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史话》 清朝每日的上朝 清朝每日的上朝 从前讲究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寅，所以历代每日上朝，都是很早的。清朝虽来自关外，但也是学法历朝的办法，每日的夜间两点钟，就要开始办公的。谈起上朝的情形来，庄严的地方，自是很庄严，但模糊苟且的地方，也多得很，并且也可笑得很。按规矩每日升殿办公，应该在保和殿，因为外边才名曰三殿；至于乾清殿，本名曰乾清宫，是宫内的意思，但因为省事就永远在乾清宫办公了。现在我们可以分开段落谈谈。 第一，先谈未入禁城之前的情形。所有的官员，出入分三个门，其大致凡王公亲贵内戚等，则出入神武门。内务府人员，则进西华门。因内务府的衙门，就在西华门里头，所以如此。其余汉官，及平常旗门的官员，都进东华门。汉人的官员，都住在南城外头；前清的规矩，汉官非经皇帝特赏住宅者，不许住内城，到光绪年间，虽已稍宽，但住内城者尚极少。每天夜间一点钟，就由家中起身，进前门，所以从前，前门永远是夜间九点多关门，十二点就开了。各官员到东华门外，下了车，先吃点早点，任何大小官员，都得如此，因为一点钟便须离家，则家中饮食甚不方便也。大官如中堂、军机大臣、尚书、侍郎等等，则在小饭铺中吃饭，平常小官员，则在街上饭摊上吃。曾记得有两位堂官，永远约会在一小饭铺吃饭，每日须吃饭给钱外，每月尚须贴补该铺几两银子，因为他们两个人，在里边坐落，别的小官员，因为当着堂官，说话不方便，就都不肯进去，以致该铺生意大减，故须特另贴补；而该两位堂官，关于每日之国政，在上朝以前都要在该小铺中，见面秘商，故每日必须在彼坐落。以上乃进东华门以前之杂乱情形也。虽然是一帮官员，其饮食之情形，乃如此，比现在之小工人还乱，比轮船到码头时还热闹。以堂堂上朝的官员，一年三百六十天，每天必行的事情，国家对之一点设备也没有，这是现在人意想不到的事情，请看这种情形，够庄严吗？ 第二，再说进禁门。在明朝皇城内，已不许人民居住；到清朝，则皇城内旗人便可随便住，故地安门东西安门（俗名外东西华门），已可随便出入。而紫禁城内，则为禁城，绝对不许人随便出入。进门者必须得有腰牌，故神武门、东西华门，门禁都很森严。在前清各部院衙门，每遇本部官员进衙，则门口差役，必须喊门，永是喊一个“哦”字，不过堂官来，则喊的声音长，司官到则喊的声音短。我曾问过他们，为什么必须喊，有许多人说不上来，有人说，这就是从前唱喏的意思，不知这话靠得住否。紫禁城的禁门，有人出入，当然也必须喊门，照规矩是有几位卫兵，排立在门口，遇有人出入，应该搜查，只因上朝的时候，出入的人多，查不胜查，也就不查了，每人出入只喊一声哦就是了。日久懈怠，又因西华门之门洞相当长，等于一个火车道短的隧道，足蔽风雨，所以这班卫兵都在地上铺好席，就睡在门洞之内。更因上朝的时间，总在夜间一两点钟，黑暗得看不见人，所以卫兵们，都不起来，就在被窝里喊。一次我侍先严入朝，走至此，忽听一声喊，吓了我一下！这像公事吗？由西华门到隆宗门，这一段连一点灯光也没有，虽然有许多地方是砖地，年久失修，坑洼不平的地方很多，夜间很难走，常常入朝的人，都有自备小玻璃灯笼，不常入朝的人，就临时买一苇篾编的小纸灯笼，这种灯笼极便宜，每枚带一只蜡，也不过一个大钱两枚，是一块现大洋，可以买三百来枚，所以极普通。吃完饭馆子出门，或逛窑子出门，永远是每人送一个；这只蜡点着，由西华门到隆宗门，差不多也就燃完了。堂官则侍役打一铁丝编的糊纸扁方灯，即是轿前挂的那一个，上朝的人，凡看见这种灯笼，都要注点意，因为他是堂官。再者年太高的大臣，或有大功的人员，皇上特赐紫禁城内乘二人肩舆，或乘马者，俗名穿朝轿，穿朝马，但并不能穿朝，只在这一段路中乘坐。到隆宗门也必须下来，按这段路，既是大小官员，每天办公行走的地方，总应该把他修一修，不要说朝廷之内，就是住户人家，凡人每天经过的道路，也要修一修，他不但不修，而且这就不是人应行走的路径，只不过是因为没有房屋，大家随便通行就是了，这个够庄严吗？ 第三，谈到朝房，是众官办公的屋室，应该是很宽敞的了，可是不然。比方说，军机处这个地方，是雍正以后，朝廷最高最重要的机关，朝廷中一切政令，都得由这个机关经过，他应该有很大的一所房屋了吧，可是他有三间屋，就在乾清门台阶下迤西，靠北墙之三间，屋子虽小，倒也森严，门口挂着一个白木牌，上写黑字，曰“误入军机者斩”，错走进去，就是掉脑袋的罪过。连军机处司官都不能进去。遇有应回明，或有应该跟堂官商量的公事，须立在门外边商量。军机处的司官，名曰小军机，亦曰军机章京，又曰军机搭拉密，盖一半满洲语也。他们办公的地方，也是三间屋，在乾清门外西南角，靠南面北的屋中。此外在乾清门外，东边靠北墙，有间屋子，乃是九卿朝房，各部堂官，有事都在此处接洽。乾清门外，各衙门办公的地方只此三处，皆相当森严，然皆简陋不堪。户部朝房，则在隆宗门外，靠西墙，两间小屋，可免风吹雨淋就是了。里面只有一张破桌，几个凳子，乃是司官坐落的地方，至于堂官，则都往九卿朝房了。隆宗门里头，便不容易进去，门口的护卫，都是立着，没有在被窝中躺着的了；且进此门者，除于大灯笼外，也必须玻璃灯，若小纸灯笼，是绝对不许进去的。以上乃各衙门上朝时办公之情形也。 第四，谈到乾清门里头。在乾清门外，虽然也相当森严，但常上朝的人，还可以随便走走，若乾清门里边，则无事便不能进去了。我因随同户部接摺官进去过一次，但也不过到乾清门洞。什么叫做接摺官呢？各部所上的奏摺，经皇帝批过之后，有的交军机处，再交各衙门，有的由皇帝交太监，由太监直交各衙门，每天各部都要派司官去接摺子，太监把摺子拿到乾清门洞，叫各衙门官员分领，持回衙门，再呈堂官，此定例也。我同他们到乾清门边，也就是偷着往里面望一望，因为这个门上的护卫，没有卫兵，就都是侍卫了，名词就叫做乾清门侍卫，再升可以升御前侍卫，因此大家都不敢随便，或多走一步。这很够庄严的了吧。可是也有许多笑话，由乾清门到乾清殿，这一段通路，也相当远，大约总有几十丈，虽两旁有几对路灯，所谓灯光如豆，也绝对不够亮，晴天还好，遇到下雨，往往把人滑躺下。据御前大臣载津告诉我说，滑躺下不必害怕，因为是恒有的事，也不算失仪，且上朝时，不许穿雨衣雨靴更不许打伞，都是淋得很湿，天天上朝之人可以把缎靴之底，用桐油油过，而靴面绝对不许，所以很容易滑倒。这还不算，最有意思的是南书房前之酱缸。乾清门内，迤东之房数间，总算面对乾清殿，从前乃是诸位皇子读书之所，名曰南书房，后来同治光绪，都没有儿子，这个书房，就算没用了。窗前有十几个大缸，里面都是新做的酱。但这种酱并非御膳房所用，乃是太监所做，每逢大小祭礼，宫内都用满洲的规矩，上供都用点心桌子（旗门中的人员，家中有丧事也常预备他，亲友也常送），此系在桌子上，摆一层点心，每层十盘，每盘四十块，则一层约合四百块，最少者三层，最多者二十一层；宫中上供，并不讲层数太多，但为数亦相当大，这种点心，供完之后，分与大家，名曰克食，是每人都有份的，但大家都吃不了，大多数都赏给太监，太监当然也吃不清，于是使用他做酱。按这种点心，乃是用白面香油猪油糖做成，若用他做酱，当然是很好吃的，所以太监便用他到各王贝勒大臣等家中去送礼，各家自然要多给赏钱，这乃是太监们的外快一笔大收入。按做酱也没什么不可以，但须放在没有人地方才好，因为南书房空着没用，于是他们就把这酱缸，摆在这里了。酱的气味，当然是很大，平常大家闻，还没有什么要紧，最难过的，是让外国人闻着，有点不好意思的。洋人为什么也要闻这个呢？从前洋人没有见皇帝的礼节，最初也有过一次，外国官员要见皇帝，于是命他由通州步行到京，其余别的礼节就不必说了。自光绪庚子以后，政府渐渐变成媚外，外国使臣要求见皇帝，也就不敢不答应，于是也定了使臣觐见皇帝之礼。使臣进乾清门后，得先在一处稍为休息，才请皇帝升殿，再行引见，因为皇帝不能在殿上等他们。使他们到了之后，才请皇帝，而皇帝的住处，离殿又相当远，所以他们必须等个几十分钟，在什么地方等候呢？正好南书房空着没用，遂选定此处，为他们等候坐落之所。可是窗外即是酱缸，大家在此停留多大工夫，各人的鼻子，就用手绢握多大工夫，外交部陪伴觐见的人员，常常为此事伤脑筋，但也无法。按此处正在乾清殿的前面，本是很庄严的地方，而无知的太监，竞至如此，为大臣的，又不敢明奏，这在乾嘉以前是不会有的事情。我曾问过内务府的官员，为什么不设法把酱缸移往别处，他们说不敢得罪太监，若得罪了他们，他们在西后面前，说几句坏话，就吃不克化，这种情形，离庄严二字，还远得很吧？ 由天热想到从前皇帝的避暑 古来的皇帝，都愿驻离宫，清朝皇帝更甚；人们都以为驻离宫，是专为避暑，所以夏天才去，连西洋人也是这样的看法，所以他们把中国颐和园，翻成夏宫字样。我个人从前当然也是这样的想法，后来听到老辈人谈起来，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他们说，皇帝驻园，不止是夏天，一年之中，往往驻十个月以上。民国以后，又得到机会，查看内务府的档案，及清朝宫史，才把这件事情弄清楚了，固然关于避暑的成分也不少，但其他的原因也很多。在明朝以前的情形，没有详细考查过，不必谈，也不能谈，现只谈谈清朝的情形。照清朝家法的规定，宫中一切的动作，都相当的谨严，除特别有作为，或不规则的皇帝外，其余循规蹈矩，拘谨的皇帝，是要很受拘束的，远不及一个平民生活来得自由，所以都愿意驻园。现在先谈皇帝平常在宫中生活的规矩，然后再谈驻园的情形。 按一位皇帝，在宫中的生活，据外边的理想，当然是极阔绰极舒服的了，自然哪，舒服的地方，当然也很舒服，可是被管束的地方也很多。现把他饮食起居的情形，分着来说。我十几岁的时候曾跟着相熟的太监，往宫里去过，这是常有的事情，因为是小孩，就说是太监的眷属，宫门上不十分管，当然要躲避皇帝啦，然就是皇帝看见，因为是小孩，也就装看不见就完了，所以我曾看见过里头的情形。自然所看见的都是公共的地方，如御膳房，及各太监等等的小厨房，都可以看到，至于皇帝后妃等等住的宫中，那自然是不敢进去的，然对于宫中的情形，已可算是知道了一点，后来查阅内务府的档案、敬事房的档案、御膳房的档案等等，再加以往往听到太监们的谈论，所以更为知道一个轮廓。 先谈谈他们的饮食。宫中无论皇帝、皇太后、皇后、妃、嫔等等，都是各人吃各人的，各人有各人的厨房，虽然有同在御膳房烹调的，但也是各做各的，不得掺合，所以每天都有菜蔬、肉类等原料的配给，例如皇帝每天羊肉多少斤，猪肉多少斤（宫中照例不许食牛肉，这是从前想不到的，以为关外的人，怎么会不吃牛肉呢，但是绝对不许吃，只许喝牛乳。据闻，他们在关外时，当然都吃牛肉，进关后染了中国的学说，才改的，所以宫中菜单，绝对没有牛肉），鸡多少只，鸭多少只，鸡蛋多少个，豆腐多少块，白菜多少斤，葱蒜薯等等，各种水果，都是全的，每日早晨买来，再分送给各宫，皇太后食品与皇上一样，皇后就少了些，皇贵妃又少些，贵妃、妃、嫔、美人、常在等等，依次递降减少，自然各处进贡的食品，也是常常配给的。照这情形说，岂不很丰富很阔绰吗？但吃时口味，可就不十分香美了，因为他菜样太多，开饭时时间太促，所以不易做好，例如皇帝太后每人都是一百零八样菜，皇后九十六样，其余递减，最少的也要十六样，此是定例，不许改。只以皇帝一人来说，太监一声说传膳，则此一百零八样菜不过几分钟，就得全数端上去。请问这些样菜，不要说现炒，就是由锅里盛到碗里，在这几分钟内，也是办不到不是，那么，他怎么办呢？我曾经看见过，且也常听见御膳房的人说过，他是除十几样现炒之菜外，其余所有的菜品，把他都做好，盛于黄砂碗内，盖以黄砂碟，都排列于五六尺长、二尺多宽的一个大铁板上，铁板下炙有炭火，碗上再盖一块铁板，铁板上亦有炭火，因为上下有火，所以碗中的菜品，都是开沸的，烧得碗中的油或汁，时时噗哧噗哧的往外冒。听到一声传膳，便有几个人一齐动手，把黄砂碗中的菜一件件倾倒于画万寿无疆花样的瓷碗中（皇上在宫中，永远使用这种花样的碗碟），倒菜的倒菜，擦碗的擦碗，所以不过几分钟就能把所有菜品通通端到桌上。快自然是很快，法子想的也还不错，不过这样办法，其中的菜，当然便有许多种是不会好吃的。菜品已经是这个样子了，吃饭的时候，更不自由，永远是自己独吃，倘想找一个人来，一同吃饭，吃着饭谈谈天，那是不可能的。不要说想找他最喜爱的妃嫔姨太太不可能，就是想找皇后来陪着吃一顿饭，也不是容易的。因为皇后见皇帝的礼节很严重，平常已不许平起平坐，吃饭之时，更要衣服穿的齐整，且吃饭的时候，有许多礼节。例如皇上陪着太后吃一顿饭，就有许多的麻烦：刚一就座，皇上就得先叩一个头，敬太后的头一杯酒也得叩一个头，太后赏头一杯酒，也得叩一个头，命吃头一个大菜，又得叩头，吃完了饭，还得谢膳叩头。以上这都是见于清朝宫史的，这还只是随便吃饭，如遇万寿，或大庆贺的礼节，那就更繁重了。以上乃是皇上陪太后吃饭的情形，像皇后陪皇上吃饭，距这个也差不了许多。至于妃嫔等等那就了不得了，常和几个太监谈天，他们都说妃嫔等，在宫中没有陪着皇帝吃饭的规矩，这话我虽没有找到证据，但他们都这样说。以上是吃饭大概的情形。兹再谈一谈喝茶，据太监所说，皇帝平常只许喝普洱茶或者福建的龙团茶，因为宋朝皇帝就喝龙团茶，所以才喝，否则只许喝普洱茶。倘皇帝想喝香片茶，则须往敬事房去喝，敬事房者，伺候皇帝的太监所居住之处也。按以上太监所说的这些话，我也查找过公事或档案中的证据，但也总没有找到，不过问过几次，很有几个太监都是这样的说法，并且故宫博物院登记，宫中所存的东西，则只有普洱茶一种，且异常之多，卖了十几年，还没有卖完，而香片茶等，确不多见。如此则太监之话，也或者可靠。至于他们所说，宋朝皇帝，吃龙团茶一节，亦确是靠得住的，此不但见过私人的笔记，且见过《宋史》。以上这是饮食的情形，多少年来，不许改动。到光绪年间，虽西后之胆大妄为，而对于御膳房之规矩，亦未敢更动，因其系祖宗遗制也，不过她除每日御膳房仍旧烹饪外，她又自己立了一个小厨房可以随便烹饪就是了。而以前的皇帝则没有人这样做过，所以他们都愿驻园。因为在园中居住不像宫中那样拘束，可以随便，在园中虽然也有御膳房，但规矩则松多了，皇帝可以随便吃，因为这得算行路的性质，不能照宫中的排场，所以皇帝出京所住之地，都曰行在，意是行路所在之处也。他所以可以随便者，原意是不应该仍照宫中之成规也，可是由这不应该之中，倒可以随便了许多，不必照一定一百零八样的那种印板菜，可以随便点几样菜，最要紧的，是可以随便叫姨太太来陪着吃，爱叫哪一位，就叫哪一位，且可以一边吃，一边谈天，这在宫中是万不许的，这是皇帝乐于驻园的第一个原因。 再谈谈他的起居。这话说起来太长，现只简单着说一说。从前北方乡间文人们，常有一句话，说夏天不进京，因为北京比乡间热得多。北京有一个城墙窝风，当然要热，乡间墙矮院宽树木多，所谓“绿林村边黑”，自然是通风凉爽。京城有一道城墙，已经窝风，宫里头又多两道皇城和紫禁城，而里边又有一道很高的红宫墙，当然是更窝风，空气更不能流动了；再加以房屋建筑的形式（这层自故宫开放后，看见过的人很多了，不必详谈），然除宁寿宫、长寿宫，几处特别建筑外大致多是三合房、四合房，在冬天因有火坑，都很温暖，是不错的，一到夏天，则闷热无比，虽搭有苇席之天棚，然遇落雨之后，三天不能干，更是潮热不堪。宫里不许有楼，亦无大的庭院，更无花园，神武门内迤东之花园，为藏珍本天禄琳琅之所在地，即名曰御花园，是宫中最潇洒之所，十余年来，到过该处的游人，当然很多，请问这样花园，果能比一个阔人的花园好吗？最奇怪的是，全宫中可以说是没有水，一个堂堂的皇帝，在这种地方住长了，怎么会觉着舒服呢？若住在园中，跟这个情形，就大不同了。不必说驻颐和园，就是驻三海的西苑，也比宫里好多了，这也是皇帝想驻园的一种原因。再说他的睡眠。皇帝照例独眠，因为每一后妃，都有她们居住之宫：这当然是制度的形式，一个平民，还能够夫妇同居呢，岂有皇帝倒须独眠的道理，不过皇帝在宫中，因为他太被尊重的原故，所以举动，倒有些不大容易随便。据太监说，皇帝想叫哪位妃嫔来陪着睡觉，由敬事房传旨，传该位前来，见了皇帝，先行一跪三叩首的礼，然后才能侍座，此时可以随便，到睡觉时，须在另一屋室脱衣用被窝裹好，由太监抱至皇帝床上，防有行刺等事也。这种事，敬事房都要在档案上注明，以便后来怀胎时，作为证明的对照。并且听他们说，皇后可以由被窝之上口入去，若妃嫔，则须由下口进入，这一层我乃是道听途说，因为查内务府的则例，敬事房的则例，都没有明文为证，但是许多太监，都如此说法，像雍正乾隆一流的皇帝，当然不会完全受这种的约束，但如同治光绪，恐怕就不能十分随意了。倘若驻园，则可随便得多，例如咸丰皇帝，有四位妃嫔，都是缠足，都驻在圆明园，那是绝对不许到宫里去的，这当然也是想驻园的一种原因。 再谈谈办公的情形，皇上每日早晨，一两点钟起床，即将前一日所看过之奏摺交奏事太监，送至乾清门门洞，交与各该衙门的领摺官收回。在此时间，皇上须要先看《皇实录》半本，大致乾隆以后，都是如此。所有实录，都在内阁保存，看完一本再换取一本，因为如此，所以每遇离京外出，就不看了，于是驻园时，也不一定看。接着就是每日的早朝，由宫中乘肩舆到乾清宫，入座后，后边有御前侍卫十余人，或二十余人站立，都就绪后，才召见军机，及其他官员，但是前一拨话说完退出之后，离第二拨人来之时间，总有相当的间隔，皇上此时，有事自然是做事，无事时也要庄庄重重的坐着，其实他未尝不可以随便歪一歪，靠一靠，就是再随便一点，别人也不敢反对他，但是他总不好意思的，必要庄严一点才够体制，在这种情形之下，当然是较为拘束，较为劳乏。尤其是跟官员们说话，更费力，他坐在高约五尺的台上，座前又有一个很宽的御案，官员们跪在下边，相去总在一丈以外，说话非高声不可，而官员们对皇上说话，又不敢大声疾呼，所以不但说话费劲，听话也很费劲。这样的工作，每日早晨，要连续几个钟头，当然也很够累的。若驻园，就轻松多了。园中绝对没有像宫中那样正式的殿阁，每日上朝，都是在便殿，这种殿，大多数都名曰勤政殿，规模小得多，上朝时，不一定有许多侍卫，如此亦可随便了许多，且便殿中，无高台，官员们跪的地方，与皇帝相隔，不过一张桌，说话听话都省力得多，稍暇时，可以歪歪靠靠，不必一定笔直的坐着，且政事之外，君臣偶尔随便谈谈天，在宫中自然有时也可以随便谈天，但在正殿上朝时，则绝对不会有的，体制然也。总之，一切比正殿上，随便的多，这大致也是皇帝想驻园的一种原因。 现在才谈到驻园，清朝之所谓园者，都在玉泉山的下游，因为有此一泉，离北京又不远，所以便成了避暑的胜地。北方的山，大多数都缺水，此地有这样一个大泉，阔人自然要享受享受，所以不但皇帝在彼处建筑离宫，有钱的官员，也多要建筑一个避夏之所。所以自金元就相当发达，明朝最盛，所以有“李园不酸，米园不俗”（明万历年间米万钟、李伟，先后建勺园、清华园，两园各有千秋，大学士叶向高赞曰：“李园壮丽，米园曲折。米园不俗，李园不酸。”见《帝京景物略》。——编注）之语。清朝成亲王清华园近光楼诗，“丹凌沜边万泉出，贵家往往分清流”，乃是实情。明朝末年，这些建筑当然毁得很重，一时不能住，所以清朝进关，最初先驻南苑。南苑本是明朝的苑囿，为天子狩猎之地，周围苑墙，一百余里，中养许多兽类，有行宫数处：在东北角一带为旧宫，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的称呼，西北角怀房一带为新宫，往南为团河之行宫，建筑设备都还相当完善，当初是康熙皇帝把他又从新修理了一次，康熙皇帝，永远驻此。最久的时候，每年可驻七八个月，因为稍嫌麻烦，才又重修西苑，又名三海。我从前常想，三海为什么叫做西苑呢，按这个苑字，是苑囿的意思，《说文》中说，所以养禽兽也，《周礼》疏中云，古谓之囿，汉谓之苑，所有书籍中，没有第二种解释，都说是养禽兽之处，而三海并无禽兽，何以也名曰苑呢？后来才知道，是南苑的关系。南苑又名南海子，专为养禽兽之所，所以名苑，因为皇帝常驻南苑，后来又驻三海，所以把三海也就名为苑了。在西山各处未重修以前，皇上都是驻这两处，后来把西山明朝的故行宫，修理了许多，那一带山水，比南苑好得多，于是就常驻彼处。尤其当时把圆明园赏与雍王居住，此事只是听到人说，园本不大，后雍王做了皇帝，即雍正，乃大事扩建，他每年驻此，总在八九个月以上，于是把皇上驻苑这个名词，就改成驻园了。乾隆皇帝，又事扩充，把圆明园拓广了许多，并添了几处欧洲的建筑，谐趣园遗址尚存，不必赘述。我国之琉璃瓦，从前只有黄、红、蓝、绿、黑、白几种颜色，后来才有所谓翡翠蓝、鹦哥绿、映山紫等等漂亮的间色，听说是由意大利传来的。从此以后，历朝都有新的建筑，圆明园便成了泉园之冠，以后各皇帝一直到咸丰，都是驻圆明园了。康熙以后，尤其是乾隆，不但修圆明园，他把那一带的园子，差不多陆续着都修了起来，内务府的档案，所谓三山五园，三山者，瓮山（后改为万寿山）、玉泉山、香山也，五园者，静宜园（香山）、静明园（玉泉山）、畅颐园、春和园（此系光绪年间所改，原来旧名，我一时忘记了）、圆明园也，此五园（乾隆先后改建、扩建康雍时兴建的畅春园、圆明园、静明园、静宜园，并借疏浚西湖机会兴建了清漪园，是谓“五园”。——编注）为皇帝所用，其余若干园子，则分赏王爵大臣居住而已。各皇帝每年驻园，最少也有七八个月还多，多则十个月。夏天驻圆明园，冬天则多驻香山，因为香山，乃是避寒之所，所以该处宫殿中，有栖月岩、唳霜墀等等名目（香山有“二十八景”，其中有栖月崖、唳霜泉。据香山公园郝德海《香山》一文。——编注）。到了英法联军到京，通通都给烧毁，以后自然就无园可驻了，又兼南方正乱，当然也就没这个心情。迨同治年间，南方乱平，西后又想乐和乐和，但彼时彼尚毛嫩，又因有醇王恭王二人，相当正直，西后尤其怕醇王，所以没敢举动。到了光绪年间，承平了十几年，她的势力，也扎住了根，当然是没忘了乐和，兼以内务府人员太监等等，天天怂恿，她才一心想重修园子，但她本是小有才的一个人，心中总有点忐忑，又派醇亲王，亲到天津，查验大沽口炮台，是否可以保险，兼派她最亲信的太监李莲英，外号皮硝李，又名皮条李随行。醇亲王虽然是一个王爷，但彼时绝对没有世界的知识，远大的眼光，看到这样的炮台，便认为是绝对保险，外国军舰，是没法子攻入的了。回京复命，便以“金汤巩固”四字回奏，西后自是非常高兴，又问李莲英。当时常听说，李莲英到天津，非常的谨慎，供应钦差的官员知道明的钦差是醇王，而暗的钦差，却是他，所以给他预备的公馆，跟醇王的一样。而他不住，他说派我出来，是伺候王爷的，他就住在醇王的下房。醇王吃饭，他侍立，一句话不多说，这当然是有鉴于从前山东巡抚，杀他伙伴小安子的事情。他在外边，虽然一句议论也没有，但回京后，见了西后，却大放厥辞说，炮台怎样坚固，外国船绝对不会攻进来，西后先听醇亲王之言，又听他这一套话，当然是眉飞色舞，就决定要重修花园子了。本来想重修圆明园，因为大，用钱多，国家用兵多年，库空如洗，彼时有一副联，曰“太后修园，司农仰屋”，所以没敢动，乃议定改修颐和园，款项一层，工程仍无着落，乃决定移用建设海军之款，虽然把款用了个河落海干，但仍不足，没法子，只修了一个前面，所以到现在，后面还是破烂不堪，但从此西后就每年总有十来个月住在这里了。 如意馆的画 如意馆这个名词，现在也相当陌生了，从前也曾发扬过若干年，到道光以后，就渐渐的衰微下来了。按明清两代，宫中所有的机关衙门，都归太监统领，其官衔便名曰总管太监。在紫禁城内，不归太监管的，只有三个衙门：第一是内务府，专管宫中一切事宜，连太监也归他节制。他附属的机构，还有几处，最大者为造办处。此层容另谈之。第二为太医院，他也有一个附属的机关，就是御药房，此层我曾写过一篇文字，在《联合报》副刊登过，虽不甚详，也有一个大概，兹不再赘。第三就是如意馆，现在来把他谈谈。 如意馆，在文字中，则称为画苑，宋元等朝已有之，从前不必谈，只谈谈清朝的情形。清朝设立如意馆，康熙乾隆皇帝，都想把他大发达一气。他们的意思是几几乎与翰林院并重的。按翰林院乃为国家储备经济学问人才的衙门，如意馆自然不能比拟。但若专按书法说，实在是可以相提并论的，翰林院是个提倡书法的地方，如意馆是个提倡画法的地方。所以康乾年间的大画家，如郎世宁等，大多数都在如意馆有差使。其时馆中的人员，并不像翰林院的人员，翰林院的人，都有官员的资格，到时候或遇机会，都可升官，如意馆则无此资格，故如意馆的差使，不够一个官衔。虽如此说，可是有许多人，都愿在此有个名义。第一皇帝之所以设此机关者，一因要提倡画法，二也是要与各大画家亲近亲近。在殿庭上君臣不能随便谈绘画，而此处则可长谈，大臣中之能画者，在此处可与皇帝多亲近，自然升官的机会就较多；下级的人员，虽然不能与皇帝常说话，但既常见皇帝，便也容易得好的机会，所以有许多人，在其他衙门有差使，而此处也巴结上一个名义，便可由那一边熬资格，此一处找机会，因为这种情形，所以那一个时期如意馆相当发达了若干年。可是因为有这种情形，也就有许多自爱的人不愿意进去，因为他有夤缘的嫌疑。且在康乾年间，因皇帝常到馆中盘桓，故尚有许多真正画家常来，后来的皇帝不常去，有名的画家也就都不去了。以上谈的是关于人事的情形，兹再谈谈他的工作。在康乾年间有些位名画家在里头，当然画出来的作品，有很好很有价值的东西，但这可以说是自画其画，与如意馆三字无干，与古人所谓苑画者，大不相同。千百年来，所谓苑画者，都是工笔一流，如意馆中出来的画，也是如此。所以自各大画家离开馆之后，如意馆出来的画，就不为人所重视了，后来就只是当官差了。官差是怎么回事呢？官中地面宽得很，房屋也多得很，各屋中都有字画，这些字画，每到年终，除夕以前，都要换成新的，因为宫中有轴的字画很少见，据太监说，从前绝对没有，都是只托一层，镶上边，粘在墙上，所以每年必换，遇有喜庆事，或特别的事情，也要换一次新的，不但此，就是各处之桃符、门神、楹联等等，也都是每年一换，凡写的物件，都交翰林院书写，凡画的物件，都归如意馆绘画，这是最大的一项工作。写画齐了，都交如意馆附属的装潢处裱褙好了，再交太监分往各处粘贴。据太监说，这里头有时也有幸遇，有一年，某翰林写了一条，贴在某宫中，皇帝看见，说他写得好，录的文字也好。以后该翰林就升迁了。他还说，这是老太监们的传说，是哪一位皇帝就不知道了。按这种事情，虽然不敢说果有与否，但理想中是很可以有的，所以各翰林对于这种差使，都是乐意当当的。到民国后，宫中各墙上，粘的这种字画，还多得很，随处可以看到。 到了光绪年间，他们又添了一种工作，因为这种工作，后来又慢慢添了一种生意，颇能得利，这种工作，是什么呢？就是西后晚年，很爱把自己所画的画赏赐大臣，其实她画的稀松平常得很，也可以说拿不出手去，所有画的，都是如意馆人员代笔，画好之后，呈西后看过，然后在该画上端中间，印上一颗印，印文总是“慈禧皇太后御笔之宝”，赐给大员，大家都非常之重视，于是旗门大臣中，便有运动求赐御笔之人，这一来不要紧，给如意馆招来了许多买卖。运动这种赏赐的人，都得经过内务府大臣，因为别的大员，平常不能见到西后，而内务府大臣，则可常常见面，因为这本是不费之惠的事情，只若一求，大概总可以得到，所以在光绪年间，各大臣的客厅中，大多数都是挂的西后画的九桃。最初只是堂官资格的人员，才能求赏，后来司官们看着眼热，尤其内务府的司官，得机会也求赏赐，也常蒙允准。但赐大员的都有款，写明赐某人，赐司官的，就只有一颗“慈禧皇太后御笔之宝”的印，也就够了，得者挂在客厅，亲戚交游，都以为光宠，人人争羡，越来求者越多，于是如意馆的人员，许多自己预先进好几张存着，遇到用宝（印）的时候，随带着印上一个宝，便可送人，得之者必有很厚的报酬回赠，久之生意就来了，因为如意馆的人，与琉璃厂纸店都相熟，于是把印上宝的画存到纸店售卖，可得很高的价钱，本来皇太后的御笔，谁不重视呢？南纸店见此有利可图，乃自己雇人画好，送到如意馆用宝，每一张送如意馆十两银子，后渐渐落到每张二两。到光绪庚子前后，宫廷的威严渐渐衰落，南纸店便有私自刻印者，久之成风气，慈禧皇太后御笔之宝这颗印，大南纸店中，差不多家家有之了，于是皇太后的御笔画，便成大路货了，所画的总是松鹤、九桃、绶带鸟等等，多是庆寿用的，北平管这类的画，叫做“寿意儿”。遇到有庆寿的，亲友们送这样一张画，颇觉新鲜，悬在寿堂中间，也无论真假，总是御笔，显着特别冠冕。民国成立，如意馆这个机关，早就没有了，然这种御笔画，还随时可买到。记得民国三年，有友人之母庆寿，我买了这样一张送他，所有贺客都以为难得，本家见了我，谢了又谢，尤其他们老太太视为至宝，见了我说，你送我这样贵重礼物，怎么报答你呀？他们不知道这是一种平常的东西，但我看着他们太高兴太兴奋，所以我当时没好意思告诉他们，过了些天，才详细说知，但他们仍以为是极贵重的东西。到现在说如意馆的画，是没有人重视的了，在前清时代，如意馆的画，也就是一般不大懂画的人欢迎，真正书画家，是早就鄙视的。其实如意馆的画风，是由宋元的画苑传下来的，然宋元的苑画，还可以同清朝翰林院台阁体的字相提并论，而如意馆的画，则与台阁体的字，也比不上了，与翰林院的纱帽字，还可以比比（从前翰林院馆阁体，俗语曰纱帽子字，纱帽之下，加一子字，轻视极矣）。如意馆的画，虽然不十分高明，但他附属的装潢处，技术确很高，宫中的新旧书画，都归他们装裱，据云当年都是由苏州约来上等的工人，所以一辈一辈的传下来，都还没有离格。他还有一件事情，也很出名，就是制拌印泥，比外边的好得多。第一艾绒捶得好，极净而又有骨力。第二油炼得好，据如意馆人云，从前朝廷无论用什么宝，打什么印，绝对油不许洇（走），同治以后虽不像从前之认真，但亦不能差大格，除用三十年前的陈油外，还要加炼。第三用的色料好。宫中所用的印色，除皇帝平日打小印所用者，间乎有外边督抚所进奉之旧印色，或最好的漳州印泥外，其余都是如意馆所制。公事用大宝的印色，用辰砂，即朱砂之最好者，或稍加最好的朱砂。若皇帝平常所用之小盒者，则多加珍珠面，及宝石面等等，以便发光。平常所谓有宝色，共用八种材料，故称八宝印色，这种印色，到现在书画家还极珍视。 前清的内务府衙门 内务府的情形 内务府这个衙门，现在有许多人不知道了，其实不但现在知道的人少，在前清时代，知道的人也不多，因为全国通行的缙绅中，向来不列这个衙门，北京通行的缙绅，有他的也不多见；就是有，也是单钉一本，与其他衙门不并列。（前清时代之缙绅，就等于目下各衙门中之职员录，不过他是京中及各省之衙门，尽行列入，每年出两季，有新换之官员，即照改，总是由琉璃厂荣录堂承印。）兹在下边把他的来源及情形，大致谈谈。 清朝紫禁城内，所有办公的机构，都归yan人太监所管，不归yan人所管者只有三个机关：一是内务府，二是太医院，三是如意馆。太医院、如意馆，两个机关的情形，前者都已大略写过，曾见报端。兹只谈谈内务府。按清朝紫禁城的情形，与明朝的皇城差不了许多。在明朝皇城差不多就是禁城，不许平常人民居住，所有的房屋，都是宫中的机关公所，到清朝初年，尚如此，连太上皇住的南内，就在东南皇城根，间乎也有些居住的民家，但都是与内监及宫中各机构有关系的，平常人是不许住的。在清朝紫禁城内也是如此，紫禁城内便是宫禁。民国开放后，分为五路，其名目为中路、东路、西路、外东路、外西路。所谓中路者从前名曰中宫，除乾清、交泰、坤宁三宫外，间所也就不十分多了，都归皇帝自己居住，御花园等都在此路。所谓东路者原为皇子所住，故曰东宫太子，后来扩充，此处改为齐齐整整的六处宫殿，为妃嫔所住，经史中所谓六宫。所谓西路者的宫房，都较宽大，为皇太后、皇后及先皇帝的妃嫔所谓皇太妃者等等的居住。所谓外东路者，即前边所说皇子等居住之处。所谓外西路者，除已烧之寿安宫戏楼等处外，亦多为老妃嫔居住之所。以上乃是五个平列的宫墙圈。在外东路以东，于乾隆年间，给乾隆特改建了一处宁寿宫，为他当太上皇养老之所，光绪年间西后居之。在外西路以西，尚没什么大的建筑，有些树木及小房子，为太监的家眷所居。这是使内务府最头疼的地方，因为此处住的人很多，都是乡下来的，多的时候，到过四五千人，虽然都可以出入神武门，但总不十分方便，且路也颇远，所以里边有小茶馆、小饭铺、宝局（赌场）、烟馆等等的组织。家家自己做饭，每到饭前，炊烟缕缕袅袅于树林之中，倒是够一幅图画，但是虽在宫墙之外，也有时可发生火警。不但这些种组织是私设的，就连这些人，也有十之七八是不通天的，皇上是不知道的，可是内务府不敢严行禁止，因为他们都与太监有关系，内务府怕得罪太监，便不肯过问，然倘闹出事来，则仍是内务府的责任。据内务府的档案说，道成年间，一次由此处驱逐出去了三千多人，由此足见紫禁城以内，也相当的乱了，不过宫禁以外（即民国所命名之五路），神武门之内，这些地方住的非yan人还不少，当然都是有职业的了，这些职业大致都归内务府所管。总之这些地方，可以说是内务府的地面，内务府固然管不着地方的治安，但神武门归步军统领管辖，门的启闭，钥匙由他掌管，门以内的事他不管，宫禁之门如顺贞门等等，为内监所管，门以外不管，如此以来，则神武门以内，顺贞门以外，成了真空地带。内务府虽然不管治安，但一切泼扫工作，都是他的事情，自然也有太监在内，所以可以说，这一片地带，是内务府的天下。这与明朝皇城内的情形，差不了许多。总之是宫墙之外，紫禁城之内，所有工作人员，小工差役人等，都归内务府所管，这种人员，既非内监，又非兵丁，统名之曰苏拉，满洲话闲散的意思。我们同文馆的听差等等，也都叫做苏拉。 内务府的来源 内务府这个衙门，在清朝是特别得很，官场都称他为后门的衙门，因为他只管皇上家的私事，可以说是不管公事。在前清官场还有两句戏言说：“天下大事去问内务府，那不成了笑话咧吗？”意思是等于社会中的谚语，要知天下事，去问山后人。这足见内务府之不管公事了。他是怎么个来历呢？历朝当然也有这种性质的衙门，但清朝的内务府，与从前大不相同。在明朝这些事情，都归太监所管，本来明朝太监，连外边的事情都管，何况宫门以里呢？如东厂等机关，其权比任何衙门都大，所以演成太监跋扈的情形。清朝有鉴于此，不许太监管事，乃特设内务府衙门，并特任亲信大臣以管理之，有时特派亲王兼管。太监一切言语举动，都归内务府稽查，总之诸事须秉承内务府而行，绝对不许自己做主。雍正年间，皇帝特在坤宁宫后，立了一个铁碑，上写“内监问及公事者斩”，问一句公事，就是杀罪，这足见清朝待内监之严。大致太监行事，除奉皇帝特谕外，一切得请命于内务府大臣，由此又可见内务府权势之大。不过他有许多为难的地方，所有太监虽然都归他管，但太监时时可以与皇帝亲近，刻刻可以同皇上说话，倘设法假无心之词，说他几句闲话所谓浸润之谮，则皇帝也难免不信一二，所以内务府大臣，也不敢公然就得罪太监，遇事都以圆和处之。然嘉庆道光以前之皇帝，都较精明，待太监都很严，并给内务府堂官的面子很大，所以对太监都能统制。到同治时代，西后用事，便有了些偏信太监的情形，闹的皮条李（李莲英）他们，有许多污秽的传说。在这个时期中，内务府就不敢过问，幸而他的伙伴小安子，在山东正法，才把李莲英他们气焰压下去，终李莲英的后半辈，没敢胡来。在他最得势的时候，也几乎有命令内务府的情势，他当然不敢直接命令，但张嘴佛爷说怎样闭嘴佛爷说怎样，则内务府自然不敢驳回，在光绪年间就是差多了，虽李莲英同内务府大臣说话，也要先说一句，“回包衣按班的话”，别人就更老实了。我对于太监与内务府的关系，曾问过戏界人，盖每逢宫中演戏，所有演员人等，出入宫门，都得由内务府派人带领，堂官当然也得到场照料，他们跟太监接头说话时很多，他们彼此说话的情形，凡在宫中演戏的人，都是常听到看到的，他们知道得很清楚，所以我特别问他们。一次谭鑫培对我说，他们说话的情形，也很不容易用几话来断定，不过有一件事情，因为升平署首领太监很会说话，说的很有趣味，所以我记得很清。一次一位步军统领兼内务府大臣，正月二十日以后抓赌，由赌局把李永泉抓了去，永泉为名净，外号溜子。这里附带着把前清抓赌谈几句。前清时代，每年正月十六日以前任人聚赌，不许抓，一过十六日，则到处抓赌，这是管地面衙门的每年的一笔进款。因为大众自元旦即赌，赌了半个月之久，可以说是有了习惯，不易骤然停止，大多数都接连着赌下去，在这几天之中，北京五城的坊上，各处县衙的差役等等，都要出去抓赌，其实他非真要抓人，只是为几个钱。他抓不住人，当然就没事，倘抓住，你就跟他讲价，不过赌徒中有有钱的人，那就得多花几文，然非不得已，他绝对不肯带人走，因为此事一经官问罪，差役人等，便没有钱可得了。李永泉最好赌，所以被拿到北衙门（即步军统领的衙门），永泉家人来求升平署首领太监，适次日步军统领，也到宫中，正同鑫培说话，首领太监进来，乐着对步军统领说：佛爷要听金福的《捉放》啊，金福即是鑫培，鑫培此戏，永远用李永泉配曹操，意思是佛爷听此戏，便应把李永泉放出来。步军统领早已明了他的意思，乐了一乐，说了一个好，也未再说什么，回去当然就放出来了。步军统领出去后，鑫培大乐，对首领太监说，您说人情，拿我垫背，二人彼此大乐。鑫培对我说这件事情，大概可以概括他们说话的情形，太监不敢公然求内务府大臣，可是太监说的话，大臣也似乎非照办不可，因为他总是把太后说在头里。倘拿皇上说事（此句是北京土活，意思是倚仗着皇上说话），则大臣有时见着皇上，可以弯转着问一问，拿着太后说话，则大臣就得照办，因为大臣见太后的机会就少多了。以上乃是我与鑫培问答的一段话，由此就可以推测出内务府与太监的情形来。总之这种情形，是应该研究的，为什么呢？因为清朝设立内务府，是专为对付太监及管理太监的。内务府所管的一切事情，在明朝都归太监管理。例如：明朝派三宝太监下南洋，清朝则派斌椿赴欧洲为出使大臣，斌椿著有《乘槎笔记》一书，为中国出使外洋的头一部书，若在明朝则都是太监的事情，清朝则决不肯使太监出宫一步，所以二百多年的工夫，总没有出过大乱子。有清一代，对于这个机构，运用的总算不错。到了同治年间，西后当权，当然是一个毫无知识的糊涂妇人，她派她的亲信太监，往南方购置物件，在运河船中，一路张扬，这种情形，与明朝就算是一样，幸同治明白，暗命山东巡抚把他正法，使这种恶风，没有扩大，可是把李莲英几几乎没有吓死，此后永远非常谨慎，一点也不敢胡来，总算保住了他的性命，这也算他聪明。若依着西后的主意，一定还要闹乱子，比方天津大沽炮台修成之时，西后派醇亲王去验工，并派李莲英随行，这本是西后最浑蛋的一件事：醇王为光绪之父，又与她为内亲，这可以说亲近到家的人了吧，而仍派自己私人相随，这不但大大的破坏了清朝的国法，而且于醇王面子有多么难看，这与唐朝之内监监军，明朝内监之掌权，有什么分别？西后能有这样的举动，李莲英又是她最私的一个人，天津之预备供奉钦差亲王的官员，安得不竭力逢迎，于是给他特另预备了一个公馆，一切布置供应，起居饮食，都与醇亲王一样。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这样的逢迎，内务府还怎敢过问呢，他也乐得的不过问。没想到李莲英这小子，因为小安子的事情，成了惊弓之鸟，他一步也不敢多走，他不但不住那一所公馆，连饭也不特开，他对承办人员说，太后派他出来，是伺候王爷的，并没其他任务，所以他永远睡在醇王宿室的外间，吃饭也与其他下人一样，醇王的下人，其中也有太监，得的银钱门包确不少，而李莲英却一文不要，好在他也不在乎这一点。李莲英后半辈做事，大致总是如此，他固然为的保全自己的首领，但劝西后的地方也不少，太监之中有稍明白之人，曾对我说，倘有李莲英，则西后对光绪或不至如此。此事果如何，此处不必详尽，然一直到光绪末年，太监没有大张狂，则系实情。内务府常对我谈，宫中的差使，在光绪年间倒比宣统年间好当，盖隆裕后当权，她的亲信太监所谓小德张者，曾作福作威的闹过一个时期，然也不过是想弄几个钱，前头有个摄政王，隆裕无真权，他也闹不出什么大的花样来，好在宣统不过三年的工夫，日期很短，也就完了。以上这些话，尽说的太监，好像是题外之文，其实不然，前边已经说过，前清之设立内务府这个衙门，是专为替代太监，并对付太监的。倘管理太监有方，则政治便好得多，太监专横，便是内务府失职，政治就要颓败，是设立这个衙门，为极有见地之措施，所以终前清之世，没有太监的乱政。 以上乃前清内务府衙门之所由来，及其大概之情形也。惟其中也有措施不当的地方，此处不再详述，当在后边略谈之。 内务府的发财 有人问到，内务府衙门，与其他衙门，有什么分别？按这层在前边，已大略说过。总之别的衙门管的是国家的公事，内务府管的是皇室的私事。北京从前有两句话说，别的衙门是前门的衙门（前门者前边之门，非指正陽门），内务府是后门的衙门（后门即后边之门，非指地安门）。界限虽然很清，但也就是小事，至于大的典礼，则内务府与礼部、工部等衙门，合办的时候也很多，此层容在后边谈之，兹先谈谈他管的些零碎事情。 宫中一切零碎事情，都归他管，例如扫帚、箕筐、龇筒等等都是，但这里头没有多少油水，赚项虽不甚小，但都归下级经手人了。 煤炭、蜡烛、锅碗刀勺等等，另有承办的机构；如碗碟等等，则由九江进贡。 衣、门帘帐幕等等，则有三处织造经管，虽属于内务府，但又是特设机关。 内务府最发财的事情，是宫里有庆贺，或婚丧生日满月等事，此外就是随便的工程。比方说，宫中墙破了砌砌墙，屋漏了补补屋，或小孩生日满月，这都归内务府专办，倘遇万寿、大婚礼、大丧礼，或有特别的大建筑，则须由礼部，或工部等等，会同内务府办理，有时候上奏摺，仍须内务府主稿。从前有几个衙门合奏的事，该奏摺是某一部拟的稿子，在奏摺后必须要声明，意思是该部的主动。总之只是国家大事，与后宫无干的，则内务府不得过问。只是关于后宫的事情，则各衙门不得过问，大事而与后宫有关系者，则除其他衙门外，必有内务府加入。例如大婚、大丧、万寿等礼节，则有管礼节的礼部，大工程等事，则有工部，又何必内务府加入？其实这种情形很容易明白，比方只说关于一位尚书个人的事，所办的公事，都是跟衙门中人接头，家中下人不能过问。家中所有事情，都归下人办理，衙门中人，不会过问。若有大的如丧婚事情，则衙门中同事属员多来帮忙，但诸事须与管家下人等接头，否则穿院入屋，搬东移西，诸事不方便也。 兹在下边谈谈他发财的情形，这话说起来，当然太长，只可把我知的详细的事情，说他一两件，以概其余。 光绪大婚的时候，这当然是内务府最发财的机会。吾乡有一位郭先生，正在给一位内务府大臣家教家馆。北平所有绣货局子都在崇文门外、广渠门、东便门、花市一带，所有刺绣的工人，除本地人外，吾乡之人亦不少。有几位绣工，找了郭先生说，你的东家赶上这种发大财的差使，你不可以跟他说一说，谋点小事情赚几个钱吗？郭君也很以为然，见不着东家，就跟门房里管家说了说，管家替他回上去，并且把先生认识刺绣工人这句话，也说明了。该大臣很好，倒很想提拔提拔老夫子，便命管家说，去对老夫子说，他既认识绣工人员，当然是以做点刺绣活为就近，但一切刺绣的工作，都归苏州、杭州等处之织造官承办，如今幸尔有零碎小件不能齐备，就使老夫子揽一洞房门帘去绣可也。不过洞房门帘，是多数人看得见的，必须绣得好，方能交差作脸。务必用最好的绣线，最好的绣工，要能比江南绣得好才好，至于门帘的缎子，则可由库中领去。郭君一一如命，先画样子，交上来看妥后，才交人去绣。不怕花钱，自然工料都很好，共用了本钱五十余两银子，这个数字，在彼时就算相当的大。绣好之后，交上去一看很满意，说让他们开帐吧，并嘱郭君，可以多开一点。郭君同几个绣工，斟酌着开了五百两银子，把帐单送到门房，管家一看，说太少，可以多开点儿，拿回来改开，大家说是得多开，因为门房里也得要一份，遂开了一千两，门房把帐单呈上去，该大臣说，再让他多开点，于是大胆就开了五千两。大家以为这个数字未免太大，既至交上去，该大臣乐了一乐，说不开展，提起笔来，改成了两万五千两。到库上如数领下，以五千两交给郭君，其余就归他自己了。郭君以一千两谢门房，门房诸人还是看不起这一笔，以为多少没有什么大关系，郭君自己得了三千两，几个工人分了一千两，都是心满意足，以为发了财。本来从前念书人，进了秀才补了廪生，一辈子果能剩下一千两银子，那就真得算是发财，何况三千两呢？由此可见内务府弊病之大，不敢作大弊，他还说你不开展。 西陵大红门外之石牌坊，往东稍歪，此非重修不可，估价三十几万，按这种工程，只不过把每块石头卸下来，把根基打好，再装上去，倘石块无伤损，则不过只是人工，并用不了多少钱，三十几万数字已经很大，虽各级官员，都要要钱，然赚项仍很大。乃包工之人，竟不知足，他对于原牌坊，一毫未动，只支上了几根木柱，便算了事，而内务府及各衙门也都验工收工，请问这个弊有多大。大红门者，为各陵之总公门，倘该牌坊未被毁掉，则该几根木柱，恐怕到目下还存在着呢。 光绪大婚礼之期，正值太和门被焚，欲重修赶不上，不修则破破烂烂，于婚姻大礼，太不好看。由内务府出主意，先使棚匠照原样扎成屋顶，再把墙稍一找补油刷，总可与真的一样，于是由内务府、工部、礼部合奏，得蒙允准，于是不到十天，即全部扎成，一切瓦陇兽头、房檐滴水等等，与真的无异，没有一个人看出是席扎得来，工是好极了，但开价七十几万两。据木匠说，这个数目，可以重建几座太和门。 内务府衙门的公事，都是如此，不过平常的事情，虽也有钱可赚，但事有定例，不容易随便胡来，所以他期盼着有大婚礼、大丧礼、大万寿，至于重修颐和园，及扩充西苑，如建筑怀仁堂、居仁堂等处，更是不常遇到的工程。总之以上这些事情，虽然可以发大财，但不常有，所以皇子娶亲，公主出嫁，及每年各后妃的小生日等等，也都是很好的机会。 对于重建颐和园及建筑居仁堂等处的经过，在这里附带着谈几句，借此亦可知他们作弊的情形。 重建颐和园，所用的款项，都是海军衙门的钱，这是多数人知道的，内务府、太监等等，是都发了大财，但海军衙门的款项是没有办法了。经过十来年的工夫，此款没法子报销，因为建设海军的款，不能报销修颐和园，把修颐和园所用的款，都得归纳到建设海军所用，这当然就很难报销了，共总买了十几条船，怎能花那样多的钱呢？尤其是买船之帐单，无法再改，其实与外国轮船公司，商量着改改帐单，也不见得办不到，但也加不了这许多，后来西后特派恭王到天津办理此事，命承办官员书吏等，多开虚帐，斟酌了几天，还是报销不完。恭王问为什么还报销不完，承办官员们说，一根纸媒（纸媒者，用以吸水烟之小细纸筒是也），已做成一钱二分银子，还怎能再增加？恭王说，可以开到一钱二，不能开到一两二吗？有此一句话，此案始能报销完竣。或者有人说，用海军款修颐和园，于内务府有什么关系，何必谈他呢？其实不然，后来报销此款，自然于内务府无关，但根里的原动力，是由内务府发生的。当洪杨平定之后，在清朝可算是中兴，西后自己当然也想乐和乐和。太监们当然都是怂恿这件事情的，汉官们自然也少不了逢迎的人。但太监虽能亲近西后，可是因为他们不能随便交接外人，所以不甚知道外间的事情；汉官虽然知道外边的情形，但不能见到西后，有话也说不进去。内务府是随时可以有进宫的机会的，他既知道西后想乐和，也知道大乱之后，款项难筹，可是他知海军衙门有现成的款项，他便时时勾结太监，帮助办成此事，西后本无知，只想乐，焉有不愿意的呢？所以说这件事情，原动力确在内务府，这绝对不是无稽之谈。 说到建筑居仁堂等处，那更笑话了。西后虽然这些年皇宫内院，但没摸着住过洋楼，听说外国的洋楼，都好得不得了，所以也想盖一所洋楼，但此已在光绪庚子以后，各省的财政，固然都已很拮据，但西后之命令，也没有从前皇帝那样大的力量，这种事情，她固然不好意思冠冕堂皇的对大臣说，她也有点不敢，她怕吃了碰，于面子大不好看，只好同内务府嘀咕。这也是内务府出的主意，南苑俗称南海子，在明朝为皇帝游猎之所，在清朝初年，亦为皇帝惟一的避暑之处，所以康熙皇帝，每年在此歇夏。雍正以后，有了圆明园，各皇帝才不到此，仍然是专为养麋鹿野兽的处所，不许耕种。这个南苑，便归内务府所管。他便联络太监跟西后说，南苑本为养野兽预备狩猎之处，自光绪十几年，定河决口，围墙坍倒，所有野兽，尽行跑走，南苑早已无用，何不把这一大片地，卖给民间耕种，得款用以修盖洋楼，不但宫中方便，化无用为有用，民间亦感德不浅。 西后听此，安有不高兴之理，就命内务府负责，办理此事，这里头当然也少不了太监。内务府便联合了森昌木厂（记不清了，大概是森昌），共同筹划。此事并未堂堂皇皇的正式归部院办理，总算是内务府偷偷的就办成了，各部也不便过问，一切放地、丈量、估价、收款等项都归森昌木厂经手，请问这像一件公事吗？外面虽然是木厂，暗中主持的，当然还是内务府。结果周围一百一十多里的一片沃土，卖出之后，所得的款，只盖了几间狗洞式的洋楼，而且款项还是不够。那样大一片地的卖价，不够盖几间洋楼，岂非怪事，说起来也怕没有人相信，这当然另有原因。第一是在卖此地的时候，好的地都归内务府人员及太监留下。这片地向归内务府管辖，其中何处是沃土肥田，何处是薄碱沙洼，他们打听得相当清楚，所以好地多归堂官等人留下，最好还是多为太监所有，后来大家才知道，南苑所有的大庄子的东家，都是有权势的太监，这些庄子，都是只要地不给钱，这已经少了一大笔收入。第二是收进来的款，也不能都用他盖了洋楼。在前清末年的情形，各种工程的款项，大多数是十分之三，用到工事上，其余都归有关系的人，分入腰包。这个名词，就叫做三成到工，有的一成到工的，则甚少，凡木厂包工估价，他若估计着非用三十万不可，开价就得一百万。凡所谓认真的工程更利害，比方说，皇上怕作弊，先派估工大臣，把价估好，皇上批准，开工后，不许估工大臣再干涉，另派监工大臣，工程完后，防备监工木厂与通同作弊，乃另派收工大臣，这一认真不要紧，三个大臣都得要钱了，下边小官员就更不用说了。这件盖洋楼的工程，虽然没有那些大臣，但一个内务府也就够了，因为内务府向来比别的衙门要钱多得多。 内务府所管的机关 内务府所管之机构很多，且都是肥缺。除本衙七司如广储司、慎刑司等等外，还管东西两陵的内务府。江南三处织造官也归他管。最容易赚钱的，是他直接所管的造办处，及关内外所有的庄子。最富的是粤海关监督，也是他的属下。北京城里的上驷院、鹰犬处、向导处、銮仪卫等等，虽然不归他管，他与他也有关系，这些机关，都是有钱的所在。兹在下边，分着来谈谈他。 造办处 这是一个极特别的机构，所以先谈他，他始自何时，虽未详考，但在乾隆年间，是最发达的时期。这个地方等于乾隆皇帝私人的小工厂，他常常的到彼处，指示大家工作，做出来的物品，都相当好，且也相当雅，有许多物品，一看便知道是造办处所制，后来也有相当的价值。造办处三字，在古玩行中，也可以算是一种名词，从前是不许买卖的，只有经皇帝赏赐，得者珍之。后来则内务府的官员，及造办处的人员，也往往持以赠之亲友，所以外边也常常见到，其中行道很多。 小器作，专雕刻硬木物器，雕镂的非常之精，如瓶座等等。 铸铜作，所制造的都是小件，也很规矩，如瓶炉三事等等，颇为人珍视。亦可仿造钟鼎等物，所铸的宣德炉，几可以乱真。 烧瓷作，所制造的也都是小件，如鼻烟壶等等，如宫中古月轩所存小件瓷器、鼻烟壶等等，都是极珍贵的，大致多用江西所烧原胎，在此现加画工彩釉等等，然极工细，在古玩行中价值也极高。 总之所作的种类很多，一次乾隆把明朝所遗留的许多碎墨，交价造办处另杵另制，成绩也非常之好。所有小型手工，他都做，他不会的，再暗中交与琉璃厂工人代作。这个名词，叫做过行。 织造 江南苏州、杭州等处，有三个织造官，平常就称呼某处织造，是宫中特派去的，凡宫中所用的绸缎材料、衣服花边等等，赏赐官员们的绸缎以及演戏所用行头等等，都归织造官制好，运京应用，这种官员阶级虽然不高，不过是初中员外等级，但他们可以专摺奏事。有的事情，报告内务府，再由内务府奏明，有的事情，他们可以直接上奏摺，可以和皇上直接说话，那一切的事情，权势当然就大得多了，所以极能发财。而且在康熙、乾隆年间，他们都是皇帝特派暗探，此看“故帝官丛”发表的公文便知，我收存着的公事也不少，这种官员，安能不发财呢？ 粤海关监督 中国海禁未大开之前，跟外国通商的口岸，只有广州一处。验收税务的官员，在那个时候，是一个特别缺，永远归皇上特派，与户部无干，他虽不能说是属于内务府，但得放此缺者，都一定得是内务府的人，任满之后，仍回内务府照旧当差，这算是旗人官员中最肥的一个缺，一任做满，能剩多少钱，虽不详知，但内务府的官员们常谈，他的第一名管家，总可以落二百万两银子，跟班的得此数，主人可推想而知了。 以上不过只举数种，余不多赘，总之与内务府有关系的机构，多是肥缺，且与国家各衙门，都没有直接的关系。 内务府的人才 这里再谈谈内务府的人才。内务府所有的官员，在嘉庆、道光以前，本来都是汉人，满洲未进关时，凡汉人随了他们的，入了军队当了兵的，就是汉军旗人，未入伍只给他们当下人的，就是奴才。进关之后，这些人就都编入内务府了，也算是旗人，但等级则卑得很。 旗人可分五等，第一等为满洲，二等为蒙古，三等为汉军，四等为内务府旗，五等为包衣旗。前三种通称满蒙汉，汉军虽不及满洲之贵，但也算是公民。内务府则纯是奴才性质，咸丰以前，内务府人员，绝对不许对贵族结婚。包衣旗者，乃各王府之奴才，虽身为大官，本府王爷也随时可以叫去打一顿，此种事情，《啸亭杂录》曾载之。内务府虽高于包衣，但也相当卑下，在民国四五年，有内务府人员，全家去逛三贝子花园，自备厨役食盒等等，相当阔绰。在园中遇到溥伟，嫌他招摇，大加申饬。说这是什么地方，容你这么大摇大摆的造反，全不念主子的恩德，你还有人心吗？该内务府人员，一家跪在地下，叩头认罪，才算完事，此事我亲眼看见。在溥伟总算是无知的举动，仍然倚仗着从前亲王的牌子，来镇吓下人。他说该员忘了三贝子花园是什么地方，但是他却忘了民国是什么年代。倘该员起来与他对骂，他又当如何？然而该员犹有旧日的习惯思想，他绝对不敢，由此亦可证明内务府昔日之卑下。 前面说嘉庆、道光以前都是汉人，那么道光以后，就有不是汉人的了吗？是的，从前满洲人不肯到内务府衙门当差，后来看到该衙门发财的机会较多，就有许多人眼热，于是满洲人进去的渐渐的就多了。到了咸丰以后，这些满洲人，也都请着改为汉军了。因为宫中每年挑选宫女，总是由满洲家族女儿中挑选，汉军旗的女孩子，不得应选，这当然是当年不放心汉人的情形，可是女孩子挑入宫中，若被皇帝看上，当然是一种很好的机会，但一万人中，也不见得有那么一个，所以女孩子挑入宫中，是一件极苦极悲痛的事情，也是各家极怕的事情，便想法子逃避，逃避的方法，只有改成汉军。所以内务府中，真正满洲人也不少了。 内务府的人才，只出了曹氏祖孙几人，曹雪芹固然是人人皆知，他祖父曹寅，也是很有学问的，曾记《啸亭杂录》中，有记他的文字，人很忠诚厚道，所刻的书，也很讲究，不但字样好看，校对的也很精，如所刻《曹氏十二种》，极为后人所重，乾隆皇帝当时就很赞美。在曹家之外，内务府中可以算是没有文人，在前清二百多年中，连一个通文字的人，都很难找到。 旗门中有两句话曰： 树小房新画不古，此人定是内务府。 这话固然是讥讽，但也确系实情，所以内务府的公事，其文字都是对付，没有一件可以说是很通顺的文字的，目下故宫博物院存留着的这种公事还不少，我国剧学会收藏着的，也有几百件。他们文字虽不大通，但因为他们常常见到皇帝，所以他们揣摩宫中的意思，则真是俗语说的八九不离十，如皇上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他们都知道得相当清楚。有许多达官贵人，对于这些情形，常常的请教他们，就是王公亲贵，也往往问问他们，而他们也往往用这种情形，在王公大官前献殷勤，尤其是对于西后的心理，更揣摩得清楚。一次我同他们谈天，我问西后最喜欢什么？他们说西后最喜欢西洋的东西，尤其喜欢洋钟。我说民间最忌讳送人钟，因为音同“送终”。他们说这话是不错的，但宫里不名曰送，而曰进贡，进钟音同尽忠，所以她高兴。乾隆皇帝就喜欢这个，收的很多，西后更多，所以乾清宫东边，有几间房，专存钟表，以上这类事情，也可以算是内务府的心传，他们为什么能知这些事情呢？就是内务府大臣，往往在后宫，蒙西后传见，商量些零碎事情，或偶尔闲谈，比方说：宫中在春节前后，往往有制灯谜之戏，西后也常自己制几个，妃嫔、宫女、太监等等，都可与戏，有时抄送内务府，使各官员猜之，猜者则用大红单帖，恭书奴才某人猜为某某。我收存着的这种猜谜之帖，也有几十件。在乾隆年间，也常有这类的事情，但都是与南书房起居注官，或翰林院共同玩玩，西后固然不好意思在前边与官员为此，而她所制的灯谜，比《红楼梦》中，贾母所制的猴子身轻站树梢，也强不了多少，也值不得跟文臣玩，只好跟后边内务府人凑凑。据内务府人云，这是堂官很为难的一件事情，西后文学固不强，而堂官们的文字，也高不了多少，所以遇交下灯谜来，不要说不能猜，且有时不懂。找司员们代猜，司员的文字底子，与堂官比，也是八两半斤，也是一样不能。但宫中交出来，也不能不猜，若永远猜不着，也交代不下去；带回家求人代猜，有时赶不上。后来兴出法子，常带朋友或教读先生到衙门，预备猜谜，然有时等候一天，也不见得有此旨意，那就算是白等，所以这可以说是堂官很伤脑筋的一点小事情。 这有一件事情，是内务府与宫中特别接近的情形，就是进贡食品。比方自己家中有什么好吃的特别点心或食品，便可随时做好，用大食盒装严，送入宫中。这种情形，只近支王府有之，其他所有官员，都无此例，且大家也不肯多事，倘宫中吃了有点不舒服，那岂不是意外的麻烦吗？倘再因此得罪，那就更合不来了。内务府堂官，因为常与宫中谈话，也往往谈及谁家的菜好吃，西后吃御膳房的菜吃腻了，当然也想吃点新鲜的，所以堂官有此特献殷勤的机会。他每逢进奉食品，绝对不会说是厨子做的，一定说是他太太亲手做的，或者说是姨太太，或是小姐所做，西后听到系妇女所做，较为高兴，太太小姐，往往得到很厚的赏赐，本人也往往因此得到很好的面子，或至因此升官，也是有的。比方乾隆年间尹文端公继善，就是因为他的姨太大，给乾隆做过几次食品，而得宠的。以上乃内务府几位司员所谈。他们都是我的朋友，说的当然不差。至于尹文端公一层，则未见过其他记载，袁子才最爱说尹文端公的事情，而这种事情亦未提及，可是几位司员都是这样说法，大概是由当时就留传下来的一种传说，也似乎靠得住。 从前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皇帝不跟大臣亲近，而特别同内务府人员亲近呢？其实这并非亲近的关系，而是关系不同。皇帝对大臣，就比如我们对亲友，有亲友进我们的家，不能太随便喽，总要把屋子整理整理，甚至连衣服都要稍为整齐，这也有不肯慢客的意思。除自己的眷属外，就是至亲本家，彼此也都有个内外，惟独门房下人，则随时可以唤人问话，他也可以随时进来回话，不须预备一切，此非下人近于亲友也，而是关系不同也。内务府人员之于皇帝，也是如此。 内务府与戏界 北京戏界与内务府有关系，不但有关系，而且统统归内务府管辖，这话乍听仿佛有点新鲜，其实说起来，也可以说是理所当然，其原因有两种：一是乾隆年间，皇帝下江南，自己挑了许多脚色来，这些脚色，即《宸垣识略》所云：景山内西北隅，有连房百余间，为苏州梨园供奉所居，俗称苏州巷。总门内有庙三楹，礼翼宿。前有亭，为度曲之所。其子弟亦延师受业，出入由景山西门。又南花苑，今改名南府，为梨园子弟所居，称为南府学生，其出入关防甚严，云云。以上所记载的这些人员，都是直接供奉皇帝，不在外边演戏的。（这里附带着说几句闲话：就是他记载的连房百余间在景山西北，其实是景山东北，我去过几次，其余容另谈之。）二是因乾隆万寿，特为祝寿由南方来的班子，这些班子，有住在南府的，有住在外边的。以上这两种，当然都归内务府管理。在宫中演戏日久，且到乾隆晚年，及嘉庆年间，宫中演戏渐少，各班都闲暇无事，乃思在戏园中演演营业戏，经升平署及内务府奏准，惟其措辞是演戏。演戏者，演习纯熟，预备宫中供奉也。据戏界老辈都说，演戏的演字，就是始于此，从前并不叫做演，老辈脚色，虽然都是如此说法，但我研究了这些年，没有找到切实的根据，我问，他们从前不名曰演，是叫做什么呢？他们也没有确切的答复。总之由南省来的这些戏班，最初的办法，都只是供奉皇帝，后来才在外边演唱，他们来的时候，都归内务府管辖，则在外边演唱时，内务府当然不能不过问，这是北京戏班归内务府管制的第一个原因。再者后来所有的戏班，都难免有传往宫里演戏的时候，其中有无不法人员，则内务府更不能不注意。有这两种关系，于是所有戏班，就都归他管制了。 他管制的方法，是在戏界先选一老成持重的名脚，派为首领，在前门外精忠庙中，成立一处办公所，于是该首领，便名曰庙首，所有戏界各事，脚与脚的关系，班与班的关系，班与脚的关系，班与园的关系，园与园的关系等等，凡只关演戏规矩，与地方诉讼法无关者，统归庙首判断，庙首办不了的案子，则转禀内务府堂郎中解决。不仅此，就是新开一个戏园，新成立一个戏班，都得先禀明内务府堂郎中，俟批准方许成立，否则绝对不许的。其报官的手续，是由成班人把本班所有人员姓名开单，报于庙首，庙首加保结禀报内务府堂郎中，堂郎中再禀明堂官批准方妥，但这种小事，堂郎中往往不禀堂官自己便可批准。我收藏着的这类公事很多，在我所著的书中抄录过几通，兹由友人处借了两本来，中有几种，照录于后，诸君可借以稍微明了当年的一点情形，也非浪费笔墨。 具甘结三庆班领班奴才程椿（即程长庚）：今依奉结得奴才所领之三庆班各脚色，俱系大兴县民人，并无旗人在班演唱，以及来历不明不法之人。以后如犯有前项情弊，有奴才程椿情甘认罪，伏乞大人台前查照存案，所俱甘结是实。同治二年七月某日，具甘结人三庆班奴才程椿。今将三庆班花名首领程椿开呈。 老生行： 夏奎章、王丹庭、邬全福、殷德瑞、张三福、魏忠廷、郭凤鸣、陈丹桂、詹金传、严松山、刘馥奎、茹太平、钱月廷、孙远林、池遇泉、汪十官、谢桃园、徐戴云、汪永泰、涂新斋 小生行： 李宛仙、陆佩湘、汪竹仙、徐亦仙、吴增禄、陈士彭、郝本源、朱莲卿、朱三喜 花面行： 陈春明、周开阅、胡双成、吕坤山、方正泉、何道源、郝延斌、孟庆云、方瑞祥、高宗保 丑行： 毛双美、徐金余、刘洪海、孙大常、查桂芳、李启泰、王瑞芳、高德保 武行： 郭文祥、陈元福、陈永新、李福儿、浦席文、陈发林、孙四儿、汪德明 老旦行： 杨殿邦、范君重、王贺盛、王致云、胡瑞林 旦行： 程实云、陈松茂、曹玉秀、王长桂、陆素仙、程顺义、姚翠红、袭子卿、曹如意、赵寿卿、曹双兰、邬松寿、杜步云、严福喜、吴巧福、华芳兰、顾小香、金粟香、尤素凤、詹吉祥 场面： 俞云利、陈福先、樊锦泰、缪文彬、王寿卿、沈星培、刘连奎、陈寿丰、孙鸣华、张宝成、程步蟾、朱永顺、程章甫、杨玉甫、沈德明 衣箱行： 张万仙、方明祥、高逢顺、周德保、钱得元、李廷杰、赵富新 以上这是从前成戏班报官的一套手续，由这种公事中，可以附带着看出戏班中不许有旗人、不许有外来人等等情形来，这大概是因为洪秀全之乱，故怕有南方人暗中加入捣乱也。我国剧学会收藏着的这种公事，约一千余件，前只录一件，以备诸君略知其情形而已。按成班人递呈于精忠庙，由精忠庙首再加结转呈内务府，兹因程椿本人为庙首，故少此一种手续。再因程长庚在升平署食有俸禄，故用“依俸结得”字样，别人则不能用。内务府堂郎中批一知字，便可出演矣。再此公事，人名太多，似嫌稍占篇幅，但在报上谈此种事情之事太少，这种形式，外边很不容易见到，故特全录之，非故意抄录，图占篇幅也。当时该班所能演的戏，都一一开单附呈，这是预备宫中传差时点戏之用，兹不全列了。 前清时代，凡婬靡斗狠各戏，均在禁演之列。其禁演情形，则系道光二年所规定者，原文如何，尚未得见。余只存有同治二年内务府告示几件，有关于婬靡斗狠者，有关于奸邪残忍者，均在禁止之列，兹录一通如下： 管理精忠庙事务赏戴花翎，署理奉宸卿，坐办堂郎中师（名师曾），为严行晓谕事：本年十月十五日，为国服期满，查梨园演戏，虽为润色太平，亦当屏绝婬靡斗狠，以存雅道。诚恐该优人等，于禁限满时，仍蹈先辙，演唱婬荡之词，殊伤风化，为此特行晓谕精忠庙会首程椿等，传知在京各戏班领事头目，并开设园馆人等知悉。现经本司回明王爷大人准于十月十六演唱，所有应行禁止各腔，均应遵照道光二年示谕，严行禁止。并开园馆之人，不准自行立班，旗人不准入班登台唱戏，如有陽奉陰违，假冒影射演唱者，无论戏园庄子堂会等处，准令该会首等，据实呈明本司，派委番役，立即锁拿，交慎刑司治罪，决不宽贷。所有各戏班，有此等情事，亦准令该会首程椿等，呈回锁拿严办。倘循隐不报，一经查出，定将该会首程椿等一并惩办不贷。并移知都察院，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转饬旗营员弁，两县司坊各官，一体遵照，认真查拿，以正风俗。尔优人等，各宜凛遵，勿得以身试法，致干罪戾，特示。右仰知悉。同治二年月日告示。实贴某处。实贴各处，照录如下：广德楼，三庆园，庆乐园，庆和园，广和楼，中和园，同乐轩，天乐园，裕兴园，广兴园，广顺园，隆和园，芳草园，阜成园，得胜园，精忠庙。 看以上这个告示，可知内务府对戏界之权势，虽步军统领，五城御史，顺天府等衙门，都不及他。固然遇有民事刑事诉讼，内务府亦不能过问，但较轻微的案情，虽戏界人被押禁起来，则内务府亦可以倚仗宫中演戏需要此人，请把他放出，则各衙门也不好驳回。遇有重要案子，则内务府当然也不敢如此。 此告示中有除移知都察院及各衙门等语，我国剧学会也有收藏着的这种文字，兹录一通，亦可借知内务府与各衙门来往公文之体制： 总管内务府为知照事：据管理精忠庙事务官案呈，本年十月十五日，国服期满。查梨园演戏，虽为润色太平（中略），一并惩办不贷。除移咨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转饬两县司坊各官，及旗营员弁，一体遵照，认真查拿，以正风俗外，相应咨行贵院，查照办理可也。须至咨者。右咨都察院。同治二年　月　日。 看以上这篇公文，可以知道凡关于戏界之监督指挥，都以内务府为主动，其余衙门，则帮助而已。再他所以用这种程式者，因内务府中，往往有亲王兼管，故在与各衙门来往之公事中，他的地位颇高。 前边说过，内务府人员，没几个能通文的，按一个很大的衙门之中，没有能通文的人，岂非笑谈？但确是如此。请看以上这两三件公文，便可知其大概，按此都是常用的例行公事，早应有斟酌妥善之文字备用，而其中竟还有不甚熨帖的字句，此在其他衙门中，是不容易有的毛病。 以上所述内务府各种情形，颇觉乱杂无章，前后倒置，但此不过漫谈，并非传记，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所以毫无章法也，阅者谅之。 兆民是赖 从前皇帝的万寿节，大约有三种办法：一是光受朝贺；二是赐君臣宴会；三是大办，这种俗名就叫做办万寿。无论哪一种办法，其情形性质，可都比现在两样的多，所谓两样者，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这种热闹，只是为皇帝自己游玩的。这种一人独乐的情形，我可以大略写出来，让读者作历史看。 万寿庆贺 第一最简的，叫做仪注乐舞，列在朝会乐部分之内，即名曰万寿庆贺。 是日早晨，銮仪卫衙门，豫陈皇帝卤簿仪仗于太和殿前，陈步辇于太和门外，陈大驾于午门外。总之把《会典》上所载，皇帝应有的东西，都陈列出来，可以说是极郑重的礼节。到了行礼的时辰，皇帝先坐中和殿，内大臣、侍卫、内阁、翰林院、詹事府、起居注、礼部、乐部（后来裁去）、都察院、理藩院、鸿胪寺，总之凡行礼有工作的官员，都先在此给皇帝行三跪九叩头；礼毕，皇帝御太和殿，大小官员都跪下，由宣表官把群臣进的颂扬皇帝的表文念完，各官又行三跪大叩头礼，并赐群臣饮茶；饮茶时也得都先叩一个头。礼毕，皇帝还官，大礼才算终了。以上这些事情，有书可看，不必多写。 赐宴群臣 第二是赐群臣宴饮的：这种列在宴飨部门里头，即名曰筵宴乐仪。王公等俱朝服，在太和门外聚会，文武大臣百官亦都穿朝服，在午门外会齐。鸿胪寺官引王公百官人，至太和殿前。王公大臣立于丹陛上，文武大小官员立于台下院中。 到中午，皇帝御太和殿，各官都行一叩首礼；即给皇帝进茶，各官又都叩一个头。侍卫们给百官送茶，各官接茶后，先叩一个头，再饮，饮毕又叩一个头。又作乐给皇帝进酒，皇帝喝酒时，大家又都叩一个头。又给皇帝进馔，大家又叩头。侍卫给百官酒，各官都跪，叩一个头再饮。饮完，又叩一个头。末了谢恩宴，又行三跪九叩首礼。皇帝还宫，礼才算完，以上不过大略谈谈，不必详写，请看大家只饮了一杯茶一杯酒，可是叩了好几十个头。王公大臣，在丹陛上，或者看得到皇帝的影子，文武百官，立在院中，不但看不到皇帝的影子，那殿中有皇帝没有，他们都不能知道。这种情形，名曰庆贺筵宴，你说受赐的官员，冤枉不冤枉？至于那茶杯里头，有茶没茶？酒杯里头，有酒没酒？那就更不必稽查了。 楼阁热闹 第三大办的办法，倒是很够热闹的，其办法大致总是由骊宫，一直排列到宫内。咸丰以前，多是由圆明园起首。光绪以后，则由颐和园起首，这条路上，沿路的房子，有许多都要修理修理。沿途两旁，多是用席或棚帐搭起来的楼台。真是五步一楼，十步一阁，非常之齐整。至于各楼或棚内的物事，也分配的很匀，大约有下列各事： 一、喇嘛和尚道士的奉经祝寿。 这种分归活佛、僧录司、道纪司分着主持。所有京城左近的喇嘛，京城内外大庙的和尚及道士都到的很多。 二、各戏班。 这种都归内务主持，京城内各戏班，均分班参加，京外左近各戏班，不论昆弋、皮簧、梆子、哈哈腔，连提线戏、托偶戏等等都要赶来。 三、各种杂耍。 这种归掌仪司主持。所有八角鼓、十不闲、大鼓书，各种弹词小调、变戏法的等等，一班一班的，都要赶来，此外更有各处的音乐会（名曰十番）若干档子，也都来参加。 四、各种舞会。 这种亦归掌仪司主持，种类很多，属于纯歌舞性质的，近二十种，属于伎艺类而间含舞意的，达三十余种之多，真可谓五光十色，无所不备。这些舞，我曾较详的写出来过，曾登《中华日报》。《中国一周》亦登过一部分，但尚未写完，容另写之，兹不多赘。 以上这些事情，都斟酌隔段均匀分置，俟皇帝路过时，大家都演奏工作起来，以备皇帝观赏。再者隔几十步，便有一座茶楼，任凭官员喝茶，不必给钱，但平民是不能加入的。 到该日，皇帝由骊宫出发还宫，所有仪仗，排列几里地之远。虽然备有辇辂等等，但皇帝大致是骑马，以便沿途观看。按这种举动，热闹是热闹极了，辉煌也辉煌极了。平民虽然也可以观看，但他的性质，则专是为皇帝娱乐筹备的。 前清御膳房 友人说关于清宫的事情，内务府、太医院、如意馆都曾经谈过了，为什么不谈谈御膳房呢？按说御膳房也的确值得谈谈，不过似乎得匀三个部分来谈： 一是御膳房的情形，当然相当奢侈； 二是皇帝也相当苦； 三是御膳房中之厨役，技术并不见得怎么高明。 说到皇帝吃饭之奢侈，自古已然，所谓百二十瓮酱供一餐，在《周官》及《礼记》两书中，记载得便相当详细。历朝的情形不必谈，单谈前清，据几种记载说，前清比明朝俭省的多。但清朝也就够受的了。皇帝每顿饭，是一百单八样菜，皇太后亦是此数，皇后则九十六样，皇贵妃六十四样，贵妃、妃、嫔、贵人以下各按等级递减。每顿饭都是各人吃各人的，不但分着做，而且分着买。民国以后，前清御膳房之档案账册，都流落到外边，我就购得了几十本，册中列的每日所买菜蔬数目极详，皇帝一份，当然最多，其余如后妃等等，每人猪肉多少，羊肉多少（宫中不许吃牛肉，但每日饮牛乳），鸡几只，鸭几只，鸡蛋多少，豆腐几块，白菜几斤，葱多少等等一切，大约总是几十样。此外，还有各省进贡的食品，也要每人分给若干。不但主人身份的人如此，如宫女等等，也都单有菜，所有的人，都是各自单吃单做，本来也不能合吃。故宫后来开放为博物院，人人可以进去观看，大家都可以知道，这一个宫，离那一个宫有多少远，当然也就没有法子合伙吃饭，只好各人吃各人的。在外边看，整个宫中是一家，其实有多少主人，就是多少家，宫里称呼妃嫔等等，都曰主儿，一个主儿一个宫，此宫离彼宫，最近者也有半里一里路，怎能吃到一起呢？光绪年间，还有几十处，除光绪的后妃不算外，有同治的妃嫔，咸丰的妃嫔，道光的妃嫔，据说还有嘉庆的老妃嫔，共有多少处，只有总管太监知的清，其余的太监知道的就不多了。请问这些处所，每天应该剩下多少？而且宫中的盘碗，都比外边的较大。宫里人说，太监可以吃剩东西，可是有地位有势力的太监，谁也不吃这剩东西；有许多打杂做零碎事情的太监，又得不到，所以所剩的东西，就等于扔掉。据说从前都是抛弃，暗有售与民间小商者，亦是各宫有各宫的办法，不能一致。清道光帝见到陰沟中，扔的东西太多，所以特下了一道上谕，自此以后，才成立了总出售之所，此事在民国出版的清朝宫史中，曾载过，但不详。卖与小商，小商人再加白菜、干粉、豆腐、猪血等等，合而熬之，担至街头出卖。我吃过两次，亦颇适口，实为穷人之绝好食品，而且极便宜，每碗不过大个钱两枚。以上所谈，不过只是一部分，其余仍是扔掉，因为小商买者，只是总膳房所剩之物，若往各宫去取，则一天也走不过来也。尤其到热天，大多数都腐臭，不能吃了。在光绪年间，我与一位太监很熟，他送过我两瓶粉面，灰而带木红色，倘熬白菜，即用水把白菜煮熟，稍加盐，再把此面加入少许，口味即香而美，熬其他的菜亦然。我初不知为何物，后问他，他说他在御膳房当差，他把所有剩下来的各种肉菜等等，再加猪骨，加火熬之，俟熬干，各种肉质巳烂，骨头已酥，晒干磨成面，即是此粉，我说这就无怪好吃了。这比目下之各种味精还好的多，且宫中所有的剩物，果能都照如此办理，也可以算是不糟蹋东西了。 再谈到皇帝之苦。若说皇帝苦，许多人当然是不相信的，以为皇帝怎么还会苦呢？其实坏皇帝或不规矩的皇帝是不会苦的；若是好皇帝、规矩皇帝，则都相当的苦。因为历朝宫中的制度，都相当的严正，所谓冠冕堂皇。坏皇帝不管制度，他爱怎么办，他就怎么办，所以不拘不苦；好皇帝的行动，处处都要合规矩，自然就相当拘谨，相当苦了。其他的事情不必谈，只谈谈吃饭。皇帝吃饭，每顿是一百零八样菜，都是大盘大碗，就是用几个厨役分做，端上去，也得冷喽。他的办法，是有十几种现炒之菜，这当然是非现炒不可，其余所有的菜，都是预先做好，盛于黄砂碗之内盖好，然后都摆于一大铁板之上，板下有炭火，上边再盖一铁板，板上仍生炭火，如此则上下都是火，碗中永是沸度，永远扑哧扑哧冒泡。几时敬事房太监喊一声传膳，则立刻把铁板撤下，把各碗之菜，由黄砂碗倾入细瓷碗中，倾的倾，擦的擦，不到几分钟便可端到桌上。其余也有许多菜，蒸于笼屉里边。再就是炒菜，则临时现炒。请问这样的菜，能够很好吃喽吗？这还不算，菜虽不一定好吃，倘若能有几个知心人同吃，一边吃一边谈天，也还有点趣味，而皇帝则总是一人独吃，要想找皇后或得意的妃嫔来陪他吃饭，那可就费大事了。先得传知总管太监，再传知敬事房，使该妃嫔预备，一切都预备好，且都登录册档后，该妃嫔方能前来。进门先得给皇帝叩三个头，系谢赐膳的性质；皇帝赏一杯酒，又得先叩一个头，方能饮；吃完饭又得叩头。请问这样麻烦，还有什么趣味？不但妃嫔陪着皇帝吃饭如此，就是皇帝陪着太后吃饭，也是如此。进门先叩头，才能入座。头一杯酒，也得叩头，所谓侍膳问安者是也。皇帝偶尔到各宫中，各宫妃嫔都要在门外跪接。进宫后皇帝坐下，妃嫔又得先叩头参驾后，才能侍立谈话。到皇后宫中，皇后虽然不用在宫门外跪接，但亦须在屋外迎接。因为这种种的规矩，闹的皇帝当然没有什么乐趣。但这是在宫中的规矩，出了宫到了骊宫里头，就随便多了。因为骊宫即是行宫，一切礼节没那样严，皇帝吃饭时，可以随意找嫔妃等来陪着吃喝玩乐，都找来也可，所以各皇帝都愿住骊宫。 比方清初，康熙永远驻南苑，所以南苑有四处行宫。雍正为雍王时，康熙曾把圆明园赏他，他做了皇帝，大加修理，他就永驻圆明园。乾隆又增建了许多，以后一直到咸丰，各皇帝都驻圆明园。一年之中，可以在彼驻十个月以上，说是避暑，十一月间，已经大冷，何至还避暑呢？其实就是为的他们生活动作上方便。咸丰年间，圆明园及各园都被英法联军焚毁，只好将就着在西苑所谓三海者住住，然也是骊宫性质，与宫中大不相同，也很随便，所以一住就是一年。光绪朝用海军衙门之款，重修了颐和园，于是西后就永驻颐和园了。皇帝驻什么地方，御膳房就得跟着前去，不过许多章程，就与宫中不同了。 西后乃破坏国法最厉害之一人，然御膳房的章程，她也没敢动，只是特另立了一个小厨房，专效法外边饭馆中的菜样，比御膳房的菜，吃着就顺口多了。她说她是俭省，其实御膳房之款，每日照旧支销，又特多了小厨房花费耳。 谈到御膳房中的厨子并不够高明这一层，大家听了，一定更要怀疑。其实这也有他的原因。中国之菜，大致可分两种：一是厨役所做饭馆之菜；二是太太或老妈所做家庭之菜。 这两种菜都好的省份，大致可说是广东，饭馆的菜与家庭菜，都有很好的。山东、河南等省，则厨役所做之菜都不错，但家庭菜则差。江苏、浙江等省，家庭菜有真好的，而饭馆之菜，则多平平，所以上海繁荣了一百多年，没有出名的饭馆子，偶有亦是外省之厨役。此外，有特殊原因之大城池，则只有好饭馆子，如扬州因为盐商，开封因为河工等等，但这种地方不多。以上所说，都是大概的情形，自然也有例外。 河北省，则甚不讲究，不但没有好饭馆子，而家庭菜也没有出色的烹饪。北平所有饭馆，都是山东人；清宫所用之厨役，多是河北省人。闻乾隆下江南，带回过几位南方厨役，但亦未陆续再添，亦因宫中所食之原料，各省所进贡者都有，南方厨役乍来都不能烹饪。尤其是蒙古、新疆、西藏、东三省等处所贡者，南方厨役，不但未做过，且未听说过，一概不能做，他们所做的，只有原学的些菜，与御膳房旧人都格格不入，所以未能继续下去。河北省烹饪法，固然不能说不好，但各菜之口味除原料滋味外，大致好不了多少。例如汤之做法，大致总是鸡鸭汤加口蘑料酒，按说口蘑固然味极美，但每一种都用口蘑，那还有什么意思呢？北平北海，仿膳斋之全席，每桌共一百零八样菜，约合价四百元（抗战以前），就完全是皇帝所食之原样，当然不能说不好吃，但各菜之味道，总差不了多少，诸君一尝，便知我这话不是糟蹋御膳房了。 御膳房之厨役，另有一种本领，就是能在菜上做字，如“万寿无疆”、“天下太平”等等字样。这与西洋风气相同，不过彼书于点心上，中国则书于菜上耳。 北方汤菜之中，有一种酸辣汤。按说酸辣汤，虽然是一种汤的专名，但汤中专尚酸辣者，则种类颇多，如川羊肉、川散带、川黄瓜、川鱼卷等，大致都是重用胡椒、芫荽、醋等。这些样汤，南方很少见。但据御膳房人云，因这样的菜，刺激性太大，不许预备。但皇上有时专要，亦可制办。 气象台与钦天监 近来社会中的舆论，对于气象台的报告，恒表不满，说报告的情形多数靠不住，这种谈论，屡见于报端，不必详举。按说世界上的事情，多是瞬息万变，天气更是如此。故杜甫诗有“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变幻为苍狗”之句。最流行的谚语中，也有“天有不测风云”等等这种话。总之，陰晴风雨等等，是时刻改变的，测量的仪器好技术好，测量虽准，发表出去之后，难保不又生变化；机器不好，技术再稍差，与世界各处之气象台联络再不够，那就更容易错误了。一次，我同气象台的友人谈天说笑话，他说气象台所发表的话都是准确的，最奇怪的是有人不相信。我说人们不相信还不关重要，老天爷若不相信，可就有问题了。我也常对友人说，诸君不要太轻视气象台，他们的报告，虽然有时不准确，也是天气变化所致，但他们的工作，确于国家社会极有益处，只是仪器等等，需待改良耳。由此回想到前清以前之天文台、钦天监等等的工作，与此就大不相同了。他的名字，叫作观象台，平常都呼为天文台，属钦天监所管，设于北平东城墙上，正对裱褙胡同；钦天监衙门，即在城下观象台中，有浑天仪、玑衡抚辰仪、黄道仪、量天尺等等。按说浑天仪这个名词早已有之，《春秋文耀钩》载，唐尧即位，羲和造浑天仪；《后汉书·张衡传》中亦有造浑天仪的记载。总之，汉代以前即有此器，则是毫无疑义的。其余所有的仪器，有明正统间所制的，有一大部分是清朝康熙年间，比国人南怀仁所监制的，其制法名曰炼铜泥精，铜现黑紫色，永不生锈，在城墙上风吹日晒二百多年，其明亮尚同新制的一样。中国的历法，在尧舜之时已很发达，为世界发明最早的国家；五代、宋朝以后，日渐退化；到了明朝，连日月蚀之期都测不准了。到万历年间，经义大利人利玛窦才给校正过来，又经南怀仁、汤若望他们继续工作，更有了很大的进步。南怀仁曾为钦天监监正，后做到侍郎，死后与谥曰勤敏公。在康熙年间，钦天监的工作确发达了一个时期，雍正以后，就渐渐的腐败下来。 钦天监，唐朝名曰司天台，宋朝曰司天，至明清两朝，都曰钦天监。中堂官曰监正，下边有五官正等官，如春官正、夏官正、中官正、秋官正、冬官正等等。他执掌的，是天文、历数、占候、推步等事，衙门虽小，但因永远派有亲王管理，所以可专折奏事。不过他所上的奏折，关于真正民事的并不多，大约都是有点迷信的性质。总之，他这个衙门中，所做的事多是如此。兹把他所有的工作，在下边分类简单着述说几件。 一是基本工作。惟一的基本工作。就是编纂时宪书。时宪书，原名历书，历朝皆然，俗名皇历；清朝因乾隆名弘历，避讳历字，改名时宪书。简言之曰宪书，其实时宪书中，于社会有用处的事情，只不过二十四节，晦朔弦望，每月日出日入之时刻等几件事情；其余如宜出行、宜嫁娶等等，许多许多的话，虽然都有点凭借，然于社会可以说一点益处也没有。尤其是他每月月占之诗句，更是随便占来，如今年庚子年正月之诗云，“元旦晴和万民欢，雨雪霏霏兆丰年。最喜立春晴一日，农夫不费力耕田”等等是也。他这种作风颇广泛，每月有占，每年亦有占，钦天监大堂之楹联，便是“夏至酉逢三伏热，重陽午遇一冬晴”，谚语又讹为“夏至有风三伏热，重陽无雨一冬晴”。此语乡间还不盛行，北平商家则极相信，皮袄行更甚，倘遇重陽日大雨或陰天，则都要大吃大喝，庆贺一次。他们说，无雨一冬晴，晴则天暖，皮袄滞销，生意当然不好；下雨则一冬多陰，陰则天寒，寒则销货多，故一定要庆贺。于是有几种笔记，辩论更正，说本作“午遇一冬晴”，讹为“无雨一冬晴”，何以此一天无雨，便要一冬晴呢？这是当然靠不住的云云。其实午遇一冬晴，也一样的靠不住。编制这本时宪书，在表面看是很繁难的一种工作，其实并不难。因为其中的工作，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照抄而来，例如所谓天德和、宜动工、宜出行等等这些话，都是照旧抄录；所谓六十年一还原，例如今年是庚子年，所有的事情，都与六十年前庚子年的一样。所不同的，只有二十四节、日蚀、月蚀、日出、日入、晦朔弦望等等几种，但也都是照例的计算便可知晓，用不着多大学问。日月蚀，虽然须测算，也是依旧法一推算便得，然如彗星等，他便测不出来了。时宪书编好，先要进奉皇帝阅看，这是该衙门一个很大的典礼，每年冬至进奉，这个名词，就叫作进时宪书。进上的时宪书，都是抄本，抄得极工致美丽；共分两种：一种是全国的节气时刻；一种只是宫内所用之简单本。然都抄得极工整。两种我都有所保存，乃由书摊上购得。进上皇帝看过之后，才发交各书店印行售卖，这是钦天监同人的一笔进款。按国中通行的时宪书，向来是两种：一种是全国性的，各省节气及日出日入之时刻，都各不同，所以各省城之节气时刻都要列入，西至新疆，东至东三省，台湾等省，都要详载，不过这种书因为民间不很需要，买者甚少，然各省官场则都须购置；一种是该省的，这种书只列本省节气时刻，如北平河北省通行之时宪书，则是北平的节气时刻，所以第一行永远书明“都城顺天府节气时刻”等字样。以上不过大略谈谈，然话已太多，若想详细评论时宪书，那非几十万字不可，但似乎没有什么大的意义。 二是奉旨的工作，这种工作很简单。大致都是拣择吉期等事。从前一点小事，也都要选择好日，所谓趋吉避凶。平常人家只是查查时宪书便妥，国家大事则都是由皇帝降旨，命钦天监选择，例如国家的土木工程；派大将征剿，起兵的日期；黄河决口，合龙大工；皇帝以及妃嫔等等的丧葬；皇太后、皇太妃、皇帝、皇后等等上尊号；妃、嫔、王、贝勒等等册封；皇子、公主等等婚嫁，皇子等命名；每届春季换戴凉帽，秋季换戴暖帽等等。以上这些事情，都是特旨命钦天监选择吉期。至于宫中小的工程、扫除等等，那就由内务府衙门直接知会钦天监选择，不必降旨了。请看他这种工作，于国家果真有什么帮助，于社会果真有什么益处，也要设这样一个大衙门管理？现在的气象台，当然没有这种工作。 三是专折奏事。他自动上奏折的事并不多，说起来更是可笑。他每年元旦，必要上一奏折，并须于皇帝起床前送到宫中，皇帝起床，盥梳毕，任何事不许做，须先看此折，折中的言词，却只三两句，曰“风从艮地起，主人寿年丰”。此夜之风，是否从艮地起的；果然从艮地起，是不是一定人寿年丰，且都不必论，总可以说是与气象有关就是了。此外的奏折，就是每逢日月蚀之前，必要奏明，倘再测出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等事，那就更要奏明了。关于彗星虽然不能预测，然倘遇彗星发现，也要奏明。他所上的奏折，大致不过如此而已，虽然是有关气象的，但于民生则毫无关系。 钦天监有使人最难过的一件事情，就是光绪庚子后（一九○○年），外国联军想把交民巷一带，北至长安街，西至前门，东至崇文门，尽行占据。其中大小衙门，公所很多，最重要者，是前门内之五部（刑部在前门西，故亦曰西曹）及御河桥之堂子。堂子为满洲之祖仙堂，其尊严郑重，远过于太庙。经李合肥再三交涉，只把五部留下，堂子始终被占。堂子坐落在长安街南，御河之东，归义大利国占有。后来发明了无线电，义国军营之角上，即御河桥旁，竖起一根大电杆，还不是铁的，不过一根木杆，自然也相当高。钦天监衙门见此，便上了一道奏折说，该电杆于宫中风水大有妨害，应令其拆去。西后见此奏折，深为嘉纳，即谕知外交部，把此意照会义国使馆，使其赶紧拆除。义国公使接到照会后，即与各国公使谈论此事，大家都说这样性质的公事，无法辩论，无法答复，置之不理可也。于是义国公使就始终没有答复，日久西后也未敢再问，事遂过去。按各国外复交之习惯，彼此函信，万无不答之理，此事可算创闻。国家的面子，总算丢完了。按照中国的旧习惯来说，给外国人去此照会，仿佛也有理由，但是他没有想一想，自己的国家削弱到了什么程度，在国际间的资格，降落到了什么样的地步，还把这样的事情，给外国人去照会，不至于把国家的面子丢完不止。若按实在情形来说，交民巷驻了好几千外国兵，于国家的风水，比那一根电杆更坏的多吧？为什么不照会他们，使他们赶紧撤兵呢？当然他也知道这样的照会是没有用的。既是知道兵不能撤，则为那一根电杆也就不必再丢人了，这岂非令人极难过的事情吗？现在气象台，绝对不会干这样的事情的。 飞虎队与虎神营 空军中，有飞虎队；前清的禁军，有虎神营。按说这个虎字，最初只是一个动物之义，象形，因其是一猛兽，凶猛力大，遂引申为勇猛威武之义，故历朝军队中，最爱用这个字眼，兹举几个例子如下： 《易经》 虎视眈眈 《书经》 虎贵三百人 《诗经》 矫矫虎臣 《周礼》 山国用虎节 经书中这种句子多得很，不必多录，足见三代时候，就有这种情形，以后越来越普遍，更是举不胜举了，甚至关羽称自己的女儿为“虎女”，尤为特别。 清朝之虎神营，乃禁卫军的一种名词，现在有许多人不知道了。自古以来，军营中利用这个虎字的很多，意义大致都差不了多少，惟独清朝这个虎神营，则实在是无知而可笑。因为中国人管西洋人都叫作洋鬼子，到了光绪年间，国人惧恨西洋人的心理，日甚一日，宫中更甚，所以特别设立了这么一个军事机关，即是禁卫军。因西洋人名曰洋鬼子，于是把洋作为羊，虎能吃羊，神能驱鬼，所以名曰虎神营，亦厌胜之义，这岂不可笑？这都是西后的主意。现在再把他的来源及经过，大略谈谈。 清朝在关外时，他的军队组织法及名称，有一些很像西洋组织，此处无须详谈，他的名称，尤为简略，确无厌胜迷信等性质，随便做了几种旗子，旗子是什么颜色，就叫作什么旗之军，如正黄旗、镶黄旗等；不过又分满洲、蒙古、汉军三个部分，共分二十四旗。凡在关外招募的汉人兵丁，都名汉军旗，到了关里之后，再招的汉军兵丁，都用绿旗，名曰绿旗营，简言之曰绿营，外行的人常写为陆营。满洲政府对于绿营，虽也利用，但总有点外视，或者是不十分相信，不放心的意思。对于满蒙汉二十四旗，进关之初，当然也有分别，后来慢慢的就融和了；可是用兵征讨时，则仍以满洲为中心，蒙古次之，亦因满蒙人都由关外来，吃的肉类较多，体格自较强壮也。在乾隆以前，西北西南各处用兵，都靠他们，号为八旗劲旅。嘉庆以后，就渐渐腐败下来，所以咸同之时，国内及边疆用兵，都是现招募的汉人，号曰练勇，如湘军淮军都是。 满洲初进关，守卫禁城者，为满洲上三旗，即正黄、镶黄、正白三旗，此三旗之兵，为皇帝亲统，故名曰上三旗。在京则拱卫宫廷，皇帝出巡则护驾，日久稍见松懈腐败，乃特另组织神机营。按说神机营这个机关，明朝即有之，乃三大营之一，多归太监管领。清朝后来也把这个机关重新组织起来，挑选满蒙汉二十四旗，前锋营、护军营、键锐营，各军头中之精锐者为营兵，特派大臣管理之。平时守卫禁城，皇上出京，即用他随从护卫。道光之后，西洋各国来侵犯，外患日多，而自己的军队，不但八旗劲旅腐败得不堪用，连成立年代不多的神机营也一样腐败了，于是又想编练一个新机构，遂组成此营，也是挑选旗中优秀精锐子弟编成，营的名称确是因虎能吃羊、神能驱鬼而来。当时组成此营，所有旗人无不欢欣鼓舞，都说朝廷中真有能人，从此就可以天下太平了，所以当时很有些民谣恭维此事，但我只记得一种，兹录于下。 洋鬼子，休逞强，神驱鬼，虎吃羊。 鬼驱净，羊吃光，洋鬼子都灭亡，看你逞强不逞强。 此事固然无知可笑，但彼时皇室中的人员，普通的旗人，多数都是这样的程度，当时关于这种性质的政治，就很有几种。例如北京从前通用的当十钱，俗名十个钱，当十的十字，自咸丰年间起（此钱始自咸丰朝），永远写一横一竖的十字；光绪年间因为它太像耶稣教之十字，所以改铸为“拾”字。旗门女子所梳两把儿头，上边之横头，这些年来虽屡有变化，有时靠前有时靠后，有时长有时短，但永远是横直，则总未变样；光绪年间，以为它也近似西洋之十字架，于是改变，把两头往下一垂，名搭拉翅。历代钱法制度，都是一面铸年号及“通宝”等字样，背面则无字，清朝则正面仍铸年号通宝四字，背面则添铸满洲文“宝源”或“宝泉”字样。宝源宝泉，都是铸钱局之名。光绪年间，也在背面上边添了一个字，为什么添这个字？未经详考。但有许多人说，也是因为上下无字，左右有字，似有十字之嫌，按说这话有些勉强，但舆论确是如此，所以也有童谣曰： 两把儿头搭拉翅儿，大个钱改十字儿，小制钱添个字儿，鬼子有点儿不得劲儿。 这首民谣，是用的北方小人辰辙，所以翅、字、劲三字都叶韵。以上不过大略谈谈，按说厌胜也不要紧，总应该好好练兵才有用啊！大致一个机构，一个国家，倘若已经腐败下来，是难以收拾，非有极大力量之人，所谓革命者，才有办法，否则只是一时的振奋，是难得挽回的。而且彼时之西后，毫无知识，绝对不是一个维新的人物，她以为有这样一个厌胜的名词就够了。再者最初未尝不想有一番的振作，所谓三分钟的热气，所以挑的都是旗门中的精锐人员，制的很漂亮的制服。他们认为盔甲鲜明，是第一要义。军器就差多了，都用的抬槍，形如步槍而长，前边一人扛着，后边一人放，俗名叫作抬杆。在刚成立的几个月中，未尝不想好好的训练一番，热气一过，就腐败下来了。他们平常排练，不实槍弹，都在帅府园，即是虎神营本营之所在地，亦即现在东安市场南边一带。每年有几次实弹练习，则在东便门外之苗家地。苗家地三字，虽然知道的人不多，但也可以算是历史上的名词，无妨带着说几句。清朝的军队，每年也有几次阅兵验操，但最初只是硬弓大箭，不叫作阅兵，而叫作看箭。各旗都有各旗的看箭之所，然都在北京城内。后来添用槍炮，城里演放不方便，于是每次实弹演习，就都在苗家地了。光绪庚子以后，各国联军长驻北京，把此处归了他们作为实弹演习场所，就只许他们应用，中国兵就不许进去了。从前虎神营在该地演习时，我也常常见到，刚去的时候，两个人扛一支槍，倒也还算齐整，演完往回走的时候就不然了，有的就近回家，或看看亲戚朋友，有的路间买点东西或零食，这些人都把槍另求别人代扛，所以有时一人扛三四支槍，有的空手还要吃东西。据云槍不能白代扛，大约都要给几个钱，但是不算雇，算是请客，钱并不多，不过买块白薯或半斤切糕而已。不但兵丁如此腐败，连官长们在演完之后，也不督队归营，早就各办各事，各寻方便去了。一次左文襄公宗棠，进京陛见，淳王很得意的特请他参观此营，看完后，问他如何。他说盔甲鲜明，步伐齐整。又问他，倘调此营出战如何？他说若用以作战，则还要训练。这句话，淳王他们当然极不爱听。但左文襄就是这种性格，他总要直说。我同友人谈天，曾说过此事。友人听了好笑，彼时的虎神营，只不过想吃一个羊，也还吃不到口，真是有天渊之别了。 清朝传胪大典 前清提倡奖励读书的手腕，莫过于中状元，所以他特给状元的荣耀，也真可以算是至高无上的了。怎样的荣耀，及怎样的办法，都详载礼部的则例中，但是不但鄙人无此书，恐怕在台湾全省也不容易觅到，所以详细的情形，多数人都不知道了。鄙人曾旁观参与过这种大典，虽不能详记也还记得一些，现把他大略写在下边，借以就正于知者，或者也是大家所乐闻的一件事情。 这种大典名曰传胪，其礼节可以说是极为郑重。现在先由保和殿复试说起，这种复试通称殿试。会试得中以后，名曰贡士，尚不得称为进士，俟保和殿复试之后，再取定了名次，才算进士。复试时必派王公贝勒贝子等大臣监视，皇帝有时也自己视察，但极少，因皇帝亲到，则大家须跪，特别麻烦也。试题总是对策，这种卷子都应该皇帝亲自阅看，当然也派大臣帮看，蒙派的大臣，也是很有面子的差使，但没有乡会试之主考总裁那样名称，也不得名为阅卷，只叫做读卷官，外边则称为读卷大臣。这固然因为卷子归皇帝阅看，他们不得再称为阅也，是因为尊重应试人员的意思。看完之后，名次前后，归皇上钦定，以昭郑重，自然也是读卷大臣等排定，但前十名之卷，则皇帝一定要看的。像乾隆时代，经皇帝亲自看的卷子也不少，至同治光绪不过对付了事。名次定了之后，即定期行传胪大典。 是日一早，设卤簿大驾于太和殿前，设中和韶乐于太和殿东西两边；房檐之下，设丹陛大乐于太和门内。亲王贝勒以下至入八分公以上（清朝公爵有人八分不入八分之分，入八分者戴宝石顶，不入八分者戴珊瑚顶，入八分者，有朱轮紫缰、跨鹤、上丹池等等名色，至全数则记不清了），分两排立于丹陛上（俗名月台）。文武大员，则分两边立于院中，皆穿朝服。各新进士（此时尚名曰贡士）也都分两边立于各官员之次。鸿胪寺官，先在太和殿内设一黄榜桌案，是科的榜即放在上头，在月台中间，也设一案，另有一黄色画云龙之大木盘，放于月台下，正中的一桌上。并预备一龙亭，放在午门以外，俟各事都预备齐整，乃由礼部堂官请皇帝出宫。这个时候，午门楼中的钟楼大响特响，中和乐也吹打起来，皇帝入座，乐止，銮仪卫官员赞鸣鞭，院中有人手执鞭，抽三次，声颇响脆，又赞排班，又作乐，鸿胪寺官引着读卷官到殿前行三跪九叩首礼，礼毕，内阁大学士进殿把榜捧出，交给礼部堂官，堂官跪接，捧至月台上所放桌前，跪着放于桌上，再叩三个头，这个时候.鸿胪寺官，又赞排班，引新进士到院中，排好又赞跪，大家都跪下，又赞，有制鸿胪寺官，念完后，即唱名，前三名都各唤三次行，以昭郑重。唱名的声音极缓慢，曾记苏子由记传胪的诗中有两句是“昨日白麻传好语，慢声颤绕殿中央”，则这种规矩在宋朝已系如此。唱完前三名，由鸿胪寺官引状元榜眼探花三人，向前行立于阶下，状元则立在雕龙的阶石前边，世人所谓独占鳌头者，即指此。以后各进士都唱完名之后，都在丹池中，排齐又赞叩首，又作乐，诸进士行三跪九叩首礼完，都退回原立处，又赞举榜，礼部尚书到桌前跪，捧榜起立，引前三名，自丹陛中阶下，放在前边所说的云盘内，又捧该盘，由中路出太和门，午门的中门（此门平时非皇帝不许走），其余的进士都出两旁门，至午门外，把榜连盘放在预先所设的龙亭内，又三叩首，由校尉抬起，前头有导迎乐及各种执事仪仗，并有黄伞引导所有状元及进士等，都在后面跟着走，到长安左门张挂。大家看完后，由顺天府另预备仪仗伞盖马匹等，送三鼎甲，归到自己的寓所，这个名词，就叫做及第，亦曰归第。请看这样的抬举方法，天下的才子哪能不入网罗？此唐太宗所以得意也。 清末京报琐谈 一次李荆荪兄枉过，谈及前清时代北方报纸的情形。按彼时的新闻事业，确有几种，于我也有点关系，例如光绪二十几年，杭辛斋、彭翼仲二人，在北平所创的《京话日报》，我是常去的，且也常写点稿子。后彭翼仲得罪政府，充军到新疆，民国成立，才得回来。又如王法勤兄，在保定府办的地方白话报，我也曾参与，但不甚久，就都前后停办了。但那些报纸，若与彼时的南方上海报比较起来，那就很微小，值不得一谈了。按中国之报纸，最早的，当然要数从前北平《京报》了，据几种笔记记载说，是始自宋朝，但我记不清，手下又没有书可查，只好不谈，只把我所能记忆的，来谈一谈。 第一，先谈谈他们的组织及工作。这种机构，完全是商业性质，且通通都是山东人所经营的，名曰京报房，亦写报坊。从前共有五六家，光绪庚子，都被抢歇业。平定后，又有开者，不过剩了两三家了。我所最熟的一家，名曰聚兴报房，印刷都用活字板，但所有的字，都是用胶泥烧成，字体自然很粗。按物质说，胶泥一经火烧，便成陶器性质，本可刻得相当精致，但他们不肯在这里下功夫，所以每一个字，总是歪斜不正。印刷时，即用平常锅煤烟子，加胶水，其臭难闻；看报之家，每日把报送到，放于屋中，则满屋都可闻到臭味。但也都习惯了，也没有人说闲话。我因为跟永兴报房相熟，我曾给他们出主意，让他在墨里边，放上一些冰片，则臭味可免，从前墨盒或墨水，有了臭味便放一些冰片，便可毫无臭味，但他们不肯，嫌费钱。其实冰片中之泥片，相当贵，而西片一种，并不算贵。所用的纸，是一种极薄的纸，俗语叫做薄川连，至于真正的名词，我忘了。因为从前小孩念的书籍，大多数都是用这种纸印刷，所以又叫印书纸。总之，是在这面，就看得见那一面。但印书纸虽薄，而尚较细，这种报纸，则较粗，大概除了印报之外，没什么别的用处。报的形式，各报馆一样都是长七八寸，宽三寸余之小本，都是单篇，皮上近首印红色《京报》二字，下边写某某报房，都是黄色纸皮，所以又名曰黄皮报。 他们也有副业，就是带印小唱本，并偶印短篇的小说。旧日短篇小说，大多数都是猥亵不堪的，故生意亦颇发达。后经印小说的书铺，记得是打磨厂路北，老二酉堂领衔告了他们，说他们侵占书铺的生意，后来就都不印了，于是这种印本的小说，后来因为难得，也颇有价值，我还收藏着三种。在前清时代，北方乡间，尚容易见到，因为他们自从诉讼之后，虽然明着不印，而暗着还不断的印刷，有些贩卖小唱本的小贩，专跟报房共营此种生意，由报房印好，不印字号，交与小贩运到乡间去卖，在山里县市中，更容易见到。 尤其到乡会试的年头，这种报房，买卖更为发达。各省应考的士子，进京之后，都要看《京报》，因为这于中进士后，殿试对策的时候，有相当的关系，大致对策问题中，恒道及时事也。这还是小节，最要紧的，是应考的士子，多数都要看看书，正经正史之外，连别的印刷品，自然也就销的多；小唱本等等，也在其中。专印小唱本之书铺，也特别忙，新刊的物品，自然很多，且都是现刻，用的木板很多；再加上中举中进士之后，都要刻印朱卷，用木板更多。这种板，是非杜木不可，即《诗经》中“有林之杜”的杜字，北方通称杜木，又名梨木，因此树所结之果，即名杜梨，大如纽扣，然实非梨。盖中国最初产梨树，都是由杜树接成，亦如苹果沙果之于柰，柿子之于羊枣，欲养梨树，必须先种此，以便长成后，用梨树之码接为梨。因此种杜梨，可算不能吃，只小儿食之，故种者绝少，于是此种木，亦不易得。当乡会试之年，此木因用的多，一定涨价，小书铺刻板印刷较贵，而报房印刷，不用现刻板，故小书贩们，必更多与报房接洽多印，故报房在斯时，生意总较兴旺。 我常给他们出主意，使他们把武英殿中所存的活字模，买出来应用。武英殿旧藏有活字模，乃乾隆年间所创，其中有朝鲜人金某出的主意很多（偶忘其名），有枣木的，闻有铜的，但知不甚清。武英殿所印之书，都是用此排列印成，原名曰活字板，乾隆改为聚珍版。明朝公家所印之书，名曰监板，亦分南监北监。清朝公家所印之书，名曰殿板，此殿字，即武英殿之殿，实名则为武英殿聚珍版。这种字模，倘文人或商家，欲用以印书，可自备纸墨，呈请代印，此见过乾隆上谕的，但也没有人印过，因与官场交涉事件，太麻烦也。日久便损失了不少，因为管此事的一位官员的儿子，跟我同学，所以我曾替永兴报房问过此事，但因其他报房嫉妒阻挠，未能成为事实。其实就是他们不阻挠，也不会买成，因为绝对没有一位官员，敢负这种责任也。不过因为我彼时年幼，尚不知官场的情形，故有此轻举妄动，这可以说完全是小孩子干的勾当。总之，官场的事情，是丢喽毁喽都没人过问，若要出卖是不会有人敢负责任的。 第二，再谈报的内容。按这种报的宗旨情形，和现在的新闻纸，是有些不同的。现在的新闻纸，是要把政府的事，全国社会中的事，甚至世界各国的事，写出来，使全国上下，及国民通通都要知道，他的宗旨，很阔大。从前《京报》的宗旨，不过是把朝廷的事情，使官员们知道而已，至于百姓知道与否，那就没有什么关系了。所以他的内容极简单，大约只分两个部分，一是宫门钞，一是奏摺。看报的人，可以看全份，便是连奏摺在内；倘为省钱省事，也可以光看宫门钞，因为有许多人，没有看奏摺的必要也。 甲，先说说宫门钞的内容，虽然不过都是朝廷的政事，但是有天天见的，有不常见的，兹分述如下。 召见军机：朝中平常说话，管召见曰叫起见儿，每日必叫，但有全体及独叫一人之分，除有极要的外官重臣之外，每日上朝，第一起，总是军机大臣，因自雍正以后，所有政事，都由军机处经过也。 召见某臣：这种官员，阶级不一样，例如某部有重要的公事，则该部尚书，必蒙召见。各省大员督抚将军等等晋京请安，也必蒙召见，或下级官员，有特别封奏，亦可召见。 某部带领引见若干人：这也是差不多每天必有的事情，盖高级官员，或有特别情形的小官员，方有被召见的资格，若平常小官员，则由部中派员带领引见。某种公事，即归某部带领。 某人预备召见：凡此都是皇上有话问他，怕他不在朝中，所以前一日便下上谕，使他次日必到，此与召见之人同一情形。 某人请训：凡此都是新放的外官，或特派的大员，出京之前，必须上奏摺请训，就是请皇帝训诲，这种当然也都得召见。 某人到京请安：凡京外的大员进京，一定有事，到京先上一摺，给皇上请安，也就是报到的意思，好预备皇上召见。 某人回京请安：凡长期的外官进京，曰到京，特别派出临时短期之大员，事毕进京曰回京。 派某人任何职：这当然是要见上谕的，但也都是大员，若中下级的职员，就归各部院衙门办理了。 换季：换季者，换穿衣服也。夏初，冬初，换戴凉帽暖帽，这自然是要有公事规定的，否则此戴暖帽，彼戴凉帽，那还像公事吗？不但如此，一年四季之中，换穿大毛，换穿灰鼠，换穿葛纱亮纱等等，都要见宫门钞的。例如穿大毛时，则上朝之人，就都穿天马出风毛了。尤其是花衣一种。花衣者，蟒袍也，俗语称蟒袍，公事文都写作花衣二字。每逢皇上皇太后万寿，皇后千秋，前后几天都要穿花衣，这也是要见宫门钞的。因为花衣期内，不许行刑，所以特别重要。无论京外各省，遇有应斩之犯，亦必须过花衣期后，才许行刑，此定例也。 以上不过大略写一写，其余事情还多，例如皇帝驻园，还宫之期，也都是要见宫门钞的（此事当另详谈之）。一二品大员死后递遗摺；大旱之年，顺天府奏京师得雨几寸，或各旗派大员看箭等等，也都是宫门钞上常有的事情。此外就是上谕。 上谕：此种约分两类，一类是特下的谕旨，一类是批奏摺的谕旨。特降的谕旨，自然种类很多，不必尽述，但当然也都要见宫门钞的。第二类是批奏摺的谕旨，这类大致又分几种。在同治光绪年间，皇帝多不亲笔写字，只是用指甲，在奏摺上划记号，他所划的记号有五样，划好之后，把原奏摺发交批本处，批本处的官员，再照皇帝所划的记号书写，例如： 一是朕安：这种当然都是外官大员专为请安的奏摺，皇上在摺尾，用指甲划一横线，批本处官员见此横线，即用朱笔写上朕安，或只一安字，批好后，仍发回原官观看。 二是知道了：这种都是因为该奏摺里头，只有报告的情节，没有请教的情节，故只批“知道了”三字。但皇帝亦不亲写，只用手指甲划一直印，批本处见此，即用朱笔书“知道了钦此”五字。 三是著照所请，该部知道：凡此都是官员请办某种政事，或公事等等，拟定办法，请皇上定夺，皇帝答应了，便如此批法。该部知道者，即经手这种事情之部也，或写该衙门知道。但皇帝亦不亲写，只用指甲划两道直印，批本处见此便批此八个字，外加钦此二字。 四是著照所请，该部知道，单并发：这种与前一种一样，不过随着奏摺，另外有拟定的做法，或章程等等的单子，而这种单子皇帝往往留看，不一定发钞，如果发钞，便在批中多加三字，如此则用指甲多划一印，为三道线，批本处便照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单并发钦此。光绪年间，因此闹过一回笑话，皇上在该摺内划了三道印，批本处当然如此批法，迨该部把奏摺领回，而摺内并没有单子，问领摺的官员，他接摺子的时候，向来是夜间，他又未细查看，暗中抓了瞎了，想把接摺官治罪，而又不知是他接摺子之前已经失去，或接后才失的，想奏明请旨，又怕担罪名，正在全部堂官司员扰攘之际，忽有人细看该奏摺，原无单子，只是皇帝多划了一条印，批本处也未查看，就照该印多批了此三宇，一场扰乱，才算完事。 五是另有旨：这种都是皇上于该奏摺之外，另有意见，另下上谕，所以只批此三字。遇到这种奏摺，是皇帝在摺尾用指甲划上一个x，批本处官员，便照批另有旨钦此五字。 以上皇帝所批奏摺，不过略举数种，此外还有著勿庸议及该部议奏等等简单的批法；惟用指甲所画指印，因为我记不十分清楚，容或有错，然情形大致如此。这些种之中的朱批，都不录于宫门钞内，只附在该奏摺之后披露；惟末一种特别所降之谕旨，及不是因为奏摺而特下的上谕，都要提前于宫门钞中刊布，以便大家观览。以上所谈之宫门钞，其中当然包罗的事情还很多，但不必尽举了。 乙，再谈谈奏摺，其中只是京中各衙门，及外边各省督抚将军河督等等的奏摺。至各处的海关监督，如粤海、沪海、津海等等的奏摺，及各织造的奏摺，则向来多不发表，因为清朝认为这是宫中的私事，不够国家大事，所以多不发钞。然有关国事者，也有发钞的时候。在《京报》上发表的为数更少，所以整份之报，又分两类，一类是只印最要紧的奏摺，一类连次要的也都印上。至于极普通的例行奏摺，就不印了，看报的人，可以光看宫门钞，也可以带看要紧的奏摺，也可以全份都看。 北京城内的官员，多数都是看全份，若下级人员，当小差使的，及商家住户，则大多数都是只看官门钞，京外各处官员，及留心政治的读书人，则都是看全份的。 第三，再谈他发行的情形。北京城内，所有送报的人，都是山东人，都是背着一个用蓝色布做成，五尺多长，五寸多宽，两头有兜的报囊，囊上钉有白布写黑字的“京报”二字。这种送报人，从前还有由报馆雇妥，直接送报的，后来就不多见了。因为他们替报馆送报，不肯大卖气力，不能张罗招揽生意或至不正经送，所以后来都是归他们自己买了报自己送，各人有各人的道路，同一报馆之送报人，不许越界送报，例如卖聚兴房报的人，在此胡同送报，则其他卖此报之人，便不许再送。然若卖洪兴报房之送报人尚可，但也常打架，重者聚殴。他们都是穿一长稍过膝的蓝布大褂，外系一条布褡包（腰带），因为从前若穿小衣服裤褂，或散着腰（不系褡包）进人家，是大不规矩的事情。他们送报，必须进门，所以都穿长褂，系褡包。从前进人家穿短衣者，只有挑水及掏粪之人，其他行道，则甚少见。所以至今北平饭馆茶房听差人等，还都是穿一短大褂。他们送报的道路，非常重要，自己老了，可以传给儿子，若外人想接送，则须出钱买这条道，亦曰倒道，价值说好之后，旧人领着新人去送报，有时还要跟看报之家说一句，换了新人了。这个名词，叫做对道，这种行道，在粗鲁人中，本是一种很好的营业，除送报有余利外，一年三节，都讨节钱，你要给他一个大个钱，那是不成的，给两个便足，若给五个，那他高兴极了。彼时一两银子，可以买八百个大制钱，如此区区小费，所以人都愿给。 这种送报人，都有公会，人心极齐，本会中人，如越界送报等事，是不易见到的。例如挑水掏粪之人，虽也各有道路，但时有偷着送水、偷着取粪之人，而此行则可说是没有。对于外界，他们的团结力更大，兹有一事，可以附带着说： 北京每年到八月节前，各街上总添出许多兔儿摊子，都是用泥做成，俗名兔儿爷。最初当然都是小儿玩物的性质，但也有许多人家买回去作为神像供奉的，所以特备有神像的兔儿，且有高两三尺的，其余则都是玩物，虽然都是兔儿的相貌，但五行八作，各种小买卖人，无不齐备，大家看着，也就是取乐而已。一年（大致是光绪十八九年），各摊子上，添了许多送报人，虽然是兔儿像，但肩上都背着报囊，上书京报字样，被送报人见到，回去报告公会，于是约定，把全城兔儿摊子，尽行砸毁，大家凑钱打官司。果然次日全城中，凡有送报人兔儿之摊，无一幸免，风潮自然很大。若按平常大家的思想来说，这不过是一种玩物，供人取乐而已，制造者也不见得有什么大的罪过，如此则砸毁者，均须要赔偿。但是若认真来说，则从前两男性相交，被动者，北方都骂他为兔子，如此则也算是很大的一种侮辱，所以该场风波，虽然打了官司，也未经判断，就马马虎虎算了事。但从此以后绝对没有人再敢做这样的兔儿爷了。由此足见其团体之坚固，其人数之众多。但是有一样，他们虽然人数众多，团体坚固，但对于工作买卖，则相当规矩，像现在每日送报，偶尔或晚，或偶尔将该报外卖，或要挟报馆等等的事情，是没有发生过的。 不过从前《京报》有两种情形，是与现在大不同的，也是大家所梦想不到的，一是报价，一是质量。 报房的规矩，每天价若干，每月价若干，当然有确定的数目，但看报的人花钱，则不一样，看路之远近定。所有报房，都设在前门左右，故内城东西四牌楼以南，及整个的外城之价，差不了多少。若安定门德胜门内，已须稍高。至安定门外之黄寺，西直门外之海淀，以及齐化门外（从前齐化门外地面相当大），彰仪门外，则价更高。但此可与送报人当面议价，然亦有普通大致的价格，不能相去太远。 再说报的质量，也与现在不同，现在是每天准出几张纸，且必须印满，从前《京报》不然，要紧的奏摺多，则每本可到百余页，都是单页；若要紧的奏摺少，则每本可几十页。宫门钞，虽然永远是一单篇，但多少也不同，有时候一天有几十行字，有时候只两三行字，不过一张一寸多宽的纸条也算一日之报，但每月报费，则是一致的。可是报房也万没有故意少登的毛病，有时因奏摺多，或字太多，一天登不完，则改由次日再登的时候。但一份奏摺，一天必须登完，不许今天登一半，明天登一半，果如此，即大家要问罪的。 以上说的是北京城内送报的情形，现在再谈谈北京以外送报的情形。京外送报，与京内完全不同，近州县如通州、良乡等县，则可以两天送一次。再远如天津等处，则五天一次。如保定府等处，则大约须十天一次，最远的每月一次。辽远的边省，就更不同了。这种送报人，若专靠送报是不能生活的，因为一个府城，城中看报的不过几十份，稍僻远之府城，尚无此数，若县城则每县不过几份，怎能养得活一个送报人呢？那么他怎么办呢？全靠副业，副业的种类相当多，一是代人寄信，二是代人寄包裹，三是代人购买物件，四是也往往代人捎送银两。 代人寄信：是光给钱，但数亦不大，每封信约合现大洋半角，但如果附带小包货样等等，他就白给带去，不加费用。他的办法跟从前未创立邮局以前之信局子，大致相同，不过各商家之信，多由信局子送；而官场及官宦人家之信，则多由送报人寄，因为官场人多看报，故多与送报人相熟也。 代人寄包裹：从前没有代人寄包裹的机关和买卖，所有包裹都由自己认识的亲友替带，倘无亲友来往之便，则专靠送报人，价亦不大，但此非有多年资格，大家相信之人，才能有此生意。 代人购买物件：这是送报人极大的一种营业，凡纸笔砚墨、信封书籍等等，文人用的东西，都可代买，连靴帽衣料家常日用刀剪等，亦可代购。买到了要钱，并不多要，只照铺中价目单算帐，因为铺中已经打出扣头也。所以他也常替商家出广告，带着各商号的仿单价目单，到各处代为散放，并代张罗招揽生意。我从前就常托他，由北京詹大有、胡魁章等家代买笔墨，都很可靠，于是托他代买物品的人很多。所以一个送报人，最初不过自己背着一个小褥套，内装报纸外，便是自己的行李，慢慢生意越来越发达，物品自然越多，一人背不了，就雇驴，再多就雇车，甚至有特别用一伙计，作为帮手的。 代人捎送银两：从前除大城池或大商埠，有汇票庄外，其余小城镇，多没有汇兑的机关，凡有钱财，都是求相熟的商号或亲友代为拨兑，倘亲友不便，则大拨的便托镖局子代送，若小数之款，如三二两银子，则都托送报人代捎，当然也得大家相信之人。 不过看以上这几件事情，于报无涉，可也很有关系，也可以说是有联互的关系。因为看报的人，不是官场，便是文人，此外便是大商家，送报人常跟这样的人来往，都相熟，所以才有这样事情发生，若只认识农人或小工商，则不会有这样的买卖了。再反过来说，倘没有这些副业，则全靠送报，便养不活一个送报人，就不会有人送报，于是报便不能远销，则报房或者也要大受影响。 从满清十从十不从谈起 前几天，有几位朋友来谈天。他们问我：“从前听见说，在清朝进关的时候，汉人对他，有男从女不从，生从死不从，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说这件事情，我没有详细考究过，我所知道的，都是听来的，及看来的，所以不能十分详尽。据我所听见说的，不止这两句，这是金之俊（金之俊，字岂凡，明末清初吴江人。明万历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因遭李自成军捕虏拷索而降清，仍原官。他为巩固满族入关后之局面有建树。官至秘书院大学士。康熙间辞官归里。卒谥文通。有《金文通集》。——编注）出的主意，共有二十种。所谓十从十不从，我也记不清，现在只把我知道的谈一谈。大致是有：男从女不从，生从死不从，官从隶不从，陽从陰不从，娼家从优伶不从，儒家从僧道不从，官事从婚事不从，国号从官名不从，役税从言语文字不从，按以上只是九种，其余一种，记不清了。（另一“不从”为：老从少不从。） 一 男从女不从 什么叫做“男从女不从”呢？就是清朝一进关，就命令全国人民男子剃发留辫子，女子不许缠足，结果是男子从了，女子没从。听说最初，大家当然也是不肯剃头，为这剃发不知费了多大事，人们总是不从，请看《桃花扇》传奇中，“老逸民剃白发也到丛祠”，等等的句子，就可以想到彼时剃头难过的情形了，后来派出了许多许多剃头的技师，到各处强迫剃发，剃头技师的担子上，在盛洗脸盆的一头，有一长五尺余的小旗杆，上有黄穗，在旗杆上挂一小黄木牌，上书“奉旨”二字，见人就抓，抓住就得剃发，无人敢抗，只有预先躲避。然日期久了谁也躲不过去，结果不知杀了多少人，才都剃了发，这总是男子从了，所以后来有一首歌，说到这件事情，歌曰：“闻说头要剃，何人不剃头？有头皆可剃，无剃不成头，剃自由他剃，头还是我头。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这首歌，是于诙谐之中，含难过之意。至于女子，清朝只是不许缠足，已缠者须放大，幼女如有缠足者罪及父母。其实这种政治，并不能说是坏，但彼时风气未开，无论如何，大家是非缠不可。据老辈人云，为这件事情，也杀了不少人，但大家总是不从，政府因男子剃发，已经费了很大事，杀了不少人，才算办到，对于女子，他也就含糊了。所以有清二百余年，汉人女子，始终是未从。由此一来，把汉官命妇见皇太后皇后皇上的礼节，给废了。因为缠足的女子，穿的衣服，都是明朝的制度，而清朝规定的服饰，她们都不能用，而且清朝对于女子缠足，尽管未十分认真，但也没有默认，不过佯为看不见就是了，若大庭广众，缠着足，穿着明朝的官衣，去见皇帝，那皇帝当然不许，且他有一点抹不开，于是把这个礼节就废了。据老辈传说：有清二百余年，汉人命妇，到宫中去过的，只有一次，就是衍圣公的母亲，然也是后来，这算睁着一个眼，合着一个眼，若清朝初年，也是绝对不会有的。这里还有一些特别的情形，就是在清朝的时候，汉人女子，不但官衣用明朝的制度，就是家常衣服，也是长裤、短袄、短褂，也绝对没有人穿过清朝的长衫，到民国才有穿长衫的，而且名曰旗袍。这可以说，汉人的女子，在清朝二百多年，没有从满清，到了民国才从了，这当然也是因为不缠足的原故。 二 生从死不从 什么叫做“生从死不从”呢？就是活着虽然都换穿了清朝的衣服，如长袍马褂等等，但死后仍穿明朝的衣服。据老辈人说：从前有许多人死后，入殓时仍穿明朝衣服，后来因为明朝衣服难得，也就都穿清朝衣服了。但所有孝子亲眷仍然都穿明朝衣服，例如麻冠、孝袍、麻衣（大多数用糊窗之冷布，以取其粗）、拄丧棒等等，都不是清朝的制度，连讣文中的名词，大多数都是明朝以前的制度：例如含殓，如今则有殓而无含；再如斩衰者，只用刀割，或剪一铰，不再加工也；齐衰者，剪后稍稍再齐一点也；大功服者，加上一点缝纫粗工也；小功者，加上一点细工也，如此种种，都是清朝制度所无。以上这些制度，不但清朝时候，永是如此，一直到了民国，也仍是如此，台湾地方的丧礼衣服，至今也还是如此。清朝的制度是怎么个样子呢？最重之孝，是穿白布长袍及穿羊皮外褂，帽子则去顶去缨，或用白布封帽，轻者则帽不用布封，只穿素袍，不穿白布袍，而亦反穿羊皮褂等等，这与斩衰齐衰等等，可以说是毫不相干了。再有一层，大家更不容易知道，就是北方有人去世，须在招魂庙招魂，招魂时，须报亡者的籍贯，我幼年常听到此，永远是说某人（亡者姓名）直隶省高陽县于田社九甲人，我不懂什么是于田社九甲人，老辈说这是明朝的制度，吾乡在明朝，属于田社第九甲，所以如此报法，此名曰报社甲，可是永报明朝的社甲，一直到光绪年间，仍是如此。后来风气开通，不再有招魂的举动，此事遂废，这真可以说是死不从了。不知南方从前是否也如此。 三 官从隶不从 什么叫做“官从隶不从”呢？官员自然要穿清朝官服的了，而下层阶级的皂隶则仍穿明朝的衣服，长青袍，高红毡帽，手持大竹板，差不多与国剧中皂隶相同，遇到县官等等出门，轿前边的执事人等所持的鞭子棍子，也都是明朝的制度。最有意思的，是各省藩臬出门，轿前有刽子手，他们的装束，是下身系两片下甲，上身穿黑边宽袖红马褂，头戴硬纸背所制之额子，并挥一根野鸡翎，手持一把刀，这与旧剧中之刽子手，也没有什么分别，当然完全是明朝的制度。到乾隆以后，皂隶已多有戴清朝官帽的了（此乃闻诸老辈者）。然到光绪年间，山僻小县之皂隶，仍有穿青袍戴红毡帽者，可是藩臬轿前之刽子手，则一直到宣统年间，仍是照旧，这真可以说是隶不从了。 四 陽从陰不从 什么叫做“陽从陰不从”？我为这一层，问过许多老辈，有的说不清，而大多数都说是，陰宅不从，如坟上的祭礼，以及出殡的制度，都是仍用明朝以前的制度，此事到现在还是如此。这一层不但汉人未从清朝，而清朝反倒从了汉人。清朝在关外的时候，坟地也不讲究，关于陵寝也没有什么多少礼节，就是沈陽的福陵、昭陵，也是进关以后，才特建的。关于祭祀的礼节，在关外他们都用饽饽桌子，入关后，祭陵虽仍用饽饽桌子，但已加了太牢，若祭天祭孔等礼，则完全是中国旧的体制了。 五 娼从伶不从 什么是“娼家从优伶不从”呢？据老辈人说，这专指的是演戏，否则除演戏以外，只按平日的行为说，娼妓穿的是明朝的衣服，优伶则都是穿清朝衣服了，这可以说是优伶从而娼妓不从。不过在清朝时代，全国人民，必须剃头及穿清朝衣服，而独许戏台上仍穿明朝以前的衣服，这也总算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人民虽然都穿了清朝衣服，但一看戏中的衣服，岂不能有所感触呢？这件事情，清朝或者以为是以往的史事，没有什么关系，或者也是有点疏忽，然所谓娼家从优伶不从，这句话确有点滑稽，娼家从三字怎样讲法呢？若按衣服说，她实在是没有从，若按行为说，她只是接客，这怎么叫从呢？岂清朝都接客乎？以上乃是老辈传留下来的话，并非我有意讥讽。 六 儒从僧道不从 什么叫做“儒家从僧道不从”呢？此事很容易解释，和尚道士，都已经算是方外人，于政治没有什么关系，清朝原可以不必干涉，尤其是和尚，早已剃了发，本就不是明朝的制度，所以他更是赞成。据从前的剃发师谈起来，还有一段故事，就是剃头的挑子，所用的扁担，兜座位的是两根绳，这两根绳，是相当长，先由扁担一头往里缠起，一边缠，一边结扣，缠好后剩下二尺余，用以兜座位之小柜，如此一来，则扁担一头空了一尺余。据云这一尺余之扁担头，是专为给僧人挂包袱的，倘行路之时，遇有和尚背着行李，他随时可以挂在此扁担之上，剃头师有此义务，代为担任，这就是当时欢迎和尚的一种表示。以上这段故事，不但剃头师如此说法，有许多老辈，也都有这样的传述，这真可以说是僧人不从了。 七 官从婚不从 什么是“官事从婚事不从”呢？官事非照清朝制度不可，那是不成问题的了；婚事则仍是明朝的制度，例如新娘子穿的衣服，永远是戴凤冠，穿霞帔，到了光绪年间，这些衣冠，都找不到了（乡间尤难），才只穿外褂裙子，然仍必套上一个云肩，以后连云肩也不易觅到，才只穿外褂裙子，这仍然是明朝的制度。尤其是新郎坐蓝轿或绿轿，新娘坐红轿，清朝就没有这种制度，后来满洲人也学着用这样的轿，但执事则不一样，旗人永远用金鼓、大号、牛角灯，而汉人则总是旗锣伞扇，这是永远不会一样的，但这也可以说是旗人从了汉人。至于新娘下轿后的一切礼节，也都是旗人染了汉俗。再有一层，倘婚事的主人有钱，把规模加大，执事加多，即汉人多加旗帜之外，再添金瓜、钺斧、朝天凳、隔漏粉棍、执掌权衡等等，以上这些物件已经有许多人没有见过，就是见过，也有人不知他是什么意义了，这里无妨简单着谈一谈：金瓜及钺斧，都是卫护的兵器，后来才用他作为仪仗。朝天凳乃用以平路的器具。隔漏一面凹，乃用以隔住房檐下滴之水。粉棍有在棍上临时涂上粉面，用以拦人，倘有人靠近该棍，则衣上必要染上粉痕，此人便要治罪。执掌权衡者，执事中有手形而伸一指者，此即借指作执之义，有手指全伸者，即是掌之义。有一拳形者，却借拳为权之义；有用手握一笔者，握笔代表衡文，即系衡之义。以上本是官员所用，新娘亦借用之，此外尚多，不必尽举。旗人除丧事偶亦用类此仪仗外，婚事则绝对不用，只有上边所说的三种——倘若有钱，只可加多，例如鼓由一对，可以加至二三十对，大号则由一对可以加至四对八对，而牛角灯则可加至几十对。 八 国号从官名不从 什么是“国号从官名不从”呢？所谓官名不从者，其实是满洲就没有这许多官名，然在康熙以前，旗缺的官员，尚多用满文名词，后来越来越少，到了道光咸丰以后，存留着的满洲名词，也就剩了福晋（王爵夫人）、贝勒、贝子、章京、笔帖式等等几个名词了。汉官中用满洲名词者，差不多可以说是没有，只有小军机，曰军机章京，满洲话则说军机搭拉密。不但此，在清朝初年，所有满洲官员，上奏摺都得用满洲文，到清朝末年，只有请安摺，仍用满文，其余所有奏事摺，就都改用汉文了。 九 役税从言语文字不从 什么是“役税从言语文字不从”呢？这一层更是空的了，人民只要给他纳税就够了，文字一层满洲本就没有，他不过只用蒙文字母的办法，拼为满洲言语就是了，尤其到康熙雍正等几位皇帝，研究汉人学问，相当深，于是就更感觉满文不敷用了。（满族先人原用女真文，15世纪初失传改用蒙古文。1599年，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噶盖在蒙文字母基础上创制“无圈点老满文”。1632年，皇太极命达海加以改进，并另造译写汉字音的字母，成为“有圈点满文”。满文自左而右上下直出。1644年清军入关前已用满文翻译了大量汉文文献。——编注） 以上所谈，有我听得老辈人说的，有我目睹的，不知尚有些错误否？然大致也差不了多少，请看他的办法，有多么聪明？大致是要紧的，就非从不可；不要紧的，从不从就可将就了。这一则是他原来就没有文化，二则也是不太认真，比方日本得了台湾，不过五十年的工夫，全台湾就非说日本话不可了，而仍不许人民穿日本衣服，至于高深的教育，高级的官员，就更没有台湾同胞的份了。 由铁路联想到前清之祈雨 由铁路联想到前清之祈雨 铁路与祈雨，这两件事情，相去未免太远吧，那么我为什么说这句话呢，这也有个原故，因为前清光绪年间，有一位官员，因为祈雨的公事，而乘火车，闹的得了罪了。我偶然想起这件事情来和诸君述说述说，也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但是未说此事之前，须先把祈雨的事情说一说，才能知道这件事情的原委。说到雨，是不是可以祈求下来？无论在此科学时代，不必辩论，就说在从前，凡稍有知识之人，也没有个人相信他是只凭祷告可以求得的；但是大多数的黎民，都以为可以求得，且到大旱的年头，每一农民，每一天亮，第一眼都是先看天上，有云无云，真是所谓如大旱之望云霓，急的真有要哭的情势。在这种情况之下，安得不祈雨，祈雨下雨与否不必论，总可以安抚安抚他们的心情。但是因为祈雨，往往闹成聚众斗殴，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因北方祈雨的办法，是抬着龙王爷，后头敲着大鼓大钹等，且各人头上，都戴着柳枝所扎之圈，到各大街去转，经过谁家门口，谁家就先预备下大桶的大缸的水，浇龙王爷的头，大家都说谁家门口泼的水多，谁家地里就下的雨大。这种龙王神像，与庙中所供之泥胎不同，而尺寸亦相当大，坐像约有五六尺高，又因抬往各处，故须全用木质，因倘非木质，则用水一浇，非散了架了不可，而这种神像，并非各村都有，甲村无有者，则往乙村去借，倘借不到，便偷，因此往往闹成斗殴的事情。人民对于祈雨的心情，这样急切，这样热烈，到时候，倘官员若不替他们祈雨，那是非鼓噪不可，他们说官员不重视人民，不关心农事，所以每逢大旱，知县知府藩台督抚以至皇帝，都是要求雨的。许多官员之中，或者有人以为雨可求下来，但自古的圣君良相，若以为他们认为雨可求下来，我确不敢十分相信，他们绝对不会那样的糊涂，例如李陽冰所书的城隍庙碑乃为求雨得雨而作也，头一句，就是“城隍神祀典无之”，其中又有“五日不雨则焚其庙”等语，这岂是相信雨可求的人所敢说的话。那么他们为什么也要求雨呢，一则为安自己之心，二则为对付百姓而已，所以中国的僧道各门，也都祈雨，而西洋各种教会，也无不祈雨，也就是为尽自己的心就是了。可是大多数民人，总以为雨可下来的，倘民人自己求不下来，和尚道士以至官员求不下来，只面子不好看，还没什么重要关系，不过大家是要说他心不诚，道德不够，不能感动天地的就是了。常记得从前直隶省总督，在保定府求雨，除官员叩头求祝外，还有和尚道士两棚念经帮助，结果没有下雨，于是有人撰了一副对联曰： 婬道邪僧两坛经咒退风云雷雨 贪官污吏九叩首拜出日月星辰 这固然于该官员没什么损处，然由此可知人民之心理是怎么回事了。官员求不来雨，人民对他们，在心理上还没有大的责怪，倘皇帝求不下雨来，不但人民瞧不起他，而他自己也以为太不够面子，何也，因为他自以为是天子，天子者，乃上天之儿子，倘若求不下来，那就不是真正上天的儿子，岂有儿子求爸爸这点事，还不答应的呢？而人民认为他是真龙天子，龙自然能下雨，倘不能下，那就不是龙，当然就不够真龙天子了，所以从前天大旱再求不下雨来，皇帝一定要下罪己之诏，说自己道德不足格天，政治不能尽善，并命言官上诤谏的奏摺等等的这些言语，而民间也会有咏这种事情的诗谣，说： 欲求上帝降甘霖，还得精诚爱万民。 一个昏庸无道主，怎能格得上天心！ 因为人民是这种思想，所以古来就有求雨的记载，若说上古时代，天子认为雨可求下或者有之，像从前的唐太宗，以至清朝的康熙皇帝，若说这样人，认为雨可求，恐怕是绝对没有的事，但是为人民的关系，又不能不求，而又怕雨求不下来，面子不好看，所以他创制求雨的程序制度，确非常的有思想，有趣味。他有什么妙法呢？无非设法拖延，要有伸缩力，可以把日期迁延的很长，什么时候下了雨，也可以算是求下来的，现在只把清朝的制度来说一说，就可以知道他用意的所在了。按北京建设的有风云雷雨四个神庙，都在皇城里头，庙的匾额，风日宣仁，云日凝和，雷日昭显，雨日时应，这四个庙，是专预备求雨用的。天气初旱，暂不理会，到了旱得人民沉不住气了，便派亲贵诣时应宫，行礼祈雨，三五天之内落了雨后，当然算是求下来的。倘无雨，则再派亲王敬谨行礼，这次的上谕，一定加上敬谨两字；再无雨，则派四个亲贵，分诣风云雷雨四庙行礼；再无雨，则派亲王贝勒等分诣行礼；再无雨，则派亲王诣大高殿行礼祈求；再无雨，则或由皇帝亲诣行礼；再无雨，则派员到京西黑龙潭行礼祈求；再无雨，则英明些的皇帝，或到天坛去求或派员到邯郸县请铁牌，照旧例须按驿站前往。自北京至邯郸，约须走七八天，在此期内，要落了雨，便不必一定请回，只由该员（钦使）到邯郸行礼致谢，便妥，意思是铁牌敬畏皇帝，逆知派人来请，便赶紧落了雨了。倘此时无雨，则请得铁牌回京，回程又须七八天，在此期中，落了雨，亦算是请牌有灵。倘仍无雨，则到北京，供于先农坛或天坛中，派员行礼，行礼之后，三天之内落了雨，则当然算是神灵。如仍无雨，则再派大员，或亲王贝勒行礼，三日之内，有雨自然也要算是求下来的。如仍无雨，则或再求，或将铁牌贬出，在此时期中，落了雨，则算是铁牌怕充军，赶紧落雨。如此做法，自下上谕请铁牌，至贬铁牌，前后总有一月有余之日期，再加上，以前最初派员诣时应官行礼至皇帝亲到天坛行礼之时，约共行礼七八次，每次行礼，以五日计，亦有三十余日，两数字共合两个多月，到三个月，安有这样长久，会不落雨的呢？倘落了雨，则都可以算是求下来的，于皇帝的面子，都过得去，请看他这祈雨的制度程度，便可以推测，当时制礼的人，不一定是糊涂了吧。 现在，才说因乘火车而得罪的官员。该年因为大旱，皇帝派丁某（好像姓丁，记不太清楚了），去请铁牌，彼时平汉路已修成，丁君不知旧制，乃乘火车前往，把铁牌请到北京，来回不过三天，派大员行礼，而未得雨，又求了一次又未落雨。于是有御史奏参，说丁君请铁牌，不循旧制，私自乘火车，应降以违制之罪，皇帝也因面子关系，果降丁君之罪。可巧不到一个月就下了雨了，倘果能照驿站行走，此时正在求雨期内而落了雨，于皇帝面子有多么好看，因他乘火车，提前了半个多月，闹得皇帝不够面子，这岂不是乘火车的毛病呢？所以皇帝为顾全自己面子起见，而不能不往当事人身上推，但上谕中，又不能说出耽延时日的真情形来，只好说了丁某奉旨，不能诚慎从事等语而已。当时有两首歌谣，以讥讽此事，曰： 奉命原须走驿程，请牌兼要请牌神。 火车虽快牌先到，无票牌神怎得乘？ 祈雨极灵是铁牌，如何遇此雨期乖？ 过期才得甘霖沛，想是牌神后赶来。 前清的退伍军人 退伍“荣军”建成了台湾的横贯公路，我乃联想到前清的退伍军人。从前的退伍军人，不是这种情形，在寓兵于农的朝代，自是最理想的时期，但年代已久，谈起来话也太长，不必多赘。到了宋朝，就讲杯酒卸兵权（或作谢兵权），是皇帝赐统兵大臣一次宴席，便算去职。清朝则恒说一纸卸兵权，或片语卸兵权，意是一道上谕，便可去职。按说军队本是国家的军队，并非带兵大员之私产，当然是应该如此，否则国家便要不稳，这是一定的道理。不过上边所谈，乃是统兵的大员，他虽去职，仍然还有他的位置，或他种工作。最可怜是下级人员，战事一完，军队一解散，所有的官和兵，多数就都失业了。在前清，旗人自然是例外，因为旗人始终是军队的编制，他那个旗字，就是军队的性质，所以战时与平时，都是一样，每月有一定钱粮薪水；官员去世，他的太太特有寡妇钱粮，以养终身。汉人则不然了，军队解散之后，兵丁还容易谋生，有手艺者可以做工，否则亦可种地。官员最麻烦，以身份来论，他是官长；以学问来论，多数都不认识字，但是经过多少次战事，立过大功，曾受国家褒奖，翎顶辉煌。在军营时，是赫赫的官将，一旦解散，则无事可做；朝廷虽赏过他官职，但没有养老金。这种情形，在光绪年间湘军淮军解散之后最为普遍，受饥寒、无家可归的人不知有多少。当年有下边一件事情，曾经传遍全国，有人说真是笑谈；有人说真是敌国破，谋臣亡，可为功臣一哭。总之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前清的制度，冬至、元旦、万寿这三天，名词就叫三大节。每逢这些日期，各省的官员，无论官职高卑，都要到万寿宫去行礼。各省城都有这种建筑设备，宫内供皇帝万岁万万岁的牌位，这是极隆重的礼节。尤其万寿之期，所有官员都须穿蟒袍。平日上衙门办公，或任何礼节，都是穿平常袍褂，惟独这三大节，都要穿蟒袍，因此常常闹笑话。官员中有蟒袍的人并不多，尤其是穷京官，多数都无蟒袍，但又非穿不可，倘不穿，则御史可以参他一本，说他不遵体制，乃是有罪的。自然是没有御史肯上这种奏折，但他确可以上。在这个时期，不但蟒袍无处借，且无处赁无处买，有许多人无法，只好用四块高丽纸，照蟒袍下半截画好，糊于平常袍子上，穿好外面再穿外褂，只能看到下身，也可以将就混的过去，这是彼时常有的事情。平常袍料，都是素面无花；就是有花，也都是织成的，与面同一材料，看不出来。蟒袍都是五色平金绣花或缂丝，非常华美，故名曰花衣。万寿前后十天都须穿花衣，此名曰花衣期。花衣期内，不许行刑，不但不许杀人，连打板子都不许，以致不吉利的奏折都不许上。朝珠一物，上朝或贺喜等事都挂，平常办公则不挂；在此期内，则都非挂不可。尤其是黄马褂，除侍卫等每日上朝必穿外，其余的官员，虽经皇帝赏穿，但平常都只穿外褂，不肯穿此，然万寿节则都要穿上。所有官员，都须穿得庄严肃穆，到万寿宫皇帝牌位前，行三跪九叩礼，礼至重也。刘坤一任南洋大臣、两江总督时，一次值万寿节，穿好了衣服，方要去行礼，下人报告，他所有轿夫都穿好了官服，有的戴了红顶，有的戴了花翎，且有的穿黄马褂。刘坤一听说，大为惊异，问其故，始知几人都是讨洪秀全时之军官，因战功，都奉到赏头品顶戴、赏戴花翎、赏黄马褂等等的恩旨。刘坤一当然不敢用他们抬轿了，到万寿宫行礼回来，请他们几位到客厅，问他们详细情形。他们都说出真姓名，都是在哪一部军队内带过兵，某年在某次战中立过功，某时得的赏，战事终了军队解散，自己没有什么技能，无事可做，好在还有些力气，所以大家商量充当轿夫。刘坤一问何不早说？他们说，早说了真名实姓，恐怕大帅不用我们，那就没地方吃饭了。笑问，今天为什么又都穿戴起来？他们说，从前在营中，遇到万寿圣节，也都穿戴行过礼，今天见大帅特别高兴，我们又喝了几杯酒，一时也高兴，大家说，今当万寿圣节，我们何不也把从前的衣服穿戴起来，到万寿宫前行礼去呢？于是就穿戴起来了，大帅恕罪。刘坤一派人细一检查，他们所说的话毫无虚假，于是特别同情，另眼看待，请他们大吃了一顿，亲身作陪，畅谈往事，勾起了许多感慨，乃每人赠送了一二千两银子，请他们各自回家，安稳度日，并说以后有什么难事，只管找他，于是尽欢而散。 按说这几位总算是遇到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而且都是很高级的官员，其余遇不到这样机会之人，还不知有多少。兵丁阶级，人数更多，更不容易找到机会。身经百战，立过大功的人，军队一解散，失业的人不知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