地沿沙河两岸设防，步队配置在吃虎桥附近，马队分扎两翼，操刀持矛，严阵以待。是日下午，邱联恩将步马分为三队，向吃虎桥进攻。捻军步队坚决抗击，两翼骑兵突起，将邱部紧紧包围。黄昏发起总攻，捻军将士们呼啸猛冲，刀劈矛刺，将被称为“邱老虎”的邱联恩杀死于吃虎桥头。邱的部将二十余人同时毙命，三千人马大部被歼，少数逃往许州（今许昌市）。捻军携带大批胜利品，经西华、商水、项城等地返回淮北。 1860年春，捻军首领孙葵心、刘天祥、王怀义等率淮北捻军三四万人，分两路再次向河南出击。一路经夏邑、虞城到达山东单县地区后，又西人豫境，进至禹州、密县等地；另一路经鹿邑、柘城进击太康、通许，直指开封。胜保和新任河南巡抚庆廉匆忙布置城守。4月7日，捻军与胜保部在离开封二十五里的白酒店遭遇，作战失利，折向陈留。当捻军二三万人由尉氏、鄢陵、扶沟等地东返时，其先头部队于5月4日在柘城、太康交界的马埠（今马铺）与奉命拦截的总兵王凤祥、副将王庆长等所部三千余人遭遇，被迫后退十余里。此时后队人马赶到，便整顿队伍，进行反击。敌军大部被歼，王凤祥、王庆长等被杀。于是，捻军胜利重返淮北。清廷责胜保“剿贼不力，畏葸无能”，将其调回北京，改由巡抚庆廉督办河南军务，副都统关保仍为帮办。 庆廉督办河南军务后，鉴于在防豫军不满四千，其余皆系统勇，加上关保两营，总计不过一万数千人，而张乐行、龚得树、孙葵心、王怀义、姜台凌等各部捻军不下数十股，每股各有数万人不等，宿、亳、蒙、怀、庐、寿一带及豫省边界所在皆有，便向清廷提出由豫军与袁甲三、傅振邦部清军合力攻剿，并由苗沛霖部练勇驻扎萧县、永城边境，“力扼西北，进剿东南”的作战方针，1得到清廷的批准。但就在这一方针提出不久，捻军又一次越过豫军防线，向河南大举出击。 1860年8月，蒙亳地区大雨成灾，捻军粮食供应发生困难，而河南秋收在望。捻军首领刘玉渊、雷彦、宋喜元、苏添才等便率四万余人，由亳州再次挺进河南。8月21日，捻军进攻薛庙清军大营，关保由鹿邑派兵往援。捻军立即绕攻鹿邑东关，迫使清军回顾城防，后在五里庙与敌军交战，杀游击罗忠保等多人。9月15日，捻军兵临陈州城下，因清军防守较严，便直薄周家口镇（今商水）。后因清军来援，南下商水（今旧商水）、上蔡、汝陽（今汝南）等地。庆廉命总兵承惠率八千余人追击，并令游击孙之友部为后援。但孙部为雷彦所率捻军牵制，无法前进。9月20日，承惠部进抵汝陽城南三十五里的野猪冈。捻军事先在此布阵，清军多次进攻，均被击退。激战间，一部分捻军迂回至大石桥，切断了清军的退路，正面的捻军又将清军分割为二，展开白刃格斗。结果，承惠等十余名清军将佐及大部士卒被歼，捻军再次取得了重大胜利。在北京的胜保后来哀叹：“野猪冈之役，全军遇伏，精锐胥亡，元气遂不可复。”2清廷因无正规军可派，只得命河南团练大臣毛昶熙等整顿和加强河南乡团。 （二）袭占苏北重镇清江浦 1860年2月，捻军首领李大喜、魏希之、张宗禹等率步队二万余人、马队万余人，在江苏萧县宝安山集中后，佯攻砀山，摆出北进山东的架势，忽又挥戈东进，在徐州越过黄河故道，经邳州（今邳县北邳城）再长驱南下，于18日占领桃源（今泗陽南），然后直趋苏北的政治中心和商业重镇清江浦（今清江市）。当时，河道总督庚长、漕运总督联英等正置酒观戏，昼夜不辍，闻捻军将至，才仓皇派兵堵御。2月21日，捻军击败都司德兴部清军三百人，乘胜进抵清江浦，庚长等逃往淮安。清廷闻清江浦失守，急忙调兵往攻。捻军在获得大量钱粮物资后，于3月5日撤离清江浦，返回淮北。 （三）进军山东，三败僧军 捻军在出击河南、苏北同时，还不断深入山东境内，打击清军。1860年9月下旬，张敏行、姜台凌等率四万余人由宿州北进至山东峄县（今峄城）、兰山（今临沂）等地。10月下旬，捻军又进至山东鱼台、金乡、巨野等地，26日直逼济宁城。旋又分兵三路：一路经汶上北进东平的戴庙，又经梁山南下占领巨野，后由定陶、曹县返回淮北；一路经滋陽（今兖州）北占宁陽，进围泰安不克，由大汶口南下曲阜等地；一路东北经泗水，转至新泰，攻占蒙陰，复由沂水、莒州（今莒县）、日照南下至赣榆、郯城地区。三路捻军在获得大量粮食牲畜后，胜利返回淮北。 清廷害怕捻军由山东进入直隶，危及京畿安全，便于1860年11月5日，即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不久，命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仍任钦差大臣）统带清军一万余人（内马队三千五百人、步队二千人、绿营兵五千人），由直隶开赴山东剿捻，命文渊阁大学士瑞麟以传郎衔帮办军务。清廷规定僧军的任务是，“前往剿办北路各匪，先由河间一带，次及山东、河南，权其缓急，以次进剿”1。12月17日，僧格林沁率部进驻济宁。 僧格林沁率部南下山东后，袁甲三曾向他指出：“河南之兵名为万余，多系新募，宿、徐之兵本不满万，近因饷缺，大加裁汰，所存无多，山东之兵又不能越境会剿，此贼所以到处窜突，如人无人之境也。”并向僧建议：“以山东兵为中路，由曹、单直趋虞、夏，以河南兵为右翼，以徐、宿兵为左翼，声势联络，互相策应。步步为营，与民寨相犄角，逐渐而进，不求速效。”2僧格林沁没有采纳袁的建议。他急功近利，孤军在山东境内作战，因而屡战屡败。 僧军进驻山东不久，亳东捻军四万余人（其中马队万余）在刘玉渊等率领下，又一次进入山东，经鱼台、金乡北上。僧格林沁急忙率骑兵二千余人前往追击，于12月25日由嘉祥驰赴巨野。时值大雪，军行甚疲。26日，僧军在巨野东南的羊山集与捻军接战。僧格林沁率主力从东面进攻，瑞麟率部从西南进攻。捻军分路抵御，首先将僧格林沁部击退，进而包围瑞麟部，将副都统格绷额等击毙。瑞麟突围逃到离金山二百余里的汶上。僧格林沁溜回济宁后，参劾瑞麟突围后“不在巨野扎营，复越过嘉祥、济宁退至汶上，……以致后路官兵涣散，实属怯懦无能”。3清廷革去瑞麟侍部职衔，饬令回旗，改由镶蓝旗蒙古都统西凌阿、工部右侍郎国瑞帮办僧格林沁军务，并将原先革职的副都统伊兴额和徐州镇总兵滕家胜的步骑三千人交僧调遣。不久，清廷又将陕西巡抚谭廷襄补授山东巡抚，令其带领步骑兵一千五百名增援山东。 僧格林沁在羊山集战败后，下令从河南的考城（今兰考东北）至山东鱼台的南陽湖长四百七十余里地段，浚壕筑垒，由曹、单、菏、城四县民团分段扼守，郓、巨、济、金、嘉、鱼六县民团闻警协守，企图遏阻捻军北上。但捻军向山东的进攻并未因此受阻。1861年1月底，捻军首领赵浩然、张敏行、李成等率黑、蓝、白三旗四万余人，由砀山、虞城进入山东，接着分兵两路：一路向曹县南部游动，一路进入巨野东南六十余里的羊山集。2月2日，僧格林沁及副都统舒通额分率骑兵包抄羊山南麓的捻军，捻军即北上嘉祥之纸坊，又南下至金乡以西、城武以东地区，后又北上菏泽东北之关李家庄，筑垒布阵，准备坑击追击的清军。2月20日，僧格林沁不顾部队连日奔驰和饥疲不堪，下令分南、北、中三路进攻。捻军以逸待劳，步队居中，马队从两旁抄袭，号角四起，奋勇迎战。清军南路的黑龙江马队及陕甘步队首先溃退，接着中、北两路也纷纷败逃。此战，捻军歼灭清军近千人，缴获槍炮马匹甚多。 僧军败讯接连传到京城，清廷斥责僧格林沁“奔驰数日，率饥疲之卒，当方张之寇，后路既无援兵，左右亦少策应，以致为贼所乘，勇往虽有余，惜尚未能持重也”，并告诫他“总不宜轻进，再蹈覆辙”。同时，命袁甲三委派得力将领与田在田、伊兴额等“合力兜剿，牵制后路”，使捻军“有所顾忌，不敢径行北趋”。1但是，捻军很快又深入山东腹地，迫使僧格林沁不得不再次率部迎战。同年3月，数万捻军突入曹、巨、郓境，挥戈北上，由东平之戴家庙、安山等处渡过运河。僧格林沁令副都统伊兴额及徐州镇总兵滕家胜率二千余人追击。捻军在汶上、东平之间的杨柳集利用村落布置伏兵，待机歼敌。3月17日，先在卧虎山与清军接仗，佯装败退，待清军追至杨柳集时，捻军伏兵四起，将敌人层层围裹。伊兴额、滕家胜几次突围，均未得逞，终被捻军斩杀，僧军伤亡惨重，溃不成军。 捻军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三败僧格林沁军，狠狠打击了僧军的嚣张气焰。此后，捻军利用“甚雨泥淖，高禾蔽野”的有利条件，与敌人周旋，使其“疲于奔救，刍粮不继，士马疲羸”。僧格林沁无可奈何地对其部下说：“不能再与野战，惟当严固直北藩篱。”便命西凌阿回军济宁，力扼北路，自统全军扼东平之安山，凭河而守。1于是，捻军在山东的活动区域日益扩大，一度进逼省城济南，山东巡抚谭廷襄龟缩城内不敢出战。捻军又转至胶州半岛，到达福山、烟台沿海地区。外国侵略者以军火接济清军，英、法海军还在烟台地区参与了屠杀捻军的勾当。 淮北捻军挺进河南、苏北、山东，推动了当地人民的武装起义，使上述地区先后爆发了捻党首领陈大喜领导的汝宁起义，郜永清领导的商丘金楼寨白莲教起义，苏皖边的幅军起义，菏泽地区的长槍会起义，曲阜、邹县、泗水等地的文贤教起义，鲁西的白莲教起义（其中宋景诗的黑旗军发展最快）。这些起义武装和淮北捻军互相配合，给清军和地方统治机构以沉重打击，客观上支持和配合了淮南的捻军和太平军。但是，由于淮北捻军向外出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生活资料，虽然歼灭了相当数量的敌人，但主要是击退敌人的追击和堵截，没有有计划地寻歼更多的敌人。特别是由于一再外出作战，致使淮北的基地反而有所缩校在这期间，一些重要捻军首领如宋喜元、任乾、陆连科、李大喜等的圩寨，相继被清军和苗沛霖团练攻占，任乾、陆连科、李大喜等先后牺牲，这就给尔后进行的保卫淮北基地的作战造成很大困难。 三、退出淮北，与西北太平军并肩战斗 1861年底，张乐行率领捻军白定远返回淮北后，进驻颍上，次年（同治元年）1月中旬开始，与太平军马融和部、原在颍州的捻军姜台凌部以及苗沛霖的团练1共同围攻颍州城，将安徽布政使贾臻困于城中。不久，胜保（1861年春曾奉命驰赴直隶、山东，督办防剿事宜）奉命由豫入皖，以解颍州之围，苗沛霖又接受招抚，配合清军袭击捻军和太平军。捻军、太平军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于4月中旬撤离颍州，退入太和境内。5月中旬，陈玉成撤守庐州，率太平军三千余人北走寿州时，被苗沛霖诱捕，解送颍州胜保军营。尚在淮北的张乐行、马融和得此凶讯，率部往救，因被清军击败，未能成功。后清廷得悉陈得才、赖文光等率领的西北太平军已兼程向南进发，前来搭救，遂于6月4日将陈玉成杀害于河南延津县。陈玉成牺牲后，马融和率部西走河南，投奔西北太平军；张乐行则率部返回雉河集，同其他捻军一起，与夹攻淮北的清军展开了一场血战。 （一）雉河集失守，余部退出淮北 庐州失守，陈玉成牺牲，太平军在皖南的根据地丧失殆尽，使淮北捻军的处境更加困难。不久，僧格林沁率马步数千南下，并于1862年6月26日攻占了河南商丘县马牧集以南的金楼寨，镇压了白莲教起义军。原来对付皖南太平军的李续宜、袁甲三等部也转旗北上，协同僧军以及豫、苏、鲁清军共同对付淮北的捻军。 8月2日，清廷向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湖广总督官文、安徽巡抚李续宜、湖北巡抚严树森、河南巡抚郑元善、河南团练大臣毛昶熙、署漕运总督吴棠等文武将领发出了大举进攻淮北捻军的谕令。其具体部署是：僧格林沁部马步两万余人和李续宜部湘军万余人，南北对进，夹攻雉河集；袁甲三因病开缺后，其所部二万人由李续宜派员统领，从怀远向北进攻；吴棠扼守江苏清河、淮安，并由僧格林沁拨兵若干，并力扫荡邳州、宿迁、海州（今连云港市西南）、沭陽一带；由僧格林沁派员接统总兵田在田所部，防守南北要冲徐州、宿州地区；郑元善出新蔡，毛昶熙出归德，配合僧军向东进攻；官文、严树森派兵深入豫境，由正陽、息县援应；皖、豫等省的团练，分别协同各路清军进攻。 8月20日，清廷把各路攻捻清军统交僧格林沁调遣，不但令其统辖山东、河南军务，而且授权调遣直隶、山西和蒙、亳、徐、宿的防兵，节制直隶、山东、河南、山西各省督抚提镇以下各官，集军政大权于一身。鉴于僧军以往多次失利的教训，清廷告诫僧格林沁“务宜逐渐进取，步步为营，不可孤军深入”1。 张乐行等捻军首领在清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面前，未能避实就虚，把捻军主力转移到山东或河南，结合当地农民起义军，袭击清军的后方，或攻敌必救之地，以调动和分散敌人；而是“悉其五旗首，集众二十万，陈雉河”2，依托圩寨打防御战，使自己处于被动挨打的不利地位。 10月18日，僧格林沁由河南夏邑移大营于黄仲集（今商丘南），随即分兵向亳州以北的庐庙、邢大庄发起攻击。捻军首领李廷彦率部抗击，因寡不敌众，坚守了十余天，庐庙、邢大庄先后失守。李廷彦被诱捕杀害。接着，僧格林沁命翼长全顺、承先、苏克金、恒龄和总兵常山保等率部南下，分别占领了丁花园、王路口、颜集、五马沟、岳楼、高阁、八里庄等圩寨。清军占领亳北地区之后，僧格林沁又于11月初督师进攻亳东地区。黑旗首领苏添福在刘集率部坚守圩寨，抗击清军。清军发炮猛攻，寨内房屋多被炸塌，苏添福于11月6日率部退守蒋集。20日，马村桥捻军来援，遭国瑞部清军阻击；随后，张乐行也由庙集率部驰援，27日在下张桥遭到清军翼长舒通额、苏克金部骑兵袭击，败退涡河南岸。以后，张乐行等部捻军又多次往援蒋集，均为清军所败。12月20日，捻军首领陈万福突围南走，其弟率部投降清军。1863年1月底，僧军攻占涡河南岸的韩楼，2月23日又攻占马村桥，苏添才率捻军余部退守雉河集。 一系列战斗的失利和圩寨的丢失，引起捻军队伍中某些动摇分子的叛变投敌。在僧军进攻亳北时，黑旗首领宋喜元等投敌叛变，并无耻地带领清军攻打捻军。2月26日，僧军包围张家瓦房，赵浩然又率部投降。随后，宿州、蒙城的一些捻军首领也纷纷投敌。接连数次率部进军大半个山东的捻军首领刘天祥，也向宿州知州英翰屈膝投降，充当清军鹰犬。但是，绝大多数捻军将领和战士，没有被僧军的猖狂进攻所吓倒，仍奋不顾身地与清军展开圩寨争夺战。 这时，苗沛霖根据僧格林沁“剿捻立功”1的指令，从背后袭击捻军，占领了一些捻军圩寨，进而配合僧军向雉河集推进。 张乐行在清军重兵围攻的艰危情况下，为了分散敌人的兵力，命张宗禹率部突围，由太和、颍州入豫东南与陈大喜等部会合；自己则率部东走宿州，拟北上与早已进入山东、苏北一带的李成、任化邦（又名任柱）等部会合，因在符离集遭清军阻拦，便又折回雉河集。 3月16日，僧格林沁移大营于亳州涡河北岸的庙集，随即命舒通额、苏克金等部向捻军发起进攻，于19日占领尹家沟、雉河集。张乐行等率部南走。20日，张村堡（今利辛西北）一战，捻军死亡将士一千余人。21日，再次失利，又伤亡二千余人，韩四万、刘玉渊、苏添福、苏添才等被俘遇害。3月23日夜，张乐行仅率二十余人逃至蒙城、宿州交界的西洋集，为叛徒李家英等出卖，不幸被捕，押往僧格林沁军营。不久，张乐行及其子张喜、义子王琬儿等被清军杀害。姜台凌、孙葵文等向清军乞降，结果仍被处死。 捻军在这次防御作战中，由于实行消极防御，结果受到了严重的挫折，不仅丧失了蒙、亳基地，而且张乐行等许多捻军重要首领以及将士二万多人英勇牺牲。蒙亳一带的捻军圩寨几乎全被摧毁，当地人民惨遭祸殃。雉河集到处是断壁残垣，一片凄凉景象。但是，捻军并没有被完全消灭，突围出去的张宗禹、任化邦等部以流动作战方式，继续坚持斗争。 （二）转战豫、鲁，调动打击清军 张宗禹、李成、任化邦等部捻军从蒙亳地区突围之后，分别转战于河南、山东等地，结合当地农民起义军，积极打击清军。 张宗禹等部捻军与豫东南捻军陈大喜部会合，活动于新蔡、汝陽、息县、罗山、光山一带。新任河南巡抚张之万命总兵张曜、余际昌率军追剿。1863年4月初，张宗禹、陈大喜率部进入湖北，总兵余际昌率豫军五千余人越境追击。捻军经麻城、罗田、蕲水（今浠水）进至蕲州、广济（今蕲春东南）一带。后由于湖北清军竭力堵截，而余际昌部豫军已撤回河南，捻军遂回军北上，于5月中旬复入河南，由光山、罗山、息县等地渡过淮河，5月26日在正陽县方寨设伏，重创跟踪追击的豫军，毙余际昌及游击以下官弁三十九人，使该部清军死伤过半。这一胜利，大大鼓舞了捻军士气，增强了坚持斗争的信心。 李成、任化邦等部捻军在山东幅军、教军等农民起义武装的配合和支援下，活动于兰山、费县、沂水、蒙陰、泗水等地，并进入曲阜、泰安，逼近省城济南。山东巡抚谭廷襄惶恐不安，忙向清廷告急：“东境外匪与内匪交讧，实属弗遑兼顾”，“贼边马已至汶、宁，湖路可达东平，山路可逼省会，事机危迫”1。当时活动于鲁西堂邑、冠县、馆陶（治今馆陶东北）、临清、高唐等地的宋景诗黑旗军，也威胁着清廷畿辅重地。这就迫使清廷不得不急调僧格林沁军由淮北返回山东。僧军转回山东后，在新任山东巡抚阎敬铭率领的防军配合下，疯狂地镇压各支农民起义军，使淄川的刘德培起义军，邹县、泗水、曲阜交界的文贤教军，以及宋景诗黑旗军都遭到重大损失。宋景诗在刘贯庄战败后，便参加了捻军。 当僧军于4月底北返山东后，蒙亳地区转入地下的捻军又纷起活动，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清斗争。与此同时，苗沛霖再次叛清2，于5月初占领颍上、怀远、寿州，围攻蒙城。不久，张宗禹、陈大喜等亦率军从豫南经颍州回到雉河集，惩办了出卖捻军领袖、为虎作伥的叛徒，并夺取了敌人的粮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当地人民的斗志，不少人踊跃参军。 蒙亳一带捻军的重新活跃以及苗练的再次反清，使正在围攻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的曾国藩颇有后顾之忧，急忙上奏清廷，请求僧军再次南下进攻淮北。1863年11月9日，僧格林沁遵旨由直隶大名率军南下，经河南许州于11月下旬进抵安徽蒙亳地区，设大营于高炉集（今涡陽东南）。 张宗禹等得知僧军再次南下，即主动撤离雉河集，西走河南。僧军占领雉河集、西洋集一带后，便于12月6日向正在围攻蒙城的苗练发起进攻。在僧军和蒙城清军的夹击下，苗练四处败逃，苗沛霖在乱军中被杀。以剿捻起家、作恶多端的苗练武装从此烟消云散。清军在重占蒙亳地区后，大肆平毁圩寨，收缴武器。为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清廷把雉河集改为涡陽县，在县北的龙山镇驻扎一营清军，以防捻军再起。随后，僧军奉命进入河南，追击捻军。 （三）与西北太平军并肩作战，突破重围 张宗禹等率军西走河南后，准备进入陕西与西北太平军会合。这时，由扶王陈得才统率的西北太平军为解天京之围，正在东返途中。1864年4月下旬，陈部在河南西南部的淅川、内乡等地先后与捻军张宗禹、陈大喜、任化邦等部会师，众达数十万，随即分四路向东南进发。清廷为阻止西北太平军和捻军援救天京，令僧格林沁的马队及鄂军、豫军、皖军竭力烂击。不久，聚集于鄂、豫、皖交界地区的清军不下十万人。 太平军和捻军在东进过程中给了拦截的清军以应有的打击，但本身也受到一定损失。当得知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于7月19日失陷之后，“人心离散”，士气大挫，尽避后来在河南的罗山、光山和湖北的蕲水等地几次击败清军，但这些局部胜利并未改变被清军围追堵截的不利局面。11月5日，安徽霍山黑石渡一战，太平军和捻军损失惨重。接着，马融和等屈膝投敌，蓝成春被俘遇害，陈得才服毒自杀。其后，赖文光、邱远才等部太平军和张宗禹、任化邦、陈大喜等部捻军先后进入河南，经过合编和整顿，迎着险恶的局势，再接再厉地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1857年到1864年，是捻军反清战争的关键时期。由于实行了与太平军联合作战的正确方针，张乐行、龚得树等部捻军主力得以控制淮河中游，镇守淮河腹地；淮北捻军的积极出击，也牵制了相当的清军，从而使淮南战场保持相对稳定，陈玉成、李秀成部得以在湖北和天京外围的往返征战中不致有后顾之忧。这些都是具有很大战略意义的。 这一时期，由于清军在安徽以及河南、山东、江苏等省的兵力比较薄弱，而捻军数量众多、占地较广，这就为捻军进一步壮大自己和扩大占领区提供了客观有利条件。1859年秋，河东河道总督黄赞汤、河南巡抚瑛棨、前山东巡抚崇恩在给清廷的奏折中指出：“皖捻滋事以来，窜扰河南、江南、山东三省，蔓延愈广，裹胁愈多，而攻剿数年，迄难扑灭者，则以官军兵分力弱，不足制其命而捣其巢也。”进而指出：“近日定远不守，捻、粤联为一片，南抵安庆、舒、桐，北通滕、峄、曹、单，东界徐、宿、青、陽，西邻归、陈、光、固，纵横千余里之内，实已民贼不分，而翁同书一军仅保寿州，胜保一军扼扎蒋坝，岌岌乎无驻师之地，徒恃傅振邦、关保两军，以区区之师，当数十股凶悍之众，前后左右，纷至沓来，虽毕力进攻，亦岂能制贼死命？”1这些描述说明了当时捻军确实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但是，为什么时隔不久，捻军在淮南战场和淮北战场的作战均遭失利，最后不得不撤离蒙亳基地，突围他走呢？从作战指导方面考察，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是雉河集会盟后，实际上没有建立起真正集中统一的领导和作战指挥。捻军主力南下六安后，张乐行、龚得树对内部的意见分歧处理不当，更增加了各股捻军的离心倾向，以致难于集中兵力对付进攻之敌，给了清军以各个击破的机会。 二是不重视歼灭清军的有生力量。淮南捻军在淮河中游占领几个城市后，便分兵守点，消极防御，不注意在流动作战中歼灭敌人，结果所占据点反被数量虽少但能集中兵力作战的清军各个攻占。淮北捻军热衷于向外出击以获取生活资料，丧失了更多地歼灭清军的有利时机；特别是没有把侧重点放在消灭盘踞淮北的清军上面，使自己有个稳固的后方，以致当僧军南下向雉河集等地大举进攻时，处于非常不利的被动境地。 三是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蒙亳地区的各支捻军仍然据寨自保，各自为战，没有统一的防御部署和作战指挥，最后终于被清军各个攻破。张乐行等退守雉河集后，企图以武器装备低劣、内部组织很不严密的捻军与清军打堂堂正正的阵地战，而不是及时跳出清军的包围圈，这是很大的失策。后来，在节节失利的情况下，决定一些部队突围出走，才保存了一部分有生力量，得以继续坚持斗争。 第四节 与太平军余部合编，继续坚持反清战争 一、高楼寨歼灭战（参见附图九） （一）捻军和太平军余部的改编 天京陷落以后，全国革命形势走向低潮。在这危难之际，捻军和太平军余部，没有被清军的血腥镇压所吓倒，而是不畏艰难险阻，继续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成为继太平军之后的抗清主力军。 1864年11月下旬，遵王赖文光和淮王邱远才两部太平军二三千人，于鄂北地区与张宗禹、任化邦、陈大喜、牛宏升、李允、张禹爵等部捻军二三万人会合，扶王陈得才余部及其他一些被打散的太平军、捻军将士，也陆续前往集中。接着，他们在豫、鄂边境进行了合并和改编，组成了一支集中统一的新捻军。捻军首领张宗禹、任化邦等“誓同生死，万苦不辞”，并共推赖文光为最高领袖；赖亦毅然负起领导责任，“以期复国于指日”。1赖文光沿用太平天国的年号和封号，称张宗禹为梁王、任化邦为鲁王、李允为魏王、牛宏升为荆王、张禹爵为幼沃王。军队沿用捻军的编制，仍以五色旗区分，下分大旗小旗。但也作了一些变动，如将一些小旗改编成营，在任化邦率领的部队中，就有内五营和外五营的建制。 通过整编，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有利于继续坚持斗争。在政治上，明确以复兴太平天国为斗争目标；在领导上，加强了集中统一，隶属关系明确了，组织较前严密了；在军事上，根据捻军骑兵较多和北方地势平坦等特点，决定“易步为骑”1，增加骑兵，减少步兵，在步兵中也增加马、骡、驴等牲口，加强了部队的机动能力；在作战方式上，随着骑兵的增加，发展了快速流动，盘旋打圈以疲敌，声东击西以误敌，设伏围裹以歼敌等灵活的战术，成为一支“善战善走”的部队。但是这次改编，没有解决部队主要行动方向和建立革命基地等重大问题，这对于以后的作战影响很大。 清军方面，自黑石渡之战后，某些将领滋长骄傲情绪，认为太平军、捻军已是“屡败之众”，只要“僧格林沁就近调度，必能就地殄除”2。同时，派系矛盾突出，特别是曾国藩、李鸿章的湘、淮军与僧格林沁的满蒙旗兵之间，表现尤为明显。就在黑石渡作战之前，僧格林沁连吃败仗，日益暴露出这位王爷的无能。清廷为了支撑这支“王牌”军队，调两江总督曾国藩及其湘军前往湖北东部参战。曾国藩却以“大帅三人（按：指曾国藩、僧格林沁、官文）屯驻四百里内，恐群盗轻朝廷”3为由，拒不应命，只愿派部分湘军归官文调遣。黑石渡之战后，清廷又下令抽调部分湘、淮军（湘军刘连捷部和淮军刘铭传部）给僧格林沁，以加强攻捻兵力。曾国藩、李鸿章都以种种借口拖延部队的调动。而盲目自大的僧格林沁，则认为所调之湘、淮军“守则有余，战则不足”4，拒绝湘、淮军的支援，仍然妄想独吞攻捻的“胜利果实”。清军之间的这种矛盾，对于捻军来说，无疑是十分有利的。 （二）邓州、鲁山大败僧军 12月初，僧格林沁亲督翼长恒龄、成保及副都统常星阿等部进抵湖北枣陽，旋即西进。12月7日，赖文光等督军败僧军于襄陽，然后挥军北上，进入河南邓州（今邓县）境。赖文光、张宗禹等选择邓州西南的唐坡，挖壕筑垒，部署兵力，准备迎击僧军。12日，僧军分左、中、右三路发动进攻。捻军将士首先打败僧军右路步队，然后从侧后抄袭敌人的中、左两路，大败僧军。僧格林沁退入邓州城。捻军与太平军余部合编后接连取得胜利，士气复振。 12月13日、14日，捻军围攻邓州城未下，便北攻南陽府（今南陽市），旋又西趋镇平，复北经南召至鲁山。僧格林沁率部取道郏县，于1865年1月6日进抵宝丰，堵截捻军北上山西，西进陕西。1月中旬，捻军与僧军交战失利，由鲁山西走。僧格林沁恐其北上洛陽，率部经汝州（今临汝）前往洛陽堵截。后探知捻军集聚于嵩县西北一带，便于1月下旬由洛陽取道宜陽，进至永宁（今洛宁）东面的韩城镇。捻军随即经伊陽（今汝陽）折而往南，返回鲁山。僧格林沁便督队由韩城镇经宝丰县的大营镇奔向鲁山。这时，捻军已在离鲁山十余里的地方布好阵势，待机歼敌。1月28日，僧格林沁命恒龄率骑兵在左，常星阿部居中，成保部在右，同时向捻军阵地冲锋。捻军佯败，将敌军诱过■水（今沙河），然后回军猛击，并以马队从后抄袭。僧军大恐，营总富克精阿、精色布库等率部先逃。捻军乘势奋勇杀敌，先后毙敌翼长恒龄、营总保青、副都统舒伦保、营总常顺等多人。僧格林沁在总兵陈国瑞援救下，才幸免于死。 僧格林沁在鲁山大败之后，气急败坏，暴跳如雷，将首先败退的富克精阿、精色布库等在军前处决，借以镇慑所部。他决心猛追捻军，寻机报复。 （三）盘旋打圈，疲惫僧军 鉴于清军防守严密，捻军只得放弃入陕计划，决定在河南境内与僧军继续周旋，伺机歼敌。 鲁山获胜后，捻军经叶县北走襄城、禹州，复经长葛、新郑，转入尉氏县境。捻军游骑四出，边马直抵河南首府开封城下，城内清军一日数惊，附近各州县官吏慌作一团。1865年2月11日，跟踪尾随的僧军到达尉氏县城，捻军已南下鄢陵。僧军先头部队三千余人孤军冒进，当追到鄢陵县北阎寨坡时，捻军得知追军兵力单薄，便以少数部队诱敌，大队回马力战，将其击溃。2月13日，僧格林沁率大队赶到，亦为捻军所败。僧军连战皆败，损兵折将，不得不在鄢陵休整，仅派出部分兵力跟踪捻军。2月中下旬，捻军由临颍、郾城南下，攻西平，围汝陽，僧格林沁只得于3月5日亲督马队南下。捻军见僧军追来，便挥军南下，进攻信陽州城南关，待敌军到达信陽时，又举旗北上，经确山、遂平、西平到达郾城，然后攻扶沟，入睢州境。3月29日，捻军自河南考城进入山东境内。 两个月来，僧格林沁尾随捻军之后穷追不舍，从豫西、豫中、豫东、豫南一直追到山东，行程数千里，所部被拖得精疲力竭，“将士死亡者数百，军中多怨言”。他自己也“寝食俱废，恒解鞍小憩道左，引火酒两巨觥，辄上马逐赋”1。清廷曾告诫僧格林沁“未司一意跟追”2。老奸巨猾的曾国藩看出了这样追击的危险性，指出：“兵法忌之，必蹶上将。”1但僧格林沁刚愎自用，并未从失败中汲取教训。 （四）高楼寨全歼僧军 1865年4月初，捻军进入山东后，经曹县、定陶、城武、嘉祥、汶上、宁陽进入曲阜。时僧军仍紧追不舍，山东巡抚阎敬铭也派布政使丁宝桢率本省防军进入兖州，妄图夹击捻军。为了继续疲惫敌军，捻军北趋宁陽、东平。途中击败总兵范正坦部后，继续北上东阿（今东阿南）、平陰、肥城，威胁省城济南。僧格林沁率军追至东平，丁宝桢部则进抵泰安北面的张夏镇。捻军见敌有备，便南下宁陽、兖州、邹县、滕县、峄县，旋经兰山、郯城进入江苏的赣榆、海州、沭陽。5月3日，又由邳州返回山东郯城，西走峄县，在临城（今枣庄市西薛城）附近击败丁宝桢部后，北上宁陽、汶上。5月10日由汶上以西的袁家口渡过运河，进至范县（今河南范县东）南面的罗家楼、濮州（今河南濮城）东南的箕山一带，最后进至郓城西北的黄河水套地区。 黄河水套是1855年（咸丰五年）黄河在河南省考城县属的铜瓦厢决口以后，在濮州、范县以南和郓城西北一带形成的一个河汊众多的地区。捻军进入该地区后，荫蔽在那里的许多被清军击败的山东各地起义军的失散人员，纷纷参军，使捻军人数又众达数万。而这时僧军已被捻军拖得疲惫不堪，僧格林沁本人也因“辄数十日不离鞍马，手疲不能举缰索，以布带束腕系肩上驭马”2。就在这种情况下，捻军与当地起义人民一起，在菏泽的高楼寨一带，布下了歼灭僧军的天罗地网。 从菏泽县城到黄河南岸（约四五十里）有一条经吴家店、高 楼寨的大道。高楼寨北面，有许多道防堵黄河泛滥的河堰，河堰上下柳林密布，捻军主力就埋伏在高楼寨以北的村庄、河堰和柳林中。1865年5月17日，僧格林沁牵军追至菏泽之西、高楼寨之南的解元集地区。捻军派出少数部队迎战，且战且走，诱使僧军步步向高楼寨地区深入。18日中午，僧军进至高楼寨，顿时号角齐鸣，声震原野，埋伏在那里的捻军将士们奋勇出击，挺矛持刀，袒臂鏖战。僧格林沁分兵三路：翼长诺林丕勒、副都统托伦布等率左翼马队，总兵陈国瑞、何建鳌镑领本部步队，是为西路；副都统成保、乌尔图那逊等领右翼马队，总兵郭宝昌率本部步队，是为东路；副都统常星阿、温德勒克西等各领马队，是为中路。捻军亦分三路迎战。西路鏖战二小时左右，捻军稍却。适中路捻军将常星阿部清军击溃，立即支援西路捻军向敌人发起反击，将西路清军歼灭。与此同时，东路捻军亦将敌军击溃。在后督队的僧格林沁只得率残部退入高楼寨南面的一个荒圩。捻军乘胜追击，立将该圩团团围住，并在圩外挖掘长壕，防止敌人突围。当夜三更，僧格林沁率少数随从冒死冲出，当落荒逃至菏泽西北十五里的吴家店时，被一青年捻军战士砍死在麦田中。 高楼寨之战，捻军全歼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使清军的精锐骑兵损失殆荆副都统成保奏称：“我军失利后，马步兵勇收集无多”1。曾国藩也说：两年来僧军屡挫，捻军“夺官马至五千余匹之多，自此不可复制”2。薛福成在《科尔沁忠亲王死事略》中称：“陈国瑞所部步队四千覆溃几尽，国瑞仅以身免，……总兵何建鳍内阁学士全顺，皆死于阵。”3这次作战，是捻军在抗清斗争中取得的一次重大的胜利，也是运用运动战取胜的一个典型的战例。捻军发挥快速流动作战的特长，牵着僧军盘旋打圈，使其精疲力竭，同时伺机反击，消耗敌之兵力，挫伤其士气，最后在地形和群众条件都对捻军有利的地区，一举全歼穷追之敌。僧军方面，由于僧格林沁盲目轻敌，一味穷追，后方供给不继，部队饥疲交加，士气日益低落，加上得不到豫、鲁清军的有效配合，遂为捻军提供了打歼灭战的有利条件。 二、粉碎曾国藩“以静制动”的攻捻方略 （一）曾国藩“以静制动”的攻捻方略 僧格林沁军覆灭后，清廷深恐捻军渡过黄河，北攻直隶，威胁京畿，从1865年5月下旬开始，进行了一系列新的部署：命两江总督曾国藩携带钦差大臣关防，统领所部各军，前赴山东，于北面驻扎“督剿”，继又令其督办山东、河南、直隶三省军务，所有三省旗绿各营及地方文武员弁，均归节制；命直隶总督刘长佑驻军大名一带，扼守黄河天险；催调提督刘铭传所部淮军迅速北上，“力固畿南门户”；命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率领经英国人训练的天津洋槍队，进驻景州（今河北景县），堵截捻军；命署两江总督李鸿章于所部各军内拨派精锐若干，由上海乘轮船前往天津，增援直隶；命醇郡王奕环统领京城旗绿各营，“密筹布置”，守卫北京。 曾国藩在接到清廷的命令后，一方面故作姿态，力辞节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之命，并以种种理由拒绝迅速北上，以免仓促上阵，重蹈僧格林沁全军被歼的覆辙；另方面积极进行作战准备，并向清廷提出了新的攻捻方略。他认为捻军骑多步少，行动迅速，“飘忽靡常”，因而主张重点设防，“以静制动”，即所谓“各练有定之兵，乃足以制无定之贼”。1后来他又一再重申采取这种攻捻方略的必要性，声称“细观贼情，已成流寇行径，若贼流而官兵与之俱流，则节节尾追，著著落后。……虽终岁奔波，终无大损于贼”。强调要在捻军“必经之途，驻扎重兵”，“变尾追之局，为拦头之师，只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2据此，曾国藩提出如下具体方案：由他坐镇徐州，负责捻军经常出没的四省十三府州（即安徽庐州、凤陽、颍州、泗州，河南归德、陈州，山东兖州、沂州、曹州、济宁，江苏淮安、徐州、海州）的攻剿事宜，四省的其它地区则由各省巡抚负责。四省分别以临淮、周家口、济宁、徐州为“老营”，驻扎重兵，多储粮草弹药，以为重镇。他认为这样一来，就可做到“一省有急，三省往援。其援军之粮药，即取傍于受援之地，庶几往来神速，呼吸相通”，“四省有首尾相应之象，而诸军无疲于奔命之虞”。3 曾国藩煞费苦心制定的攻捻方略，其用心非常狠毒。但是，这一方略并不能解决地广兵少的矛盾。且不说捻军可以避开这十三府州的重点设防区，即使在上述重点设防区内，捻军依然可以在乡村纵横驰骋，摧毁地主民团的圩寨，并伺机伏击由城市出援的清军。此外，清军重兵集中于主要城市，广大地区的兵力就相对薄弱了，加上奉调北上的湘军、准军与各省防军之间矛盾重重，使捻军仍有继续流动作战的条件。 1865年6月18日，因镇压太平天国“有功”而被封为“一等毅勇侯”的曾国藩，在清廷的一再催促下，离开金陵，沿运河北上，踏上了镇压捻军的反革命征途。 （二）捻军继续流动作战 高楼寨之战后，山东清军兵力空虚，仅有丁宝桢所部三千人扼守济宁，“能守而不能战”，而捻军新胜，士气大振，兵强马壮，“纵横自便”。1如果捻军此时不失时机地挥军北上，不但济南指日可下，而且可以更加沉重地打击清军，开创新的局面。但是，当时由于捻军首领们对尔后的进军方向“争言不决”，有的主张“先陷济南”，有的主张“北趋直隶”，有的主张“渡黄由豫入陕”2，以致在近半个月的时间里，数万部队徘徊于黄河以南、运河以西的菏泽、曹县、城武、定陶、郓城、巨野、濮州、范县、金乡、济宁地区，虽然队伍有所发展壮大，但较长时间无所作为，失去了乘胜进攻的良好时机。及至得悉“京师有备”，自知难以渡河北上，赖文光等才于6月1日率部自汶上袁家口等处渡过运河东进。由于此时济宁、济南等地清军防守已经加强，捻军随即回到运河以西的嘉祥。这时，张宗禹已率部南下安徽，赖文光、任化邦等便接踵南下，谋与张宗禹等会合，恢复蒙亳一带的捻军基地。 张宗禹、赖文光等部捻军先后返回蒙亳地区后，即向当地清军发起进攻，相继占领了一些集镇和圩寨。6月18日，捻军攻占高炉集，切断驻涡陽（即雉河集）的安徽布政使英翰所部的粮道。6月21日，捻军三四万人乘胜进围涡陽城。这时，奉调开往徐州的总兵易开俊部清军三千人已行抵蒙城，曾国藩也于6月30日到达江苏清江浦。英翰接连请援于曾国藩，曾即命提督黄翼升率所部水师由高良涧（今江苏洪泽县）入洪泽湖，沿淮河西上，命总兵周盛波等部由徐州赴宿州以援蒙亳，命提督刘铭传部自济宁驰回徐州“以拯皖北之危”，自率部分湘军进驻临淮关。接着，漕运总督吴棠命总兵姚广武率部由濉溪口、临涣集出发，河南巡抚吴昌寿命总兵张曜、宋庆两部豫军由商丘出发，安徽巡抚乔松年命总兵张得胜、副都统克蒙额等部皖军由颍上、太和出发，驰援被困于涡陽的皖军，对捻军形成包围态势。捻军久攻涡陽不下，粮药将尽，在各路清军步步逼近的情况下，不得不于7月25日撤围，西走河南。 捻军分南北两路深入豫境：北路由张宗禹等率领，经商丘、柘城、太康、扶沟、鄢陵、许州、襄城、郏县、宝丰、鲁山，南走南陽府；南路由赖文光等率领，经沈丘、淮宁、周家口、西华、临颍、郾城，复折往东南，趋西平、上蔡等地。 曾国藩在捻军分两路进入河南后，仍坚持其专办十三府州攻剿事宜的方针，他认为张宗禹一路已进入豫西，“万难追及”1，而赖文光一路进入陈州，属于十三府州，便派刘铭传等部跟踪追击。9月23日，曾国藩自临淮移营徐州。其时，赖文光一路捻军已由河南新蔡进入安徽阜陽县西部的瓦店集、迎仙集一带，刘铭传等部淮军以及豫军、皖军等正从周家口、徐州、颍州、固始等地压来，妄图多面夹击，一举消灭捻军。10月1日，凹张寨一战，捻军失利，赖文光及时率军撤出，由周家口北趋西华、太康、睢州，从考城入山东，活动于曹县、定陶、郓城、菏泽等地。 曾国藩唯恐捻军进入山东半岛富庶地区，便一面命驻防济宁的潘鼎新部淮军扼守运河，一面命总兵张树珊的步队、副都统色尔固善的马队以及徐州的清军北上山东，跟踪捻军；并从苏南调总兵杨鼎勋、郭松林等部进驻宿迁、徐州，以为后援；还命刘铭传、周盛波两部淮军分别进驻周家口、归德，防备捻军南下。清廷对曾国藩在山东围堵赖文光部的部署虽感满意，但对进入豫西的张宗禹部却忧心忡忡，认为该路捻军“不西趋秦境，必北扰晋疆”1，而曾国藩所率清军多在东路，实有鞭长莫及之势。为此，拟命李鸿章率总兵杨鼎勋等部驰赴河洛一带，进剿张宗禹部，兼顾山西、陕西门户。接着，又令正在赣南镇压太平军余部的鲍超所部湘军赶赴豫南。曾国藩深知，如果李鸿章督师豫西，必然从东路将淮军调走，使他失去依恃，于是上奏清廷，建议暂勿令李鸿章赴河洛。清廷采纳了他的意见。 就在反动派频繁调兵之际，赖文光等已率捻军由山东进入江苏丰县、沛县、砀山、徐州一带，取得粮食和兵员补充后，又西进河南，于11月底与从鲁山、宝丰东进的张宗禹所率捻军会师于扶沟，随即西趋襄城、叶县、舞陽一带。 （三）曾国藩“以静制动”方略的彻底失败 捻军不断深入河南流动作战，而湘、淮军一般只守据点，不积极攻剿，使新任河南巡抚吴昌寿兵饷两绌，一筹莫展。他在给清廷的奏报中，一方面诉说“豫省军务种种棘手，势处万难”，另方面对曾国藩名为督办三省军务，实仅株守十三府州之地，表示不满。12月14日，清廷谕令曾国藩“统筹全局，前往应援”，并告诫他“未可株守一隅，致误事机”。2与此同时，曾国藩也因捻军主力全部进入河南，不得不对其攻捻方略进行一些改变，表示“不复拘泥十三府州之说”。他一面坚持仍在济宁、徐州、临淮、周家口四处驻扎重兵，以备“迎头截击”，一面令李昭庆部淮军万余人奔赴河南，与原驻周家口的刘铭传部淮军万余人“同作两支游兵，仿照僧格林沁之法”，与捻军“纵横追逐，使之不得休息”。1曾国藩还准备将其大营由徐州移往周家口。 在曾国藩尚未变更部署以前，捻军即已分路疾驰南下：赖文光等率部自临颍、郾城走西平、遂平、确山、正陽、罗山、光州；张宗禹等率部自襄城、叶县走裕州（今方城）、唐县（今唐河）、邓州。1866年1月，捻军各部先后进入湖北，赖文光一路在麻城、黄州（今黄冈）一带活动，张宗禹一路在襄陽、枣陽一带活动。1月18日，赖文光、任化邦部乘清军提督成大吉部哗变之机，发起进攻，成大吉仅率少数清兵从麻城逃往滠口。捻军遂占黄陂等地，威胁武汉。2月18日，捻军又于黄陂东南的街埠一带大败清军，毙总兵梁洪胜等多人。 捻军在鄂东连打两次胜仗，湖广总督官文急忙请求援兵。曾国藩命总兵喻俊明等率水师驰赴武汉，令刘铭传率所部淮军由周家口驰赴湖北黄州，令浙江提督鲍超率所部湘军进驻豫、鄂交界地区，听候调遣。当援鄂清军刚到湖北，捻军又甩掉敌人北上，经河南进入山东。4月11日，张宗禹部在安兴寨（今菏泽东北）击败总兵杨飞熊部八营清军，13日，又在龙堌集（今巨野西南）大败总兵王心安部八营清军，20日，在郓城西北的柳条圈又败潘鼎新所部淮军。26日，赖文光部也到达郓城境内，两支捻军重又汇合。 4月29日至5月7日，捻军三次抢渡黄河、运河均未成功，遂又分兵两支南下：张宗禹等率部走河南虞城、宁陵、归德等地；赖文光等率部南进江苏丰县、砀山、邳州、宿迁等地。6月15日，两支捻军在徐州汇合，旋又分开。张宗禹部由丰县、砀山走河南虞城、宁陵、睢州、杞县，又南下太康、陈州，从周家口渡过沙河，由郾城西进；赖文光部走安徽宿州、怀远，渡过涡河趋凤台、太和，然后入河南境内。捻军一直在曾国藩所圈定的重点防区内往返穿插，流动游击，使其“以静制动”的方略彻底失败。 （四）曾国藩“聚兵防河”计划的完全破产 “以静制动”的方略破产后，曾国藩于1866年夏又提出了“聚兵防河”的方略，企图以此遏阻捻军的流动。经与直隶总督刘长佑、山东巡抚阎敬铭面商，确定了运河、黄河的设防部署：在运河防线上，从济宁长沟到山东、江苏之交的韩庄，由潘鼎新部防守；韩庄以下由杨鼎勋部驻防；长沟以上至黄河由山东军防守。在黄河防线上，范县豆腐店以西至东明、长垣由直隶军防守，豆腐店以东的张秋、东阿一带由山东军防守。捻军渡过沙河进入豫西南后，曾国藩又设沙河、贾鲁河防线。沙河地段：从周家口到槐店（今沈丘）由刘铭传部防守；槐店到正陽关由乔松年部皖军防守；正陽关以下系淮河，曾国藩派水师和皖军防守。贾鲁河地段：从周家口到朱仙镇由潘鼎新、张树珊部防守；从朱仙镇北四十里到开封，又北三十里到黄河南岸，没有河流，由李鹤年的豫军构筑堤墙防守。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跨鲁、豫、皖三省的三角形防线。此外，为了攻守结合，又命鲍超、刘秉璋、杨鼎勋、刘松山、张诗日所部为“游击之师”，跟踪追击捻军。 曾国藩“聚兵防河”的主要目的，先则企图阻止捻军进入山东、江苏，在捻军渡过沙河以后，则企图将其局限于豫西南的多山地区，使之不能发挥骑兵的优势，然后集中兵力聚而歼之。显然，这种设防漏洞仍然很多。首先，由于清军内部存在着派系矛盾，曾国藩难于做到统一指挥，特别是经常受到淮军头目李鸿章的掣肘。其次，曾国藩的“防河”战线太长，势必造成兵力分散，处处防守薄弱。此外，还有不少人对曾国藩的防捻计划持反对意见，认为“宜于速剿，不必为防河之谋”1。 就在曾国藩紧张地部署河防时，捻军发觉了清军的诡计。9月中旬，赖、张两支捻军在河南禹州、许州一带会师，侦知朱仙镇以北堤墙尚未筑成，随即经尉氏、中牟北上，决定跳出河防圈。9月24日，捻军先示形于开封以北的黑堽，佯作抢渡黄河的态势，然后急速南下进至开封南的芦花冈，乘夜击溃豫军，再次突入山东境内。 沙河、贾鲁河防线被捻军突破后，曾国藩自称“闻信之余，实深焦愤”，不得不承认防线太长，兵力不足，称“防守沙河、贾鲁河，本系策之至拙者”，但又声称“无奈马队远不如贼，……专恃步队追剿，断不能制流寇，不得已乃出于防河之下策”2。不管曾国藩如何巧于言词，事实是由他主持攻剿捻军一年零五个月，“毫无成效”3。为此，清廷决定换马，12月7日，改任李鸿章为钦差大臣，节制湘淮各军，专办剿捻军务。曾国藩则回任两江总督。 三、东捻军转战湖北 （一）捻军分为东西两支 捻军冲破沙河、贾鲁河防线，进入山东菏泽、曹县、巨野、金乡一带地区后，于10月上旬抢渡运河未成。这时，淮军潘鼎新部已进抵济宁，刘铭传部进入城武、巨野，刘秉璋、刘松山、张树珊等部也先后到达山东，进入运河防区，对捻军实施包围。捻军随即回军西向，于10月13日进入豫东地区。 两年以来，捻军纵横驰骋于苏、鲁、豫、皖、鄂数省，取得了歼灭僧格林沁和粉碎曾国藩“以静制动”的攻捻方略等一系列胜利。但是，由于长期不停顿地流动作战，没有一个可以立脚的基地，部队得不到休整，粮食、弹药的补充十分困难，同时又得不到任何友军的支援，战略上的被动态势日益明显。捻军领袖赖文光等深感“独立难支，孤军难立”1，试图改变这一不利态势，遂决定将捻军一分为二，由张宗禹、张禹爵、邱远才等率部分捻军西进陕甘，联络那里的回民起义军，“以为犄角之势”，是为西捻军；由赖文光、任化邦、李允等率部分捻军留在中原地区，与敌周旋，是为东捻军。 （二）东捻军转至湖北与李鸿章的攻捻方略 1866年10月下旬，东捻军三万余人在赖文光、任化邦、李允等率领下，由河南中牟返回山东，拟攻破运河防线，进入较为富庶的运河东部地区，以扩充兵员和筹集粮饷。后因在郓城东北的袁家口、开河、安山等处几次抢渡均未成功，而淮军刘铭传、潘鼎新等部又已跟踪返回山东，为避免遭敌围攻，便南下江苏丰县、沛县等地。不久，复入山东，再次进攻运河防线，又没有成功。其后，赖文光、任化邦等遂放弃进入运河东部地区的计划，决定向湖北转移，拟渡过汉水，进占荆州、宜昌，然后主力入川，并留一支部队于湖北以为声援，以一支部队入陕西与西捻军 取得联络。“倘各路皆不得手，……则共趋秦中”1，联合回民起义军，在陕西建立基地。这一计划，得到东捻军广大将士的拥护。1866年12月初，东捻军由山东进入河南，下旬进入湖北。 清军方面，李鸿章鉴于曾国藩所确定扼守的“贾鲁河、沙河地段太长，人力难齐，终办不成”的教训，提出了将捻军“蹙之于山深水复之处，弃地以诱其人，然后各省之军合力三四面围困”的“扼地兜剿”方略，并准备采用“离间”、“招抚”等伎俩，妄图从内部瓦解捻军。2 1867年1月，李鸿章调集不下十万部队，分“堵击之师”和“兜击之师”，在河南、湖北集中。其部署是：在北部，命李昭庆部二十余营驻河南信陽，扼捻军北上的通道；在西部，命鲍超三十二营由南陽移驻襄陽，豫军总兵宋庆十营、副将蒋东才六营扼守枣陽，荆州将军巴扬阿统领提督蓝斯明、水师总兵左光培扼守汉水沿线；在东部，命新任安徽巡抚英翰、总兵张得胜等率皖军分扎六安、霍山一带；在南部，由湖广总督官文驻守武昌，彭玉麟统领水师驻守黄州。上述各部清军均为“堵击之师”。李鸿章又命刘铭传、刘秉璋、周盛波、张树珊等部淮军共三十余营，由豫东南分道入鄂，和新任湖北巡抚曾国荃统领的郭松林、彭毓橘、伍维寿、熊登武等部湘军共三十余营，组成“兜击之师”。李鸿章等妄图一举消灭捻军于鄂东地区。 （三）罗家集、杨家河两败敌军主力 东捻军进入鄂东北不久，即由麻城南下黄陂，接着进至滠口，威胁武昌。随后，折而向西，连克云梦、应城，进攻德安府（今安陆），旋又经宋河镇入京山，南占天门县。提督郭松林率领九营湘军尾追而来，捻军采取兜圈子的战术疲惫敌军。郭松林不顾士卒疲劳，紧追不舍。1867年1月11日，郭松林分兵三路向钟祥东面的罗家集进攻，捻军的步马队早已设伏以待。待敌发起攻击时，捻军首领任化邦率部正面接战，李允统领马队从两侧包抄，赖文光率部袭敌后路，将清军四面包围。激战半日，歼灭清军二千余人。郭松林身中七槍，被捻军生擒，因伤重不能行走，被弃掷路旁，幸免于死。 罗家集胜利后，东捻军在钟祥与旧口之间结筏抢渡汉水未遂，便东走应城、云梦。淮军周盛波、张树珊等部在后尾追，捻军仍采用打圈战术，伺机歼敌。1月26日，捻军在德安府杨家河东岸屯扎，淮军总兵张树珊所部六营孤军追来，渡河进击。捻军佯装败退，张树珊恃勇轻进，被捻军分割包围。激战至深夜，捻军阵斩张树珊及副将刘登朝、郭有容等数百人，使李鸿章的淮军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 （四）尹漋河先胜后败 东捻军两败敌军之后，士气高昂，声威大振。为了实现西进川陕的战略目标，先后在旧口、丰乐河、流水沟及王家集、霸王山等处抢渡汉水，但均为清军所阻，被迫回到旧口地区。 就在东捻军抢渡汉水的半个月中，清军各部已分别向旧口方向集中，准备围歼东捻军于旧口地区。其部署是：湘军彭毓橘、谭仁芳、熊登武、刘维桢等部驻九里冈、永兴、皂市、天门一带，屏蔽东路；豫军蒋东才等部驻茅茨畈，扼守北路；淮军刘秉璋、周盛波等部扼守京山，李昭庆部由信陽移驻宋河镇；以淮军主力刘铭传部万余人由北而南，湘军主力鲍超部一万六千余人自西向东，夹击捻军。赖文光等见清军来势迅猛，便率军退守尹漋河（今永隆河）一带，准备与清军决战。 2月19日拂晓，刘铭传为了争功，自行改变与鲍超军共同进攻的计划，提前由下洋港向尹漋河抢先发动进攻。他见捻军扎营于司马河（今天门河）对岸，便留二三营兵力护卫后路辎重，以十七营兵力渡河攻击。捻军以步队正面阻击敌军，以千余马队向北绕袭敌军后路。刘铭传恐后路兵单，辎重难保，便抽出步队三营、马队二营加强后路，自率十二营兵力分三路进攻。捻军亦分三路迎击：任化邦敌左路，牛喜敌右路，赖文光、李允敌中路。任化邦率部全力围攻刘盛藻的左路军，“刘盛藻鏖战多时，渐不能支”1。刘铭传恐左路有失，忙从中路抽出黄桂兰、张士元、李锡增三营兵力往援。在捻军的锐利攻势下，刘盛藻部过河溃逃，李锡增则中槍丧命。接着，任化邦率部转援牛喜部，将右路淮军一举消灭，击毙总兵唐殿魁、记名总兵田履安、副将吴维章等。捻军左右两路取胜后，任化邦、牛喜便率部与赖文光、李允部一起围攻刘铭传亲自督率的中路军。捻军将士挥刀斩杀，淮军一败涂地，退至司马河彼岸。刘铭传失魂落魄，与其部将、幕僚“俱脱冠服坐地待死”2。 可是，正当捻军追过司马河，即将歼灭刘铭传所部淮军时，鲍超率所部湘军从旧口由西向东侧击杨家洚捻军侧背。杨家洚与尹漋河同在司马河东岸，相隔十余里。赖文光在鲍军进入杨家洚后，没有仔细侦察敌情，便仓促率领中军步队向鲍军冲锋。但鲍军阵势严整，左、中、右三路，每路八九营兵力，分主攻和策应，稳扎稳打，步步前进。激战两小时，捻军中军步队受挫，虽有马队驰前接应，但后路又为鲍军马队截断，于是军心动摇，阵势大乱，由胜转败。又因连日下雨，河港水深，道路泥泞，捻军慌不择路，阵亡和溺死者近万人。杨家洚、尹漋河等处数百村庄据点，全被鲍军占领。 尹漋河之战，虽然歼灭了刘铭传所部淮军半数以上，但东捻军自己也遭到惨重损失，伤亡万余人，被俘近万人，损失马匹数千和辎重无数，不但元气大伤，而且使西进的计划受挫。尹漋河之战最后遭到失败，首先是由于东捻军在取得罗家集、杨家河两次胜利后，产生了骄傲轻敌情绪，对于在武器装备上占很大优势的敌军没有予以足够重视，以致在与刘铭传部作战时，竟没有派出相当数量的部队，对近在旧口的鲍超部进行警戒，特别是当鲍部来袭时，赖文光等不作周密部署，仓促反击，结果受挫。其次，捻军在作战不利的情况下，缺乏坚韧顽强的意志，稍遇挫折，就撤离战常此外，尹漋河一带河汊纵横，使捻军骑兵的活动受到限制。鲍超说：这次“擒斩溺毙之多，则由彼之先失地利耳”。1 （五）被迫放弃入川计划 东捻军在尹漋河战败后，余部即北上河南，从唐县、桐柏东走信陽、罗山、光山，然后经湖北麻城、黄冈、蕲水、蕲州、广济，进入安徽西南边境，因遇淮军刘秉璋、周盛波部阻击，又折回湖北蕲州一带。这时，湘军彭毓橘部驻扎于蕲水。3月23日，东捻军由兰溪、董家河一带沿浠水河北上时，彭毓橘亲率湘军十三营由六神港至溪潭坳堵截，捻军将其击败，阵毙总兵彭光友，并乘胜包围六神港，取得了击毙彭毓橘以下营哨各官三十余名和歼敌三千余人的胜利。 之后，东捻军又西经孝感、应城、京山等地抵达汉水东岸，在旧口至岳口一带筹船结筏，希图西渡汉水，为清军炮船所阻，未获成功。后经钟祥北上枣陽、随州（今随县），5月初进入河南桐柏、信陽境，因遭淮军周盛波、刘铬传部截击，由平靖关折回湖北应山，旋又东走黄安。5月14日，捻军在黄安的王家冈设伏，大败刚从河南光州赶到麻城的淮军杨鼎勋部，杀总兵张遵道。接着，捻军再次进至汉水东岸，由于刘铭传和鲍超部相继追来，不得不放弃西渡汉水进入四川的计划，经枣陽北上，拟从河南西进入陕，与西捻军会合。 四、东捻军在山东被围及其最后失败 （一）进军山东半岛 1867年5月下旬，东捻军进入河南新野、邓州、镇平、内乡一带，还来不及休整补充，淮军刘铭传等部就从枣陽、襄陽跟踪追来，豫军宋庆部和淮军周盛波等部也分别由南陽、唐县前来堵截。而当时捻军内部对于行动方向问题意见不一。赖文光、任化邦等本主张进军西北，但从山东郓城、梁山地区参军的将士认为山东连年丰收，粮食充裕，而陕西连年战乱，粮食缺乏，极力主张东进山东。赖文光、任化邦等为了尽快摆脱敌人的包围，同时，“恐西路山多，难于翻越”1，也就改变主意，采纳了东进山东半岛的意见。 6月上旬，东捻军由考城进入山东曹县，疾趋郓城，甩掉尾追之敌，于6月12日晚直逼运河，以一部强攻沈口，吸引附近各段守河清军驰援；以另一部袭击由山东军防守的比较薄弱的戴家庙一带防线，于次日黎明突破。当时天旱水浅，捻军全部三四万人涉水过河，进入运河东部地区。 东捻军进入山东腹地后，日行百余里，忽东忽西。新任山东巡抚丁宝桢虽督军尾追，只能望尘兴叹。6月19日，东捻军东走章丘，后经邹平、寿光等地进入胶东半岛，6月底兵锋直指烟台。道员潘霨勾结英法侵略者联合防守烟台，通商大臣崇厚则从天津派出洋槍队渡海增援。 胶东半岛虽然比较富庶，但捻军进入这三面濒海的地区，易被清军包围，而东捻军首领们虑不及此，最终招致失败。 （二）李鸿章坚持“扼地兜剿”方针 东捻军突入山东后，清廷令李鸿章从河南移营山东，“择要驻扎，居中调度”。李鸿章根据刘铭传、潘鼎新等将捻军“挤入登（州）、莱（州）海隅，趁势围逼”的建议，立即奏称：“断不敢谓蹙贼海隅之议遂有把握，但与其任令长驱各省，流毒无穷，似不若诱令盘旋偏隅，得办且办”。16月30日，李鸿章抵达济宁，随即以刘铭传部由济宁、泰安、莱芜径趋青州（今益都）为中路，以潘鼎新部由潍县（今潍坊市）、昌邑赴莱州（今掖县）为北路，以总兵董凤高、沈宏富马步十五营由郯城、兰山进莒州为南路，“三路兜截而前，欲逼（捻军）入登、莱绝地，会合（山）东军相机扼堵”，“扼之于胶莱河一带，使其不能复出”。2不久，李鸿章又声称：“欲灭此贼，计惟有觅地兜围之一法”，“与其驰逐终年”，“不如弃一隅以诱之”，“与其往复运东”，“不如专弃登、莱以扼之”。他决定“先固守局而后进兵”。1其具体部署是：以运河为外圈，胶莱河为内圈，进行布防。决定调皖、豫、鄂、苏和直隶的清军，分段防守运河，在西岸修筑长墙，并以部分兵力就东岸旧墙修缮炮台，“犄角护守”。鉴于胶莱河是扼捻军西突的咽喉，决定配以重兵，以一营守三里，在近三百里的地段上，共部署兵力近百营，由淮军主力刘铭传、潘鼎新、董凤高、沈宏富、王永胜等部及豫军宋庆等部和丁宝桢的山东军划段防守，并筑长墙壕沟于河西。同时，以黄河为北部防线，由崇厚和刘长佑负责防守；以江苏北部的六塘河为南部防线，由漕运总督张之万和由浙江北援的部队共同防守。此外，另派部队跟踪追剿。 （三）东捻军突破胶莱河防线 1867年7月中旬，东捻军正在福山、宁海（今牟平县）一带就粮，得知清军在胶莱河西岸修墙筑垒，分段扼守，才急忙回军西向。7月31日，赖文光、任化邦等率军自即墨向胶莱河南部的麻湾口发起攻击，但未能突破，只得转兵北上。8月6日，又向淮军潘鼎新部驻防地段的新河突击，仍未成功。后侦知胶莱河北段入海处沙滩无兵驻守，而潍河北段自下营至海口一段只有已革山东军总兵王心安部二千余人驻防，且“营垒初成，河墙未筑”2，便于8月19日集中兵力从这一地段的海神庙等处发动进攻，歼灭了王心安所部清军，进入潍县、昌乐，然后由安丘、临朐疾驰南走。李鸿章费尽心机策划的“扼守胶莱之策”，成为画饼。清廷大为震惊，将李鸿章、潘鼎新交部议处，丁宝桢革职留任。 胶莱河防线被捻军突破后，李鸿章将防守胶莱河的各部清军调至运河防线，并将大营由济南（8月下旬由济宁抵济南）移至台庄（今台儿庄），居中调度。当时，多数清军将领对防守运河丧失信心，特别是丁宝桢表示坚决反对，他说：“今胶防隳守，运河之防非独无补于事，抑恐有碍大局”。1曾国藩也悲观地说：“胶莱三百余里尚难堵御，沿运千有余里更觉毫无把握。”2清廷则明确指出“河防不可恃”。李鸿章面临朝野的谴责和攻讦，仍然认为扼守运河虽没有十分把握，但舍此别无良策。他在9月19日的奏折中说：捻军“正急欲出运”，“若先撤运防，是示贼以弱也。守运各军早夜修防，尚无疲倦，较穷年追逐者劳逸饥饱略殊。忽令守，又忽令不守，是使军心惶惑也。”“今使罢运防而另有制贼之法，臣必速罢，若更无可制贼，似不若得守且守，能战即战，尽人力以待事机。”3李鸿章继续加固河防，后来还组织了三支各拥有万人以上的“游击之师”，紧追捻军。 （四）东捻军的最后失败 东捻军虽然突破了胶莱河防线，但仍局处于运河与胶莱河之间，由于地域狭小，无从发挥流动作战的长处，粮食也日益缺乏。赖文光、任化邦等为摆脱遭十余万清军拦阻追击的不利局面，决心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但缺乏明确的方向，行动慌乱。先是由莒州、日照南下江苏赣榆、沭陽等地，企图抢渡运河和六塘河。由于清兵防守严密，进军受挫，遂于10月初复入山东，并派人由间道入陕，向西捻军求援。11月初，东捻军突至章丘，准备北渡黄河，又被清军水师所阻。在寒冷缺粮的情况下，东捻军只得东走乐安（今广饶）、寿光、潍县就粮，刘铭传部淮军尾随其后。11月12日，东捻军在潍县松树山仓促应战，结果大败，损失惨重。赖文光、任化邦等只得率军南下江苏，拟再次抢渡运河和六塘河。11月19日，当刘铭传部尾追至赣榆时，捻军再次进行反击。由于淮军绕袭后路，捻军复大败。鲁王任化邦被叛徒潘贵升槍杀，使东捻军元气大伤。任化邦是捻军重要首领之一，英勇善战，尤其擅长指挥骑兵作战，他与赖文光一起，勇谋结合，带领捻军屡败湘淮军，为敌人所畏惧。他的牺牲，是东捻军的重大损失。 赖文光在任化邦牺牲后，率部折回山东，继续战斗，企图突破清军的围困，但因连遭失利，力量大减，加上饥寒交迫，人困马乏，士气日益低落。12月，当赖文光率军北上，徘徊于寿光、昌邑、潍县避敌就粮时，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等部又相继追 捻军首领赖文光的战刀 来，东捻军屡战屡败。12月24日，东捻军在寿光的北洋河与弥河之间的滨海地带与清军背水决战，结果惨败，伤亡近二万人，被俘近万人，精锐丧失殆尽，首王范汝增等壮烈牺牲。之后，赖文光率余部四五千人由昌乐南下诸城、日照，走江苏赣榆、宿迁。12月31日，在抢渡运河失败后，即转兵东向，前队于次日夜由沭陽城南张家湾突破了六塘河防线，进入清江浦境内，但后队未及渡河即被清军歼灭。渡过六塘河的捻军由于不断遭到清军堵击，减员愈来愈多。1868年1月5日，余部千余人在扬州东北的瓦窑铺被道员吴毓兰部淮军击败，赖文光不幸被俘。至此，东捻军最后失败。赖文光在太平天国失败后，领导捻军继续坚持反清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被俘后，他严词拒绝敌人的劝降，英勇不屈，就义于扬州城外，表现出崇高的革命气节，不愧为农民革命军的一个杰出领袖。 五、西捻军转战陕西 （一）灞桥大捷 1866年10月捻军分为东、西两军后，西捻军约有三万余人（一说五六万人），以“前进甘陕，连结回众”，建立新基地为目标，在张宗禹、邱远才、张禹爵等率领下，由豫东经许州、洛陽、陕州（今三门峡市西）、阌乡（今灵宝西北），于11月9日进入陕西华陰县境。 自1862年西北太平军和滇川农民起义军入陕后，有力地支援了当地回族人民的大起义。之后，由于西北太平军援救天京离陕，而清廷又抽调多隆阿、刘蓉等部入陕，回民起义军遂遭到镇压，余部退入甘肃，与当地回民起义军一起坚持反清战争。西捻军的入陕，大大鼓舞了陕甘回民起义军，他们纷纷在甘肃的宁州（今宁县）、泾州（今泾川）等东部地区袭击清罕，配合西捻军在陕西的作战。这时，署理陕西巡抚刘蓉正率一万四千余名湘军在陕甘交界处堵击回民起义军。当他得悉捻军入陕后，感到形势严重，忙向清廷告急说：“西回东捻，两路同窜，欲防则无迎击之旅，欲剿则无守隘之兵”1，请求速派援兵。 清廷在西捻军入陕前，已改命左宗棠为陕甘总督、乔松年为陕西巡抚，西捻军入陕后，又命鲍超率所部湘军入关追击。可是，左宗棠借口筹备粮饷，停兵湖北，踌躇不前；鲍超则通过曾国藩转奏清廷，沥陈入陕有“米粮之难办”、“饷银之难解”等等困难，要求“俟马队练成，陕省米粮转运等事布置周妥，再行入关”。1鲍超所部湘军虽然战斗力较强，但抢掠成性，西北地瘠民贫，自然难于满足其掳掠的欲望。清廷只得改令提督刘松山部湘军替代。清军援兵不能很快入陕，为西捻军的作战提供了有利条件。 西捻军进入陕西华陰后，立即西进华州（今华县）、渭南。刘蓉不得不将清军东调，对付捻军。11月14日，提督刘厚基率兵三千余人由渭南东进，在赤水镇与捻军遭遇，一触即溃，败退渭南。25日，知府唐炯指挥湘军各营，分兵三路再次发动进攻。捻军设伏于华州敷水东面的树林里，又大败湘军，斩杀七八百人。 西捻军初战获胜后，便于12月中旬乘胜西进， 14日前锋进抵西安东面的灞桥镇。清军回顾省城，捻军却又折向东南，接连占领蓝田县属的泄湖、蓝桥等地。为了调动西安清军，后又佯趋商州（今商县）、雒南（今洛南）。清军果然东向追击，西捻军遂又北走渭南，并虚造东攻潼关的声势。当湘军北上堵截时，捻军又迅速西进，摆出攻打西安的架势，并在灞桥十里坡左右村庄设下伏兵，布好口袋，等待敌军的到来。 1867年1月23日，当疲惫不堪的湘军追至临潼东北的新丰镇时，捻军派少数部队与敌接触，且战且退，把敌军诱至十里坡。待记名提督杨得胜、总兵萧德扬、提督刘厚基、道员黄鼎等部敌军相继闯进伏击圈后，捻军诱敌部队立即回马反击，埋伏在十里 坡左右的马队同时出击，左右包抄，将湘军四面包围。时值风雪交加，湘军士卒冻饿，无心作战，槍炮又被雨雪沾湿，影响点放。捻军勇猛冲杀，展开白刃格斗，不到半天时间，阵斩总兵萧德扬、提督杨得胜、萧集山、萧长清、布政使衔候补道萧德纲等湘军将领，歼灭敌军三千余人，收降数千人，取得了入陕以来的一次大胜仗。这是捻军运用流动战术，先诱敌跟追，拖垮敌人，然后设下埋伏，出敌不意地围歼敌人的又一成功战例。 （二）捻军、回军联合作战 灞桥之战后，清廷将刘蓉“革职回籍”，命新任陕甘总督左宗棠督办陕甘军务，并催促总兵刘松山部湘军和郭宝昌部皖军兼程入陕。当时，西捻军已乘胜进入西安东门外的三府洼、西门外的火神庙、南门外的小雁塔、北门外的红庙，包围了陕西省城。与此同时，甘肃东部的陕甘回民起义军亦东进陕西，与西捻军声势联络。巡抚乔松年依托西安高厚的城墙固守待援。2月初，湘军刘松山、李祥和部及淮军张锡嵘等部到达西安郊外。2月10日，西捻军向敌发起进攻，激战数小时，阵斩张锡嵘，但最后为刘松山部湘军所败，退守秦渡镇、花园铺、梁家桥一带据点。西捻军围攻西安月余，未能攻克，打援又遭失利，遂撤离西安，沿渭河南岸西走，3月24日在郿县以西渡过渭河，进入扶风、岐山交界处的益店，与由凤翔东来的回民军取得联系。 西捻军和回民军共同拟定了作战计划：捻军东攻同州（今大荔）、朝邑，回民军进攻西安。但正当捻、回军准备分路东进之际，总兵郭宝昌部皖军已从三原向咸陽西进，刘松山等部亦已渡过渭河，向捻军、回军逼近。4月19日，临平镇（今乾县西南）一战，捻、回军失利，被迫改变原定作战计划，一同经三原、富平向蒲城、同州前进。5月初，两军扎营于同州北的许庄一带， 横亘二十余里。刘松山率部赶来，捻、回两军将其包围，杀死副将胡理明等多人，毙伤清兵甚众。5月下旬，捻、回军又挥师西进，从兴平南渡渭河，再次进攻西安。清军紧闭城门，固守待援。5月27日，刘松山、郭宝昌等部援兵赶到，捻军在西安城南的山门口、木塔寨等处作战失利，损失较大。张宗禹遂率军东走蓝田，继又转战于临潼、渭南、华州一带。 西捻军与回民军取得联系后，由于有着共同的反清目标，因此能够互相配合作战，对于清王朝在陕西的统治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但是，由于阶级的局限性，尤其是民族、宗教信仰等不同，在政治上未能建立起巩固的联盟，在军事上也没有统一的指挥机构，处于时离时合的状态，没有达到捻军与太平军那种程度的联合。 （三）左宗棠进攻捻、回军的方略与部署 1867年2月22日，清廷授陕甘总督左宗棠为钦差大臣，专办陕甘军务，以按察使刘典为帮办。左宗棠在清廷的一再催促下，率楚军近二万人，从6月中旬开始，分三路陆续入陕：左宗棠亲率一万一千人由樊城北上，西入潼关，以防西捻军东返河南；刘典率军三千余人由樊城进荆紫关，经商州进入蓝田，阻拦西捻军南下湖北；提督高连升率军四千由樊城溯汉水西上，于蜀河口登陆，防止西捻军由陕入川。早在入陕之前，左宗棠就确定了进攻捻、回军的方略。他认为“以用兵次第论，非先捻后回不可，非先秦后陇不可”。1从左宗棠的入陕兵力有限，西北地瘠民贫，粮饷运输补给困难，捻军、回军又缺乏紧密联系等情况来看，左宗棠的上述作战方略，是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 7月19日，左宗棠抵达潼关，所部诸军也先后入陕，即以主要兵力对付西捻军，以部分兵力对付回民起义军。其具体部署如下：以先期入陕的刘松山所部老湘军、郭宝昌所部皖军、刘厚基所部湘军和高连升所部楚军共二万一千余人，为“剿捻之师”（高连升部为回民起义军所牵制）；以帮办刘典所部楚军和黄鼎所部川军共八千余人驻陕甘边界，为“剿回之师”；其余楚军万余人，分驻凤翔、宜君、华州、华陰、渭南、临潼等地，策应各军，为“兼讨回捻之师”。左宗棠企图割断回民起义军和西捻军的联系，把西捻军围困在渭河北岸的泾、洛两水之间，将其歼灭后，再向回民起义军进攻。 （四）西捻军转移陕北 左宗棠率军入陕后，在陕清军兵力增至约四万人，装备有洋槍洋炮。西捻军虽有数万之众，但除老弱妇孺外，能战之兵只有万余人，在数量和武器装备上都居于劣势。当时，西捻军正盘旋于蒲城、富平、三原、泾陽一带。这一地区南有渭水，西有泾水（今泾河），东有洛水（今洛河）、黄河，北面则是山区，很不利于捻军骑兵的纵横驰骋。为了摆脱左宗棠所部各军的包围，西捻军决定向陕北转移。 10月上旬，左宗棠与刘典、刘松山、李祥和、郭宝昌、高连升等进一步“商议方略”，策划将捻军消灭于泾水、洛水之间的具体部署。西捻军见各路敌军日逼，便于10月24日由蒲城东南一带北上白水，以马队猛攻渭北山区的清军，突破包围圈后，向中部（今黄陵）、洛川进军，进入陕北地区，使左宗棠的围歼计划顿成泡影。 陕北高原塬、梁、峁、沟、壑相间，人民生活十分贫困。西捻军进入这一地区，作战和补给都遇到不少困难，但毕竟摆脱了敌人的围攻，加之当地清军力量比较薄弱，便于休整。其次，陕北是回汉农民起义军主要活动地区，可以得到他们的帮助和支援。再次，即将进入初冬季节，黄河冰冻，一旦左宗棠的重兵追来，可以渡河入晋。所以，在当时的形势下，捻军北上陕北，对于保存自己和尔后的行动，还是比较有利的。 西捻军进入陕北后，甘肃东部和南部的回民起义军仍积极向东发展，配合作战。10月底，西捻军一部进攻鄜州（今富县）不克，北攻甘泉。11月上旬，一部进占安塞，主力活动于宜川、延长之间。刘松山、郭宝昌“■思催队紧追”，便率部由中部东渡洛水，向宜川进发。11月14日，回民起义军在中部大贤村截击尚未渡洛的刘松山部后队，杀其部将李祥和。11月17日，西捻军北占延川，进向清涧，接着于22日配合回民起义军占领绥德州（今绥德）。 西捻军在陕西的活动，促进了这一地区革命形势的高涨。12月3日，左宗棠在奏折中惊恐地说：“捻自南而北千有余里，回自西而东亦千有余里”，“现在局势艰危，州县城池叠陷”。1可是，就在这时，张宗禹收到了被困于山东的东捻军求援的急信。为了实践“誓同生死，万苦不辞”的誓言，张宗禹等决定立刻离开陕北，去援救自己的战友。 六、西捻军的覆没 （一）挺进直隶 张宗禹等原拟率军南出潼关，由河南转赴山东援救东捻军。 后来又决定进军河北，威胁京畿1，把清军吸引到自己周围，以达援救东捻军的目的。这个类似围魏救赵的计划，在当时来说，还是可取的。可惜东捻军很快失败了，结果西捻军非但未达目的，反使自己陷入清军的重重包围之中而不能自拔。 1867年12月上旬，张宗禹率西捻军二万余人由绥德急速南下，于17日进到宜川境内的黄河西岸。当晚，张禹爵率五百人为先锋，张宗禹率大队随后，乘北风大作之际，在宜川东面壶口一带履冰抢渡黄河成功，乘胜占领了山西吉州（今吉县）、乡宁，接着南下河津，围攻稷山县城。 这时，刘松山、郭宝昌等部清军已渡河跟踪追击。为了迷惑和摆脱敌人，张宗禹等决定率捻军北上，佯作进攻太原之势，便于12月24日撤稷山之围，由绛州（今新绛）北进临汾、洪洞。当刘松山、郭宝昌等部清军亦跟踪北上时，西捻军突然转兵南下，途经曲沃、绛县，于1868年1月初越过中条山，进至河南济源城下。河南巡抚李鹤章急忙调兵驰援，并从山东迅速调回张曜、宋庆两部豫军。张宗禹立即率军经修武、新乡、汤陰、临漳，于1月27日渡过漳河，进入直隶境内。接着，经磁州（今磁县）、鸡泽、隆平（今隆尧）、新河北上，于2月1日在束鹿所属的周家庄渡过滹沱河，复经定州（今定县）、望都北进至保定、满城一带。 西捻军突然出现在直隶南部，使清廷慌了手脚，连下谕旨，调兵遣将，防卫京师，于是各地“勤王”之师接踵赶来。山东巡抚丁宝桢率军进入直隶雄县一带，河南巡抚李鹤年率军抵磁州。已从陕西出潼关进入山西南部的左宗棠也率部于2月15日抵达直隶获鹿，接着，扎大营于定州。清廷仍任命他为前线总指挥。李鸿章因未能总揽攻捻大权，心怀不满，借口休整，行动稍缓，经清廷严诏催促，才命潘鼎新、周盛传、周盛波、善庆、郭松林、杨鼎勋等部先后进入直隶景州、安平。此外，安徽清军也进入直隶；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率洋槍队布防天津；直隶总督官文率部往援保定；连警卫圆明园的马队也调往涿州（今涿县）防剿。集结在直隶中部、南部的清军共约十余万人。为了弥合左宗棠与李鸿章间的矛盾，清廷于2月底命恭亲王奕䜣为大将军，左宗棠、李鸿章为参赞大臣。各路统兵大臣及督抚等均归恭亲王节制，以一事权。 西捻军的行动确实调动了清军，但也使自己陷入了孤军作战的困难局面。2月5日，西捻军于满城为道员余承恩部所败，东南走祁州（今安国）、饶陽。2月中下旬，西捻军在饶陽、献县一带活动时，即陷入了湘军刘松山、郭松林部，淮军杨鼎勋部，皖军郭宝昌、程文炳部，豫军张曜、宋庆等部的包围之中，3月16日，捻军因连日奔驰，疲惫不堪，疏于戒备，结果在饶陽东北一带遭清军袭击，部队伤亡很大，特别是邱远才、张禹爵两员为敌人所害怕的战将同时牺牲，使士气大受影响。 （二）转战豫鲁 为了摆脱敌人重兵围困，张宗禹率军南走，于3月18日从晋州（今晋县）西南的桃园、相古村等处渡过滹沱河，后经宁晋、新河、巨鹿，于3月23日在成安渡过漳河，进入河南，然后经滑县、新乡、获嘉进至清化镇（今博爱）。在这里，捻军进行了短暂的休整，把步兵全部改为骑兵，使部队行动更加迅速，同时，伐竹为矛补充军械物资。 这时，淮军已赶到豫北，李鸿章正想北依太行山，南据黄河，实施其围困计划，幸好张宗禹等已经察觉到“怀、卫一带，阻山（太行山）面河（黄河），地势至狭，恐被围困”1，很快离开清化镇，东出延津平原。4月1日，在封丘大败湘军刘松山部、皖军郭宝昌部，重伤郭宝昌，毙记名提督周盈瑞。4月12日，又与潘鼎新、杨鼎勋、郭松林等部战于滑县，杀淮军提督陈振邦、副将刘正同等。之后，经浚县、内黄、直隶清丰、南乐之交进入山东莘县。活动于东昌府（治今聊城）一带的沧州下洼、高家口盐民起义军数千人，在其首领高岩率领下，参加了捻军，并充当向导，引导西捻军于4月17日从东昌府南李海务渡过运河。4月下旬，经德州、沧州，兵锋指向天津。 西捻军临近天津后，恭亲王奕䜣即命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率洋槍队加强防卫，命绥远城将军定安、副都统富和、提督郑魁士各率所部增援天津；命侍郎恩承、副都统玉亮所部赶赴武清（今杨村）设防；并无耻地指使崇厚通知英国、法国炮船协同防守天津。 西捻军在独流镇、杨柳青等处用船搭桥抢渡运河，因遭洋槍队密集炮火封锁，无法前进，遂于4月末南下山东就食。 （三）最后覆没 西捻军进入山东海丰（今无棣）、陽信、武定（今惠民）地区后，虽然便于解决粮饷问题，但从地形上看，这一地区东濒大海，南有黄河，西有运河，易被敌人围困。当时张宗禹等早已得到东捻军失败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及时率部跳出清军重兵集结的直鲁边区，向敌人守备比较薄弱而又适于骑兵作战的地区转移。张宗禹等之所以虑不及此，除了急于解决部队的粮食问题外，主要是轻敌思想作怪。他们认为清军虽“千里连营”，但指挥不统一，等到“秋高马奖时，只要振臂一呼，就可突破清军的河防。1正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没有及早突围，脱离险境，结果造成全军覆没的悲惨结局。 这时，清军各部十余万人，先后到达运河东部的直鲁地区。清廷命李鸿章为前线总指挥，调度各军。李鸿章按照其“设长围以困之”的“就地圈制”计划，作了如下部署：北面，将沧州以南的捷地坝挖开，引运河水入捷地减河，并沿河兴筑长墙，由崇厚洋槍队和潘鼎新部防守，阻扼捻军再次北上威胁津京；西面，于张秋一带引黄河水入运河，并沿运河赶筑长墙，由河北、山东、安徽等省清军分段负责，附近州县的民团协防，又调总兵丁长春部水师炮船进驻德州，加强水面巡逻，严密防守；南面，封锁黄河各渡口，将船只一律调至南岸，由山东地方官吏带队把守；东面，严禁渔船下海，防上西捻军渡海而走。同时，调战斗力较强的湘淮军为“游击之师”跟踪追击。 5月中旬，张宗禹由于不知沧州捷地坝已被挖开，且有重兵把守等情，仍然企图强渡捷地减河北上，结果受阻而返。下旬，张宗禹又率军抢渡临清、东昌等处运河，仍为驻防清军所败。为了摆脱追军和出敌不意，捻军东进海丰。5月29日，疾驰至直隶东光的下口镇再次抢渡运河，由于丁长春部水师及该处清军把守严密，仍然无隙可乘，不得已又南返山东。 西捻军被围困在方圆六七百里的地区内，忽而北上，忽而南下，几次抢渡均遭失败。虽然把清军拖得疲累不堪，甚至李鸿章、左宗棠等也因未能完成清廷下达的一个月内消灭捻军的任务而被“交部议处”，但整个形势对西捻军愈来愈不利。由于连续下雨，河水猛涨，道路泥泞，使以骑兵见长的捻军行动更加困难，而清军的炮船却更便于行驶，配合步队围攻捻军。同时，李鸿章又实行“缩地围扎”的方针，把捻军压缩在马颊河以南、徒骇河以北的高唐、商河、惠民等地的狭长地带，并进一步施展“招抚”伎俩，加上当地地主豪绅实行坚壁清野，强迫村民搬入堡寨，使捻军的食宿发生困难。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捻军士气日益低落，以致接连发生投敌事件。 7月16日，西捻军在直隶吴桥（今吴桥东）遭周盛波、周盛传部伏击，伤亡千余人。26日，与郭松林、潘鼎新部战于山东商河东北的沙河镇，被杀被俘三四千人，张宗禹也中弹受伤。31日，在济陽玉林镇、鸿福寺与豫军张曜、宋庆部和淮军潘鼎新部发生激战，因地处黄河弯曲部，骑兵行动不便，结果又遭惨败，将士阵亡六七千人，损失马匹上万，辎重丢弃殆尽，张宗禹率余部突围。威震一时的西捻军，至此已成强弩之末。 8月4日，张宗禹率领余部在德州的桑园、二屯、老君堂等处抢渡运河，均未成功。8月15日，在东昌的李海务口再次抢渡，又被清军所阻，退往茌平西南广平镇。8月16日，在向东北方向转移途中，与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袁保恒、张曜、宋庆等部遭遇。经过激战，张宗禹的爱子张葵儿、兄张宗道、弟张宗先等数千捻军将士全部英勇牺牲。太平天国灭亡后，领导捻军坚持抗清斗争达四年之久，被称为“沉静好谋”的新捻军重要首领张宗禹，率领十八骑突围而出，来到徒骇河边，“穿秫凫水，不知所终”1。 西捻军在徒骇河边的覆没，标志着捻军起义战争的最后失败。 第五节 捻军起义战争的经验教训 捻军之所以能坚持长期的战争，客观上是由于1864年以前清廷把主要军事力量用于对付太平军，只用一部分力量对付捻军和其他起义武装，使捻军的生存和发展获得了比较有利的条件；主观上则是由于捻军本身具备不少优点和特点，并在斗争过程中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 （一）具有前仆后继的斗争精神 捻军的基本成员是身受封建主义剥削和外国资本主义压迫而陷入苦难深渊的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劳动人民。他们对统治阶级怀有刻骨的仇恨，因而具有前仆后继、奋不顾身的斗争精神。在十余年的斗争中，涌现出许多举家从军，“父兄死而子弟代”，英勇不屈，坚持斗争的动人事迹。正是这种不怕牺牲的斗争精神，支持着广大捻军将士不畏险恶的环境，不顾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和失败，以刀矛等原始武器与装备洋槍洋炮的清军进行坚决的斗争。特别是太平天国失败后，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的情况下，仍能“披霜踏雪，万苦不辞”，继续坚持斗争达四年之久。 （二）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 捻军纪律严明，每到一地，非但不扰民害民，而且将地主豪绅的财物分给贫苦群众，所以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与支持，使自己得以“因地为粮”1，“夜不扎营，散住村庄”2。不仅如此，一些著名的战斗，如高楼寨、灞桥、罗家集之战，都是在人民群众支援配合下取得胜利的。清军则相反，“兵勇所到之处，肆行抢掠，民间被害甚深”1，因而激起人民的反对。一些地方甚至构筑堡寨，抗拒清军，使清军难于筹集粮食，影响行军作战。曾国藩、李鸿章等竭力推行“筑圩”、“查圩”和坚壁清野政策，千方百计隔绝捻军和人尺群众的联系，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了捻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密切的。捻军之所以能坚持长期斗争，是与人民群众的支援分不开的。 （三）实行与太平军联合作战的方针 由于地域的接近和斗争的需要，自1857年开始，张乐行、龚得树、苏添福等所部捻军与陈玉成、李秀成所部太平军实行联合作战，实践证明，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对捻军来说，当雉河集等地被清军占领后，由于得到太平军的支援，得以在淮河沿岸重新立定脚跟，坚持斗争达四年之久。对太平军来说，捻军在淮河沿岸的活动，牵制了自淮北南下的清军，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北部屏障的作用，使太平军陈、李两部得以比较放手地分别对付由湖北东进的湘军和天京外围的清军。正是由于互相配合作战，使安徽战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局面。在此期间，捻军还向太平军学习了构筑防御工事等方面的技术，提高了防御作战能力。清将胜保颇为惊奇地说：捻军“挖壕筑垒迥异从前，非有粤逆消息暗通，安能如此诡谲”2。袁甲三也说：“数年以前之贼，不知沟垒可恃，专心以野战为强。自咸丰七年以后，皆知深沟高垒，以守为战，而攻剿愈觉费手。”3太平军方面，陈玉成、李秀成部在安徽战场上，也注意运用捻军迂回运动战法，打了一些漂亮仗。太平天国失败后，捻军张宗禹、任化邦等部，与赖文光、邱远才所率的西北太平军余部决定合为一体，组成一支统一的新捻军，这一决策也是非常适时和正确的。如果不实行整编，各自独立作战，将很难坚持斗争达四年之久。 （四）实行大规模的运动战 捻军和太平军整编后，决定易步为骑，实行大规模的运动战，这是与敌情、地形和武器装备等条件相适应的。当时，清廷已把主要精力用来对付捻军，先是派遣僧格林沁的精锐骑兵，后又调集装备新式槍炮和数量上占优势的淮军和湘军，在豫、皖、苏、鲁、鄂等省的地方军配合下，实行合围兜剿。而捻军兵力少，武器装备低劣，又是孤军作战。如果实行阵地防御作战，显然是非常不利的。在这种情况下，捻军领导者决定把部队全部改为骑兵，充分发挥骑兵在平原旷野地区纵横驰骋的特长，实行运动战，以己之长，击敌之短，避敌之长，补己之短，使清军的槍炮优势难以发挥，同时也弥补了捻军武器装备方面的劣势。实行运动战的结果，使捻军在战略被动中取得了战役战斗上的主动权。捻军的这一作战形式，与同时期的农民起义武装的偏重于城市攻防作战相比较，都要高出一筹。尽避后来东、西捻军先后遭到失败，但是，如果不实行机动灵活的运动战，而是实行堂堂正正的阵地战，无疑将会失败得更快。 二、捻军起义战争的教训 捻军起义战争为什么最终失败了呢？除了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外，就政治军事方面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政治眼光短浅，组织松散，形不成集中统一的领导和指挥 捻军的成员基本上是农民小生产者，既有反抗压迫剥削的一面，又有保守落后的一面。他们所在的家乡，经济文化十分落后。捻军首领中除张宗禹等个别人外，都没有文化知识，在斗争过程中又不注意学习和提高自己，也没有注意吸收懂得韬略和善于出谋划策的知识分子参加。因此，他们的政治眼光比较短浅，未能充分反映当时农民阶级的愿望和要求，明确提出推翻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建立农民政权的政治纲领和远大目标，并教育动员广大捻军将士和农民群众为此而奋斗，而是长期局限于解决眼前的局部的经济利益，这就必然影响到建军、作战和内部团结等一系列问题。正由于捻军首领们不能在斗争中努力提高目己的政治水平，不能把军事斗争提高到推翻清朝反动统治、建立农民革命政权的高度，不能更广泛地团结群众，争取友军，不断壮大自己的队伍，因而不可能最终战胜强大的敌人，夺取帮命战争的胜利。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捻军“装旗”出征，主要是为了获取钱粮物资，目的既达，便返回故乡，各自归家。这种“居则为民，出则为捻”的状况，不仅在初期普遍存在，后来淮北各支捻军向河南、山东、江苏出击过程中，仍然表现得相当突出。这就影响了革命军队的建设和作战能力的提高，并丧失了许多有利的作战歼敌时机。 捻军不仅受小生产者狭隘性和无组织、无纪律性的影响，而且还受到宗族和地域观念的束缚，这既是它不能与太平军达成真正的联合（“听封而不能听调用”）的主要原因，也是它本身组织松散的根源所在。各种不同旗色的捻军，长期以来“各统其众，各居其巢”1，独立战守，互不统属，互不协同配合。有的则时合时分，分多于合。雉河集会盟，反映了一些捻军首领认识到联合作战的必要性，对于改变分散状态起了一定作用，如张乐行、龚得树、苏添福等几支不同旗色的队伍，长期共同行动，协同作战，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但是，作为盟主的张乐行却提不出实行集中统一领导的有效措施，甚至在处理内部矛盾时简单从事，以致始终未能把淮北的各支捻军统一起来，无论进攻还是防御，都不能在统一的部署下，协调一致地行动。捻军的数量虽多，却形不成有力的拳头打击清军，这是一个致命的弱点。雉河集的几次失守，许多捻军圩寨的被各个攻破，以致最后无法在淮北家乡立足，都与此有着直接的关系。就是在后期，虽然统一了组织和领导，但仍然存在着时分时合、松散不团结的旧习。 从1853年至1857年初，捻军的力量发展很快，而当时清廷的主要兵力正忙于对付太平军，只用很少一部分兵力对付捻军，清军在豫、皖、苏、鲁边界地区，只能固守少数据点，形势对捻军非常有利。如果当时有几支比较有战斗力的捻军，实行集中统一的领导和指挥，对固守孤立据点的清军或长围久困，或一面围城一面打援，或把清军诱出城外，寻机加以歼灭，则将大大有利于尔后的作战。这一时机的丧失，无疑是非常可惜的。 （二）缺乏建立根据地的思想 捻军虽然经常活动于淮北的雉河集、蒙城、亳州、宿州、颍州，河南的永城、夏邑、虞城、鹿邑，山东的单县、鱼台、金乡、曹县，江苏的砀山、丰县、萧县等地，但始终没有使这些地区联成一片，建成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根据地。当时建立根据地的客观条件是具备的，但由于捻军的不少重要成员参加过贩运私盐和一开始就热衷于外出“打粮”等活动，因而容易产生流寇主义思想，认识不到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以致白白地丧失了几个有利时机。一是从起义到1857年前，没有趁清军力量薄弱之机，在起义地区建立农民政权，着力于摧毁清军的少数据点，消灭地主团练武装。二是当胜保、袁甲三等率清军南下淮河流域进攻张乐行、龚得树等部捻军时，淮北的捻军在向河南、山东、江苏出击的过程中，打了几个漂亮的歼灭战，使当地的清军力量更形薄弱，人民的起义不断发生，但没有与当地的起义武装和人民群众相结合，建立起新的根据地。尤为失策的是，捻军首领们对淮北家乡团练武装的日益嚣张和捻军所占地区不断缩小的严重情况，竟熟视无睹，结果在僧军和团练的联合进攻下，遭受重大损失，被迫离乡他走。在后期，捻军实行运动战，虽然歼灭了被清廷“倚为长城”的僧格林沁军，以后又屡败湘、淮军，但由于没有根据地作依托，部队长期不停顿地流动作战，得不到必要的休整补充，虽然拖累拖垮了不少敌人，而自己也陷入了困难的境地，终于在优势敌人的围堵下，遭到失败。 （三）战略指导和作战指挥上的失误 捻军领导者在战略指导上的最大失误之一，就是在后期将部队分为东、西两支。当时，捻军在数量上居于劣势，又处于优势清军的围攻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分出一支部队前往远离中原战场的西北地区，使两支部队之间无法配合作战，既分散和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又给清军造成了各个击破的机会。根据当时的战场形势，捻军应该集中兵力，而绝不应分散兵力，最多只能实行近距离的分兵，即以一部分兵力用于牵制据守点、线的清军，主要兵力用于寻找机会，逐一围歼尾追的清军。坚持实行这种战法，积以时日，尚有可能改变战场上的被动不利局面。如不用此策，则应集中兵力，及早入陕进川，利用当地的山险，人民的支援和清军兵力薄弱等有利条件，开辟一个新的地区。这样，坚持斗争的时间可能会更长一些。赖文光曾率太平军到陕西活动，当清军围攻天京时，终因距离过远而无法救援。但他没有接受这一教训，仍然决定分兵入陕，而且还认为这样可以造成“犄角之势”，实在是缺乏战略眼光的表现。 捻军领导者始终把解决粮食问题看得重于一切，这也是不妥当的。淮北捻军只顾外出“打粮”，而不顾家乡的安危；后来的东、西捻军，也因就粮于富庶地区，而不顾敌情、地形等其他重要条件，结果误入绝地，被敌所困，加速了自己的败亡。这都是战略指导上的失误。 捻军领导者在作战指挥上的失策也是不少的。在初期，捻军曾多次包围归德城，由于武器装备低劣，没有强攻坚城，这是对的。但不懂得利用围城达到伏击援军的目的，往往一闻援兵到来，不管是多是少，便撤围他走。在与太平军联合作战时期，捻军攻占了几座城市，便由流动作战转为分兵守点，当清军进攻时，采取单纯防御的方针，结果被动挨打，所据城市逐一丢失。当曾国藩、李鸿章等实行“聚兵防河”，“扼地兜剿”时，捻军设法突出清军的包围圈是正确的，但在突围作战中，缺乏计划性，表现得惊慌失措，盲目地东闯西突，以致渡河作战一再受挫。如果指挥员镇定沉着，一方面对尾随的清军杀几个回马槍，使其不敢紧追不舍，一方面作好渡河作战的侦察和船筏等物资的准备，找到清军河防的薄弱环节，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迅速抢渡，或集中兵力强行渡河，还是有可能突破清军的运河、黄河等防线的。当时，捻军中流传着“不怕打而怕围”1的说法，这既反映了捻军敢于同清军近战拚搏，又反映了捻军对清军的围堵存在着恐惧心理。正是这种恐惧心理，导致了渡河突围作战的无计划性。张宗禹虽然一度表现为骄傲轻敌，但当几次突围受挫时，马上转为丧失信心，盲目行动，最后造成西捻军的全军覆灭。 （四）忽视部队内部的纯洁工作 捻军中的叛变投敌事件不断发生，与其他农民起义武装相比，是颇为突出的一个问题。如六安、霍丘和凤陽府县两城，均因有叛徒内应而相继丢失；当僧格林沁军进攻雉河集时，竟有一批捻首率部投降，使捻军的力量大为削弱，淮北地区很快被清军占领；主要捻军首领张乐行、任化邦均死于叛徒之手。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捻军的成份比较复杂，为数不少的游民无产者不断涌进队伍中来，甚至一些中小地主也“纠众而捻”。这些人在清军剿抚兼施，特别是形势恶化的情况下，容易被反动势力收买，动摇变节。二是捻军的主要首领张乐行本人就曾受过清朝官方“招安”，虽然后来坚持斗争到底，但由于本身的污点，必然影响其理直气壮地与投降倾向作斗争。三是一些主要捻军首领用人不当，不懂得纯洁和巩固部队内部的重要性。作为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不仅要有不畏艰难险阻，与反动统治阶级斗争到底的坚强革命精神，而且必须善于用人选将，擦亮眼睛，随时注意清除混入革命队伍中的“蛀虫”。当然，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很难做到的。 此外，捻军对团练头子苗沛霖等人缺乏应有的警惕。在阶级矛盾激化，清王朝的统治发生危机的情况下，出现象团练头子苗沛霖这样的两面派人物，是不足为怪的。但是，苗所代表的始终是地主阶级的利益，他所梦寐以求的是建立一个封建割据的独立王国；他与清王朝之间不过是狗咬狗的矛盾，但与人民之间却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而且一开始就是进攻捻军起家的。农民起义军对待这种人物，当他开始联合清军进攻捻军的时候，就应该坚决予以打击，特别是当其羽毛未丰的时候，应决心将其消灭，或分化其内部。只有这样，才能发动群众，扩大占领区，消除心腹之患。当苗的实力已经强大，难于一下子把他消灭，并在表面上愿意联合反清时，捻军和太平军可以与他采取某些联合行动，共同对付进攻的清军。但必须时刻防止他反戈相击，背后插刀，避免处于腹背受敌措手不及的困境。由于张乐行、陈玉成等政治警惕性不高，缺乏对付两面派的斗争策略，结果上当吃亏。这也是不容忽视的历史教训之一。 第一节 上海小刀会起义战争 一、起义的爆发与发展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上海成为“五口通商”的口岸之一。从此，上海及其附近各县人民，深受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双重压榨，日益陷于贫困破产的境地。早在明末清初，这一地区的棉纺手工业就相当发达，生产的土布畅销各地，成为劳动人民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但是，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英、美等国棉纱、棉布的源源输入，土纱、土布的销售日益受到排斥。上海开市三年以后，松江、太仓的土布市场消减大半，某些以纺织为业的农村，甚至陷入无纱可纺的境地。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中国的纺织业在外国的这种竞争之下受到很大的危害，结果就使社会生活受到了相当的破坏。”1上海是中国沿海“商贾云集，帆樯如织”的重要商业城市，水上交通历来比较发达，但自对外通商以后，外国轮船穿梭往返，逐渐排挤了长江和沿海一带木帆船的航运，使大批船夫失业。 与此同时，清政府为了填补鸦片战争的巨大消耗和大量赔款，满足封建官僚的挥霍浪费，不断加重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作为清政府主要财政收入的漕赋、地丁税普遍加重。鸦片战争期间，上海一带地区的漕赋已经很重，而战后又增加了二三倍。地主对农民的地租剥削也不断加重。一亩田最多能收米三石，少的不足二石，但地租额竟高达一石五斗。农民每年的收获所剩无几，终岁过着啼饥号寒的悲惨生活。 面对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残酷压榨，上海及其附近各县的劳动人民不断进行反抗。1848年，失业的漕船水手一万三千人在青浦集会示威，反对外国殖民者的侵略。1849年，嘉定农民冲进县城，开展反对大户和米商囤积居奇的斗争。在上海，则掀起了反抗外国侵略者为开马路、造洋房、建跑马厅而强迫人民迁移的斗争。1852年，青浦农民在当地小刀会首领周立春领导下进行抗粮斗争，烧毁官府的催粮船，并冲进县衙，活捉知县余龙光。苏州知府钟殿选率清军千余前往镇压，被数千农民用锄头、木棒击退。与此同时，嘉定、太仓、松江、南汇等县人民也不断掀起殴官、拒差、焚毁仓衙等斗争。这种日益高涨的反抗斗争，成了上海小刀会起义的先声。 上海小刀会由广东、福建、浙江和上海等七帮联合组成，会员以小刀为标志，对外用“义兴公司”为代号，首领有刘丽川、李咸池、陈阿林、林阿福、潘起亮等。刘丽川原籍广东香山（今中山县），初在家务农，后赴香港谋生，于1845年加入天地会，1849年到上海为一家外商洋行当通事（翻译），不久辞去这一职务，抄录医书，为人治玻由于刘丽川仗义疏财，名望渐高，加之上海小刀会中以粤帮人数最多，势力最大，他遂成了该会的总领袖。小刀会的成员有贫苦农民、手工业工人、船夫、搬运工人和城市贫民、游民等。当上海及附近各县农民和失业水手等展开反抗斗争时，小刀会的组织有很大的发展。1853年3月，太平军攻占南京，上海及其附近各县的官僚、豪绅惊恐万状，刘丽川等便趁机积极准备武装起义。他们一方面组织小刀会众加紧练习槍棒，一方面乘苏松太道吴健彰等通过福建、广东、宁波、上海等七会馆联名捐资和招募团练之机，派会员打入敌人内部，在反动武装中发展革命力量。随着青浦、嘉定一带农民反抗斗争的日益发展，上海小刀会起义的条件也就日趋成熟。 1853年8月17日，嘉定县南翔农民在该地小刀会首领徐耀领导下，发动武装起义，一度占领县城，捣毁县署，驱逐知县，放出被监禁的群众。之后，徐耀与青浦县的周立春联合，并取得上海小刀会的协助。9月5日，在周立春的领导下，发动第二次起义，再次占领嘉定县城。起义军纪律严明，获得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整个形势对上海小刀会的起义十分有利。同时，刘丽川等又得知吴健彰企图把四十万两白银运走，作为进攻太平军的军饷。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小刀会便毅然改变原定于冬季起义的计划，决定于9月7日乘上海城内举行祭孔大典的机会，提前发动武装起义。当日清晨，头包红巾，腰缠红带，手持武器、旗帜的上海小刀会起义军在守城卫兵的内应下，以突然行动从北门冲入城内，与城内会员会合，经过短时间战斗，即攻入县衙，杀死了知县袁祖德。接着，又占领炮台，包围了苏、松、太兵备道衙门。吴健彰“象一只哀怜的小狈一样乞求饶命，拿出了他的官颖1，成了起义军的俘虏。但是，美领事金能亨却出面请求刘丽川“加意优容，准吴健彰还里”2，并由外国人帮助吴乔装逃出上海县城。吴健彰奔赴镇江后，便请兵围攻上海，成了镇压起义军的刽子手。 起义军占领上海后，即以文庙为总指挥部，依据天地会“反清复明”的宗旨，建立了“大明国”。公推刘丽川为“大明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李咸池为平胡大都督，陈阿林为左元帅，林阿福为右元帅，潘起亮为飞虎将军。其他首领也封以将军、先锋等名号。刘丽川等发布告示，揭露清朝官吏的种种罪恶，表明起义的目的是推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同时，严申军纪：“不听号令者斩，奸婬妇女者斩，掳掠财物者斩，偷盗猪狗者斩。”3起义军的主张和行动，得到群众的拥护，不少人自带刀矛参加革命队伍。 刘丽川、周立春为巩固革命政权，扩大革命势力，立即由上海、嘉定分兵出击，于9月9日占宝山，10日破南汇，13日克川沙，17日占青浦。从9月5日起，在十二天内，起义军即攻占了六座县城，声威大振。起义军原拟乘胜占领太仓，向苏州方向发展，后因苏州的天地会起义组织遭清军镇压，而进攻太仓又为清军所阻，故折回嘉定，转取守势。为了取得太平天国的领导与支援，刘丽川等遣专使携带给天王洪秀全的公文，分由水陆两路前往金陵，要求天京当局速派大员前往上海主持军政大事。同时，宣布上海小刀会起义军是“太平王的部属，在太平王的指挥下一致行动”，革命政权“奉行太平王的法令”1，并于9月下旬改用太平天国年号，竖立太平天国旗帜，刘丽川也改称“太平天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 这时的小刀会起义军，包括嘉定、青浦两县起义军在内，总数万人左右。这些初起的义军由于没有战斗经验，武器又多为小刀长矛，仅有少数鸟槍，因而战斗力较弱；但是，他们凭着勇敢的革命精神，却能屡败清军。 二、上海城市保卫战 （一）起义军退保上海 起义军占领上海等县城后，不仅影响江浙漕粮的海运和清军江南大营军饷的供应，而且使江南大营清军有腹背受敌的危险，因此，引起清廷及江苏督抚的震惊。他们急忙从各地抽调兵员，捐资募勇，企图一举消灭小刀会起义军。在周立春等率众第二次占领嘉定后，钦差大臣向荣即从江南大营清军中派出刑部主事刘存厚、云南参将秦如虎统兵一千六百名，前往苏州，归两江总督怡良调遣。上海小刀会起义后，怡良随即调兵六百五十名，由署理江苏按察使吉尔杭阿统带，署江南提督和春也由镇江分兵六百，交游击长桂率领，另由吴县知县丁柄恩带勇一千三百余名，前往围堵。不久，向荣又抽调官兵一千人，由新任总兵虎嵩林管带前往增援，并由江南大营帮办、署江苏巡抚许乃钊节制围攻起义军的各部清军（共计五千余人）。1 清军的作战方针是首先夺取上海附近各县，最后集中力量进攻上海县城。1853年9月20日，丁柄恩部兵勇由太仓向嘉定进逼，潜伏在嘉定城内的地主豪绅乘机纠集反动武装充当内应，配合进攻。起义军与敌人进行了激烈巷战，于22日撤离县城。之后，一部分在嘉定以西农村坚持斗争，一部分在徐耀、周秀英（周立春之女）率领下，经南翔退入上海。周立春在掩护部队撤退时，力竭被俘，于苏州英勇就义。22日至27日，青浦、宝山、南汇、川沙的起义军也在清军和地主武装的进攻下撤离县城，退守上海。从此，开始了上海县城的保卫战。 许乃钊在清军攻占上海附近各县之后，便于10月纠集各路清军及上海附近各县的地主武装进逼上海，北面推进到苏州河，在新闸一带建立北营，南面推进到黄浦江下游的卢家湾、小马桥一带，建立南营，以钳形态势夹击上海城。另有红单船多艘，扼守吴淞口，并在黄浦江游弋。 这时，起义军虽然已由万余人减至数千人（有说三千人），且困守孤城，但上海城高墙厚，并储有一定数量的粮弹，因而士气高昂，决心固守待援（等待太平军的到来），与清军斗争到底。为了粉碎敌人的围攻，他们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政治上，反复宣传推翻腐朽的满清政府和铲除贪官污吏的革命主张，拘捕扰乱社会秩序的不法分子和混进城内的奸细，以鼓舞和安定士气民心。经济上，宣布豁免地方捐税，动员各铺户照常贸易，并派人秘密从常熟一带购运米粮进城，实行配给制度，保障军需民食。军事上，大力动员群众参加战斗，并设女将军和“孩兵局”；在高大建筑物上开凿槍眼，各要地增设炮台，于城外深挖陷坑，设置铁蒺藜，并控制城东黄浦江及城郊的水陆要道；用土办法自制火药、子弹，并通过购买和动员散勇上缴等办法多方补充槍支弹药。外交上，严正宣告起义军“与太平军已属一体，今日之中华实已与外邦并驾齐驱”，并斥责美国侵略者暗助清军，要求各国恪守中立。1 上海小刀会起义军战士 （二）挫败清军的水陆夹击 1853年10月初开始，围城清军连日从陆上水上向上海城内发炮轰击，并不断发起进攻，均被起义军击退。10月中旬，围城的清军增至八千余人，加上乡勇，共约二万人，并调集了水师战船数十艘。 11月9日，吴健彰以战船一队，混在外国军舰中间，发炮轰击东门外董家渡炮台。起义军不动声色，待敌船驶离外国军舰后，突然发炮还击，击沉清军战船一艘，重创两艘。这时，另一队清军战船开到，集中火力炮击起义军的五艘战船，将其全部击毁。随后，敌战船上的清兵登陆，企图占领东门外的炮台。起义军英勇抵抗，将其击退。 在城东作战的同时，清军约三千人向上海县城的北门发起攻击。起义军沉着应战，待敌人缘梯登城时，突然开火，使清军伤亡惨重。清军攻城失败后，纵火焚烧东门外的民房，并大肆抢劫。一天之内，烧毁房屋不下一千五百余幢，从江边到城墙，人烟稠密的商业区，仅剩下一些破壁颓垣。 此后，清军又不停顿地向县城进攻，并在城北宁波会馆墓地上筑起一座高与城齐的炮台，整天向城内开炮；吴健彰的战船也继续轰击城东起义军的炮台，企图切断城内至江边的通道。由于久攻不下，清军决定改取太平军常用的“穴地攻城法”，在城西秘密地挖了一条通向城脚的地道。1854年2月6日晨，引爆火药，轰塌西面城墙，二千余名清军从缺口冲入。起义军立即点燃火药袋和火罐，并用喷筒喷射火陷，封锁缺口。清军一片混乱，纷纷后退。飞虎将军潘起亮率二百人乘势冲出城外，追杀清军，缴获大炮十二门和许多抬槍，胜利返回城内。清军遭此挫败后，从3月到4月，基本上没有大的进攻行动。起义军则多次主动出击，摧毁清军的营垒、炮台，杀伤不少敌人，迫使其全部退出南郊，初步改善了防御态势。 5月25日凌晨，清军又将小南门城墙炸开一个缺口，二百名清军尾随几名外国兵冲入城内。起义军奋起反击，毙敌四十人，将敌军逐出城外。配合清军进攻的外国战船，也被起义军击伤一艘，击沉两艘。以后，清军又多次挖地道攻城，均被起义军击退。 （三）抗击中外反动派的联合进攻 小刀会起义武装占领上海县城后，标榜“中立”的英、美、法侵略者，想利用这个机会，要挟清政府对它们在上海的侵略特权作出更大的让步，然后帮助清政府镇压起义军。当时的外国租界位于县城以北的洋泾浜地区，英、美、法领事以避免清军和起义军的炮火毁坏租界建筑物为由，曾禁止清军从北面进攻起义军，并对清军采取威胁态度。1854年4月4日，英、美军队以清军侮辱、袭击租界外侨为借口，向驻于泥城浜（今西藏中路）的清军发起进攻，清军不战而退。事件发生后，许乃钊立即派员向英、美领事求和，第二天又派吴健彰出面“陪罪”，作出了“租界不可侵犯”的保证。不久，许乃钊、吴健彰又接受英国领事阿利国的建议，由英、美、法三国领事各指派税务司一人，组成所谓“关税管理委员会”，控制海关。6月29日，与三国领事签订“上海海关征税规则”九条，从而开创了出卖中国海关主权的先例。外国侵略者通过“泥城之战”，在租界地位、海关控制权等问题上获得了满意的结果，随即撕下“中立”的假面具，公开与清军勾结起来，镇压上海的起义军。6月中旬，英、美、法三国领事就达成协议，决定以武力强迫起义军退出上海城，将县城交给清军。 同年7月，清廷以“许乃钊督师上海，日久无功”，将其革职，吴健彰也被拿问，由吉尔杭阿升任江苏巡抚，节制围攻上海县城的清军。清廷令吉尔杭阿立即“督率各路兵勇，迅速筹攻，务将沪城克期收复”。1吉尔杭阿接任后，不断驱使清军挖地道、埋火药，爆炸上海城墙。有的坑道被起义军灌水破坏，有的虽爆炸成功，但始终未能攻入城内。7月24日，清军在城南的一次爆炸中，竟自毙官兵五十名。起义军趁势反击，“孩兵局”的少年战士在战斗中表现出了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吉尔杭阿见上海久攻不下，便步许乃钊、吴健彰的后尘，求助于外国侵略者。他通过买办分子杨坊及其亲信吴煦奔走活动，征得外国侵略者的同意，于10月至11月底，筑成一条东起黄浦江边、中经陈家木桥直至洋泾浜北岸护界河的围墙，断绝县城与租界的交通，使起义军无法假道租界得到粮食与军火的供应。 在日益严酷的形势下，起义军中的少数不坚定分子（如李咸池、林阿福等）或者出走，或者降敌。但刘丽川等仍然不畏艰险，率部坚持斗争。12月上旬，起义军连续出击，摧毁了北门外的清军营垒，并于城外构筑炮垒，轰击围墙，以图打破敌人的封锁。 1854年12月6日，法国舰队司令辣厄尔蓄意寻衅，借口起义军的炮火将危及外国人的安全，竟要起义军拆除洋泾浜南岸的炮台。这一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了起义军的严词拒绝。12月9日，法国战舰“高尔拜”号悍然开炮轰击县城和小东门炮台达两小时之久。14日，法国侵略者正式向起义军宣战。1855年1月6日晨，法国侵略军四百人伙同清军一部向上海北门发动进攻。法舰“高尔拜”和“贞德”号以及领事馆附近的大炮同时猛轰，将城墙打开一个缺口。接着，二百五十名法军首先突入城内。英勇顽强的起义军在潘起亮率领下，立即发起反击，使敌人前进受阻。法军慌忙打开北门，数千清军蜂拥而入，同样被起义军击退。有的清军来不及从城门逃走，直接由城墙往下跳，死伤甚众。此次作战，上海小刀会起义军共毙伤法军数十名、清军二千余名，取得了反击中外反动派联合进攻的辉煌胜利。从此，法军不敢力攻，惟配合清军加紧围城。 （四）弃城突围与最后失败 起义军英勇奋战，虽然粉碎了敌军多次进攻，但由于长期困守孤城，兵员、弹药的补充越来越感到困难，粮食问题更是难以解决。从1855年初起，城中粮食几尽，军民饥饿而死者与日俱增。2月16日，清军轰塌小南门城墙，冲入城内，法军也发炮助战。起义军忍着饥饿奋勇拚杀，再次迫使清军退出。尽避如此，起义军终因内无粮弹、外无援兵，势难继续坚守，便于2月17日（咸丰五年正月初一日）夜分路突围，约定到镇江与太平军会师。 起义军出城后，有的被清军截杀，有的散入租界。刘丽川率部由城西南冲出后，次日黎明到达上海西郊虹桥附近，与清军遭遇，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只有潘起亮和少数起义军突出重围，到达镇江，参加了太平军（1861年底太平军攻克宁波后，潘起亮以功封“衡天安”任海关主官，后随太平军余部转战赣、闽，1866年在广东牺牲）；另一部分突围后，于1855年冬参加了江西天地会起义军。还有部分起义军散入南翔、浦东农村，在以后太平军进攻上海时，积极配合作战。 三、起义的意义与教训 上海小刀会起义，是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鼓舞下掀起的一次反抗清朝封建统治和外国侵略者的武装斗争，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我国近代史上一次比较有名的城市武装起义。它发生在我国沿海的重要商业城市和资本主义列强主要侵华据点之一的上海，不仅使清王朝的财政收入受到严重影响，而且予外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起义军占领上海期间，外国资本家的“商业陷于停顿”1，鸦片贸易“连续的不景气”2，整个贸易额不断下降，以致引起侵略者的极度不安。 起义军占领上海县城后，坚持奋战了十七个月，迫使江苏清军既要对付天京的太平军，又要对付上海的小刀会起义军，处于两线作战的不利态势。清廷由于兵力不足，不得不从江南大营先后抽调部队数千人，参加围攻上海的战斗。所以，小刀会起义军坚守上海城，直接配合了太平军的作战。他们不仅英勇地抗击了清军的围攻，而且毫无畏惧地抗击了外国侵略军的进攻，又一次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外国侵略者的革命精神。 起义军最后终于失败了，从军事上看，主要是长期困守孤城的结果。上海县城虽然城墙比较高厚，但城内居民不多（起义前约有二十余万人，起义后因不断外流，最后只剩下三四万人），且东濒黄浦江，北有外国租界和苏州河，西、南多河浜，地势低洼，无高山屏障，地理条件也很不利。嘉定、青浦、川沙、南汇、宝山等县的起义武装均被清军镇压，城市的斗争无法得到附近农村的支援，势必陷于孤立。城外有数倍于己的清军包围，外国侵略军也近在咫尺。在这种极为不利的形势和条件下，起义军长期坚守上海孤城，显然是战略上的失策。 刘丽川等所以坚守上海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寄希望于太平军的援助，认为“纵本城面临困难，我南京太平天王决不忍坐视不救”3。但事实上，太平军占领金陵之后，由于同时分兵北伐、西征，还要对付江南、江北大营清军对天京的威胁，根本无力东顾，不可能给小刀会起义军以及时有力的支援。刘丽川等在待援无望，而自己的实力尚较雄厚的时候，本应毅然作出决定，弃城突围，迅速转移到围城清军的侧后，以及清军兵力薄弱的苏南农村，逐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发展壮大自己的队伍，开辟一个新的游击根据地，或主动向南京方面靠拢，与太平军密切配合作战。这样做，无疑地要比困守孤城主动得多，有利得多。这次起义的教训证明，城市的起义，如果没有附近农村的起义武装密切配合，是难于取得胜利的；同时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起义爆发后应采取坚决进攻方针的极端重要性。 第二节 大成国起义战争 一、广东天地会发动武装起义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对外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对内加紧压榨，鱼肉人民，社会危机更趋严重。广东在鸦片战争中首当其冲，受害最深，战后分担的战争赔款又最重，因而对人民的剥削压迫更为残酷。随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越来越多的贫苦农民和失业的手工业者、小商贩、船民、无业游民等加入天地会组织，走上反清斗争的道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尤其是1853年定都金陵的伟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广东天地会会众，终于在1854年夏爆发了较大规模的广东天地会武装起义。 1854年6月10日（一说6月8日），东莞天地会首领何六等率众在东莞县石龙镇起义，17日占领县城，揭开了广东省城附近天地会起义的序幕。起义队伍很快发展到三万余人，拥有船六百余只。7月5日，佛山天地会首领陈开在佛山石湾附近的大雾冈发动起义，随即占领南海县属的佛山镇（今佛山市）。接着，李文茂、甘先、周春等在广州北郊的佛岭市、陈显良等在城东燕塘、林洸隆等在省河（珠江）南岸纷纷聚众起义，关巨和何博奋等也率领珠江船户起而响应，迅速形成了对广州的包围。起义者头裹红巾，或腰缠红带，自称“洪兵”，又称“红兵”。 武装起义的烽火迅速燃遍广东全省，数月之内，攻克了四十余座府、州、县城，并先后形成了几个中心地区。在广州附近地区，除陈开、李文茂等外，还有陈金刚、练四虎、侯陈带、林大年、陈吉、梁楫、刘观秀、陈松年、吕萃晋、冯坤等分别领导了花县、三水、清远、顺德、龙门、新会、鹤山等县的天地会起义。在西部的肇庆地区，陈荣、伍百吉等率众起义，于8月5日在水勇内应下，一举攻占肇庆府城（今肇庆市）。在北部的韶州地区，首先由英德县的陈义和、乐昌县的葛耀明发动起义，后与其他起义军一起，三次围攻韶州府城（今韶关市）。在东部的潮州、惠州地区，由陈娘康、郑游春、吴忠刷翟火姑等领导的起义军，积极活动于惠来、潮陽、澄海、普宁、揭陽和归善（今惠陽）、博罗等地。此外，嘉应州、高州、廉州府属各县也都有规模不等的起义。各地的起义军，大股有数万人，小鄙有数千或数百人，但由于没有统一领导和缺乏作战经验，为时不久，多数被清军和地主豪绅组织的团练各个击败。有的如周春、翟火姑、葛耀明等部分别于1855年和1856年转移至湖南、江西，参加了太平军，成为太平军中的“花旗”。有的如陈金刚部流动于湘、粤、桂边境地区。而陈开、李文茂等领导的起义军，先则围攻广州，后转移至广西，建立起“大成国”政权，在广西天地会起义武装配合下，坚持了较长时间的反清战争，成为当时遍布全国的各族人民起义队伍中一支重要的反清武装力量。 二、围攻广州之战 （一）双方作战部署 1854年7月，陈开、李文茂等率众起义后，立即相互配合，开始了围攻广州的作战。其部署情况是：陈开部以佛山镇为据点，由南向北进攻；李文茂部以佛岭市为主要据点，以萧冈、龙潭观等为辅翼，直逼北门；陈显良部以燕塘为主要据点，以三宝墟为后应，进攻东门；林洸隆部驻省河南岸，牵制清军；关巨、何博奋的水军截击清军内河水师，断绝其水上交通。各路起义军的总兵力号称二三十万，实际约有十余万人，没有统一和正规的编制。部队除装备部分鸟槍、火炮外，大部分为刀矛等冷兵器。 两广总督叶名琚广东巡抚柏贵等因城内兵力空虚，立即关闭城门，并采取如下应急措施：将派至与湖南、江西、广西交界地区的绿营兵四千余名调回省城，与八旗兵一千三百余名共同防守炮台和水陆要隘；令各地豪绅地主从速组建团练，并以“优给口粮”、“加倍给予工价”等办法从省城、香山、新安、东莞、新会、潮州等地先后雇募乡勇二万七千余名，增添内河战船数百只，选蓖水勇、炮勇一万六千亲人，配合八旗、绿营作战（同年秋，守城的兵勇、团练增至五万多人）；奏清清政府速从福建、湖南等省调兵来粤会剿；组成以大买办伍崇曜为头子的“筹饷局”，后又无耻地乞求港英当局出兵救援。随着兵力的增加，叶名琚柏贵与广州将军穆特恩、右翼副都统托恩东额会商，作了具体的防御部署：参将卫佐邦率所部绿营分驻东路和防守保厘炮台；千总黄大荣、熊应荣率绿营及部分团练驻守小北门外各要隘；游击曾廷相、参将济山率绿营及部分团练驻守城北各要地；游击陈定邦率部分绿营、炮勇分守耆定、拱极、保极等炮台；协 领来存、王镇雄及佐领格绷额等率八旗守卫北门外永康炮台；游击陈国辉、水师把总王显等率绿营反团练一部驻守城西的西山寺、泥城等处；协领托云全、太承恩、国荫等率八旗及部分团练分守老城；副将怀塔布率广州协绿营防守新城。叶名琛等每日登越秀山五层楼（镇海楼）亲自指挥。上述部署，以城北为重点，其次为城东和城西，同时加强炮台的守卫。 （二）迫使清军转入防御 7月18日叶名琛等为了先发制人，派出副将崔大同、游击洪大顺率绿营兵三千余人，欲进攻北路起义军的据点江村。李文茂等闻讯，决定依托佛岭市周围的有利地形，伏击敌人。清军进至佛岭市前时，忽遇滂沱大雨，火药、火绳尽被淋湿，只得在山坡扎营。埋伏在周围的起义军突然冲上山坡，与清军展开白刃格斗，杀死崔大同、洪大顺等。清军大量被歼，余皆溃散。起义军缴获大批军械物资，取得了初战的胜利。 7月20日，起义军分三路进攻广州东、西、北各门，被清军击退。7月26日，叶名琛等派出兵勇约五千人再次对北路起义军的据点牛栏冈发起进攻。李文茂一面组织起义军进行正面阻击，一面派千余人绕至清军背后，袭击敌人。经过激战，起义军再次将清军击退，一直追到离广州城仅十里的三元里，又一次取得了胜利。 此后，起义军乘胜转入进攻，兵锋直逼广州城下。叶名琛等不得不采劝只守为战，严密设防”的方针，依托城垣和炮台进行防御作战。 （三）攻城作战一再受挫 从8月初至9月初，北路、东路和西路起义军，连续发起攻城作战（有时一路单独进攻，有时两路或三路同时进攻），企图先夺占炮台，进而攻入城内。由于清军拚死抵御，起义军进攻一再受挫。例如，8月3日，北路起义军数千人冒着狂风暴雨，从三元里绕至飞鹅岭，进攻永康、耆定炮台。守台清军发炮拦阻起义军的进攻道路，接着，千总熊应荣率部从正面迎战，游击陈国辉、千总黄大荣率部从三元里进行侧击，迫使起义军后撤。8月17日，东路起义军猛扑距东门五里的保厘炮台。清军同样以部分兵力从正面迎战，以部分兵力从“旁径绕出，夺据要隘”，前后夹击，将起义军击退。8月29日，起义军十余万人从东、北两个方向同时发起进攻，亦未获胜。9月2日，北路起义军又兵分两路出击：一路由三家店至飞鹅岭进攻白云庵，一路向三元里方向进攻。结果，进攻白云庵的起义军遭到两路清军的截击，前进受阻；向三元里方向进攻的起义军进至流化桥时，遭到永康、耆定、保极、拱极和越秀山各炮台清军的炮击，也只好再次后撤。 起义军在连续攻城作战中既不能正确估量主客观条件，又不讲求战术，一味盲目硬攻，忽视侧翼保障，结果，不但没有攻占一座炮台、一个据点，反使自己遭到不小的伤亡，进攻能力日益减弱，给尔后作战带来了很不利的影响。 （四）起义军被各个击破 广州清军虽然击败了起义军的多次进攻，但叶名琛仍感兵力不足，顾此失彼，“攻剿则兵分而见寡，堵守则路歧而难防，策应维艰，战守非易”，决定采取集中兵力“专注一处，先行扫荡”，然后并力进攻他路的作战方针。1 清军的第一个进攻目标是东路起义军。其部署如下：参将卫佐邦率所部绿营及部分团练为中路，出东门直攻燕塘；千总马超亮率城东团练乘船至东涌登岸，先占簸箕村，然后从右侧进攻燕塘；把总黄镛和县丞郑锡琦分率东莞、潮州兵勇从左侧进攻燕塘；外委赖永清率安邑团练为后应。各路清军于9月7日晨突然向燕塘发起攻击。起义军仓促应战，力不能支，只好突围外撤。一部分由陈显良率领从瘦狗岭撤至新造，另一部分撤至佛岭市。清军攻占燕塘后，将所有草房百余间全部烧毁，实行残酷的烧杀政策。 东路起义军战败后，李文茂北路起义军失去了左翼屏障，便由进攻转入防御，并采取如下防御措施：加强各据点间的联系，主动配合作战；在主要据点周围挖壕筑垒，配置火炮、抬槍，在山坡、田耿交通要道插上竹签，撒布蒺藜；在有树林的山坡上暗设火炮，布置伏击阵地。 叶名琛在取得东路作战胜利后，即集中东、北两个方向的部队，进攻北路。鉴于北路起义军数量多，据点密布，他决定采劝先分其势，复截其援”，“逐一剿洗”1的方针，即首先围攻靠近省城的几个较小的据点，然后进攻主要据点。9月22日至10月1日，清军先后攻占了棠夏、沙涌、三家店、瑶台等起义军据点。10月11日，清军向义勇祠进攻时，突遭分散在附近各乡的起义军截击，被迫后撤。为此，决定首先分路“清剿”东北、西北各乡小鄙起义军。至10月21日，十三乡的起义军均被击溃。这时，北路起义军尚有佛岭市、萧冈、龙潭观、牛栏冈等重要据点，彼此呼应，互为犄角。迨至11月3日，上述据点也逐一被清军攻占，起义军伤亡重大，余部退向石井、石门等处。 清军攻占北路起义军主要据点后，即采取水陆夹击战术，进攻西路起义军。至1855年1月中旬，石井、石门以及附近各乡的起义军均被击败。起义军首领何六、周春、甘先等率部北上，参加围攻韶州的战斗，后又退入湖南；李文茂则率部转移至南海县的九江。 正当清军疯狂进攻北路起义军之际，英国侵略者接受叶名琛的请求，于12月13日公开派遣舰队，闯入珠江，充当清军镇压起义军的后援。叶名琛有恃无恐，便立即进攻省河以南的起义军。但由于省河港汊纷歧，东连狮子洋，西连佛山镇，起义军水军出没无常，曾于大黄滘、新造等处大败清军水师，使清军的“堵剿倍形吃紧”1。这时，候补道沈棣辉提出了先破佛山的建议，他认为佛山是起义军的重要据点，是辎重和精锐的集结地，佛山一破，其余便可一战而定。叶名琛接受了这一建议，命沈棣辉统一指挥陆路兵勇近万人，战船百余只、水勇三千人，连同原驻佛山附近的兵勇四千七百余名，向佛山进攻。 当李文茂、陈显良等起义军勇猛攻打省城之际，佛山陈开起义军竟被南海县的大沥、梯云、扶南、太平四堡九十六乡的团练阻止了北进的道路，以致数万起义军偏处佛山，无所作为。沈棣辉在进攻佛山前，察看了各处地形，决定先破与大沥团练对峙的桥头、谢遥村等据点。1854年12月25日至1855年1月14日，清军将佛山外围的据点全部攻占。沈棣辉鉴于佛山道路盘旋，街巷纷歧，事先绘制地图，分发各营，使部队熟悉进攻的街道，明确各自的攻击目标。1月27日，清军分十三路同时进攻佛山镇，起义军首尾不能相顾，纷纷突围。陈开率部向南海县的九江退却，后与李文茂部会攻三水县城不克，遂一齐西进肇庆，与伍百吉部及由广西东下至肇庆的梁培友部会师，进行休整。2月下旬，南路起义军的主要据点也全部失守。至此，长达半年多的围攻广州之战，以起义军失败而告终。 广州解围后，叶名琛下令“凡昔通匪者，吏民格杀勿论”1，对广东人民进行血腥镇压。全省被害者约在百万以上，仅广州一地就有十万余人惨遭屠杀。英国军舰也参与围捕退到海上的起义军，几乎把所有北里湾和石浦港的起义军船只击沉，并伙同清军成批地捕杀起义军战士。 广州城墙高厚，四周炮台环列，构成坚固的防御体系。刚刚兴起的天地会起义军，虽然人数众多，但组织松散，武器装备差，战斗力不强，而且没有城内居民的响应，在这种情况下，强攻坚城，显然是不明智的。广州城虽然处于起义军四面包围之中，实际上是围而未死。叶名琛等仍能通过水路，在英、美、法殖民主义者的帮助下，将军需民用物资运进城内，支持其持久作战，并最终挫败了起义军的进攻。半年多的围攻广州之战，起义军不仅消耗了很大力量，而且丧失了向敌人统治薄弱地区发展革命势力的有利时机。 三、转移广西，开辟以浔州为中心的根据地 （一）占领浔州城，建立大成国 陈开、李文茂率部到达肇庆不久，就面临清军从西江上下游夹击的不利形势。1855年4月13日，广西按察使张敬修部攻占了德庆城。5月中旬，广东盐运使沈棣辉部攻占了九江、三洲等据点，并于羚羊峡外击败起义军的水军。21日，乘大雾迷漫之际，抢占起义军的羚羊峡炮台，战船冲过峡口，直驶肇庆。 面对上述形势，陈开、李文茂等接受对广西情况非常熟悉的梁培友的建议，决定放弃肇庆，向广西转移。在广东各地起义军已遭清军和团练的血腥镇压，武装起义已转入低潮，而广西的天地会起义又仍很活跃的情况下，此种战略性转移自然是正确的。当时，广西比较大股的起义武装，桂西南有以吴凌云为首的起义军，桂东南有以黄鼎凤和范亚音为首的起义军，桂东北有以张高友为首的起义军，永淳（今峦城）、横州（今横县）一带有李文彩为首的起义军，苍梧县有罗华观起义军，湘、桂边有陈永秀、黄金亮起义军。此外，还有活跃在各地的许多小鄙起义军。至于广西的清军，自太平军兴起并向湘鄂地区转进后，主要用之于对付太平军，留下的部队不多，广西地方当局不得不依靠团练来对付各地起义武装。陈开、李文茂等毅然率领起义军向革命势力比较活跃，反动势力比较薄弱的广西进军，对于保存和发展自己，无疑是十分有利的。 1855年5月下旬，陈开、李文茂、梁培友、区润、梁昌等率战船千余艘，溯西江扬帆直上，在德庆冲破张敬修部水师的堵扼，越过封川，进入广西。在进攻梧州不克后，即西走藤县，过平南，进据大黄（湟）江口，于6月5日直薄浔州府城（今桂平）。浔州城三面临水，起义军战船分泊南、北两河，发炮轰城，步军则在东、西两门外扎营安炮，从陆路进攻。浔州知府刘体舒督率清军、团练闭门坚守。起义军在屡攻不克的情况下，一面派兵控制交通要隘，一面在城外筑墙设垒，阻击清军的援兵，切断城内的粮饷接济，实行长期围困。7月23日和8月28日，起义军两次采用穴地攻城法轰塌南门城墙，但缺口很快被清军封闭，未能突入城内。 广西巡抚劳崇光因无兵可调，贵县勇练的增援亦为起义军所阻，只得把希望寄托在业已进至梧州的张敬修身上。可是，张敬修所部不仅兵力有限，而且士气低落，并需换乘适应浅水作战的战船，筹措欠发的粮饷，因而进展十分迟缓。叶名琛不得不于8月中下旬先后增派参将尹达章率浅水船八十只、兵勇三千名，已革知县谢效庄率团练千余名，加强张敬修部，令其立刻水陆并进，解浔州之围。9月21日，清军战船驶至石咀时，被扼守大黄江口的起义军击败，纷纷逃回梧州。 浔州城内的清军粮尽援绝，士气更加低落，起义军便于9月27日乘机发起总攻，由南城登梯缘墙，一举攻入城内，俘杀了知府刘体舒和桂平知县李庆福等人。 占领浔州城后，陈开等宣布建立“大成国”，改元“洪德”，改浔州城为“秀京”，并蓄发易服，颁发制度，分官设守，开炉铸钱（称“洪德通宝”），开始进行政权建设。为了防御清军进攻，在城外修筑土城二道，在东门外的三角咀修筑炮台，在沿江两岸筑垒设营。 （二）攻占武宣、平南 浔州城的攻克和大成国的建立，大大鼓舞了广西各地起义军的士气，陈、李起义军开始成为广西各支起义军的中心，出现了一派大好形势。 广西巡抚劳崇光鉴于广西兵单饷竭，只得采取消极防堵的方针，其部署如下：提督惠庆率绿营千人，与右江道黄辅相等所率绿营分驻武宣、蒙墟，防堵起义军北上柳州；新任署浔州知府张鹏万驰赴平南与署知县李载文等招集溃散兵勇、团练，防堵起义军东进；左江镇总兵色克精阿率部驰赴横州，防堵起义军西进。 起义军攻占浔州后，立即发起了攻势作战。10月初，李文茂、梁培友等率军数万，攻占浔州西南的贵县县城，当地起义军首领黄全义、黄鼎凤和活动于横州、永淳一带的李文彩率部参加大成国起义军。不久，李文茂又挥军进攻浔州东北的平南县。由于平南清军防守坚固，以致从1855年10月中旬至翌年2月，久攻不克。清军乘机攻占平南以西的一些沿江据点，并从广东陆续调来援兵，向浔州推进。在此情况下，李、梁等一面以部分兵力在大黄江口一带依托有利地形扼阻广东清军的水陆援兵；一面毅然率部北上，于1856年4月15日夜一举攻陷武宣城，毙浔州协副将福格、守备朱锦兰等多人。起义军袭占武宣，不仅威胁象州、柳州，而且威胁蒙墟清军的安全，打乱了清军进攻浔州的部署。此后，梁培友率水军南返浔州，李文茂率部继续北上，于5月7日攻占象州。李文茂联络荔浦张高友起义军，于7月进攻柳州。劳崇光忙调桂林和浔州附近的清军、团练前往增援。起义军进攻柳州受挫，张高友率部退守象州，李文茂于8月率部返回浔州。 梁培友率水军南下后，准备再攻平南。6月17日至23日，连日大雨，江水猛涨，清军设置于大黄江口下游的拦河铁链被急流冲断，岸边的炮台多被淹没，陆路各营也因洪水阻隔，彼此不能应援。梁培友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于6月26日一面派兵围攻清军陆上营垒，一面集中战船数百只，顺流连樯而下，火攻清军水师。清军广东水师的一百余只战船被烧毁殆尽，张敬修、尹达章以及候选知府谢邦瑞、已革肇庆千总柯维和兵勇四百余名被击毙。起义军打了一次漂亮的水上歼灭战。接着，起义军水陆并进，围攻平南，于8月29日攻克县城，击毙和俘虏李载文等多人。在围城期间，起义军水军还在藤县的白沙击毁由广东水师千总苏海率领的战船三十余只，缴获米船百余只，一度进抵梧州城外。起义军攻占武宣、平南后，又于10月初拔除了威胁浔州的清军据点蒙墟，提督惠庆败退石陇。 起义军进入广西后，经过一年多的作战，占领了浔州府属的广大地区，初步开辟了以浔州为中心的根据地，开始在广西立定了脚跟。这些胜利的取得，客观上由于广西清军兵力薄弱，而起义军能得到广西起义武装的积极配合，主观上则由于李、梁等起义军首领能在作战中注意集中兵力，乘敌之隙，出敌不意。起义军虽然取得了很大胜利，但与广西清军和团练的力量对比，仍然处于劣势，根据地还很不巩固。 （三）夺取柳州、梧州、南宁 1856年10月，陈开召开了起义军将领会议，分封诸王：李文茂为平靖王兼陆路总管，梁培友为平东王兼水路总管，区润为平西王，梁昌为定北王。陈开自称镇南王，不久又改称平浔王。此外，还分封了公、侯、元帅等职官。会议还确定：由李文茂率部北攻柳州，梁培友率部向东发展，区润、梁昌率部向西发展，陈开则坐镇浔州。部署既定，各王便分别率部向北、东、西三个方向发起攻城作战，以便进一步扩大以浔州为中心的根据地。 1.北攻柳州之战 1856年11月，平靖王李文茂率水陆两军由象州北上，再次进攻东、西、南三面临水的柳州城。11月11日，起义军战船直驶城下，步兵则占据了铜鼓、长塘、欧陽等据点。12日，起义军向东门、北门外清军营盘发起进攻，清军不支，退入城内。起义军占据了城外各要隘，完成了对柳州城的包围。 柳州城仅有游击韩凤所部二千余人及右江道孙蒙、参将汤遇珍所率的少数部队固守待援，而这时陈永秀、黄金亮、张高友部起义军，正积极活动于兴安、灵川、永福地区，威胁省城桂林。劳崇光一面调兵防守桂林，一面催令道员张凯嵩由庆远（今宜山）率部驰援柳州。张凯篙收罗绿营一百五十名和团练三千名，于12月3日进驻与柳州城隔江相望的二都。同月21日，提督惠庆也由石陇率绿营近千人赶到该处。因兵力有限，并受到柳江南岸起义军的牵制，张、惠二部清军均滞留二都，不敢渡江作战。而起义军的围城作战正日益加紧，曾于1857年1月2日炸塌城墙一段，虽未能突进城内，却给守军以极大震惊。劳崇光催促驻二都的清军迅速渡河增援。1月8日，惠庆率部渡江。他自知难于解围，便约韩凤由城内出击，内外夹攻。但韩凤龟缩城内，拒不出战。起义军一面阻击惠庆援军，一面加紧攻城。这时，城中粮食已尽，兵丁饥饿难忍。3月14日，韩凤率亲兵二百余名企图突围逃跑，刚出城门，就被起义军击散，韩凤仅率少数人逃往桂林。15日，李文茂乘机挥军攻入城内，歼灭了其余守军，击毙孙蒙、汤遇珍等，胜利地攻占了柳州府城。惠庆见柳州已失，慌忙向桂林撤退。 占领柳州后，起义军乘胜攻占了柳城（今柳城南）、罗城、庆远、融县（今融水），控制了柳州、庆远二府所属各州、县，打开了通向贵州的道路，并与贵州苗民起义军取得了联系。李文茂坐镇柳州（改称龙城府），建立平靖王府，设丞相、都督、将军等职，所占州、县派部将分任知州、知县。在军事上，将起义军编为前、后、左、右、中营，此外尚有御林军、常胜军、长生军、祷天军等番号。在经济上，注意恢复生产，发展商业，并自铸“平靖胜宝”钱币，俨然自成一统。 2.东取梧州之战 平东王梁培友拟首先肃清平南县属的地方团练，保障后方安全，然后东攻梧州。1857年4月3日，梁培友率部从平南县大乌墟出发往攻廖洞村团练，不幸中炮牺牲。起义军失去了一名得力将领。之后，陈开亲自统率梁部继续东进，于5月30日占领藤县后，率战船千艘顺流东下，直抵梧州，在活动于苍梧一带的罗华 观起义军配合下，发动了进攻梧州城之战。6月22日，起义军抢占了梧州城外浔江和桂江汇合处的三角咀，居高临下，炮击梧州城。接着，占领了梧州对岸的戎墟镇（今苍梧县），水军战船还控制了广东封川至德庆间的江面，从而封锁了水陆交通，完成了对梧州城的包围。 梧州城内有按察使黄钟音、知府陈瑞芝、副将蒋福长等统带的潮勇、香山勇一千二百余人，加上当地团练，共三千人左右。叶名琛得悉梧州被围后，一面令肇罗道张承修、肇庆知府史朴加强肇庆方向的防御，一面派广东陆路提督昆寿率绿营五千人、水师守备苏海率战船九十余只，增援梧州。起义军水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一面在梧州城外游弋，发炮环攻，一面积极打援，主动进攻广东援军。7月28日，起义军水军在广东都城（今郁南县）江面对正在逆水上驶的广东水师发起突然袭击。苏海所率的战船不是被击毁、击沉，就是缴械投降，苏海也当了俘虏。昆寿所率绿营也遭到起义军有力的打击，被迫向肇庆溃退。从此，梧州城内守军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绝境。 梧州被围日久，城内粮食渐罄。劳崇光先在桂林采办粮食，准备由桂江南运梧州，但因中游的平乐县已被杨西安起义军占领，运输受阻；后又令怀集、贺县团练从陆路开辟粮运通道。叶名琛也令肇庆知府史朴、高要知县黄家仁率兵练千人向梧州运米，但水陆要隘均被起义军控制，以致粒米片薪未能进入城内。至9月中旬，城内粮米颗粒无存，每天饥饿而死者达数百人。陈开得悉这一情况后，命令部队奋勇攻城，于9月27日夜一举攻入北门。在广东镇压起义军颇为卖力的潮勇等这时也完全丧失了战斗力，被歼千余人，除陈瑞芝乘乱逃脱外，黄钟音、蒋福长等都当了俘虏。起义军占领梧州后，将该城改名秀江府。 3.南宁不战而得 定北王梁昌、平西王区润、定国公李文彩所部起义军，于1857年2月和4月先后占领了永淳、横州两县，恢复了李文彩起义时的根据地，受到当地壮、汉人民热烈欢迎。5月27日，梁昌、区润、李文彩率部四万余人、战船数百只沿邕江水陆并进，往攻南宁。驻守该城的左江镇总兵色克精阿等慑于起义军的声威，率文武官员事先出城走避，起义军不战而得南宁城。 占领南宁后，梁昌、区润率部西攻百色不克，又折回南宁；李文彩率部东攻灵山，后又折回横州、永淳。在此前后，隆柄公黄鼎凤率部攻占了宾州（今宾陽东北）、上林等县，活动于容县、岑溪地区的荣国公范亚音率部攻占了北流，进围郁林（今玉林），在南线也取得了重大胜利。 自1855年9月占领浔州至1857年9月占领梧州为止，起义军经过两年鏖战，先后攻占府、州、县城数十座，控制了大半个广西，队伍发展到数十万人。起义军在这一时期的攻城作战，克服了起义初期不顾主客观条件盲目强攻的缺点，在广西清军缺乏机动力量的情况下，改用长期围困的方针，以较小的代价取得了较大的胜利，反映出作战指挥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 四、被迫转入防御，根据地日益缩小 （参见附图十） 正当起义军不断发展进攻之际，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首先，太平天国经过1856年内讧以后，元气大伤，使清政府得以腾出较多的力量去镇压各地各族人民的起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湖南巡抚骆秉章应劳崇光的请求，派候选知府蒋益澧率湘军一千六百人，段莹器率祁勇一千人，江忠浚率楚勇千余人，共三千六百余人，在蒋益澧统一指挥下，于1857年6月中旬进入广西，配合广西清军进攻正在威胁桂林的陈永秀、黄金亮起义军，9月占领了全州、兴安、灵川等县，进入桂林城。陈永秀、黄金亮部被迫转移，分别参加了活动于粤、桂边的陈金刚部和柳州的李文茂部。其次，起义军占领梧州后，广东当局加紧添制和改造战船，抽调部队，雇募壮勇，积极进行收复梧州、浔州的准备。再次，南宁城于1857年10月3日，竟被色克精阿等纠集的数千团练所攻占，梁、区仓促率部东撤，退入灵山（后来梁、区发生内讧，梁昌在合浦被团练所擒，区润被其部下杀害）。由于上述种种不利情况，大成国起义军被迫由进攻转入防御，逐渐丧失了战场上的主动权，以致形势急转直下，开始由胜利走向失败。 （一）会攻桂林计划落空 1857年12月，当蒋益澧所率湘军在平乐、贺县一带进攻陈金刚、陈永秀起义军时，陈开、李文茂没有主动支援，而是准备以陈开为东路、李文茂为西路，会攻桂林。 1858年1月，李文茂由柳州率部北上，占领永福。2月，李文茂率万余人进驻桂林西南六十里的苏桥镇，并在此等待沿桂江北上的陈开部的到来。可是，当陈开部于4月抵达平乐县时，由昆寿指挥的粤军已由肇庆向梧州开进。5月，陈开部遭到已经占领平乐的湘军的攻击，前进受阻。梧州是两广咽喉要地，粤军一旦攻占梧州，西进则可直接威胁浔州，北上则可与湘军夹击正在平乐一带的陈开部主力。陈开在北进受阻、梧州告急的情况下，立即率部南返，保卫梧州。这样，进攻桂林的任务完全落到了李文茂所部身上。 当李文茂屯兵苏桥，威胁桂林的时候，蒋益澧所率湘军虽已增至五千余人，但兵力分散，桂林仅有二千余人。为防止李文茂部进攻，蒋采取不时调换部队防地、布设疑兵的办法，迷惑对方。并由右江道张凯嵩纠集团练进攻庆远，牵制李部。李文茂未作周密侦察，不知湘军的虚实，结果万余人长期滞留苏桥，不敢进攻，丧失了打击湘军和地方团练的有利时机。陈开率部南返后，蒋益澧便命令驻平乐的湘军折回桂林，并秘密调动一千五百人绕到苏桥后面，于1858年5月下旬开始对李文茂部实行前后夹击。李文茂不幸负伤，便率部撤出苏桥，后退守柳州。起义军进攻桂林的计划宣告失败。 （二）梧州失守 当李文茂与湘军作战失利，向柳州撤退时，在梧州与粤军作战的起义军也节节败退。 此次进攻梧州的粤军，由广东巡抚江国霖和提督昆寿亲自编组。他们认为，过去几次作战失利，主要是“选勇未精，配船无法”，以及进攻时机选择不当，必待“西水未涨，东风当令之时，水陆并进，步步为营，方能得手”1。据此，他们得到署理两广总督柏贵同意后，抽调外海、内河水师，根据战船大孝火炮轻重、行驶快慢，分别编为前、中、后三队。即以能装载四五千斤火炮的红单等大型船六七十只为前队，能装载二三千斤火炮、桨多人众，转棹方便的扒船五十只为中队，能装载一千斤火炮、行驶快速的湖南麻陽舢板船一百只为后队。前队主要发挥火炮射程远的优势，便于先发制人；中队既可掩护前队，又便于进退；后队可以在前队、中队的炮火掩护下，迅速接近对方，实行近战。陆路方面，兵力增至一万余人，一半掩护水师溯江前进，一半专门进攻陆上起义军的据点。此外，还督令沿江各县团练于西江两岸配合作战。部署就绪后，粤军于4月19日趁江水尚未大涨、水流较缓之际，由昆寿统一指挥，从肇庆西上，往攻梧州。 起义军对粤军的兵力和进攻部署缺乏了解和研究，仍然袭用过去的老办法，在封川江面集中战船二三百只，于4月29日顺流下驶，直冲敌阵。当驶至德庆的春牛坪江面时，预有准备的广东水师前队首先发炮，击沉起义军前队战船数只。起义军水军右营安国公李发、先锋李明中炮牺牲。这时，粤军水师中队扒船向两翼展开，后队麻陽舢板船在炮火掩护下迅速接近起义军战船，槍炮齐放，岸上的兵勇也配合作战。经过激战，起义军不少战船被击沉、击伤，人员伤亡也不断增加。在危急情况下，起义军自焚战船十余只，利用烟雾掩护，转棹撤回封川江面。起义军在封川添筑炮台，并由梧州增兵四五千人，准备堵击粤军；还联络广宁、怀集等地起义军南下抄袭粤军后路，进行牵制。但水、陆部队不久即被敌击败，广东水师扬帆直驶梧州。5月30日晨，起义军的主要据点戎墟被苍梧、西宁的数千名团练攻占。梧州城守军面临两面受敌的不利形势，遂于30日深夜撤至城外。粤军占领梧州后，便停止了追击。 （三）柳州陷落 蒋益澧所部湘军在苏桥击败李文茂部后，便乘胜向柳州逼进。李文茂派其弟李文辉率部扼守白沙江口，扎竹为筏，横锁江中。白沙江口是洛清江和柳江的汇合处，李文茂以为守住这一咽喉要地，湘军水师便难于攻取柳州。然而，蒋益澧事先摸清了李文茂的防御部署，湘军由桂林乘坐麻陽船驶抵雒容（今鹿寨西南）后，不再下驶，而是于夜间拖船上岸，由陆路抬运至柳州城附近的洛垢下水，出其不意地直逼柳州。1858年6月24日，李文茂以为白沙江口已经失守，便慌忙从柳州撤退。蒋益澧占领柳州后，立即分兵两路，一路追击李文茂，一路进攻李文辉。驻守白沙江口的李文辉部因孤立无援，大部溃散。李文茂部先后在柳城、融县反击湘军失利，便转入贵州东南部，与苗民起义军配合作战。8月，在围攻黎平失败后，旋又折回广西融县一带。11月，李文茂不幸病笔于怀远（今融安北）山中，余部由陈戊养统领，仍归陈开指挥。 柳州、梧州之所以失守，除了清军兵力增加这一原因外，主要由于起义军由一味进攻而被迫转入防御作战，丧失了措置裕如的能力。李文茂从苏桥撤退后，在兵力上仍占有优势，如果沉着冷静，集中力量对南进之敌进行一二次歼灭战，仍然有可能变被动为主动。陈开部在梧州方向的作战中，在兵力上也占有相对优势，同样由于事先缺乏防御准备，对粤军的进犯虽然进行了节节抗击，但因仓促应战，以致难于阻止准备比较充分的敌人的进攻。 五、秀京沦陷，起义军余部坚持斗争 梧州、柳州等地相继失守以后，大成国起义军受到很大削弱，根据地也缩小了很多，原来的五王只剩下陈开一人，形势已非常不利。但当时大成国尚据有十多个州、县，拥有水陆两军十余万人。此外，还有陈金刚和罗华观等起义军分别活动于贺县和苍梧下郢一带，构成犄角之势。以后，又有石达开部进入广西活动。因此，在兵力对比上，起义军仍占有优势。如果陈开等能够客观地分析形势，采取正确的决策，还是有可能扭转不利局面的。但是，由于主观指导上的原因，这种可能非但未能实现，而且每况愈下，最后终于失败。 （一）作战指导一再失误 蒋益澧所统湘军占领柳州以后，由于炎夏酷暑和水土不服等原因，病员日益增多，不得不分驻柳州、庆远一带治疗休整，就地清剿起义军余部。昆寿所率粤军在攻占梧州以后，因梧州至浔州三百余里的浔江滩多流急，原有的战船过大，难以上驶，需换船添兵，筹措军费。所以，湘、粤两军都停止了进攻，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战争间隙。这正是陈开起义军补充休整队伍，加紧准备防御作战的有利时机。但是，陈开没有这样做，因而为以后的防御作战带来了严重的困难。 1858年11月，蒋益澧率湘军主力进攻贺县的陈金刚起义军。陈开乘柳州守备空虚之际，率兵一举袭占了柳州，并恢复了柳城、融县等地，收容了李文茂余部。这一作战行动是正确的。但是，在攻占柳州等地之后，陈开没有及时转旗东向，配合陈金刚部夹击正在回援柳州的湘军。当时，陈开、陈金刚都拥有数万之众，湘军不过五千余人，如两军实行左右夹击，完全有可能消灭敌之一部或大部。陈开却未能抓住这一有利战机，也没有加强柳州等地的防御，而是率主力南下浔州，接着东攻梧州。梧州一带的粤军有兵勇万余人、战船三百只，1859年3月下旬，又得到副将杨超所率拖罟船二十余只和把总钟春元所率步兵一千人的增援，水陆防御都比较坚固。4月2日，陈开率战船三百余只，在罗华观部千余人配合下，发动了对梧州的进攻。4月14日至16日，连续攻击梧州外围的三角咀、白云寺等据点，结果均未攻下，战船和兵员却遭到不少损失，以后不得不退回浔州。这一作战行动说明，陈开没有认清当时决定广西战局的主要环节，因而不能正确选定打击对象和作战方向，并采取灵活的战法。 1859年7月，原石达开部将石镇吉率部由广东进入广西，8月围攻桂林未下，转移至宾州。稍后，石达开军二十余万人又进入广西，于10月中旬占领庆远城。湖南巡抚骆秉章立即抽调正在湖南休整的广西布政使刘长佑部湘军十八营八千人、萧启江部湘军九营四千五百人进入广西。尽避如此，湘军在数量上仍居于劣势，如果大成国起义军与太平军密切协同，联合作战，仍然有可能争取战场上的主动权。但由于彼此互争领导权，没有形成统一的革命力量，给湘军造成了各个击破的机会。 当石镇吉部撤围桂林转移至宾州以后，刘长佑一面令蒋益澧再次率部对付贺县的陈金刚部起义军，保障湘军的翼侧安全；一面自率湘军主力趁江水未涨之时，于1859年12月发动了进攻柳州之战。面对湘军和团练共数万人的围攻，守卫柳州的数千起义军顽强抵抗，固守待援。陈开几次从浔州派水军北上援救，无奈水浅滩多，沿途又遭团练堵击，始终未能抵达柳州城下。1860年1月31日，湘军炸开东北城墙，攻入城内。起义军牺牲二千余人，损失战船二百余只，柳州再次失守。 1860年3月，刘长佑率部进攻柳城。陈开不是配合柳城守军侧击刘军，而是再次进攻柳州城。刘长佑率部及时回援，陈开率起义军与敌人苦战三十余日，虽然使湘军受到较大损失，但自己的有生力量也损失不少，不得不于4月中旬再次退守浔州。 这时，石镇吉部太平军已在百色一带被敌人消灭。石达开部太平军则由于不断分裂他走而大量减员，石达开不得不于5月底弃庆远，率余部偏处广西西南部的宾州、武缘（今武鸣）一带。在这种情况下，湘军、粤军便加紧了进攻浔州的准备。为了解除后顾之忧，刘长佑、蒋益澧等决定首先进攻据有贺县、怀集等县的陈金刚部和下郢一带的罗华观部。7月，贺县、怀集失守，陈金刚率万余人走开建（怀集西南），下苍梧。9月，湘军围攻下郢，罗、陈等部因得不到陈开部的配合，作战一再失利。11月，罗华观部退入浔州，陈金刚部南走广东信宜。在此期间，据有荔浦、永安（今蒙山）的张高友起义军向清军投诚。这样，陈开部起义军便成了孤军，而湘军却打通了桂林至梧州的水陆交通，与粤军联成一气，造成了进攻浔州的有利条件。 （二）秀京落入敌手 1861年2月，已升任两广总督的劳崇光与记名按察使蒋益澧、广东陆路提督昆寿等在广州策划进攻浔州的部署，决定裁撤所有不适于在浔江作战的红单船等（用以保卫梧州的四艘除外），另行添置扒船、巡船、舢板船等共一百三十只，以便对付起义军的水军。劳崇光等鉴于过去广东水师“在平南、藤县、德庆等处四次败绩，屡覆全军”的教训，认为“非大队陆勇与水军相辅，断难进兵”。1为此确定如下进攻部署：由总兵李扬升率水师溯浔江上驶，蒋益澧率湘军七千余人沿浔江两岸西进，作为进攻浔州的水陆主力；由候补道刘坤一率湘军一部从柳州出象州、武宣，由北而南，配合进攻浔州；由署郁林知州邹德淳和署左江道吴德征分别纠集团练，堵扼起义军南下和西走的道路；并令平南、桂平县的团练随时策应水陆各军，充当向导。此外，还命记名道刘式恕统率练勇数营、铜底大船四艘守卫梧州城，以防起义军偏师绕袭，并就近筹集军火粮饷。至4月上旬，清军进攻浔州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陈开在多次进攻失利后，也作了一些防御准备，如加紧铸炮造船，增调水陆两军加强平南和象州的防御，准备抗击来自梧州和柳州的清军。但因仓促从事，为时已晚。 4月17日开始，蒋益澧陆续派出部队夹江西行，为广东水师打通前进道路。至8月初，湘军攻占了藤县至平南的起义军所有据点，扎营平南城东。8月12日，起义军万余人主动袭击湘军营垒，激战数日，毙敌数百名。18日下午，起义军战船四百余只顺流而下，鼓角齐鸣，支援步兵作战。面对起义军的强大攻势，蒋益澧惊恐不安。他登高东望，从望远镜中看到水师快要赶到，便下令连夜移营后退，与水师靠拢。19日黎明，李扬升率全队水师驶抵平南城东二十里的丹竹，得悉起义军战船飞桨下驶，立即传令各船收缆下帆，准备迎战，并将巡船、扒船等九十余只排列北岸，舢板四十余只驶泊南岸，形成犄角之势。部署刚完，起义军大队战船即“结队而来，纵横满江，炮声震动山谷”1。李扬升命令各船一齐发炮。起义军水军毫不畏怯，继续顺流下冲，击伤广东水师战船二三十只，毙伤不少水勇。李扬升急忙调派部分扒船驶往南岸，实行两面环攻。战斗正酣，忽然东风大作，起义军战船处于逆风顺流、进退两难的不利地位。李扬升乘势令各船挂帆上驶，进行近战，抛掷火箭、火罐、火弹，毁起义军战船数十只。接着，起义军的火药船又被击中起火，顿时浓烟蔽江，起义军被火烧死和落水淹死者不计其数，有的凫水上岸，也大部被清军截杀。此次水战，起义军伤亡近万，战船大部被俘被毁，仅有少数逃脱。在水战的同时，支援水军作战的陆路起义军也遭到湘军和团练堵击，伤亡惨重。 丹竹一战，起义军水陆精锐大部丧失。败讯传出，浔州城内及其它各地起义军的士气大为沮丧。蒋益澧、李扬升率水陆两军乘胜直趋浔州，桂平县的团练数千人也闻风而动，直抵浔州城下。当时浔州城内虽有守军数千人，但军心涣散，已无坚守的决心，竟被团练攻破城门。起义军虽进行了巷战，但湘军大队人马已随后赶到，难于挽回败势。8月21日夜，陈开率部撤离浔州城，向贵县退却，准备投奔石达开，讵料这时石部已由贵县退至横州。9月2日夜，当陈开等泊舟于横州东北的大滩时，不幸被赖联桂等所率团练俘获，后被押回浔州城，英勇就义。至此，经营了六年多的以浔州为中心的根据地，除贵县等少数据点外，已全被清军占领。 （三）起义军余部继续战斗 浔州陷落和陈开牺牲以后，一部分起义武装和李文彩的壮族起义军约三万人投奔石达开，不久即撤离广西；另有约四万人由隆柄公黄鼎凤统率，就地坚持斗争。 1861年9月，蒋益澧率部进攻贵县，黄全义开城投降。黄鼎凤则率领部众以覃塘为根据地，高举恢复大成国的旗号，坚决抗击湘军的进攻，并企图重占浔州。12月3日，黄部大败湘军于兰田村。1862年（同治元年），趁蒋益澧所部湘军调赴浙江之机，于6月重占贵县城，进而攻占了通向浔州的要隘蒙墟，前锋抵达距浔州城仅十余里的岭头铺。广西巡抚刘长佑因浔州告急，即将桂林的防务交给布政使张凯嵩办理，自率五营湘军奔赴浔州。6月15日，刘长佑部进攻岭头铺，起义军据险抵抗，打退了进攻之敌。8月，黄部退守贵县，分兵据守太墟、龙岩、登龙桥、覃塘、平天寨等据点。10月28日，当刘长佑进攻登龙桥时，黄鼎凤分兵两路，一路南攻陆村、横岭，牵制进攻之敌，一路北取大墟，威胁清军后路，保住了登龙桥据点。当月，清廷任命刘长佑为两广总督，张凯嵩为广西巡抚，刘坤一为布政使，并接替进攻起义军的前线指挥任务。1863年，张凯嵩又调七个营增援刘坤一（于5月下旬到达贵县）。刘坤一在援兵到达后，便分兵三路，对黄鼎凤部发起进攻。7月6日占桥墟，10日占登龙桥和贵县城，18日占龙岩，8月11日占覃塘，黄鼎凤率万余人退守最后一个据点小平天寨。 小平天寨石壁陡立，地势险要，起义军早在山顶修筑了三道围墙，安设大炮，并筑有碉堡等防御工事，凭险固守。1864年2月至4月，刘坤一部连续多次仰攻，都被起义军击退，部队伤亡惨重；又在大平天寨架炮轰击，未能奏效；施展招抚伎俩，也没有得逞。于是改用开挖长壕、长围久困之策。但刘坤一认为湘军一万数千人被长期牵制在那里，劳师糜饷，终非善策。后来发现 后山尚可攀缘而上，便派兵一部于5月24日深夜悄悄爬上后山，埋伏于碉堡附近。25日凌晨发起攻击，伏兵将火罐、火弹纷纷投进起义军的碉堡。起义军遭到突然袭击，不知所措，纷纷弃堡入寨。26日，刘坤一组织湘军分四路发起总攻。黄鼎凤在危急情况下，竟于28日和军师周竹歧自投刘坤一军营，希图保全起义军的生命。5月30日，湘军攻破小平天寨，起义军被俘、被杀近千人，逃出者亦大部被俘。黄鼎凤等起义军首领后被刘坤一杀害。 至此，在广西坚持了十年之久的大成国起义武装全部失败。不隶属于大成国的起义武装也相继败亡：转战湘、粤、桂的陈金刚部于1863年9月在广东失败；活动在广西太平府的吴凌云余部于1865年由广西退入越南；其他较小的起义武装，有的降敌，有的溃散。轰轰烈烈的两广天地会起义战争又一次遭到清军的残酷镇压。 六、起义的历史意义与失败原因 （一）起义的历史意义 这次起义战争，是历次天地会起义战争中规模最大、给清政府的打击最沉重的一次，自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起义武装在广东一度攻占了四十余座府、州、县城，几占全省之半；在广西控制了梧州、浔州、平乐、庆远、柳州、南宁、思恩七府的三十多个府、州、县城。起义军所到之处，都在政治上、经济上打击了地主阶级和当地的反动统治。特别是被清政府视为南方可靠后方和粮饷主要供应地的广东，自从起义武装控制了两广的许多地区和水陆要隘，阻塞了通往省城的交通以后，严重影响了厘金和各种捐税的收入，而军费开支却急剧增加，因而出现了饷银匮乏的困难局面，不得不请求清政府从山西、陕西、四川等省调拨饷银，协济两广军队。在军事方面，起义武装不仅牵制了两广地区的一万余名清军（不包括临时招募的兵勇）和千余只战船，还牵制了从福建、湖南等省调来的清军二万余人。根据两广地方当局大大缩小了的数字统计，起义军毙、伤、俘清军最少在万人以上，击沉、击毁和缴获战船五六百只。这就在实际上支援了太平天国和其它各地各族人民的起义战争。 （二）起义失败的原因 这次起义战争终于失败，从军事方面讲，主要有以下原因： 1.没有形成统一的领导核心，基本上各自为战，互不协同 作为秘密会党的天地会，向来具有山堂分立，互不统属的弱点，这次起义后，又吸收了大量无业游民和流氓无产者，使这一弱点更加突出起来。在反清作战中，各股起义武装之间基本上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时合时分，分多于合。每遇敌人进攻，往往彼此观望，缺少主动配合。如围攻广州之战时，虽有“以陈开为盟主，远近听其号令”之说，实际上既无统一的指挥，又无统一的作战行动。李文茂、陈显良等部在省城的东、北部与清军激战近四个月，而佛山的陈开与省河以南的林洸隆等所率部队，都没有采取积极的作战行动，打击和牵制清军，使其得以集中兵力，先北后南，将起义军各个击破。进入广西浔州以后，虽然封了五王，陈开坐镇秀京，实际上各王并不完全听从陈开的号令。李文茂攻下柳州后，未经陈开同意，就自行封官设吏，开炉铸钱；柳州失守以后，不向浔州退却，而拉着队伍远走贵州。梁昌、区润在南宁失守以后，也不向浔州退却，擅自跑到广东的灵山。这些情况说明了领导集团之间的不统一，没有全局观念。至于当地的起义武装，有的虽然接受了大成国的封号，实际上只是松散的联盟关系，并不能由陈开实行统一的领导和指挥，更谈不上主动配合作战，这就给敌人提供了各个击败的机会。 2.只顾进攻，不顾防御 起义军勇于向清军进攻的精神是可贵的。但任何军队不能只顾进攻，不顾防御和退却。尤其是处在敌人战略包围的情况下，不能不十分注意防御问题。只有审时度势，在主客观条件有利于进攻时，不失时机地进攻；不利时，则毫不犹豫地转入防御，才能争取主动，避免被动。起义军围攻广州城是明显的错误，但能适时向统治力量薄弱的广西转移，使战略的退却和进攻结合起来，则是明智之举。进入广西之后，趁该省清军力薄饷绌之际，及时实行进攻作战，很快发展了革命力量，也是正确的。但是，当全国起义高潮开始低落，湘军进入广西，粤军厚集兵力准备进攻梧州，梁昌、区润所部从南宁退避广东，形势开始发生了不利于起义军的变化时，陈开、李文茂没有及时准备防御作战，仍然冒险进攻桂林，无疑是很大的失策。结果，苏桥作战失利后，很快陷入被动不利的局面，李文茂由轻敌变成了畏敌，由冒险进攻变成了退却逃跑，使大成国起义军的力量受到重大削弱。陈开在南宁、柳州、梧州相继失守，敌情日趋严重的情况下，仍然没有进行防御作战的准备，而是继续进攻柳州、梧州，打了许多消耗战，最后在湘、粤、桂军联合进攻下，丧失了还手的能力，不得不慌忙从浔州撤退。还应指出，大成国起义军在进攻作战时，偏重于攻取爱、州、县城，不重视通过机动作战，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也是指挥水平不高的表现。起义军进入广西后，曾四次予广东水师以歼灭性的打击；在攻取浔州、柳州、梧州等城时，水陆配合，严密包围，主动打击援兵，取得了夺取坚城，一次歼敌数百人至千余人的胜利。但是，后来在柳州、梧州方向，与湘军、粤军作战中，打了不少失多于得的消耗战。在广州外围作战时，李文茂曾运用伏击战术，取得了两次歼灭清军数百人的胜利。但到广西以后，这种战术几乎弃置不用了，以致丧失了不少歼敌良机，影响了战场形势继续朝着有利于起义军的方向转化。 3.只注意根据地的扩大，不注意根据地的巩固 陈开、李文茂在广西最富庶的腹心地区建立根据地，使起义军既能解决粮食问题，又能利用江河纵横的地理条件，充分发挥水军的威力，对于坚持起义战争，起到了重要作用。与另一些长期流动作战，忽视建立根据地的天地会起义武装比较起来，是颇为高明的一着。但是，陈开等只注意扩大根据地，而不注意巩固。如没有广泛地发动和组织群众，配合起义军打击、瓦解为虎作伥的团练武装，以致团练在根据地内仍然广泛存在，连秀京所在地的桂平县也不例外；没有在根据地的主要城市、水陆交通要冲和重要山寨构筑必要的防御工事，屯积粮食和武器弹药，做好防御作战的准备。由于忽视了这些工作，所以根据地的面积虽然不小，但很不巩固，当清军向根据地进攻时，不能更好地发挥战略基地的作用。 4.偏重于扩大部队，忽视巩固提高 大成国起义军最多时众达数十万，数量是相当可观的。但就整个部队来说，由于组织松散，缺乏正规的编制和集中统一的领导，缺乏严格的训练，尤其是缺乏有勇有谋的军事将领，因而部队的战斗力不能很快提高，步军尤弱于水军。起义军不仅在与战斗力较强的湘军作战中很少取胜，就是在与战斗力很差的广东绿营兵作战中，也多次打了败仗。尤为突出的是，驻守南宁的梁昌、区润的数万部队竟败于数千团练手中；陈开派出的解柳州之围的援军也因遭团练阻击而无法接近柳州。这说明起义军的战斗力和顽强精神，还是不够的。此外，在部队的巩固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弱点。某些起义领袖如梁昌、区润因个人利害矛盾，发生了内讧。某些起义领袖如黄全义、陈戊养等在革命处于低潮时，竟率部投降清军。只注意扩大部队，不注意巩固提高部队，是不少农民起义武装的共同弱点，山堂林立、成份复杂的天地会起义武装，在这方面显得更为突出。这不仅不能使部队从不断战斗中得到提高和加强，而且成为最终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一节 贵州各族人民起义战争 一、起义的爆发 贵州是个多民族的省份，有汉、苗、布依、侗、彝、水、回、仡佬、壮、瑶等十多个民族。由于地处云贵高原东部，土地贫瘠，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在清王朝封建统治下的贵州各族人民，过着十分悲惨的生活。 雍正、乾隆时实行“改土归流”1后，贵州名义上废除了土司统治，实际上形成了“土流并存”的局面，各族人民遭受流官和土司、汉族地主和本民族地主的双重压迫。“土司、通事挟其诈力，剝剥无已。一切食米、烟火、丧葬、嫁娶、夫马供应之费，无不取之于苗民。……借事勒索，不倾其家不止，而苗民之生机绝矣。”1少数民族地区大量肥田沃土被屯军侵占，官吏、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也以种种残酷手段榨取财物，掠夺土地。少数民族农民失去土地，被赶进深山老林。所耕之田，皆山头地角，收获很少，往往劳累一年，全家不得温饱，甚至“终日采芒为食，四时不能得一粟入口”，“而差徭采买，仍出于原户”，以致“当秋冬催比之际，有自掘祖坟银饰者”。2 在残酷的封建统治和剥削下，贵州各族人民已经难以活下去了。“犯法可以赊死，忍饥则将立毙”，为了生存，只有起而反抗。 1854年3月，布依族人杨元保领导本族农民在独山的丰宁上司起义，揭开了贵州各族人民起义的序幕。起义军先后向都匀、荔波、独山等地进军，因遭清军和团练围攻，被迫退往广西。当年5月，杨元保被俘遇害，起义失败。 同年9月，汉族斋教（白莲教支派）领袖杨凤（隆喜）和参加过杨元保起义的舒裁缝，领导群众在桐梓县九坝起义，一举攻占桐梓县城，创建“江汉”政权，改九坝为赛波府。杨凤被推为都督大元帅，舒裁缝为皇帝。他们发布文告，声讨清王朝的罪行，提出了“复明灭清，吊民伐罪”，“扫清四海，杀尽八旗，以除暴虐，以安民［良］善”3的战斗口号。不久，起义军攻占仁怀，人数发展至二万以上，建立了以赛波府（九坝）为中心，包括桐梓、仁怀和遵义城郊的根据地。后又分兵进攻绥陽、正安、黔西，席卷黔北，威逼贵陽。云贵总督罗绕典率滇军入黔镇压，因作战失利，惊吓而死，起义军声势大振。1855年1月，兼署贵州提督的四川提督万福率川军入黔，向起义军根据地进攻。起义军作战失利，南走黔西，接着采取流动作战，转战于都匀、平越（治今福泉）等府州的广大地区；因遭川、滇、黔三省清军和地方团练围追堵截，力量损失很大。4月22日，起义军在石阡葛彰司战败，杨凤身负重伤，自刎而死。余部由舒裁缝率领，进入铜仁府、松桃厅，又由思南府回到遵义府境。6月2日，舒裁缝战败被俘，惨遭杀害，起义失败。 杨元保和杨凤、舒裁缝领导的两次起义虽告失败，但他们在贵州广大地区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推动了各族人民的起义。因此，“歼除首要之捷甫奏，而上下游之变蜂起”1。在黔东南，台拱（今台江）苗民在张秀眉、包大度等领导下首先发难。接着，潘新简领导水族农民起义于荔波县九阡，姜映芳领导侗族农民起义于天柱县执营乡，潘名杰领导苗民起义于麻哈州（今麻江）坝芒，罗光明领导汉族农民军活动于都匀、八寨（今丹寨）一带。在黔北，白莲教领导的汉族农民相继起义。同时，又先后爆发了黔西南回民起义和黔西北苗民起义。这些起义汇成一股洪流，冲击着清王朝在贵州的反动统治。 二、起义的胜利发展 咸丰初年，清王朝倾全力镇压太平军，在贵州的军事力量比较薄弱。贵州绿营兵额设三万六千余名，因调赴湖北等地与太平军作战，所存无几，而且战斗力极弱。杨元保等起义之后，与贵州相邻的云南、四川、湖南等省先后派兵入黔，但为数不多，且多在边境一带活动。这种情况，为起义军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一）苗军控制黔东南地区 1855年4月30日（咸丰五年三月十五日），张秀眉和包大度、李鸿基等人在台拱首举义旗，黄平、清平等地苗民起而响应，起义很快扩展到整个黔东南苗民聚居地区。起义军股数众多，互不统属，各自为战。张秀眉主动与各地起义军联合，积极向清军进攻，很快就占领了台拱、黄平、清平、丹江（今雷山北）等地清军的大部分汛堡。7月16日，张秀眉指挥苗民起义军智取岩门司1，毙署古州厅（治今榕江）同知彭汝玮、署龙里县知县陈毓书等多人。接着，起义军又相继攻占了施洞（镇远南）、重安驿（今重安江）等地。“岩门失而黄平危，施洞失而镇远危，重安失而驿道塞”2。这些军事要点的占领，对清军造成很大的威胁，使其占踞的城市更加陷于孤立。清军因补给线被切断，粮饷短缺，以致“草根树皮剥食殆尽，孑余之众，骨立菜色，守既无力，逃亦无路”3。于是，各地苗军乘机进攻困守城市的清军，10月23日克丹江厅城，12月6日克下江厅城（今从江西）。1856年，苗军更加壮大，先后攻克了永从（今黎平南）、凯里、施秉、清江（今剑河）、台拱、黄平、清平等厅州县城和军事要地，歼灭了大量清军和地主团练武装，并经受了战斗考验和锻炼，提高了军事素质。 咸丰帝对贵州的局势大为恼火，以“剿办不力”，“调度无方”等罪名将云贵总督恒春、贵州巡抚蒋霨远“革职留任”，命贵州提督孝顺“督办全省军务”。 1857年初，苗军又主动出击，以扩大胜利。在黔南方面，杨大六、金干干、柳天成等领导的苗军与罗光明、潘新简领导的汉族、布依族、水族起义军活动于都匀、麻哈、独山一带，不断向清军进攻，迫使贵州提督孝顺困守都匀城一隅，一筹莫展。3月，起义军数万人合攻丁家山营，孝顺亲自督战，兵败自杀。其后，新任贵州提督佟攀梅以数千之众，株守麻哈州城。1858年2月，清廷以“拥兵株守”的罪名，将佟帮职，“仍留军营差遣委用”。3月7日，苗军金干干和柳天成部攻入麻哈城，歼敌二千余人。已革提督佟攀梅、署知州何铤等文武官员悉被击毙。起义军乘胜南下，于3月14日攻占黔南最大的城市都匀，毙署知府高廷英等数百人。总兵巴扬阿连夜向贵定逃窜，起义军跟踪追击，直至贵定瓮城桥，于是龙里告急，省城贵陽震动。 贵州苗民起义军用过的铁杈 在东线，早在1856年底，苗军即挺进到湘黔边境的锦屏一带。1857年春，苗军进图镇远府，在镇远附近与援黔川军参将蒋玉龙部对峙。1858年2月，蒋玉龙补授贵州提督，离镇远赴思南镇压号军。苗军乘机进攻镇远府卫二城。镇远府城东、西、北三面依山，南临镇陽江（今陽河），卫城与府城仅一水之隔。1858年9月，苗军包大度部北攻卫城。署知府吴登甲率川军和练丁抗拒。10月5日，苗军趁川军因饷乏擅自向思南溃逃之机，一举攻占镇远卫城，并连夜渡江直扑府城。清军兵练惊恐四散，署知府吴登甲、署知县杨淮等均被击毙。苗军随即占领了湘、黔大道上的军事要地镇远城，控制了镇陽江、清水江等水路交通线，使黔东南苗军和其它民族起义军同黔东北号军的占领区联成一片，各部起义军得以互相支援，配合作战。 经过三年多的起义战争，至1858年底，苗军基本上控制了东起湘黔边、西至贵陽城下的黔东南大片地区。 （二）号军建立根据地和围困贵陽 号军是白莲教支派灯花教组织的起义武装，因用不同颜色的头巾裹头（号褂和旗帜颜色亦各不相同），有红号、白号、黄号等名称。 贵州东部白莲教组织比较普遍。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清王朝令各地举办团练，白莲教徒即利用办团练的合法地位，公开发展武装，准备起义。1855年11月，铜仁府举人徐廷杰、梅济鼎聚众起义，突入铜仁府城，刘世美和田宗达、吴灿奎等也分别起义于江口和印江，是为红号。不久，起义失败，田瑞龙、包茅仙等继起，坚持斗争。1858年1月，年近八旬的白莲教教主刘义顺和油匠何冠一等在思南府城北面的鹦鹉溪率众起义，称为白号。3月，杨和风、贺济泮、胡胜海在安化（今思南）、婺川（今务川）一带分别起义，称为黄号。 号军攻破了不少城市，但均弃而不守，只占据一些险要的堡寨，往来游击。新任贵州提督蒋玉龙虽奉命率川军由镇远前往思南等地镇压，但见号军势盛，驻军于偏刀水（今凤冈南琊川）大营，坚壁自守。1859年11月，白号军攻占偏刀水川军大营，增修营垒，据为根据地。蒋玉龙退至遵义城东要隘三渡关。11月17日，白号军攻克湄潭县城，接着乘胜进捣三渡关，大败清军，兵锋直逼遵义近郊。 1861年4月，城头盖（今思南西）号军经由文家店渡过乌江，占据荆竹园（今思南西南）等地。荆竹园周围数十里环山拱卫，峭壁悬崖，形势险要，黄号便以此为根据地。不久清军由思南来攻，号军以攻为守，主动出击，逼攻石阡和思南府城，使敌人顾此失彼。号军荆竹园根据地在斗争中逐渐巩固起来。此外，余庆轿顶山，瓮安玉华山、平越尚大坪，也是黄号军的重要根据地。 刘义顺虽为白莲教老教主和各部号军的共同首领，但实际上并不能统一指挥互不统属的各部号军。这种状况，成为号军继续发展的障碍。因此，刘义顺等推举冒充明代皇帝朱氏后裔（冒名朱明月，一作朱民悦）的遵义人张保山为秦王（又称朱王），并继续采用杨隆喜的“江汉”年号。不久，又立朱明月为嗣统真主，铸印铸钱，并提出了“灭此胡党，宏我汉京”的政治口号。刘义顺自封为大丞相，以下有王、公、侯、乡正、元帅、将军、千里等职，分别拥有武装。此后，号军各自为政的局面虽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但各部之间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互相支援，互相配合，有的还与苗军等友军联合行动。 1863年，罗光明部起义军占都匀，苗军潘名杰部据贵定，号军何得胜部占开州（今开陽），彼此联合作战，对贵陽实行长期围困。清军将领哀叹：“我军若右出都匀，则罗光明据其前，（潘）名杰袭其后，左出平越，则（何）得胜据其前，（罗）光明、（蓝）三寿袭其后，都难得志。若中出贵定图麻哈，则（潘）名杰据其前，罗、何左右夹击，更难得手。数年来贼踪不常，我军无可如何”。112月，潘、何联军在贵陽以北黑石头大败赵德昌部清军，进逼贵陽。“附郭一带，烽火相望，阖城皆惊”。2但贵陽城池坚固，又有重兵防守，起义军一时难以攻下，潘名杰、何得胜部遂时分时合，活动于城周各地。其后虽数次攻城，终未能下。 在此期间，号军活动地区逐渐扩大，除黄号何得胜部在贵陽附近活动外，白号势力发展到遵义、大定（治今大方）二府的广大地区。1864年和1865年，先后攻下桐梓、仁怀、黔西、大定、正安等城，整个黔北地区都成为号军的势力范围。 （三）黔西南回民军和黔西北苗民军的节节胜利 1858年12月，黔西南普安厅（治今盘县）回民在张凌翔、马河图等领导下起义，后队伍迅速壮大，并粉碎了兴义府（治今安龙）署知府胡霖澍的多次进攻。兴义府的回、汉、布依、苗等族群众纷纷起义响应。 1859年秋，张凌翔联络张福田（回族）、涂令恒（汉族）、陆王松（布依族）、杨树森（苗族）等部起义军围攻新城（今兴仁），并设伏全歼前往救援的团练。困守新城的清军闻援兵溃败，加之粮饷匮乏，水道又被起义军截断，军心离散。11月28日夜，清军兵练开城取水，埋伏在城下的起义军乘机攻入城中，占据新城。 新城三面环山，形势险要，为黔西南的军事要地。张凌翔、马河图等便以此为根据地，建立了大元帅府。张凌翔为大元帅，马河图为副元帅，总理全局。另设都督、将军、都统、参军、中郎将、营长、先锋、队长等职。张凌翔、马河图一面派人与太平军和云南回民起义领袖杜文秀联系，一面在新城扩建城垣，修碉挖壕，准备长期坚守。 1860年，太平军曾广依部由广西进入黔西南，牵制了大量清军兵力，使回民军得到了较大的发展。1861年，回民军由新城向周围清军发动进攻。4月，攻占贞丰州城。7月1日，攻入普安县城，因城中无粮，旋即退出。1862年1月，在苗族群众的配合下，回民军攻占册亨城。4月，张凌翔率军攻克兴义府城。9月，回民军再次攻克普安县城，10月1日攻占普安厅城，11月15日攻占安南（今晴隆），11月20日攻占兴义县城。至此，黔西南兴义府和普安厅所属广大地区均为回民军占领。 当各族起义军在黔东南、黔北和黔西南各地蓬勃发展的时候，在黔西北也爆发了农民起义。1860年5月，苗族农民陶新春利用一万四千余苗、彝、布依族群众在韭菜坪（今赫章县境）举行降仙大会的机会，发动起义。起义军一举摧毁三个土司衙门，攻占黔西北要隘七星关，控制了黔、滇、川三省的交通咽喉。1861年2月，清军参将李有恒指挥湘军、滇军和团勇各一部向七星关进犯。陶新春率苗军坚守月余后，主动撤向毕节县西北的猪拱箐。猪拱箐地处滇黔边界，地势险峻，自然条件非常优越。苗军在此修建房屋，开垦耕地，在险要关隘修筑营垒，派兵据守。不久，李有恒从七星关进至猪拱箐东南峰顶山下，多次进攻未逞。同年夏，太平军曾广依部经由大定府北上，李有恒闻讯，慌忙回守毕节。陶新春率领起义军积极配合太平军围攻毕节县城，为太平军筹集粮食，充当向导。李有恒龟缩城内不敢出战。由于长期未能攻克毕节，加之太平军翼王石达开已率领大军到达四川东南，曾广依决定率部入川与之会合。6月19日，太平军从毕节撤围，拟取道黔西、仁怀、桐梓等地前往四川，陶新春便率苗军和太平军伤员退回猪拱箐。 1863年，石达开部将李福猷率太平军经过黔西北，陶新春将其迎至猪拱箐休整。在太平军的帮助下，苗军整顿了队伍，逐步建立起各种制度，加强了军事训练，提高了部队的军事素质。在斗争中，苗军的领导核心逐步形成，陶新春自任统兵元帅，周国瑞（汉族，太平军成员）、基哉先生（彝族）为军师，陶三春、杨应再、熊万顺、杨八、张项七、张项八（均为苗挨）、罗幺大（布依族）等人为将军，顾朝礼为经略，此外还设有掌柜、宰辅、巨帅、礼师等职。这样，黔西北苗军逐渐壮大，猪拱箐根据地日益巩固起来。 陶新春部苗军以猪拱箐为根据地，活动于贵州大定、黔西、威宁、毕节以及云南镇雄、彝良、大关、昭通和四川边界地区，与各族起义军互相配合，不断打击清军。1864年，黔北号军向贵州西部发展，先占仁怀县城，11月13日又占黔西州城。贵西道沈西序令署大定知府刘正朝率军从大定赶往黔西救援。岩大五领导的苗、彝、布依族联军1与黔北号军乘大定空虚，于12月14日袭占大定府城。陶新春率部由猪拱箐来到大定府城，与岩大五及号军领导人共同商定，分区作战，互相配合。由于陶新春部苗军与黔北号军、岩大五部苗军等密切配合，主动向敌人进攻，清军往往不战而溃。 至此，各族人民起义的烽火燃遍了贵州全省，使当地的统治阶级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清政府也为之忧心如焚。 三、起义军转入防御作战 （一）清军的谋黔方略与湘军三路“进剿”的破产 1864年7月，太平天国天京陷落，全国革命形势转入低潮，但杜文秀领导的云南回民起义和贵州各族人民起义仍在蓬勃发 展。1865年3月，清廷以“江浙肃清，东南底定”，令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就滇、黔两拾妥为区划”，“不以地属边陲，稍存漠视”。14月，曾国藩奏称：“滇省于天下为最远，黔省于天下为最贫。……谋滇当以蜀为根本，即以筹饷责之四川总督；谋黔当以湘为根本，即以筹饷责之湖南巡抚。蜀之南多与滇邻，湘之西多与黔邻，进剿即所以自防，势有不得已者，义亦不得而辞。惟既令其专谋一方，则不能兼顾他剩”2曾国藩提出的川、湘两省镑谋一方，“谋黔当以湘为根本”的方略，得到清廷的认可，但由于这时太平军余部还在福建等地活动，湖南当局尚需预防太平军由福建经江西入湘，暂时还无力大举援黔。 1866年初，南方的太平军余部均遭失败，清王朝便调集湘、黔、川、滇、桂等省大量清军，向贵州各族起义军大举进攻。早在1865年，四川总督骆秉章即派刘岳昭率湘军六千五百人援黔，先后攻占了正安州城和绥陽县城。1866年初，清王朝一面令已升任云南巡抚的刘岳昭率湘军向黔西、大定、毕节一带进攻，一面令湖南巡抚李瀚章筹划进黔事宜。李瀚章系曾国藩的老部下，李鸿章的胞兄，与湘军的渊源甚深。湘军攻陷金陵后，大批被裁撤的湘军官兵回到原籍，李瀚章从中选练兵将二万余人，分三路向贵州“进剿”：新授贵州布政使兆琛昂责黔东军事，于湖南辰州府（治今沅陵）、沅州府（治今芷江）招集旧部五千人，编为“龙武军”十营，进驻贵州镇远，督同贵州黔军与湘军分途“进剿”，是为中路；已革浙江按察使、原湘军统领李元度与总兵王永章、候选知县李光燎等率兵六千人，由湘西麻陽（今麻陽西南）进驻贵州铜仁，向号军进攻，是为北路；总兵周洪印原率二十营湘军计万余人防守湘黔边界，待李元度等进至铜仁后，即由天柱直趋清江、台拱，与中路湘军成犄角之势，合攻黔东南苗军，是为南路。 面对清军的进攻，苗、号等起义军互相支援配合，利用当地山深林密的自然条件，节节阻击，迟滞和打击敌人。虽然起义军处于防御地位，但黔东南苗军采劝深入疾归”的战法，插入湘西敌后，袭扰湘军后方，牵制敌人，配合了号军等起义军的斗争，终于粉碎了敌人妄图一举消灭黔北号军和黔东南苗军的陰谋。 1866年夏，李元度等率部自铜仁向号军根据地分进：李元度、王建章出印江大坝尝何家寨攻大小屯，李光燎自石阡西攻荆竹园。号军在思南南八十里的高家田进行防御。由于大小屯号军首领投敌，形势突然逆转，高家田号军被迫撤退，荆竹园便暴露在敌军面前。为了救援号军，包大度等率领一支苗军由镇远进至铜仁，于12月1日猛攻府城，迫使北路湘军回援。当敌军迫近时，苗军迅速撤离铜仁，转向湘西。1867年1月，苗军由湘西回到铜仁，在离府城二十里的马脚岩击溃湘军罗建章部，毙参将周洪福，迫使李元度等再次回援。由于苗军的支援和配合，号军顶住了敌人的攻势，守住了荆竹园根据地。 在北路湘军向号军进攻的同时，兆琛率中路湘军由玉屏、青溪沿镇陽江西进，总兵周洪印率南路湘军由天柱西进，向黔东南苗军发起进攻。苗军依托险要地势节节抗击，并派兵袭击湘军后方粮路和驻地。湘军进展缓慢，迟至1866年11月，周洪印部才进至邛水（今三穗）以西的下德明、横坡地区，企图与兆琛部联络一气，共同向台拱地区进攻。12月，苗军以四五千人猛攻龙西坡湘军军营，并由高寨绕出敌后，径扑邛水城垣。另一部苗军六七千人深入湘军后方玉屏县，攻击洋坪湘军营地，然后进入湖南，逼近湘西晃州厅（今新晃东北）城，后又直薄沅州府城下，迫使天柱地区的湘军李金榜部回师湘西。1867年2月，清江、台拱地区苗军向东南方向出击，攻克了锦屏县城，威胁南路湘军的后方，周洪印急忙回军湘西。 兆琚李元度、周洪印等部湘军三路入黔作战，不仅未能消灭号军、苗军，反而招来了苗军经常东进湘西，袭扰湘军后方，使湖南籍和在湖南的官吏大为不满。1867年11月，清政府给予兆璋先行开缺，交部议处”、周洪影降为参将”、李元度“降为二品顶戴”的处分，宣告了湘军三路“进剿”计划的破产。 （二）猪拱箐保卫战与黔西北苗军的失败 1866年4月，清王朝令贵州当局厚集兵练，与新任云南布政使岑毓英率领的滇军约期“会剿”猪拱箐。 猪拱箐包括八座大山，纵横数十里，三面峭岩绝壁，仅北面稍缓，由青松梁子可登上山顶。其下为吴家屯，附近有二龙关和大溜口两个要隘，间道可通威宁州海马姑（今属赫章县境）。海马姑距猪拱箐八十里，地势险峻，七星河环绕其下，是苗民起义军的另一个重要据点，与猪拱箐互为犄角。为对付清军的进攻，陶新春领导的苗民起义军一面收缩兵力，一面在根据地内添筑营垒，扼守要隘。附近地区的其它起义军，如号军何大五部，苗军岩大五、祝万春、何玉堂等部都派兵支援猪拱箐和海马姑。 1867年春，岑毓英由云南镇雄州到达贵州毕节，随即督军进攻黔西北苗军根据地。他派一部兵力牵制海马姑的苗军，截断猪拱箐的外援，以主力进攻猪拱箐。3月下旬，滇军攻占吴家屯，然后两面夹击，夺占了二龙关和大溜口等要隘，迫使苗军退回山顶坚守。其后，滇军在猪拱箐半山腰扎营，准备向山顶苗军发动总攻。云南巡抚刘岳昭一面指挥所率湘军进攻平远州（治今织金）牛场苗军，以断绝猪拱箐苗军外援，一面将军火粮饷源源不断地运往滇军阵地，并将滇军后队三千余人调到猪拱箐前线。岑毓英部在猪拱箐苗军阵地周围挖掘壕沟，构筑木城，修筑营垒，连营一百七十二座，把起义军阵地重重包围。岑毓英为彻底孤立猪拱箐苗军，派总兵王丕烈会同贵州地主武装向红岩尖山进犯。王丕烈驱使土目伪装苗军援军，混入起义军阵地，与清军里应外合，于6月21日占领了红岩尖山。从此，海马姑与猪拱箐的联系被敌切断。 苗军与清军对峙数月之久，军火、粮食极度缺乏，形势日趋危急。更为严重的是，在革命高潮时迫于形势参加起义的土目，这时大都动摇，纷纷投敌。岑毓英等还根据少数民族“连袂踏歌，此唱彼和，以传心事”的习俗，编写瓦解起义军斗志的歌词，让清军中的苗、彝族士兵“遍山环歌”，致使起义军“闻歌而逸去者万余人”。1 7月20日晨，清军利用起义军哨兵轮换吃饭之际，发动总攻。潜伏在起义军内部的投敌分子“导官兵自其守处入”，清军大队束草填壕，攻入起义军阵地。经过激烈战斗，陶新春率领起义军余部退到山顶继续抗击。中午，清军发射火箭，焚烧山顶的房屋和棚帐。起义军和敌人展开最后的肉搏战，许多人壮烈牺牲，陶新春、熊万顺、周国瑞等人力尽被俘遇害，猪拱箐苗军根据地终于陷入敌手。8月16日，海马姑也被滇军和贵州兵练攻占。苗军首领张项七牺牲，陶三春在突围中被俘。 由于猪拱箐保卫战的失败，苗军队伍大部丧失，黔西北农民起义基本上被镇压下去了。 （三）黔北号军的失败 湘军三路援黔失败后，清王朝对贵州的用兵方略发生了某些变化。1867年秋，太常寺卿石赞清以“贵州全省糜烂，万难自强”，乃上书清廷，提出了“料理黔事，心须川楚合力”的主张。对云南、贵州两省，他认为应“先黔后滇”，“黔省肃清，然后移得胜之师料理滇事”。他分析了黔北号军和黔东南苗军的情形，认为苗军“多坐守巢穴，攻之似易而实难”，号军“飘忽游移，击之似难而实易”，故建议集中湖南、四川、贵州三省兵力，先攻号军，再攻苗军。1虽然石赞清的建议为清廷所否定，但他的基本观点却为不少人所接受。因为贵州各民族起义军经常进入四川，危及四川当局的利益，所以四川总督骆秉章早就有“滇事似宜缓图，而黔寇亟应剿办”2的意见，并派遣湘军将领刘岳昭等率兵援黔。1867年，骆秉章又奏请以候补知府唐炯率川军援黔。接着，署四川总督崇实奏请由唐炯督办援黔军务，令其先与湘军并力进攻荆竹园，再攻玉华山、尚大坪，认为“号匪既平，苗贼亦必敛而归巢”3。1867年11月，清政府令席宝田代替被免职的兆琛总理湖南援黔军务（席宝田首先向荆竹园的号军进攻）。这样，清政府事实上承认并实行了“川楚合力”、“先黔后滇”、先号后苗的方略。 1868年1月初，席宝田率湘军到达贵州铜仁，以一部留防湘黔边界，自率七千余人驰赴荆竹园。1月17日，席宝田与李元度两部湘军会师于三道水（距荆竹园仅八里），随即察看地形，研究进攻计划。荆竹园西临大河，东、南石壁陡立，唯有北面地势稍平，但黄号军防守严密。席宝田决定以步步为营的战术，指挥湘军从北面交替前进。湘军营垒距号军营卡最近的仅数百步。号军多次出卡反击，在湘军洋槍洋炮的轰击下，伤亡很大。27日夜，湘军凭借火力优势，席宝田部攻北卡，李元度部攻东卡，于第二天黎明冲进荆竹园寨卡。号军顽强抵抗，战斗异常激烈。黄号军首领肖继盛、何瑞堂等牺牲，仅有二三千人突围转移到罗家岩。湘军随即攻占罗家岩，守寨号军伤亡殆荆 2月，席宝田部攻陷轿顶山，黄号兴明王石廷士、大元帅马文祖被俘，惨遭杀害。不久，因苗军攻入湘西沅州，威胁湘军后方，席宝田被迫回军湘西，轿顶山复为号军占领。 与此同时，李元度部湘军向乌江西岸的白号军进攻，并在军事进攻的同时，大搞招降活动。由于军事上接连失利，一部分号军领导人发生动摇，接受招抚，这就加速了白号军的失败，使湘军逐渐攻占了偏刀水的外围据点。3月24日，湘军先向距偏刀水仅四里的觉林寺进攻，遭到号军英勇反击，遂用劈山炮猛轰。这时，早已投敌的孙洪顺从里面接应配合，湘军乘势夺卡，攻入号军营垒。称为嗣统皇帝的号军领袖朱明月突围后被俘。4月初，四川候补知府唐炯和总兵刘鹤龄率川军相继到达偏刀水，占据西、南两面。唐炯、李元度一面派军队截击来援的黄号军，一面乘虚攻占了黄号军的重要据点水源沟等地。清军将偏刀水周围的神仙峰、黄家寨、朱村、拖尾营等堡寨逐次攻占，并在周围挖壕堑、树木栅，派兵昼夜守护，使偏刀水白号军愈形孤立。号军奋力坚守，打退川军、湘军的多次进攻。清军以新式后膛开花炮向偏刀水轰击，号军伤亡渐多。唐炯又派叛徒庞向忠潜往偏刀水号军内部诱降。5月26日，川军、湘军会攻偏刀水，秘密投敌的号军首领向成高暗中打开寨门。在里应外合、内外夹攻之下，偏刀水终于失陷。白号军首领——寄信王田应武、黔陽王何继述、元帅何发喜、军师老教主王礼廷、李长俊等被俘遇害，号军战士七八千人被剃发遣散。偏刀水失陷，标志着白号起义军基本失败，并使黄号军陷于孤立。 川军继续向余庆轿顶山、瓮安玉华山、平越尚大坪等地的黄号军进攻。黄号首领何得胜已于上年10月病死，何妻黎氏统其众，由进攻转为防御，并放弃了与潘名杰苗军的联合。之后，谭超凡（光前）在瓮安自称皇帝，与黎氏发生矛盾，导致武装冲突，自相残杀，使黄号军受到极大削弱。贵州巡抚曾璧光令贵州提督张文德进攻龙里、贵定，牵制潘名杰部苗军，以便唐炯集中力量进攻号军。唐炯采劝剿抚兼施”的方针，将部分投降的号军编入总兵刘鹤龄军中，令其引导川军前进；策动谭超凡暗约五十九寨黄号军向川军投降，作为内应；根据降众提供的有关黄号占领区的地形和叛徒的献计，制定攻击玉华山、轿顶山和孤立尚大坪的作战方案。7月27日，三路川军同时渡过清水江（乌江支流）。左路邓锜率兵一千五百人和五百降众，从袁家渡渡河，谭超凡率已降清的五十九寨号军与川军配合，于8月7日占领瓮安县城。8日，川军向大轿顶山进攻，号军降众从中纵火内应。黄号军首领石士贵、张义方阵亡，大轿顶山为川军占领。右路总兵唐大有从龙坑渡河，在号军叛徒配合下，于8月7日夜夺占小轿顶山，黄号首领何双富等被俘。中路总兵刘鹤龄从江界河渡河，8月6日夜袭占长安营，逼玉华山而垒。在叛众的煽惑下，黄号军军心涣散，纷纷出降。川军乘势攀藤附葛上山，黄号军文定王陈绍虞乞降，并将拒不投降的王超凡捆献清军，致使玉华山陷入敌手。至此，余庆、开州、瓮安等州县全部为川军控制。 川军攻占大小轿顶山、玉华山后，便合兵会攻尚大坪。唐炯继续采用“剿抚兼施”的方针，将玉华山降众留强汰弱，编为五营。8月14日，唐大有部川军和降众抵达大坂，控扼尚大坪之前，唐炯、刘鹤龄列营于左右。这时，黔军参将唐天佑部也已渡过清水江，攻占王卡，切断了尚大坪的后路。于是尚大坪号军处于川军、黔军四面包围之中。15日夜，川军冒雨袭占岩门关、平果两处要隘，逼尚大坪而垒，并发动政治攻势。8月16日，何黎氏等率号军及太平军数千人投降清军。刘义顺和秦崽崽等数十人由小道突围被俘，后在成都惨遭杀害。 号军最后一个根据地尚大坪的陷落，标志着坚持了十四年之久的号军起义的最后失败。 （四）湘、川、黔军三路进攻黔东南苗军 1867年猪拱箐陷落和黔西北苗民起义的失败，1868年荆竹园失陷和黔北号军起义的失败，使贵州各民族起义军与清军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起义战争转入了低潮，黔东南、黔西南等地的起义军面临着更为艰苦的防御作战任务。 1868年5月，席宝田由湘西沅州还军贵州邛水，于5月19日围攻邛水西南的苗军重要据点寨头。“该处地当山半，三面劈削，一面下临深涧，坚垒重壕，层层环互”1，形势极为险要。苗军守将甘保玉亲率苗军主力坚守在前哨阵地钉耙塘。湘军从正面进攻，伤亡惨重。席宝田便改变战术，一面从正面佯攻，一面派部队抄至寨头侧后，从高处袭击苗军。苗军腹背受敌，甘保玉不幸牺牲，寨头终于失守。其后张秀眉、包大度等率苗军数次反攻寨头，均未奏效。后由于席宝田请假返回湖南，湘军便以酷暑为理由，暂停向苗区进攻。 唐炯在攻占尚大坪黄号根据地后，即率川军南下，进攻苗军。8月25日，川军与黔军参将唐天佑部攻陷平越州城，11月3日攻陷麻哈州城。唐炯利用号军叛徒陈绍虞等，由平越以东沿重安江东进，会合川军总兵刘鹤龄部，于11月28日占领黄平旧州城，12月7日占新州城。 贵州巡抚曾璧光则遣提督张文德率黔军由贵陽东进，连陷龙里、贵定，威逼都匀。都匀地区苗军首领潘名杰投降。余部在杨开国领导下继续战斗，终因寡不敌众，于11月27日撤离都匀。 同年11月初，席宝田又由湖南回到寨头湘军大营，继续向苗军进攻。处于清军包围之中的苗军，一面依托险要山势节节抵抗，一面派兵绕袭敌后。一部苗军进攻邛水东北的青溪、玉屏，并进入湖南，另一部攻击被湘军占领的荆竹园和上河等地，牵制湘军，使其不能全力进犯苗区。金干干也率五千苗军，轻装深入川军后路，袭击其补给线。席宝田、唐炯均感后路空虚，兵力不足，屡请增兵。 1869年，清政府进一步调兵增援贵州。湖南巡抚刘昆遣记名按察使黄润昌、道员邓子垣率万余湘军入黔。1月初，黄润昌进抵贵州青溪。席宝田令黄润昌沿镇陽江西进，令记名提督荣维善由寨头北上，夹攻镇远。3月10日，湘军攻占镇远府卫两城。其后，黄润昌率军西攻施秉，荣维善则率军南下，与沿清水江西进的李光燎、戈鉴部会合，于4月9日攻占清江厅城。接着，席宝田命荣维善由清江、彭芝亮由石阡，分率所部赴镇远，与黄润昌部会合。4月30日，黄润昌、荣维善、彭芝亮等部湘军攻占施秉县城，苗军向西撤退。 （五）黄飘大捷 湘军攻占施秉后，为了迅速打通驿道，并与业已占据黄平、重安、清平等地的川军会合，便乘胜向黄平前进。1869年5月1日和2日，由黄润昌、荣维善、邓子垣等率领的湘军一万八千余人占领苗军重要据点白洗寨（施秉南二十余里）和瓮谷陇（黄平东南四十余里）。瓮谷陇至黄平，中有黄飘（黄平东南二十里）等苗寨，地势奇险，仅有羊肠小道可以通行。当时有人提议停止攻击，但黄润昌、荣维善等因胜而骄，认为“功在指顾”，“若舍之而去，则驿路仍被梗阻，计不如乘胜追之”1。5月3日，湘军以荣维善为前队，总兵张宜道为二队，总兵苏元春为三队，邓子垣为四队，黄润昌为后队，由瓮谷陇出发，沿山路鱼贯而行。 尽避由于湘、川、黔军节节进逼，苗军遭受的威胁越来越大，但他们仍然保持着顽强的战斗意志。苗军首领张秀眉令部将包大度率军万余人，在黄飘一带山上设伏，而以小部队前出诱敌。当湘军进入伏击区时，苗军突起，前阻后截，“山上木石如雨”。湘军争相逃命，但因道路狭窄，入马拥挤，乱作一团，自相践踏，死伤甚众。苗军趁势由山上冲下，喊杀之声响彻山谷。黄润昌为“飞炮”击中头部，顿时毙命。邓子垣企图救护，也被苗军乱刀砍死。荣维善率亲兵二百余人冲出包围圈，沿山东逃，又为苗军包围，全部被歼。 黄飘一战，苗军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湘军主力荣维善、黄润昌、邓子垣部大部被歼，仅苏元春率数千残兵逃出重围。 黄飘大捷之后不久，苗军又取得了重创黔军的巨大胜利。1869年5月初，贵州提督张文德指挥黔军三四千人分五路从都匀向八寨进犯。苗军奋起阻击进犯之敌，并由金干干率军数千人，绕至平口、吴秀等地，从侧后袭击敌人，阻截敌人粮道。黔军腹背受敌，到达八寨以西四十里的鸡贾河一带时，已无法前进。由于从贵定、独山等地转运的粮食，多在途中被苗军截获，军中无粮，先则杀马为食，继则以草根树皮充饥，士无斗志，纷纷溃逃。7月中旬，张文德迫于形势，率部向独山转移。苗军早在楼山口埋伏重兵，当黔军从高寨坡登上楼山口时，伏兵突起，黔军顿时乱作一团，总兵马永胜、副将何遇春等当场毙命，兵勇死伤枕藉，三四千人全行溃灭。张文德仅带亲兵二十余人徒步经独山逃回省城贵陽。苗军乘胜于7月19日收复都匀府城。 当时的形势对苗军极为有利，如果各部力量团结一致，乘胜向敌人进攻，是有可能进一步变被动为主动的。可惜苗军满足于已有的胜利，除了有限的几次小辨模的军事行动外，无所作为，从而失去了继续歼敌的良机，给了敌人以休整恢复的时间。 四、起义战争的最后失败 （一）湘、川军继续向苗军进攻 湘军黄飘大败之后，湖南巡抚刘昆极力为席宝田开脱，并从人力物力方面予以大力支援（由湖南增兵万人，又增设援黔营务处，负责转运粮饷）。1870年4月上旬，席宝田率新募湘军回到贵州，进抵镇远以南二三十里的塘头，连同原有在黔湘军，共三十余营，随即部署向施洞口进攻。 施洞口位于清水江南岸，是镇远入台拱的要隘。苗军首领九大白和报南烧率部坚守施洞口，张秀眉和潘老冒也率部前来助守。湘军占据清水江北岸的金钟山，几次抢渡清水江，都被苗军击退。4月15日（三月十五日），是苗族人民一年一度的“吃姊妹饭”节，苗军放松了戒备。席宝田指挥湘军乘机从上下游暗渡，以一部由正面佯攻，一举袭占了苗军的重要据点施洞口，取得了继续向清水江南岸苗区进攻的出发地。但是，席宝田决定先攻清水江北岸，以期与川军会师。5月，湘军相继攻占新城、瓮板、蓑衣坡等苗军据点。6月上旬，又占领了施秉城南苗军重要据点白洗和岩门司。 与此同时，唐炯指挥的川军相继攻占了黄飘、白堡、瓮谷陇等苗军堡寨，迫使苗军数千人退守叫鸟硐。该硐“宽广三里余，上下四门曲折相通，中有暗河一道，环护硐门，其内门遍开炮眼，势极坚险”。16月10日，川、黔军各一部联合发起进攻。苗军从洞内开槍开炮，大量毙伤敌人。后清军伐树木数万捆，加上硫磺，堆积洞口，乘风纵火。苗军为烟火熏灼，无法作战。27日，清军进入洞内，将五千余人全部杀害。接着，川军与湘军在瓮谷陇会师。至此，镇远至黄平的驿道被打通了，清水江和重安江以北地区全被清军控制，苗军只得退守江南。 清制，客省军队的军饷应由主省暴给，因贵州贫瘠，仍由客省暴给。号军失败，苗军退至清水江以南，已不能直接对四川、湖南造成威胁，两省的统治者便不愿出钱为他省代劳。湖南巡抚刘昆强调“湖南自援黔以来，岁需饷银甚巨，积欠已多，湘中近日情形，尚须防维补救，自固根本”2，提出湘军拟暂缓南图；在此以前，席宝田以天暑疫作为由，返回湘西沅州，将军事付与唐本有等。四川总督吴棠提出，全撤川师，以月饷五万交贵州，由其自办；接着，唐炯以疫重粮竭为由，率川军撤至平越、瓮安一线。清廷不同意停饷撤兵之议，规定客省军队仍由客省暴给军饷，但为了解决粮饷困难，允许裁汰老弱。川军因此军心不稳，提督陈希祥部先溃，其它各部继之。贵州巡抚曾璧光以此弹劾唐炯。清廷令贵州提督周达武（原川军将领）率领本部马步勇丁五千九百余人由川入黔，驰赴本任，唐炯各营分别裁撤，于是贵州与湖南、四川的矛盾暂时解决。 1870年10月，席宝田又指挥湘军，采取先攻台拱周围苗军堡寨，后攻台拱，数路分进，昼夜力攻的办法，大举向台拱地区进攻。已有十余年没有遭受清朝官兵和地主豪绅压迫的台拱苗民，为了保卫家园，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斗争。张秀眉、金大五、杨兄洋等，率军沿途阻击，节节抵抗。但湘军用洋槍、洋炮向苗军坚守的山寨轰击，给苗军造成很大伤亡。不久，山丙、凯塘、革夷等据点相继失守，金大五冲出重围，杨兄洋被俘牺牲。张秀眉见无险可守，主动退出台拱城。11月17日，台拱为湘军占领。 1871年春，清军继续向苗军进攻。贵州提督周达武一面指挥黔军向苗军进攻，一面对苗军首领进行诱降。2月，八寨苗军首领闻国兴（即小播五），为高官厚禄所诱，约同独山大河苗军首领唐大煊降清，“自率团众收复八寨、上江、下江、三脚各城”。1都匀、麻哈、清平、黄平等城亦先后为黔军攻占。4月，席宝田指挥湘军攻陷丹江厅城，5月，占领苗军的最后一座城市凯里，接着向苗军占据的雷公山进逼。苗军在张秀眉领导下，撤出雷公山，退守丹江、凯里之间的山区。由于天暑瘴发，湘军停止用兵，战争暂处间歇状态。 （二）乌鸦坡之战与苗军的失败 1871年秋，清军继续向苗军进攻。11月，湘军攻占黄茅岭各寨，尽得苗军存粮。张秀眉、杨大六、姜老拉、潘老冒、九大白、包大度、金大五等苗军将领率苗军和群众二十万人，齐集乌鸦坡。乌鸦坡位于丹江、凯里边境，虽然“冈峦环抱，叠隘重关”，形势险要，但苗军除此之外，据点尽失，二十万人据此弹丸之地，不但没有机动回旋的余地，而且粮秣皆缺，形势极为不利。在这生死存亡的严重时刻，以张秀眉为首的广大苗军将士，主张就地坚守，与清军决一死战。李文彩（原为广西天地会起义军首领之一，后投奔石达开）则认为，在此固守，无异于坐以待毙，因而建议“广集苗船，乘春水涨发，引众浮清水江东走，径指洪江，下趋常德，以扰湖南腹地”1。李文彩的方案，没有被张秀眉接受。 1872年春，湘军和黔军分数路向苗军进逼：湘军唐本有、谢兰阶部由凯里南下，攻乌鸦坡西北，龚继昌、苏元春部由开怀南下，攻乌鸦坡东南，戈鉴部由乌溜前进，与龚继昌等部相犄角；黔军则由漫洞进至舟溪，扼乌鸦坡西南。苗军扼守牙塘、乌遂、猴子坳、小坳等数十寨。4月19日，清军发动进攻。苗军用原始武器与装备洋槍洋炮的清军激战十昼夜，清军每攻占一寨，都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4月30日，苗军各寨先后被敌攻破，各部乘雨夜分头突围。张秀眉、杨大六和九大白等率众由乌堡、冷水沟北走，为清军冲散。负责断后的九大白英勇牺牲。张秀眉、杨大六率余部走雷公山。从5月7日开始，清军开始搜山。姜老拉首先被俘。张秀眉、杨大六退至乌东山时，仅剩四五百人。在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下，张秀眉、杨大六仍率苗军战士持短刀死战。后战败被俘，于湖南长沙慷慨就义。潘老冒、金大五、李文彩、金干干、包大度等亦被清军俘获。至此，为时十八年的苗民起义战争在湘、川、黔军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 （三）新城之战与回民军的失败 当黔东南苗军在乌鸦坡等地与湘、黔军苦战时，黔西南回民军也正在兴义府城和新城浴血奋战，反击滇、黔军的联合进攻。 早在1864年10月，兴义府代理知府孙清彦等策动驻守兴义府城的回民军都督马忠叛变。张凌翔、马河图闻讯，率军讨伐，马忠弃城逃跑。后马忠引导清军向兴义府城反扑，回民军苦战失利，张凌翔、马河图壮烈牺牲。1866年4月，金万照、张定中等设计杀马忠于新城，并再克兴义府城。张、马牺牲后，起义军失去了核心领导，金万照名为经略大臣，总理全局，但实际上各不相属，力量逐渐衰弱。当时清军主要兵力用于镇压号军和苗军，对黔西南回民军暂取守势，因此，两军处于相持状态。但是，清军加强了对回民军的分化瓦解，有的起义军将领思想动摇，与敌人暗中勾搭。 1871年11月，原驻守盘江北岸的安义镇总兵何世华率领七营黔军，越过盘江上的铁索桥，向回民军进攻。早已暗通清军的谭五受和杨九（杨树森）公开投敌，何世华部顺利地占领了安南县城，不久进至贞丰州城下。12月19日夜，清军四面逼攻，守城的回民军和岩大五部苗军经激烈巷战后退出贞丰州城。撤退途中，岩大五被俘，英勇就义。之后，何世华指挥黔军和团练向占据兴义府城和新城的回民起义军进攻。起义军顽强抵抗，何世华久攻不下，请求增兵。贵州巡抚派记名道吴德溥、总兵文德盛率黔军赴援；云贵总督刘岳昭和云南巡抚岑毓英派云南盐法道沈寿榕、总兵吴奇忠（即吴元彪）等率滇军入黔，与黔军“会剿”起义军。 1872年3月，吴德溥至普安厅，即通知何世华以一部兵力牵制新城回民军，集中力量先攻兴义府。何世华派部占据兴义府城北万寿山。4月，吴奇忠率滇军赶至兴义府，扎营于城南铜鼓山，随即与黔军合力攻城。张福禄、张福荫率回民军在城内坚守，并伺机出去，屡败清军。5月19日，清军挖地道炸塌城墙数丈，起义军用事先准备好的木石迅速堵住缺口。清军进攻失败，遂施用离间计，使中郎将马宗连等人互相猜忌，并暗中向敌人投降。5月31日夜，在马宗连等的内应下，清军攻入城内。回民军二千四百余人战死，张福禄、张福荫投水自尽，兴义府城为清军占领。 兴义府城失陷后，滇军、黔军和团练集中力量向回民军占据的最后一座城市新城进攻。回民军对新城曾花大力经营，使它成为一个城坚粮足的据点；但另一方面，却忽视了城市外围据点的建设。对于敌人的进攻，回民军采取了单纯守城的方针。新城城池高深坚固，回民军在四周险要之处皆修有石碉，各碉之间均有交通壕相通。回民军白天坚守石碉，夜间则主动出击。1872年4月，吴德溥率所部黔军至新城。同年5月黔东南苗军失败后，贵州提督周达武令原镇压苗军的黔军除以一万五千人留守外，全部调赴新城前线，归何世华、钟开兰统领（合计二十营）。不久，滇军亦从兴义府城赶来。清军兵力不断增加，攻城却毫无进展，不得不采用吴德溥军中英国人麦根之策，沿城掘长壕以作久困之计。回民军被围城中，外援断绝，处境十分困难，但在经略大臣金万照的领导下，仍英勇作战，使清军“动辄受创”。 1872年10月底，贵州提督周达武抵达新城前线。他认为尽避滇、黔军多达数十营，团练数万人，但强攻伤亡太大，“以弹丸黑子之地，至掷万众之命以争之，亦殊得不偿失”，乃下令进行“招抚”。1他一面让黔军打出“贵州提督周达武”的旗帜向回民军示威，一面派间谍潜入城内，诱降了一贯动摇的回军首领张定中。11月5日，张定中将金万照骗出城外，让清军捉获，然后回到城中，命令起义军放下武器。清军随即入城，将起义军将士及其家属残酷地加以杀害。金万照被囚送贵陽，英勇就义。至此，黔西南的回民军也最后失败了。 黔西南回民起义被镇压以后，贵州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并没有停止，但就全省范围而言，较大规模的起义战争至1872年底即基本上结束了。这次战争历时十九年，由汉、苗、布依、侗、水、回、彝、瑶、仡佬等各族人民组成的数十支起义军，攻城略地，纵横驰骋在贵州高原上，不但控制了广大的村寨，而且先后攻陷府、厅、州、县城五十余座，捣毁反动政权机构，惩办贪官污吏。在湘、桂、滇、川、黔五省军队的联合镇压下，贵州各族人民起义战争虽然失败了，但它沉重打击了清王朝及其在贵州的封建统治，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影响和意义是相当深远的。 第二节 云南回民起义战争 一、起义的爆发 云南地处西南边疆，境内多山，土地瘠薄，各族人民在清朝地方官吏、土司头人和地主豪强的重重剥削压迫下，生活异常困苦。清政府每年向云南征收赋税达白银四十万四千二百两以上，各级地方政府的费用和官吏的“养廉”以及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随征科派。鸦片战争失败后的赔款，也分摊到云南各族人民头上，使其负担越来越重。 清王朝为镇压人民的反抗，在云南驻有绿营兵近四万人，每年所需俸饷及军械弹药、恤赏等费甚巨，其中半数以上由地丁银中支取，余由江南各省的协饷银补给。太平天国起义后，江南各省自顾不暇，断绝了协饷银的来源，于是云南地方当局进一步横征暴敛。“军费不足，则加赋税；赋税不足，则抽厘金；厘金不足，则逼捐输”1。各地团练更是“任意科敛，弊窦丛生”2。云南各族人民遭受残酷的压迫剥削，被迫起而反抗，以致“聚众抗粮”、“闭门拒赋”的现象时有发生。 为转移云南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目标，统治阶级不断挑起民族矛盾和民族纠纷。云南是多民族的省份之一，有汉、回、彝、白、哈尼、壮、傣、苗、景颇等几十个民族。除汉、回两族外，清统治者对其他民族统称之为“夷”。回族人数约占全省人口的十分之一二。由于统治阶级的挑拨，回族和汉族之间不断发生纠纷。早在嘉庆初年，就因回汉上层分子争夺厂矿利益，开始发生仇杀。道光朝以后，回汉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械斗和仇杀的次数越来越多，并愈演愈烈。这种情况，使得云南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1855年（咸丰五年）冬，云南临安府（治今建水）的汉族地主恶霸和楚雄府（治今楚雄）回民为了争夺楚雄府南安州（治今楚雄南）石羊厂银矿，发生纠纷。楚雄府知府崔治中等地方官吏乘机施展“暗中挑拨，意在两伤，借邀功利”的伎俩，“见临人（按：即临安府汉人）势强，则召临人杀回人；见回人势强，又使回人以杀临人”1，导致事态扩大，矛盾激化，从争吵发展到回汉械斗。 1856年春，临安汉族恶霸煽动汉人入南安州和楚雄府城捕杀回民，“老弱鲜得免者”2。楚雄府的汉族官绅也残暴地屠杀回民。临安汉族恶霸等在广通（今禄丰县广通镇）、罗川（今禄丰县西南）、禄丰等地逞凶之后，拟前往省城昆明屠杀回民，回众起而自卫。新兴（今玉溪）回民首领马凌汉率回民千余，在距昆明二十里的小板桥，将临安汉人恶霸打败。这本来是正当的自卫行动，却被统治阶级污蔑为“纠众谋逆”、“陰谋作乱”。云南巡抚舒兴阿和团练大臣黄琮竟“饬各府厅州县聚团杀回”，署布政使清盛也下达了对昆明回民“格杀勿论”的命令。1 统治阶级策划的对云南回民的野蛮屠杀，终于迫使回民群众走上武装起义的道路。同年6月，姚州（今姚安）回民首先起事，7月即攻占州城。各地回民相继响应。在滇西，杜文秀起于蒙化（今巍山），蔡发春起于顺宁（今凤庆），杨荣、虎应龙起于鹤庆、丽江；在滇南，马德新（字复初）起于新兴，马如龙起于临安北面的曲江，马凌汉、杨振鹏起于昆陽（今晋宁），徐元吉起于澂江（今澄江）；在滇东，马联升起于曲靖，马荣起于寻甸。回民起义的烽火遍及云南全境。与此同时，汉族和彝、哈尼、白、壮等兄弟民族也纷纷起义。哀牢山区李文学领导的彝族人民起义队伍，一开始就同杜文秀领导的回民起义军并肩战斗。其他起义队伍也或者单独作战，或者与回民起义军彼此支援，相互配合，有的则直接参加了回民起义的行列。这时，虽然民族仇杀事件在不少地区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但是以杜文秀为代表的各族人民群众，通过斗争实践，逐步认识到封建官吏和地主武装团练才是回汉仇杀的真正罪魁祸首，是各族人民共同的敌人，从而摒弃民族相仇的偏见，走上了共同反对清朝封建统治者的武装斗争道路。 二、滇东、滇南起义军的反清斗争 以回民为主体的云南各族人民的大起义，极大地震动了清廷。咸丰帝（清文宗奕詝）立即令正在贵州镇压人民起义的云贵总督恒春折回云南，“痛加剿洗”。但自太平天国起义以来，清廷不断征调各省清兵赴江南镇压太平军，云南防军也“半经外调”，所剩清军不敷派遣，顾此失彼。回民起义军正是趁此有利时机，迅速发展力量，开展反清斗争。 滇东、滇南各族人民起义之初，组织比较分散。曲靖、临安、东川（治今会泽）、开化（治今文山）等府和广西州（治今泸西）的许多小鄙起义军，各自为战，击败了前来“围剿”的清军和地主团练武装，进而主动进攻，围攻敌人盘踞的城市。滇东起义军控制了平彝（今富源）至嵩明之间的大道。徐元吉部回民军则占据了接近省城昆明的澂江府城。随着斗争的发展，各地起义军力量不断壮大，并逐渐从互相支援发展到联合行动。1857年夏，马如龙、马德新、徐元吉等率领滇东、滇南回民起义军二万人，经晋宁（今昆明市晋城）、呈贡向昆明进发。当时昆明城中清军很少，团练因无人督率，纷纷溃散。云贵总督、云南巡抚和团练大臣等束手无策，只得紧闭四门，等待援军。7月12日，起义军占据距城仅五里的江右馆为大营，分据大树营、王家桥、堡基、马街子、碧鸡关、红庙、西坝等村寨，随即发动对省城的围攻。城内粮源断绝，战守无兵，云贵总督恒春无计可施，自缢而死；巡抚舒兴阿也“引疾乞假”，藏匿家中。 其时，清廷正忙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无力顾及云南，只得调四川总督吴振棫为云贵总督，带川兵二千名赴任。吴振棫慑于起义军的声威，一面奏请清廷将“主剿”回民的团练大臣黃琮、窦垿革职，以麻痹回民的反抗意志，一面召请在外省任职的云南籍回族官员回滇，以拉拢和收买回民军首领。滇东、滇南起义军的主要领导人马德新和马如龙都是回族上层分子（马德新是云南回民的总掌教，马如龙则是出身于官宦之家的清朝武生），他们公开声明，起兵“止欲报仇，不敢为逆”1，只要当局惩办“倡首灭回者，以服众心，即行解散”2。由于他们根本没有触动清朝反动统治的决心，因此，在统治阶级的利诱之下，于1858年春与官方订约，承诺“永不滋事”，并将围攻省城的起义军撤离，散归各地，滇东、滇南起义军第一次围攻省城遂告结束。 三、滇西起义军的胜利发展 （一）大理革命政权的建立 当滇南、滇东回民起义军由于马德新、马如龙等人的妥协遭受挫折的时候，滇西回民起义军在杜文秀的领导下，不断地发展壮大。 杜文秀（1828—1872）字云焕，号百香，云南永昌府保山县金鸡村人，回族。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永昌府汉族地主团练组织“香把会”，在官府的支持和纵容下，大肆残杀回民。杜文秀以家属被杀，未婚妻被掳，于1847年上京控诉，但冤仇终不能伸。失望之余，他逐渐认识了清王朝的腐败，激发起反抗清王朝民族压迫的革命思想。回到云南之后，便在云州（今云县）、蒙化等地暗中组织回民，酝酿起义。 1856年8月，杜文秀乘云南提督文祥率兵离大理赴楚雄的有利时机，在蒙化率众起义。9月7日，杜万荣、蓝金喜在大理府城起义。杜文秀闻讯，立即率起义军前往大理，与当地回民会合，大败清军，毙迤西道林廷禧、太和（今大理）知县毛玉成等。9月16日，大理知府唐惇培败逃宾川（今宾川南），起义军胜利占领大理城。夺据大理的胜利，使一部分起义军首领昏昏然，他们不去组织力量防御清军的进攻，却自恃有功，争权夺利。有的起义军首领抱有传统的民族偏见，任令部众抢掠汉人，引起群众不满。这时，杜文秀挺身而出，组织指挥部众粉碎了鹤丽镇千总张正泰对大理的进攻，并且明确提出：“欲做大事，必须收拾人心，不宜专尚威力。且汉众回寡，尤须重用汉人。”1杜文秀的正确主张，得到大家的赞同。由于他“精力强壮，忠直廉洁，素为众人所敬仰”2，遂被推举为总统兵马大元帅。10月23日，滇西回民起义军齐集大理校军场，筑坛拜帅。杜文秀以原提督署为大元帅府，组织大理革命政权。授蔡发春为扬威大都督，总各路军事，其他文武官员也各有职称。宣布“遥奉太平天国南京之召号，革命满清”，并通令“改正朔，蓄全发，易衣冠”3，以示推翻清朝反动统治的决心。 杜文秀“总统兵马大元帅”印 为了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杜文秀领导下的大理政权制定各种法律法令，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革命事业的方针政策，主要是： 第一，对各族人民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改善民族关系。还在起义之初，杜文秀就提出了“重用汉人”的正确主张，大理政权建立以后，即实行“不分汉回，一体保护”的方针，对其他民族，也采取同样的政策。杜文秀制定的《管理军政条例》规定：“族分三教，各有根本，各行其是。既同营干事，均宜一视同仁，不准互相凌虐。”1这种“无分汉回夷，一以公平处之”2的民族政策，改善了大理政权控制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得到了他们的拥护和欢迎。 第二，减轻人民负担，努力发展生产。大理政权规定废除丁银（人口税）和其它苛捐杂税，田赋只征粮米；“地方税课，旧有例者，方准抽收。不得私加名目，妄自征收”3，以减轻人民负担。同时，大力发展生产。农业方面，发放耕牛、农具，招民垦荒，奖励农耕。对工商业，采取保护和促进的政策，严禁文武官员“以官压市，轻价估买”4，积极发展纺织、采矿、制盐等工业生产。随着生产的发展，不但人民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而且使起义军有充足的军饷，保证了革命战争的进行。 第三，制定军事制度，严格组织纪律。起义初期，凡属回民青壮年都要当兵。大理政权建立后，规定回族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对汉族和其他民族，则分派一定的数额，由其各自出兵。起义军的编制，以十人为什，百人为棚，什有什长，棚有参军或参谋，三五棚有一统领或都统率领，十棚以上有将军或都督统率，将军、都督以上则有大司、大将军、大都督和元帅。一切军机事宜，须集体商酌，最后由元帅裁决。遇有大的军事行动，派出统带官作为元帅代表统率部队，带兵官不论何职，都要服从统带官 的指挥。起义军中有严格的军纪和赏罚制度，鼓励将士服从命令，英勇作战。杜文秀还特别强调群众纪律，规定起义军不得“无故下乡，滋扰良民”，或“故意纵放牲畜，践踏田禾”，严禁“毁拆庙宇，扰害民房”，不准“强买估卖”等等。1以上规定和军纪，保证了起义军的兵源，统一了帅府的军事指挥，取得了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提高了起义军的战斗力。 （二）粉碎清军的多次“进剿” 大理背靠苍山，面向洱海，以上下两关为咽喉，地势极为险要。大理革命政权建立之后，杜文秀领导起义军利用良好的地理条件，修营筑垒，屯集粮草，做好了防御敌人进攻的准备，从而使处于劣势的起义军，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武装“进剿”，保卫了革命政权，并使起义军队伍和控制地区不断发展壮大。 千总张正泰失败之后，清军又多次组织力量向大理进攻。宾川团练头目董家兰和太和县逃亡地主豪绅赵云寿、李根香等人组织“义兴营”团练军，联合败退到鹤庆的张正泰和屯扎姚州的提督文祥所部清军，企图摧毁大理革命政权。1857年夏，文祥指挥清军进攻下关东面的赵州。时值滇东、滇南起义军围攻昆明，滇西起义军便乘机袭击文祥部后路。清军腹背受敌，溃不成军，文祥退回镇南州（今南华），弥渡和云南县（今祥云）为起义军占领。1859年2月，董家兰指挥“兴义营”团练军水陆两路对大理发动突然袭击。潜伏在大理城下的数百名练勇利用夜暗，用棺木装火药将城墙炸开，夺占了东门城楼，但从洱海进攻的团练主力因遇到大风浪，未能按期到达，以致对大理的袭击又遭失败。不久，董家兰因援邓川（今洱源东南）被起义军击毙，张正泰亦因内讧被部下杀死。张董二人既死，所部团练军一蹶不振，陆续被起义军消灭。于是滇西起义军声势大振，乘机向四外发展。统治阶级惊恐万状，以致“是时无敢言复大理者”2。 因清军屡败，新任云贵总督张亮基于1860年1月奏请以总兵褚克昌署理云南提督，办理滇西军务。褚克昌率兵西上，经禄丰、楚雄，于3月间至镇南州，接任提督。他一面分兵进攻起义军占据的姚州、大姚，一面率主力继续西进。起义军为了收缩兵力，主动放弃沙桥（镇南西北）、云南驿（云南县东南）等据点，退守云南县城。褚克昌尾追至云南县城下，指挥所部清军进攻县城和弥渡、红岩（弥渡西北）等地。面对褚克昌部清军的大举进攻，杜文秀一面派人发动滇东、滇南回、汉、彝各族人民起义，以牵制清军，一面催调正在进攻缅宁（今临沧）的大都督蔡发春率军回援。同时，致书澂江马德新，请求派兵支援配合，以切断褚克昌部的后路，造成东西夹击的态势。 1858年，滇东、滇南起义军从昆明撤围散归各地之后，当时任巡抚的张亮基即调集清军向回民进攻，回民被迫起而自卫。马德新、马如龙因个人目的没有得到满足，也乘机再次起兵，于是滇东、滇南回民起义军又得到了发展。1860年春，马如龙受马德新之命，率部西援，4月底与李芳园部会合，共万余人，由南安州直逼楚雄。5月3日，攻克广通。5日，在回镫关（广通西南）大败楚雄援军，毙游击高天泽。8日，又在小腰站歼灭楚雄清军千余人，毙千总苏镇东。“楚雄得力将弁，无出高天泽、苏镇东右者，相继败没，兵勇夺气。”15月21日，滇东、滇南起义军包围了楚雄府城。 连败两仗、士气低落的楚雄清军无力阻挡起义军的锐利攻势，楚雄知府杨觐向褚克昌求救。褚克昌正在进攻弥渡、红岩，无兵可派，只得尽撤镇南大营清兵赴援楚雄。6月4日，褚克昌亲抵楚雄府城。马如龙、李芳园指挥起义军昼夜围攻，于6月11日，用地雷轰塌城垣二十余丈，攻入城内。清军一部投降，大部被歼。知府杨觐、副将庆连等被打死，褚克昌逃往镇南。 起义军攻占楚雄，不但切断了清军的后路，而且由于清军官兵的父母妻子多寓居楚雄，以致军心瓦解，无意作战。尽避褚克昌部将杨有才、张玉柱所部清军攻占了弥渡和红岩，却无法摆脱这种不利的困境。而此时滇西起义军又从西面发动了强大的攻势，使清军腹背受敌，更形狼狈。起义军大都督蔡发春于1860年4月底攻陷缅宁后，即率领云州、顺宁、蒙化、缅宁起义军二万余东下，杨德明等也率大理、蒙化起义军八千余人，在云南县与之会合，联合向弥渡、红岩等地进攻。连日交战，清军伤亡惨重，褚克昌得力将领张福保、杨有才、陈开榜、王有才等被打死。褚克昌慌忙从镇南回到云南县大营指挥作战，仍无法挽回败局。清军粮尽兵溃，游击张玉柱、守备孙占魁率部投降起义军，红岩、弥渡先后失守。起义军随即进攻云南县清军大营，并分兵一路，由虎应龙、保文明、桂春亮率领，北攻宾川。这时马如龙率领的滇东、滇南起义军也先后攻占了南安州、镇南州和定远（今牟定）县城，控制了楚雄府全部州县。褚克昌见处在起义军东西夹击之下的云南县清军大营危在旦夕，便以往援宾川为借口，率部撤离，仅留守备周士杰等防守。蔡发春便集中兵力猛攻云南县清军大营，经十几天激战，全歼守敌，接着又转攻宾川。褚克昌扎营于宾川县城以北的太和村。蔡发春率起义军赶到后，首先占据宾川北山，切断清军粮路，然后实施包围。8月18日，起义军发起进攻，9月9日攻破宾川清军大营，全歼守敌，并杀死褚克昌。褚克昌全军覆灭，云南清军闻风丧胆，“自此愈不敢言西上矣”1。 这时的形势对回民起义军非常有利，如果杜文秀和马如龙加强团结，把滇西和滇东、滇南起义军统一起来，或者继续维持一定形式的联合，乘胜出击，扩大战果，则有可能置敌人于死地。但是，马如龙自谓有功，不愿居杜文秀之下，竟率滇东、滇南起义军返回澂江。不久，马如龙等第二次围攻昆明，徐元吉牺牲，围城仅十日即被迫撤围。 在杜文秀的指挥下，滇西起义军迅速扫清了大姚、姚州等地的残余清军，各将领乘胜向滇西各地清军发起进攻。蔡德春到楚雄与已参加了滇西起义军的李芳园会合后，于11月率军攻占了禄丰县和安宁州城。与此同时，陈义、杨德明、马金保、张遇泰1等率部攻占了鹤庆、剑川和丽江城；虎应龙、桂春亮率部进攻永北厅（治今永胜）；蔡发春则率部返回云州、顺宁，转攻永昌府（治今保山）。1861年3月，蔡发春、陈义率部由南北两路包围了永昌府城，经数月围攻，于7月底攻克。8月，杨荣、张遇泰克云龙州城（今云龙），姚得胜、保文明、虎应龙克永北厅城。9月，马成克龙陵厅城。10月，蔡发春、马国玺克腾越厅城（今腾冲）。在此期间，滇西起义军还粉碎了署云南提督申有谋进攻大理的陰谋，夺回了被清军一度占领的广通、禄丰等城。申有谋狼狈不堪，率残兵不足千人逃回省城。至此，西达龙陵、腾越、云龙、永昌，东至楚雄、广通、元谋、禄丰，南至缅宁、顺宁、云州，北抵剑川、鹤庆、丽江、永北，滇西二十余厅州县都在大理政权的控制之下。 （三）杜文秀反对投降，坚持斗争 1861年底，马如龙联合昆陽杨振鹏和新兴田庆余部回民军，再次向昆明进发，开始对省城的第三衣围攻。1862年（同治元年）初，云南府所属各州县大都被起义军占据，昆明成为一座孤城。当时，兼署云贵总督的云南巡抚徐之铭迫于形势，改变了一意主剿的态度，一面准备向起义军发动军事进攻，一面派署提督林自清和署澂江知府岑毓英到起义军中“议和”，用高官厚禄引诱他们投降。马如龙认为机会难得，立即拜倒在敌人面前，声言“世受皇恩”1，“志在报效，历年汉回仇杀，不得已铤而走险，非敢叛逆，今愿率众投诚”2。1862年3月，马如龙、马德新、杨振鹏等人正式向敌人投降。为了表示对清朝的“忠顺”，马如龙等亲自到各地说降，胁迫起义军将士解散或撤退，将起义军占据的昆明四周的昆陽、新兴、晋宁、呈贡、嵩明、罗次、易门、富民等城拱手献给清军。他们的叛变行径受到了统治阶级的赏识，清廷授予马如龙“署理总兵”的官职，授予马德新以“二品伯克”之衔。 马如龙、马德新等降清后，杜文秀继续坚持反清斗争，滇西起义军成为统治阶级的心腹之患。马如龙、马德新等人在云南督抚大臣的授意下，接二连三地对杜文秀进行诱降活动。1862年夏，马如龙写信给杜文秀，并派杨振鹏前往大理，一面以高官厚禄诱劝杜文秀投降，一面以军事进攻相威胁。马如龙在6月2日（五月初六日）的信中声称：“如以和为非，则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官处必发兵西向。此时两迤（指滇东、滇南）既和，迤西（即滇西）孤立。前省［军］西发，每为东南所扰，故尔无功返。……刻下省垣无南顾之忧，官兵得专西伐之力，则迤西虽有数城之众，恐难敌全省之师。尔时欲迤南赴援，弟等已授职官，宜报朝廷，必无赴救之理。”3杜文秀既不为高官厚禄所动，也不理睬马如龙等的恐吓。在给杨振鹏的信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官府的所谓和议，“不过因江南未靖，西洋复来，各省纷争，天下鼎沸，暂为缓此急彼。俟彼处稍定，必将举全师以压我境。迨至彼时，［我兵已散，我将各离，］始知朝廷包藏祸心，则谋不及施，勇不及逞，嗷嗷待毙，悔之晚矣！”16月下旬，杨振鹏到达大理，杜文秀仍严词拒绝，“坚执不从”。1863年夏，马如龙又派他的亲信马负图到大理劝降，杜文秀斩钉截铁地回答：“马云峰（马如龙号云峰）做马云峰的官，我杜文秀造我杜文秀之反。想我杜文秀归顺，除非黄河水清。不然，万万不能。”2 1864年，马德新亲自出马，前往大理游说。杜文秀仍然拒绝讲和，说他“看不起那些身为革命领袖，倒反去接受压迫者手下的一点官职”3。这铿锵有力的言词，表现了杜文秀与清廷势不两立的坚定立场，粉碎了统治阶级的招降陰谋。 四、滇西起义军东征昆明（参见附图十一） （一）东征前的形势 1863年6月，清廷调前两广总督劳崇光为云贵总督。劳崇光令署云南提督马如龙防守省城，筹集粮饷军火；令署理布政使岑毓英率军进攻滇西。8月，岑毓英率清军从昆明出发，于11月20日占领楚雄。此后，岑毓英以楚雄为基地，分兵向大理进犯。清军虽先后占领了大姚、永北、邓川、宾川、浪穹（今洱源）、赵州、云南、鹤庆、丽江等地，逼近大理的南北门户上下两关，但岑毓英所率主力却被起义军阻挡于镇南和姚州，无法前进。1864年2月，起义军在上关大败清军，并收复邓川、浪穹、鹤庆、丽江；不久，又败敌于下关，收复云南、赵州、弥渡。杜文秀乘胜派马得才率领援军从弥渡、三街间道插到镇南清军侧后，突然向敌人发起猛攻。清军大败（岑毓英也头部中槍），狼狈逃回楚雄。 粉碎岑毓英部的进攻之后，杜文秀领导滇西起义军乘胜向外发展，南面达于镇沅，北面达于维西。至1866年初，起义军控制了滇西二十三座城市，对清廷在云南的统治造成极大的威胁，于是，云贵总督劳崇光认为，“当以征剿迤西为急”1。3月，劳崇光到达昆明，便积极部署对大理的进攻。 经过将近一年的准备，署云南提督马如龙率领兵练八千九百余人，于1867年2月由昆明出发，并指挥督标中军副将杨振鹏、楚雄协副将李维述、参将杨先芝、游击合国安、昭通镇总兵杨盛宗、腾越镇总兵田仲兴、普洱镇总兵李锦文等部清军和地方团练，分数路向滇西进攻。清军虽然兵力不少，但士气低落，特别是其中的回民将领和士兵，大都不愿同滇西回民军打仗，加之遭到起义军的顽强抵抗，兵疲粮缺，进展缓慢。起义军除在各地坚守外，杜文秀又派出部队袭击清军的后路。清军惊慌失措，李维述败于镇南，杨振鹏溃于宾川，杨先芝、合国安溃于姚州，楚雄、大姚两地的清军先后告急。杨盛宗、田仲兴等也因粮饷不继，分别从永北、蒙化、威远等地败退。马如龙见败局已定，遂托病由定远撤军，逃回省城。回民起义军占领定远、大姚之后，进而包围了楚雄。 马如龙进攻滇西及其失败，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它对杜文秀的影响极大。在此之前，杜文秀虽然拒绝了统治阶级的诱降，但对马德新、马如龙等的叛徒嘴脸缺乏应有的认识，由于民族和宗教等方面的原因，与他们撕不破脸皮，反而与之达成协议，以楚雄、镇南东西分界，“各守疆界，各行其是”2，“不相侵犯，仍通互市”1。为恪守协议，杜文秀主张首先巩固滇西，必要时向川、黔发展，以避免与马德新、马如龙发生冲突。尽避由于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云贵总督劳崇光力主“进剿”，清军对大理政权的威胁越来越大，杜文秀仍然不准备向东发展。迨至马如龙进攻滇西，首先毁约，杜文秀才感到如果仍遵前约，无异于作茧自缚，加上这时清廷在云南的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劳崇光病死后，斩任云贵总督张凯嵩托病逗留四川，新任云南巡抚刘岳昭所率湘军尚在贵州，布政使岑毓英率所部清军赴贵州镇压猪拱箐、海马姑苗民起义未归，仅马如龙率一万五千残兵败将，龟缩省城。因此，杜文秀提议趁机东征昆明，并为绝大多数起义军将领所接受。 为大举东征，杜文秀发布了《帅府布告》、《誓师文》、《兴师檄文》等文件。在《誓师文》中说：“此次出师，本为兴汉，戒勿滥杀。如临其境，如遇其民，各当发明宗旨。但得汉回一心，以雪国耻，是为至要。”“战胜攻取之际，毋肆掳掠，毋贪财货，毋凌妇女。遇官吏顽梗不服者，杀之。良善被挟者，抚之。诸恶元凶，法所必诛，严加惩办，理宜不赦。”2同时，传檄全省：“滇南一省，回汉夷三教杂处，已千百年矣。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何尝有畛域之分？慨自满清僭位以来，虐我人民二百年余［于］兹矣。”可恶，妖官“置苍生亦［于］不问，弃黎庶其如遗。甚至汉强则助汉以杀恶，回，回强则助回以杀汉，民不聊生，人心思乱。”“本帅目击时艰，念关民寞［瘼］，不忍无辜之回为汉所杀，更不忍无辜之汉被回所，伤。爰举义师，以清妖孽。志在救劫救民，心存安回安汉。”3这些文告，控诉和揭露了清朝统治阶级制造民族矛盾，挑起民族仇杀的罪行，进一步阐明了以反清为主要目标的革命立场，提出了团结回汉各族人民共同进行斗争的方针政策，同时，对起义军规定了严格的群众纪律。这就从政治上打击了敌人，动员和争取了各族人民积极参加东征昆明的战争。 （二）昆明外围的激烈争夺 粉碎马如龙对滇西的进攻并进行必要准备后，杜文秀调集大理、楚雄、丽江、永昌、顺宁、永北、蒙化等地起义军十万余人（一说二十余万），由十八大司统率，分兵四路，向云南省城昆明发起大规模的进攻。其部署如下：北路由大司衡杨荣、大司阃马旭、大司勋米映山率领，从定远出发，占领琅黑等盐井、罗次、武定、富民后，进攻昆明城北；西路由大司政刘诚、大司令马清、大司藩安长兴、大司隶刘纲率领，在占领禄丰、易门、安宁、碧鸡关后，进攻昆明城西；东路由杨威大都督蔡廷栋、大司平马兴堂、大司寇李芳园等率领，从大姚出发，攻占元谋、禄劝、柯渡、杨林等地后，攻昆明城东；南路由大司戎马国春等率领，在占领楚雄、南安、广通等地后，攻昆明城南。杜文秀坐镇大理，指挥各路大军。 防守昆明的清军，是马如龙所部残兵败将，无法与起义军相抗衡。正在贵州与起义军作战的云南巡抚刘岳昭，令业已镇压了贵州猪拱箐苗民起义军刚回到云南的布政使岑毓英“严扼曲靖，控制省城”1。岑毓英驻军曲靖，派出一万一千余清军赴援昆明、楚雄等地，企图阻挡起义军向昆明的进军。 十万起义军分路并进，尽避围攻楚雄的起义军暂时受阻，但其余各部进展颇为顺利。1867年9月，起义军占领黑、白、琅等盐井，控制了盐井的税收，断绝了云南反动当局至关重要的财源；随后，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连陷广通、禄丰、南安、元谋、武定、禄劝，切断了楚雄与昆明的联系。楚雄清军孤立无援，军火粮饷皆缺， 12月18日，起义军一举攻占了该城。至此，起义军控制了滇西全境，后路毫无牵掣，军锋直指昆明。 1868年2月19日，杨荣等部北路军攻陷富民，西路军占领安宁。20日，上述两路起义军进至昆明城郊：北路军由富民进占昆明西北的团山、大普吉、梨烟村、夏家窑一带；西路军由安宁攻占昆明西面的碧鸡关、高嶢、梁家河、普坪等村寨。28日，南路军攻陷易门。起义军东征的节节胜利，使清军中的许多回族将领备受鼓舞，昆陽杨振鹏、新兴田庆余、澂江张元林、曲靖马天顺、寻甸马世德等，“悉举所据地方响应”1，杜文秀均授予大司之职。3月9日、10日，在杨振鹏、田庆余等配合下，南路起义军袭占了晋宁、呈贡，随后即进占昆明城南的西岳庙、五华寺等处。至此，起义军从北、西、南三面包围了省城昆明。护理云贵总督宋延春惊呼：“人心惊惶，省城危在旦夕”2。 清廷令云南巡抚刘岳昭率领所部湘军火速由黔入滇，以解昆明之围。在刘岳昭到达之前，防守昆明的署提督马如龙因在城外作战屡败，退入城内，采劝以防为剿”的方针，坚守不出，等待援军。他以“谋叛”的罪名捕杀了总兵合国安等数名回族将领，设立巡防总局，强迫军民日夜登城防守，并以自己和劝捐得来的资财充当军饷，以安定军心。 在有利的形势下，兵力居于优势的起义军不是一鼓作气向昆明城发动猛攻，而是列兵城下，利用附城的寺庙、堡寨，筑墙挖壕，企图凭借坚固的营垒“坐困”清军。这种持久围困的方针，使清军争得了时间，以调整力量、调派援军向起义军反扑。无疑，这对于远离根据地的起义军是极为不利的。而且，起义军虽然包围了昆明，但对城东封锁不严，金马寺至宜良的通道没有完全截断，城内清军仍可由此得到粮食接济以苟延残喘。起义军为阻截岑毓英的援兵，曾准备控制曲靖，由于行动不迅速果断，此计未行，而岑毓英的援军已进到昆明城下，从而使形势变得复杂起来。 1868年3月6日，岑毓英督率三万余清军，由曲靖赴援昆明：游击杨玉科率兵一部绕道四川会理，出奇兵抄袭起义军后路；岑毓英自率主力，进攻昆明城外的起义军。为了达成进攻的突然性，岑毓英扬言师出陆凉（今陆良），实际取道马龙、宜良，于3月14 日秘密地进至离昆明七十里的七甸。随即指挥清军由黄土坡、水海子一带向起义军进攻，数日之内即占领了大小石坝、小板桥、官渡等地，切断了呈贡和江右馆起义军大营之间的联系。为了夺回小板桥要隘，扬威大都督蔡廷栋、大司戎马国春会同大司略杨振鹏、大司抚田庆余等率领数万起义军，于3月25日由呈贡猛攻该处清军。清军扼守要隘，以逸待劳，顶住了起义军的锐利攻势。待起义军疲惫之时，清军猛然出击，将起义军战败。接着，清军又攻占了昆明城东金马寺、古庭庵、大树营等地。这时岑毓英部副将杨国发等亦在杨林、大板桥等地扎营，准备进攻嵩明、寻甸。这样，就打通了省城东面的通道，保证了城内外清军的粮饷供给。 岑毓英指挥清军继续向江右馆、石虎冈等起义军据点进攻。起义军凭借坚固的工事，顽强抵抗。由于这些据点挖有地窖、交通壕和池塘，清军开花大炮的威力无法充分发挥，因此进攻难以奏效。同时，为了牵制进攻的清军，并重新控制滇东通道，切断清军的粮食补给，驻守晋宁的大司治张元林在击败临安兵练之后，乘胜进攻呈贡清军军营；蔡廷栋、李芳园联合寻甸、嵩明等地起义军，猛攻岑毓英部清军占据的杨林。呈贡、杨林同时吃紧，岑毓英“以杨林为东路咽喉”，只得“先其所急”，于5月7日亲自率部增援杨林。 5月上旬，新任云贵总督刘岳昭率二万余清军由贵州毕节到达曲靖，他认为“心须进攻寻甸，方可早解省围，争保东路”1，因而决定亲率所部湘军往攻寻甸，令新任云南巡抚岑毓英配合马如龙解昆明之围。岑毓英在解了杨林之围后，于7月初回到昆明城外距城十二里的响水闸大营，继续向昆明城郊起义军据点进攻。清军以巨大的伤亡为代价，占领了地处呈贡、宜良进省要道上的石虎冈和另外少数几个据点，但由于寻甸、澂江、新兴等地起义军不断供应粮米弹药，围城起义军仍可以凭借工事长期固守，使清军无法解除省城之围。因此，岑毓英决定改变战法，由马如龙坚守昆明，以一部兵力牵制围城起义军，而以主力围攻昆明外围州县的起义军，企图先“去其羽翼”，然后集中力量消灭孤立无援的围城起义军。8月，岑毓英率其主力亲赴呈贡前线，指挥清军作战。这样，连同杨玉科部滇军在内，清军在昆明外围东、南、北三个战场上，与起义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1.呈贡、晋宁之战 晋宁、呈贡为昆明以南的重地，在昆陽、新兴等地起义军的支援和配合下，驻守晋宁的大司治张元林、驻守呈贡的大将军马开义各率起义军英勇作战，多次击败敌之进攻。岑毓英到呈贡前线时，正值晋宁和昆陽起义军在击溃临安兵练之后，前来救援呈贡，他趁晋宁城内起义军兵力薄弱之机，令署总兵梁士美部偷袭晋宁。8月19日傍晚，梁士美遣其弟梁士伟率军由江川（今江川江城）出发，夜行八十余里，绕过起义军的营垒，于20 日凌晨前抵达晋宁城外。守城起义军疏于防守，清军夺门而入。大司治张元林率起义军英勇反击，驻扎城外的起义军也入城与之配合，挫败了敌人一举夺占全城的陰谋。岑毓英一面令游击何秀林、王正坤等猛攻呈贡，牵制起义军兵力，一面派游击岑宽德、都司刘重庆等带兵二千六百人由水路援晋宁。梁士伟因在城内进攻受阻，即分兵一部，与援军内外夹攻，占领了晋宁城外四乡。昆陽杨振鹏率起义军援救，遭水陆两路清军阻截，未能到达。8月底，清军攻占晋宁北面的归化，截断了晋宁、呈贡之间的陆路交通。接着，岑毓英又派总兵马忠等带兵三千名，由归化向晋宁进攻，截断了晋宁通澂江、昆陽的通道。晋宁起义军孤立无援，形势危急，但张元林仍率起义军在城内与敌人相持。 岑毓英见晋宁一时难以攻下，便令何秀林、王正坤日夜不停地猛攻呈贡。尽避晋宁危急，呈贡后路已断，起义军仍英勇奋战，打退了清军的多次进攻。9月29日，岑毓英“传齐各营，填壕而进”。清军四面架梯登城，冲入城内。起义军与清军展开巷战，奋战一夜，大将军马开义等三千余人英勇牺牲，呈贡终于失守。 清军攻占呈贡后，岑毓英即令何秀林率部攻澂江，王正坤率部助攻晋宁，他本人亦驰赴晋宁督战。杜文秀为救援晋宁起义军，派张禧和马天朝率援军万余人前往，扎营于城西南的观音山一带。澂江起义军也前往支援，扎营于城东的盘龙寺。为了阻止援军与城内起义军会合，岑毓英又调派张保和等率兵三千余赶至晋宁。11月2日，清军向观音山进攻，经过激战，起义军受挫，马天朝等牺牲。从澂江前来的援军亦因何秀林部清军进攻澂江而撤走。在晋宁起义军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清军于11月3日发动总攻。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起义军弹药告竭，将士一千余人壮烈牺牲，张元林仅率少数人突出重围，转移至澂江。自8月20日清军攻入晋宁城内，至11月4日晋宁失守，起义军与清军在城内日夜交战，相持七十七日之久，充分表现了起义军将士英勇顽强的战斗意志和牺牲精神。 呈贡、晋宁先后失守，澂江日益孤立。张元林在作战中身受重伤，退入城内后，思想动摇，暗中向清军乞降。11月27日黎明，清军乘起义军不备，在张元林接应下，突然攻城。中郎将张鹏程等一千余起义军将士在战斗中牺牲，澂江落入敌手。 清军在南面战场上的胜利，打通了由省城通滇南的通道。岑毓英随即进驻省城昆明，与马如龙一起策划向起义军进攻。起义军由于丢失了呈贡、晋宁、澂江等重要地区，昆明城下部队的侧后暴露在敌人面前，处境十分不利。 2.富民、武定之战 为了牵制起义军的兵力，截断围攻昆明起义军的后路，杨玉科曾奉岑毓英之命，率领清军数千人，由东川绕道四川会理州，从阿鸡鲁渡口渡过金沙江，进入云南。杨玉科联络当地的团练武装，采取声东击西的手法，于1868年3月相继袭占了大姚县的苴却（今永仁县城）、元谋等地；4月，又占领了武定、禄劝。5月，驻守罗次的征南大将军张遇泰不战而降。随后，杨玉科率清军向富民进攻。 杨玉科部的迂回行动，威胁着起义军的后路。为了改变这种不利局面，杜文秀派大司卫姚得胜等率军数万由大理东援。6月中，起义军由大姚、禄丰、富民三路齐进，分攻元谋、罗次、武定。杨玉科在富民连吃败仗，只好收缩兵力，退守罗次。驻守富民城的大司衡杨荣率起义军尾追敌人，与禄丰起义军一起进攻罗次城。清军接连失败，杨玉科又被迫率部退守武定。起义军在收复元谋、罗次之后，立即集中兵力于武定方向，迫使岑毓英再次派兵前往增援。杨玉科在武定修筑土城碉楼，妄图扼险顽抗。起义军以湿木柴堆积成比城楼还高的柴楼，上面架设槍炮，轰击城内清军。柴楼遭清军破坏，起义军又挖掘地道，埋设地雷炸城，终于在11月1日占领了武定州城和禄劝县城。 3.寻甸之战 1868年3月，当滇西起义军进至昆明城郊时，马如龙部将杨先芝、马天顺、马文成等率部倒戈响应，随即东进占领了寻甸和嵩明州城。寻甸、嵩明是昆明东北的门户，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寻甸、嵩明起义军与围攻昆明的起义军互相呼应、配合，对清军威胁甚大。当时，刘岳昭所部湘军仍在贵州，仅总兵李家福率领的少数先遣部队到达曲靖，岑毓英则在昆明城下与起义军激战，均无力顾及寻甸、嵩明。 刘岳昭于5月7日，率军到达曲靖后，经过三个多月的准备，于8月开始督率所部湘军和新募黔勇二万余人，向寻甸进攻。其部署是：总兵李家福率部自马龙进，总兵谢景春率部自沾益进，总兵全祖凯率部自功山进。三路分进合击寻甸。8月9日，李家福部占领了寻甸东北的七星桥。接着，谢景春、全祖凯等部也相继夺占了清水沟、金所等要隘。清军扎营于近城的文笔山、凤凰山、望城坡等处，用大炮不断地向起义军轰击。起义军固守城内，顽强抵抗，清军久攻不下。12月，四川候补道刘岳曙（刘岳昭之弟）率领湘军二千八百名，由贵州到达云南，赶至寻甸增援，但仍无进展。 大司卫姚得胜、大司衡杨荣于攻占武定之后，即转旗东向，于1869年 1月21日占领果马，进至寻甸城下。 1月30日夜晚，起义军突袭望城坡清军，敌营中大火突起，全祖凯部四处逃散。次日黎明，总兵谢景春部仓皇撤退，副将贺连璧也弃营逃窜，起义军乘胜占领七星桥、草坝等地。2月1日，起义军向文笔山清军大营发起攻击，清军纷纷败退，逃往曲靖、马龙、沾益等地，寻甸随之解围。 寻甸一战，回民起义军重创了刘岳昭部清军。刘岳昭哀叹：“诸军精锐大半损折，势难裹创复战”1。岑毓英也承认：“此次寻甸失利，……全局几至动冶2。 （三）东征的失败 昆明外围东、南、北三个战场的激烈争夺，起义军和清军各有胜负，总的形势是双方处于相持状态。岑毓英进驻昆明后，即派总兵李维述、参将张保和等配合杨玉科部向北线进攻，从1869年 1月中旬到3月上旬，先后占领了富民、禄劝、武定、罗次等地。同一时期，杨荣、姚得胜率所部起义军在东线作战。当杨玉科率部进攻武定等地时，杨荣、姚得胜为牵制清军，由滇东向昆明进军。3月，起义军一举攻占省城东北重镇杨林，清军守将何秀林率部退守宜良。起义军乘胜由长坡向大板侨一带进攻，占据昆明城东小偏桥、十里铺、羊房凹、牛街、兴福寺等地，使省城清军大为震惊。4月，由马周率领的一支回民起义军也乘澂江空虚袭占了该城。 岑毓英慌忙调集杨玉科、张保和、吴永安、徐联魁、李廷标诸部救援省城。起义军由于缺乏统一的领导和指挥，各部之间不能协调一致地行动，因而没能趁此有利时机狠狠打击敌人。岑毓英利用起义军这个弱点，集中兵力向小偏桥一带猛攻。清军采取分割战术，将起义军隔为数段，然后各个击破。经过近二个月的反复争夺，至6月初，小偏桥、十里铺、长坡等要地均被清军攻占，起义军伤亡万余人。 起义军屯兵昆明城下一年有余，由于战线过长，后勤供应难于保证，粮食弹药时有短缺，加之传染病流行和频繁战斗，部队大量减员，特别是久攻昆明不克，战斗意志大受影响，士气逐渐消沉起来。清军攻占小偏桥、长坡等地之后，即向杨林进攻。起义军因大量伤亡，于6月11日撤出杨林。接着，岑毓宝由杨林、杨玉科由昆明合攻嵩明。在清军威逼之下，守将大司寇李芳园、大司平马兴堂挟持杜文秀派到前线监军的女儿蔡杜氏（蔡廷栋之妻）于6月13日不战而降。在此期间，刘岳昭部将李家福、刘岳曙亦率湘军向寻甸进攻，相继占领了七星桥、文笔山、望城坡等要隘，进逼州城。留守寻甸的大司理马天顺等动摇妥协，在清军剿抚兼施之下，竟于6月20日率军投降，寻甸、果马等地遂为清军占领。至此，清军完全控制了昆明以东地区。 岑毓英和马如龙坐镇省城，积极准备向围城起义军进行全面反攻。他们除雇请外国人训练清军使用从国外买进的新式大炮外，并调集大量清军回昆明，其中有岑毓英部将岑毓宝和岑毓琦所率滇军、刘岳昭部将李家福所率湘军及马天顺等部降军。1869年7月，清军首先进攻城南起义军阵地。至8月初，李家地、老鸦营、大营寺等地均为清军占领。老鸦营距南门外三捷桥清军营垒仅一里左右，是通起义军大营江右馆的必经之路。老鸦营失守，城西起义军和江右馆的联系便被切断。岑毓英一面派副将张保和率部攻昆陽、副将范清率部攻安宁、总兵李维述率部攻广通、副将杨玉科率部攻元谋、副将何秀林率部攻易门；一面施行离间计，使起义军将领不能团结对敌，反而互相疑忌。大司疆段成功粮尽，求借于扬威大都督蔡廷栋和大司令马清，蔡、马二人都不借给。9月18日，段成功遂向清军投降，将城南西岳庙一带二十余处营垒全部献给清军。岑毓英、马如龙乘起义军内乱之机，指挥清军向城南、城西、城北的起义军发动全面进攻。起义军营垒多被攻破，仅存城南江右馆、城北马村、城西土堆三处，但兵力已不足万人。9月20日，岑毓英、马如龙指挥清军合攻江右馆，起义军总理内阁大监军杨崇章被俘，扬威大都督蔡廷栋、大司徒安文义退守棉花行。马如龙亲临喊话，要求起义军首领“自相擒献”。在敌人的威逼下，蔡廷栋竟将安文义出卖给清军，向敌人屈膝投降。江右馆失守后，城北马村和城西土堆更加孤立。9月21日夜，驻守马村的大司勋米映山率五千名起义军冒雨突围，转移到城西土堆，与大司政刘诚率领的二千名起义军共同坚守。 至此，昆明东、南、北三面起义军阵地完全丢失，元谋、易门、大姚、广通、安宁等地也已失守，尽避城西土堆仍由起义军坚守（12月17日失守），但其后路已被切断，对省城昆明不再有多大威胁。这样，滇西回民起义军从1867年开始的东征就彻底失败了。 东征昆明是杜文秀起义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也是云南以回民为主体的包括汉、彝各族人民在内的反清斗争的最高峰。它的失败，是云南回民起义战争由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 五、大理保卫战 （一）战前形势 滇西起义军东征昆明失败之后，云南清军和起义军在力量对比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清军已逾十万，而起义军的力量则大大削弱了。占滇西起义军总兵力一半的十万东征大军，是最精锐的部队，几乎完全损失在东征战场上；众多的能征善战的起义军首领，有的作战牺牲，有的死于瘟疫，有的被俘，有的投敌，领导力量大不如前。形势的变化，越来越有利于清军而不利于起义军，因此，云南巡抚岑毓英决定进军滇西。 昆明解围之后，岑毓英和马如龙一面指挥清军继续围攻城西土堆等残存的起义军据点，一面调派部队向昆明外围州县进攻。至1869年10月初，清军相继占领了南安、楚雄、定远等地，进一步稳定了省城的局势。为了进攻滇西，岑毓英派人分赴湖南、湖北、江西、浙江等地，催调协饷，并奏请在重庆设立滇饷总局，以便于转解协饷入滇。总督刘岳昭也于10月7日由曲靖进驻昆明，留总兵谢景春部分防曲靖、马龙、寻甸等处，以保护滇东饷道。 在攻占南安、楚雄、定远等地之后，岑毓英即指挥清军分三路向滇西大举进攻。其部署如下：南路由迤南道张同寿、署普洱府知府许继衡等率领，由普洱进攻威远（今景谷）、缅宁，以牵制大理以南各地起义军；北路由永北厅同知刘昌笏等进攻永北厅城，署维西协中军都司张润等率部自维西进攻丽江府城，以阻止鹤庆、丽江、邓川、浪穹等地起义军南援大理；中路是主力，由杨玉科率部进攻姚州，都司张士进率部进攻镇南，都司钱大川等率部进攻云南县，守备陈定邦等率部进攻宾川，都司王钟祥等率部进攻弥渡，署镇沅州同知尉迟品玉等率部进攻镇沅与景东接壤之马街一带，待姚州得手后，直攻大理。 为了保卫大理，阻止清军长驱直进，杜文秀采取重点防守姚州、镇南等地，以一部兵力节节阻击的方针。 （二）大理外围的激战 姚州是起义军最早占据并大力经营的城市之一。它东界定远，北接大姚，南连镇南，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有大理屏藩之称。为防御清军进攻，起义军加固城墙，并在城外修土城、筑碉楼、挖壕沟，使它成为一座易守难攻的坚固堡垒。1869年10月，杨玉科占领定远后，即率徐联魁、段瑞梅、蒋宗汉、冯长寿等分数路包围了姚州。杨玉科扎大营于龙岗卫，指挥清军昼夜围攻。大司军马金保和大将军蓝平贵、大都督契有明率领起义军依托环城修筑的碉楼营垒，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杨玉科无可奈何地说：“相持数月，射火鸦、翻草龙之技已穷，均不能克。又昼夜迭攻，贼殊死战。……枯索计谋而不得。”1 12月中旬，清军攻占禄丰后，岑毓英增调总兵李维述部与张士进部合攻镇南。镇南为大理门户，地理位置同样十分重要，起义军“加意布置，以全力据守，猝不可拔”。2由于起义军在姚州和镇南两个军事要点顽强抵抗，牵制了清军大量兵力，迟滞了敌人的进攻，为杜文秀组织兵力阻击清军在其它方向的进攻赢得了时间。 南北两路清军进展较为顺利，至1870年初，南路占领了缅宁，北路占领了丽江、剑川。与此同时，中路的刘兴、王钟祥、丁跃龙、段瑞梅、钱大川、陈定邦等部清军（本为牵制起义军兵力的助攻部队）不顾主力受阻于姚州、镇南等情况，突出冒进，先后占领了弥渡、浪穹、邓川、红岩、云南驿和宾川等地，逼近了大理。为了保卫大理，杜文秀派大司衡杨荣率领一支机动部队赴援云南县，并分兵进攻宾川、浪穹、邓川等地清军。由于这些地区的清军孤军深入，兵力不足，这时营垒多陷，纷纷败退。起义军收复了邓川、浪穹、弥渡、红岩、云南驿等地。4月初，杨玉科部清军挖地道炸开城墙进入姚州城内，起义军顽强抵抗，与敌逐点争夺。清军付出了大量代价，才于5月1日全部占领该城。起义军将领马金保、蓝平贵被俘，契有明自焚而死，起义军六千余人壮烈牺牲。在镇南，尽避岑毓英派都司陆得成、林大任率开花炮队增援攻城清军，昼夜轰城，但仍无进展。 岑毓英认为，清军西进缓慢并屡次失利的原因：一是东南尚未肃清，不能集中全部兵力进攻滇西，特别是“澂江、新兴两城，围久不下”，“实为省城肘腋之患”1；二是军队纪律不严，诸将各不相下。因此，决定加紧对昆明东南回民军的进攻：马如龙亲率兵练与总兵田仲兴部合攻新兴；岑毓英亲率兵练往攻澂江。对进攻滇西的各部清军，则区分任务，各专其责：委杨玉科署鹤丽镇总兵，督办大理、丽江军务；委总兵李维述负责蒙化、赵州、云南军务。杨玉科派段瑞梅、蒋宗汉、徐联魁、冯长寿等各率所部分援邓川、浪穹、宾川、云南。起义军和清军在上述地区展开激烈争夺，各处得而复失，数易其手。 1870年9月3日，北路清军黄世昌、刘昌笏部占领了永北厅城。9月15日，杨玉科联合北路清军攻占鹤庆，接着率军南下，于10月底11月初夺占浪穹、邓川，进攻上关。至此，大理以北各州县尽为清军占领。 在大理东南，起义军和清军争夺也很激烈。1870年9月21日，李维述部终于占领了镇南，随后向云南县进攻。弥渡等地数次为清军占领，起义军又几次夺了回来。1871年5月，起义军大败清军，击毙都司陈定邦，又一次收复弥渡。徐联魁等部进攻下关，也为杨荣部击败，退回宾川。刘岳昭、岑毓英鉴于以上情况，令杨玉科部清军转攻为守，严扼要隘关口，以整训部队，筹集粮饷，待秋收以后继续进攻。 在大理西南，大司空李国纶率部守腾越，大司马杨德明、大可武马年玉率部守永昌，与当地清军相持。鉴于永昌为大理西南屏障，战略地位相当重要，杜文秀令东征时投敌后又逃回的蔡廷栋、段成功各率所部往援。但蔡、段二人不和，纠众相攻。后蔡廷栋遣人刺死段成功，兼并其众，率领大军于1871年6月25日占领永平，对于援救永昌并不积极。在此期间，杨玉科却派蒋宗汉等率军一万增援围攻永昌的参将李凤祥部清军。在蒋宗汉、李凤祥部联合进攻下，永昌城于9月7日失守。 1871年秋，岑毓英复令各部清军同时向起义军发起进攻，于是杨玉科部围攻水平，李维述、杨国发部急攻云南县，企图进而东西夹攻下关。11月，清军在攻占云南驿之后，李维述令参将李栋材率部进攻弥底（蜜滴）、瓦录、天生营等处。这一带是彝族聚居区，彝族起义军领袖李文学接受杜文秀授予的“大司藩”称号，负责镇守哀牢山区。清军攻瓦录逾月不下，李栋材中伏而死。起义军因胜而骄，遭清军袭击，弥底、瓦录、天生营一带遂于12月失陷，李文学突围他走。 1872年春，杜文秀派杨荣、蔡廷栋率援军由南涧、古郎一带攻云南驿等地，欲截断清军后路，但在小桥一带作战失利退回。5月初，清军攻占弥渡、红岩、南涧等地之后，李维述、杨国发遂率清军合攻云南县，5月22日占领县城。杨玉科部清军已于3月4日攻占曲硐（永平南），4月21日占领漾濞，继而进攻下关。当得知李维述等已占领云南县城时，杨玉科立即赶至云南县，部署向赵州进攻。赵州是大理南路咽喉，逼近下关。6月1日，杨玉科督率徐联魁等部由云南县、都司周作祥部由洱海东向陽堡南下，两路夹攻赵州。6月4日，杜文秀亲率杨荣、蔡廷栋等万余人由大理下关援赵州，遭清军截击败回。6月8日，赵州陷落，清军进逼下关。 6月9日，杨玉科即指挥清军同时向上下两关发起进攻。其部署是：段瑞梅率部攻上关，都司李应举率部由间道进扎花甸以袭上关之后；徐联魁等率部助攻下关，并由蒋宗汉率部由漾濞越点苍山，偷袭下关侧后；杨玉科率主力从正面进攻下关；守备董良弼率水勇乘船往来于洱海之上，侦察起义军的虚实。上关和下关各距大理数十里，是大理的南北门户。起义军在上下关均筑有石城，城外又筑起数道长垣。驻守上关的是马国玺、马锡晋，驻守下关的是蔡廷栋。由于起义军防守严密，清军无隙可乘，几次进攻都遭失败，杨玉科只得退回赵州城北的汉邑村。他探知驻守下关清风桥和天生桥的董正兴、鲁达二人不是回民，便派人进行分化瓦解，“招其来降，约期内应”1。同时，又派出兵士扮作盐贩，混入两关，收买居民，以配合清军的进攻。6月12日，清军又发起进攻，蒋宗汉率部翻越点苍山斜陽峰，鲁达投降，清军抄入关后。幸大司勋马荣耀率援军赶到，截其归路，清军战守失措，狼狈逃窜。杨玉科急派千余清军渡过洱海攻起义军营垒。驻守下关外关的董正兴投降，清军夺占清风桥，进入内关。蔡廷栋和马荣耀被迫退守大理，下关遂为清军占领。同日，上关也被段瑞梅、李应举等部清军攻占。上下两关的丢失，严重地威胁着大理的安全。 （三）大理失陷与起义的最后失败 进入上关、下关的清军达十余万人2，大理城内的起义军连同家属老小仅五六万人，力量相差甚大。尽避如此，杜文秀和起义军将士仍然毫不畏惧，为了保卫大理政权，决心与清军战斗到底。 1872年6月12日，清军乘胜从南北两面向大理发起进攻。当南路清军进至离大理城仅一里左右、北路清军经喜洲进至湾桥时，杜文秀命杨荣等率起义军主动出战，予敌人以迎头痛击。清军大败，蒋宗汉等率南路退至太和村，段瑞梅等率北路退至喜洲。正在这时，进攻蒙化的李维述部清军告急，杨玉科率二千五百人往援。大理起义军随即出击，大败蒋宗汉、徐联魁部清军，占领大井旁、砖窑、葭蓬村、重邑村等处。 6月22日，清军攻占蒙化城，李维述率所部向蒙化厅属大小围埂进攻，杨玉科则回到下关，继续部署进攻大理。由于起义军固守营垒，顽强抵抗，清军只得采取步步为营的战术，对大理周围的村寨和起义军营垒逐点攻击。起义军浴血奋战，英勇杀敌，杜文秀也经常亲自披甲上阵。但终因兵力不足，武器不如敌人，城外一百余碉楼营垒陆续失守。11月初，清军进至城下，包围了大理城。 起义军在城周围挖有壕沟，壕边修有隐蔽的地下工事数十座，上面覆以泥土，四周砌以砖石，并有地道与城里相通。清军进至壕边时，隐藏在工事里的起义军通过工事的暗孔向敌人射击，清军屡进屡却，死伤颇多。后清军引苍山溪水淹灌地下工事，迫使起义军退回城里。清军随即越过城壕，在城下扎营，并筑起高过城墙的炮台数座，用大炮不断向城内轰击。杨玉科又指挥清军开挖地道，准备炸城。 大理被围日久，情况一天比一天险恶。当时，滇东、滇南地区的起义军已完全被岑毓英、马如龙镇压下去。滇西除大理外，仅腾越、顺宁、云州数地未被清军占领。顺宁、云州等地起义军屡欲赴援大理，都被清军杨萃、尉迟品玉等部阻截，因此，大理完全成为一座孤城。为了早日攻下大理，岑毓英于12月初亲自率军由昆明启程西进。更为严重的是，随着形势的不断恶化，起义军中的投降势力逐渐抬头，内部危机加深。 12月10日，清军地道挖成，炸开东南角城墙攻入城内。起义军顽强抵抗，清军死伤甚众，被迫退出。以后，清军又多处挖地道炸城，攻入城内，起义军拚死反击。至17日，清军终于占领了城内校尝莲花池一带，起义军退至西北半城。20日，清军又到援军五千余人，杨玉科改单从东南一个方向进攻为四面同时进攻，又将开花大炮二十门排列城上，昼夜轰击。起义军营垒碉堡大半被毁，形势十分危急。杜文秀决心与清军决一死战，至万难固守之时，再弃而他走，或率全家老小，投洱海以殉。但杨荣、蔡廷栋思想动摇，暗中向清军求降，并力劝杜文秀出城投敌。杜文秀还收到赵州知州唐澍的劝降信。他考虑到“与其陷万人于锋镝，曷若捐一驱［躯］以救生灵”，遂决意出城“请罪伏诛”，以求“过咎归某一人，法律休波万姓”。1 12月27日，杜文秀服毒后乘轿子到达杨玉科大营。杨玉科将其头割下，向岑毓英报功。岑毓英急从离大理一百二十里的红岩赶到大理，纵兵血洗大理城。 大理陷落后，岑毓英移兵攻顺宁、云州、腾越。1873年3月，清军攻陷顺宁，4月又占领云州。5月，起义军最后一座城市腾越失守。至此，坚持了十八年之久的云南回民起义完全失败了。 第三节 李永和、蓝朝鼎起义战争 一、起义云南，进军四川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鸦片输入量逐年增加，国内种植者亦为数不少。云南是种植鸦片比较多的地方，烟土运往四川等地，“贩者有什佰之利”1。滇川交界地区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被裁兵勇和游民等，无以为生，便结为“烟帮”，为烟贩护运走私鸦片。他们既受烟贩的剥削，又受官吏的欺诈。烟帮外出时，通常由管带、队长等率领，并携有刀槍等武器，以资自卫。1857年以后，清政府为了筹措军饷，对鸦片实行“稍宽其禁，听商贸易”，“征收税厘”的政策。1859年，四川省设立厘金局，沿川滇边界设立关卡，对过在货物课以厘金。贪官污吏乘机巧立名目，任意敲诈勒索，以饱私囊；诈取不遂，则诬良为盗，逮捕入狱，施以酷刑，甚至杀害。烟帮因受官吏苛索和迫害，与官府的矛盾日益加剧。当时，石达开部太平军正进军西南，杜文秀领导的滇西回民起义正在蓬勃发展，这就为滇川边境地区的烟帮和其他人民群众开展武装斗争提供了有利条件。 1859年夏，云南昭通府（治今昭通）烟帮中的胡登高、杨剐狗二人被四川宜宾知县汪觐光、千总赵三元拘捕入狱，经烟帮多方营救无效，终被处决，于是，长期积压于烟帮中的对贪官污吏的愤懑一齐迸发出来。不久前在大关牛皮寨聚众起事的昭通烟帮首领李永和、蓝朝鼎等乘间大举，队伍由数十人扩充至数百人，终于在同年7月揭开了以李永和、蓝朝鼎为首的滇川农民起义战争的序幕。 10月初，李、蓝率领起义军六七百人，过老鸦滩（今云南盐津），进入四川，连克筠连（10月3日）、高县（10月6日）、庆符（10月8日），毙庆符知县武来雨。起义军以“打富济贫，除暴安良”为号召，受到四川广大群众的拥护，队伍迅速扩大到数千人。10月11日，起义军渡过金沙江，占领安边镇，军锋直指川南重镇叙州府城（今宜宾市）。 10月15日，起义军经柏树溪（今宜宾县）急袭叙州府城，歼清军千总赵三元等数百人。至16日，李永和部已占据了城西真武山和翠屏山，蓝朝鼎部已占领岷江北岸的吊黄楼，控制了成都、犍为等地入叙之水路交通。起义军占领了有利位置，随即围攻府城。 叙州知府英汇和宜宾知县汪觐光等得知起义军来袭，惊恐万状，紧闭城门，并急忙向成都将军兼署四川总督有凤求援。有凤调派三千名清军、由提督万福、按察使蒋征蒲率领往援。起义军在石马溪（宜宾市西北）一带设伏。10月17日，参将高克谦、游击明耀光率前锋千名乘船至石马溪时，见岸上义军甚少，便舍舟上岸。起义军伏兵突起，清军伤亡甚众，高克谦、明耀光仅率三百残兵逃进叙州城。万福和蒋征蒲不敢接近，分别在离府城数十里的牛喜■和高家场扎营。起义军一面搭造木梯，暗挖地道，百计攻城，一面在城外伏击敌人。11月18日，起义军又在石马溪设伏，将署副将马天贵率领的五百余清军截为数段，全部歼灭。 起义军在叙州城外虽打了几次胜仗，但府城久攻不克。12月初，义军先锋管带唐友耕降敌，将攻城计划泄露给清军，加之此时援叙之清军兵勇已达万余人，形势对起义军越来越不利。为了摆脱被动局面，起义军于12月8日夜主动撤围。李永和率部进入宜宾县青山地区。蓝朝鼎率部沿岷江北上，直趋位于乐山、犍为交界的五通桥、牛华溪、马踏井三角地带的犍乐盐常 嘉定府（治今乐山市）之犍为、乐山、荣县和叙州府之富顺，井灶林立，是四川最主要的产盐区。川盐收入为清王朝重要财源之一，也是当时四川拾协济”湘军军饷的主要来源。如果起义军占领了犍乐盐场和富顺的自流井、荣县的贡井等产盐区，不仅影响清王朝的收入，而且将使湘军军饷因之告匮。因此，清王朝一面抽调准备用来镇压太平军的萧启江部湘军六千人由湘入川，一面谕令新任四川总督曾望颜对犍为、乐山、荣县、富顺等地几十万盐工“妥为安置，严防勾结”。接着，由甘肃提督郭相忠和陕西副将连庆率领的陕、甘标兵，由四川提督皂升和按察使蒋征蒲率领的督府标兵和重庆镇营兵，川北镇总兵占泰、前湖北宜昌镇总兵虎嵩林、湖北郧陽镇左营游击张万禄、陕西候补知府田良、建昌道鄂惠等人统率的兵勇和地方团练数万人，先后赶到叙、嘉两府和犍乐、白贡盐场一带，防堵李蓝起义军。 但起义军行动迅速，一举攻占了犍乐盐场，获得大量资财，并吸收大批农民、盐工参军。之后，为了避开清军的追剿，蓝朝鼎率领起义军从五通桥竹根滩西渡岷江，南下宜宾县芗州一带。1860年1月7日，蓝朝鼎与李永和合军，突袭犍为县东南的箭板场，将清军都司但玉龙、守备余振海等部二千五百人截为数段，全部歼灭。起义军声势大振，四川提督皂升退守犍为。1月中旬，起义军进攻犍为县城失利，乃东渡岷江，经龙■场进至罗城场敖近的铁山地区。 1860年1月23日，是咸丰十年正月初一日。这天雨雪交加，清军躲在营房里过年。趁此机会，起义军二万余人由杨家场隐蔽地进至富顺、荣县，并于26日突然占领了自流井、贡井。井地周围数十里内的物资储备，尽为起义军所有。起义军以贡井天池寺和谢家松林为大营，四处活动；同时，大量吸收盐工、小贩和贫苦农民参军，队伍很快发展到十余万人。 自贡不仅是财赋之区，而且北通省城，地理位置相当重要。为防止起义军北攻成都，清军特别加强了自贡北路的防守，由占泰和虎嵩林等率重兵驻守界牌、程家场一带。 起义军为摆脱清军，决定撤离自贡盐常1860年3月7日深夜，冒雨从天池寺出发，经柑子坳、秀才坡向川西转移。新任四川提督占泰事先察知起义军将要撤离，急令各路清军堵截。3月8日黎明，游击张万禄部由桥头铺赶至秀才坡，“拦头截剿”。张万禄赶过豹子山，见打着明耀光旗帜的“清军”被围呼救，便催马下山，前去救援。顿时起义军伏兵四起，当张万禄看清“被围”部队全是起义军时，已陷入重围。结果，张万禄部“全军俱覆，血积成渠，田水尽赤”1，张万禄也当即丧命。其余清军不敢紧追，起义军遂沿桥头铺、李子桥西进。 起义军到达五通桥后，清军又接踵而至。为调动和分散敌军兵力，李永和、蓝朝鼎商定：李永和率部坚守犍乐地区，在附近活动；蓝朝鼎率部沿岷江北上，相机向成都进军。蓝朝鼎率军先攻马踏井占泰大营，败该部清军，然后经白马埂进至青神城下，于3月28日一举占领该县城。 四川总督曾望颜深恐起义军进攻成都，早就下令附省州县坚壁清野，无论大小村庄市镇，都要把粮食、货物隐藏起来，并将通往成都的各条小路“一概节节挖断，重重塞关”，大路和各隘口，则“层迭筑起高原土关，其门只可容一人一马一轿出入”。2起义军占领青神后，曾望颜“以省垣为根本重地”，急令占泰“迅率所部全军，由井研、仁寿星夜绕道兼程赴时3。 在各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配合下，蓝部义军进展神速。3月31日，占泰尚未赶到成都，起义军已攻克距成都仅百里的彭山。次日，占泰到省，新津渡口又为民团所扼，蓝朝鼎随即调转军锋，分兵两路，攻邛州（今邛崃），占蒲江，克名山。起义军陈兵百丈尝夹门关、平落坝、大塘铺一带，连营数十里，切断了成都与雅州府（今雅安）的通道。 4月25日，蓝朝鼎部撤离名山，夺占金鸡关，接着进围雅州府城。因该城防守严密，起义军围攻多日不克，便转攻洪雅、夹江、峨眉。清军将领以为蓝朝鼎欲南下与李永和合军，急忙派兵拦阻。起义军出敌不意地回军西上，于6月上旬连克荣经、天全二城，屯兵于天全、芦山之间。8月，蓝朝鼎驻军于离成都仅七十余里的崇庆元通场，分兵四出。后进入温江、郫县、崇庆、新津、彭县、什邡、汉州（今广汉）等地。11月，起义军攻金堂不克，遂进入川东。 蓝朝鼎率部转战于川西、川北各州县，发展了队伍，调动了大量清军，减轻了对李永和部的压力。这一时期蓝朝鼎作战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攻而不守，始终没有建立一个可资立足的根据地，歼灭的敌人也不多。 同一时期，李永和驻军五通桥，分兵在附近活动。1860年5月起围攻井研，久攻不克，于9月初撤围。部将张第才（又名张国福）率部进入富顺、宜宾、南溪、隆昌。在隆昌击毙知县萧庆，随后游击于川东南荣昌、大足、铜梁、永川间。李永和屯兵五里浩，分兵转战于川南富顺、宜宾、威远、荣县、仁寿、资陽、南溪、隆昌、泸州等地。11月，活动于各地的起义军二三十万人齐集富顺、隆昌交界的牛佛渡，连营百余座，活动于百里之外。这时起义军人强马壮，声威正盛，屯兵牛佛渡数月之久，清军“无一兵一勇过而问津者”1。 12月23日，张第才部义军占领永川，进入川东的蓝朝鼎部也前往会师。不久，蓝朝鼎部攻克荣昌，后经大足、铜梁等地北上围攻遂宁，两月未下，遂沿涪江北上，连克太和镇（今射洪）、射洪（今射洪西北）二城，进围潼川府城（今三台）。 二、绵州之战 绵州（今绵陽）在成都东北二百七十里，为省城门户。城东、北两面依涪江，南临安昌河。绵州知州唐炯，因任南溪知县时镇压起义军“有功”而为上司赏识。他刚一上任，就积极部署绵州的防守。1861年4月初，蓝部起义军围攻潼川时，唐炯亲率所部千余黔勇驻扎潼锦交界之福源寺（葫芦溪），并令各乡团勇前往助守，又派州判颜佐才率兵一部扎丰谷井一带，以为后应。 4月29日，蓝朝鼎自潼川撤围，率部直趋福源寺，清军和团勇溃败。起义军没有乘胜追击，而集大军于离绵州城三十五里的丰谷井，使敌人赢得了喘息的时间。唐炯逃回州城后，下令尽烧附郭民房，紧闭城门。5月4日，起义军进至绵州城下，依山沿河修筑营垒，围困州城。在围攻绵州的同时，分兵出击，袭占安县、彰明（今江油南）等地，获取大量物资，运至绵州前线。5月24日，起义军将在涪江巡守的清军二十余只炮船尽数夺获，完全控制了水陆交通。 围攻绵州的蓝朝鼎部有十余万人。绵州城内清军甚少，团勇也为数不多。四川提督占泰率军万余驻于罗江县城，扼入省之路。因此，在兵力对比上，起义军占有绝对优势。但绵州城垣坚固，易守难攻。城垣周七里有寄，高一丈九尺。城外除东面紧靠涪江外，北、西、南三面有壕，宽一丈五尺，深一丈。城壕近城一侧筑有壕墙，壕外置梅花桩。城内存粮极多。鉴于以上情况，唐炯采取了紧闭城门，凭险固守，静以待援的方针。 蓝部起义军屯兵坚城之下，采取了持久作战的错误方针。为阻水灌城，动用大量兵力在涪江、安昌河汇合处修筑堤坝，因流急难以合拢，最后堤坝亦为大水冲毁。从5月初至9月初，起义军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里，百计攻城，均未得手。在7月的一次伏击战中，起义军曾大败从罗江来援的占泰所部清军，并擒杀占泰；但没有乘胜扩大战果，仍然倾全力攻城。 同年5月26日，前湖南巡抚骆秉章率湘军五千余人溯长江到达四川万县。50000061_0495_01这时，李永和部将张第才、何国梁、何兴顺等率三万余入正围攻顺庆府城（今南充市）。骆部湘军主将黄淳熙奉命率军三千余人由万县舍船上岸，经梁山、大竹直趋顺庆。起义军闻讯，由顺庆沿嘉陵江而下，转攻定远（今武胜）。6月18日，湘军赶至离定远城十五里的姚家店，分三路发起突然袭击。起义军因缺乏准备，仓促应战，伤亡惨重，何国梁牺牲。余部退往二郎场一带，与赶至该处的另部起义军数千人会合。二郎场一带四山壁立，道路盘旋曲折。起义军利用有利地形设伏以待。21日，黄淳熙率部追至离二郎场二十里的万古场，不见起义军踪迹。他求胜心切，乘夜继续追赶。行十余里，至燕子窝，与小鄙起义军相遇。刚一交战，起义军即退走，黄淳熙下令奋力追赶。追过二郎场，义军伏兵四起，清军被逼处阡陌小塍之间，彼此不能相顾，以致一败涂地，黄淳熙也被击毙。起义军随即转移至绵州，与蓝部义军会合。 骆秉章率后队湘军于6月30日行抵大竹，得悉前线失利，急忙赶往顺庆。他一面令果毅营帮办曾传理代理营务，一面在湘军“随营勇侗（杂役）中选补士兵，并令在籍道员张由庚、武举傅鸿勋招募川勇。因湘军新败，骆秉章只得暂留顺庆，为进攻绵州做准备。 骆秉章长期与太平军作战，积累了不少镇压农民起义的经验。入川以后，他沿途接见各府县的官绅，搜集起义军的情报。抵顺庆府后，他鉴于蓝朝鼎正率十余万人围攻绵州，李永和正率十余万人围攻眉州等地，并认为蓝部“最为剽悍”，于是制定了一个由北而南，先蓝后李，各个击破的方针。在此以前，骆秉章还针对起义军“散而不聚”、“剽而不留”等特点，和以往清军“锐欲进攻而不能专向一处”，“此剿彼窜，莫收聚歼之功”，“备东缺西，终成流寇之患”的教训，确定了“诱归一处”、“合围会剿”的作战原则。1在作战部署上，他决定以新任四川提督蒋玉龙所部，在川南眉州一带牵制李永和部起义军，不使北上，而以湘军为进攻绵州的主力：总兵胡中和等率原萧启江部湘军六千余人由中江县黄鹿镇经杨家店进扎朱家桥，骆部湘军由三台县葫芦溪进扎丰谷井，从南面进攻起义军大营；副将唐友耕所部川军与州判颜佐才新招“黔勇”从西面配合进攻，唐炯则从城里配合湘军行动。另外，在东、北两面加强防守，以防义军入陕。 经过两个月的准备，骆秉章于1861年8月31日亲率后队湘军由顺庆进驻潼川府城。这时，正在围攻绵州城的蓝部起义军十余万人，精锐集中于南门外。蓝朝鼎率主力分驻于东岳庙一带，左军都统吴维之等部驻塔山，前龙军都统徐元柱等部驻榜山，右七营都统卯老伍等部驻十贤堂，“联营六七里，前后相属”。2此外，前营副帅訾洪发和左帅营都统戴老幺驻西门西山观一带，蓝朝鼎从兄前军副帅蓝朝柱（蓝大顺）驻北门桑林坝、龟山一带，水军都统郑十大耶率战船控扼涪江水路。 9月5日，清军一万九千余人全部出动，分数路向起义军进攻（主战场在城南）。湘军护军营一千六百余人进攻塔山，湘军果毅营三千余人进攻榜山、十贤堂，湘军湘果营（原萧启江部）六千余人进攻东岳庙。起义军奋勇反击。湘果营总兵胡中和部纷纷败退，起义军趁势奋力追赶包抄。但由于塔山、榜山、十贤堂等处的起义军战败，湘军果毅营赶至东岳庙助战，胡部才免于被歼。经过激战，起义军最后虽然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但损失甚大。战后，为了集中兵力，蓝朝鼎率军从东岳庙转移至西山观一带，蓝朝柱从北门龟山、桑林坝一带转移至西门青衣坝，与訾洪发等共同据守。这时起义军仍有八九万人，在西山观、青衣坝一带修筑营垒七十余座，连营二十余里。 9月18日，清军经浮桥渡过安昌河，分三路向起义军进攻：右路为湘军护军营和颜佐才所部黔勇，沿涪江支流直上，牵制青衣坝蓝朝柱部义军；中路为湘军果毅营，从正面向西山观进攻；左路为湘军湘果营，绕攻西山观侧后。西山观山势险峻，不利仰攻。起义军在蓝朝鼎亲自指挥下，奋勇杀敌，有时冲下山坡，与敌人短兵相接，有时退回山顶，以火力杀伤敌人。后因左路清军湘果营由扁堆山经孙家咀、赵家坡绕至西山观后，并攻上山梁，向起义军营垒施放喷筒火箭，抛掷火蛋，阵地上烟焰蔽天，西山观终为清军占领。蓝朝鼎、蓝朝柱率部退往绵竹、什邡、彭县一带。 绵州之战，是李蓝起义战争极关重要的一战。在此之前，起义军一直处于主动地位，清军则处于守势。当时，四川除成都驻有少数旗营外，主要是绿营兵，名义上有二万八千余人，其实多不足额，且分驻各地，兵力极为分散。但是，李蓝起义军没有利用这一大好形势，对迅速发展起来的部队进行整顿训练，以致部队武器装备和军事素质都很差。以这样一支缺乏攻坚能力的部队，顿兵于坚城之下，围城数月之久，这在作战指挥上显然是错误的。而骆秉章所指挥的清军，兵力虽处于劣势，但其主力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湘军。骆秉章采劝合围会剿”的方针，集中全部兵力，发动强攻，速战速决，扬长避短，因而取得了胜利。蓝朝鼎在强敌进攻面前，没有及时果断地率军转移，反而与敌人进行阵地决战，正好中了敌人的圈套，一战损失七八万人，元气大伤，使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此，起义军在战略上由进攻转入了防御。 三、眉州之战（参见附图十二） 眉州城东临岷江，西接丹棱，南通青神，北连彭山，为省城南面的门户之一。 1861年4月，李永和、卯得兴部起义军先后攻占仁寿、青神，将仁寿县改名为长乐县，青神县改名为安乐县。其后，李永和派周庭光以大督统名义留守青神县城，并分军游击于资州（今资中）、资陽、富顺、宜宾、彭山、名山、蒲江、丹棱、崇庆、大邑等州县，自率大军围攻眉州城。起义军虽然屡次击败围剿的清军，但眉州城却一直没有攻下。 绵州之战失利后，蓝朝鼎经安县南下，所部仅剩万余人。原驻守罗江略坪场的蓝部义军“李长毛”、谢大德之妻“谢寡妇”1部二万余人孤立无援，9月23日又受到唐友耕部川军的进攻，即退往绵竹，与蓝朝鼎部会合，后进驻什邡李家碾、河坝子等地。不久，湘军赶至，起义军迅速转移，经彭县、灌县、郫县入崇庆州。10月13日，突遭湘军袭击，再次受损。蓝朝鼎率部退向大邑、邛州。李永和派何祟政率万余人前往迎接。10月20日，蓝朝鼎、何崇政部攻占丹棱县城，与眉州李永和部成犄角之势。 李永和部十余万起义军屯驻于眉州城西南的象耳寺、快活山以至黄中坝、张家坎一带，与丹棱、青神声势相联。主力集结于虎皮塘、松江口及其附近的铁门坎、石灰窑等地，“或于山上筑垒，或就民房立营，皆重堑深壕，至为坚固”1。李永和设大营于距松江口不远的刘家祠堂。岷江东岸，由卯得兴率部据守王家尝洪庙一带，并向北发展，控制了水陆交通，切断了米粮出入之道。 骆秉章认为，李永和部围攻眉州府城，威胁成都，而蓝朝鼎部新败，余部与李永和部合并，“亟宜迅筹围剿，迳捣老巢，以收聚歼之功”2。于是令四川提督蒋玉龙派川军一部牵制丹棱蓝朝鼎部，防其东援眉州，北走蒲、邛；以全部湘军和部分川军进攻眉州。其部署如下：湘军湘果营六千余人由崇庆州取道将军庙、多悦镇进扎眉州西北的顺和场；湘军果毅营三千余人、护军营二千余人以及副将朱桂秋等三营由彭山进扎眉州以北悦兴尝金鱼山一带，与湘果营联络声势，向眉州西南一带进攻。此外，唐友耕部川军四千余人和总兵黎德盛部二千余人由太和场渡过岷江，进攻东岸起义军，候补知县陈绍惠统带水师炮船沿江下驶，进攻起义军水寨，水陆配合，阻止眉州起义军渡河东走。 11月初，唐友耕部首先到达眉州，接着，湘军各部亦陆续到达。李永和闻讯，即收缩阵地，将岷江东岸的起义军调至河西，加强张家坎、黄中坝的防守，并放弃象耳寺阵地，以加强松江口一带的防守。7日和8日，湘军移营，由顺和尝悦兴场进至眉州城西，准备会攻松江口。正在这时，蓝朝鼎派出何崇政、谢大德之妻率二万余人由万盛场一带进至东瓜场，威胁清军后路。骆秉章决定先打援军。11日，湘军护军营和湘果营分数路进攻，用劈山大炮向东瓜场轰击，迫使何崇政等部弃场退走。 13日，骆秉章令黎德盛、唐友耕会合陈绍惠之水师炮船，由河东王家场进攻张家坎；以湘军果毅营由黄中坝渡河进攻松江口，护军营和朱桂秋等三营与湘军湘果营左右配合，向起义军发起总攻。起义军顽强抵御，奋勇杀敌，击退敌之多次进攻。清军实行迂回包抄，前后夹击，终于占领了松江口，冲入李永和大营，纵火烧毁刘家祠堂和硝药局，数万斤火药爆炸。李永和率部退却，沿路又遭清军截杀，伤亡三万余人。当夜，徐家冲、五里山、张家坎、黑龙尝莲花尝思濛场等处起义军皆退据青神。 李永和虽撤眉州之围，但起义军仍西据丹棱、南占青神。清军如南攻青神，蓝朝鼎部可从丹棱进占眉州、彭山，危及清军后路。因此，骆秉章放弃原定计划，以唐友耕一军进驻青神城北洪化偃，牵制李永和部，防其渡河而东；令湘果、果毅、护军诸营由眉州西进，与川军联合，围攻丹棱。 蓝朝鼎等率四五万起义军坚守丹棱。该城四面依山，树林茂密，南门外有河沟数道，不便进兵；东、西、北三门外均有起义军依山为营，连营四十余座，长壕高垒，鹿角钉板环列，易守难攻。1861年12月初，清军发起进攻，起义军据垒坚守。清军投放火箭喷筒，起义军将垒中棚席等易燃物品尽行撤去。清军多次强攻，起义军“坚伏墙内，炮石纷投”，大量毙伤敌人。清军连攻两天，“计穷力尽，竟不能拔一垒”1。强攻失败后，清军改行围困战术，距起义军营垒三四里处，分军扼驻，并规定起义军从何路突出，“即惟该路驻守将弁是问”。12月12日，清军在各要道掘长壕，设木城，出游骑，断粮道，以为坐困之计。为粉碎敌之围困，起义军于当夜从西门冲破川军封锁，突围北走：蓝朝柱率部先行，訾洪发、李长毛、谢大德之妻率部继进，蓝朝鼎亲率后队掩护。清军跟踪追击。13日晨，川军追至麻柳沟，与起义军后队接战。蓝朝鼎且战且退，抢登插旗山，扼险抵御。正相持间，湘军陆续赶到，四面围攻，并从山后爬上山头。蓝朝鼎率众突围，在冲下山时不幸为清军刺中额部，壮烈牺牲。起义军余部由蓝朝柱等率领，经蒲江北上。骆秉章一面令湘军继续追击，一面令蒋玉龙率全部川军回扎思濛场和莲花场，与唐友耕合攻青神。 李永和自眉州退至青神后，与原留守该处的周庭光共同据守，拥有兵力六七万人。围攻青神的清军共约万人左右。因此，在兵力对比上，起义军仍占有很大优势。但李永和新败，仅以保守青神为目的，当清军进攻丹棱的蓝朝鼎部时，竟未积极配合作战。待蓝部放弃丹棱和蓝朝鼎牺牲以后，李永和部面临清军强大压力，战斗意志颇受影响。骆秉章为防其乘虚突围，令蒋玉龙部川军驻城西、城南，与城北唐友耕部联络声势，令黎德盛等部严密防守岷江东岸，水师炮船则在附近江面昼夜巡哨。12月下旬，起义军几次从城南突围未成。骆秉章急令湘军舍蓝朝柱、訾洪发余部于不顾，回师青神，“以为合围聚歼之计”。1862年1月17日，湘军已由新津折回眉州，李永和趁其尚未进抵青神之机，组织起义军突围。当晚，先由数千人手持灯笼火把，从南门冲出北走，吸引围城清军；李永和、卯得兴亲率数万人，由西南门潜出，以少量兵力攻刘家场清军，大队沿山边小路，静悄悄地行进，从宋家坝、观音滩、象鼻滩等处抢渡岷江。李永和、卯得兴突围成功后，率部返回犍为东北的铁山地区，周庭光则率万余起义军继续留守青神。 铁山地区是李永和部起义军重点据守的地区。这里东连自贡盐场，西接犍乐盐场，不仅物产丰富，而且到处峻岭险寨，易守难攻。1860年春，李永和、蓝朝鼎曾率起义军东渡岷江，第一次进入铁山地区，以后又多次进入该地区活动。起义军在这里开仓济贫，除暴安良，执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群众的政策和措施，深受群众拥护。 李永和等率起义军余部再次进入铁山地区后，湘军接踵而至。骆秉章一面指令嘉定、叙州两府所属州县派团练防守通向铁山的道路和隘口，断绝起义军的粮食来源，一面令湘军围攻起义军。起义军深沟高垒，凭险固守；同时，分军万余人（由李长毛等率领）驻毛家寺，与铁山相犄角。湘军多次进攻，均遭失败。但由于粮道断绝，起义军无法继续坚守，被迫转移。1862年3月30日，驻守毛家寺的万余起义军经竹根滩、牛华溪、河坝场前往青神，清军派出部分兵力跟踪追击。次日夜间，李永和、卯得兴趁机率部撤离铁山。后为清军所阻，被迫分军：李永和率八九千人暂驻富顺、隆昌间之天洋坪；卯得兴率万人扎宜宾属之八角寨。八角寨距自贡盐场仅一百余里，对其威胁较大。因此，骆秉章以全部兵力围攻八角寨，阻止卯得兴与李永和会合；对天洋坪李永和部，则仅令泸州、富顺、隆昌、荣县等州县的团练进行围攻。5月13日夜，李永和率三千余人离天洋坪，沿途遭团练截杀，损失很大，最后仅率百亲人入八角寨，与卯得兴会合。 八角寨林深径仄，山径陡险，山下水田纵横。李永和、卯得兴恃险坚守，以致湘军围攻数月，毫无进展。8月，秋粮将熟，湘军逼垒而居，切断了起义军下山收粮之路；同时，增兵一千五百人，并以新运至的大炮不断向起义军营垒轰击。起义军粮断，决定突围。9月6日夜，先以千余人攻朱桂秋营做掩护，李永和、卯得兴等率众潜出，经花古尝大塔尝泥溪、岳坡等地，于9日到达铁山地区龙■常 龙■场四面环山，南面为黑虎台，东、北、西三面为环龙山，环龙河流经其西。环龙山下有一山洞，名龙洞。只要在黑虎台附近修筑堤坝，环龙河水即可由龙洞灌入龙■场，使之变为泽国。如此绝地，本为兵家所忌。但李永和鉴于该处存粮尚多，决定在龙■场据守。 李永和率军到达龙■场后不久，清军即严密地包围了该常骆秉章派出奸细混入李军，刺探军情，绘制地形图。接着，清军沿场周围挖掘长壕，壕外筑墙；接连水田之处，则编木为栅，筑起数道“木城”墙栅之外，又密布梅花桩。起义军被困重围，“人人有必死之心，困而犹斗，俨然劲敌”1。清军围攻月余，未能攻破，骆秉章不得不派四川布政使刘蓉前往督战，刘蓉派人持信前往龙■场诱降，李永和等予以拒绝，并率部奋力突围。清军无计可施，竟将环龙河闸断，阻水灌场，给起义军造成极大威胁。10月18日，起义军首领李永和、卯得兴等十余人于猪市坡被俘。次日晚，訾洪发等四千七百余人也惨遭杀害。李永和、卯得兴被解往成都后，英勇就义。 四、起义军余部转战陕西 李蓝起义军由于绵州、眉州两次作战失利，损失极大，蓝朝鼎和李永和又先后牺牲，四川的革命形势转入低潮。起义军难以在四川立足，便相继离开四川，进入陕西。 1861年底蓝朝鼎牺牲后，蓝朝柱、訾洪发等率余部继续北上。在彭县濛陽场遭湘军果毅营袭击，蓝朝柱与訾洪发分军：訾洪发等经川东入川南富顺、隆昌等地，与李永和部会合；蓝朝柱则率部经汉州（治今广汉）高坪铺、德陽孝泉尝安县黄土场，进入江油（治今江油北）、石泉（治今北川西北）交界的太华山中。1862年1月，蓝朝柱率部东走，欲与原在川东活动的起义军会合。另部由邓天王率领，后进入平武山中，因遭清军围剿东走，进入陕西宁羌州（今宁强）境内。 蓝朝柱率百余人经南部入达县、东乡（治今宣汉），与张第才、郭富贵等部起义军会合。1862年2月8日，攻克新宁（今开江），3月5日放弃，南入垫江县境，后与曹灿章部义军合攻垫江县城。因曾传理部湘军赶至，张第才、郭富贵、蓝朝柱等退往涪州（今涪陵）北面的鹤游坪，继经丰都、忠州（今忠县）、万县进入云陽县云安盐常候选知县易佩绅率湘军由夔州（今奉节）来攻，蓝朝柱率部折往开县。5月24日，蓝朝柱部攻占太平厅（今万源）。6月初，离大平经烟灯垭进入陕西境，一举占领定远厅城（今镇巴），获得大批物资，部队亦得到补充。6月9日起围攻西乡， 18日攻入城内，杀知县巴彦善。蓝朝柱乘胜向洋县进军，陕西布政使毛震寿领兵逃跑。7月5日，洋县群众打开城门，迎接起义军入城。 郭富贵一部三千余人在云安盐场与蓝朝柱分兵后，东走大宁（今巫溪），因遭清军袭击，于8月初进入陕西平利县之八仙街。后又转入湖北，连克竹溪、竹山。不久，复折回陕西，攻平利不下，转攻砖坪（今岚皋），破城后缴获一批火药，队伍亦发展到三万余人。郭富贵原准备沿汉江西上，与蓝朝柱会师，因得知回民起义军正围攻西安，遂改变计划，挥军北上，经子午谷，越秦岭，直趋西安，欲趁机夺取省城。9月17日，进至长安附近的子午峪，为清军胜保部所阻，作战失利，遂西走鄠县（今户县）。这时部队仅剩二三千人，经盩厔（今周至）黑水峪进入郿县（今眉县），在高店镇再次战败，余部千余人向宝鸡、凤县（治今凤县东北）山中撤退。后进入甘肃，攻陷两当，又经徽县走成县，于11月下旬进至阶州（治今武都）境。复转入陕西，克略陽，准备东走洋县，与蓝朝柱会师。中途为清军所阻，遂由宁羌州入川，向川东进军。1863年1月3日，郭富贵于巴州（治今巴中）鼎山铺被俘，全军覆没。 蓝朝柱取得洋县后，改洋县为靖川，建立政权，自称“大汉显王”，封蔡昌龄（蓝二顺）1为怡王，并在四乡设官，下令安民。起义军纪律严明，深受群众拥护。陕西布政使毛震寿所率川军，屡为蓝部起义军所败。1862年12月，起义军包围汉中府城。蓝朝柱部在陕西异军突起，成为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 1863年初，太平天国扶王陈得才率二十余万太平军再度入陕，连克平利、兴安（今安康）、紫陽、石泉。占据洋县的蓝朝柱派人前往欢迎。双方协议，蓝部义军让出汉中盆地，以洋县西二十里之谢村为界，东归蓝朝柱部起义军，西归太平军。接着，太平军与蓝部共同围攻汉中府城。同年10月，连克汉中府城和城固县城。之后，蓝朝柱率军退出汉中盆地，回扎洋县。不久，蓝朝柱分兵攻占佛坪、留坝、华陽镇等地，设官理事，以稳定后方；自率部分起义军北上，于11月19日占领盩厔城。 盩厔系关中重镇，离西安仅一百余里。起义军占领该城，严重地威胁着省城西安。这时，曾经予陕西当局以巨大打击的陕西回民起义军已遭受严重挫折，统治者非常害怕蓝朝柱与回民起义军结合，使关中地区的革命烈火重新燃烧起来。因此，西安将军多隆阿急从正在镇压回民起义军的清军中抽调穆图善、姜玉顺等马步十六营，由兴平赶至盩厔。多隆阿本人也亲至盩厔指挥清军围攻。蓝朝柱一面向汉中太平军请援，一面组织力量坚守。 多隆阿扎营于距盩厔东门一里的沙河岸上。清军将盩厔城团团围住，所挖地道被起义军破坏，遂改为强攻。时值隆冬，起义军在城墙上放置棉花包，浇水成冰。清军不但难以攀登，而且炮弹落到结冰的棉花上，效力大减。1864年3月4日，清军缘梯攻城，城上滚木擂石齐下，死伤甚众。3月10日，清军以地雷炸城，城墙仅塌数尺。清军攻城数十次，伤亡三千余，仍不得入。 盩厔被围期间，驻留坝太平军接到蓝朝柱求援信后，曾答应派兵救援，但因与留驻洋县一带的蓝部起义军发生冲突，“互相攻击，死伤万计”1，终未往援。正在甘肃两当、徽县一带活动的太平军郑永和部（由四川北上的石达开旧部）赶来援救，因在凤县黄牛堡为清军所败，未能到达。从宁陕北上的曹灿章部义军因遭敌军阻截，救援计划亦未能实现。由于援绝，蓝朝柱自3月中旬开始多次组织突围，均未成功。 3月30日，清军再次用地雷炸城，千余人从缺口处抢登，被起义军击退。多隆阿见清军败退，亲登炮台指挥。起义军槍炮齐射，弹中其目。当晚，蓝朝柱率起义军从预先挖好的地道撤出盩厔。城内百姓继续战斗，直至4月1日凌晨，清军才得以进城。不久，多隆阿因伤重丧命。4月11日，蓝朝柱于安康紫溪河遇伏身亡。 由于天京危急，陕南太平军撤离陕西，加之新任陕西巡抚刘蓉率领湘军由川入陕，并占据汉中，陕西的革命形势逐步恶化。蓝朝柱部的失败，更使力量对比向有利于清军的方面转化。蓝朝柱牺牲后，曹灿章率部转战于镇安，安康一带，到处遭到清军和团练的袭击，损失甚大。5月22日，曹灿章在鄂县玉皇庙被俘牺牲。长期转战于陕、鄂、豫三省交界地区的蔡昌龄，得知蓝朝柱牺牲，自湖北郧西入陕报仇，因遭清军阻截，游击于镇安、郧西交界之大小心川一带。这时，原石达开部太平军郑永和部仍留在陕西、湖北边境，太平军启王梁成富部亦折回郧西。彼此取得联系后，梁成富和郑永和均率部赴小心川与蔡部会师，总数达到四五万人。因“附省一带，新麦方登，防兵又少”1，遂由镇安北趋孝义厅（今柞水），6月6日出大峪口，占领西安以南的尹家卫（引驾回）。后因清军极力防堵，遂转战而西，经鄠县入盩厔县境。陕西巡抚刘蓉调集清军采劝东西夹击，节节逼紧”，“布列长围，绝其粮道”的战术，企图将起义军“一鼓聚歼”。2与此同时，利用投降人员大搞招降活动。不久，天京陷落的消息传来，起义军士气低落，一部分人滋长了妥协动摇情绪。7月底至8月上旬，蔡昌龄部都统王洪兴、太平军启王梁成富部王克昌和彭学进、石达开旧部郑永和、梁成富部罗启发等先后率部投敌，使起义军人数锐减。但蔡昌龄、梁成富不为所动，顶住逆流，坚持战斗，使刘蓉“不过五六日可期一鼓聚歼”的美梦遭到破产。8月13日夜，起义军趁倾盆大雨，从盩厔焦家巷突围，越秦岭，经洋县、城固、沔县（今勉县）、略陽，于9月初进入甘肃境内。 五、阶州保卫战和起义的最后失败 蔡昌龄、梁成富所部接近陕甘川边境时，仅有四千余人，后有湘军萧庆高、何胜必两部以及参将龚良臣等部二十余营清军追击，刘蓉又飞咨四川总督骆秉章严防四川广元、剑州（今剑阁）各处隘口，并通知甘肃巩秦阶道林之望派兵防守徽县、成县、礼县等地。 1864年9月初，蔡昌龄、梁成富经白马关入甘肃阶州境。阶州地处甘、陕、川边界，三省统治者各有打算，无法全力对付起义军。萧庆高、何胜必等部被调回四川防守，龚良臣部被派往甘肃河州（今临夏），其余各部分防陕边。由于清军各部迁延观望，起义军得以摆脱追兵，并于9月18日一举攻克阶州城。 蔡昌龄、梁成富以阶州为据点，积极发展力量，很快达到三万余人。起义军在阶州修制器械，广储粮食，增高城墙，并在周围三四十里内修筑数十座堡垒，派精兵扼守各隘口。蔡昌龄等还与盐关回民起义军取得联系，遥相呼应。 陆续前往围攻阶州的清军约计二三万人。由于缺乏统一指挥，有的迟至1865年1月上旬才到达。 战斗首先在阶州外围诸垒进行。虽然起义军的绝大多数是新入伍者，武器很差，又只经过短期训练就参加作战，但表现却极为英勇。当清军小部队单独活动时，起义军以迅疾的行动给敌以突然袭击；如遇强敌进攻，则凭城据垒，深匿不出；清军逼近城垒，则槍炮齐发，杀伤敌人。清军的进攻屡屡失败。不得不改变战术，一面扼守粮道，诱使起义军出战，一面大搞诱降活动，对起义军进行分化瓦解。1865年4月17日，旧城山守军粮尽援绝，先锋杨兴华率百余人投敌，22日，又有三官殿两垒守军六百余名投降。清军逐渐攻占城外各垒，并由北山挖地道直通城边。6月6日黎明，清军用地雷炸塌城墙数丈，趁势冲入城内，起义军与敌展开巷战。蔡昌龄、梁成富率领部分将士退入城南堡垒。清军投掷火弹，堡垒起火，蔡昌龄和梁成富又率百余人从火中冲出，与敌人搏斗。终因寡不敌众，蔡昌龄受伤倒地，为清军杀害；守城起义军也全部壮烈牺牲。梁成富受伤被俘，不久在成都英勇就义。 阶州保卫战的失败，标志着有数十万群众参加的持续六年之久、活动范围遍及滇川鄂陕甘五省的李蓝起义战争的最后结束。 第四节 陕甘回民起义战争 一、起义的爆发与发展 （一）陕西回民起义 继云南回民起义之后，在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起义的影响下，1862年（同治元年）在我国西北的陕甘等地爆发了以回族人民为主的各族人民武装起义。这次起义的烽火遍及陕西、甘肃的大部地区，时间长达十二年之久，成为以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为标志的全国轰轰烈烈的反清革命洪流的一个组成部分。 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以后，长江中下游各省大部为太平军所控制。清王朝为筹集浩繁的军费，镇压太平天国及其影响下的各族人民起义，加紧了对包括西北地区在内的尚未遭受战争破坏的所谓“完善之区”的搜括。陕西除每月向京师解饷银数万两外，还要协济用兵各省的大量军饷。这些负担全部落到了陕西各族人民的头上。随着协饷的加重，正税不够供给，苛捐杂税相继繁兴。贪官污吏乘机敲榨勒索，草菅人命。在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下，人民群众无以为生，被迫“聚众抗官”。 1861年，靠近省城西安的临潼就发生过杨生华“聚众抗粮”的斗争。 回族人民不但遭受沉重的封建剥削，而且还遭受残酷的民族压迫。陕西是回民比较集中的地区之一（主要分布在泾水和渭水流域），全省回族人口约百万。在历史上，回汉等族劳动人民杂居，虽然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不同，但都处在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因而在共同劳动和反对封建剥削压迫的斗争中，保持着较好的关系。可是，清朝统治阶级为巩固其封建统治，实行反动的民族政策，极力破坏回汉人民的团结。他们一方面笼络回汉地主阶级和其他民族的上层分子，另方面极力挑拨各民族间的关系，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由于采取所谓“护汉抑回”、“以汉制回”的政策，回族人民政治地位低下，备受歧视和侮辱。在经济上，不但回族劳动人民要受残酷的封建剥削，回族地主、工商业者也因与汉族地主、工商业者争夺土地和市场而受到排挤打击，彼此矛盾很大。统治者有意制造和扩大矛盾，诱使汉人中的地主豪绅分子欺压回人。回民告之于官，官府偏袒汉民，“凡争讼斗殴，无论曲直，皆抑压回民”1。这样，在回民中逐渐形成一种仇视汉人的心理。回人积怨既久，起而仇杀汉人，清朝统治者便借口保护汉人，动兵杀戮回人。其结果，回汉两族人民往往认识不到他们共同的敌人是清朝统治者，而在两个兄弟民族之间埋下了不和的种子，“日积月长，仇恨滋深”，以致演成回汉械斗和仇杀事件。 由于原驻陕西的清军多调赴外省与太平军、捻军作战，为了防止人民的反抗，陕西当局命令各州县大力兴办团练。这些地方武装一般都掌握在汉族地主阶级手里，成为他们镇压人民的反动工具。督办陕西团练大臣张芾，就是泾陽的大地主，做过江西巡抚，因在九江镇压太平军失败被革职留任，1861年回省守制。他是一个大汉族主义者，极力主张镇压回民，这时便用团练来杀害回民群众。1862年5月，进入陕西的太平军扶王陈得才部联合捻军直逼西安，蓝朝柱起义军也已由四川进入汉中，全陕震动。陕西巡抚瑛棨和团练大臣张芾慌忙调集各地团练往南山堵御太平军；同时，加紧了对回民的迫害。 太平军入陕，给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回民群众带来了希望。当年5月，训导赵权中所属团练中的数百名回勇，不愿和太平军作战，杀死带队的恶霸地主赵炳堃，散归家乡渭南。途中，部分回勇因砍购竹竿与汉人发生争执，被当地团练打死二人。回勇赴华州（今华县）控诉。知州濮垚竟然说：“尔回子与长毛（按：指太平军）勾通谋反，打死一回，即少一贼。”1回勇无奈，避居城外秦家村。不久，华州、华陰团练近万人突然将秦家村及附近回民村庄抢劫一空，又四处散发“陕西不留回民，天意灭回”的传帖。渭南、大荔、耀州（今耀县）、富平、同官（今铜川市西北）、高陵等地团练亦纷纷效尤，大杀回民。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华州回民首先起义，渭河两岸的回民争相响应，未经旬日，各处回民俱行激变。从此，声势浩大的陕西回民起义迅速发展起来。 任武、赫明堂是领导渭南、华州、同州（今大荔）一带回民起义的著名人物。他们曾参加过云南回民起义，事败后逃匿渭南仓头镇，秘造武器，待机再起。在这次起义中，他们发动回民群众，杀死训导赵权中等。渭南胥吏洪兴还派人到西安东南太平军驻地尹家卫联系，引导太平军先后攻下渭南城和华州城。后太平军因回救庐州，很快离陕东征，回民军继续坚持斗争，打击地主武装。 面对迅速发展的回民起义，以巡抚瑛棨为首的陕西文武官员惊恐万状，不知所措，“筹剿无兵”，“不能不暂行抚慰”2，派遣官绅分赴各地“安抚”。6月4日，张芾等在临潼油坊街和回民谈判时，无理要求交出任武。回民甚为气愤，将他押往仓头镇，于6月9日处死。这一行动，沉重打击了陕省当局的“招抚”陰谋，显示出回民群众与清统治者斗争到底的决心。 同州府地区回民起义军主要以大荔的王阁村、羌白镇和渭南的仓头镇为据点，向清军展开进攻。6月17日至25日，起义军围攻同州城九昼夜不克，遂撤围西进。29日，各地回民军联合逼攻西安，次日即攻占城西金胜寺，歼灭大批团练。7月21日，起义军又攻占团练的根据地、距西安仅二十里的六村堡。从此，西安附近的团练武装精税皆尽，守城清军（陕西提督孔广顺所部三千余人）更形孤立。 回民起义的烽火迅速遍及八百里秦川，起义队伍扩大至二十余万。当时陕西回军主要首领除任武、洪兴、赫明堂外，还有马正和、马四元、白彦虎、马生彦、禹得彦、余彦禄、孙玉宝、二河州等。其中有的是富甲一方的地主、商人和阿訇等上层分子。起义军的领导权掌握在他们手中，虽然对发动和组织群众起过一定的作用，但其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起义军的武器很原始，主要是菜刀、镰刀、铡刀等家具和农具，再就是用竹竿削制的竹竿槍。象抬槍、火炮之类的火器，开始时为数极少，而且是从敌人手中缴获来的。 陕西回民起义的迅速发展，严重威胁到清王朝在西北的统治。清廷急令荆州将军多隆阿率军入陕，可是他正被太平军牵制 在江淮之间，只得又命直隶提督成明率所谓精锐京兵，从山西驰援。1862年8月25日，成明率京兵和豫勇共五千人由朝邑“进剿”， 在洛水南岸为回民起义军所败。成明退至朝邑，豫勇逃往大荔。清廷催钦差大臣胜保率军入陕。9月上旬，胜保率军由潼关西进时，就不断遭到回民起义军的袭击。临潼一战，伤兵勇千余人，接着又于斜口镇（临潼西南）遭到起义军的堵截，只得缩回临潼，后绕道进入西安。当时，西安附近的回民军集中于咸陽渭河沿岸，以苏家沟、渭城为根据地，屡败清军。11月上旬，胜保“派兵勇及百姓马步兵共四万余人，大战于苏家沟，……及与回民战，望风逃窜，兵马自相践踏，死者数万”1。与此同时，回民军乘胜保军集中于西安，东部兵力空虚之机，于同州一带发动进攻，在敷水镇（华陰西）生擒署潼关协副将哈连升，夺取其营垒军械，并进逼澄城、郃陽（今合陽）、朝邑等地。胜保奉命赶回潼关，与新授西安将军穆腾阿等督军镇压同州一带起义军。由于粮道被起义军切断，军食不足，清军不敢出战。胜保不得不奏称：“陕回族类繁多，贼马过众，此剿彼窜，东突西驰。臣所部兵勇只有一万数千人，……非再添兵万余不能早就荡平。”2 清廷以胜保连战皆败，将其革职，解京问罪，改授多隆阿为钦差大臣，督办陕西军务。1863年1月中，多隆阿率部由河南入陕。当时，回民起义军正围攻同州城，突遭多隆阿军进攻，腹背受敌，被迫撤围。多隆阿于同州接受关防，连同胜保诸部，共有兵二万余人。接着，清军集中力量进攻回民起义军的重要据点王阁村和羌白镇。起义军采取游击战法，不断袭击敌军，并用骑兵截击清军运输线，使其饷械皆缺，进攻受阻。多隆阿一面筹备军火粮食，一面派人至王阁村“招抚”。起义军内部组织本来就很松散，领导人之间彼此争权，遇敌“招抚”，矛盾激化，以致相互攻杀，对敌人的进攻却缺乏应有的准备。在一切准备就绪以后，清军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占领了羌白镇和王阁村。5月19日，筑有坚固防御工事的另一重要据点仓头镇也被清军攻占，回军遭到巨大挫折。 仓头镇失守后，陕西东部地区的回民军向西转移，集中于泾陽、高陵、咸陽一带。他们与西安地区回民起义军互相配合，共同战斗。当时，陈得才领导的太平军已由湖北竹山县一带再度攻入陕西，占领汉中；蓝朝柱起义军也在川陕边境活动。在这两支革命力量遥相呼应下，陕西回民军加紧围攻西安。甘肃提督马德昭和陕西提督孔广顺等率兵七千余人，困守西安，不敢出战。8月15日，清廷以陕西巡抚瑛棨“但知株守省垣，一筹莫展”1，下令将其革职，由四川布政使刘蓉接任（刘蓉未到任前，由按察使张集馨代理）。9月初，多隆阿到达西安，再次施展“招抚”伎俩，派人到回民起义军中诱降。瑛棨也利用西安城中的回绅频繁地在回民军首领中进行“招抚”活动。孙玉宝等经不起利诱，向敌投降。1863年10月初，多隆阿部向回民军发动进攻，13日攻占高陵县城。接着，多隆阿令新任陕西提督雷正绾部由泾陽渡泾而南，总兵曹克忠部渡渭而北，共同扼守咸陽，阻截回民军西退；多隆阿自率主力从高陵渡泾，逼近苏家沟。回民起义军“自渭达泾，纵横十余里，排列旌戟若林，严阵以待”。222日，清军分两路发起进攻。起义军拚死抵御，终因伤亡甚众，从苏家沟和渭城撤退。白彦虎、马生彦、禹得彦、余彦禄率部向西北经醴泉（今礼泉）、乾州（今乾县）退至邠州（今彬县）。其后，一部南下凤翔，与崔伟领导的当地回民起义军联合作战。未几，凤翔、邠州分别为新任甘肃提督陶茂林和总兵曹克忠所部攻占，回民起义军大部退至陇东的董志原。其他回民军也在赫明堂等率领下，经武功、郿县、凤翔、陇州（今陇县）进入甘肃东部地区。从此，陕甘回民起义的中心由陕西转到甘肃，陕西回民起义斗争转入低潮。 （二）甘肃回民起义 陕西回民起义前后，曾派人前往甘肃，联络各地回民，共谋起事。待陕西回民起义发展到陕甘边境时，甘肃各地回民即纷纷起而响应。在很短时间内，起义就扩展到甘肃全境。1864年初，陕西回民军陆续进入甘肃，甘肃回民起义的声势更加壮大。清统治者惊呼：“现在甘肃之平凉、静宁、隆德、安定（今定西），省南之巩昌（今陇西）、秦州（今天水市）、伏羌（今甘谷）、清水，省北之宁夏（今宁夏银川市）、平罗、灵州（今宁夏灵武）、固原，莫不揭竿而起，蜂屯蚁聚，滋蔓难图，绵延地方数千里”。1 多隆阿准备由秦度陇，镇压甘肃回民起义。他为了解除西征时的后顾之忧，企图迅速攻下由蓝朝柱起义军固守的陕西盩厔。3月30日，多隆阿在亲自指挥攻城时为起义军击伤头部，不久死去。清军丧失了主帅，不能锐意西进，减轻了对甘肃回民军和已经进入甘肃的陕西回民军的压力。 1864年5月、6月间，清王朝调福建水师提督杨岳斌充任陕甘总督，刘蓉督办陕西军务，都兴阿督办甘肃军务。陕西提督雷正绾帮办甘肃军务，率同甘肃提督陶茂林及总兵曹克忠等“专讨”甘肃回民军。同年7月太平天国天京陷落后，清王朝得以把镇压太平军的清军抽调到西北来镇压回民起义军，以致“甘省一隅之地，而统兵大员专折言事者，已至八员之多”2，兵勇则达七八万人。但这些统兵将领派系不一，各自为政，意见分歧，且他们深恐与回民军硬拚，胜败难保，“不如击之使走，捷报频闻，可为幸功邀赏之地”1。所以，清军虽曾攻陷回民起义军占领的固原、盐茶厅（今宁夏海原）、平凉等地，而起义军的实力却未受到大的损失。陕西、甘肃回民军互相配合，采用避实趋虚、飘忽靡常的游动战法，仍打了不少胜仗。 9月中旬，雷正绾正率三十营清军进攻甘肃莲花城（秦安东北），闻知回民军再次攻下固原，便“欲急克莲花城以向固原”2。起义军利用莲花城附近山路崎岖、沟壑纵横的有利地形，在山沟内埋伏重兵，另以小队诱敌。待清军进至包围圈时，伏兵齐出。清军乱作一团，千余人被歼，雷正绾脸部也被刺伤。直至11月上旬，雷部才攻下莲花城。其后，雷正绾回军平凉，向固原前进；曹克忠部由莲花城南下，迫使正在围攻秦州的回民起义军撤围南走；陶茂林部则向西进军，于12月中旬玫下金县（今榆中），进入兰州。 1865年1月中旬，回民军计取灵台，雷正绾急忙由开城（固原南）回军东向，夺回灵台。其后，雷部仍北攻固原，直至2月26日方得手。6月，雷部由下马关（今宁夏同心东）经惠安堡、石沟驿北进，曹克忠部由同心城经宁安堡（今宁夏中宁）折向东北，会攻吴忠堡（今宁夏吴忠）西南的金积堡。回民起义军在马化龙领导下，不断袭扰敌军。他们阻截清军运道，并将沿途井泉水窖填塞。清军在金积堡南面十五里的强家沙窝等地被阻将及半月，吃喝艰难，为摆脱困境，乃于7月24日发起进攻；在攻占了回民起义军的几座堡垒以后，因所获无几，士气更加低落。29日，曹、雷两部从东西两面进攻，回民军以一部兵力从正面阻击敌人，另以万余马队从十里外绕至敌后。清军腹背受敌，军心动摇，狼狈逃窜。回民军乘胜追击，毙敌三四千人，并缴获大批军需器械。雷正绾腿中炮弹，曹克忠坐骑受伤，分别率残部退至预望城（今宁夏同心东南）和盐茶厅。 除了回民起义军外，当时在陕甘两省还有两种反清力量：一是饥民武装，如董福祥、高万镒、李双良等领导数十万饥民武装活动于甘肃庆陽府和陕西延安府、鄜州等地，张贵领导的饥民武装也众达二十八营之多，在甘肃东部的会宁、静宁、通渭、秦安一带同清军作战。一是哗变的清兵，如陶茂林部、雷正绾部以及兰州的督标兵等都曾发生哗变。饥民武装和哗变的清兵队伍，不仅间接地配合和支援了回民军的反清斗争，有的还和起义军有某种形式的联合，共同打击清军。 甘肃回民起义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四个反清斗争中心：一个是马化龙领导的以金积堡为中心，包括宁夏府和陇东在内的起义地区；一个是马占鳌领导的以河州为中心的回、撒拉、东乡族起义地区；一个是先后由马文义、马桂源和马本源领导的以西宁为中心的起义地区；一个是马文禄领导的以肃州（今酒泉）为中心的起义地区。陇东的董志原，则是陕西回民军的根据地。回民起义军不断向清军进攻，使其文报梗塞，粮饷奇绌，省城兰州处于孤立地位。清王朝在甘肃的统治力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以致陕甘总督杨岳斌在奏折中哀叹：“现在河狄之贼扰于南，平固之贼扰于东，宁灵之贼扰于北，凉肃之贼扰于西，几于剿不胜剿，防不胜防。臣若株守省垣，则饥军终虞坐困；若出省剿办，则根本时虞动遥外察赋势，内度兵力，实属不敷分拨。”1 同年11月，捻军首领张宗禹按照赖文光“前进甘陕，连结回众”，以成犄角之势的战略思想，率西捻军三万余众自河南进入陕西华陰、渭南境内。清廷害怕回民军与西捻军联合，急令湘军援陕。曾国藩派提督刘松山统老湘军十八营由河南前往。留陕帮办军务的前陕西巡抚刘蓉（时乔松年为巡抚），一面奏调防守中卫（今宁夏中卫）的穆图善部移驻甘陕交界的泾州（今甘肃泾川），防止回捻合势，一面率三十营清军从陕西西部的陇州、邠州一带东下，专力攻捻。1867年1月23日，西捻军在西安灞桥大败刘蓉部清军，取得灞桥大捷后，乘胜包围西安。在甘肃境内的陕甘回民起义军为西捻军入陕及其胜利所鼓舞，也在甘肃发动进攻，六七万回民军在庆陽将清军围困达一月之久，雷正绾部只得杀骡马为食。回民军在甘肃拖住大量清军，并乘刘蓉率部东下之机，由陇东分数路向陕西进军。其中张家川回民李得仓领导的一支回民军，从甘肃华亭进入陕西凤翔府；另一支回民军从甘肃宁州（今宁县）官河镇进至陕西三水（今旬邑）、淳化、宜君一带；马长顺等率万余回民军由董志原、庆陽经洛川进到澄城、韩城、郃陽、朝邑一带。陕北也有回民军和董福祥等领导的饥民武装在活动。 回民起义军由甘肃进入陕西以后，与西捻军协同作战，共同打击清军。他们为西捻军作向导，并为其购买新式槍炮，从物质上给予帮助。 1867年5月初，回、捻两军在同州许庄将尾追其后的刘松山所部老湘军包围，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后，即挥师西向，进逼西安。5月27日，刘松山等率军赶到，西捻军与清军接战十余次，终于失利。此后，回民军与西捻军虽然各自为战，但仍时离时合，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战略上相互配合的作用。 二、左宗棠入陕及其作战部署 由于杨岳斌对镇压陕甘回民起义束手无策，清王朝不得不另调闽浙总督左宗棠接任陕甘总督。1867年1月，左宗棠从福州取道江西到达汉口，随即进行各项准备工作。2月，清廷又授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催其迅速北上，督办陕甘军务。 左宗棠深知回民军和捻军联合后更加难以对付，因此，他向清廷进陈方略说：“方今所患者，捻匪回逆耳。以地形论，中原为重，关陇为轻；以平贼论，剿捻宜急，剿回宜缓；以用兵次第论，欲靖西陲，必先清腹地，然后客军无后顾之忧，饷道免中梗之患。”又说：“进兵陕西，必先清关外之贼，进兵甘肃，必先清陕西之贼，驻兵兰州，必先清各路之贼，然后饷道常通，师行无梗，得以一意进剿，可免牵掣之虞。”1这个方略的核心是“先捻后回”、“先秦后陇”，关键则是“不令捻回合势”。 7月，左宗棠所部楚军近二万人由湖北樊城分三路到达陕西（参见第五章《捻军起义战争》第四节）。按照其“先捻后回”的既定方针，以先期入陕的刘松山所部老湘军、郭宝昌所部皖军、刘厚基所部湘军和新到的高连升部楚军共二万一千余人进攻捻军，以帮办刘典所部楚军和黄鼎所部川军共八千余人驻陕甘边界，对付回民起义军。其余楚军万余人，分驻凤翔、宜君、华州、华陰、渭南、临潼等地，策应各军，为“兼讨回捻之师”。西捻军识破了左宗棠的陰谋，迅速跳出包围圈，在回民军配合下，向陕北挺进。与此同时，陕甘回民起义军仍不断从甘肃进入陕西，与西捻军共同抗清。 10月至11月间，西捻军和回民军取得了连克陕西安塞（今安塞南）、延川、绥德等城的胜利。左宗棠智穷力竭，不得不上奏“自请严议”。可是，由于民族和宗教信仰不同等原因，回民起义军和西捻军的联合没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一直处于“时离时合”的松散状态，既没有统一的组织形式和集中领导，也没有共同作战的长远计划。更由于统治阶级施行分化离间政策，回民起义军的领导权又掌握在上层分子手里，个别回民军首领利用一部分群众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有意挑起回民军与西捻军之间的互相攻杀事件，严重地破坏了这两支起义队伍的联合，致使左宗棠“不令捻回合势”的方略得以逐步实现。同年12月中旬，西捻军为救援东捻军，由宜川东面的壶口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回民起义军在陕西处于孤军作战的不利地位。虽然这时左宗棠率清军主力入晋追击西捻军，陕西清军大大减少，但由于回民军股数众多，互不统属，未能对清军实行有效的打击。在清军节节进逼下，起义军转取守势，十分被动，以致鄜州、宜君、三水、绥德等地相继失陷。 1868年11月，左宗棠参加镇压西捻军以后回到西安。他以陕西大局已定，遂加紧进行进军甘肃的各项准备。 第一，整顿部队。驻陕清军，除左宗棠所部楚军外，还有刘松山的老湘军、郭宝昌的皖军、黄鼎的川军等；驻甘清军更为庞杂。这些部队不但待遇差别很大，而且编制很不统一，有的名为一营，实际只有二三百人，有的则多至数倍。为了整齐划一，左宗棠下令淘汰疲弱，一律按楚军的编制加以整顿，统归其指挥。同时，在陕甘就地招募新兵。到1869年时，左宗棠和刘典直接统辖的楚军就有步队五十五营、马队十五营，共三万人左右。 第二，诱降饥民武装。在西捻军退出陕西、回民起义军大部转入甘肃以后，董福祥领导的饥民武装仍在陕北一带活动，对清军威胁很大。董福祥与金积堡和董志原的回民起义军都有联系，是左宗棠进攻甘肃的一大障碍。于是，左宗棠在榆林、绥德、延长各驻一军，截断董福祥东渡黄河之路；又派刘松山率部从山西渡过黄河，由绥德西行，直逼董福祥的根据地镇靖堡（今陕西靖边南）。刘松山通过收买董福祥的父亲董世有，诱使董福祥投降。刘松山收其众十多万人，从中挑选精壮，按楚军编制，编为“董字三营”，由董福祥、张俊和李双梁各带一营。董福祥的投降，不仅使回民起义军失去了一支同盟军，并直接威胁到金积堡和董志原的安全。以后左宗棠正是利用董福祥的“董字三营”为前驱，进攻金积堡、西宁和肃州等地的回民起义军。 第三，占据董志原。董志原在甘肃宁州境内的马莲河西岸，纵约一百五十里，横约二百八十里。这里自然条件优越，“地平旷饶沃，可耕可牧”，且“北通灵州，南达陕疆”1，扼陕甘两省必键。1864年以后，陕西回民起义军主要以董志原为根据地，其活动范围延袤三四百里。他们按原来的村寨或教坊关系择地而居，一个大的居住区叫做一营。营既是生产单位，又是作战组织。每营人数不等，多至数万，少则几千。营的领导者主要是阿訇和回族上层人物，也有一些是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得到群众拥护的农民和手工业者。陕西回民军在董志原共有十八大营，与金积堡回民起义军、陕北董福祥领导的饥民武装都有联系，曾攻陷庆陽、宁州、镇原、平凉等城和五百余个堡寨，并不时进入陕西活动。1869年3月，左宗棠派兵向正活动于正宁（今正宁西南）、邠州的回民起义军进击，回民军作战失利，退回董志原。由于重兵压境，加上伤亡很大，回民起义军决定进行改编，将原来的十八大营合并为四大营，并退出董志原根据地，撤往金积堡。4月3日，回民起义军一部护送家属辎重，分两路向驿马关、北汊河北撤，崔伟、马正和等率领万余人埋伏在董志原，阻击清军，掩护撤退。清军事先得到了情报，待起义军刚刚开始撤退时，即分路猛扑。回民军损失三四万人，由环县、固原两路经下马关退往金积堡地区。清军占据了董志原一带，打通了尔后进军金积堡的通道。 第四，兴办屯田，安定后方。左宗棠认为：“陕甘之事，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筹转运尤难于筹粮。”1胜保、多隆阿、杨岳斌等人未认识用兵西北的这个特点，一味增兵猛进，结果后方不稳，兵多饷绌，粮运不继，屡遭失败。鉴于他们失败的教训，左宗棠决定实行稳打稳扎的方针。他首先把既占地区巩固起来，就地兴办屯田（分兵屯、民屯两种）。这是左宗棠解决军粮困难，稳定后方的一个重要措施。 第五，拟定“三路进兵之策”。左宗棠决定分三路向甘肃进军：刘松山率部由绥德西进，名义上进攻花马池（今宁夏盐池），实际上指向金积堡，是为北路；李耀南、吴士迈率部由陇州、宝鸡趋秦州，是为南路；左宗棠和刘典率军自乾州经邠州、长武赴泾州，是为中路。三路之中，北路是重点进攻方向；南路暂取守势，目的是牵制河州（今临夏）、狄道（今临洮）的回民起义军，切断其与金积堡之间的联系，并作进攻河州的准备；中路则以协助北路为主，照顾南路为辅。 三、金积堡之战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左宗棠开始向甘肃回民起义军大举进攻，矛头首先指向金积堡。 金积堡在灵州西南五十余里，东通花马池，南通固原，西枕黄河。当地回民起义领袖马化龙是伊斯兰教中新教的首领，世居金积堡，富甲一方。他有智有谋，在回民中有较高的威望。1862年他领导当地回民起义之后，陕甘回民纷纷投奔金积堡，以致势力大振，多次把进攻的清军打得大败。1865年，原多隆阿部将穆图善接任宁夏将军，督办甘肃军务。他采取招降政策，宁夏起义回民举城投降。马化龙虽然也接受了“招抚”，但仍保持相当大的独立性，地方公事及征收钱粮等向皆由他主持，拥有委任参领、协领以至知州等大小辟吏和管理军政事务之权。马化龙和他委任的官吏在金积堡地区执行团结汉民和“少杀人”、“重农事”的政策，领导回汉人民兴修水利，增加粮食生产，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比较安定，受到当地群众的信任。左宗棠也承认：灵州一带回民素听马化龙之命，对清政府委派的地方官，极为藐视，“不受约束，官长坐视回众而莫可如何”1。当然，马化龙是知道清王朝决不会允许这种状况长期存在下去的。因此，他一方面向清朝地方政府输粮输款，表示“恭顺”；另一方面则在金积地区修仓储粮，筑寨建堡，购马造械，加紧进行防御清军进攻的准备。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马化龙与河州、西宁、肃州等地的甘肃回民起义军保持联系。陕西回民起义军退入甘肃后，马化龙不断在物质上给予帮助，“陕回败则资以马械，陕回穷则助以军粮”。因此，“自灵宁西达西宁，南通河狄，各回民无不仰其鼻息”。2 1869年秋，北路清军刘松山部进抵灵州。刘松山一面进行“官军只剿陕回，已抚之甘回安居无恐”1的欺骗宣传，一面派兵于9月8日攻占吴忠堡东面的郭家桥。中路清军则由固原、平凉北进，左宗棠本人也由泾州进驻平凉。这样，清军对金积堡形成了大包围的态势。 宁夏地区的回民不受刘松山的欺骗，与陕西回民起义军团结战斗，奋起抗击清军的进攻。当刘松山部从灵州向郭家桥进犯时，沿途回民堡寨“开放槍炮，且傍堡列队，呼杀官兵”，驻守在宁安堡、同心城、预望城等地的陕甘回民起义军也前来助战，清军被阻于吴忠堡一带。为牵制北路清军，灵州回民起义军破坏刘松山部的后方运输线，并趁虚攻占了灵州城。 在南线，马化龙派马万春率起义军一部前往预望城一带，阻击清中路军的进攻。在此之前，白彦虎、杨文治等已率陕西回民起义军从金积堡地区回到预望城、黑城子等地。当清中路军雷正绾部进至上述地区时，经过一番激战，回民起义军作战失利，先后失掉了预望城、黑城子、李旺堡等村堡。杨文治阵亡；陈林、马正和、余彦禄等部起义军退回金积堡；白彦虎、禹得彦、崔伟、马成彦等部起义军则相继撤离固原地区西行，经会宁、安定退往河州。陕西回民军撤离以后，马万春部起义军孤军作战，无法阻止清军前进，以致同心城、韦州堡一带起义的回民大部向清军投降。 中路清军打开金积堡的南面门户以后，于11月中旬先后进至金积堡西南秦渠一带，距金积堡仅十余里。北路刘松山部在中路清军的策应下，又夺取了灵州城，打通了后路。至此，清军完成了对金积堡的包围。 由于回民起义军顽强抵抗，清军的进攻难以得手，刘松山不得不将驻定边、花马池的四营湘军调赴前线。11月末，金运昌所部皖军也进至灵州。从12月起，刘松山和金运昌所部在北，雷正绾等部在南，会攻金积堡。回民军同清军在金积堡外围展开激战。清军采取步步为营的方针，相继攻占了吴忠堡周围和金积堡北面的堡寨。回军伤亡甚众，金积堡的形势逐步恶化；但由于战线缩短，兵力相对集中，加之穆生华率领平凉回民军退至金积堡地区，兵力有所增加。回军依托秦汉二渠，挖壕筑墙，步兵凭墙防守，骑兵则主动出击，忽东忽西，不断袭击敌人，给清军以很大打击。12月11日，总兵简敬临率楚军突入回民军阵地，被回军包围，士卒死伤甚众，简敬临等也被击毙。 金积堡有两个险要的地方：一是西面的峡口，它既是黄河青铜峡口，也是秦汉二渠的渠口；一是东面的永宁洞，它是山水沟（今山水河）通过秦渠涵洞的地方，秦汉二渠在此处会合，北流入黄河。峡口控制着进水口，永宁洞则控制着出水口，这两个地方对金积堡的安危关系甚大。清军一到金积堡地区，首先抢占了这两个要口。1870年2月12日，回民军从河西履冰而过，一举夺回峡口。雷正绾、周兰亭、张福齐等率部急攻，鏖战数日，伤亡惨重。19日，周兰亭、张福齐狼狈逃窜，雷正绾被围。左宗棠令黄鼎率部往援，又被包围。后黄鼎和雷正绾虽突围逃出峡口，但已溃不成军。回军乘胜攻占河西广武营堡，并阻截清军粮道。 与此同时，回民起义军在永宁洞一带也积极行动。2月9日晚，起义军千余人从金积东南的胡家堡突然进至秦渠南，占领了石家庄和马五寨几个村堡，抢修防御工事。石家庄在吴忠东南四五里，扼秦渠之要，与下桥永宁洞水口紧接，为双方必争之地。刘松山得知，连夜率部来攻，回民起义军退至马五寨继续抗击。该寨墙厚壕深，刘部连攻不下。2月14日，刘松山中弹，伤重而死。 清军先失峡口，继丧统领，士气顿挫，加之粮运不继，“军中缺粮，……各营兵丁弃甲夜逃”1，起义军遂乘机反攻。马正纲率部由宁州、正宁进入陕西三水，马朝元率部由金积堡出宁条梁（今陕西靖边西八十里）。这两支队伍在甘泉会合后，东攻韩城、郃陽，一时陕西吃紧，警报频传。与马化龙有联系的河州、狄道回民军也攻占渭源，直逼巩昌，使甘肃战局为之一变。左宗棠坐困平凉，受到清廷的“严旨斥责”。 这时的形势对回民起义军甚为有利，但由于起义军缺乏统一的领导和指挥，各自为战，不能有力配合，以致未能进一步发展大好形势。相反，再次进入陕西的起义军由于未能建立起可资依托的据点，在清军和民团的围追堵截下，被迫到处流动，有生力量遭到很大损失，最后又纷纷败退甘肃。在金积堡地区，马化龙由于对清军估计不足，又对清政府抱有幻想，没有利用大好时机集中兵力给敌人以致命打击，反而几次向清军“求抚”；在军事行动上，则是分兵四处出击，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几次争夺永宁洞水口均未得手，因而虽然控制了峡口，多次放水淹灌，都未能对清军造成大的威胁。 清军方面，左宗棠一面调集兵力截击进入陕西的回民军，并奏调郭宝昌部进攻花马池、定边（清廷以山西河防吃紧，改调金运昌部前往），以打通金积堡东路粮道；一面令刘松山的侄子刘锦棠接统老湘军，重新组织力量向金积堡进攻。刘锦棠一面加强对永宁洞的防守，一面派兵在黄河两岸夹河筑垒，保护河西运道，逐渐稳住了清军的阵脚。同时，乘回民军出击陕西之际，重新发起进攻，将灵州至吴忠堡之间的堡寨逐一攻占，并夺取了金积堡北面秦渠上的蔡家桥水口，放水淹灌金积堡。9月，刘锦棠和金运昌部攻破东关和南门外回军寨卡数十处，将数千所铺屋尽行烧毁。 为从南面进攻金积堡，左宗棠令黄鼎、雷正绾率中路军夺取了峡口，并攻占金积堡西面汉渠内外二十余座回军垒卡，直逼金积西南洪乐堡。 回民起义军英勇抗击北路和中路清军的猛烈进攻，宁死不屈，“堡寨将破时，先刃其家属，或掷诸水火，乃解衣格斗，死而后已”1。清军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攻下金积堡周围各堡寨。随后，清军以深沟高垒锁围金积堡，在四周挖掘长壕二道，一防金积堡内回军突围，一防堡外回军来援。壕沟距金积堡半里至三里不等，壕深一丈，宽三丈，壕边筑墙，高达丈余。清军分段驻守：金运昌部驻北面，刘锦棠部驻东、南两面，雷正绾部驻西南，黄鼎部驻西面，徐文秀部驻西北面。 河州地区回民军派出两队兵力救援金积堡，一趋平番（今永登）、镇番（今民勤），一走安定、静宁，均为清军截击，未能到达。 在粮尽援绝的情况下，先是陈林于1870年12月31日率众向黄鼎、雷正绾“求抚”。六天之后，马化龙亲赴刘锦棠营中请降，表示愿以一人“抵罪”。马化龙及其子马耀邦向清军交出各种火炮五十六门、各种槍千余杆，并写信向王家疃庄等地回民军劝降。1871年3月2日，清军攻入王家疃庄。刘锦棠随即按左宗棠的预谋，以从金积堡内挖出马化龙藏匿不交的洋槍一千二百余杆为借口，将马化龙父子一并处死。 金积堡是西北回民反清斗争的核心堡垒。马化龙领导回族人民武装起义，打击了清朝统治阶级在西北的统治，客观上支援了当时各地人民的反清斗争。马化龙作为这次回民起义的领袖，自有其一定的历史功绩。但是，马化龙是回族中的上层分子，他的反清同广大回族劳动人民的反清斗争，是有着区别的。马化龙之所以反清，是为了保持和加强其原来的宗教、政治特权和经济地位，并非真要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这正是马化龙在领导金积堡起义期间没有提出鲜明的政治口号，并动摇妥协，多次向清军“求抚”的主要原因。 左宗棠虽然杀害了马化龙父子，镇压了金积堡回民起义，却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左宗棠在陕甘指挥的清军，总计十二万人左右。金积堡之战，执行其“三路平回之策”的北路军和中路军的大多数部队都直接参加了作战，其余则用于保护后方运道，如从平凉经固原到灵州的九百余里间，便用了三十余营兵力。在这次作战中，清军“死伤山积，屡失大将”1，仅刘松山所部老湘军，营官损失十分之四，官兵死亡千余，因伤致残者达二千余人。左宗棠不得不承认“十余年剿发平捻，所部伤亡之多，无逾此役者。”2 四、河州之战 河州在兰州西南，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除回族以外，还有撒拉、东乡等民族。1862年陕西回民起义爆发时，河州地区回民就起而响应，次年9月攻克狄道城。1864年，马占鳌领导当地回民起义军攻占了河州城。马占鳌是河州牟泥沟河家庄人，先世念经传教，他本人也是阿訇，有一定的号召力。河州回民起义军力量较强，当时的陕甘总督熙麟一时无法镇压，只得派人“抚谕”。1867年9月，河州回民起义军假降，署理陕甘总督穆图善出省受降，几被生擒。从此，河州一直在回民起义军的控制之下，成为甘肃回民起义军的四大基地之一。 1871年初，河州回民起义军乘驻甘南清军范铭部兵变之机，出击会宁、通渭、秦州、清水、两当等地。清廷命左宗棠进攻河州，但由于清军在金积堡之战中死伤甚众，“军心懈弛，将士思归”，左宗棠不敢贸然进兵。 为进攻河州，清军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 第一，加强和整顿甘南部队。甘南清军冗杂，战斗力很差，屡为回军所败。左宗棠入甘时即派吴士迈等率部由陇州趋秦州，以加强甘南防军的力量，这就是执行“三路平回之策”的南路军。1869年底，又派周开锡以翼长名义总统南路诸军。周开锡到秦州后，即着手整顿甘南清军，遭到当地驻军的反对。由于他的暴戾骄矜，激成兵变。后周开锡病死，南路诸军由总理营务处陈湜接统。 第二，准备渡河器材。河州在洮河以西，从狄道、陇西、安定等地用兵，须渡过洮河，所以，左宗棠令清军先准备好渡河用的船只和架桥器材，同时，整修道路，以利部队调动和转运军需、传递文报等。 第三，筹集粮秣。清军进兵时，须经过渭源属境。这里人烟断绝，一片荒芜，粮草无处筹措，左宗棠便派出部队专事转运，令清军在静宁等地储存三个月粮草。河州一带夏粮秋粮分别在7月底和9月底收割，左宗棠遂把进军时机选定在收获季节，以便就地取粮。 1871年7月底，左宗棠认为一切准备就绪，便令四十余营清军分三路进犯河州：中路傅先宗率鄂军从狄道渡河，左路杨世俊率楚军取道狄道南面的南关坪进峡城（狄道南九十里），右路刘明灯率部由马营监经红土窑进康家崖（狄道北五十五里）。为防止回军袭击，规定中路以一半兵力留驻东岸，一半渡过洮河修筑堡垒，左右两路则待中路在河西扎稳脚跟以后再行渡河。此外，令提督徐文秀统领后路由静宁进会宁，策应右路。同时，派五营清军分驻河州东南的岷州（今岷县）和洮州（今卓尼东北）两城，并调土司杨元带“番勇”分驻各隘口，均受左路杨世俊节制。又调总兵徐占彪步队八营、马队三营，由中卫经靖远进至会宁西北和安定东北一带，防止河州回民军北进，并兼顾兰州。左宗棠自己也在1871年9月中旬由平凉经静宁抵达安定。 河州回民起义军加紧准备防御清军的进攻。白彦虎等率陕西回民军从固原州一带撤退到河州之后，曾与河州回民起义军一起在洮河西岸修筑了一些堡垒。以后白彦虎等率部前往西宁地区，河州回民起义军又陆续修筑了不少新垒。洮河东岸的康家崖和狄道，是河州回民军的两个出入口。自1870年6月狄道为清军所占之后，康家崖便成为起义军出入河东的唯一通道。因此，回民军着重加强了康家崖对岸一带的防御。 1871年9月18日，刘明灯、徐文秀两部从安定出发，分两路直插康家崖。清军“每进一处，各派队分支包扫而前”，企图将正在洮河东岸分散活动的回民军一并驱往康家崖，迫其背水一战，达到“聚而歼之”的目的。1回军为缩短战线，在洮河东岸进行了心要的阻击，给敌人以杀伤后，即撤往河西，驻扎于离洮河西岸十里的三甲集一带。 刘明灯、徐文秀部占领康家崖后，左宗棠令中路傅先宗部和左路杨世俊部在狄道用渡船搭造浮桥，派十二营清军过河结垒（分别在西坪、三岔河、陈家山顶等地立营），以牵制回民军，掩护右路清军渡河。回军以部分兵力在黑山头、高家集等地筑垒驻守，监视西坪、三岔河、陈家山顶的清军，防其偷袭；主力仍驻三甲集，以对付康家崖清军的进攻。起义军在洮河西岸掘壕数道，并筑有炮台，防守严密。康家崖近岸洲渚纵横，水深流急，人马难越，清军多次抢渡都被回军击退。11月中旬，前福建布政使王德榜率左宗棠亲兵等马步五营，由康家崖东南六十余里的站滩间道过狄道浮桥，与中路、左路清军配合，猛攻黑山头等处。徐文秀、刘明灯部乘机在康家崖、新添铺（康家崖南二十里）等地搭造浮桥，渡过洮河。 清军渡河后，从几个方向会攻三甲集。三甲集虽属狄道，却是河州的第一重门户。但为了诱敌深入，回民军有意放弃三甲集，采取节节阻击的办法，逐渐退至太子寺（今广河）。太子寺在三甲集西南三十余里，为河州总要关隘，河州州判即设于此。河州回民起义以来，太子寺成了起义军的重要据点。马占鳌领导回民军环绕太子寺挖掘长壕一道，深约二丈余，宽四丈余，并在险要处设置了许多垒卡，与广通河北岸的许多回民村堡互为犄角。 1872年1月，清军经大东乡和董家山直逼太子寺。回军在火红等处依托有利地形顽强抵抗，打退清军数次进攻。清军损失惨重，转而从南面进攻。回军又在太子寺寨外挖掘深壕二道，并派出小鄙部队从沙泥渡至河东，袭击清军运粮部队，截夺军粮。清军断粮，只得宰牛马为食。 进攻太子寺的清军四十余营密布于太子寺南面二十余里的新路坡。马占鳌亲自侦察，发现坡上有个稍低的山头没有清军驻守，便于2月12日晚派马海晏率回民军优秀射手数百人乘夜暗潜入新路坡，占领山头。马占鳌又密派千人挑运水和土坯上山，连夜浇水砌墙。当时正是隆冬季节，滴水成冰，一夜之间就筑成光滑坚硬的堡垒三座。第二天，清军发现回军堡垒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阵地中间，大为震惊。傅先宗立即调派部队，亲自督攻，企图拔掉这个钉子。马海晏沉着应战。他把槍手一分为二，一半持槍射击，一半专装子弹，多次打退清军的进攻。14日，傅先宗亲掌大旗督兵猛攻，被起义军当场打死。清军丧失统领，军心动摇，防守滥泥沟的回民军乘机出击，抄至敌人后面。清军两面受敌，纷纷弃垒逃跑。徐文秀企图挽回颓势，也被回军击毙。 太子寺一战，清军损兵折将，全线溃退三十余里，而且粮运梗阻，几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面对这一辉煌胜利，多数起义军将领主张乘胜反攻，扩张战果。有的还提出了进攻左宗棠安定大营的具体计划。但是，马占鳌听说左宗棠正在调动军队，又听说西宁回军已降，想借起义军艰苦奋斗争得的胜利作为投靠清朝统治者的资本。他召集起义军将领议事，否定了他们的正确意见，力主向清军缴械投降，说什么“果如诸君所欲，往攻安定大营，即使一战而胜，席卷而东，百二山河，皆为吾所有，谁以一丸泥封函谷关，使关东将帅不复西来？去一左宗棠，将有无数左宗棠在其后。河州弹丸，何能与天下抗？！”他以太平天国虽曾扩展到十三省，攻占过六百余城，最后仍被湘军打败为例，强调“今日之事，舍降别无生机”。1随后，马占鳌派他的儿子马安良等人前往安定向左宗棠求降。因兵败而焦虑不安的左宗棠对马占鳌的这一举动喜出望外，但又颇感疑惑，害怕“其中或有别故”2。马占鳌为了表示诚意，后又亲向左宗棠“请罪”。马占鳌出卖了河州回民起义的成果，向清军交出骡马四千匹、槍矛一万四千余件，换取了左宗棠对他的赏识。马占鳌投降后，将部队按楚军的编制改编为三旗马队，转过头来镇压西宁等地的回民起义军。 五、西宁之战 西宁在清代是甘肃的一个府治，管辖西宁、碾伯（今青海乐都）、大通三个县和贵德、循化、巴燕戎格（今青海化隆）、丹噶尔（今青海湟源）四个厅。1862年11月，碾伯县地主武装“民团”杀死巴燕戎格回民三人，并扬言要尽洗米拉沟（今青海民和西）回民。巴燕戎格和米拉沟回民联合循化撒拉族，在马文义的领导下起义。马文义，又名马尕三，循化撒拉族人，在回族和撒拉族群众中有一定威望。起义军的力量迅速发展，屡次打败“进剿”的清军和民团，占领了碾伯至享堂（今青海民和北）的大道，截断了兰州至西宁的交通。西宁办事大臣玉通束手无策，只得以所谓“以贼攻贼”的方法，保举循化回绅马桂源署理循化厅同知，其兄马本源署循化营游击，后又保举马桂源署西宁知府，马本源署西宁镇标游击并代行总兵职务，企图利用马桂源、马本源与马文义的亲戚关系，缓和回民的反抗。但是，形势的迅速发展，把马桂源兄弟这样的回族上层分子也卷入了反清斗争的行列。西宁一带名义上仍属清王朝管辖，实际上是在马文义和马桂源的控制之下。马文义死后，马桂源、马本源即成为西宁回民的首领。1870年初，玉通死，豫师接任西宁办事大臣。他因害怕西宁回民的革命势力，不敢到西宁任所，而驻营于离西宁尚有三百数十里的平番，西宁镇总兵黄武贤也住在距西宁九十里的威远堡（今青海互助）。西宁周围完全为回民军所控制，成为甘肃回民起义军另一个重要基地。 1872年8月，左宗棠从安定移驻甘肃省城兰州，调刘锦棠所部老湘车进攻西宁。9月初，刘锦棠率步队十八营从平凉进抵碾伯。他为了离间“土回”（指当地回民）和“客回”（指白彦虎、崔伟、禹得彦等率领的陕西回民）的关系，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遂出示晓谕：土回安堵无恐，以便直捣陕回巢穴”1。 对于要不要同经河州来到西宁地区的陕西回民军一起抗击清军进攻的问题，西宁回军首领的意见并不一致。金积堡失败后，一种畏惧清军的失败主义情绪在起义军中蔓延滋长，一些领导人意志消沉，思想动遥当河州之战正在进行的时候，马永福等人就有投降之意。陕西回军崔伟、禹得彦、毕大才等人也曾托在金积堡投降的陈林向左宗棠乞降。只有白彦虎力主抵抗到底。他以马化龙投降被杀的沉痛教训说服了崔伟、禹得彦等人，使他们暂时放弃了投降的念头。9月12日，马桂源密约白彦虎、崔伟、禹得彦等在西宁东关家中召开紧急会议，一致主张西宁回军和陕西回军联合起来，共同战斗，并推举马本源为大元帅，统一指挥各部起义军迎战入侵之敌。 西宁在湟水南岸，东面从小峡到大峡之间八十余里的一段地方，湟水两岸高山对峙，一条岸路宽仅数尺，人马只能鱼贯而行。回民军在该处山上筑起坚固的堡垒，驻兵防守。刘锦棠率领清军刚出碾伯不远，就遭到起义军的迎头痛击。回军利用有利的地形条件，一方面坚守要点，一面派队偷袭敌人，阻截粮道，打了就跑，使清军穷于应付。左宗棠不得不向清廷诉苦：“土回与客回联成一片，每战则弥山塞谷，四出挠我，殊有应接不暇之势。又所需军粮子药运至前敌各营，均须派队往来护送，时有战事，兵力屡分而见单”1。从9月中旬到11月中旬，回军与清军接战五十余次。清军损兵折将，不能前进。左宗棠只得增调刘明灯率马步六营驻碾伯西南，专司护送；调杨世竣吴隆海率马步十一营增援刘锦棠部。同时，加紧进行策降活动。马桂源出城后，留在城中的马永福勾结西宁道郭襄之等汉族官绅闭城据守。马桂源、马本源没有分清主次，用相当大的力量去围攻西宁城，形成两面作战的局面。刘锦棠指挥清军用开花大炮猛攻起义军堡垒。回民军因两面作战，兵力分散，阻挡不住清军的强大攻势，以致大峡至小峡一段隘路逐渐失守。11月19日，刘锦棠部进至西宁，当地回军大部瓦解，陕西回军首领崔伟、禹得彦、毕大才等也率部投降清军，只有白彦虎率领的一部退至大通，与马寿领导的当地回民起义军一起继续坚持斗争。刘锦棠令已投降的崔伟、禹得彦、毕大才等所部回军为前导，北攻大通。 马寿率回民军坚守大通南面的向陽堡。1873年2月1日，清军进攻向陽堡，起义军始则凭堡放槍掷石，继则巷战。清军虽然攻占了向陽堡，但死伤枕藉，仅提督、总兵、副将被击毙者即达十人之多。继向陽堡之后，刘锦棠部又攻占了大通县城。白彦虎仍拒不投降，率众二千余北走，出扁都口（今民乐县南），向肃州退却。 西宁失陷时，马桂源、马本源曾率三四千人退至巴燕戎格。左宗棠命陈湜等率军从河州进攻，同时派马永福前往“招抚”马桂源、马本源的部众，使其纷纷离去。3月2日，在马占鳌的策划下，马桂源、马本源在巴燕戎格东山被俘，后在兰州遇害。陈湜所部清军占领巴燕戎格城后，不久又攻占循化，西宁之战遂告结束。 六、肃州之战 肃州是陕甘回民起义军最后一个基地。1865年初，陕甘回民起义的浪潮波及河西走廊，凉州（今武威）回民首先起义，接着马文禄在肃州起义，占据嘉峪关和肃州城。肃州邻近嘉峪关，西通新疆，是连接内地与新疆的边关重镇。新疆回民在前一年即已起义。清政府为镇压新疆回民起义，急图打通甘新通道，便命正在甘肃的新授乌鲁木齐提督成禄先率兵攻取肃州。由于马文禄和新疆、金积堡、河州、西宁等地的回民军都有联系，力量不断加强，加之肃州形势险要，清军的“进剿”都被回军击败。1868年，成禄和甘肃提督杨占鳌在“招抚”的名义下，与马文禄“媾和”，把肃州交给马文禄管制。 1871年7月，沙俄突然出兵侵占新疆伊犁，声言还要“代收”乌鲁木齐。在这样的形势下，清政府催促成禄迅即出关，并命左宗棠派兵驻防肃州。当时清军正进攻河州，左宗棠认为，“以陇中局势言之，自宜先规河湟，杜其纷窜，然后一意西指，分兵先扼玉关，断其去路，乃策全功。此时兴师远举，尚非稳著。”1然而关外形势毕竟紧迫，左宗棠就抽派驻在靖远担任截击河州回军和保卫省城兰州任务的徐占彪部先赴肃州。 徐占彪率十二营川军，从靖远出发，于1872年初进至肃州高台。马文禄得知大队清军前来，便再次起义反清，据城为守。徐占彪留兵一部保护运道，主力继续向肃州城前进。3月，清军夺占了肃州城南三十里的红水坝，并以之为据点，向塔尔湾和肃州外围的其它回民军堡垒进攻，企图逐步占领肃州外围。 塔尔湾在肃州西南二十里，地势较高，回军在此构筑了坚固的堡垒，周围挖壕筑卡，连接东北面黄草坝各村堡，与肃州城互为犄角。7月初，徐占彪令驻城东三仙洞的清军向雷台庙一带发动佯攻，以牵制城中的回民军，他则亲率五营清军夜袭塔尔湾。防守塔尔湾的回民军顽强抵抗，城内亦派队增援，使清军进攻受阻。徐占彪调开花大炮向塔尔湾一带的堡寨轰击，回军伤亡渐多，塔尔湾和黄草坝一带百余座堡寨先后失守。至8月初，近城的回军墩寨堡垒基本上为清军攻占，回军退入城内坚守。 由于兵力不足，徐占彪多次向左宗棠请求增兵。当时刘锦棠正进攻西宁，亦屡请增兵。左宗棠无兵可派，徐占彪只得把马步各营每营分作两营，在距城半里至一里的地方环城修垒扎营。尽避如此，北门一带仍无兵可驻，不能形成合围。后来，西宁之战渐近结束，左宗棠派陶生林率马步五营赴援，于1873年1月到达肃州。适清政府派往新疆的金顺一军二十营也来到肃州，进扎北崖头，参加围攻。这样，清军就完成了对肃州的合围。 开始，因金顺军刚到，指挥上也不尽统一，清军的合围并不严密。起义军在城西礼拜寺和北稍门一带修筑了堡垒，与城内互相联络配合。因此，回军仍能突破清军的合围出入肃州。2月7日夜，新疆回民派来的援军四千余人和运粮骆驼千余只，就是从北稍门进入城内的。以后，清军陆续把这些堡垒攻破，占领了城西礼拜寺，并在肃州城外挖了长壕，壕外筑起坚厚的炮墙，墙外置木栅，在几个要点上修筑了炮台，完全控制了肃州城出入通道。城内的起义军虽然可以出城，但很难越过清军的长壕和其它工事，从外面来的援军也难以冲破封锁进入城内，以致肃州完全成为一座孤城。白彦虎率领的陕西回民军出扁都口后，经山丹、甘州（今张掖）、高台等地，接近肃州，于4月初进入塔尔湾。白彦虎率众自外面袭击徐占彪的大营，马文禄率部从城里出南稍门夹攻，使徐占彪、金顺部清军伤亡很大。但因敌人防守严密，白彦虎和马文禄都无法突破清军的防线，不能内外会师，白彦虎便放弃与马文禄合作的计划，出走新疆。 这时西宁之战已经结束，除肃州外，甘肃各地的回民起义均已失败。白彦虎出嘉峪关西走后，肃州回民起义军已成孤军。在外援无望的情况下，马文禄为突围西行，出兵攻夺城西礼拜寺。礼拜寺是从肃州出嘉峪关的大路，清军派有重兵驻守，因此争夺非常激烈。回民军经过十昼夜的连续攻击，有生力量损失很大，不得不停止进攻。7月，东关为清军攻占，马文禄再次组织突围。由于清军兵多围紧，又装备有洋槍洋炮，起义军的突围终未成功。 肃州城固壕深，墙高三丈六尺，厚三丈有余，外环城壕，回军不易突围他走，清军也无法攻入。左宗棠只得不断增兵，使围城清军达六十余营。由于久攻不下，左宗棠亲至肃州督战。清军在城外所筑炮台，高出城墙，上安新式后膛炮。金顺军还在城东北角挖了地道，准备炸城。1873年10月6日，清军发起总攻。由于长期被围，城内粮食极度缺乏，起义军只得杀骡马充饥，但仍英勇不屈，严守城防。为防止清军从地道炸城，他们沿城墙横挖地道，使清军的地道往往被发现。他们又在城上加砌横墙，埋伏墙下。当清军越过城壕登至城腰时，城上一声令下，石块纷集如雨，登城清军纷纷抱头回窜。杨世俊曾在河州之战时弃营逃跑，受到降职处分，西宁之战奉命截击白彦虎又不力，来到肃州后贪图立功。10月10日，他亲自率部登城，刚登上城头，即中弹而死。10月底，刘锦棠奉命率湘军五营和在西宁投降的回民部队到达肃州。清军利用崔伟、毕大才等在城下喊话，告以“死期已至，善自为谋”1。马文禄终于经不起敌人的威逼利诱，于11月4日开诚投降。左宗棠将马文禄等九名回军首领和千余名起义军施以酷刑。肃州之战就这样以马文禄的投降和回民大量被残杀而告终。至此，前后坚持了十二年之久的陕甘回民起义战争以失败而结束了。 第五节 起义战争的经验教训 在太平天国革命影响和推动下爆发的西南、西北各族人民起义，是当时全国大起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起义，有的与太平军遥相呼应，甚至并肩战斗，有的没有联系，基本上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然而，不论处于何种状态，彼此之间在战略上都起到了直接或间接的配合与支援作用。正是由于太平天国及全国各族人民的大起义，才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 西南、西北各族人民起义，坚持斗争的时间都比较长（少则六七年，长则十九年）。之所以能够如此，首先是由于各次起义都有比较广泛的群众基础，起义的规模都比较大，各族贫苦农民的斗争都比较坚决；其次，太平军和捻军等的积极作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牵制了清军的主要力量，使之无暇他顾，以致边远地区清军兵力单薄，起义武装得以乘机发展；再次，西南、西北地区山高沟深，交通闭塞，人稀粮少，气候条件差，清军“进剿”困难。多次起义战争之所以失败，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清王朝掌握全国政权，并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方针；而起义诸军则未能联合起来，形成统一的坚强领导和统一的战略部署，终被清军各个击破。此外，西南、西北各族人民起义战争还有以下一些重要的经验教训。 一、多民族聚居地区的人民起义，必须实行联合各族人民共同战斗的革命政策 西南、西北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由于统治阶级实行反动的民族政策，极力挑拨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而各个民族在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方面也各不相同，因此，清除民族隔阂，改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共同对敌，便成了夺取起义战争胜利的首要条件。 杜文秀是清王朝“护汉抑回”等反动民族政策的直接受害者。由于他能清醒地认识到回汉仇杀的罪魁祸首是清朝政府和封建统治阶级，回汉两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则都是无辜的受害者，因此，他率众起义之后，致力于改善民族关系，制定并实行了一系列团结各族人民的政策和措施，积极引导回汉等各族人民消除隔阂，联合起来，共同反抗清王朝的反动统治。他还实行“重用汉人”的政策，积极吸收汉人参加滇西起义军。除汉族之外，彝、白、傣、景颇等少数民族人民也大量参加起义军。所以，杜文秀领导的云南回民起义战争，实际是由回民首先起事，由回、汉、彝、白、傣、景颇等各族人民共同参加，联合反抗清王朝的起义战争。这正是它能够不断发展，并取得一系列胜利的重要原因。同样，活跃于贵州高原上的数十支起义武装，也都是以某一民族为主体，又有其他民族参加的多民族的战斗集体。各族起义军相互应援，密切配合，以至并肩作战，乃是贵州各族人民起义战争的突出特点和成功之处。1863年罗光明、潘名杰、何得胜各部起义军对贵陽实行长期围困，虽非长算，但他们相互配合，“声气相通，互为援应”，却使敌人左右为难，“无可如何”。1 与上述情况相比，陕甘回民起义在这个问题上就有明显的不足。陕甘回民起义军的领导权多数掌握在回族上层分子和阿訇手里，他们既没有提出明确的反清政治纲领，也没有提出足以动员和号召各族人民群众共同行动的口号，反而常常把回民群众的反清斗争引导到宗教教派之争和民族纠纷上来。这样，既影响了回民起义军内部的团结，更妨碍了各族反清力量之间的合作；而统治阶级则正好利用矛盾，对起义军进行分化瓦解，从而极大地削弱了反清力量。 二、必须建立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英勇善战的革命军队 要战胜拥有强大武装的敌人，起义者必须首先武装自己，建立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军队，并不断提高其军政素质，使之英勇善战。云南回民起义之后不久，杜文秀即对各地集合起来的部队认真进行整顿，确定部队的编制，建立各级军事组织，制定规章制度，严格军事纪律。经过整顿，滇西回民起义军战斗力大为提高，特别是善于构筑防御工事，具有较强的防御作战能力。围攻昆明时，只有数十人防守的营垒，却能屡挫敌锋，使清军“动损精锐，破一垒难于披一坚城”1。晋宁之战，起义军守城六七个月，粉碎了清军的多次进攻，并以顽强的战斗意志，在城内与敌相持两月有余。不少事实表明，杜文秀领导的云南回民起义军是一支较有组织纪律、颇为善战的军队。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李、蓝起义军入川后队伍迅速扩大，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发展成为拥有三十余万人的起义大军。但其军政素质却没有相应的提高，无论进攻和防守，都不能较顺利地战胜少于自己的敌人。绵州和眉州都久攻不下，而遭到湘军进攻时，又表现防御能力不强，且一败而不可收拾。再如陕甘回民起义军队伍，虽具有较广泛的群众基础，但组织很不严密，平时与老弱妇孺同住一起，行军作战时家属也随同行动，极不利于战斗。贵州各族起义军则多采劝亦兵亦农”的政策，这对于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长期坚持战争，起了积极作用。但起义军没有脱离生产的基干队伍，以致军事行动经常受到农业生产季节性的影响，往往丧失有利的作战时机，且因平时忙于生产，缺乏必要的训练，军政素质得不到提高，因而难以抵挡象湘军这样训练有素而又有实战经验的军队的进攻，致遭失败。 三、必须适应当时当地的敌我条件，采取和创造灵活的作战方法 起义战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起义之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起义军总是不断地受到敌人的“围剿”，而起义军在数量、军事素质以及武器装备等方面，一般又劣于敌人。这种敌强己弱的客观形势，不经过长期的革命战争并大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是不会改变的。起义战争的领导者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在作战中根据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采取扬长避短、趋利避害、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的灵活的作战方法，才能取得作战的胜利。 西南、西北各次起义战争，起义军在作战上都采取饼一些适合当时当地情势的战法。如陕甘回民起义初期，起义军注意“避实趋虚”，经常派出骑兵往来游击。进攻时一般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马队在敌阵中“来往冲突”，使以步兵为主的清军难以招架；退却时立即转入山径僻道，“飘忽靡常”，使清军不知自己的去向。贵州起义军则能利用崇山峻岭、山陡沟深、溪多林密、路径纷歧的地形条件和良好的群众基础，与敌人周旋。清军进攻时，起义军或者分散避入山林，或入险塞固守，使清军想打打不着，想攻攻不破，尔后利用有利时机，袭扰敌人；清军被迫撤退时，则出兵追击，或绕出敌前，设伏以待，使清军顾此失彼，狼狈不堪。特别是当湘军向苗区进攻时，苗军采劝敌进我进”的战法，向湘军后方和清军占领区进军，调动敌人，迫使其回援，更是起到了“致人而不致于人”的作用。李、蓝起义军在“非万不得已不可与战”的原则指导下，以高速流动来摆脱敌人或寻求战机，“往往百里突至”，“所入无不大获”。陕甘和贵州各族起义军还利用山区粮缺、粮运困难的特点，出奇兵于敌后，袭击清军的运输队，阻断清军的粮道，使敌人粮匮援绝、军心动摇，有力地配合了正面部队的作战。 但是，不少起义军对采取和创造趋利避害的灵活战法缺乏明确的自觉的认识，不善于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着眼，积极寻机在野战中歼击敌人，常常注重攻城和守城，而且有不顾主客观条件强攻坚城和死守孤城和堡寨的现象，以致损精耗锐，陷入被动。李、蓝起义军围攻绵州之战和滇西回民军围攻昆明之战，都导致了战争胜败的根本转折。 四、只有形成统一的组织和坚强的领导集团，才能保证起义的胜利 西南、西北各次起义战争，由于民族、宗教、地域等方面的原因，一般都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和坚强的领导集团。各支起义军之间或同一支起义军的各部之间，虽然有时能够互相配合，甚至联合作战，但这种关系是不巩固的、暂时的，缺乏组织上的保证。各支起义军基本上是在各自首领的领导下，在各自的地区内单独活动，分军作战，形成股数众多、互不统属、各据一方、各自为战的局面。 这种情况，在起义初期是难以避免的。如果进攻之敌战斗力较弱，又缺乏统一的领导和指挥，起义军各自为战，往往使敌人顾此失彼，难以应付，有利于起义军的发展和壮大。但在起义进一步发展，敌人调集重兵进攻的形势下，缺乏统一的组织和统一的领导，就无法统一部署，集中力量，有效地打击敌人，且给敌人以各个击破的机会。贵州各族人民起义战争的后期，清军首先切断了苗军和号军的联系，集中力量进攻号军。号军失败，苗军失去了北方强大的友军，内部又不统一，便在优势清军的进攻下，归于失败。李、蓝起义也由于没有在斗争中逐步建立起统一的组织、统一的领导，尤其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集团，不能把各支起义队伍团结和统一起来，终于被敌人各个击破。 第一节 英俄争夺中亚和武装入侵新疆 一、英俄对中亚的争夺 1861年以后，沙皇俄国由于对农奴制度实行了改革，资本主义有了很大发展，迫切要求掠夺新的地盘，以便从国外攫取包多的财富，加速自己的发展，赶上和超过西欧资本主义列强，争夺世界霸权。由于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的失败，俄国企图独占黑海海峡和巴尔干半岛的野心遭受严重挫折，于是，把侵略扩张的矛头转向中亚和中国西部地区。1864年，俄国开始向邻近中国新疆的浩罕1发动军事进攻。同年，沙俄从中国西部边境割去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领土；但它并不以此为满足，妄想侵吞整个新疆。当时，英国已完成了吞并印度的计划，正在积极向北扩张，不仅力图占领中亚，而且还妄想把新疆置于它的殖民统治之下。因此，英俄两国在中亚和中国西部地区的对抗，以及中国反对英俄侵略扩张的斗争，不可避免地紧张和复杂起来。 二、阿古柏侵入新疆 新疆古称西域，历来属于中国。它地处我国西北边疆，绝大部分地区海拔千米以上。天山山脉由西向东，横亘中部，习惯上常称天山以南地区为南疆（或南路），天山以北地区为北疆（或北路），哈密、吐鲁番盆地一带为东疆（或东路）。南疆气候干燥，终年少雨，沙漠居其大半，人口聚居于塔里木盆地边缘的富饶地区，主要城市有喀什噶尔（今喀什）、英吉沙尔（今英吉沙）、叶尔羌（今莎车）、和阗（今和田）、乌什、阿克苏、库车、喀喇沙尔（今焉耆），总称南疆八城。北疆气候湿润，多雨雪，水草丰盈，主要城市有巴里坤、古城（今奇台）、乌鲁木齐、玛纳斯、伊犁（今伊宁市西惠远）、塔尔巴哈台（今塔城）等。清朝政府平定了准噶尔贵族的叛乱之后，于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正式宣布西域改名新疆。三年后，清政府在伊犁设将军，统辖新疆一切事务，并在喀什噶尔设参赞大臣（归伊犁将军节制），统辖天山南路及葱岭以西诸地，从而加强了对新疆的统治。 新疆是我国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回、蒙古、乌兹别克、俄罗斯、塔塔尔等十多个少数民族人民的聚居区。清乾隆以后，大兴屯垦，至同治初年，约有一百余万人，其中维吾尔族约占三分之二。由于地广人稀，宜于放牧（特别是北疆），居民以畜牧业为主。家畜以羊、马、牛为大宗，骆驼次之。 1864年（同治三年）夏，新疆的回、维吾尔等各族人民，在内地人民起义特别是陕甘回民起义的影响下，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对清王朝封建统治的起义，先后占领了库车、阿克苏、乌什、叶尔羌、乌鲁木齐、玛纳斯、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和伊犁等地。但是，这次起义不久就被当地封建主和宗教上层人物窃取了领导权，迅速改变了起义的性质。他们乘机实行封建割据，进行封建统治集团之间的混战，有的甚至勾结外国侵略者，进行分裂祖国的罪恶活动。当时，新疆地区出现了几个互不统属的封建割据政权，其中主要的有：以库车为中心的热西了和卓（即黄和卓）政权，以乌鲁木齐为中心、包括玛纳斯和吐鲁番在内的妥明（或称妥得璘）“清真王”政权，以和阗为中心的哈比布拉“帕夏”政权，以伊犁为中心的塔兰奇“苏丹”政权，以喀什噶尔为中心的回族金相印和柯尔克孜族思的克为头目的封建地主政权等。 思的克、金相印等占领喀什噶尔回城（今喀什市）后，久攻仍由清军控制的汉城（今疏勒）不下，便向英国支持的浩罕汗国乞援。同时，思的克为了利用宗教贵族的力量统治喀什噶尔一带人民，要求浩罕统治者将匿居于浩罕的新疆宗教贵族后裔张格尔1之子布素鲁克遣返喀什噶尔为王。当时的浩罕摄政王阿里姆·库里，决定派遣在军队中颇有名气的阿古柏“护送”布素鲁克前往喀什噶尔，乘机排除阿古柏这个政敌。1865年1月，阿古柏与布素鲁克纠集一批歹徒侵入我国境内。阿古柏善于玩弄陰谋权术，他被思的克迎入喀什噶尔回城以后，立即把思的克赶走，夺取了统治权。同年4月，阿古柏派兵攻占由思的克控制的英吉沙尔回城，随即又占领英吉沙尔汉城，守城清军二千人惨遭杀害。9月，困守喀什噶尔汉城的绿营守备何步云接受阿古柏的重金贿买，率清军三千人投降。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奎英等举家自荆不久，一伙在塔什干败于俄军的浩罕兵七千余人侵入南疆，到达喀什噶尔，进一步增强了阿古柏的势力。布素鲁克见阿古柏的权势不断扩大，密谋剪除他。但事机暴露，许多人因而被杀，布素鲁克也成了阿古柏的阶下囚。这样，阿古柏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便成了喀什噶尔至英吉沙尔一带地区的最高统治者。 1866年秋，阿古柏侵略军攻占叶尔羌。年底，又用诱骗手段擒杀哈比布拉而据有和阗。1867年初，阿古柏将布素鲁克驱逐出新疆，于喀什噶尔自称“毕条勒特汗”（又译作“巴达吾来特汗”，意为“洪福之汗”），并悍然宣布成立伪“哲德莎尔国”2。同年夏，阿古柏率军东侵，夺占了热西丁和卓占据的乌什、阿克苏、库车、库尔勒等地。1870年10月，阿古柏军先后攻占妥明控制的达坂城和吐鲁番，妥明军头目马仲、马人得投降。11月下旬，阿古柏军又攻占乌鲁木齐，妥明投降。接着，又派兵袭取玛纳斯。之后，阿古柏返回南疆阿克苏新建的宫殿，俨然以全疆统治者自居。 1873年9月，陕甘回民起义军首领白彦虎从甘肃逃到新疆，不久在吐鲁番投降了阿古柏，与侵略者勾结在一起，进行危害祖国统一的罪恶活动。 阿古柏侵入新疆，建立起反动的“哲德莎尔”政权后，对新疆各族人民实行极其残暴的殖民统治。他将侵占地区划分为若干个维莱耶特（相当于州），其下又分为若干个阿克莎卡尔（相当于乡）。维莱耶特设阿奇木（相当于州长），阿克莎卡尔设谢尔卡尔（相当于乡长）。 在阿古柏的反动统治下，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广大农牧民在交纳宗教税、农业税、军税、附加税等种种赋税之后，只剩下收获的二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除了敲骨吸髓的剥削外，阿古柏还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并利用宗教信仰进行殖民统治。他规定妇女不戴面纱不准上街，并强令“军民髡发，易回服”1；对于不愿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则肆意残杀。 阿古柏的军队（约五六万人）分为骑兵（吉杰特——意为“年青的兵士”）、步兵（沙尔巴兹——意为“勇敢的兵士”）和炮兵（托普奇）组成，还有部分抬槍兵。轻武器起先以火绳槍和燧石槍为主，后来装备了大批撞针槍，还有部分连发槍。炮兵大都使用克虏伯和阿姆斯特朗等较先进的火炮。这些轻重武器大多数来自英国和俄国，其中又以英国供给的为主。阿古柏为了巩固其反动统治，还在占领区内大量建筑碉堡和城池。 对于阿古柏建立的殖民政权，英俄两国从各自的侵略野心出发，都极力予以拉拢。阿古柏为了巩固自己的殖民统治，也积极投靠英国和沙俄，成为它们的走狗。因此，由于阿古柏入侵新疆而造成的我国西北边疆危机，实际上有着明显的英俄侵略和争夺的背景。 英国早在阿古柏入侵新疆之初，便经常以“经商”、“游历”、“传教”等为幌子，派遣间谍到新疆进行陰谋活动。从1868年开始，英国的商品、军火和特务，便从土耳其、印度等地不断涌进阿古柏占领区。1869年，阿古柏派人去印度接受了英国驻印度总督给予的一大批槍支弹药。1870年，以外交部官员福赛斯为首的英国特派使团，带着英国女王维多利亚（1819—1901）给阿古柏的亲笔信，经印度来到喀什噶尔，打算与阿占柏进一步勾结。适遇阿古柏在东路指挥进攻吐鲁番，因而福赛斯此行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但进一行密切了双方的关系。不久，阿古柏便派人前往印度“答礼”。1873年底，一个由三百人组成的庞大的福赛斯使团，第二次来到喀什噶尔，向阿古柏转交了英国女王的信件和英印总督送给的一万支步槍及若干大炮。经双方密谋，于1874年春签订了“通商条约”十二条，阿古柏给英国以在新疆驻使、通商和设领等特权，英国则承认阿古柏反动政权为“合法的独立王国”，公开进行分裂中国的罪恶活动。 对新疆凯觎已久的沙皇俄国，也陰谋假手阿古柏来达到侵占中国新疆的目的。在阿古柏侵入新疆之后不久，沙俄便吞并了浩罕的北方领土，并随着浩罕被肢解和布哈拉（中亚三汗国之一）军队在1866年被击溃，俄国的侵略矛头便直接指向新疆。阿古柏为了谋求沙俄对他入侵南疆的认可，于1866年非法与沙俄订立所谓“协议”，约定双方互不干涉对方的行动，互给对方入境追捕逃人的权利等。1867年，沙俄将尚未完全征服的中亚三汗国命名为“俄属土尔克斯坦”（亦称“西土尔克斯坦”），称我国新疆为“东土尔克斯坦”，其侵吞新疆的野心已暴露无遗。次年，沙俄先后派遣使者和军官至喀什噶尔，和阿古柏进一步勾结。由于此时沙俄在中亚的扩张已经得手，它要求阿古柏步中亚诸汗的后尘，向沙皇称臣纳贡，借以将阿古柏窃据的中国新疆南部地区纳入沙俄的统治范围。但沙俄的贪欲，引起了阿古柏的疑忌，使他进一步向英国靠拢，以谋求英国的更大支持。 三、沙俄强占伊犁 由于阿古柏进一步投靠英国，沙皇俄国政府恼羞成怒，积极图谋用武力强占伊犁地区，进而夺取整个新疆北部。因此，当阿古柏由南疆向北疆窜犯时，俄国土尔克斯坦总督考夫曼立即上奏沙皇，“列举各种理由，说明必须对伊犁进行占领，以保障边境安全和对抗阿古柏的意图”1。1870年秋，俄国派兵进驻特克斯河上游，侵占天山穆查尔特山口（冰岭），扼住伊犁通往南疆的交通要道；同时，派兵入据我国博罗胡吉尔（赛里木湖西）地区，对伊犁构成夹击之势。这是俄国用武力侵占伊犁并进一步侵略新疆的一个重大步骤。 伊犁位于伊犁河谷地中心，是我国西北边陲重镇，清政府统辖新疆南北两路的伊犁将军治所，即设于此。伊犁河横贯伊犁地区，自东向西注入巴尔喀什湖。伊犁既是通往中亚的要冲，又是新疆西部地区联系南北两路的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沙皇俄国对我国伊犁地区垂涎已久，亟欲侵占。1871年夏，俄国土尔克斯坦总督考夫曼命科尔帕科夫斯基率兵近二千人，悍然进犯伊犁地区。伊犁人民同俄国侵略军浴血苦战了五十个昼夜，最后由于粮尽弹绝，加上地方割据政权上层人物的叛降，伊犁九城1被俄军侵占。同年冬，俄国又派军队由伊犁东进，企图夺取乌鲁木齐。俄军把前锋部队伪装成商队，带着大批驼马货物向东开进。新疆人民识破了敌人的陰谋，民团领袖徐学功预先在玛纳斯西八十里的石河子布置埋伏。当敌人进入伏击圈时，伏兵四起，歼敌数十名，并缴获驼马二千多匹（峰），迫使俄国侵略军狼狈逃回伊犁。 沙俄强占伊犁，也是向阿古柏炫耀武力，阻止其由玛纳斯继续向西北扩张。阿古柏在俄国的军事压力下，于1872年6月同俄国非法签订了“通商条约”五条。俄国承认阿古柏为“哲德莎尔元首”，阿古柏则同意俄国人可以在南疆自由通商和旅行，设置商务专员，并规定进出口税仅按2.5％征收等等，从而扩大了俄国对新疆的侵略特权。 沙俄强占伊犁地区后，撤销中国设在那里的一切机构，非法拘留和拷打清政府派去的官吏。同时，对占领区人民“横加赋敛，中户每年纳丁畜税银十数两，上户数十百两，最下亦须数两，兵役、通事人等供应需索在外，日朘月削，劳扰不堪”1。 对于阿古柏和沙俄的最黑暗最野蛮的统治，新疆各族人民不断地进行反抗斗争。例如，被阿古柏任命为乌鲁木齐阿奇木的马仲，就是因他充当侵略者的走狗、鱼肉人民而被民军所诛杀的。在伊犁，“所有满、绿、索伦、锡伯、察合尔、额鲁特各营，以及民人，并有晶河（今精河）土尔扈特贝勒等人众，均已同心能死，不降俄夷”2。新疆人民为了摆脱黑暗统治，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盼望中国政府早日出兵赶走侵略者，光复失地。 第二节 清政府的战略方针和战争准备 一、收复新疆和“缓进急战”、“先北后南”方针的确定 当阿古柏入侵新疆和俄国强占伊犁之际，清王朝正忙于镇压内地人民起义。其间，清政府曾命乌鲁木齐提督成禄自甘肃赴新疆，会同尚留在巴里坤的乌鲁木齐都统景廉收复乌鲁木齐。但成禄一直逗留于甘肃高台，迁延不进。1873年，镇压陕甘回民起义的肃州（今甘肃酒泉）之役结束后，清政府便抓紧收复新疆的准备工作，将成禄革职拿问，改派参加肃州之役的原乌里雅苏台将军金顺率军（包括成禄旧部）1出关，屯于巴里坤。景廉部则由巴里坤进驻古城。随金顺出关的还有凉州副都统额尔庆额骑兵一营一起（一起相当于半个营）。先于金顺出关的则有广东陆路提督张曜所统河南嵩武军十四营（步兵十二营、骑兵二营），屯于哈密。出关的金、张、额三军的总人数共计一万数千人。1874年9月，清廷命景廉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以金顺为帮办大臣；又命陕甘总督左宗棠督办关外粮饷转运事宜，以侍郎袁保恒为帮办。 正当清政府陆续派兵出关，准备收复新疆之际，日本侵犯台湾2，东南沿海防务吃紧，于是在清政府内部出现了一场塞防与海防的争论。当时同治帝（清穆宗载淳）刚死，光绪（清德宗载淳）新立，西太后那拉氏临朝称制，因此，清政府在收复新疆问题上一度犹豫不定，难以决策。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主张放弃塞防（也就是放弃新疆），专重东南沿海的防御。他声称“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3，要求把用兵新疆的费用移作海防之饷。陕甘总督左宗棠则主张塞防与海防不可偏废。他认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而当务之急则是立即出兵收复新疆。“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今蒙古吉尔格朗图）、乌里雅苏台（今蒙古扎布哈朗特）等处，恐亦未能晏然。是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1 左宗棠镇压过太平天国和陕甘回民起义，但在国家领土完整遭到严重危害的关头，他主张抵抗英俄侵略，收复新疆，是符合中华民族利益和新疆各族人民愿望的。清廷在全国舆论要求抵御英俄及其走狗阿古柏的侵略的压力下，采纳了左宗棠等人的爱国主张，于1875年（光绪元年）4月正式作出了收复新疆的决定。5月3日，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以金顺为乌鲁木齐都统，仍帮办新疆军务。同时，撤销了景廉和袁保恒在新疆的任职，调回北京，从而使左宗棠掌握了收复新疆的最高指挥权。景廉调京后，所部各营由金顺接统。 左宗棠认为，阿古柏已与白彦虎、马人得等勾结在一起，占据了新疆大部地区，控制着南疆和北疆的许多战略要地及交通要道，是当前的主要威胁。沙俄虽然居心叵测，但对于占领伊犁地区，曾假惺惺地表示“并无久占之意”，“俟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克复之后，即当交还”。2因此，决定以消灭阿古柏入侵势力为第一期作战目标，而驱逐伊犁地区的沙俄侵略军则作为第二期作战目标。 根据敌我情况和新疆地区的地理条件，左宗棠提出了一个“缓进急战”、“先北后南”的战略方针。 关于“缓进急战”。新疆地处西北边陲，远离内地，交通不便，人烟稀少，产粮不多。经过长期的镇压陕甘回民起义的战争之后，陕甘地区的粮食十分缺乏；新疆地区也由于连年战乱，“户口凋敝，田地荒芜”1，粮食同样短缺。因此，左宗棠认为：“粮运两事为西北用兵要著，事之利钝迟速，机括全系乎此。”2鉴于这种情况，宜采劝缓进”的方针，以充分做好兵员的调集，军饷的筹措，粮食的采办、转运和屯集，以及军火的购制等工作。又鉴于运输线过长，极易遭敌袭扰和切断，决定在粮运和进军出发地准备好之后，则力求速战速决，避免旷日持久。 关于“先北后南”。在作战方向上，是先北后南，还是先南后北，开始清政府内部的看法并不一致。景廉在1874年曾有对天山南北同时发起进攻的三路并进的方案；1875年春，清廷又发出“张曜，宋庆两军，或北至古城，合兵进取，或由南路进攻吐鲁番”3的谕示。左宗棠受命之后，主张首先收复北疆，然后进军天山南路。从敌情方面看，当时，阿古柏的主力部署在天山以南，天山以北主要是马人得、白彦虎等武装，力量较弱。因此，左宗棠认为：“官军出塞，自宜先剿北路乌鲁木齐各处之贼，而后加兵南路”。当北路进兵时，阿古柏有可能督军北援，经过几次较大的战斗，马、白等部或可歼灭，而阿古柏军亦多就戮，“由此而下兵南路，其势较易，是致力于北而收功于南也”。4从地理条件看，左宗棠认为“北可制南，南不能制北”5，因而亦应先北后南。清军当时尚控制哈密、巴里坤、古城、济木萨等要点，可以保障新疆与内地的交通。尤其是天山东部的哈密，系新疆通往内地的咽喉，东北与乌里雅苏台相呼应，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清政府虽然失去了吐鲁番、乌鲁木齐等要地，但仍有哈密、巴里坤可以作为进军北路的进攻出发地和补给地。只要收复了乌鲁木齐，就能扼其总要，驻守有地，然后加兵南路，胜利的把握就更大了。此外，左宗棠还考虑到，首先克复乌鲁木齐，对于制止伊犁俄军东窥，也是大有裨益的。 对于具体的进军方案，左宗棠本着“兵事未可遥度，然大致必须先为筹及”的精神，也作了安排，大体步骤是：“先北路而后南路”，进攻古牧地，乌鲁木齐时，如果阿古柏敢于增援北路，则“猛打数仗”，“挫其凶锋”，以张军威；北路克复后，刘锦棠部“下兵南路”，与此同时，张曜部由哈密西攻吐鲁番，“节节扫荡而前”，“壮后路声威”，以保证刘锦棠部“长驱大进”；待“吐鲁番之守既固，后路无虞”之后，张曜、徐占彪所部“分途并进，一向阿克苏，一向叶尔羌，则南路大局亦可速定”。1 二、以筹粮、整军为中心的战争准备 为保障收复新疆的战争得以顺利进行，清军根据左宗棠所提出的战略方针，进行了较充分的战争准备。 （一）筹集军饷 进军新疆，主要是继续使用原陕甘军费中的各省必协饷，即浙江、广东、福建等省的协饷和上海、福州、广州、汉口、宁波五个海关的关税，以及浙江、湖北、江西、福建、广东、江苏、安徽七省的厘金。此外，还通过举外债、借商款等办法，较快地解决了所需的大批军饷。军费的数量是庞大的，仅外债一项，据统计，自1875年4月至1881年5月，由左宗棠承借和胡光墉经手，以“西征借款”名义，先后向丽如、怡和、汇丰三个洋行借银就达一千三百七十五万两之多1。 （二）采运军粮 左宗棠组织了一套庞大的机构，专门负责军粮采运工作。粮源和粮运线分为南、北两路。南路以肃州为起站，在此设一粮局，采购甘州、凉州、肃州等府州粮食。北路以归化（今内蒙呼和浩特市）为起站，在此设置西征采运总局，并在包头、宁夏（今宁夏银川市）等地设分局，采购归化、包头、宁夏一带的粮食，经由外蒙古南部商道运送到巴里坤和古城等地；同时，大力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一带采购粮食，径运巴、古等处备用。在运输方法上，南路安西以东以车运为主，安西至哈密，哈密至巴里坤，均用驼运，在肃州、安西、哈密各建可存粮二万石的仓库，采取节节转运的方式；北路以骆驼运输为主，采取直达方式，即由归化驼行三十余日直抵巴里坤。截至1876年夏季为止，运存于安西、哈密、巴里坤、古城等处的军粮达二千余万斤。这些粮食主要是供给军队开进和战争初期的需要，尔后主要靠就地取傍和军屯生产解决。 左宗棠深知仅靠关内运粮是不行的，因而强调塞外用兵“非力行屯田不可”，并且认为，“要筹军食，必先筹民食，乃为不竭之源”，民有余粮，“皆可给价收买，何愁军粮无出？官军能就近买粮，省转运之费不少”。2在就地取傍中，巴里坤、古城、济木萨（今吉木萨尔）一带约可购粮四五万石。军屯产粮为数也不少，仅张曜部在哈密屯垦的二万亩地，每年就产粮数千石。在大力屯垦的同时，为了改变边塞荒凉和交通不便情况，左宗棠还下令大力筑路，并夹道植柳，后人称“左公柳”。1 通过俄商购粮也是一条途径。“俄商”索斯诺夫斯基（沙俄陆军上尉）愿意采买五百万斤粮食包运到古城。另一“俄商”也揽办了一千万斤粮食，由乌苏包运到昌吉。这批粮食实际上是伊犁地区出产的小麦。俄国准许出售粮食的真实目的，是企图利用军粮问题达到其坐观局势变化，伺机干预和梗阻清军的行动。2但是，由于阿古柏反动政权的迅速瓦解，沙皇俄国未能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清军从肃州至哈密的进军是很艰苦的。这段路程一千五百八十里，人烟稀少，水草缺乏，行军十分困难。从肃州到安西一段六百六十里，清军的开进方法是，先将甘、凉的粮秣运至肃州，再由肃州运至玉门，然后第一批部队开至玉门就食，接着用私驼把玉门存粮运往安西，腾出部队辎重队回肃州转运第二批粮食，第二批部队再随之出发。余均仿此办理。部队抵安西之后，稍作停顿，又分批前赴哈密。由安西到哈密一段九百二十里，一路戈壁，水草为艰，由于每日宿营地的水源不足千人之用，所以每批一千人，裹粮而行。 （三）整顿军队 左宗棠认为：“自古关塞用兵，在精不在多。”1鉴于镇压陕甘回民起义的肃州之战刚刚结束，“各军劳乏过甚，损折亦多，亟须整理，……若干各营中零星抽拨，凑合成营，则兵将两不相习，恐难骤收实效”，因此，他主张在进军新疆以前，“酌量汰撤，稍节虚糜”。2截至1875年初，各路楚军和原在甘肃的部队陆续裁遣四十余营（二万余名），仅存一百四十一营，省常年饷银二百余万两。3其中金顺所部原来号称三十营，成禄旧部号称十七营，经过整顿，两部合并为二十营，减少二十七营。原在新疆的景廉旧部号称三十七营，由金顺接统后，汰弱留强，归并为十九营。其他原在新疆的部队也都先后逐加甄别裁并，以免虚糜粮饷。 （四）改善装备 通过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大量购买外国武器装备，加之洋务运动4中兴办起来的军事工业陆续投入生产，为改善军队装备提供了一定条件。左宗棠接任陕甘总督以来，先后在西安、兰州创设制造局，就地制造军火，并在上海、汉口、西安等处设立采运军需军火的专门机构。这些固然是为镇压陕甘回民起义而设，但对于尔后收复新疆的战争，无疑也起了重要作用。至1874年，兰州制造局已能仿造当时较为先进的德国后膛开花炮和后膛七响槍，并改进部分清军旧式槍炮，以图“参中西之法而兼其长”1。鉴于阿古柏匪军的槍炮多系英国装备，数量较多，左宗棠也给出关清军补充了大量槍炮弹药（多系德国制造），从而改善了军队的武器装备。 清军经过两年多的战争准备之后，于1876年开始了收复新疆的作战 第三节 北疆的收复 一、作战部署 1876年4月7日，左宗棠从兰州移驻肃州，准备发起进攻。当时，清军已出关的兵力有：广东陆路提督张曜的河南嵩武军十四营和总兵桂锡桢的骑兵一营一起，驻哈密；乌鲁木齐都统金顺的马步三十九营（包括归其统辖的景廉旧部马步十九营）和凉州副都统额尔庆额的骑兵一营一起，驻巴里坤、古城一带。左宗棠命张曜所部固守哈密，防敌由吐鲁番东犯；命金顺部进驻济木萨，监视敌人行动。4月底，总理行营营务、湘军统领刘锦棠率马步二十五营分批入疆，经哈密前往巴里坤。不久，记名提督徐占彪率所部蜀军马步五营也出关继进。至此，先后出关各军总计八十余营。加上原在新疆的伊犁将军荣全所部八营（驻塔尔巴哈台）、哈密办事大臣文麟所部四营（驻哈密）等，总兵力约六七万人。此外，在星星峡以东担任警备的部队尚有二十余营，起着战略预备队的作用。左宗棠率亲兵数营，坐镇肃州指挥，“其前路进止机宜，悉委总统湘军刘锦棠相机酌度”1。 清军按照先北后南的既定方针，第一个目标是收复南北疆的交通要冲乌鲁木齐。左宗棠命刘锦棠和金顺两部担负此项任务。 乌鲁木齐位于东西天山接合部的北麓，三面环山，北部及西北部较为开阔，但有古牧地（今米泉）为其外卫，南面有天山作为依托，地形比较险要。由济木萨西行二百四十里是阜康，由阜康又西南行百里是古牧地，古牧地的西南才是乌鲁木齐。因此，左宗棠认为，“官军必先攻古牧地，撤乌垣、红庙（乌鲁木齐汉城，即迪化州城）之藩篱，乃可成捣穴犁巢之举”2。 阿古柏得知清军西进的消息后，急忙从阿克苏赶到托克逊，调兵遣将，布置防御：命妥明余党马人得、马明和白彦虎等分守乌鲁木齐、昌吉、呼图壁、玛纳斯、古牧地等地，企图以天山为依托，以乌鲁木齐为支柱，控制南北疆的交通要冲，阻止清军南下。鉴于达坂城及其东南的狭窄河谷是东西天山的接合部，为乌鲁木齐通往吐鲁番、辟展（令鄯善）、托克逊的交通咽喉，派重兵把守；为了防止清军从哈密、巴里坤方向进攻吐鲁番，还派兵一部控制要点胜金台及辟展、七克腾木（今七克台）等地。阿古柏的主力部署在吐鲁番和托克逊：吐鲁番由布素鲁克之侄艾克木汗防守；托克逊由阿古柏之次子海古拉（即哈克·库里）防守；阿古柏本人则在托克逊督战。其总兵力约四万人。 二、作战经过 1876年7月，刘锦棠率所部各营到达巴里坤，并进驻古城，侦知马人得踞乌鲁木齐，白彦虎踞红庙子，马明踞古牧地。根据当面敌情，刘锦棠于21日轻骑赴济木萨，与金顺商议进军事宜，并察看地形。28日，金顺部进驻阜康城，刘锦棠部则于城东的九运街扎营，沿途各要隘均派营守护。此时，马明已被阿古柏逮往南疆（阿古柏和白彦虎怀疑他与清军私通），古牧地由王治、金中万率兵数千驻守。为阻止清军前进，白彦虎等由红庙移据古牧地，阿古柏也派出部分侵略军助守。刘锦棠考虑到当时正收获麦豆，有粮可因，“虽后队尚未到齐，然师期不宜再缓”1，毅然决定提前进攻古牧地。 从阜康至古牧地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大道，从阜康县城西行二十里至西树儿头子，有废渠可引县西之水供给饮用，但从此再往西五十里至黑沟驿，除甘泉堡有可供百人一天的饮水外，全是戈壁，供水困难；另一条是途经黄田的小道，水源充足，但敌军已在该处筑卡树栅，严密防守。显然，白彦虎企图引诱清军由大道越过五十里戈壁而来，迫使其处于前阻坚城、人马渴乏的不利境地。 8月8日，刘锦棠率军进至阜康县城西十里处，开沟引水，节节疏通，将水引至西树儿头子，就地筑垒。9日，派出步骑各队故意在甘泉堡掘井挖渠，佯装要从大道进攻。10日夜半，刘锦棠与金顺所部突然从小路偷袭黄田。11日清晨到达后，迅速抢占附近高地。接着，金顺所部从右路进攻，刘锦棠所部从左路进攻。左路又分为两翼：左翼以总兵余虎恩、陶鼎金的骑兵为前锋，总兵谭拔萃、参将董福祥、副将张俊的步兵殿后；右翼以提督黄万鹏的骑兵为前锋，总兵谭上连和提督肖元亨、戴宏胜、谭慎典、汤秀斋的步兵殿后。炮兵及辎重随后跟进。左路左翼的余虎恩和右翼的黄万鹏两支骑兵分驰下山，敌军骑兵也向前迎战。由于清军勇猛冲击，敌骑不支，不得不出动步兵配合作战，妄图阻止清军骑兵的进攻。此时，清军骑兵分张两翼，向敌左右包抄，谭拔萃、谭上连、董福祥等则率步兵投入战斗，由中路攻击敌军。于是敌军阵势大乱，刘锦棠督率步骑各营乘胜追杀至古牧地。与此同时，右路的金顺部也取得了胜利。刘锦棠鉴于古牧地城池坚固，不易很快攻下，便回驻黄田。 8月12日，清军进扎古牧地城东和东北。13日清晨，阿古柏派往北疆的数千骑兵在阿托爱的率领下，从红庙来援。刘锦棠针对敌人已在城东和东北的山地依山筑垒，加强了外围防御，并得到阿古柏派兵增援等情况，决定采取先扫外围，再攻坚城的战法。他当即命余虎恩、黄万鹏率骑兵驰赴山前严阵以待，并派步兵一部为后应；命步兵分两路攻取山垒，分两路夺占南关；命炮兵构筑临时炮台，配合步兵轰击山垒和南关之敌。战斗打响后，清军很快夺占了山垒和南关，守敌退入城中。赶来增援的阿托爱所部骑兵也被清军骑兵击败，向南溃退。 刘锦棠和金顺策马巡视古牧地，知敌军守备甚严，必须强攻，便令各营四面包围敌人：金顺部在城正西、西北、西南三面筑垒；刘锦棠部在城正北、东北、正东、东南、正南筑垒。与此同时，抽派兵勇于南城外昼夜赶修炮台，要求以高过城墙一丈为度；其它各面炮台也都培土铺板，以便安炮。8月15日，炮台竣工，刘锦棠命谭拔萃率千总庄伟等用开花大炮轰塌古牧地东北面城墙，并对准缺口进行了连续轰击。16日，将开花大炮移至城之正东，轰开另一个缺口，接着用开花小炮及劈山炮继续进行轰击。夜半，刘锦棠传集将领布置攻城任务：命谭拔萃督同提督席大成、副将汤仁和率兵三营由城东北缺口进攻；谭上连督同肖元亨、戴宏胜率兵三营由正东缺口进攻；知府罗长祜督同副将杨金龙及庄伟率亲兵用开花大炮轰击南门，并调标针快响槍、七响洋槍以及劈山炮配置于开花大炮两侧，同时轰击南门；命谭慎典、董福祥等率部潜伏墙壕待机，一旦南门轰开，即行攻入；命知州袁尧龄、提督唐国华等率部列队于城南左右两侧，准备接应，并截击逃敌；命余虎恩、黄万鹏、陶生林等率骑兵一部分布于正南一带山冈，提督张春发、陈广发率步兵两营分布于城西南一带平地，担任警戒和截击逃敌的任务。 8月17日黎明，炮兵轰塌南城，攻城部队冲入缺口，各以火药包投向敌人。后续部队迅速挖土填壕，涌入城中展开巷战。金顺所部亦由东北面并进。敌军大部被杀，少数由缺口逃出者，也被预伏的清军歼灭。当时白彦虎未在城中，幸免一死。守城头目王治、金中万及阿古柏的部将多人均被击毙。 这次战斗，歼敌近六千人（其中有阿古柏兵三百五十八人），俘敌二百一十五人，获战马二百余匹以及火药、硝磺数千斤。清军阵亡一百五十八名，伤四百五十人。 攻克古牧地时，清军缴获守城敌军头目王治、金中万向乌鲁木齐求救的信件一封，上有马人得的批复：“乌城精壮已悉数遣来，现在三城（按：即乌鲁木齐、迪化州城及妥明所筑的伪王城）防守乏人，南疆之兵（按：指阿古柏军）不能速至，尔等可守则守，否则退回乌城，并力固守亦可”1。刘锦棠得知这一情况后，决定不失时机地乘虚蹈隙，除留两营兵力扼守古牧地外，即率所部于8月18日黎明急速向乌鲁木齐挺进。白彦虎和马人得不料清军来得如此迅速，一闻炮声，即弃城向达坂方向逃跑。清军在乌鲁木齐城北十余里处，即发现敌人有弃城南逃的企图，刘锦棠当即命余虎恩率骑兵三营、谭拔萃率步兵四营由左路追击，命黄万鹏率骑兵一部、谭上连率步兵四营由右路追击，命谭慎典等率步兵三营向乌城疾进。敌人望风溃逃，清军立将乌鲁木齐、迪化州城及伪王城收复。阿古柏所遣援军五千骑进至达坂城后，闻败而止。 乌鲁木齐收复后，左宗棠命刘锦棠驻守该城，并继续搜捕山中逃敌；命金顺挥军西进，攻取乌鲁木齐以西各城。盘踞于昌吉、呼图壁与玛纳斯北城之敌如惊弓之鸟，清军尚未到达即弃城逃走。惟玛纳斯南城之敌，凭借城垣坚固，地形开阔，易守难攻，仍并力死守。9月2日起，金顺率部从昌吉进攻玛纳斯南城，久围不克。10月4日，刘锦棠派罗长祜、谭拔萃、董福祥等率部增援。10月13日，伊犁将军荣全也率部前往合攻。直至11月6日，才将玛纳斯南城攻克。至此，天山以北，除伊犁地区外，所有敌占据点全部克复。这时冬季来临，大雪封山，不便于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清军利用这一机会，一面继续肃清残敌，一面就地整训部队，并征集粮秣，建立采粮和转运机构，准备明春向南疆进军。 乌鲁木齐的收复，具有重要意义。诚如左宗棠所说：“不得乌鲁木齐，无驻军之所，贼如纷窜，无以制之，不仅陕甘之忧，即燕晋内外蒙古，将无息肩之日。若停军巴、古以东瘠区，兵少无以扼奔冲，兵多徒以耗军饷，……断难为持久之计”1。由于北疆作战的速战速决，使清军巩固了在新疆的战略地位，不仅解除了敌军窜犯内地的后顾之忧，更为以后进军南疆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第四节 南疆的收复 一、三路并进，打开南疆门户 1876年9月中旬，当围攻玛纳斯南城的战斗尚在进行之际，左宗棠即上奏清廷，提出让金顺所部（当时已增至四十余营）留守北疆各城堡要隘，办理善后事宜，“调张曜、徐占彪会同刘锦棠进规南路，并增派马步各营及槍队炮队赴前敌助剿”1。清廷同意左宗棠的建议，并多次催促他“饬令刘锦棠等约定师期，并力进取南路，迅扫逆氛”50000062_0024_12。 清军在北疆的胜利，使阿古柏的支持者英帝国主义惊惶不安。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一面阻挠英商向清政府贷款，一面代阿古柏进行所谓“请降”，要求清政府准许阿古柏伪政权作为“属国”而继续存在。阿古柏为了配合英国的调处陰谋，命令“各处不要和清军纠杀”，暗中则加紧部署防御。他下令在达坂另筑一新城，控制东西天山的隘口，以其大通哈（即大总管）爱伊德尔胡里防守，并增派骑兵四五千人，使之成为天山北面的防守要点。东面则以重兵防守吐鲁番（驻有骑兵三千五百人、步兵五千人、炮二十门）。该处原有满汉两城，后又筑一坚固高大的伪王府。白彦虎、马人得溃逃南疆后，阿古柏将他们派往吐鲁番，加强该处防御。由海古拉驻守的托克逊有骑兵四千、步兵二千、炮五门，并新筑两城以资防守。阿古柏本人则坐镇喀喇沙尔指挥。这样，达坂、吐鲁番、托克逊三城构成鼎足之势，而以托克逊为重点。 左宗棠根据敌人部署，判断阿古柏军“守吐鲁番者拒哈密官军，守达坂者拒乌垣官军，皆所以护托克逊坚巢也”1。他针对敌人的企图和设防情况，于11月初提出了一个三路并进的作战方案，即由刘锦棠、张曜、徐占彪各部克复达坂、吐鲁番、托克逊三城，打开南疆门户，然后乘胜西进，收复所有失地。具体部署是：刘锦棠部由乌鲁木齐南下，进攻达坂城，为北路；张曜部由哈密西进，为东路；徐占彪部出木垒河，越天山南下，为东北路。张、徐两部在盐池取齐，协力攻取七克腾木、辟展和吐鲁番。得手后，立即指向托克逊。届时如达坂未克，即配合刘锦棠部会攻达坂，以收夹击之效。左宗棠预计，“南路贼势，重在达坂、吐鲁番、托克逊三处”，“三处得手，则破竹之势可成”。清军能否攻下达坂，进而克复吐鲁番和托克逊，是关系到战争全局的一次作战。为了慎重起见，左宗棠一再强调：“察酌彼己情形，仍非缓进急战不可。”2 按照上述方案，清军用了较长的时间调运粮食，补充兵力，调整部署，巩固后方。当时，刘、张、徐三部共计马步四十余营。左宗棠考虑到，“师行日远，留防之兵日增，进战之兵日减”，“况转战数千里，士卒之伤亡疾病又在所不免，额数有缺，则士气易堕”3。因此，由关内加拨副将秦玉盛马队一营加强徐占彪部；加拨副将武朝聘马队一营加强张曜部，并令炮队游击陈文英带开花炮往助；令参将侯名贵所率炮队护开花后膛大炮两门、车架开花后膛小炮四门及后膛七响槍三百杆，赶赴乌鲁木齐，续调肃州镇总兵章洪胜、总兵方友升率所部马队两营及总兵桂锡桢马队一营，加强刘锦棠部。为了巩固后路，防敌窜扰，左宗棠又奏调驻防包头的记名提督金运昌所部淮军马步十营出关，分屯古城至乌鲁木齐一线要隘，以保护运输线。同时，抽调徐万福等五营从安西进驻巴里坤，替换徐占彪所部蜀军的防务；以新授哈密办事大臣明春所部四营接替张曜所部嵩武军的防务。对于北路新授伊犁将军金顺所部各营，由于只担任防守，由四十余营裁减为步骑二十营，以节军饷。经过调整，既加强了后方的防护，又集中了进攻的兵力。 1877年1月9日，清廷谕令左宗棠：“一俟春融冰泮，即著饬令各军鼓勇前进，迅扫逆氛，廓清疆圉。”1左宗棠规定：张曜部待金运昌部过巴里坤时开始西进；徐占彪部待金部过古城再进；刘锦棠部则待金运昌抵乌鲁木齐商酌后再行南下。并指出：“但能速战，则缓进未尝非策也。”2但是，刘锦棠鉴于金运昌部“远道奔驰，未能速赴春融之约，而南路天气炎热甚旱，麦秋收割每在春夏之交”，认为“机有可乘，时不可失，多候一日即多耗一日之粮”3，决定提前进军，并约张、徐两部于4月中旬开始行动。 1877年4月14日，刘锦棠率主力一万余人及开花炮队由乌鲁木齐南下，16日进至达坂城西北的柴窝铺（今柴窝堡）时，侦知达坂城敌军尚以为清军仍在乌鲁木齐未动，只在城郊预引湖水遮断通道，造成深及马腹的一片泥淖。刘锦棠根据这一情况，立即派余虎恩等率马队九营、谭上连等率步队四营，分别于夜间乘敌不备，将达坂城四面包围。4月17日黎明，达坂守敌发觉被围，慌忙用英制快槍和开花大炮射击清军，自晨至午不绝。清军虽有伤亡，但阵容屹立如故。刘锦棠赶到后，令各营一面防敌突围，一面筑垒挖壕，准备攻城及阻援。18日，清军炮队抵达，立即察看地形，修筑炮台。当天，海古拉派来增援的骑兵五六百人接近达坂，刘锦棠派提督陶生林等率骑兵一部迎击。敌骑被清军左右包抄，大败而逃。继来增援的一千多敌骑也掉头狂奔。维吾尔族人民冒死出城报告清军：城中阿古柏军“盼援不到，官军锁围日逼，群议突围而走”1。刘锦棠得此情报，传令各营加倍严防，夜间遍燃火炬，严密监视敌人动向。4月19日，清军炮兵在城东修筑的炮台竣工。当夜，用开花大炮三尊，连续轰击，先后将城中大炮台、月城及城垛炸塌。后又击中敌弹药库，引起强烈爆炸，大风骤起，火势更旺，敌军死伤甚众。守敌企图从东门突围，遭清军截杀未逞。清军乘势喊话，敌军大小头目俱降，遂克达坂城。是役，总计毙敌二千数百人，俘敌一千二百余人（其中有阿古柏的大总管爱伊德尔胡里等安集延人二百一十三名），缴获战马八百余匹、槍炮等一千四百余件，其中有大开花铜炮一门。刘锦棠下令宽待俘虏，并将俘虏中的南疆回民等全部释放，“给以衣粮，纵令各归原部”2。 与此同时，由哈密西进的张曜部和出木垒河南下的徐占彪部，在盐池会师后，于4月21日克七克腾木，22日克辟展，25日克胜金台，并向吐鲁番挺进。 刘锦棠所部自4月20日收复达坂之后，于24日夜继续前进，次日上午抵达白杨河，然后分兵两路：罗长祜、谭拔萃等率步骑六营助攻吐鲁番；刘锦棠自率谭上连、黄万鹏等步骑十四营直捣托克逊。 这时，托克逊的阿古柏侵略军正在四出抢掠，焚烧村堡，准备逃窜。被裹胁的回族士兵，得知清军优待俘虏，盼望清军早日到来。有鉴于此，刘锦棠立即命骑兵先发，步兵随后跟进。在托克逊城外经过激烈战斗，重创敌军。4月26日上午，海古拉等慌忙烧毁存粮和火药，仅率二千余骑仓皇逃往喀喇沙尔。未及逃窜的二万余人，全部投降。是役，毙敌二千余名，清军仅亡三十九名，伤五十三名。 罗长祜分领的湘军进抵吐鲁番后，配合张曜和徐占彪部会攻该城。由于白彦虎早已闻风西逃，把防务交给了马人得，而马人得见大军压境，不敢负隅顽抗，开城乞降。于是，清军顺利地收复了吐鲁番满汉两城。 清军三路并进，不到半个月时间便连下三城，为直捣敌巢、收复南疆八城创造了条件。此时，迭遭阿古柏匪帮暴虐压迫的南疆各族人民纷纷起来反抗，使阿古柏完全陷于绝望境地。这个帝国主义的走狗，由喀喇沙尔退至库尔勒后，见大势已去，遂于5月下旬服毒自杀1。海古拉赶往库尔勒，携其父尸西逃，防务交白彦虎负责。海古拉逃至库车时，被其兄伯克·胡里所杀。伯克·胡里率部退保西四城，在喀什噶尔称王。他企图在沙俄的卵翼下，苟延残喘，进行垂死挣扎。 达坂、吐鲁番、托克逊收复之后，南疆八城门户洞开，清军本拟乘胜“整旆长驱，以符缓进急战之议”1。但是，左宗棠考虑到，要进军喀喇沙尔，途中粮食缺乏，必须靠随军携带，而吐鲁番地区存粮甚少，需要从哈密、巴里坤粮局转运屯集，因此，必须等待新秋采运充足之后，才能继续进军。另一方面，在达坂就擒的阿古柏的大总管爱伊德尔胡里等曾表示愿派人劝说阿古柏投诚，左宗棠和清廷对此都一度心存幻想。直至7月下旬，确知阿古柏自杀、余部西逃之后，左宗棠才决定一俟新秋采运充足，立即向西进军。 二、长途追击，收复南疆八城 1877年8月10日，清廷谕令左宗棠：“刻下已届秋令，著即檄饬各军克日进兵，节节扫荡”2。当时，白彦虎已由喀喇沙尔退往库尔勒。为了阻止清军前进，他下令决开开都河，造成河水泛滥。开都河自北而东南注入博斯腾湖，洪水期（5—8月）水宽数百米，是一条障碍性河流。白彦虎决河之后，使喀喇沙尔与库尔勒之间一百数十里的地带成为泛区，深者过顶，浅处亦及马背。此时刘锦棠禀报：一俟清军进逼，白彦虎有可能翻山北窜伊犁、玛纳斯一带。左宗棠经过分析，认为敌人屡遭失败，已出现混乱溃散状态，其残余各部中，以伯克·胡里和白彦虎两股为最大。这两股敌军的特点是：伯克·胡里长于据守，白彦虎则长于流窜。左宗棠判断白彦虎“悍鸷不足，狡猾有余。现虽偷息开都河西岸，一闻官军进逼，其避兵鼠窜，自在意中”1。而其流窜的方向，则有三种可能：一是西窜库车、阿克苏一带；二是由西转北，绕道伊犁边境回窜昌吉和玛纳斯；三是往东南罗布淖尔（罗布泊）取道吐鲁番边界，东窜敦煌，入青海。在三个方向中，以窜往昌吉、玛纳斯威胁最大，因为这个方向“地势平衍，道路纷歧，难于遮截，非预为择要堵剿不可”。为此，左宗棠一面通知金顺等“远发侦探，加意预防”，一面告知新任署理乌鲁木齐都统英翰饬令金运昌部“加意侦探防剿，毋稍疏忽”。2同时，调留防吐鲁番的徐占彪部回扎巴里坤与古城之间，另调记名提督易开俊率马步七营进驻吐鲁番一带。 正当阿古柏反动势力土崩瓦解、行将灭亡的时候，英帝国主义又公然出面干涉。它通过中国驻英公使郭嵩焘向清政府提出保存伯克·胡里汗位、将喀什噶尔作为中国“保护国”的无理要求。这时，俄土战争（1877—1878年）3业已爆发，英国正忙于维护它在土耳其的利益，不可能给阿古柏残余势力以有效的援助。清廷有鉴于此，对英国再次玩弄的“调停”花招不予理睬。左宗棠更是义正词严地驳斥了英国政府的无耻谰言，指出：“安集延非无立足之处，何待英人别为立国？”如果英国要越俎代庖，“则割英地与之，……何乃索我腴地以市恩？”并尖锐地揭露英国不可告人的陰谋是“侵占中国为蚕食之计”。1他决心乘胜追击，彻底消灭阿古柏匪帮残余势力。 （一）收复东四城 1877年9月，清军乘秋高气爽之际，开始了收复南疆八城的作战。刘锦棠率马步三十二营为前锋，张曜率马步十六营为后队，并兼筹粮运和办理善后。刘、张两部总兵力为二万余人。 刘锦棠先派数营由托克逊出发，分两路前往曲惠安营：一路沿苏巴什、桑树园子、库米什、榆树沟、乌什塔拉大道；一路由伊拉湖小道前进。沿途搬运柴草，开浚泉井，按程预备，以待大队继进。9月27日，刘锦棠部大队出发。他命步兵各营走大道，自率骑兵各营走小道，于10月2日同抵曲惠。 这时，侦知敌人已发现清军主力开始行动。刘锦棠乃于10月3日命余虎恩、黄万鹏等率马步十四营取道乌什塔拉，沿博斯腾湖南岸指向库尔勒侧背为奇兵；5日，刘锦棠自率主力沿大路指向开都河为正兵。由于开都河泛滥，刘锦棠部一面搭桥修路，一面堵塞上流。10月7日，刘部抵达喀喇沙尔城，但城空无人，水深数尺，官署民舍，荡然无存。9日，刘锦棠与余虎恩、黄万鹏会合，接着进入库尔勒，同样是一座空城。原来白彦虎劫掠四乡秋粮后，已西逃库车。此时，清军粮食不继，刘锦棠一面传令后路迅速转运接济，一面令军士觅掘窖粮，获数十万斤。 刘锦棠根据敌军西逃库车、立足未稳等情况，决定亲率精兵乘胜追击。于是，从各营中挑选健卒一千五百名和精骑一千名，先行进发，命罗长祜率后队各营及辎重跟进。清军三昼夜疾驰四百余里，于10月15日追至布古尔（今轮台），击败敌骑千余，毙敌百余名。16日，追四十里，见前方步骑甚众，但用望远镜观察，其中持槍者不过千余人，余皆被裹胁西行的民众。刘锦棠立即传令：“执械者诛，余勿问！”1顿时号鼓齐鸣，马步并进，敌军败逃。10月18日，清军追至库车城外，发现大量敌军。刘锦棠立即作出三路进攻的部署：命黄万鹏等率骑兵七营从右路进击，谭拔萃等率步兵三营继之；命章洪胜等率骑兵四营由左路进击，张俊等率步兵三营继之；刘锦棠自率骑兵从中路进攻，罗长祜率后队马步跟进。战斗开始后，敌军虽遭重创，仍然顽抗，直至罗长祜所率后队马步各营赶到战场时，敌始大溃。清军乘势收复库车，并追杀数十里，毙敌近千人。白彦虎率余部狂逃，企图继续投靠已在喀什噶尔称王的伯克·胡里。 清军此次由库尔勒出发，日夜兼程，六天之内前进八九百里，歼敌虽只千余，但救出难民约十万人。左宗棠随即遣员设置善后抚辑局，办理各地善后事宜。 10月19日，刘锦棠率军继续西进，21日抵拜城，闻白彦虎于20日由此西逃，便决定穷追不舍。22日凌晨，清军将士冒着冰霜，不顾困乏，向西急进。抵达铜厂时，侦知敌军正在渡木杂喇特河（今木扎提河），清军立即扑向敌人，斩杀甚众。敌人顽抗，白彦虎军居左，伯克·胡里军居右，列阵于上铜厂，“槍炮环轰，连珠不绝”2。清军也张两翼包抄，奋勇冲杀。副将夏辛酉跃马突入敌阵，生擒敌右路指挥官，敌军顿时大溃。清军乘胜追杀，直至察尔齐克台（今拜城西南察尔齐）西三十余里。10月23日，清军师行戈壁，裹粮而前。敌军惊魂未定，只顾狂奔，不复拒战，清军遂于24日克阿克苏城。接着，一面安抚拒绝随敌西逃的群众，一面分兵追击敌人。 据俘虏供称：敌人为了分散清军兵力，自阿克苏以后分兵两路，阿古柏军残部逃往叶尔羌，白彦虎率余部逃往乌什。刘锦棠决定暂舍阿古柏军残部，专追白彦虎。他命黄万鹏、张俊马步两营直捣乌什，调谭慎典、夏辛酉各率骑兵从翼侧绕进。10月26日，在乌什城东击败小鄙敌人，次日追至乌什西九十里的阿他伯什地方，只见一片戈壁，并无故军踪迹。原来，白彦虎已从间道逃向喀什噶尔。黄万鹏等回军阿克苏，清军大队也已抵达该处。张曜所部则正由喀喇沙尔向库车前进中。 （二）收复西四城 清军于一个月之内驰驱二千余里，经过两次较大的战斗，收复了南疆东四城（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这时，西四城（叶尔羌、英吉沙尔、和阗、喀什噶尔）的敌人内部已发生重大变化。和阗的叛军头目呢牙斯向清军请降，当闻知清军克库车后，即主动率兵围攻叶尔羌。伯克·胡里闻讯，令其头目阿里达什留守喀什噶尔，自率精骑五千，前往增援，击败呢牙斯，占领和阗。当伯克·胡里率兵进攻呢牙斯时，前喀什噶尔守备何步云乘机反正，率数百满汉兵民占据喀什噶尔汉城。阿里达什据回城自保，并约白彦虎围攻汉城；伯克·胡里也赶忙回救喀什噶尔。何步云等派人到刘锦棠处乞援。刘锦棠原来计划先取叶尔羌，当得知喀什噶尔何步云反正的消息后，认为速克喀什噶尔是当务之急，于是不待张曜全军到达，便分兵三路前进：一路由余虎恩等率步兵三营、骑兵二营，从阿克苏取道巴尔楚克（今巴楚东）直趋喀什噶尔为正兵；一路由黄万鹏率骑兵六营、张俊率步兵三营，经乌什取道布鲁特边境出喀什噶尔西为奇兵，约定于12月18日两路同抵喀什噶尔，形成包围之势；刘锦棠自率马步各营，经巴尔楚克直捣叶尔羌和英吉沙尔，策应攻取喀什噶尔。12月17日，余虎恩、黄万鹏等部同时到达喀什噶尔，当晚一举收复该城。伯克·胡里、白彦虎等在沙俄的庇护下，分别率残部逃入俄境。余虎恩、黄万鹏等分途追击，至边界而止。12月21日，刘锦棠亲自率领的清军收复叶尔羌，然后派总兵董福祥率部指向和阗，自率主力于24日收复英吉沙尔，随即前往喀什噶尔。1878年1月2日（光绪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董福祥部克复和阗。至此，新疆全境除伊犁地区外，全部收复。 在收复南疆西四城的作战中，清军以破竹之势，横扫敌巢，生俘数千人（内有阿古柏子女八人、阿古柏军头目多人、叛军头目余小虎、马元及反动封建主金相印案子等），缴获各种开花炮百余门、战马万余匹、槍械若干，取得了巨大胜利。 第五节 伊犁的索还 在收复新疆的战争进行过程中，清政府多次同俄国交涉，要求归还伊犁，但沙俄政府制造种种借口，拒不交还。阿古柏侵略势力被消灭以后，清政府乘胜向俄国索还伊犁，并要求引渡白彦虎等。沙俄政府一面答称，如果赔偿俄国占领伊犁之军费，可以交还伊犁；一面唆使白彦虎、伯克·胡里残部等多次回窜，騷扰边境，企图借口边境未靖，缓交伊犁。清军粉碎了敌人的騷扰，并从俘虏口供及查获俄国所给的路票，证实这些騷扰均系俄国政府所指使。 俄国政府的陰谋败露，只得答应进行谈判。清廷派吏部侍郎崇厚为钦差全权大臣赴俄交涉。1878年底，崇厚到达俄都圣彼得堡（今苏联列宁格勒）。这时，俄土战争已经结束，狡猾的沙俄政府利用清政府深恐与俄国作战的心理，趁机敲诈。在沙俄的威胁讹诈下，崇厚于1879年10月在黑海岸边的里瓦基亚（靠近雅尔达）与俄方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交收伊犁条约》（即《里瓦基亚条约》）。条约规定：俄国归还伊犁东部地区，但由中国赔偿俄国占领费五百万卢布（合银二百八十万两），并割让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和伊犁南部特克斯河流域领土，修改《塔城界约》1所规定的斋桑湖地区国界，增辟由新疆到西安、汉口、天津的通商路线；在嘉峪关、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古城七处增设领事馆。这样，伊犁虽在名义上归还中国，实际上却变成一座三面临敌、险要皆失的孤城。这一讹诈性条约传出后，激起了中国朝野的极大义愤，以致“街谈巷议，无不以一战为快”2。左宗棠也表示反对，主张对于解决伊犁问题必须“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3。而李鸿章则主张履行崇厚所订的卖国条约。清政府慑于朝野舆论，最后拒绝批准这个条约，并判崇厚“荒谬误国”之罪，逮捕下狱。1880年2月19日，清政府正式照会沙皇政府：崇厚所议条约“多有违训越权之处”，“窒碍难行”。4同时，另派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兼任驻俄公使，授权谈判改约问题。 俄国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恼羞成怒，决定对清政府施加压力。其驻华使馆代办凯陽德扬言：“俄国并非无力量，至条约准与不准，在俄国总是一样”1。与此同时，沙俄在我东北、西北边境调集上万军队进行威胁，甚至出动黑海舰队到中国黄海示威，并增兵伊犁。清廷为了自卫，也在中俄边境和沿海地区采取防御措施，并命左宗棠部署新疆军务，准备用武力收复伊犁。左宗棠拟定了分三路向伊犁进军的计划：东路由金顺率步骑二十五营一万二千余人，扼住晶河一线，严防俄军窜犯；西路由刘锦棠率步骑二十八营一万一千人，取道乌什，从冰岭以西经布鲁特游牧地区直指伊犁；中路由张曜率步骑十九营八千五百人，从阿克苏冰岭之东，沿特克斯河指向伊犁。此外，以六千人分屯阿克苏、哈密为后应，以三千人增强塔尔巴哈台防务。准备参战的部队共约五万余人。5月，左宗棠“亲自舆榇出关，誓与俄人决一死战”2。6月，左宗棠进驻哈密，积极部署进军事宜。然而，清廷却在沙俄的压力下“暂免”崇厚死刑，不久又将左宗棠调回北京。 同年7月底，曾纪泽由伦敦抵达圣彼得堡，与沙俄政府谈判。曾纪泽自称此行是“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3，深知任务艰巨。但由于此时俄土战争结束不久，沙俄又忙于镇压中亚地区少数民族的反抗，已经没有多大力量进犯中国，特别是注意到左宗棠等的军事准备，加之对曾纪泽的威胁刁难又未收到预期效果，最后于1881年2月24日与曾纪泽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以代替崇厚所订的条约。中国虽收回了伊犁地区及特克斯河流域具有战略意义的一万九千平方公里土地，但条约规定“赔款”增加到九百万卢布，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仍被沙俄强行霸占。条约还规定中俄已定的西北边界有“不妥之处”应重新“勘改”，为沙俄下一步继续侵占我国西北领土留下了伏笔。随后，沙俄根据这个条约的原则，于1882年至1884年与清政府签订了《伊犁界约》等五个子约，分段勘定新疆的中俄边界，把七万一千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正式并入了俄国的版图。 第六节 战争胜利的原因 驱逐阿古柏侵略军、收复新疆的战争，是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正义战争。这次战争的胜利，粉碎了英俄勾结阿古柏侵占新疆的可耻陰谋，收复和保卫了祖国西北的这一片大好河山，使新疆各族人民摆脱了遭受英、俄殖民主义者及其走狗阿古柏奴役的命运，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这在一定程度上洗雪了两次鸦片战争失败所蒙受的耻辱，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灭了侵略者的威风。 这次战争所以取得胜利，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战争的正义性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援 新疆各族人民饱受外国入侵者和地方割据政权的欺压，早就盼望祖国予以救援。他们得知清军出关作战，莫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并积极行动起来，准备支援战争。特别是清军进军南疆过程中，维吾尔等各族人民“相望于道，军行所至，或为向导，或随同打仗，颇为出力”1。当白彦虎败逃至拜城时，百姓紧闭城门，不许其进入，而刘锦棠所部清军一到，则立即开城欢迎。阿克苏民众也拒绝随敌西逃，“严守以待官军”1。西四城收复后，当地人民还积极协助清军肃清侵略者的残余势力和内部分裂叛乱分子。当年勾引阿古柏入侵的金相印等人及匿居喀什噶尔等地的英印辟员、土耳其军事教官等，都是在人民的积极配合下查获的。另一方面，清军也能注意安抚百姓，宽待俘虏。左宗棠曾指示各部：“各遵行军五禁，严禁杀掠奸婬”，“只打真贼，不扰平民”2。“安集延虐使其众，官军抚之以仁，安集延贪取于民，官军矫之以宽大”3。这对于争取民心，瓦解敌军，筹措军粮，保证“戎机顺迅”，无疑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大大鼓舞了参战将士的战斗意志和战胜侵略者的决心。在整个作战过程中，清军士气高，勇于克服地形、天候等各方面的困难。如收复南疆东四城时，“官军整旅西征，于冰霜凛冽、弥望戈壁之中，一月驰骤三千余里，……诸将士踊跃用命”4。收复西四城时，同样是不顾疲劳，远程追击，其功成之迅，连力主西征的左宗棠也感到“非意料所及”5。除了将士用命之外，出关清军在装备和军事素养方面较以前有所提高，加之他们大多有在陕甘地区作战的经验，而新疆的某些自然条件又与陕甘相近，这也是克敌制胜的有利条件之一。 二、清政府决策正确，选将得当 在这次战争中，清政府对英、俄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英帝国主义对中国收复新疆曾多次进行干涉和阻挠，清廷采纳左宗棠等人的正确主张，断然予以批驳，拒绝其无理要求，坚决实施驱逐阿古柏、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战争，并将其进行到底，是符合中华民族利益的。在索还伊犁问题上，清政府以武力为后盾，配合外交上的折冲，使伊犁得以索还。毫无疑义，如果没有左宗棠等的积极备战，单凭外交斗争，想叫贪婪成性的俄国侵略者吐出已经吞下的猎物是不可能的。 选将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负。此次收复新疆，清政府不但采纳了力主进军西北的左宗棠的正确意见，而且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同时，在战争准备和实施过程中，能授予左宗棠以应有的权力，使其事权专一，能实施集中统一的指挥。而左宗棠对于前敌指挥刘锦棠也能做到充分信任，不加遥制，使其有随机应变之权。这些，对于保证战事的顺利进行，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战略方针和作战指挥正确 这次战争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军事战略和作战指挥的正确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左宗棠提出的“缓进急战”、“先北后南”的作战方针，体现了因地制宜、稳扎稳打、积极主动的思想。有了正确的作战方针，加上负责前敌指挥的刘锦棠又能比较准确地判断敌情，灵活机断地进行指挥，因而基本上做到了每战必胜，兵锋所指，侵略者望风披靡。 清军在战争指导上的特点，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充分做好战前准备 “军事莫重于转饷，而转饷莫难于塞外。”1这次作战的地区，人稀地广，远离中原，交通不便，地形复杂，又是特殊的大陆性气候，雨量稀少，冬夏、昼夜的寒暑变化急剧。军队在这样的地形条件下运动和后勤保障有极大的困难。新疆产粮本来就不多，加之由于地方割据政权之间的混战和阿古柏等的入侵，人畜流亡，田园荒芜，就地补给不易。因此，筹集和运输粮食问题，自然成了保证整个军事行动的顺利进行必须首先解决的战略性问题。左宗棠强调“粮运两事为西北用兵要著”，正是把后勤保障问题提到战略的高度，集中力量加以解决，并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始终予以重视。实质上，这就是“缓进”所包含的核心问题。为了准备好粮食、军械的屯集，清军对于需用多少兵力、多少粮食、多少经费、多少车驮，都作了周密的计算和积极的筹划。 整个战争中，清军的准备时间是较长的。从1874年9月开始，准备了一年半之后方正式发起进攻。战争历时一年半，其中实战时间不过半年多一点，其余大部分时间都用之于战前准备。收复北疆后到进军吐鲁番，准备了半年，利用冰雪严寒的冬天整训部队，到第二年春天才发起进攻。从收复吐鲁番到边军南疆又准备了四个月，避开了酷暑，等到秋天转凉后才继续西进。在进军过程中，清军一段路程一段路程地凿井开渠，备粮、备水、备草。在准备工作尚未完成之前，决不轻易对敌发起进攻。一旦完成了战前准备，则不失时机地发起进攻，力求速决。收复达坂、吐鲁番、托克逊之战，实战时间不到半个月；奔袭数千里，收复南疆八城，也只用了四个半月的时间。 粮运问题始终直接影响着战争的行动，这是当时进军新疆的一个重要特点。清廷认识到，“此次远道进兵，粮饷必须充裕”。“必须士饱马腾，方足以壮军威而张挞伐。”1左宗棠反复强调“担迟不担错”，其用意也主要在于充分做好粮运工作。每次作战开始的时机，总是以粮食问题为转移。如进军北疆，必待“占城储峙稍充”和“新谷遍野，有粮可因”时，才令各营“长驱大进，直捣贼巢”。2转兵南路和收复南疆八城时，也总是先考虑粮食是否充裕，确保前敌将士无悬釜待炊之虞，而后开始行动。 （二）正确选择战略方向 战略方向的选择，是一个胜败攸关的问题。进军新疆，清军有几个战略方向可以选择，一个是先北后南，另一个是先南后北，再就是南北两个方向同时并进。如果南北并进，势必分散兵力，即所谓“减后劲之军，增前路之贼，非计之得也”3。如果采取先南后北的方针，根据当时的态势和道路情况，即是以主力从哈密西攻阿古柏军的主要设防地域吐鲁番和托克逊，得手后，再由南而北夺占达坂，进取北疆。采取这一方针，弊病甚多。首先，不能利用清军已控制东天山北路许多城镇的有利条件，如果北路之敌乘机东进，即使这些城镇不失于敌手，也会造成白彦虎等回窜陕甘，扰乱后方，出现既要顾前又要顾后的不利局面。其次，吐鲁番、托克逊乃是阿古柏军的主力所在，如清军首攻南路，阿古柏势必倾全力抗拒。即使清军能进至吐鲁番，也将因师行戈壁，粮草难继，顿兵坚城而兵疲意沮。一旦北路之敌由古城南下抄袭后路，那么，清军非但不能速决，且有可能进退维谷，导致失败。再次，外蒙古是清军北路运粮的重要通道，又是清军进退的依托，如果清军主力配置在天山以南，敌军势必威胁清军这一重要翼侧。事实上，在战前，敌人已多次袭扰这一粮道。正是由于清军集结主力于北路，加强了后方供应线的保护，才阻止了敌人窜扰的行动，使其失去在北路广大地区回旋的余地。相反，清军采取先北后南的战略，则处处主动，措置裕如。阿古柏侵略军的巢穴和主力均在南疆，北疆（不含伊犁）则是刚归附阿古柏的白彦虎及马人得等的势力，他们虽然盘踞北疆的大部地区，但互有矛盾，指挥不统一，力量不集中，便于乘虚而入，各个击破。首先消灭北路之敌，进可打开南疆门户，迅速扩张战果，退可守住稳固的基地。因此，清军采劝先北后南”的方针是正确的。正是由于正确地选择了战略方向，从而做到了首战告捷，取得了主动，然后由北而南，节节深入，使阿古柏侵略势力节节败退，直至被消灭。 （三）灵活实施作战指挥 清军之所以能够速战速决，还由于作战指挥比较灵活，能审时度势，正确选择打击目标，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敌人。如收复北疆的作战，攻乌鲁木齐以前，先打古牧地；在攻古牧地时，佯示敌以从大路进攻，而把主攻方向选择在黄田，采用奇袭战法，突然行动，打乱了敌军部署；得手后，立即以数倍于敌的优势兵力，从两个方向实施突击，并注意步、骑、炮兵之间的协同动作，形成拳头，迫使古牧地之敌纷纷溃降，从而动摇了北疆守敌的全局，保证了乌鲁木齐和北疆其它各城的迅速收复。进兵南路时，则采取分进合击的方针，“使贼备多力分，不至为所牵缀”1，取得了决战的胜利，歼灭了阿古柏的主力，为收复南疆奠定了胜利的基矗在进军过程中，清军还十分注意侦察敌情，善于抓住有利时机，大胆实施机动。如收复达坂、吐鲁番和托克逊后，本打算在做好更充分的准备之后再逐步西进，但经过侦察，发现敌人企图逃跑时，前线指挥刘锦棠能立即机断行事，挑选精壮，跟踪追击。在长途追击中，前锋部队不顾饥饿劳累，昼夜兼程，敢于以少胜多，勇猛冲杀，使敌人得不到喘息之机，后续部队也能快速跟进，紧密协同，从而保证了南疆八城的迅速收复和战争的最后胜利。 从敌人方面看，阿古柏依靠英俄帝国主义支持，进行投机冒险的侵略活动，其本质和基础自然是虚弱的，经不起为保卫祖国而战的优势清军的打击。阿古柏在军事上固然有其狡诈的一面，但毕竟还是愚蠢的。他在新疆进行了长达十四年的殖民统治，而战前准备却并不充分。当清王朝忙于镇压陕甘回民起义无暇西顾时，阿古柏未能控制哈密这个新疆通往内地的咽喉要地；在清军进疆之初，又未能趁清军主力尚未到达哈密及巴里坤、济木萨等地时，事先抢占这些战略要点，使清军陷于不利境地。阿古柏仗恃其主子英国的势力，寄希望于清政府屈从英国的压力，承认其所谓的“哲德莎尔”殖民统治，因而错误地判断了中国军民驱逐侵略者的决心。在作战指挥上，他基本上是实行一种被动挨打、消极防御的方针。在清军进攻古牧地时，他躲在托克逊；当清军进攻达坂时，他更远逃喀喇沙尔。这样，势必使其内部固有的矛盾迅速发展，以致互相观望，互不协同，为清军逐个歼灭提供了条件。 第一节 战争爆发前后的政治军事形势 一、法国武装入侵越南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国内资本空前未有的集中，金融资本在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迅速膨胀，使法兰西共和国成了金融君主国。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法国的金融寡头们加紧向国外投资，并更加强烈地要求法国政府进一步推行殖民政策。列宁于1916年指出：“在法国，恰好是金融资本特别迅速的发展（在工业资本削弱的情况下），从上一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就使兼并政策（殖民政策）特别加紧地推行起来”1。残酷镇压过巴黎公社的刽子手茹费 理（1832—1893），正是法国大金融资本家利益的忠实代理人和殖民政策的狂热执行者。1880—1881年和1883—1885年，他代表法国温和派共和党人两次组阁。1881年，当他初次主持政府的时候，不经众议院表决，就出兵占领突尼斯。以后，又向非洲其它地区进行殖民侵略。在印度支那（通常指越南、老挝、柬埔寨）地区，法国企图完全占领越南，进而侵入中国。 越南位于印度支那半岛（即中南半岛）东部，东南两面临海，北面与中国云南、广西二省邻接，西面与老挝、柬埔寨为邻。南北长约一千六百余公里，东西最宽处（北部）约六百公里，最窄处（中部）仅五十公里，总面积约三十二万九千多平方公里。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人口约二千三百万，军队约七万人。越南全境五分之四为山地和高原，北部和西北部为高山、高原，红河以北地区海拔在五百至一千五百米之间。中越边境有的山峰海拔二千米以上，山间谷地较宽，高平、那岑、谅山等处的谷地为中越间天然通道。出于地处北回归线以南，气温高（年平均24c以上），湿度大，风雨多，雨季（5月至10月）、旱季（11月至次年4月）明显，属于热带季风气候。十九世纪时，越南划分为南圻（南部十省）、中圻（中部四省）、北圻（北部十六省）三部分，国都为顺化。 法国凯觎越南，由来已久。早在十七世纪初，法国传教士就来到越南，大搞间谍活动。十八世纪下半叶，法国在北美和印度的势力被殖民劲敌英国排挤之后，越南更成了法国向东方扩张的主要目标。它企图在印度支那建立强大据点，阻拦英国人进一步向远东扩张的去路，以便自己独占在远东（主要是中国）的利益；同时，企图以越南为基地，开辟一条通向中国西南和中部地区的侵略道路。法王路易十六（1754—1793）曾根据百多禄主教（在越南等地传教的法国殖民主义者）1787年的奏议，制定了未来“法兰西东方帝国”的庞大计划，并采取了侵占越南的实际步骤。 十九世纪下半叶，法国统治者拿破仑第三（1808—1873）继承路易十六的衣钵，加紧对越南推行炮舰政策。1856年，法国远东舰队借口越南处死传教士，公然炮轰土伦港（今岘港），并于1858年强行登陆，一度予以占领。次年，又攻占西贡（今胡志明市）。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法国随即从侵华法军中抽调三千五百人进攻南圻，先后占领嘉定、定祥、边和、永隆等省和昆仑岛，于1862年6月强迫越南阮福时封建王朝签订第一次《西贡条约》（即《柴棍条约》），把越南南方以西贡为中心的大片地区割归法国。这标志着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的开端。1863年，法国又强迫越南承认柬埔寨受法国“保护”，进一步控制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湄公河下游广大地区。 在第一次《西贡条约》中，法国特地把法国船只（包括军舰在内）有自由航行湄公河的特权塞了进去，这是与它企图利用越南为基地向中国云南等省扩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经过几年的调查，法国侵略者发现湄公河的上游（中国境内称澜沧江）滩多流急，航行甚为困难，同时又得知红河为中越交通要道，于是，便把注意力从湄公河转移到了红河。它决定占领北圻（西方人称为东京），以便沿红河侵入中国西南地区。 1870年爆发的普法战争（1870—1871年）暂时推迟了法国对越南北圻的军事侵略，但准备工作从未间断过。1871年，法国殖民主义者堵布益1以帮助云南清军采购军火为名，对红河进行了实地考察，证明溯红河可以航抵中国，保胜（今老街）以下可通汽船。从此，占领北圻，由红河直达中国，便成为法国殖民者在亚洲扩张的主要目标了。 1873年11月，由法国驻西贡总督杜白蕾派出的一支侵略军在安邺率领下侵占河内，接着组织上万雇佣军，连陷海陽、宁平、南定等城。越南国王阮福时请求驻在中越边境保胜地区的黑旗军帮助抵抗法国侵略者。 二、黑旗军援越抗法 黑旗军原是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活动于中国广东、广西边境地区的一支农民起义军，因以七星黑旗为战旗，故称黑旗军。其领袖刘永福（1837—1917）系广东钦州（今属广西）人，雇工出身，早年参加天地会起义。1867年因受清军逼迫，刘永福率众数百，进入越南北部，后以保胜为根据地，聚众耕牧，势力逐渐壮大，发展至二千余人。与越南人民休戚与共的黑旗军，对法国侵略者十分痛恨，因而接受了越南政府的邀请，由刘永福率领千余人，配合越南军民抗战。1873年12月21日，黑旗军于河内近郊击毙法国侵略军头目安邺，大获全胜。然而，腐朽的越南阮氏封建王朝又怕黑旗军的胜利招致法国的更大报复，急忙与法议和，于1874年3月15日签订了第二次《西贡条约》，把越南置于法国的“保护”之下。另一方面，越南政府授予刘永福以“三宣副提督”之职，由他管理宣光、兴化、山西三省，利用黑旗军阻止法军对红河上游的侵略。 由于红河上游地区为黑旗军所控制，法国侵略者无法直窥中国云南，因而视黑旗军为眼中钉，决心拔去。1879年6月，法国驻海防领事土尔克公开叫嚣：“法国必须占领北圻……因为它是一个理想的军事基地，由于有了这个基地，一旦欧洲各强国企图瓜分中国时，我们将是一些最先在中国腹地的人。”11881年7月，在茹费理主持下，法国议会通过了二百四十万法郎的侵越军费。1882年3月，法国西贡殖民当局派海军上校李威利（又译为李维业）率军数千北上，再次发起对越南北圻的武装侵略，4月占领河内，次年3月又占领南定。法国侵略者还不断溯红河向上游进犯，并悬赏十万元攻取黑旗军的根据地保胜，气焰十分嚣张。 法国侵略者再次侵犯北圻，刘永福深知“法鬼贪心无厌，非武力不能解决”2，因而又一次接受越南政府的邀请，发兵数千人，会合越南北圻统督黄佐灸所部军队，向法军发起反击。1883年5月19日，黑旗军在越南军民配合下，于河内城西的纸桥附近以伏击战法歼敌数百人，毙李威利等法国军官三十余人，迫使法军残部龟缩河内。纸桥战后，越南政府任命刘永福为“三宣正提督”。 法国政府不甘心失败，立即以西贡法军司令波滑继李威利为北圻法军统帅，除增派陆军外，并成立北圻舰队，由海军少将孤拔（1827—1885 ）指挥，又以法国驻曼谷领事何罗芒为特派员，代表法国政府监督侵越法军的军事行动。8月，法军兵分两路：一路由波滑率领，沿红河进攻黑旗军；一路由孤拨率海军进攻越南首都顺化。由波滑率领的法军在怀德、丹凤等地屡遭黑旗军和越南军民的痛击，损失惨重，何罗芒不得不派波滑返回巴黎，要求增加援军。但是，由孤拔率领的海军却攻入顺化，趁越王阮福时病死、政局不稳之机，强迫越南政府于8月25日签订第一次《顺化条约》，企图把越南完全置于法国的严格控制之下，使其沦为法国的殖民地。接着，法国便肆无忌惮地把侵略的矛头直接指向中国。 三、中法战争的爆发 中越两国是山水相连的邻邦，彼此之间有着悠久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越南统治者与清朝统治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历史关系1，其国王接受清朝皇帝的“册封”，并定期派人到北京“朝贡”，清王朝对越南则负有保护之责。正是根据这种特殊的历史关系，当越南遭受法国侵略时，其国王一方面邀请黑旗军协助抗法，一方面派遣使者向清朝政府告急，要求中国派兵前往救援。 可是，当时的清朝政府在西太后那拉氏的把持下，为了维护其反动腐朽的封建统治，实行对内残酷镇压、对外退让妥协的反动政策。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1的是恭亲王奕诉，而一切重大外交事宜，实际上经由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办理。奕䜣和李鸿章等俯首听命于那拉氏，对外推行退让妥协政策。面对法国的武装挑战，清统治者虽然从1882年起，应越南政府之请，陆续增派了一些军队驻扎于越南北圻，但一再交代“不可衅自我开”，对黑旗军的抗法斗争也不予公开支持，始终寄希望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2。 与李鸿章等为代表的主和派的态度相反，清朝政府中以两江总督左宗棠、山西巡抚张之洞、兵部尚书彭玉麟等为代表的主战派，积极主张抵抗法国的侵略。这种主张，客观上反映了 广大人民群众和清军中爱国官兵对法国侵略者的义愤和对中国西南边境危机的深切关注。清廷外受法国的逼迫，内有人民的压力，从其切身的统治利益出发，最后才不得已对法国的侵略行径采取较为强硬的态度。 1883年9月下旬，清廷命兵部尚书彭玉麟前往广东，会同两广总督张树声办理海防。10—11月间，清政府在给前敌将领的谕令中明确提出：“北宁为我军驻防之所，如果法人前来攻逼，即着督饬官军，竭力捍御，毋稍松劲”，山西“与北宁相距较近，必应固守，以成犄角之势”1；同时，公开奖励黑旗军的抗法斗争。 以越南为跳板，侵入中国云南等省，是当时法国政府的既定方针。1883年2月，茹费理第二次组阁，并由一贯蔑视中国、认为中国“不足道”的沙梅拉库担任外长，更加加紧了侵华步伐。侵略者供称：“我们在东京（越南北部）的行动所能获得的利益，主要将由中国领土的开放得来”2。同年5月15日，法国议会通过增加新的军事拨款五百五十万法郎，并决定派遣军队一千八百名，配以各种舰船十二艘，前往越南，支援驻越侵略军。第一次《顺化条约》签订以后，法国便威逼清政府撤退所有驻在北圻的中国军队，承认法国对越南的殖民占领，并要求中国和它签订不平等的商务协定和国境条约。清政府理所当然地拒绝了这种无理要求，法国便决定诉诸武力。 1883年12月，法国议会通过二千九百万法郎军费和派遣一万五千名远征军的提案，决定夺取山西、北宁，迫使清朝政府让步。12月中旬，法国侵略军悍然向驻扎在北圻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清军被迫应战，中法战争正式开始。 战争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83年12月到1884年5月，战争主要在越南北圻红河三角洲内的山西、北宁等地进行；第二阶段从1884年8月到1885年4月，战争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和越南北圻两个战场上同时进行。 四、双方军队概况 （一）法军概况及其远征军的编成 在发动中法战争时，法国已从普法战争失败所造成的窘境中摆脱出来，军事力量有所恢复，但并不十分强大。普法战争前，法国有步兵三百七十六营，加上其它部队，约有常备军六十万人。普法战争失败后，为了适应殖民战争和对付普鲁士军事威胁的需要，法国加紧进行军事制度的各种改革。废止代役兵制度1，恢复十八世纪末法国革命时期首创的国民义务兵役制，规定男子自二十岁至四十五岁止，凡符合当兵条件者，都有服兵役的义务，一律不准替代赎免。由于实行举国皆兵的制度，每年可招新兵十五万人，保证了充足的常备军现役兵源和战时大量扩编部队的需要。根据1875年通过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法国总统为全军最高统帅，指挥海陆军全部。有关国防的重大事项，由高级国防会议决定。高级国防会议由内阁总理主持，有外交、财政、陆军、海军、殖民等各部部长参加。法国陆军分本国军及殖民地军二种。本国军由步、骑、炮、工、宪、辎重、经理、卫生诸兵种组成，殖民地军只有步、骑、炮、工、经理、卫生诸兵种。 在武器方面，法国在弥补了普法战争的损失之后，从1875年开始，又逐渐依靠自己的军事工业所生产的新式槍炮把军队重新装备起来。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法国能生产口径三十七到三百二十毫米的各种火炮，其性能与英国的阿姆斯特朗炮及德国的克虏伯炮不相上下。法军轻武器主要是夏什普式中心发火击针后装线膛槍，口径十一毫米，射速为每分钟七发，射程一千八百米。此外，还有克罗帕契克连发槍和哈齐开斯机关炮（机关槍的前身）等。普法战争后，法国海军舰艇工业也有较大发展。1873年，法国首建钢甲舰，至1881年，便能建造万吨级军舰，装甲厚达十五英寸，航速达十四节。舰艇主要装备口径一百至一百九十毫米的中重型火炮和三十七、五十七毫米的速射炮。速射炮的射速每分钟四十至六十发。 当时，法国扩军备战的军费开支是相当惊人的。据统计，1883年法国陆军经费为五亿八千四百万法郎，海军经费为两亿零五百万法郎，共七亿八千九百万法郎，占国家总开支的22％强。正因为这样，法国政府有恃无恐地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 但是，法国为巩固和扩大其在非洲的殖民掠夺，占用了不少兵力，加上财力毕竟有限，又要防备德国的进攻，不可能派出大量军队远涉重洋来远东作战。因此，中法战争过程中，法国远征军的兵力是逐次增加的，总兵力最多时也只有两万余人。在大举进犯北宁中国防军时，法国远征军司令部下辖两个旅和一个内河舰队。每旅辖三个步兵团和炮兵、骑兵、工兵、电信兵等部队。步兵、骑兵全部装备后装线膛步沧以及少数机关槍。炮兵每连有火炮六门，射程最大的可达十公里，有的是连珠炮（机关炮）。 法国远征军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本国兵约占三分之一；雇佣兵（由欧洲其它国家招募来的流氓打手）为数不多；附庸兵（阿尔及利亚和越南人）数量最大。这几种成分的军队待遇各不相同，装备、补给也不一样，因而互有矛盾。 （二）清军概况 中法战争时期，中国的洋务运动正处于发展阶段。当时，除江南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福建船政局、天津机器局四大兵工厂以外，还在全国各地建立了规模较小的地方性兵工厂，仿制各种近代槍炮，并大量从外国进口武器，从而使军队装备有了较明显的改善。进口的步槍主要有英国1871年式马梯尼—亨利、李·恩飞后装槍，法国1866年式和1876年式夏什普击针后装槍，奥地利的曼利夏后装槍，美国的林明敦后装槍等。进口的火炮主要有英国阿姆斯特朗炮厂、德国克虏伯炮厂生产的各种口径的后装钢炮，美国的诺登飞和加特林机关炮等。仿制的近代槍炮也为数不少。其中江南制造总局在1867—1884年共生产了各种步槍近三万五千支，各种炮二百门。1但由于生产和进口的新式武器有限，远难满足全国军队的需要。据李鸿章当时奏称：“近年北洋购新式槍皆精坚适用，淮、练各军皆改习洋操；而滇、粤、闽、浙防军器械缺乏，操法尚未讲求。”2因此，和法国侵略军相比，清军不但组织编制和训练等方面相形见绌，在武器装备方面也差距很大。陆军武器土洋参杂，既有后装槍炮，又有不少刀矛、鸟槍、土槍等，且式样繁杂，质量较差，又无统一的后勤机构保障作战供应。这些，都使军队作战行动受到影响。 参加中法战争的中国军队主要是练军1和勇营。勇营包括湘军、淮军和由湘淮军演变而成的防军2，以及大量临时招募成军的地方部队。这些军队的营制饷章大体都沿袭湘军旧制，均以营为单位。营一般辖前、后、左、右四哨。各营兵额，大营约五六百人，小营约二三百人。战争过程中，由总督、巡抚或提督负责指挥一个方向的作战，统领数营以至数十营的兵力。“而兵与兵不相习，将与将不相能，统帅、疆臣又复观望迟徊，各怀畛域”3，极大地影响了军队的指挥和协同作战。 除陆军外，中国海军也部分地参加了战斗。早在光绪初年，清廷鉴于日军依仗军舰侵扰台湾，即有加强海防之议，认为“海防关系紧要，既为目前当务之急，又属国家久远之图，……亟宜未雨绸缪，以为自强之计。”41875—1879年间，清廷对海防事宜抓得较紧，曾多次谕令北洋大臣李鸿章、南洋大臣沈葆桢认真筹办。初未形成舰队，南北洋大臣分别向外国订购和自造舰只，自行节制。后由沈葆桢等倡议，经总理衙门核准，每年从关税和厘金中调拨四百万两作为筹建海军的专款，拟于十年内建成北洋、南洋、粤洋海军三大支。由于经费有限，建设的重点始终放在北洋。1879年，清廷鉴于海军建设进展缓慢，又令福建船政局将当时已有轮船先行练成一军，以备不虞。中法战争前夕，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军初步形成，分别由北洋大臣李鸿章、南洋大臣曾国荃、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掌握。三支海军各有舰船十余艘，大多购自外洋，质量较好的铁甲舰以北洋居多，南洋次之。 中法战争时期，有线电报已成为军队指挥通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也开始采用这一手段，从而打破了几千年来单纯依靠驿站传递命令和报告的状况。从1881年底上海至天津的电报线路正式启用开始，两三年后，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福州、武汉等大城市之间，以及广州与龙州、天津与山海关等地之间，都建立了电报联系。不过，云南以及北圻战场方面，尚未通报，仍靠驿递，以致“奏折往返须五十余日。滇桂军队相距远，常月余不通问”1。迨至1885年初，龙州至宣光前线始通电报。 第二节 山西、北宁之战 一、双方作战方针和部署 在法国侵略者强迫越南封建王朝签订第一次《顺化条约》之后，清政府对法国武装侵略的态度虽已转趋强硬，但统治集团内部在作战方针上存在很大分歧。主战派鉴于黑旗军屡创法军，越南义军也在北圻红河三角洲地区纷纷响应，而法军增援部队又未赶到，极力主张采取饱势。兵部尚书彭玉麟建议由广西、云南“各派骁将，率领精兵数千，督同刘永福所部黑旗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疾捣顺化河暨西贡敌营，覆其巢穴”1。内阁学士周德润等建议迅速调回在德国定购的两艘新式军舰，会同广东水师，“突入越洋，直泊海防，封住海口”，然后以滇桂之师，由北宁、山西会攻河内。2清朝最高统治者排斥了上述主动进攻的主张，决定采取保守求和的方针，即：在越南，“保守北圻，力固滇粤门户”3；在中国，扼守沿海各海口与长江沿江一带。总的指导思想是希图“久与相持”，使敌“情见势绌，自愿转圜”。4其实质依然是以军事上的防守达到政治上求和的目的。基于上述方针，作了如下部署： 北圻方面——以北宁为重点，山西为犄角，分别命广西巡抚徐延旭、云南巡抚唐炯驰赴前敌，督率各营，严密防守，以固门户。鉴于“保全北圻，总以克复河内为要著”，决定“激励刘永福整顿队伍，联络越南义兵，相机进取，力图恢复”。5 沿海方面——鉴于广东当南洋首冲，天津为畿辅重地，确定以天津、广东为重点，在沿海各省海口择要布置，以防法国海军袭扰；同时，命令长江中下游各省察看沿江形势，分布扼守，防敌兵船沿江内犯。 法国用兵北圻，其目的在于变整个越南为法国的殖民地，然后以之为基地，进窥中国。在清政府发出法军不得侵及北圻清军驻地的照会之后，以茹费理为首的法国内阁便决计用武力攻取山西、兴化、北宁等地，驱逐黑旗军及中国驻越军队，完全占领北圻。 山西、北宁互为犄角，瞰制河内。清军欲取河内而保北圻，非守此两地不可；法军欲保河内而取北圻，亦非夺此两地不可。因此，山西、北宁实为中法两军必争之地。法军鉴于当时山西主要由黑旗军驻守，若先攻北宁，须渡红河、新河（今急流河），且后路空虚，黑旗军随时有可能从山西直捣河内，届时难以回救；若先取山西，驻守北宁的清军不一定渡河策应。因此，决定采取先攻山西，后取北宁的方针。 1883年10月25日，法国以孤拔为远征军总司令，统一指挥在北圻的海陆军队。在待援过程中，法军在河内、海防、海陽、嘉林、丹凤等地不断增筑炮台，加强防御，同时，加宽河内至丹凤的道路，以便向山西发动进攻。12月初，北圻法军已增至九千余人，大部分集中于河内地区，作战准备基本就绪。 在法军即将大举进攻之际，负责北圻东线防务的广西巡抚徐延旭托病滞留谅山，所部桂军计三十余营，主要集结于北宁及其附近地区，由广西提督黄桂兰、道员赵沃担任前线指挥1。 负责西线指挥的岑毓英虽奉命力保山西2，但尚未起程；革职留任的云南巡抚唐炯也远在云南边境。驻守山西的部队只有黑旗军三千人，以及12月初才赶到的滇军三个营、桂军两个营，共计五千人左右。 二、山西保卫战（参见附图十四） 1883年12月11日，法国远征军总司令孤拔按照其先攻山西、再取北宁的作战方针，率军六千人，分成水陆两队，由河内向山西进发。法军企图先夺取山西城东北的扶沙要塞及城北的堤岸阵地，再从右翼迂回城西，切断山西与兴化的联系，一举攻占山西。其部署是：第一队，以大炮舰三艘、小炮舰十余艘和民船数十只，载兵三千三百余人，溯红河西上；第二队二千六百余人，由陆路进至丹凤后，渡喝江，沿红河南岸向山西推进。陆路随行的还有大量胁从的民夫，以及五百辆弹药车。 山西位于红河南岸，是控制红河中上游的战略要地。城周长约二十里，有砖石内城和土质外城。黑旗军进驻山西后，进一步加强了这里的城防工事，并在红河上设置竹筏阻塞河面，沿河岸修筑炮台，北门至河堤相距五里，筑栅五重。刘永福鉴于山西的存亡关系重大，而协助防守的滇、桂军队为数既少，斗志又不高，因而决心发扬黑旗军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依托城垣及外围工事粉碎敌人的进攻，并以确保河堤和城北市区为防御重点。在得知河内法军倾巢出动的情报后，刘永福和唐景崧（清政府派至黑旗军的官吏——吏部主事）立即巡视阵地，激励将士，准备痛击来犯之敌；同时，函请北宁清军会同越南义军乘隙进取河内，或于新河、嘉林方向佯动，牵制敌人。 山西守军五千人的防御部署是：黑旗军六个营加桂军一个营扼守城北河堤；黑旗军五个营扼守城东；黑旗军、桂军各一营扼守城南；滇军三个营扼守城西。此外，越南北圻统督黄佐炎等率领的越军约二千人，驻扎于南门外村落中。 12月14日上午9时左右，法军发起攻击，以舰炮和哈齐开斯机槍掩护其步兵展开，并摧毁了扶沙要塞。防守堤岸的黑旗军奋起还击，竭力迟滞敌军的行动。与此同时，刘永福命令东门外的黑旗军五个营利用地形秘密地向敌人侧后机动，以便配合堤岸守军夹击敌人。约中午12时许，迂回敌后的黑旗军突然出现于陆路法军及水路舰队之间，从翼侧攻击向西运动之敌，法舰炮火无法发挥威力。孤拔见情况危急，立即命令法军转入防御，并集中所有炮火还击黑旗军。在敌人密集炮火和机槍的阻击下，黑旗军迂回部队伤亡较大，被迫撤退。下午4时，法军重新发起攻击，城北黑旗军顽强抵抗，战斗非常激烈。当法军迫近城北堤岸时，黑旗军从工事中一跃而出，与敌人展开肉搏战。经过一小时激战，法军以死伤士兵二百人、军官二十二人的代价，夺取了河堤阵地。 15日凌晨1时，守军一部乘夜接近河堤，突然发起反击，冀图夺回河堤阵地。由于当晚月明如昼，加上法军拚死抵抗，偷袭未获成功，但毙伤不少敌军，并生俘非洲兵二十名、法海军陆故队兵士五名。刘永福、唐景崧知沿河阵地难保，便将守军撤至外城，分段固守。当日上午，双方调整部署，法军不停地进行炮击。下午，孤拔以主力向西机动，企图夺取扶里炮台，从西门攻入城内。刘永福判明情况后，亲率黑旗军主力增援西门，并加强防御工事。 16日拂晓，法军猛攻北门和扶里炮台。北门守军沉着应战，连续向城下投掷火药包，阻止了敌人的前进。防守扶里炮台的滇军也奋起还击，但终因炮台设施陈旧，被敌突破，撤入外城，以致敌人得以进逼西门城垣。当日上午，法军炮兵配合舰炮以猛烈炮火将西门城楼轰塌，并摧毁全部防御工事。守军伤亡较大。下午，法军由西门突入城内，守军依托市区建筑物顽强阻击，激战至夜。为了保存有生力量，黑旗军和清军乘夜从南门和东门撤出山西城，经不拔县向兴化集中。城南村落中的越军随即溃散。 侵略军入城之后，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据英国记者披露：法军“把所遇见的男人、女人、小孩——一切生物，全都杀死”1。《泰晤士报》记者于次年2月前往山西采访时，目睹那里的炮台及滨河之村落，“悉被法人焚毁”，城北大村“屋宇虽存，惟寂其无人，只觉鸟鸣于屋巅而已”。2 山西虽然失陷了，但守军在伤亡逾千和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浴血奋战，毙伤法军近千人，给了侵略者以沉重打击。特别是黑旗军，在刘永福“纵敌人我重地，始能痛歼”3的思想指导下，敢于以劣势装备和优势装备的敌人拼杀，顽强抗击。在指挥上，刘永福能根据法军水陆并进的特点，着重加强河堤及城北城东的防御，并善于抓住战机，适时地对突入之敌实施反击。当法军集中注意力攻击城北河堤守军之际，果断地集中所有可能机动的兵力，迅速隐蔽地迂回敌后，插入进攻之敌及法军舰队之间，给敌人以突如其来的打击。对此，法军中的外国随军记者也佩服地说：“他们的迂回动作是聪明地设计出来的：华军就在法军及舰队之间，所以舰队不敢开炮……”4这次反击，虽然未能奏效，但刘永福在掌握反击时机、选择反击方向、适时机动兵力等方面，表现出了他的指挥才能。 山西作战之所以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驻守北宁的桂军无所作为。他们临战观望，既不增援山西，又不乘隙向河内方向出击，给敌军以必要的牵制，致使法军得以集中兵力西上，而山西守军则得不到友军支援，陷入孤军作战。同时，由于云南巡抚唐炯消极避战1，以致滇军主力推进迟缓。直至战斗前夕，才有少量部队进至山西、兴化，起不到支援山西守军作战的作用。此外，刘永福等在作战指导上也有不当之处。如面对优势敌人的进攻，未能利用有利地形，伏击、袭击敌人于运动之中。单纯采取碧守城池的战法，自难抵挡住拥有强大炮火之敌的强攻。 山西保卫战是清廷被迫应战后的首次作战。首战失利，丢掉了一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战略要地，不但失去了对河内法军的威胁，而且使东西两线的联系增加困难，给尔后的北圻作战造成很不利的影响。 法军占领山西的消息传到巴黎，法国反动当局兴高采烈，得意忘形，大叫什么“色当被山西掩蔽了”，企图以侵占山西掩盖和粉饰其在普法战争中色当大败的羞辱。 三、北宁等地的失陷（参见附图十四） 山西失守后，清廷命广西巡抚徐延旭严守北宁，令云贵总督岑毓英迅即出关，加强兴化方面的防御，并令两广总督张树声“选派得力将领，统带劲旅，驰赴镇南关（今友谊关），以实后路”2。 1884年2月22日，岑毓英进抵兴化前线。这时，黑旗军经过休整补充，编为十二个营，共计四千余人。滇军调至兴化、临洮、端雄、宣光一线的兵力已逐次增至二十余营，约一万人1。鉴于东线军情紧急，岑毓英遣唐景崧偕同刘永福率领全部黑旗军赶赴北宁。当时，岑毓英被指定为北圻东西两线军事总指挥，但他以两线阻隔，不便指挥为由，不愿挑此重担，以致东西两线军队始终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 负责东线作战指挥的徐延旭，是一个贪生怕死而又体羸多病的投降派。他拥兵五十余营，二万余人2，却不亲临前线积极部署作战。他一面向清廷吹嘘“北宁守御，固可无虞”3，一面借故留在谅山，将前线指挥权仍委诸左右两路统领黄桂兰和赵沃。黄桂兰虽为淮军“宿将”，但有勇无谋；赵沃则文弱书生，不懂军事。二人又彼此不和，对战守之策，并无通盘谋划，只注意沿北宁至河内的大道布阵设防，正面防守，不注意翼侧的掩护。 法军在攻占山西之后，由于伤亡较重，后方又不时受到越南义军的袭扰，无力继续发展进攻，只能固守山西、河内一线，等待增援部队的到来。 1884年2月，由法国陆军部派来的一个步兵旅和两队炮兵、一队工兵到达北圻，使远征军总数达到一万八千余人，炮舰二十余艘。根据法国政府指令，新到的米乐将军于2月12日接替孤拔为远征军总司令。孤拔重返舰队，指挥海上作战（后被任命为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升为中将）。米乐接任后，将法军分为两个旅，分别由副总司令波里也和尼格里二将军指挥，又以莫列波约统率北圻江防舰队。米乐按照原定作战方针，以一部兵力驻守山西，牵制兴化方面的清军；主力集中于河内、海陽两处，以便大举进攻北宁。 北宁西接山西，东临海陽，南拒河内，北蔽谅山，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驻越清军全力经营的军事重镇。它的得失，对北圻全局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1884年3月7日下午，法军开始行动。米乐、波里也率第一旅由河内出发，于当夜渡过红河，扬言由嘉林波新河沿大道向北宁前进。实际上，米乐决定避开清军设防坚固的正面，从翼侧进攻北宁。 3月8日晨，法军从两个方向同时进军：尼格里率第二旅从海陽出发，乘船沿太平江北上；米乐、波里也则以一部兵力佯攻新河，主力沿新河南岸向东疾进。水陆两路各六千人左右。同日上午，法军第二旅主力在舰炮掩护下，由扶朗两侧登陆，围攻驻守该处的四营清军。当地天主教民也四出响应，为虎作伥。守军凭借炮台工事抵抗，并派人赴北宁乞援。黄桂兰派出的三营清军于半路得悉扶朗已失，折回北宁。扼守扶朗的清军向西退至桂陽时，黑旗军一部赶到，与之并力堵截法军，使其前进受阻。黄桂兰调扼守三江口一带的党敏宜所部八营回防北宁；党敏宣避战自保，拒不执行命令。 3月11日，法军第一旅在北宁东南方向渡过新河，与第二旅会合，准备次日从北、东、南三面会攻北宁。 3月12日，法军第二旅一部在舰炮火力支援下，向桂陽、春水等地进攻；第一旅迅速向西机动，从北宁南面发起攻击；第二旅另一部由水路绕至城北，企图夺占涌球（今答求，北宁东北四公里），切断清军后路。涌球对北宁的防御有重要作用。据当时随军者记述：该处“有河宽十丈，深八尺，轮船可至河边。有土山两座，商民无不言，敌若据此山，将开花炮近指入城，点滴不差，昼夜不绝，则城断难守”1。可是，黄桂兰只派陈朝纲两营守涌球，直至3月11日，才调黑旗军千人加强该处防御，并挖地营（有被覆的野战掩体）十座。但是，第二天早晨黄又突然变计，将黑旗军调离涌球。就在这天下午，法军第二旅轻取涌球，“曳炮阜顶，俯击北宁城。弹三落，城市哗奔，越官张登憻等开城遁”2。正在城外督战的黄桂兰、赵沃见情况紧急，竟放弃指挥，分别向谅江、太原方向逃跑，清军顿时全线溃散。黑旗军及少数清军试图抵抗，因大势已去，不得不撤往太原。黑旗军不久又从太原返回兴化。 3月15日起，法军分路追击清军。至19日，谅江、郎甲（今盖夫）、太原相继失守。东线清军被迫退至山区，大部溃散1，余部集结于谅山、镇南关一带。 4月初，法军为转移兵力夺取兴化，主动放弃太原，仅以少数兵力在郎甲一带筑垒防守，主力经河内向山西集中。岑毓英闻风丧胆，随即将滇军主力后撤至保胜、河口一带，于是，兴化、临洮、宣光一线不久就被法军占据。至此，法国侵略军达到了占领红河三角洲全部重要城市的战略目的。 北宁作战，是双方在第一阶段中的主力决战。清军东路主力二万余人，全聚于此，为数不为不多，经营防备，不为不久。其所以一触即溃，主要是由于清廷墨守其消极应付的战争指导造成的。山西失陷后，清廷仍只是要求前敌将领“严饬各军，力保完善之地，毋使再行深入”2，以致在山西战后至北宁作战前的一个多月时间内，东线清军竟无所作为，坐待法军增兵进攻，各个击破。其次，作为东线指挥官的徐延旭，“平日既无调度之方，临事复无应变之策”3，前线指挥一概由彼此不和的黄桂兰、赵沃二人负责，以致北宁失陷前一日，对于前线紧急情形一无所知，失后两日，仍未得信。为此，清廷责备他“于前敌军情，形同聋聩，殊堪痛恨”4。以如此昏庸之辈指挥一个方向的作战，要想取得胜利当然是不可能的。此外，桂军临战扩兵，缺乏训练，纪律涣散，也是北宁失守的重要原因之一。徐延旭筹办广西边防以来，广西防军由原来的十余营增至五十余营；但求多而不求精，以致粮饷不敷，兵无斗志，且未经训练，不习火器。尤有甚者，将弁贪污腐化，毫无纪律，“此次法人进攻北宁，不过遥遥相击，并未逼攻城池，该军弁勇有室家者居半，吸食洋烟者居半，闻警先携妇女逃走，致使军械饷银概以资敌”1。 四、《中法简明条约》的签订 山西、北宁之战以后，清廷下令将徐延旭、唐炯等人革职查办，党敏宣等军前正法，以署湖南巡抚潘鼎新为广西巡抚，以贵州巡抚张凯嵩为云南巡抚，以前福建布政使王德榜署理广西提督，并命原广西提督冯子材速赴前敌，接替黄桂兰统率关外各营。西太后还乘机把战败的责任推到和她有矛盾的首席军机大臣恭亲王奕诉身上，更换全部军机大臣，命礼亲王世铎管理军机处，并让她的妹夫、光绪帝（载湉，谥德宗）的生父醇亲王“会同商办军机处要政”，又任命贝勒奕䜣（后封为庆亲王）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但是，清廷关于中央和前线人事方面的变动，仅仅是为了掩饰败绩，丝毫不意味抗战决心的加强；相反，前线的军事失败，给了主和派以可乘之机，李鸿章等又加紧进行妥协求和活动了。为迎合法国侵略者的意图，李鸿章通过总理衙门，任命淮系的李凤苞接替湘系的曾纪泽（主战派）为驻法公使，以便为和谈铺平道路。法国也希望有一段休整时间，因而趁北圻取胜的有利形势，一面扬言进攻广州，一面加紧向清廷诱和。 1884年5月11日，李鸿章与法国海军中校福禄诺在天津签订《中法简明条约》。其主要内容是：（一）中国承认法国占有全部越南；（二）中国将驻北圻的军队调回边界，并对越法之间所有已定与未定条约一概不加过问；（三）法国不索赌款，但商品可从云南、广西输入中国内地；（四）法国答应在与越南订约时，决不出现有损中国体面的字样；（五）三个月后，双方各派全权大臣，照以上各节，制定详细条款。6月6日，法国又强迫越南签订了第二次《顺化条约》，以确定对整个越南的殖民统治。《中法简明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法战争第一阶段的结束。 第三节 战争的扩大 一、法国借故扩大侵略战争 签订《中法简明条约》，完全屈从了法国侵略者的讹诈，正因为这样，茹费理致电福禄诺，通过他向李鸿章表示敬意。李鸿章博得了侵略者的喝采，却遭到了全国人民的愤怒谴责。连统治阶级内部也有人指责李鸿章通敌，“致比诸秦桧、贾似道”1。在举国舆论的压力下，清廷只得命令驻北圻的军队仍扎原处，不得撤回。 侵略者欲壑难填，清政府的妥协政策，并没有换来它所希望的“和局”。《中法简明条约》签订后的第六天（5月17日），福禄诺就向李鸿章提出：法军将于6月5日进据高平、谅山，7月1日进据保胜。李鸿章不敢答应，福禄诺当即勾销这条无理要求，并画押为据。可是，法国远征军总司令米乐竟令其陆军中校杜森尼率军北上，企图以武力强占谅山。6月22日，法军九百人（一说七百）行抵北黎（观音桥，即今北丽），接近清军阵地。清军前敌将领通知杜森尼说，没有接到上级撤退的命令，请暂缓进兵，“并非常合理地请求他通知法国当局转递必要的命令”1。23日，杜森尼扬言“和与不和，三日内定要谅山”2，随即指挥法军炮击清军阵地，守军被迫还击，将法军击退。此次战斗，清军伤亡三百人，法军死伤近百人，并丢弃大量军用物资。这就是法国侵略者蓄意挑起的“北黎冲突”，或称“观音桥事变”。接着，法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反诬中国破坏《中法简明条约》，乘机扩大事端。茹费理命令新任驻华公使巴德诺暂缓讨论《中法简明条约》细节，要求中国立即从北圻撤军，并索取二亿五千万法郎的巨额赔款。 7月9日，茹费理通知中国驻法公使李凤苞：中国政府必须立即满足法国的要求，否则，法国“将有必要直接地获取担保与应得的赔偿”3。7月13日，法国海军殖民部长海军中将裴龙电令孤拔遣派所有可调用的船只前往福州和基拢孤拔随即率领法国远东舰队驶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准备直接进攻中国领土，扩大侵略战争。但由于茹费理考虑到法国占领越南后，“与中国将成为直接邻邦”，彼此造成太深的仇恨，于法国不利4，因而法军这时的作战意图，主要在于“踞地为质”，迫使清廷就范。 清政府在敌人的威逼下，一面立即下令撤回北圻清军，一面以新任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曾国荃为全权代表，与法使巴德诺在上海举行谈判，并呼吁美、英等国进行“调解”。与政治上向敌屈服相适应，清廷在军事上并不做认真的准备。虽曾电谕沿海各省将军督抚“密饬各军，严阵以待”，但同时又束缚军队手脚，告以“倘有法军前来按兵不动，我亦静以待之”1，继续实行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二、基隆清军反击获胜 法国侵略者一面与清政府举行谈判，一面加紧推行炮舰政策，企图“踞地为质”，索取赔款。孤拔等人狂妄主张派舰队前赴江宁（今江苏南京）、福州，或北上直隶湾，袭取旅顺、威海卫，威胁京师。茹费理认为法舰过于北上会引起其它资本主义列强的疑忌和干涉，不得不将法国远东舰队的攻击目标暂定为福州、基隆两处。在侵略者眼中，孤悬海外的台湾是可以轻而易举地侵占的。夺取了台湾，不但“担保政策”得以实现，而且有了新的前进基地；同时认为，一旦占据基隆煤矿，军舰燃料供应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台湾防务，初由兵备道刘璈主持。他将全台四十个营的兵力分驻各地，台南多至三十一营，台北仅福建陆路提督孙开华所部三营、总兵曹志忠所部六营。1884年7月16日，奉命督办台湾军务的淮系将领前直隶提督刘铭传（新授巡抚衔）率亲兵百余人抵达基隆，加紧设防练兵，增筑炮台。当时，法舰一艘已在基隆佰附近进行侦察活动。刘铭传根据基隆地形和敌情，重新组织海岸防御：以新从台南调来的总兵章高元部两营兵力扼守八尺门高地和东岸炮台，以曹志忠部六个营的主力扼守田寮港附近高地，一部扼守八斗子附近海岸，由杨洪彪率一个营扼守西岸仙洞山高地。淡水方面，则由孙开华部防守。 8月4日，法国远东舰队副司令、海军少将利士比率军舰两艘（“拉加利桑尼亚”号和“鲁捅号）及法军四百余人闯进基隆佰，与原在该处活动的另一法舰（“费勒斯”号）会合。当日，利士比发出“劝降书”，要守军支出基隆地区所有防御工事。守军置之不理，一面加紧备战，一面飞报尚在淡水的刘铭传。 8月5日晨，法舰逼近基隆佰东海岸，上午8时开始炮击。守军奋起抵抗，炮弹连续命中敌舰，但由于弹丸威力较小，未能给敌舰以致命打击。炮战约一小时，守军炮台、工事大部被毁，弹药库也中弹起火，被迫后撤。法军陆战队约二百人先后换乘小艇登陆，占领大沙湾附近高地，进行整顿巩固，准备次日继续进攻。 刘铭传赶回基隆后，鉴于法舰火力较强，决定让登陆法军脱离舰炮火力支援后，再行反击。8月6日下午2时，法军一部沿滨海道路向基隆城前进，另一部在大沙湾附近进行掩护。扼守田寮港西侧高地的曹志忠部给前进之敌以迎头痛击，迫使其后撤。曹志忠率二百余人乘势追击。为了围歼敌人，刘铭传立即命令章高元率百余人向敌人左侧反击，并以六十人迂回敌之右侧，形成三面合围之势。法军节节败退，最后在舰炮火力的掩护下，狼狈逃回军舰。利士比无奈，率舰队退走，法军第一次进犯基隆宣告失败。 8月10日，清政府就法国在谈判期间突袭台湾提出强烈抗议，并呼吁各国“秉公评论”。可是，法国驻北京代办谢满禄反而借口“基隆事件”，向清廷发出最后通牒，继续要求对“北黎事件”进行赔款（此时已由二亿五千万法郎减为八千万法郎），勒索未遂，便于8月21日下旗离京。与此同时，中国驻法公使李凤苞也离开巴黎去柏林，中法外交关系完全破裂。 三、马江海战 马江又称马尾，位于福州东南，是闽江下游的天然良港。清朝除南北洋海军以外的第三支海军——福建海军和创建近二十年的福建造船厂，均在此港。马江港是一个河港，四周群山环抱，港阔水深，可泊巨舰。从闽江口至马江，距离三十余公里，沿岸形势险峻，炮台林立，仅马江附近就有七座炮台，并有部分克虏伯大炮，防御能力较强。 从1884年7月中旬起，法国军舰就陆续闯入闽江口，进泊马江，伺机挑衅，勒索赔款。当时，负责福建军事指挥的要员有钦差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大臣张佩纶、闽浙总督何璟、福建巡抚张兆栋、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福州将军穆图善等。他们根据清廷“不可衅自我开”的指令，对法舰的侵入非但不敢阻止，反而给孤拔以友好款待；同时，命令各舰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于是，法舰在马江者日或四五艘，或五六艘，出入无阻。“它们与中国军舰首尾相接，日夜监视港内福建海军，不许其移动，前后为时月余。其间，马江一带人民纷纷要求先发制敌，呈递“万民书”，建议潜水破坏敌舰。他们怒不可遏，坚决表示：“要是官家害怕，不敢抵抗；那抗法的事，我们愿承担下来。”1但是，人民请缨杀敌的正义要求，却遭到了张佩纶等人的阻挠，直至尔后局势非常紧张时，部分民众武装才被允许参战。 8月17日，清政府见和谈无望，不得不撤回上海谈判代表，令沿海沿江各省极力筹防，严行戒备。但对马江方面，仅指示“法舰在内者应设法阻其出口，其未进口者不准再入”2，并未解除不得主动出击的禁令。 当时，马江一带水陆防军的兵力已有所加强：海军舰只十一艘，江防陆军逐次增加到二十余营，还有大量自动参加战备的民众武装。清军的部署是：以十一营兵力扼守马江和船厂一带江岸；十一营守长门、琯头等炮台，又以民壮近二千人协守闽安至琯头沿江两岸；十一艘舰只与法舰相持于马江江面，另以旧式战船及渔船各二十余艘分泊于罗星塔两侧。张佩纶、何如璋负责指挥马江一带水陆各军，穆图善驻长门，何璟、张兆栋驻福州。由于清廷和战不定，前敌将领昏聩无能，水陆各军缺乏统一指挥和协同作战的周密计划，加之装备不良，弹药不足，因此，总的兵力虽然较法方优势，而战斗力却很弱。 8月22日，即法国驻北京代办谢满禄下旗离京的次日，法国政府电令孤拔消灭中国福建海军。孤拔立即进行战斗部署，决定于次日下午趁退潮船身转移方向的时候开战。当时，泊于马江的法国舰队有军舰八艘，共计一万四千五百余吨，另有鱼雷艇两艘，还有两艘军舰在金牌、琯头一带江面，阻止清军塞江封口，保障后路安全。参战法舰共有重炮七十七门，还有不少射速为每分钟六十发的哈齐开斯机关炮，兵员约一千八百人。福建海军的十一艘军舰（其中九艘为木质）共计只有六千五百吨，炮四十五门（大口径炮很少），兵员约一千一百人。从吨位、防护能力、重炮数量、兵员素质等方面比较，法国舰队显然占有优势。另一方面，孤拔“只在退潮时方攻击”1的决定，对法舰非常有利。这是因为，当时用船首系泊，船身随潮水涨落而改变方向（涨潮时，船头指向下游，落潮时船头指向上游），孤拔选择落潮时开战，可使大部分中国军舰位于法舰之前方，从而暴露于敌人主要炮火之下，无法进行有力的回击。 8月23日上午8时，法国驻福州副领事向何璟投递最后通牒，限福建海军于当日下午撤出马尾，否则开战。何如璋得知后，竟然对福建海军将士封锁消息，并企图要求法方把开战日期改在8月24日；遭到拒绝后，才匆忙下令进行临战准备。 当日13时56分，孤拔趁落潮的有利时机，指挥法舰突然发起攻击。福建海军舰只未及起锚，就被敌舰第一排炮弹击沉两艘（“琛航”号和“永保”号），重创多艘。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福建海军下层官兵英勇还击。旗舰“扬武”号（福建海军唯一的一艘轻巡洋舰）用尾炮准确地还击在它下游的法国侵略军旗舰“窝尔达”号，首发命中舰桥，击毙其引水和五名水手，孤拔仅以身免。正在这时，敌46号鱼雷艇向前猛扑，发射鱼雷，击沉了“扬武”号旗舰，但该艇也被清军岸炮击中，锅炉爆炸。“扬武”号沉没时，管带（舰长）兼舰队指挥张成擅离职守，泅水（一说乘小舟）逃跑。炮艇“福星”号离敌舰最近，在开战时就受了重伤，但它立即断锚转向，冲入敌阵，瞄准敌旗舰猛烈射击，连续命中。后遭敌舰三面围攻，火药库中弹爆炸，全艇官兵壮烈牺牲。受伤的“福胜”、“建胜”两炮艇也奋力抵抗，直至沉没。在罗星塔下游，炮艇“振威”号被刚从闽江口外赶来的一艘法国装甲巡洋舰“凯旋”号击穿，首尾均已着火，船身失去控制，随波漂向下游。但艇上官兵仍英勇奋战，直到最后被敌鱼雷击中沉没前的一刹那，还发射了最后一颗炮弹，重伤一敌舰舰长和两名士兵。 江面战斗仅进行了约半小时，福建海军十一艘舰艇全部被法舰击沉，海军将士伤亡七百余人，还损失了数十艘商船。法军仅死伤三十余人，有两艘鱼雷艇受重伤，其余为轻伤。 8月24日上午，法军部分炮艇乘涨潮上驶到福建造船厂附近，用重二十八公斤的榴弹轰击船厂，“对凡力所能及的东西，均予摧毁”1。与此同时，法舰继续对马江附近的帆船、舢板进行毁灭性的破坏。 8月25日，法海军陆战队一部在罗星塔登陆，夺去三门克虏伯大炮。此后几天，法舰驶向下游，逐次轰击闽江两岸炮台。由于炮台门对准下游，不能掉转炮口回击从后方攻击的敌舰，因而全部被毁。这样，法舰得以鱼贯而出，退至马祖澳（今定海湾）。 马江战后，清廷撤销了张佩纶、张兆栋、何璟、何如璋等人在福建的任职，以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以福州将军穆图善和漕运总督杨昌浚（改任闽浙总督）为帮办大臣，闽中防务逐渐恢复。 马江海战的惨败，固然有舰艇“我小彼大，我脆彼坚”1等客观原因，但主要是清廷妥协求和政策造成的。很明显，法国利用谈判麻痹清政府，以达到突然袭击的目的；清廷却一味求和，在军事上丧失警惕，致使马江守军仓促应战，措手不及。马尾军港形势险要，闽人张茂才就曾评论说：“天下滨海诸省，独福州海口奇险天生，当事者苟未雨绸缪，虽铁胁亦难飞波，何至令人直捣而入哉！”2清统治者唯恐有碍和谈，竟听任法舰违犯国际惯例，肆意闯入，进出无阻，沿岸炮台形同虚设。这就无异于把主动权拱手让给敌人，自己只有坐待失败的命运了。其次，前敌将领昏聩畏敌，也是招致马江战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张佩纶等明知敌人“有密据要害先发制人之意”，却借口“不敢事先张皇”，不做认真的应敌准备，甚至将舰上的炮弹也控制起来。张佩纶与何如璋，都是不懂军事，只知奉承李鸿章的昏庸官僚。8月23日，当战云密布、端倪尽露之际，仍不利用早晨涨潮移转船身的有利时机，先发制敌，而这点正是孤拔所非常恐惧的。侵略者自供：“如果他们（指福建海军）于潮水来时进攻，那地位便完全倒转，提督（指孤拔）所打算可得到好处的所有优势，都将转到他们手中去，反而对我们不利。”3战斗开始以后，张佩纶竟吓得神慌意乱，晕倒在地，由随从扶起逃命。那个“只图一己口腹，不顾民生涂炭”1的张兆栋，以及由于有点口才而被张佩纶赏识提拔的舰队指挥张成，也都先后逃之夭夭。由这样一群战前调度无方、临阵争相逃命的懦夫庸人指挥福建前线故事，失败是必然的。此外，北洋、南洋海军各分畛域，不予支援，对马江战局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如果当时的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军能联合起来，发挥近海作战的长处，利用法舰远道而来、补给困难的弱点，并力围攻，完全有取胜的可能。可是，淮系、湘系军阀都把自己掌握的舰队当作巩固个人权势的资本，彼此之间经常倾轧摩擦，势如水火。福建海军受优势敌人直接威胁，一再吁请支援，直隶总督李鸿章竟以“北洋轮船皆小，本不足敌法之铁舰大兵船”，“若一抽调，旅顺必不能保”2等等为由，拒绝派舰前往马江。新任两江总督曾国荃控制下的南洋海军也拒不支援，造成福建舰队孤军苦战，全军覆没。 马江海战虽然失败了，但是，广大中国军民在这次作战中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忱，他们誓死抵抗侵略者的英雄气概，和上层统治阶级畏葸投降的可耻行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第四节 清廷对法宣战及双方战略方针 法国远东舰队偷袭马江，清政府感到有损“天朝”体面和尊严，在主战舆论的压力下，被迫于8月26日发布宣战诏旨，命令前线海陆各军准备对法作战。鉴于法国侵略者已把战火引向中国本土，清廷认为：“惟当一意备战，应以进兵越南，规复北圻，俾彼族不敢悉众内犯，为制敌要策。”1根据“牵敌以战越为上策”2这一总的指导思想，在战略上确定了沿海防御、陆路反攻的方针。为此，下令“沿海各口，如有法国兵轮驶入，著即督率防军，合力攻击，毋任蔓延。其陆路各军，有应行进兵之处，亦即迅速前进”。同时，公开表示支持黑旗军首领刘永福，“著以提督记名简放，并赏戴花翎，统率所部，出奇制胜，将法人侵占越南各城，迅图恢复”。3 清廷宣战后，法国为了能够继续利用香港等“中立”口岸作为基地，并取得英、美等国的煤和食品等物资供应，因而没有正式宣战。同时，法国再次从政治上对清政府进行诱降活动，由总税务司英人赫德4为拉线人，大搞幕后外交，以此作为它在军事上暗中积极部署的烟幕。早在马江海战之前，孤拔和巴德诺就极力主张法舰北上袭取旅顺和威海卫，威胁清朝京畿重地。马江偷袭得逞之后，他们认为“虽然中国此次完全失败”，但“福州距离北京太远，不足使帝国朝廷获得教训”，因而“复又坚决主张将战争移至北方”。5茹费理政府曾一度赞成孤拔等人的侵略计划，并令其立即在北方各海口行动，但不久又改变了决心。其所以如此，一则担心北上扩大战争，可能招致其它列强的干涉，而当时法国正对由于埃及问题同英国的矛盾尖锐化所造成的欧洲局势颇为不安；一则担心北上与北洋舰队交锋，影响李鸿章的地位，而他正是法国政府“应该尽量宽待”的未来谈判的极好对手。于是，夺取台湾北部，又成了法国侵略军的战略目标。茹费理希图通过“继续执行报复”的军事行动，迫使清政府屈服，允许赔款，或将基垄淡水两埠口的行政、经营、海关、矿山等权让给他们，以“提供同等价值的赔偿”1。北圻方面，法国政府以谅山为中国军队入越的主要通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且思雪北黎惨败之耻，因而决计于雨季过后占领谅山，并相机进犯广西边境，以配合孤拔舰队的海上进攻。所以，法国当时的战略方针是：东攻台北，西取谅山，踞地为质，勒索赔款。 第五节 东南沿海防御作战 一、基隆弃守 法舰退出闽江之后，集结于马祖澳休整待援。1884年9月中旬，法军由越南调来三个步兵大队，使海军陆战队增至二千余人，军舰增至二十多艘。根据法国政府的指令，孤拔立即准备进攻台北。他决定自率五舰进攻基隆，占领基隆和煤矿，派利士比率三舰进攻淡水，得手后，两路向台北府发展进攻，进而占据台湾北部。 台湾守将刘铭传判断法军“不得基（隆）煤，万难用兵中国”2，决心亲率主力扼守基隆，而以孙开华率部扼守淡水。当地民众也积极参加战备，保卫海防。 9月29日和30日下午，孤拔和利士比分别率领舰队自马祖澳出发。9月30日上午9时，孤拔率领的“胆”号等五艘军舰到达基隆佰口海面，连同先期到达的“梭尼”号等三艘军舰，共计八艘。孤拔立即进行侦察，连夜部署，准备次日于港湾西海岸登陆。其登陆部队由海军步兵大队和炮队各三个、宪兵和工兵各一队组成，共约千余人。另有一批来自西贡和海防的民夫。孤拔的企图是：首先从仙洞山脚登陆，并抢占仙洞山顶，以便安设炮位，配合舰炮掩护步兵沿岸边的山脊路线绕袭基隆守军翼侧，控制通往台北府和淡水的大道，夺占狮球岭和基隆城，尔后向台北府前进。 当时，基隆清军共有九个营，以曹志忠部六个营防守港湾东岸，章高元部两个营及陈永隆部一个营防守西岸，以民众武装数百人防守基隆城。 10月1日晨6时，法军一个海军步兵大队在舰炮掩护下，换乘小艇向仙洞山海岸前进。陈永垄章高元部坚决抵抗。经过四小时战斗，法军夺占仙洞山，炮队在山顶展开，轰击清军阵地。清军坚守二重桥一带，并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中午，法军另两个海军步兵大队相继登陆，准备次日继续进攻。 在基隆交战的同时，利士比率领的“拉加利桑尼亚”号等三艘法舰也已到达淡水。刘铭传被淡水前敌营务处李彤恩夸大该地敌情所迷惑，强调“沪尾（淡水）为基隆后路，离（台北）府城只三十里，……该口除沉船外，台脆兵少，万不足恃，倘根本一失，则前军不战立溃，必至全局瓦解，不可收拾”1，便不听曹志忠等人劝阻，竟然连夜率主力往援淡水，仅留三百人守狮球岭高地。 10月2日，法军轻取基隆和狮球岭，由于兵力不敷分配，未敢进据基隆佰东岸煤矿。刘铭传到达台北府后，发现淡水情况并不紧急，即以章高元部援淡水，曹志忠部仍折回基拢但由于法军已占据基隆和狮球岭，曹部只得扼守台北府东面的水返脚一带，以防法军南下。在前敌指挥官刘铭传的错误决心下，基隆轻易弃守。清廷认为，“基隆要地，岂容法兵占踞”，命令刘铭传乘法军喘息未定，“联络刘璈，同心协力，合队攻剿；并募彰，嘉劲勇助战，将敌兵悉数驱逐”。1同时，命前陕甘总督杨岳斌帮办左宗棠军务，向福建增调援兵，“设计渡台”，增强台北防御力量。 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见法军在台湾进展顺利，便狂妄地声称：“我们有希望很快地把整个台湾北部，不可动摇地置于我们统制之下”2，并再次向茹费理建议，让孤拔舰队北上进攻旅顺等地。巴德诺没有想到，他所得到的下一个消息便是法军在淡水的惨败。 二、淡水获胜 淡水港位于淡水河口，沿河可直达台北府，北岸滨海沙滩便于登陆，是清军仅次于基隆的防守重点。1884年8月下旬以来，淡水守军即以木船满载石块沉塞港口，并敷设电力操纵的水雷，封锁航道；又在北岸构筑两座炮台（法军称之为红炮台、白炮台），封锁港口及海滩。 10月1日，利士比率领“拉加利桑尼亚”号等巡洋舰三艘到达淡水海面，与原在港外活动的一艘炮艇会合，决定于次日上午10时开始发起攻击。利士比企图以舰炮火力摧毁岸上炮台和军营，打开港口，保障舰队在淡水河的行动自由，尔后登陆占领淡水街，策应基隆方面法军主力的作战。 当时，淡水守军由于从大陆增援的刘朝祜部两个营的到来而有所加强。章高元部两个营由基隆跋来后，总兵力增至九个营。守将孙开华判断敌军无法突破港口障碍，必然由北岸海滩登陆夺占淡水街。因此，他决心在北岸浅近纵深内利用丛林和高地预伏一部兵力，歼灭登陆之敌。 10月2日晨6时30分左右，守军趁法军逆着陽光不便瞄准之际，先敌发起炮击，打乱了利士比的进攻准备。双方展开激烈炮战。白炮台距敌较近，大部被毁。红炮台尚未完全竣工，只安好了三门一百七十毫米的克虏伯炮；尽避这样，炮战中仍然起了很大作用。法国侵略者自称：红炮台的守军十分勇敢，“不顾在他们周围落下如雨的子弹，不停发炮约一小时”1。当夜，利士比派舰侦察港口航道，接着又派炮舰及小艇前往侦察和排除水雷，其中一艇中雷受伤。利士比判明水雷为电发火式，而且点火站在白炮台附近。于是，他决定派陆战队由北岸海滩登陆，避开丛林，经红炮台山坡绕到白炮台东侧，夺取点火站，引爆水雷，以打通港口航道。为完成这一任务，利士比报请孤拔由基隆增派登陆兵力前来淡水。 4日，法军援兵二百余人、军舰三艘，由基隆跋到淡水海面，连同原有兵力，共拼凑了军舰七艘、登陆部队六百余人，准备在大风浪停止以后立即行动。 10月8日，海面风平浪静。淡水守将见法舰忽然散开，知其意在登陆，便督令各营按预定计划分散荫蔽。上午9时，法舰舰炮以榴弹向北岸海滩及守军营地猛烈轰击，掩护其登陆部队换乘小艇分三路上岸。约一小时后，法军登陆完毕，开始向目的地前进。他们因没有遇到抵抗，便不再绕经红炮台山坡，直向白炮台扑去。孙开华待敌兵逼近丛林，立率两营从正面拦击，并命令埋伏于红炮台山后的章高元部和刘朝祜部从右翼出击，围歼登陆之敌。双方展开激战。中午12时许，孙开华亲率卫队奋勇直前，各路合力齐进，与敌短兵相接，加上爱国艺人张李成率领的民兵从敌人侧后阻截，法军溃败，纷纷向海边逃窜。守军追至海滩，敌兵争渡，溺死者数十人。 此次战斗，法军被歼百余人。侵略者哀叹：“这次的失败，使全舰队的人为之丧气”1。孤拔也惊呼：“我们的损失十分严重”2。此后，法军除以部分舰只对港口进行监视封锁外，直至战争结束为止，再不敢贸然进犯淡水。 淡水战后，基隆法军向南进犯，清军由水返脚北上阻击，在暖暖附近展开激烈争夺，战事呈胶着状态。后来双方又陆续增加兵力，并相持于暖暖、八堵、七堵地区。 三、镇海退敌 淡水清军获胜，粉碎了法军以钳形攻势一举占领台北的企图。为了孤立台湾守军，法国侵略者于10月23日宣布封锁台湾海峡，由利士比率领一支分舰队沿台湾西海岸海域进行巡逻截击，并以三至六艘军舰在马祖澳附近海域游戈，控制南北海运和截断闽台间联系。为了保卫祖国领土，全国各地掀起了支援台湾的运动。福建前线军民利用夜雾偷渡等办法进行反封锁斗争，有的胜利到达彼岸，将一批批物资和兵员送到台湾，不断加强守军的防御力量。但是，偷渡援台毕竟缓不济急，且损失过重。有鉴于此，新授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左宗棠、新任两广总督张之洞等人纷纷建议由南、北洋海军各派军舰数艘，组成援台舰队，打破敌军封锁。清政府也以“台湾信息不通，情形万紧”1为虑，经过多次催促，最后由南洋派出“开济”、“南璞、“南瑞”、“驭远”、“澄庆”五舰，交提督衔总兵吴安康统领，执行援台任务。舰队从11月起在上海进行准备，添置炮位，迟至次年1月18日才出发南下。孤拔早已得知这一消息，他决定亲率法舰七艘，拦击中国援台舰队。 1885年2月7日，孤拔率舰队自马祖澳出发，北上搜索中国援台舰只。2月12日，双方舰队于浙江石浦檀头山附近洋面遭遇。吴安康不敢与敌交锋，率舰队逃跑，“驭远”、“澄庆”两舰航速较低，落在后面，被迫驶入石浦港隐蔽。法舰追赶“开济”等三艘巡洋舰未及，便返回封锁石浦港，并于14日夜间用水雷将“澄庆”、“驭远”两舰击沉（一说自沉）。之后，孤拔得知“开济”等三舰躲避在镇海口内，便又率舰队进犯镇海。 镇海位于甬江海口，北岸为沙滩，敌舰不能靠岸，易于防守，南岸港汊较多，便于登陆。法舰侵扰东南沿海以来，浙江提督欧陽利见认识到镇海系“浙东之咽喉，防浙以防镇为急务”2，便以南岸为重点，进一步加强镇海的防御。其主要措施是：充实兵力，调整部署，以一千人驻金鸡山，五千人分守南北两岸，另以二千五百人为后应，分扼镇海至宁波沿江各隘；在甬江口钉桩沉船，堵塞航道；在金鸡山险要处修筑暗炮台，安设进口大炮，台上覆土一丈，护以毛竹、草皮，又在高阜显露之处筑假垒十余座，只插旗帜，不设一兵，以迷惑敌人，并在沿岸险要处加修围墙、长堤，挖掘壕沟，密布地雷、障碍物等，从而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防御体系。此外，在各乡组织民团，盘查奸细，把法国教堂的传教士全部迁至后方，派兵监护，以切断敌之内应，并高价收买外国引水人员，使其不为法军所用。 2月28日夜间，孤拔率法舰四艘侵入镇海海面。欧陽利见下令沉船堵口，命各营严阵以待。援台三舰和原在港内的“超武”、“元凯”两舰也都做好战斗准备。 3月1日下午，一艘法舰企图进港侦察，被北岸招宝山炮台守军开炮击退。接着，四艘法舰合力来犯，守军岸炮和舰炮一齐轰击，击穿敌先头一舰。法舰不支，施放烟幕逃走。当夜，法军以两小船于乾口门靠岸，企图登陆偷袭，被守军击退。3月2日，受伤法舰驶离镇海，其余三舰仍泊原处。入夜，法以二鱼雷艇进行偷袭，又被守军水陆炮火击退。3日上午，孤拔再次率领舰队进攻，同样遭到守军的猛烈炮击，其中一舰烟筒中炮受损，各舰掉头逃跑。此后，法军又数次利用夜暗进行偷渡和鱼雷攻击，均遭失败。孤拔智穷力竭，不得不于8月7日率队南返。 此次镇海作战，由于守军预有准备，水陆防守严密，伤亡甚少。法军则有两艘巡洋舰负伤，两只舢板沉没，并死伤不少官兵。孤拔本人也中弹受伤，后死在澎湖岛上。 第六节 北圻陆路反攻作战 一、双方作战方针和部署 清廷于1884年8月26日被迫对法宣战以后，虽然确定了沿海防御、陆路反攻的方针，命岑毓英催促刘永福赶紧督军进取，又令岑毓英、潘鼎新率滇、桂各军速赴北圻战场，尽力反攻。但是，究竟如何反攻，开始并不明确。后来根据前方奏报，才逐渐确定：东线桂军进攻谅江、太原，西线滇军和黑旗军进攻宣光，并推进到白鹤、永祥附近地域；两军在太原、永祥一带会师后，合力进攻北宁、河内。10月初，清廷鉴于基隆失守，更急于攻法之所必救，电令北圻各军力图进取，“直逼西贡等处，庶使分兵西援，台湾乃可稍松”1。对此，岑、潘二人一开始就没有信心。潘鼎新当即表示：“台北吃重，此间一军前进，恐不足牵制；法方于河内、北宁增兵迎拒，西贡万难骤达。”2岑毓英也强调“西贡系南圻地方，隔顺化及宁平、南定等处，皆有法人坚守，道阻且长，万难进龋”3潘鼎新和岑毓英等固然有畏敌怯战的一面，但清廷进军西贡的要求也是当时清军兵力难以胜任的，这反映了清廷战略指导上的无知。 法军方面，因米乐回国养病，由波里也于9月8日接任远东军总司令。当时，北圻法军计有第一、第二两旅及内河舰队等共约一万八千余人，分守陆岸（今陆南）、谅江、太原、宣光、馆司等前沿要地，兵力比较分散。波里也根据法国政府东攻台北、西取谅山的战略方针，决定在北圻采取西守东攻的作战方针，即西线坚守宣光、兴化，东线集中兵力夺取谅山，得手后，再转兵西向。 二、东线桂军反攻失利 东线桂军奉命再度开赴北圻战场后，开始进展顺利，至1884年9月中旬，署理广西提督苏元春率领的桂军主力十三个营（约四千八百人）进抵船头（今陆岸），10月初曾一度攻占陆岸；与此同时，记名提督方友升及总兵周寿昌等所部九个营（约三千二百人）进占郎甲及其以北地区。上述东、西两路桂军“互相犄角，自为战守”。潘鼎新率淮军五营及道员赵济川一营驻谅山，“整理操练，以备两路策应”1。此外，副将马盛治所部六个营驻于牧马、新街一带，牵制太原守敌。东线清军兵力共约一万二千人，然而，“营哨各官大半代理，精壮能战者仅十之二三”2。 这时，法军已在河内、北宁集结完毕。波里也为了粉碎东线清军的反攻，进而夺取战略要地谅山，以第二旅编成两个纵队，分别进攻郎甲、船头，以第一旅一部兵力配置于谅江附近，准备随时机动。法军主力于10月8日自河内出发。 10月8日，尼格里率领第二旅主力约三千人进攻谅江北面十余里的郎甲。驻守该村的方友升等麻痹大意，没有做好必要的防御准备，对关系郎甲安危的南堡高地也未予以足够重视。因此，法军轻取南堡高地，随即在此布置炮兵，以密集炮火掩护主力从两侧迅速包围了郎甲村。守军仓促应战，除方友升率领一部撤至郎甲东侧高地外，尚有数百人被围于村中。清军为解救被围部队，两次由侧翼反击敌军炮兵阵地，均未成功。法军乘势抽出部分兵力进攻村北高地周寿昌部。该部兵力数倍于进攻之敌，但稍事抵抗就向观音桥、屯梅方向溃退。法军接着全力进攻郎甲村，守军浴血奋战，与敌人肉搏拚杀，直至全部牺牲。此战，清军伤亡七百余人，法军死伤百余人。尼格里也在这次战斗中受伤，暂时返回河内。波里也兼统第二旅，以一部兵力守郎甲，其余撤至谅江，后又向东增援船头。 进犯船头的法军第二旅一部千余人，由端尼埃上校率领，搭乘炮舰五艘、拖般十余只，于10月2日离北宁，经七庙，沿陆南江（今陆岸河）前进。苏元春率领的东路清军在船头附近筑有堑壕、堡垒等较坚固的防御工事，并在西南二十里的尼村附近配置部分兵力，防止敌军上岸。10月6日上午，法军进至尼村，舰炮齐发，与守军展开激战。清军伤亡较重，但仍竭力抵抗，终于迫使敌人后撤。此后，双方相持于船头以西地区。9日，法军得到增援， 10日再次发起进攻。清军总兵陈嘉督军迎战。当法军第一梯队四个连向船头主阵地冲击时，陈嘉以一部兵力依托阵地顽强抵抗，亲率主力向法军右翼猛烈反击，将敌两个连大部歼灭，并击毙其右翼指挥官。残余法军狼狈逃窜。与此同时，法军左翼两个连仍在拚死挣扎，端尼埃也以其所控制的机动兵力在炮兵及舰炮火力支援下疯狂反扑。陈嘉见翼侧受到威胁，主动撤回主阵地。此后，战斗又成对峙状态。 清军在船头重创法军精锐部队，歼敌二百余人，士气为之一振。法国侵略者为船头守军“这样奋不顾身地激烈作战”1而惶恐不安。但是，株守谅山的潘鼎新未能及时调部增援。苏元春在获知西路郎甲失守、后援无望的情况下，便于10月11日夜间率部撤回谷松。 郎甲、船头既失，桂军东、西两路的形势为之大变，战局开始陷入被动。清廷力促滇、桂两军联成一气，规复北宁、河内，甚至直捣西贡的战略意图，随之成了泡影。但是，这时法军对台湾淡水的进攻遭到失败，土气为之沮丧。巴德诺声称：“尼格里将军在郎甲的胜利，在某种范围内，可减轻台湾消息的令人不快印象，但其效能，是否将被北京朝廷敏锐地觉到，尚属疑问。我们东京的远征队，距离中国边境还太远，不能使帝国政府受到严重的警告。”1茹费理也认为只有乘胜向广西边境推进，方足以“有力地引起帝国政府的忧虑”2。然而，波里也在攻占郎甲、船头之后，鉴于援兵未到，加之后方受到越南义军的牵制，无力继续发展进攻，不得不暂取守势，于是将主力撤回北宁、河内，以一部兵力在船头、郎甲一线巡逻警戒。12月以后，法国陆续增兵远东，三分之一赴台，三分之二赴越，并将北圻战场的法军改归陆军部指挥（原由海军部指挥）。在待援期间，波里也积极进行攻取谅山的各种准备，以船头为基地，修筑工事、道路，屯积作战物资。 清军方面，西线滇军和黑旗军已于1884年10月底进抵宣光城下，正在竭力围攻。东线桂军也陆续补充了兵力，调整了部署：以驻谷松的苏元春、陈嘉所部十八营为中路；以驻观音桥的杨玉科、方友升所部九营为西路；以驻车里、那陽一带的王德榜所部湘军十营为东路；另以叶家祥所部淮军五营、董履高所部桂军五营驻谅山为后应。此外，马盛治所部桂军六营仍驻新街一带。以上共有兵力五十余营，约二万人。 为了策应西线的军事行动，打乱北圻法军西守东攻的作战部署，清政府曾命令东线清军乘北圻法军转入防御之机，主动出击，先发制敌。但是，潘鼎新根据李鸿章“切勿攻坚伤精锐”3等指示，仅以小辨模的出击牵制船头方向的法军，作出一点策应西线作战的姿态。12月16日，中路清军二千人在纸作社（船头东北）伏击法军巡逻部队，毙伤敌军百余人，取得了胜利。年底，东路湘军进至船头东面的丰谷，准备配合中路进攻船头。1885年1月3、4两日，丰谷清军突遭法军四千余人猛烈攻击，“王德榜督军苦战，死伤颇多，因少后门槍，且子药已尽，势难抵御”1，被迫丢弃大量物资，撤回车里。潘鼎新恐法军由那陽迂回苏、王两部之后而攻取谅山，急忙从谅山调淮军两营守那陽，并要求清廷迅速增援。 在此以前，两广总督张之洞也认为法军专注谅山，“桂军各道分防，兵力尚薄，必应由东路再增劲兵，以收犄角夹击之效”2，于是命冯子材率粤军十营，总兵王孝祺率淮军、粤军共八营，分别由钦州、梧州起程，经由广西赴越。由于谅山吃紧，冯子材以八营由上思州直接入越，协同王德榜部守东路；自率两营赴龙州筹办粮饷军械和招募新兵。王孝祺部中途哗变，溃散近半，至龙州时不及二千人。 1885年1月底，法军第一、第二旅主力七千余人，在船头一带集结完毕，准备转守为攻，向广西边境大举进军。法军扬言分两路前进：一路攻谷松，一路攻车里。实则全军指向谷松，并力进攻中路。 潘鼎新企图阻止法军进攻，命中路清军（包括新配属的董履高部五营）前出到竹山附近高地设防。2月4日，法军集中炮火轰击竹山清军营垒，随即展开猛攻。守军顽强抵御，但因仓卒移防，工事不坚，伤亡甚众，被迫后撤。次日，法军再次发起攻击，守军不支，退守谷松。2月6日，法军在炮火掩护下猛攻谷松，清军被迫撤至谅山南面三十五里处的委坡一带。 中路清军溃败，谅山垂危。“东西两军相去远，闻调赴援，一日之间号令屡改。”1潘鼎新时而令王德榜、杨玉科等部回援谅山，时而令其仍扎原处，时而令其夜袭法军后路，最后又令其飞援谅山，但为时已晚，无济于事了。就在2月12日，法军攻占委坡，潘鼎新于当夜逃离谅山入关，苏元春随之率部退入关内。2月13日，法军未经战斗，即占领了战略要地谅山。至此，法军在东线达到了预期的作战目的，波里也随即于2月17日率领第一旅（约三千人）离开谅山，以便经河内赶赴西线，解救被围于宣光的法军。 谅山弃守后，冯子材毅然以守关自任，亲率一营从龙州赶到镇南关，和王孝祺部一起拦截溃散兵丁，并急调协守东路的冯军八个营回守镇南关。可是，潘鼎新竟“告以守关无须该军，令仍顾东路”2。2月19日，西路杨玉科部自观音桥、屯梅绕道撤至文渊（今同登）。杨玉科以主力防守文渊两侧高地，自率一部驻镇南关。2月23日，尼格里指挥法军第二旅进攻文渊，守军浴血奋战，节节抵抗。杨玉科亲临前线指挥战斗，阻止了敌人的前进。但由于清军发射的炮弹多未爆炸，未能予敌以大量杀伤。午后，杨玉科中炮牺牲，守军随即溃散，退入关内。法军乘势侵占镇南关，前锋一度侵入我国境内近十公里的幕府附近。 由于兵力不足，补给困难，加之不时受到当地群众武装的袭扰，法军于2月25日炸毁镇南关城墙及其附近工事，退回文渊、谅山。根据波里也离开谅山前的指令，法军在镇南关废墟上立一木牌，上书“……广西的门户已不再存在了”。但是，当地军民在同一地方写着：“我们将用法国人的头颅重建我们的门户！”1以此作为对侵略者的回答。 冯子材闻镇南关失守，立即疾驰二百余里，由东路统兵回援；王德榜也率部赶回，驻于镇南关东面三十里的油隘一带。 潘鼎新则畏敌如虎，在文渊战斗之前，即由镇南关继续后逃至幕府。2月23日，正当文渊前线激战之际，他又经凭祥、海村连夜逃到关内一百余里的龙州，由于遭到当地各阶层人民的愤怒斥责，“始乘船由水路返海村，日驻岸，夜驻船”2。事后，他竟谎报自己在文渊战斗中“督亲兵助战，槍炮声震山谷，逆党（法军）纷纷倒地”3，并诡称由他指挥各军“收复”了镇南关等等，以推卸东线反攻失利的责任。 东线清军反攻失利，主要原因在于前敌指挥潘鼎新消极怯战，畏敌如虎，以致屡误战机。“潘军不是没有战争经验，又用新式槍械，节节败退，完全是接受李鸿章失败主义的影响。”4潘鼎新在作战指挥上，明显地犯了消极被动、分兵把口的错误。东线清军顺利进抵船头、郎甲一线以后，正值法军兵力分散、援军未到和越南义军纷起袭扰的有利时机，战场的优势和主动，基本上在清军方面。然而，潘鼎新却滞留谅山，与西线方面互相观望，消极等待，强调“一俟滇军牵制西路，此间有隙可乘”，才能“趁势袭缺5，使法军得以从容集结兵力，分别夺取郎甲，船头。清军被迫退守山区，丧失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尔后，清军经过调整补充，实力大为加强；法军则因国内援军未到，宣光被围，处境相当困难，不得不转攻为守，仅以部分兵力守备前沿阵地。这时，清军在全局形势上仍有可能挽回颓势。以越北山区的有利地形，完全可以正面钳制，侧后攻击，粉碎法军的进攻。可是，由于清军在总的战略指导上消极被动，以致在兵力部署上仍将前线数十营部队分散于观音桥、谷松、车里各点，正面宽广，没有形成重点，加上配置于谅山纵深的兵力又没有适时向前机动，起不到预备队的作用，以致形成前后分兵把口，被动挨打的态势。在作战过程中，潘鼎新决心犹豫，朝令夕改，不能组织第一线各部之间的相互协同，特别是法军专攻中路，苏元春部节节败退之际，没有及时机动翼侧军队加强纵深防御或向敌人侧后出击，使法军得以长驱直入，连续突破中路防御，直逼谅山。此外，清军中派系矛盾的长期存在，也严重影响了各部之间的统一与协同。如王德榜“自负湘中老将，每与督师（潘鼎新）龃龉”1，潘鼎新便有意“征调屡更”，使之无所适从，疲于奔命，最后反诬王“催援不至”。丰谷之战，苏元春不及时援救王德榜部，法军攻中路苏元春部时，王也就消极观望，不主动支援，给了法军以各个击破的机会。 三、西线滇军东下受阻 在正式对法宣战前后，清廷多次命令西线指挥官岑毓英再度督师出关，与东线桂军合力规复北圻各城。但岑迟至1884年9月28日才命令原留驻于文盘、大滩一带的黑旗军十个营（约三千七百人）、滇军张世荣部五个营（约二千五百人）分道前进：黑旗军黄守忠、吴凤典两部由山路绕赴陆安，出馆司之后；刘永福、张世荣率部沿红河直下，期收夹击之效。岑毓英企图先后夺取陛司、宣光，并以集结于云南边境的滇军主力六千余人沿红河逐次进占夏和、清波以及临洮等地，得手后，再与东线清军会师，并力进攻北宁、河内。 北圻法军为贯彻其西守东攻的作战方针，于10月11日撤走馆司守军，以便缩短防线，固守兴化、端雄、宣光，保证河内以西地区的安全。岑毓英鉴于馆司之敌自动撤离，便将黑旗军及滇军张世荣部集中指向宣光。 宣光城筑有石墙，依山傍水，“向称天险，城内一山耸峙，悬炮可击外军，城外植竹五六重，兵难破入”1。10月中旬，清军陆续进抵宣光附近，因法军水陆防守甚严，便在离城十里的琅玡、中门等处扎营。此时，东线桂军已失郎甲、船头，清廷严令滇军速进，以分敌势。岑毓英乃于10月20日由保胜移驻文盘，并调原驻扎于云南边境的记名提督吴永安、邹复胜所部四千人和记名总兵覃修纲所部二千余人进扎馆司、夏和、清波一带，伺机向兴化等地进击，威胁敌军后路；同时，令宣光清军逐步进逼城下，四面围困敌人。 法军为确保宣光，稳定北圻西线防御态势，从11月4日至12日，多次派兵增援，但大都被清军击退。11月12日起，清军于宣光东南十余华里的左育地方清河（今泸江）两岸挖筑地营，并将以前截获的船只装石塞河，以期截断法军水路交通。11月18日，法军端雄、山西地区指挥官多米尼亲率步、炮、工兵千余人，搭乘炮舰五艘、民船十余只，趁连日大雨、清河水涨之机，增援宣光，遭到埋伏于左育清河两岸的清军夹击，不能通过。次日，法军舍舟登岸，分两路进犯左育。清军依托地营毙伤法军百余人，但因工事尚未全部构成，又遭敌人腹背夹击，被迫撤出阵地。法军立即上船，驶抵宣光，加强了城防力量。岑毓英强调必须先取宣光，滇桂各军联为一气，才能相机进取，因而使黑旗军和大量滇军长期顿兵于坚城之下，不能东进，坐视法军集中兵力专注谅山。 12月，清军围城部队又得到补充。月初，唐景崧在龙州招募的四个营（二千人）经牧马进抵宣光城外（后又扩编为六个营）；月底，记名总兵丁槐所部十三小营（共三千人）出马白关，经河陽（今河江）进至宣光。1885年1月中旬，岑毓英由文盘进扎馆司，随即派兵三千六百人由记名提督何秀林率领前往宣光方向，进一步加强围城兵力。在此期间，宣光清军重新调整了部署：由黑旗军和何秀林部担任阻援，唐景崧、丁槐（兼统张世荣部）两部分驻城北和城南（均离城一公里左右），担任攻城。 1月26日，唐、丁两部合力夺取宣光城南法军据点，法军开东门出援，双方展开激战，彼此伤亡很重。后因何秀林部赶来增援，法军又撤入城内。接着，清军采用“滚草龙”的战法1，于31日夺取了南门炮台，并歼敌二百余人。此后，法军被迫龟缩城中，由于水路被黑旗军切断，供应日缺，处境极艰，只好用玻璃瓶、竹筒等封装求援信，投入清河顺流而下，向端雄、河内告急。2月，清军连续攻城，多次挖地道用地雷炸开城墙，从缺口突入城内，但因法军阻击火力较猛，均未成功。 波里也为解宣光之围，亲率由谅山撤回的法军第一旅溯河而上，2月27日于端雄登陆，与不久前派出的先遣部队会合。 清军侦知法军大队来援，立即由何秀林部拨一千人前往左育，协助黑旗军阻援。另以覃修纲部二千人出扎临洮府附近，待法军攻左育时，向端雄前进，断敌后路。3月2日，法军分路进攻左育及对岸的同章。左育黑旗军依托地营顽强抗击，并引发地雷，多次打退法军的冲击，毙伤大量敌人。后由于防守同章的黄守忠部黑旗军被敌击溃1，法军占据对河高地，安设炮位，向左育黑旗军轮番炮击。刘永福所部黑旗军伤亡近千人，不得不撤出左育阵地。新赶到的何秀林部也不支败退。覃修纲部进至端雄，闻法军已抵宣光，只得仍回临洮、清波。 岑毓英见宣光法军兵力大增，随即命令疲惫不堪的围城部队撤至宣光附近山区休整；唐景崧所部六营则经占化撤往牧马。西线清军围攻宣光的计划半途而废，东下河内的意图随之落空。据岑毓英奏称：此次以近万人攻城，“历三十五、六昼夜，久雨泥滑，死者一千数百余人，伤者二千余人，疲惫不堪，不能不暂为休息。”2岑毓英明知“顿兵坚城，徒伤精锐”3，唐景崧也“明知攻坚，兵家下策也”，可是又强调“事急不得不攻，且城垂拔亦不肯松劲”4。不难看出，此次行动的失利，实属作战指导上的严重错误所致。以滇军当时的兵力，一面围宣光，一面沿河东进，威胁河内，使敌不敢增援宣光，是可能办到的。此着不行，顿兵坚城，反为敌所牵制，置优势兵力于无用。宣光既久攻不下，就应适时把作战重点改为打援，援兵既挫，宣光不难攻下。此着又不用，结果丧失主动，为敌所败。 四、清军陆路大捷（参见附图十五） （一）临洮败敌 1885年3月，法军既解宣光之围，即以第一旅留守宣光，其余部队撤回端雄、河内等地。接着，波里也企图向兴化以西红河两岸滇军发动进攻，进一步改善法军在北圻西线的态势，保障主力继续在东线发展进攻。岑毓英获此情报，即令覃修纲部（此时约为四千人）严守夏和、清波、锦溪等红河两岸要点，令云南农民军竹春、陶美等部千余人及越南义军一部，与滇军李应珍部共同防守临洮府以东村落，刘永福则率黑旗军进驻临洮。 3月23日，法军非洲兵千余人及越南教民一批，由兴化渡红河，进攻临洮东南的山围社。在此防守的中越军民联合部队坚守地营，沉着应战。待敌接近时，槍炮齐鸣，并引发地雷，打退了进攻之敌。法军连续几次冲击，守军均依托工事，发挥近战火力，顽强奋战，毙伤不少敌人，守住了阵地。傍晚，正当法军进退维谷之时，与刘永福有联系的越南义军在村落四周遍插黑旗，用中国话齐声喊杀。法军以为突遭黑旗军包围，惊魂落魄，纷纷脱掉军服，乘夜从附近的河沟泅水，偷偷向越池方向逃窜。守军没有发觉，未予追击。 中越军民在临洮附近大败法军，毙伤敌军数百人1，缴获法军红白衣裤、军帽等千余件。这是西线战场上取得的一次较大胜利。这次战斗的主要特点，是中越两国军民紧密配合，英勇战斗。另外，守军充分利用地形，构筑了比较适应当时作战情况的野战工事——地营，减煞了敌人的火力优势，弥补了自己火力不强的弱点，也是这次取胜的一个重要原因。 唐景崧对滇军构筑地营一事，作了相当详细的记载1，这表明滇军在这方面有其独到之处，至少在他看来，如此完善的地营是当时战争中的新鲜事物。 “野战筑城工事具有和军队同样悠久的历史。”“兵力上处于劣势的军队，可借以成功地抵抗优势敌人，因而野战工事能对战局的结果起重大影响。”2随着野战炮兵的大量使用和火炮射速与弹丸威力的加大，仅凭地面工事远远不能适应战争的需要，从而迫使人们向地下发展，构筑既能防护自己、又能攻击敌人的地下工事。地营的出现和发展，正是战争发展的必然产物。在中法战争中，滇军和黑旗军一直重视这一作战手段，“扎营之处，兵卒均荷锄铲刀锯之类，掘地锯木”3，修筑基本上相当于今日有被覆的野战掩体的地营，在各次战斗中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二）镇南关大捷（参见附图十六） 在潘鼎新不战而逃、东线法军直逼广西国门的情况下，龙州等地商民惊徙，游勇肆掠，难民蔽江而下，广西全省大震，形势十分严重。清廷以广西关外各军迭次失利，于2月17日电令冯子材帮办广西关外军务。冯子材虽已年近七旬，但“久任广西提督，三次出关，威惠素著，得桂、越人心”1。由于潘鼎新远离前线，前敌将领公推冯为东线总指挥。2冯子材决心“保关克谅”，并相机收复北圻各城。他一面调整部署，令部下赶修工事，一面整顿军纪，安定民心，迅速稳定和改善了防御态势。 与此同时，清政府通过总税务司赫德的私人代表金登干1在巴黎与法国政府之间的秘密谈判正在加紧进行。由于法军在北圻东线占领谅山之后，接着于3月3日在西线解了宣光之围，法国政府急于趁胜迫和，以缓和国内人民对旷日持久的战争所表现的强烈不满。为了保证它在和议中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法国政府要求东线法军继续发展进攻。波里也随即于3月16日电告尼格里：现在正与中国进行谈判，若能对龙州有所动作，派北非骑兵前去，将大有裨益。你看有什么办法，可以使中国人相信我们不久就要向龙州进攻。2接着，波里也向谅山方面增派援军。尼格里认为威胁龙州是“玩一种危险的把戏”3，但还是积极备战，待命行动。 根据当面敌情和广西中越边境的地形条件，冯子材经过反复勘察，选定关前隘（今隘口南）附近的有利地形构筑防御阵地。关前隘在镇南关内约八华里处，东西两面高山夹峙，中间为宽约二华里的隘口。东面的大青山高八百余米，向南倾斜与小青山相连，再南为马鞍山，一直延伸到镇南关的东面。西面的凤尾山高六百余米，同样向南倾斜，直至龙门关（一东西向峡口，有小路可通扣波），然后经一座大石山延伸到镇南关的西面。关前隘南面的谷地宽二华里多，谷地南端有几座小石山，往南直至镇南关都是起伏不平的山丘，统称横坡岭。冯子材命令部队在关前隘附近筑起一道土石长墙（长三里多，高约七尺，宽约四尺），横跨东西两岭之间，墙外挖掘四尺宽的深堑，以利坚守，并在东西岭上修筑堡垒多座，构成一个较完整的山地防御阵地体系。 在兵力部署上，冯子材亲率所部冯军担任关前隘正面防御，扼守长墙和山险要地；王孝祺部八个营屯于冯军后面半华里处，作为正面防御的第二梯队；王德榜所部湘军十个营屯于油隘，保障入关旁路的安全，并相机袭击敌后；苏元春及陈嘉所部桂军十八营屯于幕府（关前隘之后五华里），作为总预备队；魏纲所部鄂军八个营驻平而关，控制由艽封（今七溪）至龙州的水道。此外，蒋宗汉部（杨玉科阵亡后，所部由蒋统领）及方友升部共十余营屯于凭祥，潘鼎新率淮军五营屯于海村，以镇后路。加上驻龙州、新街等处部队，东线清军总兵力约达八十余营。 8月9日，尼格里派北非骑兵和越伪军各一部，企图由文渊练扣波进占艽封、牧马，绕出镇南关之北，摆出一副威胁龙州、切断唐景崧部（当时已由宣光撤至占化）和马盛治部（驻新街）归路的架势。冯子材根据越南人民提供的情报，立即派驻龙州的冯军五个营1前往扣波，苏元春则率桂军暨魏纲部前往艽封。8月13日，法军进至艽封，见清军已先期到达，便掉头南撤。到达扣波的冯军奋力拦击，法军败回文渊。尔后，苏元春部仍回幕府，魏纲部八营和冯军五营则分别留守艽封、扣波。 3月21日，冯子材为打乱敌人的进攻部署，不顾潘鼎新等人的阻挠，决定先发制敌，毅然率王孝祺部出关夜袭法军前哨据点文渊，一度冲入街心，毙伤不少敌人，并毁炮台两座后主动撤回，取得了较大胜利。由于清军的主动出击，尼格里感到自己已处于被动地位，为争取主动，他不待援军到齐，决定提前发起进攻。 3月23日晨，法军第二旅主力一千余人趁大雾偷偷进入镇南关。上午10时30分，大雾开始消散，法军便分两路进攻：主力沿东岭前进；另一路沿关前隘谷地前进，企图在主力夺取大青山顶峰大堡之后，两路前后夹击，攻占关前隘清军阵地。此外，法军一部近千人配置于镇南关东南高地，作为预备队，并向油隘方向担任警戒。冯子材立即商请驻于幕府的苏元春部前来接应，又通知王德榜部从侧后截击敌人。冯子材自率所部和王孝祺部奋力迎击当面之敌。法军在猛烈炮火掩护下，经过几小时的拚死争夺，占领了尚未完工的东岭五座堡垒（分别构筑于小青山五个相连的山峰上）中的三座。冯子材见形势逐渐危急，激昂地高呼：“法再入关，有何面目见粤民？何以生为！”2冯、王两部将士在爱国热情激励下，誓与长墙共存亡，个个奋不顾身，英勇抗击，阻止了敌人的前进。下午4时许，苏元春、陈嘉等率部自幕府赶来增援。不久，蒋宗汉、方友升部也闻讯赶来。各部奋力抵抗，战斗甚为激烈，彼此势均力敌，死伤相当。当天，王德榜部自油隘出击法军右翼，牵制了敌预备队的机动，并一度切断敌人运送军火、粮食的交通线，有力地配合了东岭的战斗。入夜，清军进一步调整部署，由苏元春部协助冯军守长墙，王孝祺部守西岭，陈嘉部守东岭，蒋宗汉、方友升部扼守大青山顶峰。冯子材还派人持大令飞调驻扣波的五营冯军前来抄袭法军左翼。附近群众连夜挑水送饭，赶运弹药。将士们磨刀擦槍，修补工事，严阵以待。经过一番整顿，前线军民更加同仇敌忾，决心与侵略者血战到底。 3月24日晨，尼格里指挥法军分三路再次发起冲击。在侥幸取胜的心理支配下，尼格里首先派其副手陆军中校爱尔明加率兵一部，利用大雾偷偷向大青山顶前进，企图突然夺取大堡，控制东岭制高点；但由于地形险峻，道路难行，法军偷袭未逞，不得已沿原路退回。上午11时许，尼格里见山顶久无动静，以为偷袭部队已不战而占领了山顶大堡，便命令以猛烈炮火轰击清军正面防御工事，企图掩护沿谷地前进的法军接近长墙，配合东岭法军一举突破关前隘阵地。冯子材立即传令各部统领：“有退者，无论何将遇何军，皆诛之！”1并于各路设卡，堵截逃兵。当敌人接近长墙时，冯子材持矛大呼，率领两个儿子跃出长墙，冲入敌阵，展开白刃格斗。全军将士见主帅身先士卒，一齐大开栅门，向敌人冲去。当地人民群众和部分散兵游勇也主动前来助战，“伺便随处狙击”2。中午，从扣波赶来增援的五营冯军在游击杨瑞山、都司麦凤标等率领下，由摩沙村（龙门关西口）冲进龙门关，突然出现在法军侧后，给进攻之敌以意想不到的打击。经过一场激烈的殊死战斗，中路法军狼狈退回谷地。在关前隘长墙激战的同时，陈嘉、蒋宗汉相继率部反复争夺被法军占领的东岭三座堡垒。直到傍晚，王德榜部在击溃敌之增援部队及消灭其运输队后，从关外夹击法军右侧后，配合东岭守军夺回了全部敌占堡垒。这时，王孝祺部也已击退沿西岭进攻之敌，并由西岭包抄敌后。法军三面被围，伤亡甚众，后援不及，弹药将尽，开始全线溃散。于是，尼格里不得不下令撤退，法军丢下数百具尸体，狼狈逃回文渊。 冯子材指挥东线清军取得了镇南关大捷，共毙伤敌军精锐近千人，缴获大批槍炮、干粮，大大鼓舞了中越两国军民的斗志，沉重打击了法国侵略者的气焰。这是中法战争中关系全局的一战。它不仅使北圻东线反攻转败为胜，而且使整个战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法人自谓入中国以来，从未受此大创。”13月27日晚，法军惨败的消息传到巴黎，立刻在法国统治阶级中引起巨大的震动和恐慌。他们害怕因此而动摇法国在远东初步建立起来的殖民统治，因而群起抨击茹费理的远东政策。法国人民也纷起反对茹费理政府的殖民战争。3月29日，法军在谅山惨败的消息接踵传至巴黎，茹费理内阁随即于3月31日在一片责骂声中垮台了。 东线法军经镇南关惨败之后，人数不满二千，在文渊稍事休整，主力即仓卒撤至谅山，和已经到达那里的援兵会合，总数增加到四千五百人左右。冯子材为了不给溃败之敌以喘息机会，于3月26日亲率所部及王孝祺部出关进攻文渊，并通知王德榜部由小路抄袭敌之右翼。文渊守敌倾巢出战，清军“分路四面环攻，槍炮雨密”2。战不多时，守敌头目中弹落马，余众溃逃，清军立将文渊收复。 这时，越南义军已在谅山通往那陽、屯梅等交通线上加紧袭扰，给法军后方以很大威胁。尼格里企图坚守谅山，等待更多援兵到达后再次进犯镇南关，做了如下部署：主力扼守驱驴北面的一个高地，以确保驱驴，屏蔽谅山；一部兵力配置于淇江（今奇穷河）南岸，分守通向谷松、屯梅的交通要道；将老弱残兵编成“城堡班”，驻守谅山城垣碉堡。 冯子材鉴于谅山为越南北部军事要地，“若不急先攻取，实难成破竹之势”。并且认为，法军连战皆败，心胆已寒，“与其明攻多损士卒，不如暗取包易见功”。因此，与苏元春等密商，“以正兵明攻驱驴，出奇兵暗取谅山”。13月27日，冯子材派杨瑞山率所部绕道而进，乘夜渡过淇江，于次日黄昏潜至谅山，散伏城外各处。 3月28日，冯子材、苏元春、王德榜、王孝祺各部次第向前挺进，分三路逼攻驱驴：冯子材、苏元春率主力进攻正面；王孝祺部和冯军一部进攻西面；王德榜部进攻东面。法军依托驱驴北面高地的坚固工事，负隅顽抗，阻止了清军的进攻。尼格里鉴于其左翼和正面阵地工事坚固，而东面地形较难防守，决定由爱尔明加率军一部，向东面的王德榜部发起反击。下午2时许，冯、苏两部趁敌人调动兵力、正面防御力量有所减弱之机，再次发起猛烈攻击。激战中，尼格里胸部中弹重伤，接替指挥的爱尔明加随即下令向淇江南岸撤退。谅山守敌在慌乱中砍断浮桥，致使部分法军在溃逃中落水溺死。之后，法军退入谅山城，并立即部署分两路向南撤退。 3月29日拂晓，清军主力徒涉淇江，向谅山挺进。在此之前，埋伏于城外的杨瑞山部乘法军熟睡之机，突然发起攻击。城中法军仓皇应战，一片混乱。杨瑞山等“督率各营员弁、勇丁，蚁附而上，劈开城门，兵刃交下”2。法军死伤累累，残部向南逃窜。清军追击二十余里，并边进边搜山，从山谷中俘获不少敌人。 清军在克复谅山的过程中，共毙伤法军近千人，并缴获大量军械物资，仅杨瑞山部就夺获大小火炮三十余门。 谅山既克，清军乘胜分东西两路向南追击。3月31日，东路陈嘉部及王德榜部攻克谷松，西路冯军一部克复屯梅，进逼郎甲。法军犹如惊弓之鸟，一口气逃到郎甲、船头一带。 在这大好形势鼓舞下，越南义军的活动更加频繁。北宁总督黄廷经集合各路义民二万余人，“建冯军旗号，自愿挑浆饭，作向导，随军助剿，或分道进攻”1。河内、海陽、太原、西贡等地人民也纷纷酝酿起义，盼望清军早日挥戈南下，赶走法国侵略者。冯子材决定于4月中旬亲率东线全军进攻北宁、河内；唐景崧部也准备出牧马，攻太原；广东方面，准备派兵出钦州，沿北圻东海岸进攻广安；会办云南军务鲍超所部三十余营生力军正向龙州前进，随时准备入越；西线滇军也已克复广威等地，正向兴化发展进攻。但就在这时，清廷下达了妥胁求和的停战撤兵令，彻底破坏了前线军民乘胜进军的作战计划。 第七节 战争的结局与经验教训 一、中法战争的结局和影响 中国军队在北圻的军事胜利，为中越两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最后胜利带来了光明的前景。然而，本来就是被迫宣战的清朝政府，这时不仅没有利用这种极为有利的形势，去争取战争的彻底胜利，反而把军事胜利当作求和的资本。李鸿章在谅山大捷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叫嚷：“当借谅山一胜之威，与缔和约，则法人必不再妄求。”2清朝最高统治者立即采纳，表示仍然愿意按照金登干与法国外交部政务司司长毕乐在巴黎已经谈妥的条件恢复和平。法国方面，军事失败和由此而引起的政局混乱，迫使它同样急切地希望按已经谈妥的条件终止战争，所以不待新内阁成立，便由总统授权毕乐于1885年4月4日与金登干匆促签订停战协定。 4月7日，清廷向前线各军下达定期停战撤兵令，规定：越南宣光以东，4月15日停战，25日中国军队撤回，5月5日齐抵广西边界；宣光以西，4月25日停战，5月5日撤军，6月4日齐抵云南边界；台湾于4月15日停战。 前线将士接到停战令后，莫不痛心疾首，不肯退兵。冯子材等致电张之洞，要求奏请清廷“诛议和之人”，表达了爱国将士对屈辱求和的卖国贼的无比义愤。张之洞、左宗棠、彭玉麟等也都极力反对撤兵。但清廷一意孤行，竟电告张之洞：“冯、王若不乘胜即收，不惟全局败坏，且孤军深入，战事益无把握；……著该督遵旨，亟电各营，……如期停战撤兵；倘有违误，惟该督是问！”1就这样，前线军民浴血奋战赢得的胜利，被腐败无能的清统治者白白断送了。 6月9日，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巴德诺在天津签订《中法天津条约》，主要内容是：（一）中国承认越南是法国的“保护国”；（二）在中国边界指定两处通商，法国可在此设领事馆；（三）法国所运货物进出云南、广西边界，应纳各税照现在通商税则减轻；（四）中国日后修筑铁路时，应与法国商办；（五）法国撤退其在基隆和澎湖的军队。显然，法国侵略者利用清廷的昏庸怯懦，在战争失败的情况下，仍然达到了它发动这次战争所要达到的目的。“法国不胜而胜，吾国不败而败”，这就是当时人对中法战争结局所作的评价。这种奇特现象，无疑是中外战争史上所罕见的。 在中法战争期间，清政府“耗帑金二千余万”2，不得不大借外债。据统计，从1883年9月到1885年3月，直接用于军费，以“广东海防”、“福建海防”、“援台规越”、“滇桂借款”、“神机营借款”等名义所借的外债共八次，总数约为库平银一千七百六十万两。1当然，法国侵略者也不可能不付出代价，那几年，仅军费即达十二亿法郎，死伤士兵数以万计。 中法战争结束后，清政府深恐卓有功勋的黑旗军以越南西北部为根据地，继续抗法，或联合滇、桂人民反抗清廷；法国侵略者对黑旗军更是又恨又怕，声言黑旗军一日不离越境，法国就一日不交还澎湖。于是，清廷诱之以官禄，接二连三地催刘永福率部回国。在法国侵略者和清政府的威逼与利诱下，刘永福终于在1885年9月率三千人入关，次年被委派为南澳镇总兵。他所带回的黑旗军战士，最后仅剩下三百人，百分之九十被逐次解散了。 中法战争是由于法国资产阶级政府推行殖民扩张政策，进一步侵略我国邻邦越南，并企图以越南为基地，进而侵略中国引起的。中国为了阻止法国吞并越南和保卫中国领土而进行的反侵略战争，完全是正义的战争。从军事上说，中国军民在这次规模远比两次鸦片战争为大的战争中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取得了胜利，使法国在“北黎事件”后一直坚持的“踞地为质”、索取赔款的企图终究没有能够全部实现。可是，由于清朝政府怯懦妥协，最终造成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的结局，从而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影响。首先，清政府在战争中所表现的软弱态度，进一步助长了早已垂涎中国的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野心，以致边境危机愈益加重。其次，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扩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日益加深了。中法战争以前，沿海各省虽已门户洞开，内地商埠则还不多；中法战争以后，到九十年代初，为外国开辟的商埠共有三十多处，不仅分布于沿海和长江两岸，也出现于内地和甘肃、新疆、蒙古、西藏等边远地区。根据《中法天津条约》，清政府还首次给予外国在中国修筑铁路的权利，这样，外国侵略者不仅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和沿海、内河的航行权，而且控制了中国的陆路交通命脉。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侵入中国广大地区和渗透到许多重要经济部门的结果，使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越来越遭到破坏。此外，中法战争的失败，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深，以及清政府更趋反动和腐败，促使人们为改变自己国家的命运而寻找新的出路，于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开始汇合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思潮，为后来的变法维新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二、中法战争的经验教训 在中国近代战争史上，除收复新疆之战以外，历次反侵略战争都遭失败，但就中法战争来说，军事上虽互有胜负，而最终胜利却属于中国军民。这一胜利的取得，决不是偶然的，而是中法双方各种条件在战争中发展变化的结果。 （一）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是军事胜利的根本保证 法国的殖民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中国人民发扬了反对外来侵略、支持正义战争的革命传统，英勇顽强地开展抗法斗争，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清统治者的妥协投降活动，而且沉重打击了法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在法国殖民统治下的越南人民，愤于侵略者的暴行和民族败类的无耻行径，也纷纷起义，直接打击侵略者和依附法国殖民者的文武官员。战争爆发前，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高举义旗，助越抗法，在纸桥、怀德、丹凤等战斗中屡创法寇，给中越两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同时，也推动了清统治集团中部分官吏积极提出抗法的主张，并最终促成了清朝政府的抗战。在战争的各个阶段和各个战场上，中越两国人民主动支援前线，参加战斗，给前线将士以巨大的鼓舞和支持。临洮战斗前后，云南农民军和越南各阶层人民数千人编列成营，参加赴越滇军序列，并肩战斗，开创了红河中上游反攻作战的有利局面。在保卫台北和东南沿海的历次战斗中，当地人民群众自动武装起来，英勇抗敌，加上沿海军民积极参加渡海援台的反封锁斗争，从而稳定了这一重要战场的防御态势，牵制了大量法军。特别是当法国侵略者进逼广西国境、民族危机十分严重的时刻，进一步激起了中国广大军民的抗法热情。在镇南关、谅山大捷过程中，边疆各族人民踊跃参战，予冯子材军以积极支持，热情鼓励。越南人民也“争为耳目，敌人举动悉来报知，近自北宁，远至西贡，皆通消息”1。冯子材在镇南关大捷前的两次主动出击，就是由于越南人民及时提供情报而先发致胜的。除直接参战外，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还表现在其它各种形式的斗争方面，如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反教会斗争，1884年9、10月间香港中国工人拒绝修理受伤法舰和搬运作战物资的斗争，以及旅居旧金山、日本、古巴等地的海外侨胞积极捐款等等，也都有力地支援了这次反侵略战争的进行。 （二）前敌将领是否得力，有无集中统一指挥，是能否取得作战胜利的关键之一 北宁作战时，由于徐延旭调度无方，招致惨败。陆路反攻前期，桂军又一败涂地，重要原因之一，也在于没有一个象样的统帅人物，实施集中统一指挥。当时，潘鼎新名义上节制东线各军，实际上责任不专，指挥不灵，加上他本人昏聩无能，毫无威望，不能组织各部的协同行动。谅山失陷前一日，潘鼎新才电告李鸿章：“军情瞬变，请饬各军均暂听调派”1。几天之后，清廷正式明确：镇南关外各军均归潘鼎新调遣，以一事权。然而，此时谅山已经陷落了。后来镇南关反击作战时，由有威望而又勇负重责的老将冯子材担任前敌总指挥，集中统一了前线军队，采取了适合当时情势的战法，加强了战场指挥，才使各部密切协同，并力杀敌，接连取得了扭转全局的镇南关和谅山大捷，保证了陆路反攻的最后胜利。 （三）武器装备的改善，技术战术的提高，是夺取作战胜利的重要因素 中法战争时期，世界军事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国也随着洋务运动的继续开展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军事状况。当时，中国军队在武器装备特别是海军舰艇方面虽然仍比敌人差得很远，但和两次鸦片战争时期相比，这种差距已经相当明显地缩小了。这是中法战争与两次鸦片战争主要不同点之一，也是法国侵略军不能轻易取胜，并最终在军事上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随着战争经验的不断积累，部分中国军队在战术运用上比较地注意了避敌之长，补己之短。如镇南关、谅山大捷过程中，依靠边疆各族人民群众的积极参战和支援，选择有利的地形条件，构筑较坚固的防御阵地，集中优势兵力，进行有把握的决战等。又如基垄淡水抗登陆作战中，预设埋伏，引诱敌人上岸，待其脱离舰炮火力支援后，与之短兵相接，近战歼敌。再如镇海海岸防御作战中，事先堵塞航道，封锁港口，合理部署兵力，利用事先构筑的防御工事，水陆结合，连续打退了孤拔舰队的进攻和偷袭。又如滇军和黑旗军普遍构筑地营，大大减弱了敌人的武器优势，在左育阻援、临洮败敌等战斗中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实践证明，战争是各种因素的全面较量，人的勇敢，加上武器的精良和战略战术的正确，才能取得作战的胜利。 （四）貌似强大的侵略者，不是不可战胜的 中法战争的经过表明，侵略者在军事上的一时强大是不足畏的。法军并不象当时清朝政府中的主和派所形容的那样厉害可怕。黑旗军以简陋的武器装备多次痛歼法寇，冯子材指挥的镇南关、谅山大捷等，都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了这点。纵观战争全局，法国侵略者的有利因素并不多，不利因素却不少，特别是它发动的战争是侵略的非正义的战争，政治上是不得人心的，加之它的战线很长，兵力不足，远隔重洋，补给困难等，使它并不具备必胜的条件。它的战略决策主要是建立在清军不敢打、不能打的基础上的，是一种以军事冒险配合政治讹诈的政策。在作战指导上，法又犯有逐次增兵和分散兵力的错误。如果清军在海上集中舰队，陆上集中兵力，采取积极坚决抗击的方针，实行集中统一的指挥，那么，法军无论在陆地、海上，都将遭到更大的失败。至于它将大量舰只驶入闽江口，长期与中国舰船首尾相连地同泊一处，完全是一种极端冒险的军事赌注。如果清廷稍有胆识，敢于趁涨潮的有利时机先发制敌，则全军覆没的很可能不是福建海军，而是孤拔舰队。法军对基隆的占领及其在台北与清军的长期相持，也是它在军事战略上的一大错误。对此，巴德诺和孤拔均曾深为忧虑，他们“怕这个占领，对于（中国）中央政府不能发生任何效力，甚而使它安了心，因为它知道所有孤拔提督能支配的援军，从此停滞在台湾，不能活动了”1。沙俄外长则嘲笑法军攻台不过是“蜂螫象背”而已。法军在北圻战场上的一时得势，主要是利用了清军前敌将领的无能，一旦清军加强了前线指挥，貌似强大的法国侵略军便难免连战皆败，狼狈溃逃。（五）清王朝的妥协求和政策，导致了中国的“不败而败”和两次鸦片战争一样，清统治者在对待中法战争的态度上，也总是和人民的意志背道而驰。尽避他们从自身的统治利益出发，有时不得不下令对侵略者进行某些抵抗，但始终没有坚定的抗战决心；即使在不得已而决心一战时，依然寄希望于外交谈判解决问题。这正好适应了法国侵略者外交讹诈与军事冒险相结合的战略需要，也给了其它资本主义列强和政治投机分子如赫德之流以“调停”为名从中渔利的机会。更为严重的是，清廷的妥协求和政策，大大束缚了前线军民的手脚，招致了战争过程中的多次失利，并造成在作战胜利的情况下反而卑屈求和的可耻结局。本来，当时法国侵略者在普法战争中新败于德，元气稍有恢复便大举向非洲和远东同时扩张，力量是非常有限的，特别是直接进攻中国本土，不但力不从心，而且不可避免地和英、德、美等资本主义列强的在华利益相冲突，在某些方面受到它们的制约（如战区限于长江以南，且不得进攻上海、广州等等）。法国统治集团内部对发动这场侵略战争是有很大分歧的。它之所以终于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并逐步升级，正是利用了清王朝一再妥协求和的软弱立常 当时，中国虽在海军方面居于劣势，难与法军在海上争雄，但陆军却占有兵力优势，而且桂军、滇军、黑旗军等基本上都是本地人，能适应当地自然环境，熟悉地形，又有人民群众的支援，只要作战方针正确，选将用兵得当，彻底打败投机冒险、兵力有限的法国侵略军，是完全可能的。无奈清政府在政治上妥协求和，在军事上也就无所作为。因此，前线军民的抗战胜利，不仅未能根本改变中国反抗外国侵略的战略形势，反而成了最高统治者屈辱求和的资本，最后造成“不败而败”。这种历史的悲剧，一方面加深了中国人民的灾难，另方面也进一步暴露了清王朝的腐败无能，加速了它自己的灭亡进程。 第一节 战前形势 日本原是一个如同中国一样的闭关锁国的封建国家，自1854年美国用武力强迫它打开门户之后，德川幕府（1603—1867年）相继同美、英、荷、俄、法等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促使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尖锐，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连绵不断，反对幕府统治和外国侵略，要求实行资本主义改革的“尊王倒幕”、“尊王攘夷”运动迅速展开。1868年1月，日本倒幕派发动政变，迫使将军德川庆喜把政权交给十五岁的睦仁天皇。同年，睦仁改元“明治”，称明治天皇。接着，明治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和措施，促进了日本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日本近代史上发生的这次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史称“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取得了和中国的洋务运动截然不同的效果，使日本较快地摆脱了半殖民地化的危机，由封建社会迅速地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建成了当时亚洲唯一独立自主的资产阶级国家。然而，明治维新又是一次很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这主要表现在国家制度和社会生活中保留大量封建因素，特别是天皇制及其军国主义。明治政权实际上是地主与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具有特殊的反动性和侵略性。它对内残酷压迫劳动人民，对外疯狂扩张掠夺，使日本很快走上了“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1道路。 早在明治政权成立之初，日本统治集团就确定了以侵略扩张为其最高国策，并炮制了一个把矛头首先指向中国和朝鲜的“大陆政策”2。明治天皇在即位当年发表的《天皇御笔信》中，声称日本要“开拓万里波涛”，使“国威布于四方”3，就是要以武力征服世界这一狂妄野心的明显暴露。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日本统治集团为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立即开始实践其“大陆政策”。1872年，日本政府擅自宣布琉球为其“内藩”。1874年，又以琉球船遇风飘至台湾，被台湾居民劫杀数十人为由，悍然出兵侵袭中国领土台湾。这次入侵，虽然因遭到台湾军民的英勇抗击而未能达到霸占台湾的目的，但腐败的清王朝却向日本赔款五十万两，从而助长了它以后的侵略野心。随后，日本便把侵略的魔爪伸进了朝鲜。 早在明治初年，日本统治集团中就有人积极主张西征朝鲜，掀起“征韩论”。七十年代中期以后，“征韩论”更是甚嚣尘上。朝鲜毗连中国的东北地区，是日本通向中国的桥梁，也是日本海入口处的锁钥阵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此，日本侵略者把朝鲜视为“保全皇国之基幢，“进取万国之根本”1，亟欲占领它。这样做，虽然同俄国在远东的侵略政策发生尖锐的矛盾，但当时俄国在远东的势力有限，西伯利亚铁路尚未兴建，没有力量阻止日本向朝鲜扩张。英国虽不愿意日本妨害它在中国的侵略特权，但为了钳制俄国南下，不反对日本的侵朝行径，甚至向日本官员示意，“如果日本不把矛头指向台湾而去侵略朝鲜，将得到英国的援助”2。德国当时正在觊觎中国和朝鲜，也希望日本发动战争，以便趁火打劫。美国则想“利用日本在远东与英法抗争”3，采劝对日友善”的政策。日本正是在这种有利于它的国际形势下，加快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步伐。 中国和朝鲜是唇齿相依的邻邦，两国人民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清朝统治者同朝鲜统治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历史关系。这种关系，成为朝鲜政府向清朝政府求援和清政府给予外交以至军事援助的根据，有利于中国和朝鲜在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中加强联系与合作。但是，当时光绪帝载淳尚未成人，由西太后慈禧垂帘听政。西太后是一个顽固的守旧派，她挥霍无度，置国家命运于不顾。而掌握清朝军事和外交大权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是慈禧的宠臣，在日本侵朝问题上，采取所谓“息事宁人之计”1。1876年日本胁迫朝鲜签订不平等的《江华条约》时，李鸿章不但不向日本提出抗议，反而密劝朝鲜政府与西欧各国通商，企图以此牵制日本和俄国。他在给朝鲜原任太师李裕元的信中说：“为今之计，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乘机次第亦与泰西各国立约，借以牵制日本。……至俄国所据之库页岛、绥芬河、图们江一带，皆与贵国接壤，形势相逼。若贵国先与英德法美交通，不但牵制日本，并可杜俄人之窥伺，而俄亦必随即讲和通好矣。”2李鸿章的这种所谓“以敌制敌”的政策，不但没有牵制日本的步步进逼，反而使美、英、德等西方列强趁机侵入朝鲜。 1882年7月23日，汉城发生“壬午兵变”，日本乘机胁迫朝鲜签订《仁川条约》，取得了在汉城驻军的特权。1884年，日本趁中国忙于中法战争之机，在朝鲜制造“甲申政变”，又胁迫朝鲜签订《汉城条约》，并于第二年迫使清政府与之签订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这个条约肯定了日本有向朝鲜派兵的特权，为中日甲午战争时日本出兵朝鲜提供了借口。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统治集团中一部分人鉴于清朝政府在中法战争中的怯懦表现，主张“速取朝鲜，与中国一战”；一部分人则认为日本实力尚弱，有待加强，同时，深恐战争一起，俄国趁机南进，夺占朝鲜，坐收渔利，因而主张继续积蓄力量，“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三五年后，“看中国情形再行办理”。3明治天皇采纳了后一种意见。 九十年代初，日本爆发了第一次经济危机，国内各种矛盾十分尖锐。这时，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眼中，为了摆脱危机，除发动侵略战争外，似乎再没有其它可供选择的余地。于是，1892年组阁的伊藤博文，便抓紧进行侵华战争的临战准备了。 第二节 日本侵华的军事准备与中国的军事概况 一、日本侵华的军事准备 日本政府为对中国和朝鲜发动一场侵略战争，在军事上进行了长期的准备。 （一）改革军制 日本的明治政府从诞生之时起，就具有浓厚的军国主义倾向。在“富国强兵”的总方针指导下，加紧进行军制改革，建立和扩充适应近代军备的军队。早在1871年，便从参加倒幕军事行动的部队中挑选精壮八千人，组成“御亲兵”（后改称近卫兵），然后整顿原属各藩的军队，并实行中央集权的“镇台”制1，在全国设立东京、东北（今仙台）、大阪、西海（今熊本）四个镇台（后又增设名古屋、广岛两镇台）。1872年，为适应武装力量的发展，废除1869年设立的兵部省，分设陆军省和海军剩1873年初，颁布《征兵令》，用普通义务兵役制取代武士职业兵役制，正式着手建立拥有现役和预备役的近代常备军。1878年，设立直属于天皇的参谋本部（与内阁并行的机关），由它掌管用兵作战等军事大权，政府无权过问。这意味着军国主义制度的进一步强化。为适应对外战争需要，日本还陆续创办各种军事学校，制定各种军事条例、章程、官制等，并多次修改陆军编制和《征兵令》。 （二）扩充军备 早在1880年，日本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就以其详细论述中国军备情况的《邻邦兵备略》呈于天皇，力言为了准备日中战争，扩充军备是当务之急。1882年朝鲜“壬午兵变”之后，参谋本部便着手制订具体的对华作战方案，变本加厉地进行扩军备战活动。至1890年，日本军费开支占国家预算的30％，1892年高达41％强。自1883年至1895年，共开支陆海军费二亿六千九百余万日元。1 七十年代前期，日本陆军兵力按平时编制为三万一千余人，战时编制为四万六千余人；海军只有十七艘军舰（大部为木制舰），总排水量为一万三千八百吨。经过大力扩充，至甲午战争时，按新的战时编制进行动员，陆军七个师团（含近卫师团），加上屯田兵团和对马警备队等，总兵力可达二十二万余人。2海军则拥有军舰三十一艘，鱼雷艇二十四只，加上四艘代用军舰（武装商船），总吨位达七万二千六百余吨。3其中一部分舰只编成常备舰队，其余分属于横须贺、吴、佐世保三个镇守府。 按照新的战时编制，日本陆军每个野战师团的兵力编成为：两个步兵旅团（每旅团辖两个联队，每联队辖三个大队，每大队辖四个中队）、一个骑兵大队（辖三个中队）、一个炮兵联队（辖两个野炮大队、一个山炮大队，每大队辖两个中队）、一个工兵大队（辖两个中队）、一个辎重兵大队（辖两个中队）。七个师团总计将佐以下十二万三千余人、马三万八千余匹、野炮一百六十八门、山炮七十二门。根据战时需要，可将若干师团合编为一个军，军配有野战电信队和军兵站部等。中日甲午战争时，日本实际动员兵力达到二十四万零六百一十六人，其中十七万四千零一十七人在国外参战，六万六千五百九十九人留守本土。 在扩军备战过程中，日本当局还抓紧军国主义教育，对士兵灌输绝对尊崇和效忠天皇的思想，培养封建的“武士道”精神。1878年以陆军卿名义发布的《军人训诫》，1882年以天皇名义发布的《军人敕谕》，都是强调军人应该绝对遵守“武士道”的“忠节”、“武勇”、“礼仪”等等，使之成为穿军装的奴隶，在侵略战争中盲目地为统治集团卖命。 （三）改善武器 明治初年，日本大多使用从英、法、荷等国购入的旧式槍炮，后来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迅速发展，适应军国主义的需要，建立起本国的军事工业体系。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日本军工生产已经具有相当规模，生产了一定数量的槍炮弹药和舰船，为发动侵略战争提供了初步的物质保证。 1880年（明治十三年），日本陆军中佐村田经芳对“施涅德”、“李·恩飞”等后装线膛槍作了改进，制成“村田十三年式”单发步槍（口径十一毫米、最大射程二千四百米），后又改进为“村田十八年式”（加大初速，缩短槍身，以减轻重量）。随着无烟火药的使用，又于1889年制成“村田二十二年式”连发槍（口径为八毫米、最大射程达三千一百多米）。甲午战争中，日军步兵除近卫师团和第四师团装备有村田式连发槍外，其余主要使用村田式单发槍。 1885年以后，日军装备的火炮，主要是大阪炮兵工厂生产的口径七十毫米、最大射程为五千米的青铜野炮，和最大射程为三千米的青铜山炮。野炮以六匹马拖行，山炮炮身和炮架可以分解，用三匹马驮载。 从1872年起，日本着手自造军舰，以求改变海军落后的局面。1877—1884年，共自造六百至一千五百吨的军舰六艘，并基本掌握了英法造船技术。以后执行新的造舰计划，在1887—1893年间，造成钢骨铁皮舰和钢质舰共八艘，总排水量为一万三千二百五十吨。与此同时，又从英法等国购入军舰八艘，总计二万七千余吨。1这些军舰都具有当时较先进的技术水平，装备有较多的速射炮。它们编入舰队以后，使日本海军面貌为之一新，战斗力大为提高。不过，由于日本财力毕竟有限，无力购买和建造大型装甲舰，而又企图击穿中国北洋舰队七千吨级的装甲舰“镇远”和“定远”，只好在四千二百多吨的“桥立”、“严岛”、“松岛”三艘军舰上装配三十二厘米口径的大炮，开创了世界造舰史上罕见的“奇迹”。 （四）实地侦察 在扩军备战的同时，日本当局还不断派遣大批特务，到中国和朝鲜进行实地侦察，搜集有关情报。早在参谋本部成立的第二年，就以“武官”、“留学生”等名义派遣官员来华，刺探清朝政府各方面的情况。1880年山县有朋上呈天皇的《邻邦兵备略》，就是根据派遣人员的见闻与调查编撰而成的。1893年4—7月间，日本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等又亲自溜到朝鲜釜山、仁川和中国天津、北京、上海、南京等地，重点窥探中国的军备、士兵训练、军队装备、地形地貌等等。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侵略者早就绘好了包括朝鲜和中国东三盛渤海湾在内的详细军用地图，上面标明了这些地区的每一座小丘和每一条道路。 （五）战备演习 为做好实战准备，日本还多次进行各种军事演习。1889年2月，专门制定了《陆海军联合大演习条例》。在次年3月举行的陆海军联合大演习（“尾参大演习”）中，共动员官兵三万余人、军舰二十艘、运输船三只。1892年10月，又举行有二万七千余人参加的陆军特别大演习，除检验一般内容外，还特地演习了预备役的动员、军队的铁路输送等项目。 1893年5月，日本制定《战时大本营条例》。至此，侵华战争的各种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二、中国的军事概况 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陰谋，清朝政府缺乏清醒的估计，始终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没有进行足够的战争准备。但自琉球事件以来，清朝统治集团中的某些人对于日本的狂妄野心，还是有所察觉的，因此，随着洋务运动的继续进行，不断增强防御能力。特别是朝鲜“壬午兵变”和“甲申政变”之后，清朝政府加深了对“日本近在肘腋，永为中土之患”1的认识。鉴于中法战争的教训，深感有必要加强防御措施，以备不虞。由于日本是东方岛国，因此，清政府为对付日本侵略而采取的各种措施，始终以筹办海防、建设海军为第一要务。 （一）筹办海防 日本侵台事件之后，李鸿章等见日本学习西方兵制兵法，与英国勾结，“其势日张，其志不小，故敢称雄东土，藐视中国，有窥犯台湾之举”，“今虽勉强就范，……将来稍予间隙，恐仍狡焉思逞”1，建议清廷从速筹办海防。于是，经过总理衙门奏准，海防问题被列为“当务之急”、“久远之图”。可是，当时中国生产力很低，加之宫廷挥霍，官吏贪污，外债累累，财政拮据，海防筹款非常困难，只好由各省必协款，分年呈解。户部初定南北洋海防经费每年四百万两，实际上历年解送不足半数，以致海防建设进展缓慢。尽避这样，南北洋沿海各口的防务毕竟有所加强，主要是兴建或重修了一些新式炮台，添置了一批新式岸炮，并在重要海口增设水雷营，加强海防兵力。 北洋所辖直隶（今河北）、山东、奉天（今辽宁）三省，沿海各口较南洋为少，但由于地近京师，又和日本、沙俄二强相近，故北洋海防始终被置于优先地位。其中直隶的津沽海口更是京畿门户，“北连辽东，有旅顺、大连以为左翼，南走登、莱，有威海卫以为右翼，为北洋第一重镇”2。清朝政府一贯重视此处防务，鸦片战争以后，又陆续修筑了大沽、北塘、新城等处炮台，并以芦台为北塘后路，设营驻守。筹办海防以来，李鸿章复于上述各处增筑近代炮台和营垒，增调淮、练各营驻守，并将沿海防区一直延伸至山海关一带。李鸿章又鉴于旅顺和威海卫扼渤海之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对其防务同样予以特别关注。从1882年起，在旅顺口的黄金山顶，仿筑德国新式炮台3，安设巨炮，海口内布置水雷，并于沿岸便于登陆之处择要埋设地雷，后又在大连湾老龙头等处筑炮台多座。在威海卫，则筑南北岸炮台，继又增筑黄泥崖、灶北嘴等新式炮台，并于刘公岛新筑地阱炮台，设二十四厘米口径后膛巨炮于隧道内，用机械升降，颇为灵便，其西之黄岛，水中之日岛，都筑炮台，与南岸相应。经过多年经营，使旅顺和威海卫两处成为两个重要的海军基地。甲午战争前，总计直、东、奉三省沿海各口驻有马、步、水师共五十余营，其中约二万人用于把守沿海各炮台。1 （二）建设海军 建设海军是与筹办海防紧密相关的一环。早在筹建之初，李鸿章等就积极主张购买外国铁甲军舰，认为“必有铁甲船数只，游弋大洋，始足以遮护南北各口”2。所以，尽避筹款至艰，还是耗费巨资，从国外进口了一些舰船。据统计，自1875年至甲午战争前，共向英、德等国订购舰艇四十六艘，计有七千吨级铁甲舰二艘、钢甲舰一艘、巡洋舰八艘、炮舰十三艘、鱼雷艇二十二只。与此同时，福建船政局和江南制造总局造成各种小型舰船二十三艘。这些舰只，大部分编入由李鸿章直接控制的北洋海军。 中法战争中，福建海军几乎全军覆没，但所损舰只大多属于同治年间福建船政局自造的木质兵船，故对整个海军实力的影响不大。1885年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的成立，标志着筹建海军的活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此后数年，除加紧训练南北洋所属各舰外，又添购新舰，并增设水师学堂，抓紧培养海军专门人才。1888年，海军衙门奏定北洋海军官制，设提督一、总兵二、副将五、参将四、游击九、都司二十七、守备六十、千总六十五、把总九十九、经制外委四十三。同年，拥有舰艇二十五艘的北洋舰队正式成军。由李鸿章推荐，委派淮系将领丁汝昌为海军提督，由留学英国的刘步蟾、林泰曾分任右、左翼总兵兼“定远”、“镇远”舰管带。甲午战争爆发前，中国拥有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舰队，共计大小军舰七十八艘（不包括其它武装运输船）、鱼雷艇二十四只，总排水量八万余吨，约有炮六百余门、鱼雷发射管近七十具。除北洋舰队外，其余三支舰队船数虽不算少，但大多为陈旧小舰。战争爆发后，参战海军只有北洋舰队和参加北洋操练的广东舰队的“广甲”、“广乙”、“广丙”三舰。 （三）整顿陆军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中国陆军一直处于新旧并存的局面，既有防军、练军和勇营，又有早已形同虚设的八旗、绿营，兵制相当混乱。中法战争以后，清廷力图通过裁额并饷等办法改革绿营，并加强防、练各军的整顿。由于偏重海防，陆军的改革和整顿收效不大。直至甲午战争前夕，能出征的部队主要是防军、练军，其中防军保持的编制又比练军较为接近战时水平。按照当时编制，步兵每营定额为五百人，骑兵每营二百六十三人，由于军饷不足和各级官吏吃空额，实际上步兵平均每营只有三百五十人左右，骑兵每营约二百五十人。全国防、练各军（不含八旗、绿营）步兵八百六十二营、骑兵一百九十二营，按上述人数推算，共约三十五万余人，加上战争爆发后临时招募的数十万新兵，总共有近百万军队。但是，这些军队分散于全国各地，由于交通不便和各分畛域等原因，战时很难集中。甲午战争爆发后，实际参战的主要是直隶、山东和东三省的军队，后期从其它各省调来的军队，特别是刘坤一统率的湘军，只是赶上尾声，没有起到多大作用。 （四）改善装备 中法战争以前，中国只能生产几种弹药和水旱雷，以及来福前膛槍、马梯尼后膛槍和林明敦后膛槍等，而且为数不多。中法战争以后，军工生产能力有所提高，为改善清军装备创造了一定条件。但由于自造数量甚为有限，不得不继续以高价从国外进口武器装备。各地将军、督抚各自与外商订购，以致式样参差，弹码互异，彼此不能通用，给作战和后勤供应带来不少困难。甲午战争中，参战清军主要使用前膛来福槍和后膛毛瑟、黎意、马梯尼、哈齐开斯、林明敦等槍。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土槍、抬槍和刀矛等旧式武器。 在备战过程中，清朝政府除仿造和购买近代槍炮等武器以改善装备外，还兴办了一些为军事服务的其它企事业，如铁路和电报等等。 “初，法越事起，以运输不便，军事几败。事平，执政者始知铁路关系军事至要。”1于是，把铁路视为“海防要工”，并归入海军衙门管辖。至甲午战争爆发时，已修通天津至山海关的铁路，并向关外延伸六十四公里，加上台北至基隆与台北至新竹的铁路，总长约四百公里。尽避为数甚少，但对于增强沿海军事运输能力，改善海陆联防态势，确曾起过不小的作用。 出于同样动机，李鸿章极力倡办电报事业。1880年，于天津设立电报总局。次年，即建成津沪陆线，使南北洋讯息相通，调兵馈饷，大为便捷。至甲午战争前，除沿海各要地之间以外，内地各主要城市之间也陆续建立了电报联系。战争爆发后，李鸿章还提出：“各军相隔较远，应设行营电线，以通声息；沿海各要口，凭高了远，应设德律风（电话）电线，以报敌情。”2 战区内的电信设施，大致如下：由奉天（今沈陽市），西与山海关、天津、北京连接，东经凤凰城与朝鲜义州相连，南经营口、复州、金州达于大连、旅顺；在山东，从成山角西经威海卫、烟台至莱州，通过济南、济宁分别与天津、上海相连；在朝鲜境内，以汉城为中心，北经平壤、义州与中国相连，东北经加平、春川、狼川直达元山，西通仁川，南达釜山，再通过海线与日本连接。 第三节 战争的爆发和双方战略方针 一、战争的导火线 1894年春，朝鲜全罗道爆发农民起义。在东学党的领导下，起义者举起“尽灭权贵”、“逐灭洋倭”的革命旗帜，反对国内封建剥削，反对西方列强和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6月1日，起义军占领全罗道首府——全州，各地农民纷纷响应，起义势力逐渐波及全国，朝鲜封建王朝惊恐万状。 东学党起义后，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认为借口侵朝的良机已到，不可失之交臂。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也向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建议：“东学党势甚猖獗，韩兵不能镇压，目下趋势必向清国请求援兵，清国政府必容纳此种请求。我国如欲保护在韩臣民，维持帝国均势，殊有出兵之必要。”1 中国方面，李鸿章开始并不主张出兵朝鲜，但当时清朝政府派驻朝鲜的商务大臣袁世凯积极主张派兵“助剿”，并援引日本驻朝使馆译员郑永邦所说“贵政府何不速代韩戡”，“我政府必无他意”2等语，鼓动李鸿章派兵赴朝。这样做正好上了日本侵略者的圈套，因为中国一旦出兵，日本便有了出兵的借口，进而把清朝政府拖入预设的战争陷阱中去。 6月4日，李鸿章接到朝鲜政府关于“酌遣数队，速来代剿”1的正式请求，随即命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派“济远”、“扬威”二舰赴仁川、汉城护商（连同已在仁川的“平远”号共计三舰），并命直隶提督叶志超率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统兵二千余人，由海道赴朝。6月6日，聂士成所率前锋九百人搭乘招商局轮船“图南”号自大沽出发，8日抵牙山口后，换乘驳船，9日于白石浦登陆，进驻牙山。叶志超自率后队一千五百余人，搭乘“海晏”、“海定”号，6月8日自山海关出发，于11日抵达朝鲜，登陆后，与聂部合屯牙山县。在派兵赴朝的同时，按照中日天津条约的规定，由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将出兵情况通知日本外务部，并表明一旦完成镇压东学党起义后，随即班师回国。 在中国派兵赴朝之前，日本内阁会议已于6月2日作出决定，以保护使馆和侨民的名义出兵朝鲜，并立即下达秘密动员令。日本侵略者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政策，命正在休假的驻朝公使大鸟圭介返回朝鲜，由海军陆战队四百余人以“护送”公使为名，直入汉城。接着，又悍然派出一个混成旅团（以驻广岛的第五师团第九旅团为基础，计有第十一和第二十一两个步兵联队、一个骑兵中队、一个野战炮兵大队、一个工兵中队，以及辎重队、卫生队和两个野战医院，共八千余人），由陆军少将大岛义昌率领赴朝，占据汉城至仁川一带战略要地。海军则派出“松岛”（常备舰队司令伊东祐亨的旗舰）、“千代田”、“高雄”、“赤城”、“筑紫”、“大和”、“八重山”和“吉野”等军舰，控制海港釜山和仁川，监视海面，并布设水雷障碍等。 在清军既已前去朝鲜，日军剑拔弩张，战争迫在眉睫之际，李鸿章并未采取紧急措施，做好应战部署，仍然寄希望于“以敌制敌”，徒劳地奔波于俄、英等国驻华公使之间，乞求欧美帝国主义列强出面“调停”，结果四处碰壁。他明知“日兵分驻汉、仁，已占先著”1，非但不与抗争，反而于7月初将在朝军舰全部调回。这一行动，在战略上是一大失策。因为放弃仁川，无异于给日军提供了由海道进犯中国的前进基地，并使牙山清军处于孤立无援的严重地位。 日本方面，挑起战争是其既定方针。当清朝政府以“韩乱”已息，要求根据中日天津条约同时撤兵时，日本政府不仅不同意，反而无理提出于涉朝鲜内政的所谓“改革方案”，故意制造纠纷。同时，日本政府又以默许英、俄等国的在华利益为条件，换取了列强在中日两国冲突中采取有利于日本的“中立”立常7月14日，日本政府见其陰谋外交得逞，而且军事上已占先着，便照会请政府，断然拒绝中日双方同时从朝鲜撤兵的建议，反诬中国政府“有意滋事”，声言“嗣后因此即有不测之变，我政府不任其责”2，企图把中日开战的责任归咎于清政府。实际上，陆奥宗光早在7月12日即已电告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目前有采取断然处置之必要，……不妨利用任何借口，立即开始实际行动。”3随后，日本海军主力舰艇于佐世保军港集结，成立联合舰队（由常备舰队和西海舰队合编而成，伊东祐亨任司令官），下分本队和第一、第二游击队。7月23日，日军闯入朝鲜王宫，非法囚禁朝鲜国王李熙及闵妃，诱胁大院君李昰应主持国事，并强迫朝鲜宣布废除过去同中国所签订的一切条约。25日，日军在丰岛附近偷袭中国舰船，并进犯牙山清军，正式挑起侵略中国的战争。 二、战争的序幕 （一）丰岛海战 由于日本侵略者蓄意挑衅，清廷不得不责令李鸿章速筹战备。7月16日，光绪帝又电谕李鸿章“断不可意存畏葸”，并严厉指出：“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致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1李鸿章见乞求列强调停的希望破灭，又受到光绪帝的严厉责问，只得增兵赴朝。他派出四支援军，即：从天津出发的盛军总统总兵卫汝贵率领的盛军六千余人，从旅顺出发的宋庆所部提督马玉昆率领的毅军二千人，从奉天出发的奉天练军统领总兵左宝贵率领的奉军三千五百人，从奉天出发的奉天盛军总统丰升阿率领的吉军、盛军一千五百人。上述各军共约一万三千余人，均取道辽东过鸭绿江进军平壤。由于道路迂远，不能救牙山之急，李鸿章决定从天津一带再抽兵二千余人，由海道前往牙山，认为“合叶原队共五千人，可当一面”2。因轮船招商局般只正在运载盛、毅两军赴大东沟（今东沟），只得雇英商“爱仁”、“高升”、“飞鲸”三轮应急。7月21日至23日，“爱仁”载兵一千二百人，“飞鲸”载兵约五百人，“高升”载兵九百五十人，先后由大沽口开出。为保证登陆安全，由副将方伯谦率军舰“济远”、“广乙”、“威远”自威海卫开赴牙山。24日，“济远”等三舰及“爱仁”、“飞鲸”两轮先后抵牙山内岛，部队登陆。 当时，在天津潜伏多年的日本间谍石川五一等勾结汉奸刘芬，获得了援牙清军的出发日期及航渡运载等情况，密告日军。日军决定在清军增援部队只到达一部分的时候，采取偷袭手段，不宣而战。7月23日上午，日本联合舰队从佐世保启航，次日到达牙山以南的群山浦。伊东祐亨命第一游击舰队司令坪井航三率军舰“吉野”、“浪速”、“秋津洲”向牙山湾搜索前进，伺机攻击。24日这天，停泊在仁川的英舰透露，日舰将要截击中国舰只。这时，北洋舰队主力远在威海卫，“高升”号和运送饷械的“操江”号则已离开大沽，正在赴牙途中。当日20时和21时15分，“爱仁”、“威远”先后离牙返航，“济远”、“广乙”两舰继续帮助“飞鲸”赶卸兵马。25日晨4 时，“飞鲸”驳卸将毕，“济远”、“广乙”两舰离牙，拟于途中告知“高升”、“操江”掉头西归。行抵丰岛西南时，突遭日舰“吉野”、“浪速”、“秋津洲”的袭击，“济远”、“广乙”被迫还击。两舰爱国官兵在敌强己弱的情况下，沉着应战。“广乙”号是福建船政局自造的排水量仅有一千零三十吨的炮舰，火力不强，开战不久即受重伤，船身倾斜，退出战斗后在朝鲜十八岛附近搁浅，纵火自焚。“济远”号是一艘二千三百吨的德制钢甲巡洋舰，配备有舰炮十八门，并有鱼雷发射管四个。战斗中，船舵被毁，便向西退走。日舰“吉野”尾追不舍。 9时许，正当“济远”向西退走时，“高升”号向东驶来，日舰“浪速”号鸣炮令其停航。在后面不远的“操江”号见状即调头西返。坪井航三命“浪速”号俘虏“高升”，令“秋津洲”追赶“操江”，以自己乘坐的“吉野”号继续追击“济远”。“济远”管带方伯谦贪生怕死，躲在舱内铁甲最厚的地方瑟缩不出，并下令悬挂白旗投降（一说诈降）。舰上士兵极为愤怒，水手王国成、李仕茂等毅然发尾炮击中“吉野”，使它不敢再追。 “济远”向西退却途中，曾赶上调头西返的“操江”号（因“操江”时速只有八海里），但方伯谦只顾自己逃命，致使“操江”号被日舰“秋津洲”掳去。 “高升”号上清军全体官兵面对日舰“浪速”的威逼，坚贞不屈，宁死不降。13时许，日舰“浪速”号鱼雷、舰炮齐放，“高升”号上的清军官兵以步槍还击。不久，“高升”号沉没，船上清军九百五十人，除二百五十余人后来得救外，其余全部死难。 （二）成欢之战 在日舰进行丰岛偷袭的同时，日大岛旅团长率主力三千余人，携山炮八门以及辎重、电信、野战医院等，自汉城向南开进，企图消灭牙山一带清军，以解除尔后北进时的后顾之忧。而丰岛偷袭，则正是为了阻止清军从海道增援牙山，保证其陆路战斗的首战获胜。1 孤守牙山一带的清军（加上由海道新到的援军，共计八营，约四千一百余人）失去了与天津的联系，又鉴于滨海地形开阔，不利防守，因此，由总兵聂士成率军三营，于7月26日移驻牙山东北五十里的成欢驿。聂士成得知日军已进抵距成欢四十里的振威，立即请援于叶志超。27日，营官江自康、许兆贵率队前往增援。28日晨，叶志超也赶到成欢。聂士成鉴于海道已阻，援军断难飞渡，牙山绝地，不可再守，而公州背山面江，形势险要，建议叶志超马上前去占据。并且说：“幸而胜，公为后援；不胜，犹可绕道出。”1这时，日军已进逼素沙场，离成欢仅十里之遥。于是，叶志超率叶玉标一营进据公州，聂士成率六营扼守成欢，另留一营守牙山。 成欢驿东西皆山，北通汉城，南达公州。北面临河，南北两岸皆水网沼泽地。有桥一座名“安城渡”，为南北往来隘道。清军在成欢驿东面山顶筑垒自固，西面山顶则设有炮兵阵地，控制日军必经的驿道。 28日夜，日军自素沙场分两路进犯：一从大道进攻，钳制清军主力；一从东面迂回，进攻清军右侧。当夜，武备学堂学生于光炘等冒雨侦察敌情，发现日军偷袭，立即报告聂士成，并率兵一部预伏安城渡桥侧，控制要点。半夜，日军右路前锋进抵安城渡桥北，于光炘等奋力阻击，杀伤不少日军，使其前锋败退。可是，聂士成未能及时增援，而日军后队又至，于光炘等英勇抵抗，力战牺牲。29日黎明，日军攻占成欢西北面山坡，聂士成率主力抵抗，战斗甚为激烈。正在这时，日军迂回部队突然袭占请军右翼之东北面山坡，并发炮轰击清军东面诸垒。经过激战，清军不支，聂士成率队退往公州。这时，叶志超已放弃公州向北逃跑，于是两部合军北走。 日将大岛原来判断清军必退牙山，因而率队向牙山追击；及抵牙山，不见清军踪影，便留一小队驻防该处，自率大队返回汉城。 叶志超逃跑时，因害怕同日军遭遇，绕道远离汉城的朝鲜东部山区，经清州、忠州、堤川、原州、狼川、金化、平康、伊川、遂安、祥原，渡大同江抵平壤，途中历时近一个月。当时正逢炎夏，“残军饥疫死者相属”，而叶志超竟无耻地向李鸿章谎报战功，诡称“沿途叠败倭兵”。1于是清廷“论功行赏”，嘉奖员弁数百人，赏军士银二万两，并提升叶志超为平壤各军的总指挥。 日军丰岛偷袭，并进犯驻朝清军，揭开了中日战争的序幕。但是，李鸿章不但不积极准备抗战，反而认为“高升系怡和商船，租与我用，上挂英旗，日敢无故击沉，英人必不答应”2，幻想英国出面干涉。可是，随着后来战事的发展，英国见日方处处居于优势，竟然不顾事实和国际公法，声称7月23日日军侵入朝鲜王宫之时，即中日开战之日，“高升”号系“开战后”驶离大沽口，因此责任不在日方。清政府不敢抗争，最后竟由出面租船的轮船招商局赔偿英商损失。 三、中日宣战和双方战略方针 清政府见日本侵略者已公然揭开战幕，被迫于8月1日对日宣战，日本也于同日宣战，中日甲午战争正式开始。 早在宣战之前，日本即已成立战时大本营，统一筹划和指挥陆海军作战事宜。大本营首席长官由参谋本部总长陆军大将有栖川宫炽仁亲王担任（1895年1月炽仁亲王死后，由陆军大将小松宫彰仁亲王代理），由参谋本部次长陆军中将川上操六和海军军令部长中牟田仓之助（7月17日，中牟田仓之助免职，海军中将桦山资纪接任）二人共同辅佐。在明治天皇和伊藤博文首相等的亲自参与下，日本战时大本营在战前已制订好侵略中国的“作战大方针”，即：以主力在山海关附近登陆，于直隶平原同清军主力决战，夺取北京。在这一战略方针指导下，日军制定了如下作战计划：首先派陆军第五师团进占朝鲜，钳制和击败在朝清军；海军则以联合舰队击破中国北洋舰队，迅速夺取黄海和渤海制海权。下一步则视海军胜败情况而定：第一，如海军主力决战获胜，则将陆军主力输送至渤海湾（以山海关为主）登陆，实施直隶平原决战；第二，如果海上决战不分胜负，中日双方均不能掌握制海权，就用陆军主力侵占整个朝鲜；第三，如果海上决战失败，清军控制了制海权，本国又受威胁，则尽力援助在朝的陆军，而把陆军主力留守本土，以防清军反攻。1日军这一作战计划的核心是，消灭北洋舰队，夺取黄海、渤海的制海权，控制海上运输线，进而与清军进行直隶平原决战。 清军方面，事先没有明确的战略方针。当时，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分为“后党”和“帝党”两派。光绪帝自1889年“亲政”以来，力图有所作为。他与户部尚书翁同和为首的“帝党”，竭力主战。而实际把持朝政的西太后慈禧与李鸿章为首的“后党”，为了保持实力，竭力主和，积极推行“屈辱求和”、“避战自保”的政策。由于政治腐败和内部纷争，清廷始终不能协调一致地统筹全局，因而事先既未组成专门的作战指挥机构，又未制定相应的战略方针，以对付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开始，寄希望于俄英等国的所谓“调停”。当朝鲜形势极度紧张，全国舆论和清军某些爱国官兵强烈要求清政府积极抗战时，主和派既不敢公开反对，又不愿认真备战。直至战争爆发之后，清王朝为形势所迫，才临渴掘井，在宣战诏书中提出了一个海守陆攻的战略方针：“著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厚集雄师，陆续进发，……并著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及统兵大臣，整饬戎行，遇有倭人轮船驶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悉数歼除”1。根据这一方针，决定增调陆军赴朝，先在平壤集中，然后南下驱逐在朝日军；以海军各舰队分守各自防区内的海口，北洋舰队即集结于黄海北部，扼守渤海海峡，策应在朝清军，并确保京畿门户的安全。 第四节 平壤之战 一、 双方作战方针及部署 日本大本营为迅速获得制海权，于宣战的次日（8月2日）即命令联合舰队搜索并击破中国北洋舰队，以求年内实施其“作战大方针”的重点——直隶平原决战。不久，得知大批清军将于平壤附近集中并相机南下，于是，日军大本营已无暇等待其海战的结果，乃命令第五师团的其余部分立即赴朝。8月14日，日本大本营根据其联合舰队未能与北洋舰队决战，并为检修舰只而移泊朝鲜半岛南端的长直路等情况，确认年内已无法实行直隶平原决战的原定计划，必须等到来年解冻之后再作考虑，于是重新制定冬季作战方针，即：增派第三师团（先编成混成第五旅团）与已在汉城附近集结的第五师团合编为第一军，以陆军大将山县有朋为司令官，执行北攻平壤，相机进攻奉天，吸引直隶清军主力出援的任务；同时准备组建第二军，以待机攻占辽东半岛，为将来实施直隶平原决战建立进军基地。 山县有朋到达朝鲜（9月12日于仁川登陆）以前，在朝日军由第五师团长陆军中将野津道贯统率。9月2日，野津道贯等议定，以第五师团及第三师团之一部，共约一万五千人，分四路进攻平壤。其部署是：陆军少将大岛义昌率混成第九旅团（步骑约五千、炮二十门）由汉城出发，沿大道指向平壤东南，从正面进攻，牵制清军。野津道贯自率步兵第二十二联队、十二联队及骑兵、工兵、炮兵各一部（步骑约五千、炮十二门）继后，渡大同江之下游，进攻平壤西南。第十旅团长陆军少将立见尚文率步兵第十二联队之第一大队、第二十一联队之第二大队及骑兵、炮兵各一部（步骑约二千、炮六门），自朔宁经新溪、遂安、祥原、江东，渡大同江进攻平壤东北，称“朔宁支队”。陆军大佐佐藤正率步兵第十八联队及骑兵、炮兵、工兵各一部（步骑约三千、炮十二门）自朝鲜东北部的元山登陆（称“元山支队”），经文川、陽德、成川（今新成川南）、顺安，绕攻平壤北部，截断清军后路。 日军根据这一分进合击的作战计划，预定9月15日包围平壤，发起总攻。 早在8月上旬，清政府派出的四支援军先后抵达平壤。丰升阿、卫汝贵等以兵力不足、后路空虚为由，要求“先定守局，再图进缺1。李鸿章也认为“非有劲旅三万人，前后布置周密，难操胜算”，“目前只能坚扎平壤，扼据形胜”2。尽避清廷急于要按原定方针向南进军，多次电催李鸿章饬令各军“相机进缺，“直指汉城”，李鸿章总是借故延宕，以致前敌各军既不南下进攻汉城，又不择险据守，互为策应，“而以二十九营万四千余人聚平壤，置酒高会，日督勇丁并朝民于城内外筑垒，环炮而守”3，坐待日军来攻。8月下旬，叶志超抵达平壤。这个败军之将被任命为平壤各军总统，“一军皆惊”，进一步破坏了士气。叶志超对于军事更加漫无布置，身为前线统帅，不亲自组织侦察，及时获取准确的情报，主要依靠天津的电报通报，因而对前线敌人情况很不了解，只知道日军主要从中和大道来攻，而不知其从几个方向同时包围平壤。9月5日，叶志超与诸将议定，以一部兵力监视元山方向之敌，以主力南下迎击自黄州北进之日军。6、7两日，部队已按计划出发。此时，叶志超得到日军一部已抵成川的消息，因顾虑平壤后路发生危险，于是突然改变决心，急忙将部队调回，仓卒作出防御平壤的部署，而此时各路日军已完成了对平壤的合围。 平壤是朝鲜的旧都，山环水抱，形势险要，城墙高约十米，墙基厚约七米，南北绵亘十余里。大同江自城东至西南流过。城有六门：南为朱雀门，西南为静海门，西北为七星门，北为玄武门，东为长庆门，东南为大同门。长庆、大同二门紧靠大同江。玄武门跨牡丹台山修筑。由于牡丹台紧靠城墙，因而成了守卫平壤的命脉所在。 清军依城划分各军防区：城北方面，由左宝贵所部奉军、丰升阿所部盛军及江自康之仁字两营防守；城西方面，由牙山军（即叶志超原来所部）防守；城南方面，由卫汝贵所部盛军及马玉昆所部毅军之一部防守；城东南大同江东岸，由马玉昆所部毅军防守，有浮桥一座沟通两岸联系。叶志超坐镇城内，居中调度。 二、作战经过 9月13日，四路日军均已逼近平壤，其中元山支队已进至顺安，切断了清军退往义州的后路。 14日清晨，日军元山、朔宁两支队一齐发起攻击，占领了城北山顶数垒。左宝贵亲自督队争夺，未能取胜，便率部入城，用大炮轰击敌人。日军坚伏不退。当晚，叶志超主张弃城撤退，遭到左宝贵的坚决反对。左宝贵派亲兵监视叶志超，防止其逃跑。 15日拂晓前，日军发起总攻。大同江东岸的日军混成第九旅团分三路进攻平壤城东南。扼守大同江东岸的马玉昆所部毅军奋力抵抗，与敌展开肉搏战，自清晨激战至午后，终于打退了东路日军的进攻。北路战事也十分激烈。日军朔宁、元山两个支队又于当天拂晓发起进攻，左宝贵亲自登玄武门指挥，士兵拚死拒敌。战至上午，日军先后攻破玄武门外的五座堡垒，并向玄武门猛烈突击。左宝贵为了表示与城共存亡的决心，身穿黄马褂，继续指挥。11时，左宝贵中炮阵亡，士气大挫，玄武门遂被日军攻占。叶志超随即悬白旗乞降，并下令撤军。当时，马玉昆部正与东路日军相持于大同江东岸，偷袭平壤西南的日军第五师团主力也被卫汝贵所部击退，伤亡惨重。 正当东西两路清军准备乘胜出击的时候，忽闻北路失利，并接到叶志超的撤军命令，马玉昆、卫汝贵只得率部回城。日军准备宿营，未再前进。当晚，叶志超率守军乘夜暗仓皇逃出平壤。日军于城北山隘堵截，清军伤亡二千余人，被俘数百人。途经顺安，又遭日军拦击，死伤枕藉。 16日，叶志超等逃至安州，始与吕本元、聂士成等部会合。安州距平壤九十公里，北倚清川江，南有群山依托，城垣高大，是平壤以北的第一重镇。聂士成建议叶志超凭借安州有利地形，阻敌北犯。叶志超不同意，继续率军向义州狂逃。19日，李鸿章曾电告叶志超驻守义州，不准退往鸭绿江以西。三天以后，李鸿章又认为与其株守义州孤城，不如全线撤回，于是，清军于22—24日放弃了义州等战略要地，退过鸭绿江。 平壤之所以轻易陷落，关键在于前敌总指挥不得其人。叶志超于成欢之战打响时，立即弃军逃奔平壤；惊魂未定，又以谎报战功而被任命为平壤各军总统，由于不孚众望，“各将领均不受节制”1。他庸懦怯敌，既不敢驱军南下，也没有保卫平壤的决心，一经接战，再次率先逃跑，致使军心大乱，“凡有大小炮四十尊，快炮并毛瑟槍万数十杆，将弁私财，军士粮饷，军资、器具、公文、密电，尽委之而去”2。此外，清军纪律甚差，不能与当地人民呼吸与共，也是平壤失守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来，由于中朝两国同遭日寇侵略，共同的命运把两国军民联系在一起。当清军刚到平壤时，朝鲜人民夹道欢呼，以各种物资慰劳、供给清军；朝鲜官员也盼望清军多打胜仗，“其王京（汉城）自大院君以下，时密输倭人消息于我，日盼我军进趋汉城”3。可是，清军入朝后不但无所作为，而且侵害群众利益，致使朝鲜人民大失所望，不再尽力支援，这就大大影响了保卫平壤的作战。 第五节 黄海海战 一、丰岛海战以后双方舰队的行动 丰岛海战以前，日本政府“预料陆战可操胜券，但对海战的胜败如何尚抱疑虑”1。日舰丰岛偷袭得逞，使日本海军增强了战胜中国海军的信心，自那以后，联合舰队一直活动于朝鲜海域，一面掩护后续陆军和军械粮秣的海上运输，一面声援在朝日军的陆路作战。8月5日，联合舰队接到日本大本营关于搜索和击破中国舰队的命令，伊东祐亨随即于8月7日率舰队从隔音岛出发，驶往黄海西部海面，甚至闯到威海卫和旅顺军港，进行搜索和挑战。 北洋舰队方面，7月25日的丰岛海战只是稍有损失，对整个舰队的战斗力并无多大影响。战后第二天，李鸿章电令丁汝昌“即带九船开往汉江洋面游巡迎剿”。但同时又说：“惟须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仍盼速回。”2丁汝昌于7月27日率队由威海卫出发，由于受李鸿章“保全坚船”指示的束缚，不敢前往汉江口，仅至大同江口外即返回威海卫基地，以“未遇倭兵商各轮”敷衍了事。中日宣战的当天（8月1日），李鸿章又电告丁汝昌：“总署催汝统铁、快各船往仁川附近……相机截击”。但又继续强调：“速去速回，保全坚船为要。”1于是，丁汝昌于出发前复电李鸿章，以无侦探快船、又少快炮等为由，言明不能去汉江口，只宜“远巡大同冰洋，遇敌痛剿；近顾北洋门户，往来棱查”。李鸿章当即转告总理衙门，称丁所言“似系老成之见”。28月5日，清廷得知叶志超军已经溃败，预料日军必将北攻平壤，于是令北洋舰队专顾大同江口一带海面的安全，以便由海路增援平壤。8月9日，丁汝昌第三次率队出巡。第二天黎明，日舰二十余艘突然出现于威海卫港外，遭到海岸各炮台的猛烈炮击。当晚，日舰又窜至旅顺口外，与城头山炮台交相炮战。清廷闻知威海、旅顺一带洋面有日舰活动，甚为惊骇，急令丁汝昌率北洋舰队“速回北洋海面，跟踪击剿”3。8月23日，清廷进一步指示：“威海、大连湾、烟台、旅顺等处，为北洋要隘，大沽门户，海军各舰应在此数处来往梭巡，严行扼守，不得远离，勿令一船阑入”4。此后，北洋舰队再未远巡，不出北洋一步。这样，日本海军便完全控制了朝鲜仁川、大同江口等重要港口，占领了从海路进攻中国的有利前进基地。 由于丁汝昌多次率队出巡无功，受到朝野不少人的攻击。8月26日，光绪帝下令将丁汝昌革职，但仍“戴罪自效”。李鸿章不得不上奏为丁汝昌辩护，同时乘机正式提出“保船制敌”的方针，进一步强调“海上交锋，恐非胜算”，建议清廷放弃争夺制海权。他认为，“今日海军力量，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余”，因而主张北洋舰队“不必定与拚击，但令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1从此，北洋舰队更加陷入了消极自保的被动局面。 二、海战经过 9月上旬，清廷鉴于平壤将有大战，拟派兵增援。为了及时到达前方，决定将驻防大连一带的总兵刘盛休所部铭军八营四千人由海道运至大东沟，然后转由陆路赴朝。这样，海军掩护，责无旁贷。李鸿章乃令丁汝昌率舰队护航。9月15 日上午，丁汝昌率领北洋舰队主力抵达大连湾。其编成如下表： 9月16日2 时左右，铭军搭乘招商局“新裕”、“图南”等五艘轮船，在北洋舰队的护卫下，由大连出发，午后抵大东沟。“平远”、“广丙”泊于港口，由“镇南”、“镇中”两炮艇护送进港，“定远”等十舰均泊于港外十二海里之大鹿岛东南。铭军四千人连夜上岸，安全到达目的地。不过，此时平壤已失，铭军无法起到应援的作用。 日本联合舰队早想与北洋舰队决一雌雄，当得知中国海军将护送陆军赴朝的消息后，便于9月14日午后由仁川港出发，15日到达大同江口。因不见有中国舰船，伊东祐亨命部分舰只溯大同江支援第五师团进攻平壤，其余舰只暂泊于小乳纛角的东北。伊东祐亨判断，北洋舰队有可能护送陆军往鸭绿江口一带，于是不待全舰队集中，立率军舰十二艘，于16日下午出发，向黄海北部的海洋岛方向航进，17日晨抵达该岛附近。其战斗序列如下表： 9月17日上午10时30分左右，北洋舰队正准备起锚回航旅顺时，发现日本舰队自西南驶来，丁汝昌随即命令舰队起锚迎战。这时，双方舰队的力量对比如下表所示： 从上表可以看出，日本联合舰队吨位总数大，航速快，机动性好，火炮多，攻击力较强；北洋舰队拥有两艘巨型装甲战列舰，重炮多，防护性能较好。 战斗之前，丁汝昌曾规定三条训令：“1、舰型同一诸舰，须协同动作，互相援助；2、始终以舰首向敌，借保持其位置，而为基本战术；3、诸舰务于可能范围之内，随同旗舰运动之。”1 北洋舰队开始成“并列纵阵”（“定远”、“镇远”两舰居前），以每小时五海里的速度向西南方向航进。各舰爱国官兵，“皆同仇敌忾，凝视敌队，自负决心，勇气百倍”2。日舰则以第一游击队“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四艘速率最高的巡洋舰为先锋，伊东祐亨自乘旗舰“松岛”，率领本队“千代田”、“严岛”、“桥立”、“比睿”、“扶桑”跟进，12时许，又将武装商船“西京丸”及小炮舰“赤城”移至本队的左侧（非战斗一面）。丁汝昌、刘步蟾及总查德国人汉纳根等在“定远”舰前方的飞桥上，见日舰成“单行鱼贯阵”（单纵队）扑来，决定采取以主舰居中的“夹缝雁行阵”（交错配置的双横队）应战1。由于阵形尚未完全组成，旗舰即以每小时八海里的速度前进，“济远”、“广甲”、“超勇”、“扬威”等后续舰斜行追赶不及，以致形成半月形而类似“后翼梯阵”（又叫“燕剪阵”）。因此，日方认为，北洋舰队当时所列队形“似为不规则之单横阵，又似后翼梯阵，而‘定远’、‘镇远’居中……”2。 日舰第一游击队开始指向北洋舰队的中央，约距离一万二千米时，稍向左变换航向，然后又按原方向前进，准备首先进攻北洋舰队的右翼。本队也取大致相同的航向继进。 17日12时50分，双方舰队相距约五千七八百米，“定远”首先发主炮攻击，其余各舰亦相继开炮。弹丸落于日舰第一游击队近旁，但均未命中目标。当时正值微弱东风，硝烟弥漫于北洋舰队之前，日舰趁机以每小时十四海里的速度向前急驶。当前出到离北洋舰队右翼约三千米时，日第一游击队四舰陆续以其右舷速射炮猛轰“扬威”、“超勇”。13时5分，彼此仅距一千六百米，日舰以低弹道向“超勇”、“扬威”实施抵近射击，二舰相继起火，退出战斗。日舰“吉野”也中弹起火，但很快被扑灭。约13时30分，“超勇”沉没。这时，“平远”、“广丙”和两艘鱼雷艇已赶到，但因火力均不强，未能改善右翼态势。 当第一游击队绕攻北洋舰队右翼时，本队也与北洋舰队主力交相炮击。北洋舰队虽然阵形已被打乱，但各舰随时变换方向，力求使舰首对敌，以充分发挥主炮威力。“‘定远’猛发右炮攻倭大队各船，又发左炮攻倭尾队三船”1。日舰“比睿”、“赤城”因速度迟缓掉队，正好被北洋舰队所截击。13时10分，“比睿”突然改变航向，向右急转舵，冒死从“定远”、“来远”之间窜逃（距“定远”约一千米，距“来远”约四百米）。“定远”、“来远”以及“经远”等舰乘机予以夹击，重创“比睿”，迫使其向左转舵，逃出包围圈，追赶本队。“赤城”企图营救“比睿”，受到“来远”等舰的猛烈炮击，其舰长坂元八郎太等多人当场毙命。“西京丸”也受重伤，“舵已轰断，舟中观战之大吏（按：即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几被华军连船擒去”，“后遁至济物浦（仁川），丸中人如已赴法场重邀恩赦者然”。2 日舰第一游击队掠过北洋舰队右翼以后，又向左作一百八十度回航，企图利用其速度快、便于机动的优点，配合本队作战。但本队旗舰“松岛”发信号令其归队，便又向左作一百八十度回航。于是，北洋舰队主力舰只对准第一游击队右侧后方，猛烈炮击。14时15分，第一游击队刚刚追上本队最后一舰“扶桑”，又见“西京丸”发出“‘比睿’、‘赤城’危险”的信号，只得再次向左作一百八十度回航。与此同时，本队已绕至北洋舰队的背后，与第一游击队形成夹击之势。这样，北洋舰队便陷入了腹背受敌的不利境地，队形更加混乱。 战斗过程中，丁汝昌身负重伤，仍然坚持在“定远”甲板上鼓励士兵作战。右翼总兵“定远”舰管带刘步蟾代替丁汝昌督战，沉着指挥。北洋舰队大部分官兵都能英勇战斗，奋不顾身。“致远”管带邓世昌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致远”舰多处受创，船身倾斜，弹药将荆邓世昌见日舰“吉野”十分猖狂，毅然下令开足马力，准备用冲角撞击“吉野”，与敌同归于荆“吉野”慌忙规避，并发射鱼雷。“致远”不幸重伤，锅炉爆炸。约15时30分，“致远”沉没，邓世昌等二百五十名官兵壮烈牺牲。“经远”也中弹起火，管带林永升浴血抗战，不幸中弹阵亡。 “致远”沉没后，“济远”管带方伯谦和“广甲”管带吴敬荣，贪生怕死，临阵脱逃。日第一游击队尾追不及，又折回猛攻已受重伤的“经远”。约17时左右，“经远”沉没，全舰二百七十名官兵除十六人获救外，余皆殉难。“广甲”仓皇逃跑时，“避大洋，傍岸行”，以致在大连湾的三山岛外搁浅（23 日，遇日舰“秋津洲”、“浪速”巡航，便自行炸沉）。 “靖远”、“来远”因中弹过多，力不能支，退出战斗，避至大鹿岛附近紧急修补损坏的机器。“平远”、“广丙”及“福龙”雷艇也因尾追单独逃跑的“西京丸”，而为敌第一游击队所断，未及归队。 在“致远”、“经远”等舰同第一游击队激战的同时，“定远”、“镇远”两舰正同联合舰队本队进行着艰苦的鏖战。一小时后，“定远”只有三门炮、“镇远”只有两门炮尚能发射。两舰以寡敌众，始终保持相互依恃的距离。虽中弹甚多，几次起火，全体官兵仍然坚持奋战，一面救火，一面拚死抵抗，并重创敌旗舰“松岛”。日方承认：“（午后）三点三十分，‘镇远’所发的三十公分半巨弹两门，命中了我旗舰‘松岛’下甲板炮台的第四号炮，放在近旁的十二公分炮的装药因此爆发，霹雳一声，船舳倾斜了五度，冒上白烟，四顾黯澹，炮台指挥官海军大尉志摩清直以下，死伤达一百余人，死尸山积，血流满船，而且火灾大作，更加困难。”1由于无法继续指挥，伊东祐亨不得不下令各舰自由行动。 不久，“靖远”、“来远”抢修完毕，重新投入战斗。“靖远”帮带大副刘冠雄知“定远”舰号旗桅杆断裂，不能升旗指挥，建议管带叶祖珪代悬信旗集队，指挥各舰绕击日舰，并调出泊于港内的“镇南”、“镇中”等前来助战。于是，“平远”、“广丙”及各鱼雷艇也都折回。这时，日旗舰“松岛”已经瘫痪，“吉野”只剩下一具躯壳，失去战斗力，其余日舰也伤亡惨重，不能再战，又见北洋舰队重新集队，伊东祐亨便于17时40分左右下令各舰向东南方向遁逃。北洋舰队稍事追击，由于时已日暮，加之炮弹告竭，于是收队返回旅顺。 这次海战，历时五个多小时，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为近代世界海战史上所罕见。战斗中，日海军“松岛”、“吉野”、“比睿”、“赤城”、“西京丸”五舰受重伤，共死伤约六百人。北洋舰队“致远”、“经远”、“扬威”、“超勇”被击沉，“广甲”自毁，“来远”等舰重伤，共伤亡近千人。 黄海海战，北洋舰队的损失虽然大于日方，但亦给日舰以重创，并迫使其率先逃跑。因此，当时中外舆论对于谁是这次海战的胜利者，众说纷纾从客观效果看，经过黄海海战，日本联合舰队虽未能达成“聚歼”北洋海军的目的，但由于北洋舰队嗣后不敢再战，日军基本上掌握了黄海制海权，为下一步实施花园口（今旅大市庄河西南九十里）登陆进攻辽东半岛创造了条件，对整个甲午战争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李鸿章视北洋海军为私人资本，他不愿“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自然更不愿意以北洋舰队与日本联合舰队喋血一战，因而一再强调，“海军快船快炮太少，仅足守口，实难纵令海战”1，主张将黄海制海权拱手让与日本。这就不难看出，李鸿章提出的“保船制敌”方针，并非着眼于“制敌”，而是在于“保船”，其实质是避战自保。李鸿章先则不准丁汝昌率舰队护航增援牙山之清军，致有丰岛之败、“高升”之沉，助长了日本联合舰队的嚣张气焰；继则多次阻挠北洋舰队出海巡航，使日舰得以在汉江口至旅顺、威海卫之间的广阔洋面自由往来，而无后顾之忧。汉纳根曾指出：当时“已有责北洋海军之不出者，不知此不能为海军咎，且亦不能为丁汝昌咎也，有钳制海军者（如饬令毋得失船之类），丁汝昌不能专主也。”1此语颇为切中要害。所以，清政府的腐败怯懦，李鸿章的消极防御与避战自保方针，实为海战失利的根本原因。当然，除了战略指导上的错误以外，还与其它因素特别是作战指挥和战术运用等有关。 丁汝昌以陆将任海军提督，指挥海上作战，自难得心应手。由于缺乏海战经验，因而不善于根据敌我舰船的战术技术特点，采取避敌之长、击敌之短的灵活战法。黄海海战开始时，北洋舰队以夹缝雁行阵对付敌人的单纵阵，这种战斗队形诸多不利，如最难维持阵形，不便行动自由，不易发挥全舰队炮火之威力等等，因而颇遭后人责难。当然，黄海海战中丁汝昌等决定采用横阵应战也不是没有原因的。《晨园漫录》指出：由于北洋舰队各舰购置较早，其装备“大抵专注重舰首之重炮，而于两舷侧之速射炮则不甚加意，……其后速射炮日益发达，我各舰仍然依旧，未曾加以改造”，为了充分发挥重炮的优势，“自以布成横阵为最便”。2北洋舰队的中坚是“定”、“镇”二舰，各有三十点五厘米口径的主炮四门，它们不是安装在中心线上，而是位于军舰前部的两侧，只有基本上保持舰首对敌，才便于充分发挥其威力。因此，丁汝昌在战前训令中规定“始终以舰首向敌，借保持其位置，而为基本战术”，在海战报告中，也有“各船均以船头抵御，冀以大炮得力”3的说法。北洋舰队战术运用上的错误，主要在于把速度不同的军舰混合编组，并驾齐驱，致使“致”、“靖”、“经”、“来”四舰徒具高速而不能充分发挥其战术性能，丧失了巡洋舰应有的机动攻击作用，而陷于被动。相反，日方正是正确地利用了这一特点，将四艘高速舰单独编为一队，加之采用便于机动的单纵阵，因而在整个战斗过程中不受本队航速的限制，进行机动突击，而居于主动地位。其次，北洋舰队在编队上置弱舰于两翼，当敌舰迂回包抄其侧翼时，得不到强大炮火的支援。正是由于这一错误，一开始就造成“扬威”、“超勇”两舰中弹起火的恶果。此外，旗舰“定远”在战斗开始后不久就中弹负伤，失去升旗指挥的能力，对于整个舰队的作战也是有很大影响的。 在实力对比方面，北洋舰队是一支具有一定战斗力的近代海军，不仅拥有当时世界上有数的大型装甲舰和优良军港，而且将领中不少人是受过西方海军专业训练的留洋学生，士兵大多是选自沿海一带的劳动者，并聘有外国军官担任炮术、驾驶等各科教习，按西法进行训练，战前还进行过两次较大规模的校阅和演习，但和日本海军相比，总的实力毕竟居于劣势。军舰的速度是关系海战胜负的重要条件。北洋舰队速度最快的“致远”、“靖远”二舰，最高航速为十八节（由于使用日久，实际只有十五六节），最慢的“镇中”、“镇南”二炮舰，只有八节，而日舰最慢的“赤城”是十点二五节，最快的“吉野”达到二十二点五节。在战斗过程中，日舰（特别是第一游击队）正是利用其速度快、便于机动的特点，始终居于“胜则易于追逐，败亦便于引避”的有利地位；北洋舰队则处处显得被动，“惟随敌队之运动以为运动”1。在当时条件下，舰队的攻击力主要在于火炮。日本联合舰队不仅火炮总数大大超过北洋舰队，而速射炮更是众寡悬殊。据英国《海军年鉴》统计，黄海海战中，日本联合舰队的火炮发射力超过北洋舰队六倍，以致“日军以其胜利归功于速射炮”。1除此以外，北洋舰队虽有巨炮八门，“惟清廷怠忽无状，平时不事补充，战时全舰队中，仅有榴弹数发而已，瞬息之间，榴弹告罄”2。尤有甚者，有的炮弹实以泥沙，有的弹丸火药内掺水泥。因此，尽避战斗中命中弹丸不少，却未能击沉一艘日舰。 黄海海战虽然失利了，但在力量对比居于相对劣势和指挥失灵的情况下，北洋舰队大部分官兵仍能奋勇拚杀，开创了海上鏖战五个多小时的纪录，其英烈精神和光辉事迹，是值得称颂的。 第六节 辽东半岛之战 一、辽东半岛的战略地位 辽东半岛面临黄海，不仅是日军从海上进攻东北的唯一方向，更重要的是它与山东半岛遥望相对，共同封锁着渤海海峡，因而是保卫京津的重要门户，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位于辽东半岛南端的旅顺口，地势险要，又是控制渤海海峡的锁钥。其地东有黄金山，西有老虎尾，互相环抱，雄峙口门。口门内水域宽广，港阔六百余米，水深六米左右，可锚泊舰艇三十余艘。平均气温为摄氏十度左右，严冬不冻。 清王朝鉴于旅顺的战略地位和易守难攻的良好地形，决定在此构筑船坞、炮台、厂房、仓库和电报局等军事设施，作为北洋舰队的基地。自1880年开始修建， 1890年基本完工，历时十年之久，费银数千万两。建于东岸的大船坞，是旅顺军港的主体工程之一。李鸿章奏称：“北洋创办海军，历年添购铁甲钢快等船，规模略具。从前并无修船巨坞，遇有修理要工，必须驶赴日本、香港各洋厂，诸多不便。自旅顺造办石船坞，各战舰均可就近修理，无须借资外国，缓急可恃，洵为海军根本至计。”1 旅顺口炮台林立，至甲午战争时，东西海岸新旧炮台共计十二座，安设各种海岸炮七十余门，另有依山建筑的陆路炮台十七座，大小火炮近八十门。总兵黄仕林和张光前各统亲庆军四营，分驻于东西海岸炮台。四川提督宋庆统毅军九营一哨，专防旅顺。 与旅顺口互为犄角的大连湾，也建有炮台、仓库、火药库、水师学堂等。甲午战争爆发时，大连计有海岸炮台五座、陆路炮台一座，共有大小火炮近四十门，由提督刘盛休统铭军十二营驻守。 宋庆和刘盛休所部由北洋大臣直辖。为便于节制，在旅顺设有北洋前敌营务处，由道员龚照玙负责。 具有坚固设防的旅顺口，是日军从渤海湾登陆，遂行直隶平原决战方针的严重障碍。 二、 双方作战方针及部署 （一）日军方面 黄海海战之后，日军大本营为在来年进行直隶平原决战，决定按照其冬季作战方针，首先实施辽东半岛的登陆战役，夺取旅顺、大连。9月21日起，大本营即着手组建由第一师团、第二师团（预备队，后未参战）和第十二混成旅团（第六师团的一半）编成的第二军，以陆军大将大山岩为司令官。为了荫蔽攻占辽东半岛的企图，大本营命令第一军在鸭绿江东岸义州一带集结，以牵制对岸清军，届时向九连城（今丹东市东北二十五里）发起进攻，掩护第二军的登陆作战。 （二）清军方面 1、清军战略方针的转变 为阻遏日寇向中国本土进攻，李鸿章提出了“严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篱，力保沈陽以顾东省之根本”的方针，同时强调，必须“多筹巨饷，多练精兵，内外同心，南北合势，全力专注，持之以久，而不责旦夕之功，庶不堕彼速战术成之诡计。”1李鸿章还要求指派大臣专门督办奉天军务。清廷采纳了李鸿章的建议，随即令宋庆帮办北洋军务，由旅顺驰赴九连城一带，督率前敌各军合力严守鸭绿江西岸。不久，又将从平壤溃退过江的叶志超、卫汝贵撤职，所部交由聂士成统带。 清廷采纳李鸿章的上述建议，意味着由海守陆攻的战略方针转变为战略防御的方针。按照这一方针，清廷命北洋舰队尽快修复受伤各舰，不时巡弋于大连、旅顺、威海之间，扼守渤海湾门户；为力保沈陽，以东三省军队之大部集结于沈陽、辽陽之间，并增强第一线兵力；为保卫北京，在天津、大沽间，山海关与秦皇岛间，以及通州（今通县）附近，厚集外省兵力。 2、鸭绿江沿线的防御部署 清军以九连城一带为主防御阵地。九连城南依鸭绿江，东枕叆河。叆河东面的虎山，是屏障九连城的要塞。再东至安平河口，逾安平河而东为苏甸，再东为长甸。九连城以西为安东县（今丹东市），再西为大东沟，更西为大孤山（今孤山）。 在这一沿江地带，清军部署分中、东、西三段： 中段：帮办北洋军务宋庆率亲兵四百人，设司令部于九连城北面的苇子沟；总兵刘盛休率所部铭军专防九连城；总兵聂士成率牙山军驻守栗子园及虎山附近；总兵马玉昆率毅军五营驻守九连城北面的榆树沟附近；总兵宋得胜率毅军四营驻守榆树沟北面的苇子沟一带。 东段：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率齐字练军及镇边军共十二营分守安平河口至长甸河口一线。 西段：丰升阿、聂桂林率奉天盛军和原左宝贵所部奉军共十二营分守安东、大东沟、大孤山各城邑。吕本元、孙显寅率原卫汝贵所部盛军十八营驻守沙河镇（安东县）一带。 鸭绿江沿线清军虽有七十余营，两万三千多人，但因是一线设防，兵力分散，纵深内没有强大的预备队实施机动，加之宋庆与依克唐阿互不统属，因而总体防御能力是脆弱的。 3、旅大地区的防御部署 辽东半岛正面的沿海陆地，西起老铁山，东至鸭绿江口，整个地形前低后高，山地重迭，原是组织抗登陆作战的良好地区。但是，自1888年以来，由于西太后挪用海防经费修建颐和园，以及官吏们中饱私囊，以致除旅顺、大连有坚固设防外，全线并没有完整的防御体系。当日军攻占平壤进逼鸭绿江时，李鸿章等不了解日本大本营的战略意图，错误地判断了日军的主攻方向，加之奉天是清王朝的陪都，以致陆续把长期守备旅顺、大连之兵（宋庆所部毅军和刘盛休所部铭军）调赴鸭绿江前线。为了填防，李鸿章令宋庆所部的分统姜桂题新募桂字四营、提督程允和新募和字三营调赴旅顺，后又令提督卫汝成新募成字六营及所部马队两营，正定镇总兵徐邦道新募拱卫军三营并所部马队两营、炮队一营，由天津调赴旅顺协防，而以铭军分统赵怀业新募怀字六营，代替铭军防守大连湾。日军进攻时，旅大地区清军的部署是： 金州大连地区：副都统连顺率捷胜营步队一营守金州城，以马队二哨驻皮子窝（今皮口）监视附近海岸；总兵徐邦道以拱卫军步队三营守徐家山，以炮队一营驻金州城南，马队二营巡防金州东北一带；总兵赵怀业亲率步队二营守大连湾和尚岛，另以二营守老龙头及黄山，一营守南关岭，一营二哨守苏家屯。连顺受奉天将军裕禄遥制，徐邦道、赵怀业受李鸿章节制，互不相属，而无统一的指挥。 旅顺地区：总兵张光前率亲庆军四营守西炮台，总兵黄仕林率亲庆军四营守东炮台；毅军分统姜桂题新募桂字四营、提督程允和新募和字三营、提督卫汝成新募成字六营，均依陆路炮台分守旅顺后路。凡无炮台处，则配置野战炮，野战炮间的空隙，则配置步兵，依托山地修筑临时工事。 三、作战经过（参见附图十七） （一）鸭绿江防线被突破 1894年10月22日，日第一军二万五千人于朝鲜义州一带集结完毕，准备渡江攻取虎山，进而夺占九连城。为了牵制对岸清军，日军采劝近而示之远”的战法，于24日以一部兵力故意在义州作出渡江的姿态，暗地则命第三师团的佐藤大佐（第十八联队长）率领一个支队（步兵二大队、炮兵一小队）于九连城东北的水口镇（在朝鲜境）附近徒涉渡江，向依克唐阿所属副都统倭恒额防区安平河口、鼓楼子一带发起攻击，企图由东而西，绕攻虎山清军，击九连城的侧背。驻守该处的清军一听槍响，即纷纷向宽甸方向逃走。佐藤支队轻取安平河口等处，随即向虎山方向前进。在佐藤支队渡江的当天上午，日军还派遣奥山少佐率领一个支队（步兵第二十一联队之第三大队）沿鸭绿江而西，屯于安东对岸的麻田浦，以两门野炮轰击安东，牵制该处清军。 义州日军在佐藤支队渡江的当夜，其架桥队利用夜暗在虎山附近江面架设了浮桥（清军竟然没有发觉）。25日凌晨，日军第三师团在炮火掩护下首先渡江，第五师团之第十旅团继进。战斗开始后，宋庆急调苇子沟、栗子园、九连城的清军进行拦击，一度迫使日军不能向纵深发展，后续日军无法通过浮桥。战至上午10时左右，沿岸清军及守备炮台的铭军不支，相继溃逃，只有聂士成部仍坚守虎山阻击日军。由于各路清军溃退，日军（包括由安平河口西进的佐藤支队）得以集中兵力围攻虎山。聂士成部终以寡不敌众，不久亦退往叆河以西。宋庆不敢继续抵抗，于当夜率部退守凤凰城（今凤城）。26日，日军进占九连城，随即分兵一部西占安东，丰升阿、聂桂林率部西奔岫岩。仅三天时间，鸭绿江防线即被日军突破。此后，日军向我东北境内步步进逼。 （二）金州、大连陷落 已集结于朝鲜大同江口渔隐洞锚地待机的日第二军（第二军司令部及第一师团），在第一军发起鸭绿江战斗的同时，即开始实施辽东半岛的登陆作战。10月24日、26日、27日，日军由联合舰队十四艘军舰担任护航，用三十余艘运输船分三批输送第二军第一师团在花园口登陆。登陆后，即布置警戒，建立起登陆场，以掩护混成第十二旅团继续登陆。 徐邦道、赵怀业获悉日军登陆的消息后，以金州、大连兵力薄弱，向旅顺龚照玙请援。龚照玙不明日军是北犯还是南下，因而按兵不动。这时，在皮子窝一带巡防的连顺所部捷胜营马队捕获日本间谍钟崎、山崎二人，获悉日军将攻金州、大连。赵、徐等据以电告李鸿章，希望旅顺分兵北援，并要求速令北洋舰队（已修复的“定”、“镇”等六艘军舰于10月中旬由丁汝昌统率驶回威海）赴援大连。龚照玙也发电向李鸿章请援。李鸿章一面令由营口方面增援旅顺的山西大同军二千人（由总兵程之伟统领）兼程前往金州，一面以责备的口气复电赵、徐等前敌统领：“倭匪尚未过皮子窝而南，汝等只各守营盘，来路多设地雷埋伏，并无守城之责；旅顺兵单，同一吃紧，岂能分拨过湾？可谓糊涂胆小！”1金州守军多次催促程之伟部南下增援，程之伟竟逗留复州（今复县）、熊岳不进。 11月1、2日，进至皮子窝的日军停止前进。徐邦道分析日军之所以不进，可能在皮子窝开辟新的登陆场，掩护后续部队登陆，或是等待粮秣弹药的输送，因而认为机不可失，应主动出击。于是，连顺与徐邦道亲向大连的赵怀业请援，而赵按兵不动，以致丧失了战机。赵怀业部营官周鼎臣等自告奋勇要求赴敌，赵竟说：“我奉中堂（李鸿章）令守炮台，不与后路战事；汝辈欲往鼻[皮]子窝拒敌，须请令方可。”1最后仅派出步队两哨，不及三百人。 徐邦道主动出击的计划不能实现，便以右翼依托金州城东面的大和尚山，占领该山北麓格条沟之西方高地至破头山一带，左翼则占领通复州的大道十三里台南方高地，紧急修建临时工事。11月3日，日军先头部队（步兵第十五联队的第一大队、工兵一大队和骑兵一中队）已达亮甲店。同日，日军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中将率师团主力由皮子窝出发南下。4日，日军一部切断复州电线。5日，日军先头部队遭到大和尚山徐邦道部炮击，不能前进。师团主力便由石拉子（亮甲店西南）折向金州北面的三十里堡一带，进攻金州守军的左侧背。 11月6日，徐邦道部溃败。接着，日军攻破金州城。连顺早已逃走，其余清军奔向旅顺方向。 7日，日军在联合舰队配合下，分路进攻大连。由于赵怀业已于6日弃大连炮台逃跑，兵勇溃散，日军不费一槍一弹便占领了大连，获取了清军遗弃的大小炮一百二十余门和炮弹二百四十六万余发，以及大量的军用物资。当天，发自仁川港的日混成第十二旅团亦在花园口登陆完毕，随即向金州方向前进。 （三）旅顺失陷 10月底，当日第二军在花园口登陆并缓慢向前推进之际，丁汝昌曾率北洋舰队由威海卫抵达旅顺，但未敢前往日军登陆之处，进行任何必要的袭扰。11月7日，大连湾失陷，丁汝昌认为旅顺“万难久支”，便借口“旅顺后路警急，各船在口内，水道狭隘，不能展动为力，有损无益”1，率舰队返回威海。11日，丁汝昌奉命率舰队抵大沽，并前往天津与李鸿章等面商援旅事宜。212日下午，北洋舰队由大沽开赴旅顺，稍事游弋， 13日晚即离旅折回威海，此后再未北巡。 本来，日第二军司令官大山岩拟待第二师团到达后再向旅顺进攻，后获悉旅顺请军仅有陆军一万二千人（含金州、大连溃兵），又多系新兵，便决定不待第二师团到达即进攻旅顺。 11月17日，日军在大连休整了十天之后，开始向旅顺进攻。大山岩决定，除以步骑二千留守金州、一千留守大连外，将其余部队分为搜索骑兵（骑兵第一大队）、左翼纵队（步兵第十四联队、骑兵一小队、山炮一中队、工兵二中队）、右翼纵队（第一师团和混成第十二旅团之主力），沿旅顺北面大道展开进攻。 当时，负责旅大前线总指挥的龚照玙，在金州失守之后即乘鱼雷艇经烟台逃往天津，其余大小辟员也纷纷抢掠财物，准备逃走，以致旅顺军心涣散，人心惶惶。18日，日军控制了旅顺陆路咽喉南关岭，前锋进至土城子。 旅顺危急，诸将互不统属，公推姜桂题担任临时指挥。姜桂题无所作为，坐待敌攻。这时，只有徐邦道率领残军主动迎战。19日，徐部在土城子南面同敌人先头部队遭遇。徐邦道挥军奋击，将敌截为数段，重创日军，一直追击至营城子西南的双台沟。由于日军不断增援，徐邦道兵力薄弱，又没有后援，整整激战了一天，士兵饥饿疲乏，只得退回旅顺。这时，驻防旅顺的八艘鱼雷艇已逃往威海，黄仕林、赵怀业、卫汝成三个统领也仓皇乘船逃跑。 21日，日军舰队在港外游弋，借以牵制旅顺东西炮台的清军，陆军则集中兵力猛攻可以瞰制各台的椅子山炮台。22日，椅子山炮台为敌攻占，接着，案子山、松树山、二龙山等各炮台相继失陷，守军溃散，旅顺随即陷落。 就在日军占领旅顺的当天，宋庆所率援军约七千人（含刘盛休所部铭军）进抵金州城北。日军以步骑二千、火炮四门阻击，激战半天之久。宋庆所部清军未能越过金州赴援旅顺，于当晚退至三十里堡，后又向盖平（今盖县）退却。 日寇陷旅顺后，兽性大发，对旅顺人民（二万余人）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在这次屠杀中，能够幸免于难的中国人，全市中只剩三十六人，这三十六个中国人，完全是为驱使他们掩埋其同胞的尸体而被留下的。”1日本外相陆奥宗光供认：“把俘虏绑上屠杀，杀害平民，甚至妇女也不例外，这些似乎都是事实”。1 在日第二军进攻旅大的同时，业已突破鸭绿江防线的日第一军继续向纵深发展。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日本侵略者即攻占了辽东半岛的大部要点，达到了为进行直隶平原决战夺取前进基地的战略企图。 对于日军在辽东半岛登陆，清军缺乏抗登陆的应有准备。事前，既未根据地形情况对敌人可能登陆的地点进行认真研究，在威胁最大的地段重点地部署兵力，并加强沿海观察和巡逻；又缺乏必要的机动部队，无法及时组织反击。因此，日军在登陆作战的航渡、换乘、登陆各个阶段，均未受到北洋舰队的任何袭扰。花园口是丰升阿所派盛字营马队的防区，日军在此登陆，该部竟未及时发现和抗击。这一切，表明前敌清军在敌人重兵压境的严重情况下，仍然漫无布置，戒备松弛。李鸿章虽然早在9月29日即曾电告旅大前线各军将领和丁汝昌：“各国探报，均称日派大队分路北犯，尤注意金州各岛左右，欲窜旅后路，毁我船坞，实在意中。各炮台须昼夜分班了望严守，……师船速修，择其可用者，常派出口外，靠山巡查，略张声势。”2但是，基于对日军主攻方向判断的错误，在实际部署上却以鸭绿江方向为重点，忽视了旅大方向的守备。当日军已在花园口登陆，并准备进攻金州之际，盛京将军裕禄等仍错误地认为，“倭寇分兵窜扰，明系包抄前敌各军后路。目下九连城既被抢渡，难保不合谋北犯。”3并以兵力不足为由，不及时分兵增援旅大。旅大的军事总指挥龚照玙，在敌人已从侧后抄袭而来的情况下，仍不出兵阻击。李鸿章也未采取得力措施。更有甚者，当日军已占金州、正向大连挺进的当天（11月7日），慈禧竟不顾前线军情紧急，仍若无其事地在北京庆祝其六十大寿。清廷和前敌将领如此昏庸，自然不可能对战事实行正确的指导。 11月23日，清廷以辽东半岛溃败责怪李鸿章“调度乖方，救援不力”，下诏“革职留任”，并令其亲赴大沽、北塘等处“周历巡阅，严密布置”1，以防日军直逼京畿。与此同时，清廷进一步开展求和活动，准备屈辱投降。 第七节 山东半岛之战 一、山东半岛的战略地位 山东半岛突出于黄海与渤海之间，北隔渤海海峡与辽东半岛遥遥相望，共扼渤海门户，对于保卫京津安全，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位于山东半岛北岸东部的威海卫，北与辽东半岛的旅顺口相对，西与烟台互为犄角，地当要冲，是控制渤海海峡、保卫京畿门户的锁钥之一。“其海湾形若箕张，两臂斜伸入海，作半环形”2。口外刘公岛横置于前，形成东西两条水道，水深十米左右，一般舰船均可通行。刘公岛之西端为黄岛，东南有日岛等分布海中，形成海防的天然屏障。 1887年，清王朝开始在威海建立海军基地，布置防御，作为北洋舰队的停泊常清军在威海的设防，是围绕着南岸、北岸及刘公岛进行的。南岸筑有炮台三座（灶北嘴、鹿角嘴、龙庙嘴），统称南帮炮台；北岸也有炮台三座（北山嘴、黄泥崖、祭祀台），统称北帮炮台；刘公岛有炮台二座（黄岛、东风扫滩）；日岛有炮台一座。另有南帮陆路炮台（所前岭、杨峰岭等）、北帮陆路炮台（合庆滩、老姆顶等）多座。绥巩军统领道员戴宗骞自统绥军四营驻北帮炮台，而以分统总兵刘超佩统巩军四营驻南帮炮台，记名总兵张文宣统北洋护军二营驻守刘公岛。甲午战争爆发前后，威海又陆续增修炮台和添置火炮，迨至日军进攻时，共有各种炮台二十三座，大小火炮一百六十余门。此外，在东西两条水道布有各种水雷：西口七十九个；东口一百六十九个。 旅顺口既失，威海卫便成了北洋海军的唯一基地，战略地位显得更为重要了。当时，停泊在威海军港的北洋舰队舰只有：“定远”、“镇远”、“来远”、“靖远”、“济远”、“平远”、“广丙”、“威远”、“康济”、“镇边”、“镇中”、“镇南”、“镇北”、“镇东”、“镇西”等十五艘军舰；此外，尚有水雷艇十二艘、水雷布设船“宝筏”号一艘、附属汽船“飞霆”号一艘。其中“来远”尚在修理，“镇远”触礁负伤（林泰曾即因此事自杀），勉强修补，航速仅达每小时七海里。 黄海海战之后，德国人汉纳根辞去北洋海军总查，不久，李鸿章改请英国人马格禄帮办北洋海军提督。马格禄以前是“金龙”号商船船长，对于海军军事问题一无所知。 二、双方作战方针及部署 （一）日军方面 日军攻占旅大之后，其第二军司令官大山岩和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于12月6日联名向大本营建议：鉴于渤海湾封冻，登陆困难，若欲继续作战，不如出兵山东半岛，海陆夹攻，歼灭北洋海军，以保障从渤海湾登陆的安全。1日本大本营采纳了这一建议，随即任命大山岩为“山东作战军”的司令官。其军队编成为：第二师团（辖步兵第三、第四旅团）及第六师团之第十一旅团，此外，还包括两个骑兵大队、一个野战炮兵联队又一个大队、三个工兵大队以及后方勤务部队等，共计二万五千余人。1895年1月中旬，上述部队自日本广岛航运至大连湾集结，待机进发。与此同时，大本营命令联合舰队负责护送山东作战军的登陆兵团，并与之相配合，攻打威海卫军港，消灭北洋舰队。 联合舰队经过多次侦察，确知北洋舰队仍在威海港内。但威海军港正面设防坚固，不易夺取，因而日军决定把登陆场选择在清军防御薄弱的荣成湾龙睡澳内落凤冈东北的浅滩地段，登陆后再西进，从侧后夺取威海卫。大山岩鉴于从荣成（今旧荣成）至威海的地形复杂，冬季积雪一般深达二尺，车辆难以通行，决定改用人力搬运物资，并计划在二十四小时内将一个师团的兵力登陆完毕。航渡时，联合舰队护送运输船，登陆时则负责海上警戒，并以主力封锁威海港，以防北洋舰队出击。 （二）清军方面 旅大失守之后，清政府判断，日军第一、第二军将并力攻取奉天，以主力打通锦州走廊，进逼山海关，再别遣一部从渤海湾登陆，会攻北京。基于以上判断，“调兵多往顾辽沈”2，并以重兵严防山海关至天津一线，关内外总兵力共约十万以上。 由于清朝政府专注京津方向，以致山东防务十分薄弱。整个山东半岛沿海地区的兵力仅四十八营二哨，约一万七千人。主持山东防务的山东巡抚李秉衡，规定在四个方向上防止日军登陆：即宁海（烟台东南）方向、旧馆（今酒馆）方向、威海方向、荣成方向。其中以旧馆为主要防御方向，荣成方向兵力最弱，仅有参将赵得发所部一营、巡检徐抚臣所部一营、副将阎得胜所部二营，共一千四百余人，均受阎得胜节制。 山东半岛的防御重点是威海卫海军基地。1894年11月30日，李鸿章曾指示威海前敌各军：“有警时，丁提督应率船出傍台炮线内合击，不得出大洋浪战，致有损失。戴道欲率行队往岸远处迎剿，若不能截其半渡，势必败逃，将效湾旅覆辙耶？汝等但各固守大小炮台，效死勿去；且新炮能击四面，敌虽满山谷，断不敢近。多储粮药，多埋地雷，多掘地沟为要。”1这是一个消极自保的错误方针。而丁汝昌在执行时更加消极，他连在台炮射击范围内傍岸击敌也没有去做。戴宗骞鉴于“大连湾守兵不并力陆援，旅顺诸军不据南关岭而株守营墙，均以失事”的教训，要求采劝虽布近局，仍扼外险，宁力战图存，勿坐以待困”的战守方针。2然而，李鸿章还是坚持“仍以扼要埋伏地沟为妥”3的错误指导。 12月25日，李鸿章得知荣成湾龙须岛有日舰和小火轮活动，才指示丁汝昌：“应速统现有师船赴龙须岛、成山一带巡探，如日船少，即设法驱逐；否则，听其由后路包抄，则威危而兵船无驻足之地”4。但丁汝昌没有执行。1895年1月13日，李鸿章接到光绪帝关于北洋海军应“相机迎击，以免坐困”的谕旨，又指示丁汝昌等：“查倭如犯威，必以陆队由后路上岸抄截，而以兵船游弋口外牵制我师，彼时兵轮当如何布置迎击，水陆相依，庶无疏失，望与洋弁等悉心妥筹”。1李鸿章根据光绪帝指示而作出的这一判断，仍不为丁汝昌所重视，北洋舰队始终蛰居威海港内，不敢与敌争锋。 三、作战经过（参见附图十八） （一）荣成湾抗登陆战斗 1895年1月19日，集结于大连湾一带的日本山东作战军在联合舰队二十五艘军舰护航下，开始分批向荣成湾航进。为了迷惑清军，荫蔽自荣成登陆的企图，1月18日和19日，日舰“吉野”、“浪速”、“秋津洲”向登州（今蓬莱）连续轰击。坐镇烟台的山东巡抚李秉衡果被日军的佯动所迷惑，他在19日的奏报中说：“前荣成之成山岛、宁海之金山寨均有倭船窥伺，昨登州又有倭船开炮一时之久。由登州至威海、威海至成山，共五百余里，处处吃紧”2。由于他不明敌军将从何处登陆，于是采取应付态度，强调“明知兵分则力单，而地面太长，有不能不分之势”3，结果处处兵力薄弱。1月20日，日军第二师团开始登陆。这时，北洋舰队尚堪一战，本应出击，但丁汝昌“震于倭舰声势，坚匿坐毙”4。日军在龙须岛登陆时，驻岛之清军四哨用七五毫米口径火炮轰沉日军舢舨二只。日军受挫后，集中舰炮火力猛轰岸上清军， 并仍以小火轮拖带舢舨强行登陆。清军不支，向西败退，日军前锋千余人跟踪追至荣成。驻守荣成的团练纷纷逃散，城门大开。阎得胜等四营清军多系新兵，又少槍械，因而一触即溃，荣成遂为日军所据。 （二）威海南北两岸炮台的陷落 日军登陆之后，主持山东防务的李秉衡虽知日军约近两万人已从荣成登陆，但仍然错误地认为，日军“又难免不从西面乘隙上岸”1，因此，集结在威海、宁海、文登一带的三十五营清军仍然按兵不动，只抽出总兵孙万龄所率嵩武军千余人自旧馆前往增援。由于李秉衡未能集中兵力对从荣成方向登陆之敌进行反击，使日军得以在荣成从容地进行了两天休整。 1月25日，日军分左右（南北）两路西犯威海：左路（南路）为第二师团，自荣成经桥头、温泉汤、虎山，指向威海，负责切断南帮炮台清军退路；右路（北路）为第六师团之第十一旅团，自荣成经三官庙、崮山后，直扑南帮炮台。 孙万龄部于1月22日到达桥头，收集了从荣成败退的阎得胜部。次日，戴宗骞所派知府刘树德率领的两营绥军亦抵桥头一带。在清军东进过程中，沿途人民自动支援，在风雪中帮助拉炮和运送粮草，并协助侦察敌情，修工事，抓特务，给清军官兵以很大鼓舞。26日起，孙、刘两部清军在桥头附近奋勇阻击南路日军前锋，使敌人接连两天不得西进。但北路日军由于清军阻击不力，较快地进抵鲍家村、崮山后一带，严重威胁着南帮炮台的安全。 28日，李秉衡命孙万龄、戴宗骞夹攻北路日军。但是，戴宗骞违令不至，而阎得胜又不战而退。孙万龄部孤军力战，终因众寡不敌，退回桥头。此时，驻守桥头的刘树德所率绥军竟被戴宗骞调回威海，孙万龄左右无援，亦弃桥头西去。南路日军遂占桥头，并向温泉汤方向逼进。 30日晨，南北两路日军分别进攻凤林集东南高地和威海南岸堡垒群。南帮炮台官兵英勇抵抗，给日寇以大量杀伤，并击毙敌第十一旅团长大寺安纯少将。当日军尚未逼近时，丁汝昌曾建议戴宗骞事急时卸掉南帮炮台的大炮炮闩，以免日军利用，轰击港内军舰，但戴宗骞不同意。后来果如丁汝昌所料，日军从南帮炮台发炮轰击港内舰船，使北洋海军处于腹背受敌的窘境。当南帮炮台战斗激烈时，巩军统领刘超佩临阵脱逃，乘小轮渡奔北岸，南岸士兵各自为战。一部分官兵最后在港内军舰火力支援下，由长峰以东沙滩突围，退至威海卫。日舰队一部在南岸激烈陆战时，曾逼近东口，但被日岛清军的猛烈炮火击退。30日下午，南帮炮台全部陷落。 南帮炮台失守后，驻守北岸的绥军见南岸伤亡惨重，便望风溃退，刘树德也仓皇逃命。戴宗骞无奈，移驻祭祀台，从者皆散。2月1日，丁汝昌乘小轮将戴宗骞接往刘公岛（戴至岛即自杀），并炸毁北帮炮台及弹药库，以免资敌。于是，日军不战而占领威海北岸。至此，威海陆上据点尽失，北洋舰队和刘公岛陷入重围。 （三）北洋舰队的覆没 1月30日，一直停泊在荣成湾的日本联合舰队二十一艘军舰（留四艘警戒运输船），在南帮炮台两军激战时，于凌晨2时启航开向威海，7时抵达百尺崖南，先后配合陆军轰击杨峰岭、所前岭炮台。南帮炮合陷落后，北洋舰队因威海港东口暴露在敌军陆路炮火之下，遂移至西口。于是，日鱼雷艇得以破坏东口障碍物，且入港袭击北洋舰只。 在此不利的情况下，北洋舰队本应冲破日军舰队的封锁，出到海上，拚力一战。清廷早在1月23日即曾电谕李秉衡：“现在贼踪逼近南岸，其兵船多只，难保不闯入口内，冀逞水陆夹击之诡谋。我海舰虽少，而铁甲坚利，则为彼所无，与其坐守待敌，莫若乘间出击，断贼归路。”1李鸿章于同一天电告丁汝昌：“若水师至力不能支时，不如出海拚战。即战不胜，或能留铁舰等退往烟台。”2但是，丁汝昌却表示：“海军如败，万无退烟之理，惟有船没人尽而已。旨屡催出口决战，惟出则陆军将士心寒，大局更难设想。”3他决定株守港内，既不出战，又不转移。1月30日，李鸿章再次电告丁汝昌、戴宗骞：北洋舰队应冲出威海，“设法保船”。“万一刘（公）岛不保，能挟数舰冲出，或烟台，或吴淞，勿被倭全灭，稍赎重愆。否则，事急时将船凿沉，亦不贻后患。”4但是，丁汝昌仍迟不执行。 2月3日，日舰及占据南帮炮台的日军以大炮水陆合击刘公岛及北洋舰队，双方相持竟日。刘公岛清军伤亡甚众。当夜，日鱼雷艇队闯入东口袭击北洋舰只，“定远”中雷重伤，不久自毁。但日军也有五艘鱼雷艇被击沉。“定远”毁后，丁汝昌移督旗于“镇远”舰。5日，日军又水陆一起发炮轰击，炸毁日岛弹药库及地阱炮。清军发炮还击，击伤日舰两艘。6日凌晨，日鱼雷艇又入东口，袭沉“来远”、“威远”及“宝筏”号。7日，管带王登瀛私率十二艘鱼雷艇从西口逃出，遭日舰追击，全部被俘。此时，刘公岛电讯已中断，形势岌岌可危。在北洋舰队服役的洋员唆使部分民族败类鸣槍过市，公开要求投降，引起刘公岛居民惶惧，军心涣散。9日，“靖远”被敌击沉。当天，刘步蟾自杀。此时，北洋舰队尚有“镇远”、“济远”、“平远”、“广丙”以及“镇中”等大小舰船十艘，但弹药将荆10日，丁汝昌命令沉船，由于洋员的阻挠，无人执行。 11日，丁汝昌得到烟台密信，知李秉衡已远逃莱州，陆路增援已无希望，便召开会议，研究突围。当即遭到洋员瑞乃尔（德国炮师）、马格禄以及一小撮民族败类营务处道员牛昶炳等的坚决反对，迫使丁汝昌、张文宣等相继自杀。12日晨，一群贪生怕死之徒盗用丁汝昌名义，向日本舰队投降。于是，北洋舰队尚存的“镇远”、“济远”、“平远”等十艘舰艇以及刘公岛炮台和军资器械，全被日军所掳。 日军从荣成湾登陆至占领威海卫军港，为时仅三个星期。和辽东半岛之战一样，清军在山东半岛之战中仍然采取消极防御的被动挨打方针，作战指导上产生了一连串的失误。首先，由于对日军攻占旅大之后的战略企图判断错误，在战略防御部署上重奉天而轻山东，山海关内外重兵云集，山东方面则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抽兵（总兵章高元所率嵩武军八营）北援辽东，以致日军由荣成西进时，山东清军无足够数量的预备队可供调遣，不得不从威海附近分兵堵截，造成顾此失彼的被动态势。其次，山东清军在部署上分兵把口，以致处处兵单，尤其是没有汲取日军于花园口登陆从侧后进犯旅大的教训，对敌人从远处登陆进行侧后攻击的可能性缺乏预计；当得知日军已从荣成方向登陆后，又未能及时集中兵力，组织有力的反击，致使登陆之敌得以两路并进，直扑威海。此外，李鸿章死守其保船避战的错误方针，既规定北洋海军“不得出大洋浪战”，又不准陆路各军半渡而击，主观地认为只要“固守大小炮台”， 依仗“能击四面”的新式大炮，即可使日军“断不敢近”，这无异于把战场主动权拱手授之于人，而使自己立于未战先败之地，加上丁汝昌最后抱定“惟有船没人尽而已”的愚蠢打算，拒不执行出口决战和突围退却的指示，终于酿成北洋海军坐以待毙、全军覆灭的可悲结局。恩格斯在评论俄土锡诺普海战1时指出，土军分舰队的覆灭，是土耳其方面犯了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错误造成的。“考虑到失败绝对不可避免，因此只要风向许可，土耳其分舰队也许最好是起锚并倾全力向俄军攻击。这样做，虽然不可避免地要牺牲几艘舰船，但是至少可以保存部分舰船。2北洋舰队重蹈土耳其分舰队的覆辙，同样是犯了一系列错误的结果。 第八节 辽东清军的溃败 一、岫岩——赛马集之战 越过鸭绿江之日第一军继1894年10月26日占领九连城、安东之后，接着又于27日占领大东沟，31日占领凤凰城，11月5日占领大孤山。其后，日第二军攻占了金州大连湾，于是，第一军受领的牵制辽东清军、掩护第二军由花园口登陆的任务基本完成，大本营令其在叆河、大洋河两流域布置冬营，以待来年参加直隶平原决战。为确保冬营安全，日第一军决定以其第三师团之第五旅团长大迫尚敏率一支队（步骑约三千）由大孤山出发，进攻岫岩；以第五师团之第十旅团长立见尚文率一支队（步骑四千）由凤凰城出发，北攻赛马集，并分兵一部（一个大队和少量骑兵）由少佐三原重雄率领西进，协助大迫支队夹攻岫岩。 岫岩西通海城、盖平，北连辽陽，东通凤凰城，南达大孤山，是奉天南部的战略要地。11月14日，日军大迫支队出大孤山，经土城子、老孙家堡、土门子岭，指向岫岩之南；三原重雄所部则出凤凰城，经高家店、黄花甸、黄岭子，指向岫岩之北。丰升阿、聂桂林分兵北扼黄岭子，南控土门子岭和洪家堡，抵御来犯之敌。18日，三原重雄所部猛攻地势险峻的黄岭子山，清军不支，弃险而走，退守兴隆钡。此时，南面守军也为大迫支队所逼，退入岫岩。当晚，丰升阿等见南北两面受敌，率部夜奔海城东南的析木城，岫岩遂为日军所陷。 赛马集东近叆陽，西接连山关。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所部弃守宽甸之后，即退驻于赛马集一带。日军立见支队由凤凰城向赛马集进军时，分兵一部（步兵一大队、骑兵炮兵各一小队）由少佐今田唯一率领，经雪里站、通远堡、草河口，西犯连山关。当时，连山关、甜水站诸处由吕本元、孙显寅所部盛军驻守，其西面的摩天岭由聂士成等部驻守。由于宋庆奉命率所部毅军并铭军南下救援旅顺，连山关、摩天岭一带防务由聂士成统管。 11月12日，今田唯一所部骑兵抢夺连山关关口，大队继至，遂陷连山关，直趋摩天岭。聂士成部顽强抵抗，“扼隘路，以巨炮当其冲，张旗帜丛林间，鸣鼓角为疑兵，时出截杀，而露宿以守”1。日军不得逞，撤回连山关。在西犯摩天岭的同时，日军一小队由叆陽偷袭赛马集，侦察依克唐阿部虚实，遭到依军痛击，死伤惨重。日军西则阻于摩天岭，东则败于赛马集，不得已于11月24日撤离连山关，集结于草河口一带，阻隔聂、依两军通道。26日，聂、依两军东西夹击，大败草河口日军。29日，立见尚文以大队来援，分犯赛马集和草河口。清军竭力抵抗，战事呈胶着状态。日军前进受阻，又恐凤凰城老巢空虚，后路危险，便于12月5日弃草河口，返回凤凰城。此时，聂、依两军声势相通，拟合力南下，收复凤凰城。依克唐阿并分兵一部绕道叆陽指向凤凰城侧背。立见尚文留兵一部守城，自率大队北上迎击自通远堡南下的清军。9日，双方激战于通远堡南面的金家河，彼此伤亡甚众。12日至15日，清军连战皆败，终未能收复凤凰城。这时，日军第三师团已陷海城，辽陽危急。依克唐阿奉命西援辽陽，与宋庆及吉林将军长顺会合，以固沈陽门户。此后，辽陽以东防务主要由聂士成部承担。聂部以摩天岭阵地为中坚，长期与敌相持，日军始终未能越岭西进。 二、海城、盖平等地的陷落 日第二军攻陷旅顺之后，其第一军司令野津道贯1即建议大本营准其进军海城，以消除旅大方面日军的后顾之忧。日第一军既不能越摩天岭西犯，改由岫岩经海城而进逼辽陽，断摩天岭清军后路，必要时与第二军会师北上而威胁沈陽，自然有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海城实为中日两军必争之地。12月上旬，日第三师团于岫岩集结，准备进军海城。当时，由摩天岭奉命回援旅顺的宋庆所部毅军和铭军屯于盖平；由岫岩败退的丰升阿、聂桂林所部十余营驻析木城。12月10日，日军第三师团全队西犯：先以步兵第十八联队长佐藤大佐率兵一部指向盖平，牵制宋庆军；第三师团长桂太郎中将自统师团主力扑向析木城。11 日，清军屡战皆败，丰升阿、聂桂林夜奔海城，析木城遂于12日为日军侵占。13日，日军乘势进攻海城。防守该地的清军有奉军等步、骑、炮队十七营，分扼城东的荞麦山及城西的晾甲山以为左右翼，而以荞麦山为防御之锁钥，置炮兵于该山南部及山麓，又以部分兵力占领沙河左岸箭楼子附近。日军进攻时，清军稍事抵抗，即退奔辽陽，海城为敌所占。于是，辽陽、盖平、营口（今营口市）、牛庄等处告急。清廷更觉奉天省城势危，急令依克唐阿、长顺各率所部西援，以护辽陽，令宋庆率所部自盖平北上，以护营口、牛庄，防敌西窜。 宋庆在盖平闻日军由岫岩长驱北进，已于12月10日亲率毅、铭军等二十余营移驻于大石桥（今营口县），拟救援海城。但12日析木城陷落，13日海城又入敌手，宋庆便改变计划，拟与北面诸军取得联络之后，再共图收复海城，于是将全军二十余营屯于距海城二十里的缸瓦寨，未能趁敌立足未稳之际发起攻击，丧失了战机。12月19日，海城日军大股来袭，宋庆军大败，由缸瓦寨退往营口、田庄台一带。 日军攻占海城后，以孤军（约六千人）入重地，颇觉力单，于是，野津道贯率第一军司令部和军预备队由安东移驻岫岩（1895年1月5日到达），同时，请求第二军分兵一部协攻盖平，以便两军声势相通。1895年1月初，日第一军派遣第一师团之混成第一旅团1约八千人由普兰店（今新金）北上。当时，驻盖平之清军只剩下章高元所部山东嵩武军八营、徐邦道所部拱卫军十一营、张光前所部亲庆军五营。1月5日，徐邦道部奉宋庆之命移驻牛庄（以便联络辽陽清军），盖平兵力更单。徐部出发不久，宋庆以日军混成第一旅团逼近盖平，令其回援。6日，徐部返抵蓝旗厂（盖平北面二十余里），宋庆又改变命令，令其开赴田庄台。徐部又回师北上，刚过营口，宋庆仍令其回援盖平，于是又折而南行。这样，徐邦道所部往返奔波于田庄台、营口、盖平之间，四昼夜未得休息。9日夜，徐部前锋进至盖平境时，日军已扑攻盖平。扼守东门外凤凰山的张光前部闻敌即溃，日军一部乘势攻入东门，然后出南门，绕至扼守南门外的章高元部之后。章部不支，刚赶到战场的徐邦道部也因疲惫过度，不堪任战，于是各部齐退营口。10日上午，盖平陷落。从此，日第一、二军声势联络，辽东清军进一步陷入被动。 三、清军反攻海城失败 自平壤之战以后，清廷以淮军不可恃，便起用湘军旧将魏光焘、李光久等，令其募兵北援。1895年1月，光绪帝又召湘军首领两江总督刘坤一入京，授为钦差大臣，令湖南巡抚吴大澂、淮军总统宋庆共同帮办刘坤一军务。 1月14日，清廷以日军既据海城，又陷盖平，关外军情更紧，乃令新授钦差大臣刘坤一迅赴山海关驻扎调度，节制关内外各军。并令自动请缨的吴大澂统率新疆布政使魏光焘所部新湘军、总兵刘树元所率抚标军、吴元恺所率恺字军等，“即日拔队出关，分起进发，会合宋庆等军，相机进剿”1，于是，宋庆于田庄台坐待援军。 这时，奉命扼守辽陽的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和吉林将军长顺深感责任重大，一致认为，与其坐待日军来攻，不如乘其占领未固之际，先发制胜，于是商定，以集结于腾鳌堡、鞍山站一带的五十余营约二万人的兵力，“分左右两路，步步前往，相机规海”1。1月17日，依、长两军已前进至海城北面，距敌人前沿阵地仅二里许。西路（依军）包抄至二台子，东路（长顺军）包抄至头河堡，东西绵亘近三十里。日军扼守城北欢喜山和双龙山（山上均筑有炮台），并有步、骑、炮兵列阵以待。当清军发起攻击时，日军步骑数千人在炮火掩护下蜂拥齐出。清军大半使用土槍，射程小，射速慢，加之“旗汉兵团心志不齐”，相持不久，西路依军先退，东路长顺军继之，第一次反攻海城遂告失败。 1月22日，依、长两军又分左右两路会攻海城。依军自长虎台向欢喜、双龙二山之间的三里桥突击，为欢喜山日军炮火所阻，又折而北，经沙河沿绕出欢喜山之西，拟攻海城之西北角。长顺军则从头河堡向海城东北的双龙山发动进攻，终因日军炮火猛烈而不得进。下午，日军发起反击，依军大量伤亡，经大富屯向西北方向退走。东路长顺军亦退。第二次反攻海城又归失败。 此后，山东半岛军事形势日趋恶化，清廷主战派为了从辽东战场捞回一点面子，急欲乘日军战略重点南移之机，一举收复海城。2月7日，军机处奉旨电谕长顺和依克唐阿：“此时各军俱到前敌，亟宜克期合剿。著长顺与依克唐阿同心协力，严饬诸将奋勇进战，务期一举攻拔，再向南路与宋庆会合，节节扫荡，军事当大有转机矣。”1依、长二将鉴于前两次攻海失败，深感兵力尚单，商请宋庆出兵会攻。2月11日，吴大澂到达田庄台，其所部除道员李光久军（老湘军五营）已先期出关屯于牛庄外，总兵刘树元所率亲兵六营亦已到达牛庄。又总兵梁永福所率凤字军五营，也于前一日由田庄台开入牛庄。于是，依克唐阿、长顺与宋庆等商定，于2月16日以九十余营三万余人的兵力，再次反攻海城。进攻部署是：依军自北面进攻大教场为中路；长顺军进攻玉皇山为东路；李光久和徐邦道各率所部从柳公屯进攻唐王山为西路。当天，东西二路进逼颇紧。日军先则坚伏不动，继则步、骑、炮兵一齐出击。东路长顺军伤亡甚众，中路依军亦阻于欢喜山炮火，相继败退。西路李、徐两部见势不妙，也纷纷西走。这样，第三次反攻海城又未成功。 2月21日，清军上述各部再次会攻海城失败。在第四次反攻海城的同时，宋庆依约率所部毅军、铭军（统领刘盛休已撤职，改由姜桂题接任）及河南嵩武军（总兵刘世俊统领）等五十余营近二万人进攻盖平北面的太平山日军，一则配合攻海，一则为日后收复盖平作准备。宋庆军一度占领太平山，并与敌相持三日。24日，日军三面来攻，清军大败，退回营口以东地区，防止日军西犯。 清军四次反攻海城，虽不是决定性的战役，但其持续时间之长、动员兵力之多、涉及地区之广、战斗规模之大，在整个中日甲午战争过程中是仅有的。清军总的战略方针是消极防御，然就反攻海城来说，则属于具体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战。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固然是由于海城战略地位重要，它的得失，关系到清廷“力保沈陽以顾东省之根本”方针能否实现，但主要还是由于日本侵略者当时的战略重点是海陆进攻山东半岛，全歼北洋海军，而在辽东战场上基本上取守势的缘故。 四、牛庄、营口、田庄台等地的失守 清军第四次反攻海城失败之后，还想进行第五次反攻。当时，“环海城而军者：两将军（依克唐阿、长顺）、一巡抚（吴大澂）、一提督（宋庆）、一藩司（魏光焘），共百余营，六万余人（按：宋庆毅军时已增至三十营）”1。吴大澂所部湘军分布海城西北，控制通往牛庄的大道；依军分布海城正北，扼牛庄通辽陽的大道；长顺军分布海城东北，扼通向辽陽的大道。 日军方面，为了扭转局面，决定趁冰冻未解之际，由盖平、海城、凤凰城分路进攻：一由盖平北趋营口；一由凤凰城经黄花甸、三家子赴鞍山站；一出海城北攻依、长两军，经甘泉堡指向鞍山站之南。鞍山站系牛庄至辽陽之孔道。日军欲夺此要隘，示形逼攻辽陽，实将袭取牛庄。因为牛庄一旦有警，海城西面的湘军势将由于退路受到威胁而停止攻海。 2月28日凌晨，未等请军发起第五次反攻，海城日军第三师团便分路出击。激战约三小时，中路依军败退。恰在这时，辽陽南九十里之吉洞峪为出凤凰城的日军第五师团袭占，辽陽大震。辽陽知州徐庆璋请援于依克唐阿，依便托词援辽，率部北走，长顺军也随之而去。日军跟踪追击，一举夺占鞍山站。不久，第五师团也间道来会。除留兵一部控制鞍山站外，日第三、第五师团合军西指牛庄。 3月2日和4日，魏光焘、李光久先后率部回援牛庄。两部新老湘军共十一营，均困守市内。4日，日军三路围攻牛庄，李光久等弃军而逃。军士们深陷危地，在无人指挥的情况下，殊死搏斗，与敌相持竟日，最后伤亡近二千人，被俘六百余人。日军也死伤近四百人，其中有今田唯一等将佐军官十五人。这是中日甲午战争中唯一的一次大规模巷战。参战清军英勇拚杀，表现了中国人民敢于同侵略者血战到底的牺牲精神。牛庄失守后，吴大澂率部由田庄台退往双台子，宋庆则连夜率全军主力退扎田庄台，只留少数兵力守营口。3月7日，由牛庄出发的日军轻取营口，并与盖平北上的日军会师。田庄台四面平坦，加之当时辽河仍然封冻，更是无险可守。3月9日，日军第一、第三、第五师团分路来攻，宋庆军大败，伤亡枕藉。被围于田庄台内的清军则被日军纵火焚烧，死者二千余人。 田庄台陷落后，宋庆、吴大澂等率残部退往石山站（锦州东）。从此，自田庄台沿辽河而东，自鞍山站而西，皆为日军所占。清廷以淮军既溃于先，湘军复败于后，北洋海军亦已覆没，日军海陆交乘，畿疆危逼，于是束手无策，屈辱求和之心更为迫切。日本方面，则认为“作战的第一期已经结束，因此令‘征清大总督府’进驻战地，即将开始第二期作战”。 第九节 东北和山东人民的英勇抗战 由于清政府的消极抗战，清军在各个战场上先后战败，溃不成军。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广大人民群众除积极支援前线作战外，还自动拿起武器，杀上战场，进行了一系列英勇顽强、可歌可泣的抗日武装斗争。 当日本第二军由花园口登陆进犯辽东半岛时，辽东人民立即开展各种形式的杀敌活动。抗日英雄高武，曾组织碧流河一带八百余户农民，以锄头、铁锹等为武器，袭击敌人军营，杀死不少日寇，最后和部分农民在战斗中光荣牺牲。金州青年壮士陈宝财，串联四十五人，组成“红槍帮”，进行抗日。当日军第十五联队侵袭亮甲店、陈家店，转向刘家店北面高地时，红槍帮埋伏于凤凰山下落凤沟内，乘敌不备，把日军打得狼狈不堪。金州城沦陷的次日，日军到处奸婬烧杀。城内西街曲姓院内，男人皆已随徐邦道部转战他处，仅剩下姑嫂五人及五个儿童。日军闯入其家，五名妇女用菜刀杀敌，然后连同五个小孩一起投井。后人写诗悼念：“曲氏井，清且深，波光湛湛寒潭心；一家十人死一井，千秋身殒名不沉。”1金州城南三道沟有个叫阎士开的塾师，日寇以金钱利诱其充当向导，他严词拒绝，并痛斥敌人的滔天罪行。日寇以死威胁，他慷慨写道：“宁做中华的断头尸，不做倭寇的屈膝人！槍毙刀杀，任凭你们”2。日本侵略者无奈，竟将他开膛残杀。 日军在旅顺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旅顺人民奋起还击，英烈悲壮之事，更是不胜枚举。南山冈铁匠苑某，年岁虽高，但身强力大，日寇闯进其家，他以大铁锤一连砸死数人，力战而死。南山陈家屯的陈永发，隐身暗处，待日寇探头而入，他手起斧落，杀掉几名日兵，后与敌人同归于荆一少年装扮成乞丐，潜入日军兵营投放毒药，被捕后，义正词严地说：“予为国杀敌，早拚一死，所恨者，药屑犹余，未杀尽汝等耳。”3说罢，毅然以头撞柱，英勇牺牲。 日第一军攻占九连城、安东向辽东深入时，同样遭到当地人民的武装抵抗。辽陽、风凰城、岫岩、海城等广大地区，农民、矿工、猎户、渔民和部分爱国士绅，纷纷组织起来，几乎“无民不团”1，燃起了保卫家园的抗日烽火。岫岩州东南的桂花岭地方，有个复来社，“居民皆习淘煤，俗呼为‘煤黑’，连村数十，自练乡团，贼来犯之，乡团极力堵御，以抬槍毙贼无算”2。 不但处于第一线的辽东人民自动组织起来抵御日寇，沈陽以北以及吉林一带人民群众，也义愤填膺，奔赴前线。吉林夹皮沟的武装群众三千余人在其首领韩登举（外号“韩边外”）领导下，奔赴海城打击日军。由于“韩边外之名为敌所畏”，依克唐阿和长顺都曾借用其勇，“皆得其力”。3辽陽知州徐庆璋是坚决抗战的爱国将领，他练民团数营，招集韩登举等武装群众，名为“敌忾军”。日军占据海城后，曾声言“必取奉天度岁”4，由于敌忾军勇敢善战，“颇著声望”，使日寇“据海城而不敢遽攻辽陽”5，更无法前往奉天“度岁”。 在保卫家园的战斗中，吉洞峪一带的民团表现非常突出。他们在团长徐珍率领下，用抬槍、鸟铳在吉洞峪南面的韩家岭、宋家岭等处据险扼守，曾阻止大股日军的进攻。“各乡勇昼张旗帜，夜燃火把，出没往来，虚实兼用”，用巧妙灵活的战法痛击敌人。61895年1月17日，日军一股由潜家大岭进犯韩家岭时，民团奋勇抵御，鏖战三小时，毙敌数十名。日军纷纷逃走，团民乘势追击，夺回潜家大岭。19日，日军再次进犯韩家岭，企图报复，团民们怒火满腔，针锋相对，歼灭日寇数十人，并阵斩其督队官，缴获不少器械衣物。28日，日军五百余人进犯梨宝沟岭口，民团迎战，毙伤不少敌人。日兵争相逃命，团民追击十余里，日暮方收队回营。对于民团的上述英雄事迹，连盛京将军裕禄也不得不称赞“甚为奋勇可嘉”，专电“奏请奖励”。1 东北人民在收复宽甸、长甸的战斗中，也是打得很出色的。早在凤凰城、安东失守之后，这里的群众便陆续成立了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十个民团，每团一二千人不等。他们利用清军反攻海城之机，配合清军张锡銮部，主动出击，于1895年2月25日一举收复了宽甸。仅欢喜岭一仗，就毙敌七八十人，并生擒敌之督队官一名。3月1日，民团又配合清军乘胜收复了长甸。不久，“宽甸境内肃清，倭人阻河为守，叆水以东无倭人踪迹”2。 山东半岛人民同样给了日本侵略者以应有的惩罚。在威海，长峰村人民自动组织起来，以木棍、农具为武器，多次和进村抢劫的敌人进行搏斗。卫家滩村的人民也组织起来夺取敌人武器，打得日寇不敢久驻一地。在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援下，清军终于在1895年2月底至3月初接连收复了宁海（今牟平）、文登、荣成等地，使强占威海之敌甚感孤立。 东北和山东等地人民的英勇抗战，表现了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和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日本侵略者虽然战胜了清朝统治者，却始终没有使中国人民屈服。 第十节 《马关条约》的签订 早在平壤、黄海两战之后，清王朝内部的主和派就企图借战败重开和议。不久，慈禧起用中法战争时被她罢职的恭亲王奕䜣主持总理衙门。奕䜣随即请求各国驻华公使出面调停。英国出于维护其在华利益的目的，向美、俄、德、法等国提出联合调停的建议，因未得到有关国家的积极响应而无任何结果。 日军侵入辽东半岛以后，清朝政府中的主和派又请求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出面调停。美国政府看到，如果日本继续扩大侵略，可能引起列强干预，对日本不利，因此，通过其驻日公使谭恩向日本政府提出议和建议。日本虽在军事上获得了胜利，但已出现兵力财力不足的困难，并预见到列强为维护其在华利益而进行干预的可能性正在增氏，因而表示不反对美国“友谊的仲裁”。不久，旅顺陷落，清廷大震。在美国的操纵下，几经磋商，清政府被迫答应派总理大臣张荫桓、署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赴日议和。这一屈辱求和的卖国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有人甚至要求处死李鸿章，坚决反对议和。清政府迫于全国舆论的压力，加之对日本政府极为苛刻的议和条件难于接受，不得不一面求和，一面备战。 1895年1月31日，张荫桓、邵友濂到达日本广岛。此时，日本“山东作战军”正在猛攻威海卫，辽东日军正准备对牛庄等地发起进攻，气焰甚为嚣张。日本政府为迫使清政府接受其全部侵略要求，并在和议达成之前把陰谋霸占的地区拿到手里，便借口张、邵二人“全权不足”，拒绝与之谈判。伊藤博文竟指名要奕䜣或李鸿章作为全权代表赴日乞和。俄国深恐日本损害其在东北的利益，于2月14日告知日本政府：“现在日本向中国要求割地是当然之问题，而俄国欲在太平洋沿岸获得自由通路亦非一日”。“日本要求割让台湾，俄国对此毫无异议。若日本放弃岛国之地位向大陆扩张版图，则决非上策。”1这就明确告诉日本不能同它妄图侵占中国东北的野心相抵触。日本政府一方面利用俄国这一立场胁迫清政府割让台湾，一方面又竭力掩饰其妄图永久霸占辽东半岛的陰谋。 2月中旬，清政府迫于威海失守、北洋海军覆没的紧急形势，通过美国驻华公使转告日本政府：中国政府已任命内阁大学士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授与一切全权。3月上旬，辽东清军惨败，京津危急，清廷更急于求和。13日，李鸿章与其儿子李经方等由天津启程赴日。20日，在日本马关的春帆楼与日方全权大臣伊藤博文开始谈判。当时，日本大本营虽已任命“征清大总督”和决定以其全部野战师团（包括以北海道屯垦兵为基千组成的第七师团和近卫师团在内，共计八个师团）侵略中国，准备进行直隶平原决战。但首相伊藤博文等毕竟看到了日军“大举出征，防卫几乎撤颈，是无视列强干涉的危险行径，因而极力主张在充分攫取侵略利益的情况下媾和。2在清王朝内部，光绪帝及帝党首要人物翁同和等人反对割地，主张以赔款为条件与日本达成和议。但多数大臣面对日方的强硬态度，赞成以割地和赔款两个条件求和。其实，当时屯驻于山海关内外的清军尚有二十余万人，日本企图以倾国之兵进攻中国，迅速夺取北京，并非轻而易举之事。如果清政府有心抗战，即使北京失陷，也可迁都再战。日本侵略者越是深入中国，战线拉得越长，其侵略野心大与人力财力不足的矛盾必将更为突出，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必将更加激烈，日本与其它列强之间的矛盾也势必扩大。因此，日本政府是不敢使战争旷日持久地打下去的。然而，昏庸的清朝统治者却看不清国际国内形势，更看不到人民群众中蕴藏着的抗日积极性，在敌人的军事进攻和外交讹诈面前，迫不及待地期望媾和了事。经过反复争议，李鸿章于4月17日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约规定：承认日本控制朝鲜；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赔偿军费银二亿两，分八次交清；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商埠，日船可以任意航行各口；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建立工厂，装运进口机器；允许日军暂驻威海；定于5月8日在烟台换约。 《马关条约》关于割让辽东半岛的规定，激怒了俄国。俄国立即联合德国和法国警告日本退还辽东半岛，并限十五天内答复。在此之前，俄国已在东三省边境屯驻了数万军队，并有不断增兵的态势。这时，三国的军舰也纷纷在日本附近游弋，并下令保持战备状态。俄国所以不惜一战而进行干涉，主要是日本抢占了它准备抢占的地方。法国是俄国的盟国，同意与俄国进行武力干涉，以表示对盟国的支持。德国则另有打算，它之所以参与干涉，是为了在远东加深英俄、日俄的矛盾，减轻俄法同盟在欧洲对德国东部的压力，并借此机会在中国取得一个海军基地。面对三国的干涉，日本十分恐慌。因为它国内海陆军军备已很空虚，不仅对三个强国无法应付，即使单独对俄作战也无把握。这时，日本请求英、美出来反干涉。英国表示不愿得罪俄、德、法三国而保持中立。美国也不愿陷入反干涉的旋涡，只表示可以协助日本向清朝政府施加压力，迫其迅速批准条约。日本政府在此情况下被迫放弃对辽东半岛的永久占领，但向清政府又勒索了三千万两所谓“偿金”。 辽东半岛表面上是“赎”回来了，但不久即被俄国以“租借”的名义霸占了主要港口旅顺、大连。这是俄国妄图霸占中国的一个严重步骤。 第十一节 台湾军民的艰苦抗日 台湾是中国的第一大岛，南北延伸约三百八十公里，东西宽约二十至一百五十公里，面积三万五千七百六十平方公里，山地约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二。中法战争之后，清廷鉴于台湾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改为行省，先后以刘铭传、邵友濂为巡抚。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清政府命广东南澳镇总兵刘永福率兵两营、福建水师提督杨歧珍率兵十营渡台，加强台湾防御。刘永福至台北后，又增募六营，共八营，仍号“黑旗军”。刘永福奉命帮办邵友濂军务，但不久邵友濂署湖南巡抚，清廷以布政使唐景崧署理台湾巡抚。唐景崧派人回广东招募散兵游勇，作为亲军，驻守台北，而令道员林朝栋率部守台中，令刘永福率部守台南。当时，台湾驻军共有三万三千人左右，其中驻台湾北部者约一万三千人，中部约一万二千人，南部约八千人。 《马关条约》签订之前，日本大本营即已派遣由大佐比志岛义辉率领的混成支队（三个后备步兵大队），在联合舰队的配合下，于1895年3月下旬侵占了澎湖列岛，为进犯台湾岛作准备。 4月17日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出后，全国各界群情激忿，纷纷谴责清政府的卖国罪行，主张继续抗战。台湾人民更是义愤填膺，纷纷举行罢市，有的拥入巡抚衙署，有的上书清廷，抗议割让台湾，坚决表示“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1。但清政府复电署台湾巡抚唐景崧，谓“台湾虽重，比之京师则台湾为轻。倘敌人乘胜直攻大沽，则京师危在旦夕。又台湾孤悬海外，终久不能据守”。2因此，根本不顾全国人民的抗议，竟于5月2日批准了《马关条约》，后又无耻地向日本新任驻华公使林董保证：“中国和议既定，断无嗾使台民自主之理。”35月下旬，清廷委派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为特派大臣，赴台与日本委任的“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商办割台事宜。他们畏惧台湾人民的反对，到达基隆佰后不敢上岸，于6月2日在一艘日本军舰上匆匆办理交接手续。为了保卫祖国神圣领土，台湾军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开展了一场反对割让台湾的抗日战争（参见附图十九）。 一、台湾北部的作战 日本政府在李经方尚未办理交割台湾手续时，就迫不及待地要夺占台湾。早在1895年5月下旬，其近卫师团和常备舰队就已杀气腾腾地向台湾岛扑来。 台湾以台北为政治、经济中心，而基垄淡水又是台北的门户。日军经过侦察，发现基垄淡水都不易攻取，最后确定以基隆东面的三貂湾为登陆地点。由于福建水师提督杨歧珍已于5月26日撤兵内渡，基隆防兵甚单，其东路之三貂岭及澳底诸处，更是无兵防守，仅有少数新募成伍的“土勇”。5月29日，日近卫师团于三貂湾澳底附近的盐寮开始登陆，次日即占领三貂岭。6月2日，日军进占瑞芳，3日即分路进攻基隆，广勇溃散，基隆和台北要冲狮球岭均为日军所占。 唐景崧自5月下旬接到清廷“着即开缺，来京陛见，所有文武大小镑员，着即陆续内渡”1的电谕后，便惶惶不可终日，根本无心抗战。在基隆失守的次日，他即携带库银由台北逃往淡水，6日又乘德轮逃回厦门。日军由于不知台北虚实，不敢轻进，6月7日才派出八十人的先遣队，占领了台北，接着大举入城，并于9日攻占淡水。驻守彰化的林朝栋等得知台北吃紧，连忙发兵增援，行至新竹，听到台北已失，也步唐景崧后尘，逃回了大陆。 6月14日，以桦山资纪为头目的“台湾总督府”进驻台北，开始了日寇在台湾的殖民统治。 二、台湾中部的作战 在唐景崧等官绅畏敌内逃之前，台湾各地的爱国军民就开始组织起来，准备迎击日寇的进攻，因而在唐景崧等内逃之后，立即出现了以人民为主体的台湾军民艰苦抗日的局面。 台南绅民推举曾在援越抗法战场上屡建奇勋的刘永福统率各路抗日义军。刘永福在爱国军民的拥戴下，立誓死守台湾。他布告说：“本帮办则以越南为鉴，迄今思之，无日不抚膺痛哭，追悔无穷。”“自问年将六十，万死不辞。……愿合众志成城，制梃胜敌”。1他以黑旗军为骨干，团结各路义军，肩负起抗击日寇的使命。 鉴于台北陷落，台中空虚，台南孤立，刘永福作了如下部署：以知州刘成良（刘永福子）及提督陈罗、游击李英、都司柯壬贵等分别率部防守旗后（今高雄市）大坪山炮台及四草湖、白沙墩、安平等台南海口；台南内地的防守，则以副将袁锡中率部防后山埤南各处，参将吴世添率部巡守台南府城；各部勇营和各路义军也分别派员联络和统带，布防各地。 当时，台湾西北部的新竹一带义军云集。新竹附近各村庄，组织“民团”，公推生员徐骧为民团长；新竹北埔人姜绍租招募壮丁，组织义军，驻守大湖口（今湖口）；原淡水县吏胡嘉猷率地方武装驻新竹东北山海镇一带；苗栗县官员吴汤兴率数百人赶到新竹御敌；原林朝栋部下傅德星也率兵二营防守新竹城。 日近卫师团攻占台北后，兵力单薄，无法南侵，于是抽调侵占澎湖的比志岛义辉混成支队约三千一百多人协同近卫师团作战。6月中旬，日军分东西两路南侵：东路循山路经三角涌（今三峡西南）、大科嵌（今大溪）、龙潭坡，西路沿大道经桃仔园（今桃园）、中坜、大湖口，合击新竹。东路敌军进入山海镇附近的竹林时，胡嘉猷率义军死拒，由于众寡悬殊，被日军包围。当时，大科嵌人民正举义起兵，徐骧率领的民团也已赶到龙潭坡，军势甚锐，于是三角涌、三峡庄一带人民群起响应，对敌军进行反包围。日军大佐樱井等六十余人被歼。台北日军为探听东路敌军被围情况而派出的二十名骑兵，也被歼灭，仅一人逃脱。最后，东路日军残部逃向大湖口，与西路日军会合。 西路日军于6月13日进犯大湖口，遭到吴汤兴、姜绍祖所部义军的阻击，退回中坜。19日，日军再次进犯，又遭吴汤兴义军和徐骧民团的夹击。但义军饷械缺乏，不能久支，遂撤出大湖口。23日，日军自大湖口攻新竹，义军为避开敌人主力，事先已主动撤出新竹城。 7月9日晚，义军分三路反攻新竹：傅德星率部攻东门，管带陈澄波率所部攻西门，吴汤兴率主力攻南门，姜绍祖、徐骧则各率所部从间道先进。但义军的反攻计划被汉奸侦知，以致日军预先在新竹四郊设下伏兵。攻西门的陈澄波部遭敌伏击败退。吴汤兴部攻南门不利，会合傅德星部，与据城东二三里之十八尖山的敌军展开激烈的争夺战。义军既无大炮，又缺子弹，因而十八尖山得而复失，终未能攻克。姜绍祖率部支援十八尖山战斗时，遭敌截击，不幸被俘，后自杀。义军反攻新竹失败后，退往苗栗以北的尖笔山部署防御。 8月初，日本大本营决定增调第二师团及白炮队、工兵队、要塞炮兵队、宪兵队等加强侵台日军。其第二师团之混成第四旅团于8月9日在基隆上陆完毕。8月12日，日近卫师团长能久亲王即率所部分路进攻尖笔山。义军不支，撤出了尖笔山一线。这时，刘永福已派营务处吴彭年率黑旗军一部（约七百人）北上助战，未等赶到，苗栗已失。吴彭年会合徐骧等义军退守大甲溪。 大甲溪是一道天然的屏障。8月22日，日军南犯。吴彭年率黑旗军埋伏于大甲溪南岸，乘敌刚过溪岸不备，发起猛攻，敌兵大败溃退。正当敌回逃半渡时，徐骧民军伏兵又大呼而出，堵截敌军。日军大乱，纷纷落水，死伤甚众。日寇大败后，不久又增调兵力来攻。当时，吴彭年已率部回守彰化，大甲溪一带由黑旗军管带袁锦清部与徐骧所率民团共同防守。由于日寇收买汉奸从后面偷袭，义军被敌包围。袁锦清力战阵亡。徐骧率民团与敌死战，冲出重围，退往彰化，大甲溪一线遂落入敌手。 大甲溪失守后，刘永福令各军在彰化境内选择大溪扼守，并据守八卦山，同时，派守备王德标统带亲兵七星营三百余人前往增援。八卦山位于彰化城东二里处，是县城的屏障，形势险要。8月27日，日寇自大肚进犯，分多路围攻八卦山。双方激战一天，日军仍不得进。夜晚，敌收买汉奸作向导，从山谷僻径爬上八卦山。义军与敌人白刃相接，展开了日军侵台以来最大的一次肉搏战。吴汤兴和吴彭年先后英勇牺牲，军士伤亡殆尽，民团也死伤过半。最后，徐骧率民团余部且战且退，突围南走。日军占领八卦山后，乘势攻陷彰化县城。同日（28日），日寇乘义军败退之机，抢占了鹿港。此后，日近卫师团按照桦山资纪命令，除向台南方向进行搜索、警戒外，暂停向南进军，以免孤军冒进，招致更大损失。29日，日军一部经员林街南下，相继占领云林（斗六）、斗南、大莆林（今大林），直迫嘉义。 日军所到之处，残杀乡民，焚烧房屋，奸婬妇女，无恶不作。广大人民极为愤慨，纷纷组织起来，配合义军杀敌。大莆林一带地方武装首领黄荣邦、林义成、简成功及其子简精华等，也都率部投奔义军，表示愿效死抗日。于是，抗日义军的力量又得到了补充，并准备向敌人展开反攻，收复失地。但因彰化失守，嘉义吃紧，台南为之震动，加之饷械不济，军队士气有所低落。刘永福“激以忠义，并亲赴嘉义前敌诸营，指授兵机，军威复振。”1他令王德标率七星营守嘉义，令副将杨泗洪率军五营赴前敌作战。 8月30日夜，杨泗洪率领所部进攻大莆林，简精华、林义成等率义民数千人助战。日寇占领该地后，散居民家，警戒疏忽。杨泗洪带领百余人摸到敌营附近，四处纵火。敌遭突然袭击，仓皇逃窜。义军乘胜追击，杨泗洪中炮身亡。管带朱乃昌率所部直趋大莆林，途中与敌遭遇，简精华亦率队赶来相助，激战半日，日寇大溃。朱乃昌挥兵急进，与抄敌后路的黄荣邦、林义成等义军前后夹击，一举收复大莆林。这次战斗，杀敌数百，但朱乃昌也中炮身亡。之后，刘永福令都司萧三发统福字军前敌各营，令简成功总统义民军，令黄荣邦率义民两千五百人，林义成率义民三千人，随简精华大队前进，收复失地。 9月1日，王德标率七星营与嘉义知县孙育万及简精华等义军进攻云林县城，日寇弃城狼狈溃逃。王德标等会合义军追击，简精华率队猛进，把日寇冲为两段。一股日寇窜入山林，被林义成部切断退路，予以全歼；另一股逃回彰化城。黑旗军和义军反攻获胜，极大地鼓舞了台湾人民的抗战热情和杀敌决心。 9月4日，萧三发督率各军包围彰化城。但由于彰化地势险要，日寇兵力集中，炮火猛烈，义军几次攻击均未能得手，只得就近择地屯驻。彰化日军也由于连遭打击，士气消沉，无力继续南侵，唯有等待增援部队的到来。 台湾人民抗战局势已有好转，但台湾孤悬海外，大陆同胞虽有心支援，却遭到清廷严令阻禁。清政府下令封锁海口，断绝大陆人民对台湾的一切支援。刘永福派文案吴质卿（吴桐林）回到内地向各省督抚请求接济，均遭拒绝，致使抗日义军在兵力、物力、财力特别是武器弹药等方面，遇到极大困难。 彰化围城义军数千人饷械不济，连日饥饿。萧三发与简精华等商议，认为“相持非久计，不如并力前进，夺回彰化，或可驻足”1，便于9月23日督率包围彰化的义军发起总攻。敌军负隅顽抗，义军不能克。24日，黄荣邦率部猛攻炮台，中炮身亡。25日，林义成也在率部进攻敌炮台时受重伤。其后，敌大队反攻，萧三发指挥部队力战，受创甚重。徐骧、简精华率义民往援，敌军始退。此时，前敌诸军求饷更急，刘永福束手无策，万分忿懑地说：“内地诸公误我，我误台民。”2 三、台湾南部的作战 日本侵略军自6月中旬开始南侵以来，受到抗日义军的节节阻击，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进展迟缓。9月中旬，日军援兵大至，使侵台总兵力累计达到八九万人。日军随即在台北组成“南进军司令部”，由率领增援部队来台的“台湾副总督”高岛鞆之助中将任司令官，大岛久直少将任参谋长，由近卫师团和第二师团共约四万兵力分三路进攻台南：陆军中将能久亲王率领近卫师团（约一万五千人），自彰化经嘉义顺大路直指台南；陆军少将贞爱亲王率领第二师团之混成第四旅团（约一万二千余人），在嘉义西部布袋嘴登陆，向台南翼侧推进；陆军中将乃木希典率领第二师团之第三旅团（约一万二千余人），于台湾南部的枋寮港登陆，经凤山（今高雄县）北指台南。 台湾抗日义军忍饥受饿，面对日寇的大举进攻，仍进行了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抵抗。 10月初，自彰化出发的敌军大举南侵，各路抗日义军英勇阻击。战斗中，萧三发阵亡，黄荣邦等受伤；敌军也付出了重大代价，其近卫第二旅团长山根少将受了重伤，不久丧命。 10月7日，敌军开始进攻嘉义，被王德标部诱入城郊地雷区，半夜雷发，死伤数百人，能久亲王也受重伤，不久死去。1次日，敌军集中巨炮猛攻嘉义城，协同王德标防守该城的民军领袖徐骧亲上城楼持刀指挥作战，大量杀伤敌军。义军也伤亡甚众。午后，敌人冲进城内，经过激烈巷战，嘉义县城失守，王德标、徐骧等率队退守曾文溪。不久，日军进逼曾文溪，炮火齐发，马步并进。义军既无炮队、马队，又乏粮饷，但士气激昂。徐骧奋勇当前，王德标等率队跟进，在炮火连天中驱杀敌人。徐骧、王德标等先后英勇牺牲，为保卫祖国神圣领土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日南进军司令官高岛鞆之助于10月6日自基隆乘“东京丸”出发，8日到达澎湖，与已经到达该地的第二师团会合。10日，混成第四旅团在布袋嘴开始登陆。11日，第三旅团在枋寮开始登陆。敌人一踏上陆地，就遭到台南义军和人民的拚死抵抗。侵略者供称：当其混成第四旅团在布袋嘴登陆之后，“东西南北，到处无不战斗”。“良民奔窜四方，不与我亲近，侦察敌情甚感不便”。1 10月15日，日舰“吉野”、“秋津洲”、“浪速”、“八重山”、“大和”等炮轰旗后炮台，守将刘成良亲自登台拒守。“奸民夜引倭由僻径登岸，突入大营陷之，进围炮台。”2守台将士死伤枕藉，不得已乘间突围，退守台南。 16日，由枋寮登陆北进的日第三旅团占领凤山，台南处于日寇南北夹攻的危险境地。 18日，南北敌军兵临城下，台南城中粮食断绝，守军开始溃散。早在8月23日，日寇“台湾总督”桦山资纪曾托英国领事持书劝刘永福投降，遭到刘永福的严词拒绝和驳斥。但时至10月中旬，刘永福面对嘉义等地相继失守，抗日义军领袖陆续牺牲，军粮弹药已告断绝的困难局面，抗战决心开始动摇，于是，向日方提出了厚待百姓、准许官兵内渡的“建议”，遭到日方拒绝。10月19日晚，刘永福在形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下，违背其“万死不辞”的誓言，抛弃正在与日寇殊死搏斗的抗日军民，与其僚属十人从安平乘英国商轮逃回了厦门。 10月21日，敌军进入台南城。11月，日军在占领台湾所有重要城镇之后，宣告“全台平定”。但是，台湾人民并没有屈服，他们在与日寇“不共戴天”的誓言下，坚持了长达七年之久的游击战。即使在1902年以后，台湾人民反抗日寇的斗争也从未停止过。 台湾爱国军民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争，实际上是中日甲午战争的继续，是中日甲牛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这次抗战由于清朝政府的卖国政策，最后归于失败，但是，它在中国近代战争史上写下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光辉篇章，有其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台湾抗战证明，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在整个抗战的过程中，台湾人民参加的踊跃，动员的广泛，斗争的英勇，战果的显著，都是前所未有的。他们虽然武器简陋，缺乏训练，但有着宁死不屈的决心。“日军被困于‘有全台皆兵之势’的猛烈的游击活动和疟疾之中，投入了五万兵力、两万六千名杂役人员以及联合舰队的大部分，对居民进行了无区别的屠杀，结果反而加剧了居民的反抗。”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里，“付出了近卫师团长北白川宫能久亲王以下四千八百名死亡和两万七千名负伤的巨大代价”。1台湾军民浴血奋战，用鲜血和生命写下了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悲壮诗篇。被台湾军民击毙的日军近卫师团长能久亲王 第十二节 中国战败的原因 日本侵略者发动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阶段中一次较大规模的侵略和掠夺落后国家的战争。从1894年7月日军挑起丰岛海战到1895年10月台湾军民浴血抗战基本结束为止，历时一年零四个月。这次战争，就陆海军实力来说，中日双方并无大的悬殊，从地理条件看，中国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特别是中国进行的是一场反对外敌入侵的正义战争，能够取得全国人民的支持。然而，战争却以庞大的清朝帝国败于区区岛国日本而告终。这种结局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现从总结战争经验教训的角度出发，对中国战败的原因作如下探讨。 一、腐朽落后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是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 中日甲午战争前数十年间，中国和日本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改革和自强措施，然而，二者有着截然不同的效果。发生于日本的明治维新虽然没有从根本上废除封建土地制度，但毕竟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实行了社会的、经济的改革，有力地促使日本从封建制度转化为资本主义。由于这种转化从一开始便带有浓厚的军国主义性质，所以在完成民族自强的过程中，日本很快发展为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国家。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是一个组织完备的军国主义国家，基本上具备了发动一场速战速决的侵华战争的军事和经济能力。发生于中国的洋务运动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清朝的军事力量，并针对日本的侵华野心进行了一定的防御准备；但由于这个运动始终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为宗旨，因而既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国家的富强问题，也不可能改变中国封建社会腐朽落后的局面。直至甲午战争时期，封建专制主义的官僚制度仍然禁锢着整个社会，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同时，极大地束缚着广大人民群众和爱国官兵抗击外国侵略者的政治热忱和军事行动，最终导致战争的失败。 当时，清王朝的实际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独专朝政，“颇想有所作为”的光绪帝即使在1889年“亲政”以后，仍然受其掣肘，纵有改革之策，也因后党的梗阻破坏而不能付诸实施。在中日甲午战争一触即发的情况下，慈禧竟挪用海军经费大修颐和园，筹备六十庆典。她毫不顾及国家民族利益，对日本的侵略行径力主忍让，“但求从速和解了结，免得耽误做寿”。光绪帝不敢公开反对，只得“示意亲近的朝臣，多上主战条陈，企图借清议压迫西太后”。1在战争爆发之前及整个战争过程中，后党主和，帝党主战，帝后党争此伏彼起，和战大计动摇不定，直接影响着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后党中坚人物李鸿章，实际上总揽朝廷军政外交大权。他与慈禧沆瀣一气，战前一直坚持其“息事宁人”和“以敌制敌”的消极方针，对日本侵略者的野心和当时的国际形势做了完全错误的分析与估计，军事上漫无布置，“专恃外国公使从中调处，借作说和之客，以图退兵之计”2。当日军大量入朝，战云密布之际，李鸿章仍“一味迁延，希图转圜了事”，“直待严旨切责，始添兵前往，而朝鲜之险隘要害已早为倭人所据矣。”3战争爆发之后，后党仍然竭力求和。当日军大举进攻中国本土，列强深恐影响各自在华利益而再次酝酿“调停”时，李鸿章等唯恐失去“良机”，多方诱使外国干预。而日本方面，则认为“外国干涉之端已开”，“尤须特别迅速，在外国干涉尚未达到十分棘手以前，不论占领何地，皆为必要”。1日本希望迅速战胜，以免列强干涉，李鸿章等则消极应战，等待外国干涉，“这在军事上必然得出日军猛进华军速溃的结果”2。迨至旅大、威海连陷，辽东清军全线溃败之后，后党更加一意孤行，不惜割地赔款，乞和求降。慈禧、李鸿章等如此昏聩无能，国柄操于此辈手中，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自然是不可思议的。 二、实行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是清军失败的主要症结 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廷和清军高级将领，尤其是“欺朝廷则智，筹攻战则愚，抗廷议则勇，御敌兵则怯”，“甘受凌侮，屡失事机”3的李鸿章，缺乏积极抗战的战略思想，死守其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以致造成了“敌人步步占先，中国著著落后”4的被动态势。 战争爆发之前，清军派赴朝鲜在日军之先，可是，海军不扼仁川，陆军不入汉城，仅驻仁川附近之牙山一带，险要之地拱手让给敌人。由于首鼠不前，意存观望，坐失先机之利，以致首战失败，士气为之大挫。 战争爆发之后，清廷在宣战诏书中提出了一个海守陆攻的战略方针，但具体执行时，非但海军避战自保，陆军也实行株守以待的消极方针。本来，清军云集平壤，意在南北对进，夹攻汉城一带日军，而李鸿章等却主张“先定守局，再图进缺，一再抗拒光绪帝关于迅速进兵的谕令，致使平壤清军“束手以待敌人之攻”。当然，四路援军抵达平壤之际，牙山清军已战败北走，南北夹击的可能性不复存在；但当时日军除大岛混成旅团外，其余部队正在赴朝途中，清军在朝兵力优于日军，如能当机立断，一面继续增兵，一面长驱南下，在朝鲜人民的支援配合下，予日军以重大打击，不是不可能的。日军分路进犯平壤时，每路为数不多，清军如能集中兵力，主动出击，打敌一路，则减煞敌之进攻势头，甚至歼其一路，也不是不可能的。对于清军应主动出击问题，连日本军界人士也认为，当时日军包围攻击平壤，殊为危险，如果清军“拒止一方”，集中兵力向某路日军“转取饱势，则可得逐次各个击破之机会”。1由于清军将领消极怯战，决心犹豫，以致坐失战机。 在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抗登陆作战中，清军同样实行单纯守点、分兵把口的消极防御方针。日军在花园口登陆并向金州方向前进，严重威胁旅大侧后时，李鸿章仍令守军“各守营盘”。徐邦道等建议向皮子窝方向主动出击，也遭到赵怀业的反对。山东半岛作战时，戴宗骞鉴于“大连湾守兵不并力陆援，旅顺诸军不据南关岭而株守营墙，均以失事”的教训，建议采劝虽布近局，仍扼外险，宁力战图存，勿坐以待困”的积极战法，无疑是可取的；然而，李鸿章不予采纳，仍坚持其“扼要埋伏地沟”的消极方针，以致造成被动挨打的局面，加上守卫要塞的将领大多畏葸无能，没有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因而要点也无法守祝清军消极防御的另一表现是，只注重于 分兵守点，没有集中必要的预备队，置于有利于对付敌之进攻的机动位置，以增强要点防御的稳固性。这种主观指导上的错误，在两次抗登陆作战中都招致了不可估量的严重损失。 三、军事思想落后，组织指挥笨拙，远不能适应近代作战的需要 随着新的作战工具的出现，“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然改变了，各个人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军队相互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1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对军事制度逐步地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改革，使之与军事技术装备的发展相适应。而经过了几十年洋务运动的清朝政府，虽然也通过购买和仿制近代武器而改善了军队装备，并多少进行了一些军制方面的改革；但由于社会制度没有任何根本性的变化，军事制度也就不可能有实质性的进步。由于同样的原因，清军军事思想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因而组织指挥笨拙，远远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客观形势的需要。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指挥不统一，不能协调陆海军之间的动作，发挥整体力量。在海陆军联合作战条件下，只有实施正确的不间断的集中统一指挥，才能在统一的战略意图下协调前敌各军的作战行动，发挥整体威力。日本军国主义一贯重视军队的建设和集中统一指挥，甲午战争前夕，又成立了直隶于天皇的战时大本营，作为海陆军的最高指挥机构，统筹和协调与战争有关的重要事宜。为了集中使用海军力量，它建立了联合舰队，并调整了海军头目，以积极主张侵华的桦山资纪为海军军令部长，接替主张舰队劝守势运动”的原军令部长中牟田仓之助。在战争过程中，其大本营能及时了解和分析前线军情，基本做到了从双方实际出发，实施不间断的集中统一指挥。清军则不然。由于帝后党争不已，清廷实际上没有一个真正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战争的组织指挥大权基本上操于李鸿章一人之手。他在慈禧的支持和庇护下，对主战派的意见和光绪帝的作战谕旨或者陽奉陰违，或者置若罔闻，迁延不办。因此，非但最高当局始终不能协调一致地统筹战争全局，制定明确的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实施集中统一指挥，前敌各军也大多由于李鸿章的“因循怠弛”，漫无布置，而互不统属，往往各行其是，一盘散沙。综观中日甲午战争的全过程，清朝海军与陆军之间、陆军各部之间，都不能进行密切配合。如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两次抗登陆作战中，北洋海军既未进行认真的海上侦察和巡逻，没有扰敌于上船、航渡、登陆等任何一个阶段，又未能向自己军队的濒海翼侧进行策应，配合陆军实施反登陆作战，因而迭遭失败。陆路各军的隶属关系更是紊乱。金州、旅大唇齿相依，但金州方面归奉天指挥，旅大方面由天津指挥。山东方面，全省防务由李秉衡负责，不受李鸿章的节制，而北洋所属各军又不归李秉衡指挥。前敌清军这种隶属关系上的错综复杂，势必造成作战指挥上的混乱，严重影响海陆协同和陆军各部之间的密切配合，以致为敌所乘，各个击破。 第二，缺乏抗登陆作战的起码知识。抗登陆作战，特别是半岛抗登陆作战，应考虑到敌人可能从正面强行登陆，更可能从侧后远方登陆，对主要攻击目标实行海陆夹攻。这是常识问题。然而，清朝最高军事当局对此却无明确认识，更无有效措施。在两次大的抗登陆作战中，都没有事先在敌人可能登陆的地段布置防御，也没有在旅大和威海军港的侧后实行坚守防御的得力措施。日军由花园口登陆时，由于地形不利，遇到不少困难，行动相当缓慢，是清军实施反击，迫敌背水作战的有利时机。可是，无论陆军和海军，都没有及时发现，更未能半渡而击，或机动兵力，在滩头挫败登陆日军。当敌人由侧后抄袭金州时，守军除部分部队依托山地紧急修筑临时工事阻敌进攻外，仍未主动出击。金州南部地势狭窄，形似蜂腰，是旅大的陆路咽喉。清军未能及时调动部队坚守金州，扭转败局，以致旅大后方裸露，咽喉被扼，建设多年的海军基地很快沦入敌手。事后，清军最高当局仍未汲取教训，在山东半岛的作战中重蹈覆辙，使日军得以沿袭进犯旅大的故伎，一举攻占威海，全歼北洋海军。 第三，不懂得正确使用海军。清朝海军军舰大多购自外洋，全部是新式装备，但是，组织编制和作战思想并无多大变化。北洋海军是整个海军的精华，其主要指挥官海军提督丁汝昌却不是海军出身，不熟悉近代海战原则。权力很大的外国雇员汉纳根等也是滥竽充数，并非真有本事。海军作为一个军种，本应有自己的作战计划，并应考虑如何实施海陆协同作战问题。日军渡海作战，夺取制海权是实现其战略方针的关键一着。中国海军为粉碎敌人的战略意图，则必须有计划、有准备地进行必要的海上较量。从当时双方海军力量的对比来看，互有短长。中国四支海军如能在正确的战略方针指导下，密切协同，不分畛域，集中力量对敌，与日本联合舰队争夺黄海制海权或局部制海权，特别是牢固控制渤海海峡，是完全有可能的。即使在黄海海战之后，中国海军仍可实行近海积极防御的方针，以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为依托，以旅大、威海各炮台的岸炮火力为后盾，采取陆海协同、岸炮与舰炮相配合的战法，在一定海域内游弋，监视和牵制日本联合舰队的行动，并寻找有利条件下的攻击机会。这样，便可发挥清军兵力优势和本土作战的长处，减煞敌海陆军队的进攻势头，甚至粉碎其在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登陆的企图。可是，中国四支海军非但未能联成一气，而且唯一参战的北洋舰队也被李鸿章视为私产，借口“保船制敌”，实行避战自保的消极方针，放弃争夺制海权。而在日本联合舰队已经驻泊朝鲜西海岸港口，并急于寻求与中国海军主力决战之际，李鸿章等又令北洋舰队在思想和物资准备都不充分的情况下执行护送陆军赴大东沟的任务，结果遭到日本联合舰队的袭击，造成了黄海海战的失利。之后，李鸿章故意夸大北洋舰队的损失，进一步压抑爱国官兵巡海迎敌的要求。旅大失守之后，北洋舰队株守威海，作茧自缚，偶尔出口巡弋，西不过登州，东不过成山而已。这种避战自保，坐以待毙的消极方针，终于招致了北洋舰队的全军覆灭。 第四，忽视战略战役侦察。利用各种手段，诸如海上侦察、战场侦察、敌后侦察等等，及时准确地获取战前定下决心和战斗进程中实施正确指挥所必需的有关敌人的兵力配备、作战意图、主攻方向、武器装备等方面的情报，是保障作战胜利的首要环节。日军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战前对朝鲜全境和中国东北等预定作战地域的地形、天候、海岸设防、军队编制、驻防情况等无不一一探明，了如指掌，并进行了充分的有针对性的战争准备。战争进程中，同样十分重视战略战役侦察，连续获取可靠情报，据以定下决心。清军的情况正好相反。由于战争准备不足，对敌人的情况、战略意图等事先缺乏了解，战争过程中又忽视战略战役侦察，往往主观臆断，或被敌人的佯动所迷惑，以致对敌人主攻方向一再判断错误，造成极大损失。 四、军队腐败，纪律松弛，装备不良，训练不足，造成清军战斗力低下 甲午战争前，清政府虽在军事改革方面作过一些努力，但由于清军固习太深，上层钻营舞弊、士兵纪律废弛、陆军湘淮争斗，海军各分畛域等现象依然比比皆是。战争过程中，清军将领中虽然涌现出诸如左宝贵、邓世昌、聂士成、刘永福等勇敢善战的人物，但也不乏畏敌如虎、临阵脱逃的败军之将，如叶志超、方伯谦、龚照玙、赵怀业、刘超佩、李光久等等。连自动请缨的湘军将领吴大澄，也“一遁于双台子，再遁于石山站，以致前敌军皆不支”1。 由于将领畏葸无能，多数清军纪律败坏。如鸭绿江防线失守后，“逃军溃卒，势如潮涌”，卫汝贵所部更是“沿途肆掠，所过之处，鸡犬騷然，海城、盖平一带，居民逃避几空，畏官兵甚于畏倭寇矣”。2这样腐败的军队，其战斗力自然是十分低下的。徐庆璋曾痛切地指出：“所失各城，非失于贼之殊能，实失于我之不守。且前敌各军，尔忌我诈，我前尔却，胜固不让，败亦不救，甚至败则退，胜亦退，步步退让，贼焉得不步步前进。”3 军事技术装备方面，清军在洋务运动中虽有所改善，但与日军相较，毕竟存在不少差距。据估计，清军在甲午战争中尚有近百分之四十的士兵使用大刀、土槍等落后的武器作战。就是装备近代武器的部队，也是品种繁多，规格杂乱，不但各省军队武器不同，一营之中也往往类型不一，大大增加了战时弹药供应的困难。 清军缺乏训练，特别是陆军和海军都缺少在基本的战略战术和使用武器等方面具有相当知识的军官（而这正是使士兵获得军事知识的先决条件），以致有的士兵常常使用自己并不熟练甚至未曾受过操作训练的近代武器，与战术技术训练有素的敌人对阵，尽避其中不少人具有勇敢坚毅的良好品质，也难免受制于人，为敌所败。 五、脱离群众，不支持人民抗日斗争，是战争失败的基本原因之一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1封建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处于完全对立的地位，自然不可能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进行战争。可是，当外国侵略者打进国土，危及国家民族存亡之际，人民群众必然自发地以各种形式同入侵之敌进行斗争。甲午战争中，日本侵略者所到之处，人民群众纷纷武装起来，以非常简陋的武器与日寇拚杀，给了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特别是台湾人民的殊死抗日，更表现出了中华民族决心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清朝统治当局尽避有时也能利用一下群众抗日的热情（如嘉奖辽陽民团等），但在妥协投降路线的指导下，防民甚于防寇，非但不真心支持群众抗日，而且予以阻挠破坏。甲午战争爆发不久，就有人提出在天津兴办团练的建议，结果遭到李鸿章等人的斥责。清政府连兴办团练都要加以斥责，对于真正的抗日群众武装，自然更不容许了。更有甚者，当台湾军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与日寇浴血奋战的时候，清廷竟借口“有碍和约”，不但不接济饷械，连刘永福派人到大陆募集的捐款也被扣留。这种助敌殃民的卖国行径，终于导致了可歌可泣的台湾军民抗日斗争的夭折。 除上述各种主观原因外，中国之所以战败，还有其深刻的国际背景。这次战争不但是日本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战争，也是列强在世界范围内争夺殖民地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要指出的是，狡诈毒辣的沙皇俄国政府，与日本军国主义者狼狈为奸，积极参与了这场罪恶的侵华战争。在战争爆发以前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沙俄的扩张重点已经移向远东，但鉴于自己在远东的力量还不雄厚，无法与英国匹敌，因而极力拉拢日本，在朝鲜问题上进行某种程度的合作，以排挤清政府和英国的在朝势力。这就助长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战争爆发前夕，幻想“以敌制敌”的李鸿章四处奔波，请求外国干预，尤其对沙俄寄予很大希望。沙俄佯称愿意调处，实则怂恿日军挑衅。当日军云集汉城、仁川，丁汝昌等一再请求积极备战时，李鸿章继续被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关于沙俄允许调停之说所骗，对前线将士的要求不予理睬。这就给日军以可乘之机，招致了丰岛海战和成欢之战的失败。清军初战失利，对以后战局的发展不能不产生重大的影响。迨至日军进攻中国本土，相继占领大连、旅顺等地，沙俄发现日本的侵略活动已越出其许可的范围时，它便积极配合日本进行诱降活动。“日本政府得悉俄国政府如此赞助，甚为欣悦”1，于是更加有恃无恐地接连攻占牛庄、营口，直逼津京。《马关条约》签订后，沙俄等三国干涉还辽，最后使甲午战争按照俄、日对中朝的分赃协议结束。之后，沙俄又以还辽“有功”，诱迫清廷与之签订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东北地区沦为它的势力范围。恩格斯早在1894年就指出：“中日战争是把日本作为工具的俄国政府挑起来的。”1甲午战争的进程和结果，完全证实了革命导师这种鞭辟入里的深刻揭露。 第一节 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 一、帝国主义在华争夺势力范围 《马关条约》签订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更加成为帝国主义列强虎视鹰瞵、争相吞噬的一块肥肉。实际上，当1895年初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时，帝国主义者就发出了“干净利落地解决中国问题，由欧洲有关的几个主要国家加以瓜分”1的狂叫。随后，“欧洲各国政府一个接一个拚命掠夺（所谓‘租借’）中国领土”，在行动上“开始瓜分中国了”。1 德国政府早就注意到，中国山东的胶州湾“作为港口而论，它在各方面都有重要的优越性”2，亟欲占领，以便建筑海军基地。1897年11月，德国借口两名传教士在山东巨野县被杀，派军舰侵占了胶州湾。次年3月，又强迫清政府与之订立《胶澳租界条约》，不仅在“租借”的名义下强占了胶州湾，并把山东省变成了它的势力范围。俄国于1897年12月15日强占了旅顺口和大连湾。随后，俄国一方面从海参崴（今苏联符拉迪沃斯托克）派兵来华，以四五十艘舰船在中国海口游弋；另一方面又贿赂李鸿章、张荫廷，诱迫清政府于1898年3月和5月分别与之签订《旅大租地条约》及其《续约》。俄国强租旅大后的第二年，竟擅改租借地为“关东时，不仅霸占我辽东半岛，而且把东北全境划为它的势力范围。法国于1898年4月迫使清政府答应租让广州湾，不久便划两广和云南三省为其势力范围。英国以俄、法的扩张会妨碍其在华利益为借口，趁机于1898年6月9日强租九龙半岛及香港附近的岛屿，接着又强租威海卫为军港，并宣布广东和云南的一部分地区及长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日本也于1898年4月胁迫清政府承认福建为其势力范围。美国当时正忙于向中南美洲扩张，无暇东顾，但它并没有放弃侵略中国的野心。1899年秋，它提出了一个各国在华利益“机会均等”的“门户开放”政策，以保持中国市场对美国商品自由开放，保护其在华利益。 帝国主义在华夺取势力范围，强租军港，构筑炮台，建立军事基地，控制了北自旅大南至广州湾的许多沿海战略要地，并可将军舰驶抵渤海湾内各重要港口，从而使中国门户洞开，京畿腹心要地也处于侵略者的军事威胁之下。 二、帝国主义的经济和宗教侵略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加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首先，它们趁清政府无力筹付对日战争赔款之机，三次强迫清政府以高折扣、重利息向外国银行借了约三亿一千万两白银的外债1，加上其它各项债款，共约五亿两白银。当时，清政府每年的收入约八千万两白银，支出约九千余万两，根本无法从国家的财政收入中逐次偿还外债和利息，只得以关税、厘金、盐课作抵押，同时用增加苛捐杂税和发行内债等办法，把财政赤字转嫁给农民、手工业者及中小厂商、中小地主。其次，各国还从攫取的铁路修筑权中获取斑额利润。据不完全统计，自1895年至1898年，被它们攫取的铁路修筑权竟达一万零二百公里之多。同时，各国还通过在华开矿设厂及大量输出商品等渠道，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此外，帝国主义在华设立的银行，也从为其对华商品输出服务，变为控制中国财政金融的经济侵略中心。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垄断了中国市场，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半殖民地化，使中国民族工商业受到压抑和摧残，广大农民、中小商人、运输业和手工业工人大批破产和失业。 在政治、军事、经济侵略的同时，帝国主义还利用宗教作为侵略中国的重要手段。自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各国传教士即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窜遍我国的通都大邑和僻野乡村。到1900年，西方的天主教、耶稣教、东正教等，已经在中国建立了约四十个教区，六十多个教会，有外籍传教士三千余人，中国教徒八十余万。在帝国主义各国的胁迫下，清政府给予传教士以各种政治特权。他们所到之处，拆庙毁寺，霸田抢房，敲诈勒索，包揽词讼，私设牢狱，无故殴毙贫民。他们还收买地主恶霸、地痞流氓入教，纵使这些人为非作歹，肆无忌惮地欺凌百姓。还有不少传教士，实际上是披着宗教外衣的间谍，无孔不入地刺探中国的各种情报，有的还直接参与策划侵华活动。 据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1供认，他对中国内地消息的探知，主要是由于天主教牧师的帮助2。更为严重的是，当时许多教堂都拥有武装，有的教堂内甚至藏有数门大炮和几百支槍。对于这些无恶不作的传教士，中国人民无不切齿痛恨，不断掀起反洋教的斗争，并逐步汇集成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 帝国主义的种种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自戊戌变法3失败后，中国的朝政大权再次被泥古守旧的慈禧集团所控制，中国人民进一步认识到，不可能指望这样的政府抵御帝国主义的瓜分和侵略，只有自己起来进行殊死的斗争，以保卫祖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和民族的生存。波澜壮阔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 第二节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一、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义和团最早兴起于山东和直隶（今河北）交界地区。它是在义和拳等民间反清秘密结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反帝爱国群众组织。其成员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劳动群众，还有不少无业游民。义和团的名称最早见于1898年6月山东巡抚张汝梅的奏折。次年秋起，清政府在公文中也开始使用这一名称。此后，“义和团”一词逐渐取代了“义和拳”，或与“义和拳”并用。 山东的教会势力极为猖獗，人民群众的反洋教斗争也就异常激烈。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军事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鲁西北地区，群众经过长期酝酿，奋起抗教，终于成为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主要发源地。至1899年，阎书勤、赵三多等领导的冠县一带的义和拳，以及朱红灯、本明和尚（亦称心诚和尚）领导的茌平、禹城、平原一带的义和拳，已相当活跃，声势甚大。他们在反洋教斗争中相互声援，有力地打击教会侵略势力，使帝国主义和清政府为之震惊。 长期以来，直隶人民也不断反抗教会的欺压，参加斗争的群众相当广泛。赵三多、阎书勤等在山东冠县竖旗起义后，直鲁交界地区和直隶南部很快出现了义和团的活动，不时攻打教堂。 义和团兴起以后，提出了许多反帝口号，如“扶保中华，逐去外洋”、“扶清灭洋，替天行道”1和“兴清灭教”、“洋人可灭”2等等。在斗争过程中，义和团也张贴过反清的揭帖，如“灭了耶稣教，杀了东洋鬼，再跟大清闹”3等。 义和团以宗教和军事合一为其组织形式。基层单位是坛（或称厂、炉、尝团），各坛人数不等，多至百人以上，少则五十人或二十五人。几个或十几个坛组成总坛（总团）。各总坛之间互相独立，不相统属。作战时分编为哨、班，一哨有五十至一百人，负责人称哨长（或队长、百长），哨下分班，每班十人，设班长（或称十长）。就其总体来说，义和团是一个没有统一领导和指挥机构的松散组织，主要靠揭帖聚会，有事时“传单一出，千人立聚”4，事毕即散。青年妇女也有类似组织，名为红灯照，蓝灯照等。她们一般担任勤务工作，有时也参加战斗。 义和团的总坛首领称老师或老祖师，各坛首领称大师兄、二师兄。大师兄平时掌管坛内各种事务，战时负责领队和指挥作战。山东地区的义和团有总办、统领、打探、巡营、前敌、催阵及分编哨队各名目5。有的义和团还有大元帅、副元帅、大先锋、军师、总管粮台等称谓6。其中总办、统领一般由有威望的教师担任；前敌、催阵由勇敢能战者充当（作战时他们骑马当先，往来督战）。义和团主要使用大刀、长矛等冷兵器，并有少量鸟槍、抬槍、抬炮等火器。 义和团有较浓厚的封建迷信思想，如宣扬神道相助，刀槍不入等。但义和团制定的某些团规戒律，如“不准公报私仇，以富压贫，依强凌弱，以是为非”1、“毋贪财，毋好色”2等，则体现了义和团反对邪恶、反抗压迫、保护善良等劳动人民的品德，因而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义和团运动直接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清政府慑于帝国主义婬威，曾先后多次下令“速为剪除，……实力搜剿”1，“切实弹压，毋令滋事”2，“从严惩办，以靖地方”1。但是，清军的武力镇压，动摇不了义和团反帝斗争的决心，因而此伏彼起，“剿”不胜“剿”。于是有些官吏认为，如果一味“袒教抑民”，势必“激之生变，铤而走险”2，主张“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听其自卫身家，守望相助”3，以求民教相安。清政府这种改“剿”为“抚”、被迫承认义和团为合法团体的政策，使义和团得到了公开活动的有利条件，以致声势日大，更加有力地打击了传教士和教民的凶焰。 1899年10月上旬，山东平原县杠子李庄，因教民欺压群众，义和团便冲击当地的教堂。知县蒋楷派兵前往镇压。朱红灯率团民二三百人（一说近千人）与清军进行战斗，将其击败。10月中旬，朱红灯指挥义和团击退数百名清军骑兵的进攻，后又进至距平原县城仅十八里的森罗殿。不久，朱红灯率众冲出重围，转至茌平。同年11月，朱红灯及本明和尚被清军游击马金叙部逮捕，后在济南遇害。此后，鲁西北地区的义和团在高唐县人王立言等领导下继续进行斗争。 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清廷决心把山东义和团镇压下去。1899年12月6日，派工部右侍郎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统兵前往镇压。12月25日，袁世凯统率装备精良的七千名武卫右军到达济南。他见山东“民情强悍”，义和团民“所在多有”，便“分布队伍逐处弹压”。4至1900年夏初，“各处拳厂，均已撤闭”，有的“潜匿僻壤，私相演授”。5王立言等首领相继牺牲，幸存的团民在阎书勤等领导下，或转为秘密活动，或进入直隶继续坚持斗争。 二、义和团在直隶和京津地区的发展 当义和团在山东蓬勃发展时，与山东交界的直隶大名府、河间府等地区的义和团也积极开展斗争，其活动迅速遍及直隶东南各州、县。直隶总督裕禄虽一再调兵镇压，但义和团冲破重重障碍，从1900年春季起，向冀中地区迅速扩展。至4、5月间，保定、清苑、定兴、涿州（今涿县）、新城等地，已成为义和团活动的中心地区。 1900年5月12日，涞水县高洛村的义和团围攻正在添槍增炮、扩大反动武装的教堂，邻近的定兴、涿州、新城、易县各地义和团也纷纷前来相助，将教堂焚毁。定兴县的仓巨村也发生类似事件。法国天主教驻北京的大主教樊国梁向清政府施加压力。清廷命裕禄派兵镇压。裕禄派练军左翼马队统领杨福同率骑兵前往涞水县高洛村，逮捕和残杀数十名团民，迫使义和团向定兴县撤退。接着，杨福同又率部前往定兴县。5月21日，义和团二三千人在石亭村设伏。22日，清军刚到石亭村外，义和团突然发起围攻，持械猛扑，用长矛将杨福同刺死。5月27日，义和团攻占涿州城，并乘胜继续北上。 为了阻止清政府调兵，义和团先后破坏了高碑店、琉璃河等处的铁路电线，烧毁了高碑店、涿州、琉璃河、长辛店、芦沟桥等车站，连慈禧、光绪乘坐的“龙车”也被焚毁。清廷急命裕禄饬令直隶提督聂士成“将芦保、津芦两路电线铁道专派队伍妥为保护，毋任再有疏虞”1。聂士成命驻保定的武卫前军统领邢长春和杨慕时迅速带兵沿芦保铁路北上，分别驻扎于保定至芦沟桥的大小十七个车站（大站驻一哨，小站驻半哨），企图阻止涞水、涿州等地的义和团北上。由于义和团逼近北京，慈禧紧急调兵加强布防。除调武卫前军加强京南兵力外，又调端郡王载漪的虎神营、庆亲王奕䜣的神机营加强京城各门的防御（除永定门加派五营兵力外，其余各门均加二营）。慈禧还命军机大臣荣禄亲率武卫中军至马家堡、丰台一带布防。荣禄以三个营驻防马家堡，五个营驻防丰台。但是，清政府的增兵防堵，阻止不了义和团进入清王朝的心脏北京。 1900年初春，北京城内就有了义和团的活动。开始仅在僻静之处，后来公开在大街小巷传授拳艺，并在交通要道和教堂周围张贴揭帖。6月上旬，京郊各县义和团分批涌进北京。同情义和团的守城士兵，不仅不予阻拦，反而给他们喝道让路。北京居民也积极参加义和闭，数日之内，全城设坛千余处。至6月下旬，北京城内的义和团“不下十数万，自兵民以至王公府第，处处皆是，同声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1。 北京城内义和团的迅猛发展，使清朝统治者极为不安，唯恐祸起肘腋，危及他们的统治地位，不得不采劝因而用之，徐图挽救”2的控制利用政策，派庄亲王载勋等总统义和团事务。 6月15日，北京义和团开始围攻西什库教堂。17日，当慈禧听信载漪等人伪造的列强要勒令她归政光绪的假照会后，她便利用义和团对帝国主义的义愤，煽动义和团及武卫后军于20日开始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但是，慈禧集团不久即玩弄明攻暗保的手腕，一面虚张声势，一面暗中向使馆运送粟米瓜果，为日后议和预留后路。 与此同时，天津义和团运动也在蓬勃兴起。早在1900年2月，天津南门外就有人设坛练拳。6月初，静海义和团首领曹福田、新城义和团首领张德成和女首领林黑儿等，率领团众先后进入天津。旬日之间，神坛林立，铸刀之声日夜相继，参加者约五万之众。他们烧毁教堂，惩办贪官污吏，打开监狱释放被捕的义和团员，夺取海关道军械库，用新式武器装备自己。裕禄慑于义和团的声势，也不敢再以武力镇压，便转而采取笼络手段。他对义和团首领以礼相待，请张德成当军师，给曹福田“大令一支，使掌生杀之权，并可调用各兵队”1。裕禄此举，既可避免义和团对自己的威胁，又可利用其对付洋人，同时又不悖逆慈禧的意图。而义和团也就在6、7月间，以合法身分英勇地参加了围攻天津租界内的侵略军以及抗击八国联军进攻天津城的战斗。 第三节 八国联军的组成与清朝军事概况 一、帝国主义合谋武装侵华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爆发后，帝国主义即以此为借口，合谋武装侵华。为了协调侵略行动，美国表示要与英国“同舟共济”，“合力以相助”1；英国还以增加财政援助为条件，鼓动日本多出侵略军；日本将此次出兵中国，看作是将来掌握远东和太平洋地区霸权的一个重要步骤，因而特别积极；俄国则大肆鼓吹“只有列强有力坚决的合作才能制止运动”2，它也是派兵最多的国家之一；法、德两国支持俄国的立常于是，它们很快联合起来，共同进攻中国。 早在1900年4月6日，英、美、法、德公使即联衔照会清政府，要求在两个月内将义和团一律“剿灭”，“否则将派水陆各军驰入山东、直隶两省，代为剿平”3。5月30日，英、法、俄、美公使又至总理衙门进行威胁，声称“不论中国政府的态度如何，各外国公使已决定调兵来北京”4。清政府慑于帝国主义的威逼，同意各国调少量兵员来京。5月31日至6月3日，英、美、法、德、日、意、俄、奥等八国以保护使馆为名，先后共派官兵四百四十二人进入北京。 帝国主义为了集中力量镇压中国北方的义和团，并保护其在南方各省的利益，决定采取拉拢南方各省督抚的办法。6月26日，以美国总领事为首的各国领事，同当时在上海的督办芦汉铁路大臣盛宣怀（串联两广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的中心人物）以及上海道台余联沅会商后，订立了所谓《中外互保章程》。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公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上海制造局的军火，“专为防剿长江内地土匪，保护中外商民之用”。1不久，四川、闽浙、陕西、山东等省督抚也起而附和。这个章程虽未正式签订，但实际上按此实行。这就使帝国主义侵华枢纽上海以及列强在中国东南各省的利益，不受人民反帝运动的冲击，解除了在北方用兵的后顾之忧；同时，增加了东南各省的独立性，削弱了清政府的权力，大大减少了清政府兵员、粮饷、军火的来源，严重影响了北方清军的作战。 帝国主义各国在协调彼此关系和拉拢南方地方实力派的同时，积极搜集直隶、京津地区的地形、气象、交通、通讯以及清军布防等军事情报，并大量调兵来华，积极进行发动侵华战争的准备。 二、八国联军的组成 从1900年5月开始，帝国主义各国分别从在华军事基地、殖民地国家和国内抽调兵员，由军舰和运输船载运至大沽、塘沽，并进入天津租界。至6月10日止，进入天津租界的日、英、俄、法、德、美、意、奥八国陆海军达三千余人。此后又陆续增兵，最多时总兵力达十二万八千余人（实际参战兵力约三四万人），装备火炮二百七十六门。各国军队的数额及编成情况大致如下： 英军两万余人。司令为盖斯里少将。其中有英国军官五百人，士兵五百五十人；印度军官六百人，士兵一万七千余人；海军陆战队一千二百余人。共编四个步兵旅、一个骑兵旅。另有杂役团一万三千五百余人和向导一千三百余人。共约三万三千四百余人，随带火炮十四门、骡马两万余匹。 法军一万五千六百余人。司令为福里少将。共编两个旅：第一旅为本国驻军，下辖三个步兵团；第二旅为殖民地驻在军。另有海军陆战队四百余人。加上附属人员，共约两万人，随带火炮六十门、骡马一千六百余匹。 德军两万三千七百余人。司令为瓦德西元帅。计有本国常备军一万一千人，殖民地驻在军四千五百人，新征军七千人，编成三个步兵旅、一个骑兵营，另有海军陆战队一千二百余人。共有火炮六十二门。 俄军两万人。司令为李涅维奇中将。由俄国的欧洲地区及东西伯利亚的驻军第二、五、六、七、九、十、十二、十五等八个步兵团、九个骑兵连、六个炮兵连等编成。加上附属人员，共约两万三千人，随带火炮四十四门。 日军两万二千余人。司令为山口素臣中将。主力是步兵第五师团的第九旅团（辖第十一、四十一联队）、第二十一旅团（辖第二十一、四十二联队），加上临时配属的步兵第十二联队，总计有五个步兵联队。另有骑兵第五联队、野战炮兵第五联队和第十六联队下辖的第一大队、工兵第五大队、辎重兵第五大队，以及临时派遣队的两个步兵联队、一个炮兵大队、一个骑兵中队、一个工兵中队。还有海军陆战队三百余人以及其它附属部队。共携带火炮五十八门。 美军五千八百余人。司令为沙飞上校。由美国本土及吕宋岛驻军编成三个步兵团（第九、十四、十五步兵团）、一个骑兵团、一个炮兵营及一个炮兵连。另有海军陆战队约一千人。共携带火炮三十门。 意军两千余人。司令为伽略尼大校。由三个步兵营、一个炮兵连、一个工兵排、一个辎重兵排编成。另有海军陆战队六百余人。共携带火炮四门。 奥军三百人。司令不详。主要是海军陆战队一个营。 八国联军中，除日军第五师团是整建制外，其余多系临时抽调编成。出兵较多国家的军队，一般均有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铁道兵、舟桥兵等兵种，还有电信队、汽车队、医疗卫生队（或野战医院）、野战兵工厂、粮秣供给队、氢气球队（英军和法军）、杂役队等勤务分队。 八国联军开始没有联合指挥部，作战时通过司令官联席会议分配任务。联军在北犯之前就酝酿成立统一的指挥机关，但因各国为争夺总司令一职相持不下，一直拖到1900年8月17日才勉强同意由德国陆军元帅瓦德西担任联军总司令。瓦德西迟至9月下旬才到达天津。 侵华联军都装备有当时世界上比较精良的步机槍和火炮。其中步槍的口径在六毫米半至八毫米之间，射程为两千米左右，槍重不超过五公斤，单兵可携一百至一百五十发子弹。机槍主要有马克沁、哈齐开斯、勃朗宁等，射程为两千米左右，每分钟发射四百至六百发子弹。火炮大部为中小型的野战炮和攻城炮。所有槍弹炮弹均使用无烟火药。各国军舰的攻击力、防御力、载重量、舰速、机动能力和续航距离等，比以前均有很大提高。 三、清朝的军事概况及兵力部署 甲午战争以后，清军总数虽逾百万，但能战之兵不多。其中有早已形同虚设的八旗兵二十六万人和绿营兵近六十万人，战斗力很差的勇营、练军十万八千余人，淮军三万余人，以及北京城内的神机营、虎神营等。北洋舰队覆灭后，海军没有恢复起来。戊戌政变后，慈禧为了加强京畿防御，委派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荣禄节制北洋海陆各军。荣禄即奏请编组武卫各军。“以武毅军驻芦台为前军，甘军驻蓟州为后军，毅军驻山海关为左军，新建军驻小站为右军，别练万人驻南苑为中军”1。武卫五军共约六万人，武器装备优于其它各军，编有步兵、炮兵、骑兵、工兵各兵种，初具合成军队规模。此外，清政府还命湖北提督张春发招募十营，编成武卫先锋左翼，江西按察使陈泽霖招募十营，编成武卫先锋右翼，以便声援京师。 武卫各军及淮军、练军主要装备近代槍炮。这些槍炮一部分直接购自国外，一部分由汉陽兵工厂及江南制造局用进口原料仿制。主要有毛瑟、马梯尼等步槍，克虏伯、格鲁森、阿姆斯特朗等厂生产的火炮以及仿制的中小型火炮。这些槍炮的射速、射程等主要技术性能，与侵华联军同种槍炮相差不远，但因槍弹炮弹大部分使用有烟火药，杀伤威力较差。 战前，在直隶、京津地区建筑的津榆、京津、芦保等铁路已经完工，可以用来调运军队。除铁路外，北京至天津、大沽、保定、山西、宣化、张家口、承德等地，都有质量不等的道路相通。此外，从通州至大沽，还可以经北运河、白河（今海河）运输兵员、军械、粮饷。同时，这一地区各府、州、县城之间，都有有线通信线路，并可与全国不少省城联系。全区各地还普遍设立了邮政局。所有这些，对于清军的兵力机动和改善作战指挥提供了条件。 战争爆发前夕，在直隶、京津地区的清军共有十一万三千人，其配置如下： 北京地区约六万五千人。荣禄自统武卫中军三十余营一万二千九百四十人，驻南苑；尚书衔武卫后军总统董福祥部二十个营六千七百八十六人，原驻丰润、玉田一带，6月10日后调驻北京东南郊；奕䜣部神机营二十五个营一万四千余人，载漪部虎神营十四个营八千六百四十人，分守北京各城门；此外尚有八旗、绿营兵两万余人，驻北京城内。 天津地区约两万五千人。直隶提督、武卫前军总统聂士成部三十四个营（队）一万五千零七十人，驻芦台、开平一带；天津镇总兵罗荣光部淮军十个营四千七百五十人，驻大沽、天津等地；总兵李安堂部淮军五个营二千三百一十八人，驻北塘、圣头沽一带；总兵何永盛部练军六个营两千五百人，驻天津；工部侍郎、武卫右军总统袁世凯率七千余人去山东后，余部三千余人驻小站。 山海关地区约一万四千人。总统武卫左军、四川提督宋庆及会办武卫左军、浙江提督马玉昆部二十五个营九千八百零六人，驻山海关内外（6月17日后，宋庆、马玉昆部奉命陆续赴津）；淮军总兵吕本元部五个营两千五百人，驻山海关一带；八旗兵马步千余人守山海关城。 保定、正定、大名府等地驻有练军十六个营，约五千五百人。 宣化、永宁、古北口、热河（今承德附近）一带，驻有练军十一个营三千二百余人。 此外，清廷又于6月中旬谕令各省督抚迅速挑选马步队伍星驰赴京，听候调用，并令马玉昆、张春发、陈泽霖、袁世凯等迅速统兵来京；同时，招募民团、乡勇及一部分精壮义和团员，编练成军，以增强北京和天津的防御力量。但是，各省督抚接到谕令后，或借故推诿，或行动迟缓，真正应命前来参加勤王作战者寥寥无几。 第四节 大沽、天津之战 一、义和团及清军英勇阻击西摩尔侵略军（参见附图二十） 列强于1900年5月底6月初派兵四百余人进入北京后，6月9日，驻天津各领事又开会决定，再从驻天津租界的三千余官兵中抽调两千余人，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美国海军上校麦克拉率领，分批乘火车进入北京。 6月10日上午9时，西摩尔率第一批八百余人（携带火炮数门）乘火车自天津出发，后续部队拟于三日内分批离津北上。当时，京津铁路有些地段已被义和团拆毁，西摩尔派兵边修边进，次日下午方抵廊坊。当西摩尔督队抢修前方铁路时，附近的义和团员手持大刀、长矛冲上前去，同敌人展开白刃战，迫使侵略军逃向廊坊车站。义和团紧追不舍，将侵略军围困于廊坊。6月14日晨，侵略军正欲继续北上，义和团三百余人大声疾呼，冲向廊坊车站，毙伤敌兵多人。当日下午，义和团还对留守落垡车站的侵略军进行袭击，西摩尔不得不派兵回救。 鉴于前进无望，西摩尔于6月16日率部撤至杨村。18日14时30分，董福祥部甘军三千余人及义和团二千余人，向尚留于廊坊的侵略军两列火车发起进攻。经过八十多分钟的激烈战斗，毙伤敌五十余人。侵略军撤至杨村车站后，又遭义和团包围袭击，死伤近四十人。 6月19日晚，西摩尔侵略军已处于缺粮少弹、被动挨打的窘境，遂决定抢夺附近民船数艘，运载伤兵、军械，顺北运河撤回天津，部队则沿北运河东岸徒步行军。6月20日，侵略军从杨村撤退。 侵略军在向天津撤退途中，仍不断遭到义和团及清军聂士成部的袭击。6月21日14时半，在北仓、穆庄与聂士成部发生激战。聂士成亲自指挥作战。侵略军受创甚重，白天不敢行军，夜间拚命狂逃，于6月22日2时左右抵近天津西北郊的西沽。该处有清军的武库（军械局），内贮大量槍炮弹药，周围墙垣甚厚，防御条件较好。驻守该库的清军为练军卞长胜、陶良才部。此外，武卫前军左路统领杨慕时部也于6月21日上午10时左右由保定到达西沽。由于守军疏于防范，杨慕时部又仓卒赴战，武库于22日凌晨被侵略军攻占。西摩尔侵略军得到了粮弹补充，获得了喘息机会；但由于沿途连遭袭击，死伤已近三百人，又抽出数百人抬伤员，能战之兵已不满千，很难通过清军及义和团的驻区进入租界，只得暂驻西沽，并秘密派人前往租界求援。6月26日，侵略军摧毁西沽武库，在千余援军接应下退入天津租界。 这次作战，义和团及清军共击毙侵略军六十二人，击伤二百二十八人，彻底粉碎了西摩尔所率联军进犯北京的计划，给了侵略者以沉重打击。特别是义和团的勇敢精神，使侵略军大为震惊。战后，西摩尔心有余悸地说：“义和团所用设为西式槍炮，则所率联军，必全军覆灭。”16月20日，侵略军已处于弹尽粮绝的境地，如果当时廊坊一带的董福祥部南下紧追，聂士成部在杨村、北仓一带全力堵截，同义和团数千人协同作战，有可能将敌全部歼灭。但是，正在这个关键时刻，慈禧竟令董福祥部回京围攻使馆区，从而丧失了南北夹击逃敌的战机。聂士成部在杨村、北仓的阻击战中，大多以村庄为阵地，远离运河河道，遥向敌人开炮。虽然炮声隆隆，但杀伤敌人不多，加之没有切断运河航道，致使侵略军得以乘夜暗窜越北仓，逃至津郊西沽。侵略军夺占了西沽武库后，在津清军未能集中兵力组织围攻。6月23日晨，杨慕时部一度攻入武库，但卞、陶两部竟观望不战，结果杨部因兵力不足，被迫退出。6月26日上午，西摩尔沿铁路撤回租界时，附近清军不积极出击，最后终于丧失了全歼该敌的良机。 二、大沽失守 正当西摩尔侵略军在廊坊受到义和团及清军阻击时，联军以突然袭击的方式侵占了大沽。 大沽是天津的门户。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该处炮台进行了修复和改建。八国联军进犯前夕，南北两岸共有四座饱台：主炮台在白河口南岸，安设各种火炮五十六门，并有发电所、电信局各一处，探照灯两具；主炮台之南建有一座新炮台，安设各种火炮二十门。白河口北岸建有北炮台，安设各种火炮七十四门，并有电信局一处；北炮台之西北建有西北炮台，安设各种火炮二十门。这些火炮大部是克虏伯、阿姆斯特朗式和国内仿制的产品。 驻守大沽炮台的清军，有天津镇总兵罗荣光部淮军六营三千人及一个水雷营。此外，还有叶祖珪所率北洋海军“海容”号巡洋舰一艘和“海龙”号等鱼雷艇四艘，泊于白河口内。 根据以往的不平等条约，列强的舰船可以出入白河口而不受任何阻拦。1900年5月底，大沽守军拟增兵驻守火车站，控制大沽至天津的铁路交通，并在白河口布设水雷，控制外国舰船出入。帝国主义者得此消息后，6月15日在俄国旗舰上开会，研究确定了从水陆两路攻取大沽的作战部署，当即令先已驶入白河的十艘吃水较浅的千吨以下舰艇做好作战准备，并派遣日军三百名（随带火炮两门）于当晚至塘沽登陆。16日，各国海军头目又开会精心策划，并令已在白河内的各舰驶泊各自的作战位置：日舰“爱宕号”、美舰“莫诺卡西”号驶靠塘沽火车站附近的白河左岸边，以便保护车站；英水雷驱逐舰“惠钦古”号、“弗爱摩”号驶靠清军水雷营附近，监视北洋海军的四艘鱼雷艇；法炮舰“利夭”号、德炮舰“伊尔契斯”号驶靠位于塘沽、大沽之间的海关附近；俄炮舰“基里亚克”号、“考里埃芝”号、“保布尔”号驶靠白河右岸东沽附近；英巡洋舰“阿尔舍林”号在俄舰北侧于家堡对岸，以便共同炮击南北炮台。各舰装备有七至二十厘米口径的速射炮，还有不少口径为三十七至四十七毫米的机关炮。当日，又有英、德、俄各军约六百人，由德国海军大校波尔指挥在塘沽分批登陆（连同15日晚登岸的日军，共有九百余人），准备从侧后进攻大沽炮台。至此，联军的作战部署已基本就绪。 这时，大沽守军也加强了炮台的守备，并于6月16日在白河口布设水雷，封锁航道，阻止敌军舰船出入。联军即以此为借口，由俄国海军副司令海尔布德朗出面，于16日19时半给罗荣光发出最后通牒，胡说清军在白河口布设水雷及加强大沽防御，“于我西人代平匪乱一事，实有不便”，无理限令中国守军于17日凌晨2时交出炮台。驻天津各国领事也将同样内容的通牒递交裕禄。罗荣光严辞拒绝，并立即传令各炮台准备战斗。 6月17日零时50分，距通牒限定的时间还差七十分钟，侵略军便开始进攻大沽炮台。泊于白河的联军舰艇首先发炮轰击南北两岸炮台，守军被迫还击。这时，集结在塘沽的联军分左中右三路直逼西北炮台。在敌军猛烈攻击下，西北炮台于5时左右失守。6时许，联军未遇抵抗便占据了北炮台。之后，左岸陆路联军从北炮台，法、俄各舰从所在位置向南炮台猛烈轰击。同时，俄、德、法军一部，由北炮台附近渡至白河南岸，从侧后抄袭南炮台。南炮台守军腹背受敌，弹药库又中弹起火，伤亡不断增加，被迫撤退。至6时50分，大沽炮台全部失守，清军残部向新城方向退走。此次作战，清军阵亡七八百人，北洋海军“海容”号巡洋舰及四艘鱼雷艇也被联军掳走。联军死五十八人，伤一百九十七人，并有四艘战舰负伤。 联军夺占大沽炮台后，控制了大沽口和火车站，使海上援兵能够顺利地运往天津，给津京、直隶地区军民的防御作战增加了不少困难。 大沽炮台的失守，与清政府在兵力部署上采取重北京而轻津沽的方针有很大关系。6月上旬，各国军舰云集大沽，侵略军大批上岸的时候，清政府仍没有增派军队加强大沽、塘沽、北塘的守御，致使分守大沽炮台、火车站、海关等地的三千清军，在毫无外援和不能互相策应的情况下，被侵略军各个击破。其次，大沽炮台的失守，还与战备不及时有关。守将罗荣光，直至侵略军的十艘舰艇驶入白河作战位置后，才在白河口布设水雷，封锁航道；九百多名敌海军陆战队在塘沽登陆时，也没有及时采取应急措施，致使联军顺利实施水陆夹攻，在六个小时内即夺占了整个炮台。大沽炮台的失守，也反映出炮台构筑的落后，如炮位及军火仓库，都没有采取荫蔽、伪装和加强保护的措施，全部暴露在外，成为敌人轰击的目标。在守备战术上，罗荣光以绝大部分兵力分守几处炮台，台外缺少机动兵力，以致当敌人从侧后抄袭时，不能组织有效的阻击，粉碎敌人的进攻。事实再一次证明，孤立地防守炮台，总是难以守住的。 三、天津之战（参见附图二十一） 6月19日，清廷还不知道大沽炮台已经失守，但已接到6月17日裕禄关于列强强索大沽炮台的奏折，于是一面令裕禄固守大沽炮台，一面照会各国公使，抗议列强的无理行为，并要求各国驻华公使于二十四小时内从北京撤往天津。鉴于形势严峻，慈禧于6月16日至19日多次召开御前会议，讨论和战问题。当时，光绪帝存有依靠列强恢复自身权力的幻想，因此，以他为首的帝党，对外主和，对内主“剿”。他们认为，“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合而谋我，何以御之？”并提出“乱民当早除，不然，祸不测”。1中央和地方的洋务派官僚也主张与帝国主义媾和，全力镇压义和团。以慈禧为首的后党本来也不愿与帝国主义作战，但当时和帝国主义存在一些矛盾。特别是慈禧欲立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俊为大阿哥（帝位继承人），逼迫光绪让位，各国公使表示不予承认，这使她对帝国主义列强非常不满。在载漪等顽固派成员的怂恿下，她决定对各国宣战。6月21日，以皇帝名义发布了一个宣战诏书，声称“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2。但是，慈禧的宣战并非出于真意，宣战不到十天，就以军机处名义命令驻外公使向各国解释宣战乃出于“万不得已”的苦衷，表示“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恃乱民以与各国开衅。此意当为各国所深谅”3。这充分暴露了慈禧等人假宣战、真妥协的嘴脸。 其实，早在清廷发布宣战《上谕》之前，天津的义和团和清军已与紫竹林租界内的侵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当时，驻守天津城区的清军有：总兵何永盛部练军六营两千五百人，驻守天津城东侧、东机器局、马家口及西沽武库至三岔河口一带；水师营驻三岔河口北岸炮台及金钟河火药库；罗荣光部淮军四营一千七百五十人驻城东及紫竹林租界西侧；武卫前军聂士成部十营约五千人，分别驻守城西南的广仁堂、南门外海光寺、南机器局、紫竹林租界东北侧及老龙头车站北部一带。总兵力约一万人左右。参战的义和团约有二三千人。租界内的联军则不足两千人。 6月15日前后，天津的义和团激于义愤，焚烧了马家口及三岔河口望海楼等地的教堂。联军开槍镇压，义和团奋起还击。17日，当联军再次开槍镇压时，驻防清军也配合义和团进行还击。练军炮击紫竹林租界，水师营炮击老龙头车站，曹福田则率义和团民袭击老龙头车站及租界内联军，揭开了天津军民反侵略战争的序幕。从18日至22日，清军各部及义和团连续围困和炮击租界。意大利军司令官、英国的戒严司令官都受重伤。俄国领事馆、太古洋行、英租界的工部局、戈登堂及德军司令部都遭到炮击。被围联军因兵力单薄，只得实行缓兵之计，“皆高挂白旗，以示不战”1。但义和团及清军没有停止攻击，只是由于缺乏统一的作战计划，仅限于炮击和袭扰而已。 从当时的兵力对比看，天津一带的清军至少比紫竹林租界内的联军多四至五倍，再加上义和团数万人，居于绝对优势。如果清军与义和团密切配合，实行分割包围的战术，有可能将分兵把守紫竹林租界的联军各个歼灭。但由于清军天津地区的最高指挥官裕禄根本没有决心真正同联军作战，以致丧失了有利战机。 至6月22日，双方在天津的兵力都发生了变化。这时，武卫前军杨慕时部三营一千余人已抵北郊西沽、红桥一带；聂士成已率武卫前军约五营两千余人回师天津；又有从大沽撤至津郊的淮军六营约两千人，其中一部驻租界西马家口附近。义和团主要有：曹福田部在老龙头车站附近，韩以礼部在天津西南郊一带，被称为“天下第一团”的张德成部五千人在马家口一带。 联军则于6月21日（一说18日）由俄国军官斯泰赛率领两千八百余人，从大沽乘火车增援天津。这股侵略军行至军粮城车站时，因铁路被毁，改为步行，后在老龙头车站附近遭到义和团曹福田部及部分清军的猛烈阻击，死伤五百余人，第二天才进入车站。6月23日，又开来一部分联军，在租界内联军的接应下，进入租界。至26日，连同从西沽武库撤回的西摩尔军，租界内的联军已增至七千余人。 联军的兵力虽然增加了，但处于义和团和清军的包围之中，缺少食物，房屋毁坏，医院中的伤病员拥挤不堪，处境仍然十分困难。联军各军司令官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万不能向北京进发，只得暂在天津，以图自保。若再不能自保，不如退守大沽”1。于是决定采取碧守措施，由各军分区防守。 紫竹林租界位于天津城东南，东临白河，北面隔河紧靠老龙头火车站。6月23日，联军各司令官会议决定：俄军防守老龙头火车站至租界东面的武备学堂一线，法军防守租界西北部；美军防守租界西南部；日、英、德、意、奥各军分守自租界西南端沿墙子河至梁园门一带。除加强租界区防守外，还分兵控制天津至大沽间的交通线。 6月22日至29日，围攻租界的清军约有一万六千人，义和团三万余人。但是，由于清军缺乏积极进攻精神，只是向租界开炮遥击，故联军损失不大。义和团虽曾多次主动出击，不断给敌人以杀伤，但也没有使联军受到严重打击。又由于清军没有切断天津至大沽间的交通线，致使联军能不断得到兵力和粮弹的补充。27日，联军集中近三千人的兵力，攻占了天津城东面的清军主要军火补给点东机器局。联军夺占该局后，既可免遭该处清军对租界的炮击，又可保证“与大沽通达消息之路”“平安无碍”，改善了防御态势，因而“视为极大之幸事”。1 从6月30日开始，围攻天津侵略军的作战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当天，裕禄向清廷提出了一个“先将紫竹林洋兵击退，然后会合各营，节节进剿，直抵大沽，……迅将大沽炮台恢复，以固门户”2的作战方案。这一方案，是以清政府调赴天津的援军陆续到达为前提的。6月29日，浙江提督马玉昆部十五营六千余人，已由山海关进驻白河河东陈家沟、老龙头火车站附近；6月底7月初，聂士成部除留五营驻守芦台外，共二十五营一万余人陆续齐集天津，分驻于海光寺及盐坨、陈家沟等地；宋庆部十三营正在增援途中。同时，清政府又从天津水会七十二局中招募精壮万余人，成立芦勇、保卫军、安卫军，并将南门外数十个打雁户组成排槍队，驻守南门附近。至此，在津清军已增至两万四五千人，各种民众武装约万人。此外，又有义和团两万余人从青县、静海、沧州、南庆、庆云等地纷纷来津。曹福田、张德成等趁机整顿队伍，使能参战的义和团增至五万人。 此时，在大沽登陆的联军约有一万四千人（随带火炮八十九门），已抵天津租界者约八千至一万人。 7月5日，裕禄、聂士成、马玉昆等同义和团商议，决定对租界内的联军实施“三面进攻之计”。其部署是：由义和团曹福田部及武卫左军马玉昆部从北向南进攻老龙头火车站，夺回东机器局，控制附近铁路线，切断联军至大沽的交通，并相机从北面进攻租界；驻盐坨的武卫前军前路统带周鼎臣部三营助攻车站及租界。由义和团张德成部及淮军罗荣光部、练军何永盛部，在马家口一带从西面进攻租界。由驻南门外海光寺一带的武卫前军聂士成部，从西南面进攻租界。武卫前军后路统领胡殿甲除派一部助攻东机器局外，率领各营四面游击，进行机动作战。其余练军各营、水师营及盐坨各营仍继续炮击租界。 三面进攻开始后，马玉昆部从北面炮击租界和老龙头火车站，周鼎臣部也配合轰击。义和团多次勇猛冲杀。俄军一度被迫退出车站；联军增派日、英、法军前往死守。从7月7日至11日，义和团及清军几乎每天都组织数百人规模的冲锋，战斗相当激烈，仅日军就被打死打伤七十一人。7月5日那天，马玉昆部还与胡殿甲部一起五次猛攻东机器局，虽未夺回该局，但杀伤了不少敌人。 在西面，义和团张德成部及淮军蒋顺发、周行彪部于7月5日晚在靠近租界的马家口同联军激战。张德成事先将义和团群众埋伏起来，然后出其不意地发起围攻，歼敌甚众，并乘胜进抵租界边缘。7月6日，张德成部以火牛数十只为前驱，踩爆联军埋设的地雷，一度冲进租界。租界内的中国居民也利用夜暗打冷槍、烧仓库、施放信号，积极配合清军及义和团打击敌人。 在西南面，聂士成部于7月6日在小西门围墙土台上安置火炮，轰击租界。联军五六百人被迫退至跑马场地道内潜藏，稍后复出，又被清军炮火击散。当晚，聂士成部进驻八里台、跑马场等地，次日又攻至租界南部外侧的小营门一带。 联军为了解除南机器局、跑马尝八里台等处聂士成部炮火的威胁，决定向租界西南发起反击。7月9日凌晨3时，联军步兵一千人、骑兵一百五十人、炮兵两个连（携带火炮九门），以日军五百人为先头部队，出梁园门往南，进攻纪家庄一带的义和团，英、俄、美军则向跑马尝八里台、南机器局发起攻击。法军炮队自租界西南发炮助攻。5时半左右，联军逼攻跑马场，该处清军退往八里台。聂士成闻讯，从小营门率部往援。7时左右，联军夺占跑马场后，即涌向八里台围攻聂士成部。攻占纪家庄的日军也北上协攻。激战多时，聂士成重伤七处，仍挥军奋战，终因伤势过重而阵亡。日军趁势攻占南机器局，因该局离租界太远，不便驻守，遂将其烧毁。午后，联军又撤回租界。聂士成牺性后，余部归马玉昆指挥。 义和团及清军实施“三面进攻之计”，取得了一定的战果。经过此次作战，使联军进一步陷入“欲进不能，欲退不得，疲惫已极”1的境地。但是，腐败的清政府不但不激励军民继续奋勇杀敌，扩大战果，反而急于求和。7月8日，清政府任命两广总督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未至津前由裕禄署理），宋庆为帮办北洋军务大臣，为求和作准备。害怕财产和商务毁于战争的天津缙绅，趁机奔走相告，一时和议之声传遍前线，加上聂士成部作战失利，大大影响了军民的抗敌意志。武器简陋的义和团，在连日进攻作故中，被清军胁迫“充先锋当前敌”2，伤亡也很大。7月10日，宋庆率部到达天津（驻于西门外） ，13日便借故下令屠杀义和团，“半日间城内外树旗设坛者皆散去”3，大大削弱了抗击联军的力量。联军则由于大沽援军不断到达，开始由防御转入进攻，战争形势急转直下。 7月12日，租界内的联军已增至一万七千余人。侵略者见清军的进攻业已停止，便准备进攻天津城。当日，联军指挥官会议决定分两路攻城，由俄国海军司令阿列克谢也夫任总指挥。其部署是：阿列克谢也夫率俄军两千六百名为前队，德军两个步兵连、法军一个炮兵连为后援，共约三千人，从白河东岸向北进攻三岔河口水师营炮台及天津城东北，切断河东清军及义和团与城内的联系。由英军少将陶白率英军七百，美将白勒率美军六百，日将福岛率日军两千四百，法军大校派拉克率法军八百，共四千五百人，携火炮二十四门，进攻天津城南门。 当时，清军水师营守三岔河口炮台，马玉昆部十五营驻老龙头车站北侧地区，聂士成部二十五营由周鼎臣、胡殿甲等五个统领率领驻广仁堂、海光寺、南机器局一带，罗荣光（7月9日已死）余部驻城东南至租界西侧一带，练军何永盛部、淮军其余各部及水会等民众武装，守南门及分驻南门外各村落，宋庆部驻西门外，义和团则分散于城内外各地。从兵力部署看，清军建制杂乱，没有统一指挥，而且大部驻守城外各地，城内驻军很少，没有坚守防御的准备。 7月12日夜，白河东岸的俄军向北进攻，13日黎明炮击马玉昆等部阵地。13日上午7时左右，法军炮击城东北壕墙外的火药库，引起爆炸。俄军乘机强攻清军各阵地，并向水师营炮台进攻。至13日中午12时，清军被迫撤出各阵地，纷纷向北郊溃退，联军乘胜进抵东北城下。白河西岸的英、美、日、法军，以法军为右路，日军为中路，美、英军为左路，于13日凌晨出租界南面土墙，经海光寺向天津城南门进逼。英炮兵则在租界南面壕墙上炮击天津城区。南门外清军奋起抵抗，正西门附近的武卫前军炮兵开炮轰击海光寺附近的联军。此前，城门外居民已挖开河堤，使联军被阻于海光寺附近一带。日、英、法军指挥官决定架桥强攻。14日，日军渡过护城河，直抵南门城下，然后派工兵用炸药轰破城门，乘机攻进城内。南门城上原有清军驻守，后“为众绅民禀请撤去”，“众谓城上不用炮击洋人，洋人必不用炮击城内”1。因此，南门内无兵防守，只有部分义和团及民众武装。他们先则在城墙上奋力抵抗，继则同侵略军展开巷战，打死打伤侵略军数百名，但终因经不住侵略军炮火轰击，被迫后撤。 联军从南门入城后，便北上配合城东北的联军夹攻水师营炮台。该处义和团和部分爱国官兵，虽腹背受敌，仍英勇作战，在毙伤敌人二百余名后撤离。当日，联军占领天津，洗劫全城。在城内抗击联军的义和团大部惨遭杀害，退出城外者又遭宋庆军屠杀，伤亡数千人。 在联军攻城时，驻扎城外的宋庆、马玉昆部七十余营两万余人，不但不迎击敌军，反而临阵脱逃。天津前线的最高指挥官裕禄，于城破前即同宋庆所部一起逃往杨村，马玉昆则率部逃往北仓，只有装备简陋的义和团始终英勇顽强地坚持抗战。 这次作战，八国联军死伤九百余人（其中校以上军官二十五名），是联军发动侵华战争以来伤亡最多的一次。 天津之所以失陷，主要由于慈禧集团推行以战求和政策和前线指挥官畏敌怯战造成的。天津的义和团及部分清军官兵，在围攻紫竹林租界时，杀敌热情很高，多次给联军以沉重打击。但是，在战斗的关键时刻，慈禧等人转战为和的态度日趋明朗。她派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不战而退的宋庆帮办北洋军务，当裕禄的助手。宋庆当即表示：“中东之役，仅与日本开衅，尚不能支，何况今拒八国？”1可见慈禧令其前往天津，名为加强防御，实为媚外求和。宋庆心领神会，一到天津便大肆镇压义和团，露骨地破坏天津军民抗战的大好形势。在作战过程中，裕禄、马玉昆等人驱使装备简陋的义和团群众充当先锋，让清军殿后。义和团既遭外国侵略者的轰击，又遭清军的槍杀，伤亡极大。如在7月9日夜进攻租界的一次战斗中，义和团民阵亡二千余人，而清军伤亡甚少。对此，当时就有人披露，“是夕‘团匪’死者如此之多，并非皆洋兵打死”2。这种倒行逆施的反动行径，无疑会使义和团这支真正的反帝爱国力量受到极大的削弱。加上禄等人害有“恐洋脖，根本没有坚守天津的决心，遭敌进攻便弃阵西撤，以致本可固守的战略要地天津城，两天内即被联军攻占。 联军攻占天津后，使津沽之间连成一片，有了可靠的基地，军械、粮饷得到了补充，摆脱了被动的局面。清军则失去了重要军火供给基地和拱卫北京的主要屏障。事后，清政府给裕禄以“革职留任”、宋庆“交部议处”的处分，令其戴罪“联络各军，并将水会民团重加整顿，克期规复天津”3。实际上，裕禄、宋庆等人已畏敌如虎，“坐困偏隅，一筹莫展”，根本没有收复天津的决心。 第五节 北京之战 一、清军在津京间的防御部署 天津失陷后，清廷一面令从天津撤离的部队在北仓、杨村等地设防，一面调派其它部队增强北京及其附近地区的防御。其时，马玉昆部十五营、聂士成余部四营、吕本元部五营、何永盛部五营、安卫军二营共约一万五千人退至北仓，宋庆部十三营退至杨村。芦台有武卫前军冯义和部十七营、胡殿甲部五营；北塘守军如前。此外，部分勤王之师也陆续到达：杨柳青有记名总兵蒋尚钧部豫军五营，北京附近有湖北提督张春发部武卫先锋左翼十营，江西按察使陈泽霖部武卫先锋右翼十营，总兵夏辛酉部嵩武军六营，总兵万本华部晋威军四营，陕西布政使升允部陕军八营，甘肃布政使岑春煊部甘军六营，北京城内有驻军六七万人。总计京津间兵力不下十万。此外，还有义和团七万余人，其中北京城内约有五万，另二万余人分散在津京间的交通沿线。 为阻止联军沿北运河北上，退至北仓一带的清军万余人在马玉昆的统率下，于北仓以南横跨运河构筑了两道防御阵地。第一道由刘家摆渡（今刘家码头）、韩家树（今韩家墅）、火药局（今杨家咀附近）、刘家房、唐家湾、穆庄（今天穆村）等据点组成，构筑了火炮阵地，埋设了地雷，由武卫左军、武卫前军及淮军、练军等九千人防守。第二道以北仓南的王庄为中心，构筑向左右各延伸三公里的垒墙，并在各要隘埋设地雷。在北仓东南和西北构筑了火炮阵地，分别配置十门和十四门火炮。北仓东南地势空旷，于马家庄筑坝开沟，引水淹灌。第二道阵地由武卫左军四五千人防守。此外，北仓附近尚有一二千人作为预备队。 宋庆以杨村车站为中心，跨北运河构筑了正面约五公里长的垒墙，由五千人驻守；并沉大船二三十只于运河中，以堵塞水道。 7月18日，清廷派翼长长麟、文瑞分统北京义和团两千余人前往通州及其以南地区，挖壕筑垒，令其“扼要助剿，勿任敌兵北犯”1。 二、联军北犯 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立即派兵占据各要隘、炮台，修整工事，防御清军及义和团的反攻，并成立“都统衙门”2，以维护其侵略秩序。同时，继续调兵遣将，准备进犯北京。 7月底8月初，联军在天津的兵力已增至三万四千人，北上作战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8月3日，侵略军召开指挥官会议，协调了彼此间的意见，拟定了进攻北京的计划，准备集中兵力，攻占北运河两岸各战略要点，最后夺取北京城。 8月4日夜，联军除以部分兵力留守天津、大沽等地外，集中一万八千余人及八十一门火炮，从天津出发，沿北运河两岸向北仓进犯。运河右岸为日、英、美军，共一万三千二百二十人，携带火炮五十三门；左岸为俄、德、法、意、奥军，共四千八百五十四人，携带火炮二十八门。8月5日2时许，联军接近并进攻清军第一道防御阵地的刘家摆渡、韩家树、火药局等据点。清军稍事还击，即溃散撤退。5时左右，第一道防御阵地即被敌攻占。之后，日军从西侧，英军从中部，美军为后援，进攻清军的第二道防御阵地。日军由西侧“绕道十余里，出马军后”，马玉昆部“尽失其险”。1在联军前后夹击下，清军腹背受敌，且战且退。当清军同联军接战时，附近义和团数千人赶来助战，虽然给联军以不小的打击，但也未能阻止敌人的进攻。当日上午9时，北仓防线及北仓据点全被敌人攻占。北运河左岸的联军因徒涉水淹地，行动迟缓，战斗结束后才赶到北仓。此战，联军共死九十五人，伤五百四十人。 8月6日晨，联军乘胜分路进攻杨村的清军阵地。俄、法军攻清军右翼，美军攻左翼，英军从正面进攻，日军为后应。宋庆军一触即溃，与马玉昆残部一起，向通州方向败退。直隶总督裕禄逃至南蔡村后，自杀而死。8月8日，南蔡村失守。 在清军丢失北仓、杨村前，清政府命李秉衡统率“勤王师”前往河西务御敌。李秉衡曾任山东巡抚，奉命进京前为巡阅长江水师大臣。7月25日陛见慈禧时，他自动请求赴前线杀敌。次日，清政府即任命他为帮办武卫军事务大臣，“所有张春发、陈泽霖、万本华、夏辛酉四军均归该大臣节制”2。8月6日，李秉衡率四军离京，7日抵马头，8日抵河西务。李秉衡令张春发部十营、万本华部四营驻守河西务；陈泽霖部十营驻守河西务西侧；自率夏辛酉部六营驻守河西务西北八里之羊房。9日晨，清军防御阵地尚未构筑完毕，两路联军即已包抄河西务。战斗打响后，张春发部稍战即退南苑，陈泽霖部也大部溃逃。万本华部虽同联军接战多时，但因兵力不足，无法击退联军的进攻。李秉衡督率夏辛酉部迎敌，升允也率马队两旗助战，经激战后均退马头。马玉昆率败退的清军路过河西务，竟遇敌不战，一直溃逃到南苑。该部同宋庆败军一起，沿途焚掠洗劫，人民深受其害。李秉衡目睹数万清军不战而逃，颇为愤慨，但又无法阻止。8月10日，李秉衡由马头退至张家湾，次日即吞金自杀。联军随即夺占张家湾，并派兵袭击通州。该城守军有险不守，弃城逃京。 8月12日晨，联军不战而据通州，尽获库中军械、粮饷。除留德、法军一部驻守外，联军直扑北京。 从8月5日至12日八天之内，不足两万人的侵略军竟然连续攻占了数万清军防守的北仓、杨村、河西务、通州等战略要地，直接威胁北京。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清军已被失败情绪所支配，战术上又采取了分兵守点的单纯防御，同时，各要点未构筑起足以阻敌前进的坚固阵地，结果在敌人并力猛攻下全线崩溃。李秉衡虽请缨上阵，无奈军心已散，所统各军又皆临时应命之师，不能同心协力御敌，以致无法挽回败局。 三、北京的陷落 通州失守后，清军七八万人齐集北京：宋庆、马玉昆部万余人驻南苑；董福祥部二十五营驻广渠门、朝陽门、东直门；荣禄部三十营驻西华门、棋盘街；八旗、绿营两万余人驻内城九门、外城七门；虎神营、神机营等三十九营驻守各门城楼；八旗前锋和护军守紫禁城。义和团五万余人分别守卫东西河沿、东西珠市口、菜市口、花儿市等六大区。全部城防由荣禄负责，与徐桐、崇绮、奕䜣、载漪等共商重大事宜，实际上没有形成统一的指挥。 8月13日夜，联军一万五千余人携火炮百余门，分三路冒雨进逼北京：日军七千二百人，携火炮五十四门，从通州出发，经八里桥、定福庄、红庙、关东店，先头部队于14日7时半抵达朝陽门外东岳庙附近；俄军三千四百八十人，携火炮二十二门，沿通惠河北岸经八里庄、八王坟、郎家园，于14日黎明前抵近东便门；英军两千二百五十人，携火炮十三门，沿通惠河南岸经苏家沟、关厢附近，于14日上午11时抵近广渠门；美军一千八百二十人，携火炮六门，随英军后开进；法军四百人，携火炮十八门，循俄军路线开进。另有三千联军从天津出发，以为后援。 俄军先头部队于8月13日午夜到达东便门，因途中未遇任何抵抗，认为可以轻取城门，遂提前攻城；讵料清军和义和团“守护极严，急切未能得手”1，只得向日军求援。日军派步兵一个大队前往助攻。日军于14日上午8时在朝陽门、东直门外一千五百米处开炮轰城，遭清军炮火还击。董福祥在得知上述三门受到攻击后，即调广渠门守军往援。上午11时左右，英军抵广渠门，乘虚攻城，14时进入城内。英军得知水门处河道枯涸，便涉淤泥进入内城，15时左右首抵使馆区，并分兵一部占领天坛。美军随英军之后，于17时许进入使馆区。进攻东便门的俄军在部分美军配合下，一部于14日午后从城门洞隙处匍匐而入，一部攀上城墙，打退守军，进入城内。进攻东直门的日军，不断以炮火猛烈轰城（发弹万余发），摧毁城墙上的清军火炮；然后派两个工兵队携带炸药包，于21时许对第一、第二门连续爆破，21时40分占领东直门。接着，日军北占安定门，南攻朝陽门，于22时许破门进入城内。法军也于14日午夜入城。联军入城后，被围近两个月的使馆区及西什库教堂之围随之解除。 8月14日，在京城即将被联军攻破时，慈禧欲召集六部九卿议事，但无一人应召，只得同入值大臣载澜商量出走事宜，并令载澜护卫。载澜借口无兵而推辞，并建议张白旗投降。8月15日晨，当联军进攻东华门时，慈禧挟持光绪帝出逃，分别着青衣素服，同载澜、载漪、奕䜣、刚毅等王公大臣以及内监李莲英等人，在两千余名八旗兵的护卫下，仓皇出西华门和德胜门，经颐和园、居庸关等处，往太原方向出走。 联军进城后，清军大部溃散，仅义和团和部分爱国官兵筑起街垒，继续同侵略军战斗。8月15、16日，联军攻占了各城门和紫禁城，17日占领全城。 此役，联军死伤四百五十余人，内有校以上军官二十五人。清军伤亡四千余人，义和团民牺牲甚众。 联军攻陷北京后，纵兵抢劫三日，皇宫、官邰住宅、商店无一幸免。“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国宝奇珍，扫地遂颈1。尚留在城内的义和团及不少无辜百姓，惨遭屠杀。侵略者无恶不作，奸婬掳掠之事，不可胜计。随后，联军成立“北京管理委员会”，将京城划为十一区，分别由各国侵略军占领。同时，联军继续增兵，加强京津间战略要地的守卫，并对北京周围五十公里以内的重要村镇巡回扫荡，沙河、八大寺、玉泉山、芦沟桥、良乡、庞各庄、礼贤镇等地先后被占。为了便于控制，联军在占领区内迅速恢复了铁路交通和通信联络。 9月25日，联军总司令瓦德西到达大沽，10月17日进京，设总司令部于紫禁城的仪銮殿。此时，联军在华兵力已逾十万，驻京部队超过三万人。 防守北京城的清军四倍于敌，但在数日之内，清王朝的统治中心竟落敌手。之所以如此，除了清廷政治腐败，军队士气不振这一根本原因外，从防御部署看，主要存在以下问题：首先，没有在联军进攻方向的正面和两侧集结必要兵力，阻击和侧击敌人，而是将七八万兵力密集于城区，使联军得以长驱直进，迅速兵临城下。其次，清军虽然装备了不少近代槍炮，但其守城战术仍然是过去的一套旧法，以八千名士兵分别守卫各城门的城楼和城垛，将近九百门新旧火炮配置于城上，冀以居高临下的炮击，阻止联军的进攻。结果，城上火炮被敌炮击毁，城墙遭敌工兵连续爆破，无险可守。城内各区守军，也因没有在主要通道口构筑巷战工事，以致东三门被联军突破后，全城很快沦陷。此外，北京的失守，还在于缺乏有权威、会指挥的最高统帅，以致各部分区防守，互不统属，互不策应。结果，东城各门被联军分别攻破，其它各门、各区的守军也很快不战而散。 第六节 《辛丑条约》的签订 一、清廷西撤后的军事部署及求和活动 慈禧携带光绪帝等离京出走后，不久马玉昆、董福祥、宋庆等人相继率部赶往山西护驾，荣禄等则南逃保定。为防联军进犯山西，清廷在北京的北、西、南三个方向部署兵力：北面的南口、居庸关、宣化、张家口等处，由马玉昆部驻守；西面的飞狐岭、紫荆关、灵丘等关隘，由升允所统陕军八营驻守；南面的保定、正定、井陉等地，由荣禄率武卫中军及从北京败退至此的八十余营清军驻守。张春发、陈泽霖等部则撤回南方整训。 早在8月7日，清廷即授新任直隶总督李鸿章为全极大臣，令其“即日电商各国外部，先行停战”1。北京失陷后，慈禧继续加紧进行求和活动。8月27日，清廷令庆亲王奕䜣（正在西撤途中）即日回京议和，令李鸿章迅速赴京“会同妥商办理”。为了向各国表示求和“诚意”，又于9月7日发出了一个对义和团毕露杀机的上谕，声称“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刬除不可”1。从此，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公开合流，共同镇压义和团。 二、联军攻占京津周围要地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为了进一步扩大占领区，胁迫清政府无条件地接受各国提出的各种“赎罪条件”，以“直隶一带，尚有华兵固守之要区，拳匪聚合之党队”2为借口，从京津出兵四向攻掠。9月21日，德、俄军攻占北塘炮台，22日占领芦台。29日，联军七千三百余人向山海关进犯。英军恐俄军先占山海关，使关内外铁路联接起来，将业已侵入东北的势力进一步伸入直隶，影响英国的在华利益，便派出“碧克美”号军舰，于30日上午抢先抵达山海关。该地守将奉李鸿章不抵抗命令，主动让出炮台、车站。次日下午俄军到达后，英、俄两军几乎发生冲突。后经调停，确定由各国侵略军共同占领山海关。与此同时，德军三百余人攻占秦皇岛，英、俄、法军也相继赶到。至此，从大沽至山海关各海口均为联军所控制。 10月12日，联军派五千五百余人出北京，四千余人出天津，分两路会攻保定。13日，法军一部经霸州（今霸县）等地先行到达，守军闻风弃城西逃。直隶布政使廷雍竟开门“接待”法军入城。10月19、20日，由北京、天津出发的两路联军先后到达保定。联军占领保定后，四出侵扰，肆意抢掠烧杀，连开门揖盗的廷雍亦未幸免。各村义和团惨遭屠杀，保定附近地区大部被联军侵占。当月，天津一带的联军还向南窜犯，直至山东边界地区。 11月12日，德、意军两千五百余人开始向北京以北地区进攻。驻南口、居庸关的马玉昆部弃关而逃。24日，德、意军攻宣化，守军一万余人不战而退。27日，京西北要地张家口也被联军侵占。 联军控制直隶东、南、北各要地后，便西窥井陉。井陉隘口林立，地势险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荣禄曾部署大同镇总兵刘光才、湖北勤王兵将领总兵方友升等率军二十营一万余人驻守。1901年1月28日，法军百余人进犯井陉，被守军击退。李鸿章害怕影响求和，竟于2月下旬严令守军“退兵晋境，不准一人一骑东出”1。3月下旬，联军从天津增调法、德军六七千人再度进犯。李鸿章又下令撤军。4月20 日，刘光才部十五营退固关，方友升部五营退娘子关。22日晨，联军分四路攻娘子关，清军伤亡七百余人，弃关退走。中午，联军又分兵两路攻固关，刘光才部不战而逃。后由于英、法政府害怕山西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从中加以阻挠，所以侵入山西的德、法军又很快撤出。 经过七个月的攻掠，联军控制了南至正定，北至张家口，东至山海关，西至娘子关的直隶四周要隘。他们在占领区内往来梭巡，横行无忌。凡有义和团活动之处，均遭焚掠，有的全村遭劫，人民死伤、妇女被侮者不计其数。 三、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1900年9月3日，奕䜣返抵北京，由日军负责“保护”；9月18日，李鸿章在俄军“保护”下到达天津，10月11日至北京。随后，两人代表清政府向联军卑屈求和。 12月24日，各国在协调了内部分赃和挑选代理人问题上的矛盾后，除了参加武装侵略中国的八国以外，又加上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向清政府提出了“议和大纲十二条”，并声称这些条件“无可更改”。李鸿章等将此电告业已逃至西安的慈禧。慈禧见条款上没有将她作为祸首加以惩办，如获大赦，即于12月27日复电奕䜣、李鸿章，表示“所有十二条大纲，应即照允”1。各国见侵略目的基本实现，便于1901年5月开始撤出部分在京联军，6月14日撤销联军统帅部。9月7日，清廷以奕䜣、李鸿章为钦差全权大臣，同俄、英、美、日、德、法、意、奥及荷、比、西等十一国全权大臣，在北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通过此约，帝国主义列强在政治上逼迫清廷向其“谢罪”，惩办主张抵抗的大臣与官吏，并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加入反帝性质的会社，“违者皆斩”，官民对此镇压不力者，“即行革职，永不叙用”2。在经济上，勒索战争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年息四厘，分三十九年还清，连本带息共九亿八千余万两。在军事上，强迫清廷允许各国在使馆区驻军，中国人不得在使馆区内居住；将大沽及北京至大沽沿路的各炮台一律拆除；各国可在黄村、廊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今滦县）、昌黎、秦皇岛、山海关十二处留兵驻守；清政府在两年内不得向外国购买军火及其原料。条约签订后，各国于9月17日撤出在京兵员（驻使馆区兵员除外），22日开始撤离直隶（驻兵留守地除外）。次年7月15日，各国乘交还天津之机，又强令清政府不得重修大沽炮台和天津城垣；清军不得在各国军队驻津区二十里内驻扎；禁止中国军队在白河口、秦皇岛、山海关等处部署海防；在铁路沿线二英里内，各国军队对华人有弹压治罪之权。各国留驻上述十二处的兵额，第一期（联军由北京、直隶撤离时期）为一万二千二百人，第二期（正常时期）为八千二百人，至1907年10月续有递减。 《辛丑条约》是帝国主义用武力强加于中国人民身上的沉重枷锁。它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造成了更深重的民族危机。但是，慈禧却对帝国主义列强感激涕零，决心充当它们的驯服工具。清政府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1。从此，清朝统治者完全投入了帝国主义的怀抱，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 第七节 抗击八国联军侵略的重大历史意义和战争失败的原因 一、重大历史意义 中国军民被迫进行的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是民族自卫的正义战争，虽然失败了，仍有其重大的历史意义。 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分子就狂叫要瓜分中国，纷纷来华争夺势力范围。但是，由于它们之间存在着激烈的利害冲突，在此次联合侵华战争过程中，常常为各自的利益而争执不下，如欲进而瓜分中国，则其内部矛盾势必加剧。更主要的是它们的侵略行径不断遭到中国军民的强烈反抗，以农民为主体的气势磅礴的义和团运动，更是这种反抗的集中表现。帝国主义者看到，在中国除了软弱可欺的统治阶级之外，还存在着不畏强暴、敢于同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广大人民群众。正是这种“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1的亿万人民群众反抗外来侵略的精神，迫使它们放弃直接瓜分中国的罪恶企图，实行“以华治华”，即采取扶持和利用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继续充当其在华代理人的政策。但是，不管帝国主义如何变换侵略手法，以义和团运动为代表的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已经证明，中华民族是永远不可征服的。 在抗击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中，义和团以简陋的武器和血肉之躯，同侵略者进行了殊死的战斗。他们或者独立作战，袭扰和伏击敌人（如廊坊阻击战）；或者根据统一的计划，同清军并肩作战（如三面进攻天津紫竹林租界）；或者接受清军将领调遣，从中“挑选精壮，编列成军”，遂行战斗任务。不论采取何种形式，都有效地牵制和打击了敌人，推动和支援了清军的作战。然而，由于义和团是由民间秘密结社转化而来的自发的反帝爱国组织，始终处于分散状态，没有发展成为具有严格组织纪律的能实行集中统一指挥的武装集团，更没有产生具有统帅才能的领袖人物，所以尽避在反侵略战争中作出了很大牺牲和贡献，却不能发展成为主要的军事力量，起不到主力军的作用。同时，由于义和团受宗教迷信束缚，无视近代槍炮的杀伤力，不注意讲究战术，使自己遭受许多不应有的损失。加之义和团在政治上提不出切实的斗争纲领和口号，并把某些并不妥当的做法视为勇敢行为，对清政府顽固派的奸诈行径又缺乏应有的警惕，以致最终在中外反动派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历史再一次证明，单靠农民自发的力量，是无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的。尽避如此，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毕竟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者的嚣张气焰，打乱了帝国主义的侵华计划与步骤。同时，义和团运动也动摇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促进了人民的进一步觉醒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孙中山先生在六十多年前曾概括地指出：“八国联军之破北京，清后、帝之出走，议和之赔款九万万两而后，则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而人民之生计从此日蹙。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1随着人民反帝反封建运动的日益高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潮流终于在神州大地上蔚然兴起，加速了清王朝的崩溃。1955年，周恩来同志指出：“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2这是对义和团反帝爱国斗争历史功绩的进一步肯定。 二、清军战败的原因 清军在这次反侵略战争中的失败，有极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原因。 （一）朝廷腐败，和战分歧 面对八国联军的武装入侵，清廷后、帝两党依然勾心斗角，和战分歧，加上东南各省督抚直接同帝国主义签约“互保”，以致朝廷内部分裂，中央同地方分裂。这样，最高统治集团不可能有统一的对内对外政策和统一的政令军令，不可能形成全国协同一致、团结御侮的政治局面，使侵略军得以集中全力，放手向中国的北方进攻。而实际把持朝政的慈禧集团，又从其本身的政治利益出发，玩弄“以团制夷”、“假夷灭团”的陰谋，时而煽惑义和团进行狭隘的民族排外行动，时而又出卖义和团，以奴才嘴脸乞求帝国主义的宽耍慈禧集团的所作所为，是断送民族反侵略战争的大好形势、招致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 （二）财政拮据，饷械短绌 清政府财政拮据，“部库支绌”，只得命令各省紧急筹款和赶运粮食接济京师，令东南各省机器局星夜赶造军械，以应急需。但各省却以“经费奇缺”等为由，向朝廷叫苦；东南各省督抚为了迫使清廷停战求和，竟以“库储如洗”、“局存军火无多”为词，拖延和拒绝接济北方清军，致使参战清军饷械短绌。无疑，财力物力严重不足，也是清军战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军事落后，指导无方 清军在直隶地区有十二万人，加上四万勤王之师，共有十六万人，还有数万义和团配合作战。而联军总兵力最多时虽有十二万余人，但实际参战兵力仅有三四万人，每次大的作战行动，一般不超过两万人。在天津和北京等处作战时，清军在兵力上都占有两倍以上的优势，其所以屡战屡败，从军事方面看，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最高军事当局昏庸混乱。清廷在宣战以后，委任荣禄统筹战事，与徐桐、崇绮、奕䜣、载漪并军机大臣一起会商京师军务。从形式上看，这是清廷成立的最高指挥机构，但实际上这个机构处在慈禧的控制下，根本不能真正行使集中统一的指挥权。荣禄等人都是后党的核心人物，政治上唯慈禧之命是听，军事指挥上墨守陈规，颟顸无能。在战争过程中，经常消息不灵，情况不明，发布过时或不切实际的命令。如大沽炮台于6月17日晨已经失守，而朝廷却在6月19日发布了一个坚守大沽的作战命令。有时调动部队朝令夕改，反复多变。如6月初命董福祥部往天津助战，而6月中又令其回京围攻使馆区。又如从6月15日至7月24日的四十多天中，忽而令袁世凯带队来京，忽而令其原地驻守，忽而又令其派兵赴津作战。本来就不想参战的袁世凯，便乘机拖延推诿，事后也无法追究其责任。此外，部队调动缺乏应有的组织和计划。6月17日，在决定宣战前夕，朝廷令各省派勤王之师赴京调用，但是，关于各部队到京的时间、地点、应执行的任务和隶属关系，以及军械粮饷的供给等问题，均无明确的要求和周密的计划，致使各省勤王之师有的到京后不知所措，有的徘徊不前，有的半道撤回，有的一战即退，一片混乱景象。 第二，作战方法保守落后。联军进攻津京的作战，基本上承袭1860年英法联军用过的老办法。如果清军汲取历史教训，采取积极的防御作战方针，正面重点地部署守备兵力，同时集中强大的机动兵力于有利位置，协同守备部队夹击敌人，或主动攻击联军的薄弱环节，并有计划地和义和团配合，袭击敌人后方交通运输线，必然使远隔重洋的侵略军在人力物力的补充上日感困难，士气不断下降。经过多次打击，进而粉碎敌之进攻，夺取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清军采取的是分兵把口、单纯防守的消极方针，在大沽、天津、北京各次防御作战中，都被敌人正面攻击与侧翼包围而一举攻破。同时，清军对于随着火炮的射速、射程和杀伤威力的提高而引起的作战方式的发展变化，缺乏认识，保守过时的战术，特别是在守城方法上，基本沿袭冷兵器时代的一套，因而尽避兵力居于优势，仍不免于失败。 第三，纪律松弛，赏罚不明。在这次反侵略战争中，涌现出诸如聂士成、董福祥等积极抗战的将领，由他们指挥的清军，能同义和团一起打击侵略者，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在清军高级将领中，恐洋畏敌、惧战溃逃者居多数。他们对所属部队平时不认真加以训练，战时又缺乏严格的纪律约束，以致与敌接战，一触即溃，甚至不战而逃。统筹天津战事的裕禄，不但不能与天津城共存亡，反而在城破之前率先逃跑。宋庆受命后迟不赴津，到津后不仅不与联军作战，反而槍口对内，残杀义和团，天津失守后便一路狂逃至京。马玉昆由北仓败经河西务时，遇敌不战，径逃南苑。李秉衡曾上奏清廷，请求严明赏罚，惩办溃逃之将。清廷虽命李秉衡对败逃清军执行军纪，但又包庇宋庆、马玉昆等人，说他们“忠勇可靠”，并将马提升为直隶提督。相反，清延对抗战比较坚决的聂士成却屡加贬斥；说董福祥“骄难用”；对李秉衡也多方掣肘。这种包庇重用败军之将，排斥打击抗敌将领的做法，自然也是清军战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一节 沙俄入侵东北的准备及部署 东北三省幅员辽阔，物产丰富，是我国反抗外敌入侵的战略要地。沙俄对我国东北地区的侵略扩张由来已久。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沙俄政府为了满足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封建贵族向外扩张的需要，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改革：规定沙皇为俄军的最高统帅，陆军大臣负责指挥全军的作战和训练；全国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降低士兵服役年龄，扩大新兵来源；改进士兵训练和军官培训制度，提高官兵素质；在全国建立十五个军区，加强平时对军队的训练和战时对军队的指挥；整顿陆军体制，精简非战斗部队，将野战部队和炮兵各增加60％；改进和统一军队的装备，使用射程为两千米的纳甘特步槍和马克沁机槍，统一了野炮、骑炮、野战臼炮的形制，海军舰队也得到了加强。至十九世纪末，沙俄已发展成为一个极富侵略性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我国东北地区进一步成为沙俄推行其向远东侵略扩张政策的重要目标。在侵略我国东北地区的步骤上，沙俄当时有两种主张：以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和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为代表的封建军阀、贵族和军事工业资本家，主张直接进行军事占领；以财政大臣维特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垄断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则主张以经济掠夺手段实现最终征服。沙皇政府综合两种主张，决定采取双管齐下的侵华政策。 1896年，沙俄以联合德、法干涉日本还辽“有功”，诱迫清政府与之签订《中俄密约》和《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攫取了西伯利亚大铁路中国段（中东铁路）的建筑权。这条铁路通过黑龙江、吉林两省，直达海参崴（今苏联符拉迪沃斯托克），不但便于沙俄对我国东北地区进行经济掠夺，而且便于军事侵略。维特当时就露骨地宣称：有了这条铁路，俄国就能在任何时间内，在最短的路线上，把自己的军事力量运到海参崴及集中于满洲、黄海海岸及离中国首都的近距离处，并促进附属于中国的部族和俄国接近。11898年3月，沙俄又通过《旅大租地条约》，取得了从哈尔滨经宽城子（今长春）、奉天（今沈陽）至旅顺、大连的中东铁路支线筑路权。同年5、6月间，沙俄大批铁路员工进入我东北三省，并从山东、直隶及当地雇用二十多万中国民工，分十九个工区，开始全线修筑铁路。通过筑路，沙俄得以派遣各种人员，搜集东北三省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同时，又以“护路”为名，向铁路沿线派遣了六千余名武装“护路队”。此外，还在哈尔滨设立有二千五百余人驻守的铁路警备司令部。 为适应侵略战争的需要，沙俄在抢修中东铁路的同时，又采取镑种手段，控制东北地区的内河航运、公路交通以及外海通路。当时，东北三省的额尔古纳河、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等主要河流及其支流的航运，几乎均被沙俄所垄断。沙俄“阿穆尔汽船公司”拥有各种运输船三百余艘。其中有专为适合松花江航行而建造的汽船；有由十三艘大型汽船组成的运载量达一万五千余吨的海上运输队。1900年4月，中东铁路千余公里的路基和大部分铺轨工程已经完工，中东铁路支线除中段二百余公里外，也已竣工。至此，沙俄几乎完全控制了我国东北地区的交通命脉，为战时运送兵员和军需物资创造了条件。1 为了实现鲸吞我国东北三省的野心，沙俄还加紧进行大规模入侵的军事准备。自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沙俄在我国东北边境地区的兵力日益增加，到1900年6月初，统辖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大片地区的沙俄阿穆尔军管区，已有兵员九万八千余人，马一万五千余匹。2除要塞及留守部队外，这些部队大部驻扎于我国东北三省当面的俄国各边境城镇，如海参崴、双城子（今乌苏里斯克）、伯力（今哈巴罗夫斯克）、海兰泡（今布拉戈维申斯克）、赤塔等地，直接窥视和威胁清军行动。 与此同时，沙俄还加强了旅顺军港的建设，使其成为具有一定独立作战能力的军事基地。至1900年7月初，沙俄驻旅大兵力达两万三千三百余人，游弋于黄海、渤海的各种钢铁军舰达四十一艘，水雷艇三十艘，控制了从黄海经朝鲜海峡及日本海抵海参崴的通路，沟通了南北各据点间的联系。 从1900年6月初开始，沙俄最高当局即密切注视着我国直隶地区义和团运动发展的趋势，寻找进攻我东北三省的时机和借口，同时加紧进行战争准备。6月8日，沙俄政府宣布关东一带进入战争状态，命令军队作好临战准备。6月15日，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命令驻伯力的阿穆尔军事总督格罗杰科夫中将，制订进攻东北义和团及清军的作战计划。6月17日，八国联军侵占大沽，沙皇尼古拉二世便于6月23日宣布，首先在阿穆尔军管区进行战争动员，全区进入战争状态，并立即编组先遣军。接着，在沙俄亚洲部分的西伯利亚、土耳克斯坦军管区以及欧洲部分的某些地区进行战争动员。7月6日，尼古拉二世宣布自任俄军总司令，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任总参谋长。不久，沙俄陆军部下令将原驻阿穆尔地区的西伯利亚军改编为西伯利亚第一军，并将新征调的部队进行统一编组和部署： 西伯利亚第一军：集结于旅大、海参崴。作战部队约三万四千三百余人，计有步兵四个旅（共三十二个营）、骑兵十四个连、工兵一个营又一个连、炮兵两个营又六个连（装备各种火炮九十六门）。 西伯利亚第二军：集结于伯力。作战部队约三万六千二百余人，计有步兵四个旅（共三十二个营）、骑兵一个混成师（共二十七个连）、工兵一个营（一说一个营又两个连）、炮兵两个营又七个连（装备各种火炮九十门）。 西伯利亚第三军：集结于赤塔、涅尔琴斯克（原尼布楚）等地。作战部队约三万一千三百余人，计有步兵四个旅（共二十八个营）、骑兵一个师（共二十五个连，其中有一个装备六门炮的骑炮连）、工兵四分之三个营、炮兵九个连（装备各种火炮七十门）。 登陆军：集结于海参崴、双城子。作战部队约三万三千七百余人，计有步兵四个旅（共三十二个营）、骑兵十三个连（一说十一个连）、工兵一个营又一个连、炮兵三个营又一个连（装备各种火炮七十八门）。 以上共有作战部队约十三万五千余人，火炮三百二十八门。此外，各要塞和军区尚有留守部队四万余人。 7月14日，八国联军攻占天津。清廷因京城危急，已无力顾及东北三省的危局。沙俄陆军部抓紧这一时机，分别于7月18日和22日（俄历7月5日和9日）致电在伯力的格罗杰科夫和在旅顺的阿列克谢也夫，指示俄军三路从北部（铁岭以北，含吉林、黑龙江省）、一路从南部（盛京省）进攻中国东北地区：北部由西伯利亚第二军、第三军及登陆军一部担任主攻，司令部设于伯力，阿穆尔军事总督格罗杰科夫中将任总指挥；南部由西伯利亚第一军及登陆军一部担任主攻，司令部设于旅顺，关东省（沙俄擅自设立）总督阿列克谢也夫海军中将任总指挥。沙俄陆军部作战指示的要点是，多路出兵，攻取齐齐哈尔、哈尔滨、吉林、长春、奉天等重要城市，以实现分进合击、速战速决，迅速夺取东北三省的战略目的。经格罗杰科夫和阿列克谢也夫建议对上述方案作某些调整，沙俄陆军部最后决定按下述五路部署进攻： 西北路：以集结于赤塔、涅尔琴斯克的西伯利亚第三军一部为主力，越过阿巴该图，向东南进攻呼伦贝尔（今海拉尔市）、齐齐哈尔，尔后会同北路俄军及东北路俄军一部，向吉林、奉天推进。 北路：以集结于海兰泡的西伯利亚第三军一部为主力，渡过黑龙江，向南进攻瑷珲（今爱辉南）、墨尔根（今嫩江）、齐齐哈尔，尔后会同西北路俄军及东北路俄军一部，向伯都讷（今扶余）、长春推进。 东北路：除派兵一部支援海兰泡俄军作战外，以集结于伯力的西伯利亚第二军为主力，沿黑龙江、松花江水路，向西南进攻三姓（今依兰）、呼兰、哈尔滨，与“护路队”里应外合攻占哈尔滨后，分兵一部向东进攻宁古塔（今宁安），另一部向西助攻齐齐哈尔，尔后会同西北路和北路俄军，向吉林、奉天推进。 东南路（分两个方向进攻）：一部以集结于双城子、海参崴的西伯利亚第一军及登陆军为主力，向西进攻牡丹江、叶河宁古塔；另一部从克拉斯基诺出发，向西进攻珲春、鄂摩和。尔后合力向吉林、奉天推进。 南路：以集结于旅大的西伯利亚第一军和登陆军一部为主力。一部从水路进攻营口（今营口市）；另一部从陆路进攻熊岳、盖平（今盖县）。尔后向辽陽、奉天推进，并在铁岭同北部战场的四路俄军会合。 在部署上述五路进攻的同时，沙俄政府又向我东北三省铁路沿线增派“护路队”，使其由原来的六千余人增至一万一千人，借以牵制东北三省清军的行动，策应各路俄军的进攻。 第二节 清朝在东北三省的设防和战备 正当沙俄剑拔弩张，准备向我东北地区发动大规模武装入侵之际，关内战事十分吃紧，因此，东北三省只能依靠原有驻军和防御设施，抗击入侵之敌。至1900年6月止，东北三省辈有防、练军一百一十七营三哨。其中盛京省五十二个营，吉林省二十九营三哨，黑龙江省三十六个营。按编制计算，总数可达五万八千余人，但实际不足五万人。以后各省又进行扩兵，人数稍有增加。此外，东北地区尚有四万四千余名战斗力很低的八旗兵。这些清军装备的武器，除一部分由国外进口、内地拨给和吉林机器局仿制的毛瑟、曼利夏步槍及克虏伯、格鲁森火炮外，还有不少抬槍、抬炮及其它旧式火炮。 除清军外，东北三省还有义和团及人民群众协助清军抗敌。但义和团运动的规模不如关内，力量没有关内强，组织更为分散，所以难以承担较大的作战任务。 东北三省的将军及其他军政要员，在如何对待沙俄入侵这一重大原则问题上，存在着根本的分歧，严重地影响了战争准备。 黑龙江将军寿山，在沙俄重兵压境，形势危急之际，多次上奏朝廷，历陈沙俄“乘我畿辅危急，日为增兵之谋”的种种事实，认为战争不可避免，提出了“不得不战”、“不可不战”、“不可失机”等抗战主张。1他还分析了抗战的有利形势，认为：甲午战争以后，人们“负痛方深”；义和团的兴起，足见民心对沙俄之忿恨；在军事上，可扼守陆路要地，以静待动，截击深入我境、前后不能相顾的俄军。为了集中力量守卫边防，他建议朝廷“先清内患”，对沙俄“护路队”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盛京副都统、育字军总统晋昌，积极支持寿山的主张。他建议三省联为一气，并力抗战。伯都讷副都统嵩昆，也赞同寿山等人的抗战主张。但是，吉林将军长顺和盛京将军增祺，却极力反对寿山和晋昌等人的正确意见，认为“当此各国合谋，何可再树一敌”2，主张对沙俄的进逼实行不抵抗主义。 由于上述分歧，三省无法进行统一部署。主战的黑龙江将军寿山，只能调派本省的力量，加强战略要地的防御。1900年7月8日，沙俄阿穆尔总督格罗杰科夫以“护路”为名，要求将数千俄军经瑷珲、齐齐哈尔运往哈尔滨。寿山严词拒绝了沙俄侵略者的无理要求，并积极进行临战准备。他奏请清廷分别委任瑷珲副都统凤翔、呼伦贝尔副都统依兴阿、通肯（今海伦）副都统庆祺为北、西、东三路翼长，分别指挥三路战守；委任安徽候补知县程德全为行营营务处，负责来往联络。此外，还向清廷请求调拨粮饷，商请盛京、吉林两省匀拨槍械弹药等物，准备抗击沙俄的进攻。 畏敌怯战的吉林将军长顺则根本不作临战准备。练军六营约三千人仍然分布在各城镇；新募五营散驻于铁路沿线；主力靖边防军十八营三哨，分布在三姓、宁古塔、珲春等七个城镇。同时，长顺还在6月底7月初以“奉旨招练”为名，对伊通、宽城子、伯都讷、哈尔滨一带的义和团进行严密控制，并遣散铁路沿线的大量民工。此外，对哈尔滨等地的沙俄“护路队”不采取任何防范措施，任其在哈尔滨至双城子的铁路以及松花江沿线自由往来。 由于晋昌的积极主战及义和团斗争的影响，盛京省作了一定的防御准备：西部由仁字军、奉军共八营两哨驻守锦州、山海关一带；北部由仁字军、奉军共六营驻守开原、铁岭一带；东部有四营清军驻守凤凰岭、岫岩一带；南部由晋昌自率育字军十余营驻守熊岳、海城一带。 第三节 战争经过 1900年7月下半月，俄军作战部署就绪后，即以“护路”和帮助中国政府“平定叛乱”为名，悍然对我国东北三省发动全面进攻。东北三省军民和义和团，为了保家卫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同侵略军展开了顽强的战斗。 一、瑷珲和呼伦贝尔方向的作战及黑龙江省的陷落 瑷珲（今爱辉县爱辉乡），位于黑龙江中游右岸，与它隔江相望的是江东六十四屯1，由瑷珲副都统管辖。瑷珲北面的黑河屯（今爱辉县）则同沙俄边城海兰泡隔江相望。小兴安岭自西北向东南长约四百公里，海拔六百至一千米，是黑龙江省北部的天然屏障。瑷珲方向驻有清军步、骑兵十六个营，由瑷珲副都统凤翔指挥，守卫着南至富拉尔基屯、北至五道霍洛卡之间约七十五公里的江岸。守军装备有钢制火炮八门、旧式火炮十六门，水师营有小船十余艘。 俄军在海兰泡集中了步兵三个营又三个连、骑兵七个连、炮兵两个连，加上地方部队及其它武装力量两千余人，共约七千余人，配有二十八门火炮。由格里勃斯基中将指挥。 7月15日，海兰泡俄军企图从黑河屯偷渡过江，被清军击退。16日，俄军大肆搜捕海兰泡中国居民2。次日上午，俄军将三千余名中国居民赶至黑龙江边，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俄兵各持刀斧，东砍西劈，断尸粉骨”。至21日，五六千中国同胞惨遭杀害，致使“骸鼻飘溢，蔽满江岸”。3与此同时，俄军马队焚烧江东六十四屯，并将七千多居民驱入江中溺死。列宁曾在《火星报》上发表文章，强烈谴责沙俄侵略者“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槍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1等野兽般的暴行。 沙俄侵略军的兽行，激起了瑷珲人民和清军官兵的无比义愤。凤翔于7月17日晚派船接运难民，并令千余清军从下游过江，抄袭俄军后路。18日凌晨，渡江清军袭击俄军博尔多屯哨所，同五百名俄军激战四个多小时，毙伤敌人百余名，焚毁弹药库一座。当晚，清军撤回瑷珲。 为了保证黑龙江的航运和加强进攻瑷珲的俄军兵力，格罗杰科夫按照原定方案，于7月下旬从伯力和斯特列津斯克两地，调遣步兵九个营、骑兵三个连、炮兵一个连，携各种火炮四十门，组成两支增援部队，沿黑龙江两岸西进。这支俄军沿途捣毁清军各哨卡，于8月初抵达海兰泡。 8月2日，俄军开始进攻瑷珲。为迷惑清军，俄军一部由瑷珲对岸渡江佯攻，主力则由苏鲍齐奇少将率领，从黑河屯上游偷渡过江。驻守黑河屯一带的三营清军，在统领崇昆山指挥下凭壕坚守，同上岸俄军激战四小时后，退守瑷珲。俄军一万四千余人，于4日晨越过瑷珲北面的卡伦山，从北、东、南三面进攻瑷珲城。守军三千余人顽强抵御，城内的义和团及居民也奋起参战。俄军以优势炮火猛轰城垣。激战一天后，守军不支，由凤翔率领撤至城西南四十余公里的北二龙和额雨尔（驿站）一带的山口。撤退过程中，有三百余名清军于城郊被俄军包围，最后全部牺牲。8月5日，俄军入城，城内居民同侵略者逐屋争夺，一千五百余人英勇战死。俄军每前进一步，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俄军攻占瑷珲后，即调整部署。苏鲍齐奇被晋升为中将，并奉命前往旅顺，负责指挥奉天方向的作战，同时调一部分俄军随同前往，以增加南战场的兵力。其余俄军由伦年卡姆普夫指挥，继续追击清军。8月6日，伦年卡姆普夫率领四个半连骑兵组成的“快速支队”，携火炮两门，直逼额雨尔。其余俄军除守城者外，随后跟进。 退守额雨尔的清军，依山挖壕筑垒，凭险坚守。俄军逼近后，清军突然发炮轰击，毙伤敌四十人，予俄军“快速支队”以迎头痛击。俄军在正面进攻受挫后，便派一个连从右翼迂回至清军侧后。凤翔见两面受敌，又见俄军援兵赶到，乃率部退守北大岭山口（今大青山）。 北大岭山口森林密布，地势险要，是小兴安岭的重要隘口。凤翔率部（八九个营约四千人）退守该地后，又从省城开来两营援军，兵力增至五千人，并有火炮十门。当地鄂伦春族人民，也组织骑队约五百人，自动前来参战。凤翔决定利用有利地形，于山口两侧挖掘战壕，将部队荫蔽于壕内，诱敌深入岭底，然后从两侧发起突然攻击。8月13日（一说8月10日），俄军“快速支队”进入北大岭山口，埋伏在两侧的清军，出敌不意，槍炮齐发，猛击俄军。鄂伦春骑队也勇敢杀敌。俄军遭此伏击，乱作一团，仓皇后撤。凤翔督军趁势追击三十余里，杀敌甚众。正当清军勇猛追敌之际，凤翔不幸堕马牺牲。凤翔自瑷珲交战以来，左腿右臂先后受伤，仍然身先士卒，指挥清军英勇顽强地抗击数倍于己的侵略军，是一位出色的爱国将领。他牺牲后，由镇边新军后路统领恒玉署理北路翼长，率领清军继续构筑工事，扼守北大岭山口。 伦年卡姆普夫在“快速支队”两次受挫后，认为“以现有骑兵部队的兵力不可能在山地作战”1。8月15日，其后续部队到达后，便调整部署，改变战术：先以炮兵逼近北大岭山口，用二十余门火炮轰击山口两侧的清军阵地；同时利用山林和夜暗，派出两营步兵迂回至清军侧后，攻击清军的辎重队。清军腹背受敌，被迫于16日撤往墨尔根。此时，该路清军仅剩七百余人，由恒玉率领退守讷谟尔河南岸。8月17日，俄军占领墨尔根后，暂停进攻，等待西北路俄军到达后，再会攻齐齐哈尔。 正当北部清军在瑷珲抗击俄军时，西北部呼伦贝尔一带的清军也展开了抗击俄军的作战。 西北部的清军由呼伦贝尔副都统兼翼长依兴阿指挥，共有步骑兵十个营，装备克虏伯炮四门、小爸炮两门。呼伦贝尔西北有大道直通粗鲁海图，西面则有正在修建的中东铁路通往阿巴该图方向。 沙俄陆军部原命西北路俄军由粗鲁海图发起进攻。依兴阿发现俄军这一企图后，“以重兵北扼粗鲁海图，……复以偏师驻扎海拉儿[尔]河两岸，西扼阿普[巴]该图”1。俄军发觉清军上述部署后，便改变了进攻路线。7月25日，奥尔罗夫少将率步兵四个营又一个连、骑兵一个团又三个连、骑炮兵一个连，随带六门火炮，改从阿巴该图进犯完工车站。呼伦贝尔副都统依兴阿闻讯后，急派统领全德率步骑五个营驰往完工迎战。该部于7月29日出发，次日同敌军遭遇。俄军以火炮轰击清军，步兵由正面进攻，骑兵冲击清军左翼。清军立足未稳，仓卒接战，伤亡九百余人。呼伦贝尔城一带的守军纪律松弛，且有不少是新募之兵，当得知完工战败的消息后，即“漫散逃走，衙署官兵亦皆因之逃窜一空”2。7月31日，依兴阿放弃呼伦贝尔，率部退守雅克岭，“以为省城西路之藩篱”。俄军占领呼伦贝尔后，血腥屠杀居民三千余人。 雅克岭原有义胜军左路五营防守，加上从完工撤退的清军，共约九个营。8月8日，俄军“快速支队”约六七个连追至岭前，见地势险峻，未敢进攻，就地停止待援。8月10日，清军各路统领会商，决定由统领保全率镇边陈军四营、统领吉祥率义胜军二营出岭截击孤军深入的俄军。8月11—13日，出击的清军三战三胜，“踏破俄营九座，压追二百余里”3。14日晨，清军紧追至呼伦贝尔附近的小桥子、黑山嘴一带。由于同样犯了孤军深入、后援不继的错误，被俄军大队四面包围。清军在突围中死伤甚众，统领保全中弹阵亡，吉祥被迫督队后撤。不久，奥尔罗夫率俄军主力向雅克岭发起攻击，并派先头部队从火燎沟口抄袭清军后路。清军前后遭敌炮击，部队溃败，雅克岭被俄军侵占。 北路小兴安岭的要隘北大岭山口和西北路大兴安岭的重要据点雅克岭阵地的失守，使省城齐齐哈尔失去了两大屏障。俄军遂从北路、西北路长驱直入。8月21日，北路俄军进入博尔多（今讷河），抵达讷谟尔河北岸。在此严重形势下，寿山指令恒玉坚守讷谟尔河南岸，令副都统萨保在省城齐齐哈尔挖壕固守，同时还加紧操练义和团，“恃为长城”。正当寿山准备继续抗战时，忽然接到了清廷于8月7日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向八国联军求和的上谕。鉴于“朝廷业已遣使求和”，东北亦不能例外，寿山遂派程德全赴讷谟尔河北岸俄军军营议和。8月25日，双方议定：俄军不得进入齐齐哈尔城内，只驻于城外。8月28日，俄军抵达城郊时，竟背信弃义地炮击后撤的清军。寿山见大局已不堪收拾，于8月30日自杀身亡。俄军于当天占领齐齐哈尔，清军南撤至伯都讷。西北路俄军在越过大兴安岭后，于8月30日占富拉尔基，9月4日与北路俄军会师于齐齐哈尔。俄军将市内的军械、粮饷、财物抢劫一空。9月6日，伦年卡姆普夫率突击队由齐齐哈尔出发，向伯都讷、长春、吉林方向进犯。 在黑龙江省的抗战中，全省大部分军民表现出了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勇气概。黑龙江将军寿山，在上受朝廷压制，周围有投降派梗阻的情况下，仍然积极领导黑龙江省清军英勇抗敌。在他的影响下，不少爱国官兵拚死作战，血染战常尤其可贵的是，寿山在临死前仍上奏朝廷，建议将来收复黑龙江省之后，实行招民开荒，屯垦戍边，充实边防的政策，使黑龙江成为“内政孔修，外侮足御”1的富强之剩象寿山这样积极抗战，至死不忘祖国山河的清军将领，在当时是为数不多的。 黑龙江省如此迅速地失陷，从客观上看，主要由于清军兵械两绌。以三十六个营分守四千多公里的水陆边界和腹地要点，兵力显然不足，且分兵各处，难于互相应援，因而在大小兴安岭主要隘口失守后，清军已无力组织有效的抵抗。从主观上看，与寿山的作战指挥不尽得当也有关系。7月初，寿山虽相对集中兵力，加强了边沿城镇的防御，也有扼守陆路要地和截击深入腹地之敌的考虑，但在实际部署上，却没有真正做到。边沿城镇失守后，部队只得在后撤过程中临时构筑工事，仓卒防御。这种防御，只能阻挡小鄙俄军于一时，难以抗击其主力部队的进攻。在战斗中，清军只注意正面阻击敌人，忽视了俄军的迂回包抄战术，以致几个重要隘口都是在腹背受敌情况下失守的。此外，寿山最后轻信“协议”，准许俄军进驻齐齐哈尔城外，又不采取有力的防范措施，结果在后撤时遭敌炮击，齐齐哈尔为俄军轻易攻占，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失策。 二、拉哈苏苏、双城子、珲春方向的作战及吉林省的陷落 当北路俄军在海兰泡大肆屠杀中国居民时，东北路俄军由萨哈罗夫少将率领步兵四个营、骑兵四个连、炮兵两个连及一个工兵排、一个电信排、一个医疗救护队，随带火炮二十六门，分乘二十二艘江轮和五十六艘拖轮，从伯力出发，沿黑龙江西进，于7月22日到达拉哈苏苏（今同江）。驻守该地的清军稍事抵抗即行撤退。俄军占领松花江口这一要点后，留兵一部驻守，主力随即溯松花江进犯三姓城。三姓位于松花江南岸，西濒牡丹江，东临倭肯河，是吉林北部水陆交通重镇。三姓副都统农英阿率八营清军（有火炮二十二门）驻守该地，沿江还驻有水师营。7月27日，俄军攻占了城外北面和西面的清军阵地，接着于28日上午9时，水陆两路夹攻三姓城。守军英勇抵抗，激战至下午4时，击沉俄轮一艘，毙伤敌军多人。终因俄军炮火猛烈，其后续部队又相继登岸，清军伤亡严重，被迫撤退。俄军占领三姓，槍杀居民，焚烧房屋，然后登轮向哈尔滨进犯。 哈尔滨是中东铁路的枢纽，原驻有沙俄“护路队”两千余人，因受义和团的攻击，各地“护路队”陆续向哈尔滨集中，此时总数已逾四千人。寿山在部署黑龙江战守时，奏请清廷委任通肯副都统庆祺为东路翼长，率领六营清军，驻扎于松花江口至呼兰沿线各站，防御俄军从东面入侵黑龙江剩鉴于哈尔滨为三省肮心之地，又严重威胁黑龙江省的后路，寿山于7月初曾约请吉林清军会攻哈尔滨，先清除哈尔滨“护路队”，然后专注北方边防。由于吉林将军长顺极力阻挠，此计未能实现。 7月26日，当俄军逼近三姓，形势极为严重时，寿山毅然命令庆祺率清军四营，统领定禄、穆隆阿、公培珍及营官富德等各率所部清军，进攻哈尔滨沙俄“护路队”司令部。因敌人已有戒备，清军遭到伏击，伤亡三百余人，退守呼兰。8月3日，萨哈罗夫所部俄军进占哈尔滨，同“护路队”会合。 俄军夺占哈尔滨后，迅速沟通了与双城子方向俄军的联系。9月1日，又派遣一个支队乘坐满载粮食弹药的列车，前往齐齐哈尔，以加强该处俄军。9月12日，俄军从哈尔滨发兵北攻呼兰，清军弃城退走。俄军在呼兰大肆抢劫勒索，并将清军库藏军火“尽数搬出，或毁或运，或投深井，或掷大河”1。 在萨哈罗夫率东北路俄军向哈尔滨方向进犯的同时，集结于双城子、克拉斯基诺的东南路俄军，分别向宁古塔和珲春发起进攻。 7月中旬，奇恰瓣夫少将率俄军步兵两个营、炮兵一个连、骑兵两个半连及“护路队”若干人，携火炮六门，从双城子向宁古塔进犯。宁古塔是牡丹江畔的历史名城，吉林东部的重要屏障。该城驻有清军十余营，连同杨玉麟的民团组织镇东军及义和团，共约六七千人，分守叶河炮台、牡丹江渡口和宁古塔城。7月18—19日，俄军进攻叶河及牡丹江渡口，被清军击退。时值雨季，山洪爆发，俄军骑兵行动受阻，加之兵力不足，便于铁路附近“坚筑高垒”，等待援军。 7月27日，艾古斯托夫少将率俄军步兵六个营、炮兵三个连、骑兵两个连、工兵半个连，携带火炮二十门，从克拉斯基诺出发，向珲春进犯。珲春西濒图们江，北倚大盘岭，由清军帮办英联率靖边军六个营驻守，并有刘永和率领的忠义军协助防守。清军重点防守城南九十里的黑顶子和城东南八里、城西南十里的三处炮台。7月30日，俄军首先炮轰黑顶子炮台，接着进攻其余两座炮台。清军及忠义军发炮还击，毙伤俄军二百余人。激战至下午2时，城外炮台相继被毁，同时，城内外国商民趁机纵火作乱，英联被迫率部退至城外。俄军占领珲春后，因进攻宁古塔的兵力不足，艾古斯托夫即率部折往双城子，旋即西向增援宁古塔方向的俄军。 进攻宁古塔的俄军得到增援后，于8月26日夜逼近叶河。次日晨，控制了清军阵地对面的高地，同时，其骑兵直插叶河至宁古塔的大道。叶河守军恐后路被断，便主动退往宁古塔。 当清军和刘永和的忠义军在叶河、宁古塔坚守时，躲在省城吉林的长顺却加紧进行投降活动。8月13日夜，他煽动部分受官府控制较严的义和团民杀害了义和团首领敬际信及四十名团众。8月25日，又令已革记名副都统黑龙江协领达桂前往哈尔滨，向俄方卑屈求和，约定两军相见，以白旗为先，各不开槍，让路而行。随后，又令各路防军“遇俄兵时切勿开槍，免致重开衅端”1。消息传至宁古塔，守军即退至鄂摩和。俄军于8月29日进入宁古塔，9月7日又占鄂摩和。9月22日，俄军先头部队进入吉林城。与此同时，伦年卡姆普夫率齐齐哈尔的北路、西北路俄军南下，于9月23日进入吉林城。9月30日，进占宁古塔的东南路俄军大队也赶至该处。侵略军入城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吉林银元厂的白银数十万两被抢劫大半，城内的兵工厂和炸药均被毁坏。厚颜无耻的长顺，却对俄军格外优待，备牛羊以犒俄师，对俄军所索军需差役，全部应承，并令吉林所属各府厅州县，“遇俄兵至，均照和约款接”2，充分暴露了卖国贼的可耻嘴脸。 三、海城、辽陽一带的作战及盛京省的陷落 八国联军于7月14日攻占天津后，沙俄陆军部即于7月22日命令驻旅顺的俄军暂停向直隶增兵，迅速前往营口，攻击清军和镇压铁路沿线的义和团，进占辽东半岛。阿列克谢也夫立即集中步兵二十个营、骑兵十六个连、炮兵五个连，分两部向北进攻：一部沿中东路支线北上，一部由水路增援营口、大石桥（今营口）的俄军。尔后进攻海城、辽陽、奉天。 盛京省邻近直隶，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声势甚大，7月初就拆毁了海城至开原的铁路桥房，并经常成群结队，以刀斧、铁棍、火槍同沙俄“护路队”交锋。7月中旬，辽陽、鞍山一带的义和团及清军，将辽陽的“护路队”二百余人围困三昼夜，迫使其向营口逃窜。7月15日，驻大石桥的“护路队”在米辛克上校率领下反扑海城，夺占唐王、亮甲各山，接连向城内开炮，击毁城楼。义和团及清军奋力抵抗，毙伤敌七十余人，并乘势追击，迫使沙俄“护路队”龟缩于大石桥、营口一带，不敢轻易出动。 7月25日（一说27日），沿铁路北进的俄军占领熊岳，8月1日占领盖平。8月4日，沿水路向北进攻的俄军在营口登陆，占领营口道署。驻守营口的清军骑兵三个营又三个哨，稍战即溃，仅义和团三百余人同俄军英勇搏斗。 主张抗战的盛京副都统晋昌，见形势危急，于8月上旬亲赴海城指挥作战。海城位于中东路支线上，西、北两面为平原，东、南两面为山地。当时驻有育字军、奉字军及县属地方武装四千余人、义和团千余人，共有火炮八门。晋昌抵海城后，决定依托城西南十多里的唐王、亮甲等阵地抗击敌人。8月9日，俄军少将弗列舍尔率步兵两个团又两个连、骑兵四个连、炮兵五个连，从大石桥出发，分三路进攻海城。8月10日，俄军炮击虎獐屯（今虎庄屯），清军退守邓家台，11日又退守唐王、亮甲等山。俄军追至唐王山，集中炮兵火力轰毁清军各阵地。晋昌率部退守城东北的双山。8月12日，俄军夹攻双山。晋昌恐后路被断，即撤向辽陽，俄军乘势占领海城。 正当海城前线激烈战斗之际，增祺伙同盛京户部侍郎清锐，于8月11日竟在奉天杀害了义和团首领刘僖禄、张海及六十余名团众。接着又下令各州县将抗战的义和团众“一律查拿法办，以绝根株”1。海城失陷后，增祺急忙派员至营口向俄军乞降，遭敌拒绝。在这种险恶形势下，晋昌多次上奏朝廷，请求“收整队伍”，“广招民团”，同侵略军进行持久作战，并斥责投降派一遇敌人“均执旗迎降”的丑恶行径。 俄军进占海城前夕，正是八国联军向北京大举进犯之时。沙俄为在关内攫取包大的利益，决定抽调辽东战场的部队，迅速“从营口或经旅顺投向大沽口”2。这样，俄军侵占海城后，只得屯兵等待，不敢继续北犯。清军也未乘机反击，与敌处于相持状态。 9月初，沙俄从其欧洲部分抽调来的两个步兵团、一个炮兵连抵达旅顺。9月21日，苏鲍齐奇中将也奉命到达营口。旅顺俄军遵照沙皇8月6日发出的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旅顺俄军的“主要任务将是攻占奉天，并征服盛京全时的指令3，加紧进行北犯的各种准备。 至9月下旬，营口、海城一带的俄军已有步兵十一个营、骑兵四个连、炮兵十个连，随带火炮四十门。侵略军分左、中、右三路向北进犯：弗列舍尔少将率左路进攻牛庄；苏鲍齐奇亲自指挥中、右两路进攻鞍山。 当时，驻守牛庄、鞍山、辽陽一带的清军，除晋昌的育字军外，还有全营翼长寿长率领的奉字军、仁字军等，共约五十余营，加之义和团踊跃参战，兵力尚属可观。但因增祺一再鼓吹停战议和，并多次调兵回保省城和增援北路，因而削弱了辽陽方向的作战兵力。 9月24日，左路俄军攻牛庄，寿长率清军十余营及部分义和团进行还击。由于俄军以速射炮连续轰击，守军不支，退守大望台，旋又退守刘二堡。俄军于当日占领牛庄后，将数千名中国居民围住，挥舞马刀来回砍杀数小时。这就是沙俄侵略者吹嘘为“赫赫武功”的“牛庄战役”。 9月26日，中、右路俄军在摧毁清军阵地后占领鞍山，接着向辽陽进攻。27日，寿长收集溃军，在沙河南八卦沟一带与俄军“复决死战”。但俄军“炮多力猛”，清军伤亡惨重，不支而散。当时，辽陽一带尚有清军步兵两千人、骑兵六百人、火炮三门。但在增祺的不抵抗命令下，城内遍插白旗。9月28日，俄军穿城而过，越太子河，直逼奉天。 这时，从黑龙江、吉林南下的各路俄军也已逼近开原、铁岭，对奉天形成南北夹攻的态势。奉天军政官员惊慌失措，争相逃命。增祺携带将军印，偕左右逃往新民厅所属的广宁一带。寿长、晋昌则收集溃军退往法库门（今法库）一带。10月1日，俄军不费一槍一弹进占奉天。10月6日，南北各路俄军于铁岭会合。至此，我东北三省镑重要城市和交通要道，全被俄军侵占。 在占领奉天前夕，沙俄从旅顺派出两个团又一个连，乘军舰四艘，于10月1日（一说9月30日）在山海关登陆。接着，这支俄军沿铁路北上，于10月4日占领锦州，中旬占领新民厅，控制了直隶通往东北三省的铁路交通，切断了关内外的联系，以便实现其独吞中国东北三省的目的。 11月11日，增祺在沙俄的军事压力下，派代表与沙俄侵略者于旅顺签订了《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其中规定：清军一律遣散，交出军火，拆毁炮台、营垒及火药库；俄军驻奉天及盛京各地；奉天设俄国总管，与闻重要公事。《章程》名为俄军向清政府“交地”，实则是在俄军控制下，让盛京各地官僚返回任所，充当傀儡，把盛京省变为沙俄的殖民地。 投降派的不抵抗主义和残酷地镇压义和团，是盛京省失陷的根本原因。此外，清军在作战部署和指挥上也有不当之处。如部署防御时，南部兵力过少，因而俄军从旅顺出兵后，得以乘虚而入，迅速占领熊岳、盖平、营口等重要城市。晋昌亲赴海城指挥作战时，也没有根据敌强己弱的情况，采取机动作战的方针，而是单纯地实行“敌来则打，敌退则守”的阵地防御战，加之缺乏坚固的防御工事和足够的火炮，而且士气低落，结果在俄军优势炮火的轰击下，被迫撤退，造成失败。 第四节 东北人民继续进行武装抗俄斗争 东北三省虽然被沙俄侵占了，但是广大人民群众并没有被侵略军的婬威所屈服。他们纷纷组织起来，在北起大小兴安岭，南至黄海、渤海之滨的广阔地域内，进行“御俄寇，复国土”的武装斗争。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在给德皇的报告中说：“俄国占领满洲一事，曾遇不少困难”。中国东北地区“常有武装完备之骑兵数百成群，袭击俄军，使其坐卧不宁”。1在东北三省中，吉林省的群众武装抗俄组织声势最大。力主投降议和的吉林将军长顺曾奏称：吉林省镑处“土匪”四起，“聚集大股”，“负嵎自固，往往俄兵前往剿捕，亦屡多挫失”。1 在吉林抗俄群众武装中，规模较大者有三支：一是以刘永和（绰号刘单子或刘弹子）为首的忠义军；一是以王和达、董教敏为首的义和团余部及农民军；一是以杨玉麟（又称杨毓林）为首的镇东军。刘永和原籍山东，猎户出身，早年在吉林珲春一带投身“绿林”，因槍法出众，成为首领。1900年7月，他率部协助珲春副都统英联所部清军在珲春一带抗击俄军。珲春失守后，他率部西走，沿途吸收了一部分被打散的清军兵弁，后在磨盘山（今盘石）一带继续抗击俄兵。11月，刘永和率部进攻朝陽镇（今辉南），击败前往镇压的清军海龙总管依凌阿部，进入通化县境，并于12月攻克通化县城。王和达是贫苦农民，董教敏是通化县的老道，他们率领的队伍活动于海龙、通化交界一带的山区。杨玉麟是盛京省扒平人，先在长顺收编的清军镇东营唐殿荣部任帮带，唐被部下刺死后，杨被推举为该部首领。杨即以镇东军官军名义进入朝陽和海龙，后因部下不愿“受官家约束”，便独立活动于附近各地。1901年1月下旬，上述三支抗俄义军以及被吸收的地方团练李贵春部，在海龙实行联合，统称忠义军，刘永和被推举为总统，统率全军。忠义军基本沿用绿营编制，总统以下有帮统、统领、营官、帮带、哨长等。与刘永和兄弟相称的刘秉和（绰号黑刘）为帮统，王和达、董教敏、李贵春、杨玉麟等为统领，各统率数营。忠义军共编有四十营，拥众数万。 除民众抗俄武装外，还有晋昌、寿长率领的清军万余人，在奉天失陷以后，于法库门等地继续坚持抗俄斗争。 忠义军有力地打击了沙俄侵略者。他们利用通化、海龙一带的有利地形，时而荫蔽于深山密林之中，时而出现于交通要道之间，或声东击西，或据险设伏，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惶恐万状。忠义军英勇抗俄的行动，进一步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斗志。辽东各地群众抗俄组织纷纷打起忠义军的旗号，进行武装斗争，以致连盛京省辟员也不知虚实，认为忠义军有“二十万，非饰词也”1。 当时，俄军驻盛京省的司令部设于奉天故宫内，并在辽陽、奉天一带驻有重兵。为了加强与吉林俄军的联系，在奉、吉之间设有传递哨多处，有七十余名哥萨克骑兵往来联络。此外，在铁岭设有四个哨所，每天派出军官侦察队，侦察忠义军的行动。 为了瓦解抗俄力量，沙俄侵略者勾结投降派长顺、增祺等人，进行种种陰谋活动。长顺等以“背叛朝旨”、“拥兵自卫”、“贪功肇衅”等罪名，多次奏参晋昌。当时，清廷以慈禧、李鸿章为代表的投降派，正在京师向主战大臣问罪，故将晋昌开缺查办，将其所统清军交投降派清锐接统。这样，俄军得以集中力量镇压忠义军。 1901年4月中旬，俄军分路向忠义军发动进攻：由吉林伊通发兵进攻海龙的杨玉麟部；由奉天发兵进攻通化的刘永和部。 杨玉麟部闻俄军来犯，为避敌锋芒，主动撤离海龙，于大围场与前往镇压的敌军遭遇，因寡不敌众，复退至昌图，后又转入蒙古境内。杨玉麟率部撤离海龙县后，李贵春、董教敏于5月初出敌不意地率两千余人冲入海龙县西南的山城镇，在十天左右的时间内三进三出，缴获俄军屯积的军粮二十余车，并捣毁官衙，烧掉粮册，严惩了与俄军勾结的奸商。 通化地区的忠义军刘永和部，在俄军进犯时，采取避敌锐气，攻其必救的战法，以主力绕至敌后，直捣新宾堡（今新宾北），重创该处俄军，随后直逼兴京（今新宾）。兴京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的第一个都城。城西的永陵，是清廷祖先的陵寝所在地，由兴京副都统灵熙率兵护卫。灵熙得知忠义军将至，向增祺告急，无耻地要求俄军出兵，帮助保护清廷祖先的坟墓1。增祺闻讯后，增派营官刘振发所部前往协守，附近的俄军亦驰往助战。4月19—20日，忠义军在兴京附近同俄军、清军激战两日。俄军死伤惨重，乃将进攻通化扑空的部队调回援救兴京。刘永和等鉴于军火不继，而通化的威胁又已解除，遂主动将部队撤回通化一带。 忠义军转回通化后，进行了新的部署：由刘永和、董教敏率大部分队伍先就地休整，制造军械，筹集粮饷，然后乘虚出击；由王和达、李贵春率一支队伍驻守山城镇，准备阻击企图从奉天、吉林再度来犯之敌；由郑兰亭（绰号老君炉）率一支骑兵，向凤城挺进。至6月21日止，忠义军连克怀仁（今桓仁）、太平哨、宽甸、凤城、安东（今丹东）等城镇，收复了盛京省东部、吉林省南部大片领土。此外，刘永和还率领忠义军主力，联络附近百余里的各支义军围攻海龙。各路义军彼此支援，互相配合，一时威震吉林、盛京两剩 忠义军的节节胜利，使沙俄侵略者及其走狗长顺之流坐卧不安。在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再电令下，阿列克谢也夫于6、7月间派遣大队人马，围攻通化、海龙、凤城等地的忠义军。同时，派遣叛徒、密探潜入忠义军中，进行挑拨离间，分化瓦解。长顺等人还号召地主豪绅举办团练，配合俄军的“围剿”，并陰谋收买忠义军中的动摇分子。 忠义军利用通化、海龙、凤城一带的有利地形，采取适合自身特点的战术与敌人周旋。在敌人猛扑过来时，先将队伍撤至深山密林中，尔后昼伏夜出，袭击敌军，胜则乘势追击，败则退据深山；对俄军大部队，“不与力战”，“只于云陰月黑之夜劫营”，“用善槍者近敌营，伏暗中狙击，别以他卒鸣槍诱之，俄军出则狙击之”；若俄军“伏匿不动”，则“俟其懈，出其不意击之”；若“自料不敌，则蛇行引退”。1忠义军实行这一套灵活的打法，不断地消耗敌人兵力，有效地保存了自己的力量，使俄军的“围剿”落空，且受创甚巨。 敌人的武力“围剿”，并没有把忠义军打垮，但敌人的招抚伎俩，却取得了效果。忠义军的成员，除了农民、猎户、筑路民工、矿工、伐木工人、小商贩以外，还有大量的清军溃卒游勇和地方乡勇富户、地痞恶棍等，趁忠义军势力发展之际，混迹其中，以致成分相当复杂。而忠义军的领导人刘永和等，不但毫无警惕，反而以此“自诩其众”，“以虚声相炫耀”。在这些人中，虽然有一部分人具有不同程度的反帝爱国热忱，但对清王朝的认识却很模糊。刘永和本人对清廷也抱有幻想，一度几乎接受招抚。所以，在物资匮乏、斗争环境艰苦或形势不利的情况下，有些人极易被拉拢收买，倒戈背叛。如投机商人林成岱，曾为清军哨官，在自称忠义军后，四次攻克新宾堡，但不久便被俄军收降，改编为“花膀子队”，充当了镇压忠义军的鹰犬。此外，李贵春在通化被叛徒刺杀，刘永和的得力助手、忠义军帮统刘秉和在怀仁被俘牺牲，使忠义军的力量日益削弱，以致刘永和、杨玉麟等主要领导人再次动摇，于1901年冬先后与长顺接洽受抚事宜，结果被俄军劫持到伯力。不久，俄军又将刘永和解回珲春，利用他的名义收缴其部下的槍械，瓦解忠义军。1901年冬，忠义军的抗俄斗争便基本上失败了。 忠义军的斗争虽然失败了，但是东北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仍在继续进行。沙俄侵略者虽然可以在东北三省的统治者中找到忠实于自己的走狗，但是却逃脱不了人民的惩罚。正是由于东北三省人民的英勇斗争，以及其它帝国主义出于自己的侵略目的，反对沙俄独吞中国的东北，才迫使它在1902年4月8日，同清政府签订了《中俄收交东三省条约》。条约规定，俄军于十八个月内分三批撤出东北三剩于是，沙俄企图把我国东北三省变成“黄俄罗斯”的梦想终于未能实现。 第五节 清军失败的原因 沙俄一面参加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一面单独发动侵吞我国东北三省的战争，从开始进攻到侵占三省主要城市，各路侵略军会师铁岭，前后不到三个月。清军失败如此之快，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慈禧集团推行投降卖国政策 沙俄入侵我国东北三省之时，正是八国联军进攻和占领京津地区，慈禧、光绪出京逃亡之际。慈禧集团为了保全自身的统治地位，正一意乞和。他们唯恐东北三省的抗俄行动打乱求和部署，在沙俄开始入侵东北之日，便匆忙下令压制抗战将领，纵容投降派镇压义和团，为“将来收束地步……豫为筹计”1。因此，东北三省的抗战将领横遭贬斥，倍受掣肘，而投降派则有恃无恐，公开推行不抵抗政策。沙俄政府正是利用英、美、法、德、日、意、奥等国用兵关内，无暇顾及东北三省的时机，抓住慈禧集团急于求和的心理，加紧收买投降派，寻找走狗，协助其从三省内部遏制、阻挠和破坏爱国军民的反抗行动，为其大规模入侵扫清障碍，最后终于实现了长驱直入，迅速占领东北三省的罪恶陰谋。 二、前线将领和战分歧，不能统一指挥 东北三省的三个将军直隶清廷，互不统属，加之其中一人主战，两人主和，这就无法在三省之间建立统一的指挥机构，实行统一部署，统一指挥，统一行动，集中三省军民的力量进行积极的抗战，以致形成各行其是，此战彼和的局面。黑龙江将军寿山，虽不怕朝廷的指责，不顾长顺等人的梗阻，竭尽全力进行抗战，但兵力单薄，又无后援，终于孤掌难鸣，为敌所败。吉林将军长顺和盛京将军增祺，在朝廷庇护下公开进行求和活动，不但不积极备战，反而镇压义和团，不准部下抗敌，严重影响了清军的士气，破坏了军民的抗战。 相反，沙俄政府为了统一指挥对华军事行动，成立了以沙皇尼古拉二世为总司令、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为总参谋长的战争指挥机构，统一动员和调动军队，进行战场建设，制订作战计划，明确各路军队的作战任务和各级指挥官的职责，协调各路军队的作战行动，保证军令畅通无阻。由于准备充分，指挥统一，因而保证了入侵计划的顺利实现。 三、边防空虚，门户失控 由于清廷财政亏空，无力充实边防，致使东北边疆防务空虚，要隘不固。三省之中，黑龙江省尤为薄弱。寿山到任之后，虽多次“整顿旗务，办理边防”1，但边界太长，兵员太少，该防的要点无法防，该堵的隘口没有堵。加上未实行招民开荒，屯垦戍边政策，边境人烟稀少，每平方公里只有两人，所以民力短缺，粮饷窘绌。至于兴安岭以南，更是“地势平衍，无险可扼”1。吉林省除了八十年代吴大澂督办防务时对三姓、宁古塔、珲春的防务有所加强外，以后“自兴修铁路以来，边禁、江禁均弛”2。俄船可溯松花江直逼三姓，火车可直达宁古塔。珲春与俄境接近，也旷无障阻。盛京省自旅大被沙俄强占后，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沙俄侵略者攫取了中东铁路建筑权，三省边界的许多山口、通道，任其自由出入，清军关卡哨所几同虚设，冲要之地门户失控，因而战事一起，俄军得以乘虚而进，迅速占领各个战略要地，进而控制东北全境。 四、兵力不足，部署分散 在沙俄进攻期间，三省只有驻军一百一十余营（八旗兵除外），约五万人，其中有不少是新募之兵，战斗力很弱。五万兵力中，参加抗战者不足四万。以四万兵力抗击十六七万俄军的进攻，兵力对比过于悬殊。同时，四五万清军又分布于广大的东北三省，形成极为分散的部署，因而在每一个作战方向上，俄军都能集中至少三倍于清军的火炮和数倍于清军的兵力。这就决定了清军失败的必然结局。在作战中，俄军又比较善于集中优势火力杀伤清军的有生力量，致使清军每战损失甚大。 五、装备落后，指挥笨拙 东北三省的清军不仅数量少，而且编制杂乱，装备落后，训练废弛，素质很差。 东北三省清军的武器装备极为落后，不少部队“均系以抬槍来福槍及各种土槍搭配散发”，有的部队“即抬槍土槍亦无从搜给”1；“即分发各营之槍，持用多年，亦多窳败，且有不堪修理者”2。战争开始以后，关内的武器弹药无法运去，只有靠吉林机器制造局补给；而其生产能力有限，且又掌握在投降派手中。清廷虽曾谕令长顺酌量给其它两省调拨军械，长顺却要求从盛京及南方各省调拨槍炮支援吉林。因此，战争过程中，清军“粮饷槍械子弹均不敷用”3。而俄军装备精良，又控制了交通运输网和建立了战场物资供应基地，所以可以及时得到充裕的弹药补给，在作战时能以优势的火力压倒清军。 东北清军高级将领中，长顺、增祺不但在政治上是主和派，在军事上也是胸无韬略、长期未经战阵的庸碌之辈。主战的寿山虽参加过甲午战争，但在作战指挥上表现得机械呆板。战前，他把有限的兵力大部分散于边境前沿，不注意充分利用地形加强纵深设防，因此，一旦前沿城镇失守，就无法在纵深进行有效的防御。另外，不注意利用民众力量，配合清军于侧后袭击俄军，破坏俄军的水陆运输、物资补给，迟滞俄军的进攻，消耗俄军的有生力量。在这方面，还不如忠义军灵活多变。 与清军的情况相反，参战的俄军将领大多经过军事院校的专门培养和战争的锻炼，懂得近代战争的战略战术，其中有不少熟悉我国情况，是专事侵略我国东北地区的冒险家。在进攻作战中，他们善于指挥步、骑、炮兵协同作战，尤其善于发挥军队数量锐减，黑龙江省最后几乎到了已无再战之兵的地步。骑兵的快速突袭和炮兵的火力优势。他们以哥萨克骑兵和骑炮兵组成快速支队，突袭清军阵地，使清军仓卒应战，措手不及。后续部队到达后，即以优势炮火猛轰清军阵地，并派兵包抄清军侧后，前后夹击，攻占阵地。在清军败撤后，又以哥萨克骑兵进行追击，达到扩大战果，进一步杀伤清军有生力量的目的。当然，在整个作战过程中，俄军也暴露了战线长、兵力分散、翼侧暴露等弱点。但是，由于清军将领不善于以己之长，击敌之短，俄军的这些弱点才未充分暴露，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和惩罚。 沙俄动员了十七万左右的兵力进攻我国东北三省，比八国联军的总兵力还多两三万人。其所以要进行如此巨大的赌注，是为了在得到八国共同分赃的份额之外，独吞东北三剩由于中国人民的抗俄斗争和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的牵制，沙俄不得不暂时放弃独吞之举，但它根据《辛丑条约》勒索的赔款，却占清政府向各国赔款总数的29％，居各国所得赔款的首位。因此，连沙俄外交大臣拉姆斯道夫也承认，1900年的对华战争为“历史上少有的最够本的战争”1。然而沙俄的欲壑难填，它吞并我国东北三省之心不死，不久又增兵东北，进一步地同日本争霸中国东北，终于酿成了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再次把战争的惨祸强加于中国人民身上。 第一节 英俄两国对我国西藏的争夺 西藏地处我国西南边陲，北接新疆、青海，东接四川、云南，西面是克什米尔，南面与印度以及廓尔喀（尼泊尔）、哲孟雄（锡金）、不丹和缅甸等国相邻，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英、俄两国侵夺西藏的野心由来已久。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俄在亚洲争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阿富汗、伊朗和中国西藏等地区。英国亟图占领西藏，打通由印度进入四川，顺长江而下，直出东海的通路，以便把中国的中部和南部地区都置于它的控制之下。沙皇俄国则不仅妄图吞并我国的东北三省，而且把蒙古、新疆、西藏都包括在它的“黄俄罗斯”计划之内，还想把侵略势力从中亚扩展到南亚次大陆，直达印度洋。因此，我国的西藏就成了英、俄两国为谋求亚洲霸权所必争之地。 一、英国第一次入侵西藏 十九世纪下半叶，英国先后将尼泊尔、哲孟雄、克什米尔、不丹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并在哲孟雄境内的大吉岭设立军事基地，控制了这个“印度入藏门户”，随后又修筑通往西藏的道路。1876年，英国逼迫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其后，便以条约中有关允许英人入藏“游历”、“探路”等条款为依据，多次派人窜入西藏搜集情报，收买上层分子，挑拨班禅和达赖的关系，进而要求入藏“通商”和常驻“使节”。英国的这些要求，遭到西藏僧俗大众的坚决反对。为了防止英国的侵略，西藏地方噶厦1派兵二百名在隆吐山（龙头山）修筑堡垒炮台，设卡自卫。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但是，英国为了打开进入西藏的大门，先则无理声称藏军“设卡之地距大古岭甚近，意在阻止通商”，后又提出这是“横截廓尔喀东通印度之路”。21887年，英国干脆撕下伪装，令其驻北京公使发出照会，胡说隆吐山属哲孟雄领土，要求限期撤卡，否则，将采取军事行动，武力驱逐。这一无理要求，遭到西藏地方政府的严词拒绝。英国见讹诈不成，遂向边界调集军队和物资，积极准备入侵西藏。西藏地方政府得悉，立即派四品仔琫（仔本）多尔济仁增赶赴隆吐山，并从各地抽调军队，准备随时增援。而清政府在英国恫吓下，竟一味退让妥协，命令“将隆吐兵速即撤回”3。但是，西藏人民保卫祖国神圣领土的决心坚定不移，对清政府的媚外行径进行了坚决抵制。 1888年3月20日，英国悍然派兵四五百人，向隆吐山西藏守军发起进攻。多尔济仁增率领藏军用火铳、弓矢等简陋武器进行抵抗，毙敌军官一人，英军被迫后撤。次日晨，英军再次进攻。藏军依托阵地誓死抵御，毙伤英兵百余人。 英军不甘失败，调来援军和重炮。8月24日，英军在格累姆上校指挥下，以猛烈炮火向隆吐山前沿阵地轰击。藏军不支，退守纳汤，隆吐山遂被英军侵占。藏军据守纳汤北侧高山，在一夜之间筑起一道四五里长的齐胸墙垣，奋力抗击敌军。后在英军优势火力轰击下，被迫退却。英军占领隆吐山、纳汤后，一面整修道路，一面增调军队，准备继续向前推进。 西藏地方政府为了组织反攻，下令征调前后藏各地民兵前往增援。不久，陆续集中于亚东（今老亚东）前线的藏军约有一万余人，与英军形成对峙局面。为了加强前线的指挥，西藏地方政府又委派噶伦拉鲁为哲孟雄马噶基巧（兵营总管），负责前线总指挥，以仔本擦绒为帕里马噶基巧，负责后方运输事宜。以后又派噶伦然巴为帕里马噶基巧，与三大寺负责喇嘛一同前往加强领导。 正当西藏地方政府加强前线兵力和指挥，准备继续抗敌之际，清政府为达到与英国谈判媾和的目的，把主张抗英的驻藏大臣文硕革职，改任昏庸畏葸的升泰为驻藏帮办大臣，并下达撤兵媾和的命令。升泰在赴任途中，下令江孜守备及统领藏军噶布伦“严束藏兵，不准妄动”1，并将藏军撤回帕里一线，只准防守，不得出击，“如违节制，立即严参”2。在升泰的压制下，藏军虽未听命，但抗英士气受到了严重挫伤，抗英部署也受到了影响。同年8月中旬，藏军为了收复失地，拟组织反击，也被升泰制止。9月24日，英军二千余人向捻纳藏军营地发起进攻，藏军不支，被迫撤退。其后，英军相继占领了则利拉、亚东等地。 由于清政府执行妥协投降政策，西藏军民的第一次抗英战争终于失败了。但是，英国侵略者从这次入侵过程中，看到了西藏军民反抗外国侵略的坚强意志不可悔，不得不暂时放弃深入西藏内地的企图，同意与清政府进行“和谈”。1890年3月，升泰屈服于英国的压力，与之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条约》，承认哲孟雄归英国保护，并以则利拉为藏哲边界，使中国失去了大片领土。1893年，中英再订《续约》，清政府同意开放亚东为商埠。有关划界、通商、游牧等问题，容后再议，后来又成了英国进一步侵略的借口。 英国用武力撬开西藏大门后，随之以贸易手段进行疯狂的侵略和掠夺。英印货物充斥西藏市场，严重排斥了中国内地货物在西藏的正常销售。在通商的幌子下，英国还不断派人深入西藏腹地进行勘察，向清政府勒索开矿的特权。1899年至1901年，英国以印度总督名义多次致书十三世达赖，企图越过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当局直接谈判，陰谋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结果遭到达赖的拒绝。但英国并不甘心，1902年又派哲孟雄政治专员怀特率兵二百余人，以“划界”为借口，侵入西藏的甲岗和思补布纳一带，蓄意挑起边界冲突。他们拆毁中国的哨卡和原有国界标志的大石堆——鄂博，私立石堆，擅插英国国旗二十一处，并掠走大批牛羊。 二、俄国觊觎西藏，与英国进行争夺 在英国入侵西藏的同时，早就觊觎西藏的沙皇俄国为了“在亚洲打败英国（夺取整个波斯、蒙古和西藏）”1，多次派遣间谍，组织武装“探险队”、“调查团”，经蒙古、甘肃、青海潜入西藏，搜集情报。1883年，在英军进犯隆吐山之际，借“游历”为名进入西藏的俄国间谍，乘机给西藏地方某些头目密函三件，“约令遇有急难，将函驰送俄境，即可电达，助兵援应”2，妄图以“助藏抗英”为幌子，达到其侵占西藏的目的。1900年11月，窜入西藏的沙俄武装间谍在察木多（今昌都地区）琐图地方烧毁藏民房屋，抢掠马匹，制造了杀死杀伤藏族同胞四十人的流血事件3。此外，俄国还派遣宗教特务德尔智4打入西藏农奴主贵族中间，并窃取了十三世达赖侍讲的要职。德尔智用俄国供给的金钱收买西藏上层分子，大造亲俄舆论，挑拨藏族与祖国的关系。达赖见清廷软弱无能，在德尔智的煽动下，产生了联俄抗英的倾向。1901年，达赖派德尔智以“西藏特使”的身分，率领所谓“西藏使团”赴俄活动，并受到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接见。俄国借此大造舆论，称达赖决定与俄国缔结最友好之关系，“俄国为唯一能破英国陰谋的强国”。随后，俄国又派出两支全副武装的队伍，分别以“科学探险”和“经商”的名义，用二百头骆驼、五十五匹马和二百头牦牛驮载槍弹器械，取道库伦、青海运往拉萨。从此，“俄商及军队潜踪入藏者络绎于途”5。 英国见沙俄加紧进行侵藏活动，多次向俄国提出质问。1903年2月，英国外交部提出警告：“俄若派兵西藏，英必效之”。俄国亦针锋相对，提出“如果该地方现状发生变乱，则俄国政府不能置之不理”1。于是，英俄两国为争夺中国西藏，大有剑拔弩张之势。但是，当时俄国的侵略矛头主要是指向中国的东北，且与日本的矛盾日益尖锐，从而拖住了它的手脚。英国趁此时机，利用1902年与日本缔结的反俄军事同盟，怂恿日本进攻俄国，自己则积极准备再次武装入侵西藏。 第二节 英国的战争准备与西藏的战备设防 一、英国的战争准备 西藏位于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西南部，平均海拔四千米以上，全境为喜马拉雅山脉、昆仑山脉、唐古拉山脉所环抱。南面的喜马拉雅山横贯边界，平均海拔六千米以上，山高坡陡，沟谷深窄，断崖陡立，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7—9月为最暖季节，雨水较多，12月至次年3、4月为严寒季节，一般平均气温在摄氏零下十至二十度之间。有些高山终年冰封雪冻，昼夜温差高达摄氏三十度左右。加上河岸陡，水流急，道路少，人烟稀，桥梁简陋，通行非常困难。中国的近邻尼泊尔、哲孟雄、不丹等国虽然被英国用武力和各种陰谋手段划入其势力范围，但由于历史渊源和宗教信仰的关系，这些国家的广大人民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因此，英国军队要攀越重山峻岭，进行高寒山地作战，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英国为了解除后顾之忧，首先拉拢尼泊尔、不丹参战。根据1856年的藏尼条约，西藏在受到外国攻击时，尼泊尔有援助的义务。因此，英国政府认为，要入侵西藏，孤立藏军，必须始终“与尼泊尔宫庭[廷]一致合作”1。1903年，英国驻印度总督寇松亲自出马邀请尼泊尔首相到印度德里会谈，向尼泊尔政府施加压力。尼泊尔首相终于同意与印度政府合作，不援助西藏，并为英军提供大量人力、物力支援。英国在不丹拒绝在其境内修筑通往西藏的道路以后，担心不丹与西藏联合抗英。英国侵略者认为：如果这样，“不丹即可从仁进冈到都拉截断英人的交通线。不丹人身体强壮，他们若要反对英军，可以动员同藏军一样的兵士，组成第二支军队”，打击英军。2为此，英军在进犯西藏之前，派大吉岭道尹（英人）到不丹活动。在英国的压力和收买下，不丹终于断绝了与中国的正常关系，派人参与侵藏活动。 为了解决高原运输，英国动用了巨大力量，抢修尼泊尔、不丹、哲孟雄与西藏接壤的许多通道。在修路过程中，对工兵进行了驾驶二轮牛车（载重八百磅）和轻便马车（载重四百磅）的训练；向尼泊尔当局征用牦牛四五千头和相当数量的骡马，并进行了现地运载试验；因牲畜染疫大批死亡，又从各地雇用民夫七千人，以保障物资的前送。此外，英国还在印度加尔各答一带组织骡马后备队，以应付紧急运输任务。 1903年6月，英国“谈判使节”荣赫鹏以两名间谍被西藏地方政府扣押和要求通商划界“谈判”为名，率兵二百及随从数百人，再次进犯西藏，由甲岗直趋干坝。西藏地方政府立即下达征兵动员令，派七百余人赴干坝一带构筑工事，组织防御。侵略者以要求谈判为由，在干坝以南地区盘踞数月之久。 1903年10月初，英国政府正式批准了进占江孜、拉萨的计划。荣赫鹏于10月11日折返印度，与寇松具体筹商进攻西藏的军事部署。12月10日，侵略军全部在纳汤集中，计有第二十三锡克步兵营七百人、第三十二锡克步兵营七百人、第八廓尔喀步兵营七百人、骑兵一百人、孟加拉和马德拉斯工兵各一队、野战医务队五队和其它后勤保障部队。1共配有步槍二千八百支、火炮六门、马克沁机槍若干挺。全军由少将麦克唐纳为指挥，易喀尔丹为参谋长，布雷哲尔负责后勤运输，另有大批随从人员，总计一万余人。英军筹集了一个月的粮食和十天的饲料，为了解决防寒问题，给士兵配发了帐篷、取暖燃料、羊皮、毡毯、毛织围巾、厚毛衣、毛袜等。 英军的进攻计划，原定兵分两路：一路由荣赫鹏率领进攻干坝，然后由干坝趋江孜；另一路由麦克唐纳率领，越过则利拉山口入藏，占领春丕（今亚东南二公里），然后向北进攻，在江孜与荣赫鹏所部会合。由于干坝方面西藏民军有了戒备，麦克唐纳认为，如果执行两路出击的计划，“将冒很大危险，且运输接济之部署，亦感困难。”最后决定：干坝一带的英军，仍以派遣使节进行“谈判”为名，牵制中国守军，而荣赫鹏、麦克唐纳则率领主力越过则利拉山口，直趋春丕谷2。尔后，干坝方向的英军再向春丕转移，与主力会合，集中兵力，向拉萨进攻。3 二、西藏的战备设防 西藏的自然条件对防御作战是非常有利的，但由于清政府和多数驻藏大臣腐败无能，不重视边防建设，致使防务废弛。清政府在西藏的驻军不仅数量少，而且装备非常落后。自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驻藏大臣福康安奏请建立了常备军，申定兵制、兵额以后，军队数量一直保持在三四千人左右。其组成及驻防情况如下： 一是绿营兵步骑六百余人，从四川派遣，大部分驻于前藏，充当驻藏大臣的卫队，一部分驻于日喀则、江孜、定日等地，协助西藏地方部队进行训练和驻防。绿营官兵随同驻藏大臣三年更换一次。遇有战事，由驻藏大臣奏请川、滇拨兵支援，事平之后，仍留原额。其装备有亨利—马梯尼、斯涅德等各种类型的线膛步槍及部分火炮。平时虽有训练，多半为了应付校阅考核。此外，拉萨至四川打箭炉（今康定）一带还设有绿营兵八百余人，主要任务是保护粮台和运输，战斗力很差。 二是西藏地方军（即藏军），定额三千一百六十二名。凡二十五人为一定本，五定本为一甲本，二甲本为一如本，二如本为一代本。代本直接听命于驻藏大臣。这些军队平时驻拉萨、日喀则各一千零五十四人，定日、江孜各五百二十七人。除定额外，尚有守卡兵三百一十二人分守各关卡。藏军装备，定本以上军官配有线膛步槍，士兵十分之五使用土槍，十分之三使用弓箭，十分之二使用刀矛、藤牌。部队受宗教影响很大，战士佩有“护身符”，出征时求佛护佑，虽作战勇敢，但军官指挥能力低，战术落后。 此外还有民兵，遇有战事，由噶厦向各地征集，自备武器和口粮，由营官1率领，前往指定地点参战。他们熟悉地形，富有吃苦耐劳精神，能越野，善骑射，服从性强，作战勇敢，但装备差，缺乏训练，进攻时无一定队形，撤退时不易管束。 1888年隆吐山抗英时，藏民不顾升泰的反对，于纳金山（干坝正南）设边墙十余段，同时在丈结山建卡驻兵，后升泰为讨好英帝国主义，竟强令撤离。在帕里以南，自亚东辟为商埠后，升泰曾于1890年设卡三处，但其目的主要不是为了防御，而是为了“举办通商”，“所有西人即准抵关贸易，不能擅入关内，以示限制”2。在英国侵略面前，尽避西藏地方政府进行了动员，但缺乏统一的部署与计划，对敌情的了解也不够，仅在险要地点构筑了一些临时工事，进行防御。但西藏军民具有光荣爱国传统，为了保卫国土，他们敢于面对强敌，英勇战斗。 第三节 曲眉仙角、古鲁之战 1903年12月11日，麦克唐纳率侵略军一千一百五十名，携火炮四门、马克沁机槍四挺，越过则利拉山口，于13日占领了仁进冈，14日进占通向江孜的重要门户——春丕。由于西藏地方政府对英军入侵方向判断错误，主要兵力在干坝一带设防，以致亚东至帕里一带险要地点无兵把守，敞开了门户。结果，英军不费一槍一弹即占领了春丕一带的边寨要地。接着，荣赫鹏率后续部队到达，春丕成了侵略军的兵营和军事物资贮存地。这时，西藏地方政府急调军队去帕里防守，但为时已晚。12月18日，麦克唐纳率由七百九十五名步骑兵组成的轻装纵队继续北犯，20日抵达帕里，夺取了帕里宗政府储存的火药和武器。由于风雪严冬，道路险狭难行，英军的给养极为困难，“燃料几完全缺乏”1，再向前推进已不可能。麦克唐纳只得命令两个连驻扎帕里，自率其余部队返回春丕，筹措给养、燃料。这时，赶到帕里前线的藏军准备组织反击，却被驻藏大臣裕钢下达的“沿途地方文武官，只能理阻，不准与英兵生事”2的命令所阻，结果失去一次歼敌的极好机会。 1904年1月4日，麦克唐纳与荣赫鹏又率军从春丕出发，越过帕里，于8日推进到堆拉。荣赫鹏率部分侵略军留在堆拉，与拉萨派来的代表进行“谈判”，麦克唐纳则率部再次返回春丕，进行休整和筹集给养。 西藏地方代表多次要求英国侵略军撤回亚东，均被荣赫鹏拒绝。当时，西藏地方政府从各地征调的军队两千余人，已赶到堆拉以北的曲眉仙角（堆拉北七里）和古鲁（堆拉北二十里）一带，构筑了两道石墙，组织防御。3月初，守军又增至三千余人，共六个代本。其中来自拉萨两个代本，日喀则两个代本，江孜、丁日各一个代本。这些部队属于临时调集，未经训练。其总指挥降巴丹增，前线指挥莱丁色，副指挥郎色林，都无战争经验，以致在兵力部署、作战指挥等方面都存在许多漏洞。 占领堆拉的英军仅是一支力量不大的先遣队（有步槍四百支、火炮二门、机槍二挺），而且天时地利对其非常不利。侵略军不适应高原缺氧和风雪严寒的气候，很多人患有肺炎，已有十二名死亡，不少人冻伤致残。由于风雪猛烈，前后方联系经常梗断，加之牲畜劳累和染疫而死者十之八九，以致运力剧减，供应十分困难。而西藏守军仍未趁机向英军发起反击，也未切断敌人兵力薄弱的运输线，结果又丧失了一次有利的战机。 3月中旬，英军完成了进攻江孜的准备。3月28日，麦克唐纳率工兵四个连、步兵三个半连及野战救护队、战地工程队等，携炮四门、马克沁机槍若干挺，抵达堆拉。与此同时，荣赫鹏致函新任驻藏大臣有泰（升泰之弟），横蛮地提出要进至江孜“谈判”，并威胁西藏守军不得抵抗。3月31日，麦克唐纳、荣赫鹏率侵略军一千三百余人，由堆拉出发，分三路向北推进。西藏当局派代表前去劝阻，要求英军撤至亚东谈判，荣赫鹏不予理睬。当英军接近曲眉仙角藏军阵地时，荣赫鹏又耍陰谋诡计，要求双方停火谈判。藏军受骗，未予射击。麦克唐纳却暗中调动兵力，命令第八廓尔喀步兵营从左翼迂回，抢占山头。西藏守军发觉后，竟放弃山上阵地，退至拦阻墙内。随后，英军于山之右侧部署了机槍和炮兵阵地，骑兵在平地展开，从三面将一千五百余名藏军包围。这时，荣赫鹏原形毕露，限令藏军在十五分钟之内缴械投降。藏军前线指挥莱丁色严词拒绝，麦克唐纳便突然下令开火。藏军在非常不利的条件下，毫不畏惧，用手中的大刀、长矛、铁叉与英军展开白刃格斗，打死打伤英军官兵十五人。后在敌人的交叉火力射击下，莱丁色、郎色林和七百余名藏军相继牺牲，余部撤向古鲁，守卫第二道防线。英军追至古鲁，藏军再次奋起抵抗，终因伤亡过大而后撤。 曲眉仙角和古鲁之战，藏军共伤亡一千四百余人，“但是没有一个向敌人屈膝投降”1，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和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英国侵略军的残酷屠杀，更加激起了西藏人民的无比愤怒，进一步点燃了广大西藏人民群众反侵略的熊熊烈火。 第四节 江孜之战 一、江孜的陷落 1904年4月5日，英军从古鲁出发，向江孜进犯。从古鲁撤退的藏军会同拉萨调来的援军，扼守康玛一带的山谷要地，并组织小分队，沿途袭扰敌军。当地藏民也自动拿起武器，纷纷参加抗英斗争行列。英军进至康玛南五六里的雪那寺时，遭到藏军二三百人的顽强抵抗。侵略军用步骑兵从三面包围了该寺。藏军英勇战斗，给敌以沉重打击，自己亦伤亡一百余人，被迫退往藏姆章防守。英军占领康玛后，大肆抢掠。西藏民军翻穿羊皮袄，混在羊群中引诱敌人，一次即杀伤侵略军二三十人，使敌人再不敢贸然出来抢劫。 4月9日，英军从康玛继续北犯，当行至距康玛十五里的山峡时，遭到据守藏姆章两侧高山的藏军阻击。藏军千余人依托山地工事，连续打退了敌人几次冲锋，使英军不能前进。最后，英军集中全部兵力，在炮火的支援下，一部兵力从正面进攻，一部兵力从翼侧迂回，包围了藏军阵地。藏军战士经过英勇搏斗，被迫突围。第二天，英军乘势侵占绍岗，11日进迫江孜。 江孜为宗政府1所在地，南邻年楚河，周围是一片平原，其西有一条路直达日喀则，向东越过卡罗拉山（江孜东七十公里）通往拉萨。宗政府设在江孜城区最突出的宗山顶上，是个坚固的堡垒。在宗山的西北，与之相连的一座小山上有全城最大的寺院——白居寺。由于驻守江孜的军队大部分调往南面各隘口防守，交战失利后，又没有及时收拢，因而与英军相比兵力悬殊。在此情况下，江孜守军主动后撤。4月13日，英军占领江孜。侵略者抢夺了近百吨粮食和数吨火药，并对附近的寺院及村镇大肆烧杀抢掠。 英军占领江孜后，为了减轻运输压力和做好进犯拉萨的准备工作，留下一支拥有五百余支步槍、两挺机槍、两门火炮的部队和三个星期的食品，随同荣赫鹏驻扎于江孜年楚河畔的江洛林卡，其余部队由麦克唐纳率领撤回春丕。 二、卡罗拉战斗 江孜失守后，达赖立即动员各地藏民组织民团武装，向江孜一带集结。5月初，共有近万人到达江孜周围各隘口，其部署是：江孜附近二千五百人，绒谷一千五百人，浪卡子二千五百人，热隆一千人，日喀则一千五百人。此外，还在卡罗拉设卡守卫。卡罗拉前通江孜，后通拉萨，向南可以直插康玛，切断英军的运输线。该处设有一道横跨山谷的五百余米长的拦阻墙，由二千名西藏民军把守。英军于4月28日派骑兵一个连进行侦察，被卡罗拉守军击退。荣赫鹏担心藏军在日喀则、江孜一带募兵，5月2日下令扣留了江孜守备，并决定在藏军尚未完全集中之前发动进攻。1由于驻藏大臣有泰对于西藏军民的抗英斗争非但不予支持，反而横加指责，执行一条“任其战任其败”的可耻方针，助长了敌人的侵略气焰。 5月3日，荣赫鹏派驻守江孜的三分之二兵力，即工兵三个连、步兵一个连及部分骑兵，携带火炮二门、机槍二挺，向卡罗拉进犯。经过三天行军，英军抵达卡罗拉藏军前沿阵地附近。侵略军企图先从两翼迂回，控制拦阻墙后面的制高点，再发起攻击。由于绕路过远，且两翼岩石陡峭，攀登困难，后又放弃了这一计划。5月7日上午10时，英军被迫从正面发起进攻，以一个半连沿河床前进，以一个连向藏军左侧阵地攻击，以半个连向右侧攻击，其余部队随同炮兵行动和守卫营地。西藏民军依托有利地形，顽强抗击，大量杀伤敌人。经四小时激烈战斗，毙敌军官一人、士兵十七人，迫使英军龟缩在山峡中，陷入“绝望之境地”1。下午2时，英军再次发起进攻，在优势火力支援下，占领了藏军右翼一段拦阻墙。藏军增援部队五百人立即集结向前机动，准备夺回失去的阵地。但由于英军预备队已从藏军右翼投入了战斗，藏军的机动受阻。藏军为了改变不利态势，在左翼连续组织了三次阵前突击，均因遭敌机槍火力的拦击而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此时，从右翼突入之敌占领了藏军侧后高地，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藏军被迫退守浪卡子。 这次战斗，藏军在作战指挥和战术运用上都有了很大进步，改变了单纯防御的战法，注意了组织进攻。但由于装备落后，加之训练差，射击不准，尽避在兵力上占有优势，战士亦不乏勇敢精神，终未能阻止英军的进攻。 在卡罗拉战斗激烈进行之际，英军得知江孜驻地被袭，乃于占领卡罗拉后，急忙撤军回救。 三、江孜反击战 驻江孜英军分兵东犯卡罗拉后，仅剩一百七十名士兵防守，力量非常薄弱。集结在日喀则一带的西藏民军获悉这一情况，乃于5月4日晚出动一千五百人，直插江孜，很快占领了帕拉村、白居寺、曲龙寺和宗政府等要点，控制了整个市区，并包围了荣赫鹏驻地江洛林卡。 5日黎明前，潜伏于英军营地周围的西藏民军趁敌不备，突然发起进攻。他们一边喊杀，一边冲向敌营，抢占围墙槍眼，向敌营房射击。敌人遭此突然袭击，慌乱不堪，有的来不及着装就被消灭了。但由于民军未能及时冲入围墙，近战歼敌，致使英军得到了喘息时间，组织抵抗。一部分英军爬上屋顶，一部分把住了东北营门，拚命向民军射击。民军几次攀越围墙，均遭敌火力杀伤而未成，天明后被迫后撤。由于组织不严密，撤退途中，又有许多战士牺牲。在以后几天的战斗中，西藏民军仅依靠宗政府的堡垒火力进行封锁，而未乘敌孤立无援之机，再次发起进攻，彻底歼灭敌人。英军残部利用时间加固了工事。 5月9日，进犯卡罗拉的侵略军返抵江洛林卡，江孜英军的防御能力得到加强，但仍无法摆脱被围的困境，不得不采取守势，整天“蛰居斗室，不能越雷池一步”1。西藏民军逐步缩小包围圈，相继占领了英军驻地周围的几个村庄，并派兵截击敌之通邮小分队，威胁其后方交通安全。英军为了改变被动局面，决定对附近村庄进行“扫荡”。在民军顽强抗击下，进行“扫荡”的英军虽然取得了一定战果，却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当英军发现民军准备袭击其营地时，即匆忙撤回。 5月24日，从春丕出发的英援军先头部队二百余人，携带十磅火炮两门，越过乃尼寺（江孜东南十一公里）的火力封锁，抵达江孜。英军在得到增援以后，为了保证后方运输线的畅通，决定向乃尼寺发起进攻。但当英军到达该寺时，西藏民军已转移他处。 当时，对英军安全威胁最大的是驻帕拉村的民军。该村位于英军营地约二公里处，房屋坚固，利于防守，并可直接攻击英军防御工事薄弱的翼侧。5月26日，英军派步兵三个连及部分工兵，携爆破器材从正面强攻，炮兵则迂回占领了一个可以俯瞰帕拉的山脊阵地，支援步兵战斗。但英军几次冲击均被西藏民军击退。由于房屋墙壁高厚，英军的榴霰弹失去作用，遂以工兵进行爆破，企图突破民军的防御。但英军爆破一次，仅能进入一个庭院，无法扩大突破口。西藏民军依托有利地形，与英军逐屋逐院展开争夺，先后毙伤敌官兵二十三人。经过十一小时的艰苦战斗后，民军始被迫后撤，英军随即占领帕拉村。之后，民军致力于加强宗政府堡垒的防御，并不断前出袭扰敌人，使英军不得安宁。英军由于兵力单薄，不敢贸然向宗政府发动进攻，以致仍处于被围状态。6月5日，荣赫鹏率四十名骑兵驰回春丕求援，途经康玛时，受到三百多名藏军的袭击，几乎毙命。西藏民军在江孜反击作战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士气。可惜的是，民军缺乏严密的组织和得力的指挥，因而未能一鼓作气，彻底歼灭敌人。江孜战局的变化，使英国政府手忙脚乱。 英印事务大臣布罗德里克声称：“政府业已决定，不管什么生力军，只要印度政府认为必要，均可调往江孜去。”16月中旬，侵略军的增援部队在春丕集结，计有：四个土著士兵营2二千八百人、英皇家步兵连四百人、英山炮连二百五十人、土著山炮连一百人、土著山地步兵连二百人、民夫和运输人员七千六百人和配属的其它小分队，总计在一万一千五百人以上。除来福槍、手槍外，尚携有火炮十二门、机槍数挺。此外，还备有牲畜七千五百头，运输车一千六百五十辆。 6月13日，麦克唐纳和荣赫鹏率援军相继从春丕出发。途经乃尼寺时，遭到八百名西藏民军的顽强阻击，死伤十五人。在江孜英军接应下，才于23日抵达江孜。为了解除西藏民军对江洛林卡及帕拉村的包围，英军首先向江孜外围的民军据点发起攻击，先后占领了江孜北面和西面的十二个村庄。6月28日，英军进攻江孜西北三公里的则城寺（即翟金寺）。一千二百名藏军苦战一天，经激烈白刃格斗，最后撤出战斗，江孜至日喀则的交通随之断绝。至此，英军从三面包围了江孜宗政府及江孜街的守军，并控制了水源。江孜民军面临一场包加严酷的战斗。 为了保存实力，避免更大的伤亡，西藏地方政府再度作出忍让的决定。7月1日，达赖派出的宇妥噶伦、大喇嘛、大仲译及三大寺代表到达江孜，与英军谈判。但是，荣赫鹏无理要求西藏民军于7月5日正午前撤出宗政府，谈判终于破裂。 7月5日下午，英军向宗政府和江孜街发动进攻。进攻江孜街的英军分为左右两翼。守卫江孜街的藏军利用已筑起的围墙和房舍，奋勇还击，毙伤敌官兵多名。直至傍晚，英军方占领了江孜街。在宗政府方向，英军先派出步兵六个连和骑兵一个连，携炮二门，从左翼佯攻炮台之岩石方面，以牵制西藏民军主力，使其误认为是英军的主攻方向。黄昏后，英军撤回，趁夜暗又遣步兵十二个连、骑兵一个连、工兵半个连，携炮十二门，进至宗政府东南的外围阵地。这一带多悬崖绝壁，系民军指挥所所在地，是整个防御的要害。阵地前比较开阔，有民军修筑的多道围墙。但英军认为用火炮可以将其摧毁，故选择这一方向进攻。7月6日，英军在炮火支援下发起攻击，经数小时激战，付出了重大伤亡，始抵达宗政府脚下的边缘阵地。当日下午，英军集中所有炮火向围墙轰击，始炸开一个缺口。这时，一个藏兵装药不慎，引起山上火药库爆炸，加大了墙垣的缺口。英军立即发起冲锋，蜂涌而上。西藏民军虽用火力封锁缺口，但未能阻止敌人的前进，遂拆下墙上巨石投向缺口，与敌展开白刃格斗，打死打伤敌人数十名。最后，在敌人优势火力攻击下，西藏民军被迫突围，向拉萨方向撤退，江孜重新沦于敌手。 英勇的西藏爱国军民，在江孜抗击英国侵略军达三个月之久，为保卫祖国神圣领土，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五节 拉萨失陷与《拉萨条约》的签订 1904年7月14日，麦克唐纳和荣赫鹏率领步骑兵二千人（携带火炮八门）及后勤人员二千余人，从江孜出发，向拉萨进犯。自江孜失陷后，西藏抗英斗争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妥协势力抬头，终于向西藏军民发出了停止抵抗的命令。噶伦降巴丹增放弃了指挥，再未进行有组织的抵抗。但西藏人民并没有屈服，在卡罗拉、浪卡子等地，自动组织起来袭击侵略者，给敌以重大杀伤。达赖几次派代表要求英军退回江孜谈判，均遭荣赫鹏拒绝。7月25日，英军抵达雅鲁藏布江边，达赖见大势已去，遂将政务委托给噶勒丹池巴大喇嘛，自己前往青海。8月3日，英军侵入拉萨。 英国侵略军进入拉萨以后，到处烧杀抢劫，存于布达拉宫的各种珍宝、文物和宗教书籍几被掠夺一空。侵略者的罪恶行径，进一步激起西藏人民的心中怒火。拉萨各寺曾组织大批喇嘛，准备抗击敌人，但因无人指挥而未成功。侵略军不但面临着可能再次出现的西藏人民的巨大反抗，而且还面临着冬季大雪封山、补给更加困难的严重威胁。哲孟雄至拉萨沿途高山，9月初就开始下雪，因而9月中旬以前英军必须撤出拉萨，否则就会被风雪所阻，孤军难返。达赖出走后，荣赫鹏找不到谈判对象，时间的拖延，对英军十分不利。荣赫鹏曾自供说：“余在拉萨只许居留一月半乃至两月，冬令前即须言旋。余既受此束缚，乃不得不加速进行条约之谈判，而外表则仍行所无事，似有充分闲暇者。要之，余此时内慌怯而外镇定”。又说：“余因期限短促，殊有进退维谷之慨。”1 但是，抱着“息兵求和”方针的清政府和有泰等人，不敢得罪英国侵略者，极力图谋通过妥协忍让的方法，尽快平息事端，这正好帮了英军的大忙。就在英军进入拉萨的第二天，有泰即亲自到英军营内，“以牛羊米面犒其士卒，及以礼物酬应办事诸员”2，并向荣赫鹏表示，愿意“协同工作，迅速努力于条约之完成”3。他严格限制和阻挠喇嘛和藏民的反抗，一再命令三大寺“不准再开兵衅”，并指令以噶勒丹池巴喇嘛为首的噶厦代表团出面与英军谈判。荣赫鹏见有泰如此软弱无能，更加肆无忌惮。谈判中，侵略者对藏方代表提出的公正要求，一概不予置理，叫嚣“惟有接受我方之条件，否则惟有听我继续以武力压迫”4。 1904年9月6日，西藏地方政府在英军的威胁下，与英国侵略者在布达拉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拉萨条约》。由于文案何光燮的劝阻，有泰才没有在条约上签字。这项条约规定：开江孜、噶大克（今西藏噶尔雅沙）、亚东三处为商埠，向英国赔款五十万英镑，自印度边界至江孜、拉萨一带的炮台、堡寨一律削平，所有驻防军队全部撤去，西藏一切内政外交都要请示英国，他国不得干涉。根据这个条约，西藏实际上变成了英国的殖民地。 《拉萨条约》签订后，英国侵略军于9月23日匆忙从拉萨撤走。 但是，该条约签订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即遭到中国人民的一致反对。清政府迫于人民的压力，也感到条约有损中国主权，令有泰切勿画押。12月，清廷派外务部右侍郎唐绍仪赴印度与英国重新交涉。直至1906年4月，中英双方于北京重新签订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虽然英国取得了原《拉萨条约》中规定的许多特权，但新约中规定“英国国家允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1，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使英国变西藏为殖民地的陰谋未能得逞。 第六节 战争失败的原因 这次反抗英国入侵西藏的战争，是在高寒山地进行的，尽避中国在地形气候、兵力动员、物资补给等方面具有十分有利的条件，但是最后仍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除了清廷政治腐败外，在军事上也有许多值得重视的教训。 一、清政府对外妥协，实行不抵抗政策，使西藏地方政府和军队陷入孤立无援境地 清政府在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的冲击下，元气大伤，为了维持其反动统治，对帝国主义更加卑躬屈膝，以求苟安一时。战前，清政府对于中国的近邻尼泊尔、不丹、哲孟雄等国不积极进行联合抗英的争取堡作，结果在英国的威胁利诱下，这三个邻国成了英军侵藏的基地，增加了西藏军民抗英战争的困难。英国武装入侵后，清政府执行不抵抗政策，严令各地文武官员“不准与英兵生事”，严重束缚了西藏军民的抗英手脚，使英国轻易地占领了许多隘口、要塞。曲眉仙角之战，英军残暴地屠杀我国人民，清政府不但不加谴责，反而称颂侵略军“恩威并著，造福西藏”1，其媚外行径到了极为可耻的程度。为迫使西藏地方政府听其号令，清政府对西藏人民的抗英斗争不仅不予支持，反而采劝釜底抽薪”的反动政策。驻藏大臣有泰甚至颠倒黑白，把战争的起因归咎于藏民“不遵约束”，“执拗无理，胆大妄为”。他声称“今欲折服其心，非任其战任其败终不能了局”2，因而对西藏噶厦屡次请调援兵和资助军饷等不予置理，对达赖征调援兵也百般阻挠，故意寻找借口，躲在拉萨不与英军谈判，任其长驱直入，起了英国侵略军帮凶的作用。正是由于清朝中央政府不仅不支持西藏地方政府和军队的抗英战争，反而进行阻挠破坏，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战争的失败。 二、不重视边防建设，以致西藏地区部队少，训练差，武器装备非常落后 由于清政府不重视边防建设，致使西藏防务废弛，很多隘口、险路既未修筑工事，也未派兵防守。西藏地区辽阔，边境线长达数千公里，而驻军兵额只有三千余人，显然不敷分配，难免形成有险无防的局面。1857年（咸丰七年），驻藏大臣赫特贺曾针对西藏地区兵力单薄，缺额严重，武器装备残缺不全的状况，提出了改革方案，建议在额设三千人之外，另增二千一百六十五名“余侗，妥加训练，以杜“临时猝办”兵不习战的旧弊。可是，腐朽的清政府竟以“苦累番民”的罪名将其革职查办。由于军队平时缺乏训练，组织纪律不严，因而战斗中进攻防守无一定队形。西藏民军虽然作战勇敢，但不善于利用地形，不懂得在隘口两侧构筑既能发扬火力，又能隐蔽自己的工事，结果在敌人火力射击下，伤亡很大。此外，藏军武器装备极端落后，近一半人还在使用大刀、长矛。火器主要是火绳槍，仅有的几门旧式火炮，亦缺少瞄准装置。这些武器不仅射速慢，射距近，而且精度极差，不能有效地杀伤敌人。所有这一切，也都是这次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 三、不懂得因地制宜，趋利避害，以己之长，击敌之短 这次抗英战争是在高寒山地进行的，有它自身固有的特点。这些特点对敌我双方的作战行动都有巨大的影响。对英军来说，虽然部队训练有素，武器装备精良，作战指挥能力较强，但很多士兵不适应高原气候，染并冻伤等非战斗减员不断增加，加上入侵异国，师出无名，以致士气低落。高原气压低，空气密度小，风速风向变化莫测，从而影响了射击的精度，相对减弱了英军的火力优势。西藏地区人烟稀少，物产贫乏，英军的一切供给，都要依赖于后方。由于道路少，部队愈深入，运输线愈长，供应愈加困难。据统计，用一头骡马驮粮，从印度至江孜，只能剩下四磅可用的东西，其余都在路上吃掉了。又因交通容量有限，牲畜大量死亡，前送物资数量受到极大的限制。所有这些，决定了英军不可能投入大量的兵力。英军侵入西藏后，为了保障运输线的畅通，必须派出部队维护交通，因而能用于前线作战的兵力，必然逐步减弱。由于接济困难，侵略军在进军拉萨途中，不得不二次返回春丕就粮。这说明它只能采取缓慢推进的方针，不可能长驱直入，也不可能实施大范围的迂回机动。这些都是英军难以克服的弱点。西藏部队虽然在训练、装备、指挥等方面不如敌人，但人数众多，士气旺盛。他们适应环境，熟悉地形，可以就地筹粮募兵，依险据守，或出敌不意地袭击敌人。这些优越条件是敌人无法比拟的。可是，藏军未能因地制宜，趋利避害，以己之长，击敌之短，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作战过程中，往往队形过于密集，以致被敌炮火大量杀伤。江孜反击战，虽能利用夜暗隐蔽接敌，但在冲锋时过早大声呼叫，被敌发觉，加之行动迟缓，以致影响了奇袭效果。敌人侵入我境后，因供应困难而影响前进速度，但藏军却未能有计划地切断敌人后方运输线；在被迫撤退时，亦未实行坚壁清野，结果使敌人在江孜、拉萨获得了不少军火和粮食。对于运动之敌，虽曾有一部民军沿途进行袭扰，但未能选择隘口险路预先设伏，截击敌人。在曲眉仙角之战中，藏军只注意依托设在大道上的拦阻墙消极防堵，却不注意利用两旁山险侧击敌人，更不注意从敌后袭击，反而遭敌迂回侧击，被迫后撤。事实证明，设墙防堵是无法抵挡侵略军炮火轰击的，但藏军却自始至终没有改变这种打法。江孜之战，民军主动出击，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在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围敌三个星期而未主动攻击，结果失去了一举歼灭敌人的机会。所有这些表明，忽视了因地制宜，趋利避害，以己之长，击敌之短的作战原则，是无法夺取主动，摆脱被动，避免失败结局的。 第一节 辛亥革命前的国内形势 一、帝国主义加紧侵华，清政府成了“洋人的朝廷” 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和反对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直接瓜分中国的陰谋，由于受到中国爱国军民的打击和帝国主义内部矛盾的影响而未能实现，便转而采取扶植清廷，“以华治华”的策略。为了加强对清政府的控制和对中国的掠夺，各帝国主义国家在清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要害部门派遣了顾问，以左右清廷的重大决策；在京津、京榆沿线驻扎军队，以武力挟制清廷；迫使清政府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以扩大在中国开辟商埠、增加投资、修筑铁路、开发矿藏、内河航运等特权。至1911年，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开设的通商口岸达八十二处之多，在十六个城市内设有租界，霸占了十几个省的矿产开发权，取得了粤汉、正太、津浦、陇海等十多条铁路的修筑权。帝国主义还通过增设银行，扩大资本输出，垄断中国的财政金融。它们在掠夺中国时，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1904年2月，在中国东北境内爆发的日俄战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清政府完全放弃了保卫国家领土和主权的职责，竟无耻地宣布“局外中立”，听任人民遭受屠戮和凌辱。俄国战败后，东北成为日俄两国的势力范围。与此同时，英国乘机再次入侵西藏，迫使清政府与之订约，攫取了更多的政治、经济特权。日俄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经过肮脏的交易，暂时缓和了紧张关系，在中国划分了势力范围。清政府听任帝国主义驱使，实际上已成为“洋人的朝廷”。神州大地进一步陷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中国正处在极端深重的民族危机之中。 随着清政府卖国残民的面目更加暴露，人民的反抗情绪也不断增长。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清政府挂出了一块实行“新政”的招牌。自1901年1月（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那拉氏发布“变法”上谕以后，清政府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法令，如裁汰制兵练勇、编练新军，裁撤冗衙、节省啊费，振兴商务、奖励实业，废除科举、兴办学堂等等。清政府在推行“新政”中，最重视的是练兵。1903年，在北京设练兵处，任命庆亲王奕劻为总理练兵事务大臣，袁世凯1为会办练兵大臣。1904年9月，练兵处和兵部会同奏定《新军营制饷章》、《陆军学堂办法》和选派陆军学生游学章程，确定陆军以镇为经常编制。镇设统制，每镇辖步兵两协。协设统领，每协辖两标。标设统带，每标辖三营。营设管带，每营辖前后左右四队。队设队官，每队三排，每排三棚，每棚目兵十四名。每镇有马队、炮队各一标，工程、辎重各一营。合计一镇将弁兵夫共一万二千人。遇有征调，则以二至三镇为一军，由朝廷钦派总统节制。全国计划编练常备军三十六镇，除近畿四镇、四川三镇外，其余各省编练一至二镇，限二至五年内编成。新军的编练工作，大多数省份没有按期编成。直至1911年清王朝灭亡时，全国建制完备的新军只有十四镇，其余只有一协或不满一协，总人数约二十六万人。在编练新军的同时，还把部分绿营练勇等改编为巡防营，以加强镇压力量。清政府推行“新政”，虽然对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了一些促进作用，但却同时又给帝国主义扩大对中国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侵略提供了方便条件。为了编练新军，需要大批饷款，而当时的清廷已“帑藏大绌”，于是巧立名目，加捐加税，摊派勒索，无奇不有。这就进一步加剧了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在此期间，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把武装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提上了议事日程。 二、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成立及其领导的反清武装斗争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中国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由于它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本国封建主义的摧残，所以发展非常缓慢。到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的民族工业有了初步的发展。1911年，投资在万元以上的厂矿企业已有五百多个。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逐渐形成独立的阶级，并产生了一大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中的先进者对深重的民族灾难忧患倍增，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纷纷向西方学习；发行各种书刊，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组织各种革命小团体，积极开展爱国革命活动，其中较著名的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1等。由于经济地位不同，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之间的亲疏关系不同，因而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与中下层之间的政治态度也不相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代表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他们虽然也介绍过西方资产阶级的学说，参加过爱国宣传活动，但是不愿与清王朝决裂，只要求实行君主立宪，以取得参政的权利。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代表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利益，主张用暴力推翻清王朝的君主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为发展资本主义开拓道路。 孙中山（1866—1925），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名文，字德明，号日新，后改号逸仙。童年时，对洪秀全的反清壮举怀有敬慕之情。青年时代，对清王朝的腐朽暴虐深为憎恨，但也受到改良主义的影响。1894年2月，曾上书李鸿章，提出变法自强主张，结果遭到拒绝。从此，他便毅然摆脱改良主义的羁绊，率先举起民主革命的旗帜。1894年，他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1895年与1900年，在广州和惠州（今惠陽）三洲田组织了两次起义，虽然都失败了，却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武装反清揭开了序幕。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奔走国外，进行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在日本东京促成了兴中会与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的联合，成立中国同盟会。在同盟会成立大会上，一致选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于为庶务（负责本部日常工作）。会议还通过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不久又阐释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政治纲领，并决定暂设总部于东京，在国内外分设支部，支部之下设立各省区分会。同盟会的成立，使资产阶级革命派有了全国性的统一政党，标志着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同盟会成立后，一面同改良派展开针锋相对的论战，坚持只有推翻清朝君主专制统治，中国才有前途；一面积极在国内外发展组织，联络华侨、会党和新军，发动武装起义。在同盟会的领导和影响下，从1906年起，各地革命党人组织的武装起义，先后达十多次，大致可分两种情况： 一种是以运动会党为主的武装起义。如1906年12月湘、赣边界的萍浏醴起义习；1907年5月的广东潮州黄冈（属饶平县）起义，6月的惠州七女湖（属归善县）起义，9月的钦州防城起义，12月的广西镇南关起义；1908年3月的广东钦州上思起义，4月的云南河口起义。此外，还有光复会领导人徐锡麟、秋瑾发动的皖浙起义。革命党人之所以依靠会党，是因为会党是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容易一呼而集，其成员大多处在社会最底层，富有反抗精神，且与农民群众有较多的联系，在反清起义中常常可以起冲击作用。但会党的成分复杂，纪律松弛，缺乏明确的政治方向，没有充足的饷械，更少训练。孙中山等虽然提出了“整理和指导”会党的主张，但一般都是在未经认真教育改造的情况下，便仓促起义，以致“发难易，成功难”，不能坚持长期的斗争。上述这些起义，大多在粤、桂、滇边陲地区。这与孙中山先夺取南方数省，然后挥师北进的指导思想有关；同时，这些地区便于从国外购运军火，获得财力、人力的援助。从单纯依靠会党和依赖外援这两个侧面，反映出孙中山等人对武装起义的艰巨性、复杂性，以及广泛而又深入地发动工农群众的必要性，还缺乏认识。 另一种是以运动新军为主的武装起义。当时，运动新军具有一定的便利条件。一是新军士兵多数来自比较贫苦的农民家庭，容易激发其革命情绪。二是新军选募的士兵，一般需要粗通文墨；其薪饷也高于旧式军队。当时正处于废除科举前后，许多贫寒的知识分子为寻求出路，便“投笔从戎”，“秀才当兵”成为较普遍的现象。而这些知识青年，容易接受民主革命思想。三是新军的中下级军官，多数从武备学堂的学生中选拔任用，另一部分则从日本等国的军事学校留学归国的学生中选拔。这样，就有一大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入新军，其中有些人是同盟会员，他们利用合法身分，秘密地从事革命活动。经过革命党人的积极活动，开始出现了以新军为主的起义高潮。如1908年11月由熊成基等领导的安庆马炮营起义，1910年2月由倪映典等率领三千新军进攻广州城的起义，1911年4月27日爆发的著名的广州黄花岗起义1。这些起义，或因势寡力单，或因布置不周，或因缺乏统一指挥，且与当地群众均无联系，因而也都失败了。但愈来愈频繁的武装起义，引起了清廷极大震惊，于是三令五申，严饬各省督抚加强对新军的防范。而在革命党人方面，则不断吸取了经验教训，激励了革命斗志。 新军工作做得最有成效的是武汉革命党人。当时在武汉影响较大的革命团体是文学社和共进会。文学社是由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军队同盟会、振武学社等革命小团体演变而成，成立于1911年初，由蒋翊武1任社长。该社成立不久，组织迅速发展，约有社员三千人。共进会是一部分原籍长江中上游的同盟会员，因不满意总部只注意在华南边境发动起义，于1907年秋在日本东京成立的。1908年10月，孙武、焦达峰1等奉命回国，在汉口设立机关，秘密发展组织，到1910年冬，会员已发展到二千余人。 在文学社与共进会成立以前，湖北的许多革命党人就以运动新军为工作重点。他们认为，“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身参加行伍不可”1，因而纷纷投笔从戎，在敌人营垒中开展革命活动。他们注意积蓄革命力量，不轻率发难，反对“暗杀主义”，长期深入士兵之中，进行宣传组织工作。文学社与共进会成立后，这方面的工作更有成效，并取得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在宣传教育方面，首先从“灌输知识”着手，在新军中秘密散发革命书刊，启发官兵的爱国思想。他们还注意以灵活多样的形式开展工作，如邀入参加演讲会，宣传民族危机，抨击时政；或在个别交谈中“迎机启示”；或借“讲有关故事以激励之”；或编唱歌曲、吟诗联句以传播革命道理。他们还利用报纸揭露清廷的各种黑幕和新军中的贪污舞弊行为，以激发官兵的反抗情绪。 在组织工作方面，开始时曾“专以发展军官为主”，后发现军官“人数过少，一旦发生变故，又以地位关系，不能坚持到底”，遂改为“专从士兵着手”。1在吸收会员方面，注意严格手续，保证组织纯洁。文学社简章中规定：“凡愿为本社社员者，须得本社社员三人以上之介绍，经本社派员调查，认为与本社宗旨相合者，方得为本社社员”。（为了便于领导，根据新军的建制，建立自己的组织系统，各标、营、队设代表一人，平时由标代表参加会议，研究情况，部署工作；各营、队代表分别按上级代表的部署进行活动，起义时即可成为临时指挥员。为了免遭敌人破坏，均按秘密工作原则，实行单线领导，“只有直的关系，并无横的联系”2。湖北革命党人运用“借矛夺盾”的手段，长期进行争取新军的工作，使驻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力量日益壮大。1911年秋，在一万七千多人的湖北新军中，参加革命组织的将近三分之一，并有许多革命的同情者。另外，在武汉周围各县，革命党人还联络了一批会党、农民、士兵和学生。 三、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急剧激化，革命时机趋于成熟 与革命党人联络会党、策动新军组织武装起义的同时，全国各地群众的抗租、抗粮、抗捐、抗税、抢米、反洋教等自发斗争，也呈现急剧高涨的形势。据统计，1909年自发的群众反抗斗争为一百三十多次，1910年猛增到二百九十多次。参加斗争行列的有各民族和各阶层的人民，具有极大的广泛性。有些斗争还把反清和反帝结合起来。蓬勃发展的全国人民的反抗斗争，预示着革命的高潮即将来临。为了阻遏风起云涌的革命风暴，清王朝于1906年又抛出了“预备立宪”的骗局。结果，不仅遭到革命党人的激烈反对，而且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分裂。1908年，光绪帝和那拉氏相继死去，年仅三岁的溥仪继位，改年号为宣统，由其父载沣摄政。载沣积极推行集权于皇族的政策，首先将掌握军权的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罢黜回籍。接着，载沣自任代理陆海军大元帅，并任命其弟载洵为海军大臣，载涛为管理军谘处事务大臣，兄弟三人总揽了军政大权。同时，对各省督抚的军权财权作了种种限制。1911年5月，清政府颁布新订内阁官制，任命奕劻为总理大臣，成立了所谓“皇族内阁”。结果引起汉族官僚的普遍不满，清朝亲贵集团的处境更加孤立。至此，清政府的“预备立宪”骗局，已被彻底戳穿。资产阶级立宪派多次请愿，要求参政的希望成了泡影，其内部也发生了分化，多数对清政府产生了离心倾向，少数开始同情或参加革命。特别是“皇族内阁”成立后，为了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于1911年5月悍然宣布所谓“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强行接收广东、四川、湖北、湖南四省商办铁路公司，将人民多年争得的路权重新拍卖给帝国主义。这一卖国行径，更激起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对，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其中尤以四川最为激烈。四川同盟会和哥老会组成保路同志军，进围成都，人数不下二十万。随之全省沸腾，各地保路同志军揭竿而起，攻州占县，形成声势浩大的群众起义。吴玉章、王天杰还在荣县宣布独立，建立革命政权，揭开了辛亥革命战争的序幕。为了扑灭四川的革命火焰，清廷派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率领部分湖北新军入川镇压。各省帮命党人在四川保路斗争的鼓舞下，积极准备起义。湖北革命党人乘时而发，首义武昌，一个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风暴终于来临了。 第二节 武昌首义成功，全国掀起革命高一潮 一、清军在武汉的部署和革命党人的起义计划 清政府鉴于武汉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对该地的设防一向十分重视。1895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仿效西法，编练了两镇装备齐全、训练有素的湖北新军。1906年，按全国陆军编制序列，第一镇改称陆军第八镇，张彪任统制；第二镇改称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黎元洪任统领。两部共有官弁兵夫一万七千二百五十九人（第八镇一万二千零七十一人，第二十一混成协五千一百八十八人）。此外，在武汉及湖北各地还驻有相当数量的巡防营、水师营等旧军1。巡防营由张彪兼管；水师营统领为陈得龙，归长江水师提督程允和管辖。武昌起义前夕，新军在武汉的部署情况是：约有三千人分驻武昌城内，四千人驻武昌城外南湖、塘角等地；约有千余人驻汉口；约有五百余人驻汉陽。另有武装警察二千人和巡防营、督署卫队等旧军，驻武昌城内。当时的湖广总督瑞澂在武汉驻扎重兵，目的是为了镇压革命。而实际上相当一部分新军已被革命党人所控制，瑞澂等文武大员已经坐在火药桶上而不自知。 为了镇压四川的保路运动和湖北各地的反清群众，1911年9月上旬，瑞澂等奉命将第八镇第三十一标及第三十二标两个营调赴四川（少数人留守武昌），另将第四十一标和第二十九标的几个营、队分别调往宜昌、襄陽、郧陽和湖南岳陽等地。新军的调动，固然分散了一部分革命力量，但也使湖北反动统治的腹心地区兵力空虚，有利于发动起义。同年9月14日，在同盟会中部总会2推动下，文学社和共进会决定消除门户之见，联合武装反清。两个革命组织建立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关。军事方面，由蒋翊武任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政治方面，由刘公任总理，设军务、参议、内务、外交、理财等部，负责制造炸弹，起草文告、印信，赶制旗帜、符号等工作。同时，派人往上海邀请黄兴、宋教仁等来汉主持起义。黄兴得知武汉的有利形势后，便致电在国外的孙中山，介绍了湖北革命党人卓有成效的工作和起义的决心，提出了“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的起义方针，认为如此则“大事不难一举而定”3，并要孙中山迅速筹款接济。黄兴对形势的估计，基本上符合客观实际，但他没有及时去武汉领导起义。这时，瑞澂等已闻到起义的风声，开始四处搜捕革命党人，加强了防范。在这紧急情况下，孙武等人便于9月24日召开了六十余人参加的骨干联席会议，讨论了起义日期和总动员计划，制定了起义方案。会议确定于10月6日（陰历中秋节） 举行起义，并推举蒋翊武为临时总司令，孙武为参谋长。对各标、营的任务确定如下： （一）混成协辎重、工程两队负责在塘角放火作为发难信号；同时掩护该协炮营进占凤凰山炮台及青山，拦击海军舰船。 （二）第八镇工程第八营负责攻占中和门内楚望台军械库，并占领中和门，迎接南湖炮队入城。 （三）第八镇二十九标二营和三十标一、三营以及测绘学堂学员见到信号后，立即赶往楚望台，协同工程第八营向总督署发起进攻。 （四）第八镇炮兵第八标在三十二标（留守部队）掩护下，从中和门进城，在楚望台及蛇山占领发射阵地，向总督署轰击。 （五）第八镇和混成协的骑兵，负责城外警戒和通讯联络。 （六）第八镇三十一标、混成协四十一标（留守部队）负责占领蛇山，掩护炮队占领发射阵地。 （七）混成协四十二标驻汉口的部队占领武胜关；四十二标驻汉陽兵工厂的部队控制兵工厂和占领龟山炮台。 （八）宪兵营起义者，负责侦察官方情报，将军事要点之防备情况随时报告起义总司令部。 此外，派人通知湖南的焦达峰，请他按原定成约，届时起事响应。 会议当天，发生了南湖炮队少数参加革命团体的士兵反抗长官压迫而企图暴动的事件，引起了湖北统治当局的注意。10月3日，湖广总督瑞澂召集首县1和管带以上文武官员紧急会议，决定调巡防营、教练队等驻守督署及附近各要道；令张彪、黎元洪督率所部日夜巡城；派舰船游弋江面；对楚望台军械库加派人员监守；收缴士兵子弹，实行械弹分离。革命党人鉴于清军已有戒备，加之湖南策应起义的准备工作尚未就绪，遂决定延期起义，并派人催促随队前往岳陽的蒋翊武速回武汉。 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十四号配制炸药时，不慎引起爆炸。孙武受伤被送入医院，其余人员仓促转移。俄国巡捕闻声赶赴现场，搜去革命党人名册、起义文告、旗帜、印信等物，并转交总督署。瑞澂立即下令关闭四城，急调巡防营分守各街巷，四出搜捕革命党人。在风云突变之际，适蒋翊武从岳陽赶回武昌起义总机关，当即与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1等研究对策。刘复基认为“与其坐而被捕，不如及时举义”。蒋翊武亦认为，“再无别法，只有前干，或可死中求生。”2遂决定于当晚12时，以城外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发动起义。蒋翊武根据原定计划，以临时总司令名义下达了起义命令，重新明确了各标营的具体任务。不料就在当天，杨宏胜往工程第八营运送炸药时不幸被捕；起义总机关也突然被军警包围，刘复基、彭楚藩等人被捕，蒋翊武乘隙逃脱，离开武汉。武昌戒备森严，城内外交通断绝，起义的命令未能及时送达城外的炮队，城内的部队亦未全部接到命令，结果南湖的炮声未响，各标营均未行动，起义计划遂告流产。 10月10日清晨，瑞澂下令将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三人杀害；加强督署的防卫及要道的巡逻；传令各标营停止操课，子弹一律上交，禁止官兵出营。在巡警的搜抄下，又有一些革命机关遭到破坏，三十多名革命党人和不少无辜群众被捕入狱，武昌城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二、武昌首义，光复武汉三镇（参见附图二十三） （一）工程营首先举事，夺占军械库 瑞澂采取严厉镇压措施，武汉革命党领导人有的被捕，有的走避，对武装起义无疑是个沉重打击。瑞澂洋洋自得地电奏清廷，声称他“不动声色，一意以镇定处之”，“俾得弭患于初萌，定乱于俄顷”，“现在武昌汉口地方一律安谧”。1愚蠢的瑞澂对形势作出了完全错误的估计。 由于革命党人在新军中的工作比较深入，组织比较隐蔽，各标营中的革命组织未遭破坏，革命力量未受大的损失。在危急关头，第八镇二十九标、三十标的革命党人蔡济民、吴醒汉与工程第八营的熊秉坤、金兆龙等秘密联络，约定于10月10日晚，以槍声为号，按原计划发难，并立即分头通知各标营。驻城外的混成协辎重队的革命党人也不约而同地进行了举义的部署，与附近的炮营、工程队的革命党人取得了联系。 当晚，工程第八营的革命代表将收集所得的数盒子弹分发各革命党人，打死了反对武装起义的军官，并连放三槍作为起义信号。熊秉坤等急率数十人赶赴中和门附近的楚望台军械库，该营左队守库的革命党人立即响应，顺利地占领了该库。楚望台军械库为湖北新军的重要军火库，储有从国外购买的双筒毛瑟槍一万余支，单筒槍一万五千支，汉陽造步槍数万支，炮 数十门，子弹数十万发。起义军首先占领该库，对武昌起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工程第八营占领楚望台后，陆续集合了二百余人，推举原日知会干事、队官（相当于连长）吴兆麟为临时总指挥。吴便整理队伍，作了如下部署：以两个排防守军械库；以两个排袭击军械库东西两侧的三十标及宪兵营的旗兵；以一个队夺占中和门，迎接炮队入城；派数人向通湘门、中和门一带侦察敌情，并切断敌人的电话线；派人分头递信，催促各营响应；指挥部设在军械库南端，预备队在军械库北端集结待命。与工程营起义同时，驻城外的第二十一混成协辎重队的革命党人李鹏升，亦举火发出了起义信号。炮兵营与工程队立即响应，并同辎重队一起向武胜门挺进，因城门紧闭，一部绕道至中和门，直趋楚望台。 （二）各标营立即响应，迅速攻占总督署 当工程第八营打响起义的槍声，混成协辎重队点燃革命的火焰后，其它各标营的革命党人纷起响应。二十九标的蔡济民、三十标的吴醒汉等分别率领部分士兵，冲出营门，赶往楚望台；测绘学堂的近百名学兵也迅速向楚望台集中。其它各标营的革命党人也先后率众起义。清军军官大部逃逸，部分士兵自动走散。这时，武昌城内除防守督署等机关的旧军仍企图顽抗外，已有近三千人参加起义；但大多散处各地，到楚望台集中的仅约七八百人。吴兆麟与熊秉坤、蔡济民等商议，认为单纯防守楚望台，不迅速进攻，待至天明，清军集兵反扑，处境将很危险，遂决定兵分三路，趁夜向总督署及紧靠督署的第八镇司令部发起进攻。 武昌城东西长约五里，南北长约六里，周长约二十二里。蛇山横亘其中，将城区分隔为山南山北两部分。山南东部为各标营驻地，西部有督署及第八镇司令部，山北有藩署（布政使所在地）。当时，守卫督署的部队，计有巡防队三个营、教练队一个营、武装消防队一队、骑兵一队、机关槍一队及部分督署卫队和警察。瑞澂、张彪在得知起义消息后，又急忙将辎重第八营调入城内，总兵力约有三千人。其部署如下：辎重第八营为左路，以长街为主要防线，前沿伸至王府口街、南楼一带，防御由武胜门入城及从阅马场西进之起义军；巡防队、消防队为右路，以保安门正街为主要防线，前沿伸至津水闸一带，防御城内及从南湖入城之起义军；警察则分布在督署以北及长街以东各街巷，前沿达阅马尝紫陽桥一带。 起义军的进攻部署是：第一路由工程第八营一队、二十九标一排及其它零星部队组成，从紫陽桥经王府口街进攻督署后院；第二路由工程第八营一队组成，从水陆街进攻第八镇司令部及督署翼侧；第三路由工程第八营一队及二十九标、三十标各一部组成，从津水闸经保安门正街进攻督署前门。同时，令已入城之炮八标迅速在中和门及蛇山占领发射阵地，向督署轰击。其余人员编为预备队，在楚望台待命。 晚10点30分，起义军开始进攻。因事先未将敌人的部署侦察清楚，加上兵力有限，南湖炮队尚未完全进入阵地，不能给步兵以有力支援，以致初次进攻受挫。第一路进至紫陽桥附近时，遭敌军猛烈射击，伤亡较大，一部退回楚望台。第三路之一部进至津水闸，遭敌顽抗，前进受阻；另一部虽进抵保安门附近，亦被敌击退。 正当起义军进攻受挫时，又有一部分起义士兵自动前来参战，炮队也已进入蛇山阵地，开始射击，于是士气更加高涨。 晚12时后，起义军发起第二次进攻。第一路向紫陽桥发动猛攻，战斗异常激烈。第三路之一部转至大朝街，对紫陽桥守敌形成翼侧威胁，迫使其向西撤退。起义军乘势追击，一举突破敌人防线，向督署进逼。这时，四十一标一部起义队伍已攻占官钱局和藩署，随即分兵一部南攻督署；第二路及第三路之一部已进至水陆街西口，接近督署；第三路之另一路进至保安门正街恤孤巷时，遭敌伏击，进攻受阻。为了突破敌人防线，第三路起义军组织了四十余人（一说一百人）的敢死队，向前猛冲。其余部队攀登保安门城楼，沿城墙西进，配合敢死队实行上下夹击，迫使保安门正街之敌节节败退。这时，第二路已进至水陆街西口外大街，与第一路会合，南向进攻督署，并联络第三路，在督署和镇司令部后门以及前门钟鼓楼等处放火，使蛇山和中和门的炮队对督署的射击更加准确。三路起义军紧紧包围了督署及镇司令部，在炮兵火力支援下，一举冲入署门，将大堂点燃。企图依托围墙进行顽抗的守军，见大势已去，一部投降，大部溃散，督署及镇司令部遂被起义军占领。 在起义军快要逼近督署时，瑞澂慌忙率少数卫兵从后墙凿洞，逃往“楚豫”号军舰，并在舰上致电湘、豫两省速派巡防营来鄂“会剿”，又电奏清廷，“请派大员，多带劲旅赴鄂剿办”1。张彪也率兵一部仓皇逃往汉口刘家庙，黎元洪则躲藏在其僚属家中，布政使连甲逃匿。清军失去指挥，处于一片混乱之中。 11日黎明，武昌城内各官署、城门均为起义军所控制；当日上午，一些处于观望状态的清军士兵也陆续向楚望台集中，听从革命党人指挥。革命党的十八星旗帜飘扬在黄鹤楼上，宣告了武昌首义的胜利。 （三）夺占汉陽、汉口 10月11日下午，驻汉陽的混成协四十二标一营（左队驻兵工厂，前队驻钢药厂）的革命党人，得知武昌起义获胜的消息后，决定于当晚8时30分举义，并派人与驻汉口居仁门的第二营取得联络。汉陽的起义者未遭任何抵抗，迅速占领了兵工、钢药两厂（，并拖炮布防于龟山。起义军随即向从武昌逃来的辎重第八营（宿于大校场）三百余人发起攻击。该部未作抵抗，即向汉口刘家庙方向逃窜。12日清晨，瑞澂派载有步兵的军舰一艘，从刘家庙直驶龟山，企图夺占兵工厂，结果被龟山上的炮兵发炮击中，被迫驶回青山下游。同日上午，驻汉口的第二营中的革命党人，在第一营派人策应下，亦率众起义，并拟夺占刘家庙车站。该营在进军途中，得知清河南援军已抵汉口郊外，因虑寡不敌众，遂退回大智门一带防守。驻汉口的三十标第二营中的旗兵，大部闻风逃匿，其余百余人与二营的起义者一起，分防汉口，维持社会秩序。至此，武汉三镇全部为起义军占领。起义军严守纪律，“无一兵入民家之房，无一人夺民家之食”（，深得广大群众的拥护。武汉三镇人民也积极支援革命军，军民关系十分融洽。 （四）湖北各地遍燃革命烽火 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出后，湖北各地的革命党人纷纷举兵响应。10月12日，梁钟汉、王守愚在汉川起事，杀死县令，组织军政分府。15日，刘英在京山永隆河起兵，很快攻克了钟祥、天门、潜江、监利等地。17日，武汉下游重地黄州（今黄冈）宣布独立，所属八县一齐响应。与此同时，驻守河南信陽的四十二标第三营革命党人刘化欧等率领起义士兵、工人、农民、会党千余人进袭武胜关（不久即被清军击退）。19日，唐牺支组织革命军攻克武汉上游重镇宜昌，先后夺取当陽、沙市、荆州等地。28日，施南驻军反正。11月下旬，郧陽、襄陽等地，亦被会党势力与起义的新军所控制。这些起义，巩固和扩大了武昌起义的胜利成果。 三、成立军政府，编组革命军 起义军占领武昌后，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革命政权，巩固起义成果，把革命继续推向前进。当时，孙中山远在国外，黄兴、宋教仁等重要领导人又迟迟不来武汉。而组织武昌起义的领导成员，孙武负伤，蒋翊武脱险离汉，在武汉的革命党人中缺少有威望的人物，加之革命党人对掌握革命政权的极端重要性认识不足，因而于10月11日上午成立军政府时，竟将曾亲手杀害过革命党人的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2抬出来做了都督。其理由是可以利用黎的“威望”以“号召天下”。立宪派的头面人物汤化龙等也乘机混入了军政府。军政府内部成员复杂，从成立第一天起，革命势力与旧势力之间就存在着激烈的斗争。革命党人为了行使领导权，便由蔡济民等十五人组成谋略处1，实际负起领导责任。10月12日，复由革命党人詹大悲等组成汉口军政分府。 军政府成立后，首先进行了如下工作：宣布改国号为中华民国，主权属于民众，废除清帝年号；发布檄文，声讨清廷的残暴统治和卖国罪行，号召各省人民迅速执竿起义；致电黄兴、宋教仁等，促其来鄂；电请孙中山“从速回国，主持大计”；颁布了一些具有进步性的政策、法令；照会各国驻汉口领事，告以军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权，要求外国政府不得助清“以妨害军政府”，否则就是中国革命的敌人。 为了保卫武汉和推进革命，10月14日，军政府决定扩编革命军，在参加起义的三千人基础上，扩编成步兵四个协、骑兵一个标、炮兵二个标、工程和辎重各一个营。自军政府贴出招兵布告后，广大工人、农民、学生和退伍士兵踊跃参军，四五天内即招足了约二万人的新兵，而四乡农民前来报名的仍源源 不绝。后来，随着战事的发展，又先后成立步兵四个协，骑兵、炮兵各一个标，工程、辎重各一个营，机关槍一队，以及将校决死团、学生军、宪兵队等。此外，还集中部分老兵组织了四个敢死队，并编组了荆襄、长江水师。总兵力最高额约六万人。 革命军的编制仍仿旧军队，军官的薪饷则不论职位高低，一律月支二十元，班长十二元，士兵十元。这样，士兵的生活有所提高，军队内部的官兵关系也有改善。由于编制扩大，新兵数量骤增，军事干部极感缺乏，大部分老兵被提升为初级指挥官和军士。因战事紧迫，部队训练不多，战斗力受到一定影响。 军政府在扩军的同时，还部署了武汉三镇的防务：吴兆麟的步兵第一协防守汉陽；何锡藩的第二协防守汉口；成炳荣的第三协防守武昌武胜门外两望山至青山一带；张廷辅的第四协防守武昌；熊秉坤的第五协（10月16日成立）为预备队，驻武昌。马、炮各标营分隶各协指挥。 武昌起义后，经过革命党人的努力，迅速稳定了社会秩序，人心安定，商店照常营业，武汉三镇呈现出热气腾腾的革命景象。 武昌起义之所以能获得胜利，绝不是偶然的。一方面，自《天津条约》规定汉口辟为对外通商口岸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竞相在此兴办企业，开辟航运，倾销洋货，不仅工人受到剥削，而且愈来愈多的农民、手工业者和运输工人陷入破产失业的境地；加上洋务派首领之一的张之洞，不惜耗费巨额资金，在湖北积极推行“新政”，因而加在劳动人民身上的捐税分外苛重。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使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各阶层人民的反抗斗争迅猛发展，这就为首义成功准备了良好的群众基矗另一方面，由于武汉和湖北的革命党人把着眼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在群众中特别是在新军中长期进行艰苦扎实的宣传、组织和发动工作，积蓄了相当的革命力量，从而为首义成功准备了主观条件。这次起义的军事行动也是很成功的。起义的部队首先抢占制高点和军械库，并由基层单位迅速推举出统一指挥的人员，立即组织部队实行步炮协同，很快攻占敌人的首脑机关，使敌军失去指挥，陷入混乱，从而很快控制了武昌城。 四、各省响应起义，纷纷宣告独立 武昌起义的炮声，在国内引起了巨大反响，迅速形成了全国规模的革命高潮。 首先响应起义的是湖南。10月22日，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发动新军和会党攻入长沙。巡抚余诚格外逃，巡防营统领黄忠浩被杀。焦达峰、陈作新被举为正副都督，建立了湖南军政府。湖南起义胜利后，军政府下令扩军，并先后派王隆中、甘兴典各率步兵一协赶赴湖北，支援武汉革命军，使首义地区增强了抗清实力，解除了后顾之忧。同日，陕西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和哥老会发动起义，占领省城西安。曾参加过同盟会的新军管带张凤翙被举为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后改称都督）。23日，江西九江新军起义，次日攻占湖口及马当炮台，解除了长江下游清军对武汉的威胁。30日，南昌新军举义，占领南昌城，建立江西军政府。 接着，山西、云南、贵州、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四川先后宣布独立。至11月下旬，全国二十四个省区中已有十四个省和上海脱离了清朝的统治。宣布独立的省市主要在华中、华南地区，其中以长江中游的湖南、江西和下游的江苏、安徽对武汉影响较大。北方地区各省，由于资产阶级的力量比较薄弱，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较为稳固，因而没有出现独立的省区，但当地的同盟会员及与同盟会有联系的革命团体也发动了规模不等的起义和暴动。此外，东北、内蒙、西北的甘肃和新疆、西南的少数民族人民，也先后爆发了反清斗争。这些起义和暴动，对武昌起义起了积极的策应作用，形成了声势浩大的革命高潮。 由于同盟会对迅猛到来的革命形势没有足够的准备，缺乏坚强的领导和通盘的筹划，在各省的实力有大有小（不少省同盟会的实力小于立宪派），对革命的态度也不相同，参加起义队伍的更是鱼龙混杂，这就使各独立省份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局面。有的省在革命派武装夺取政权后，被立宪派、旧官僚采取陰谋手段，窃夺了实权（如湖北、福建）。有的省被立宪派分子采取流血政变的办法篡夺了政权（如湖南、贵州）。有的省在革命洪流冲击下，迫于形势，采取澳头换面的手法，仅将旧衙门换上一块新招牌（如江苏、广西）。即使革命党掌权的省份，也有部分革命党人很快成为争权夺利的政客，或者变成了地方军阀（如安徽、山西）。这些独立的省份，相互之间各有打算，内部局势也不稳定，因此很难做到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尽避如此，各省的独立，毕竟极大地孤立了清政府，壮大了革命声势。还应指出，由于革命党人重视做新军的工作，自武昌新军打响反清第一槍后，不到三个月，在十四个镇、十八个混成协、四个标的新军中，先后反正、解散、溃败的约有七个镇、十个混成协、三个标，大大削弱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力量。所有这些，都为最后推翻清王朝奠定了基矗 第三节 汉口、汉阳保卫战 一、清军南下攻鄂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北京，清政府极为惶恐，于10月12日确定如下应急措施：将瑞澂革职留任，令其“克期克复省城”；命河南巡抚宝棻就近派兵一协，星夜驰援武汉；停止永平（今河北卢龙县）秋操，速调北洋陆军两镇“赴鄂剿办”；由海军提督萨镇冰、长江水师提督程允和率两舰队1“即日赴援”；任陆军大臣荫昌为钦差大臣，“所有湖北各军及赴援军队，均归节制调遣”。 由于当时京汉铁路运输能力有限，加之尚需补充弹药，清廷决定从10月13日起，将所调陆军分批南运，并于河南信陽设总粮台，负责南下部队的后勤补给。北洋军将领多系袁世凯的亲信，清廷恐荫昌指挥不灵，不得不于14日下谕重新起用贬回河南“养脖的袁世凯为湖广总督2，“督办剿抚事宜”。同日，清政府决定将北洋六镇和禁卫军编组成三个军，并明确规定了各军的任务： 第一军以荫昌为军统（亦称总统）。由陆军第四镇和第二镇的混成第三协、第六镇的混成第十一协编成。该军第四镇即向孝感附近集中，第三协及第十一协二十二标速趋滠口，掩护大军南下。 第二军以军谘府正使冯国璋为军统。由陆军第五镇、第三镇的混成第五协、第二十镇的混成第三十九协编成。“迅速筹备，听候调遣”。 第三军以贝勒载涛为军统。由禁卫军、陆军第一镇编成。“驻守近畿，专司巡护”。 10月17日，荫昌到达信陽，坐镇指挥。袁世凯一面要挟清廷，一面又对清廷表示忠心，于19日奏陈在冀鲁豫招募一万二千五百人，编成湖北巡防军二十五个营（后更名为武卫右军），参加对起义军的“围剿”。 二、刘家庙争夺战 （一）双方作战企图及兵力部署 汉口保卫战首先是从争夺刘家庙开始的。刘家庙在汉口以北十公里处，濒临长江，周围地势平坦，水网沟渠纵横，部队不便展开。刘家庙车站（即江岸车站）为南下清军必经之路，也是革命军保卫汉口的前哨阵地。 第八镇统制张彪逃到刘家庙以后，湘、豫援军亦先后到达。他得悉清廷派荫昌率军南下后，便决定固守既有阵地，然后配合南下清军向武汉反攻。当时，集结在刘家庙的清军，有辎重第八营及四十二标残部，湖南驻岳州巡防营两个队，河南新军二十九协五十八标两个营及一个巡防营，另有骑兵数十人，共约二千余人。清军在刘家庙以南构筑工事，沿铁路两侧进行防御；预备队配置在刘家庙东北的丹水池地域。不久，南下清军先头部队进抵刘家庙东北的滠口；萨镇冰所率舰队也大部驶至武汉江面，并派鱼雷艇在江面巡弋，防阻革命军从武昌渡江增援。 湖北军政府得知清军南下消息后，于10月15日召开军事会议，确定趁南下清军尚未全部集中时，先敌发起进攻。其方针是：“拟先击攘汉口之敌，逐次向北进攻，以阻止清军南下。”1为此，决定向汉口增兵，首先肃清盘踞刘家庙之敌。 当时，驻守汉口的革命军为步兵第二协，下辖步兵第三标（统带姚金镛）、第四标（统带谢元恺），另配属骑兵一营、炮兵一标（欠一营）、工程兵一队、敢死队两个大队，共四千余人。其进攻部署是：右翼为第四标，左翼为第三标（欠一营），分别从铁路两侧进攻刘家庙以南之敌；炮兵及工程队配置在洋商跑马场东侧；预备队在第四标之后跟进。此外，以驻武昌的第五协为增援汉口的预备队，令驻汉陽的步兵第一协派一个标移驻汉口，负责接济弹药。由第二协统领何锡藩任前线指挥。 （二）革命军攻占刘家庙 10月18日黎明，革命军在炮兵支援下发起进攻，很快逼近刘家庙车站，与清军展开肉搏战。因后续部队遭敌舰炮火拦击，未能及时投入战斗，以致进攻受挫，部队退回大智门车站附近。 18日上午10时，步兵第一协的一队士兵，突然从右翼发起冲击，其势甚猛，迅速突入清军阵地，守军一部乘火车北撤。该队乘胜追击，进展顺利。但因其余部队未能及时跟进，形成孤军深入，翼侧暴露。北逃之敌忽停车阻击，革命军遭受很大伤亡，不得不再次退回大智门一带，仅留百余人（内有铁路工人数名）隐蔽在铁路两侧，监视清军行动。革命军两次进攻受挫后，重新调整部署，令两个敢死大队分别在第三、第四标之后，督同步队前进。 18日中午12时后，革命军再次发起进攻。由于新兵不善利用地形，伤亡较大，进展迟缓，至午后3时才推进五六百米。这时，敢死队全部投入战斗，炮兵一部向敌右翼猛烈轰击。下午4时，清军急派步兵一标、炮兵一队乘车急赴刘家庙增援。 革命军发炮拦击不中。此时，潜伏在铁路两侧的革命军士兵，迅即将十余丈路轨拆毁，使列车脱轨倾覆。革命军乘机发起冲锋，附近的工人、农民亦手拿铁锹、锄头、扁担助战。清军死伤惨重，纷纷后退。为了阻止革命军的进攻，清军立即派兵一部，从姑嫂树迂回革命军侧后。 10月19日晨，革命军约三千人，以骑兵为前锋，在炮兵支援下，从两翼发起进攻，并派兵一部阻击敌之迂回部队。清军依靠舰炮支援，顽强抵抗。激战至中午12时，清舰弹药用尽，驶往下游。革命军乘机加强两翼攻势。清军窜入棚户，继续顽抗。革命军立即以敢死队组织火攻。时正顺风，顷刻之间烈焰冲天。清军无法立足，丢弃大量辎重，向三道桥退却。革命军占领刘家庙，追至三道桥附近，才停止了进攻。第二协因连战 疲惫，遂留一半兵力固守刘家庙阵地，其余人员运送战利品回汉口。这一胜利，大大鼓舞了革命军的士气。清军经此挫败后，湖广总督瑞澂一面急电催援，一面借故逃往上海。 （三）革命军转入防御 革命军虽在刘家庙初战获胜，但打的是击溃战。而南下的北洋军正陆续向祁家湾、滠口附近集结。19日夜，军政府调步兵第四胁增援汉口，由第五协接替武昌防务。同时，召开军事会议，经过激烈争论1，最后决定在清军尚未全部到达之前，继续发起进攻，首先击退滠口之敌。前线指挥何锡藩，因与少数革命党人意见不合，提出辞职。军政府改任张景良为汉口前线指挥官。张景良原为八镇步兵第十五协二十九标统带，因策动黎元洪叛变，革命党人曾将其拘留，后被黎元洪保释。由这样一个奸细掌握前线指挥权，给尔后的作战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此时，清军两标正在滠口集结，并陆续有增援部队到达，海军兵舰五艘在陽逻湾待命。张景良到达刘家庙后，故意拖延时间，不作任何作战部署。20日，军政府派人前往检查，发现部队混乱，毫无进攻准备，遂代张下达任务：令步兵第二协从正面进攻，于21日拂晓前先派兵一部潜入三道桥以北，掩护其余部队从正面进攻滠口之敌；步兵第四协（欠第七标）从滕子冈渡河进攻滠口之敌右翼；炮兵第一标在一道桥附近占领发射阵地，轰击三道桥以北敌军，支援步兵作战；步兵第七标及敢死队为预备队，在造纸厂西南端集结待命。为了配合这次进攻，军政府还令步兵第三协驻青山的炮兵拦击清舰上驶；在第二协主力通过三道桥后，立即派一支小部队渡江，袭扰滠口清军侧后。汉口军政分府在大智门、刘家庙设立粮台，负责接济械弹粮秣。 10月21日拂晓，步兵第二协第四标在谢元恺率领下，潜行至三道桥北端，发起冲锋。清军以机关槍猛烈扫射，封锁三道桥。革命军既不能前进，又无法机动，伤亡惨重，退守二道桥。步兵第四协从滕子冈渡江到达对岸，因地势低洼，泥泞难行，加之清军防守严密，进展困难。在得知正面进攻失利之后，遂自动撤回。当晚，军政府再次召开会议，鉴于进攻受挫，决定暂取守势。部队在三道桥以南占领险要地形，加紧构筑工事，转入防御。 三、保卫汉口之战 （一）双方调整作战部署 清军从刘家庙退至三道桥北后，一面加固阵地，一面将重型火炮和集结于祁家湾一带的第一军主力调往前线，企图先夺占刘家庙，尔后向汉口市区发展。其部署是：左翼为混成第三协，在铁路以东占领阵地；右翼为第四镇，在铁路以西占领阵地。总兵力约一万五千人。同时，令海军舰艇配合作战。 革命军在三道桥以南转入防御后，其任务区分如下：步兵第二协防守二道桥以东地区；步兵第四协（欠第八标一营）防守二道桥至滕子冈一线；炮兵配置在一道桥附近，并以一部兵力占领戴家山；第八标一个营及敢死队为预备队，配置在造纸厂附近；骑兵在左翼担任警戒。总兵力约一万人。同时，积极筹组步兵第六协，接替武昌防务；令步兵第五协作好支援汉口作战的准备。 10月22日至25日，双方都在积极进行战前准备，除在二道桥一带有零星接触外，未发生大的战斗。 （二）革命军节节阻击清军 10月26日晨，清军水陆协同，向革命军发动进攻。先由军舰数艘，乘革命军青山炮队疏于戒备之际，驶至谌家矶附近，从翼侧向三道桥以南革命军阵地实施火力急袭。革命军猝不及防，牺牲五百余人。滠口的清军在机槍和管退炮火力掩护下，乘机通过三道桥，沿铁路两侧发动猛攻。革命军依托工事顽强抗击，终因减员过多，被迫后撤。上午10时，刘家庙复为清军占领，革命军退守大智门一带。 正当激战之际，前线指挥张景良竟不知去向。中午12时，第四标统带谢元恺自告奋勇，指挥部队向刘家庙反攻。在距刘家庙五百多米处，战士们上好刺刀，冒着弹雨，齐声喊杀，勇往直前，与敌展开肉搏战。清军不支，纷纷逃窜，刘家庙又被革命军夺回。革命军追至造纸厂附近，遭敌阻击，时已黄昏，遂停止进攻。 26日晚，军政府鉴于汉口的革命军伤亡较大（共计伤亡一千余人），立即从武昌调步兵第五协、敢死队两大队，从汉陽调步兵第一协一部，增援汉口，准备于第二天乘胜进攻，驱逐造纸厂之敌。同时，由新编步兵第六协（统领杨载雄）担任武昌防务。军政府对于临阵脱逃的张景良不作断然处置，仅令炮兵统领姜明经协助指挥。 27日凌晨，清军集中更大兵力，先于革命军发起进攻。其部署是：第四镇从造纸厂正面进攻；混成第三协从戴家山、姑嫂树迂回革命军翼侧。革命军依托阵地，坚决抵抗。而张景良既不亲临前线指挥，又不给部队及时补充弹药，以致战不多久，部队弹药告罄，加之新兵不善于利用地形，部队伤亡过大，不得不从刘家庙逐步后撤，退守大智门一带。清军进至洋商跑马常 当晚，军政府召集会议，研究配备缺额干部，派炮队二营增援汉口，派工程营帮助驻汉口各部队赶筑和加固工事；并致电湘、赣、陕等省，请速出兵，支援武汉。这时，清廷已召荫昌回京，以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全权指挥武汉战事；冯国璋为第一军军统，段祺瑞为第二军军统，并由冯国璋亲往汉口督战。 28日上午，清军继续沿铁路向大智门猛扑，并以进占洋商跑马场之清军，绕道三义桥，迂回革命军翼侧。时张景良又不在战地，部队无人统一指挥。革命军与敌反复争夺，因后援不继，被迫从大智门后撤。据守歆生路的革命军，依托坚固房屋，进行顽强抗击，多次以冲杀肉搏打退清军的进攻。 29日，清军以重炮轰击革命军炮兵阵地。由于革命军的炮 兵目标暴露，火炮和人员损失很大。清军在优势炮火支援下，不断向前推进，相继攻占了歆生路口及华商跑马常革命军分别退守玉带门及歆生路以南街市。此后，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巷战。 （三）革命军撤离汉口 在激烈的战斗中，代理第四协统领谢元恺、炮兵统带蔡德懋、敢死队队长马荣等率先冲锋，先后牺牲，第二协统领何锡藩亦中弹受伤。革命军的领导骨干不断削弱，张景良又藏匿不出，前线指挥乏人，部队士气开始涣散。这时，黄兴与宋教仁等由上海抵达武汉，黄被推举为武汉革命军总司令。黄兴到任后，设总司令部于汉口满春茶园，并立即到前线视察部队，激励士气。当时，在汉口的革命军尚有六千余人，经过动员整顿，士气复形高涨。时清军已从大智门至玉带门一线不断向市区发动进攻，情况十分危急。黄兴立即组织部队分路反击，一路曾突破清军歆生路防线，但硚口一路为清军所阻。 10月31日，袁世凯抵信陽接任钦差大臣，令冯国璋调集军队猛攻汉口。汉口的革命军依托歆生路一带的房屋树木，与清军逐屋逐段争夺，使敌每前进一步都要遭受重大伤亡。清军凭借优势兵力火力，节节向市内进逼。军政府急将驻汉陽步兵第一协大部兵力及武昌辎重第二营调往汉口增援。 11月1日晨6时，清军从王家墩发起攻击，革命军依托堤防顽强抗击，使敌一时无法突破防线。上午10时左右，清军利用歆生路附近房屋作掩护，向革命军右翼逼近，同时用火炮轰击革命军防守的据点。革命军遭受重大损失，逐步后撤。清军为使革命军失去依托，竟不顾居民的生命财产，火烧歆生路一带房屋，烧一段进一段，一直烧到沿江一带。繁华的汉口市区顿时湮没在一片火海之中。这时，驻守汉陽的第一协统领宋锡全擅自率部撤往岳陽（一说奉命撤退）。汉口的正面及左翼亦有少数革命军官兵借故退走。下午，汉口市区逐步为清军占领。黄兴见汉口革命军已被打散，无法挽回败局，遂决定退守汉陽，等待援军，再图恢复。11月2日，汉口失陷。此次争夺汉口之战，双方各死伤二千余人。 四、保卫汉陽之战（参见附图二十四） 革命军和清军在汉口连日苦战，均甚疲劳，双方都需休整，作再战准备。加之“海璞、“海容”、“海筹”等舰于11月1日宣布起义，驶抵九江，加入革命军，使清军的渡江作战增加了一定的困难。因此，暂时形成两军对峙的局面。 （一）清军的进攻部署与“和谈”陰谋 清军攻占汉口后，一面巩固阵地，一面调运槍械弹药及渡河器材，并继续车运援军南下。冯国璋召开军事会议，研究下一步作战行动。冯以曾国藩与太平军作战时力争武昌的战例，说明“昔日之势，重在武昌，武昌以洪山为扼塞，洪山失则武昌不守，顺流以取汉陽、汉口，如破竹耳。今日之战，则重在汉陽，汉陽之大别（龟山）诸山，俯瞰武汉，如釜底一丸，下掷则全城瓦碎，不待攻而自破矣。为今之计，惟有先取汉陽，为攻心之上策”2。他决心先取汉陽，再攻武昌。当时清军的配置是：第四镇和混成第三协驻汉口；第五镇驻孝感；混成第十一协从孝感南下新沟；另有清军五千人进驻祁家湾。总兵力约三万人。其进攻部署是：左翼为第四镇，从汉水正面渡江，直接进攻汉陽。右翼为混成第十一协和炮兵十九标一队，分甲乙两支队（各约一标兵力）迂回汉陽翼侧。甲支队从新沟渡汉水，经蔡甸（今汉陽县）向三眼桥进攻；乙支队从舵落口渡汉水，向琴断口进攻。另以第八协步兵一标为预备队，在甲乙两支队后跟进。同时，在汉口歆生路、刘家花园、大智门、招商局、华商跑马尝硚口及沿江一带，设置炮兵阵地，支援渡河部队。又在汉水口附近强索民船，进行佯动，掩护迂回部队渡河。经过十多天的准备，逐步完成了进攻部署。 正当袁世凯、冯国璋部署向汉陽进攻之际，从保定移防石家庄的清第六镇统制吴禄贞，与驻滦州的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和山西革命党人联络，准备响应武昌起义，回师京城，并在石家庄截留运往武汉的军火一车。袁世凯为了稳住北方，消除北上组阁的威胁，收买凶手于11月7日刺杀了吴禄贞。不久，张绍曾被“开出差缺，解除兵柄”。但此时云南、贵州、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福建、广东等省已先后宣布独立，清廷正处在四面楚歌之中。面对全国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和武汉革命党人在军事上的暂时挫折，老奸巨猾的袁世凯在帝国主义唆使下，派亲信于11月10日到武昌进行“和平”试探。因其坚持以君主立宪为停战议和条件，虽为黎元洪所接受，却被革命党人拒绝。袁世凯诱和不成，遂令冯国璋积极准备进攻汉陽。 汉口失陷后，军政府内部对是否防守汉陽，进行了激烈的争论1。最后决定固守汉陽，并电请起义各省迅速出兵，合攻清军。军政府一面整顿队伍，组建新军（即步兵第七协，统领为邓玉麟；步兵第八协，统领为罗洪升）；一面在汉水沿岸及险要地点加紧构筑工事，部署防御。11月2日，黄兴返武昌后，许多革命同志主张战时总司令应与都督平行，而立宪派和革命党人中的妥协分子，为了保持湖北军政府在全国的领导地位，坚持总司令要受都督节制，结果后者占了上风，于11月8日效法刘邦拜韩信为大将的故事，演出了一场由黎元洪登坛拜将的“闹剧”。黄兴受命后，即赴汉陽，在昭忠祠组织司令部，在归元寺设立粮台，积极布置守城事宜。当时，退驻汉陽的革命军不足五千人，经过补充，加上新从武昌调来的步兵第六协，共约万余人。适湖南援军王隆中、甘兴典二步兵协（均不满员）于11月6日、9日先后开抵汉陽，总兵力增至二万余人。汉陽革命军沿汉水，背龟山、黑山、仙女诸山，由东向西，自南岸嘴经琴断口至三眼桥一线，划区设防。11月11日，其部署如下：步兵第四协防守南岸嘴至兵工厂一线；步兵第五协（欠第十标）防守兵工厂与钢药厂；步兵第二协第四标防守钢药厂至黑山西麓；湖南援军第一协及工程兵一队防守割丝口至琴断口一线；湖南援军第二协及工程兵两个队防守美娘山、三眼桥、扁担山一带，并向蔡甸方向警戒；炮兵在大别山、黑山、仙女山、扁担山占领发射阵地；步兵第六协在七里铺、步兵第十标在归元寺为预备队。由于设防没有重点，因而处处兵力薄弱。 （二）革命军反攻汉口失利 黄兴到达汉陽后，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以及湖南援军的到来，汉陽防务的逐步就绪，产生了急于收复汉口的思想。对此，军政府内部很多人表示反对，认为目前新兵太多，又缺乏训练，不宜马上反攻。黄兴不采纳这些正确意见，反而轻信他的军事顾问、日本人大元大佐关于汉口清军“不难击灭”的意见，并受王隆中声言如不反攻即率部返湘的要挟，决定反攻汉口，先发制人，以求打乱敌人的进攻计划。其部署是：以湖南援军第一、二协及武汉革命军第五协（欠第十标）为主攻部队，从琴断口渡河，分左、中、右三队占领博学书院一带堤防，然后向玉带门方向前进，攻击清军右翼。步兵第四协、第六协为助攻部队，俟主攻部队渡河并发起攻击后，即由汉陽东北端渡河，在龙王庙登岸，向中国街前进，攻击清军左翼。炮兵第一标（欠一营）渡河后在博学书院西南占领发射阵地，支援步兵作战。步兵第五协第十标和其余部队为预备队，渡河后，在博学书院西端待命。 11月16日下午5时，工程营在琴断口架桥完毕。当晚10时，主攻部队陆续渡河，抵达预定地点，即向玉带门方向攻击 前进，很快推进至玉带门附近。后由于清军猛烈射击，部队伤亡较大，遂停止前进。17日晨，革命军再次发起冲击。清军不支，逐步后撤。上午9时许，湖南援军第一、二两协进至居仁门一线，武汉革命军第五协进至王家墩。黄兴即令步兵第四协和第六协奋勇渡河，攻击清军左翼，以收夹击之效。但该两协在渡河时，遭到清军机关槍猛烈扫射，抢渡未成，使主攻部队失去了有力支援。不久，清援军到达，在炮火及机槍火力掩护下，向革命军反击。革命军第二协及第五协在清军压力下，首先退却，牵动全线。黄兴下令停止退却，部队皆不听命，不得不率军返回汉陽。这次作战，革命军伤亡较重1，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使士气受到很大的挫伤。 （三）革命军退出汉陽 革命军退回汉陽后，一面从武昌调步兵第七协一个标增援汉陽；一面部分地调整了部署，命第二协第四标专任兵工厂防御，黑山至割丝口一段，令步兵第六协接替。同时，购买麻袋，于各要隘盛土为堡，并在汉江沿岸增架铁丝网、鹿砦，于三眼 桥隘道处埋设地雷，以加强防御。但是，黄兴对清军的进攻部署，却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他认为清军主力在汉口龙王庙至玉带门一线，汉陽正面是敌人的主要进攻方向；对于从孝感、新沟南下，迂回侧击汉陽的大批清军，认为是敌人的牵制部队，未予足够重视，仅派少数步、骑兵前往蔡甸设防。这一错误判断，对汉陽的防御作战影响很大。 清军在革命军反攻汉口受挫后，便于11月20日按既定部署向汉陽发起进攻。其右翼甲支队约二千人从新沟渡过汉水，未遭多大抵抗，即将汉陽的门户蔡甸占领，并迅速推进至汉陽以西的三眼桥附近。乙支队也在舵落口架好浮桥，准备渡河。21日，甲支队以骑兵营为先导，向三眼桥发起冲击，遭革命军阻击，不得前进。这时，在汉水正面的清军，先以炮火向据守琴断口、美娘山的革命军阵地猛烈轰击，继以步兵抢渡舵落口，进攻琴断口。经近一小时激战，清军乙支队占领了琴断口。22日，清军甲支队因正面进攻三眼桥失利，于桥南蒋家渡架桥，企图强渡，被驻守汤家山的革命军炮兵击退。乙支队从琴断口向革命军右翼阵地美娘山进攻，亦未得逞。清军在进攻三眼桥接连受挫后，遂集中兵力于琴断口方向，向美娘山发动猛攻，于23日下午1时攻占该山。革命军趁其立足未稳，实施反击，使美娘山失而复得。这时，汉口硚口一带清军，使用民船十余只强行渡河，企图从正面进攻，结果被革命军炮火击退。为了减轻汉陽的压力，革命军步兵第三协派兵一部，在海军1支援下，从武昌青山渡江，占领谌家矶，向刘家庙进攻，袭击清军后方。清军猝不及防，退至二道桥附近。次日，清援军乘车赶到，以机关槍猛烈扫射，革命军遭受重大伤亡，被迫退回青山。 24日，清军陆续增兵于美娘山方向。凌晨，在炮兵支援下，很快攻占了美娘山、仙女山。黄兴鉴于仙女山之敌可以瞰制汉陽，侧击大别山，对汉陽威胁甚大，遂令预备队陆续投入战斗，进行反击。因有的部队不听指挥，以致未能奏效。清军甲支队乘势进攻三眼桥革命军阵地。革命军被迫退守锅底山、扁担山。经反复争夺，终因力量悬殊，锅底山、扁担山及磨子山相继失守。25日，革命军从各部队挑选耙死队百余人，乘夜进行反击，夺回了磨子山。由刘玉堂率领的湖南援军一标，刚抵汉陽，亦立即投入战斗，夺回了扁担山。清军集中炮火向革命军射击，刘玉堂不幸中弹牺牲，部队相继溃散，磨子、扁担两山复被清军夺占。至此，汉陽周围的制高点已大部为清军控制。革命军在争夺上述各山过程中，伤亡较大，已无力进行反攻。26日，革命军在黑山、十里铺一线组织防御。在各路清军进逼下，革命军的防线很快被突破。这时，驻汉口的清军从硚口渡过汉水，侧击黑山。革命军腹背受敌，遂不听黄兴指挥，纷纷撤退。湖南援军第一协退往武昌，第二协从鹦鹉洲返回湖南。黄兴见败局已定，遂下令将兵工厂的武器弹药运往武昌。27日，清军占领大别山，进据汉陽城。 此次战斗，革命军伤亡三千三百余人，清军亦死伤惨重。清军面对长江天险，又无海军支援，同时为了给“和谈”留下余地，没有马上进攻武昌。武汉战场再次呈现隔江对峙的局面。 汉口、汉陽保卫战，革命军在作战指挥上有不少失误，诸如偏重于从正面与兵力火力均占优势的清军争夺阵地和街道，未能充分利用道路纷歧、街道纵横的特点，迂回侧击敌人；让内奸张景良充当前线指挥，并在已经发现其有渎职行为后仍不作断然处置；不顾主客观条件，贸然反攻汉口；将汉陽设防重点放在汉水岸边，未能以更多兵力控制翼侧和制高点，也未掌握足够的预备队，等等。这些，都是导致汉口、汉陽失守的重要原因。尽避如此，革命军为保卫汉口、汉陽，与敌人进行了四十多天的浴血奋战，充分表现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它打破了清政府妄想以北洋精锐之师，一举将革命起义扼杀在摇篮中的企图。经过革命军的顽强抗击，给维护清王朝的反动支柱——北洋军以重大杀伤，使全国各地革命党人受到巨大鼓舞，为各省组织起义赢得了时间，对全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第四节 苏浙联军攻取南京和成立中央临时政府 当汉陽激战之际，苏浙联军正会攻南京。11月初，上海、浙江、江苏先后宣布独立，但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的东南重镇南京，尚为清廷所控制，并驻有重兵。这对临近各省是个很大的威胁。革命党人几次策动守军起义均未成功。苏浙沪革命党人为了减轻武汉的压力，发展东南地区的革命力量，决定联合攻取南京。 一、驻宁新军与旧军的斗争 南京城内，原驻有以徐绍桢为统制的新军第九镇步兵第十七协，第十八协三十六标一个营，及炮标、骑标、工程、辎重等营，总人数约七千人。另有江防会办、江南提督张勋统率的江防军二十营，赵会鹏统率的江宁巡防军五营，王有宏统率的新防军（又称缉私队）十营，由未裁绿营及饥民新编成的巡防军十营，江宁将军铁良新练的步兵一标、炮兵一营及督署卫队等，分驻城内外。旧军总兵力约二万人。 著名的革命党人赵声等曾在第九镇进行兵运工作，因而该镇官兵具有一定的民主革命思想。武昌起义后，该镇官兵进一步向革命方面转化。两江总督张人骏和江宁将军铁良认为新军不可恃，不予补充弹药，并派江防营进行监视。10月31日，张人骏又命第九镇限期从市内移防至距城六十五里的秣陵关，由江防营及巡防营负责城内守卫，每人补充子弹五百发。第九镇官兵对此愤愤不平，纷纷要求起事，但苦无弹药，不敢轻动。第九镇移驻秣陵关后，张勋等派人监视，观察动静，并企图谋刺徐绍桢。徐绍桢本无意革命，但被张人骏、铁良所逼，且各标营的革命呼声甚高，遂下决心联络革命党人，举行起义。他一面派人去上海领取弹药，一面入城联络巡防军、督署卫队为内应，相约于11月8日以演习为名，同时行动，袭取南京城。不料城内一些同情革命的人自行于7日仓促发动，被张勋调兵镇压，很多革命党人牺牲。清军紧闭城门，严密戒备，并增派步兵三个营、骑兵一个营防守雨花台，在通济门、汉西门增设了山炮和机关槍。 第九镇闻城内起事，遂于11月8日誓师，兵分三路，进攻南京城。其部署是：右路以步兵第三十六标第三营（缺一队）、骑兵第九标第一营（缺一队），经曹家桥向通济门进攻；进城后，占领督署。左路以步兵第三十三标第三营、骑兵第九标第三营，经铁心桥、安德门向汉西门进攻；进城后，消灭清凉山守军，占领饷械局。中路以步兵第三十四标、骑兵第九标第二营，经姑娘桥、花神庙向雨花台进攻；进城后，分军渡江，占领浦口。同时，约镇江步兵第十八协第三十五标进攻朝陽门；进城后，占领将军署。当时，第九镇官兵每人只有子弹三五发，重武器则有炮无弹。上午11时，各路部队在无名纬河南岸高地集结待命，准备夜间行动。中路的骑兵因求战心切，竟不顾统一号令，单独北进，在逼近雨花台时，遭清军炮击，退至花神庙。这时，步兵三十三、三十四两标，也先后发起进攻，因无统一指挥，形成各自为战。黄昏，中路部队向雨花台发起冲击，遭敌火力压制，伤亡较大。当晚，革命军连续三次冲锋，终因弹药不足，守军工事坚固，未能奏效。待至9日拂晓，革命军弹药用尽，被迫退往镇江。 二、苏浙联军会攻南京（参见附图二十五） （一）联军总司令部成立和攻城作战部署 新军第九镇进攻南京失败后，徐绍桢赴上海与革命党洽商。上海都督陈其美与江、浙各省起义军将领集会，决定组织苏浙联军，攻取南京，配合武汉革命军的作战，发展东南各省的革命形势。会议推徐绍桢为总司令，设司令部于镇江，设总兵站于上海。11月15日至20日，各处革命军陆续集中于镇江及其西南地区。计有：江苏军步兵四营、炮兵一队、骑兵一队，约三千人，由刘之洁统带，驻句容、丹陽等地；浙江军步兵二标（缺二营）、游击队二营、骑兵一队、炮兵一营（携炮四门）、工程辎重各一队，共三千余人，由朱瑞统带，驻高资；淞军1步兵六百人，由黎天才统带，驻镇江金山河；沪军步兵一千人，由洪承典统带，驻镇江；镇江军步兵二协，约四五千人，由林述庆、柏文蔚统带，驻高资、下蜀和镇江。此外，还有前来会师的其它零星部队和起义海军舰艇十四艘。总兵力一万四千余人。 在联军开始集结的同时，总司令部召开了两次军事会议，研究确定先驱逐南京城外清军，夺取镑要塞炮台，再攻取南京城。具体部署如下：以淞军为右翼，攻取乌龙山及幕府山炮台；浙江军为中路，由麒麟门进占紫金山，向朝陽门、太平门进攻；江苏军为左翼，经淳化镇向雨花台进攻；镇江军为预备队，随同中路前进，进攻天保城；沪军担任警戒；海军配合陆军进攻，掩护、运载陆军登岸；镇江军一部及扬州徐宝山部进攻浦口，断敌退路。 （二）联军三面进攻，夺占城外各要点 南京城垣高厚，北有乌龙、幕府两山，南有雨花台，紫金山天保城扼其中，均筑有坚固工事。城内外炮台环列，易守难攻。清军司令部设在北极阁。紫金山有野炮十七门，雨花台有要塞重炮一门，各城门配有野炮多门，由江防营分别监守。皇城内有旗兵及巡防兵五营，准备三路机动。其余兵力分驻于城内外各炮台及交通要道，每处有一营至数营不等。清军昼夜巡逻，防守严密，但士气低落，有不少官兵同情革命。 11月24日夜，右路淞军和浙江军一营，乘兵舰直趋乌龙山麓，在守台官兵内应下，很快攻占了乌龙山炮台。25日晨，又 将幕府山炮台占领。革命军当即用炮台的大炮向清军北极阁司令部及狮子山炮台轰击。清军慌作一团，水师营参将率战船四十只归顺，下关东西炮台守军亦降。同日，中路浙江军进至马群，清军五个营据守四道防线，进行顽强抵抗。经数小时激战，浙江军突破敌人防线，毙伤清军甚众。清军统领王有宏亦被击毙。下午2时，又攻占孝陵卫，前出至紫金山一线。26日，清军以三营兵力向幕府山、以五营兵力向孝陵卫实施反击，均被联军击退，缩入城内。此时，左路江苏军已占领上方镇、高桥门，进逼雨花台。 （三）联军攻占南京城 11月27日，联军进行攻城准备。28日，中路浙江军向朝陽门发起攻击，因攻城器械不足，多次掷放炸药轰城不果，并遭天保城清军炮火袭击，伤亡多人。左路江苏军进攻雨花台，亦未奏效。第一次攻城遂告失败。为了迅速攻下南京城，联军总司令部决定集中镇江军、浙军、沪军近万人，合力进攻天保城。另以江苏军一部进攻雨花台，作为牵制。天保城位于紫金山半山腰，地势险要，上筑要塞炮台，有炮十余门、机关槍四挺，由江防兵一营及旗兵四百人防守。11月30日，联军向天保城发起攻击，清军据险顽抗。在敌火炮和机关槍扫射下，联军 伤亡较大，无法前进。随后，联军组织敢死队，以一队从紫金山正面攻天保城东侧，另一队攻其侧背。第二次攻击发起后，敢死队不怕牺牲，攀岩登壁，勇猛冲锋，各军亦相继跟进。清军不支，遂假示投降。联军受骗，死伤百余人。革命军官兵愤极，冒死前进。经一夜激战，将守敌全部歼灭。联军控制了这一俯瞰全城的制高点后，即于次日凌晨用缴获的大炮向朝陽门、富贵山、太平门等处轰击，连连命中目标。此时，雨花台也被江苏军攻占。由于围绕南京的制高点相继为联军所控制，城内清军顿形动遥张人骏、铁良等于当天夜间逃遁；张勋率部由汉西门逃出，经浦口逃往徐州；城内残存的清军开城投降。12月2日，联军开进南京城，受到城内居民热烈欢迎。 苏浙联军在兵力数量上不占优势，其所以能取得攻城作战的胜利，主要由于来自不同地区的各支武装能够团结一致，在联军司令部的统一指挥下，协同作战，发扬了不怕牺牲和压倒敌人的精神；在作战指挥上，注意集中兵力各个攻占制高点，迫使清军丧失守城的信心，从而比较顺利地夺取了南京城。苏浙联军攻取东南重镇南京，对袁世凯是个沉重打击，大大减弱了北洋军攻陷汉口、汉陽的意义；对资产阶级革命派是个很大的鼓舞，开始扭转了革命军株守武昌的不利形势。从此，革命党人以南京为基地，形成一个新的革命中心，并为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奠定了基矗 三、临时政府的成立和反对袁世凯 篡权斗争的失败 武昌起义后，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但这时，一些革命党人的权势思想、地域观念和宗派情绪有了发展，革命营垒中原有各派系间的矛盾日趋尖锐。经过分化、组合，形成了湖北、江浙两大集团。两集团对于临时革命政府的人选和所在地点争论不休，相持不下，以致造成临时政府难产，同时，也丧失了联合起来，共同反击北洋军的有利时机。 袁世凯的北洋军虽然攻占了汉口、汉陽，但已师老兵疲，官兵厌战情绪日益增长。而这时北方和东北的革命运动正在蓬勃展开，南方独立各省正派出援兵源源向武昌集中。北洋军不仅无力攻占武昌，而且后方不稳，进退两难。在这种局势下，袁世凯便加紧施展诱和伎俩，以达到其扑灭革命和篡夺革命果实的目的。他勾结英国驻中国大使朱尔典，通过英国驻汉口总领事戈飞出面调停，提出停战议和的建议。当时在国内的革命党某些领导人，不仅看不到有利的革命形势，相反对袁世凯心存畏葸和幻想，加之受到妥协势力的包围，因而表示愿意和谈。12月18日，双方代表在上海开始“南北和谈”。在袁世凯的胁迫和帝国主义的干预下，南方代表表示，只要袁世凯赞成共和，逼清帝退位，就可以将大总统职位让给他。当时，许多革命党人纷纷反对议和，主张组织北伐军，用武力完成南北统一，但他们的正确主张不占主导地位，无法阻止和议的进行。正当南北代表进行和谈之际，革命领袖孙中山于12月25日从海外回到国内。因众望所归，于29日被独立各省代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以南京为中央临时政府所在地。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职，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尽避孙中山对袁世凯有所戒备，但因受到革命政府内部妥协势力的胁迫，和他本人有“但求早固国基”的思想，故在被选为临时大总统后，不得不致电袁世凯，作出了“暂时承乏”，“虚位以待”的承诺。 袁世凯对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甚为不满，通电指责南方 先组政府，选举总统，违背和谈协约。袁还唆使北洋将领段祺瑞、冯国璋等四十余人发出通电，主张君主立宪，反对共和，声言要以“开战”来解决政体问题。在袁世凯的军事讹诈面前，孙中山针锋相对，激励各地军民，积极准备北伐。他指出：和议无论如何，北伐断不可懈。1月11日，孙中山宣布自任北伐军总指挥，黄兴为北伐陆军参谋长，并制定了六路北伐计划：“以鄂、湘为第一军，由京汉路前进；宁、皖为第二军，向河南前进，与第一军会合于开封、郑州之间；淮、扬为第三军，烟台为第四军，向山东前进，会于济南；秦皇岛合关外之军为第五军，山（晋）、陕为第六军，向北京前进。第一、二、三、四军既达第一步目的后，再与第五、六军会合，共扑虏廷”1。1月13日，北伐军在津浦铁路上首战告捷，败清军于宿州等地，战略重镇徐州不战而下。湖北的革命军则由襄樊东下随、枣，并北出河南唐河、邓县，威胁南陽、洛陽。段祺瑞害怕后路被切断，急忙将其大营由孝感撤至信陽。当时，袁世凯所拥有的反革命军队，总数不超过十万，所控制的地区，只有河南、山东、直隶等少数省份。而分别集结在湖北、江苏两省的革命军各约有十万之众，加上其它各独立省的军队，总数不下三四十万人。北方各省的革命党人也在积极活动，准备与北伐军遥相呼应。如果革命军坚持北伐，袁世凯的北洋军有可能被击败，革命形势将起重大变化。但就在这时，帝国主义公开为其新的代理人袁世凯撑腰。它们声称只有由袁世凯统一南北，才肯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并从财政上、军事上、舆论上对南京临时政府施加巨大压力。在临时政府中的立宪派、旧官僚，则故意制造种种困难，借此胁迫孙中山妥协；革命党的一些主要领导人，在右倾妥协势力包围和影响下，也动摇后退；许多独立省拥兵自重，无意北伐。在内外交迫下，不但使北伐半途而废，孙中山也“心灰意冷”，再次被迫表示，只要得到清帝退位的确切消息，袁世凯公开宣布赞成共和，他就立即辞职，由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得到孙中山让权的诺言后，又迫使临时政府承认了关于大清皇帝退位后之《优待条例》，便逼迫清帝退位。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带着六岁的小皇帝溥仪，在养心殿下诏宣布退位。13日，袁世凯通电南京临时政府，声称“共和为最良国体”，作出了“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见于中国”的虚假保证。同日，孙中山提出辞职咨文。2月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随后，又选黎元洪为副总统。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曾想以奠都南京、袁世凯到南京就职、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等条件来约束袁世凯的独裁野心，保证在中国推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但在袁世凯的欺骗恫吓下，上述目的均未实现。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职，其他一些同盟会领导人也“相率下野”。在内外反动势力联合进攻下，软弱的资产阶级节节退让，由无数革命志士流血牺牲换来的新生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权，仅仅存在三个月，即被扼杀了。政权落到了袁世凯手里，开始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 第五节 辛亥革命战争的经验与教训 辛亥革命战争是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它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所进行的各次革命战争相比较，是一次具有更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战争，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新的发展。这次革命战争推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大地上升起了第一面民主共和国的旗帜，因而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它不仅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觉悟，使人民群众在思想上获得了一次大解放，为尔后的革命发展开辟了前进的道路，而且对亚洲和世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这次战争却以向封建势力妥协而告终，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伟大任务。因此，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深刻的教训。 一、辛亥革命战争取得推翻清王朝 胜利的经验 辛亥革命战争所以能取得推翻清王朝的胜利，首先，由于中国国内形势的发展，人民革命斗争风起云涌，革命形势已臻成熟。其次，由于孙中山为领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其它反清团体，进行了一系列推翻清王朝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武装起义斗争，为辛亥革命做好了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再次，由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汲取了屡次起义失败的教训，采取了在清朝的新军中发展革命组织，力求掌握有战斗力的武装的方针，为起义准备了骨干力量。而这些武装力量大部分布在长江流域和南方几省，占据着重要的战略要地。特别是地处“九省通衢”的武汉的革命党人，在深入扎实的武装起义准备的基础上，善于审时度势，抓住了起义的有利时机（保路运动风起云涌，清廷抽兵入川，湖北统治力量削弱等），及时制定了起义计划，在中国腹地首先发难，使武昌首义一举成功，并直接推动了其它各省的起义（在全国十四个省的起义中，主要依靠新军或有新军参加的共有十个省），迅速打乱了清王朝反动统治的阵脚。 武昌起义前夕，在领导机关突遭破坏的情况下，革命党人在新军中的基层组织，发扬了革命的主动精神，坚持按原计划发难，并采取了正确的战斗行动，以积极灵活的坚决进攻，迅速摧毁了湖北的反动地方政权，夺取了首义的胜利。在武昌首义胜利后，其它各省纷纷响应，及时宣布独立，对辛亥革命的胜利也起了巨大作用。其中苏浙沪的革命党人采取了集中兵力攻取南京的战略方针，及时把几方面的起义军团结起来，统一指挥，勇敢作战，并运用了符合当时情况的攻城战术，攻克了南京城，对扩大武昌首义的胜利和迫使清帝逊位，起了重要作用。 所有这些，都是辛亥革命起义战争不同于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以前各次起义的地方。 二、辛亥革命战争的教训 辛亥革命战争之所以只把一个皇帝赶跑，而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固然有封建势力根深蒂固、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阻挠等客观原因，但主要还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先天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它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敢也不想将革命进行到底。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成分复杂，组织松散，意见纷歧，在迅速到来和迅猛发展的革命高潮面前，难于形成统一的坚强的领导核心，起不了有力的领导作用。同盟会对暂时被迫承认共和制度的投机革命的立宪派和旧官僚的反动本质，认识不清，斗争不力，致使立宪派和旧官僚采用“和平篡权”或“政变篡权”的方式，先后窃夺了许多起义省的领导权。一些掌了权的革命党人，也很快丧失革命意志，甚至蜕变成新的官僚政客。在这种情况下，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发布的政令军令，无法贯彻执行，甚至公开遭到违抗，致使南京临时政府从诞生之日起，就面临重重困难。孙中山积极主张用武力统一中国的北伐，就是因为受到多方掣肘，不得不半途而废。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还表现在害怕帝国主义的干涉，惧怕群众的革命斗争。对农民的自发斗争，不仅不积极支持，反而多方限制，甚至镇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由于严重脱离农民群众，得不到民主革命主力军的支持，因而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困境。在内外反动势力的逼迫下，只得妥协退让，将用鲜血换来的革命政权拱手让给封建势力的代表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袁世凯，使辛亥革命的成果付诸东流。 在军事方面，资产阶级革命党缺乏统一的战略部署和积极进攻的精神，这既是资产阶级本质的弱点的表现，也是辛亥革命以妥协告终的重要原因。如武昌起义前，缺乏全国起义的周密计划和部署，武昌首义成功及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后，又未能实行统一指挥，协同作战，致使武汉的革命军不能及时得到其它各地切实有力的支援。在武汉的革命军方面，由于领导权没有完全掌握在真正的革命者手中，并缺乏革命的军事指挥经验，因而在面临优势清军进攻的严峻形势下，未能实行如恩格斯在总结历史上起义经验时所指出的那种方针：“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采取进攻”1，以致陷于被动境地。例如，起义军在攻占由残敌据守的刘家庙之后，未能及时集中兵力攻歼初到滠口一带的北洋军先头部队。又如，当北洋军分批南下，向汉口逼近时，除湖南外，其它各省均未及时出兵配合。湖北省的革命党人，也未及时将本省镑处起义武装统一起来，尤其不懂得将积极反清的农民群众组织和武装起来，实行城市起义与农村起义相结合，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不停顿地袭击南下清军之侧背，致使武汉起义军陷于孤军奋战，以寡敌众。加上武汉起义军采取了单纯防御的方针，作战部署一再失误，终于被迫退出汉口、汉陽，处于十分被动不利的局面。武汉起义军在军事上的失利，终于成为导致辛亥革命战争最后失败的原因之一。 第一节 袁世凯篡权后的倒行逆施 一、破坏临时约法，实行专制统治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以后，虽然把持了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控制了许多省份和大量军队，但还没有控制整个中国；以孙中山为领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仍然据有江苏、江西、安徽、广东、福建等七八个省和几十万军队，在临时参议院中还有相当的力量，在人民中间依然具有较大的影响。为此，袁世凯采取镑种手段，处心积虑地分化、打击革命力量，破坏民主政治，以便建立专制独裁统治。 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前，曾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规定实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家体制，并对临时大总统的权力作了种种限制。其中规定：临时大总统任命国务员和外交官员，制定官制、官规以及宣战、媾和、缔约等，须经参议院同意；临时大总统公布法律及命令，须经国务员（包括国务总理和各部总长）副署才能生效。孙中山企图用这些条文束缚袁世凯的手脚，维护民主共和制度。但袁世凯上台不久，就违背了“谨守宪法”的誓言，无视共和政体，肆意践踏临时约法，凡事置内阁于不顾，专横跋扈。1912年6月，袁在王芝祥的任命问题上，公然破坏公布命令须经国务员副署的规定1，独断专行，将内阁总理唐绍仪逼得弃职出走，农林总长宋教仁和教育总长蔡元培等也愤而辞职。唐绍仪辞职后，由陆征祥任国务总理。不久，又由袁世凯的心腹赵秉钧取而代之，把内阁变成了他的御用机关。 1912年4月，临时参议院由南京迁到北京，各党派经过激烈的争夺、分化和改组，逐渐形成了以黎元洪为首的共和党、以章炳麟为首的统一党和以梁启超为首的民主党。这三党主要由一些立宪派、旧官僚政客、资产阶级上层分子为骨干组成1。它们反对同盟会，拥护袁世凯，力图控制国会。同盟会则在宋教仁等主持下，联合统一共和党等几个小党派，于1912年8月建立国民党，选举孙中山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等为理事。由于孙中山当时表示自己从事实业，故整个党务由宋教仁代理。国民党企图在妥协中求发展，幻想在暂时维持袁世凯个人权位的前提下，通过“新旧合作”、“朝野合作”、政党竞争、发展实业等措施，扩展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实力，进而组织责任内阁，把中国纳入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轨道。在1912年12月至1913年2月的第一次国会选举中，国民党获得了压倒多数的议席。宋教仁大受鼓舞，于是四出奔走游说，宣传“政党政治”、“议会政治”，希望由国民党组织内阁，以分袁之权。宋教仁的活动，触怒了寸权不让的袁世凯。他派人于1913年3月20日在上海车站将宋暗杀。“宋案”发生后，全国舆论大哗，一些革命党人开始看清了袁世凯的反动面目，重新走上讨袁的道路。首先主张武力讨袁的是孙中山。3月26日，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当晚在黄兴寓所召开紧急会议。孙中山认为“袁氏将拨专制之死灰，而负民国之付托”，主张立即发动“二次革命”，兴师讨袁。但黄兴、陈其美等认为革命派“元气未复”，兵力不足，对于“宋案”，主张“静待法律解决”1。当时，不少国民党要人与黄兴持相同态度，孙中山孤掌难鸣，只好暂时作罢。革命党人的犹豫不决，为袁世凯进行战争准备提供了充裕时间。 二、加紧战争准备，策划镇压革命 （一）裁遣革命军，扩充北洋军 以武力消灭资产阶级革命力量，实现专制独裁统治，是袁世凯的既定方针。以欺骗手段削弱革命党人的军事力量，则是袁世凯进行战争准备的第一步。 从武昌起义到民国建立，全国陆军总数约九十八万六千四百余人1。这些军队，分别以南京临时政府统辖的南方革命军和袁世凯的北洋军为中心，形成革命与反革命两大军事阵营。南方革命军共有陆军八十个师团，约四十五万人1。仅江苏一省就集结了二十多个师，约十五万人1。临时政府迁至北京后，黄兴以南京留守名义主持留守府，统辖南方各军。革命军控制的南方各省，地形复杂，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商业发达，有比较优越的地理和物质条件。袁世凯的嫡系部队有北洋新军第一至第六师和第二十师，禁卫军一个师和一个混成旅，总数约十一万四千人。北洋军主要驻扎于冀、鲁、豫三省，其势力延伸到长江以北各个地区2。这些地区除山东外，多为贫瘠之地，农业产量较低，工商业不够发达。因此，北洋军缺少坚实的经济基矗 靠反动军事力量起家的袁世凯，深深懂得军权的重要性。在他就职之初，首先颁布“训勉军人令”，提出“军人对于本大总统，有服从之义务”1；接着，袁又借口“南方军队骤增，糜饷过巨”而“倡议裁兵”1，同时对驻宁十几万军队扣饷不拨，并散布南京留守府“拥兵自卫”、“势同树敌”2的舆论，对革命党人施加压力，迫其撤守、裁军。革命党人看不清袁世凯的险恶用心，认识不到兵权对革命的利害关系，客观上也遇到了军饷匮竭的困难。黄兴等为使“南北嫌疑尽泯”，达到“行政统一，民国基础自趋巩固”3，立即对革命军进行裁撤。驻宁军队按照“客军各回原省，留宁之军汰弱留强”4的原则，先后解散了十余万人。南京留守府也于1912年6月14日主动撤销。在江苏的影响下，南方各省纷纷效法。如湖南原有五个师两个旅，缩编为五十三个守备营和一个混成旅；湖北原有八个师两个混成旅，先后裁减五个师；江西也裁减八个团以上。到讨袁战争爆发时，由革命党人控制的军队仅剩十余万人。其中，江西有两个师一个混成旅，江苏有四个师两个混成旅，安徽有一个师，湖南有一个混成旅，广东有两个师一个旅，福建、四川各有一个师。 此外，袁世凯还施展种种伎俩，拉拢收买南方革命军的军官，破坏南方革命军的团结，并制造借口，槍杀革命军将领，排斥革命党人，使革命势力受到削弱。 与此相反，袁世凯所控制的武装，非但没有减少一兵一卒，反而大大膨胀起来。在此期间，除继续加强北洋陆军七个师和中央禁卫军一个师外，袁又命冯国璋将原直隶陆军第一标扩编为混成旅，以刘询为旅长；把为镇压武昌起义而招募的备补军五路（每路五营）改为拱卫军，另增募备补军五路（1913年2月改编为护军，直隶中央）；将原驻奉天的陆军第二混成协改编为陆军第二混成旅；令倪嗣冲在皖北编练新军二十余营；另增编骑兵第二旅和陆军混成第一团，直属陆军部。这样，到1913年初，仅北洋军和直、豫、鲁三省军队，就已达二十二万一千四百余人1，总数远远超过南方革命军，改变了武昌起义后南多北少的兵力对比情况。 （二）大量购置军火 袁世凯在加紧扩军的同时，还大量购置军火，提高军队战斗力。1913年4月29日，袁指令陆军部派专员赴天津，通过奥国洋行向德国订购大宗军火，计有野炮十八门、机关炮四十门、机关槍八挺、1888年式快槍五万支、各种子弹四百万发。另向奥国订购1895年式曼利夏步槍一万四千支。同时，密令上海制造局将槍弹五十万发解送扬州，交徐宝珍师储存；令福建、德州制造局和汉陽兵工厂赶制槍炮运送北京，装备北洋各师。袁还通过大军火商雍剑秋接收德国艾哈德兵工厂“无偿送给”的步槍六千支，口径为二百四十毫米的大炮十尊（战争打响后，德国公使又通过雍剑秋送给袁世凯步槍一万支、口径为七十五毫米的大炮二十尊和斯密特手槍等军火一批）。另由海军总长刘冠雄出面，向德、美、奥等国订购新式鱼雷艇，其中德国四艘、美国三艘已于1913年初驶达上海。这样，北洋军在装备方面也远远超过了南方革命军。此外，袁还秘密派人携大宗款项，到武汉等地购买粮米，以备军用。 （三）举借外债，筹集战争经费 袁世凯大搞扩军，使国家财政更显拮据。根据北洋政府的预算，1913年度的财政收入为四亿一千二百六十六万余元，而支出则为四亿九千七百八十七万余元，赤字八千五百二十余万元2。而这一年全国军费开支预算，仅陆军就达二亿元以上，后虽一再压缩，仍达一亿六千余万元。加上海军用费九百八十七万元和各项临时开支，全部军费约占总支出的五分之二。这样庞大的军费开支，仍远不能满足袁世凯发动反革命内战的需要。为了筹集战争经费，袁不惜饮鸩止渴，以各种手段向帝国主义国家借款。据统计，从1912年1月到1913年4 月中旬，袁世凯向外国借款共二十八次，其中全部或大部用于购买军火、充当军政费用的借款有十七次。款项较大的有：1912年上半年从外国银行取得的五次垫款（总计银一千二百余万两）；1912年至1913年瑞记洋行的三次军火贷款（共三百五十万英镑）；1913年4月10日与奥国签订的购买军舰借款（三百二十万英镑）3。这些借款都是以出卖国家主权或接受高额利息而获得的。但是，袁世凯仍不满足于以上借款，又于1913年4月26日背着国会，与俄、英、法、德、日组织的“五国银行团”签订了二千五百万英镑的巨额借款合同，即所谓“善后大借款”。该借款合同规定四十七年还清，以盐税为担保，并由银行团指派外国顾问和会计监督中国财政开支。 袁世凯通过“善后大借款”，博得了帝国主义的欢心和支持，同时更加引起了中国人民的不满。革命党人尤表愤慨，纷纷通电指责，要求袁“立罢前议”。孙中山向五国银行团写信声明：中国人民不承认非法借款。对于革命党人要求严惩暗杀宋教仁的凶犯和反对借款的呼声，袁世凯斥之为“有意破坏，煽动讹言，逞少数人权利之私图”4。5月21日，他公开发表声明，攻击孙中山、黄兴“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除捣乱外无本领”；声言“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56月，他借口柏文蔚、李烈钧、胡汉民三都督曾通电反对善后大借款是不服从中央，先后下令将三人褫职。与此同时，密令北洋军沿京汉、津浦路向南开进，决心推行其蓄谋已久的“武力统一”计划。 第二节 袁世凯镇压革命党的作战总方针和革命党人的讨袁决策 一、袁世凯的作战总方针和兵力部署 早在1913年4月30日至5月3日，袁世凯就连续召集段祺瑞、段芝贵，陈宧、江朝宗、冯国璋等亲信及归其统辖的各省军队要人开会，策划武力对付南方革命党人的办法。5月1日，调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国务总理，确立了“战时内阁”体制。5月6日，再次召开秘密会议，初步拟定了对南方革命党军队作战的总方针。这个方针把用兵的重点放在湘、赣、皖、苏四省；而以京汉铁路和津浦铁路为交通运输线；以武汉、徐州为进攻出发地；以海军策应陆军作战；拉拢滇、桂、黔三省军队作为牵制力量。为实现这个作战方针，确定了如下作战部署： 1、沿京汉路南进的部队，主要攻击目标为湘、赣、皖三剩以驻信陽的北洋第六师（欠一部）为主力，河南第一师及混成旅为预备队，由鄂向赣进攻；以驻皖北的倪嗣冲所部（约步兵一个师、骑兵二个营）、河南雷震春的护军一部（约步兵五个营、炮兵二个营、骑兵一个营）以及赵倜所部毅军（约步兵十一个营、骑兵二个营），进攻皖省；北洋第二师为京汉路方向总预备队。另以北洋第六师一部和黎天才的湖北第一师一部，分别驻守武昌、汉陽、汉口。黎师另一部及雷震春护军备补兵一部，自荆州至新沟、蔡甸一带设置防御阵地，警戒湘剩 2、沿津浦路南进的部队，主要攻击目标为江苏南京。以驻鲁南的北洋第五师、驻兖州的张勋武卫军（约十九个营1）为主力，驻天津的北洋第四师、山东混成旅之一部为预备队，经徐州进攻南京；山东混成旅另一部防守济南；扬州徐宝山1部（约步兵一个师）为牵制部队。 3、以拱卫军、北洋第二师一部并奉军一部，负责防守北京。 4、以驻张家口的何宗莲第一师为机动部队，防备粤军由海路北上，或准备由海路南下攻粤。 5、姜桂题毅军驻张家口一带，防御蒙军袭扰1。 6、调闽军一部进驻上海，并调驻西陵、南苑、定县等处的第三师一部随往，以防不测。 7、第三师及第一师另一部由海路运往南方，登陆地点临时决定。 此外，对由革命党人任都督的湖南、广东，也作了相应部署。对于湖南，一旦谭延闿响应讨袁，即三路出兵进攻：一路由贵州的唐继尧派驻在镇远的部队直下常德；一路由陆荣廷派广西的部队由南向北进攻；一路由黎元洪派部队由岳州向南进攻。对于广东，若陈炯明宣布独立，则任命副护军使龙济光为广东都督，令其率所部进攻广州。另派海军游弋于闽、粤海面，以防止闽粤两省与南京联为一体。 要进军南方，必先控制湖北，所以袁世凯极力拉拢副总统兼湖北都督黎元洪（李烈钧被免职后，黎又兼江西都督）。而黎此时已完全投入了袁的怀抱，他致电袁世凯，表示“元洪惟知服从中央”，“决无瞻顾”2，决计让北洋军开进湖北，并取得了部分作战指挥权。 袁世凯将北洋系统的绝大部分兵力直接用于对南军作战，但按实际编制，各师的兵力只有七成左右，要实现其总的作战企图，兵力仍显单保为此，在直隶、河南、安徽、山东设立募兵机构，计划招募新兵二万左右。 这样，袁世凯完成了战争准备和部署，摆出了决心消灭南方革命军的咄咄逼人的阵势。 二、革命党人的讨袁决策 在袁世凯陆续派兵南下，战争端倪明显可察的情况下，孙中山再次呼吁革命党人丢掉幻想，实行武力讨袁。他指出：“除从速起兵以武力解决之外，实无其它办法”1。孙中山分别致电湘督谭延闿和粤督陈炯明，要求他们立即宣布独立，进行讨袁，但谭、陈在回电中均借故推诿。孙无奈，欲亲自赴粤发动讨袁，当即被人劝阻。孙又提议由陈其美先在上海宣布独立，打响讨袁第一槍。陈其美、黄兴等人坚不同意，认为“据数里之地以抗敌，犹执卵投石”1。此时，驻沪海军前来接洽，愿意宣告独立。孙甚喜，建议海军由海上进攻津沽。陈其美等人反对海军先发，认为“须海陆并起”2才行。不久，驻沪海军奉袁世凯命令开赴烟台。孙闻讯后，急欲劝阻，指出：海军“开赴烟台，恐将生变”。陈、黄则认为“海军既表同意于先，断不中变于后”3。结果，海军北上后即被袁控制。孙 中山别无他法，决定派人去策动南京第八师几个忠于革命的营长，先“冒险一发”1，以树立讨袁的旗帜。黄兴初则力言不可，认为那样将使“八师先自相战斗”2，后见孙中山主意已定，并准备亲往南京，只好服从孙的意见，遂定下武力讨袁的决心。但黄又认为孙“不善戎伍”1，且恐孙“轻身陷阵”，遭到不测，为留孙“以任大事”2，便自告奋勇代孙前往南京指挥作战。 革命党领导人在要否武力讨袁和如何讨袁问题上争论不休，莫衷一是，结果丧失了战机。7月初，原江西都督李烈钧潜赴上海孙中山处，表示愿意率江西军队首先发难。孙遂决定李烈钧回江西发动，黄兴去南京发动，其它各省伺机响应。 孙中山等革命党领导人虽然确定了武力讨袁的决策，但整个国民党人在思想和行动上并未真正统一。在北方的国民党议员中，少数人离开国会到南方参加讨袁战争，不少人仍呆在国会中醉心于“法律倒袁”。在南方的国民党都督中，也是各怀心计，涣散不齐。湖南的谭延闿、福建的孙道仁及江苏的程德全，非旧官僚即立宪派，他们观望气候，随风摇摆，不积极参加反袁斗争；安徽的柏文蔚和广东的陈炯明，内部矛盾重重，没有完全掌握军队；唯有江西的李烈钧态度明朗，讨袁坚决，并掌握着一部分比较可靠的军队，但力量有限，难于影响全局。此外，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没有组织统一的作战指挥中心和制定统一的作战方案；对于与战争有关的其它重大问题，诸如军队的调遣、动员，兵员的训练补充，粮秣弹药的保障等，都未研究和解决。这都对以后的战争产生不利的影响。 此外，宣布独立的各省，曾制定过各自的作战方案。如粤省拟派三个支队出师北伐，以一个旅援助江西；安徽拟以一部兵力阻击倪嗣冲军，另一部兵力渡江援赣；四川拟在攻占重庆后，顺流东下；沪军则准备攻占制造局，控扼吴淞口等等。这些方案也因种种原因，均未能顺利实现。 第三节 江西讨袁作战 一、双方作战部署 （一）北洋军的部署 早在1913年5月初，袁世凯就命豫南总司令兼北洋第六师师长李纯率该师由信陽向湖北之兴国（今陽新）、蕲春等处移防，王占元之第二师随后跟进。副总统黎元洪指令李纯：“贵师将来开至兴国、田家镇一带，选一待机阵地，一旦有事，即相机直捣九江或南昌”3。5月中旬，李纯以该师第十一旅旅长马继增率步兵第二十一团附机关槍、骑、炮各一连开赴田家镇，并分兵一部进驻武穴，警戒九江及安徽方向；以第二十二团团长张敬尧率所部及机关槍两连，骑、炮各一连，进驻兴国，监视瑞昌方面之赣军；师部及第十二旅之二十三团、二十四团进驻蕲春、蕲州一带，准备寻机渡江。上述部队到达指定地点后，即对江西的地形及赣军分布情况不断进行侦察，并进行渡江作战准备。 7月2日，已被袁世凯收买的九江要塞司令陈廷训密电黎元洪，告知他革命党人准备在九江起事，并要求袁世凯“速派军队及兵轮来浔（九江），以资镇慑”1。袁闻报后，即令第六师渡江南进，第二师一部迅速由鄂北南下，与第六师会合（两师共约一万五千人）；另调驻辽陽之第二十师一个旅进关赴鄂，作为进攻江西的二梯队；抽调第二师、第三师各一个团进驻武汉设防，奉军一个旅进驻孝感一带，保护武胜关以南铁路线；另由海军次长汤芗铭率“飞霆”号等军舰五艘，驶往江西，策应陆路进攻九江。该路军队由黎元洪节制。 7月6日，第六师所属吴鸿昌第二十三团附机关槍一连并电话、卫生各队，先行渡江，开赴江西。10日，该师主力从官牌夹（九江西约四公里）登陆，全部抵达长江南岸。李纯以萧安国第二十四团两个营驻九江城西部，与驻城东部的赣军四个营同城相峙；以吴鸿昌第二十三团进驻沙河镇（九江西南十五公里）、莲花洞（九江南十二公里）一线，警戒德安方向赣军；以张敬尧率第二十二团第二营一连、第三营及周文炳的第二十一团第一营附机关槍一连，进驻金鸡坡（九江东四公里）、八里坡（九江东南三点五公里）至马宿岭（九江东南七点五公里）一线，警戒姑塘及湖口方向的赣军；以第二十四团一个排进驻洗心桥（九江西二十公里），警戒瑞昌方面赣军；以混成第十一旅旅长马继增率第二十一团第二营、二十四团第二营、炮二十团第二营、机关槍第四连进驻官牌夹，为总预备队。这样，北洋军第六师约七千余人占据了九江外围诸要点，形成了对九江城的包围和对九江以南赣军的进攻态势。 （二）赣军的部署 战前，赣军共有两个师和一个混成旅，计十个团。江西护军使兼第一师师长欧陽武驻南昌，所部第一旅旅长林虎率第一、二两团驻德安、瑞昌一线；第二旅旅长余维谦所部第三团两个营驻九江，第四团是新兵，随余驻南昌训练。第二师师长刘世钧驻九江，所部第三旅旅长赵复祥部第五团驻南昌，第六团两个营驻九江，一个营驻德安；第四旅旅长蔡森率部驻赣州；混成旅旅长方声涛率周璧阶第九团、金其昌独立营驻姑塘，所属第十团李明扬部驻湖口。总兵力约二万五千人2。赣军主要集中在九江以南和南昌以北地区，在长江沿岸的重镇九江只配置了一个师部和四个营的兵力，湖口只有一个团的兵力，省城南昌的防务也很薄弱。 1913年7月8日，李烈钧从上海回到湖口，立即召开高级官员会议，商量讨袁事宜。12日，得知驻守德安之林虎部已与北洋军接火，遂宣布江西独立。同日，省议会在南昌开会，举李烈钧为江西讨袁军总司令，欧陽武为江西都督3。李烈钧等拟定作战计划如下：将所有在赣北的军队分为左右两军，以林虎为左翼军司令，指挥第一、二团和第六团一个营，进攻沙河至十里铺一线之敌，得手后进取九江，以方声涛为右翼军司令，率所部第九团和独立营从姑塘进攻九江。另以水巡总监何子奇为湖口守备司令，指挥李明扬第十团守卫湖口，李烈钧亲往督战。部署略定，李又委托欧陽武给广东陈炯明和湖南谭延闿分别写信，要求两省派兵援赣。赣军的战略意图是夺取九江，消灭南犯之敌。 但赣军内部并不巩固。九江要塞司令陈廷训完全投靠了袁世凯；第二师师长刘世钧早与李烈钧不睦，并与黎元洪、袁世凯秘密勾结，表示对李烈钧“陽奉陰违，以作牵制”4，准备配合袁军作战；第一师师长欧陽武因受袁世凯拉拢，反袁也不坚决。赣军两师两团中，真正受李烈钧指挥并有点战斗力的，只有林虎从南京带来的步兵第一团（附机关槍两连、炮兵一连）1和伍毓瑞的第三团，不足三千人。与北洋军相比，赣军在兵力上处于劣势。 二、九江、湖口之战（参见附图二十六） 袁世凯侦悉李烈钧回到湖口准备发难的消息后，遂指令李纯师的过江部队迅速向南推进。7月10日，吴鸿昌第二十三团越过沙河，不断向赣军开炮挑衅。 7月11日，驻守德安的赣军旅长林虎致电欧陽武，报告北洋军寻衅情况，请求速发援兵。12日拂晓，林虎分兵二路向在当面寻衅的袁军发动进攻：以主力沿铁路向沙河进攻，另派一部出右翼袭击十里铺，策应正面。从此，揭开了武装讨袁的战幕。袁世凯指令李纯对赣军“即按叛兵剿办”1。李纯一面令驻沙河之吴鸿昌团阻击赣军，一面命驻十里铺之萧安国团向沙河迂回前进，抄袭赣军后路。萧团于途中与林虎派出的策应部队遭遇，前进受阻。林虎旅装备比较齐全，部队经过一定的训练。其主攻部队经一昼夜战斗，夺占了沙河镇，进据铜鼓岭、骆驼山等处炮台。吴鸿昌团死伤三百余人，向赛湖方向败退。李纯惊慌失措，从官牌夹逃回停泊在长江中的座舰，急电袁世凯“万乞迅派增援，以救危局”1。但林虎旅首战告捷后，没有乘胜追击，丧失了歼敌良机。 沙河方面开战后，驻九江城内的赣军第三团团长伍毓瑞，与同驻该城的赣军第二师师长刘世钧和第六团团长李定魁等磋商，计划趁北洋军增援部队尚未到达之际，以赣军第三团之一营与第六团之两营，迅速歼灭北洋军驻九江城西的两个营，以第六团之另一个营为预备队，监视陈廷训的炮台兵；待解决城西两营敌军后，率部沿庐山开赴德安，从翼侧攻击九江以南袁军，配合林虎旅作战。此计如能实现，将陷李纯师于腹背受敌的境地。不料李定魁竟于次日违约，按兵未动。伍毓瑞见情况突变，即弃军逃往湖口，所部一个营转移湖口，一个营投附刘世钧1。九江城全为北洋军所占。 当北洋军第六师右路在沙河战败，向赛湖以北撤退时，又得悉姑塘方面方声涛之右翼赣军亦准备向九江推进。李纯急忙调整部署：令马继增率预备队在官牌夹构筑防御工事；令驻九江城西的二十四团迅速抽调兵力，协同二十二团之一、二营加强城南十里铺的防御；令二十一团第一营加强城东南之八里坡的防御；令张敬尧率混成二十二团第三营、第二营第六连及机槍、山炮各一连，协同陈廷训部守卫金鸡坡炮台及普应寺一带。这时，北洋军第六师已呈背水之势，官兵慌乱。李纯也自称“力尽智穷”，一日数电袁世凯，“惟乞援军迅到”2。 7月15日，黎元洪致电驻孝感的第二师师长王占元，令该师驻鄂各部迅速开赴九江，其任务是：进攻湖口，并配合第六师进攻德安。王占元接电后，即于当日派朱廷灿第七团由汉口开赴九江；16日，又派步兵第四旅旅长鲍贵卿率步兵第五团一、三营（携管退炮八门）及机关槍连开赴九江。第二师其余部队，拟在第二十师和第三师接防后，再向九江集中。同日，袁世凯任命段芝贵为陆军第一军军长兼江西宣抚使，李纯为第一军左司令，王占元为第一军右司令，以统一前线的作战指挥。 林虎旅进占铜鼓岭、骆驼山后，欧陽武又令第二旅旅长余维谦、第三旅旅长赵复祥，率领驻南昌的第四团和第五团开赴德安，计划与林虎旅会合后，以主力从青山（九江西南十二公里）、瓜子岭（青山北）向正面进攻，分兵一部从铜鼓岭侧击十里铺之敌，然后一举拿下九江。但赣军动作迟缓。16日，赣军与袁军在赛湖一带作战，虽击退了敌人的进攻，但因兵单势孤，未敢追击。17 日，北洋军第二师的两批援兵已先后赶到九江，会同第六师马继增旅向赣军反扑。而这时赣军担任前沿警戒的第六团一个营忽然叛变投敌，遂使林虎旅军心浮动，放弃铜鼓岭各炮台，退守蓝桥（九江西南二十公里）。 这时，赣军右翼方声涛旅的攻势也已受挫。按预定计划，赣军左右两翼应于7月12日拂晓同时发起攻击，但方声涛之右翼因临时调集部队，以致行动缓慢，迟至16日晨7时才开始进攻。方声涛将周璧阶之第九团和新从湖口来援的伍毓瑞团（欠第二营）分为左右两路，由姑塘向九江东南之八里坡一线发起攻击。张敬尧一面令守卫八里坡的第二十一团第一营在正面组织防御，一面令驻守十里铺之两个连携机槍、火炮绕击方部左翼，自率该团两个连和二十四团一个连抄袭方部右翼。方部第九团团长周璧阶挥刀跃进，带头冲锋，但因专恃勇猛，不讲战术，致被敌击中，不幸阵亡，使该部士气受到影响。双方激战至下午1时，左路赣军伤亡惨重，士气动摇，部分士兵北向投敌。这时，北洋军第二师第六团又前来增援。伍毓瑞虽率赣军右路奋力抵御，但在北洋军多路夹击下，也力渐不支，遂撤出战斗，退回姑塘。北洋军进至马宿岭，因地形不熟，未敢继续追击。次日，赣军第九团两个营（千余人）绕道至金鸡坡，向张敬尧部缴械投降，使姑塘赣军兵力锐减。 7月22日，王占元率第二师主力（欠第八团）抵达九江，增强了进攻力量。23日，抵达九江的第一军军长段芝贵发布作战命令，定于24日进攻湖口。其部署是：由第二师鲍贵卿旅担任主攻任务，于24日夜乘船从官牌夹出发，在助攻部队掩护下，从湖口东岸登陆，尔后进据钟山，夺取湖口东炮台。以左司令李纯为守势地区司令官，自邱（书阁）南（康）大道经十（里铺）莲（花洞）大道，至沙河镇、洗心桥一线，择地构筑防御阵地，掩护北洋军右侧后方安全；第六师旅长马继增率该旅第二十一团由八里坡经马宿岭、狭市向姑塘方面攻击前进，掩护左翼进攻部队；第六师二十二团团长张敬尧率所部由金鸡坡出发，经新港（九江东十一公里）向灰山（湖口西岸）、回峰矶（新港东五公里）进击，相机占领湖口西炮台，封锁鄱陽湖口，协同海军掩护鲍贵卿旅的登陆作战。3 7月24日，张敬尧团沿长江南岸向湖口西炮台进攻。该团步炮协同，首先攻占新港。25日，经激战，攻占了三面临水一面依山的灰山、回峰矶赣军据点。接着，又占领了西炮台。24日夜12时，鲍贵卿旅（步兵五营、炮兵二连、机槍兵三连、辎重兵一连、电话和桥梁队各一大排）乘船从官牌夹出发，沿长江东进，偷渡鄱陽湖口；次日凌晨，在汤芗铭1所率军舰的掩护下，利用浓雾于湖口以东抢滩登陆，进攻湖口钟山炮台。汤芗铭的助纣为虐和李烈钧的麻痹大意，使湖口的赣军吃亏不校当江西宣布独立不久，汤即率舰队驶近马当炮台。炮台守兵准备发炮拦击，但李烈钧认为与汤“共事亦颇久，当不致有他故，不欲示以防御”2，任其向九江方向驶去。25日拂晓，汤以四艘军舰分成两组，突然轰击湖口东、西两炮台，致使赣军措手不及。不久，钟山炮台部分士兵哗变，更加削弱了湖口的防御力量。午后8时，在北洋军水陆夹击下，湖口终于失陷，李烈钧率余部从水路退守吴城。方声涛所部，在袁军旅长王金镜所率之右翼支队猛攻下，也于26日上午放弃坚守多日的姑塘阵地，退往吴城。 北洋军攻占湖口、姑塘后，段芝贵令第二师旅长鲍贵卿为湖口守备司令，率该旅驻守湖口；第六师旅长马继增以一部驻守姑塘，其主力配置在通南康（今星子）大道上，伺机进攻南康；令第二师第四团由马头镇向瑞昌方向发展，保护九江西侧安全；令王占元为西区留守司令，担任后方警戒兼理后勤事务；令李纯率第六师各团及第二师一部，从沙河、十里铺、马头镇分道出发，进攻扼守蓝桥之赣军。 30日拂晓，北洋军对蓝桥发动进攻。赣军鉴于蓝桥地形开阔，恐遭敌迂回侧击，稍事抵抗，即于当日上午放弃该地，退守黄老门。黄老门位于蓝桥南十公里处，东、西、南三面环山，北面山口险狭，铁路穿山而过，是个易守难攻之地。林虎旅在此构筑阵地，组织防御。30日夜，北洋军第六师第二十三团和第二师第五团向黄老门轮番进攻。林虎指挥部队扼守南面高地，顽强抗击，使北洋军进攻受阻。李纯连夜调正在官牌夹休整的第二十二团乘火车赴黄老门助战。31日凌晨，北洋军分三路进攻赣军阵地：以第二十三团攻赣军正面，第二十二团攻赣军左翼，第五团攻赣军右翼。林虎旅竭力抵抗，相持约两小时，终因寡不敌众，弃守黄老门，经德安退往建昌（今永修）。 这时，湖南已经宣布独立。湖南都督府军事厅厅长程潜等人，鉴于赣军孤军作战，节节失利，便一面组织援赣部队，由团长唐蟒率领赴赣，一面敦促谭延闿与四川熊克武进行电报联系，约其三路出兵，会攻武汉，以配合赣军作战。该电要求川 军趁“北军会攻九江，武昌空虚”之机，与湘军和在湖北沙洋宣告独立的刘铁部联合行动，“乘机直取武汉”，以断绝北洋军南进的通道，威胁攻赣北洋军的侧背，将赣军从危难中解救出来。但该电被贵州都督唐继尧截获，并于7月31日密告黎元洪，致使三路攻汉的计划成为泡影。唐蟒之援赣部队也迟迟未至。 赣军得不到邻省的支援，在优势敌人进攻下，节节后退，完全丧失了反攻的能力。 三、南昌外围的作战 北洋军攻占黄老门后，乘胜疾进，不战而得德安；与此同时，还分别占领了南康、瑞昌，巩固了后方的安全。8月7日起，北洋军便以南昌为目标，分路攻击前进。其进攻部署是：第六师第十一旅于7日由南康乘船沿水路进攻吴城；陆路则分兵两路进攻建昌，第六师二十二团为右纵队，由拖沟岭（德安南）出发，沿驿南（德安南十三公里）一线开进，第二师第五团为左纵队，由德安沿南浔未竣铁路前进，第六师十二旅（欠二十四团）为预备队，随后跟进。上述各部完成当前任务后，乘势续进，合击南昌。 此时，林虎旅已丧失斗志，不待敌人接近，即放弃建昌，退守山下渡（今永修县城附近），又被北洋军击败，旋即经奉新退往湖南。8月10日，北洋军未遇抵抗，即进占建昌。 李烈钧由湖口退往吴城后，整顿了撤回的部队，复命方声涛负责吴城防务。8月7日夜，北洋军马继增第十一旅的官兵约七十人，乘坐民船，伪装难民，利用夜雾乘风直驶吴城东岸登陆。吴城赣军仓促抵抗。8日拂晓，马旅援军赶到，赣军不敌，慌乱败退。吴城失守后，李烈钧率余部退往南昌。 留守南昌的江西都督欧陽武闻吴城失守，即于9日弃职潜逃。欧陽武的两营护兵被宪兵司令廖伯琅控制。当李烈钧于11日率部退至南昌城下时，廖伯琅紧闭城门，拒绝李部入城。李烈钧一面打电话斥责廖伯琅，一面派兵一营攀城而上，打开城门。廖伯琅仓皇逃往赣州（后被李纯捕杀）。李烈钧进城后，命伍毓瑞率领欧陽武留下之两个营和从吴城撤回之两个营在樵舍（南昌东北二十公里）、乐化（南昌北十六公里）一线组织防御，抗击北洋军。 8月16日下午，李纯令马继增第十一旅（欠二十二团）由灌口出发进攻樵舍；张敬尧第二十二团由山下渡乘船，沿赣江进攻南昌；其余部队留守建昌。 此时，张敬尧之前锋部队已抵距南昌六十余里之花岩 街1，因陆路进展顺利，不愿折回山下渡从水路进军，建议由花岩街经落花街2，从陆路进攻南昌。李纯同意了张敬尧的意见。18日上午9时，张敬尧分兵两路夹击落花街。赣军不支，退往高桥（南昌北）。中午，张敬尧以第二营从左侧，第三营从正面，向高桥发起进攻。赣军坚守阵地，竭力抵抗，两小时后，阵地被占，退至赣江以东，企图固守南昌。张敬尧部一面发炮猛轰，压制赣军，一面由第二营征集船只，强渡赣江。下午6时，张部攻入德胜门，向城内纵深发展。伍毓瑞虽率部奋力抵抗，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只得撤离南昌城，掩护李烈钧等人退往湖南。李烈钧、林虎等见败局已定，遂遣散余部，只身潜赴上海，后又亡命海外。 8月18日，李纯部占领南昌。不久，驻赣州的赣军第四旅旅长蔡森率部向李纯投降。至此，首先发难讨袁的江西全省落入了北洋军阀之手。 江西是讨袁战争的重要战常赣军讨袁作战的迅速失败，对整个讨袁战争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失败的客观原因是兵力对比悬殊。主观方面，一是内部不纯，军心不齐。除陈廷训、刘世钧等暗中与袁世凯勾结外，一些中下级军官也各怀贰心。如战斗刚刚打响，九江城内的第六团团长就按兵不动，不久，该团一个营在沙河前线倒戈；之后，又连续发生成建制的部队投降和溃散现象。这就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动摇了讨袁官兵的士气。二是准备不足，部署不当。李烈钧宣布独立，是在林虎旅与敌接战后仓促决定的，在军事上缺乏应有的准备和周密的部署。如九江、湖口为长江要冲，湖汊纵横，丘陵起伏，利于防守，赣军如能以重兵扼守，将北洋军阻止在长江以北或牵制在九江、湖口地区，虽不能决定最后的胜利，但必能延长战争的时间，有利于其它省份发动讨袁和支援江西。由于李烈钧等虑不及此，致使九江、湖口迅陷北洋军手中，战局急转直下。三是战术呆板，不善于利用江西的山岳丛林和险要山口伏击歼敌，阻止敌人的进攻，致使敌军长驱直进，迅速占领了江西。此外，江西全省武力的调遣、扩充，人民群众的发动等，均未进行，即仓卒首先发难，这在与敌兵力悬殊的情况下，是难有取胜把握的。 第四节 江苏讨袁作战 一、江苏独立经过及作战部署 （一）战前江苏军内部情况 战前，江苏（不含上海）共有军队五个师四个旅，即章梓的第一师，章驾时的第二师，冷遹的第三师，徐宝珍的第四师，陈之骥的第八师，和分别由张振发、赵念伯任旅长的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独立旅，以及清江护军使刘之洁所辖的两个独立旅。第一、第八师驻南京，第二师驻苏州，第三师驻徐州，第四师驻扬州，四个独立旅分驻镇江和清江。 五师四旅中，第四师师长徐宝珍已被袁世凯收买，表面上宣布“以约束军士，保卫地方为主义”1，暗中却向袁保证“秣马厉兵，以待调遣”2，成为革命军的心腹之患。镇江的两个旅系暂留待裁的部队，军心涣散，不堪倚用。驻清江的两个旅宣称以“以维持地方为宗旨”3，实则看风使舵。第一、二、三师系在大裁军时缩编而成的部队，虽然装备较好，兵员充实，但由于1913年3月才组建，且内部派系纷杂，缺乏教育训练，战斗力也不强。第八师系武昌起义后，由分别从桂林、南宁开赴南京的两批北伐军组成，中上级军官多为老同盟会员或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训练较好，装备也较齐全。该师原负责警卫南京，后因湖南大搞裁军引起兵变，将该师赵恒惕旅派往湖南进行镇压，事后赵旅即留驻湖南。这样，第八师只剩下陈裕时一个旅，总数不过四千人。1912年底，八师虽又增募新兵，重建了两个旅，但新成分多，缺乏训练，战斗力已大不如前；且师长陈之骥系冯国璋之婿，对于讨袁心怀异志，这就更使该师的战斗力受到影响。 （二）江苏讨袁的发动及作战部署 1913年7月10日左右，黄兴先派赵正平、何成浚等赴南京，约集驻南京的第一、第八两师高级将领，以及徐州的第三师师长冷遹和前安徽都督柏文蔚，召开军事会议，磋商独立日期，制订军事计划。会上，多数人主张趁进攻南京的北洋军尚未南下时，及早发动。冷遹提出第三师分散在四乡剿匪，南京一旦宣布独立，山东的北洋军势必首先对该师发动进攻，恐难于在第一线挡住敌人。1这种担心不无道理，但并未引起大家的重视。冷遹只好服从多数人的意见，决心“苦战徐州”2。 7月14日，黄兴由沪抵宁。次日，黄率众将领往见江苏都督程德全，逼其响应讨袁。程德全发出通电，宣告江苏独立，委黄兴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柏文蔚为临淮关总司令，并咨委陈其美为驻沪讨袁军总司令。主管沿江各炮台的要塞总司令吴绍璘因反对独立，被士兵槍杀，由洪承点接任1。17日，驻镇江的两个独立旅和驻苏州的第二师2，也表示响应讨袁。 黄兴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后，即着手组织总司令部，委章士钊为秘书长，黄恺元为参谋长，何成浚为副官长，赵正平为兵站总监。他发布了告将士檄文，并作了如下部署：令冷遹率第三师乘驻韩庄（徐州北四十公里）的北洋军第五师一部无备之际，突然向其发起进攻；令第八师骑兵团长刘建藩率该师二十九团附机关槍连及骑、炮、工兵各一个营（编为一混成支队），沿津浦路星夜开赴徐州助战；第一师第一旅旅长戢翼翘率该旅随后跟进；周应时率第一师第二旅开赴临淮关，协助该处的安徽讨袁军进攻倪嗣冲部；派新任一师师长洪承点进驻蚌埠，节制第八师之混成支队和开赴徐州、临淮关一带之第一师部队，组织徐州以南铁路沿线要点防御；第一、第八师其余部队分别沿江构筑防御工事，并扼守狮子山、天保城、富贵山诸炮台；将驻守南京的刘福彪的福字营调赴上海，协助陈其美所部攻夺上海制造局。 当时，江苏的主要领导人中，黄兴本来就不赞成武力讨袁，到南京来只是屈从于孙中山等人的意见，并无象其在讨袁檄文中所说的“不除袁贼，誓不生还”的决心；江苏都督程德全是在黄兴等人的胁迫下宣布独立的，并于16日晚离宁赴沪。17日，程电告北京政府和各省都督，表明江苏宣布独立与他无关。程德全的出走，更助长了陈之骥、朱熙等人的动摇性。此外，黄兴抵宁后，不举孙中山这面鲜明的旗帜，却由省议会联合会推举与袁世凯有矛盾的清末旧官僚岑春煊为“全国讨袁军大元帅”，规定“凡独立省份都督及讨袁军总司令，一律归其节制”1，企图利用岑拉拢两广的陆荣廷、龙济光参加讨袁。但岑却不肯就职。这也造成了政治上的被动。 二、徐州之战 南京会议后，冷遹返回徐州，立即收拢分散的部队，于7月15日晚仓促率部向利国驿（徐州北三十公里）方向运动，并派兵拆毁韩庄以南铁轨数处，占领徐州电报局，断绝南北交通和通信。山东都督周自齐和北洋军第五师师长靳云鹏闻讯后，立即致电袁世凯，建议趁冷师尚未全部集中之际，令张勋所部沿铁路线对冷师发动进攻，第五师待集中后即行跟进。当时，袁世凯对冷遹还抱有幻想，认为“冷遹向顾大局”，“是否叛变，尚无确音”，因而指令第五师“严守准备，未可轻进”2。 7月16日晨，冷遹师冒着风雨突然向驻韩庄的北洋第五师方玉普旅发动进攻，拟从韩庄进取兖州，尔后向济南方向发展。方玉普率步兵两个营（携炮六门、机槍两挺）固守阵地，连续击退冷师多次进攻。这时，袁世凯急令在兖州以南铁路沿线待命的张勋军和驻天津的北洋第四师驰援韩庄。17日晨，张勋之义子张文生所率之四营辫子兵及兖州总兵所派之援兵赶到 韩庄，与方玉普旅分左右两翼向冷师反攻。冷师不敌，向利国驿、孙庄退却。18日晨，北洋军第五师步兵一营、炮兵一连到达韩庄，用炮火向利国驿猛烈轰击，将车站轰毁。冷师又退守柳泉（徐州北二十公里）。 7月19日拂晓，刘建藩所率江苏军第八师混成支队赶到柳泉，从铁路两侧向敌猛攻。北洋军急调五师第二十团前往增援，加强两翼兵力。双方激战竟日，相持不下。20日凌晨，江苏军第一师第一旅赶到，与冷师、刘支队并力反攻，将敌赶回到利国驿一线。当日，黄兴闻扬州徐宝珍师欲从六合进攻南京，急令刘建藩支队撤离前线，回守六合。刘支队撤走，大大削弱了利国驿前线的兵力。 在此期间，黄兴曾于19日致电张勋，要张“外察大势，内顾宗邦”，“率一旅之众，直捣济南”3，配合革命军讨袁。张勋是个极端仇视革命的臭名昭著的保皇派，想让他调转槍口配合革命军作战，无异与虎谋皮。张勋对黄兴的规劝不仅无动于衷，相反，于20日派出骑兵部队，由台儿庄绕攻江苏军侧背，配合利国驿的北洋军（时北洋第四师已派出两个团由杨善德率领增援利国驿）夹击江苏军。这时，被北洋参谋部收买的当地大土匪李扒子部（李扒子已被冷遹打死），也抄袭江苏军后路。江苏军腹背受敌，力不能支，遂拆毁铁路、桥梁，退守徐州，拟凭借防御工事进行固守，待机退敌。北洋政府鉴于徐州系苏北军事要地，若讨袁军“择险固守，万众一心”，则其军事强攻必遭顿挫，遂采劝攻间并用，奇正兼施”1的方针，派人策动冷师骑兵团团长张宗昌倒戈，从内部瓦解讨袁军。当前线讨袁军退入徐州时，突遭张宗昌团袭击，以致军心大乱。22日夜，江苏军被迫放弃徐州，退往蚌埠。不久，第一师第一旅撤回南京，第三师因师长冷遹离队，由旅长伍崇仁率领移驻凤陽。23日，袁世凯任命冯国璋为江淮宣抚使兼第二军军长，统一指挥江苏方向的作战。25日，冯国璋将北洋军主力集中于徐州一带，整修铁路，调集弹饷，进行向南推进的准备。 三、南京保卫战 （一）北洋军分路夹击南京 徐州之战后，先后调往江苏的北洋军计有：第四师第八旅，第五师第十旅，第二十师步兵第七十九团，直隶第一混成旅，张勋的武卫军以及王廷祯的禁卫军、雷震春的备补营各一部，总兵力约二万五千人。7月27日，袁世凯致电冯国璋、张勋，分析了徐州之战后的江苏形势，认为讨袁军在徐州新败，镇江空虚，南京混乱，并据此作出了分兵两路夹击南京的部署：令张勋率部由运河水路南下扬州，会合徐宝珍第四师进攻镇江；冯国璋率四、五两师由津浦路南下，速取临淮关，再趋浦口，与张勋部取得联络，会攻南京。2 这时，江苏讨袁领导机构进一步分化。7月25日，程德全在上海再次发表通电，要求江苏各师取消独立；26日，又致电黄兴，要求“取消讨袁名义，投戈释甲，痛自引咎，以谢天下”1。黄兴则因徐州战事失利，又遇军队不服从调动和饷弹难筹等困难，遂失去信心，于28日晚弃职跑回上海。代理都督章梓、第一师师长洪承点等也随即离宁。黄兴等走后，代理江苏民政长蔡寅、第八师师长陈之骥和代理第一师师长周应时，立即宣布取消独立，并电催程德全回宁。程德全急派杜淮川前往南京接任第一师师长。7月30日，撤退至凤陽的第三师也宣布取消独立，投靠北洋军。数日后，张宗昌发表通电，声称由他暂领第三师师长职务，加入北洋军序列，充当进攻南京的先锋队。接着，驻苏州的第二师和驻镇江的两独立旅也宣布取消独立。至此，江苏的讨袁武装已失过半，讨袁作战险象频呈。 属于地方实力派的杜淮川见江苏军大多已取消独立，恐北洋军乘虚而入，将江苏这块肥肉夺走，遂于8月2日致电袁世凯，恳请冯国璋部暂缓前进。袁不肯中途辍兵，于5日电令冯国璋、张勋“仍饬各军迅速前进，克日到宁，以免旷日持久，别生波折”2。于是，冯、张率军继续南进。7日，张勋的前卫部队抵达扬州，与徐宝珍的第四师会合。西线冯军，一则由于军队庞杂，指挥混乱，大量兵车拥积徐州，调度不灵；二则江苏军从徐州南撤时，拆毁铁轨多处，固镇铁桥也被炸毁，因而无法前进。袁世凯因多处分兵，后方空虚，战局持久对其不利，遂于6日电令冯军离开铁路线，由蚌埠经和州（今和县）、芜湖、太平（今当涂）一带绕进；或分兵入淮河一带，会同倪嗣冲军进攻寿县正陽关和安庆，再由长江顺流而下。1但冯国璋不愿受远程跋涉之苦，也不肯配合倪军作战，仍沿津浦路缓慢地前进。 （二）保卫南京之战（参见附图二十七） 黄兴等出走，北洋军又已逼近，南京城内动荡不安。时在镇江运动讨袁的国民党激进分子何海鸣、韩恢2以及戴天仇（即戴季陶）、詹大悲等人，闻苏北讨袁作战失败，黄兴出走，遂相继赶赴南京领导讨袁作战。8月8日，何海鸣率第一师百余人，占据江苏都督府，再次宣布独立，举陈之骥为江苏都督，何自任江苏讨袁军临时总司令。陈之骥于黄兴离宁后即投靠袁世凯，曾于8月3日致电袁，请他电饬程德全赴宁，“速筹善后”1。此次趁受职之机，陈派该师第三十团包围都督府，拘捕何海鸣；10日又到江北，拟与冯国璋商洽献城之策。陈之骥刚离城，从六合退守南京的该师二十九团官兵，击散拥陈的第三十团，放出何海鸣，仍举为讨袁军总司令。11日，第三次宣布独立。戴天仇见何海鸣仍为总司令，竟负气出走2。 南京第三次独立后，何海鸣等推举前江苏都督府顾问张尧卿1为江苏都督，并下令驱逐杜淮川，命原第十团团长徐涛为第一师师长，原第二十六团团长吴浩为卫戍司令，何自兼第八师师长。同时，招募城内及城郊各县的退伍官兵，组成第三军2，下辖第五、第六两师，以韩恢为讨袁军副司令兼第三军军长1。何命第一师驻守富贵山、雨花台等高地，第八师驻守狮子山、天保城诸炮台，其它部队驻防于各城门，决心固守南京。 南京保卫战，在整个讨袁战争中是打得最激烈的。 北洋军东线的张勋部与徐宝珍师在扬州会合后，其先头部队于8月8日渡江进攻镇江。驻守镇江的第三十一旅旅长张振发和第三十二旅代旅长卢祥麟弃军脱逃，部队无人指挥；驻守焦山、象山的官兵稍加抵抗，也慌乱逃散。张勋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镇江。13日，张、徐军进抵高资、龙潭。次日，分兵向明孝陵、紫金山和太平门进攻。 14日拂晓，张勋派敢死队十余人，首先将军旗插上紫金山顶，继命旅长方更生、团长赵振东等督大队步兵抢攻紫金山。天保城守军当即以大炮猛轰敌人，炸死赵振东，炸伤方更生及两个管带。张勋不顾伤亡，催令步兵蜂拥而上，终于攻占紫金山主峰，随后，又派兵进攻天保城。 天保城位于紫金山西侧，筑有坚固的炮台工事，是屏蔽南京的重要支撑点。守卫天保城炮台的系第八师工程营。8月17日，张军突袭天保城，工程营不支而退，天保城落入敌手。19日，江苏军八师二十九团向天保城反攻，将该阵地夺回。张勋悬重赏，驱使部队续攻天保城，并分兵一部向雨花台进攻，以分散守军兵力。南、北两军反复争战，天保城三失三得，至21日午后，终被北军夺占。 与此同时，张勋率主力于19日上午猛攻太平门。该门守军悬旗诱降。张勋受骗，挥兵拥入太平门。霎时，城门外地雷轰响，张军前队死伤过半，急欲退出，又被埋伏在城外的守军勇猛袭杀。张军死伤惨重，慌忙后撤。接着，张、徐两军又转向尧化门，组织部队反复攻城，均被守军击退。张勋复命部队用云梯、绳索冒着弹雨攀登城垣，结果梯折索断，士兵非伤即死。目睹者讥讽说：张勋军作战“直进直退，以生命为比试之具”，其战法实在“呆笨无比”2。 当东线的张、徐军向南京进攻时，西线的冯国璋部已修复了铁路，向南京逼近。8月12日，其先头部队抵达浦口。14日，张宗昌师的两个营从浦口偷渡长江，在下关登陆后，攻占了幕府山。但渡口遭到狮子山守军的炮火猛烈轰击，后续部队无法渡江。冯国璋见从浦口渡江受阻，决定组织部队从下游渡江。16日，冯国璋在滁县发布渡江攻城命令：以张宗昌第三师所余部队（欠第十团）和第五师为主攻部队，于16日晚相继从卸甲甸（老虎山对岸）渡江，上岸后分别向神策门（今中央门）、钟阜门（今无此门）和太平门一带攻击前进，并分兵一部援助张勋部夺取天保城炮台；以何丰林率第四师第十六团和原江苏军第三师第十团赴老西江口，掩护右翼部队的安全，并佯示渡江，牵制江苏军；以第四师其余部队固守浦口至枚管营一线，以炮火轰击南京城，支援由卸甲甸渡江的部队。冯部按预定计划渡江后，即派施从滨为南岸部队总司令官，李奎元为第三师代旅长（张宗昌尚留江北），率部连夺北固山、黄家卫、上元门诸要点。23日，冯军第十九团进逼南京城下，进攻太平门。守军据城抗击。冯军进攻受阻，遂退驻炮火射程以外。 江苏军在保卫南京的作战中，第八师官兵十分英勇顽强，特别是该师第二十九团，始终坚守在最关键的部位，屡次打退敌军的进攻。张勋军畏之如虎，“每见黄帽檐之兵至，立即退却”3。当时在南京的一个美国医士说：第二十九团“足以当英雄之名而无愧”4。 北洋军兵临城下，南京城内守军将领再次发生了内哄。第一师师长徐涛和卫戍司令吴浩暗中与敌军勾结，企图叛变献城。18日，吴浩以武力威胁何海鸣离开南京。何被迫躲入金陵医院。当夜，第二十九团一个营围攻一师司令部，捕杀徐涛；次日，又协同第一师士兵击散卫戍团，吴浩潜逃。讨袁将士再一次粉碎了取消独立的陰谋。 这时，安徽讨袁军总司令柏文蔚因领导安徽讨袁作战失利，于8月19日率卫队营并携部分粮饷到达南京。何海鸣因与都督张尧卿有矛盾，逼张将都督一职让与柏文蔚，并委柏兼第八师师长。柏接任后，于21日率部向天保城发动进攻，企图夺回已失阵地，后因众寡不敌，未获成功。 袁世凯鉴于南京城久攻不下，乃于8月24日急电海军总长刘冠雄，令其派军舰迅速载运浦镇和老西江口的部队过江，以便全力攻城。25日，刘冠雄派“海璞号等舰驶往浦口江面，掩护滞留江北的冯国璋部渡江。 8月27日夜，北洋军会攻南京。张勋部和冯国璋部第五师从东面攻太平门和朝陽门（今中山门），施从滨、李奎元率第三师两个团从北面攻神策门，雷震春部从南面攻雨花台，刘冠雄以舰炮配合冯国璋部攻城西北的狮子山炮台。守军固守城垣和诸要点，大量杀伤敌人。张勋见强攻失利，遂在富贵山南侧偏僻处挖掘地道，拟用炸药破城。 值此城防吃紧之际，新任都督柏文蔚深感守城无望，遂带侍从官兵由汉西门退出南京。柏走后，何海鸣任王宪章为第一师师长，自任江苏都督兼第八师师长。但何“不懂军事”，“经济全不公开”5，不为某些将领所信服。30日晨，何海鸣召集将领会议，决定于次日晚9时分四路反攻盘踞紫金山、幕府山及朝陽门外之北洋军，夺回制高点，扭转被动局面。其部署是：由第一师派出一个支队由雨花台出击紫金山之敌；第五师派出一个支队至朝陽门，待第一师与敌接战时，出城合击敌人；第八师派出一个支队至太平门，待第五师出发后，猛攻天保城；第六师派出一个支队出仪凤门（今挹江门），袭夺幕府山。翌日，总司令部下令将守城之有关部队集中编组各突击支队，准备出发。但第一师违令不动，第五师进至朝陽门时，因敌人炮火猛烈，不能出城，第八师也就无法进攻天保城。江苏军的四路反攻计划遂告流产。 9月1日上午9时，张勋部用炸药炸开富贵山南侧城墙两丈余，部队蜂拥而入，并分兵三路：一路抢占富贵山，并轰开太平门内守军设置的沙袋，开门接应城外部队；一路向南，将朝陽门、洪武门（今光华门）夹城轰开，迎接城外部队入城；一路向西，抢占北极阁、骆驼山、神策门、西华门诸要点。城内的江苏军与敌展开激烈的巷战。在张勋部的接应下，冯国璋之第三、第五师分别由神策门、洪武门、太平门攻入城内，并在舰炮掩护下夺占了狮子山炮台。下午，江苏军原朝陽门守城司令胡炳炎和护卫团团长李维作等相继叛变，引敌进占都督府。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何海鸣率部出聚宝门，退向雨花台。雨花台原由第一师第三团防守，后又增派第八师第二十九团赴援。该两团为江苏军的精锐部队，自9月1日至2日，官兵们忍饥挨饿，日夜苦战，击退雷震春部及冯军第四师多次进攻，毙敌千余人。何海鸣到达后，立即与韩恢等人率二十九团向敌反突击。无奈，该团官兵已精疲力尽，战斗力明显下降，在敌军的密集炮火下，死伤过半。何海鸣只好放弃雨花台，率余部退回城内。旋遭张勋与雷震春部前后夹击，部队溃散，何仅率少数士兵从水西门出走。坚守了二十余日的南京城终于落入敌手。 北洋军入城后，张勋纵兵烧杀婬掠，冯国璋部放火焚烧下关。南京居民继1864年受刽子手曾国荃的湘军血洗之后，又一次遭到惨重蹂躏。 江苏讨袁作战之所以失败，原因很多。主要由于：一是缺乏坚强的领导。除程德全从中破坏外，身为讨袁军总司令的黄兴，竟在危难时刻离职出走，对于战争全局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何海鸣虽意志坚决，但因不谙军事，不孚众望，又得不到国民党要人的支持，难于统率全军和指挥全局。二是各部队主要负责人大都为动摇分子，战前却未进行任何调整和防范，以致当敌军压境时，不是弃职潜逃，就是率部投敌。幸有一些坚定勇敢的中下级军官，率部与敌拚杀，否则，南京城早已陷于北洋军手中。三是指挥不力。南京宣布独立后，讨袁军的作战企图是先攻徐州方向之敌，“大举北伐”，但在冷遹师尚未作好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发起进攻，实属轻率之举。徐州前线作战失利后，何海鸣等虽决心固守南京城，但因内部矛盾重重，且又兵力不足，虽经苦战，终难抵御优势之敌的进攻。 第五节 各省讨袁相继失败 在江西、江苏两省军队与敌鏖战的同时，上海及广东、湖南、安徽、四川等省也相继宣布独立。但因独立日期参差不齐，各省内部矛盾重重，讨袁军步调不一等种种原因，都先后归于失败。 上海方面 1913年7月16日，吴淞炮台官兵首先宣告独立。18日，革命党人陈其美宣布上海独立。这时，前松江镇守使钮永建也带领在松江独立的部队（水师陆师共五营）归附上海。这样，加上已经抵沪的刘福彪福字营和原驻军第三十七、六十一团1，上海讨袁军约有七千五百人左右1。驻沪讨袁军总司令陈其美认为兵工厂是军队的命脉，希望通过“磋商”和平接收江南制造局，但遭到驻防该局的袁军拒绝。随后即决定集兵进攻江南制造局。23日凌晨，钮永建等率六十一团、三十七团、松军、镇军及福字营向制造局发动进攻。 驻守制造局的袁军，有新从北方调来的海军警卫队三个营、北洋军第四师两个团1和原驻该局之水师一个营，共约一个师的兵力。袁世凯任命派驻上海的海军警卫队总执事郑汝成和驻沪海军总司令李鼎新为前敌指挥。郑、李躲在停泊于黄浦江的军舰上，指挥制造局守军抵抗沪军的进攻。由于袁军筑有坚固工事，火炮亦多，沪军虽日夜猛攻，终不能克。30日，一部军队退往闸北，为英军缴械；钮永建、刘福彪等率另一部军队撤往吴淞及宝山一带。 这时，郑汝成率舰至吴淞，海军总长刘冠雄也派四艘军舰到沪。8月2日，各舰环列吴淞江面，轮番轰击炮台。炮台守 军奋勇还击，重创旗舰“海圻”号。旋因刘福彪部企图投敌，虽被钮永建等查觉，将该部缴械，但沪军实力大为减弱。13日，袁军水陆夹击吴淞炮台。钮永建、居正率部放弃炮台，退往嘉定。不久，即解散军队，分赴海外。陈其美在作战失利后逃往日本。 安徽方面 7月17日，安徽宣布独立，众推柏文蔚为安徽讨袁军总司令。此时柏文蔚尚未回省，暂由安徽第一师师长胡万泰代理都督。不久，首鼠两端的胡万泰托故辞职，由宪兵司令祁耿寰代其主持军事。27日，柏文蔚返回安庆，就任都督，组织讨袁作战。 袁世凯闻讯，除命倪嗣冲率部进攻外，又电令河南都督张镇芳和屯兵郑州的护军一部“分道进攻”安徽。袁认为，“乘皖省乱党骤起，布置未定之时，如以大兵力捣其空虚，必可致胜”2。 8月7日，胡万泰宣布取消独立，率部围攻都督府。柏文蔚不敌，率二百余人撤至芜湖。数日后，柏见安徽讨袁形势急剧恶化，遂将指挥权交给驻芜湖的皖军第二旅旅长龚振鹏，自己乘鱼雷艇去南京。29日，芜湖在汤芗铭、胡万泰部水陆夹击下失陷。与此同时，在正陽、凤台等地与倪嗣冲、张镇芳部作战的皖军亦迭遭失利，安徽讨袁作战遂告失败。 广东方面 7月18日晚，广东都督陈炯明宣布独立，通电讨袁。陈任都督兼广东讨袁军总司令。当时，广东有两师一混成旅。陈炯明应欧陽武的请求，派驻韶关的一个旅往援江西，其余部队分为三个支队：原广东第一师师长钟鼎基为第一支队长，第二师师长苏慎初为第二支队长，第五旅旅长张我权为第三支队长。拟从8月1日起出师北伐。但这些部队的师旅长大都无意讨袁，有些与袁世凯早有勾结。 广东起事，北洋军鞭长莫及，袁世凯乃密令广西都督陆荣廷和广东副护军使龙济光率军攻粤，答应事成之后，以粤督相许。龙济光、龙觐光兄弟乐为效命。于是，袁封他们为广东正、副镇抚使，令其率军进攻广东。 8月4日，广东讨袁军中的炮兵团、辎重营等倒戈拥袁，炮轰都督府，陈炯明仓皇出走，钟鼎基、苏慎初、张我权等师旅长当即宣布取消独立，于是广东讨袁也遭失败。龙济光率桂军进驻广州后，建立了效忠于袁世凯的反动统治。 湖南方面 江西、江苏兴师讨袁后，湖南都督谭延闿迫于形势，也于7月25日宣布独立，响应讨袁。并应欧陽武之请，派兵一团往援江西。但该团踌躇不前，直至江西讨袁作战失败，才抵湘赣边界。8月14日，谭延闿见邻近各省讨袁作战先后失败，遂宣布取消独立。但袁世凯并不因此而对他宽容，10月7日，汤芗铭督湘，将谭解送北京，褫职判罪。后经黎元洪说情，才被特赦。 四川方面 四川在讨袁战争中行动最晚。8月4日，川军第五师师长熊克武率该师于重庆宣布独立。熊旋将所部编成四个支队，以龙光为第一支队司令，率部经永川、荣昌进取泸州；范榛为第二支队司令，扼守合川，防御北路；李树勋为第三支队司令，刘植藩为第四支队司令，分率所部防御南路。8日，四川都督胡景伊先派川东宜抚使王陵基率兵五营往攻熊部，继今川军第一、二、三、四师师长1各率所部围攻重庆。袁世凯也电令鄂、陕、滇、黔四省都督，“酌拨劲旅，会合兜 剿”1。熊克武所部与敌接战月余，在泸州、内江、南充等地战斗相当激烈。终因寡不敌众，且又兵力分散，以致各路均告失利。9月10日，重庆北路要地合川又陷敌手。11日，熊克武见败局已定，遂潜离重庆，后流亡日本。 这一时期宣布讨袁的，还有福建第十四师师长许崇智，鄂军驻沙洋第三十二团团长刘铁，广西柳州巡防营统领刘古香等，但均在敌军的进攻或胁迫下，先后归于失败。 第六节 讨袁战争的教训 讨袁战争，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继续高举民主共和的旗帜，反对袁世凯独裁专制的正义战争，是辛亥革命战争的继续。这次战争波及江西、江苏、湖南、广东、四川、福建等省，加上各地群众的自发斗争，对袁世凯的独裁统治构成了一定的威胁。但是，这次战争仅仅进行了两个多月，即以失败而告终。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袁世凯得以实现了反革命的“武力统一”计划，开始了北洋军阀集团在全国的反动统治。这次战争的失败，标志着辛亥革命的最后失败。 讨袁战争之所以失败得如此迅速，一方面，由于以袁世凯为头子的北洋军阀集团已经控制着中央和相当一部分地方政权，拥有一支数量众多、装备良好、经过训练的反动武装，并且得到帝国主义和以老立宪派为骨干的旧官僚政客的支持。另一方面，软弱的资产阶级，自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后，便迅速趋向妥协，除少数激进分子外，大多数资产阶级分子因害怕战争影响其实业的发展，竟多方反对讨袁；广大农民群众，虽不断进行自发的反抗斗争，但未能从辛亥革命中获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利益，因而没有出现反袁斗争的高潮。这就影响了讨袁统一战线的形成。仅有少数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和部分军队的孤立作战，是难以敌过强大的反革命势力的。 这次战争的失败，还由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主观指导上的失误。自孙中山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以后，资产阶级革命党的领导人，便产生了妥协倾向。孙中山等主张以在野身分致力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宋教仁等主张实行“政党政治”、“议会政治”以分袁之权。这表明了他们对袁世凯代表的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的反动本质认识不足，对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艰巨性和武装斗争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加上战争爆发后，在作战指挥上又犯了错误，这就加速了战争的失败。革命党人主观指导上的失误，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忽视经营南方几省和建立巩固的 革命基地 袁世凯篡权之初，辛亥革命还没有完全失败。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还控制着南方七八个省，倘若他们对革命形势有正确的估计，认识到与袁世凯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实行符合中国当时情况的革命方略，加强对南方诸省的控制和经营，建立起进可攻退能守的战略基地，特别是唤起和组织民众，改革政权结构，使这些省的领导权确实掌握在忠实可靠的革命党人手中，那就不致在反袁斗争中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 二、忽视军队的整顿和建设，部队 的素质很差 辛亥革命战争期间，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掌握着几十万军队。这些部队虽然系统紊乱，装备较差，但其中许多中下级军官和部分士兵具有旺盛的民主革命热情，如能加强领导，认真整顿，不难从中造就出一支忠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事业的有战斗力的军队。然而，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掌握槍杆子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意义认识不足，对军队需要进行革命的改造缺乏认识，以致在兵权问题上犯了错误。首先，对袁世凯瓦解革命军的陰谋丧失警惕，不折不扣地执行了袁的裁兵减饷“指令”，使南方革命军由数量上的优势变为劣势，军心亦为之动遥其次，对于保留下来的部队，既未加强民主革命思想的教育，也未抓紧进行整顿和训练，特别是不懂得甄别和选拔忠于革命事业的军官，掌握军队的领导权。部队中不少师、旅、团长不是坚定的民主主义革命者，而是看风使舵的投机分子；一般士兵仍然抱着当兵吃粮、绝对服从长官等陈腐观念，虽然打着革命军的旗号，但依然保留着旧军队的本质特征。这样的军队，与装备、训练和控制力强的敌军作战，自然难于取胜。作战中虽有些部队表现比较勇敢，但毕竟为数较少，难以影响全局。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推翻清王朝的过程中，注意策动新军反正，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放松了军队的改造工作，这是一大失策。讨袁战争的实践证明，中国的革命政党，如果单纯依赖旧军队而不建立新型的革命武装，要想打败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支持的反动武装，进而夺取和保卫政权，是不可设想的。 三、仓促举义，各自为战 “宋案”发生后，由于孙中山、黄兴等主要领导人之间在“武力讨袁”还是“法律倒袁”问题上争论不休，久拖不决，因而直接影响了应变准备。从3月20日宋教仁被刺至7月12日江西宣布独立，历时三个多月。在此期间，袁世凯磨刀霍霍，积极进行南下作战的准备。而革命党多数领导人却麻木不仁，既不进行战争动员，又不着手扩充军队，筹措作战物资，白白丧失了宝贵的战备时间。结果，在北洋军重兵压境的情况下，只好被迫仓促应战。此外，在已经确定“武力讨袁”之后，未能制订切实可行的作战计划，进行周密的作战部署，而是简单从事。结果，几省同时起兵的预定方案完全落空，形成各自为战，无法协同配合。江西的李烈钧虽曾与广东、湖南、福建、安徽商定，一省有事，四省支援。但当江西讨袁战争爆发后，福建、安徽一兵未发，广东援兵半途折回，湖南援兵迟迟不进。江西革命军只好孤军作战，以寡敌众，为北洋军所败。江苏虽与安徽、上海境连地接，但也各自为战，互不协同策应，结果被敌各个击破。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把战争这种极端复杂而又特殊的社会活动，竟视同儿戏，如此草率从事，焉有不败之理！ 四、未能实行正确的灵活的作战指挥 江西、江苏两个主要战场的讨袁作战，虽然分别成立了作战指挥机构，但均未能根据敌我双方的具体情况，制定正确的作战方针，实行灵活的指挥。结果，不是冒险进攻，便是消极防御。江西战场始则以薄弱的兵力仓卒发难，陷入孤军作战；继而数战失利，即将走兵溃。江苏战场，初则分兵冒进，出师不利；继则困守南京，终至覆灭。革命党人在军事战略战术上缺乏认真的学习和研究，临战不能实施正确灵活的指挥，不能不是讨袁战争迅速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一节 起义武装的创立和初期活动 河南宝丰、鲁山一带，是白朗领导的农民起义的发源地。这一地区的农民，受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十分严重。清末民初，约有70—80％的土地被地主所霸占，地租高达收获量的60％以上。农民除受地租剥削外，还受高利贷的盘剥，比较普遍的是借银一月，索利三分，借粮一季，交息五成。反动政府征收田赋本较苛重，承包人又从中侵吞，中饱私囊，外加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和为地主、官府服各种无偿劳役，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1911年，宝丰、鲁山地区遭大冰雹袭击，农业歉收，但封建剥削却有增无减，致使广大农民无法生活下去，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出现了“千百成群，揭竿起事”的革命形势。由贫苦农民、采煤工人、“蹚匠”2和部分被裁士兵组成的许多小鄙农民武装，纷纷开展反抗地主豪绅的斗争。 在封建统治阶级巧取豪夺，土豪劣绅横行乡里，不少中小地主遭到破产的情况下，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白朗也被迫走上了起义的道路。 白朗字明心，1873年生于河南省宝丰县大刘村，家有土地二百亩。1908年被人诬告入狱，经变卖土地营救，才被释放。之后，经历了当兵、贩盐、炼铁等活动，比较广泛地接触了贫苦群众。1911年10月，白朗公开扯起义旗，组织了一支起义武装。最初只有二三十人，多为衣衫破烂的贫苦农民。所用武器除一支快槍外，其余尽是“笨炮”（即土铳一类武器）和大刀，因此有人称他们为“笨炮队”或“袄片队”。 白朗起义武装成立后，即于11月联合以张群为首的义军共约一百人，进攻靠近叶县的鲁山张官营地主武装。因遭叶县军队和地主武装夹击，损失八十余人。张群阵亡，白朗负伤。虽然初战受挫，但白朗并不灰心，继续坚持斗争。1912年4月，白朗率起义军二三十人，在宝丰东北交马岭设伏，袭击宝丰卸任知事张礼堂的保镖，缴获快槍十余支。不久，又和郜永成（又名秦椒红）的起义军联合作战，多次击败叶县知事温少良率领的反动武装，使其龟缩城内，不敢出战。 这时，宝、鲁一带各股起义武装活动频繁，声势日益壮大。当地反动政府无力镇压，便使出了招抚伎俩。一些起义军首领中计受骗，惨遭杀害。白朗识破了反动派的欺骗勾当，拒绝“受抚”。他率部北上禹州（今禹县），一举攻克神垢镇。后又南下舞陽县，以母猪峡为基地，往来游击，活动范围逐渐扩大到鄂豫边境。起义军的口号是“打富济贫”。每到一地，将地主富商的粮食、银钱、衣物、首饰分给穷人，加之起义军的纪律也比较严明，因而深受群众的拥护。当时流传着不少赞扬白朗及起义军的民谣。由于白朗的威望日高，许多小鄙起义武装纷纷投奔。特别是袁世凯篡权后，变本加厉盘剥民众，使民生更加凋敝，河南人民“十（之）八九不能自活”3。于是，参加起义的群众日益增加，一年之内，部队迅速发展到二三千人。 白朗起义军经过初期战斗活动，建立了一支比较能打游击战的武装，并有一小块游击基地，给了地主豪绅、反动地方官吏以应有的打击。但是，军队的组织形式比较原始，没有正规的编制和番号，只有人数不等的“杆”（分马队和步队），由各杆头统率，以杆头的姓名为旗号，无统一的职称。 第二节 袭击豫鄂两省敌军，配合二次革命战争 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发动“二次革命”前，已与白朗取得了联系，并派人在白朗的部队中工作。正当袁世凯调兵遣将，准备进攻南方的革命军之际，河南省柄民党干事阎子固曾动员白朗“在淮上起事接应”1。白朗也曾派人到武汉，与革命党人接洽。“二次革命”战争爆发后，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黄兴又于7月20日写信给白朗，向他提出了“乘虚直捣”豫鄂，配合讨袁作战的建议。虽然信使在开封被反动军警逮捕杀害，白朗并不知道黄兴的具体意见，但这一时期，白朗起义军转战于已被北洋政府所控制的豫鄂两省，积极打击反动地方武装，牵制了北洋军的部分兵力，威胁着被袁世凯视为生命线的京汉铁路，客观上配合了革命党人发动的讨袁战争。 一、克唐县，占禹州 正当北洋军沿京汉路南调，准备向南方革命军发动进攻之际，白朗于1913年5月底6月初分兵两路，积极展开活动。一路由高鑫、宋一眼率数百人，在许昌、襄城、叶县一带袭扰敌人；另一路由白朗亲率二千余人，南下唐县（今唐河）、泌陽一带，声言攻占唐、泌等处后，即“与高鑫、宋一眼合股通南方，以图大举”1。河南都督张镇芳急忙商请河南护军使雷震春，派团长任昶武、南陽镇守使田作霖率部“追剿”高、宋起义军；派河南陆军第一师第三旅旅长王毓秀率一个团“兜剿”白朗所率的起义军。白朗利用唐、泌守军的离心倾向，事先与唐县守军取得联系，于5月31日夜一举攻克该县，缴获大炮六门、机槍两挺和许多槍械子弹，并争取豫军一个营起义。白朗破唐县后，立即率部北上，连克源潭、饶良、麦北、下洼、金汤寨，直逼裕州（今方城）。雷震春慌忙命右翼帮统王茂元率两个营星夜赶赴裕州堵截；由驻马店下车的王毓秀部亦由泌陽、唐县分路追击。白朗闻讯后，便率部西入檀山，复经南召直趋鲁山。雷震春急令王茂元部由襄城兼程西进，改援鲁山。起义军改变攻鲁计划，转移至鲁山西北的深山密林处，甩掉尾追之敌，然后穿山越岭，采取奇袭战术，直趋禹州。 禹州位于襄城以北。6月14日，该县城内正为不久前被起义军击毙的团勇开追悼会。白朗军混在群众中，趁机入城，攻取南门大街，并向凭借西街寨门顽抗的民团勇猛进攻。城内守军约三百人，惊慌失措，弃械而逃。起义军缴获颇多。15日晚，起义军主动撤离禹州城，直趋郏县、宝丰。在郏县以北八里之白庙寺，击退了雷震春所部三个营的堵截，转入鲁山西北山区。这时，起义军声威大振，“一时望风而归者，不数日间达一千五百人。所得军器，亦极精锐”2。队伍发展至五六千人。 二、西破淅川，南据枣陽 起义军转回鲁山地区后，雷震春率左翼统领申保亨，于6月21日由许昌进驻宝丰，调集部队，布置对起义军的围攻。其部署是：旅长王毓秀所部开赴鲁山，由东南向西北“搜剿”；左三营管带金聚率部开赴半扎（临汝南三十二里），由北向南“搜剿”；右三营管带雷存修率部开赴大营，由东向西“搜剿”；西大社社董督率社勇堵截山口，防止起义军西走；管带鞠得胜率马队在襄城、叶县、舞陽、裕州、南召、鲁山等处巡逻。此外，还收买和派遣间谍、坐探，进行侦察破坏活动。雷震春把这一部署吹嘘为“四面围剿之法，为一鼓荡平之计”。并向陆军部夸口说：一定要“严缉首要，以期拔本塞源，永绝后患。”1正当雷震春调动部队部署围攻之际，起义军悄悄离开山区西行，于6月底奔袭数百里外的卢氏城。7月1日，攻占浙川县的西坪。2日，攻占豫、鄂、陕交界的重镇荆紫关。驻守荆紫关的王天佑率残部向浙川逃跑，起义军乘胜追击，一举攻克浙川城。至此，雷震春的“四面围剿”计划完全落空，而邓州（今邓县）、内乡、镇平等县频频告急，纷纷请派援兵。镇守南陽的周符麟，急不可待地连电袁世凯和陆军总长段祺瑞，声称如不及时增援，不但邓州、内乡等县难保，即南陽亦岌岌可危，进而提出给他“另委一相当之事”1，准备临阵脱逃。 起义军攻占浙川后，又挥师南下，进至鄂北的郧县境内。此时已投靠袁世凯的副总统黎元洪立饬鄂、豫、陕三省军队，不分省界，联合“会剿”。7月14日，起义军与三省联军激战于均县贾家寨以东，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弹药消耗甚多，故未紧追败敌。随后，起义军乘船渡丹江东进，消灭了阻拦的敌军，复北入豫境。17日进围镇平县，威逼南陽。张镇芳急电奉军第二混成旅旅长吴庆桐，请他派兵一团救援。8月，起义军又击败周符麟部于百泉山，获大炮数门，槍械甚多。随后，再次进入河南唐县、泌陽、桐柏和鄂北天河口等地，并在桐柏县建立第二个游击基地。 9月下旬，白朗又率部南进至鄂北随（县）、枣（陽）地区。25日夜，在枣陽守军两个连内应下，攻占县城。起义军逮捕了横行霸道、荼毒居民的外国传教士数名。枣陽被占后，吴庆桐电令驻樊城之第五团派步兵一营、驻钟祥之第五团第一营派步兵三连，由西、南两个方向进攻枣陽；令驻随县之第四团分扎边界防堵；由帮统李治云和团长赵福汇所率之部队也分别进至枣陽城下，形成四面包围。起义军据城固守，击退敌人多次进攻，毙敌团长、副官各一名。黎元洪下令调拨重炮两门，加紧轰城。起义军为保存实力，于10月6日晚从北门突围西行。虽敌军“四面云集”，结果依然“莫之阻也”2。大量敌人被起义军牵着鼻子团团乱转。 三、袭鲁山，占宝丰 起义军从枣陽突围后，旋即转移至唐县、泌陽、裕州、舞陽一带，于1913年10月中旬，进入鲁（山）、宝（丰）地区。10月19日晨，进攻鲁山城，因守军有备，攻城不克，遂退至鲁山西北山区。张镇芳急令河南第一师师长张锡元和旅长王毓秀分别率部“进剿”。起义军依托高山密林，与优势敌人周旋。22日，在娘娘山、青条岭、椅子圈一带与“进剿”军激战。23日，又在锯齿岭阻击敌人。“进剿”军既怕起义军夜袭，又怕起义军乘虚攻取鲁山城，所以只能朝发夕归，不敢在山地驻扎。起义军稍事休整后，即准备进攻宝丰城。首先派人潜入城内，主力于11月11日从百余里外向宝丰疾驰。次日凌晨，趁守城民团困倦之际，城内的起义军纵火扰敌，城外的起义军立即架梯登城，一举攻占宝丰。这时，新任河南护军使赵倜正率马步四营前往鲁山途中，忽闻宝丰被占，“即派马飞调赴鲁山之队回剿”1。起义军稍事抵抗，即撤出县城，回到鲁山西北山区。随后，又挥师南下，转至南陽地区。不少反袁的进步青年以及基层的革命党人投奔起义军，原季雨霖1第八师的士兵也纷纷携械投奔。 自1913年5月至11月，半年之内，白朗起义军转战豫、鄂两省，共牵制了北洋军及地方部队约五个团和十四、五个营的兵力，相继攻破十多个城镇，歼灭了敌人部分有生力量，不仅使鄂豫两省的军政头目惶恐不安，而且惊动了袁世凯和北洋政府。 这时，起义军已发展到近万人，并打起了“中华民国抚（扶）汉讨袁军”的旗号。随着快槍、大炮等新式武器日益增多，部队的编制也有了变化。起义军已分为步、马、炮、工、辎，“扎立营寨，放哨巡逻，悉如军队”2。这些重要变化，标志着这支起义武装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三节 转战京汉路两侧 一、打破第一次“围剿” 讨袁战争失败后，袁世凯当上了正式大总统，并积极进行复辟帝制的活动。但是，声势越来越大的白朗起义武装，对于北洋政府来说，不能不是一个心腹之患。陆军总长段祺瑞就透露了这种心情，他认为起义军“地处腹心，若不认真痛剿，终无了局”1。不仅如此，还由于起义军的活动，“大碍西人商务及传教事宜”，因而引起了帝国主义的重视。1913年11月，驻汉口的各国领事，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建议北洋政府使用飞机，“将白朗军队全行炸颈1。各国驻京公使也“迭经函致政府，要求迅速扑灭”2这支起义武装。依靠帝国主义支撑的北洋政府，在“外人注目”的情况下，决定对白朗起义军进行更大规模的“围剿”。 1913年11月下旬，北洋政府增兵河南，电饬豫督张镇芳对起义军进行“围剿”。其具体部署：毅军统领宝德全率部驻郏县、宝丰、汝州（今临汝）三县；师长张锡元率部驻舞陽、泌陽一线；王毓秀旅驻裕州、南召、鲁山、伊川一线；成慎团驻襄城、叶县；南陽镇守使田作霖部分驻镇平、内乡、浙川和南陽、邓县、新野六县；南下的奉军驻唐县、桐柏两县；镇嵩军统领刘镇华部驻嵩县、宜陽、永宁（今洛宁）、卢氏县；北洋陆军第二师3的混成营驻确山、遂平一线；统领徐占凤、高文贵所部担任京汉路警戒；河南护军使赵倜率马队巡察各处，督饬诸军。上述总兵力约三万余人，妄图将白朗起义军围歼于豫西南地区。原计划12月1日开始“围剿”，于一个月内将起义军“一律肃清”。并要各县知事“赶办清乡，以绝后患”1。实际上，“围剿”行动于1913年末才开始。 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起义军作了相应的部署：由白瞎子等率部分兵力留在豫西南地区活动，牵制“围剿”军；白朗则亲率起义军主力跳出包围圈，到京汉路以东，打击守备薄弱的敌人。 1913年底，白朗率部向京汉路秘密移动，于1914年1月8日到达京汉路东的新安店。9日上午，在新安店北十里的小为庄，与石振声补充旅之胡永奎团遭遇，激战三时许，歼敌一部。后进至新安店东北的蔡庄，兵分三路南下。先攻罗山未克，遂转攻光山。1月11日，在当地小刀会众暗助下，一举攻破光山城。15日，又攻占光州（今潢川）城，缴获槍械四五百支。起义军破光、潢后，即扬言将北上项城，抄袁世凯和张镇芳的老家。袁大惊，立即调兵“护陵”。其实，起义军并未北上，而是继续东进，于16日陷商城，歼团勇三百余人，缴获槍械子弹甚多。旬日之间，起义军连陷豫东南三城，使袁世凯大为震惊。他急令其亲信、新任湖北都督段芝贵先到信陽“统筹全局”。不久又将其表弟、河南都督张镇芳革职，由陆军总长段祺瑞兼任河南都督，驰赴信陽“督剿”。段芝贵到信陽后，立即调动部队，作出了“相机痛剿”起义军于光（山）、固（始）的部署。但是，行踪飘忽、惯于避实捣虚的起义军，早已摆脱追堵的敌军，转至皖西，威逼六安、霍山。 六安是皖西的水陆交通枢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具有重要地位。当时，皖军主力正在该省东北部镇压起义农民，皖西地区兵力比较薄弱。起义军进入皖西后，皖督倪嗣冲慌忙下令：芜湖镇守使鲍贵卿率部由芜湖至庐州（今合肥）；安徽第一师师长马联甲率部由省城安庆至舒城；安武军中路统领邱昌锦率部由寿州（今寿县）赴六安，准备“会合兜剿”。正当倪嗣冲忙于调集军队之际，起义军打响了进攻六安的战斗。当时，六安城内仅有巡缉营营长王传禄所部约五百人。起义军东进时，王传禄率部在叶家集、金家寨、流波■一线进行防御，仅留数十人守城。1月20日，王传禄部在流波■被起义军击溃，经苏家埠逃进城内。此前，该县知事段保森见六安城危在旦夕，携款潜逃。段的卫队中有的与起义军有联系，乘机打开监狱，将犯人全部释放，并将“县署公款什物掳掠一空”2，城内秩序大乱。这时，皖北镇守使倪毓棻飞令统领邱昌锦率二营、帮统马联棻率一营由寿州驰援。1月24日晚，马联棻营进驻六安。但起义军一部早已潜入城内，与守军展开巷战，并四处放火，秘开城门，城外大队也适时赶到，乘机入城。守军不支，弃城逃跑。起义军骑兵三百余人乘胜追击，毙伤敌军颇多。六安城当即被起义军占领。邱昌锦行至六安北五十里之马头集时，闻马联棻部在六安被围，立即兼程往救，以管带陈怀忠为左翼，自率管带李长胜为右翼，从东、北两面进攻六安城。起义军利用城东有利地形，事先设下埋伏。陈怀忠营陷入重围，李长胜营也遭到有力的反击。自下午1时战至7时，邱部“饥疲交加”，“伤亡枕藉，狼狈溃退。在起义军进围六安时，驻舒城的骑兵团团长路靖坤也奉命率一个营驰援。24日晚，该营行抵六安城东二十里铺时，路靖坤不明情况，先带三十余人入城，准备与马联棻接洽守城事宜，结果自投罗网，被起义军俘获处死。路营也被击溃。六安之战，起义军给皖军三个多营以歼灭性的打击，是起义军在外线作战中取得重大胜利的一次战斗。这次战斗的胜利，使士气民心大为振奋。 在起义军主力转至外线，驰骋于豫东、皖西之际，坚持在内线作战的起义军，在内乡、赊旗镇（今社旗县）、南陽等地积极活动，牵制和打击“围剿”军。当时，荆紫关巡防队也加入起义军，被裁汰的攻府军士兵及各地小鄙义军，纷纷“闻风归附或遥为附和”，因而起义军的实力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有所发展。 由于起义军采取了比较正确的作战方针，北洋政府策划的第一次“围剿”以失败而告终。 二、打破第二次“围剿” 在袁世凯对起义军进行“围剿”时，英国驻华武官罗伯逊、俄国驻华武官佛多楼夫，先后赴信陽“观战”。罗伯逊提出了以轻便马队跟踪追击，配以步兵围堵和“遍立堡垒”的“剿匪节略”，为北洋军出谋划策。袁世凯还接受各国驻汉领事的建议，不惜以重金购买飞机数架和聘请俄国飞行员来华，并派卫队护送飞机与飞行员到信陽机场，用新式武器镇压起义军。 起义军进据皖西地区后，皖督倪嗣冲一面从安庆、芜湖、寿州调动约十个营的部队，向六安、霍山方向围堵，一面电请段祺瑞增兵英山、霍山、罗田、蕲春，阻塞起义军南下道路。与此同时，河南护军使赵倜率统领高文贵等部到达固始，并令拱卫军、北洋陆军第二师第六团向商城、固始方向集结，与皖军声势联络，“稳慎前进”。这就再次形成了对起义军的“围剿”。白朗等为了摆脱被动不利态势，决定率部突围，向铁路以西转移。 1914年1月27日黎明，起义军从容撤离六安，并再次声东击西，迷惑敌人。军队出城后，先向东行进，声称将进攻庐州，尔后转旗西走，进据豫皖边的金家寨，准备伺机突破敌军防线。此时，赵倜正待拱卫军和二师六团集中后向麻布街（商城东一百八十里）一带进发。但统领高文贵未执行赵倜的命令，于1月28日令拱卫军团长熊文朗率两营单独由固始开往麻布街。熊团于29日出发，在叶家集宿营。起义军侦悉该团孤军冒进，便迅速奔袭叶家集。熊文朗因叶家集无寨垣可守，即在该集东八里的石碑楼布置防御，由管带李凤举指挥左翼，帮带王翰文指挥右翼，熊自带山炮两门居中指挥。熊还派人飞报驻武庙集（叶家集西四十里）的高文贵，请速派兵增援。1月30日上午，起义军集中兵力向熊团发起进攻。激战至下午2时，先将其左翼击溃，再转攻其右翼，将帮带王翰文击毙。该部见主官毙命，纷纷溃退。起义军立即包围中路，熊文朗不敢抵抗，率部突围，退回固始。这次战斗，起义军共击毙敌军帮带、副官、哨官、哨长七人，击伤哨长、哨官二人，歼敌百余人，缴获步槍一百二十四支、手槍六支、望远镜两具，取得了较大的胜利。 熊团溃败后，商、固一线的豫、鄂联军便加紧防堵。起义军又于2月6日攻占霍山，继又南下至英山。皖军马联甲师“跟踪数日，竟未追及”。段祺瑞鉴于“北部兵力已经厚集”，电令马联甲师迅速南下，堵击起义军，令英山、罗田守军严防要隘，令鲍贵卿率部往舒城堵击，今北洋陆军第二师师长兼鄂皖“剿匪”总司令王占元增兵鄂皖边界的松子关一线，以便“约期会合，严行痛剿”1，妄图将起义军围歼于霍丘、霍山、叶家集之间。这时，起义军已转移至双河店（金家寨西南四十里）、皂靴河（商城东南四十里）一带活动。驻光州的王占元急令所部第九团进驻瓦庙集（固始西南四十五里）；骑兵第一旅赶赴叶家集，与皖军联络；石振声旅混成第五团待机于商城附近；混成第六团从固始南下。为防止南方的革命党人接济起义军，段祺瑞还请袁世凯派军舰数艘，在长江梭巡。 由于鄂、豫、皖三省的“围剿”军愈集愈多，起义军在内线的回旋余地愈来愈小，白朗等决定率部迅速突出包围圈。先准备从商、固之间的瓦庙集突围，因遭敌第九团堵截，遂进攻段家集、方家集，又遭敌混成第六团阻击，于是集众向酆家集（商城东北二十里）进攻。2月21日，起义军首领之一李鸿宾率步兵四五千人、马队三四百人，携火炮两门，从皂靴河经苏仙石向西北挺进，白朗率大队跟进。王占元命驻段家集的混成第六团和商城的混成第五团立即出动，对起义军实行夹击。21日上午，混成第五团与起义军前锋相遇，李鸿宾率起义军占领鄂家集南面一带高地，与该团展开激战，至下午5时，起义军被迫后撤。王占元即令第九团扼守商城以南至松子关一线各要隘，阻止起义军南下；令石振声督率五、六两团从苏仙石西、北分进合击。他得意洋洋地向段祺瑞报告：“迄今合围之势已成，进攻之机已熟”2。 2月23日，白朗所率之万余人在酆家集南又遭混成第五、第六两团夹击，被迫东撤。起义军集合大队突围，多次受阻，北洋军又步步紧逼，处境十分不利。白朗等决定以部分兵力在当地起义武装配合下，潜行至光州附近，出敌不意地袭击王占元的指挥部，借以调动敌人；其余部队分成几路，乘机冲出包围圈。这一部署果然奏效。当起义军的槍声在光州城外突然打响时，王占元惊慌失措，急令一个营守城，两个营出城迎战，同时命令附近驻军星夜驰援。袭击光州的起义军奋不顾身，与优势敌人激战两日，终于胜利完成了掩护主力部队分路突围的任务。 各路起义军于2月26日、27日跳出包围圈后，日行百余里，兼程西进。其中一路发现有飞机在空中盘旋，部队立即疏散隐蔽，组织对空射击，击伤敌机一架，开创了中国近代战争史上用轻武器打飞机的先例。 起义军跳出包围圈，至京汉路侧集中后，在武胜关一带破坏铁路，一度造成车运中断，使“中外居民异常恐惧”3。随后，起义军从信陽南东双河分兵两路，一由柳林南下，威胁武汉；主力经随、枣西进，直趋老河口。 老河口位于汉水东岸，是汉水中上游的货物集散地。当时，由黎天才第一师赵荣华团的一个营驻守该镇。赵平日肆意鞭打市民，勒索商户，并经常沉溺在戏院中，不理军务，军队纪律废弛。当起义军越过随县、枣陽，向老河口方向前进时，赵荣华仍不介意。少数起义军便混在一戏班里，潜入镇内。 8月7日，起义军三千余人攻占老河口东南的黑龙集，驻守该集的第二混成旅第五团第三连向老河口溃退。此时，赵荣华才匆忙下令戒严，派部队防守城关。当晚10时许，起义军猛攻大东门，事先进城的起义军立即响应，火光烛天，槍声大作。战至8日凌晨，镇内守军及商团大部被歼。赵荣华仅率马队数十人逃往樊城。起义军共缴获火炮两门、炮弹九十余发、槍弹二十余万发，取得了外线作战的又一次较大胜利。 西进的起义军进展顺利，南下的起义军也接连获胜。当起义军还在路东的鄂豫边活动时，鄂督段芝贵为了防止起义军南下长江与革命党联络，将主要兵力集中在罗田、麻城、黄安一线，因而路西的兵力比较薄弱。广水虽有驻军，但责在保护铁路，不敢轻动。所以，该路起义军出武胜关后，未经大的战斗，就连破应山县的麻烟市、霍家集，直趋安陆。待到鄂军赶来时，部队即转旗北上，与由老河口转移的起义军主力会师。8月14日，起义军再次攻克鄂、豫、陕三省边境要隘荆紫关。守关的巡防营一个营狼狈北逃，退守西坪。 袁世凯先后派出亲信段祺瑞、段芝贵和赵倜、王占元等将领亲临前线指挥，相继调动两万余部队追围堵击，历时两月，妄图将白朗起义军消灭于鄂豫皖边地区，结果再次以失败告终。起义军在反“围剿”斗争中，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得到了更大的发展，部队扩大至二万余人。这是起义军最兴盛的时期。 第四节 西进陕甘，由胜转败 一、北洋军的八路“兜剿”计划和 起义军的西征决策 白朗起义军连战获胜，袁世凯十分惊慌，连电段祺瑞和段芝贵，命令他们加派部队，“酌配利器”，再次组织更大规模的“围剿”，务求“早日荡平”4。 1914年3月15日，段祺瑞根据袁世凯的指令，与段芝贵等分析了前段作战情况，认为起义军惯于避实击虚，合围、追击均难于奏效，但也别无良策，只得仍然采取老一套的办法，实行所谓分进合击，八路“兜剿”。其具体部署是：豫皖“剿匪”副司令王汝贤率所部一旅及归其节制的何其慎旅驻裕州，另以一团驻许昌；骑兵第一旅旅长陈文运率所部驻襄城、叶县；河南陆军第一师师长张锡元率部驻舞陽、泌陽；河南护军使赵倜驻洛陽，所部毅军分扎汝州、宝丰一线；镇嵩军统领刘镇华率所部驻卢氏，另以镇嵩军或毅军两营驻于熊耳山、杏花山之间，切断起义军回基地之路；奉军吴庆桐旅驻南陽、唐县；北洋陆军第九师十八旅旅长张联升率所部驻浙川附近，兼防郧县；湖北陆军第三旅旅长卢金山所部之一营并入北洋陆军第二师，以第二师一个团驻新甸铺（新野南三十里），相机前进，另一个团为游击之师，四面策应。 此外，为了保障后方运输，令北洋陆军第八混成旅旅长徐占凤等率部加强铁路沿线防守。 在北洋军刚刚部署八路“兜剿”之际，白朗等起义军首领作出了西征陕甘，伺机入川的决策，并利用很短时间作了如下准备： （一）起义军改称“公民讨贼军”，白朗任总司令，李鸿宾为参谋长，建立了统率机关。 （二）区分前、中、后三军，以王生歧1为前军总司令，韩世昌为中军总司令，白瞎子1为后军总司令。 （三）将分散活动的部队调回，分别集结于豫、陕交界的荆紫关、卢氏一带，作好入陕的准备。 二、攻破商县，威逼西安 起义军在荆紫关停留三日，于3月17日分路西进，连克西坪、富水关、商南、武关。20日，先占龙驹寨（今丹凤），继克商县，歼敌百余人。起义军顺利进入陕西，使段祺瑞的八路“兜剿”计划完全落空。段本人于3月下旬被召回京。 陕督张凤翙见起义军来势凶猛，省城西安受到严重威胁，仓皇率军至黑龙口、蓝田进行防御，以民政长宋联奎会办军务，专守省城。3月25日，宋联奎急电段祺瑞、段芝贵，要求豫、鄂两省速派北洋陆军第二师由荆紫关、毅军由潼关、镇嵩军由卢氏、张联升旅由郧西分路进击。 北洋政府为确保西北重镇西安，除令王汝贤第八师和赵倜毅军分左右两路急赴荆紫关、潼关追堵外，又令北京南苑航空学校将法式双翼飞机四架运抵潼关助战；命京畿军事执法处处长陆建章，率拱卫军十二营及雷震春部八个营共约万人，沿京汉转陇海铁路入陕；命川军加强汉中方向防御；命山西都督阎锡山扼守晋南要隘，并增兵潼关，配合陕军作战；命甘肃驻重兵于乾县、凤翔以西，防堵起义军西进。为了统一指挥，以后又命陆建章为“西路剿匪督办”、赵倜为“会办”。袁世凯调集号称二十万大军（实际十余万人），企图消灭起义军于陕西境内。 白朗在攻克商县后，以一部兵力进攻蓝桥（蓝田东南二十五里）、孝义（今柞水），自率主力指向汉中，准备伺机入川。进攻蓝桥的起义军为陕军所阻，遂西趋引驾回，于3月30日克孝义。进军汉中的起义军，于24日占山陽，29日占镇安。31日，张凤翙返回省城，与宋联奎共商围攻起义军的部署：令张建有团改骑为步，从大峪口（蓝田西南五十里）入秦岭迎头堵击，陈树藩第四旅由商县西杨家斜南下尾追；飞调驻防汉中的两个营驰赴兴安（今安康），催令汉中镇守使张钫率部进至紫陽、洵陽（今旬陽），扼守汉水要口，防止起义军南下入川；催促豫、鄂各军迅速西进，实行四面围攻。 起义军主力进至镇安、凤凰咀地区后，得悉南下入川的道路已被阻塞，遂与攻占孝义的部队会合，决定出秦岭北上。先在孝义以北的营盘岭将张建有团击溃，毙伤敌营长以下官兵一百二十余人。随后，于4月初分别由库峪、大峪口出秦岭入关中。4月6日克盩厔（今周至），8日渡渭水，经武功直趋醴泉（今礼泉），闻陈树藩旅已进驻醴泉，遂改攻乾州（今乾县）。9日黎明，起义军炮轰县城，乘敌慌乱之际，大队攻进城内。13日、14日又先后攻占永寿、邠州（今彬县）。此时，陈树藩已率部至永寿，他命第七团团长率第三营向邠州进攻，亲率第八团二、三两营及军士队二百余人进攻邠州西南之大峪镇（今太峪）。起义军与陈部激战两昼夜，三战皆败，遂撤离邠州城，进入该县所属之西南山中。之后，又乘陕军不备，于18日、19日先后攻破麟游、岐山。驻凤翔的甘军见起义军来势凶猛，相率退避至陇州（今陇县）一带。此时，赵倜所率之毅军已尾随而至，于4月21日抵凤翔。起义军绕过凤翔，于21日、22日先后破麟陽（今千陽）、陇州。毅军紧追不舍，起义军转入固关山中，据险抵抗。毅军越山绕路，四面包抄。起义军拒敌失利，阵亡一千五百余人，丢失槍支、骡马甚多。在此不利情况下，白朗便率部继续西进，入甘肃境内。 三、入川计划受挫，在甘处境艰危 起义军首先在陕甘边的固关镇与甘肃骁勇军统领崔正午所部近千人接战，一举将崔部击溃，于4月底由张家川进入甘肃境内。甘肃都督张广建急忙在兰州东南地区组织防御，其方针是“一以遏其奔窜，一以跟踪游击”。并作了如下部署：循化、夏河、狄道（今临洮）、洮州（今临潭东）、岷县，由提督马安良所部及原驻循化、夏河等处各营分段扼守堵截；安定（今定西）、通渭、陇西、狄道四县，由镇守使张定邦所率五营分段驻扎，严守省垣门户，并以余力兼顾会宁一带；宁远（今武山）东南各县，由镇守使马国仁及分统马国礼所率各营分守要隘，并抽调一支部队机动驰击；静宁以东各县，由平凉护军使张行志所部各营分别防堵，并抽调“劲旅”机动作战；由统领吴炳鑫率所部在静宁、通渭、安定、狄道、会宁、陇西、渭源等处游动作战，并与统领张定邦及宁远军联络，以壮声势；甘州提督焦大聚为行营总司令，率所部三营以及分统马永祥三营、统领崔正午所余各队、统领陈正魁三营、帮统马忠孝四营，在营务处金承荫辅助下，即时开赴前线“跟踪痛剿”。 起义军在击溃崔正午部后，即翻越高塬深涧，迤逦西行，抵达通渭、马营一带。为了阻止尾追的毅军，所过之处，在井内塞以死尸秽物，实行坚壁清野。赵倜部有的终日不得一饮，有的两天仅食一餐，骡马因饥渴而死者日有十余头，行军宿营造成极大困难。当赵倜部追至马营南山时，起义军于各要隘设卡据守。赵部分左右两队猛攻，夺取了一些要隘。起义军乘赵部用饭之际，突然从四面围攻，激战两小时后，向宁远方向转移。这次战斗，使赵部遭到相当大的损失，起义军也阵亡二百余人，丢失快杂槍百余支。 5月初，起义军兵锋指向宁远以东的洛门镇。当地驻军马国礼、陈正魁部得悉起义军来攻，“马则逗遛不前”，“陈则卤莽前进，……仓皇迎战”。移时，起义军将陈部三面包围，猛烈攻击，杀伤甚众。陈正魁率残部退守洛门镇，起义军加紧围攻，“逼令缴出快槍四百余杆、子弹约四五万粒，始将该队放走”1，洛门镇遂被起义军占领。这时，尾追的毅军因“数十日奔逐，伤病疲劳，为数甚多，随队急追，必多牵累”，乃派三个统领率八个营轻装向陇西“追剿”，赵倜则“带伤病镑兵及辎重暂赴安定休息调养”。1这支追赶起义军最卖力的部队，已被拖得疲于奔命，狼狈不堪。 洛门镇战后，适值天雨，赵倜的“追剿”部队被暴涨的河水所阻。起义军乘机于5月3日攻破伏羌（今甘谷），然后直趋陇南重镇秦州（今天水）。秦州守军有总兵马国仁所部五营。马将部队布置在城西之北山、三十里店一带进行防御。4日，起义军先以少数部队进袭，随即且战且退，诱敌脱离既设阵地。马国仁未探明情况，亲自率队追击，结果遭到伏击，被起义军击毙。马部见主将毙命，顿形溃乱。起义军乘势猛追，直逼城下。城内官吏开城投降，秦州遂被起义军占领。 起义军在洛门镇、秦州两战获胜后，士气复振。5月7日取道徽县南下，意欲由此入川。因有川军步兵第十、第十二团、炮兵第三团在略陽一线堵截，随即经成县转趋阶州（今武都）、文县，拟由碧口入川。5月14日，起义军攻占阶州，川军闻警，即由碧口星夜赶至阶州方向防堵。起义军入川的道路又被堵塞，士气受到一定影响。这时，跟踪追击的毅军、甘军又相继赶到。起义军遂北上宕昌，经哈达铺（宕昌西北六十里）、荔川（今理川），于21日破岷州（今岷县），25日破洮州，威胁兰州。 岷州系藏民聚居区，洮州系回民聚居区。藏、回等族人民既受反动统治阶级的歧视和压迫，又受本民族上层分子的欺骗蒙蔽，与汉族人民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隔阂和矛盾。起义军进入上述地区后，由于不能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因而引起藏、回人民的不满和反抗。如在攻取洮州城时，回族民众和甘军一起据险反击，起义军进城四天，战斗仍未停息。这样，起义军成了与当地人民对立的孤军，人员、械弹无法补充，给养的筹集十分困难，只得杀马充饥。由于提督马安良等所率追兵和地方反动武装已节节进逼，赵倜又率军至狄道堵截，形成首尾夹击之势，起义军陷入十分被动和危险的境地。 这时，起义军领导集团内部在入川还是返豫问题上的矛盾明显地暴露了出来。白朗等主张继续南下入川，李鸿宾、宋老年等主张重返河南。乡土观念浓厚的起义军战士，经过长期艰苦转战，思乡心切，也不愿入川。在众意难违的情况下，白朗不得不同意回师返豫。 第五节 回师豫西，最后失败 起义军进占岷州、洮州以后，张广建和赵倜拟定了“洮岷圈制”计划，布兵于河州（今临夏东）、狄道、渭源、巩昌（今陇西）、漳县、伏羌、安定等处，“意在以有定制无定，以围兵作剿兵”1，“并严饬各将领据险扼堵”，一遇起义军便立即进攻。根据这一计划，赵倜所率之八营毅军及忠毅军统领马忠孝所率之五营马队，于5月27日进驻巩昌一带，与建威军统领吴炳鑫所部二千人会合；陶云鹤所率之北洋陆军第十五旅和另一个团，于6月1日分别进抵狄道、安定；焦大聚、金承荫所部由礼县经岷州西进，与提督马安良所部扼守河州东境及南境，防止起义军西趋青海；另调秦州之张联升旅扼守西津，防止起义军回走阶州。张广建准备亲赴狄道指挥。5月底6月初，“西路剿匪督办”陆建章所率之北洋军第十一、十三、十四等旅，先后抵达陕、甘边境驻防，陆建章坐镇西安指挥。 起义军自作出回豫决策后，即于5月末从洮州出发，经漳县、宁远趋秦州。前队由白朗率领，后队由李鸿宾、孙玉璋、尹老婆等率领。6月1日，后队进至漳县时，焦大聚、张联升、吴炳鑫所部分右、中、左三路前来阻截。左路吴炳鑫部先与起义军接战，焦大聚等部也相继赶到，实行夹击。起义军英勇抵抗，但因弹药不继，伤亡约二千人，马匹槍支丢失甚多，随即渡渭河东走。2日晨，又在宁远西北三十里之鸳鸯咀遭张联升部截击，部队分成两路，一路强行突破张部封锁与先过宁远之前队会合，东走伏羌，一路从小道越过宁远南之滩歌镇迂回东进，奔向秦州方向。两路会合后，再克秦州，并北渡渭河，于6月4日攻占秦安。起义军经过英勇作战，付出了相当的代价，终于粉碎了敌人的“洮岷圈制”计划，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防线。 此时，陆建章已经以宝鸡为中心，将十一、十三、十四旅和石振声旅部署在北至长武、南至凤县一线，在陕甘地方武装配合下，作好了堵击起义军的准备。陆建章还下令川军司令彭光烈、二十五团团长王茂元加强阶州方向的防御，防止起义军南下入川；同时派十三旅二十六团步兵一营、骑兵一连，轻装兼程，由武功向麟游、灵台、崇信、华亭之小道间活动，随时准备追击起义军小鄙突围部队。当得悉起义军于6月7日进占秦安以东之清水县后，陆又令二十六团由崇信改道速赴宝鸡东河，令平凉护军使张行志加派步队一营驻守华亭，增派马队扼守张家川两侧；令凤县之二十五团严密扼守凤县至宝鸡一段隘口，从南北两翼加强宝鸡正面防御。 起义军攻破清水后，每昼夜急行军一百七十余里，直趋陕西宝鸡。而赵倜之尾追部队每昼夜行军一百四十余里，“已劳顿不堪任战”。这就便于起义军集中全力对付正面堵截之敌。6月9日，起义军在宝鸡以北五六里处，与张敬尧十一旅所属之夏文荣二十三团展开激战，突破该团防御阵地，越过宝鸡防线。起义军随即南渡渭河，进至郿县（今眉县）东南之青花镇附近。继又日行百余里，乘势东进，10日克盩厔13日逼近西安，后又南下进入子午镇一带山地。十四旅之何乃中团急赴该地堵截。起义军向该团发起猛攻，终于突破险关，转向孝义、镇安方向。6月14日，陆建章派出两路追击队伍：西路步队两营、马队一连，由子午谷跟踪追向镇安；东路步队两营、马队四百人，由大峪口绕赴商县。起义军继续兼程前进，于17日攻克镇安。至此，又突破了敌人重兵设防的第二道防线。 当起义军突破宝鸡防线后，陆建章急命几个主力旅转头东追，并要赵倜等速到西安商谈“追剿”计划；同时，致电袁世凯，请求增调部队，结果受到袁严厉斥责。袁还令其将未能堵住起义军的二十三团团长夏文荣等“从严参办”，以“振刷士气”。 起义军攻占镇安后，陆急忙向袁报告：东路已增派毅军三营，西路增派十一旅步队五营，分别由赵倜、张敬尧率领，于6月19日出发追击；张联升所部三营于21日由子午谷、孝义、蓝田之间的小道前进。起义军于21日进占山陽，直趋荆紫关后，陆又向袁报告赵倜的追军已于24日抵龙驹寨。当时，南陽镇守使吴庆桐见起义军日益接近豫省边境，也向袁世凯报告：在荆紫关只有田作霖的巡防队四营，最多只能另调两营加强该方向的防御。上述情况表明，当时尾追之敌，距起义军少则有一至两天，多则有三至四天的路程，正面堵截的兵力又相当薄弱，这就为起义军突破荆紫关防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尽避袁世凯下令“万勿使匪逼近荆关”1，而起义军终于在6月下旬先后越过荆紫关防线，进至豫西地区。6月26日，宋老年等率起义军一部在陕豫边之富水关与刘镇华的镇嵩军恶战一昼夜后，从西坡一带各山口进入河南，30日返抵内乡县境，继又进入鲁山县的娘娘山。白朗则率主力数千人沿丹江东进，于29日越过荆紫关以北数十里之西坪，径赴鲁山山区。 起义军经连续苦战，先后突破岷洮、宝鸡、荆紫关三道防线，返回豫西地区，应该说是又一次重大的胜利。但在此时，起义军内部由农民的狭隘性而产生的宗派和乡土观念，迅速地泛滥起来，竟出现了不可克服的离心倾向。起义军一回河南，便分别由大小八头带着，多则上千人、数百人，少则数十人，漫无目的地各自返乡。另有不少战士请假探家，结果多数去而不返。 起义军的离散，给反动武装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机会。袁世凯为了镇压分散的起义武装，不仅集中了河南赵倜的毅军、刘镇华的镇嵩军、张锡元师和成慎旅、田作霖的巡防营以及豫西的地主武装，还指令张敬尧旅和驻湖北的刘佐龙旅，总兵力二万余人，全力以赴，进行“搜剿”。他令各部“分派队伍扼守各处要口，另抽拨精锐支队，多购眼线侦探，随处分投搜捕”，“遇匪巢穴，酌量焚毁”2；对于“视匪如家人，视兵如仇仇”的地区，则“分驻重兵，清乡严洗”，实行灭绝人性的烧杀政策，迫使起义军“无巢可回，无地可居”1。北洋军与河南地方武装先在邓州、叶县、鲁山、宝丰、汝州等地进行围山“搜剿”，后又集中兵力“搜剿”分散活动在鲁、宝、郏、汝山区和裕、舞、泌山区的起义军。当地的地主武装，强迫群众摊款出丁，实行联防，进行“清乡”。过去起义军经常活动的娘娘山、檀木沟、老母庵、母猪峡等山区，虽然地势险峻，但回旅余地很校在重兵压境的情况下，分散活动于上述山区的小鄙起义武装，由于各自为战，互不协同配合，伤亡不断增加，粮弹日益减少，终于有的被击溃，有的“弃械藏匿，改装潜逃”，自行溃散了。 白朗返豫后，先率数百人于7月初在叶县西北的平顶山一带活动，7月8日，在鹅庄、新店遭敌截击，部队损失较大。继在鲁、宝、郏、叶诸县山区流动游击，后又率五六十人转移至宝丰、汝州两县交界的虎狼爬岭。8月8日，反动武装将该山层层包围，白朗率余部在山北三里寨凭险抵抗。“围剿”军进攻两昼夜，未能破寨，便集中炮火轰击。不少起义军战士负伤牺牲，鲜血染红了三里寨。在粮断水尽，子弹所剩无几的情况下，白朗决定率幸存的二三十人于黑夜突围。当行至南山坡时，与汝州民团百余人遭遇，白朗不幸中弹牺牲，余部各自星散。至此，这支曾使反动派惶恐不安的农民起义武装完全失败了。 第六节 白朗起义战争的经验教训 一、起义战争的特点 白朗起义战争，是在辛亥革命之际，由朴素的“打富济贫”发展到反对袁世凯反动统治的一次农民革命战争。起义之初，起义军每占一座城镇，便“令殷富输纳财物”救济穷人，释放被囚禁的劳苦群众。后受革命党人的影响，白朗等逐步加深了对袁世凯反动本质的认识。从1913年开始，公开打出讨袁的旗号，到处张贴反袁的布告，揭露袁世凯“虽托名共和，实厉行专制”1；指斥“袁贼世凯，狼子野心，以意思为法律，仍欲帝制自为”，“摧残吾民，盖较满洲尤甚”1。白朗等还抨击袁世凯对于沙俄入侵外蒙、英国入侵西藏所采取的妥协投降政策，并对外国传教士等采取了惩罚措施，表现出明显的反帝倾向。最后，直接提出了“逐走袁世凯，设立完美之政府”的政治主张1。由于起义军的行动既反映了广大贫苦农民的要求，又顺应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潮流，因而得到比较广泛的支持和拥护。 白朗起义军作战勇敢，具有勇往直前、不怕牺牲的精神。同时，在战术运用上也比较灵活，能根据敌众己寡的特点，善于避实击虚，机动作战：或从内线跳到外线，或出敌不意地袭击守备薄弱或孤军冒进之敌。加上行军快速，常使敌军“徒事跟追，疲于奔命”，围追堵截一再落空。追击起义军最卖力的赵倜就曾哀叹：“尾追固非善策，围剿亦难奏功，言念及此，忧心如焚”2。起义军在进攻城镇时，注意依靠群众，事先派人潜入，里应外合，或声东击西，长途奔袭，使敌人猝不及防，从而以较小的代价，取得较大的战果。 这些，是白朗起义武装得以存在、发展和坚持三年之久的主要原因。 二、起义战争失败的主要教训 这次起义战争的失败，客观上由于敌人强大，尤其是“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的统治趋于巩固，得以集中力量对付起义军；主观上由于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一）缺乏明确的反封建纲领 这次起义战争虽然发生在辛亥革命之际，但起义军基本上始终墨守“打富济贫”这种只能满足农民暂时微小利益的行动，而没有发动农民，用暴力夺取地主豪绅的土地，摧毁封建统治的根基。这就影响了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影响了部队的大规模发展，以致无法在群众中扎下深厚的根子。这也说明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阶级虽然受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影响，但没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正确领导，是难于完成彻底反封建任务的，是难于将起义战争引向最后胜利的。 （二）西进陕甘，是战略上的失策 豫、鄂、皖地区，虽然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势力比较雄厚，但工农群众的抗袁斗争相当普遍，群众基础是比较好的。诚然，孙中山领导的讨袁战争失败后，北洋政府加紧了对起义军的“围剿”，使起义军增加了困难。但是，只要坚决依靠群众，采用灵活的战术，还是有可能克服困难，在原地区继续坚持斗争的。由于起义军的领导者只看到敌人兵力增加，看不到工农群众中蕴藏的巨大反袁力量，因而作出了西进陕甘的决策，进入了群众条件比较差的地区，使起义军的作战增加了更大的困难。特别是进入地瘠民贫、民族矛盾尖锐的甘肃地区，困难就越来越大。虽然甘军的战斗力很弱，起义军却连遭挫损。战略方向上的这一错误，成了起义军由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至于西谋巴蜀，从当时四川的政治和军事形势来分析，那里的讨袁战争已经失败，袁世凯已加强了对该省的统治，加上该省的封建军阀势力相当雄厚，在这种形势下，起义军即使实现了入川计划，能否站稳脚跟，也是值得怀疑的。 （三）长期流动作战，没有建立山区根据地 从起义军初期和中期活动的地区来看，是具备建立根据地的客观有利条件的。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山高岭险，易守难攻；当地农民的自发反抗斗争始终没有间断，而且对白朗起义军深表拥戴，“穷苦之家，甘为窝主；乞丐游民，愿作彼探”。3但由于起义军认识不到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以致虽有良好条件而不知利用，没有采取有效的方式，广泛深入地发动和组织群众，打垮当地的地主武装，摧毁地方反动政权，建立农民自己的政权，使之成为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的根据地。由于没有可靠的后方作依托，三年来总是不停顿地流动作战，得不到可靠的补给和休整的机会，重蹈了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中流寇主义的覆辙。 （四）偏重于攻城取物，未能大量歼灭 敌人有生力量 被强大敌人围追堵截的起义军，在战略上处于被动不利的地位。要摆脱被动、争取主动，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战斗中不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转变敌我力量对比。白朗起义军虽然作战勇敢，机动灵活，但没有把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据不完全统计，三年来，起义军在五个省先后攻破县城四十座和无数市镇、关隘，但是，歼敌正规军百人以上的不过十多次，歼敌一至三个营的不过六七次，其余多是人数不多的民团、商团等地方武装。起义军所以不断攻城，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粮饷和械弹。正是由于没有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所以在战略上始终处于遭敌围追的被动地位。起义军经常行走在崇山峻岭之间，便于利用山险杀“回马槍”，伏击尾追之敌。可惜，他们不善于运用此种战法，结果，不但丧失了歼敌良机，反被敌军穷追不舍，陷入被动地位。 （五）缺乏巩固提高部队的有力措施 白朗比较强调群众纪律，要求部队不侵犯劳动人民的利益。但军队内部的组织始终比较松散，缺乏严格的组织纪律，加上长期流动作战，缺乏必要的训练，未能使之向正规军转化。在思想建设方面，虽由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进行了一些民主主义革命的宣传，但根本无力改变农民小生产者短浅的政治眼光，克服宗派观念、家乡观念、自由散漫等弱点，以致最后出现了自动解体，被敌各个消灭的惨痛结局。 第一节 袁世凯复辟帝制 一、胁迫选举总统，废弃临时约法 由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以后，袁世凯以为主要障碍已除，便加快步伐向民主共和势力进攻，采取种种卑劣狡猾的手段，为复辟封建帝制、建立袁家王朝进行准备。 首先，袁世凯胁迫国会选举他当正式大总统。为达此目的，他收买一些议员拼凑成“公民党”，与原进步党一道，操纵国会通过了先选总统、后订宪法的提案，并于1913年10月4日草草公布了《大总统选举法》。10月6日进行总统选举时，袁组织便衣军警及地痞流氓数千人，自称“公民团”，包围国会会场，胁迫议员投他的票。从早8时至晚10时，议员们连续投票三次，袁世凯才勉强当眩次日，又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 袁世凯当上正式大总统后，认为国会和政党已无存在的必要，决心把它们一脚踢开。11月4日，袁公然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议员的资格，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会。1914年1月10日，袁又下令停止其余国会议员的职务，每人发给旅费四百元，令其返回原籍。于是，象征民主政治的国会，被袁世凯彻底破坏了。 取消国会后，袁又着手毁弃束缚他手脚的《临时约法》。他匆匆拼凑起一个名为“约法会议”的立法机构，按其意旨草草炮制了一部《中华民国约法》，于1914年5月1日公布施行。该约法规定大总统“总揽统治权”，集内政外交军事大权于一身。年底，袁世凯又炮制了一个《修正大总统选举法》，其中规定总统任期为十年，任期届满时，如认为“政治上有必要”，不用改选即可连任；总统的继任人由现任总统推荐。这样，袁世凯不仅成为终身总统，并可世代相传，与专制皇帝没有多大区别。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梦想名副其实地登上皇帝的宝座。 二、签订“二十一条”，寻找复辟靠山 当袁世凯加紧复辟帝制之际，欧洲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正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漩涡，暂时无暇东顾，这就给日本进一步侵吞中国提供了良机。它借对德宣战之机，于1914年秋派遣军队在中国的山东半岛登陆，侵占了青岛和胶济铁路全线，取代了德国在山东的侵略地位。对此，袁世凯政府竟宣布“局外中立”，听任日军在中国领土上横行。1915年1月，日本又以赞助复辟帝制为诱饵，向袁世凯提出了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二十一条”要求1。袁世凯为了取得日本的支持，竟于同年5月9日接受了“二十一条”中除第五部分内容以外的全部要求，其卖国贼的面目已暴露无遗。 签订了卖国的“二十一条”，换取了日本的支持，袁世凯以为复辟帝制的条件业已成熟，便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唆使其亲信幕僚杨度等六人，于1915年8月14日联名发起成立“筹安会”，冒充研究国体问题的学术团体，公开鼓吹恢复帝制，要求召开国民会议，变更国体。袁世凯在各地的亲信也闻风而动，有的上书“劝进”，有的组织各种“请愿团”，拥袁称帝。在袁世凯操纵下，从10月28日开始，各省区的“国民代表”在当地进行所谓“国体投票”，至11月20日全部结束，“一致赞成”改民主共和为君主立宪。12月11日，参政院2又以“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的名义上“推戴书”，“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12日，袁世凯申令接受帝位，次日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并对文武要员大加封赏。31日，宣布改民国五年（1916年）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元旦举行登极大典。至此，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丑剧达到了高潮。 三、复辟帝制不得人心，全国掀起 反袁浪潮 袁世凯的称帝复辟活动，进一步激起了全国各个阶级、阶层和各种政治力量的强烈反对，打倒袁世凯成为举国一致的目标。 人民群众是反袁的主力军。除上海等城市的工人积极开展反袁斗争外，许多地方的农民也实行武装起义，攻州占县，动摇了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基矗 在政治集团方面，国民党被袁世凯非法解散后，孙中山于1914年7月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继续坚持武装讨袁，维护民主共和制度，成为资产阶级各派中反袁斗争最坚决的革命力量。1915年夏，该党决定组建“中华革命军”，指派干部分赴上海、山东、陕西等地，筹设东南、东北、西南、西北等四个军的总司令部，联络军队和会党，策划武装起义或进行暗杀活动。1915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广东革命党人在惠州、博罗、佛山等地组织起义，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11月10日，上海革命党人刺死了袁的重要爪牙、上海镇守使郑汝成，接着发动了“肇和”舰起义3。1916年2月，山东的革命军积极开展武装斗争，连克十余县，威胁省城济南。此外，由中华革命党人发动的其它零星起义遍布全国各地。但是，由于中华革命党人仍然不注意发动群众，仅仅依靠暗杀或策动一些会党和旧军队进行军事冒险，最后都难免失败，因而并没有对袁世凯的反动统治造成重大的威胁，也未能把全国的反袁力量领导起来。尽避如此，这些武装起义，对于全国的反袁斗争起到了激励和鼓舞作用。 在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的同时，一部分拒绝加入该党的前国民党骨干，在东京成立了“欧事研究会”4。由于他们开始时没有提出反袁的口号和纲领，因而在群众中影响不大。后李烈钧、方声涛、熊克武等人投入云南的讨袁行列，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李根源、程潜、钮永建、柏文蔚等后来也先后参加了护国战争。 梁启超领导的进步党，本为袁世凯的追随者，后来由于遭到袁的冷落和遗弃，同时也看到袁的复辟帝制活动遭到广大群众的激烈反对，一个“普天同愤”的局面即将出现，才决定改弦更张，转而反袁。当时的进步党，在社会上有较大的实力和影响，并得到一些官僚、政客和军阀的支持。他们利用革命党人脱离群众的弱点，把领导反袁斗争的旗帜抓到了自己的手里。梁启超与进步党军人蔡锷1密商后，决定了一文一武两步方案：梁启超发表文章，夺舆论先声；蔡锷伺机离京回滇，策动军事讨袁。 袁世凯复辟帝制，在北洋军阀内部也产生了离心倾向，甚至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等心腹干将，亦纷纷离袁自保。1915年5月末，陆军总长段祺瑞称病退居北京西山，不问政事，不久便被免职。江苏将军冯国璋对复辟帝制持敷衍态度，并与反袁势力暗通声气。袁对冯拥兵外省很不放心，12月调其任参谋总长。冯以“害脖为借口，拒不到任。国务卿徐世昌对复辟帝制既不阻止，也不赞成，并于10月辞职离京。北洋军阀集团内部的分崩离析，直接削弱了袁世凯的统治力量。 第二节 护国战争的酝酿和双方作战准备 一、云南武装讨袁的酝酿和发动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和越南、老挝、缅甸接壤，历史上屡受英法殖民者的侵凌，是爱国运动发展较早并受辛亥革命影响较深的省份之一。“二次革命”失败后，东南各省相继为袁世凯的势力所占据，唯有西南之云南、贵州、广西等少数省份，尚未被袁全面控制，在军政界仍保留着较多的革命力量，尤其在滇军中保留着一批拥护民主共和的中下级军官，因而有较好的群众基矗 当袁世凯的走卒紧锣密鼓，为复辟帝制大造舆论的时候，就引起滇军中一些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中下级军官如罗佩金、赵又新、邓泰中、杨蓁、黄毓成、董鸿勋等的强烈义愤。他们秘密商议，坚决反对帝制。1915年8月，与孙中山关系密切的革命党人吕志伊等也积极活动，鼓动讨袁。云南将军唐继尧1开始时态度暖昧，意存观望，后来受到广大中下级军官的敦促和梁启超、蔡锷的鼓动，反对帝制的态度日趋明朗。袁世凯的御用工具“筹安会”成立后，云南的部分中高级军官多次举行秘密会议，商讨对待帝制的态度和对策。在1915年9月11日召开的团以上军官秘密会议上，一致赞同反对帝制。并议决下列三事：积极提倡部下爱国精神；整理武装，准备作战；严守秘密。在10月7日的会议上，鉴于袁世凯实行帝制日益明显，遂商讨了起义的时机问题。当时决定，在中部各省中有一省响应、黔桂川三省中有一省响应、海外华侨或民党接济饷糈，这三个条件中具备一个条件时，即举行起义。如以上三个条件均不具备，则云南为争国民人格计，亦孤注一掷，宣告独立。会后，派李宗黄、刘云峰、赵伸等前往江苏、广西、四川、湖南诸省联络讨袁。在11月3日的会议上，推举罗佩金拟制作战计划，同时确定了扩充军队、筹备军械的办法。扩充军队的办法为召集退伍士兵和闲散军官，编练警卫两团，招添讲武堂学员，添练新兵，补充各团营缺额。筹备军械的办法，除派人赴日本购买万余槍支外，组织人力修配库存槍械；令兵工厂赶造槍炮子弹；令各县将所存之快槍全部集中到省，修配备用。除以上两项外，还决定设立筹饷总局，负责办理筹饷事宜。 此外，为控制入川要道，还确定由邓泰中、杨蓁率两支队伍，以“剿匪”为名，于12月提前向川边进发。至此，云南的讨袁战争，已经作好了初步准备。 12月19日，蔡锷秘密地由北京取道日本、香港，经越南抵达昆明。先期从国外秘密抵达昆明者，还有李烈钧、熊克武、方声涛等革命党人。这样，无论是进步党、中华革命党，还是欧事研究会、西南地方实力派，都有代表汇集云南，形成了反袁统一阵线。特别是蔡锷、李烈钧等人抵滇，对于加强武装讨袁的领导力量和加速护国战争的发动，起了重要作用。 蔡锷向唐继尧介绍了全国日益发展的反袁形势及袁世凯政权的内部矛盾，更加增强了唐继尧等人的讨袁信心。12月21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罗佩金、方声涛等举行秘密会议，共商讨袁大计。会上，蔡锷宣读了梁启超从南京转来的电报，其大意为“外交紧急，袁将卖国，请即发动，是首义之期，不宜在远”1。与会者误认为梁启超已在南京，冯国璋已同情起义，可以居中策应，于是决定提前宣布独立。当即议定，先致电袁世凯，令其取消帝制，杀杨度等十三人以谢天下，否则，“即以武力求最后之解决”。会议还议定了组织临时政府以及各种军事计划。 12月22日，唐继尧又召集外来同志、本省上校以上军官及各机关长官三十九人，歃血为盟，共同宣誓兴师讨袁1。 23日，按议定计划，以唐继尧和巡按使任可澄的名义致电袁世凯，要他取消帝制，惩办祸首，并限24日上午10时前答复。袁逾期未复。25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召集各界集 会，宣布云南独立，成立护国军2，武装讨袁，并联名通电全国。会上群情激奋，欢声雷动。昆明市民自动张贴“拥护共和万岁”的标语，遍悬国旗，并争纳捐款，云南举义，得到全国各地响应，迅速掀起了反袁热潮。海外华侨也积极汇款支援。 二、护国军的战略设想和作战编成 云南宣布独立后，唐继尧、蔡锷等决定仿照辛亥革命的办法，设都督府为全省最高军政领导机关，并推举唐继尧为都督。 起义的领导者认为，云南之西、南两面与邻国接壤，东、北两面与川、黔、桂毗连，要讨袁护国，应以云南为根本，向川、黔、桂三路出师，以震撼全国。其基本战略设想是：一路由云南入四川，以一支部队出叙州（今宜宾市）、泸州，进据重庆、夔州（今奉节），直下宜昌、武汉，另一支部队出宁远（今西昌），过成都，越岷州（今甘肃岷县）、洮水，趋甘肃、陕西，进据西北。 另一路由云南入广西，驻师梧州，然后以一支部队东下广州，北出震动江左，东出进据闽浙，另一支部队由梧州向桂林，逾衡陽、永州（今湖南零陵），浮湘直下，取长沙、岳陽，震动武汉。 第三路由云南入贵州，直抵湖南辰（溪）、沅（陵）地区，然后以一支部队经新化取长沙，北上岳陽，逾洞庭，迫武昌，另一支部队下沅水，取常德，北扼虎渡，规荆州以指襄陽。 进军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步首先进占黔、桂、川三省；第二步进而抵达武汉、闽浙、陕甘；第三步，以闽浙方向取守势，以陕甘之兵相机威逼袁军右侧，以武汉方向之主力大举北向，直捣袁逆巢穴。1 上述战略设想，固然反映了起义将领们气吞山河的宏图大志，但以云南一隅之地和十分有限的兵力，要实现这样大的战略目标，显然带有相当的冒险成分和不切实际的空想。 护国起义之前，云南驻军计有两师一混成旅，连同驻防各地的警备部队，总兵力不足一万五千人1。护国军领导者根据上述设想，将原有部队扩编成三个军（编制序列见附表一）：以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率三个梯团1入川，拟在分取叙州、沪州后，进攻重庆；以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率两个梯团入桂，拟直趋南宁，会合桂军后，分进湘、粤；唐继尧兼任第三军总司令，遣兵出黔、湘、取武汉。唐先派徐进为先遣纵队长，同戴戡等入黔发动起义；继派赵钟奇率一个梯团入黔，拟会合黔军，直取湘西辰溪、沅陵；又派李友勋率一支队出会理、宁远（今西昌），相机进取成都；此外，尚编组一挺进军，由黄毓成统率，拟直趋辰、沅，取常德，游击于武汉、荆襄一带。另委原国民党员熊克武为四川义勇队总司令，程潜为湖南招抚使，分别回川、湘两省集合讨袁武装，开辟敌后战常 第一军是护国军的主力，每支队配有山炮二至四门，机关槍二至四挺，槍支多为德国造1，全军共有官兵六千余人，部队一般都经过严格训练，战斗力较强。其余两军的官兵质量和武器装备均差于第一军。 护国军多路出兵，原有兵力已不敷分配，为适应作战需要，遂实行紧急扩军。其办法是：以蒙自道尹兼护国军第二军参谋长何国钧为义勇军司令官，募集当地义勇约四千人，随第二军行动；派马文仲等募集游击队七营，负责省区防务；派马为麟在省城设立征兵事务所，规定征兵区域，选派干员分赴各县督办，除召集退伍士兵外，还募集识字壮丁，带回省城编练；集合各县的保安团、保商团进行正规训练，补充作战部队。由于滇省人民认识到护国讨袁系正义之战，均“志切请缨”，踊跃参军。在很短的时间内，滇省正规部队由原来的两师一混成旅（共十二个团）扩充到三十六个团，约二万二千余人1，使三个军的兵力得以充实。 随着军队的扩充，军费开支急剧增加，这对于地瘠人稀的云南来说，是个严重的问题。都督府决定采取以下筹饷措施：向省内各机关提借存款；裁并闲冗机关，停办中学以上学校，将其所有款项移助军费；将原拨付中央的盐税协款全部截留；设立筹饷局，动员各县殷富绅士捐款，并规定各县应捐数额。通过以上措施，共筹款二百七十多万元。另外，派吕志伊、龚振鹏等前往香港、越南、缅甸及南洋一带向华侨募捐，共得十二万八千余元。至1916年初，加上云南中国银行所存银币二百万元，共筹款近五百万元，初步解决了军费的困难。因此，部队出发时，给每个士兵预发三个月薪饷1，官佐按级留薪一半，由其家眷按月到军需局领龋这样，官兵无后顾之忧，参战部队“皆意气奋扬，有不斩楼兰不生还之概”，2士气大大超过北洋军。 三、袁军的攻滇方略和兵力部署 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之后，派大批北洋军南下，控制各战略要地：曹锟的第三师进驻湖南岳陽，王占元的第二师进驻湖北武汉，李纯的第六师进驻江西，杨善德的第四师、卢永祥的第十师进驻淞沪一带。同时，袁又在北方大规模扩军。护国战争爆发前，袁世凯直接控制的军队3，已由原来的七个师两个混成旅，猛增至十二个师三十二个混成旅、团1，若加上姜桂题的毅军、张勋的定武军、倪嗣冲的安武军和龙济光的振武军，总兵力达三十八万余人。袁还拥有三十九艘舰只的海军和八个较大的兵工厂。袁世凯依靠这架反动战争机器，自以为对云南的护国起义，“无论何时，均有完全对付之力”1。 云南宣布独立后，袁世凯下令褫夺唐继尧、任可澄和蔡锷的职爵，同时密令驻岳陽的第三师师长曹锟、驻南苑的第七师师长张敬尧和驻江西的第六师师长马继增，立即率部分别向四川、湘西开进，准备对滇作战。1916年1月5日，袁又饬令靠近云南各省的将军、巡按使“一体严筹防剿，毋稍疏忽，并派虎威将军曹锟督率各师，扼要进扎，听候调用”2。接着，袁在新华宫丰泽园组织“征滇临时军务处”，亲自主持“征滇”军事。关于“征滇”的进军路线，他最初打算调重兵入湘西，取道贵州进攻云南，但遭到贵州护军使刘显世的婉词拒绝。各统兵将领也诉说黔省山岭险峻，道路崎岖，行军困难，要求改道。旋得到滇省向川边进军的消息，遂变更原来的企图，拟定了由湘、川、桂三路攻滇的方略，并作了具体部署： 湘西方向为第一路军。第六师师长马继增为该路军司令，统率所属第六师（欠十二旅）以及原驻湘南的第三师第五混成旅和湘军胡叔麒混成旅。以后奉调入湘者，尚有由河南出发的唐天喜第七混成旅和刘跃龙第二混成旅，驻湖北的卢金山第三混成旅，由奉天入关的范国璋所属第二十师一加强旅和由安徽出发的倪毓芬所属安武军十二个营，总兵力约三万九千人左右3。该路军队拟先在辰溪集中，然后经湘西入贵州，由东面进攻云南。 四川方向为第二路军。第七师师长张敬尧为该路军司令，统率所属第七师（欠骑兵两营、炮兵一营）、驻岳陽的第三师（欠第五旅）、驻南昌的第六师第十二旅、驻保定的第八师（欠一个团），取道长江水路入川，在重庆集结。加上已在川南的北洋军三个混成旅和川军两个师又两个混成旅，总兵力约为四万二千人1。该路军为北洋军的主攻部队，拟由北而南进攻云南。 虎威将军曹锟被任命为第一、二两路军总司令，负责组织前方作战。 广西方向为第三路军。袁世凯原打算由海路运北洋军到越南，沿滇越铁路抄袭昆明，但遭到法国殖民当局的拒绝。继而又欲派北洋军经广西攻云南，但广西宁武将军陆荣廷以损害商业为词，拒绝北洋军入境。于是，袁唆使广东振武上将军龙济光派粤军入广西，胁迫陆荣廷共同攻滇，抄袭云南护国军的后方。 为加强前方作战的威势，袁世凯还动用了刚刚引进的飞机2，分两个航空队（每队飞机两架）。一队进入湘西，建场于麻陽；一队入川，先建场于重庆，后转场于泸州。这些飞机在实战中，仅仅扔了数枚炸弹，虚张声势，并未起重要作用。此外，还在作战部队中增设了无线电，以加强对前线各部队的通信联络，提高指挥效能。 第三节 四川战役 一、护国军第一军的作战企图和部署 素有“天府之国”之称的四川，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此次又是护国战争的主要战常 1915年2月，袁世凯为控制四川，派其亲信、陆军参谋次长陈宦督理四川军务。陈宦以四川兵少难以镇慑为由，将中央直属第四、十三、十六混成旅带进四川。战前，连同川军两个师两个混成旅及各地警卫部队，在川军队总数已达四万人。其驻防地点如下：川军周骏第一师驻重庆、泸州，刘存厚第二师驻永宁（今叙永）、成都，黄鹄举第一混成旅（后并入周骏师）驻江津，钟体道第二混成旅驻顺庆（今南充），北洋军伍祥祯第四混成旅驻叙州，李炳之第十三混成旅驻綦江，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驻内江。 蔡锷分析了袁军的情况后认为：守叙州的旅长伍祥祯是云南人，不会与护国军死战；守永宁的第二师师长刘存厚已与护国军暗中联络，拟伺机响应；可能与护国军一战的仅有周骏第一师和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而冯玉祥并非真心拥袁，周骏则不服从陈宦的调动。在这种形势下，只要护国军“趁北方援军未抵川黔以前，速与作战，一举破之”3，夺占川边几个战略要地，进而控制四川，是完全有可能的。于是，蔡锷决定分兵二路进攻四川，把攻击重点放在泸州。具体部署是：以第一梯团长刘云峰指挥的邓泰中、杨蓁两支队为第一军左翼，出昭通，取叙州，伺机进迫成都；蔡锷亲率赵又新、顾品珍之第二、第三梯团为中路，出叙永，取泸州，得手后顺江而下，进攻重庆。第一军右翼为黔、滇军。1916年1月初，戴戡率滇军徐进先遣纵队东趋贵州，敦促贵州护军使刘显世起义讨袁。1月27日贵州独立后，即委戴戡为第一军右翼军总司令1，令率滇军一个支队、黔军两团，出松坎，攻綦江，威胁重庆。 蔡锷原想集中第一军主力，潜动秘行，以突然动作一举突破泸州或叙州，然后乘势东取重庆，“与北洋军周旋于巫峡夔门以外”2。但由于各种原因，第一军形成三路出击，分散了力量；又由于云南兵马未动就公开宣战，因而破坏了秘密接敌、突然袭击的作战企图。加之各梯团向战区运动速度太慢，致使护国军主力尚未赶到泸州，袁世凯派往四川的北洋军已先期到达，战场形势发生了不利于护国军的变化。 二、叙州之战 护国军第一军左翼第一梯团两支队出发最早。邓泰中第一团于1915年12月16日离开昆明向叙州进发。五天以后，杨蓁率第七团也离开昆明前往川边。3该两团在行军途中，才接到改为护国军第一梯团第一、二支队的电报。1916年1月16日，两部顺利通过盐津县，抵达滇川接壤之新常 驻守叙州的袁军第四混成旅旅长伍祥祯，早已派出军队在新场及纵深设防，但未注意重点控制险关要隘。1月17日，护国军在新场与敌接战，袁军一触即溃。护国军连占燕子坡、黄坡耳、捧印村等要点。18日晨又占领横江城。当天，护国军分兵两路，向安边镇推进，次日中午发动进攻。第一支队沿横江从正面进攻；第二支队东渡横江，又北渡金沙江攻敌侧背。敌不支，弃安边向柏溪镇和叙州逃窜。护国军乘胜追击，攻克柏溪镇，直逼叙州。21日，伍祥祯放弃叙州，向自流井（今自贡 市）方向退却，叙州遂为护国军占领。 叙州是云南入川的重要通道，沿途山势险峻，河流湍急，若伍祥祯部凭险固守，将给护国军造成极大困难。左翼护国军如此顺利地占领叙州，颇出意料。 叙州失守，使袁世凯大为震怒。他下令褫夺伍祥祯川南镇守使职务，责令戴罪立功。四川将军陈宦也悬赏五十万元，下令各部分四路向叙州反攻：伍祥祯率残部由自流井回攻叙州北，朱登五率巡防军十二个营由犍为进攻叙州西；冯玉祥率第十六混成旅由江安、南溪进攻叙州东1，并分兵一部绕高县进扰叙州南；另派亲军团长倪文翰1率兵一团另二营，由成都乘船，顺岷江而下，参加反攻叙州作战。以上各路总兵力达万余人。 1916年1月29日，伍祥祯部首先由北面迫近叙州。护国军梯团长刘云峰令第一支队前出至宗场（距叙二十余公里）进行阻击，继又令杨蓁率第二支队前往助战。双方激战两日，相持不下。旋侦知东路冯玉祥旅已进抵南溪，有从翼侧进取叙州之势，刘云峰急调第二支队预备队田钟谷营，由宗场跋赴叙东之白沙场组织防御，同时令宗场部队必须在31日下午3时前击退伍旅。宗场之部队拚死作战，至深夜始将敌击退。刘云峰立即调动部队，增援白沙常 白沙场为叙东交通孔道，地势险要。冯玉祥率两混成营由泸州日夜兼程，于31日晨抵达白沙场，旋即遭到护国军田钟谷营的阻击。冯部占据白沙场当面之龙头山，集中火炮、机槍火力猛烈轰击田营阵地。田营虽伤亡巨大，但仍坚持战斗。下午，杨蓁率援军赶到白沙场，立即从正面和左翼反击，始转危为安。半夜，第一支队李文汉营也赶来助战。2月1日，护国军从左、右两翼进攻敌龙头山阵地，同时以一炮兵排迂回至敌侧后高地轰击敌人。战至2日下午，冯旅伤亡颇重，力渐不支，遂撤往泸州。行至江安，遭到已宣布讨袁的川军刘存厚部的截击，死伤惨重。 护国军击败冯旅不久，由成都顺江而下的陈宦亲军倪文翰部，又在犍为以南登陆，进窥叙州，其前锋于2月6日抵叙州近郊翠屏山。刘云峰一面令城内守军抗击敌人，一面急调叙东部队沿江西进，从吊黄楼渡到岷江南岸，抄袭敌军后路。敌猝不及防，纷纷溃退。护国军追击数十里，缴获辎重五十余船。2月7日，第二支队长杨蓁带兵三营连续作战，又击败了由屏山方向犯叙的川军朱登五部。至此，护国军第一梯团利用袁军缺乏统一指挥和协同动作的弱点，激战七八昼夜，终将四路敌人各个击破，挫败了陈宦反攻叙州的计划。 2月中旬，纳溪战场吃紧，蔡锷电令第一梯团增援。刘云峰先后派李文汉、金汉鼎等三营往援，叙州仅留田钟谷营和数营新兵据守。2月29日，冯玉祥旅乘隙由自流井进攻叙州。刘云峰率部凭险抗击，终因兵单不敌，于3月3日放弃叙州，退守横江。因冯玉祥也有反对袁世凯称帝，响应云南讨袁之意，故在进占叙州后，即顿兵不前，叙州方面的战局遂成相持状态。 叙州之战，护国军第一梯团的官兵先以勇猛突然的动作，快速挺进，轻取叙州；接着又以机动灵活的战术，各个击败围攻叙州之敌；最后在大部兵力调往纳溪，叙州仅余三四百人的情况下，仍然奋力作战，牵制了十倍于己之敌，表现了起义军队的勇敢善战。 三、泸、纳之战（参见附图二十九） （一）川军第二师响应起义 护国军第一军中路各部队，原分驻滇省镑地，确定作战编成后，才分别从驻地向泸州开进，时间参差不齐。蔡锷不待后方准备完毕，即于1916年1月16日2率第一军总司令部离开昆明，向泸州进发（其时左翼刘云峰梯团已与袁军接战）。第二梯团第三支队（支队长董鸿勋）作为中路先遣队提前六天出发。 当时，气候多变，雨雪霏霏，护国军“踏雪救国”，穿山越岭，兼程前进。1月26日，董支队抵达毕节。驻扎永宁的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50000063_0159_11，即派代表前往董处，密商配合作战的办法。双方议定：董支队先与刘师接战，刘师佯败，董支队尾追，进抵泸州，两军合兵一处，袭取懊城。 于是，按商定办法，刘存厚师从赤水河（川黔交界处）节节退守，董支队紧紧跟进。时值袁军四路攻叙，蔡锷因第一梯团孤军无援，深为焦虑，急令董支队“兼程进发，袭取永宁，即陽攻泸城以牵贼势”；“并催促黔军速攻綦江，一面迫刘积之从速发动，以解叙危”。2董鸿勋接电后，率部疾速前进，有时日行军达一百一十里，于1月31日进抵永宁，2月4日抵纳溪。这时，刘存厚已于纳溪提前宣布独立。 原来，董支队抵毕节前，刘存厚曾发出请云南护国军速行入蜀之电，不料该电被毕节知事截获，并向陈宦告密，故当刘师回军纳溪时，陈宦已命驻泸州的川军第一师熊祥生旅严加戒备。刘存厚见袭取泸州无望，遂于2月2日在纳溪宣布独立，自称护国军四川总司令。董、刘两部会师后，决定并力强攻泸州。 （二）护国军会攻泸州 泸州位于长江和沱江的汇合处，东南临长江、北倚沱江，西有龙头关作屏障，南与蓝田坝隔长江相望，地势险要，素有“铁打泸州”之称。 陈宦得知刘存厚附义，泸州危急，急调已经抵渝的北洋军第三师第六旅和驻綦江的北洋军第十三混成旅兼程赴援。 2月5日，董鸿勋、刘存厚二部会攻蓝田坝。刘师团长陈礼门率所部沿大道进攻蓝田坝的正面，董支队绕道双河尝牛背石、南寿山，攻击蓝田坝翼侧。敌在蓝田坝守兵仅一营，稍事抵抗即放弃阵地渡江逃命。2月6日晨，董、刘部占领蓝田坝，进据月亮岩。扫清南岸之敌后，董鸿勋决定立即进攻泸州。鉴于蓝田坝渡口被对岸高地之敌炮火封锁，无法由正面渡江，遂决定陈礼门混成团驻守蓝田坝、月亮岩一带，防敌渡江，董带本支队并刘师两营从下游渡江，向泸州侧背进攻。 2月6日上午，袁军第三师王承斌团和李炳之第十三混成旅两营相继赶到泸州；不久，第三师第六旅旅长吴佩孚率张福来团继至，驻守小市，使泸州防御力量显著增强。 2月8日拂晓，董鸿勋率部由泰安场渡过长江，前进二里 许，即与两连敌兵遭遇。董部猛冲猛打，击溃阻击之敌，占领了临江制高点大龙山。9日，董部继续向罗汉场推进。敌以团长王承斌带兵一营往罗汉场阻击。董部背水作战，英勇冲击，于9日下午击退敌军，占领罗汉常 新任防泸司令熊祥生见泸州侧背形势危急，决定从正面袭击蓝田坝，以调动董鸿勋支队。2月9日下午，熊祥生挑选精锐步兵两连，由沙湾秘密渡江（后又派两连续进），袭击月亮岩；同时命五峰顶之炮兵猛烈轰击月亮岩，掩护偷渡部队。防守月亮岩的陈礼门部猝不及防，慌乱溃逃。陈礼门愧愤自戕1。次日拂晓，袁军李炳之旅一个营全部过江，会合已抵南岸的熊旅四个连攻占了篮田坝。 时护国军第二梯团长赵又新已率部分部队抵达纳溪，闻蓝田坝失守，立即率所部警卫连往援。10日，会合刘师工兵营反攻月亮岩，一度将敌军逼退至江边。熊祥生见状，亲至龙头关高地，指挥炮兵轰击蓝田坝、月亮岩护国军阵地。刘师工兵营遭到炮击，四散奔逃，赵又新部势孤力弱，遂放弃蓝田坝、月亮岩，退守纳溪。 正在泸州侧后作战的董鸿勋支队，闻蓝田坝失守，急忙收缩兵力，于11日夜经泰安场撤回江南。次日晨，董又率部反攻蓝田坝，企图恢复原阵地。激战一日，未能奏效，恐敌迂回纳溪，切断退路，即于是日晚撤出战斗，退往纳溪。护国军出敌不意攻取泸州的计划未能实现。 （三）纳溪保卫战 在蓝田坝争夺战前后，泸州的袁军不断增加。至2月中旬，计有北洋军第十三混成旅一部、第三师第六旅、第七师全部先后抵泸，加上防守泸州的熊祥生旅，总兵力达二万余人。袁军攻占蓝田坝后，立即分兵两路向纳溪攻进。第三师第六旅旅长吴佩孚指挥右翼部队，由蓝田坝经石保沟取道棉花坡，进攻纳溪正面；第七师师长兼第二路军司令张敬尧指挥左翼部队，由南寿山、牛背石向双河场绕进，企图越过永宁河进攻纳溪侧背。 护国军梯团长赵又新仓促组织部队转入防御，以刘存厚师之工兵营防守棉花坡，阻击正面敌人；董鸿勋支队防守高屋基一线，阻击由翼侧进攻之敌。 2月13日晚，护国军第二梯团之何海清支队抵达纳溪，14日奉赵又新之命，会合董鸿勋支队第二营，反击逼近双河场之敌，将敌军击退至高泉常是日上午，袁军田树勋旅赶到高泉场，占领两侧高地，以猛烈炮火压制护国军。何、董支队反击受阻，遂撤出战斗，退至永宁河以西，于沿岸组织防御。 在纳溪保卫战中，棉花坡战斗最为激烈。棉花坡系纳溪镇东面一高地，周围丘陵起伏，竹木丛杂，水田环绕，中有石板小路与蓝田坝相通，是纳溪与蓝田坝之间的重要据点。护国军能否控制棉花坡，是保卫纳溪的关键。进攻棉花坡之敌为袁军吴佩孚旅和熊祥生旅各一部。吴旅为袁军精锐，战斗力较强，攻势凶猛。防守棉花坡之刘师工兵营依托壕垒抗敌，渐有不支之势。2月14日，第三梯团之禄国藩支队和从左翼第一梯团调来的李文汉营，相继赶到纳溪，随即增援棉花坡阵地，稳定了防御。2月16日，赵又新又将在右翼作战的董鸿勋支队一部调赴 棉花坡，接替刘师工兵营，增强该方向防御力量。这时，正在开进途中的蔡锷，接到纳溪战斗激烈的报告，立即催令已抵永宁的第三梯团之朱德支队，火速前进，增援纳溪。朱支队冒着雨雪，于17日上午抵达纳溪。由于情况紧急，部队枵腹调上棉花坡阵地。其第二营士气高涨，刚抵战地，即从正面反击敌人，迫敌放弃前沿阵地，后退数里。旋因两翼友军未能配合进攻，朱德支队不便孤军深入，又退回原阵地。 2月18日上午，袁军再次发动进攻。第七师进攻双河场，吴佩孚旅进攻棉花坡。护国军第一军参谋长罗佩金于是日抵达纳溪，即亲赴战地指挥抗敌。各部官兵扼守险要，顽强作战。朱德支队之曹之骅营长阵亡，董支队之董鸿铨副营长负伤，各部士兵也伤亡严重，棉花坡阵地险象频生。幸连日大雨，山路泥泞，给不习惯山地作战的袁军造成意外困难。激战竟日，袁军撤兵回守，护国军阵地始得以稳固。 为了打退袁军的进攻，2月19日拂晓，罗佩金和第二梯团长赵又新指挥部队分四路对敌实施反击：禄国藩率一个营附山炮一门、机槍一排，由黄土坡向蓝田坝进攻；何海清率两个营附炮二门、机槍一连，沿永宁河向双河场进攻；朱德率两个营附炮兵一连、机槍一排，由棉花坡向菱角塘进攻；刘存厚师之一部迂回渡江，佯攻泸西龙头关，掩护主力反击作战。进攻开始后，各路部队猛冲猛打，连续作战。右翼何海清支队进展顺利，第一天即收复双河场，迫敌后退十余里。2月20日，罗佩金鉴于朱德支队反击受挫，便令何海清支队改变进攻路线，由双河场向菱角塘侧后攻击前进，与朱支队夹击菱角塘之敌。反击作战一直持续到22日下午，菱角塘之敌虽被何海清支队击退，但由于袁军援兵源源开到，护国军弹药不济，被迫于23日转入防御。这次反击作战，袁军死伤千余人，护国军也伤亡营长以下官兵二三百人。 2月23日，蔡锷赶到纳溪前线，研究了前线形势，决定从25日晨起，再次发动攻势。其部署是：以右翼何海清支队为主攻部队，向朝陽观方向实施突击，其它各支队均依托现阵地牵制当面敌人，同时集中炮火压制朝陽观之敌，支援何海清支队作战。护国军企图以集中火力的方式，首先突破袁军左翼阵地，为全面反击打开缺口。与护国军上述反击行动几乎同时，袁军为打破战场僵局，命川军团长刘湘率所部于25日拂晓从长江北岸的石棚向纳溪对面运动，企图抄袭纳溪护国军的侧后。蔡锷闻讯后，立即令何海清所部拨出一营，于当夜秘密渡江，协同已在江北的刘存厚师一个营，驱逐江左之敌。护国军迅速击退了刘湘团，占领了石棚附近之方山，以保障护国军翼侧的安全。由于刘湘团的袭扰，蔡锷企图首先突破袁军左翼阵地的作战计划未能实现。 纳溪战线稍趋稳定后，蔡锷对指挥人员作了必要的调整。鉴于董鸿勋初战失利，撤销其第三支队支队长职务，改由第六支队长朱德接任，第六支队长则由第三梯团参谋长王秉钧补任。27日下午，从叙州第一梯团抽调之金汉鼎、马鑫培两营援兵赶到，蔡任命金汉鼎为第一支队长。时熊克武正率四川护国讨袁军取道泸北，向泸州方向前进。纳溪护国军的兵力得到一定的加强，蔡锷遂决定于28日组织一次总攻，以改变僵持局面。其作战部署是：何海清支队携炮二门、机关槍二挺，为主攻部队，从棉花坡翼侧攻击袁军防御阵地石保沟；朱德、王秉钧支队配合主攻部队行动，从所在阵地攻击前进；何支队发起攻击后，其它支队的炮火即向石保沟集中射击。另第二梯团长赵又新指挥防守双河场之部队（共约三个连），实施阵前反击，策应正面行动；金汉鼎支队为总预备队，在双河场敖近待命。为确保反击作战顺利进行，蔡锷与刘存厚亲自带领督战队，在进攻部队后面督战，明令“凡无命令后退者，立即当地槍毙”2。 2月28日上午开始，护国军在左起长江边右至双河场绵亘十余里的战线上，冒着绵绵细雨，不顾料峭春寒，夜以继日地奋力猛攻，多次与敌短兵相接，白刃格斗。经数日激战，护国军虽在左右两翼取得一些进展，但由于袁军兵力较厚，注意纵深设防，并占据石保沟、朝陽观等险要据点，以致始终未能攻破敌之正面阵地。这次作战，护国军虽予敌以重大杀伤，但本身也伤亡和失踪不下千人，兵力大为减弱。蔡锷感慨地说： “此三星期之剧战，实吾国有槍炮后之第一战也”1。 （四）护国军退守大洲驿一带 2月下旬，护国军几次反攻均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且因连日激战，官兵伤亡颇重，弹药消耗殆尽，又得不到后方接济，形势极为严重。此时，罗佩金、刘存厚等人“深以子弹不给，士气不扬，疲劳太甚为虑”，建议暂时退却，“俟子弹续到，元气稍固，再行进缺。2蔡锷起初不以为然，认为退却对战争全局影响甚大，恐一退而不可收拾。后由于部下多方促迫，遂于3月6日下令后撤。除第三梯团留少数部队担任阻击任务外，各部队分路撤至叙蓬溪（今护国镇）、白节滩、大洲驿一带。蔡锷等积极整顿队伍，构筑防御工事，并电催唐继尧迅速接济弹药，以便伺机转入反攻。 袁军在第一阶段作战中，虽然依仗兵力优势，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袁军遇到的主要困难，除士气低落外，就是对战场条件不适应。川南地区山高林密，地形复杂，且时值气候多变，雨雪连绵。在北方平原地区训练出来的北洋军，来到崎岖泥泞的山地作战，经常打滑跌胶，行动非常困难。据称，袁军进入川南以后，由于山路险窄，所有槍炮弹药和急需物品均雇民夫抬运，陆炮每尊需民夫七十人，山炮每尊需三四十人，一个混成团需民夫一千一百余人，以致一个营开进，行军长径十余里。由于地形不熟，机动困难，所以护国军退却时，袁军只占领了纳溪等地，未敢继续追击。 护国军退至大洲驿一线后，蔡锷总结了纳溪作战的经验教训，决定将下一步的作战方针改为“扼守要点，集结主力，多张疑兵，以分敌势，俟有隙可乘，分头击破之”1。据此，护国军设总司令部于大洲驿，并调整了兵力部署：以朱德等三个支队守卫永（宁）、泸（州）大道，为中路；以何海清支队和刘存厚部为左翼，沿江安西进，准备增援叙州作战；罗佩金指挥金汉鼎支队和川军张煦支队1并加强一个营，防守右翼，在白节滩构筑阵地，警戒牛背石方向之敌，“守则固我右侧，出则冲彼侧背”。 护国军在大洲驿一带经过休整，兵力和弹药得到补充，士气有所恢复。而袁军方面，由于护国军右翼戴戡所部进攻綦江，急调李炳之旅前往增援，纳溪的兵力有所减弱。其部署在第一线的部队不过二三千人，分别防守鹞子岩、牛背石、双河尝棉花坡、纳溪各要点，兵力分散，士气低落。其次，袁军后勤保障也遇到了极大困难。北洋军远离北方到西南作战，部队的弹药、物资、粮秣供给和技术保障等问题接踵而来。至3月初，袁军槍械损坏甚多，“缺乏机关槍子弹及山炮、子母、开花各弹甚伙”1，张敬尧等向袁世凯迭电告急，请求接济。然而“川江道路遥远，输运倍极困难”1，一些作战物资，从北京运到武汉，再由武汉逆江而上运到四川，需六十余日。沿途激流险滩，又遭民军袭击，所运辎重往往损失过半，能补充到作战部队的所剩无多。即使毫无损失地前送至部队，当时一次补给量也只能维持一个师激战十天之用。3月中旬，前线袁军再次面临弹尽粮竭的困境。蔡锷决定趁此时机，对敌展开全线反击。3月15日，蔡于大洲驿发布作战训令：以右翼之朱德、金汉鼎、张煦、廖廷桂四个支队为主攻部队，由第二梯团长赵又新为前敌指挥，从白节滩进攻牛背石，进而向纳溪、蓝田坝侧击；以中路顾品珍梯团由本道“陽攻”，占领茶塘子一带高地，相机进攻鹞子岩之敌，以牵制当面敌人，掩护护国军右翼行动；刘存厚部进驻牛滚场，威胁江安方向之敌，并掩护中路顾梯团的进攻；以何海清支队为左翼，进驻合面铺、中兴场，警戒叙州、江安之敌1；另以屯扎赤水的黔军杨汝盛营，相机规取合江，得手后进袭江津，切断綦江之敌的后路。蔡在训令中强调指出，此次攻击，“我军对其正面只宜配布少数之兵，而以主力冲其侧背，彼自溃走。宜切谕诸将领，务多留预备队在指挥官之掌握，俾便运用”。 50000063_0170_31 3月17日，各路部队同时发起进攻。右翼赵又新所部四个支队，由于步队之间以及步队与炮队之间协同配合较好，先后攻占了沙山、大小山坪和牛背石，并于19日下午进占高洞常袁军一部退往蓝田坝，主力退守双河场，依托阵地进行抗击，并出动飞机进行侦察轰炸。赵又新命金汉鼎支队猛攻双河场之敌，朱德、张煦支队进攻朝陽观之敌，廖廷桂支队向分水岭、先市方面进攻。战至22日，右路朱、张支队已推进至距蓝田坝仅四公里的南寿山；金汉鼎支队也攻占双河场，与敌隔永宁河对峙；廖廷桂支队进据分水岭。此时，赵梯团因“弹药已损耗十之八九”，遂停止进攻。担任正面攻击任务的顾品珍梯团，于发起进攻后，迅速冲入敌阵，与敌白刃格斗，占领了茶塘子、鹞子岩，迫敌退守纳溪镇后面之光山（今观山）。在左翼担任掩护任务的何海清支队，乘机攻占了江安城。 3月23日，蔡锷发现袁军新援之第八师一个旅已至合江，有沿赤水河抄袭护国军侧后之势，乃下令全线停止进攻，“暂取饱势防御”。护国军遂退守茶塘子至红花地一线，整顿部队，休养兵力。袁军在占领双河场至纳溪城东一线阵地后，亦改取守势。 在这次作战中，护国军共毙伤敌九百余人，缴获大炮七门、机槍九挺、步槍九百余支、炮弹二百余发及子弹无数。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争夺，袁军死伤惨重，其主力第七师“将校伤亡殆尽，士兵损失过半，已无再战之能力”2。正在这时，袁世凯迫于国内外形势，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 在四川方面，陈宦也派人到大洲驿护国军第一军司令部，要求停战议和。蔡锷鉴于护国军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战斗，兵员军需均待补充，遂同意停战。先议定从3月31日至4月6日停战一周，以后又派刘云峰与张敬尧谈判，双方继续休战。 泸纳之战是护国战争中最为激烈的一战。在整个作战过程中，护国军以劣势兵力，在饷弹两缺，后方接济间断的情况下，始终保持旺盛的战斗意志，连续奋战，勇猛打击北洋军的精锐之师，虽未能按预定计划夺占泸州，却顶住了袁军的攻势，牵制了袁军的主力，有力地配合了其它方向的作战。第一军总司令蔡锷抱病1亲临前线，废寝忘食，运筹决策，其舍身精神，大大鼓舞了全军将士的战斗热情。 四、綦江之战 贵州护军使刘显世在黔军团长王文华等促逼下，赞成讨袁，因黔省兵力薄弱，又毗连湖南，恐袁军由湘入黔，难以抵御，故暂时隐忍不发。自戴戡率滇军徐进先遣纵队于1916年1月24日到达贵陽后，刘即亮出讨袁旗帜，于27日宣布独立。众推刘为都督。当时，贵州省仅有步兵六个团、炮兵一个营及巡防军数营，共约六千余人。贵州宣布独立后，刘显世等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商订黔军出师计划，决定编滇军炮队、机槍队及黔军第五、第六两团为护国军第一军右翼军，以戴戡为总司令，率部攻打四川綦江，威胁重庆。另升任黔军第一团团长王文华为贵州护国军右翼东路司令，率黔军三个团和滇军徐进先遣纵队之步兵及部分湘军，进攻湘西。 （一）黔军进攻綦江 黔军进攻綦江，是为了由此突破，进取川省门户重庆。袁军以重庆为前进基地，对叙、泸方向采取饱势，对綦江方向采取守势。扼守綦江，主要为了防御从贵州攻川之黔军，保障重庆的翼侧安全。为此，袁军以綦江为重心，右至江津、荣昌，左至南川、涪州（今涪陵），组成一道弧形防线，配置重兵防守。其兵力部署是：川军周骏师之第五十九团（团长伍德明），以一营驻荣昌，两营驻江津；第六十团（团长张鹏舞）一部驻南川，一部驻涪州；北洋军第十三混成旅之第三团（团长刘虎臣）驻綦江。贵州独立后，袁军又以北洋第三师之阎相文团增援綦江，以北洋第六师之齐燮元旅由湘西增援南川。这样，袁军在川黔交界地区的兵力达五六个团。黔省护国军仅以两团多的兵力，企图实现由綦江进攻重庆的计划，显然是很困难的。 1916年2月2日，戴戡率队由贵陽出发，13日抵松坎。他将黔军第五、六两团编成三个支队：熊其勋之第五团为左支队，进攻敌九盘子阵地，得手后向东溪、綦江方向发展；胡忠相指挥第六团一、二营为右支队，进攻青羊寺（今青羊市），尔后向南川发展；另以第六团第三营为一个支队，取道新洲袭击南川，策应主力行动。各支队同时于14日发起进攻。 熊其勋率左支队于2月14日拂晓前秘密接敌，6时对九盘子之敌发起进攻。九盘子为川南天险，两山壁立，仅通一线小路。黔军攀藤附葛，缘崖而上，节节仰攻，至午后2时占领九盘子。黔军乘胜推进，三路皆捷，连克青羊寺、赶水、东溪等要地，并冲过分水岭、柑子桠等险隘，于15日午前攻占马口垭，前锋进逼桥坝河（今桥河镇），距綦江仅十余里。袁军在 桥坝河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以重兵伏壕据守，封锁河谷平地。黔军左支队进攻受阻，退守两路口。 （二）龙台寺攻守战 袁军见黔军以主力进攻綦江，急欲改变不利态势，遂遣驻江津之伍德明团第一、二营，于2月24日由江津向綦江西南之龙台寺、高庙一带进攻，拟从翼侧抄袭攻綦黔军之后路。时防守龙台寺的黔军仅一个连，以寡敌众，使两路口之黔军主力面临腹背受敌的威胁。戴戡急命驻青羊寺之胡忠相支队西进，在龙台寺东北之分水岭一带组织防御，以保障攻綦部队的侧后安全；另调已于23日抵达东溪的滇军华封歌支队2之部分兵力前出至高庙，增援龙台寺作战，以主力增援正面之熊其勋支队，拟合力攻下綦江，使袭击龙台寺之敌“不攻自退”。 无奈，战况并未如戴戡所预想的那样顺利。龙台寺方面的护国军，由于袁军攻势猛烈，无法守住阵地，被迫于2月24日晚退守东溪。在此情况下，护国军不得不放弃攻綦计划，而以主力于25日晨反击进据龙台寺、高庙之敌。经一日激战，终于夺回龙台寺，解除了侧后威胁。 2月27日，綦江袁军反攻马口垭，华封歌支队奋勇迎战，将敌击退。时已抵南川的北洋第六师齐燮元旅出南川，拟经油萝坪、青羊寺向护国军右翼进攻，企图夺回赶水、东溪。护国军再次面临两面受敌的威胁。董鸿勋、华封歌等召开前敌会议，一致认为：护国军出战以来，连战皆捷，勇敢精神诚属可嘉，“惜乎地方太宽，兵力单薄，防守不足，若一味进攻，綦江固不难取，而敌人左右转袭，我军即将受困”，且“黔军已无后继”，于是决定“暂退东溪，缩小范围，聚集力量”，以便“防守出击，较有把握”。3当夜，各支队悄悄撤出阵地，于28日退驻东溪一带。 （三）护国军退守松坎 护国军撤至东溪后，重新调整部署，以熊其勋第五团防守右路，阻击由南川进犯之敌；华封歌团防守中路，警戒綦江方向之敌；胡忠相第六团防守左路，防御由江津来犯之敌。 袁军于护国军撤退后，进占龙台寺和分水岭。旋在右路和中路暂取守势，集中兵力进攻护国军右翼。3月1日，齐燮元旅进袭油萝坪，威胁青羊寺。熊其勋率部前出至玉皇观抵御敌人。此后，双方在油萝坪至青羊寺一线展开拉锯战，互有进退。9日，袁军李炳之旅一个团从泸州来援，与齐燮元旅改从中路进攻，占领扶欢常护国军连日激战，伤亡严重，且因战线过长，兵力过单，渐呈不支之势。 3月中旬，北洋第八师等部队又进抵川境，增强了前线兵力。蔡锷判断敌可能在泸州方向取守势，綦江方向取饱势，遂于16日电示戴戡，指出：“近日敌军纷纷向重庆进发，恐泸州取守势，綦江取饱势，我军既是单弱，尽可竭力将范围缩小，以免将来腹背受敌”4。护国军本已是强弩之末，接蔡锷电后，立即从东溪退守松坎一线。袁军进占东溪、九盘子等要点后，未再追进。护国军的攻取綦江、进规重庆的作战计划，终因兵微力弱和未能集中兵力歼敌有生力量而无法实现。 在此之前，已参加中华革命党的刘伯承与王伯常等人在涪州一带起义，建立川东护国军。他们攻长寿，打丰都，袭击袁军运输线，有力地牵制和打击了川东袁军，对在川南正面战场作战的滇、黔护国军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 四川战役历时两个多月，护国军第一军虽然不畏强敌，打得非常勇猛顽强，但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战果，达到预期的目的。其主要原因在于过早地对袁宣战，未能实现秘密接敌、先发制人的作战计划。其次是多路出击，分散了兵力。攻川之滇、黔、川护国军，总数不足万人，却分兵三路，各自为战，致使各个突击方向上的部队皆无法完成预定的作战任务。后来，尽避蔡锷认识到这一失误，提出了“以重兵趋綦渝”的主张，但因各路护国军都已遭到重大消耗，并被袁军牢牢拖住，已难于集中兵力于綦渝方向。再次，护国军主要着眼于攻夺城市，并未立足于运用灵活的战法调动敌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蔡锷等为了攻占叙州、泸州，不惜以有限兵力在正面与敌反复争夺，死打硬拚，而不注意发挥滇、川、黔军队善于在山岳丛林地带运动作战的特点，采取乘隙捣虚、迂回包抄等多种战法打击敌人，致使护国军付出很大代价而战果甚微。 第四节 湘西之战 一、双方作战部署 护国军湘西一路的作战任务，按原定计划，系由贵州入湘，直抵沅州（今芷江）、辰州（今沅陵）地区，然后以一部兵力经新化取长沙，迫武汉，另一部取常德，规荆州以指襄陽。 云南护国军初定的湘西作战预案，是以第三军参谋长韩凤楼率赵钟奇的第一梯团两个支队入黔，与黔军会师后攻取全湘；黄毓成率领挺进军由黔省出湘西，直捣武汉。后由于四川、广西的战局发生变化，临时改变部署1，湘西方面的作战，主要由护国军右翼军东路司令王文华所率的黔军第一、二、三团1进行。 辛亥革命以后，湖南军队几经更迭，混乱复杂。1913年底汤芗铭督湘后，又对湘军裁减整编，解散原有陆军，按行政区划成立六个守备区。每守备区保留陆军若干营，设司令一人统率，负责该区防务；另成立一模范营于省城。1915年夏，又组建一暂编陆军混成旅（旅长胡叔麒），驻长沙。云南起义后，汤芗铭根据袁世凯的命令，将暂编混成旅调往湘西，准备与护国军作战。 袁世凯原打算调集重兵，经湘西取道贵州，作为进攻云南的主要方向。后改变主攻湘西的计划，仅命部分“征滇”部队向湘西运动。因湘西山高林密，瘴气袭人，陆路崎岖难行，水路船少水枯，袁军开进速度异常迟缓。至1916年2月上旬，抵达沅辰地区的部队，仅有北洋第三师第五混成旅一部（原驻湘南）和第六师先遣队四个营，兵力比较薄弱。 二、护国军进军湘西 护国军东路司令王文华接受进攻湘西的任务后，早在贵州宣布独立之前，即率所部秘密离开贵陽，掩旗疾进。第一团经镇远、玉屏秘密进抵湖南晃州（今新晃）城外，第二、三两团也分别向湘边集结。护国军拟分三路，从晃州、漠滨、铜仁三处突破，进攻湘西。 1916年2月2日（农历除夕）夜，王文华所率之中路部队乘晃州守敌（仅湘军一连）不备，突然发起进攻。湘军惊慌失措，稍事抵抗，便退守蜈蚣关，护国军顺利攻占县城。次日拂晓，护国军继续推进，猛攻蜈蚣关。前湘省镇远道尹林炳华，率湘军一部和北洋军第五混成旅两营在蜈蚣关恃险顽抗。护国军昼夜强攻，于4日下午克蜈蚣关，毙敌八十余人。护国军初战获胜，军心振奋，王文华乘胜挥兵继进，直逼沅州；同时令右路吴传声第三团由黎平、天柱攻下洪江后，立即向中路靠拢，与第一团钳击沅州。 吴传声团于2月3日发动进攻，顺利攻下湘黔边境据点漠滨、圫口，并于5日攻克黔陽（今黔城镇），6日夺占洪江镇后，即折赴沅州。 沅州守敌为汪学谦第五混成旅。晃州、黔陽失守，沅州首当其冲。汪学谦迭电湘西镇守使田应诏由麻陽（今锦和）派兵救援，并哀告湘督汤芗铭说：“职旅兵单分驻，较远炮兵，察看近日情形，竟有不幸料中之势。各处函电纷纷告急，实难措置”1。汤芗铭手中无兵，只能以“希力持镇定，相机因应”1等空话敷衍了事。 2月13日，护国军第一、三团分左右两路会攻沅州。战斗十分激烈，经夜不息，汪学谦部弃城而逃。14日午前，黔军占领沅州。在此次作战中，团长吴传声不幸阵亡。 占领沅州后，王文华令第一团二营营长胡瑛率部由沅州北进，配合铜仁方向之第二团进攻麻陽。 护国军第二团原任团长彭文治反对起义讨袁，于战前弃职潜逃，由卢焘接任团长职务。护国军开始进攻后，卢团由铜仁出发，连克米沙、小坡等边界据点，逼进麻陽。时麻陽守敌仅有一营。该营以一连守城，两连前出至距城七里的童湘溪，据险顽抗。护国军连攻数日不下。2月8日后，袁军第三师之第五团和第六师一个营，分别从沅州东和辰溪增援麻陽。护国军寡不敌众，于9日下午6时撤出战斗。第一次进攻麻陽失败。16日晨，在第一团援兵的配合下，卢团对麻陽组织第二次进攻。这时，麻陽守敌因前分兵一部救援沅州，兵力减弱，经不住黔军的猛攻，遂放弃麻陽，退守高村（今麻陽）。黔军随即进占麻陽。 这时，护国军游击队司令王华裔联络原湘西守备司令周则范起义讨袁，乘正面战场胜利之机，连克靖县、通道、绥宁等城，敌军退守武冈。 这一阶段作战，护国军以敏捷的动作，连续发动进攻，所向披靡，击溃敌人约三个混成团，攻占湘西八座县城。护国军攻下麻陽后，便进行补充休整。王文华将所部扩编为四个团，分驻所占各县。 三、英勇抗击袁军反攻 湘西连失数县，袁世凯大为惊恐，迭电催促第一路军司令马继增督率各部兼程赴援。袁军进入湘西，沿途烧杀抢掠，民怨沸腾。2月29日，马继增在途中暴卒2，袁世凯命第六师第十一旅旅长周文炳代理师长和第一路军司令，继续向湘西进发。 3月中旬，袁军第一路军各部陆续抵达湘西，遂分四路向黔军反攻：卢金山第三混成旅和奉天骑兵一部由辰溪向沅州进攻；汪学谦第五混成旅和湘军第二团由中火铺、江口向怀化、沅州进攻；周文炳第六师由高村向麻陽进攻；刘跃龙第二混成旅和湘军第一团由武冈向绥宁方向进攻。 3月31日，卢金山旅首先对沅州发起攻击，继而奉军参战。护国军在沅州与敌苦战，终因兵力单雹子弹缺乏而被敌破城。与此同时，周文炳部已逼近高村，准备攻击麻陽。 4月2日，王文华令第三团及第一团第二营、第二团第二营由麻陽前出，在高村一线阻击周文炳部；令第四团、第二团第一营及敢死队数百名反攻沅州。由于袁军重兵云集，来势凶猛，护国军兵力分散，弹药不继，各路作战均不顺利。反攻沅州的护国军，与敌激战四昼夜，多次展开白刃搏斗，歼敌四百余人，但自己也遭巨大损失，不得不于6日退守斐家店一带。麻陽方向，袁军约三个混成团，于3日上午8时进攻高村护国军阵地。护国军顽强抗击，至下午3时，战力不支，遂撤离高村，退守岩门。袁军乘势反扑，攻破岩门，于7日陷麻陽。黔陽方向，护国军独立营也退守瓮洞一带。 4月7日夜，贵州护国军奉蔡锷电令，与当面之敌停火休战，双方遂成对峙状态。 这时，湘西一带，在护国军湘西招抚使程潜、陈强等人发动和领导下，讨袁烈火方兴未艾，湘西二十余县都已宣布独立，加入护国讨袁行列。此外，已于3月中旬宣布护国讨袁的桂军，其攻湘部队二十余营已抵达湘南之龙虎关、黄沙河一带，有攻取零陵，沿湘江直捣衡陽、长沙之势。这样，湘西袁军已呈孤立突出之势，其后路及两翼受到桂军及湘省地方讨袁武装的严重威胁，故在攻克湘西数县后，开始收缩兵力，未敢深入黔境。 湘西之战初期，贵州护国军以勇猛的战斗精神，采取突然袭击、迂回包抄、短兵相接等作战方法，连克湘西数县，一度取得了战场的主动权。旋因护国军兵力单薄，弹药不继，且又分散兵力，与优势之敌进行阵地战，以致虽初战获胜而不能持久，终于在敌人重兵反攻下节节败退。尽避如此，贵州护国军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牵制了约两个师四个混成旅的敌军，有力地配合了四川、广西方向的作战，其战绩是显著的。 第五节 滇桂边之战 1916年2月21日，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率所部方声涛梯团千余人1，由昆明出滇南，趋广西，东征粤浙。唐继尧将准备开往湘西的第三军一部也调往桂粤方向，以增加第二军兵力，保证攻粤计划的完成。 袁世凯之由海路运兵南下，取道越南进攻云南护国军后路的计划受阻后，即任广东第一师师长龙觐光（广东将军龙济光之兄）为云南查办使，令其率军经广西进攻云南。1916年1月中旬，龙觐光以广东陆军第二旅第三团团长李文富为先锋，以虎门要塞司令黄恩锡为前敌司令，率粤军四千人（沿途又招募四千，约计八千）经梧州到达南宁。龙觐光与广西将军陆荣廷系儿女姻亲，他劝陆效忠袁世凯，率兵攻打云南。陆佯为应允，并派其子陆裕光带领桂军五个营协助龙军。龙觐光喜出望外，遂令李文富为第一路司令，率一千五百人由百色进攻云南剥隘；以黄恩锡为第二路司令，率一千五百人经西林（今定安）绕攻云南广南；张耀山、吕春绾各率二千人（编成第三、第四队），为主攻部队之后援；以朱朝瑛率兵千人，北趋西隆（今隆林），阻断黔省援兵进路。龙济光则派其子龙体乾潜回云南蒙自老家，组织武装暴乱，以策应龙军的正面进攻。 正在开进途中的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闻报，即命张开儒、方声涛两梯团迅速在云南之富州（今富宁）、广南一线展开，准备阻击来犯之敌。另请待出湘西的黄毓成挺进军（一个梯团）和准备增援贵州并已进至沾益的赵钟奇梯团（欠一支队），经贵州兴义折向广西西隆，从翼侧进攻龙军。 1916年2月底，龙军分兵两路进窥云南。黄恩锡率四个营为右翼，由西林经龙潭乡向广南县城潜进；李文富率该团主力为左翼，进攻剥隘、皈朝。 剥隘地形险要，为滇桂边界较繁盛的商埠。驻守该处的滇军张开儒梯团两个连于3月2日遭到李文富部突然攻击，势孤力单，于下午3时撤离，退守皈朝。不日，张开儒亲率梯团主力（步兵三营、炮兵一连）驰赴皈朝，构筑阵地，据险扼守。11日，李文富部猛攻皈朝，护国军坚守虹山阵地，英勇抗敌，鏖战七昼夜，彼此呈僵持状态。 与此同时，护国军方声涛第二梯团也与敌在龙潭激战。龙潭是由西林进攻广南的咽喉要地，先被龙军第二路司令黄恩锡派兵控制，其主力则由龙潭继续向广南攻击前进。李烈钧命方声涛梯团迅速由广南前出，迎击该敌。该部在龙潭以南之石洞与敌遭遇，激战数日，始将敌击退。 广西将军陆荣廷，政治上倾向进步党，与袁世凯素有矛盾。当袁进行复辟帝制活动时，陆表面上敷衍应付，暗中则与反袁势力互通声息。云南独立后，他在其老上司岑春煊和梁启 超等人的鼓励下，于3月15日宣布广西独立。广西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使护国军第二军的士气大振。3月16日，方声涛部举行反攻，收复龙潭。时赵钟奇部也由贵州兴义进入广西西隆，进而抄袭黄恩锡部后路。黄部腹背受敌，失败而逃。 与此同时，黄毓成之挺进军也出兴义，经潞城向百色挺进，于黄南田一带与袭扰黔边的龙军朱朝瑛部遭遇。经一夜激战，击溃朱部，遂直趋百色，与桂军会师。时坐镇百色的龙觐光及其所率部队，已被马济、陆裕光等率领的桂军包围，缴械投降，接受改编。 在皈朝与滇军作战的龙军第一路司令李文富，战败退至者桑，旋见右路兵败，后路遭袭，龙觐光被擒，感到大势已去，遂率所部投降。 3月上旬窜扰云南蒙自、个旧、临安（今建水）一带的龙体乾叛乱武装，也遭到滇军刘祖武梯团和唐继尧组织的援军迎头痛击，迅速土崩瓦解，逃离滇境。至此，袁世凯的进攻云南护国军后路之计划完全破产。 滇桂边作战结束后，李烈钧遂督师东进广东2，黄毓成、赵钟奇部则奉命援川。 滇桂边之战，虽然规模较小，持续时间不长，但由于李烈钧部及时赶到富州、广南一线，阻止了龙军的入侵，从而打破了袁世凯迂回袭滇的计划，保障了护国军大后方的安全；同时，对陆荣廷之宣布独立，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第六节 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与护国战争之结局 一、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 袁世凯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进行复辟帝制活动，在国内主要依靠北洋军为后盾，在国外则主要依靠日、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 为了镇压云南护国起义，袁世凯调动了北洋军和地方部队的五个精锐师和十几个混成旅、团，分道进行“讨伐”。他原以为云南这支“兵仅万余，饷难月给”的军队，是不难一举荡平的。孰料经过三个月的较量，不但未能将云南护国军消灭，反使本身的军事力量受到了削弱。接踵而至的则是贵州、广西两省相继宣布独立，其它各省也在酝酿响应，人民群众的反袁烈火愈烧愈旺。袁世凯的反动统治日益不稳，财政经济情况更加恶化，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在国际上，日、英等帝国主义在袁世凯开始酝酿复辟帝制之际，曾表示积极支持。但当袁积极推行帝制，中国各派政治力量都强烈反对时，帝国主义各国恐中国发生内乱，危及其在华利益，便一改初衷，由支持转为反对。1915年10月28日，日、英、俄三国公使对袁政府发出第一次警告，声称若骤立帝制，将立起变乱，望暂缓改变国体。然而利令智昏的袁世凯没有估计到局势的严重性，仍于同年12月12日正式宣布实行帝制。15日，日、英、俄、意、法五国公使联合对袁发出警告，宣布“以后对于中国决定执监视之态度”1。此时，袁世凯始感事态严重，决定派遣特使（农商总长周自齐）赴日，准备不惜出卖国家主权，换取日本的支持。日本政府不仅拒绝特使赴日，而且在通知中责备袁世凯“断行帝制，无视友邦劝告”，“日政府当然不能承认”2。各国外交公使还一致指出，以后凡具有“洪宪”年号的外交文书，一概拒绝接受。外交上接二连三的挫折，以及西南诸省护国起义的爆发，迫使袁世凯改变原定于1916年元旦或春节登极的计划。2月23日，不得不公开宣布延缓登极。后随着国内军事、政治形势的继续恶化，更使袁世凯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迫使他不得不于3月22日宣布撤销帝制，并于次日宣布废除“洪宪”年号，恢复“中华民国”纪年。袁世凯自1915年12月12日宣布承认帝位至3月22日取消帝制，前后仅一百零二天。其“皇帝梦”的破灭，充分表明了历史潮流不可逆，人民意志不可侮。 二、停战与备战 袁世凯取消帝制后，鉴于对西南护国军的作战未能取得预期战果，内政外交亦处于困境，为了求得喘息的时机，乃于3月25日借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等人名义，致电护国军，要求停战，商议善后。护国军方面，经过三个月的战斗，兵员、槍械、弹药、饷糈都有很大消耗，急待补充休整，也需有一个休战时期。因此，从3月底开始，四川、湘西前线先后实行停火。到4月初，护国战争实际上已经停止。 对袁政府的停战建议，护国军方面有较高的警惕。蔡锷等认为：“袁逆之撤销帝制，一因兵事挫衄，外交逼紧，财政困穷，人心鼎沸，乃迫而出此；一因独立省份逐渐加多，护国军势力继涨增高，无力抗御。故借此下台，以和缓国人之心理，孤我军之势力，仍盘踞现位，以为卷土重来之地”1。因此，在同意停战之后，护国军的领导者仍加紧进行军事准备，扩大军队编制，补充训练新兵，筹集军械给养，并向日本订购军械，以备再战。到5月底，云南护国军即由原来的三个军扩编为八个军1，共约五万余人。 对于尔后的战略方针，护国军领导人进行了较充分的酝酿。唐继尧的战略设想是五路出兵，会师武汉。具体计划是：以第四军加强第一军兵力出川，第六军加强第二军兵力出粤，第五军由会理、宁远出陕西，第七军由桂林出长沙，唐继尧则自率第三军及警卫军经黔出湘，各路护国军会师武汉。这一设想，与起义之初的战略大致相似，其问题主要是多路分兵，张口太大。蔡锷则不同，他经过战争实践，对多路分兵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已有所认识，故对下一步作战，坚持其“滇师举全力以出綦渝为当”的主张。他说：“凡大军作战，首在将其主力摧破，其余自迎刃而解。次在夺据其咽喉重地，……现逆军主力之七、八两师，悉集泸纳，我若将此军击破，则成、渝唾手可得。其次则重庆为逆军唯一之咽喉重地，我若得此，则在川逆军接济立断，久将不战自溃。故滇中增援之师，以全力趋泸或出綦渝为当。就现在形势论，兵出綦渝较易得手。”3 李烈钧则坚持以该军主力出湘，控制长江中游。他认为：“粤东方向，桂已独任，我军似可迅速出湘；果能冲断江流，则影响大局，获益犹巨。且川南得遥应之势，逆军将不战自溃。”1 比较起来，蔡锷的主张较之唐继尧的计划要实际可行一些。因为，袁世凯的主要征滇部队集中在川南，而在这一方向与袁军对峙的护国军，经过战争的消耗，兵员不足，饷弹缺乏，战斗力明显下降。在这种情势下，如能按蔡锷的主张，将增援的兵力集中于泸州或綦江正面，则进可以消灭袁军主力，控扼重庆，退可以阻截袁军入滇之路，因而比较符合客观实际。当然，李烈钧的主张也有其可取之处。此时，广西已经独立，滇省无后顾之忧，若以桂军攻粤，以李烈钧的第二军由广西进军湖南，如能攻下长沙、岳陽等要地，进而控扼长江，也足以威胁四川袁军之后路，使其进退两难。总之，蔡、李的主张较之唐继尧的多路分兵计划，都要高明一些。 此后，由于双方没有重新开战，蔡、唐、李的上述计划，均未受到实战的检验。 三、护国战争的结局 在停战期间，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展开了紧张的纵横捭阖，焦点是袁世凯的下台问题1。 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较大的力量：一是袁世凯及其少数追随者。他们继续策划由川、湘向西南进攻，进行垂死挣扎，妄图继续保住最高统治地位。但是，历史的发展与他们的愿望完全相反。一是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虽然由孙提出“保持民国，不徒以去袁为毕事”1的正确主张，表示要与所有同袁世凯一样的反动派斗争到底，但因无实力，且严重脱离群众，因而影响不大。一是掌握着护国讨袁的军事实力，并左右战局发展的进步党和西南地方实力派。他们除了“倒袁”和拥立黎元洪为总统外，没有提出任何别的政治主张，给护国战争的结局带来极为消极的影响。后随着形势的发展，袁世凯的一些顽固追随者也开始离袁而向护国军方面靠拢。1916年4月6日，广东将军龙济光在桂滇军的军事压力和广东革命党人领导的民军胁迫下，被迫宣布独立；4月12日，浙江也自下而上地轰走了将军朱瑞，推举嘉湖镇守使吕公望为都督，宣布独立。4月16日，冯国璋致电袁世凯，劝其退位。此后，不少军政头目也纷纷劝袁下台。袁世凯虽已处于四面楚歌之中，却仍死抱住大总统的宝座进行垂死挣扎。 南方已独立各省为了加强与袁政府的对抗，于1916年5月8日在广东肇庆宣布成立军务院，遥戴黎元洪为总统，推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副抚军长，梁启超为政务委员长，蔡锷、李烈钧和西南各独立省分的督军、总司令等为抚军。军务院的任务是指挥全国军事，筹办全国庶政，实际上是一个与袁政府相对峙的临时政府，其主要目的在于逼迫袁世凯交出政权。军务院将两广境内的军队统编为护国军，共五个军、一个师、一个旅和一个独立团，准备分别向湖南、江西、福建开进，大举北伐。同时，进行坚持要袁世凯下台的南北交涉。 军务院成立不久，又有陕南镇守使陈树藩、四川将军陈宧和湖南将军汤芗铭相继宣布独立。陈宧、汤芗铭本是袁世凯的忠实爪牙，他们的倒戈，使袁更加沮丧。1916年6月6日，袁世凯这个独裁者和卖国贼在全国人民的声讨和唾骂声中病死，结束了可耻的一生。 袁世凯死后，进步党和西南地方实力派开始与北洋军阀寻求妥协，加速了南北相持局面的结束。按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由原副总统黎元洪于6月7日继任总统。29日，黎元洪召开国会，恢复国务院，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7月14日，护国军方面宣布撤销军务院。25日，中华革命党发出通告，宣布停止一切军事行动，护国战争至此正式宣告结束。 第七节 护国战争胜利的原因及其在军事上的得失 一、护国战争胜利的原因 由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人在云南首先发难的护国战争，在全国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的积极支持下，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奋斗，终于挫败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图谋，达到了“铲除帝制，推倒袁氏，重建共和”的预期目的，取得了共和势力对封建专制势力的一次重大胜利。其所以能取得胜利，主要由于以下原因： （一）全国人民拥护共和，反对帝制 护国战争之所以能取得胜利，首先由于广大人民对于清王朝的反动统治记忆犹新，辛亥革命的民主共和思想已深入人心，因而，当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消息一传开，迅速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和反对。这股强大的反抗浪潮，有力地鼓舞和支持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反袁斗争，同时促使过去追随袁世凯的一些政党，为了小集团的私利，也打起了反袁的旗号，甚至袁世凯的一些心腹干将，为了个人利害，也纷纷离袁自保，使袁世凯成了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而在另一方面，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等不同的政治派别和政治势力，在反袁的大目标下，暂时地联合了起来，使反袁斗争得以顺利展开。此外，帝国主义列强也察觉到了中国反袁势力的强大，预感到袁世凯这条走狗将被中国人民反复辟的浪潮所吞没，因而也改变了支持帝制的态度。所有这些，都迫使袁世凯不得不放弃复辟帝制的图谋。 （二）护国军英勇作战 护国军的领导者以云南一省之地和二万余人的军力，敢于反抗袁世凯的全国政权和数十万正规军，充分表明他们具有藐视强敌的胆略和必胜信念。这支军队于宣布讨袁不久，即先后进军川南、湘西和滇桂边界，连续打了几个胜仗；在北洋军抵达之后，又勇敢地抗击了在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的反攻。他们的坚毅战斗精神，有力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倒袁的信心和勇气，推动了一些省分先后响应起义，迅速扩大了讨袁阵线，确实起到了“用军事上之态度表示国人反对帝制之意”2。 二、护国军击败袁军进攻的主要条件 护国军之所以能勇敢地抗击北洋军的进攻，挫败了袁世凯妄图消灭护国军，进而扑灭反帝制烈火的图谋，主要由于具备以下条件： （一）有一批忠于民主共和的中下级军官 在滇黔护国军中，从梯团长到支队长以至营长，大多为辛亥革命前后的同盟会员、国民党员，少数还是中华革命党员。他们具有民主共和思想，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强烈不满；他们大多为云南讲武堂毕业生或留日士官生，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并参加过辛亥革命战争。由这样一批军官掌握部队和指挥作战，是护国军比较有战斗力的主要原因。 （二）习惯于山地作战，有吃苦耐劳的精神 护国军对于川黔桂山区潮湿多雨的气候和山岳丛林的地形条件比较适应，惯于在崎岖的山道中行军，和在林木丛杂的山区作战。而北洋军无论对气候还是地形都不适应，以致士气低落，难于发挥兵力火力优势。此外，护国军的成员大多来自贫瘠地区，具有吃苦耐劳的习惯；加之相当一部分老兵受过民主革命的熏陶和正规的军事训练，使用的武器也较精良，军政素质较好，因而在作战过程中虽然遇到粮饷短缺等困难，基本上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士气。 （三）纪律比较严明，得到群众的支持拥护 护国军高举反复辟义旗，加上各级领导注意约束部队，不准侵犯群众利益，因而军行所至，人民群众主动当向导、递情报、送茶饭、运粮弹、抬伤员，不少青年积极要求参军杀敌，涌现出不少拥军支前的动人事例。群众的积极支持，也大大鼓舞了广大官兵的战斗意志。 三、护国军将领在作战指导上的主要失误 护国军将领们在作战指导上也存在一些失误，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举义宣布过早 本来，云南的领导者计划先将滇军秘密开进至滇川边境，然后宣布举义，对川边各重要据点实行突然袭击。后由于梁启超一电的催促，遂在战备尚未就绪的情况下仓促宣布举义。这一欠审慎的决定，丧失了通常武装起义所应有的对敌进攻的突然性。而且由于部队的集中和调动尚未完成就分散开拔，致使各路部队发起进攻的时间参差不齐，未能在战争初期对敌形成兵力优势。以川南战场而言，左、中、右三路接敌的时间相差一个多月，这就使敌军得以在各据点之间调动部队，互相支 援，并得到了后续部队的及时增援。当护国军主力抵达前线不久，袁世凯的援军也已源源开到，造成了兵力对比上更大的劣势，使护国军在作战中增加了更多的困难。 （二）战略计划与主客观条件不相符合 护国军一开始以二万余人的兵力，分向川南、湘西、桂粤三个方向进攻，由于兵力过于分散，结果在四川这个主要作战方向，不但没有达到攻占叙、泸、綦进而攻占重庆的作战目的，反而在袁军的反击下被迫后撤。其实，举义之初，护国军的领导者在已经了解到黔、桂两省准备响应起义的情况下，对黔、桂方向只需部署少量兵力（一以策动起义，一以防敌袭扰），而应集中更多的兵力于四川方向，争取在兵力上缩小与敌人的差距，造成局部的兵力优势。果能如此，护国军在川南的作战将会取得更大的战果。 （三）兵员、军械和粮饷的补充不及时 由于战前准备不足，战线又拉得太长，以致战争打响之后，在兵员、槍械、弹药和饷糈的补充接济上，都产生了很大的困难。以云南这样一个贫瘠的省分，要支持数万军队进行战争，确有很多困难，而战线太长，后方太远，又使这方面的困难显得更为突出。幸1916年3月底敌方提议停战，使护国军得到了补充休整的机会，人员和作战物资补充方面的困难，才暂时得以缓解。 护国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成功的革命壮举，但这次战争的目的和成果是很有限的。它虽然挫败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图谋，推倒了袁世凯，并在人民的压力下，继任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被迫宣布继续遵行《临时约法》，表面上又暂时恢复到袁世凯解散国会以前的局面，但未能摆脱北洋军阀对中国的统治，也未能给中国人民带来任何政治和经济权益。中国的民主革命任务仍有待以后的革命政党和人民去奋斗和完成。 第一节 护国战争后的国内形势和护法运动的发生 护国战争结束后，中国在表面上出现了南北统一的局面，但实际上社会矛盾非但没有缓和，反而更加尖锐激烈，突出地表现为军阀集团之间的纷争加剧，以及民主革命势力与军阀势力之间在维护与毁弃《临时约法》方面存在着尖锐的斗争。 袁世凯死后，帝国主义列强失去了控制中国的总代表，便各自寻找自己的代理人，达到其继续侵略中国的目的。于是，在帝国主义列强支持下的各派军阀，乘机扩大权势，割据称雄。在北洋军阀内部，逐渐分裂成两大派系，即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和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皖系军阀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控制着北京政府和安徽、陕西、山东、浙江、福建等省，在各派军阀中势力最大；直系军阀逐渐投靠美、英帝国主义，占有江苏、江西、湖北等富庶省分，实力仅次于皖系。除以上两大军阀集团外，还有在东北崛起的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集团，和在护国战争中发展起来的以唐继尧、陆荣廷为首的滇、桂军阀集团，它们都具有相当的实力。此外，尚有盘踞于某一省或某一地区的军阀势力，如山西的阎锡山、徐州的张勋和琼州（今海南岛）的龙济光等。这些大小军阀为了各自的私利，招兵买马，争权夺利，纷争不已。 中央政权是军阀争夺的焦点。自1917年3月开始，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围绕着要不要对德宣战问题而展开的“府院之争”，标志着这种权力斗争进入了白热化。1917年2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已进入后期。日本政府为了控制中国，积极怂恿段祺瑞政府对德宣战。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为了捞到帝国主义的“参战借款”，以便购置军械，扩充实力，便进一步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决意”对德宣战。4月25日，段祺瑞召集“督军团”1成员到京举行会议，拟定了对德“宣战案”，胁迫黎元洪和国会同意参战。当参战提案遭到国会抵制后，段便以督军团的名义要求大总统解散国会。黎元洪则在国会的支持下，于5月23日下令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的职务。于是，段祺瑞愤然离京，当即唆使八省督军宣布“独立”2，并于6月2日在天津设立独立各省总参谋处，以武力威胁总统。黎元洪为了摆脱僵局，邀请徐州的张勋入京“调停”。 6月14日，张勋以调停“府院之争”为名，率三千辫子兵开进北京。接着，便演出了一场蓄谋已久的复辟丑剧。7月1日，张勋带领清朝的旧臣遗老数十人进入清宫，将十二岁的已废皇帝溥仪重新拥上黄龙宝座，宣告清帝复辟。黎元洪发现受骗，逃离总统府，躲进日本使馆，电请副总统冯国璋代行总统职权，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并委托冯、段合力筹划“救国大计”。复辟消息一经传出，“全国民情，莫不反对”1。北京十几家报纸一律停刊，以示抗议。上海、天津、武汉等地的人民也纷纷口诛笔伐，愤怒声讨。本来暗中支持复辟的段祺瑞，见驱逐黎元洪、解散国会的图谋已经得逞，于是摇身一变，马上打起反复辟的旗号，于7月3日在天津马厂誓师，宣布出师讨逆。12日，段亲率“讨逆军”进攻北京。辫子兵一触即溃，张勋逃往荷兰使馆，其余复辟分子也作鸟兽散，溥仪再次宣布退位。于是这一复辟丑剧仅演出十二天，就迅速破灭了。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一直站在反对复辟帝制，反对北洋军阀，为维护《临时约法》和国会而斗争的最前列。早在袁世凯死后第三天，孙中山即发表《规复〈临时约法〉宣言》，表示：“袁氏既去，当与国民共荷监督之责，不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1。1917年3月起，孙中山又接连发表声明或通电，反对对德宣战，维护国会职权。当段祺瑞和督军团怂恿张勋进京“调停”时，孙又揭露张勋将胁迫黎元洪解散国会、推翻约法的陰谋，并吁请西南各省督军“克日誓师，救此危局，作民保障”1。西南军阀懂得，对他们威胁最大的乃是北洋军阀，因而在“府院之争”中，表示拥护黎元洪，支持国会，维护《临时约法》，反对北洋军阀专权擅政，客观上表现出一定的进步性。当同年4月段祺瑞逼迫国会通过“宣战案”，北洋八省督军企图以武力倒黎时，云南督军唐继尧即发出通电，反对武力干政，拥护总统和国会。6月11日，广东督军陈炳焜、广西督军谭浩明和驻粤滇军总司令李烈钧1联名通电，宣布联合西南各省，兴师讨逆。6月20日，陈、谭两督军以国会被解散为由，宣布桂、粤两拾自主”2，不承认非法内阁。张勋复辟后，孙中山立即在上海召开会议，主张武力讨贼，并制定兴师北伐的军事计划。西南各省也同仇敌忾，纷纷组织军队，准备出师北向，戡定复辟逆流。7月6日，孙中山偕同廖仲恺、章太炎、朱执信等人自上海乘“海璞号军舰启程赴粤，准备以广东为基地，组织护法讨逆。但孙中山等尚未抵粤，张勋复辟丑剧即告结束。 经过张勋复辟这场风波之后，黎元洪被迫下台，冯国璋为代理大总统，段祺瑞重任国务总理，中央政府实权仍操在皖系手中。段祺瑞一上台，就公开宣布“一不要约法，二不要国会，三不要旧总统”1，顽固地坚持专制独裁统治。同时，为了对付革命势力，段祺瑞进一步投靠日本。他对日本首相寺内表示：“中国政府几经变化后，我再度出任总理。将来一切施政，当按预定方针进行。中日两国如欲加紧协作，确保亚洲的和平和安宁，舍此当无更好的时机。”寺内马上“表示出会心的满意”，决定以更多的借款和武器支持段祺瑞政府。2于是，段祺瑞更加有恃无恐，大肆扩充军备，调兵遣将，企图实现其“武力统一”的野心。 在这种情况下，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便将斗争的矛头直指以段祺瑞为代表的北洋军阀，决心坚持在南方领导护法斗争，以“建造真共和国家”。7月17日，孙中山一行抵达广州。当晚，孙在欢迎会上发表演说，阐述了护法宗 旨，提出“以海陆军之力量，为国民争回真正共和”1，并呼吁各界人士共同为维护约法，再造共和而斗争。19日，孙电邀国会议员赴粤集会，组织护法政府。22日，海军总司令程璧光与海军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率该舰队由吴淞口驶赴广州，参加护法运动。一个月之后，一百五十余名国会议员到达广州，响应护法；驻粤滇军和广东地方派军人也多被吸引到护法的旗帜之下，或采取中立态度。8月18日，孙中山在黄埔公园宴请到粤议员，议定召集“非常国会”2，组织护法军政府。军政府设大元帅一人、元帅二人，在《临时约法》未恢复效力以前，中华民国的行政权由大元帅行使。 8月25日至9月1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开会，通过了军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陆荣廷和唐继尧为元帅。孙中山认为“拥护约法，实唯西南是赖”3，把护法的希望寄托在西南军阀唐继尧、陆荣廷身上。 两广和云贵军阀所以能在某种程度上支持孙中山的护法主张，是由于他们清楚地看到，段祺瑞推行的武力统一政策，除对付革命派以外，也是为了吞并西南各剩因此，他们都想借助孙中山的威望，与段祺瑞相抗衡，并趁机扩大自己的地盘和实力。但是，他们又不想完全搞僵与北洋政府的关系，因而提出只反“非法内阁”，不反大总统，并注意与孙中山的政治主张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便把军政府作为筹码，随时准备与北洋军阀讨价还价，进行“一番交换”。正是出于这种动机，故在军政府成立的第二天，陆荣廷即发出通电，反对以元帅名义另设政府；9月8日，唐继尧也通电表示不受元帅职。军政府成立伊始，内部就出现裂痕，表明孙中山与西南军阀的联盟是非常脆弱的，护法运动的前途将不会是平坦的。 尽避如此，孙中山并未却步。9月10日，他正式宣誓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发布就职宣言，表示“当竭股肱之力，攘除奸凶，恢复约法，以竟元年未尽之业，雪数岁无功之耻”1。并随即以大元帅名义，下令讨伐段祺瑞等民国叛逆。在这种情况下，北洋军阀内部矛盾暂时有所缓和。9月29日，冯国璋下令对军政府成员“一体缉拿交法庭依法迅办”。10月1日，段祺瑞宣布“出师剿灭”南方的军队。 不久，护法战争的战幕正式拉开，并先后遍及湖南、湖北、四川、广东、福建，而以湖南战场打得最为激烈。 第二节 南北政府的战略方针及兵力部署 护法运动兴起后，段祺瑞政府决定对西南各省用兵，企图实现袁世凯未能实现的“武力统一”中国的计划。 护国战争结束后，各派军阀为了争夺地盘，拚命扩编军队。到1917年6月止，全国正规陆军已由护国战争时的五十万人增加到六十余万人2。其中北洋政府陆军部直辖的部队，已由护国战争前的十二个师、二十个混成旅增加至二十一个师、二十三个混成旅1；加上张勋的定武军七十营、倪嗣冲的安武军四十余营、姜桂题的毅军二十营2，总兵力达三十四万余人。其中能调往前线作战的部队，约在十万以上。这是段祺瑞赖以发动内战的基本力量。 以孙中山为首的护法军政府所统辖的军队及响应护法的军队，主要有由陆荣廷控制的驻广东的两师两混成旅、驻广西的两师一旅，由唐继尧指挥的分驻滇粤川的六个师，还有贵州的一师一旅和湖南的两个师1，以及由海军总司令程璧光率领的第一舰队（包括巡洋舰三艘，炮舰六艘，其它辅助舰只四艘）和陈炯明统带的二十营海军陆战队2，总兵力约十五万人。与北洋军相比，南军总兵力虽居于劣势，但由于在本地区作战，可将大部兵力投入战斗，因而在战场兵力对比上与北军不相上下。 段祺瑞“武力统一”的主要战略目标是广东，因广东不仅是护法军政府所在地，也是滇、桂、粤军的联合基地和西南各省与海外交通的枢纽。关于北洋政府的战略意图，段祺瑞的心腹智囊徐树铮后来透露说：“盖欲定大局，非谋统一不可，欲谋统一，非川粤同受政府节制不可。以川较粤，川可稍缓，而粤宜急，粤定川或随之而自定。我之争湘者，为图粤计耳；粤不定，湘即危，湘有事，鄂亦不安，大局则时有摇动之虞”1。简言之，段祺瑞要想武力统一全中国，必须征服粤、川，并以征粤为先，而征粤又必先攻湘。因此，湖南就成了北洋军阀进攻的首要目标。 湖南北通江汉，南接两广，西邻川、黔，是北军攻取西南诸省的必经之地。早在广州军政府成立之先，段祺瑞便利用北洋政府的“合法”地位，于8月6日下令免去湖南省长兼署督军谭延闿的督军职务，以皖系人物前陆军部次长傅良佐代之，并调北洋军第八、第二十师随傅入湘，企图不战而控制湘剩与此同时，段还派部分军队入川，企图控制川省；并令闽、浙、赣抽调军队攻粤，以策应湖南战场作战，使南军首尾不能相顾。 谭延闿是个介于进步党与国民党右翼之间的“八面玲珑”的政客，由于利害关系，和桂系头子陆荣廷关系甚密。谭被免职后，忙向陆荣廷求救。陆荣廷等桂系军阀清楚地看到，“湘省为两粤门户，又系滇黔咽喉，湘失则西南腹背受敌，不特进取之机全无，且（北军）得湘实足以制西南之死命而有余”2，故一面令桂军向湘边运动，做出援湘姿态，一面致电冯国璋，请冯设法收回撤换湘督的命令，维持湖南现状，并提出划湖南为南北军事缓冲地带，以保持南北和平。冯国璋把电报转给段祺瑞，段严辞拒绝，说：“今日文人不能将兵，已成各国通例，为军事计，为湘省计，为组菴3计，皆以专办民事为宜”；并声称“明令早颁，势难反汗”4。 谭延闿并不就此甘休，他电请西南各省迅速派兵援湘，以与段祺瑞兵戎相见。唐继尧、陆荣廷对谭的主张表示赞同。8月16日，陆致电西南各省说：“湘督易人，北方疑忌西南之心业已揭露。唇亡齿寒，急应力筹对待。”1次日，滇督唐继尧复电陆荣廷，表示：“湘危则全局破坏，亟宜协力援助”2。唐、陆虽表示援湘，但又各保实力，不愿在作战中打头阵。桂军陆裕光第一师进抵湘桂交界之黄沙河后，便顿兵不前，观望形势。 滇、桂不及时发兵增援，湘军主要将领对抵抗北军也表示冷淡，谭延闿出于无奈，于9月9日向傅良佐移交督军印信，微服潜往上海。至此，北军势力得以首先伸入湖南。 广州护法军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即接连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出师北伐的战略方针问题。10月9日，提出了基本战略设想，即：1.派员与陆荣廷及两广督军等磋商抵御龙济光1的计划；2.以滇军第三师援湘；3.以滇军第四师及海军即日誓师攻闽；4.饬陈炯明、朱执信两军长加紧招募训练部队，为滇军、海军后援；5.电陆荣廷、唐继尧火速出大军，会师武汉。 不久，护法军政府确定了基本作战方针：“以长江沿岸为主作战地，先克武昌，次定南京，击攘敌军长江一带之势力，再图直捣北京。”2据此，拟动员南军约十个师，组成中央、左翼和右翼军，分三路北伐。同时，拟定了分期作战的计划。第一期作战计划是：中央军由两广进击长沙，肃清入湘北军，待左翼军（滇黔军）进据四川并东入湖北时，与之合攻武昌；左翼军首先攻占四川，尔后派一支队扼守川北，牵制晋陕之敌军，主力乘势东下，与中央军合攻武昌；右翼军与海军协同，合攻闽、浙，再取淞、沪，待中央军、左翼军攻克武昌后，与之会攻南京，并肃清长江上、下游之敌军；海军在随右翼军占领淞沪后，即以吴淞为根据地，封锁长江门户，并消灭江内之敌舰，配合陆军进攻南京。第一期作战计划预计在1917年11月下旬全部完成。尔后，各路南军在长江以北过冬，补充给养，休养兵力。第二年春季开始实行第二期作战计划：中央军由津浦路北进；左翼军由京汉路北进，其川北支队出秦晋，袭击北军侧背，策应正面行动；右翼军则由海路北上。三路军分道并进，会攻北京。上述作战计划，虽然反映了孙中山的革命气魄和军事胆略，但以有限的兵力，分散于广阔的战线上，企图一举破敌，囊括全国，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后来由于军政府“有府无兵”，西南各省军阀“有兵无府”，根本不听孙中山的调度指挥，这一作战计划也就未能实行。 第三节 北军第一次攻湘之战 一、湘南宣告自主 谭延闿督湘时，湖南共有军队六万余人。其中归督军直辖的有第一、第二两个师及六个区的守备队（每区的守备队三至十余营不等），加上各道尹、总兵所辖的守备部队共四万余人；另有全省警备队二万余人。两个正规师中，第一师师长赵恒惕，下辖第一、第二旅。第一旅旅长李佑文，所属第一团驻湘陰、平江，第二团驻长沙；第二旅旅长林修梅，所属第三团驻宝庆（今邵陽市），第四团驻衡陽。第二师师长陈复初3，下辖第三、第四旅。第三旅旅长陈嘉佑，所部驻常德；第四旅旅长朱泽黄，所部分驻长沙、湘潭。 谭延闿离职前，任命刘建藩代理零陵镇守使，并调第一师第二旅旅长林修梅由衡陽移驻衡山，以便随时配合桂军作战。刘建藩和林修梅都是革命党人，先后参加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和护国战争，在湘军中威望较高。傅良佐于1917年9月9日到任后，知道刘建藩、林修梅是谭延闿安排的两个心腹，将威胁其在湘南的统治，于是下令免掉了他们的职务。在此情况下，刘建藩、林修梅被迫于9月18日联衔宣布湘南自主，通电揭露段祺瑞“违法横行，破坏国纪。……易湘督以为武力征服之图”；声明“特率湘南军民子弟，宣告自主，与段政府脱离关系，一切军民政务，均与海军、两广、云南各省一致进行”4。接着，湖南第一区守备司令吴剑学、第二区守备司令周伟和铁道守备司令李仲麟，相继宣告自主。孙中山致电刘、林等人表示祝贺，并派革命党人林祖涵（即林伯渠，林修梅之弟）为湖南劳军使，前往湘南慰劳举义部队。 湘南宣告自主，傅良佐异常惶恐。此时北洋军仅有第八师先头部队两个营抵达湘陰，傅只得先令湘军第一师代师长李佑文5，率该师第一旅开赴衡山“相机剿办”。 9月20日，李佑文率第一旅离长沙南下，命第一团团长梅倬敏率部从株洲沿湘江东岸开进，李随彭树煌之第二团由湘潭沿湘江西岸南进。22日，第一团在衡山县七里滩与林修梅部接战。该团第三营不愿“以湘人攻湘人”，于28日在衡山石湾起义，加入护法军。第一、二团大部官兵立即响应，少数携槍逃散，李佑文仅带十余人逃回长沙。傅良佐欲迅速扑灭湘南护法军的企图就此落空。 二、衡山、宝庆之战（参见附图三十一） （一）双方作战部署 由于湘军第一师第一旅官兵参加护法，使湘南护法军声势大振。1917年9月27日，湘军第一师师长赵恒惕从家乡赶赴衡陽，投身护法；28日，刘建藩率所部十营开抵衡陽；29日，程潜由广州抵达衡陽。10月6日，湘省护法军各路将领齐集衡陽，决定组织“湘南护法军总司令部”，公推程潜为总司令。 傅良佐之进攻湘南护法军，表明南北军队在湘决战已势不可免。桂系军阀决定组织军队援湘，以武力“驱逐傅良佐，收复湖南，以固两广门户”1。9月底，桂军陆裕光师先头部队进抵衡陽。10月2日，陆荣廷在广西南宁召开军事会议，讨论援湘问题，广东督军陈炳焜、海军总司令程璧光等参加了会议。会议议定了援湘军事计划：由两广出兵八十营（其中广东三十五营，广西四十五营），分编成五个军（由陆裕光、林俊廷、韦荣昌、马济、林虎分任军长），由广西督军谭浩明任两广护国2联军总司令”。进军路线是：马济率粤军出韶关入湘，经攸县、醴陵取长沙。桂军分成两路：韦荣昌军由三江入湘，经新宁逼宝庆；陆裕光、林俊廷二军则出全州入湘，经永州（今零陵）、祁陽增援衡陽。两广军总的目标是会攻长沙。 正当两广护国军准备援湘之际，傅良佐也在积极备战。9月28日，傅以第八师师长王汝贤为“湘南各军总司令”。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为副司令，负责组织指挥湘南作战；以第八师十五旅（旅长王汝勤）和第二十师三十九旅（旅长张纪）从正面进攻衡山；以湘军第二师朱泽黄旅和即将抵湘的二十师之第四十旅（旅长张建功）进驻永丰（今双峰）。10月初，北军第八师之第十五旅和第二十师之第三十九旅相继开抵长沙。嗣后到达的还有倪嗣冲之安武军二十营、晋军商震混成旅以及北洋第三师阎相文旅。 10月上旬，南北两军之间的交战，在朱亭、衡山至永丰一线全面展开。 （二）衡山战斗 湘潭是北军进攻衡山的前进基地，有三条道路可通衡山：一由湘潭经株洲，沿三门、淦田、朱亭一线；一由湘潭经茶园铺，沿熊家桥、护湘关一线，此为陆路大道；一由湘潭沿涓水 至福田铺一线。为了抗击北军进犯，护法军的布防如下：第一师师长赵恒惕指挥该师之第一、二两团（欠一营），在衡山、护湘关至茶园铺沿线设防，另将一个营配置于福田铺担任翼侧警戒；刘建藩所部数营防守淦田、朱亭；林修梅率该旅之第四团驻守岳后，防敌由永丰方向窜犯。 10月6日晨，南北两军开始在湘潭县属之西倪铺接战。护法军在衡山以北只有不足两个团的兵力，却要防守从福田铺至湘江边宽约十五公里的正面，力量分散；加上装备较差（除步槍外，仅有二门炮、二挺机槍），难于阻止敌人的进攻。北军王汝勤所部由中路进攻，集中兵力，重点突破，连占茶园铺、中路铺和白石铺等要点，逼近护湘关。护湘关位于衡山北十二公里处， 两侧山势险峻，湘（潭）、衡（山）大路从山间穿过，是易守难攻之地。护法军在护湘关两侧高地构筑工事，重点设防。8日晨6时，北军分三路攻打护湘关。护法军凭险抗击，“顽强异常”，“抵死不退”1。战至次日凌晨，北军从侧翼突击，仰攻肉搏，护法军力不能支，遂弃关撤退。护湘关落入敌手。 10月10日晨，北军进攻护法军在衡山北面的最后一个要点石桥铺。护法军控制附近高地，顽强抵抗。临近中午，刘建藩派数营援兵赶到战地，让正在奋战的第一师士兵撤下吃饭。但这些援兵多数是新兵，未经严格训练，缺乏作战经验，以致一有伤员，就惊慌后退。北军乘势冲击，护法军大败。 10月11日上午7时，北军向衡山外围发起攻击。王汝勤亲率该旅第二十九团及工兵营、炮队由正面实施突击，以第三十团由翼侧抄袭。护法军据守城外据点的部队经不住敌军的猛攻，纷纷逃进城内，并牵动了守城部队。护法军只得放弃衡山，分向湘江以东和衡陽退却。王汝勤旅遂轻取衡山。 北军张纪旅行动迟缓，10月11日由湘潭进抵株洲，翌日沿湘江东岸向南攻进。13日在淦田乌鸦山与刘建藩之警戒部队遭遇。双方激战两小时，刘部不支后退。张旅乘势追击，于下午7时攻占朱亭。14日，张旅向衡山靠拢，拟配合王汝勤旅向衡山以南进击。但王汝勤由于作战顺利，便不等张旅跟进，即率所部向贺家山进攻。 贺家山位于衡山与衡陽之间，左接巍巍衡山，右倚滚滚湘江，北面是宽约数里的开阔地，山势虽不高峻，但北陡南缓，易守难攻，是防卫衡陽的天然屏障。护法军控扼贺家山，封锁山下开阔地，进行顽强阻击，遏止了王旅的推进。10月15日，北军张纪旅也投入战斗。在此前后，桂军第三军副司令贲克昭率领的先锋团和粤军第一军副司令邱渭南率领的三个营，也先后赶到贺家山一带，增援湘军。 从10月15日起，南北两军各投入兵力万余人，在贺家山一带连日激战。北军旅长王汝勤和张纪组织部队对贺家山轮番进攻，但由于不讲战术，士兵盲目射击，徒耗槍弹、炮弹，因此虽付出很大代价，但战果不佳。团长傅良藻（傅良佐之弟）战殁，部队死伤过半。加之秋雨连绵，山地泥泞，给不习惯江南气候的北军造成意外的困难。北军连日强攻，毫无进展，只好转攻为守。湘南护法军在桂、粤军支援下，经数日激战，挫败了北军的进攻，但苦于弹药不继，也未发起新的攻势。 10月21日，程潜与陆裕光、贲克昭、邱渭南等桂、粤军将领在衡陽举行会议，商定下一步作战计划。鉴于贺家山至衡山方向北军云集，护法军反击困难，而宝庆已为北军攻占，遂决定由赵恒惕指挥两团湘军并桂军贲克昭部，在原地实行坚守防御，刘建藩部出守大浦，警戒江右，而将主力向宝庆方向转移，拟出敌不意，收复宝庆，再图长沙。计划甫定，即由林修梅率所部湘军与桂军一部直趋宝庆；邱渭南之粤军三营右出攸县、新市，趋醴陵，威胁敌之后路。 （三）宝庆战斗 傅良佐派兵进攻衡山时，对宝庆方向暂取守势，仅派湘军第二师之朱泽黄旅进驻永丰，并控扼永丰与宝庆间的险要山地界岭（永丰西南三十公里），拟待援军赶到后，再行进攻。湖南第二区守备司令周伟、第一师第三团团长宋鹤庚于10月2日在宝庆宣告自主后，为了先发制人，立即率部东进，袭占界岭（时朱旅派一营防守），前锋逼近界岭东面的青树坪，另以原永州守备司令谢国光率兵三营，经洪罗庙进逼马屋岭，袭击永丰之敌翼侧。 朱泽黄见要地界岭失守，关系重大，立即转守为攻。10月5日，朱旅倾巢出动，反攻青树坪。战至次日上午，护法军不支，退守界岭。朱旅乘胜追击，猛攻界岭。护法军立足未稳，弃守而退，界岭复陷敌手。 朱泽黄夺回界岭后，以主力驻守该地，另以参谋长周诗率兵二营迎击进逼永丰翼侧之护法军。10月10日，周诗部于马屋岭击败谢国光之护法军，进据洪罗庙。朱泽黄见翼侧威胁已经解除，遂于18日组织部队由界岭向宝庆进攻。朱将所部分为两路，以第七团团长毛树峻为左翼指挥官，第八团团长周崇岳为右翼指挥官，两路相互策应，齐头并进。19日，朱旅攻占黑田铺（宝庆东三十公里），继陷洪桥（宝庆东十八公里），直薄宝庆城下。护法军据城抵抗一夜，于20日撤离宝庆，退往杜家坪。朱泽黄进占宝庆后，接到傅良佐令其速率主力增援贺家山北军的电报，遂留两个营守宝庆，亲率四个营于10月25日出两市塘（今邵东），拟经洪罗庙趋援贺家山。 这时，贺家山战场已呈胶着状态。10月21日，桂军韦荣昌部抵达衡陽。程潜为打破战场僵局，商请韦荣昌派出所部一个团，会同湘军李仲麟、谢国光部（共六营），由衡陽左趋渣江，拟经洪罗庙攻取永丰。31日，韦、李、谢所部湘桂军于洪罗庙与朱泽黄旅相遇。双方激战竟日，朱旅不支，退守界岭，旋又退至永丰。数日后，林修梅也指挥所部湘军，在桂军陆裕光部配合下，向宝庆发动反攻，于11月4日下午克复宝庆。尔后，林修梅派宋鹤庚团东进，拟配合在洪罗庙地域待机的韦、李、谢军进攻永丰。 永丰守敌除朱泽黄所部一个旅（欠二营）外，还有新从长沙赶到的晋军商震旅和北洋第八师第三十二团。上述守城兵力虽约一师之众，但由于朱旅已成惊弓之鸟，不堪再战，商旅新到，立足未稳，加上相互之间互不统属，所以防御能力并不很强。11月8日，湘桂护法军攻克界岭，继下青树坪。11日，护法军分四路进攻永丰：李仲麟部由青树坪攻敌正面，桂军一部由石头山经下五里牌攻敌左翼，谢国光部由上五里牌攻敌右翼，另以桂军一部出三甲塘抄敌后路。护法军四面围攻，勇猛作战，北军渐呈不支之势。下午又有由宝庆开来的湘军宋鹤庚团和桂军二营投入战斗，护法军攻势更猛。永丰守敌见后援不继，孤城难守，遂于傍晚弃城而逃：朱泽黄旅逃向湘西，商震旅和第八师之三十二团逃往湘乡。 与此同时，南、北两军在湘东醴陵、攸县方向也展开了激烈战斗。安徽援湘司令李传业率安武军十营于10月底抵长沙，傅良佐令其由醴陵进攻攸县，得手后“由攸县进攻衡州之背”，策应贺家山正面战常李传业以帮统高世续率兵五营自醴陵出发，帮统马联甲率兵三营由朱营出发，对攸县分进合击。11月7日，高世续所部首先进抵距攸县二十公里之新市。这时，广东护国军第一军副司令邱渭南部已进驻攸县，在攸县至新市地域内派兵设防，严阵以待。8日拂晓，双方在新市西侧山地展开激战。战至10日，邱部因兵少不支，遂放弃新市、攸县，退守耒陽。安武军于10日上午占领攸县。 （四）北军停战主和 正当南北两军在湘南鏖战之际，陆荣廷于11月10日在梧州召开有桂军、驻粤滇军、海军和军政府代表参加的军事会议。鉴于北军源源入湘，湘南战事吃紧，决定由李烈钧率领驻粤滇军、海军和陈炯明之粤军，联合进攻闽浙，以分散北军兵力，减轻湘南护法军的压力。但梧州会议刚结束，忽然传来攻湘北军第八师师长王汝贤和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宣布停战议和的消息。原来，王汝贤、范国璋都是接近直系的将领，对段祺瑞的武力政策持有异议，对傅良佐督湘深表不满，在“兵疲力颈、损兵折将的情况下，不愿意再替段、傅火中取栗，乃于11月14日发出通电，主张南北军立即停战议和。通电发出后，王、范二部自行停战，并从衡山撤退。 王、范突然主和，使湖南战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傅良佐因对王、范的主和行动“既非空言所能挽回，又无实力以资镇压”1，于14日夜与代理省长周肇祥乘军舰匆匆逃离长沙。段祺瑞对王、范之擅自停战求和更是大为恼怒，但为了不使湖南轻易落入护法军之手，便采取笼络王、范的办法。他一面将傅良佐、周肇祥免职查办，一面加委王汝贤以总司令代行督军职务，“所有长沙地方治安，均由王汝贤督同范国璋完全负责”2。这一任命颇合王、范心意。他们宣布停战，本意就想逼走傅良佐，取代督军和省长的地位，于是，一面在湘潭、株洲一带集结兵力，一面向南军提出按现有界线先行停战，一切问题留待和平解决。 湘粤桂联军识破王、范的缓兵之计，继续向湘潭、株洲进攻。此时，北军斗志已丧，望风披靡，纷纷北逃。当王汝勤的兵车驶过一铁路桥时，“正值徒步溃兵拥塞桥上，王命火车直冲过去，当即轧死轧伤官兵七、八百人，血流数日，惨不忍睹”1。11月17日，联军攻克湘潭、株洲。这时，从湘乡败退的商震混成旅，不知湘谭已被护法军攻占，全旅蜂拥入城，遭到护法军伏击。商旅几乎全军覆没，仅二百余人逃往长沙。20日，赵恒惕、程潜、刘建藩等部进占长沙。王汝贤、范国璋率残部逃往岳陽。 程潜进入长沙后，马上召集湖南各界代表会议，推举陆荣廷为湘粤桂巡阅使，谭浩明为湖南督军，程潜为省长兼军务会办。军事方面，除留少数部队镇守长沙外，立即令刘建藩、贲克昭等部分别向湘陰、平江方面开进，准备乘北军溃败的有利时机，收复岳陽。同时迭电进驻衡陽的联军总司令谭浩明“火速来省，指示方略”2。但谭浩明一则对程潜任省长不满，二则刚收到直、鄂、苏、赣四督军呼吁停战议和的电报，便以“尚未准备停妥，未便操之过蹙”为借口，故意在衡陽迁延不进。桂军按兵不动，湘军也未敢单独深入，致使北军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得以在岳陽完成了防御部署。12月8日，程潜自动解除省长兼职，谭浩明才于17日到长沙。谭抵长沙后，应各方要求，将粤桂护国军改称为护法军。18日，谭宣布他本人以湘粤桂护法军总司令名义兼管湖南军政事宜。这个目不识丁的“草莽英雄”，依仗桂军势众，攫取了湖南的军政大权。 衡宝之战是护法战争中南北军队的第一次交战。作战伊始，湘南护法军就表现出了积极顽强的战斗精神。在初战失利、衡山失守的情况下，湘南护法军利用贺家山有利地形，扼险阻敌，为扭转战局创造了条件。当战斗进入相持阶段后，护法军领导人鉴于正面反击难于取胜，遂及时调整部署，在坚守贺家山的同时，抽调相当兵力转攻守备薄弱的宝庆，连克宝庆、永丰，逼使北军前线将领停战求和。接着，又乘势反击，连克衡山、湘潭、株洲等地，并在中途伏击溃敌，取得了全歼晋军一混成旅的辉煌战绩。这说明程潜等护法军领导人具有一定的组织指挥能力，其战术运用是成功的。此外，桂、粤两省及时出兵支援，与湘南护法军并肩作战，勇敢杀敌，对夺取衡宝之战的胜利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三、岳陽之战（参见附图三十二） （一）南军顿兵待和，北军积极备战 王汝贤、范国璋通电主和，以及衡、宝作战失利，打乱了段祺瑞的“武力统一”计划，使其陷入尴尬的境地。在王、范通电主和的次日，段即向大总统冯国璋请求辞去国务总理职。11月18日，鄂督王占元、赣督陈光远、苏督李纯（时称“长江三督”），秉承冯国璋的旨意联衔通电，主张北京政府与西南各省撤兵停战，并表示愿负调停之责。122日，冯国璋批准段祺瑞辞职，并装出准备同西南当局议和的姿态。 北洋政府停战议和的表示，在护法军政府和西南军阀中引起了不同的反响。孙中山于11月18日发表时局通电，明确表示“此次西南举义，既由蹂躏约法，解散国会，则舍恢复约法及旧国会外，断无磋商之余地”1。非常国会也致电程潜，揭露北洋政府“陽托调和，陰则厚增援兵”，要程潜等迅速进攻岳陽。联军占领长沙后，孙中山又动员驻扎湖北的北洋陆军第九师师长黎天才和湖北第一师师长石星川响应护法，与长沙联军向岳陽、武昌对进，“以成腹背夹攻之势”2，争取出现“控扼武汉重镇，湘鄂连为一体”的形势。黎天才等接电后，立即部署起义，准备与护法联军协同动作。然而，桂军却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针。11月28日，在陆荣廷授意下，谭浩明擅自发出了停战议和的通电，声称“段祺瑞奉令免职，根本已得解决，自应 照约法停战”3。孙中山对此十分愤慨，一针见血地指出：“陆此次出兵，本在攫取湘权，长沙既得，其欲已偿，故一再 电冯停战，而未及旧国会之应恢复，对于岳州北军，亦无驱逐之意，于军府始终无诚意之表示，致冯意益肆，局势如此，危险实甚”1。程潜等湘军将领虽对议和持有异议，但因湘军兵力不足，且恐进一步搞僵与桂系的关系，故亦未及时发兵进攻岳陽。于是，孙中山又把希望寄托在滇系军阀身上。12月10日，他致电滇督唐继尧，促其疾速率领滇军沿长江东下，与黎天才、石星川之鄂军会攻武汉，指出：“陆主停战议和，全出于自便私图”，“望蓂帅1迅出宜昌东下，进击武汉，则长江以北将来属军府范围，届时陆虽单独议和，亦无能为也”。2唐继尧却回电声称：“川中逆军尚未悉数荡平，猝难东下”1。这样，孙中山的计划便无法实现，并使湖北黎、石起义军因孤立无援而处境日益危险。 段祺瑞下野后，不甘心于对西南用兵的失败。他策动各省皖系军阀，并拉拢奉系张作霖和直系实力派曹锟，于12月2日在天津召开会议，一致主战，要求冯国璋明令讨伐湘粤。会议初步制订了两路进兵湖南的计划：第一路推曹锟为主帅，率所部由京汉路南下，经湖北进攻湖南；第二路推张怀芝为主帅，率军由津浦路南下，经江西进攻湘东。会议还确定了各省出兵的数目：直隶（今河北）、山东、安徽各出一万，奉天（今辽宁）出二万，山西、陕西各出五千。军费由各省自行负担。 冯国璋等人唱着“议和”、“停战”的高调，不过为了敷衍南方；在死守岳陽，维护北洋军阀根本利益问题上，与主战派并无分歧。在天津会议的胁迫下，冯国璋赶紧声明：“本大总统对于湘事决不能尾怜求和”2。12月15日，冯正式任命曹锟为第一路军总司令，张怀芝为第二路军总司令，令各率本路军队南下攻湘。18日，冯又委段祺瑞为参战督办，段芝贵为陆军总长，并规定关于参战事务均交参战督办处理，把军事指挥大权拱手送还段祺瑞。 这时，日本政府也表示全力支持段祺瑞和北洋主战派。12月30日，与北洋陆军部签订了一千八百余万日元的军械借款合同。日本帝国主义出面撑腰，大大助长了北洋军阀的内战气焰。1918年1月8日，冯国璋通电北洋各督，同意继续对护法军作战。喧嚣一时的南北停战议和活动，为北洋政府赢得了调兵遣将的时间，却使南方军政府内部扩大了矛盾，并丧失了会攻武汉的有利时机。 （二）南北双方在岳陽地区的兵力部署 1918年1月，陆荣廷和护法联军将领见冯国璋附和主战派，且有“先挫西南声威，然后言和”的企图，感到求和无望，遂决定在北军主力抵湘之前，先发制人，收复岳陽。岳陽为湘鄂交界的军事要地。当湘南战事吃紧之际，段祺瑞就已调派北洋第二师师长王金镜为岳防总司令，指挥该师之第三旅（旅长孙传芳）、第七师之第十四旅（旅长吴新田）、第十一师之第二十二旅（旅长萧安国）和直隶之第二混成旅（旅长阎相文）、第三混成旅（旅长萧耀南）防守岳陽。王 汝贤、范国璋两师在衡山、宝庆作战失利后，其余部亦退往岳陽。这样，据守岳陽之北军已达六七旅之众。 王金镜将主要兵力配置在新墙河至油河诸要点，利用有利地形，构筑防御阵地。其具体部署如下：北洋第二师之混成第六团防守坡塘（今破垄口），第五团担任南津港至坡塘沿湖警戒；吴新田旅防守山桥岭；阎相文旅防守枫树桥；萧耀南旅防守乌江桥；第十一师之四十四团为左翼总预备队，暂驻岳陽城内。范国璋师之三十九旅防守岳陽至蒲圻铁路沿线，四十旅守板桥至托坝（今长塘）一线；王汝贤第八师余部移驻江北监利一带，为总预备队。玉金镜的第一线兵力共约一万三千人，基本上沿新墙河一线配置，且左翼比较薄弱，这就给联军的进攻留下了可乘之隙。 湘粤桂联军进占长沙后，其总兵力约有四万余人3。随着和谈逐渐无望，联军除以湘、桂、粤军各一部留防长沙，粤军马济部移驻永安，并分防浏陽、醴陵方向外，主力则于1917年12月中下旬分别向平江、湘陰、福临铺一带运动，准备进攻岳陽。 1918年1月上旬，湘军总司令程潜于新市（湘陰东北）两次召集前线高级将领会议，拟定攻岳作战计划。根据北军各旅接合部空隙大、左翼兵力薄弱等弱点，决定以桂军佯攻北军右翼，牵制该方向敌军；令赵恒惕率湘军主力集中到北军左翼，以托坝为主要突击方向，由该处突破，进取乌江桥。得手后兵分两路，一路向左卷击，配合桂军夹击坡塘之敌，一路向右进占桃林，威胁临湘铁路线。其具体部署是：湘军赵恒惕率所部一旅和陈嘉佑之独立第三旅进攻托坝、西塘，为主攻；林修梅旅进攻筻口，为助攻；桂军韦荣昌部佯攻坡塘，陆裕光部佯攻新墙、山桥岭，牵制当面之敌；湘军刘建藩所部警戒通城方向，并相机策应赵部；吴剑学、李仲麟部为总预备队。程潜要求各部队于1月13日前作好战斗准备。 （三）联军会攻岳陽 1918年1月18日晨6时，程潜对湘军下达进攻命令，同时颁发训词说：“夺得岳州，湖南必生，不得岳州，湖南必死。我胜敌人，国家必存，敌人胜我，国家必亡。生死存亡，在此一战，凡我军人，努力杀贼”4。并把这个训词印在白布上，发给每个士兵佩戴于胸前。湘军为复土而战，在开进途中“高声唱歌，悲壮激昂”5。 担任主攻任务的赵恒惕所部约六千五百人，其进攻正面由托坝至石头嘴，宽约十五公里。赵恒惕将所部分为左、中、右三路：以林修梅为左翼队司令，率部进攻筻口至石头嘴之敌；宋鹤庚为右翼队司令，率部进攻托坝、西塘之敌；廖家栋为中路队司令，率部进攻白湖岭之敌，并策应右翼队行动。 北军岳防司令王金镜探悉南军主力向乌江桥方向运动，于 1月22日晚令担任总预备队的第十一师四十四团两个营、机关槍一连携山炮四门增援乌江桥之萧旅，加强该方向的防御力量。 1月23日拂晓，联军进攻岳陽的战斗全面打响。湘军右路和中路部队首先突破当面之敌，上午10时攻克托坝，守敌第二十师八十团一个营逃往岳陽，余部退守桃林。湘军乘胜推进至白湖■，威薄北军防御重点乌江桥；左路林修梅旅也于午后攻克筻口，迫使守敌阎相文旅退守后山坪一线。 岳陽左翼防线被湘军突破后，王金镜颇为震惊，又下令警备岳城的四十三团一营增援乌江桥，同时令二十七团一营进驻普济桥，加强该方向之纵深防御，并令萧耀南赴乌江桥担任前线指挥。 1月24日上午，湘军调整进攻部署：以中、右两翼部队合攻乌江桥；调预备队一部迂回至岩前湖（今岩泉湖），配合左翼部队夹击后山坪之敌。同时，令李仲麟率五营向右迂回，进袭桃林。王金镜一面令防守桃林的第二十师死守阵地，遏制南军，一面增派岳城南关警备队四十三团另一营附机关槍一连往援枫树桥。旋接乌江桥守军萧耀南告急电话，又令四十三团一营中途折援乌江桥。湘军左翼林修梅部在援军配合下，趁势发起猛攻，于当日攻占后山坪，迫敌退守南木冲（今楠木冲）。这样，作战重点便移向乌江桥。 乌江桥是岳陽东南的重要通道，四面环山，中间开阔，背倚白湖岭高地。北军扼守白湖岭高地，顽强阻击。湘军久战不克，遂一面在乌江桥继续组织进攻，一面派出小部队，从右翼楔入岳陽城附近，实行小群攻击。王金镜十分恐慌，忙将守普 济桥、冷水铺的部队调回岳城防守。1月25日下午8时，萧耀南电称乌江桥被湘军三面包围，急乞援兵，王金镜又将新抵岳陽的北洋第十一师二十一旅之两营派赴乌江桥，并派出飞机两架助战，但刚飞临战区上空，即被湘军槍弹击伤，被迫返航。 1月26日拂晓，湘军以一团跃过白湖■迂回至乌江桥背后，另两团在乌江桥右侧和正面，同时发起猛攻，与敌短兵相接，白刃搏斗。激战竟日，毙俘敌数百人，湘军也伤亡官兵五百余人。当日下午，北军萧旅因伤亡惨重，疲惫难支，不得不放弃阵地，退往三眼桥。其左翼守桃林之二十师一部和右翼守南木冲之阎相文旅，见中路乌江桥失守，也无心再战，纷纷弃阵后退。三眼桥是通向岳陽城的最后一个要点，王金镜命萧旅死守，“作背城一战，以挽回危局”6。然而，萧旅残部已无力再战，于午夜弃守逃命。此时，守坡塘、新墙一线的吴新田、孙传芳两旅，见乌江桥失守，恐后路被南军切断，也争相撤退。湘桂军长驱而进，直抵岳陽城下。王金镜见岳陽已经难保，遂指令吴、阎、萧旅沿铁路退往湖北蒲圻，孙传芳旅退往嘉鱼。王本人逃往武昌。 1月27日上午，湘桂粤联军占领岳陽，俘敌一千三百余人，缴获飞机两架、火炮四十余门，以及大批槍枝弹药。战后，程潜赋诗志庆：“严冬十二月，晨起临前营，诸将环我立，受命各成行。指途向岳陽，攻其所必争。先趋白湖荡，猛力洞厥膺。鏖战五日夜，我锋不可撄。伏尸遍原野，直抵巴陵城。壮哉甲胄士，誓死秉吾城”1。反映了南军的勇猛和战斗激烈的情景。 护法联军之所以能攻克北军重兵防守的岳陽，除了联军在兵力上居于优势和有较高的士气外，在指挥上亦有其可取之处。首先，掌握了敌人的防御部署，将主攻方向选在敌之防御薄弱处乌江桥，使敌军频繁调动，打乱其整个防御部署；其次，将主攻任务交给士气较高的湘军主力执行，在部队的使用上也是得当的；再次，除正面进攻外，还组织小鄙武装深入敌后活动，对于配合正面作战，打乱敌人的兵力部署，也起了一定作用。 护法联军攻下岳陽，独立各省人心振奋，希望护法军长驱直下攻取武汉。而此时鄂省北军主力正集中力量“围剿”荆、襄靖国军，武汉空虚，如果联军乘虚径取武汉，与湖北靖国军协同作战，将使湖北局势发生重大变化。无奈桂系军阀仅以夺取湖南为满足，不想进攻直系督军王占元的地盘。在联军占领岳陽的当天，谭浩明又擅自下令严禁前线各军跨入鄂省一步。他在致苏督李纯的电报中声明，“已饬前方停止进攻，不入鄂境”，并称如“北不攻岳”，则“南不攻鄂”。1这样，联军就丧失了乘胜北进的大好时机。 四、荆襄之战 （一）湖北组成“靖国军”参加护法 1917年12月，正当南北酝酿议和之际，湖北境内的部分军队宣告自主护法，牵制了北军驻鄂部队，对湘桂粤联军进攻岳陽起了有力的配合作用。 护法战争前，湖北共有军队三个师、四个旅和两个独立团1。湖北第一师师长石星川和襄郧镇守使兼第九师师长黎天才，早年参加同盟会，后又参加辛亥革命，与革命党有较深的关系。在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人的激励下，石星川和黎天才分别于12月1日和16日宣布自主。同时，原湖北第三师师长王安澜也潜回枣陽，召集旧部举义护法，共同成立“湖北靖国联军”。公推黎天才为联军总司令兼第一军总司令，石星川为第二军总司令，王安澜为第三军总司令。这种革命形势的出现，使孙中山极为振奋。12月26日，他致电黎天才，提出湘、鄂、川护法军队夹击武汉的作战方略，指出：“执事据荆襄重地，地扼江汉之形胜，南与滇黔川湘桂军互为声援，合力并进，以成腹背夹攻之势，则必胜之算操自我手。”3 根据孙中山的指示和当时战场的客观形势，湖北靖国军拟定了基本作战计划：由第二军分兵出荆州，攻宜昌，以打通长江上游航路，接应滇黔靖国军出川，进逼武汉；第一军一部会同第三军合攻武汉；黎天才率第一军另一部北规信陽，控扼武胜关，切断京汉铁路，阻止北军南援。但是，湖北靖国军虽号称三军，实际参加护法者不过万人左右。以此有限兵力，企图分兵作战，实现上述作战计划，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更为困难的是，此时湘桂粤联军正屯兵长沙，等待议和，无意援鄂，滇黔靖国军正全力争夺四川，无暇东下，黎天才等只好率靖国军独立作战。 湖北之襄陽、荆州和武汉素称“一鼎三足”。荆、襄宣布独立，武汉便陷于孤立。湖北督军王占元一面致电北洋政府乞援，一面组织鄂省部队防堵靖国军。1918年1月10日，北洋政府正式下达“武力戡定荆襄令”，命“第一路总司令曹锟、湖北督军王占元各派得力队伍，克日分路会剿”，“河南督军赵倜派兵相机协剿”。1在王占元主持下，北军拟定了基本作战计划：将襄陽、荆州地区划分为第一、第二“清匪”区。北洋第三师代师长吴佩孚为第一区司令，指挥该师两个旅和驻南陽之豫南总司令吴庆桐混成旅，“围剿”黎天才部。北洋第十一师师长李奎元为第二区司令，指挥北洋第二师之第四旅、吴光新所部两个旅和第十八师一部，“围剿”石星川部。总兵力约二万七千人。 （二）靖国军荆、襄作战相继失利 黎天才宣布自主后，未能按既定计划出兵河南信陽，控扼武胜关，而于1917年12月20日率兵一部进攻南陽。在南陽外围遭到豫军阻击，遂退据新野，数日后又撤回襄陽。 1918年1月初，北军开始对襄陽发起总攻：第三师第六旅由信陽西进，吴庆桐旅由新野南进，另以反对独立的原第九师第十八旅（旅长张联升）由老河口（令光化）东进，第三师第五旅由孝感经钟祥北进，对襄陽实行向心攻击。 这时，黎天才所部靖国军不足一旅，鉴于敌军四面围攻，难以抵御，便于1月20日主动放弃襄陽，经南漳南进。驻守枣陽、随县之王安澜军也向南转移，以图与驻守荆门的第二军靠拢。 石星川宣布独立时，该师驻守荆州、沙市的兵力只有一个师部和第一旅第一团，共有步兵三营、机关槍两连。不久，驻仙桃镇第一旅第二团响应独立，总兵力也不过六七营。鉴于兵少力单，石星川一面匆匆招募新兵，扩充力量，一面迭电湘西护法军总司令张学济，请派军队出石首、公安，策应荆沙靖国军行动。张学济接电后，立即率所部二十营出桃源，趋澧县，增援荆州靖国军。1917年12月30日，其前卫司令胡瑛所部进抵湖北公安，遭到北洋第十八师阻击，无法接近荆州。 当时，驻鄂省之北军主力集中于武汉和岳陽，武汉以西仅有第十八师之一个旅（驻监利、公安）、第二师之第四旅（驻宜昌西北），和刚从重庆退到宜昌的吴光新所部之李炳之、刘跃龙两个旅。为了围攻荆、沙靖国军，王占元令朱廷灿第四旅从当陽沿漳水南下，李炳之第十三旅沿长江东进，刘跃龙第二旅之一个团助攻宜都、松滋，第十八师负责拦击湘西护法军，并袭击荆沙靖国军后路。 北军兵力虽居优势，但系统杂乱，互不统属，多路进攻，缺少协同。荆沙靖国军如能利用这些弱点，集中兵力，机动作战，有可能将敌各个击破。但石星川面对强敌进攻，却派出一团兵力到荆州以西，沿长江北岸分散设防，形成了分兵防堵、被动挨打的架势。 1918年1月14、15两日，北军朱廷灿、李炳之旅开始向荆、沙进攻。靖国军节节后退，朱廷灿部连夺当陽、河溶、清溪河等要点。李炳之旅未遇任何抵抗，直薄荆州城下。 石星川见北军兵临城下，而张学济率领的湘西护法军在公安遭到北军阻击，远安的王安澜军也迟迟不能向荆、沙靠拢，遂丧失信心，于1月22日自行解职而去。石星川出走后，其部下大多逃散，余部在副司令唐克明带领下退出荆州，会合湘西护法军后撤往宜都。22日夜，荆州城被李炳之旅占领。 湖北黎、石等部举义，正值湘桂粤护法联军攻克长沙之后，如当时湘省护法联军迅速攻取岳陽，进规湖北，则可以得到湖北靖国军的有力配合，护法战争的局面将会有很大改观。无奈护法联军在克复长沙后，即顿兵不前，致使北洋政府得以调集部队“围剿”荆、襄靖国军。湖北靖国军之所以遭到重大损失，本身兵力薄弱和指挥不当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湘省护法联军既不配合作战，又不及时救援1，也难辞其咎。邵元冲1断言，襄、荆失败是“湘中桂军按兵不救之罪也”2，此话不无道理。 第四节 北军第二次攻湘之战 一、护法军内部矛盾日趋激化 经过半年的奋战，到1918年2月，各路护法（靖国）军都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在湖南战场上，护法军占领了长沙，攻克了岳陽；在四川战场上，靖国军占领了重庆和成都。与此同时，其它各省的护法势力也有很大发展，“独立”、“自主”的通电接连不断。在湖北，石星川、黎天才的靖国军虽遭挫损，但尚有革命党人蔡济民率领的民军在广济等地活动；在陕西，陕军团长郭坚在凤翔宣告自主，革命党人于右任、胡景翼在三原宣布独立，陕西靖国军一度攻占了西安；在浙江，驻宁波的旅长叶焕华宣告独立，温州、处州（今丽水）、绍兴等地的军队一度响应；在河南，原京津总稽查长王天纵在临汝宣告独立；在山东，部分陆军起义，一度攻占了东平；在福建、安徽，也出现“靖国军”、“讨倪军”，响应护法。短短几个月内，护法烽火遍及十几个省，形势十分有利。这时，如果参加护法的各种势力能够团结一致，在护法军政府统一领导下，协同作战，共同对敌，未尝不能发展大好形势，取得战争的主动权。但是，广东军政府的政治基础十分脆弱。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缺乏经济和军事实力，没有力量组织和领导全国的护法武装。而具有较大实力的两广军阀和云贵军阀，各自怀有自私的动机，不愿把自己的军队置于军政府领导之下。因此，护法战争名义上虽由军政府领导，实际上各省护法势力各自为战，始终未能形成集中统一的指挥。 不仅如此，随着护法战争的节节胜利，以陆荣廷、唐继尧为首的两大军阀势力与军政府之间的矛盾逐渐尖锐化和表面化。尤其是桂系军阀，竟对军政府的活动进行百般限制与刁难。1917年8月，广东督军陈炳焜逼走倾向军政府的省长朱庆澜，并极力拉拢广东地方派军人，对军政府搞“釜底抽薪”；9月，又以提供军饷和煤炭为诱饵，拉拢军政府海军总长程璧 光，从组织上分裂军政府。11月，桂军统领沈鸿英借故杀害军政府任命的潮梅军第一支队司令金国治3。11月21日，原广惠镇守使莫荣新继陈炳焜代理广东督军后，变本加厉地破坏护法军政府。莫先以不准私自招募民军为由，驱逐逮捕军政府派往各地的募兵委员，继又诬指大元帅府卫队连的排长多人为“匪”，擅自逮捕槍杀，借以恫吓孙中山。孙中山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1918年1月3日晚率少数卫士登上军舰，指挥舰炮轰击观音山督军署，迫使莫荣新于次日亲至大元帅府“谢罪”。但是，桂系军阀对军政府的破坏活动并未因此而收敛。面对异常险恶的环境，孙中山愤激万分，但为了护法大业，仍忍辱负重，勉强支撑着岌岌可危的军政府。 桂系军阀与护法军政府的矛盾，直接反映到护法战争的湖南战常自联军占领长沙后，其内部矛盾便开始尖锐起来，主要是湘军与桂军的矛盾1，也有湘军内部的矛盾1，严重影响着护法联军的协调统一，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更为严重的是，联军自占领岳陽后，“军纪之紊乱达于极点”。尤其是桂军，以功臣自居，纪律涣散，横行无忌，“掠夺杀伤之事件屡有所闻”。该军第一军总司令韦荣昌一进岳陽，即嫖妓酗酒，大施婬威，其所属官兵也群起效尤，无所不为。对此，不仅湖南人民侧目而视，而且湘军官兵也极为反感，产生了严重的对立情绪。 二、北军第二次攻湘前双方的 作战部署 （一）北军的作战方针及部署 北军在岳陽遭到惨败后，皖系军阀和主战派纷纷责骂李纯等主和督军“损失国家资格，玷污军人名誉”，积极策划罢免王（士珍）、李（纯），推倒“大树”（冯国璋）。冯国璋和“长江三督”在主战军阀的围攻下，处境十分困难，又鉴于岳陽失守，湖北危急，直系的地盘也受到威胁，于是纷纷“引咎自责”，倒向主战派。 1918年1月27日，冯国璋离京“出巡”济南、徐州、蚌埠等地，与皖系督军张怀芝、倪嗣冲等人会商时局，于29日返抵北京。31日，冯国璋下达对南军“局部讨伐令”，特命曹锟为两湖宣抚使，张敬尧为援岳前敌总司令，“著总司令曹锟、张怀芝、张敬尧等即行统率所部，分路进兵，痛予惩办”2。2月2日，北京政府下令对湘桂粤联军进行作战，宣称“非将长沙完全克复，不能议和。”北军第二次攻湘的作战企图，是攻下岳陽、长沙，进而占领全湘。 2月中旬，各路北军分别向湘鄂、湘赣边界开进。 曹锟之第一路军分为两队：吴佩孚率第三师及三个混成旅，由襄陽乘船沿汉水南下，经武汉进至鄂南蒲圻待机，准备进攻岳陽；张敬尧率第七师另两个补充旅和安武军一部进至鄂南通城，准备进攻平江。此路兵力共约五万人左右。 张怀芝之第二路军分为左右两翼：施从滨率山东暂编第一师（欠第一旅）及张宗昌之江苏第六混成旅，出江西铜鼓进攻湖南浏陽；江西第十二师之张之杰第二十三旅和由攸县退守萍乡的李传业所属安武军二十营，经江西萍乡进攻湖南醴陵。此路兵力共约二万人。 冯玉祥之第十六混成旅约六千人，从浦口溯江而上，拟经常德进攻湘西。 此外，又令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杜锡珪率五艘军舰由水路开进，策应陆路进攻。加上随后入湘的奉军五个混成旅和李奎元之十一师，北军攻湘兵力共约十万人。 北军源源南下，气势逼人。护法联军见和谈无望，只好仓促分兵御敌。 （二）护法联军的兵力及防御部署 护法联军占领岳陽后，各路军队进行了扩编，截止北军攻岳前，在长沙以北屯集的联军总数达二百五十余营3，约合十个师八万余人1。其中，粤桂军队除原有韦荣昌、林俊廷、陆裕光三个军和马济之粤军十八个营外，又新组建两师一旅，比刚入湘时增加六十余营；湘军也大力扩充，总数达一百五十余营（其中湘西军队六十营）1。联军在数量上虽与北军相差无几，但武器装备不如北军，加之部队新成分大量增加，缺乏训练，纪律松弛，战斗力已大不如前。 护法联军在北军可能进攻的方向进行防御部署：平江、通城方向之防御由湘军刘建藩、李仲麟所部担任；浏陽至醴陵方向之防御由粤军马济部担任；常德至益陽方向之防御由桂军林俊廷部担任；岳陽至羊楼洞方向之防御由湘桂军主力部队担任。联军在岳陽至羊楼洞约五十公里的防区内，布设多道防御地带。第一防御地带从新店、滩头至赵李桥、羊楼洞以南，长约二十公里，由湘军第一师（欠第一团）和独立第三旅第五团防守；第二防御地带设在羊楼司（又称羊楼市，今羊楼司公社东）、廖平铺铁路两侧，由独立第三旅之第六团和桂军韦荣昌所部之一旅防守；第三防御地带设在临湘（今陆城）至桃林一线，由桂军贲克昭旅和湘军第一师之第一团防守；陆裕光所部一混成旅和程潜所部五营驻守岳陽。联军的防御配系，基本是以岳陽为中心，以武（昌）岳（陽）铁路为轴线，实施重点设防，以对付嘉鱼、蒲圻方向之敌的进攻；平江、醴陵方向的防御兵力则比较薄弱。 三、岳陽攻防战 1918年2月5日，冯国璋任命吴佩孚署理陆军第三师师 长，令其率所部向蒲圻、嘉鱼一带开进。2月23日，吴佩孚率先头部队抵达蒲圻。在此之前，张敬尧率第七师等部已进抵通城。第二路张怀芝部因被在武穴顿兵主和的冯玉祥旅所牵制2，滞留九江，未能按期进入湘东待机地域。 吴佩孚对这次攻湘作战最为卖力。他刚任师长，踌躇满志，急于想利用这次作战树立声威，发展个人权势。因此，他不待所部全部进入待机地域（第二、第三混成旅还在开进途中），便迫不及待地于2月28日发动了进攻。 吴佩孚将进攻部队分为三路：以王承斌之第一混成旅出嘉鱼，经太平口、鼓花洲（今谷花洲）沿江岸进攻联军翼侧；以第三师第六旅（欠步兵第十一团两个连）和曹瑛之第四混成旅进占羊楼洞，牵制羊楼司方面之联军；吴佩孚亲自指挥暂编第五混成旅（由第三师第五旅及炮团、工兵营等组成）、骑兵第三团（易骑为步）和第十一团两个混成连，组成突击部队，向联军防守薄弱的新店镇、滩头（今坦渡）方向进攻，拟从中路突破联军防线，尔后与左路部队钳击羊楼司之联军。2月28日晨，北军发起进攻，于当日击败了守卫新店、滩头的湘军第一师之第二旅，向纵深推进。联军急以湘军第一师之第二团和独 立第三旅之第五团，进入滩头以西之万峰山阵地阻击敌人。3月2日，北军再次突破湘军阵地，攻占万峰山。至此，联军的第一防御地带被敌攻破，羊楼司暴露在敌人面前。这时，岳陽地区雨雪交加，山险路滑，给北军的进攻造成了困难。吴佩孚决定息战数日，等待天气好转，同时电令后续部队赶紧向战地集中。 羊楼司位于万峰山与大药姑山之间，周围山势陡峭，铁路横穿狭谷，是由武昌入岳陽的咽喉要道。联军原将湘军第三旅之第六团、桂军韦荣昌所部一旅，部署于羊楼司至廖平铺铁路两侧的高岭上，控扼险要，林修梅、韦荣昌亲至羊楼司指挥。新店、滩头失守后，赵恒惕部也退守羊楼司。联军以羊楼司为中心，在南起港口，北至黄盖湖一线，构筑了由堑壕、石垒和铁丝网组成的四道防御阵地，准备坚守；同时，派出敢死队，深入太平口、新店一带，袭敌后路。 3月5日左右，吴佩孚所部后续部队相继抵达战地。吴便令曹瑛之第四混成旅由太平口沿江西进，增援第一混成旅。3月10日，吴亲率第二、三、五混成旅和湖北第三混成旅，左起朱楼坡（羊楼洞南）右至黄盖湖，对联军第二防御地带发动进攻。吴部沿山梁推进，攻势猛烈。联军虽依托阵地顽强抗击，仍抵挡不住北军的冲击，当天即有三道阵地被敌突破。11日上午9时，最后一道阵地也落入敌手，联军只得放弃羊楼司，向岳陽方向后撤。这次战斗，北军死伤三百余人，南军伤亡更为惨重。 北军攻占羊楼司后，便于3月11日上午以第三混成旅为第一追击队，经长安驿（今临湘）向新墙方向追击，抄袭联军后路；以第二混成旅为第二追击队，由平水铺经长安驿、路口铺向云溪推进，尔后窥取岳陽；吴佩孚亲率第三师第六旅，于12日向新墙方向续进，企图切断联军退路。 云溪是通往岳陽的最后一个要地，由桂军陆裕光部一混成旅和湘军第一师第一团防守。3月13日，北军阎相文之第二混成旅开始沿铁路向云溪进攻。云溪守军竭力抵抗，阎旅进攻受阻。这时，从北面的临湘（今陆城）和东面的通城方向向云溪撤退的联军，乘机从侧后袭击阎旅，毙伤其官兵四百余名。吴佩孚急令第五混成旅和张敬尧师之补充旅驰援阎旅。北军四个旅并力合击，终于在15日下午攻占云溪。 北军攻占云溪后，立即对岳陽城发起总攻。其进攻部署是：以第一混成旅之第一团为右纵队，沿江岸进击；该旅之第二团和第四旅之第八团（欠第二营）为左纵队，从云溪向岳陽正面进攻；湖北第三混成旅之第五团进驻对岸之白螺，防联军退往江北；海军第二舰队派“楚观”号等四舰沿江梭巡，配合陆军进攻。3月16日上午总攻开始。右路第一混成旅第一团在舰炮配合下，一举攻占要隘城陵矶，其少数先头部队乘胜突入岳陽城内。后见联军溃兵纷纷退入城内，恐被城外北军误攻，又退至城外。17日，各路北军会攻岳陽。这时，联军前线总司令程潜分析战场形势后认为：“一、二两路的敌军兵力皆比我雄厚，……如果我军与曹张部队在羊楼司和平江作胶着战，不能迅速解决，让张怀芝率部长驱进入湘东，我军势必腹背受敌，全军成俘”1。据此，他电令前线部队：“如不能进取，可退后暂将岳陽让出，再行相机进击”1。于是，守城联军于17日夜弃城退守新墙。18日上午，北军进占岳陽。 3月21日，联军在新墙遭到北军第二、第三混成旅的夹击，稍事抵抗即向长沙败退。 在守卫岳陽的战斗中，联军防御部队约有三师之众，又有便于防守的地形和事先构筑的工事，本可以打个漂亮的防御战，但结果却完全相反。联军作战之所以失利，主要由于湘桂军将领间矛盾重重，相互掣肘；其次是兵力分散，消极防堵；第三是装备落后，士气不振，骤遇北军新锐，便难于招架。吴佩孚是北洋军阀的“后起之秀”，在这次作战中，他指挥部队对联军的阵地实行猛打猛冲，对联军的据点实行分路夹击，战术运用比较得当，致使联军陷于被动，连连败退。联军在岳陽的失败，使湘省护法战争的形势急转直下，也给直系军阀吴佩孚提供了扬名的机会。 四、平江阻击战 平江是北军攻湘作战的辅助方向。在吴佩孚部向羊楼司发动进攻的同时，由张敬尧指挥的北军约二万人也开始向平江发起进攻。 平江地处幕阜山脉南麓，山峦起伏，地势复杂，北与湖北通城相通，是长沙东北方的重要屏障。护法联军在平江方向担任防御的部队，有湘军刘建藩部十八个营、谢国光部六个营、罗列开部八个营、李仲麟部五个营，共计四十余营约一万五千人。护法军在通城至平江之间设置三道防线：由詹家桥、梧桐山经九岭至白米山为第一道，由大洲、倒流滩经张元岭、梅仙市到桃花洞为第二道，由新市经平江至浏陽为第三道。部队以营为单位分散配置，因险设防。 3月上旬，张敬尧所部第七师和李奎元之第十一师、陈德修之安武军各一部，在通城一带集结完毕。11日，北军分兵多路向平江进犯：以第七师第十四旅旅长田树勋为中央纵队司令，率四个团由三埠桥经上塔寺、五里牌、梧桐山、梅仙市向平江进攻；以第十三旅旅长吴新田为右纵队司令，率两个团由詹家桥经长乐街向平江进攻；以第四十二混成旅2旅长张敬汤为左纵队司令，率三个团经天岳关、虹桥市向平江进攻；以安武军陈德修所部五营为预备队。 北军发起进攻后，两翼进展较为顺利。3月11日，右纵队击退了防守花凉亭的两营湘军，推进到古米山、金家坳一线。中央纵队进占阿婆岭、梧桐山；其第一团进至潭下时，遭到联军英勇阻击， 14日拂晓，在一营安武军支援下，始将当面联军击退。左纵队于11日进占麦市，次日攻占盘石铺，直插天岳关。至此，湘军第一道防线全被突破。 天岳关是平江北面的重要屏障，“悬崖绝壁，高耸群山，鸟道羊肠，艰危万状”3。护法军占据山顶，严密防守。3月14日拂晓，张敬汤部在炮兵掩护下，分两路强攻天岳关。护法军居高临下，猛烈射击，连续粉碎敌人三次进攻，毙伤敌营长以下官兵五百余名。16日，北军派第十一师之四十四团由杨芳林市进攻龙门关，得手后抄袭天岳关之侧后，同时派预备队一营由绝壁攀藤附葛而上，与守军展开白刃格斗。护法军两面受敌，遂放弃天岳关退守梅仙市。 3月18日，北军继续进攻，相继占领了大洲、倒流滩、张元岭、桃花洞等要地。21日，田树勋之中央纵队进逼平江以北十六公里之梅仙市。该处奇峰突起，形势险要，护法军有六千余人扼险据守。北军连续发动进攻，激战两日，仍无进展。张敬尧急令陈德修率安武军由月田赴援，田树勋亦令所部第二十七团迂回至梅仙市西南，袭击护法军侧背，正面部队趁机猛烈进攻。护法军腹背受敌，向平江撤退。 张敬尧不让护法军有喘息机会，除令正面主力部队冒雨追击外，又令左纵队司令张敬汤率一个团连夜向平江侧后穿插，抄袭护法军后路。3月22日拂晓，穿插部队进抵三陽市，抢占附近高地，猛烈袭击护法军侧背。护法军后防空虚，又见岳陽已经失守，遂无心再战，放弃平江南撤。22日上午，平江为北军占领。 在北军疯狂向岳陽和平江进攻时，驻长沙的湘桂粤军“联帅”谭浩明束手无策，无所作为。在岳陽被占之日，谭曾发布安民告示，声称“岳陽小挫，兵事之常，本帅坐镇，自有主张，……”1。但到了25日，这位“自有主张”的三拾联帅”竟惊慌失措，率所属桂军慌乱地撤离长沙。 桂军撤走后，长沙成为不设防的城市。3月26日晚，吴佩孚第三师不费一槍一弹开进长沙，张敬尧部也随后赶到。这时，冯国璋已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段于3月27日任命皖系军阀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兼省长，同时电令吴佩孚立即率部向湘南进军。 护法联军平江之败，除兵力对比居于劣势外，同样由于分散设防，单纯防御的结果。加上所守据点又忽视保障侧后的安全，以致险要之地屡遭北军迂回夹击而被迫撤守。 五、湘东反击战 1918年4月初，段祺瑞政府见湖南战事发展顺利，而琼州的龙济光和福建的李厚基都已出兵攻粤，在此形势下，确定了北军下一步总的作战方针：“定湘、援龙同时并举”，“虚攻衡宝，以掣敌势。一面陽出郴州援粤，陰由闽急攻潮惠，奇兵制胜”1。根据以上方针，除令浙江派一师赴闽，江西编一混成旅趋大庾岭，以牵制粤军，“遥增龙军之气”外，令在湘的北军分三路向南推进。以吴佩孚之第三师及一、二、三、四、五混成旅为中路，出长沙经湘潭向衡山、衡陽进攻；以张敬尧之第七师及补充旅、混成旅为右路，由长沙经湘乡、永丰攻宝庆；原第二路军之施从滨第一师、张宗昌第六混成旅、张之杰第二十三旅及李传业安武军十五营为左路，经醴陵南下，攻攸县、茶陵；另调奉军两旅驻守长沙。北军企图于旬日之内占领全湘，然后直趋粤剩 联军自弃守岳陽、长沙后，两广巡阅使陆荣廷决定：湘桂粤联军全部退驻衡山、永州一线，“暂取守势”；商请川、滇、黔靖国军立即出川东下，进取鄂西，以分敌势；桂粤两省集中全力进行讨龙作战，以肃清后方隐患。这时，潭浩明已率桂军退到祁陽、宝庆地区，把湘军甩在湘潭、衡山一带。 湘军退守衡山等地后，程潜、赵恒惕、刘建藩、林修梅、林祖涵等举行紧急会议，决定依靠湘军自己的力量，对敌组织顽强抵抗，确保湘南。他们分析认为，在南犯的三路北军中，中、右两路是主力，唯左路张怀芝所部系由四省军队凑合而成，指挥关系紊乱，战斗力较弱，如将该路敌军击破，则其余两路必不敢轻进。于是决定以赵恒惕为湘东前线总指挥，刘建藩为总参谋，集中退到衡山一带的湘军一万一千余人，并联络退守安仁的马济所属粤军和李书城之援鄂军，共约二万人，对北军左路军实施反击。程潜、林修梅、吴剑学等率四千人扼守衡陽，阻击从正面进攻之敌。 北军左路军进展迟缓，在吴佩孚、张敬尧部进占长沙后，才由赣西进入湘东。该军企图由醴陵南下，沿湘东大道进取攸县，然后直薄粤剩4月15日，其先头部队施从滨师占攸县，不久，李传业之安武军和张之杰的赣军一旅也进抵攸县，分别驻于攸县城外之马鞍山、桑田、小集、朱亭等地。20日，施从滨师第一、第二旅由攸县分别经马子坡、桑田继续南进，企图进据安仁，进而攻取永兴、郴县，尽快实现直指广东的作战计划。 根据敌军上述行动，赵恒惕等率部于4月20日由萱洲渡湘江，秘密进入霞流市、吴集和青山冲地域，待机歼敌。湘军拟由五个方向对正在行进中之施从滨师发起突然攻击：驻安仁之 马济率粤军自渌田经桑田出和尚坳、五里牌，攻攸县之南；刘建藩所部由草市、杨林出马鞍山，经马子坡、皂角市攻攸县之西；赵恒惕所部分成两路，一路出黄泥塘以配合刘建藩部出击，一路由毛陈桥攻敌之侧背；李仲麟部攻小集；李书城部为总预备队。 4月21日，刘建藩率部首先深入到攸县与桑田之间的皂角市，与粤军一道，完成对施从滨师部队的合围。双方激战两昼夜，施师损失大半，余部向茶陵逃窜。 4月23日，驻攸县之北军一部，向刘建藩部侧后迂回，适与赵恒惕师出毛陈桥之部相遇，遭到迎头痛击，缩回攸县。下午，湘军合力向攸县城发起总攻，守敌不支，分向醴陵、茶陵方向逃窜，湘军一举攻克攸县。这一仗，共毙敌千余名，俘敌数百名，夺获飞机两架。湘军也伤亡数百人。 4月24日，湘粤军分数路追击敌人。刘建藩和湘军第一师第二旅沿新市、黄土岭（今皇图岭）大道向醴陵攻进；第一师第一旅由新市出贺家桥，作为策应；马济粤军一部守攸县，一部进击茶陵；李仲麟部攻克小集后，即会合李书城部反击朱亭之敌，尔后向渌口推进。 北军为掩护部队后撤，以一部兵力扼守要地黄土岭。4月25日，湘粤军与扼守黄土岭之敌展开激战。赵恒惕命刘建藩部攻敌左翼，湘军第一师第二旅和马济粤军一部攻敌右翼。同时，逼近醴陵的第一师第一旅也举旗南下，回击黄土岭。27日，湘粤军发起总攻，据守黄土岭之张宗昌第六旅及李传业安武军拼死抵抗。赵恒惕亲临督战，指挥湘军从正面连续突击。北军终于不支，遂放弃黄土岭，分别逃向萍乡、浏陽和株洲。湘军乘势猛追，连克醴陵、株洲，前锋距长沙省城仅数十里。经此一战，北军左路军几乎全军覆没，施从滨师仅剩七百余人，张宗昌混成旅仅剩两营，李传业安武军也死伤过半，损失槍炮子弹不计其数。张怀芝只身逃回汉口，向攻湘军总司令曹锟诉说因张敬尧不出兵救援，致遭失败，为自己开脱。 湘军反击获胜后，准备从株洲渡河抢攻白石港。刘建藩在渡河时不慎落水身亡。张敬尧闻左翼兵败，一面急调进攻宝庆之田树勋旅退保长沙，一面令正在宁乡“清乡”的李奎元第十一师和奉军一部前往株洲阻击湘军。同时，令已于4月21日攻占衡陽的吴佩孚部向江东卷击，威胁湘东护法军之后路。这时，湘军因遽失勇将，又有腹背受敌之虞，赵恒惕遂下令放弃株洲、醴陵，留李仲麟部在茶陵担任警戒，主力撤往酃县和永兴。北军乘势逼进，田树勋旅再次攻陷宝庆，吴佩孚部连陷安仁、攸县及耒陽。至此，湖南大部又为北军所占。护法联军全部退守湘桂边界地区。 湘东反击战是护法战争中一次最出色的作战。湘军将领在岳陽失守，桂军南撤，北军气势逼人的情况下，不畏强敌，决心联合粤军，坚持实行反击作战，并能冷静地分析敌情，决定集中兵力，打敌比较薄弱之一路，这一决策无疑是正确的。此外，在战法上，汲取了前次作战失利的教训，由单纯防御改为主动进攻，在统一指挥下，对正在运动之敌实施多路突击，攻其不备，出奇制胜。首战获捷后，又乘胜追击，不给敌人以喘息时机，从而取得了歼敌万人的重大胜利，其战斗精神和指挥艺术都是值得肯定的。 六、湘西争夺战 广东护法军政府成立后，湘西辰沅道尹张学济派人赴广州谒见孙中山，表示愿意响应护法。孙中山遂任命张为湘西护法军总司令。1917年10月下旬，张学济和湘西镇守使田应诏、镇守副使兼第五守备区司令周则范、第二师第三旅旅长陈嘉佑，在沅陵、洪江、常德等地相继宣布独立。张学济推旧友胡瑛为护法军湘西招抚使，永绥镇总兵谢重光为护法军副总司令。湘西护法军共有一万一千余人2。 张学济响应护法后，率本部东进桃源。不久，应湖北石星川吁请，率部援鄂，旋随荆沙靖国军退往鄂西。 1918年3月，护法联军在岳陽战败，大军南撤，湘西护法军便受到严重威胁。这时，据守常德一线的湘西护法军有田应诏、胡瑛所部共六千余人，周则范部约三千余人。北洋政府令原第十七师师长陈复初，在湖北长陽招抚旧部1，恢复该师建制，然后会合原湖南第四守备区司令王正雅所部，进攻湘西。4月2日，陈复初率十三个营约六千余人由沙市出发，经渔洋关进窥湘西。 湘西护法军急电唐继尧、刘显世，请求滇、黔军赴湘救援。唐、刘以湘西系滇、黔门户，不能见危不救，遂派黔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卢焘和游击司令王华裔分别率部开赴辰州（今沅陵）、洪江，支援湘西护法军。 4月23日，北军陈复初与王正雅率部从临澧出发，经朱日桥进攻常德；并电请张敬尧令李奎元第十一师分由益陽、宁乡进逼汉寿，“俾壮声援”，请吴光新旅一部进驻公安及津市、澧县一带，相机策应。 4月25日晨，北军陈、王部在八里铺与湘西护法军接战，田应诏、周则范率部且战且退，扼守鳌山。下午3时，北军夹击鳌山，护法军不支，弃鳌山后撤。 田、周两军在鳌山失利后，拟与北军妥协，电邀张敬尧派人到常德谈判，表示护法军移驻桃源，将常德让给北军。这时，已进至麻陽、辰州一带的援湘黔军闻田、周有妥协撤退之意，急在辰龙关至兴隆街一线展开，准备防堵，并警告田、周，如“遇有后撤者，必将迎头痛击”1。田、周只好继续对北军作战。 5月4日，田、周派人持函赴陈师司令部，诡称护法军将按前约移驻桃源，欢迎陈复初军入驻常德。陈见函不疑，率军入常德城。及至城内，突然伏兵四起，田、周则率部从外面包围该城，实行内外夹攻。北军突遭攻击，军心大乱。陈复初率部左冲右杀，夺路而逃，后只身逃往长沙。陈部朱泽黄旅退保津市。田、周联合林德轩、胡瑛等部，乘胜追击，于6日克复临澧。5月15日，田、周致电冯国璋，要求“休兵息战”，划地自守。此时，抵达津市的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1，也致函田、周，希望湘西各军停止进攻，让出常德、桃源，作为南北两军缓冲之地。湘西军队已无心再战，同意与冯妥协。5月下旬，田、周率部撤出临澧、常德。冯玉祥旅进入常、澧后，也不再向南进攻。李奎元十一师则于6月中旬乘机占领了益陽、汉寿。 北军在第二次攻湘作战中，共投入兵力约十万人，并起用吴佩孚为主战场指挥，取得了明显战果。尽避北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2，但终于占领了湘省大部地区，基本上实现了预定计划。 护法联军之所以遭到失败，一是由于战前顿兵乞和，内部矛盾加剧，部队士气下降；二是缺乏战略协同，先是不与湖北靖国军配合作战，后又不与湘西护法军密切协同；三是在岳陽、平江防御战中，实行单纯防御。后来虽然取得了湘东反击战和湘西伏击战的局部胜利，但未能从根本上扭转颓势，不得不退守湘桂边界地区。幸好北军主将吴佩孚在攻占衡陽后，以部队久战力疲为借口，顿兵不前，并于5月25日起在耒陽与湘军师长赵恒惕秘密谈判，约定从6月15日起，双方于宝庆至茶陵一线停止交火1，才使护法联军有了喘息的机会。 吴佩孚的自动停战，虽然打乱了段祺瑞的进攻部署，加剧了直皖军阀间的矛盾，但同时也加速了桂系军阀与北洋直系军阀的勾结，因而不仅没有给孙中山的护法事业造成有利条件，反而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第五节 滇黔靖国军攻川之战 一、战前滇、黔军与川军的矛盾 护国战争结束后，蔡锷被任命为四川督军兼省长。1916年8月，蔡离川去日本治病，由罗佩金代理督军，戴戡代理省长。当时，驻川军队共约八个师，其中川军五个师2，滇军两个师，黔军一个旅1。罗佩金利用北京政府下令裁军的机会，将滇、黔军改编为“国军”，川军则仍为地方军，并缩编为三师一旅，废除特种兵。此举引起了四川军政各界的严重不满，滇川矛盾随之迅速激化。 1917年4月，罗佩金将川军第四师遣散，令第五师缩编为旅，第一、第二师裁减兵额，并拟以滇军将领刘云峰接替第二师师长刘存厚。刘存厚参加过护国战争，在川军中有一定影响。他对罗佩金缩编川军，排除异己，心怀不满，于4月17日秘密召集所部军官会议，决定联络川军第一、三、五师，实行武力驱罗。 4月18日，刘存厚部突然袭击押运第四师槍械回成都的滇军。双方在成都城内持续战斗了七八天，最后达成妥协，确定川、滇军均撤出成都，刘存厚免职，罗佩金辞职，由戴戡暂兼四川督军。成都由黔军填防。 双方撤兵后，刘存厚仍留一部兵力驻守成都西、北两门。戴戡到成都后，多次催促川军留城部队撤走，刘存厚执意不从。戴与罗佩金密谋以武力驱逐成都川军，进而解决刘师全部。7月1日，张勋在京复辟，授刘存厚以“四川巡抚”伪职。戴戡认为时机已到，便于7月5日以“讨逆”为名，命城内黔军攻击西、北两门的刘军。刘军里应外合，夹击城内黔军。黔军战败，弃城退走，行至仁寿县时，又遭川军截击，戴戡被击毙（一说自杀），黔军余部溃散。这就进一步加深了川军与滇黔军之间的矛盾。 二、云南靖国军的兴起 当刘、罗、戴军阀在四川混战之际，全国各派政治力量正围绕着要否坚持《临时约法》问题展开新的尖锐斗争。此时的云南督军唐继尧，由于其所处的政治地位和历史关系，还多少保留一些维护约法、拥护共和的民主革命思想。他反对北洋军阀破坏约法、解散国会，指斥北洋军阀“以宪法不良为借口，以暴民专制为号召，实则不慊于民党，不甘于共和，时思破坏，以复其北派把持顽固之旧，民国之危，有如累卵”2。唐继尧决定联合滇黔川军，对段祺瑞组织的督军团实行武力“干涉”。为了全力对付北洋军阀，唐继尧对于川省混战，最初采取调解态度，多次致电刘、罗、戴等人，要求他们“尽释前嫌，共同携手，以维大局”1。 1917年6月上旬，唐继尧积极进行“北伐”准备，对滇军实行战时扩编。旬日之间，即将驻滇的三个师、一个警卫军扩充为五个梯团（每梯团相当于一个混成旅）2，共约二万余人。6月12日，唐继尧致电孙洪伊（后任护法军政府内务部长），告其滇拾已下动员令，克日开拔”。同时，致电叙州（今宜宾市）罗佩金，要求驻川将领“严守纪律”，注意“联络川滇感情，共维大计”1。 当张勋复辟的消息传到云南，并闻刘存厚“甘受伪职，叛攻成都”，唐继尧感到“义愤填膺，匡扶有责”，立即打起“讨伐复辟叛逆”的旗号，声明将滇军改称为靖国军，准备“躬率三军”，借道川境，讨伐张勋。其实，讨伐张勋是假，借机入川是真。这从唐继尧对李曰垓一封电报的批复中可以得到印证。7月3日，原护国军第一军秘书长李曰垓，从广东致电唐继尧，指出：北方政局混乱，派系纷歧，陆荣廷正在“巩固两粤”，“先谋自固”，全国“已渐呈割据之势”，因此，滇军应先发制人，进占四川。李还提出“由镕（罗佩金）与川军开衅，即借口进兵，占领成都”，这是取川的“第一策”。唐继尧批复道：“刘已叛，当然取第一策”。2表明了以“讨逆”为名攻占四川的用心。7月16日，唐继尧以护法讨逆的名义通电讨伐刘存厚，川滇之战全面爆发。 由于唐继尧响应护法是为了借机扩张地盘，发展个人势力，因而在以后的战争中，实际上既不奉行孙中山的政治主张，也不服从军政府的统一领导和照顾护法战争的全局利益，却与桂系军阀沆瀣一气，阻碍护法战争的顺利发展。 三、双方的兵力编成及部署 作战动员令下达后，唐继尧即将滇省的五个梯团改编为六个混成旅1，两旅为一军；并令顾品珍、赵又新立即在川省招兵买马，将所部两师扩编为两军。其编制序列如下：顾品珍为靖国军第一军军长，赵又新为第二军军长，罗佩金为总司令；庾恩旸为第三军军长，黄毓成为第四军军长（以上两军由唐继尧直接指挥）；驻粤两师扩编为第五、第六两军，张开儒、方声涛为军长，拟以叶荃为总司令2。与此同时，黔督刘显世也令师长王文华率黔军两个旅入川协同作战，并推唐继尧为滇黔联军总司令。滇黔军入川兵力约五万人3。唐继尧的对川作战计划是：顾、赵两军扼守川南资中、内江和叙州、泸州诸要点，牵制当面川军；由滇入川之第三、四军和黔军伺机夺取重庆，然后进攻成都，或分兵东下，攻取武汉。 “刘罗、刘戴之战”后，川军分为三股势力：第一师师长周道刚明守中立，实助刘存厚；第五师师长熊克武亦称中立，但倾向滇黔军；第三师师长钟体道和许多绿林武装，公开站在刘存厚一方。刘存厚在原第二师两个步兵旅和骑兵、炮兵团基础上，招收了被遣散的原第四师士兵，新组建三个混成旅和一个独立旅，总兵力约二万人，加上钟体道之第三师，共约三万余人。在“刘戴之战”后，第二师沿岷江向南推进，占领岷江下游各要点，其前锋距叙州仅三十华里；第三师进据金堂、乐至、潼南、遂宁各要地，控制沱江至涪江之间广大地域，其前锋与防守资中之滇军对峙。 四、川南争夺战 （一）战前态势及双方作战企图 戴戡死后，冯国璋特任四川第一师师长周道刚暂代督军。这时，北洋政府表面上要周道刚调解滇、黔、川军间的冲突，实际上企图利用四川的混乱局面，扩充亲北洋的势力，把滇黔势力排挤出川。1917年8月6日，北洋政府任命长江上游警备司令吴光新为四川查办使，带领两个旅入川“查办”滇黔川军冲突。不久，又命陕南镇守使管金聚率一混成旅入川，支援川军作战。 在北洋政府的怂恿下，刘存厚等有恃无恐，决心继续对滇军作战，达到将滇黔军赶出川省的目的。其作战方针是：先打滇军，后攻黔军，三路出兵，分进合击。具体计划是：第一师由东向西、第三师由北向南，夹击据守资中、内江一带之滇军，尔后第二师攻叙州，第三师攻富顺，第一师攻合江，得手后三路对进，会攻泸州。 8月下旬，第三师之张鹏舞、李挽澜两旅，由安岳向资中推进，第一师刘湘旅进占隆昌。代督军周道刚乘机劝说滇军顾品珍部让出资中，退往叙州以南。顾因所部防区孤立突出，如固守资中，有被川军包围吃掉的危险，遂答应周的要求，于9月6日撤离资中、内江，退守自流井（今自贡市）。第三师乘机进据资中、内江。 在此前后，云南靖国军五个混成旅，分别抵达叙州和泸州。9月22日，第四军军长黄毓成也进抵泸州。此外，黔军师长王文华也率所部进抵綦江，准备配合滇军作战。10月4日，唐继尧由昆明启程赴贵州毕节，亲自指挥对川作战。 但是，这时四川战场的形势对滇军十分不利。其一，川民视滇军为侵略军，实行坚壁清野，騷扰袭击，配合川军打击滇军，使滇军四面受敌；其二，滇军曝师他省，军心不齐，官兵思归，斗志衰退；其三，滇省连年用兵，弹药匮乏，粮饷不济。面对这种情况，滇军将领中出现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滇军应“克日进取，速攻渝城（重庆）”；另一种意见则主张“暂谋收束，审机观变”。1唐继尧坚决反对收束，他认为：“（1）我军若不进取，则北军集中重庆后，联合川军协以谋我，使我措手不及，进退均极困难……；（2）我军内容不整，若不冒险进取，愈缓愈馁，必至不战而溃……；（3）两广正在进行，陆（荣廷）且极力援湘，龙（济光）亦积极筹备，我军若不进取，他方进行，必受影响”。2因而坚决主张滇军“冒险进缺，“速取渝城”，以先声夺人，争取主动，改变滇军的不利态势。据此，命黄毓成军之李友勋旅和顾品珍军之何海清旅，分出合江、永川，向江津潜进，配合黔军王文华师会攻重庆。 刘存厚尽避已经识破滇、黔军的战略意图，但认为江津、永川有周道刚之第一师，重庆有熊克武之第五师驻守，而且北洋军吴光新部已经入川，重庆必无大虑，决定乘虚进攻叙、泸，先收复川南要地，尔后再回攻窥渝之滇军。 从双方作战方针看，川军重前轻后，潜伏着危机，只有在既能攻取叙泸，又能迅速抽兵回顾重庆的情况下，才能争取主动，避免被动。滇军分兵作战，要想争取主动，固然叙泸之战关系甚大，但攻渝之战关系更大。如能攻克渝城，既可切断北军援川之主要通道，又可置川军于腹背受敌之困境，出现全盘皆活的有利态势。而滇黔军能否顺利克渝的关键，在于守渝之川军第五师的态度。于是，唐继尧加紧联络熊克武，促其响应护法，配合滇黔军作战。 （二）内江、荣县之战 10月10日，滇军缴获川军10月9日的一份作战命令1，得悉川军将于一周内实施攻取荣县、自流井、威远，并相机进攻綦江的作战。为了先发制人，滇军决定提前发动进攻。10月12日，顾品珍令金汉鼎率三个团夺回内江。金旅于当晚出发，隐蔽开进，13日与川军在白马庙接战。次日攻克白马庙，直趋内江城。激战两日，守城的川军张鹏舞旅弃城逃走。滇军于15日占领内江。当晚，川军第三师李挽澜旅偷渡沱江，占领内江城郊白塔寺高地，向城内发炮轰击，掩护步兵进攻。战斗十分激烈，滇军损失较大。后金汉鼎组织敢死队攻下了白塔寺，李旅被迫退走，内江防御始趋稳固。 由于滇军进攻内江，四川代理督军周道刚公开放弃“中立”立场，通电声讨滇军。10月22日，川军第一、二、三师约四万余人，对滇军发动全面进攻。其部署是：第一师之第一旅（加强第二旅一个团）由永川直攻泸州；第二师与陈洪范、刘成勋两混成旅及赖心辉等四个支队进攻荣县；汪可权、舒荣衢两旅进攻威远，尔后向叙州发展；第三师反攻内江，另以龙光独立旅进攻自流井，得手后与一师夹击泸州。23日，第三师顺利攻下内江，滇军金汉鼎旅分路撤往自流井和泸州。10月26日，川军第一师经永川攻占北雅镇，尔后进逼泸州。中路第二师之第三旅于25日攻占威远后，以主力配合第三师进攻自流井，以一部兜击荣县。防守荣县的滇军第一军田钟谷旅奋力抗击，毙伤川军千余名。后因川军抄袭后路，遂于31日放弃荣县，退往叙州。川军第二师各旅乘势追击，兵临叙州。 （三）泸州、叙州之战 泸州驻有滇军赵又新、黄毓成两个军部及所属两个旅。但是，赵、黄两军不相统属，各自为战；其中一个旅又多新兵，无作战经验。因此，滇军在泸州的防御薄弱，除防守城区外，城郊各要点未置一兵。11月10日，周道刚委徐孝刚为川军第一师总指挥官，指挥该师从泰安场进攻泸州；另有第三师分别由富顺、荣昌向泸州进攻。16日，川军第一、三师对泸州发动总攻，迅速控制了五峰顶、小市诸要点。在川军攻势面前，滇军各级官长“各为顾货财、保妻子之计，不知勇猛督率所部，生死与争”2，以致素称“铁打泸州”的坚城，于21日轻易失守。滇军经蓝田坝、纳溪向南溃退，拥挤践踏，互不相顾，沿途又遭棒匪袭击，“死伤相继，尸血载道”3，部队损失过半。川军渡江追击，于11月23日攻占纳溪。 在川军第一、三师攻占泸州两日后，第二师也对叙州发动了总攻。滇军守叙总司令为赵钟奇，下辖马、赵式铭两旅，分别防守宗尝炊锅山、白沙尝真武山、翠屏山等高地。11月23日上午，川军第二师以三旅之众，并联络棒匪数千，分别从白沙尝宗场两个方向对叙州发动进攻。防守宗场之滇军一个团初抵战地，不熟地形，在敌两路夹击下放弃阵地，撤往吊黄楼。防守白沙尝象鼻场之滇军闻宗场失守，因翼侧暴露，亦弃守后退。吊黄楼系叙州北面之咽喉要地，滇军竭力据守。川军见吊黄楼难于攻取，遂一面在此佯攻，牵制滇军，一面派兵由上游渡过岷江，从翼侧攻击翠屏山，同时派遣便衣队潜入城内，袭击滇军司令部。防守吊黄楼之滇军见敌人兜击侧后，军心摇动，纷纷放弃阵地，向叙城撤退。赵钟奇等将领下令紧闭城门，不知所措。28日，滇军放弃叙州城，“分头乱窜，有由柏树溪退者，有向筠连退者，有经牛街镇雄方向退者；沿途均被团防、棒匪堵击，槍支大半散失”1。此战，滇军伤亡二千余人，弹药辎重损失殆荆11月29日，赵钟奇率残部退至安边，旋又退守横江。川军占领叙州后，乘势南进，连陷高县、庆符、珙县、筠连、兴文等县，大有进窥云南之势。 滇军在泸州、叙州之战中所以遭到惨败，主要由于防守泸、叙的兵力弱于川军；其次是唐继尧远驻毕节，却直接指挥各旅作战，以致前线各部队之间互不协同，举措紊乱；此外，士兵普遍存在厌战惧战情绪，以致稍战即溃。泸、叙失守后，唐继尧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攻渝作战上，他一面下令攻渝部队加紧作战，提出“我军可胜不可败”，一面令新组建的靖国军第八军（军长叶荃）火速入川，牵制川军，准备一旦重庆得手，立即反攻叙、泸。 五、重庆之战 （参见附图三十三） 川军攻占泸州、叙州后，未能按预定计划牵制住饱渝之滇军，反使自己被牵制在叙、泸等地，进退两难。同时，川军的后方也动荡不安。1917年11月1日，川边屯殖使张煦在西昌宣布独立。唐继尧委张为靖国军第七军军长，令其率所部三十营进攻汉源，威胁成都。不久，由孙中山派遣入川的中华革命党人黄复生、石青陽和前川军将领卢师谛、颜德基等人，招集旧部、散兵游勇和绿林武装，组成四川靖国国民北伐军，在永宁、合江和綦江一带活动，配合滇黔军进攻重庆。于是，四川的军事形势发生了不利于川军的变化。 滇黔军攻渝之战早于1917年11月初即已开始。滇军何海清、李友勋两旅乘川军第一师西进攻泸之际，迅速由两翼袭取永川和合江，切断了攻泸川军与江津、重庆守军的联系。与此同时，黔军总司令王文华指挥该师和石青陽之四川靖国军一部，由綦江分兵两路向重庆推进：一路经广兴尝夹滩场进迫江津；一路出龙岗经界石进攻三百梯，拟从正面进攻重庆。该路部队约两个团，秘密开进，隐蔽接敌，顺利通过龙岗、界石，突然于11月12日晨将防守三百梯的北军吴光新部一个营团团包围，并发起猛烈进攻。北军旅长李炳之亲率一团驰援，凭险顽抗。黔军见正面进攻受阻，便分兵一部，企图从侧翼经鹿角尝黄角桠袭击重庆，结果遭到北军李旅另一个团的节节抗击，进展缓慢，其后路又受到自土桥方向迂回而来的一营北军的威胁，被迫于14日退守鹿角常 此时，另一部黔军向江津发动了进攻。江津位于长江南岸，距重庆数十公里，是由长江北岸进攻重庆的重要通道。黔军以四个营的兵力，于11月11日秘密进抵江津外围，并控制了龙门滩、夹滩场等要地。12日晨，向江津城发起进攻，顺利攻占了城南高地。这时，防守江津之川军仅第一师一个营，周道刚急令刚抵重庆的管金聚之陕军第二梯团（步兵两营，骑、炮各一连）增援江津。陕军赶到江津后，以一营扼守沿江要隘，另一营配合川军仰攻城南高地，经两昼夜战斗，终将黔军击退。20日，滇军李友勋旅赶到，配合黔军一举攻克江津。 11月26日，滇军第一军军长顾品珍抵达江津，与黔军师长王文华商定协同攻渝作战计划。其要点是：滇军负责阻截可能由泸州援渝之敌，并以主力从江北分由走马岗和江津指向重庆，为助攻；黔军以一部固守江津、白沙，其主力沿长江南岸进攻黄角桠、连山一带，为主攻；电请唐继尧转饬赵又新、黄毓成所部反攻泸州，以牵制叙、泸之敌，掩护攻渝部队之侧后安全。唐批复：“叙泸方面，正力图恢复。重庆须早日攻下，方有办法。计划既商定，此间不为遥制”2。由此观之，唐继尧似乎汲取了叙泸之战的教训，改变了对前线部队统制过死的做法。 11月30日，滇黔川靖国联军1按计划分路向重庆发动了进攻。江北滇军分为两路：右路李友勋旅由江津向白市驿方向推进。当日克铜罐驿，12月1日进占陶家尝福寿场，次日克白市驿。左路何海清旅由永川进击，于12月2日克走马岗、老关口，3日进迫浮图关。与此同时，长江南岸之黔、川军也对铜元局、黄角桠之敌发动了进攻。该方向有北军吴光新所部之李炳之旅和川军第一师之两营特种兵，共约千余人。黔军投入作战的部队共九营，加上石青陽所部四川靖国军，共约二千人。12月1日，黔川军分左右两路奋勇进击，王文华“严令前敌各军，虽伤亡至五六营以上，不准稍退一步”1。血战数日，黔军共伤亡营长以下官兵约千人，终于在12月4日上午进据真武山和黄角桠，与重庆仅一江之隔。 周道刚、吴光新见滇黔川联军兵临城下，感到重庆难保，遂弃城而走。吴光新部于12月3日夜乘船退往宜昌，周道刚率所部于11月4日晨退往合川。4日下午，滇黔川联军进占重庆，请熊克武出面维持秩序。13日，熊克武致电孙中山、陆荣廷、唐继尧等，宣布与西南各省一致行动。 六、成都之战 滇黔川联军攻占重庆后，即确定了以占领成都为主要目标的全线进攻作战计划。进占重庆的部队分兵三路向成都进发：四川靖国军为右路，由重庆出壁山，经青木关、合川西攻成都；贵州靖国军为中路，由重庆出壁山、大足，经安岳、乐至进逼成都；滇军顾品珍部为左路，由重庆西攻永川、荣昌，进取内江、资中，尔后北攻成都。与此同时，退驻川南的滇军赵又新、黄毓成等部由永宁北攻纳溪、泸州，然后一路循长江反攻叙州，一路经富顺进攻自流井，得手后，再进取威远、荣县，经仁寿进逼成都。 联军发起进攻后，进展颇为顺利。12月15日午前，滇军赵又新部攻占纳溪，继向泸州进逼。18日，川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王■在合川发出通电，宣布护法，驻守泸州之刘湘第一旅随之动遥19日，滇军一举攻占泸州，刘湘旅退往永川。22日，顾品珍部攻占永川，川军第一师代师长徐孝刚暨刘湘旅退往隆昌。 12月18日，冯国璋特任刘存厚为四川督军。1918年1月1日，甘心附逆的刘存厚在成都正式就职，并电饬徐孝刚固守隆昌，阻止滇军前进，准备调集兵力，调整部署，进行反击，夺回泸州、重庆。然而，未等川军反攻，滇黔川联军先敌发动了更为强大的攻势。其部署是：滇军顾品珍部由永川沿大路攻取隆昌、内江；赵又新部一由泸州攻富顺，一向叙州进攻，以为牵制；黔军王文华师之一部出大足，经吴家铺助攻隆昌、内江；川军石青陽部进攻安岳、乐至；熊克武部一由安岳取遂宁，一攻顺庆；叙南赵钟奇部牵制盘踞叙州之川军，策应主要战场行动。据此部署，顾品珍所部于1月2日占荣昌，8日下隆昌，15日占内江；熊克武指挥之川省靖国军于1日克渠县，3日克遂宁，9日克顺庆（今南充）、保宁（今阆中）；黔军王文华师占领了大足等地。此后，赵又新所部于14日占富顺；叙南赵钟奇进占屏山、筠连。靖国联军的强大攻势，不仅打破了刘存厚反攻泸州、重庆的计划，而且进一步削弱了他的实力。刘、钟、周各部被压缩在叙州、自流井、简陽至成都的狭长地域内。 刘存厚面对险恶形势，一面迭电北京政府，请速接济槍支弹药，并请转令陕、甘、鄂三省督军迅速抽调劲旅增援；同时再次调整兵力，准备对联军实行局部反攻，企图夺回部分失地，稳住阵脚，坚守待援。1月16日，刘存厚军北路司令杨肇锡反攻遂宁获得成功。20日，南线之舒荣衢旅打退赵又新部的进攻，夺回富顺；中路钟体道师也击败进攻安岳之黔军，推进到永清常刘存厚军反击作战，给滇军造成较大损失2，但其 所属部队亦因数月激战，已成强弩之末，局部反攻虽获小胜，终因兵力不敷，无法摆脱被动态势。 1月23日，冯国璋任命刘存厚兼北洋陆军第二十一师师长，舒荣衢为该师第四十一旅旅长，陈洪范为第四十二旅旅长，刘成勋为陆军第二十二混成旅旅长，汪可权为第二十三混成旅旅长，企图用将刘存厚所统之川军纳入北洋军序列的办法，继续把刘牢牢地拴在“武力统一”的战车上。北洋政府这一招果然见效，刘存厚在接到命令的当天，即致电北洋政府，声称要作战到底，“决不与滇黔议和”。然而，这种顽固态度，并未给川军带来任何希望。 1月25日起，川南滇军分兵四路向叙州、富顺、内江和资中等地发起猛烈进攻。刘军因伤亡惨重，弹药匮乏，后援不继，战力锐减，整个防线呈瓦解之势。30日，刘存厚急电段祺瑞，谓“饷械全罄，各军退却，叙州、遂宁相继失陷，维持力竭，乞速援救”1。但此时北军在湖南新败，岳陽失守，北洋政府本其必先争湘图粤的既定方针，正急于改变湖南战场的被动态势，无力顾及四川方向，因此，对刘存厚的告急电，未予回音。 1月31日，滇军攻占叙州，2月2日攻占内江、富顺，6日攻占自流井。刘军一、二、三师龟缩于乐山、简陽至成都：间狭小的地域内。 为了保存实力，应付危局，刘存厚于1月31日通电宣称：将四川督军一职让给熊克武，“自己解甲归田，以明素志”，要求与联军停战议和。这一缓兵之计当即被联军识破，认为“所云停战，实系缓兵”1。唐继尧、熊克武要求刘克日率部撤出四川，退往陕西。刘存厚默而不答。于是，各路靖国军继续挥兵前进。 缓兵之计落空后，刘存厚决心以所余兵力固守成都外围要点，等待北洋政府救援。他分析战场形势，认为滇军在南路，黔军及熊克武所部在北路，“两相比较，实南强而北弱”，因而决心对南路之滇军取守势，对北路之黔军取饱势。为此，决定抽调防守资中的部分兵力至简陽方向，准备伺机反击。 2月上旬，防守简陽的川军第三师未等资陽之援兵赶到，就仓促协同第二师之第三混成旅，对乐至之黔军发动进攻，攻占该镇后，又继续进攻安岳。中途遭到黔川联军迎头痛击，旋即放弃乐至，回守简陽。联军乘势追击，在乐至以西之施家坝遭到由资中和乐山赴援之刘存厚军猛烈阻击。 正当简陽刘军顽抗联军进攻之际，第二师所属之刘成勋、陈洪范两旅于2月16日在乐山宣布参加护法。18日，第一、三两师全体军官和第二师之汪可权、舒荣衢旅，也宣布与西南靖国军一致行动，并推熊克武主持四川军政事务。 刘军纷纷参加护法，滇黔军得以长驱直入，于2月18日占领简陽，进逼成都。熊克武所部也乘势攻占淮镇，向成都挺进。 刘存厚见所属部队分崩离析，无法再战，遂于2月19日伙同城防司令田颂尧等撤离成都，退往川北。3月8日，孙中山任熊克武为四川督军。历时八个月的四川护法战争，至此告一段落。 滇黔川联军攻占成都后，唐继尧于3月下旬开始组织部队援鄂援陕。但这时湖北靖国军已败退鄂西，滇黔援鄂军遂与北军相持于宜昌、夔州间，不再前进。 滇黔军所以取得攻川之战的胜利，主要由于其作战指导比较正确。滇黔军入川伊始，针对刘军主力集中于川南的情况，把注意力放在防守薄弱的重庆方面，兜击刘军的后方。这一方针无疑是正确的。以后虽出现了叙州、泸州相继失守的危局，进攻重庆的初旨仍不动摇，结果重庆一经攻占，战场形势马上发生变化。在攻占重庆后，联军以一部兵力牵制叙州刘军，集中主力分由重庆、泸州迅速攻取成都，使刘军陷入困境，从而完全夺取了战场主动权。此外，中华革命党人在四川组织反刘武装和联军注意开展分化川军的工作，也为作战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刘存厚军的失败，主要在于政治上逆历史潮流而动，军事上急功近利，缺乏全局部署。他只顾争夺叙、泸，而忽视对后方要地的防守，结果虽得叙、泸，却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既不能向纵深发展，又不能回兵救渝，陷入进退维谷之境地，终于招致最后失败。 滇黔军进攻对抗护法运动的刘存厚所属川军，固然有其进步的一面，但以护法为名，行吞并四川之实，这就理所当然地遭到四川人民的反对，因而其胜利也是暂时的。滇军进占四川后，耀武扬威，专横跋扈，与黔、川靖国军的矛盾逐渐加深，开始酝酿一场新的军阀混战。 第六节 粤、闽、赣地区的作战 一、作战双方的企图及部署 夺取便东，是段祺瑞“武力统一”战略中最根本的任务。段政府认为：“欲谋统一，必先收粤，粤不下，湘不安，战局不了，国是不定”2。因此，在1917年9月傅良佐带北军入湘时，北洋政府就同时指令闽、赣、浙省军队和琼州龙济光部，对粤拾同时并举，协力进攻”，以策应湘省作战。其攻粤部署是：龙军直取钦（州）、廉（州）、高（州）、雷（州）地区，东图广州，并切断粤桂通路；福建派两混成旅沿汀江入粤，进占嘉应州（治今梅州市）、惠州（治今惠州市）地区，西攻广州，江西派一混成旅逾大庾岭，入韶州（治今韶关市）地区，南攻广州，形成三面夹击之势。110月23日，北洋政府收买广东潮梅镇守使莫擎宇，宣告“对省独立”，与广东省政府脱离关系，直接听命于北京政府，并立即派兵攻打惠州。1 莫擎宇发难兴兵，为北洋政府大举图粤制造了契机。10月24日，闽督李厚基在段政府授意下通电支持莫擎宇，并令汀漳镇守使兼北洋第十四混成旅旅长臧致平率兵十营进援。此后不久，龙济光也由琼州出兵，抄袭粤省侧背。于是，段系军队攻粤之战全面展开。 1917年11月10日，陆荣廷在梧州召开军事会议，讨论粤省饱防作战计划。参加会议的除桂系要员外，还有孙中山的代表胡汉民、海军总司令程璧光、广东省长李耀汉等。会上，军政府代表提出应将屡与军政府为敌的广东督军陈炳焜调离，并要求将已编为警卫军的原省长朱庆澜的二十营军队，重归陈炯明统带1。陆荣廷表示“让步”，建议调陈炳焜为讨龙军总司令（后改为李烈钧），但同时要求陈炯明率所部二十营协助攻闽，借以削弱军政府的势力。会议推举陆荣廷为两广巡阅使兼广东督军，陆自称“年老多脖，派其亲信、原广惠镇守使莫荣新代理广东督军。 莫荣新上任后，鉴于莫擎宇盘踞潮汕，李厚基出兵援潮，在陆荣廷的授意下，决定在进剿莫擎宇部之同时，实施大规模攻闽作战，以策应湘省军事。11月27日，由程璧光出面，召集滇军总司令李烈钧、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督军署参谋长郭椿森以及胡汉民、汪精卫等，在广州海珠开军事会议，商订攻闽方略。决定成立“征闽海陆联合军”，以程璧光为总司令，指挥海军、滇军、粤军三支部队，分五路攻闽。兵力包括驻粤海军全部，陈炯明之粤军二十营，驻粤滇军全部，和粤省地方军八营，桂军一支队。具体部署是：以陈炯明部二十营进攻漳州，为第一路；李烈钧统率滇军两个师进攻汀州（今长汀），为第二路；沈鸿英率“平潮军”2十二营进攻上杭，为第三路；刘志陆率“平潮军”十五营进攻诏安，为第四路；程璧光率海军舰队袭击福州，为第五路。计划确定不久，得悉龙济光于12月11日由琼州出兵攻粤，遂重新调整部署：由攻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继续率所部进攻闽省；以驻粤滇军第六军军长方声涛为征闽靖国军总指挥，率所部第八旅（旅长伍毓瑞）、第九旅（旅长夏述唐）进驻潮、汕1，策应陈炯明部作战；以李烈钧为讨龙军总指挥，率沈鸿英、林虎两支部队赴粤东南抵御龙济光部；海军则全部参加讨龙作战。 二、攻闽之战（参见附图三十四） （一）双方兵力及作战部署 陈炯明于1917年12月8日就任攻闽粤军总司令职后，便着手进行作战准备。由于原二十营粤军装备低劣，每营仅有槍二三百支，莫荣新又从中掣肘，除拨少量开拔费外，饷弹方面概不负责。陈炯明等深感实力单薄，出兵困难，在征得孙中山同意后，施行一项扩充实力的方案：一面向地方士绅借槍，一面向海外革命人士募捐饷款。其中规定，能募到人槍二百者为营长，人槍六十者为连长，人槍二十者为排长，不愿担任军职的按槍付钱。经过一番努力，共筹集到各种槍二千余支，子弹数万发。这样，加上滇军方声涛部，攻闽军总数达二万人左右。陈炯明将攻闽军编为若干个支队，每支队辖二至四个营不等1，任邓铿为参谋长。 1918年1月25日，陈炯明在广州誓师攻闽。27日，率主力部队离开广州，开赴汕头。 这时，闽省全部军队约有三个师的兵力，其中有福建第一旅（旅长姚建屏）驻福州；北洋第十混成旅（旅长唐国谟）驻厦门；北洋第十四混成旅（旅长臧致平）驻诏安；闽省清乡队（总司令张清汝）驻延平（今南平市）。另有巡防队约四个团分驻各地。总计二万二千余人。闽督李厚基得到粤军将要攻闽的情报后，一面调唐国谟等部开赴永定、上杭一带赶筑工事，准备抗击粤军，一面迭电北洋政府派兵援闽。 早在1917年11月底，北洋政府看到潮梅的莫擎宇部将被粤军剿灭，闽省兵力单薄，岌岌可危，感到“闽或有失，浙必动摇，粤、闽、湘、桂联成一片，大局益不易收拾，斯时政府处置愈难”2，于是急派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由直隶廊坊南下援闽（冯旅到江苏浦口后又改援湘西），继而又令浙江童葆暄师赴闽助战。 （二）粤军三路攻闽 1918年2月中旬，攻闽粤军进抵潮州（今潮安）、汕头一带。但是，陈炯明对攻闽作战并不热心，部队进抵潮汕地区后，忙于招兵索饷，培植个人势力，迟迟不向闽省发动进攻，致使北军得以从容调遣兵力，扩充力量，加强并完善了在闽西南的防御部署。3月22日，孙中山致电陈炯明，指出：“若乘敌军初到，地形未谙，利用内应，犹可先发制人”，宜“速下攻击命令”。3但陈炯明以“布置未周”为借口，对孙中山之电令置若罔闻。4月5日，孙中山再次致电陈炯明，严厉指出：“援闽之举，准备已久”，“惟攻击之令，至今寂然无闻，敌备日增，且狃于岳长之役，虏气益骄，我军顿兵不进，足以示弱”，“况段贼复出，积极图南，我军从事准备，增力几何？而彼则恃有外援，愈久则力愈充，及今图之，惟在速战”。1孙中山着眼全局，晓以利害，催陈速战，是很有道理的。 陈炯明部在粤闽边境滞留三个月，确已错过了大好战机。在此期间，其它战场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湘省，北军陷岳陽，占长沙，正向湘南推进；在江西，陈光远已调遣兵力，袭占广东南雄；在闽省，不仅防御准备日臻完善，而且浙江援军已经入闽，军事力量已得到较大加强。总之，整个形势对攻闽粤军越来越不利。 到5月初，攻闽粤军已扩充至三十营，约一万二千人。在孙中山和粤军将领的逼促下，陈炯明才下达进攻命令。其第一阶段作战计划是：许崇智第二支队四个营为左路，从蕉岭向武平、上杭进攻，得手后，进规长廷连城；陈炯明亲自指挥第一、三、四支队和预备队为中路，分两路进攻，以第一支队和预备队共五营，从大埔进攻永定，得手后，进规龙岩，第三、四两个支队共六营，从饶平（今三饶）进攻柏嵩关以规平和；右路则由参谋长邓铿指挥，包括第五支队三营和游击二营，集中于澄海、黄冈（今饶平）以监视诏安、云霄之敌。粤军指挥部设在三河坝。 5月10日，粤军发动全面进攻。由于许崇智在民国元年曾任闽军师长，较有声望，战前已运动驻武平的一个营和驻上杭的一个大队倒戈附粤，故该路进展顺利，当日即占领武平，三日后占领上杭。因中路李炳荣第一支队进攻永定受阻，许崇智当即派出二营增援，始克永定。中路第三、四支队也顺利攻占柏嵩关。这样，闽军第一道防线完全被突破，粤军向闽省推进达五十公里，基本完成了第一阶段作战任务。 粤军稍事休整后，即准备实行第二阶段作战计划。左路许崇智部分为二支，一从上杭进攻连城、永安，规取沙县；一取长廷清流、归化（今明溪）、将乐、顺昌，然后进占延平；中路李炳荣第一支队和熊略预备队分别进攻龙岩、南靖；罗绍雄、邓本殷第三、四支队进攻平和，攻取漳州；右路洪兆麟第五支队进攻云霄、漳浦。各路若进展顺利，则继续向纵深发展，夹击福州。不料部队尚未行动，从浙江援闽的童葆暄第一师已抵前线，闽、浙军队联合发起反攻，战局急剧逆转。 （三）闽浙联军大举反攻 1918年5月20日，北京政府任命张怀芝为援粤总司令，吴佩孚为援粤副司令，调集北方各省军队组成援粤军，拟分三路攻粤。段祺瑞野心勃勃，企图一口吞并粤剩但是，吴佩孚对任其为援粤副司令一事不予理睬；张怀芝则在湘东作战时吓破了胆，已无攻粤的勇气；各拾援粤”军也相互观望，迟迟不动；只有东线李厚基，处在粤军进攻正面，为保住地盘，不得不拚力作战。 5月底，童葆暄率浙军第一师赶到前线后，北洋政府任命李厚基为闽浙援粤军总司令，童葆暄为副司令。6月4日，闽浙联军分兵三路，向粤军发动全线反攻：以臧致平旅为左路，拟突破诏安、黄冈粤军阵地，进窥潮汕；童葆暄师为中路，从平和进攻柏嵩关，然后进取斑陂，控扼韩江，威胁粤军总指挥部所在地三河坝；唐国谟旅为右路，收拢被许崇智部击散之溃兵，拟先取龙岩、上杭、永定，然后改取守势，牵制粤军左翼兵力。闽浙联军投入反攻之总兵力约一万五千人，基本企图是左攻右守，首先进占潮汕，同时袭取大埔、三河坝，将粤军南北割裂，进而各个击破。 此时，陈炯明与方声涛之间已出现隔阂，滇军隔岸观火，消极怠战。粤军右路兵少力弱，饷弹不继，在闽军臧致平旅的反击下，放弃黄冈，退守汕头。陈炯明急调许崇智之左路军一部增援，企图趁臧旅立足未稳之际，收复黄冈。不料闽军右路又乘虚而入，攻占永定，许崇智部退守岩前；粤军中路防线也被浙军突破。激战日余，粤军在初期攻取的闽西南要地又全部丧失。接着，闽军左翼前锋深入到汕头一带，其中路已突破峰市，进逼大埔。粤军被动挨打，形势岌岌可危。 这时，已经离开广东护法军政府的孙中山，鉴于闽粤战场形势恶化，极为焦虑，于6月27日致电陈炯明，指出：粤省北面，张怀芝已组织军队屯集赣南；南面，北军已由海路运兵二千至汕头；东面，李厚基、童葆暄大兵压境。攻闽粤军已处于三面包围之中，“此时敢冒险进攻则生，不冒险则必致坐困。以攻为守，则士气壮，响应多，敌胆寒，一进必收奇效。否则士气日丧，响应日微，敌胆日壮，而我以可胜不可败之兵，据能战而不能退之地，必无幸免也”。2然而，陈炯明此时对北洋政府已有“内附之意”1，因此，一面消极防御，节节退守，一面暗向北军传递函电，以示妥协。 但是，这时北军在军事上迭获胜利，气焰正盛，对陈炯明“内附”之表示置之不理，拟乘其斗志动摇之机，“一击破之”1。于是闽浙军队继续穷追猛打，并以主力从左翼楔入粤境，于7月18日攻占大埔，威胁粤军总指挥部驻地三河坝。 在此危急时刻，孙中山再次写信给陈炯明，向其分析敌我形势后指出：“兄身当敌冲，后援难恃，强敌在前，所部又饷械俱乏，处此局势，万难操全胜之算，若审慎求全，则我之兵力有限，敌之增援无穷。为兄今日计，惟有奋力前进，冒险求胜，规取闽中”2。孙中山一面反复劝导陈炯明，一面派广东军政府参谋部长吕公望（原浙江督军）往前线策动浙军倒戈起义，分化瓦解北军。 （四）粤军转败为胜 陈炯明见“内附”之意不被北军理睬，当面敌军又步步进逼，因而不得不听从孙中山的劝导，重新组织兵力，从军事上寻找出路。7月23日，他将右路之洪兆麟支队调至中路，增强三河坝一线防御力量。8月初，陈炯明集中中路粤军反攻大埔，以一部兵力从正面仰攻，分兵一部由漳溪下游攻敌侧背。经两昼夜激战，闽军不支，弃城溃逃。这时，驻守饶平的浙军第一团团长陈肇英，在吕公望等人的策动下率部起义，成立“援闽浙军”总司令部。浙军师长童葆暄仓皇率部撤离前线，退往厦门。粤军乘势全线反攻，右翼邓铿部连克诏安、云霄、漳浦等城，直逼漳州。左翼许崇智部乘势向闽西进攻，连占武平、上杭、龙岩等地，与主力部队会攻漳州。8月31日，粤军攻克漳州，继而向厦门推进。李厚基惊慌失措，逃回福州。9月12日，李致电段政府，报告闽军处境危急，请辞闽浙援粤军总司令职。段政府一面电令李厚基坚守待援，一面急调北军从三路援闽：赣省抽调军队开赴上杭，浙省增派军队驰往厦门，海军派舰队进入厦门海面。 10月3日，军政府任命陈炯明为福建省宣抚使兼攻闽军总司令。11月，粤军与闽浙联军在福建前线划界停战。 三、讨龙之战 龙济光同张勋一样，是反动愚顽的“怪物”之一。在护国战争后期，面对滇桂军的强大军事压力，龙济光走投无路，后由黎元洪出面调解，才得以两广矿务督办名义率残部移驻琼州。龙在琼州招兵买马，企图卷土重来，重作广东的土皇帝。 护法战争爆发后，段祺瑞调动北军进攻湖南，龙济光认为时机已到，迭函冯国璋，表示愿充攻粤前驱。他声称：“惟冀钧座排除群论，速定方针，……济光秣马厉兵，敢惮征缮。各将领枕甲请缨，勿灰其气，望钧座有以策厉之。”1北洋政府也很赏识龙济光这只鹰犬，于1917年11月8日任命龙为两广巡阅使，令其出兵攻粤。 龙济光受命后，立即以所部二万余人分三路进攻：任李嘉品为第一路司令，拟从陽江登陆，经合山、恩平进图广州，并控扼西江中段，断绝桂粤联系；任段尔源为第二路司令，马存发为第三路司令，拟从海安登陆，先占雷州半岛，尔后向桂粤边界发展，伺机攻取南宁。 1917年12月14日，李嘉品率部在陽江秘密登陆成功，即以一部兵力驻守陽江，主力向恩平和陽春推进。龙济光则亲率第二、三路军从海安登陆，向石城（今廉江）、化州方向发展。 广东督军莫荣新得知龙军大举进犯，急令沿海粤军抗击登陆之敌，以待后援；继令驻粤海军分别开赴闸坡、崖门等地，堵截龙军后继船队。旋于12月16日召开军事会议，商订讨龙作 战计划。12月30日，莫荣新任命钦廉镇守使沈鸿英为讨龙军第一军司令，令其率所属十二营在石城至化州一线阻击龙军；以原高雷镇守使林虎为讨龙军第二军司令，令其率警卫军十二营开往恩平方向迎敌。以上两支军队兼程开赴前线，在预定地点展开并完成防御部署，阻止和迟滞向前疾进的龙军。嗣后，莫荣新又分任督军署参谋长刘志陆和粤省警务处长魏邦平为讨龙军第三、四军司令，李根源为讨龙靖国军（由滇军三个团组成）司令1。以上讨龙军总数共五十营约二万余人。 东路陽江方向作战非常激烈。林虎所部讨龙军开赴前线后，猛冲猛打，曾一度收复陽江，迫敌前锋退守织篢。1918年2月初，李嘉品之后续部队驰赴织篢，会合退守该地之先头部队并力反扑，于25日复占陽江，东路战局再度恶化。3月7日，粤督莫荣新任命李烈钧为讨龙军总指挥，统一指挥陽江方向之作战。 3月11日，李烈钧拟定了全线反攻作战的计划，基本企图是：集中主力部队于开平至陽春一线，分兵四路围歼李嘉品所部龙军，收复陽江，再进击石城、化州之敌。具体作战部署是：第四军由那扶进逼陽江东部，负责牵制敌人；第三军由恩平、那龙出合山，进逼陽江东北部；第二军于恩平与陽春之间前进，攻击陽江西北部；李根源靖国军由黄泥湾至陽春大道前出，配合第二军进击陽江西北部，并负责警戒高州、雷州方向之敌；沈鸿英之第一军进抵石城一带，袭击龙军之二、三路，阻敌增援陽江。 3月16日，刘志陆指挥第三军克复恩平，为其它各路军跟进展开扫除了障碍。李烈钧当即决定第三军从正面牵制敌人，而以李根源之靖国军作为主攻部队，于24日前插到陽江北部，从翼侧攻击敌人。同时令第二、三、四军均按原计划分别于23日前向陽江推进，掩护李根源部之进攻行动。 讨龙军四路进攻，海军舰队也协力堵剿。李嘉品见难于抵抗，遂于3月25日放弃陽江，逃向电白（今电白东）。讨龙军乘胜追击，于4月12日占领电白。 这时，龙济光主力麇集在高州、化州、石城一带，准备顽抗。讨龙军攻克电白后，立即分兵两路，以左翼部队配合沈鸿英部扼制化州东北部，并向化州、石城之正面攻击；以步兵一营、工兵一连组成别动支队，在海军掩护下，在雷州半岛南部登陆，攻击龙军侧背；另以军舰载步兵一部，在琼州登陆，袭击龙军老巢。 龙济光部四面被围，已无斗志。讨龙军步步推进，势如破竹，于4月25日收复化州，27日攻克石城，28日下遂溪。与此同时，琼东县（今琼海东北）警卫营长杨锦龙，联络本部及当地黎族人民宣布独立，反对龙济光在琼州的统治。龙济光见所部弹尽粮绝，进退失据，只好弃军逃走，赴北京投靠段祺瑞，其部下多缴械投降。 四、南雄之战 1918年4月，江西督军陈光远遵照段祺瑞三路攻粤的命令，派兵攻入广东南雄。南雄位于大庾岭南麓，是江西进入广东的通道之一。4月18日，陈光远派赣南镇守使吴鸿昌为攻粤总司令，混成旅长丁效兰为副司令，率兵两旅向南雄进攻。广州护法军政府陆军总长、靖国军第五军军长张开儒，鉴于南雄只有守兵四营，难于抵敌，急调驻韶关、仁化等地的第五旅、第六旅及炮兵一团，向南雄增援。但援军立足未稳，即被赣军击溃，南雄陷落。莫荣新得报，急任李根源为粤赣湘边防军务督办，令率所部滇军由讨龙战场疾速北上。 李根源率靖国军赶到韶关，将所部布置在韶关以北，接替第五军防务。5月初，李烈钧又奉命率讨龙部队增援北线。由于张开儒南雄之败，莫荣新乘机排除异己，撤掉了张的军长职务2，将第五军交给李根源统率。李烈钧、李根源整顿部队后，决定分兵三路反攻赣军。命滇军朱培德旅出仁化、扶溪，杨益谦旅出都坑、罗坝，威胁赣军两翼；第五军为中路，从正面进攻南雄。为加强攻击能力，李烈钧从广州调运数门重炮配属部队。 6月3日，靖国军发动全面反攻。激战四昼夜，赣军向赣境败退，靖国军克复南雄。 靖国军反攻获胜后，李烈钧联络在衡、宝以南屯集的湘、桂军，拟相互策应，大举北进：由湘桂军负责攻取衡、宝，滇军负责攻取坝州；另调驻守潮梅的方声涛部由梅县出武夷山，直捣宁都。但此时粤、桂军意见纷歧，俱无战意；陆荣廷则主张“湘边现状，宜取守势，虽有生力军到，亦不必汲汲进攻，但以保守桂边，静待为上”3。不久，李烈钧奉调为广州军政府参谋长，其三路反攻计划遂成泡影。此后，滇、赣军相持于大庾岭及信丰、崇义之间，再无大的战事。 第七节 护法军政府改组与孙中山离粤 在粤省四周军事斗争激烈进行的同时，广东护法军政府内部的斗争也愈演愈烈。在桂系军阀和非常国会中的政学系1的干扰破坏下，护法军政府的处境日趋困难，终于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经济上，桂系军阀对军政府实行财政封锁。广东本为富裕省份，每年收入约在一千五百万元以上，居当时全国之首。孙中山曾期望：“若能就其中筹款数十万为国会经费，则国会之基础定矣”1。但是，桂系军阀控制着全省的财政收入，根本不让军政府插手，并分文不给。军政府所负担的国会议员的薪水、陈炯明所统粤军的军饷和各项行政开支，仅靠从海外华侨中募捐，以致“极为竭蹶”1。粤督莫荣新看到军政府经济拮据的窘状，幸灾乐祸地说：“孙某之政府，空头之政府也，彼无兵无饷，吾辈但取不理之态度，彼至不能支持之时，自然解散而去”1。充分暴露了他的险恶用心。 军事上，桂系军阀对服从军政府领导的军队进行分化打击和排挤。在这次护法战争中，军政府本身的军事力量屈指可数。当时，北京政府密探马凤池曾向段祺瑞报告说：“查孙文在粤另立政府，所恃陆军势力，只有张开儒、方声涛两师及林虎一旅。林逆远驻雷州，形势隔禁；实仅张、方之两师，可资召号；他则魏邦平之警察兵，可凑数耳”2。实际上，真正听从军政府号令的军队远少于该密探的报告。当时，林虎已死心踏地地为陆荣廷效命，方声涛也唯唐继尧之令是从，真正属于军政府管辖的只有程璧光的部分海军，张开儒所属部分滇军和陈炯明之粤军。就是这一点军队，还不断受到桂系军阀的拉拢、分化与打击。程璧光在1917年10月接受陆荣廷每月馈赠十万元军饷后，就投靠了桂系军阀，进而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加以掣肘。军政府陆军总长张开儒坚决拥护孙中山，遵从孙中山的领导，却遭到莫荣新与政学系骨干李根源的诬陷。后来莫竟背着孙中山擅将张开儒囚禁，把驻粤滇军的领导权交给了李根源。军政府刚刚组建的二十营粤军，也不断受到莫荣新的打击和排挤，被调往攻闽战常这样，拥护军政府的部队，不是被桂系军阀拉走，就是被挤走或窃夺了领导权，使孙中山成了无兵可统、无将相随的空头元帅。 政治上，桂系军阀陰谋改组军政府，挤走孙中山。桂系军阀千方百计干扰破坏军政府行动的目的，是要赶走孙中山。当他们发现孙中山意志坚决，拒不离粤时，遂采取拉拢国会议员中的政学系成员，陰谋改组军政府的办法，剥夺孙中山的领导权。1918年1月，桂系军阀勾结滇、粤、湘等省军阀，拉拢非常国会中的政学系议员及革命党中持不同政见者，发起成立“西南各省护法联合会”，作为西南护法各省的统一组织，陰谋夺取护法战争的领导权，架空广州护法军政府。由于“联合会”不受军政府领导，并议定由岑春煊担任议和总代表，公然主张南北妥协，放弃武装斗争，因而遭到孙中山和国会中部分议员的坚决反对。 政学系议员和旧国民党中的不坚定分子如吴景濂、褚辅成之流，见以“联合会”取代军政府的陰谋难以得逞，又秉承桂系军阀的旨意，提出了改组军政府的主张，将大元帅制改为总裁合议制，借以排斥孙中山对护法战争的领导权。孙中山坚决反对改组军政府，指出军政府的大元帅制是符合民国约法中“元首政治”这一规定的，改变此制，“与约法相违背”。陈炯明、孙洪伊等也相继通电反对改组军政府。但是，在政学系的活动下，非常国会于1918年5月4日通过了《修正军政府组织法》，决定将大元帅制改为总裁合议制。孙中山当即向非常国会辞去大元帅职，并发表通电揭露西南军阀破坏护法运动的种种罪行，指出：“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1。5月20日，非常国会选举唐绍仪、唐继尧、孙中山、伍廷芳、林葆怿、陆荣廷和岑春煊七人为总裁，废除大元帅制。21日，推举岑春煊为主席总裁。同日，孙中山愤而离开广州，前往上海，表示与西南军阀决裂。自此以后，护法军政府完全为军阀官僚所控制，成了与北洋政府妥协的议和机构。 在南方护法军政府内部矛盾激化的同时，北洋政府内部直、皖两大派系之间的矛盾也在发展。1918年8月，吴佩孚等公开通电主张“和平”，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护法军政府也复电赞成和平。此后，各地区的战争基本上均已停止。 1918年9月，冯国璋总统任期届满2，安福系3操纵国会，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徐上台后，为了顺应国内外要求和平的空气，免去了段祺瑞国务总理职务。11月16日，对北军前线部队发布停战令，并倡议召开南北和平会议。1919年2月，南北政府代表开始在上海议和。双方代表表面上是讨论恢复约法和旧国会，实际上却在如何划分地盘等问题上进行新的角逐。 第八节 护法战争的历史意义和失败的主要原因 一、护法战争的历史意义 孙中山发动和领导的护法战争，主要是围绕着维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个核心问题展开的。在孙中山看来，《临时约法》是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基本依据，区别于封建专制制度的主要特征，“拥护约法，即所以拥护民国”4，对约法的态度即是对中华民国的态度。因此，自从袁世凯篡权以后，孙中山一直为维护它的尊严和地位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在护国战争之后，孙中山又倡导护法，这对抵制北洋军阀的独裁统治，粉碎一切复辟帝制的陰谋，起到了一定作用。这一斗争口号，在现在看来无疑是十分软弱无力的，但在中国人民尚未找到新的思想武器的情况下，它仍然代表当时先进人们追求的方向，代表当时拥护民主、反对专制、谋求真共和的社会思潮，仍不失为一面革命的进步的旗帜。这场斗争最后虽然失败了，但在中国近代史上，仍有其一定的进步意义。 二、护法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 （一）没有坚强的革命政党的领导，没有 触及民主革命的根本任务 讨袁战争失败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改组国民党，发起组织中华革命党，其目的在于改变国民党派系林立、涣散无力的状态。但因中华革命党人数有限，力量微弱，其政治影响远不如昔日的同盟会，也不如原来的国民党。在护法战争中，中华革命党虽然发动了一些武装起义，但都旋兴旋灭，影响不大。由于该党既忽视宣传和动员工农群众，又无力组织和掌握军队，甚至连非常国会也不能左右1，其领导作用微乎其微。至于许多未加入中华革命党的老同盟会员，虽有不少人继续坚持资产阶级革命活动，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已经背离孙中山，有的加入进步党或西南军阀的行列，有的成了拥兵自重的军阀，有的充当军阀的幕僚或打手，有的成为操纵国会的投机政客。他们为着个人和小集团的私利，反对和阻碍孙中山对护法战争的领导。事实表明，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已四分五裂，不可能重新集结成为一个新的领导核心，担当起领导民主革命的重任。 此外，护法口号取义狭窄，没有触及民主革命的根本任务。孙中山表示：“护法之唯一主张，在恢复旧国会，并使之完全行使职权”1。把恢复官僚政客麇集、早已声名狼藉的旧国会，作为护法的唯一任务，既不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也不反对封建主义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这就不能不使护法这面旗帜黯然失色。它不能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能激发工农大众的革命热情，当然也得不到强大而可靠的同盟军的支持。孙中山等少数革命党人在茫茫黑夜中孤军奋战，其最后失败势所难免。 （二）没有建立起强大的革命武装 孙中山虽然一贯重视武装斗争，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他的思想始终停留在争取会党和利用旧军队的阶段，不懂得用革命军队代替旧军队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而始终没有建立起为民主革命而战斗的坚强的革命武装。 这次护法战争，孙中山把希望寄托在滇、桂军阀身上，殊不知军阀集团的本质特征，就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支持下，实行封建割据，扩张个人权势，什么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利益，一概置之度外。依靠这样的武装集团去执行民主革命的任务，岂非南其辕而北其辙？通过这次战争的惨痛教训，孙中山斥责南北军阀乃是一丘之貉，无疑是认识上的一大进步。历史再次证明，在中国，任何革命的阶级或政党，不建立自己的武装，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设想的。 （三）缺乏集中统一的指挥和 协调一致的军事行动 南方参加护法的军队共约十几万人，并不少于北洋军的实际参战兵力，如果能服从军政府的统一指挥，按照统一的作战计划，集中兵力于主要战场，互相协同配合，是有可能打赢这场战争的。根据北军先图湘、再图粤的作战企图，粤、桂护法军如能与程潜所统湘军密切协同，从正面反击北军，并在攻占岳陽后，在湖北黎、石所部配合下，迅速攻鄂，滇黔军方面，以部分兵力牵制刘存厚所统之川军，以大部兵力出湘西侧击攻湘之北军，或经湘西出鄂西，与黎、石所部一起东攻武汉，对北军实行战略夹击，那么整个战场的形势就将为之改观。无奈，桂军的作战目的仅在控制湘省，滇军的作战目的意在攫取四川，根本不服从军政府的领导和指挥，只顾各自的政治需要，在不同的战场独立决定战守进退。结果，湖北的黎、石部因得不到援助而失败，从而使北军毫无后顾之忧地向湘南节节进逼，如果不是吴佩孚中途顿兵，粤省也将难保。滇黔军虽然攻占了四川，却对于战争全局毫无裨益。 由于参战南军主张不同，各怀私图，因而不仅缺乏战略协同，而且也缺乏战役协同。当北军攻占岳陽时，桂军竟弃长沙而走；后湘、粤军组织反击，虽然取得了击败北军左路军的重大胜利，但因退驻衡陽的桂军按兵不动，致使湘粤军在反攻奏捷后，又被北军中路抄袭后路，不得不退守桂边，丧失了扭转战局的大好时机。 以上说明，即使是正义的战争，如果没有明确一致的战略目标，没有集中统一的指挥和协调一致的作战行动，要夺取战争的胜利也是困难的。 在护法战争中，南方军政府固然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北洋政府也未能实现其“武力统一”的图谋。究其原因，除了战争的非正义性、发动内战不得人心外，还由于北洋政府内部直皖军阀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对护法政府的态度各异。战争之初，段祺瑞驱使直系军队打头阵，本想一箭双雕，既实现其“武力统一”南方的计划，又借机削弱直系的力量。直系军阀也不甘为段祺瑞火中取栗，为了保存实力，参战部队消极怠战，以至自动停战，致使段祺瑞的作战计划一再受挫，武力统一的目标未能实现。此外，北洋政府所遣各军，是由各省镑地抽派的，数量虽多，武器也较优良，但大多军事素质低下，作战指挥拙劣，士气低落，军纪败坏，一遇南军的认真抵抗或进攻，就屡屡败北。在攻湘作战中，先受阻于贺家山，继败于岳陽，再挫于攸县，损失都相当惨重；至于四川，北洋政府虽多方扶植刘存厚，也未能挽回败局；粤闽方向，虽调兵遣将，也未能阻止陈炯明部的深入。这一切表明，北洋军的战斗力也极为有限。 为期一年零三个月的护法战争，以其失败的结局最后宣告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彻底破产，宣布了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失败。此后，中国陷入了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的惨祸之中。面对严酷的现实，无数先进的中国人为国家和民族积极寻找新的解放道路，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第一节 沙俄策动外蒙独立 一、炮制外蒙傀儡政府，攫取种种特权 沙俄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的野心由来已久。早在十九世纪中叶，沙皇政府即制订了吞并满蒙的计划，并不断派人与一些蒙古王公接触，灌输亲俄思想；同时，向蒙古地区进行经济渗透。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沙俄以“调停”为名，用卑鄙手段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取得了在蒙古通邮、通商，在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设立领事等特权。1862年，沙俄又通过《中俄陆路通商章程》，进一步取得了俄商在蒙古全境免税贸易的特权。与此同时，沙俄不断向蒙古地区派出“探险队”、“考察队”、“旅行团”，进行间谍活动，收买蒙古活佛及上层喇嘛、王公，培植亲俄势力。十九世纪末，沙俄公开叫嚣要进一步改变中俄边界，妄图直接占领一直到长城脚下的我国大片领土。1900年7月，沙皇政府在派遣侵略军大举入侵我国东北地区的同时，派哥萨克骑兵一大队（约五百人）强行进驻库伦。其后，由于沙俄在日俄战争中战败，它在我国东北的扩张受到挫折，便集中力量转向蒙古地区。1907年，沙俄同日本签订了以沙俄侵占我国外蒙、日本吞并朝鲜为内容的密约。1910年，日俄双方又订立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第二次密约。同年8月，日本吞并了朝鲜，沙俄则进一步向外蒙扩张。 1910年，清政府在外蒙古实行“新政”，沙俄乘机煽动一部分王公和活佛，进行分裂蒙古的罪恶活动。1911年7月，沙俄驻库伦领事操纵哲布尊丹巴活佛和亲俄分子杭达多尔济亲王等人，利用喀尔喀各盟王公、喇嘛会盟大典之机，密议外蒙“独立”，脱离中国，投靠沙俄，并组成以杭达多尔济为首的“代表团”，冒充代表外蒙全体王公的公意前往彼得堡（今苏联列宁格勒），以“承认俄国保护”2和给俄国种种特权为代价，换取沙俄以武力支持外蒙“独立”。沙俄政府为了支援外蒙“独立”，令伊尔库茨克军区将步槍一万五千支、骑兵军刀一万五千把、槍弹七百五十万发，交给外蒙叛国集团。10月初，沙俄借口保护领事馆，又派步骑兵八百余人侵入库伦，使其在库伦的驻军增至一千三百余人。另外，还有由沙俄武装的外蒙军四千余人。接着，沙俄又要求清政府承认外蒙“独立”，不在外蒙驻军和建立行政机构，不得俄国同意不准在外蒙进行任何改革。这种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绝。 辛亥革命爆发后，沙俄政府便利用中国政权交替、政局混乱之机，加紧炮制外蒙傀儡政权。同年12月1日，沙俄侵略军带领外蒙军队闯入办事大臣署，对办事大臣三多进行威胁利诱。3日，散发所谓“独立宣言”。4日，将三多等驱逐出境，并收缴了驻库伦防营（有步骑兵二百五十人）的槍械。28日，在沙俄一手操纵下，哲布尊丹巴“行登极礼”，自称“大蒙古国皇帝”3，以“共戴”为年号，成立傀儡政府。 外蒙的“独立”，立即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多次电告外蒙的王公、活佛，要求他们立即取消“独立”，勿被沙俄利用。 沙俄策动外蒙“独立”后，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于1912年11月3日，与外蒙傀儡政府非法签订了《俄蒙协约》和《商务章程》，宣称“蒙古对中国的过去关系已经终止”1，规定俄国政府“扶助蒙古的自治”，不准中国军队进入蒙境，不准汉人移居蒙地。通过不平等条约，沙俄在外蒙古取得了广泛的特权。中国政府发表严正声明，对俄蒙所订“条约”概不承认，并抗议沙俄侵犯中国主权。中国各族人民强烈反对《俄蒙协约》，蒙古爱国王公亦宣布“现在共和成立，正宜联合为一大国，蒙古断无独立之理”1，强烈要求哲布尊丹巴取消“独立”。 二、支持叛军侵占外蒙要地 外蒙傀儡政府成立后，沙俄为了进一步控制外蒙，一面非法向外蒙增兵，一面援助外蒙傀儡政府，武装外蒙叛军，企图阻止中国政府军向外蒙进军。当时，沙俄在外蒙库伦驻有步、骑、炮兵十个大队，恰克图驻有步兵两个大队，乌里雅苏台（今蒙古扎布哈朗特）驻有步兵两个大队，科布多（今蒙古吉尔格朗图）驻有步兵一个大队、炮兵一个中队。 库伦傀儡集团在沙俄的援助下，也大力扩充军队。外蒙的土谢图汗部、三音诺颜部、车臣汗部、札萨克图汗部等地，原有蒙军九千七百余人。宣布“独立”以后，哲布尊丹巴向四汗部各抽调一千人，另招募土匪二千人，以后又下令四汗部各征兵一万人，共五万余人。其中多系未经训练的贫苦牧民，且散处各地，较有战斗力的不过数千人。其统兵官为土匪首领白差尔、乞卡尔、陶什陶胡等。所有叛军均受沙俄军官指挥。 库伦傀儡政府的成立，不仅激起了外蒙古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慨和反抗，也引起许多上层爱国王公、喇嘛的不满和抵制。当时，外蒙的某些要地仍驻有政府军队。外蒙傀儡政府依恃沙俄的支持，决心进行武力进攻，并煽动叛乱，迫使政府军和各地王公屈服，进而控制整个外蒙。 （一）科布多之战 1912年1月，沙俄驻乌里雅苏台领事策动该地反动王公叛乱，并派兵将乌里雅苏台将军奎芳驱逐出境，占领了外蒙西北重镇。 同年春，在科布多附近杜尔伯特各旗活动的沙俄特务丹必占灿，勾结杜尔伯特反动王公发动了暴乱。当时，科布多驻军不足三百人。面对外蒙叛军的威胁，科布多参赞大臣溥■在附近各旗爱国蒙民的援助下，迅速征集了蒙族士兵一千人，加强科布多城的防御；同时，急电北京政府派兵前往，并派人到新疆求援。北京政府令新疆都督杨增新、阿尔泰办事长官土尔扈特亲王帕勒塔、伊犁镇守使广福派兵驰援。帕勒塔先派连长吴得山率三十余人赴科布多侦察军情，继派骑兵营长广肇率兵一营兼程向科布多进发。杨增新不顾沙俄驻新疆领事的干涉，先派马步各一营由古城（今新疆奇台）出发，继今后续部队三营陆续向科布多开进（为了在沙漠戈壁地区行军不致缺粮，步兵每人配一驼，骑兵每人配三驼，驮运三个月料粮）。广福也派兵从伊犁（今新疆伊宁市西惠远）赴援。 沙俄侵略者和库伦傀儡集团先派“使者”到科布多劝降，结果被当地爱国蒙民将其绑送官署，斩首示众。由于劝降失败，库伦当局决计出兵向科布多发动进攻。6月21日，由库伦派出“俄官教练之精兵二百，杂以俄兵二十名，佐以大炮两尊，子弹十余驼”，向科布多进发。抵达后，因见守军防御严密，未敢进攻，立即派人回库伦请求增援。傀儡集团又加派“精兵”三百名，并令其“沿途多方征调，足成四千之数”。1 7月底，俄军和外蒙叛军开始进攻科布多城。溥■率军坚决抵抗，并乘隙发起反击，给敌以重大杀伤，将其击退。8月2日，阿尔泰援军广肇骑兵营进至距科布多十余里之黑山头，与叛军三千余人遭遇，卒以“寡不敌众，全军覆没”1。8月中旬，敌又从库伦增兵三千人，继续围攻科布多，终未得逞。沙俄领事库斯敏斯齐鉴于城坚难下，遂致函溥■，要求出面“调停”，溥■中计。8月20日，库斯敏斯齐带领俄兵三十人、外蒙叛军二百人，骗开城门，进入科布多。俄、蒙兵进城后，大肆抢掠，城内居民被杀过半。9月中旬，溥■和所部官兵及内地商民约七百人，被沙俄领事派兵“护送”出境。 （二）察罕通古之战 科布多失陷时，新疆援军步骑两营在管带严保清、有世率领下，已进至距科布多五站路1之大营盘，因闻科城已失，大营盘又无险可守，遂于8月30日退守阿尔泰区2之要冲察罕通古（科布多南二百五十公里），以待援兵。杨增新电令后续部队由古牧地（今新疆米泉）取道绥来（今新疆玛纳斯），改援阿尔泰，并要求各部一到驻地，即仿照湘军办法，挖壕修垒，以备不虞。 俄军和外蒙叛军侵占科布多后，便调整部署，准备向阿尔泰进犯。当时，阿尔泰驻军不满千人，帕勒塔亲王惶恐动摇，企图后撤。北京政府一面电令帕勒塔“静守待援，力保疆土”，一面急电新疆的杨增新和广福迅速派兵援阿1。10月中旬，新疆援军十个营（二千余人）先后到达阿尔泰。杨增新决定采取以攻为守的方针，即进攻科布多城，牵制外蒙叛军，使其不敢直趋阿尔泰。为此，除令严保清、有世两营驻守察罕通古外，又急电步队杜发同和李华桢两营、巡防马队李策胜一营、古城旗兵步队全象一营，迅速进扎锡伯图（察罕通古西南五十公里）、察罕通古一带，“相机进缺；并令哈密之马队一营、炮兵一队，立即起程，令库车等地添募马步数营，均作为收复科布多城之预备队。同时，在哈密、巴里坤、古城、元湖（古城东北一百二十五公里）、绥来等地增设了马步炮队，并改善了台站、电讯及后方补给工作。 10月下旬，严保清、李华桢率步队两营向科布多开进。当时，北京政府正准备与沙俄谈判，因而下令“切勿轻率进兵，致碍大局”1，严、李两营被迫于11月24日退回察罕通古。于是，收复科布多的计划遂被搁置。 1912年12月10日，丹必占灿率叛军数千人在科布多城附近大肆抢掠，并声言不日进攻阿尔泰。杨增新增派步马队各两营，进驻元湖、察罕通古一带；并令严保清营开往布尔根河，与帕勒塔拨出的一营共同守卫该处；派团长张键到察罕通古统一指挥该地驻军。杨增新根据袁世凯的旨意，下达了“敌来则痛击，敌去则严备”的“正当防御”方针1，一再告诫部队不要向科布多进军。 1913年1月末，丹必占灿率千余人侵入阿尔泰区境内，驻扎于距布尔根河两站的乌梁海大庙。同时，由沙俄领事出面，阻止政府军进驻乌梁海的萨克赛河一带（今蒙古乌列盖西南一带），并派俄军官兵九人“假道”政府军驻地赴科布多，借以侦察军情。 4、5两月，叛军趁天暖雪消，积极整修道路，前送武器弹药，筹备给养，作进攻作战的准备。 6月17日，叛军近万人由蒿不都喀勒五苏山分三路窜犯：一路由乌梁海大道进攻布尔根河，一路由包墩庆（察罕通古北约三站地），一路由五云集（察罕通古东约一站地）夹攻察罕通古。当时河水暴涨，叛军先头部队被阻于包墩庆。杨增新立即调元湖炮队赶赴察罕通古支援。7月4日夜，叛军四五千人在俄军协助下，向察罕通古发起进攻。张键率部依托工事抵抗，5日拂晓发起反击，毙敌二百余人，将敌击退。这时，丹必占灿正率叛军三千人由乌梁海向布尔根河开进，并拟分兵绕道切断杨军后路。杨增新为了缩短战线，决定将驻布尔根河之马步两营撤至察罕通古，使该处兵力增至马步七营、炮队一连；同时，调马步七营分驻元湖、乌什克等处，加强察罕通古后方之防御。 7月11日晨，叛军马队三千余人再次从察罕通古正面发起进攻。张键率部反击，敌败窜山中。另路叛军七八百人，绕至察罕通古南面山中，向守军第四营发炮轰击。张键急派备补营长马得贵、团副杨庆明率队前往支援。经四小时激战，将敌击退，营长马得贵不幸阵亡。是役，先后击毙叛军三百余名、战马五百余匹。 外蒙叛军连遭失败，锐气大挫。不久，其统兵官“照会”政府军，提出两军“各辑地界”，并约“趁机退兵”2。杨增新亦列举不利于继续作战的各种“理由”，密陈北京政府，主张妥协停战。因此，丧失了乘胜反击的时机。 9月间，沙俄侵略者乘伊犁援军回防之机，以中国士兵刺伤俄领事为借口，出动俄军一混成旅（约千余人），侵入阿尔泰首府承化寺（今新疆阿勒泰）一带，又派俄兵数百人，侵占了布尔根河。同时，威胁利诱阿尔泰办事长官帕勒塔背叛祖国，宣布“独立”。10月初，帕勒塔盗用“阿尔泰办事长官”的名义，与沙俄驻阿尔泰领事签订了所谓《临时条约》；12月，又签订了《中俄军队停战条约》，允许俄军和外蒙叛军驻扎阿尔泰区东部，规定新疆援军撤出察罕通古。消息传开，全国舆论哗然，纷纷向北京政府提出质问。北京政府不得不下令将叛国分子帕勒塔撤职，并宣布由帕勒塔与沙俄非法签订的“条约”一概无效。经多次交涉，直至1915年3月，才确定外蒙叛军退出阿尔泰地区，新疆援兵从察罕通古退驻元湖，沙俄撤走部分侵略军，但仍有两连骑兵留驻该地。 第二节 沙俄策动呼伦贝尔独立和乌泰叛乱 一、呼伦贝尔“独立”与胪滨之战 沙俄一手导演外蒙“独立”之后，即唆使哲布尊丹巴以“蒙古君主”的名义打电报和写信给黑龙江呼伦贝尔地区的王公，煽动他们率众叛乱，脱离中国。1912年初，沙俄驻呼伦贝尔领事乌萨蒂操纵和指使额鲁特旗总管胜福、陈巴尔虎旗总管车和扎、索伦旗总管成德等人，调集附近各旗蒙兵一千人，以“大清帝国义军”的名义发动叛乱。1月15日，叛乱武装在俄军暗助下，进入呼伦（今内蒙海拉尔市）城内，占领官署，逼迫政府官员交出行政权和撤出当地驻军。当时，呼伦道台准备率兵反击，沙俄领事公然威胁说：“双方交战，炮弹若落入站界，即行调兵干涉”3。道台害怕引起中俄争端，被迫退出衙署，并电告黑龙江巡抚“速派兵剿办”。胜福等占领呼伦后，立即宣告“独立”，并成立了伪“自治政府”。哲布尊丹巴授胜福以“参赞大臣”头衔，作为伪“大蒙古国”驻呼伦的“总督”。 北京政府得知上述情况后，立即派人劝说胜福取消“独立”，同时电令黑龙江巡抚“派兵弹压”。沙俄驻齐齐哈尔领事照会黑龙江巡抚，声称：对于呼伦贝尔事件，依照俄国政府的训令，如果中国政府与蒙古兵开战，俄国将守中立，但不许在东清铁路开战，不许用火车运送中国军队。显然，沙俄竭力阻挠政府军的行动。 1月下旬，黑龙江巡抚多次派人劝说胜福取消“独立”。因沙俄从中阻挠，胜福不但不听劝说，反而继续发动武装进攻。2月2日晨，叛军四百人和化装成叛军的沙俄侵略军约一个营向胪滨城（今内蒙满洲里）发动进攻。守卫胪滨城的巡防兵一个营立即还击，毙沙俄西伯利亚第十五号联队军官劳喀普林斯基及俄兵四名、叛军二十名，伤敌多名，缴获沙俄军用地图十幅。 2月4日黎明，沙俄“马步兵二千余名，大炮六尊，并残败蒙兵二百余名”1，将胪滨府衙包围。上午11时，沙俄官员进入府衙进行威胁，“限12点钟交槍马，否则开炮轰击”2。北京政府害怕中俄冲突进一步扩大，遂命胪滨等地的驻军撤走。沙俄的侵略罪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谴责。 1915年11月6日，在沙俄的胁迫下，北京政府与沙俄签订了《中俄关于呼伦贝尔之协定》。该《协定》虽然承认呼伦贝尔为直属中央政府的“特别区域”，但仍由沙俄扶植的胜福叛国集团的武装所控制，政府军队非经俄国准许，不得进入该地区。《协定》还规定除关税和盐税归中央政府征收外，其它一切税收和各业收入，均作为地方经费；北京政府承认沙俄与胜福集团订立的各种“合同”。这样，实际上使沙俄对呼伦贝尔地区的控制合法化。1 二、乌泰叛乱与洮南、镇东之战 沙俄和外蒙叛国集团侵占了呼伦贝尔地区后，又指使早被它收买的内蒙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即札萨克图旗治，今内蒙乌兰浩特东南）郡王乌泰发动叛乱。 1912年4月，乌泰拟联合哲盟十旗发动叛乱，因缺乏武器，遂派协理台吉诺庆额（即色楞旺保）和葛根庙的锡勒图喇嘛等为“特使”，赴库伦求援。哲布尊丹巴答应“兵力武器，尽力援助”，并任命乌泰为“进攻中华民国的第一路总司令”1。乌泰与外蒙傀儡集团私通的情况，被洮南（今吉林洮安）知府孙葆瑨侦知，报告了奉天都督赵尔巽。赵令孙严加查防。孙葆瑨要私赴库伦的“特使”到府谈话。乌泰认为“事已泄露，无法掩盖”，“与其受制于人，莫如先发制人”1，遂与科尔沁右翼后旗镇国公拉喜敏珠尔约定，由两旗首先发动叛乱。8月上旬，乌泰发布了征兵及编组叛乱武装的布告，令所有军队在洮儿河东岸集结待命，并发布了所谓“东蒙古独立宣言”。乌泰认为洮南、镇东（今吉林镇赉）位居要冲，夺占两地后，其它各县即可唾手而得。 乌泰计划分三路进兵：以锡勒图喇嘛为元帅，那孙德格吉勒胡为副元帅，硕代喇嘛图布新阿木尔为参谋，率四百人为中路，由乌泰王府出发，直取洮南；命葛根喇嘛为统领，协理巴图吉尔嘎拉为副统领，乌勒木吉为参谋，率五百人为左路，由葛根庙出发，进攻白城子；命嘎钦喇嘛为统领，孟和朝克图为副统领，布呼吉尔嘎朗为参谋，率三百人为右路，由嘎钦庙出发，进攻突泉，并夹攻洮南；命周福堂、陈辅廷为统领，招集民兵为预备队，并负责后勤补给。同时，催促其它各旗出兵接应。但各旗均抱观望态度，未敢马上附从。 8月中旬，乌泰叛军迅速逼近洮南。知府孙葆瑨急电赵尔巽告急求援。赵尔巽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在奉天（今辽宁沈陽市）成立军政筹备处，在昌图设立兵站部；命驻郑家屯（今内蒙双辽）巡防队后路统领第二骑兵旅旅长吴俊升为先锋，率八个营驰援洮南，都统金寿山部为后续部队；电请黑龙 江都督宋小濂派兵在嫩江西岸警戒，并进攻镇国公府；电请吉林都督陈昭常派兵进至伯都讷方向，监视沙俄的动向，并经安广夹攻札萨克图旗（乌泰王府）；命新民屯（今辽宁新民）的第二十师抽调步、骑、炮、工兵共二千人（携大炮九门），第二十四师调骑兵一个旅及右路巡防队四营，溯辽河北上，至郑家屯集结待命。 在各路援军尚未到达前，孙葆瑨鉴于形势紧张，兵力单薄，决定采取缓兵之计，先派人与叛军谈判议和。结果，被叛军拒绝。孙又用疑兵计，将仅有的二百名城防队扮作援军，夜出昼入。乌泰受骗，迟迟未敢进攻。但孙葆瑨恐日久被敌识破，遂率队弃城而走。 在乌泰部署向洮南进攻的同时，科尔沁右翼后旗镇国公拉喜敏珠尔纠集本旗五百余人，集结于镇东城东二十余里之包特敖瑞村，以商谈民族纠纷为名，邀请城防队军官李把总赴宴劝降。李不允，被扣留。8月20日，拉喜敏珠尔率叛军攻城。该县知事命哨官李家成率军警二百余人竭力抵抗。已通敌的蒙古族士兵乘机在城内放火策应，城防队不明真象，纷纷溃散，县知事及李家成遂率余部撤往白城子。镇东城被叛军攻陷。8月22日，李家成部乘夜发起反攻。叛军疏于戒备，慌忙弃城东窜，于是镇东失而复得。 8月28日，由带队官王伯龙率领的黑龙江省援军三百余人向镇国公府发起进攻。经一日激战，占领了镇国公府。叛军向西北方向溃退。拉喜敏珠尔非常沮丧，携家眷逃往札萨克图旗的葛根庙。 8月底，吴俊升部到达洮南，立即向乌泰叛军发起进攻。中路叛军节节败退，左右两路也闻风溃逃。最后，叛军大部撤至归流河北岸设防。此时，归流河北岸有乌泰叛军约五千人，南岸有吴俊升等所率之巡防队约七千人，双方形成对峙。9月12日，吴俊升决定在吉林、黑龙江两省军队协同下，向乌泰叛军发起进攻。在炮兵掩护下，吴部步骑兵强渡归流河，直下王爷庙（札萨克图旗西北十五公里）。乌泰见库伦援军不到，败局已定，遂率残部数十骑，携带家属仓皇外逃，经索伦山（今内蒙索伦）入呼伦贝尔境，后乘车经俄境到达库伦。拉喜敏珠尔也率家属及少数残兵外逃。 乌泰等北逃后，札鲁特左旗的协理台吉官布札普和郭尔罗斯左旗的台吉多尔济公，纠集乌泰余党和部分土匪共千余人发动叛乱，于11月10日攻陷开鲁。这些叛乱武装很快被政府军镇压。至此，乌泰残部全被肃清，沙俄和库伦叛国集团苦心策划的这次暴乱彻底失败。 第三节 政府军抗击外蒙叛军向内蒙的进犯 一、双方作战部署 沙俄煽动哲里木盟某些反动王公响应库伦“独立”的陰谋失败后，即唆使哲布尊丹巴集团出兵进攻内蒙古。外蒙叛军在向内蒙进攻之前，沙俄前驻华公使廓索维慈、伊尔库茨克军区哥萨克骑兵队长葛布利克大尉等，亲自参加了库伦王公大臣会议，出谋划策。会议确定分兵三路向内蒙进攻：一路由反动王公松木彦、内蒙叛匪头子巴布扎布、渠魁苏带领叛军和土匪七八千人，沿锡林郭勒盟东北部、昭乌达盟的林西一线向内蒙东南及东北部进犯；一路由原内蒙科尔沁左翼后旗叛国王公那逊阿尔毕吉呼、原呼伦贝尔叛国分子达木丁苏伦带领叛军四千余人，沿库张公路向内蒙中部进犯；另一路由土谢图汗部盟长察克都尔札布和内蒙叛国分子海山、锡勒图喇嘛、陶什陶胡、东西盟统帅班的达（即王德呢吗）等率领叛军数千人，进犯内蒙西部的中公旗（今内蒙乌拉特中后联合旗）、武川、四子王旗、陶林（今内蒙察哈尔右翼中旗）等地。各路叛军中均有沙俄军官充当军事顾问，进行指挥。 1912年底，叛军窜入内蒙，气焰极为嚣张，在很短时间内，先后侵占了昭乌达盟北部和多伦、张家口以北及陰山北麓广大地区。叛军所到之处，焚毁村落，抢掠寺庙集镇，残杀居民，农牧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内蒙各族人民不堪叛军的蹂躏，纷纷逃亡。内蒙驻军也频频告急。而当时的北京政府却认为“库兵虽有南犯之耗”，但“为数无多，防剿尚易”，只需“扼要防堵，以杜窜扰，毋庸派兵会剿”。1并把希望寄托在中俄谈判上。 沙俄指使叛军入侵和大肆騷扰内蒙的严重罪行，激起了我国各族人民的义愤。北京政府在国内舆论的谴责下，才命参谋部、陆军部统一指挥热河、察哈尔、山西、绥远等地的驻军进行反击。当时的兵力分布如下： 开鲁、赤峰、朝陽、承德、古北口至丰宁一带，驻有热河新军、毅军、第四师和第二十八师各一部，以及直隶、奉天、热河、古北口巡防队等，共二万一千四百人，乌珠穆沁、多伦、打马诺尔（今河北张北东三十五公里）一带，驻有第一师、第四师各一部以及淮军、毅军、察哈尔马队、禁卫军、宣化巡防队等共四千人；张家口、宣化、丰镇、陽高一带，驻有第一师一部、淮军、保卫军以及山西、宣化巡防队和巡警、绿营等，共九千一百人；陶林、归化（今内蒙呼和浩特市）、包头一带驻有第一师一部、山西巡防队、绥远陆军、禁卫军、绿营兵等，共五千四百余人。总计共有官兵三万九千九百余人，大炮五十四门，机关槍四十八挺。以后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又陆续增调大批援军。 二、内蒙中、西部的作战 1913年8月，王德呢吗等率叛军数千人进犯内蒙中、西部地区，滂江（今内蒙苏尼特右旗东二十五公里）、拜申图（今内蒙乌拉特中后联合旗东北三十公里）、大佘太诸要隘相继失陷，匪氛颇为猖獗。王德呢吗还遣军一部窜犯后套地区，胁迫各盟旗出兵，绕道围攻包头，于是“晋甘边境，騷然不靖”2。 绥远将军张绍曾任命驻大同、包头一线之晋军第一师旅长刘廷森为西路司令，旅长陈希义为东路司令（以上两路仍归该师师长孔庚指挥），驻归化之朱泮藻为中路司令，各率所部协同防御，相机进剿。以上总兵力约四千余人。 （一）粉碎叛军对后套的进攻 1913年5月下旬，内蒙西部地区的形势日益紧张。西路军已退到鄂尔多斯旗（今内蒙包头西南一带地区），包头等地相继告危。张绍曾立即派兵增援。 6月初，得到增援的西路军与叛军进行多次战斗，均获胜利，遂采取分进合击之策：赵守钰团从中路、谭涌发团从北面、宁双安团从南面，向大佘太等地发起进攻。6月9日，刘 廷森所率之赵守钰、宁双安两团，与叛军千余人于老爷庙遭遇，将该敌击退。次晨，叛军分三路来犯，刘廷森率部迎击，再败叛军，收复台梁（大佘太东南二十三公里）。此时，谭涌发部由北路袭占了二分子（今内蒙固陽西北三十公里），威胁叛军后路。13日，刘廷森令各团继续发动猛攻。叛军不支，纷纷逃窜。刘廷森率部乘胜收复大佘太和台梁南面的乌拉山。此时，宁夏镇守使马福祥率百人路过河套赴京，与王德呢吗叛军遭遇。马福祥所带兵力虽少，但能随机应变，以接洽“助战”为名，于7月2日智擒了匪首王德呢吗及其参谋官彭索胡鄂木加和统领韩福海等十人。该股叛军因无人统率，遂全部溃散。 （二）黑沙土庙、百灵庙之战 在西路军肃清窜犯后套叛军的同时，中路军亦开始反击。5月下旬，叛军二千余人盘踞百灵庙东南之黑沙土庙（今内蒙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东南三十五公里）一带，另有千余人据守百灵庙，并由库伦派后续部队继续南来，准备进攻归化。朱泮藻决定由新到援军第八十混成团团长徐廷荣率所部为右支队；二团团副堵雪笠率该团为左支队；另将所有马队编为一团，由团长特克慎指挥，为预备队。计划“先将黑沙土庙之匪歼灭，再进攻百灵庙”之敌。3 1913年7月7日，徐廷荣率右支队进攻黑沙土庙。叛军依托工事负隅顽抗。徐廷荣部先以大炮轰击，继由营长王庆麟率部猛冲。自下午2时一直战至5时半，叛军不支，向西北方向退却。8日晨，左右两支队分头向后厂汗■■（黑沙土庙南三十八公里）前进。上午11时，与叛军一千二百余人接战。两个支队和骑兵团互相协同，奋勇冲击。直至下午3时，叛军仍拚命顽抗，不稍退缩。朱泮藻令炮兵与机槍连变换阵地，以火力侧击敌人两翼，敌始披靡，向百灵庙逃窜。朱部随即进驻后厂汗■■。 黑沙土庙之战获胜后，朱泮藻部用一天时间进行了进攻百灵庙的战前准备。7月10日晨，各部由后厂汗■■轻装出发，10时抵达百灵庙南面一带高地，并立即发起攻击。此时，百灵庙已集聚叛军五千余人，并筑有防御工事。战至下午1时，朱部攻击未能奏效，而部队已甚疲劳，又值天雨，无法露宿。朱泮藻电请暂返后厂汗■■，“候令行止”。张绍曾接电后，除令朱泮藻部继续进攻外，又令乌兰花（今内蒙四子王旗）一带部队向西北相机剿堵。朱泮藻接电，立即率队冒敌猛烈炮火奋勇直前，终于突破了敌人的阵地。下午4时许，叛军从百灵庙溃走。此次战斗，共毙敌四百余名，缴获大量弹药和军用物资，给叛军以沉重打击。 （三）西苏尼特和滂江争夺战 1913年5月间，察哈尔军队在滂江、西苏尼特（今内蒙温都尔庙）作战失利。察哈尔都统、陆军第一师师长何宗莲派支队司令李奎元率步骑兵各两营，炮兵、机关槍兵各一连，开赴前线，加强防御。李奎元探知西苏尼特王府有叛军数百名，于5月16日下午率军往剿。17日，进至西苏尼特王府以南，与叛军遭遇，毙敌数十人。李奎元又派骑兵从侧翼抄袭叛军后路，自带各营连从正面进攻。当进至距敌三百米处，忽然狂风大作，尘沙迷目，进攻受挫。李奎元和骑兵团一营营长均受重伤，军心因之动摇，“全军哗溃”1。战后，何宗莲命什巴台（今河北张北东十公里）独立骑兵团曹团长暂代支队司令，率步兵三营、骑兵一营又四个连，于镶黄旗、大马群山（今河北张家口东北）、马王庙（今内蒙化德西南二十公里）、太仆寺、察罕霍罗（今内蒙化德东南三十五公里）一线进行防御。5月22日，驻守陶林以北的绥远东路司令陈希义派刘虎臣团往攻西苏尼特，中途与敌遭遇，因弹粮不济，又退回四道沟（今内蒙四子王旗东七十五公里）防御。张绍曾为了防止该敌与西路叛军会合，便调中路之孟效曾旅进攻西苏尼特、滂江等地。参谋部、陆军部增调二十师混成团赶赴陽高，加强后方防御；6月间，又任命卢永祥为察防前敌总司令，率混成第五旅出张家口，负责剿办事宜。此时，东、西苏尼特王公均已降附库伦叛国集团，盘踞在西苏尼特王府一带的库伦叛军已增至二千余人，另在镶黄旗驻有叛军千余人，彼此互相策应，气焰甚为嚣张。随后，正白旗、镶白旗王公亦相继降附，形势十分严重。6月17日，孟效曾率部由陶林出发，进攻西苏尼特王府，同时要求驻马王庙之卢永祥部进攻孤山庙之敌，以为声援。6月23日，孟效曾旅攻克西苏尼特王府，继克滂江。但由于卢永祥部配合不力，致使孟旅孤军深入，陷于困境。 滂江、西苏尼特王府距陶林兵站四五百里，驻孤山之敌多次截击孟旅之运输车队，使该旅的供应异常困难。7月初，陶林兵站再次向孟军运送粮弹，中途又遭叛军截击，被迫退回陶林。孟旅因后路断绝，“马匹已倒毙三分之一，人多病，粮已告罄，子弹因连次受敌夜袭，所余无几”2。张绍曾一面令东路派兵护送粮弹，一面令孟旅打通粮道。陆军部也急电卢永祥迅速派兵赴援，并令孟效曾“相机进止，如不能久待，即移扎就粮，免生溃变”1。卢部为敌所阻，一时不能往援，孟旅被迫于7月中旬撤至乌兰花北面的四子王府一带。于是，滂江、西苏尼特王府得而复失。 9月间，卢永祥部在古鲁巴诺尔（镶黄旗东北三十二公里）与叛军交战，又遭失败，官兵伤亡较多，遂由马王庙退守托罗盖（今河北公会）。镶黄旗、马王庙、大马群均为叛军占领。袁世凯将卢永祥“褫去中将（衔），责令戴罪立功”。时奎苏（今多伦西北约六十公里）方向之叛军鉴于多伦守军兵力较强，便往西南方向窜犯。张家口“附近要塞，已无得力兵队防守，危险情形日甚一日”1。直至10月间，高在田骑兵团冒雪力战，将新苏木庙（今多伦西北约三十公里）之敌剿平后，才制止了叛军的进攻，使内蒙中部的形势稍有好转。 三、内蒙东南部的作战 内蒙东南部之林西、经棚（今内蒙克什克腾旗）、多伦一线，是库伦叛军进攻的重点。1913年4、5月间，在游格吉庙（今蒙古额尔德尼察干附近）、达里岗厓（今蒙古达里甘嘎地区）之叛军数千人，经贝子庙（今内蒙阿巴哈纳尔旗）等处南下，窜至大王庙（今内蒙克什克腾旗西六十公里）、什巴尔台、米思庙（两地在内蒙林西北约五六十公里）、浩勒图庙（今内蒙西乌珠穆沁旗南三十公里）、黄瓜梁（今内蒙克什克腾旗北三十公里）等地。政府军迎战连连失利，林西、经棚、多伦前线形势紧张。为了制止叛军的进攻，北京政府先后从各地调集大批援军。5月上旬，于有富混成旅、陈文运骑兵旅从张家口赴援多伦。察哈尔副都统兼多伦镇守使傅良佐令陈旅骑二团留守多伦，骑一团赴援经棚，于有富旅驻守大王庙。此时，热河剿匪总司令、毅军统领米振标率所部一千四百余人及热河北路巡防马队两营、步兵一团，亦已进抵林西附近之刘家营子及什巴尔台一带。双方随即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一）收复他他庙、浩勒图庙 1913年6月初，米振标、傅良佐商定了反击作战的计划：米振标从什巴尔台向他他庙、乌泊罗河（两地均在什巴尔台西）进攻，为了防敌南窜，令淮军统领乔建才率骑兵五百人从经棚向北堵截；傅良佐率部专攻黄瓜梁之敌。 6月14日，傅良佐率骑兵一团攻占黄瓜梁，不久又退防经棚。与此同时，米振标与热河北路巡防队统领张玉春、第一团团长奎文率马步炮兵三千余人，于6月26日攻占他他庙后，继续向喇嘛罕庙、浩勒图庙一带进剿。喇嘛罕庙有叛军一千五百人防守，共分三股：一股在山前正面，一股占据右翼山顶，一股在左翼。6月27日，米振标留步兵一营保护辎重，亲率步马炮兵猛攻正面之敌，迅速攻占了山头，遂用炮火轰击敌之左翼，同时派骑兵一队从右翼迂回敌后。经九小时激战，连占山头十余处，毙俘敌四十余人。叛军退向王子庙。28日，米部再克王子庙，击溃叛军二千余人。因该庙无险可守，于30日撤回米思庙。7月2日拂晓，叛军四千余人突至，分三路向米部进攻，所有险要之处均被占领。米振标立即指挥部队反击。叛军依山据险，拚死抵抗。下午1时，米部步队与叛军展开白刃格斗，骑兵从旁包抄，间用火炮轰击，连夺山险十余处，击毙叛军头目四名、士兵二百余名。叛军不支，向东北浩勒图庙败退。米部以炮火实施火力追击，又毙敌数十人。之后，米振标鉴于敌众己寡，决定回防什巴尔台。乔建才亦率部返回经棚。 （二）克里更、大王庙失守，多伦告急 7月10日，叛军进至大王庙外围据点克里更。该地驻有于有富混成旅沈广聚团所属三百一十余人。11日晨，叛军二千人发起猛攻。经一日激战，未分胜负。次日，沈广聚率骑兵两连、步兵一营增援，抵达克里更后，立即抢占山头，与敌展开激战，将敌击退。沈乘胜率部追击，结果误入敌围，伤亡甚众。后被迫突围，退守大王庙，叛军乘势侵占克里更。 7月13日上午，匪首苏木亚公爷等率叛军进攻大王庙，守军于有富混成旅张凤鸣团步队怯战，一触即溃，牵动全军，大王庙遂即失守。于旅伤亡四百余人，损失步槍四百余支、火炮一门、机关槍二挺、子弹十余万发，余部退到经棚休整。 8月2日，盘踞于大王庙之叛军三四千人，分窜五花城、罗陀庙、蓝旗（今内蒙那日图）等地，准备向多伦进攻。 大王庙失守不久，王怀庆接替傅良佐为多伦镇守使。8月25日，王怀庆侦知叛军千余人在蓝旗等处集结，遂以淮军和练军步骑炮各队千余人编为混成支队，由淮军纵队司令李际春指挥，陈文运骑兵第一旅一团（携机关槍四挺）为另一支队，由陈文运指挥，于27日出发，分路进攻蓝旗。 8月底9月初，李、陈两支队先后在力不胡图格、哈噶蹋拉、奎苏等地与叛军激战，共毙伤敌千余人、马百余匹。叛军虽然受到重创，但仍愈聚愈多。此时，多伦城防空虚，恐为敌所乘，李际春、陈文运遂率部返回多伦。为了加强多伦的防御，陈文运、李际春等要求将驻防经棚的淮军撤回多伦，经棚则由毅军接防，并请卢永祥、米振标派部队向蓝旗、白旗、大王庙、克里更进攻，使敌首尾不能相顾，以减轻叛军对多伦的压力。9月12日开始，叛军分四路昼夜不停地向多伦进攻。王怀庆等率部固守，以待援兵。 （三）林西被围，经棚失陷 在多伦前线激战的同时，林西方面的战斗也日趋紧张。 9月初，叛军千余人在巴林王府一带集结，企图进袭大板（今内蒙巴林右旗）。土城子（林西南六十公里）一带亦时有叛军出没。热河会办陈光远令文管带率所部前往迎击大板之敌，并命驻乌丹城（今内蒙翁牛特旗）之骑兵营李管带所部及步队一营分扎巴林桥、土城子等处，以为前方之援应。当时，奎文团步马炮一千五百余人防守五十家子（今内蒙新林镇东北二十五公里）、白塔子（今内蒙新林镇东北四十五公里）等处。9月10日晨，热河剿匪司令米振标又派毅军统领常德盛等率骑兵两营、李管带率步兵一营（携炮两门），从什巴尔台驰援五十家子等地，并将调往经棚之骑兵部队调回，作为预备队。是日，常德盛率领骑兵占领了乌泥江左岭，步兵营占领了珠尔沁庙，叛军退向五十家子。11日，常德盛率队攻占了五十家子东十里之太白庙后，乘胜追击，在石门沟（距太白庙十余里）突遭叛军两千人围攻，部队遭到很大伤亡。常指挥骑兵奋力冲杀，始将敌击退。随后，退守珠尔沁庙。 9月14日上午9时，坝后叛军分四路进窥林西。另一支叛军由巴林桥南渡舍力摩河（即西拉木伦河），窜入乌丹附近，劫夺军需，騷扰后路。接着，什巴尔台、汤上（今内蒙热水汤）、刘家营子、大桥上、珠尔沁庙的守军均遭到叛军的围攻。当时，“多伦吃紧，经棚空防，林西方向岌岌可危”1，乌丹、赤峰、围场皆受威胁。护理热河都统舒和均急派参谋兼第二团团长杨裕三率所部三连（携机槍二挺），于9月16日开赴赤峰、围场，以加强后路之防守；并要求北京政府速派重兵援剿，并催促新任热河都统、毅军军统姜桂题迅速到任，“专固热河，徐图援多”1。 9月17日，米振标部将围攻林西之叛军击退。18日拂晓，叛军又分十余股向林西猛扑。米振标令部队抢占山险，分头抵抗，经两昼夜激战，给敌以重大杀伤，再次将敌击退。米振标恐叛军绝其坝外守军退路，遂将坝外部队撤回林西。 在叛军围攻林西的同时，另股叛军趁经棚驻军回防多伦、米部尚未接防之隙，侵占了经棚，并攻占了五十家子等地。于是，林西形势更加危急。 四、击退窜犯内蒙的叛军 自1913年9月以来，叛军集中主力，围困林西，猛攻多伦。北京政府也不断增调援军，力图摆脱被动局面。当时，在多伦方向，先后集中有淮军和于有富混成旅、陈文运骑兵第一旅和练军等部队共约七八千人；在林西方向，计有毅军步队九大营，骑兵和炮队各一营，新收土匪马队四大营，另有热河混成旅奎文团等，共约万余人，分别驻于什巴尔台、刘家营子、林西、汤上等地。为了粉碎叛军对多伦、林西的重点进攻，北京政府参谋部、陆军部于9月底10月初又令河南第八师师长王汝贤率第十六混成旅及归其节制的七十九混成团，经张家口赴援多伦；奉军骑兵第二旅旅长兼洮辽镇守使吴俊升率所部及巡防队步马六营径赴林西。为了保障翼侧的安全，参陆两部还电吉林护军使孟恩远从吉林抽调三千人，协同吴俊升留下的巡防队马步九营，加强洮辽方向的防御；并令归绥方向之驻军积极配合作战。 （一）林西解围和收复经棚、大王庙 1913年10月初，叛军围攻林西日急。10月1日，常德盛所部在北大营子（今内蒙林西东北十公里）与叛军激战竟日。2日，叛军千余人三面围攻刘家营子，毅军以步骑炮五六营之众全力抵抗，将敌击退。林西三面被围，毅军坚守孤城，“兵力已疲，子弹将尽，危险万状”2。 10月12日，吴俊升旅团长石得山率骑兵第四团由辽源经开鲁、乌丹驰援林西。姜桂题亦督师出关，于17日抵朝陽。姜以巡防队五个营留驻朝陽，亲率五个营赴赤峰，另以五个营驰援林西。10月21日，驻守刘家营子的毅军向叛军反击获胜。22日，米振标令毅军步队和石得山骑兵团进攻珠尔沁庙，中途与敌军接仗，连战皆捷。叛军焚巴林王府西遁，林西之围遂解。姜桂题令米振标采取稳步前进的方针，先迅速肃清林西周围百余里内之残敌，解除后顾之忧，再规复经棚。 10月29日凌晨4时，石得山团与毅军会攻经棚。经棚驻有叛军三千余人，环城修筑了围墙、堡垒，工事比较坚固。石团从左翼进攻，连夺外围哨卡十四处，并于经棚后山击毙叛军统领三吉迷吐、五喇嘛等大量官兵，攻入经棚街东关帝庙。上午11时，毅军从中路攻入，两军联合奋战，于下午5时收复经棚。叛军向西逃窜。 吴俊升与帮统陈锡武、骑兵三团团长诺门巴图率队经黄花庙（今内蒙巴林右旗东五十公里）、大板等地，粉碎了叛军的阻击，于11月9日驰抵林西。11日，吴俊升率军赴经棚，与米振标研究具体作战计划，决定分三路实施进攻：左路以诺门巴图、石得山率骑兵三、四两团，经毛盖他拉、白土井子向大王庙进攻；右路以奉军巡防队帮统陈锡武、毅军营务处张殿如各率所部，经太子府等处向大王庙进攻；中路由吴俊升、米振标统率，取道水头前进。 11月18日，吴俊升、米振标率奉、毅两军进抵水头，侦知叛军二千余人在驼罗庙、沙坑一带据险设卡，准备顽抗。吴俊升、米振标当即令诺门巴图、石得山率骑兵三、四两团由左路迂回沙坑东、南两面，陈锡武、张殿如等各率所部由右路驰赴驼罗庙北面，切断叛军后路；吴俊升、米振标率本部从正面进攻。当中路行至沙坑附近时，忽然尘沙四起，蔽不见人，叛军又突然以密集火力射击。吴、米指挥部队发起猛攻，叛军后退。中路军乘胜前进，接近沙坑时，叛军援军亦已赶到。这时，诺门巴图、石得山所部已迂回到沙坑西面，占领了南山阵地。但叛军仍拚死顽抗。吴、米激励士兵，指挥步骑炮各营密切协同，分割包围叛军，迫使其退守后山。下午5时左右，陈锡武、张殿如所部从北面迂回袭击叛军后路。在左中右三路奋力夹击下，叛军由沙坑、驼罗庙退向大王庙。 攻克沙坑、驼罗庙后，吴俊升和米振标率部于当晚12时分三路向大王庙进攻。大王庙“前临鱼泽，后枕崇山，附近百余里中，沙深没膝，随高下俱成坑堑”1，先有大股叛军盘踞，又有驼罗庙等处残军麇集，共约三千人。叛军在南面沙堤中层层设卡，东据莽牛泡子沿岸高山，扼险防守。吴俊升和米振标将中路步炮各队分成两路，攻击敌东、西两侧；另以一部兵力居中直进，连破敌卡六处，复仰攻山上之敌；诺门巴图、石得山率左路部队从左翼猛攻西南沙梁一带之敌。叛军乘西北风正猛，纵火烧草，企图阻止中路军的进攻。吴俊升和米振标亲率部队冒火冲锋。叛军退守庙前断墙破堡，继续顽抗。中路军集中炮火连续轰击，庙宇中弹起火。叛军无法存身，败退后山。与此同时，南北两股叛军亦被左右两路军击退。奉、毅两军乘势分三路追击，毙敌五六百名，俘敌三十余名，夺获大批军用物资。至下午4时，攻克大王庙。 战后，米振标率部回防林西，吴俊升率部返回经棚。盘踞黄瓜梁之叛军得知大王庙失守，遂“闻风远飏”。不久，政府军将巴林王府、什巴尔台、五十家子、经棚、驼罗庙、大王庙等处的残余叛军先后剿平。 （二）昭苏乃木城和奎苏之战 在奉、毅两军反攻经棚、大王庙时，多伦方向的政府军亦展开了反攻作战。 第八师师长王汝贤所率之第十六混成旅及二十师第七十九混成团，自10月初受命北上后，因赶制皮袄皮裤，迟至30日才全部到达多伦。王汝贤与多伦镇守使王怀庆等研究了对昭苏乃木城（多伦西北三十公里）、奎苏、黑风庙（多伦北三十公里）之敌的进攻方略。其部署是：以淮军步马炮各营二千七百余人为一纵队，由李际春指挥；以第八师步兵四营和山炮、陆炮、机关槍各一连共二千五百余人为一纵队，由第十六混成旅旅长何锋钰指挥；以陈文运骑兵第一旅八百余人为总预备队；为了保障多伦之安全和后方粮道之畅通，以第八师步兵三营、炮兵两连、机关槍一连、马队两连及淮军新兵五百名、骑兵二百名防守多伦；另以第八师步兵两营，分驻后方要道闪电河（今河北沽源东北十公里）与大梁底（多伦西南六十公里）；淮军马队三营往来巡逻，负责联络。李、何两纵队及陈旅于11月2日同时出发，依次向昭苏乃木城、奎苏、黑风庙发起进攻。 11月3日，何锋钰、李际春两纵队自带柴水，履冰踏雪，合力进攻昭苏乃木城，击毙叛军指挥官那木斯赖巴图鲁及其所率官兵数百名。叛军二千余人退守奎苏。11月6日晨，何锋钰纵队由乌苏台沟（多伦西北四十公里）出发，向奎苏及札克苏台（多伦西北五十公里）方向进攻。11时，在奎苏南端与敌接触。叛军集中札克苏台、黑风庙的驻军以及从经棚、昭苏乃木城撤退的部队共七千余人，防守奎苏。奎苏三面环山，地势十分险要。何锋钰率步兵三十二团附陆炮、山炮各一连为主攻部队，以步兵两营、机关槍一连为预备队，进攻中央山顶阵地；李际春率淮军步兵支队附山炮队进攻右翼山顶；团长张建功率第七十九团附山炮队进攻左翼山顶；陈文运率骑兵旅负责后方掩护，防敌迂回；高青云率骑兵百余人，迂回叛军之右翼。进攻开始后，叛军以猛烈火力进行拦阻。政府军以炮火进行压制，掩护各营团进攻。至下午5时，叛军不支，纷纷向西北方向逃窜。此次战斗，共毙伤叛军官兵二千余名，俘虏百余名，毙敌马六七百匹，夺获敌马九十余匹、牛车二百余辆。 正当奎苏前线激战之际，叛军二千余人突然袭击政府军的后方。骑兵第一旅苑尚品、郑后彦两团协同何锋钰所派预备队步兵一营，奋勇迎战，将敌击溃。 奎苏之战后，叛军大将军忙乃巴图率残部向蓝旗一带窜逸，乌拉玛等率残部退回黑风庙。11月15日，王汝贤、王怀庆命第八师步兵团长朱文藻率步兵两营、炮兵和机关槍各一连，淮军骑兵统带甄文龄率骑兵六百名、山炮一队，于21日出发，进攻黑风庙。届时，黑风庙叛军闻风向西北逃窜。王汝贤立即将步炮改作后梯队，交朱文藻带领，将多伦所有骑兵统一编为前梯队，由甄文龄率领，星夜追击，截住敌辎重队，夺获牛马羊三百余头、槍支弹药一部。至此，昭苏乃木、奎苏之战遂告结束，多伦附近的叛军全部被肃清。 叛军为了策应经棚、多伦方向的作战，曾向内蒙中、西部的托罗盖、石拉干（大佘太北十五公里）、大佘太等地发起进攻，在百灵庙一带再次发生了激战。结果，均被当地守军击退。从此，内蒙各地的政府军改变了被动不利的态势，由防御转入了进攻。1913年底，外蒙叛军陆续向库伦败退，沙俄妄图控制整个蒙古地区的图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第四节 《恰克图协约》的签订和击退巴布扎布匪军对内蒙的窜扰 一、《恰克图协约》的签订 在沙俄政府的压力和日、法、英、德等国的“调停”下，中俄两国从1912年11月起开始就蒙古问题举行谈判。由于沙俄政府态度蛮横，提出种种无理要求，谈判曾一度中断。1913年9月，在北京重开谈判，于11月5日签订了《中俄声明文件》。在《声明》中，袁世凯卖国政府承认外蒙古“自治”，声明不干涉外蒙“内政”，不在外蒙驻军、移民和派置文武官员。在中俄互换的照会中，还规定以后“凡关于外蒙古的政治、土地交涉事宜，中国允许和俄国政府协商，外蒙古亦得参与其事”，实际上承认了沙俄对外蒙古的控制。俄国则承认了中国对外蒙古有名无实的宗主权。 根据《中俄声明》，于1914年9月8日在恰克图举行了中俄蒙谈判。在会议上，俄国代表名为“调停”，实则对中国北京政府代表进行刁难要挟。经过九个多月的谈判，于1915年6月签订了《中俄蒙协约》（亦称《恰克图协约》）。该协约实际上是《中俄声明文件》的进一步具体化，规定了中国在外蒙古行使宗主权的一些表面性条款，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哲布尊丹巴取消“大皇帝”称号及“共戴”年号，由中华民国大总统册封，采用民国年历。北京政府则承认沙俄在外蒙古取得的各种特权，事实上承认了沙俄对外蒙古的殖民统治。 沙俄在策动外蒙古“独立”的同时，还派军队开入外蒙古西北部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强行霸占了我国十七万平方公里的领土。1915年恰克图会议时，北京政府代表提出了唐努乌梁海问题，沙俄代表竟拒绝讨论。沙俄侵占我国唐努乌梁海地区，历届中国政府均未予承认，亦从未声明放弃对这一地区的主权。 二、击退巴布扎布匪军对内蒙的窜扰 在《中俄蒙协约》签订后，沙俄侵吞内蒙古的野心仍然不死，不断指使外蒙叛军进行武装騷扰。沙俄政府利用中国北京政府与它互换照会时所发表的对于叛逃外蒙参与库伦“独立”的内蒙人员，允许他们返回内蒙原籍，不予治罪的声明，于1915年冬派遣巴布扎布2率领叛匪数千人，以返旗名义窜入内蒙，大肆騷扰抢掠。当北京政府令其解散匪众，停止騷扰时，巴布扎布竟进行武力抗拒。北京政府遂令多伦、林西一带驻军进行围剿。在政府军的沉重打击下，巴布扎布于同年11月中旬率匪众逃到外蒙境内的游格吉庙。多伦镇守使萧良臣率部跟踪追击，于11月16日进占堪布庙（距游格吉庙百余公里），侦知巴布扎布准备进行反击。当时，萧良臣所率兵力仅及巴布扎布匪军的三分之一，若向后路调兵，相距千里，缓不济急，若采取守势，又将被动挨打。萧良臣考虑到与其“坐以待困，莫若先发制人”，遂一面发电请示上级，一面行文驰送巴布扎布，“以缓其攻我之心”。1同时，激励将士积极进行袭击巴匪的准备。萧良臣在得到上级允许后，于11月20日夜，冒风踏雪，率部由山间小道兼程前进。萧部昼匿沙窝涧谷，日落继进，越过匪卡堡垒，于22日黎明出敌不意地直捣匪巢游格吉庙。巴匪于睡梦之中突遭袭击，惊惶失措。萧部“奋勇直前，势如潮涌”，当场毙匪千余名。上午11时，巴匪向东北逃窜。萧良臣下令分头追击，又生擒七百余名，夺获大炮一门、机槍一挺、步马槍千余支，其它物资无算。 沙俄惟恐巴匪残部被全部消灭，便指使外蒙“自治”政府“总理”赛音诺颜汗及“外长”辅国公车林多尔济，到北京政府驻库伦的都护使公署进行交涉，要求政府军退出外蒙古。这种无理要求，当即遭到都护使的驳斥。事后，外蒙“自治”政府派出蒙兵一千名赴游格吉庙，另一千名赴乌得、巴尔虎东北各处，名为防堵巴匪，实为防堵政府军。11月28日，沙俄驻库伦总领事米勒尔又亲自出马，与中国驻库伦都护使进行交涉，胡说中国政府军进入外蒙违反了《中俄蒙协约》，狂妄声称“外蒙为中国领土，不过是条约上之名词，内外蒙本有界限，自不应随意侵越”2。米勒尔还以沙俄政府的名义，无理要求中国政府军退出外蒙古。库伦都护使当即给予批驳，并揭露沙俄支持巴匪的种种事实。沙俄领事无言对答，狼狈而返。后来，北京政府在沙俄压力下，下令政府军停止追剿。巴布扎布率残匪逃到外蒙与呼伦贝尔交界的喀尔喀河一带，受到沙俄侵略者的直接庇护。以后，巴布扎布又投靠日本，充当俄、日帝国主义的双重侵略工具。1916年10月，在其窜犯林西时，被政府军击毙，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的统治，外蒙傀儡集团失去了靠山。在这种形势下，外蒙古“自治”政府的王公大臣，于1919年11月联合上书民国政府，“情愿取消自治”，宣布与沙俄所订的条约、协定“概无效力”。1920年1月，呼伦贝尔副都统胜福亦要求撤销“特别区域”，废除与沙俄政府订立的“协定”与各种“合同”。沙俄妄图侵占我国蒙古地区的陰谋终以失败而告终。 第五节 反对沙俄侵蒙战争的经验教训 反对沙俄侵略蒙古的战争，不仅对于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且在政治、军事上也提供了一些经验教训。 一、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必须进行针锋 相对的斗争 沙俄选择中国辛亥革命前后国内政局动乱之际，策动外蒙“独立”，并唆使外蒙叛军向内蒙大举进犯，这对于我国反对沙俄的侵略扩张活动，确实带来一定的困难。但是，中国仍然具有不少有利的条件。首先，库伦集团的卖国投敌活动，不仅遭到广大蒙古人民和许多爱国王公、喇嘛的反对，而且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因而反击沙俄侵略，乃是民心所向。其次，当时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俄国的主要力量用于对欧洲的争夺，其国内的阶级矛盾也日趋激化，沙皇的反动统治已面临崩溃的边缘。尽避沙俄的侵略野心很大，但也有不少困难。俄国外交大臣沙佐诺夫曾直言不讳地供认：“今亟欲并吞蒙古，其势有所不能”1。因此，如果中国政府能在外交上军事上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是可以挫败沙俄帝国主义对蒙古的侵略扩张活动的。无奈，当时的北京政府完全承袭了清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在沙俄的威胁面前，不惜牺牲国家民族的利益，步步退让妥协，结果反而助长了敌人的气焰，使沙俄策动的“独立”和暴乱接连得逞，未费多大气力即占领了外蒙及内蒙的广大地区。 政治上退让妥协，军事上必然消极防御。当新疆大量出兵阿尔泰，准备收复科布多之际，北京政府竟电令部队实行消极防御的方针，从而失去了攻歼敌人和收复失地的时机。当沙俄参与并指挥外蒙叛军大举进犯内蒙时，我国在内蒙前线的兵力，就其数量与质量来说，都占有一定的优势。但是，由于分兵把口，消极防堵，结果很快丢失了大片土地。后来，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北京政府调动军队进行反击。结果，非但没有引起中俄之间的大规模战争，而且仅经半年多的时间，即打退了叛军的进攻。可是，在军事反击胜利之后，袁世凯为了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实现其独裁专制统治，不但不敢继续用武力收复外蒙，反而很快与沙俄签订了《中俄声明》和《中俄蒙协约》，使外蒙的权益几乎全被沙俄攫龋如果不是俄国的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政府，外蒙早已成为沙俄的殖民地。这些事实再一次表明，国家不能坚持独立自主的政策，便难于在外交和军事上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也就难于捍卫领土主权的完整。 二、必须十分注意加强边疆地区的建设 由于清政府日益腐败，长期忽视对边疆地区的开发经营，致使经济、文化、交通处于落后状态。这不仅影响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也给国防的巩固带来严重的影响。由于物资贫乏，补给困难，中央政府在边疆地区的驻军很少，因而一旦有事，便难以应付。外蒙与内地横隔沙漠戈壁，交通极为不便。在沙俄不断侵略我国边境的情况下，清政府曾有关于加强边疆建设的议论，并有修筑张库铁路的建议，但又认为张库铁路收益不大，因而改建了京绥铁路，致使张家口至库伦的交通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结果，外蒙事变发生后，北京政府不能及时迅速地将大批军队调往前线。由于交通不便，造成了补给困难，许多部队由于军械、粮秣不济，不能及时发动进攻，甚至被迫后撤。 三、必须因地因敌制宜地编组部队， 讲求战法 根据蒙古地区的自然条件，自古以来用兵作战利于骑兵，不利于步兵。外蒙叛军大部是骑兵，行动快速。这就多少弥补了其数量不足和组织不严的弱点。政府军的装备虽优于叛军，但多数是步兵，行动缓慢，以致外蒙叛军向内蒙进犯初期，政府军经常受到袭击。当一地吃紧时，增援部队往往缓不济急，以致遭到不少损失。政府军在连遭挫折以后，认识到“出探搜索及传达命令，以及抄袭御敌迅速，非有得力马队，万难取胜”1。于是，就地招募和改编部队，组建骑兵营、团，并从后方增调骑兵旅，从而大大改善了部队的机动能力，在反击战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同时，还认识到“非有得力炮队，不能收杀敌之效”1，因而组建了以步、骑、炮、工、辎诸兵种合成的混成旅、团，增配了火炮和机槍，进一步加强了步兵的火力，有效地遏制了叛军骑兵的突击。在战术上，后来接受了由于孤军冒进，多次遭敌围攻的教训，改取多路协同，迂回包抄等战法，既避免了敌骑的袭击，又增加了歼敌的机会，从而改变了被动局面，终于取得了反击作战的胜利。 四、平时必须切实做好战备工作 外蒙“独立”后，傀儡集团在沙俄支持下，组织叛军四处攻城掠地，得逞于一时。而北京政府迟迟不能组织军队进行反击，除了政治上执行退让妥协政策外，平时战备工作不落实，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当前线战事吃紧时，从赤峰派往林西、开鲁增援的部队，途中遇河水暴涨，因无工兵，只好临时雇工赶造船只、架设浮桥，不仅延缓了时间，也贻误了战机。由于平时没有固定的储备物资，当前线械弹告急时，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从后方部队中抽调，以保证前线的需要。又由于未能根据沙漠草原地区的特点，组织数量充足的驼马运输队，因而前线需要作战物资急如星火，而后方的物资迟迟不能前运。这也影响了部队的作战。此外，政府军的编制、装备也极不统一，如毅军全系大营、淮军全系小营，在练军二百余人的骑兵营中，步槍即有五种之多。这样，不仅影响后方供应，也影响作战指挥。这些都说明，平时不切实做好战备工作，战时是难以应付裕如的。 第一节 英国唆使西藏亲英分子发动叛乱 1903年，英国派兵入侵西藏，遭到当地爱国军民的无情打击。以后，英国便加紧采取在西藏统治集团内部寻找代理人的政策。1905年，英国以所谓会见英国皇太子的名义，用武力劫持班禅九世去印度，优礼款待，百般笼络，企图以班禅取代达赖，充当英国傀儡，结果遭到班禅的拒绝。此后，英国把注意力转向拉拢拉萨地方当局。以大贵族夏扎·边觉多吉为首的一部分封建领主，由于在对英贸易中获得了许多好处，便越来越倾向英国侵略者，并影响了徘徊于内地的达赖十三世的政治态度。 英军于1903年发动侵藏战争后，主张抗英的达赖于1904年英军侵占拉萨前，在沙俄间谍德尔智的怂恿下离开西藏，准备前往俄国，后在外蒙库伦被清政府阻留。1908年10月，达赖辗转到达北京。由于他在抗英斗争中未能得到驻藏大臣的帮助以及其它原因，对清政府怀有某些不满情绪。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乘机进行拉拢，大肆挑拨西藏地方和清朝中央政府的关系，使达赖的对英态度有所转变。1909年12月21日，达赖返回拉萨，后在西藏亲英分子的影响下，逐渐倾向英帝国主义，疏远中央政府。 清政府鉴于英军多次入侵西藏，逐渐意识到加强西藏的治理和防御帝国主义侵略的紧迫性，于1906年4月命张荫棠领副都统衔，以驻藏帮办大臣的身分入藏，“查办藏事”。张抵拉萨后，参革了在抗英战争中严重失职的驻藏大臣有泰等十余名官员，获得西藏各阶层人民的拥护，随后即着手整顿西藏内政，推行“新政”。1909年（宣统元年）夏，清政府接受驻藏大臣联豫的建议，派川军二千人，编为三营，由知府钟颖统率，从成都出发，取道昌都开赴拉萨。同时，命驻藏大臣兼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进驻昌都，屯兵据守，以便策应入藏之川军。这些，本为中国内政，英国却公然表示反对，并乘机煽动西藏上层中的亲英分子发动叛乱。达赖回藏后，亦下令藏军阻击入藏之川军。 1910年2月初，钟颖率领川军在西藏江达（今太昭）击败了藏军的阻拦，于2月12日进驻拉萨。达赖于当夜与少数亲英分子离开拉萨，逃往印度。清政府革去达赖的名号，下令通缉随同叛逃的几个西藏地方政府高级官员。达赖逃印后，英帝国主义以帮助西藏“独立”为诱饵，百般拉拢。3月5日，英国政府竟然为川军入藏和达赖被革一事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6月，英国又派步兵两个纵队及工兵一部（携炮四门），进驻印藏边境，并叫嚷“倘若达赖回藏，藏境发生变化”，英军“则须入藏以当保护之任”，公开对中国进行武力威胁。1 1911年，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拉萨后，驻藏官员和川军内部分成维护帝制与赞成共和两派，内讧不已，并危及藏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英帝国主义决定利用这种局势，实现其分裂西藏之陰谋。英印总督与达赖密谈后，随即派遣亲英分子达桑占东（又名擦绒）潜回西藏，策划武装叛乱。与此同时，英国还在西藏边境一带集结军队，以为声援。西藏部分大农奴主乘机以达赖名义发布了实际上是脱离祖国的“驱汉”命令，大肆驱杀汉人，并组织以达桑占东为总司令的“民军”（即藏军）万余人，围攻拉萨、日喀则、江孜的川军，且进扰川边地区。在亲英分子的操纵和毒害下，具有反帝爱国传统的藏军，竟成了破坏祖国统一的工具。 1912年春，达桑占东调集五千藏军向江孜进攻。驻守江孜的川军百余人，固守依山的造纸厂，并向拉萨求援。由于粮食不济，援兵不至，该部川军在英商务专员及尼泊尔驻藏代表的“调停”下，被迫以槍支弹药换取路费，离开江孜，经印度返回内地。不久，日喀则守军也被迫放下武器。同年4月，达桑占东又调集大批藏军围攻驻拉萨的川军。钟颖率千余人据险防御，等待援军。经数月苦战，伤亡不断增加，粮食亦将告罄，处境异常危险。藏军虽人数众多，但战斗力不强，一时也难于攻破川军防线。后经尼泊尔驻藏官员“调停”，双方达成协 议：川军交出武器，由汉、藏、尼三方共同封存，不得擅取；川军全部退伍，经印度回国；中央政府派出的官员照旧驻藏，并保留一定数量的卫队。8月中旬，川军交出毛瑟槍一千五百支、开花炮三门、机槍一挺、子弹八十箱。此时，钟颖已被北京政府任命为驻藏办事长官，但西藏亲英分子拒不承认，屡次促其起程。钟颖因未得中央同意，执意不走。双方遂复开战。此时，钟颖所部仅约二百人，粮弹俱缺，处境更加困难。后经尼泊尔驻藏官员再次“调停”，钟颖及其所部终于被迫离开西藏。 驻拉萨川军被缴械撤离后，英帝国主义于1912年底武装护送达赖回到拉萨。达赖周围的一小撮亲英卖国分子，公开策划西藏“独立”，并以极其野蛮的手段镇压坚持反帝爱国的僧俗人士。英军亦以“护商”为名，由江孜侵入拉萨。西藏人民和一些爱国上层人士，坚决反对亲英分子分裂祖国的罪行，为维护祖国的统一和独立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斗争，表现出热爱祖国的坚定决心。 第二节 川滇两省出兵平乱 一、北京政府的平乱决策及川滇 两军的作战部署 正当西藏亲英分子驱赶驻藏川军之际，川边地区的藏族上层分子，由于赵尔丰实行的“改土归流”政策危及他们的统治，加之受西藏亲英分子的指使1，于1912年5月也发动了叛乱，并得到西藏叛乱武装的直接支持。两月之内，川边地区的不少州县先后落入当地和西藏的叛乱武装之手。巴塘、昌都被围，乍丫（今西藏察雅东）、江卡（今西藏芒康东）、乡城、稻城、理塘相继失陷，河口（今四川雅江）岌岌可危，川藏交通因之断绝。滇、川两督屡请北京政府出兵西征。全国各族人民一致谴责英国勾结西藏亲英分子分裂中国的罪行，猛烈抨击北京政府的对外妥协政策。在舆论的压力下，北京政府于1912年6月14日正式电令四川都督尹昌衡率川军入藏平乱，令云南都督蔡锷派滇军入藏增援；同时，通告英国驻华公使，声明“此次川军入藏全为平乱，至希英国严守局外中立”1。 尹昌衡接电后，迅速作了西征的准备。其作战计划共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采取南北两路“首尾夹攻”的方针，首先控制川边重镇理塘和进藏咽喉要地昌都，而后分别南下，夺取稻城、乡城、乍丫、江卡等地，以巩固川边地区。第二阶段：从打箭炉（今四川康定）以西的十余营边军中，选拔“有志之精兵”数百名为前锋，其余各军继后，乘胜直趋拉萨。同时派得力喇嘛前往拉萨劝说达赖脱离英国的羁绊，维护祖国的统一。 蔡锷接令后，命滇军参谋厅总长殷承为西征军司令，率队进发。蔡锷考虑到川滇两军如先会师巴塘，再行进藏，不仅粮秣难继，而且可能扩大由辛亥革命以来所引起的川滇两军之间的矛盾，因此主张滇军经维西及西藏东南地区直趋拉藏。这样，既可缩短路程，又可形成军事上的有利态势，使“滇犄其南，川捣其东，首尾策应，形势都归掌握”2。北京政府不同意蔡锷的主张，而令滇军取道中甸北上，先支援巴塘，以固滇边门户。 二、击退藏军向川边的首次进攻 1912年初秋，川滇两军按既定计划分路开进。 7月上旬，尹昌衡率川军从成都出发。原计划出兵八个团，因“器械不备，师皆未练，饷亦无储”1，遂先以朱森林团为先锋，尹自率三个营为本队，总兵力约三千人（一说五千人），兼程西进。其部署是：朱森林率所部两个营及先遣队陈步三一个营为南路，由打箭炉直趋理塘；副官刘瑞麟率蒯书礼营为北路，经甘孜进援昌都；本队三个营驻雅安，相机应援。朱森林以南路藏军势大，设防坚固，力请集中兵力于南路，尹昌衡未允。朱部至打箭炉后，以军孤势单，迟疑不敢前进。尹 昌衡遂亲赴打箭炉进行动员，指出：今川边部队尽被围困，损失甚重，急需支援，只要川军进展神速，出藏军之不意，兵力虽少，必能起到救援作用。经过动员后，川军遂分两路并进。 8月，被尹昌衡破格提升为北路督队官的刘瑞麟，率蒯书礼营由打箭炉出发，日行百余里，往攻道坞（今四川道孚）。沿途扬言尹都督率师十万亲征，即将到达。藏军闻讯，不战而溃，道坞、瞻对（今四川新龙）之围遂解。刘瑞麟便令边军牛运隆部守道坞，刘筱廷部守瞻对；令杜培基、刘赞廷率部从间道驰援巴塘；自率所部及顾复庆、时传文、朱宪文等营往援昌都。当时，驻守巴塘的顾占文部四五百人，已被围三月有余， 粮弹将尽，水源断绝，处境十分危急。援军到后，内外夹击，迅速解围。刘瑞麟率部突然逼近昌都时，藏军不战而逃，防守昌都的彭日升立即率全部三百人出城追击，缴获辎重无算，并俘藏军首领呼图克图1。与此同时，朱森林率南路各营亦顺利完成了既定任务。其先锋部队两个营，先在河口击败藏军，又于8月12、14两日收复了麻盖宗、剪子湾、西俄洛三要隘，继而向理塘进逼。围攻理塘之藏军闻风溃逃。至是，川军西进未及三月，即以破竹之 势收复了理塘、巴塘、昌都诸要地。于是，尹昌衡令顾占文部守巴塘，刘瑞麟部守昌都，分援乍丫、江卡、盐井等地；令营长邹衍贵肃清河口一带残存藏军。 在川军进军川边之际，滇省西征军司令殷承率新军一混成协、防军十九营，从滇西北取道盐井支援巴塘。8月15日，前卫司令李学诗率部进至溜筒江附近。该地藏军依险据守。经李部奋力攻击，藏军退守隔江之墨里村，并斫断江上溜索，以阻滇军前进。李学诗派人另架溜索，命防军、土军各四个排溜渡过江，迂回墨里村。藏军又将村外木桥砍断，据险死守。16日，滇军发起猛攻，于下午3时将该村攻占。 8月19日，殷承率部抵丽江，随即作了如下部署：以郑开文为左纵队长，率步兵四大队，骑兵一分队，炮兵、机槍兵各一小队1及李学诗的西防国民军，取维西大道直趋盐井；以姜梅龄为右纵队长，率步兵三中队，骑兵一分队，炮兵、机槍兵各一小队及杨汝盛的西防国民军，取中甸大道直趋乡城；司令部及其余各队暂驻丽江，相机进止。 滇军经充分准备后，于8月26日夜突袭侵占盐井之藏军。经激烈战斗，将藏军击溃，并俘其指挥官鲁宗甲约，遂克盐井。 当滇军向川边进军时，怀有军阀割据思想的尹昌衡竟发电阻止，声称“川军围攻理塘，不日可下，滇军无须由维（西）援巴（塘），请由原议，直抵拉萨”2。滇军收复盐井后，尹再次电阻，并令顾占文部向盐井一带开进。蔡锷则连电北京政府，以速克巴塘、理塘，“早日规复西藏”为由，要求继续向川边进军。川、滇两军互相攻讦，矛盾加深。后尹昌衡以“若滇军兼进，酿成（英国）交涉，则咎不在川”1为辞，要挟中央。北京政府恐“两军逼处，别生枝节”，遂于9月致电蔡锷，令滇军酌留陆军一大队及防军一、二营，专顾滇省门户，余悉撤回。滇军的平乱作战至此遂告结束。 当川军第一阶段的作战计划基本完成后，尹昌衡认为：“控边制藏，非同时并举，无以全领土、维国权”2。根据这一方针，他对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作了如下部署：命邹衍贵营驻打箭炉、河口，保护川军的后方供应线；命朱森林团为南路，驻巴塘、理塘，相机进攻稻城、乡城；命团长向树荣率所部两个营及陈步三营为北路，进攻甘孜、登科（今四川邓柯）；从朱、向两团中各抽一营驻昌都，作为机动部队；以打箭炉为大本营，随时策应南北两路。不久，南北两路部队连战皆捷，惟乡城久攻不下。之后，尹昌衡任命黄煦昌为司令，由他指挥集中于昌都一带的川边部队，命张茂林为前锋，率部进据江达，待命入藏。 三、英国胁迫北京政府停止向西藏进军 西征军在川边作战中取得重大胜利，引起了英帝国主义和西藏亲英分子的极度恐慌。为了制止川军入藏平乱，英国于1912年8月17日令驻华公使朱尔典出面干涉，以“不承认中华民国，并以实力助藏‘独立’”1相威胁。袁世凯的北京政府正急欲获得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承认”，遂屈从于英国的威胁，于9月下旬一再电令川军停止入藏，以江达为界，“先行肃清川边，万勿越境深入，致启外衅”1，从而丧失了进军西藏的良机。 四、击退藏军向川边的第二次进攻 1912年底至1913年初，藏军经波密窜至川边，再次向川军发动进攻。乍丫、江卡、盐井等地首当其冲。川军陈桂亭营败退巴塘，舒云山营被围于南墩（盐井东北约四十公里）。巴塘守军粮食已绝，正欲撤退。尹昌衡急令嵇廉率部驰援，才守住巴塘。不久，黄煦昌率部至乍丫，与顾占文部夹击东犯之藏军。激战十余次，将其击退，乍丫、江卡、南墩之围遂解。藏军战败后，在嘉裕桥（今西藏洛隆东北之嘉玉桥）以西密布碉卡，驻扎重兵，进行防御，并派人四出煽动藏民，准备伺机再行进攻。尹昌衡根据北京政府提出的“步步稳进，以期慎固封城”2的方针：令刘瑞麟部守昌都，西遏藏军，南控江卡；顾占文部守巴塘，南防盐井，东控乡城、稻城；朱森林部守理塘，西援顾军，南防稻坝；刘筱廷部驻甘孜，镇守北路。以上各部，有事互相救援，无事坚守不动。另由嵇廉率兵六百于乡城一带游动，以牵制该地藏军。 1913年初春，藏军连续向嘉裕桥、江卡发动进攻，均被川军击败，遂退守烟袋塘（乍丫西），并继续增兵。刘瑞麟见藏军势众，遂调昌都彭日升、时传文两营由西北方向，傅青云、牛运隆两营由乍丫方向，对烟袋塘藏军实行夹攻。2月28日，傅、牛两营首先发动进攻，将凭借碉房、哨卡顽抗的藏军击退。3月3日，彭、时两营进至距烟袋塘十余里处，发现藏军据守山顶，碉卡密布，难以从正面进攻，遂派数十人绕至山后，实行偷袭。藏军猝不及防，惊惶逃窜。彭、时率部追击，与傅、牛两营会师，将烟袋塘之藏军击溃。上万藏军纷纷西撤。至此，藏军的第二次进攻又被粉碎。 第三节 川军攻占乡城，稳定川边局势 川军虽然击退了藏军对川边的第二次进攻，但乡城一带仍为藏军所控制。尹昌衡决定继续从省城抽调部队，厚集兵力，乘胜向乡城发动进攻。这是一次历时较长，并对稳定川边局势具有重要意义的作战。 一、川军的作战部署 乡城地处巴塘、理塘之南，靠近云南边境，周围皆山，城西有桑披岭为天然屏障，城东的无即河水流湍急，不便舟楫航行。此外，马鞍山、冷龙湾、阿都、下洼、门坎山、八格等处，均为险要之地，亦为进攻乡城必由之路，虽山道崎岖，但能通行驮马。乡城驻有藏军三四千人，主要是步骑兵，还有少量炮兵。武器有日式速射山炮、德式管退炮各一门，另有五子、九子、十二子等杂式快槍（平均二三人有一支），其余均为土槍、土炮和刀矛。 1913年4月2日，孙绍骞在理塘接替嵇廉为攻乡总指挥。4日，由省城派出的第四师参谋长刘成勋率混成支队到达理塘。于是，确定了进攻乡城的部署：刘成勋率混成支队步兵三个营、炮兵二个连、机关槍一个排为左路，由理塘经稻城向乡城进攻；孙绍骞率步兵一营和朱森林、周尚赤的两个步兵营及炮队、卫生队等为右路，由喇嘛桠（丫）经火珠乡向乡城进攻。 二、右路军攻占冷龙湾 在右路军发起进攻之前，盘踞乡城的藏军一部突然围攻靠近喇嘛桠的东龚。川军支队长周尚赤率部反击，将藏军击退，并夺获日式速射炮一门，其它军械数十件。右路军首战告捷，士气高涨。孙绍骞决定每兵暂发糌粑两碗，于5月15日分三路发起进攻。16日，一举攻克下洼、阿都，17日又克火珠乡的山根子。因部队缺粮，遂暂驻火珠乡。该处喇嘛寺之堪布罗松成献出杂粮千包，以济军食，于是士气复振。5月23日，朱森林率队由山根子向马鞍山进攻。马鞍山路隘林密，藏军凭险坚守。朱部与之激战一日，未能攻克。孙绍骞令周尚赤等率部往援，合力进攻，始将马鞍山占领。藏军退守冷龙湾的碉房、坚卡1，进行防御。川军进攻数日，终不能克。当时部队缺粮缺水，士气颇受影响。6月3日，孙绍骞亲自到达前线，安定军心。6月25日，川军再次发起进攻，将藏军击退，先后攻占了冷龙湾和门坎山。 三、左路军进占稻城 4月25日，左路军进至拉波，侦知藏军在夕波筑有坚卡十余处、碉房数十座，外有散兵壕和深沟。27日夜，刘成勋密令三营营长张建勋率所部及炮兵第二连，参谋赖心辉率预备营一、四连和机槍排，分道潜占各要隘。28日上午8时发起进攻，先用炮火猛烈轰击，继以步兵第九连由界牌山腰向夕波正面，第一、十一连从左右两翼同时进攻。战至下午4时，川军连克十余座碉房，迫使藏军向稻城方向退走。夕波告捷后，附近的藏军相继投诚。5月3日，攻乡左路川军收复大桥，8日进占色母，逼近稻城。 稻城附近群山环绕，中为平坦坝地，筑有碉房数十座，坚卡十余处。藏军分占东西两侧高山及坝内碉房。刘成勋命预备营营长张英率步兵一个营、炮兵一个连为第一队，进攻右侧高山，命三营营长张建勋率步兵一个营、炮兵一个连为第二队，进攻左侧高山；命参谋赖心辉率步兵一个营、机槍兵一个排为第三队，防守各隘口，相机应援。 5月10日晨6时，川军开始进攻。由于第一队需通过开阔的低洼地，张英派出敢死队冒敌炮火匍匐前进，接近山边，经四小时激战，夺取山顶坚卡四座，进至距藏军主阵地五六百米处。张英一面命炮兵向藏军主阵地射击，一面要求第三队派出机槍一挺抄袭藏军退路。炮兵连续发射炮弹四十余发，击毁碉房十余座，尔后转移火力向稻城城内集中射击。与此同时，张建勋所率之第二队与藏军步骑兵千余人接战，至上午10时，夺得坚卡六七座，并以一个连迂回藏军右翼，粉碎了藏军从左翼抄袭的企图。下午3时，一、二队分别向当面之藏军发起总攻。稻城及坝内之藏军动摇，纷纷逃窜。川军攻占稻城后，立即乘胜追击，于16日克桑堆。藏军向乡城退却。 四、会攻乡城 稻城战后，刘成勋于5月27日率部队主力绕道进攻中乡城2，在簇东高地击退藏军的拦阻，进入八格村南的狭谷，遭到谷底和山顶藏军三千人的袭击。张建勋督率前卫营各队迅速夺占了谷底的一座坚卡作掩护。刘成勋见前卫营受阻，立即命赖心辉率兵向左面山顶迂回，连长李邦君、萧子英率兵向右面山顶攻击，张英督队策应。入夜，藏军败退。刘成勋乘机率队追击二十余里，始出谷口，并乘势攻取了八格村及上乡城各要隘。藏军焚毁桥梁，退守对河贡撒、俄杂及业洼等地，凭险顽抗。5月29日，刘成勋部因无造筏架桥器材，遂挑选士兵数百人，从上下游泅渡，分左右两翼实施强攻，并在对岸用火炮、机槍火力予以支援。部队渡江后，攻占贡撒、俄杂，河左部队则直逼业洼。业洼距定乡城二十余里，丛林茂密，坚卡重重。6月3日，刘成勋令张英趁夜暗浓雾，率队进抵业洼左侧高山及右侧河岸一带，占领了进攻出发阵地，于拂晓发起进攻。藏军依托碉房、坚卡顽强抵抗。张英见正面攻击无效，便命步兵两个连从左侧高山密林中抄袭藏军后路，炮队从正面猛击碉房。藏军不支，退向桑披岭。 左路军经过连续作战，前方兵力已不足两营。刘成勋遂致电尹昌衡，请求派兵一营，接替后方防务。6月19日起，刘成勋集中所部兵力，经三昼夜激战，攻克藏军屯粮要地罗拉寺。23日，又攻占雨洼。藏军退至定乡城外之最后一道防线泥四顶。至此，川军左右两路军从冷龙湾、雨洼对乡城形成了钳形攻势。泥四顶两侧高山耸立，森林茂密。藏军以少数兵力配置于正面，主力隐蔽集结于左山，企图侧击从正面进攻之川军。张建勋侦知藏军部署后，命一部兵力从正面佯攻，主力从左侧迂回进攻。经一日激战，连夺坚卡十余座，迫使藏军退向定乡。川军紧追不舍，抢占通往定乡的大桥，为攻城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6月25日黎明，孙绍骞所率之右路军在攻占冷龙湾、门坎山之后，即从右翼向定乡进攻，刘成勋所率之左路军从泥四顶协同进攻。经五小时激战，藏军动摇，向下乡城方向撤退。下午3时，孙、刘两路军攻占定乡。 不久，江西、江苏等省爆发了由孙中山等领导的讨袁战争，四川的熊克武亦举兵响应，刘成勋支队奉调返回成都。西藏少数亲英分子又乘机唆使和支持各地暴乱，川边形势再度吃紧。孙绍骞为了应付危局，一面令各营分扎各要地，以保粮道，一面对下乡城一带的藏军进行招抚。由于亲英分子的阻挠和破坏，招抚工作未见成效。10月31日，藏军数千人分三股围攻定乡。孙绍骞率部坚守二十余日，在得到运粮队的增援后，实施反击，才得以解围。 1914年初，川军先后收复了下乡城、丹巴及三十九族地区3，从而稳定了川边局势。 第四节 英国分割西藏阴谋的破产 一、英国策划的“西姆拉会议” 英帝国主义为了分割我国的西藏，除派遣军队公开入侵西藏和指使西藏亲英分子发动暴乱外，还极力阻挠中国的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发生联系。如1912年10月28日，北京政府明令恢复了达赖的封号1，并邀达赖赴京会谈；1913年4月，北京政府又任命了新的驻藏办事长官。英国不仅阻止西藏地方当局与北京政府直接谈判，还不许驻藏办事长官假道印度入藏，同时，提出举行中英藏会议，并以北京政府如不派代表与会，英国将与西藏当局直接缔约相威胁。袁世凯在西征军节节胜利的有利形势下，不顾全国各族人民的反对，竟接受了英国的无理要求，于1913年10月派代表参加了在印度西姆拉召开的会议。 “西姆拉会议”，是英国勾结西藏少数亲英分子企图分割中国西藏的一个大陰谋。会议期间，英国代表麦克马洪抛出了事先准备好的《西姆拉条约》草案和“西藏地图”，公然把西藏、西康、青海全部地区和云南、四川、甘肃的藏族地区，统称为“西藏”，并将金沙江以西地区称为“外藏”，以东地区称为“内藏”；“外藏”完全“独立”，“内藏”则“中藏共管”。草案还规定：“西藏中央政府在‘内藏’仍保留其已有之权”；中国不得驻兵藏境；中国政府与西藏有争议时，由英印政府裁决；英人可以在西藏自由经商，中国不得加以限制；西藏内政暂由英印政府监督等等。充分暴露了英国妄想侵吞西藏的狂妄野心。这个条约草案一出笼，立即遭到中国人民和西藏地方政府中的爱国人士的坚决反对，中国代表拒绝在“条约”上签字，北京政府也断然加以拒绝，立即召回代表。于是，英帝国主义企图通过外交手腕分裂西藏的陰谋遭到了破产。会议并未讨论中印边界问题，英国代表背着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代表夏扎·边觉多吉在会外秘密换文中提到的所谓划定中印东段边界的“麦克马洪线”，把九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英属印度，则是完全非法的，当时以及以后的历届中国政府从未承认过。夏扎·边觉多吉回藏后，亦被达赖削职。 二、英国加紧武装藏军，再次挑起 川边冲突 “西姆拉会议”破裂后，英国遂大力帮助西藏地方政府扩建新式藏军，企图继续以武力制造西藏“独立”。1914年以后，英国协助西藏地方政府成立藏军总司令部，以亲英分子达桑占东为总司令，台吉车门巴为副司令，计划将原有三千人的常备军扩充到万人以上。英国还在江孜开办了一所军官学校，为藏军训练军事指挥人才；并选派一批西藏贵族子弟去英国、印度学习军事；又在札什城设立了一所机器厂，由印度技师帮助制造槍械弹药。 藏军经过扩充和训练，实力有所增强。于是，英国又唆使西藏亲英分子再次驱使藏军进犯川边地区。1914年9月间，西藏地方政府派噶伦喇嘛为西康总管，会同错郭娃代本率兵前往江达。10月，又派穹然木代本带领藏军三百人前往三十九族地区，准备再次挑起战端。由于当时的边军统领彭日升拥有装备比较精良的三个营，分别驻防昌都、类乌齐和三十九族地区，因而藏军未敢贸然进攻。1917年春，四川爆发了川、滇军阀之间的战争，战火波及川边。7月，边军统领彭日升派兵两营进攻打箭炉，被滇军华封歌团击败。不久，川边镇守使殷承被迫离开打箭炉回滇，由陈遐龄接任。英国见有机可乘，立即接济藏军“五子槍五千支，子弹五百万（发）”2，唆使藏军向川边发动进攻。边军一败涂地。 1918年1月，类乌齐被藏军攻陷，边军一营营长田文清败逃昌都。1月22日，彭日升令第三营营长张开胜、第十营营长曹树范分道夹攻驻欧月（昌都南八十里）之藏军，结果为藏军击败，分别退守昌都、乍丫。彭日升急忙向陈遐龄求援。时陈正参与川省军阀混战，且虑彭之势力扩展对其不利，以致见危不救。2月下旬，藏军进攻昌都，首先占据昌都后山。3月3日，彭日升派队分道进攻后山，又被藏军击败。4月3日，藏军攻陷鸡心山，15日又陷四川桥。彭日升等因昌都已无险可守，遂缴械投降。藏军攻占昌都后，分南北两路进攻。边军纷纷溃降，以致“德格、邓柯、石渠、白玉、贡县、武城、宁静七县相继俱陷”1，整个川边为之震动。 是时，川边镇守使陈遐龄先后派人递信给达赖，劝其休兵息战。由于西藏少数亲英分子的阻挠，陈的停战提议未获结果。藏军在攻占德格后，又直逼甘孜、瞻对。陈遐龄于7月令团长朱宪文率部抵御。川军与藏军在甘孜西南之绒坝岔激战二十余日，始进至雅砻江东岸，阻止了藏军的进攻。 三、川藏两军停战议和 川藏两军在甘孜前线形成对峙局面后，陈遐龄于1918年8月再次派人赴拉萨交涉。英国鉴于藏军进攻受阻，加上兵力不足，如川军增调主力反攻，已占地区仍有丧失的危险，遂令驻川边副领事台克满出面“调解”，由英川藏三方代表谈判议和。谈判虽未达成协议，但同意从1918年10月17日至31日，川军退守甘孜，藏军退守德格，停战一年。 随着我国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运动的日益高涨，藏族地区的形势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西藏爱国人士增强了反帝信心，纷纷要求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取得直接联系。1919年10月，北京政府派出的代表团抵达拉萨，受到西藏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欢迎和隆重接待。达赖亦向代表表示：“亲英非出本心”，“余誓倾心内向”1。班禅九世也派人向中央代表表达了拥护中央的心愿。 此后，达赖逐渐摆脱了亲英分子的羁绊，不断加强了与中央的联系，使英国妄图分割西藏的图谋终于彻底破产。 第五节 战争的经验教训 这次战争虽然发生在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之间，但实际上是由英帝国主义一手挑起的，因而具有明显的反侵略性质。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值得吸取的经验教训： 一、正确处理民族关系，才能有效地 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英帝国主义长期以来觊觎我国西藏，要粉碎其侵略陰谋，必须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团结西藏地方政府和僧俗大众，共御外侮。清政府在西藏所推行的“新政”，既有它积极的方面，也有不利于团结西藏上层人物和尊重藏族人民风俗习惯的方面；此外，团结达赖十三世的工作也做得不够，以致给英帝国主义拉拢西藏上层人物，唆使西藏亲英分子发动暴乱，造成了可乘之隙。 为了增强防御力量，派部分川军入藏，是完全必要的。但必须向西藏地方政府和僧俗大众做好宣传解释工作；同时，军队必须严守纪律，以取得西藏各阶层的支持和拥护。由于没有进行必要的宣传工作，加之入藏川军纪律败坏，不讲政策，不注意保护群众利益，结果陷入十分孤立的境地。 二、国内政局不稳和屈膝媚外政策， 助长了英帝国主义和西藏亲英分 子的嚣张气焰 这次战争发生在国内政局动荡不定的年代。袁世凯篡权以后，为了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竟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屈从于英国的无理要求，命令川军停止进军西藏，从而助长了西藏少数亲英分子的嚣张气焰。他们一再操纵藏军向川边进攻，使川军处于被动地位。 正当英帝国主义唆使西藏亲英分子操纵藏军向川边进攻之际，四川、云南的政局也动荡不稳。自1913年至1917年，先后爆发了川军与川军、川军与滇军、川军与黔军之间的多次战争，这就影响了集中力量抗击藏军对川边的进犯。不仅如此，主要将领之间也勾心斗角，由尹昌衡亲自推荐的护理四川总督胡景伊，也挖他的墙角，使西征军在兵员补充和粮饷接济上，多次发生困难。此外，边军之间也有矛盾，作战行动往往不能协同一致。这些，都程度不同地影响了平乱作战。 三、不注意从政治上争取藏军中的爱国 力量，是这次战争的一大失策 这次战争是英帝国主义挑拨我国民族关系，蒙蔽部分藏军为其火中取栗而引起的。在藏军中，不少指挥官是受英国和少数亲英分子的挑唆和欺骗而走上战场的，多数士兵是被迫征调的贫苦牧民。藏军内部又互不统属，极不统一。不少爱国僧俗大众对英国侵略西藏深恶痛绝，对祖国怀有深厚的感情。这些，都是川军从政治上争取藏军中爱国力量的有利条件。但是，不论是清政府还是辛亥革命以后的北京政府以及川督尹昌衡等，都未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不注意有的放矢地进行广泛的宣传解释工作，促使藏军官兵觉醒，从而厌恶这种不利于祖国统一和自身利益的战争。川军虽然做了一些所谓“招抚”工作，但成效甚微。在进攻乡城的战斗中，左右两路军依靠军事上的威慑力量，曾迫使部分藏军投诚，但没有进行必要的政治工作，因而只是暂时地屈服，一旦情况发生了变化，他们又重新被反动分子所利用。 四、搞好后勤支援，对在西藏高原作战 具有特殊意义 1912年川军被迫出藏，1918年藏军东犯时川军迅速溃败，除了政治原因外，在军事方面，后勤保障工作不得力是重要原因之一。川边与西藏同属康藏高原，交通不便，地广人稀，经济落后，部队的粮饷无法就地取傍，主要依赖后方供应。由于清政府和北洋政府忽视边防建设，对军械粮饷的储备和供应，事先没有统筹安排，而是在临战前仓促筹集，加之在进藏道路上建立的驿站，于战争爆发后大部遭到破坏，更增加了后勤供应的困难。因而缺粮断饷，弹药不济之事，屡屡发生，影响了部队的士气，影响了整个战争的进程。辛亥革命时，部分驻藏川军哗变，也与长期欠饷有关。进攻乡城及以后的战斗中，一些部队无法进行攻坚战，一些部队被迫中途停顿，一些部队作战失利，均与械弹、粮饷得不到及时供应有关。这些都说明，在西藏高原地区作战，采取有力措施，加强部队的后勤供应工作，是争取战争胜利的极端重要的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