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去云来》 序——白先勇先生 谪仙记──写给林青霞 林青霞的名字取得好，青霞两个字再恰当不过，不容更改。青色是春色，象征青春，而且是永远的。霞是天上的云彩，是天颜，不属人间。青霞其人其名，让我联想起李商隐的《霜月》诗—“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青女乃主霜雪之神，冰肌玉骨，风鬟雾鬓，是位孤高仙子。林青霞是台湾制造出来的一则神话，这则神话在华人世界里闪耀了数十年，从未褪色。 我第一次看到林青霞的电影是一九七七年李翰祥导的那部《金玉良缘红楼梦》，她的第一部电影《窗外》，倒是后来在美国看到的。我自己是红迷，林青霞反串贾宝玉，令人好奇。说也奇怪，这些年来，前前后后，从电影、电视、各类戏剧中，真还看过不少男男女女的贾宝玉，怎么比来比去，还是林青霞的贾宝玉最接近《红楼梦》里的神瑛侍者怡红公子。林青霞在她一篇文章《我也梦红楼》中提到她与《红楼梦》的缘分，觉得自己前世就是青埂峰下那块大顽石。《红楼梦》写的是顽石历劫，神瑛侍者下凡投胎，是位谪仙，所以宝玉身上自有一股灵气，不同凡人。林青霞反串贾宝玉，也有一股谪仙的灵气，所以她不必演，本身就是个宝玉。这是别人拼命摹仿，而达不到的。 一九八七年，隔了三十九年，我重回上海，上影厂的导演谢晋来找我商谈改编我的小说拍成电影的事，谢晋是当时大陆最具影响力的导演，他的《芙蓉镇》刚上演，震动全国。谢晋偏偏选中了《谪仙记》，这多少出我意料之外，这篇小说以美国及意大利为背景，外景不容易拍摄，谢晋不畏艰难，坚持要拍这个故事，因为他看中了故事中那位孤标傲世、倾倒众生的女主角李彤，他欣赏她那心比天高、不向世俗妥协的个性，也是一位在人间无处容身的谪仙，最后自沉于海，悲剧收场。这样一位头角峥嵘、光芒四射的角色，哪位女明星能演呢？谢晋跟我不约而同都想到：林青霞，就是她。我们认为林青霞可以把李彤那一身傲气、贵气演得淋漓尽致。林青霞有那个派头。谢晋去接触林青霞，据说她已有允意，而且还飞到上海去试过镜，但那时台湾对大陆刚开放，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林青霞大概在诸多考虑之下，到底没接下这部片子。《谪仙记》后来改名为《最后的贵族》，李彤一角，落到潘虹身上，男主角是濮存昕。摄影组到纽约拍摄，拍到酒吧中李彤买醉那一场，林青霞突然出现，到现场探班。据武珍年的记载，林青霞“穿着黑色的上衣、裙子，黑色的大氅，飘逸地走到了我们大家面前”，她拥抱了潘虹，而且又“握住谢晋导演的手久久不放”，林青霞是在祝福潘虹，向谢晋致歉。林青霞大气，有风度。 潘虹是个好演员，最后李彤在威尼斯自沉的那场演得很深刻。但我常常在想，如果换成林青霞，踽踽独行在威尼斯的海边，夕阳影里，凉风习习，绝代佳人，一步一步走向那无垠的大海—那将是一个多么凄美动人的镜头。 其实我在八零年代初就跟林青霞会过面，八二年我的舞台剧《游园惊梦》在台北上演，轰动一时，制作单位新象的负责人许博允兴致勃勃，想接着把《永远的尹雪艳》也搬上舞台。他把林青霞约在一位朋友家里，大家相聚。尹雪艳是另一个遗世独立的冰雪美人，许博允大概认为林青霞就是永远的尹雪艳吧，那时林青霞红遍了半边天，可能头一次见面，有几分矜持，坐在那里，不多言语，一股冷艳逼人。后来跟青霞熟了，才发觉原来她本人一点也不“冷”，是个极温馨体贴的可人儿。二十多年后，一次在香港机场，等机时我买了一些日用品，正要到柜台付钱发觉已经有人替我付了，回头一看，青霞微笑着站在那里，很随便地穿了一件白衬衫，背了一个旅行袋，她跟施南生一伙正要到吴哥窟去。青霞已经退出影坛多年，看她一派轻松，好像人生重担已卸，开始归真返璞了。可是浓妆淡抹总相宜，风姿依旧。 二零零七年十月北京国家大剧院落成，开幕第一出戏邀请的便是青春版《牡丹亭》三本大戏。青霞在好友金圣华的怂恿下，也一起到北京去观赏《牡丹亭》。她没看过昆曲，只想试一试看第一本，哪晓得一连却看了三天，完了兴犹未尽，还邀请《牡丹亭》的青年演员去吃宵夜，她一下便被昆曲的美迷住了，而且由衷地爱惜那群努力扮演《牡丹亭》的年轻伶人。十几个《牡丹亭》里的花神把青霞团团围住，女孩子们兴奋莫名，做梦也没想到居然能跟她们崇拜的偶像东方不败坐在一起，她们对青霞的电影如数家珍，原来大陆的电视常年在播放她的戏。青霞取出了一叠签名照片，给了那些女孩子一人一张。香港大学同时在北京举行了昆曲国际研讨会，在国家大剧院七重天的花瓣厅开了一个盛大的晚会，那晚文化界冠盖云集，青霞盛装出席，我挽着她进场时，全场的注意力，当然又集中在这颗熠熠发亮的星星身上了。 这几年青霞生活的重心之一是写作，她很认真，有几次跟我讨论，问我写作的诀窍，我说：写你的心里话。她的第一本书《窗里窗外》果真写下了许多心里话，可说是本“青霞心语”，我写下这样的感想： 你这本书给我最深的感受是你对人的善良与温暖。 “真”与“善”是你这本书最可贵的特质，因此这本书也很“美”。 这些话用在她第二本散文集《云去云来》上，也一样正确。第二本书还是以人物画像刻划得最好。《印象邓丽君》是一幅很动人的速写，邓丽君是另一则“台湾神话”，她的甜美歌声，响彻大地，曾经是多少人的心灵鸡汤，尤其是饱受“文革”创伤的大陆同胞。林青霞、邓丽君在一起，一对丽人，倒还真像青女素娥，月中霜里斗婵娟。难为两位“神话人物”，竟能彼此惺惺相惜，青霞写这篇纪念文章，极有分寸，写到两人的友情交往，含蓄不露，写到邓丽君香消玉殒，则哀而不伤，这都出于她对邓丽君的敬重，不肯轻率下笔的缘故吧。其实邓丽君不好写，她是个神秘女郎，她的声音在你耳边，可是她的人却飘忽不定，难以捉摸。青霞几笔速写，却把这个甜姐儿抓住了，勾画得有棱有角。 青霞跟张国荣的交情匪浅，两本书中都提到他，而且笔调都充满了怜惜与哀惋。二零零三年四月一日张国荣从文华酒店跳楼自杀，香港人为之心碎。此后青霞每上文华酒店，总要避开clipper lounge的长廊，因为生前，张国荣常常约她在那里聊天，青霞与张国荣之间似乎有一种相知相惜的心灵之交，张国荣事业鼎盛，满身荣耀，但无论在演唱会上或是电影中（《胭脂扣》、《春光乍泄》、《霸王别姬》），他的眼神里总有一痕抹不去的忧伤，青霞了解他，同情他为忧郁症缠身的痛苦。张国荣的孤独，她懂，因为她自己也有过同样的感受。同一篇文章中，她写到有一回拍完戏，深夜回返公寓，远眺窗外，一片灿烂，如此良夜，香港的美景当前，青霞突然感到孤单，不禁伤感哭泣起来。艺人爬到巅峰，高处不胜寒的孤独与寂寞，往往也就随之而来。 写到不同个性的人物，青霞的笔锋也随之一转。杨凡与张国荣两人南辕北辙，形容杨凡的调皮任性，潇洒豪放，青霞的笔调变得轻松活泼，《醉舞狂歌数十年》，她把杨凡写活了。甄珍与邓丽君又是一个强烈对比，她把甄珍写成《一个好女人》，她笔下的贤妻良母，变得有点诙谐，但看得出来，甄珍的贤惠，她是真心钦佩的。七零年代，甄珍刚冒红，我见过她，到过她家，甄珍少女时代就是一个乖乖女。 书中有几篇是写她的心路历程，青霞皈依佛教，《法王与你交心》记载她二零零八年到印度新德里去参拜大宝法王的神秘经验。起源是青霞的母亲因忧郁症不幸往生，青霞经常梦里见到母亲愁容不展，因此忧心忡忡，希望参谒法王，指点迷津。十七世大宝法王的确气势非凡，青霞见到他似乎感到地在震动，耳为之鸣。她如此形容： 大伙儿蹲跪在法王跟前，这时飞来两只黑色的鸽子，站在窗外的栏杆上，望过去恍如停在法王的肩头，守护着法王。法王撑了撑眼镜，嘴里发出一个声音，感觉就像是龙在叹息，仿佛有万千的感伤和肩负着沉重的压力。 匍伏在菩萨面前，佛门弟子林青霞感动得泪如雨下。 林青霞拍过上百部电影，扮演过人生百相，享尽影坛荣华，也历尽星海浮沉。演艺生涯，变幻无常，有时不免令人兴起镜花水月、红楼一梦之慨，一个演员要有多深的内功定力，才能修成正果，面对大千世界，能以不变而应万变。我不禁纳罕，青霞是凭着一股什么样的内在力量，支撑着她抵挡住时间的消磨，常常不期然在她身上，我又仿佛看到了《窗外》那个十七岁的清纯玉女。美人林青霞，是永远的。 序——章诒和女士 水深水浅东西涧，云去云来远近山 “水深水浅东西涧，云去云来远近山”—取自元代徐再思的【中吕】 《喜春来·皇亭晚泊》。元人散曲多写个人情怀，写景咏史常流露出点点哀伤。我以此为题，是觉得它与林青霞笔下情致有些贴近。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国门初开，大陆人第一次看到了大陆之外的“那头”，外面的事物也涌入了“这头”。别的不说，单讲宝岛台湾，一下子就挤进来三个女人：邓丽君，琼瑶，林青霞。街头听邓丽君，灯下读琼瑶，电影里看林青霞。她们如尖利之风，似细密之雨，风靡大陆。人们一夜之间开了窍：艺术不是意识形态的宣传品和教科书，原来它是可以娱乐的！我也是在这个时候，欣赏到电影里的林青霞。最初是在专门放映“内部参考片”的中国电影资料馆看她的电影；之后，在政府机关礼堂看；之后，在电影院看；之后，在电视里看；再后，我们成为朋友。 今年（二零一四年）十一月，林青霞六十岁，一个甲子，这让我有些难以置信。一次在香港，董桥约几个朋友吃饭。她来得最晚，董太太说：“我在街上看见她了，人家还在买衣服。” 等啊等，等来一阵风。林青霞穿一件绿色连衣裙，双手扯着裙子，跳着舞步，转着圈儿进来。然后，举着三根手指，得意道：“三百块，打折的！” 董桥瞥了她一眼，说：“谁能信，这个人快六十了。” 吃饭时，她又催快吃，说：“我要带愚姐逛街。” 啥味道都没吃出来，就跟着她跑了。到了一家成衣店，我看中一件白布衫，又见到出售的袜子不错，有各种质地、各种款式。我拣了两双黑的，她挑了红的和绿的，我接过来一看，这不正是“惨绿愁红”嘛。这袜子，咋穿？她穿。 端详她那张几乎找不到皱纹的脸，想起董桥说的那句：“谁能信，这个人快六十了。” 说起林青霞，恐怕首先要说的是电影。四十余年间，她演了百部电影，成为年轻人的偶像，并制造出一个“林青霞时代”。影片质量有高有低，但于她而言，却是始终如一的“美”：穿上女装是美女，换上男装是帅男，没治了。搞得天上也有颗星与之同名。那是二零零零年的八月，天文学家发现了一颗小行星，遂命名为“林青霞星”，二零零六年获得批准。编号：38821。 我长期从事戏曲研究。戏曲（特别是昆曲、京剧）是高度程式化的表演艺术，唱念做打，四功五法，都有一定之规。台上所有的动作都来自程式，戏曲的创作方法，也是远离生活形态的。也就是说，一切“原生态”东西都无法直接搬上戏曲舞台，一定要经过程式化处理。但电影的情况恰恰相反，电影表演可以说是程式化程度最低，乃至无程式，这是电影的重要艺术特性。它追求的是动作的真实过程，要求演员的情绪、表情和行为方式是人的自然状态和自然呈现，尤其侧重于人的气质与天性，其创作方法是贴近生活，甚至希望能达到艺术与生活之间的某种模糊。这是戏曲和电影的基本差异。林青霞驰骋于银幕，能适应各种角色且长盛不衰，探究其因，我以为她是赢在了“气质与天性”这个基本点上。 举个例子吧— 拍摄于一九九二年的《新龙门客栈》，是中国当代武侠电影中的经典。剧中，张曼玉扮演的金镶玉被人称为是一只灵猫，诡异，恣肆，张扬，表演大胆而精绝。林青霞女扮男装饰演邱莫言，则是气度不凡，含而不露，举手投足无不在深沉典雅之中。戏演到了最后一刻，邱莫言即将没入流沙且终现女儿身，林青霞也仅仅是用一双眼睛，抓住抬头的瞬间，让目光穿透灵魂，倾泻出内心的千言万语。在这部电影里，无论是凝望远山，还是眼角落泪，林青霞的眼神运用颇似京剧，好像都能用戏曲锣鼓敲击出心理节奏来！所以，我对朋友说：“林青霞是昆曲的正旦，京戏里的大青衣。”这篇“序”刚脱稿，我得到一本由日本记者撰写的《永远的林青霞》。翻开一看，有段文字谈《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其中，记者称赞她扮演的非男非女的东方不败，有着“致命的眼神”。记者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眼神？”林青霞答：“这部戏开拍前，我请了一个老师教我京戏。” 果然不错！ 红花还须绿叶扶持。梅兰芳、程砚秋有绿叶扶持，林青霞、张曼玉也有绿叶扶持，这是两种完全不同方式和方法的“扶持”。对梅、程等京剧名伶的“扶持”，姑且不论。那电影呢？可以说电影演员的艺术形象，从来就是由导演、摄影、编剧、美工、特技师、造型师、灯光师共同打造出来的。这种“共同打造”，太厉害了，它能使演员的相貌、表情、动作、姿态乃至肌肤，获得连自己都意想不到的结果和意义。其中，导演对演员的指导，甚至成为表演艺术的主要手段。某些电影明星，仿佛就是街上的路人，根本不需要什么“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 林青霞是个美人，穿着讲究，言行得体，有着一贯的绮丽优雅。白先勇说她是“慧心美人”，又说，“她本性善良，在演艺圈沉浮那么多年，能出污泥而不染；写文章能出口不伤人，非常难得。”的确如此，林青霞不说是非，但心里是有是非的！我们议论电影导演，她对两位享有盛名的电影导演做过这样的对比：“××与×××有相似之处，都是大器晚成，性格中有压抑成分，对电影狂热。但是分道扬镳了。一个心无旁骛，沉浸在自己的情感世界做电影梦；一个过分的野心和名利追求，消磨了他并不多的艺术感觉，以致像焦雄屏（按：台湾资深电影批评家）所言—迷失精神方向。现在更是官方宠物。”这段话，恐怕已经不能用简单的“说是非”来概括，它显示出林青霞的艺术见地和价值判断。 今年四月下旬，她发来邮件，说：“能不能拿一篇新作给我看看？”正好手头有一篇我为大律师张思之先生私人回忆录《行者思之》写的序言，“成也不须矜，败也不须争”。全文五千字，发给了她。 两天后，林青霞回信，说：“愚姐，愚姐，我对你的文字、热情、正义感和勇气太太太佩服了。看完你的文章，我感到自己的卑微，无地自容。我一定努力努力，向你看齐。”读罢，很有些激动。我并非为她的赞语而兴奋，是震惊于毫无遮饰的赤诚。我又想：林青霞有善良，有热情，有慧心，就足够了，她还需要勇气吗？面对这个问题，不由得让我想起另一个大明星，他叫赵丹。 赵丹是上个世纪的著名电影演员，又是左翼文艺工作者。一九四九年前，演过《马路天使》、《十字街头》等极为出色的影片；一九四九年后，演过《林则徐》、《聂耳》等非常革命的电影。一方面，赵丹真诚地接受共产党领导，终极愿望是能扮演周恩来、闻一多和鲁迅。另一方面，赵丹谙熟艺术，懂得艺术内部规律和基本特性。这两个方面，有时是可以调和，但更多的时候是矛盾的。赵丹为此而苦恼，也为此而思考。后期的赵丹像一只投林的倦鸟，用更多的时间画画、写字。到了一九八零年，身患癌症且到晚期的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于是，就这个文艺界普遍关心的问题，道出了肺腑之言。他说：党大可不必领导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谈话于十月八日由《人民日报》刊出全文，得知这个消息，已经不能说话的他，“眼珠转了一下”。十月十日赵丹去世。这是他最后的话，被称为“赵丹遗言”。“遗言”流传广远，反响强烈。巴金在《随想录》一书中写道：“赵丹说出了我们一些人心里的话，想说而说不出的话。可能他讲得晚了些，但他仍是第一个讲话的人……他在病榻上树立了榜样。”作为意识形态总管的负责人，也讲了话。他说：“赵丹临死还放了个屁。”足见，在这个圈子里混，即使享有盛名，说话也是需要勇气的。 三十年后（二零一零年），姜文针对那些“跪着赚钱”的导演，说了句：“站着把钱赚了。”这里的“站着”，是指：“政治上不苟且，艺术上不媚俗。”其实，“不苟且，不媚俗”不是什么高标准，但电影同行认为说出这样的话，也是担着风险的。 面对这样的环境（哪怕是在香港），出于私心，我希望林青霞平静地生活。焦雄屏说：“林青霞胆小。”艺人一般都有些胆小。长期以来，这个群体很风光，很傲气，但内心脆弱，有卑微感。然而遇到大事，很多艺人是有立场、有选择的。比如胆小的梅兰芳，日本人打来，他说不唱戏，就不唱。和孟小冬分手，梅老板也是很有决断的。林青霞不宜和梅兰芳放在一起做比较，但遇到大事，也是不含糊。每逢台湾选举，她一定要回到台北，不放弃自己的选票，不放弃支持国民党。 近几年，林青霞拿起笔，开始写作，在董桥等朋友的鼓励下一步一步上了路，直至在香港报刊上开设专栏。 演员在舞台上和银幕里，千姿百态，尽情宣泄。一旦回到生活中，他们往往要紧紧包裹住自己，用距离感维护、封闭自己和自己的形象。用她的话来说，就是“整个人很紧绷，防御心很重”。当然，也有一些明星在生活中尽量享受其银幕形象的影响，把自己的精力和肉体奉献给玩乐、聚会、时尚、嬉戏、麻将、闲聊、社交、赌博、奢侈品，靠消遣和挥霍来填充时间。女演员还希望能拥有大量的爱（包括一个收入丰厚的丈夫），境况富裕地过好后面的日子。一般来说，银幕背后、电影之外的明星，我们这些普通人是不了解的。传媒、娱记们尽管每天追踪明星的行迹，但也是难以真正了解他们，进入他们的生活世界，特别是内心世界。外面承受压力，里面忍受孤独，这是艺人的常态。艺人越有名，压力就越大，人就越孤独。别看前呼后拥，没有安全感的正是这些红得发紫、热得烫手的名艺人。所以，我在二零一二年修订版《伶人往事》的序言里，感叹道：“浮云太远，心事太近。梅兰芳或热情或宁静，他距离这个世界都是遥远的。”林青霞原本也如此，但是自从她拿起了笔，情况就有所变化。写散文，就要把自己摆进去，因此她必须写自己。 在这本新作里，有一篇叫《忆》的文章。林青霞笔下涉及张国荣。她写自己来到香港文华酒店二楼，踏进长廊后想起从这里跳楼而亡的张国荣。但写过两段，她就把笔锋转向了自己，这样写来：“我搬进一座新世界公寓，打开房门，望着窗外的无敌海景，好美啊，这就是东方之珠—香港。心想我应该开心地欣赏这美丽的景色，可是，我一点也开心不起来。这样璀璨的夜景，让我感觉更是孤单。心里一阵酸楚，突然之间嚎啕大哭起来……从一九八四年林岭东请我到香港拍《君子好逑》到一九九四年拍《东邪西毒》，这十年我孤身在港工作，每天不是在公寓里睡觉就是在片场里编织他人的世界。”于是，林青霞打电话向别人倾诉自己的寂寞，电话挂断，寂寞又来。过去多少年，已为人母的林青霞路过此地，还指着这栋公寓对女儿讲述曾经的寂寞。《忆》的篇幅不长，但沉甸甸的，它的分量来自真实而细腻的情感。 书中，提到的另一个明星是邓丽君。林青霞细致地写出和邓丽君在一九九零年的巴黎相遇。由于没有名气的包袱，彼此都很自在地显出真性情。俩人在路边喝咖啡，看来往的行人，欣赏巴黎夜景，餐厅服务生突见“两颗星”而紧张得刀叉落地，还有邓丽君在巴黎的时尚公寓……结束了法国之旅，两人一同飞回港。在机上，林青霞问：“你孤身在外，不感到寂寞吗？”邓丽君答：“算命的说自己命中注定要离乡别井。这样比较好！”《印象邓丽君》一文还有个“红宝石首饰”细节。林青霞新婚不久，邓丽君打来电话，说：“我在清迈，我有一套红宝石的首饰要送给你。”这是两人最后的通话。清迈，清迈！邓丽君夜半猝死的地方。获知死讯，林青霞完全不敢相信。那一年，邓丽君四十二岁。 总之，林青霞对寂寞有着极端的敏感和感受。我知道，第一次见面，她就背着我偷偷对别人说：“章诒和太寂寞了，她应该结婚。” 后来，我们熟了。她就当着我的面说：“愚姐，你要有男朋友啊！” 我很感动。 电影是梦工厂，制造梦幻，由此而开发出高额利润，并成批推出美女帅男。这些明星让观众如醉如痴的同时，也获得名气和金钱。美貌、财富、知识以及（性）魅力，构筑了一个女明星的强大吸引力，林青霞可谓四者集于一身，这是一个人的本钱，也是一个人的负担。如此半生，有遗憾吗？有。她说：“有一件事一直令我懊悔，那就是我的从影生涯没有什么代表作。”她还说：“巩俐非常幸运。”而我以为：有遗憾，才是人生。 进入到中年，息影多年，林青霞性格中增添了沉稳、仁厚以及理性。如今，她用文字做出对自己一生的回顾，琐琐细细，实实在在。而这一切于她，十分珍贵，也十分不易。 水深水浅，云去云来，林青霞才六十，小呢。 自序——林青霞 不丹·虎穴寺 听人说，到了不丹如果不去虎穴寺朝圣，等于没有到过不丹。虎穴寺（tiger’s nest）建于一六九二年，坐落在帕罗山谷中三千英尺高的悬崖峭壁上，是不丹国内最神圣的佛教寺庙。传说公元八世纪时莲花生大师曾经骑虎飞过此地，并在一个洞穴中冥想修行三个月，镇服了占据山头的山神鬼怪，这就是虎穴寺名称的由来。 二零零八年七月，一百位宾客从大陆、港、台三地来到不受污染非常环保的不丹国，参加梁朝伟和刘嘉玲的婚礼，我、小秘书和狄龙、陶敏明夫妇早两天到，在饭局中约了叶童和她的夫婿陈国熹一起去登虎穴寺。 车子经过的路途中，几乎到哪儿都能看到滚滚河流像煮开的水一样在翻腾，让我感受到充沛的生命力。偶尔见到徒步于山间的居民，男的身穿垂到小腿的长袍，衣襟交叉叠起，领子和袖口雪白，腰上系着宽布带，黑色过膝长袜配超大码黑色皮鞋。女的穿着高腰及地长裙，上衣袖子长得像古装水袖。单纯的脸上看不见一个愁字，听说他们的生活并不富裕，快乐指数却是世界之冠。 从山脚下骑马上山，山路窄而崎岖，我们战战兢兢生怕马儿走不稳掉进悬崖。这六匹还真是识途老马，路再弯也拐得过，地上石头再大也摔不倒。我骑在前面，身后的龙哥一路上不放心地提点爱妻：“敏明啊！勒紧缰绳！敏明啊！身子坐直！”amy直说：“我这匹马鞍这样子，身子没法坐得直。”我回头望望，只见叶童面带微笑悠闲地欣赏四周的风景，真美！刚才一看见有六匹马就抢先选定了自己的一匹，amy选了第二匹，问叶童要哪匹，她笑着说：“我无所谓。”她态度这么平和，我却不懂得礼让，心中暗自惭愧。大约走了十分钟这才定下心来欣赏四周的景色。天空是这么样的澄蓝，山上青葱的绿树密密麻麻的，看起来就像是野菜花，山岚围绕着群山，空气清凉而甜美，彩蝶在周围飞舞，大自然里见不到一根电线，我们这些外来客仿佛置身于古代的桃花源。 不知道骑了多久，好不容易骑到终点，还要再爬七百级楼梯才能到达寺庙，amy让我们先走，她要留着力气下山，决定不爬了。我们爬的石梯有时往上，有时往下，经过瀑布，跨过溪水，终于到了虎穴寺。原来寺庙并不雄伟，一座座贴着崖壁而建，在这饶有仙气的境界，大家静静地上了虎穴寺，供着莲花生大师雕像的厅不大，信众们轮流上前膜拜，我们也一起虔诚地跪拜。经过了身心的洗礼，轻盈地步出寺庙，靠着栏杆往下望，远远地望见龙哥小小的身影正往回走，心想我们那么困难地爬到了虎穴寺，他怎么不在此感受一下这里的氛围呢？原来他是放心不下他的爱妻，先回去陪她。我回想这一路走来的所见、所闻，突然有所感悟，这不就是人生的历程吗？当你到达了目的地、到达了最高峰，总有下山的时候，上山的路再难走，但是这一路上的过程也是值得回味的。 下山了，也开始下雨了，一下雨土地泥泞不堪就更难行走了，大家互相照应，小心慢走，扑通一声，小秘书还是滑了一大跤，她一身污泥笑嘻嘻地说：“没关系，没关系，还好是我。”大家看她没什么大碍也都开怀地笑了起来。 雨下得更大了，简直是倾盆大雨，还好山腰有些亭子可以躲雨。大家坐在那儿等雨停。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 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 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龙哥在吟诗。 对着雨景、对着大山、对着远处的虎穴寺，谁还舍得说话，我想大家都在咀嚼龙哥诗里的意境。这是宋代词人蒋捷的《听雨》，这何尝不是我内心的写照。“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那些年在台湾拍戏拍得火红火绿的。“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立之年，孤身在香港拍戏，一待就是十年，曾经试过，独自守着窗儿，对着美丽绚烂的夜景，寂寞得哭泣。“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而今真是鬓已星星也，到了耳顺之年，历尽人生的甜酸苦辣、生离死别，接受了这些人生必经的过程，心境渐能平和，如今能够看本好书，与朋友交换写作心得，已然满足。 人生很难有两个甲子，我唯一一个甲子的岁月出了第二本书，当是给自己的一份礼物，也好跟大家分享我这一甲子的人、事、情。 白先勇老师在丧失小弟，最悲伤的时刻还要动笔为我赶写一篇长长的序文，那岂是谢字就能表达我对他的感激。我的愚姊章诒和被病魔折磨了好一阵子，身子才刚好又得为我写序，还要被我逼着帮我取书名，她开玩笑说她是被我逼死的女人，其实我是被她感动死的女人。很喜欢愚姊序文引用的元人散曲“水深水浅东西涧，云去云来远近山”，我喜欢这个“云”字，也喜欢看云，有时候在飞机上看一朵朵的云在大自然的宇宙中，会想到逝去的亲人，想象着他们会不会是其中一片云。有时候躺在船的甲板上看云彩的变幻，又感觉到活着的生命力。我的书里有许多云去了，又有许多云来了，就在这云去云来间产生了许多故事。不好意思，愚姊，又要再一次盗用你用过的句子了。我的第二本书就用“云去云来”做书名吧。 林青霞 二零一四年八月 印象邓丽君 一九九四年我结婚当天，多想把手上捧着的香槟色花球抛给她，因为我认为她是最适当的人选，我想把这份喜气交到她手上，可是我不知道她在哪里。 婚后不久，我和朋友在君悦酒店茶叙，接到她打来的电话，“你在哪儿啊？我想把花球抛给你的……”我一连串说了一大堆，她只在电话那头轻轻地笑，“我在清迈，我有一套红宝石的首饰送给你。”那是我和她最后的对话。 一九八零年，她在洛杉矶，我在三藩市，她开车来看我，我们到union square逛百货公司，其实两人也并不真想买东西。临出店门，她要我等一下，原来她跑去买一瓶香水送给我。我们喝了杯饮料，她晚饭都不吃就赶着开车回去。那是我们第一次相约见面，大家都不太熟悉，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但是我却被她交我这个朋友所付出的诚意深深地打动。 和她的交往不算深。她很神秘，如果她不想被打扰，你是联络不到她的。我们互相欣赏。对她欣赏的程度是—男朋友移情别恋如果对象是她，我决不介意。跟她见面的次数并不多，一九九零年到巴黎旅游，当时她住在巴黎，这段时间是我跟她相处最长的时段。因为身在巴黎，没有名气的包袱，我们都很自在地显出自己的真性情。我会约她到香榭丽舍大道喝路边咖啡，看往来的路人，享受巴黎的浪漫情怀。她也请我去法国餐 tour d’argent吃那里的招牌鸭子餐。记得那晚我和她都精心地打扮，大家穿上白天shopping回来的新衣裳，我穿的是一件闪着亮光的黑色直身emporio armani吊带短裙，颈上戴着一串串chanel珠链。她穿的那件及膝小礼服，虽然是一身黑，但服装款式和布料层次分明。下摆是蕾丝打褶裙，腰系黑缎带，特点是上身黑雪纺点缀着许多同色绣花小圆点，若隐若现的。最让我惊讶的是，她信心十足地里面竟然什么都不穿，我则整晚都没敢朝她胸前正面直望。我们走进餐厅，还没坐定，就听到背后盘子刀叉当啷当啷跌落一地的声音，我想，这侍应一定为他的不小心而感到懊恼万分。她却忍不住窃笑，“你看，那小男生看到我们惊艳得碗盘都拿不稳了。” 有几次在餐厅吃饭，听到钢琴师演奏美妙的音乐，她会亲自送上一杯香槟酒，然后对他赞美几句。她对所有服务她的人都彬彬有礼，口袋里总是装满一两百法郎纸钞，随时作小费用。我看她给的次数太多，换一些五十的给她，她坚决不收。 有次在车上她拿出一盒卡带（那时候还没有盘片）放给我听，里面有她重新录唱的三首成名曲，原来那段时间她在英国学声乐，她很认真地跟我解释如何运用舌头、喉咙和丹田的唱法令歌声更圆润。对于没有音乐细胞的我，虽然听不懂也分辨不出和之前的歌有什么不同，但对她追求完美和精益求精的精神深感敬佩。有一天到她家吃午饭，车子停在大厦的地下室停车场，那里空无一人，经过几个回廊，也冷冷清清。走出电梯进入那坐落于巴黎高尚住宅区的公寓，一进门，大厅中间一张圆木桌，地上彩色拼花大理石，天花好像有盏水晶灯。那天吃的是清淡的白色炒米粉，照顾她的是一名中国女佣。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在巴黎有个小公寓，她在巴黎这所公寓比我的梦想更加完美。可是我感受到的却是孤寂。 那些日子，我们说了些什么不太记得，只记得在巴黎消磨的快乐时光。 结束了愉快的巴黎之旅，我们一同回港，在机上我问她自己孤身在外，不感到寂寞吗？她说算命的说她命中注定要离乡别井，这样对她比较好。 飞机缓缓地降落香港，我们的神经线也渐渐地开始绷紧，她提议我们分开来下机，我让她先走。第二天全香港都以大篇幅的头条，报道她回港的消息。 二零一三年来临的前夕，我在南非度假，因为睡不着，打开窗帘，窗外满天星斗，拱照着蒙上一层层薄雾的橘色月亮，诗意盎然，我想起了她，嘴里轻哼着“月亮代表我的心”。 她突然的离去，我怅然若失，总觉得我们之间的情谊不该就这样结束了。 这些年她经常在我梦里出现，梦里的她和现实的她一样—谜一样的女人。奇妙的是，在梦里，世人都以为她去了天国，唯独我知道她还在人间。 二零一三年一月八日 忆 我迟到了五分钟。 金圣华已经坐定在文华酒店二楼clipper lounge长廊边的位置，自从张国荣走后，为了避免伤感，我总是避开这条我跟他曾经坐下来谈心的长廊。 圣华是我婚后认识的朋友，我们的交往过程中经历了sars的岁月和双方父母相继离世的哀伤，一路在互相扶持中走过人生的困境。她跟我是忘年之交，我们的学问也很悬殊，她早年留学法国，拿了博士学位，曾经是翻译学会会长，在中文大学执教多年，而我们竟然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她待我坐下，一派优雅婉约地跟我聊起近况，我极力地集中精神，脑子里浮现的却是国荣在这儿、在我对面跟我说的话：“青霞，不要再拍戏了，也不要打太多麻将……”不一会儿思绪飘到了淘大花园非典（sars）传染的前夕。当时我们分别与朋友在以前的丽晶酒店喝下午茶，我三缺一想找与他同桌的陈淑芬打牌。她没空，我失望地转身离去。“青霞！”身后有一个清脆的声音叫住我，是国荣，他说：“我跟你打。”我愣了一愣，他怎么会？—那是他跟我打的最后一场麻将，记得那天他“冲”了一把很大的牌，有五十五番，之后又连放了几把炮。我们打的是小牌，输赢不大，但是我知道他性格要强，事后很过意不去。 那一刻，我脑子里有两条轨道，一条忆着过去，一条机械化地回答圣华的问题。还好她没看出来。好不容易双轨变成单轨，专注地听她问起我写作的近况。迎面走来两位穿着得体大方、有型有款的女子，一中一外，我一眼认出那位穿着墨绿呢子西装外套的中国女人。她保养得宜，面孔和十几、二十年前一样。还是一身giorgio armani的型格，她们隔着一桌坐在我前面，我等她坐定，起身走到她身后环抱着她。我抱住的是过去那些迷失的岁月。她是见过世面的人，定了一定：“你系边个？”我操着一口标准广东话：“你永远估唔到我系边个？”她没有动：“再讲多一句！”我抱着她不放，轻笑说：“我再讲多一句你就估中了！”她一回身：“啊呀！青霞！谢谢你的拥抱。” 圣华喜欢听我说故事，经常我们聊完天，就是我下一篇文章的开始。我重新回到座位，这会儿才真正地回到当下，专注地跟她聊起我刚刚拥抱的往事。 认识winnie是一九八五年，我拍《警察故事》、《刀马旦》和《梦中人》那一年。在搬进新世界公寓之前，听朋友说这间公寓住进去会不好，他们所谓的不好是搬进去的人都很孤单寂寞，我心想，这有什么不好，我老早已经孤单寂寞了。winnie住在我的楼上，她煮得一手好上海菜，我们住在那儿的单身女子经常到她家打牙祭。还记得她家一进门右边小小的开放式厨房，正对着客厅和餐厅，我经常在厨房外欣赏她做菜的样子，只见她轻轻松松，抓盐、倒酱油、炒菜，在那个小方块里面就像在跳华尔兹。现在回想起来，她本事倒真大，一个人烧菜煮饭招呼十个八个客人，一点也不费力。 有一天不开工，我赖在床上不肯起，赖到下午三点，一边摸着肚子，一边自言自语：“好饿，好饿。”后来实在饿得受不了，起床戴上特大的太阳眼镜到楼下新世界商场吃面。当我正在挑起碗里的面条，张大嘴巴吃的时候，迎面来了一群人，前呼后拥的，走在前面的是邓丽君，她见到我惊奇地问：“你一个人啊？”我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心想他们见到我这样的一个画面，一定觉得很可笑。《警察故事》通常是天亮才收工，有一天收工早了，半夜三点，我一点睡意也没有，茫茫然，走进公寓，打开房门，望着窗外的无敌海景，好美啊，这就是东方之珠—香港。心想我应该开心地欣赏这美丽的景色，可是，我一点也开心不起来。这样璀璨的夜景，让我感觉更是孤单。心里一阵酸楚，突然之间嚎啕大哭起来，待我停住哭声，拨了个电话给张叔平，叔平说：“你哭啦？”我一边抽泣一边说：“我好寂寞。”叔平说：“打电话给朋友啊。” 拍《刀马旦》之前，徐克为了让演员进入角色，提议大家一起围读剧本，正好我们三个女主角叶倩文和钟楚红都住在新世界大厦，我们先到前面两个女主角家去读剧本，最后到我家。一进门叶倩文就找吃的，打开冰箱，空空如也，厨房里也没有零食，她难以置信地问我：“你们家怎么什么吃的都没有？”我倒是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一下子给问住了。过一会儿，不知道谁踢到地上的空罐头，又是一阵惊讶：“这是干什么用的？”心想干嘛那么大惊小怪：“天花板漏水，接水用的。” 虽说香港是个华丽的城市，从一九八四年林岭东请我到香港拍《君子好逑》到一九九四年拍《东邪西毒》，这十年我孤身在港工作，每天不是在公寓里睡觉就是在片场里编织他人的世界，有时候一觉醒来，仿佛一个人置身于孤岛。时光飞逝，蓦然回首，好像不见了十年。就在这个下午，我找回了迷失的十年。 婚后这十多年，每次出门，车子都会经过新世界公寓。记得爱林才几岁大的时候，我常指着那个方向：“妈妈以前一个人住那儿，好孤单。”“你现在有我就不孤单了。”她心疼地说。 送圣华回家，车子经过新世界公寓的时候，我们两人都不自觉地往那个方向望去。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印象邓丽君 一九九四年我结婚当天，多想把手上捧着的香槟色花球抛给她，因为我认为她是最适当的人选，我想把这份喜气交到她手上，可是我不知道她在哪里。 婚后不久，我和朋友在君悦酒店茶叙，接到她打来的电话，“你在哪儿啊？我想把花球抛给你的……”我一连串说了一大堆，她只在电话那头轻轻地笑，“我在清迈，我有一套红宝石的首饰送给你。”那是我和她最后的对话。 一九八零年，她在洛杉矶，我在三藩市，她开车来看我，我们到union square逛百货公司，其实两人也并不真想买东西。临出店门，她要我等一下，原来她跑去买一瓶香水送给我。我们喝了杯饮料，她晚饭都不吃就赶着开车回去。那是我们第一次相约见面，大家都不太熟悉，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但是我却被她交我这个朋友所付出的诚意深深地打动。 和她的交往不算深。她很神秘，如果她不想被打扰，你是联络不到她的。我们互相欣赏。对她欣赏的程度是—男朋友移情别恋如果对象是她，我决不介意。跟她见面的次数并不多，一九九零年到巴黎旅游，当时她住在巴黎，这段时间是我跟她相处最长的时段。因为身在巴黎，没有名气的包袱，我们都很自在地显出自己的真性情。我会约她到香榭丽舍大道喝路边咖啡，看往来的路人，享受巴黎的浪漫情怀。她也请我去法国餐 tour d’argent吃那里的招牌鸭子餐。记得那晚我和她都精心地打扮，大家穿上白天shopping回来的新衣裳，我穿的是一件闪着亮光的黑色直身emporio armani吊带短裙，颈上戴着一串串chanel珠链。她穿的那件及膝小礼服，虽然是一身黑，但服装款式和布料层次分明。下摆是蕾丝打褶裙，腰系黑缎带，特点是上身黑雪纺点缀着许多同色绣花小圆点，若隐若现的。最让我惊讶的是，她信心十足地里面竟然什么都不穿，我则整晚都没敢朝她胸前正面直望。我们走进餐厅，还没坐定，就听到背后盘子刀叉当啷当啷跌落一地的声音，我想，这侍应一定为他的不小心而感到懊恼万分。她却忍不住窃笑，“你看，那小男生看到我们惊艳得碗盘都拿不稳了。” 有几次在餐厅吃饭，听到钢琴师演奏美妙的音乐，她会亲自送上一杯香槟酒，然后对他赞美几句。她对所有服务她的人都彬彬有礼，口袋里总是装满一两百法郎纸钞，随时作小费用。我看她给的次数太多，换一些五十的给她，她坚决不收。 有次在车上她拿出一盒卡带（那时候还没有盘片）放给我听，里面有她重新录唱的三首成名曲，原来那段时间她在英国学声乐，她很认真地跟我解释如何运用舌头、喉咙和丹田的唱法令歌声更圆润。对于没有音乐细胞的我，虽然听不懂也分辨不出和之前的歌有什么不同，但对她追求完美和精益求精的精神深感敬佩。有一天到她家吃午饭，车子停在大厦的地下室停车场，那里空无一人，经过几个回廊，也冷冷清清。走出电梯进入那坐落于巴黎高尚住宅区的公寓，一进门，大厅中间一张圆木桌，地上彩色拼花大理石，天花好像有盏水晶灯。那天吃的是清淡的白色炒米粉，照顾她的是一名中国女佣。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在巴黎有个小公寓，她在巴黎这所公寓比我的梦想更加完美。可是我感受到的却是孤寂。 那些日子，我们说了些什么不太记得，只记得在巴黎消磨的快乐时光。 结束了愉快的巴黎之旅，我们一同回港，在机上我问她自己孤身在外，不感到寂寞吗？她说算命的说她命中注定要离乡别井，这样对她比较好。 飞机缓缓地降落香港，我们的神经线也渐渐地开始绷紧，她提议我们分开来下机，我让她先走。第二天全香港都以大篇幅的头条，报道她回港的消息。 二零一三年来临的前夕，我在南非度假，因为睡不着，打开窗帘，窗外满天星斗，拱照着蒙上一层层薄雾的橘色月亮，诗意盎然，我想起了她，嘴里轻哼着“月亮代表我的心”。 她突然的离去，我怅然若失，总觉得我们之间的情谊不该就这样结束了。 这些年她经常在我梦里出现，梦里的她和现实的她一样—谜一样的女人。奇妙的是，在梦里，世人都以为她去了天国，唯独我知道她还在人间。 二零一三年一月八日 当贾宝玉遇上贾宝玉 真是天大的新闻，三十七年前的事，我到现在才知道，原来三十七年前金汉大哥执导的《红楼梦》，凌波姊饰演贾宝玉，林黛玉角色一早已锁定了我，金汉大哥说我答应过他的。 在半岛酒店大厅咖啡座，和金汉大哥、凌波姐喝下午茶时听金汉说起这事儿。“有这么回事，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我惊讶和疑惑地问。金汉大哥倒记得清楚，他说那年我们拍张美君导演的《青青草原上》，他演我哥哥，曾经跟我提过的。在这三十七年里，只有一次在粉岭高尔夫球场和金汉大哥擦身而过。现在回想，或许在片场聊天的时候，他曾经聊过。“可是后来再也没有你的消息了啊。”我说。他说他是想事成之后再找我谈，但是等他筹备好的时候，我已签了邵氏电影公司，拍摄李翰祥执导的《金玉良缘红楼梦》了。金大哥谦虚地说：“你是应该接李导演的戏，他是大导演。”“啊呀！”我叹息地说，“我错过了饰演林黛玉跟凌波姐对戏的机会了。”金汉大哥打趣地说：“如果你演的话，我今天就开劳斯莱斯车了。”如果我能在李导演的《金玉良缘红楼梦》里一人分饰两角，又演林黛玉又演贾宝玉，然后在金汉导演的《红楼梦》里演林黛玉跟凌波姊演的贾宝玉对戏就太完美了。 今年一月五号专程到新光戏院听凌波姊唱黄梅调《梁山伯与祝英台》，凌波姊穿上梁山伯的古装戏服，在台上和胡锦姊饰演的祝英台，连演带唱，即使七十来岁的她，还是有五十年前演梁山伯那种潇洒憨憨的味道。五十年前凌波姊几乎把台湾给掀了，全台湾人为她倾倒、为她痴迷，许多人重复看《梁祝》几十遍甚至一百遍。那年我九岁，还记得她在台湾，在机场的记者招待会上，影迷挤得水泄不通。记者访问她时，她忽然大叫一声，把大家吓了一跳，她自己也惊魂未定，后来发现原来桌子底下躲着一个大学生，正在摸她的小腿。那年她在台湾演唱黄梅调的梁山伯，我没有能力去听，五十年后的今天能够亲眼看到亲耳听到她的演出，我感到非常幸福。 趁凌波姊在香港，我请汪曼玲帮我约她见面，这是我第一次正式跟她相见，竟然一见如故，好比旧相识，这会儿金汉大哥还说了我当年答应林黛玉的事，这不是缘分天注定吗？我坐在她对面，仿佛林黛玉初识贾宝玉，又仿佛贾宝玉遇见贾宝玉。金汉大哥是我的同乡，都是山东人，他心直口快、性格爽朗、有什么说什么，我就像遇见了亲哥哥。 在凌波姊还是“小娟”的时候，我在电视上看过她演的一部黑白片，她一头乱发被关在牢房里，牢房外丢进一个白馒头，她爬过去捡起来就往嘴里放。现在看着她雍容自在地坐在金汉大哥旁边，一脸的幸福。金大哥听我提起小娟就聊起小娟的身世：“她小时候家里穷，父母把她送给她大伯，她大伯又把她连同他自己的大女儿一起卖了出去，一个人才卖二十块美金，她养父母又把她卖给一个男人，十六岁就怀了那个男人的小孩。”凌波姐说她这么小大着肚子到医院生孩子，感到十分羞愧难堪。这么悲惨不堪的命运，还好上天还她一个公道，让李大导遇上了她。那年李翰祥导演和小娟在同一个片场拍戏，李导演正在筹拍《梁祝》，准备跟另一部由李丽华和尤敏两位大明星主演的《梁祝》打对台。李导演听到隔壁片场有人在唱黄梅调，打听了之后，就请小娟唱一段给他听，结果当下就决定让她跟乐蒂分饰梁山伯与祝英台，从此结束了小娟的悲惨人生，展开了凌波辉煌灿烂的一生。凌波知福惜福，在万千宠爱在一身的时候，嫁给了质朴老实的山东大汉，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金汉大哥说他一生做得最对的一件事就是娶了凌波，他说在加拿大，全家上下都没感觉她是大明星，因为她什么都不计较，照顾身边所有的人。 知足的人有福气，看着眼前这对脸上洋溢着幸福光芒的夫妻，实在为他们高兴。 因为大家聊得太开心，两个多小时很快地过去了，实在意犹未尽，临走前先约定好贾宝玉再遇贾宝玉的日子。 二零一四年一月十六日 忆 我迟到了五分钟。 金圣华已经坐定在文华酒店二楼clipper lounge长廊边的位置，自从张国荣走后，为了避免伤感，我总是避开这条我跟他曾经坐下来谈心的长廊。 圣华是我婚后认识的朋友，我们的交往过程中经历了sars的岁月和双方父母相继离世的哀伤，一路在互相扶持中走过人生的困境。她跟我是忘年之交，我们的学问也很悬殊，她早年留学法国，拿了博士学位，曾经是翻译学会会长，在中文大学执教多年，而我们竟然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她待我坐下，一派优雅婉约地跟我聊起近况，我极力地集中精神，脑子里浮现的却是国荣在这儿、在我对面跟我说的话：“青霞，不要再拍戏了，也不要打太多麻将……”不一会儿思绪飘到了淘大花园非典（sars）传染的前夕。当时我们分别与朋友在以前的丽晶酒店喝下午茶，我三缺一想找与他同桌的陈淑芬打牌。她没空，我失望地转身离去。“青霞！”身后有一个清脆的声音叫住我，是国荣，他说：“我跟你打。”我愣了一愣，他怎么会？—那是他跟我打的最后一场麻将，记得那天他“冲”了一把很大的牌，有五十五番，之后又连放了几把炮。我们打的是小牌，输赢不大，但是我知道他性格要强，事后很过意不去。 那一刻，我脑子里有两条轨道，一条忆着过去，一条机械化地回答圣华的问题。还好她没看出来。好不容易双轨变成单轨，专注地听她问起我写作的近况。迎面走来两位穿着得体大方、有型有款的女子，一中一外，我一眼认出那位穿着墨绿呢子西装外套的中国女人。她保养得宜，面孔和十几、二十年前一样。还是一身giorgio armani的型格，她们隔着一桌坐在我前面，我等她坐定，起身走到她身后环抱着她。我抱住的是过去那些迷失的岁月。她是见过世面的人，定了一定：“你系边个？”我操着一口标准广东话：“你永远估唔到我系边个？”她没有动：“再讲多一句！”我抱着她不放，轻笑说：“我再讲多一句你就估中了！”她一回身：“啊呀！青霞！谢谢你的拥抱。” 圣华喜欢听我说故事，经常我们聊完天，就是我下一篇文章的开始。我重新回到座位，这会儿才真正地回到当下，专注地跟她聊起我刚刚拥抱的往事。 认识winnie是一九八五年，我拍《警察故事》、《刀马旦》和《梦中人》那一年。在搬进新世界公寓之前，听朋友说这间公寓住进去会不好，他们所谓的不好是搬进去的人都很孤单寂寞，我心想，这有什么不好，我老早已经孤单寂寞了。winnie住在我的楼上，她煮得一手好上海菜，我们住在那儿的单身女子经常到她家打牙祭。还记得她家一进门右边小小的开放式厨房，正对着客厅和餐厅，我经常在厨房外欣赏她做菜的样子，只见她轻轻松松，抓盐、倒酱油、炒菜，在那个小方块里面就像在跳华尔兹。现在回想起来，她本事倒真大，一个人烧菜煮饭招呼十个八个客人，一点也不费力。 有一天不开工，我赖在床上不肯起，赖到下午三点，一边摸着肚子，一边自言自语：“好饿，好饿。”后来实在饿得受不了，起床戴上特大的太阳眼镜到楼下新世界商场吃面。当我正在挑起碗里的面条，张大嘴巴吃的时候，迎面来了一群人，前呼后拥的，走在前面的是邓丽君，她见到我惊奇地问：“你一个人啊？”我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心想他们见到我这样的一个画面，一定觉得很可笑。《警察故事》通常是天亮才收工，有一天收工早了，半夜三点，我一点睡意也没有，茫茫然，走进公寓，打开房门，望着窗外的无敌海景，好美啊，这就是东方之珠—香港。心想我应该开心地欣赏这美丽的景色，可是，我一点也开心不起来。这样璀璨的夜景，让我感觉更是孤单。心里一阵酸楚，突然之间嚎啕大哭起来，待我停住哭声，拨了个电话给张叔平，叔平说：“你哭啦？”我一边抽泣一边说：“我好寂寞。”叔平说：“打电话给朋友啊。” 拍《刀马旦》之前，徐克为了让演员进入角色，提议大家一起围读剧本，正好我们三个女主角叶倩文和钟楚红都住在新世界大厦，我们先到前面两个女主角家去读剧本，最后到我家。一进门叶倩文就找吃的，打开冰箱，空空如也，厨房里也没有零食，她难以置信地问我：“你们家怎么什么吃的都没有？”我倒是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一下子给问住了。过一会儿，不知道谁踢到地上的空罐头，又是一阵惊讶：“这是干什么用的？”心想干嘛那么大惊小怪：“天花板漏水，接水用的。” 虽说香港是个华丽的城市，从一九八四年林岭东请我到香港拍《君子好逑》到一九九四年拍《东邪西毒》，这十年我孤身在港工作，每天不是在公寓里睡觉就是在片场里编织他人的世界，有时候一觉醒来，仿佛一个人置身于孤岛。时光飞逝，蓦然回首，好像不见了十年。就在这个下午，我找回了迷失的十年。 婚后这十多年，每次出门，车子都会经过新世界公寓。记得爱林才几岁大的时候，我常指着那个方向：“妈妈以前一个人住那儿，好孤单。”“你现在有我就不孤单了。”她心疼地说。 送圣华回家，车子经过新世界公寓的时候，我们两人都不自觉地往那个方向望去。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普希金画像 普希金的故事更是让人心碎，他是俄罗斯最著名的文学家和伟大的诗人，生于一七九九年，死于一八三七年。他太太是有名的美女，有一位法国军官追求她，普希金就要跟他决斗，决斗前在咖啡馆里喝咖啡，他的好朋友劝他不要去，他不听，喝完那杯咖啡就拿着枪夺门而出。结果普希金中枪，两日后去世。那家咖啡馆在圣彼得堡，我们大队在那儿吃午饭，进门的右手边就是普希金的蜡像，当年用的那把枪还在那儿。 在俄罗斯参观了许多华丽的皇宫，欣赏了不少艺术品和名画，仿佛整个人浸淫在艺术的氛围里。 有一晚，我们到亚历山大剧院欣赏芭蕾舞，那是一座宏伟壮丽而富有历史感的剧院，听说就是以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命名的。走进剧院，仿佛置身于百年前的历史中。我顺着右手边那铺着红地毯的楼梯往上看，楼梯顶端有一名男子，穿着一套黑西装，里面衬衫雪白，瘦瘦的身影，静静地坐在那儿。他那乌黑齐耳的鬈发，遮住了三分之一的脸，留着短短的胡楂，气质不凡，活脱脱一个艺术家。我跟朋友开玩笑说：“你看，上面坐着个大文豪。”朋友笑着说：“嗯，气质很好。” 我坐在位子上，见他从舞台前面的方向走来，我的眼睛跟着他转，心里有许多惊叹号。开场前他站在走道上和朋友说笑，他神态自若，笑得灿烂，我忍不住拿出手机按了几下快门。 在舞剧中场休息的时候，我走到他面前，第一句话就跟他说：“我欣赏你。”他笑得更灿烂了。我问他是不是艺术家？原来他是法国人，在法国电视新闻台工作。我把刚才拍的照片给他看，并要求与他合照，他礼貌地想站起来，我赶忙制止他并蹲在他身旁拍了张合照。 我也梦红楼 如今回想起来，似乎跟《红楼梦》结下了不解之缘，仿佛前世曾是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被赤霞宫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的绛珠草，和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那块无缘补天的大顽石。 话说十七岁那年，八十年代电影公司在台北拍《窗外》期间，有一天，导演宋存寿叫我化古代装、梳上古代女子发型、换上古装裙子，然后拍了几张照，我没敢问为什么，也没人告诉我为什么，只是觉得奇怪，为什么拍《窗外》要扮古装。 五年后邵氏电影公司决定开拍《红楼梦》，听说最初的人选是甄珍演贾宝玉，林凤娇演薛宝钗，我演林黛玉，张艾嘉演紫鹃。后来与甄珍、林凤娇没谈成，改由张艾嘉演贾宝玉，米雪演薛宝钗，狄波拉演紫鹃，我还是演林黛玉。 一九七七年我到了香港，导演李翰祥约我在酒店大堂的咖啡座见面，他见我扎着马尾，白色直条衬衫配白色牛仔裤，挽着母亲远远走来，第一句话就问我愿不愿意跟张艾嘉交换角色。我一口答应，因为自己也曾想过演贾宝玉，只是没料到他会认为我也可以反串男角。他送我四个字“玉树临风”。 《红楼梦》是我二十二年演戏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部电影—是我拍过唯一改编自中国文学名著的戏，也是我唯一和李大导合作的戏，还是我第一部反串小生的戏。 有一天李导演约我到录音间听钱蓉蓉录贾宝玉的歌，我才知道我们要边演边唱。因为对古装戏毫无概念，不知道手该怎么摆、脚该怎么走，李导演却胸有成竹毫不担心。我和张艾嘉还是不放心地请了京剧老师，晚上轮流到他家学走台步。拍摄前，导演请我们到他家二楼回廊的小剪接室，看大陆演员徐玉兰和王文娟演的越剧《红楼梦》。我清楚记得他看着那黑白片里的宝玉和黛玉，赞叹她们演得好。他说只要戏演得好，观众入了戏，就不会要求演员的外形。 《红楼梦》人物很多，所以演员也多，回想宝玉娶亲那场戏，除了演黛玉的张艾嘉不在场，几乎所有女演员都到齐了，有演袭人的祝菁，演贾母的王莱阿姨，演王夫人的欧阳莎菲阿姨，演王熙凤的胡锦姊，还有演薛宝钗的米雪。邵氏片场没有冷气，热得厉害，打灯的时候，所有演员都脱了戏服，只剩穿在里面的白色水衣，坐在尼龙椅上一边扇着扇子一边闲话家常，好不热闹。就这样，在邵氏片场待了三个月，戏拍完，人也散了，大家各奔东西，有的人再也没见过面，导演和莎菲阿姨先后去了另一个国度，真是《红楼梦》一场。 《金玉良缘红楼梦》上演之后，宋存寿导演才告诉我，十七岁那年拍的古装照，是拍给李翰祥导演看的，那时候李导演已经想拍《红楼梦》了。好笑的是，他说方逸华小姐嫌我嘴歪。后来我看那张照片好像真的有点嘴歪。 蒋勋老师很喜欢用青春王国来形容大观园。林黛玉进贾府时不超过十二岁，贾宝玉大约十三岁，薛宝钗大一点，不超过十五岁，王熙凤管理贾府时也不超过二十岁。基本上大观园是十五岁上下青少年组成的青春王国。当年我二十二，张艾嘉二十三，米雪和我们年龄差不多，胡锦姊二十六七，几乎所有演出的演员，平均都比书中人大十岁。很难相信《红楼梦》里十五岁上下的青少年，诗文如此杰出，性格如此成熟。蒋老师说，他们从小吟诗作词，会写诗也不足为奇。《红楼梦》里的每个人物，经由蒋老师的分析解读，都变得立体般活在你的脑海里，感觉非常熟悉，仿佛是你周边的人。 床边一本《红楼梦》，睡前听蒋老师导读，有时半睡半醒间，老师磁性的声音一会儿传入耳内，一会儿淡出耳外，就这样听见与听不见之间，让平时难以入睡的我，幸福地进入梦乡，梦里还做着“红楼梦”。 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无非是历史长一点，地方大一点，人口也很多，我们还有一部《红楼梦》。”据说慈禧太后也爱看《红楼梦》。所以作为中国人的一大幸福是—我们有《红楼梦》！ 蒋老师说如果在一个荒岛上只许带一本书，他会带《红楼梦》。我想如果不准带安眠药的话，我会带蒋勋老师细说《红楼梦》的有声书。 二零一三年九月三日 醉舞狂歌数十年 我是个夜猫子，经常是天亮了才熄灯，熄灯前有时候会接到一通电话，我接起电话也不问对方是谁：“habaday早安！”对方一定是个轻柔的男音：“habaday晚安！”然后双方哈哈大笑。habaday是我和他的暗语，这个暗语代表多重意思，好玩、好笑、生气、快乐、可说的、不可说的都随着说话语气的转变用这个做暗号。暗语的由来是，在爱林未满一岁时，杨凡教她唱生日快乐歌，她因咬字不清，把happy birthday唱成habaday，从此我和杨凡就拿这个做暗语。因为我晚睡晚起，杨凡早睡早起，我睡觉的时间正是他起床的时间，平常找不到适当的时间聊天。有一天天刚亮，他打电话给我，讲了一个鹰与狼的故事，他最爱在电话里跟我讲电影情节：“一位武士和美女相恋，被巫师下毒咒把武士变成狼，美女变成鹰。武士晚上是人，白天变成狼；美女白天是人，晚上变成鹰，他们两人只有在月亮隐去太阳升起时才能同时变成人，但是只有很短的相聚时间，那部电影dyhawke。”我说：“那你是武士啰。”以后他就经常在月亮隐去太阳升起的时候和我聊天。 认识杨凡是在一九七七年我来香港拍《红楼梦》的时候，《明报周刊》找我拍封面，由杨凡摄影。拍摄当天我穿着一条深蓝紧身牛仔裤，上身不松不紧的白底红色横条polo衫。他一声不响从房里拿出一件白底蓝直条大衬衫叫我换上。那是他的衣服，我拿在手上有点迟疑。那大衬衫罩在我瘦瘦的身上竟然挺潇洒。于是我眯起眼睛迎着风扇，一头长发随风飞扬，杨凡顺着音乐节拍轻盈地按着快门。他总是有本事让被拍者感到轻松自然。 二零一一年我写作出书的时候，杨凡还未正式下海，短短的一年里他竟然出了两本书。在他写作之初，有一天和我喝下午茶，他眼睛闪着光，不停地在我身上打转，问这问那，两人离开等电梯的时候，他说，我要写你。到家没多久，他打电话来兴奋地说已经写了一部分，我要他念给我听，念到一半我说：“杨凡，我哪有那么晚起床。”“啊呀！晚睡晚起是艺术家与美人的特权，何况你既是艺术家，又是美女中的美女，加多几小时绝不为过啦！”这个杨凡，为了达到目的什么话都说得出来。“你给我提早两个钟头。”“这样子我就不写了。”“不写拉倒。”挂了电话我用简讯传去四个字：“猴巴摆媚？”（广东话）国语是“好了不起吗”。 第二天我和女儿去欧洲度假，到了巴黎接到他的电话，说《苹果日报》副刊“苹果树下”，星期日会刊登他写我的那篇文章。“你怎么没先让我看过，龙应台说的，文章里有涉及他人的话，应该先让那人过目征求他同意才好。”“来不及了啦！”我拨个电话给董桥。“董桥，你帮我看看杨凡那篇文章，告诉我这个朋友还值不值得交。”“很好呀，没问题，他很有才情。” 我和杨凡就像童心未泯的孩子，两个人有时吵吵闹闹，很快又和好如初。杨凡是个有心人，知道我开始看书了，就送我一个放书本的木架子，让我看书的时候不用手持厚重的书。知道我想写作了，就送我厚厚的稿纸，他说：“我知道你还有很多话想说，你就透过这小方块把它写出来吧！” 欧洲回来看了他写我的那篇《今夜星光灿烂》，反而被他最后一段打动，那段写的是他自己。“回顾我的一生，不学无术，凭着自己的小聪明，闯荡江湖。事逢幸运，薄得名利，花甲之年，本应罢手，以享天年，然而因缘际遇，把握机会，将自己的经历做个回忆……因为性格刚烈自私，是处不多，如此长篇道来，只希望读者看到。走过的路和交往的友人情谊，得到某些启示。”还真有曹雪芹feel。其实杨凡才真正的有话要说。他一身传奇，透过《杨凡时间》和《花乐月眠》里一篇篇动人有趣的故事，除了描绘出许多不为人知的名人轶事，也把自己璀璨的一生勾勒得有声有色。 杨凡对画很有鉴赏力，手上的每一张画都价值连城，十五年前他送了几幅画给法国博物馆，只记得有一幅是张大千的六英尺青绿泼彩《湘夫人》，还有一幅是明朝画家唐寅的《抱琴归去图》，其他的我就不记得了，但肯定张张都是精品。法国政府颁发骑士奖章给他，我刚好在巴黎旅游，就多留几天出席盛会。他穿着一套深色丝绒西装，胸口配上红宝石胸针，内衬粉紫衬衫，领口打着丝绒领结，活脱脱一个小王子。在法国总统宣读杨凡对法国文化上的贡献时，我看着眼前的景象，心想，这个总统一定没有想到，眼前这位小王子，几十年前因为在香榭丽舍大道上跳中国民族舞蹈，被法国警察抓去关了一夜的事。 最近杨凡卖了几幅画，变成亿万富翁，他打电话跟我说：“有一件事你听了一定很高兴。”我以为他要告诉我他的画卖了多少钱。“我不拍戏了。”我听了真的很高兴：“恭喜你啊杨凡。从此不用为你操心了。” 他倒真的说到做到，收拾行囊到处旅游，过着闲云野鹤的生活，这会儿他正在巴黎给《壹周刊》写文章。我在电话里对他说了许多赞美他的话，说他能够真正地做到潇洒两个字，简直可以媲美庄子了。 他被我夸得正不知说什么好的时候，“不过，你有一个缺点。”他屏住呼吸，“记仇！”我连珠炮似的，“你真够狠的，就因为我怪你未经我同意，把我、你和法国总统颁发骑士奖章拍的照片，刊登在苏富比的拍卖书上，你的新书《花乐月眠》里，谁的照片都有，就是没有我的照片。”说完我们两个哈！哈！哈！哈！哈！笑个不停。他说：“青霞，你一定要把这一段写下来。” 杨凡摄影 书 “你妈以前住在香港的公寓，家里一个中文字都找不到，因为没有书、没有杂志、没有报纸。方便面和零食上有中文字吧？可是她家什么吃的都没有，简直是百无。真没想到她现在竟然写作出书了。”晚饭后两个小女儿围着南生阿姨聊天。“可是她有剧本啊！”女儿们抢着为我辩护。“对！对！对！你们真聪明！哈！哈！哈！还好我有剧本。”我好像找到了靠山。 在学校的时候，没有看课外读物的习惯，进入影圈忙得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哪有时间看书。有一天闲得无聊，朋友提议去逛书店，进了书店也不知道该买什么书，刚好前面一男一女正在讨论他们出版书的事，那位女士看见我，上前自我介绍，原来她是作家曹又方，她推荐了方智出版社的《从已知中解脱》和《人生中不可不想的事》。我带着它们旅行，在旅行中一口气看完了《从已知中解脱》，茅塞顿开。正如作者印度大师克里希那穆提（j. krishnamurti）说的：“读这本书就等于是智慧之旅，在读的过程中不要问为什么，也不要急着找答案，就是一路体会一路往下读。”书上说，看风景不要只是你在看它，而是要把自己融入风景里。在夏威夷的一个夜晚，我走出酒店房外的阳台，海风和着海浪声吹起了我的长发和衣裳，我照着大师说的融入风景里，真的感受到自己是风景的一部分，那种感觉是无比地轻盈自在。读《人生中不可不想的事》，有一句“如果你感觉痛苦，你就跟痛苦并存，把它吃掉，这样痛苦就会消失”。这对我起了很大的作用，烦恼痛苦全被我吃光光。 结婚以后空闲多了，有时候提笔写写生活感受，总感觉书读得不够，词汇有限，于是看到报纸介绍的书就买来看，朋友也送书给我，最初爱读有关心灵、eq和哲学性的书。金圣华送了我一本杨绛翻译的《斐多》，书里说的是，苏格拉底受刑喝毒药前，与朋友辩论死亡的对话。看到他面对死亡毫无恐惧，用自己的生命来见证他坚信真理的精神，感到非常震撼，买了几十本与朋友分享。 写文章以后，认识了许多文化界的朋友，收到的书就更多了，现在我的客厅、书房、睡房、洗手间和镜子上，到处都是“字”。 本来以为搬家最多的会是衣服、皮包、鞋子。进了新家，推开房门，墙边堆了一摞摞的书，以为还没上架，秘书说书柜已经塞满了，画册暂时放在电视柜上。怎可能有那么多书？我疑惑地打开书柜，哇！整墙的书，看了好高兴，仿佛李白、李清照、曹雪芹、沈从文、张爱玲、圣严法师、大宝法王和我友人金圣华、琼瑶、章诒和、董桥、白先勇、龙应台、蒋勋、马家辉都在跟我打招呼，要我听他们的心事，听他们讲故事，阅读他们的思想。这些年养成了看书的习惯，更结交了一些杰出的作家朋友，朋友们和出版社都会送书给我，日积月累，竟不知数量如此可观。 手指滑过书架，停在蒋勋的《孤独六讲》上。记得这本书内有一张秋瑾的照片，她挽起日式发髻，一身和服，戴着黑手套的右手握着一把匕首，英气逼人。书上说秋瑾有诗“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她手上那把剑就是徐锡麟和朋友凑钱买给她的，因此耗尽千金以至于付不出酒钱，秋瑾为了让大家喝个痛快，不惜把身上的皮大衣当了换酒钱。她和徐锡麟之间是革命友情，也是爱情。在她听到徐锡麟起义失败，惨遭清官活活地剖开胸膛掏出心脏祭奠满人时，立刻起义。她的起义可以说是一种自杀的形式。在被捕后受尽了酷刑，被逼写下参与革命者的名单时，她先写一个“秋”字，表示只有秋瑾一人，顿了一下，接着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的诗句。翌日清晨，秋瑾在绍兴的街市口被处以斩刑。蒋老师形容她的美是一种把生命活出极致的美，真是贴切极了。看完她的故事我久久不能释怀，知道鲁迅的小说《药》夏瑜一角是以秋瑾做蓝本，赶快找来看，更是震动。那患痨病的小栓吃的血馒头，不会就是秋瑾被斩首的血吧，那血还是热的呢，千万不要是秋瑾“洒去犹能化碧涛”的血啊！这样一个烈女子，怎一个“恸”字了得。 手指滑过龙应台的书，忆起她在香港大学教书时与我所结的缘。在交往的过程中，眼见她为《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如何下笔而苦恼，眼见她大江大海地奔波而心力交瘁，阅读的时候，真是大珠小珠落纸上，为她笔下的亡魂落泪，为离乡背井到台湾的老兵落泪，她的文字深深地感动了我。 书架上也有章诒和的书，读《最后的贵族》时，亲切得仿佛跟她一起经历“文革”的浩劫。因为喜欢她的文字，她来香港时我特别早起去听她演讲，很欣赏她直话直说的性格，她讲京剧泰斗梅兰芳和程砚秋的真实小故事，兴起时还会站起来表演，有趣得不得了。想不到她坐了十年冤狱，还是那么爽朗健谈。那晚我在床头读她的第一部小说《刘氏女》，写的是和她一起坐牢那些女子的悲惨故事，我被情节吸引得姿势都没换，歪在床上一口气把它读完。读到刘氏女杀夫那一幕，吓得头皮发麻。后来好奇地问她这小说有多少真实性，“百分之百”，她不假思索地回答。她小名叫小愚，我称她愚姊，有时跟她电邮往返，虽然她很忙，但看了我的文章后却从不吝啬赠我几句。 这些文化界的翘楚不断有新作面世，我也乐得收到好书，读完还可当面讨教。看着书架上一排排书，虽然遗憾不能生在李白、李清照和曹雪芹的年代，与他们把酒言欢，但是生在这个时代也不错，我也有许多知心的文化界朋友，也常跟他们把酒言欢。 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当贾宝玉遇上贾宝玉 真是天大的新闻，三十七年前的事，我到现在才知道，原来三十七年前金汉大哥执导的《红楼梦》，凌波姊饰演贾宝玉，林黛玉角色一早已锁定了我，金汉大哥说我答应过他的。 在半岛酒店大厅咖啡座，和金汉大哥、凌波姐喝下午茶时听金汉说起这事儿。“有这么回事，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我惊讶和疑惑地问。金汉大哥倒记得清楚，他说那年我们拍张美君导演的《青青草原上》，他演我哥哥，曾经跟我提过的。在这三十七年里，只有一次在粉岭高尔夫球场和金汉大哥擦身而过。现在回想，或许在片场聊天的时候，他曾经聊过。“可是后来再也没有你的消息了啊。”我说。他说他是想事成之后再找我谈，但是等他筹备好的时候，我已签了邵氏电影公司，拍摄李翰祥执导的《金玉良缘红楼梦》了。金大哥谦虚地说：“你是应该接李导演的戏，他是大导演。”“啊呀！”我叹息地说，“我错过了饰演林黛玉跟凌波姐对戏的机会了。”金汉大哥打趣地说：“如果你演的话，我今天就开劳斯莱斯车了。”如果我能在李导演的《金玉良缘红楼梦》里一人分饰两角，又演林黛玉又演贾宝玉，然后在金汉导演的《红楼梦》里演林黛玉跟凌波姊演的贾宝玉对戏就太完美了。 今年一月五号专程到新光戏院听凌波姊唱黄梅调《梁山伯与祝英台》，凌波姊穿上梁山伯的古装戏服，在台上和胡锦姊饰演的祝英台，连演带唱，即使七十来岁的她，还是有五十年前演梁山伯那种潇洒憨憨的味道。五十年前凌波姊几乎把台湾给掀了，全台湾人为她倾倒、为她痴迷，许多人重复看《梁祝》几十遍甚至一百遍。那年我九岁，还记得她在台湾，在机场的记者招待会上，影迷挤得水泄不通。记者访问她时，她忽然大叫一声，把大家吓了一跳，她自己也惊魂未定，后来发现原来桌子底下躲着一个大学生，正在摸她的小腿。那年她在台湾演唱黄梅调的梁山伯，我没有能力去听，五十年后的今天能够亲眼看到亲耳听到她的演出，我感到非常幸福。 趁凌波姊在香港，我请汪曼玲帮我约她见面，这是我第一次正式跟她相见，竟然一见如故，好比旧相识，这会儿金汉大哥还说了我当年答应林黛玉的事，这不是缘分天注定吗？我坐在她对面，仿佛林黛玉初识贾宝玉，又仿佛贾宝玉遇见贾宝玉。金汉大哥是我的同乡，都是山东人，他心直口快、性格爽朗、有什么说什么，我就像遇见了亲哥哥。 在凌波姊还是“小娟”的时候，我在电视上看过她演的一部黑白片，她一头乱发被关在牢房里，牢房外丢进一个白馒头，她爬过去捡起来就往嘴里放。现在看着她雍容自在地坐在金汉大哥旁边，一脸的幸福。金大哥听我提起小娟就聊起小娟的身世：“她小时候家里穷，父母把她送给她大伯，她大伯又把她连同他自己的大女儿一起卖了出去，一个人才卖二十块美金，她养父母又把她卖给一个男人，十六岁就怀了那个男人的小孩。”凌波姐说她这么小大着肚子到医院生孩子，感到十分羞愧难堪。这么悲惨不堪的命运，还好上天还她一个公道，让李大导遇上了她。那年李翰祥导演和小娟在同一个片场拍戏，李导演正在筹拍《梁祝》，准备跟另一部由李丽华和尤敏两位大明星主演的《梁祝》打对台。李导演听到隔壁片场有人在唱黄梅调，打听了之后，就请小娟唱一段给他听，结果当下就决定让她跟乐蒂分饰梁山伯与祝英台，从此结束了小娟的悲惨人生，展开了凌波辉煌灿烂的一生。凌波知福惜福，在万千宠爱在一身的时候，嫁给了质朴老实的山东大汉，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金汉大哥说他一生做得最对的一件事就是娶了凌波，他说在加拿大，全家上下都没感觉她是大明星，因为她什么都不计较，照顾身边所有的人。 知足的人有福气，看着眼前这对脸上洋溢着幸福光芒的夫妻，实在为他们高兴。 因为大家聊得太开心，两个多小时很快地过去了，实在意犹未尽，临走前先约定好贾宝玉再遇贾宝玉的日子。 二零一四年一月十六日 二零一四年一月十八日 我落足眼力欣赏珠宝设计的艺术，像海绵一样地吸吮背后的故事，偶尔抬起头来看看玻璃天花外的夜空，环顾打在墙上和屋顶的灯光，真个儿地不知今夕何夕，那种氛围是一种说不出的美好。在参观展览的过程中阅读了卡地亚的风格、史诗，仿佛暂时拥有了这些珠宝艺术品，这样已然满足。谁说不是，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是你可以永久拥有的呢？ 二零一四年一月十八日 邂逅 俄罗斯的普希金博物馆，收藏了许多世界上难得一见的名画，听说是俄罗斯十月革命前，许多富豪在画家还没有出名以前买的。有毕加索、梵高、塞尚、马蒂斯、雷诺阿、莫奈、高更，稀罕得让蒋勋老师啧啧称奇。蒋老师讲画家的生平，讲画里的人物，讲画好在哪里，讲画家当时的心境，张张画都有故事。 我最欣赏的一幅，是毕加索画的一张男子画像，那是一九零一年间画的，正是他的蓝色时期。画里蓝色背景前，一个穿蓝色高领同色外套的男子，左手托腮右手扶着大啤酒杯，两侧头发垂到耳际，消瘦的脸上两道剑眉，细长的尖鼻子，翘嘴唇，兜下巴，他那忧郁的眼神特别吸引我的目光。画中的男子和毕加索是最好的朋友，他是作家。那时两人在巴黎都很穷困潦倒，他们同时爱上一个女孩，最后女孩跟了毕加索，而作家年纪轻轻就自杀身亡了。 普希金画像 普希金的故事更是让人心碎，他是俄罗斯最著名的文学家和伟大的诗人，生于一七九九年，死于一八三七年。他太太是有名的美女，有一位法国军官追求她，普希金就要跟他决斗，决斗前在咖啡馆里喝咖啡，他的好朋友劝他不要去，他不听，喝完那杯咖啡就拿着枪夺门而出。结果普希金中枪，两日后去世。那家咖啡馆在圣彼得堡，我们大队在那儿吃午饭，进门的右手边就是普希金的蜡像，当年用的那把枪还在那儿。 在俄罗斯参观了许多华丽的皇宫，欣赏了不少艺术品和名画，仿佛整个人浸淫在艺术的氛围里。 有一晚，我们到亚历山大剧院欣赏芭蕾舞，那是一座宏伟壮丽而富有历史感的剧院，听说就是以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命名的。走进剧院，仿佛置身于百年前的历史中。我顺着右手边那铺着红地毯的楼梯往上看，楼梯顶端有一名男子，穿着一套黑西装，里面衬衫雪白，瘦瘦的身影，静静地坐在那儿。他那乌黑齐耳的鬈发，遮住了三分之一的脸，留着短短的胡楂，气质不凡，活脱脱一个艺术家。我跟朋友开玩笑说：“你看，上面坐着个大文豪。”朋友笑着说：“嗯，气质很好。” 我坐在位子上，见他从舞台前面的方向走来，我的眼睛跟着他转，心里有许多惊叹号。开场前他站在走道上和朋友说笑，他神态自若，笑得灿烂，我忍不住拿出手机按了几下快门。 在舞剧中场休息的时候，我走到他面前，第一句话就跟他说：“我欣赏你。”他笑得更灿烂了。我问他是不是艺术家？原来他是法国人，在法国电视新闻台工作。我把刚才拍的照片给他看，并要求与他合照，他礼貌地想站起来，我赶忙制止他并蹲在他身旁拍了张合照。 我与俄罗斯邂逅的男子 散场后，我经过他的位置，先前在过道上和他谈天的几位男士，见到我仿佛很高兴，对我笑着指指他，示意要我别忘了跟他打招呼，我跟他握握手说了声：“拜拜。” 其实进剧院见到他的时候，他是坐在轮椅上的。先前从舞台前面走来，他的腋下一边架着一个拐杖，每跨前一步，一只腿就困难地往前甩，跨另外一步，另外一只腿又困难地往前甩。我惊叹的是，即使他每一步都走得那么艰难，但他神情是那么地泰然自若，那么地自信和洒脱。我惊叹的是，他的朋友都不认为他是需要被照顾的。 或许我的出现让他的生活增添了偶然的惊喜，但他的出现何尝不也满足了我散播快乐种子的愉悦呢？ 二零一三年六月的俄罗斯文化之旅，邂逅的三位男子，令我深深地动容。 醉舞狂歌数十年 我是个夜猫子，经常是天亮了才熄灯，熄灯前有时候会接到一通电话，我接起电话也不问对方是谁：“habaday早安！”对方一定是个轻柔的男音：“habaday晚安！”然后双方哈哈大笑。habaday是我和他的暗语，这个暗语代表多重意思，好玩、好笑、生气、快乐、可说的、不可说的都随着说话语气的转变用这个做暗号。暗语的由来是，在爱林未满一岁时，杨凡教她唱生日快乐歌，她因咬字不清，把happy birthday唱成habaday，从此我和杨凡就拿这个做暗语。因为我晚睡晚起，杨凡早睡早起，我睡觉的时间正是他起床的时间，平常找不到适当的时间聊天。有一天天刚亮，他打电话给我，讲了一个鹰与狼的故事，他最爱在电话里跟我讲电影情节：“一位武士和美女相恋，被巫师下毒咒把武士变成狼，美女变成鹰。武士晚上是人，白天变成狼；美女白天是人，晚上变成鹰，他们两人只有在月亮隐去太阳升起时才能同时变成人，但是只有很短的相聚时间，那部电影dyhawke。”我说：“那你是武士啰。”以后他就经常在月亮隐去太阳升起的时候和我聊天。 认识杨凡是在一九七七年我来香港拍《红楼梦》的时候，《明报周刊》找我拍封面，由杨凡摄影。拍摄当天我穿着一条深蓝紧身牛仔裤，上身不松不紧的白底红色横条polo衫。他一声不响从房里拿出一件白底蓝直条大衬衫叫我换上。那是他的衣服，我拿在手上有点迟疑。那大衬衫罩在我瘦瘦的身上竟然挺潇洒。于是我眯起眼睛迎着风扇，一头长发随风飞扬，杨凡顺着音乐节拍轻盈地按着快门。他总是有本事让被拍者感到轻松自然。 二零一一年我写作出书的时候，杨凡还未正式下海，短短的一年里他竟然出了两本书。在他写作之初，有一天和我喝下午茶，他眼睛闪着光，不停地在我身上打转，问这问那，两人离开等电梯的时候，他说，我要写你。到家没多久，他打电话来兴奋地说已经写了一部分，我要他念给我听，念到一半我说：“杨凡，我哪有那么晚起床。”“啊呀！晚睡晚起是艺术家与美人的特权，何况你既是艺术家，又是美女中的美女，加多几小时绝不为过啦！”这个杨凡，为了达到目的什么话都说得出来。“你给我提早两个钟头。”“这样子我就不写了。”“不写拉倒。”挂了电话我用简讯传去四个字：“猴巴摆媚？”（广东话）国语是“好了不起吗”。 第二天我和女儿去欧洲度假，到了巴黎接到他的电话，说《苹果日报》副刊“苹果树下”，星期日会刊登他写我的那篇文章。“你怎么没先让我看过，龙应台说的，文章里有涉及他人的话，应该先让那人过目征求他同意才好。”“来不及了啦！”我拨个电话给董桥。“董桥，你帮我看看杨凡那篇文章，告诉我这个朋友还值不值得交。”“很好呀，没问题，他很有才情。” 我和杨凡就像童心未泯的孩子，两个人有时吵吵闹闹，很快又和好如初。杨凡是个有心人，知道我开始看书了，就送我一个放书本的木架子，让我看书的时候不用手持厚重的书。知道我想写作了，就送我厚厚的稿纸，他说：“我知道你还有很多话想说，你就透过这小方块把它写出来吧！” 欧洲回来看了他写我的那篇《今夜星光灿烂》，反而被他最后一段打动，那段写的是他自己。“回顾我的一生，不学无术，凭着自己的小聪明，闯荡江湖。事逢幸运，薄得名利，花甲之年，本应罢手，以享天年，然而因缘际遇，把握机会，将自己的经历做个回忆……因为性格刚烈自私，是处不多，如此长篇道来，只希望读者看到。走过的路和交往的友人情谊，得到某些启示。”还真有曹雪芹feel。其实杨凡才真正的有话要说。他一身传奇，透过《杨凡时间》和《花乐月眠》里一篇篇动人有趣的故事，除了描绘出许多不为人知的名人轶事，也把自己璀璨的一生勾勒得有声有色。 杨凡对画很有鉴赏力，手上的每一张画都价值连城，十五年前他送了几幅画给法国博物馆，只记得有一幅是张大千的六英尺青绿泼彩《湘夫人》，还有一幅是明朝画家唐寅的《抱琴归去图》，其他的我就不记得了，但肯定张张都是精品。法国政府颁发骑士奖章给他，我刚好在巴黎旅游，就多留几天出席盛会。他穿着一套深色丝绒西装，胸口配上红宝石胸针，内衬粉紫衬衫，领口打着丝绒领结，活脱脱一个小王子。在法国总统宣读杨凡对法国文化上的贡献时，我看着眼前的景象，心想，这个总统一定没有想到，眼前这位小王子，几十年前因为在香榭丽舍大道上跳中国民族舞蹈，被法国警察抓去关了一夜的事。 最近杨凡卖了几幅画，变成亿万富翁，他打电话跟我说：“有一件事你听了一定很高兴。”我以为他要告诉我他的画卖了多少钱。“我不拍戏了。”我听了真的很高兴：“恭喜你啊杨凡。从此不用为你操心了。” 他倒真的说到做到，收拾行囊到处旅游，过着闲云野鹤的生活，这会儿他正在巴黎给《壹周刊》写文章。我在电话里对他说了许多赞美他的话，说他能够真正地做到潇洒两个字，简直可以媲美庄子了。 他被我夸得正不知说什么好的时候，“不过，你有一个缺点。”他屏住呼吸，“记仇！”我连珠炮似的，“你真够狠的，就因为我怪你未经我同意，把我、你和法国总统颁发骑士奖章拍的照片，刊登在苏富比的拍卖书上，你的新书《花乐月眠》里，谁的照片都有，就是没有我的照片。”说完我们两个哈！哈！哈！哈！哈！笑个不停。他说：“青霞，你一定要把这一段写下来。” 杨凡摄影 书 “你妈以前住在香港的公寓，家里一个中文字都找不到，因为没有书、没有杂志、没有报纸。方便面和零食上有中文字吧？可是她家什么吃的都没有，简直是百无。真没想到她现在竟然写作出书了。”晚饭后两个小女儿围着南生阿姨聊天。“可是她有剧本啊！”女儿们抢着为我辩护。“对！对！对！你们真聪明！哈！哈！哈！还好我有剧本。”我好像找到了靠山。 在学校的时候，没有看课外读物的习惯，进入影圈忙得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哪有时间看书。有一天闲得无聊，朋友提议去逛书店，进了书店也不知道该买什么书，刚好前面一男一女正在讨论他们出版书的事，那位女士看见我，上前自我介绍，原来她是作家曹又方，她推荐了方智出版社的《从已知中解脱》和《人生中不可不想的事》。我带着它们旅行，在旅行中一口气看完了《从已知中解脱》，茅塞顿开。正如作者印度大师克里希那穆提（j. krishnamurti）说的：“读这本书就等于是智慧之旅，在读的过程中不要问为什么，也不要急着找答案，就是一路体会一路往下读。”书上说，看风景不要只是你在看它，而是要把自己融入风景里。在夏威夷的一个夜晚，我走出酒店房外的阳台，海风和着海浪声吹起了我的长发和衣裳，我照着大师说的融入风景里，真的感受到自己是风景的一部分，那种感觉是无比地轻盈自在。读《人生中不可不想的事》，有一句“如果你感觉痛苦，你就跟痛苦并存，把它吃掉，这样痛苦就会消失”。这对我起了很大的作用，烦恼痛苦全被我吃光光。 结婚以后空闲多了，有时候提笔写写生活感受，总感觉书读得不够，词汇有限，于是看到报纸介绍的书就买来看，朋友也送书给我，最初爱读有关心灵、eq和哲学性的书。金圣华送了我一本杨绛翻译的《斐多》，书里说的是，苏格拉底受刑喝毒药前，与朋友辩论死亡的对话。看到他面对死亡毫无恐惧，用自己的生命来见证他坚信真理的精神，感到非常震撼，买了几十本与朋友分享。 写文章以后，认识了许多文化界的朋友，收到的书就更多了，现在我的客厅、书房、睡房、洗手间和镜子上，到处都是“字”。 本来以为搬家最多的会是衣服、皮包、鞋子。进了新家，推开房门，墙边堆了一摞摞的书，以为还没上架，秘书说书柜已经塞满了，画册暂时放在电视柜上。怎可能有那么多书？我疑惑地打开书柜，哇！整墙的书，看了好高兴，仿佛李白、李清照、曹雪芹、沈从文、张爱玲、圣严法师、大宝法王和我友人金圣华、琼瑶、章诒和、董桥、白先勇、龙应台、蒋勋、马家辉都在跟我打招呼，要我听他们的心事，听他们讲故事，阅读他们的思想。这些年养成了看书的习惯，更结交了一些杰出的作家朋友，朋友们和出版社都会送书给我，日积月累，竟不知数量如此可观。 手指滑过书架，停在蒋勋的《孤独六讲》上。记得这本书内有一张秋瑾的照片，她挽起日式发髻，一身和服，戴着黑手套的右手握着一把匕首，英气逼人。书上说秋瑾有诗“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她手上那把剑就是徐锡麟和朋友凑钱买给她的，因此耗尽千金以至于付不出酒钱，秋瑾为了让大家喝个痛快，不惜把身上的皮大衣当了换酒钱。她和徐锡麟之间是革命友情，也是爱情。在她听到徐锡麟起义失败，惨遭清官活活地剖开胸膛掏出心脏祭奠满人时，立刻起义。她的起义可以说是一种自杀的形式。在被捕后受尽了酷刑，被逼写下参与革命者的名单时，她先写一个“秋”字，表示只有秋瑾一人，顿了一下，接着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的诗句。翌日清晨，秋瑾在绍兴的街市口被处以斩刑。蒋老师形容她的美是一种把生命活出极致的美，真是贴切极了。看完她的故事我久久不能释怀，知道鲁迅的小说《药》夏瑜一角是以秋瑾做蓝本，赶快找来看，更是震动。那患痨病的小栓吃的血馒头，不会就是秋瑾被斩首的血吧，那血还是热的呢，千万不要是秋瑾“洒去犹能化碧涛”的血啊！这样一个烈女子，怎一个“恸”字了得。 手指滑过龙应台的书，忆起她在香港大学教书时与我所结的缘。在交往的过程中，眼见她为《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如何下笔而苦恼，眼见她大江大海地奔波而心力交瘁，阅读的时候，真是大珠小珠落纸上，为她笔下的亡魂落泪，为离乡背井到台湾的老兵落泪，她的文字深深地感动了我。 书架上也有章诒和的书，读《最后的贵族》时，亲切得仿佛跟她一起经历“文革”的浩劫。因为喜欢她的文字，她来香港时我特别早起去听她演讲，很欣赏她直话直说的性格，她讲京剧泰斗梅兰芳和程砚秋的真实小故事，兴起时还会站起来表演，有趣得不得了。想不到她坐了十年冤狱，还是那么爽朗健谈。那晚我在床头读她的第一部小说《刘氏女》，写的是和她一起坐牢那些女子的悲惨故事，我被情节吸引得姿势都没换，歪在床上一口气把它读完。读到刘氏女杀夫那一幕，吓得头皮发麻。后来好奇地问她这小说有多少真实性，“百分之百”，她不假思索地回答。她小名叫小愚，我称她愚姊，有时跟她电邮往返，虽然她很忙，但看了我的文章后却从不吝啬赠我几句。 这些文化界的翘楚不断有新作面世，我也乐得收到好书，读完还可当面讨教。看着书架上一排排书，虽然遗憾不能生在李白、李清照和曹雪芹的年代，与他们把酒言欢，但是生在这个时代也不错，我也有许多知心的文化界朋友，也常跟他们把酒言欢。 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巴黎·卡地亚 巴黎大皇宫 巴黎变了吗？ 车上心直口快的amy直嚷着：“巴黎变了！怎么街道这么暗！晚上灯光都不一样了！凯旋门也看不见了！亚历山大桥头上的金色雕塑也不亮了！教堂反射出来的灯怎么是刺眼的绿和白呢？以前夜巴黎的灯火暖暖的，很有罗曼蒂克的情调，现在……”她曾经到过巴黎一百六十多次，巴黎的任何转变都逃不过她的法眼，在场的巴黎人说：“政府支持环保，所以节省开支。”我想，现在用的可能是led灯，省电但缺少情调。虽然如此，我还是被香榭丽舍大道两旁树上为迎接圣诞节的小灯所吸引，许多银色小灯造型别致，有的像巨大的透明花，让人看得出了神，仿佛自己是树上的小精灵。 夜巴黎是暗淡了，大部分商店的橱窗都黑黑的，这样反而更突出了几个特殊的亮点。代表巴黎标志的铁塔还是晶莹剔透地闪烁着fayette（老佛爷百货公司）旋转的圣诞装饰橱窗也还是引起许多路人的围观。最吸引我的灯光是香榭丽舍大道上大皇宫的屋顶，因为屋顶是玻璃制成的，大红灯光由里射出，远远地望去就像切割完美的巨大红宝石，它的光束射穿了夜空。 追寻着红宝石屋顶，到了大皇宫，那里正以卡地亚风格史诗为主题举办一场高级珠宝展，展品包括卡地亚一百六十多年以来六百多件艺术创作首饰。走进展览厅正对的是一个巨大的圆柱式玻璃柜子，里面架子上摆设了许许多多充满贵族气息、设计高雅的钻石皇冠。我最欣赏的是唯一的一个花环式皇冠，原来那是拿破仑的侄女结婚的时候戴的。每一件珠宝的背后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最触动我的，是伊丽莎白·泰勒那一套红宝石的故事。看着橱窗里的红宝石戒指、手镯和链子，发现那条链子的圆圈好小，心想她脖子真细，应该个子不会太高。旁边电视荧幕上，见到她的夫婿在游泳池边为她戴上项链，她一只手拿着耳环贴在右耳上，素净的脸上透出喜悦的光彩，对着镜头的眼神充满着惊喜，这时候的她比化了什么妆都美丽。 故事发生在一九五七年的夏天，伊丽莎白·泰勒和她新婚的制片人丈夫迈克·托德，在法国租的别墅里游泳，迈克在池边拿着三个红色卡地亚珠宝盒说：“等你游两趟回来，这个礼物就是你的。”我叹息着，如果那一刻的甜蜜能够永久凝住，停留在那里该多好。可惜她的爱人却在一次飞机失事中丧生。泰勒后来忆诉：“那是一个完美的夏天，完美的爱情日子。” 二零一四年一月十八日 我落足眼力欣赏珠宝设计的艺术，像海绵一样地吸吮背后的故事，偶尔抬起头来看看玻璃天花外的夜空，环顾打在墙上和屋顶的灯光，真个儿地不知今夕何夕，那种氛围是一种说不出的美好。在参观展览的过程中阅读了卡地亚的风格、史诗，仿佛暂时拥有了这些珠宝艺术品，这样已然满足。谁说不是，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是你可以永久拥有的呢？ 二零一四年一月十八日 我与何佐芝先生 何先生再见 何佐芝先生于一九五九年创办了香港商业电台，为香港市民发声数十年，是香港传媒的先驱，也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 去年有幸与何佐芝先生一同到日本旅游，见识到这样一位具有品位和绅士风度的特殊人物。 二零一三年旧历新年期间，施南生约我跟何先生、俞琤一起到东京旅游，起初很讶异，以他九十四岁高龄，竟然愿意舟车劳顿到寒冷的日本度假，见了他才知道我的顾虑是多余的。我们第一餐是在一间二楼餐厅吃韩国烤肉，虽然他带了两名护士小姐，但我看到他是自己爬上楼梯的，没有轮椅、不用人扶，护士小姐说这趟他坚持不要坐轮椅。因为过年，我每次敬他酒，必定以四个字的祝贺词“龙马精神”、“心想事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逗他开心，而他总是微笑地双手举杯并真诚地望着我才饮酒。他耳聪目明、谈笑风生，吃得比我们多，喝得也比我们多。饭后，我发现他竟然自己静静地到柜台把账给付了。何先生对吃很有研究，这个旅程每天午餐和晚餐都是他事先交代并预定好的，每餐都有特色，都色香味俱全，配上他特地从香港带去的红酒，平时对吃不讲究的我，跟他一起吃饭，才知道什么叫美味佳肴。那真是一趟完美的飨宴之旅。 樱花盛开时节我们原班人马又相约到京都去赏花。在开满樱花的公园里，他在前面走，南生和俞琤随侍在侧，树上的樱花偶尔飘落，淡粉的花瓣洒在他们的肩头、洒在他们走得沙沙作响的碎石子路上，我欣赏的风景不仅如此，我看到他们三人交织成密密麻麻厚厚浓浓的友情、恩情和亲情（他与俞琤亲如父女）之网，这张织了四十多年的“情网”，撒在满是樱花的公园里，让我为之动容。 赏完樱花，在开回酒店的车程中，何先生请司机在一家小店门前停下，他要亲自下车买一样小礼物送给他心仪的女友，那是日本最好的面油纸，他真是我见过最有绅士风度和最懂得疼惜身边女人的男士。 记得十多年前何太太还在世的时候，我在施南生家的饭局中与他们见过面，何太中风之后脾气不是很好，何先生总是很有耐心很小心很乐意地呵护她。在他身上我见到的是“珍惜”，他珍惜生命、珍惜他所爱的人。在他身上我看到岁月累积的智慧，学到即使九十四岁都可以不老。 左起：施南生、我、何佐芝先生、俞琤 我们的生日是同一天（十一月三号），两个人都属马。他九十五岁生日那天，俞琤精心为他设计了一个surprise party，约了一班他喜欢的朋友到半岛酒店二楼酒吧为他庆贺。大家在那儿唱歌、跳舞、说吉祥话令他高兴，但他关切的却是我那站在一角的女儿邢爱林，他招手请爱林坐到他身边并握着她的手，女儿羞怯地望着他笑，他慈祥地和女儿对望，那真挚的眼神，是整晚最温馨的画面。 那晚最后一个镜头是何先生的道别，他在前面走，我和南生、俞琤走在后面送他，他进了电梯转身挥手，我们目送他直到电梯门关上，这也是我见他的最后一个画面。 如今他睡了，或许到另一个世界才苏醒。何先生，再见。 窗外的风景 搬进新屋将近五个月，从来没有打开房间的窗户，好好看看窗外的景色。或许是刚搬进来的时候正值严冬，看见窗外的枯枝和正在施工一团凌乱的道路，很是惆怅，索性紧垂窗帘眼不见为净。前两天朋友来参观我的房间，拉开窗帘，突然发现枯树的末梢长出了新芽，好像发现了新大陆，原本还以为那是棵枯死的树。我雀跃地跟家人分享我看到的情景，他们并不如我这般惊讶，都说：“是啊！春天到了。” 是啊，春天到了，新芽绽放，枯树开花了。我看到生命，感觉到希望，立刻拉开落地窗。凉风吹衣，嫩芽的清香更随风拂面，不觉深深地吸了几口气，空气清凉甜美，就这单纯的呼吸已是无穷的愉快。 窗外的景色无时无刻不在变化，那青青的小树叶从树梢慢慢往树干方向延伸，愈来愈密，愈来愈密，几乎布满了枝头，好像一顶大花伞。风吹树摇，小鸟们也飞上了枝头，偶尔看到一辆红色货车从枝叶的缝隙中穿过，树后修建的路面本来杂乱无章，现已接近完工，清理得干干净净，那条公路宽大弯曲，看起来像在大自然的景色中划上一个大s，将来通车的话，看着各种款式、各种颜色的车子从我窗前划过，窗外的风景将会变得更有声有色有动感。 现在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拉开窗帘，欣赏窗外的风景。今日又与往日不同，不在雾霾的笼罩下，一幢幢耸立的大厦中居然看到一湾维多利亚港，远处一座翠绿的大山横卧其中，更远处，隐隐见到层层叠叠的高楼，像极了海市蜃楼。之前眼里只见到近处那巨大的枯枝和杂乱的公路，其他什么也看不到，所以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现在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了，原来心念一转，豁然开朗。 到黄昏，有如火柴盒叠起来的大楼灯光一盏一盏地亮起。望着渐次增多的灯火，心想，灯下必有不少故事，这能写多少篇小说啊！金圣华、白先勇和章诒和老师都经常鼓励我写小说，那天我和金问白老师，小说应该从何着手，他说先要有人物和故事，那就好写了。小时候爱幻想，性格敏感，像林黛玉一样，没事就哭，很容易受到伤害，年龄渐长，经历的事多了，几乎没了幻想没了梦，也刻意让自己神经线变粗，免得因太敏感而受苦。如果要写小说的话，势必要找回那敏感的神经线，多幻想、多做几个梦了。 以前有人问我来世投胎想变成什么，我说做一只会唱歌的小鸟。看着窗外鸟儿们吱吱喳喳快乐地穿梭在满布嫩叶的枝桠上，只稍一停又飞走了，小翅膀上下飞快地舞动，身子笔直地往前冲，飞得又快又远，转瞬间就隐没在眼前的景色里。它们快乐的鸟语是否向窗里人传递春的信息呢？ 夜幕低垂，太阳已去，橙黄的月亮高挂在树梢上，无风无雨，仿佛一切都静止了，张爱玲婚约上那四个字“岁月静好”浮现在我脑中，桌上时钟的秒针在耳边滴答滴答滴答…… 二零一四年五月七日 灵感空白 灵感空白 四月初澳洲度假回来，一进门就找礼拜六的《明报》“明艺”版和礼拜天的《苹果日报》“苹果树下”版，这两个版面有许多好文章，是我每个礼拜必看的，看完还舍不得丢。如果我不在香港，工人也会帮我留着。回来那天，房间里找不到近期的这两份报纸，却发现满屋子堆积着许多过去的“苹果树下”和“明艺”，霎时惊觉怎么一个礼拜一个礼拜过得这么快。 看完“苹果树下”董桥的文章，打个电话跟他问好，他跟我说他要退休了，想静心看书写书，给自己一个优雅的空间，“苹果树下”这个版面将会停掉，他的专栏也不写了，四月底就完全退出《苹果日报》，他称这是“裸退”，意思是完全退出，要我通知金圣华。我和圣华怅然若失，仿佛我们的文字都将变成流离失所的孤儿了。 二零零八年九月我正在写《重看东邪西毒》，圣华介绍我与董桥夫妇认识，转眼间五个多年头。五年多前我在海南岛度假，马家辉打电话给我，说他刚和董桥吃完晚饭正开车回家，他说席间董桥翻阅他的新书《爱恋无声》，夸赞我给他的序写得好。我这个初生之犊能够得到文学大师的青睐，高兴得惊叫，心想如果有机会跟他学写散文那该多好。 其实我应该称呼他老师的，也应该称呼金圣华、龙应台教授的，但是他们都坚持我叫他们名字，直呼名字也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现在我跟他们都成了朋友，常常暗自庆幸能有这么多亦师亦友的好朋友。 记得第一次跟董桥见面，他赠我的金句，让我豁然开朗，文章大有进步。因为之前最让我苦恼的是文章写到最后不知道怎么收尾，总以为“起”、“承”、“转”、“合”，最后的“合”是要完美的总结。董桥说你爱在哪儿停就在哪儿停，不用管那么多。并指点我即使只是看窗外的景色都可写六百字。从此文章写完，必定追着他讨教，有时一天打好几个电话，堂堂一位《苹果日报》社长，可能被我追得连气都喘不过来了。 在电话中和圣华慨叹时间过得快、世事变迁多，突然间我和她异口同声地说：“咦……我们还有一个‘家’在《明报》的‘明艺’版，每个月在那经营一千字。” 说到专栏，虽说一个月交一篇，感觉上刚写完一篇，没多久又被催稿了，每到这时候总是又喜又忧，喜的是自己不用靠写稿吃饭，一个字不到一块钱，我怎么养家活口啊。忧的是怕写不出来交不到稿，每到催稿的时候就唉声叹气，还好朋友和女儿都跟我打气，帮我出主意。文章写好要先过了金圣华这一关，还不惜工本打长途电话到上海、洛杉矶跟朋友研究，总是一改再改。 杨凡优哉游哉地在土耳其度假，天天接到我的电话，跟他诉苦说没有灵感写不出东西。最后他说：“你就写你写不出来的感觉嘛！好！现在马上挂了电话开始写，周围的小精灵会来帮你的，只要你开始动笔灵感就来了。” 灵感这东西真奇怪，我靠在床上，拿起床头的ipad，从四五点一路写到早上九点，居然成了。 估计九点董桥应该起床了，打电话跟他道早安，主要是问他介不介意我写他裸退的事，他说可以。回想在“苹果树下”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仙人》，现在董桥可以按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优雅自在的仙人生活，愈想愈为他开心。 二零一四年四月十八日 一个好女人 小时候可曾想过，你最喜欢的电影明星，将来有一天会成为你的朋友？我从不曾想过，但是我有这样一个朋友，她的名字叫甄珍。 初高中时期看过几部她的电影，每一部都让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有几个画面至今仍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看她的第一部戏是《缇萦》（李翰祥导演），缇萦家里有五姊妹，因为父亲被冤枉判了死刑，见到囚车里戴上脚镣手铐的父亲（王引饰演），姊妹们上前哭哭啼啼，缇萦的父亲黯然叹了一口气：“生女儿有什么用，只会哭。”他最小的女儿缇萦，有一天在皇帝坐轿出巡的日子，半路拦轿，两手高举申冤的状子，一路跪到轿前喊冤。看着甄珍那张稚嫩无邪的脸蛋，看见地上跪出的两道血路，见她一脸泪水勇敢激动地跪求皇上饶命，我的心都揪了，就只看这一场戏已经值回票价。 《几度夕阳红》里她演一个没有母亲的刁蛮女儿，戏很少。有一个镜头，被杨群演的父亲严厉地教训之后，狂奔上楼梯，大叫一声：“妈！”那声“妈！”让你心碎，这个镜头完全表达出她的委屈和倔强。 白景瑞导演的成名作，也是甄珍的成名作《新娘与我》，有一个她穿结婚礼服戴头纱的特写，那个美是无法用言语或文字来形容的。我拍过许多唯美文艺爱情片，有一次拍琼瑶的电影，摄影师想拍我一个美丽的特写，灯光师花了很长的时间打光，摄影师慨叹道：“女明星中只有一个是最好拍的，很容易打光，每个角度都好看，那就是甄珍。” 有一段时间甄珍拍了许多小淘气的片子，这些片子都是专门为她精心打造的，卖座得不得了，因为她本身就是淘气善良的女孩，观众就是爱看她。 白景瑞导演拍出她的俏皮，李行导演拍出她的善良和纯真，甄珍在他们的手上发挥得淋漓尽致，那是在六十年代底七十年代初，也是她最红最盛的时期。 在白景瑞导演的《白屋之恋》里，有一个镜头，她穿一袭白纱裙，趴在小白屋外的草地上和邓光荣甜蜜地谈情说爱，那是许多少男少女的梦想，也是我当时的梦想。李行导演导过她许多脍炙人口的文艺爱情片，像是《心有千千结》、《彩云飞》……每一部都创高票房纪录。 读中学的时候，台湾没有很多消遣节目，最大的娱乐就是看电影。那时候的明星比较神秘，不像现在随街可见，因为还没有狗仔文化，所以也不容易知道他们的行踪。还记得初中的时候，在台北“中华体育馆”观赏晚会（我们都坐在水泥石阶上），当时最出名的主持人包国良介绍甄珍出场，她短短的一头黑发，穿着一身鲜桃红绉褶子伞状迷你裙，我远远地望着她，心里直赞叹她的甜美、可爱。 你绝对想象不到，我第一次见到最喜爱的明星，是在这种情况下。那时候我十九岁，已经拍过几部电影，还算小有名气，正在拍与邓光荣合演的《翩翩情》。有一天要求女副导演王玫带我去见甄珍。王玫带我到统一饭店甄珍入住的房间按门铃，许久之后，门打开了，一个戴着浴帽、身上围着白色毛巾的女人探出头来，我定睛一看，那不就是甄珍！王玫尴尬地把我介绍给她，她关上门叫我们等一下，我以为她是去穿上衣服再请我们进去。门很快地又打开了，一瓶香水从门缝里递出来，“送给你。”我慌忙地接过香水，门已关上，我拿着香水对着门发呆，过了一会儿，王玫透过深度近视眼镜瞪着我：“你在干什么啊？”我这才醒过来：“哦，我们不是要等着跟她见面吗？”“走吧！她不会出来了。”王玫笑着拉我走。 正式跟甄珍见面，是在台湾“中影”片场，她与谢贤正在拍戏。王玫带我进场探班，远远见她从布景里翩翩走来，贵为超级巨星的她，平和亲切得像个邻家女孩。我见到心爱的明星，一时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那时候我刚学会开车，她正好收工，王玫建议她坐我的车回去，一路上车子一会儿慢、一会儿快，有惊无险的，好不容易才把她送回统一饭店，见她一脸惊愕、劫后余生似的下了车，当时很是过意不去。 第三次见面是在美国洛杉矶，她嫁给刘家昌导演，刘导演为她开了家甄珍酒店，在开幕酒会里，她一头俏丽的鬈发，身穿一袭乳白雪纺飘逸洋装，料子上有点点白色丝绒，脚踏米白缎带高跟鞋，笑盈盈地站在刘导演身边和来宾寒暄、拍照。这些年来参观过刘导演在台北汐止盖的法国宫廷式房子、大陆昆山的三座大酒店。刘导演盖的建筑物一座比一座雄伟，一座比一座大，他总是兴致勃勃地带我们参观他一手打造的王国，甄珍也总是陪着我们参观，那王国再大再雄伟，只要甄珍往那儿一站，你就感觉她是理所当然的女主人。我总忘不了每次参观那些大建筑物的时候，她脸上挂着的满足笑容和怡然自得的神情。 第四次见到她是在香港启德机场的大巴士上，刘导演两手空空地上了巴士，甄珍却拎着大包小包地走在后头，我怪刘导演怎么可以让天皇巨星拎那么些东西，自己也不帮忙，可是甄珍却毫不介意。 甄珍生下刘子千后，全副精神都摆在儿子身上。她说她洗奶瓶把手都洗破了。听刘导演说，子千还是baby的时候，有一次患了感冒，甄珍不眠不休地守在床边，刘导演从门缝里望见，想哭。我说有这么严重吗？他说见甄珍已经容颜憔悴，眼圈发黑，还坚持地坐在那儿用白布挡着冷气，怕吹着孩子。又有一次子千发高烧，甄珍半夜把刘家昌叫醒，刘导演见子千脸色发青、口吐白沫，吓得他一路跌一路爬地到沙发旁找电话，甄珍却能冷静镇定地打电话叫救护车。子千小的时候只要出国，她都会不厌其烦地带大瓶大瓶的饮用水，怕他水土不服。每次和我们吃完午饭，她总是匆匆忙忙赶回去照顾儿子，我问她：“你为孩子牺牲那么大，如果孩子大了不孝顺、不听话，你会不会很伤心？”她毫不犹豫地说：“没关系，我不在乎。” 这十年孩子大了，她才有时间跟一些好友聚会，我也跟她接触多了。跟她夫妇俩在饭桌上吃白灼虾，她总是先把虾头咬掉，虾壳剥了，放在小碗里交给刘导演，刘导演也吃得理所当然，或许这也是他们夫妻俩的情趣。饭后付账永远抢不过她，刘导演笑说她最喜欢付账。我想“温、良、恭、俭、让”每个字用在她身上都挺合适，有时候我们坐七人座的汽车，她总是客气地抢着坐最里面的位置，我也总是抢快一步，把靠边容易上落的座位留给她。她很幽默，也很会自我解嘲，记得有一次七八个女人聚会，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嫌自己胖，嫌自己小腹大，吵着要减肥，她突然站起来，摆了个姿势手顺着肚皮一滑，甜美地笑着说：“你们觉得我怎么样？”全场静默了几秒，然后大家笑成一团，再没人敢提减肥的事。 那天朋友约吃饭，甄珍和子千也在座，子千大了越发是个小帅哥，他彬彬有礼、虚心求教，也懂得母亲为他付出的苦心，我们一众阿姨细细叮咛，多多鼓励，子千惟惟点头称是，甄珍欣赏着儿子，甜在心头，眼神里写的尽是爱。因为子千第二天要早起，所以他们母子先离席，我望着她挽着儿子离去的背影，心想，这个女人，真是好得让人心疼。 或许你们会说我把甄珍写得不像超级巨星。我感觉她对于超级巨星的光环并不留恋，她只想做一个好女儿、好姊姊、好妻子、好妈妈和我们的好朋友。 金马奖今年的终身成就奖是属于她的，我认为她除了在电影方面有卓越的表现，在做人方面也该拿终身成就奖。 云想衣裳 我这一生中许多时间是花在衣柜里。女孩子都喜欢穿漂亮衣服，我从小就爱把衣柜里的衣服拿出来东配西配，配出一套满意的服装就对着镜子扭着腰地跳起舞来。 小时候喝喜酒穿的裙子都是妈妈亲手做的，到了初高中，会自己买布请裁缝师照着服装杂志做。高中毕业签第一部戏拿到的定金两千元台币，第一件事就是逛委托行。那时候在台湾还没有什么名牌，要买漂亮衣服就得到委托行，那儿的服装都是舶来品。 七十年代拍的时装文艺爱情片，戏里的服装都得自己准备，一年拍十几部戏，服装需求量很大，一有空就得逛街买衣服。导演说明天准备十套衣服，晚上就在家把一套套衣服、鞋子、包包配好。尴尬的是，有一次电影公司招待记者看我的电影，看到一半他们都笑了，说我戏里的衣服跟另一部戏一样。说的也是，两部戏都出现过一条白底黑线条长裤。 一九七五年到意大利罗马拍《异乡梦》，演员一休息就上街血拼，个个大包小包地搬回酒店，所以那部戏的服装特别时髦。 婚纱照 八十年代拍港产片《爱杀》、《我爱夜来香》，才开始有美术指导张叔平设计戏服，从此我戏里戏外的服装品位大大地提升。 女孩子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衣裳当然是结婚礼服，九三年到法国巴黎旅行，在chanel欣赏服装秀，发现一件米白色长礼服，礼服料子是由棉线织成的一朵朵山茶花，腰部是一条条透明塑料组成像腰封一样的设计，自然而优雅。虽然当时还没有结婚打算，但我心中暗许，将来结婚一定要穿这一件。以为那是当季的服装，还想打听一下有没有我的尺寸，原来它就是结婚礼服，需要特别量身订制的。 九四年我和未婚夫专程飞到巴黎订制婚纱，量身后，裁缝师要求我再飞两次去试穿，我只试了一次，就直接请他们寄到旧金山，婚前三天才收到包裹，打开来穿上，居然松松的，好像大了两个码，我伤心得倒在床上痛哭，婚礼没有婚纱怎么成？一般裁缝也不会改。正哭着，巴黎的女朋友来电话，讲了几句，她挂了电话，两分钟后又打来，叫我第二天一早带着婚纱飞巴黎，我什么行李都没带，就只一个背包和一袋婚纱。一下飞机直奔chanel，当天改好就抱着婚纱回旧金山，我一身轻便装，扎着马尾一甩一甩地经过机场大厅，在机场行李领取处还见到许多从香港、台湾赶来采访我婚礼新闻的记者呢，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快做新娘的我这个时候会在机场出现。 我们一家四个女的，我和三个女儿，四个人鞋子号码一样大，我的鞋子、包包她们有时都用得着，有的衣服我们四人轮着穿，我嫌小了就给大女儿嘉倩，大女儿穿腻了给二女儿爱林，小女儿言爱贪舒服，最喜欢穿旧衣服，也不介意接四手货，所以现在还可以在小的身上重温我二十年前的衣裳。最好笑的是，有一次二女儿背着一个很小的黑色hermès凯利包，她爸爸最不喜欢女儿奢侈，问她哪儿来的？大女儿嘉倩回答：“是爸爸以前送给妈妈（张天爱），妈妈送给我（邢嘉倩），我送给姨姨（林青霞），姨姨送给爱林的。”现在这个包变成了古董，有一次在连卡佛百货公司看到一模一样的包，价格竟然升了十几倍。 三个女儿都很俭朴，从来不爱穿名牌，有时穿着随意在街边买的衣服也很开心。她们三个小时候最喜欢逛我的衣帽间，衣服、鞋子、包包、围巾、皮带、太阳眼镜、首饰样样都拿出来试，两个小的最爱换上我的衣服，踩着我的高跟鞋，戴上太阳眼镜对着镜子又唱又跳的，兴起时跑到走廊学模特儿走台步，我则充当摄影师要她们向我飞奔，捕捉动感的画面，那是我们母女最温馨的时光。 二零一四年八月三十日 丫头与lady “嘻嘻嘻，嘻嘻嘻，”爱林自顾自地笑着兼自言自语，“好开心，真是太开心，太开心了。”夜晚我在房里等她上床，见她如此雀跃，一边欣赏她那少女纯情的喜悦，一边好奇地问：“什么事令你这么开心？”“爸爸高兴！妈妈高兴！姊姊高兴！妹妹高兴！大家一起高兴！我太幸福了！家里生了十二只狗已经够幸运了，看到一家人欢喜，这是最让我开心的事。” 前一天，五月六日刚吃完晚饭，大女儿嘉倩从车房往屋里跑，一边叫嚷着：“姨姨！姨姨！快出来dy要生了！”我一把抓起手边的iphone就往车房跑，只见家里的驯狗师手心里已经捧着满身湿漉漉的小狗娃儿，当时还没有什么太大感觉。最让我震惊的是，亲眼目睹第二只狗宝宝的诞生。天呀！它就好像包在个塑料袋里面。兵荒马乱中只见一双手撕开那包裹着黑茸茸蠢蠢欲动的小物体，我即刻挪开两步，以免碍着他们，驯狗师熟练地褪下那混杂着黑色、灰色、白色、红色、绿色液体的透明袋子，吩咐助手们拿剪刀剪下连着袋子的脐带，然后用白线扎起来。那驯狗师一双大手刚好包着小狗儿，只露出个头，他叉开双腿握着狗娃儿用力地往大腿中间甩几下，哗啦啦、哗啦啦地甩出了它嘴里和身上的血水滴子，然后用吹风筒把小狗身子吹干。不消五分钟，狗狗已经干干净净地在铺满白毛巾的狗笼里打滚。我惊魂甫定地蹲下来研究那包摊在地上的液体，这时一双小脚进入我的视线，我抬头望着神情比我更错愕的小女儿言爱，用手指按了按那袋东西：“热的，”我说，“一包一个—难道狗有十来个脐带？”一大一小，两张疑惑的脸。 三个，四个，五个……一个接一个。平常关在笼子里dy，见我经过，总是张牙舞爪地吼叫，就好像要跳出笼子把我吃掉似的。此刻这dy mama摊在地上不停地喘气，似乎没有一丝多余的力气理我这个惊慌失措的不速之客。 从来不喜欢狗，除了丫头，跟我只有不到一个礼拜缘分的丫头。因为怕脏，从来不用手（用脚）摸狗，除了丫头。 丫头是我的生日礼物，一只cup poodle。五十三岁生日那天，amy和几位好友抱来一只迷你狗。小狗生得比我巴掌还小，清清秀秀，我见犹怜。我小心翼翼地抱在胸前，爱不释手。三个女儿见我抱着狗的画面很不适应。她们都说这太不像我了。 我把丫头养在我房里亲自照顾，不让任何人碰。洗手间里放满所有丫头的用品，小笼子、小软床、小玩具、餐具、狗粮、洗毛粉、洗眼液，和各式各样的梳子。 丫头到家里的第一个晚上，不知道是不适应新环境还是太兴奋而失眠，只要我一离开，它就不停地叫。我抱起它，它就温顺地依偎着我。它让我第一次感觉到人狗连心。 不喜欢狗的最大原因就是怕它们随地大小便。第一晚为了训练丫头，累得我人仰马翻。只要它一大便，我就按着它的头让它看清楚自己做的好事，竖起食指左右摇晃，“no!no!no!”地教训它，就这样一晚上重复又重复，一直搞到天亮。最后我开始心疼了，心想丫头会不会以为它不该大小便而以后不敢了。 我是夜猫子，总喜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写作，丫头也陪着我不睡。有一晚我把它放在我的书桌上，它一边摇晃着小身子小尾巴，一边啃着我稿纸的一角，好不可爱。过不了一会儿它撒了好一大泡尿在我稿纸上。说也奇怪，我竟然一点也不恼，反倒觉得温馨。 丫头来了之后我就没有离开过它，去看牙医也带着，我用米白色棉制围巾包着它，医生帮我看牙的时候，我就把它放在胸前。医生见我爱成这样，他说：“小狗，不好。”“为什么？”“不容易养得活。”果不其然。回家以后丫头就不爱吃东西，没精打采的。没多久就住进了狗医院，医生说要打点滴。我去看它，只见它小手臂裹着小纱布吊着小点滴，叫它，它无力地睁睁眼又闭上了，狗医生神情黯然地说：“你跟它相处一下，它得的是肠胃炎，就快不行了。”医生把门关上，让我跟它单独相处，我有种奇异的感觉，心想，它只不过是一只小狗，狗医生似乎很尊重这个小生命。我把它抱在怀里，也不知该说些什么，只一个劲地轻唤：“丫头，丫头，丫头……”丫头没多久就走了，狗医生说会帮我把它火化。虽然和丫头只有几天的缘分，但它在我的记忆里却是永远、永远…… 早上六点半车房里的人又是一阵骚动，第十一只狼狗出生了。生了一夜dy mama，已经累得眼白泛红。这时候大家也都松了一口气dy终于可以休息了，大家也就该上学的上学，该洗车的洗车，该清洁的清洁，该睡觉的睡觉。 一觉醒来已经是下午三点，工人上来通dy mama总共生了十二个狗宝宝，五只母的七只公的。 我把这份喜悦跟微博上的粉丝分享，粉丝们也很有创意，有的提议我取名一月、二月、三月，一直到十二月，有的说不如取它十二个生肖，又有人说干脆十二个星座吧，七嘴八舌地好不热闹。我开玩笑说，就叫它们窗里、窗外、窗上、窗下、窗前、窗后、窗子、窗户、窗台、窗口、窗门、窗框吧。 二零一二年五月七日 无常 都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天色还没有完全暗下来，深蓝的天空透着薄薄一层绯红，气温不冷不热，晚风习习，空气里含着清新，偶尔飘来阵阵的咖啡香味。我双脚踏在红场上，仰望那七彩有如儿童积木堆成的圣巴索大教堂，仿佛置身于魔法的奇幻世界。这里是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人生在世，有些事情真的是无法预估也无法想象得到的。求学时期喊的口号“反共抗俄！拯救铁幕同胞”，还清晰地印在记忆深处，如今却能站在俄罗斯的红场自由地行走。 今年六月我参加了一个二十人的文化旅行团到俄罗斯，所有的团员都来自台湾，除了一位好友和她的小媳妇，其他人都是第一次见面。这些年参加过几次这种旅行团，有老师带领观赏文化古迹和艺术名作，与不同界别的人交流，每次都获益良多，满载而归，令我回味无穷。 我和好友随着咖啡的香味走到红场边的露天咖啡座，一对夫妻团友早已点了红酒，桌上一大盘色拉米、火腿和芝士拼盘，他们友善地请我们过去坐。我啜着红酒配我最喜欢吃的色拉米、火腿和芝士，感受红场周边的氛围和五颜六色的圣巴索教堂。晚上十一点华灯才初上，点缀得教堂更是绮丽耀眼。我仿佛掉进了迷离幻境里，天空是我的被盖，星星是那被上的点缀，小咖啡馆连接的红场是我的客厅，圣巴索教堂是屋里的装饰，这一刻我感到幸福满怀。 眼前这对夫妇，太太有小儿麻痹，但是她一路都跟着大队走，从来不缺席，他们二人鹣鲽情深，经常手牵着手。白天导游带领我们坐莫斯科的地下铁，那是斯大林时期盖的，走进地铁站就像钻进了历史久远的古董艺术品里。导游很紧张，怕我们有的人没跟得上火车，提点大家如果没跟上的话要留在原地，她会回来接。我的眼光即刻寻找那位腿不方便的妻子，站在她旁边，以免有什么闪失可以扶她一把，火车到站我会预先到她的座位前，她也善解人意，笑笑地跟她先生说：“她是要来扶我的。”或许是我们白天建立了友谊，也或许是她跟我一样掉进了迷离幻境里，她举着酒杯淡淡地啜饮着，眼神迷蒙，脸泛红粉，轻轻地笑着说：“我来的前一天，医生告知我得了乳癌，要我马上开刀，我问他：可以旅行回来再开吗？医生说：可以。所以我先开心地玩，等回去再说。”她说得轻松自在，我也不好大惊小怪。她的名字叫美满，我默默地为她祈祷，希望她的人生能跟她的名字一样美满。 离开莫斯科的前一晚，我带着全团的人，要去寻找那个“幸福的感觉”。天黑了，圣巴索教堂的灯不知为什么没亮，我们想抄近路，路封了，还有穿制服的警卫站岗；改走之前走过的路，还是封了，也有警卫站岗。我和十几个团友望着近在咫尺的咖啡馆兴叹，只好悻悻然返回酒店。心想或许可以把这个“幸福的感觉”在下一站圣彼得堡复制。 圣彼得堡的微风中飘着白色的像植物的棉絮，我兴奋地直呼：“六月雪！六月雪！”导游带我们上船，沿着贯穿整个城市的涅瓦大河缓缓航行，两岸别具特色的俄罗斯建筑，感觉到了另一个国度，而这个国度是我一生中行过大江南北从没有见识过的。我们参观了许多华丽壮观的东正教堂，教堂里用马赛克拼成的圣母和耶稣像美得像画。 在圣彼得堡，离开俄罗斯的最后一个晚上，大家都有点依依不舍，虽然白天走了一天的路，每个人都很累，我还是邀请全团的人，到最热闹的涅瓦大街街边找咖啡馆，一起喝红酒吃色拉米，欣赏街边的风景，拥抱和享受这美丽城市的风貌。所有的人都欣然参与。我们一行十几二十人，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家满意的咖啡馆，可是这里的咖啡馆十一点就打烊了。那位在莫斯科请我喝酒的团友说，他勘查过地形，知道有一家酒吧一定还开着。我们跟着他走。那家店是在巷子的尾端，墙上挂着蓝色光管做的英文招牌“club”。因为实在太累，大家也不计较太多就都坐了下来。我请那位团员帮我点在莫斯科那个“幸福的夜晚”一样的红酒、色拉米、火腿和芝士。等了好久好久东西都没来，于是我把袋子里的花生洒在桌上请大家吃，花生吃完了东西还没来。大家又渴又累，只见前面桌两位美女不知道在喝什么，烟雾缭绕的。我按捺不住，决定自己去拿饮料。原来要走到楼下去点，我和好友走下阴暗的阶梯。地下室中间是舞池，舞池上吊着玻璃镜片的大圆球灯，反射出一道道光束，就像六七十年代的小舞厅。时间还早，舞池没人，我们穿过舞池到酒吧前，跟酒保要水，他不懂英文，问坐在旁边的两个男人，我这才发现这些人黑黑干干瘦瘦不像本地人。我们比手画脚地沟通，结果两人各抱八瓶水上去，还点了啤酒和水烟，那水烟就是刚才两个美女抽的。几大杯的啤酒上来了，我们大家分着喝，啤酒格外地清凉可口。两瓶水烟上来了，一瓶有苹果味加红酒，一瓶是芒果味加红酒。没有人知道怎么抽，那侍者帮我们点上火，一人发一个透明烟嘴，教我们深深地吸一大口气然后吐出来。我们各自拿着自己的烟嘴吞云吐雾，吐出来的真像大朵大朵的云和雾，而且真的有水果和酒味，清凉极了。 等到东西上来了，我们已经没有兴致吃了。因为感觉这家店怪怪的，不想签卡以免节外生枝，但是他们不收美金，要我们去街角的银行换。三更半夜又人生地不熟怎么敢去银行换，身上卢布又不够。因为不好意思，我跟好友和她媳妇三人走到街上，在昏暗的巷尾把身上所有的卢布凑起来，付了酒钱。其实我们这样做实在危险，白天一个团员才被扒了皮箧子。 我与美满 半夜一点多天空才不情愿地暗下来，我们沿着涅瓦大街走回酒店，街上的人还是很多很热闹，走在我们前面的两位高个儿年轻美女，穿着超短迷你裙和迷你短裤。我们发现路边有一部白色小轿车，车上下来一个其貌不扬的男人，跟那两位妙龄女子搭讪，另一个男人驾着小轿车一路慢慢跟着。我很担心那两个女孩被搭上，上了陌生人的车。我紧盯着他们，还好，小姐没上当。 我一直耿耿于怀刚才的客没请好，朋友劝我不要介意，她说大家抽水烟很开心，这也是旅行难得的经验。确实，我不应该执着于寻找过去的幸福而错失了当下的幸福。人生充满了无常，这也算是无常啊。大宝法王说过，“无常是机会也是希望”。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在那晦暗的陋巷里所经历的事，在繁华大街上所看到的风情，何尝不让这次的文化之旅增添了戏剧性的效果？ 美满回到台湾，第二天就进了手术室，听说手术顺利美满。 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梦醒也美好 我与艾妮塔 几天前女儿嘉倩郑重其事地向我要一张签名照，送给同学的妈妈，说这位母亲得了癌症，而她一生中最大的心愿是拥有我的亲笔签名。我即刻dhl一张照片和一本我写的书《窗里窗外》到台湾给她，照片后面写着： 人说人生如梦 梦醒时或在另一个国度 祝福你 梦里是美梦 梦醒也美好 前阵子看了一本书《死过一次才学会爱》，叙述一个病人经历四年淋巴癌的蹂躏，于二零零六年二月二日死亡之后又再回到人间的亲身经历。她这样形容死亡：“这不是一种到了另一个地方的感觉，反而比较像是苏醒过来，感觉就像是大梦初醒。感受到宇宙间充满着爱，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这样的我，没有躯体，没有任何生理上的残迹，但是我纯粹的本质依然存在，这就是永恒，仿佛我一直都在，而且将永远存在，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不受躯体的限制，可以穿梭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空间。我是一种纯粹的能量，可以诠释为灵魂或精神，它比身体庞大许多。”我惊讶地发现，她所形容的死亡竟然跟两千多年前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不谋而合，苏格拉底不畏惧死亡，用生命来证明灵魂是永恒的存在而身体只是它暂住的房子。 《死过一次才学会爱》作者是艾妮塔·穆札尼，她是生长在香港的印度女子，家庭保守，父亲管教严格，学校毕业后父母要她依循印度传统，做个贤良淑德的家庭主妇，多次为她安排相亲，结果决定让她和一个只见过两次面的印度男子订婚。由于自己是追求梦想的人，她经过痛苦的挣扎，终于决定悔婚，因为达不到父母的要求而感到内疚。她最好的朋友得了癌症，眼看着好友的身体受癌症吞噬的痛苦感到无比的恐惧，没多久自己也被医生诊断出得了淋巴癌，经过死而复生，她用两个字总结得癌症的原因—“恐惧”。 二零零六年三月九日紧急送医治疗的五个星期后，她已出院回家了。如果没有医院的病历，很难相信，一个病入膏肓的癌症患者，去到另一个世界再回来，短短数月竟然不药而愈。她的疗愈是因为放下，抛开了她的恐惧，接纳自己并让自己本身成为爱。美国肿瘤科柯耀冰医生（dr. peter ko）对这宗癌症自动痊愈的病例很感兴趣，专程安排一趟香港之行和她在养和医院碰面，并仔细研读她的病历，他透过电邮将这份报告寄给媒体和参加研讨会的医界人士，也证实了艾妮塔并非信口开河。 每当发现一本好书，我总爱跟大家分享，买了很多本《斐多》和《死过一次才学会爱》，送给朋友，让大家对照苏格拉底和艾妮塔关于死亡的诠释。 艾妮塔住在香港，刚巧我的朋友认识她的朋友，于是我迫不及待地约她见面。我们约在ifc大楼的日本料理店，席间有她的先生、我的两个女儿、几位好朋友，其中一位朋友正在和癌症搏斗。我给她的见面礼是一本英文版的《斐多》和我自己写的书。她个子不矮，一头黑色鬈发，皮肤略黑，身材略胖，五官轮廓很深，是一个好看的女子。一排长桌，我坐在她正对面，两人专注地交谈，她整晚保持微笑并温柔地回答我的问题，微突的眼睛射出的两道光芒却把我震慑住了。书上说她在另一个世界见到她死去的好友和父亲，环绕着她的是无条件的爱与接纳，原因无他，只因为她的存在，那是一种美好。但是她选择回到人间，她想把她的经历和体悟跟世人分享。她认为导致她罹癌的是情绪与心理因素，希望人们可以减少甚至消除致病几率。 我问她还能感觉到父亲的存在吗？她说她的父亲正在她身后。我问她现在最想做的是什么？她说希望做到两件事，一是教育，希望不要强迫和限制孩子们的学习，让他们快乐地做自己；一是医疗方面，希望医生除了治病更要多关注病人的心理状态。 达赖喇嘛说人们惧怕死亡，是因为不知道死亡是怎么回事，如果死亡就如艾妮塔形容的这么美好，那还有什么好怕的，不如好好地把握当下，活出自己的价值。 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小秘书 夕阳西下，金黄色的日光从窗外射在金黄色的木板地上，我懒洋洋地斜倚在小客厅的沙发床上，和女儿爱林闲聊，小秘书推门进来，神情异样，我望着她等她说话，“邢太，我下个月就不做了。”我从沙发上弹起大叫：“不会吧？”女儿见我反应过大：“妈妈，人家有老公，需要多一点时间陪他嘛。”我苦着脸理直气壮地嚷着：“她是我女儿来的嘛，我当她是女儿，以为她永远不会离开我。”我就像《谁搬走了我的乳酪》里面的一个小人物“犹豫”一样，犹豫一直没有察觉日益减少的乳酪，所以没有再去寻找新的乳酪，等到乳酪吃完了，才诧异地不能接受事实。爱林见状不妙马上逃之夭夭。小秘书怯生生地多谢我对她多年的照顾，并说：“对方不嫌弃我的学历，下班之后供我补习功课，我想自我增值，学聪明点，我很期望打朝九晚五的工。”人各有志，我虽然不舍，也只好祝福她，嘱她不要再那么大头虾，希望她在那边工作愉快，如果想回来随时欢迎。等她一出房门，我脸上两行泪水就不停地往下流。 记得第一次见她，是我先生的秘书带着两个新来的秘书见我，她是其中之一。我们在香港仔游艇会的咖啡厅见面，她因为太殷勤地招呼我，反倒把我的碗和汤匙弄得东倒西歪咣当咣当响，但是我第一眼见她就对她感觉有一种莫名的好感和缘分。时光飞逝，一眨眼就是八年。八年前我们全家到海南岛度假，先生的大秘书带了几位新请的小秘书，阵容浩大。几天后，先走一批人，我和狄龙、陶敏明后走，留下她一个照顾我们。几天下来，我见她人很单纯、样子清秀、又很勤力，回港后立刻跟老公挖角。从此展开了小秘书和我的宾主关系。 小秘书从来不给人脸色看，永远是笑脸迎人，她上班的时间没有特别规定，可以自己决定，只要把我放在心上就好，没什么事也可以不来，但是我每天起床必定见到她，她永远在我身边守候着我，只要叫她的名字，她就出现在我眼前。第一天上班剪了个青霞头，发型跟我一模一样，服装素净，永远黑衬衫、黑长裤配一个大黑包，那大黑包像百宝箱，要什么有什么，我咳了，金嗓子喉片马上送到眼前，纸巾、矿泉水、首饰包、洋伞……难为了她背那么重的包包满街跑。唯一让我伤脑筋的是她太大头虾，搞不清方向，常让我走冤枉路，有时更是错得离谱。记得有一次我拿了一大把没数过的澳币上车，因为要在车上化妆，就塞到她手里让她数，车停到银行门口，她很肯定地说：“一千张。”就忽忽地走入银行，我以为她会告诉我确实的数目。一千张是多少？心想有那么多张么？她存了钱回来抱歉地说刚才数错了，原来她多算了几百张，她怯怯地说：“邢太，你千万不要炒我。”我不但没有生气，反倒觉得她傻得可笑。老实说，这八年我从来没有要炒掉她的念头，全家都当她自己人。 回想这些年，学会写电话的短讯是她教的，学会用电脑也是她教的。刚开始写文章用稿纸写，她帮我一个字一个字输入电脑后印在纸上，我删改之后再由她传给报社。那几年经常是我写到天亮，她白天打印，我下午起床后修改，她晚上寄出。 这些年里每天起床都是她叫醒我，每次出门，都是她在前面带路我在后面跟，电话号码记不得就问她，自己所有的大小事她都一手打点，最让我佩服的是，搬家这么复杂繁琐的事，她竟然可以轻轻松松几天搞定，丝毫不用我操心。 六月四号是她工作的最后一天，也是她的生日，我们特别为她订制了生日蛋糕，为她庆贺跟她送行，唱生日快乐歌时，我见大女儿嘉倩一边笑着一边流眼泪，她不好意思地用手指把眼泪抹掉，笑着说：“我很不舍，也为你开心，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眼泪会一直流。” 回想每次带她出国旅行，老外都以为她是我女儿，连大宝法王都说她前世是我女儿，可不是嘛，十年修得同船渡，八年在一起的缘分，不知道得修多少年呢？ 我与张薇 小秘书 夕阳西下，金黄色的日光从窗外射在金黄色的木板地上，我懒洋洋地斜倚在小客厅的沙发床上，和女儿爱林闲聊，小秘书推门进来，神情异样，我望着她等她说话，“邢太，我下个月就不做了。”我从沙发上弹起大叫：“不会吧？”女儿见我反应过大：“妈妈，人家有老公，需要多一点时间陪他嘛。”我苦着脸理直气壮地嚷着：“她是我女儿来的嘛，我当她是女儿，以为她永远不会离开我。”我就像《谁搬走了我的乳酪》里面的一个小人物“犹豫”一样，犹豫一直没有察觉日益减少的乳酪，所以没有再去寻找新的乳酪，等到乳酪吃完了，才诧异地不能接受事实。爱林见状不妙马上逃之夭夭。小秘书怯生生地多谢我对她多年的照顾，并说：“对方不嫌弃我的学历，下班之后供我补习功课，我想自我增值，学聪明点，我很期望打朝九晚五的工。”人各有志，我虽然不舍，也只好祝福她，嘱她不要再那么大头虾，希望她在那边工作愉快，如果想回来随时欢迎。等她一出房门，我脸上两行泪水就不停地往下流。 记得第一次见她，是我先生的秘书带着两个新来的秘书见我，她是其中之一。我们在香港仔游艇会的咖啡厅见面，她因为太殷勤地招呼我，反倒把我的碗和汤匙弄得东倒西歪咣当咣当响，但是我第一眼见她就对她感觉有一种莫名的好感和缘分。时光飞逝，一眨眼就是八年。八年前我们全家到海南岛度假，先生的大秘书带了几位新请的小秘书，阵容浩大。几天后，先走一批人，我和狄龙、陶敏明后走，留下她一个照顾我们。几天下来，我见她人很单纯、样子清秀、又很勤力，回港后立刻跟老公挖角。从此展开了小秘书和我的宾主关系。 小秘书从来不给人脸色看，永远是笑脸迎人，她上班的时间没有特别规定，可以自己决定，只要把我放在心上就好，没什么事也可以不来，但是我每天起床必定见到她，她永远在我身边守候着我，只要叫她的名字，她就出现在我眼前。第一天上班剪了个青霞头，发型跟我一模一样，服装素净，永远黑衬衫、黑长裤配一个大黑包，那大黑包像百宝箱，要什么有什么，我咳了，金嗓子喉片马上送到眼前，纸巾、矿泉水、首饰包、洋伞……难为了她背那么重的包包满街跑。唯一让我伤脑筋的是她太大头虾，搞不清方向，常让我走冤枉路，有时更是错得离谱。记得有一次我拿了一大把没数过的澳币上车，因为要在车上化妆，就塞到她手里让她数，车停到银行门口，她很肯定地说：“一千张。”就忽忽地走入银行，我以为她会告诉我确实的数目。一千张是多少？心想有那么多张么？她存了钱回来抱歉地说刚才数错了，原来她多算了几百张，她怯怯地说：“邢太，你千万不要炒我。”我不但没有生气，反倒觉得她傻得可笑。老实说，这八年我从来没有要炒掉她的念头，全家都当她自己人。 回想这些年，学会写电话的短讯是她教的，学会用电脑也是她教的。刚开始写文章用稿纸写，她帮我一个字一个字输入电脑后印在纸上，我删改之后再由她传给报社。那几年经常是我写到天亮，她白天打印，我下午起床后修改，她晚上寄出。 这些年里每天起床都是她叫醒我，每次出门，都是她在前面带路我在后面跟，电话号码记不得就问她，自己所有的大小事她都一手打点，最让我佩服的是，搬家这么复杂繁琐的事，她竟然可以轻轻松松几天搞定，丝毫不用我操心。 六月四号是她工作的最后一天，也是她的生日，我们特别为她订制了生日蛋糕，为她庆贺跟她送行，唱生日快乐歌时，我见大女儿嘉倩一边笑着一边流眼泪，她不好意思地用手指把眼泪抹掉，笑着说：“我很不舍，也为你开心，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眼泪会一直流。” 回想每次带她出国旅行，老外都以为她是我女儿，连大宝法王都说她前世是我女儿，可不是嘛，十年修得同船渡，八年在一起的缘分，不知道得修多少年呢？ 我与张薇 灵感空白 灵感空白 四月初澳洲度假回来，一进门就找礼拜六的《明报》“明艺”版和礼拜天的《苹果日报》“苹果树下”版，这两个版面有许多好文章，是我每个礼拜必看的，看完还舍不得丢。如果我不在香港，工人也会帮我留着。回来那天，房间里找不到近期的这两份报纸，却发现满屋子堆积着许多过去的“苹果树下”和“明艺”，霎时惊觉怎么一个礼拜一个礼拜过得这么快。 看完“苹果树下”董桥的文章，打个电话跟他问好，他跟我说他要退休了，想静心看书写书，给自己一个优雅的空间，“苹果树下”这个版面将会停掉，他的专栏也不写了，四月底就完全退出《苹果日报》，他称这是“裸退”，意思是完全退出，要我通知金圣华。我和圣华怅然若失，仿佛我们的文字都将变成流离失所的孤儿了。 二零零八年九月我正在写《重看东邪西毒》，圣华介绍我与董桥夫妇认识，转眼间五个多年头。五年多前我在海南岛度假，马家辉打电话给我，说他刚和董桥吃完晚饭正开车回家，他说席间董桥翻阅他的新书《爱恋无声》，夸赞我给他的序写得好。我这个初生之犊能够得到文学大师的青睐，高兴得惊叫，心想如果有机会跟他学写散文那该多好。 其实我应该称呼他老师的，也应该称呼金圣华、龙应台教授的，但是他们都坚持我叫他们名字，直呼名字也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现在我跟他们都成了朋友，常常暗自庆幸能有这么多亦师亦友的好朋友。 记得第一次跟董桥见面，他赠我的金句，让我豁然开朗，文章大有进步。因为之前最让我苦恼的是文章写到最后不知道怎么收尾，总以为“起”、“承”、“转”、“合”，最后的“合”是要完美的总结。董桥说你爱在哪儿停就在哪儿停，不用管那么多。并指点我即使只是看窗外的景色都可写六百字。从此文章写完，必定追着他讨教，有时一天打好几个电话，堂堂一位《苹果日报》社长，可能被我追得连气都喘不过来了。 在电话中和圣华慨叹时间过得快、世事变迁多，突然间我和她异口同声地说：“咦……我们还有一个‘家’在《明报》的‘明艺’版，每个月在那经营一千字。” 说到专栏，虽说一个月交一篇，感觉上刚写完一篇，没多久又被催稿了，每到这时候总是又喜又忧，喜的是自己不用靠写稿吃饭，一个字不到一块钱，我怎么养家活口啊。忧的是怕写不出来交不到稿，每到催稿的时候就唉声叹气，还好朋友和女儿都跟我打气，帮我出主意。文章写好要先过了金圣华这一关，还不惜工本打长途电话到上海、洛杉矶跟朋友研究，总是一改再改。 杨凡优哉游哉地在土耳其度假，天天接到我的电话，跟他诉苦说没有灵感写不出东西。最后他说：“你就写你写不出来的感觉嘛！好！现在马上挂了电话开始写，周围的小精灵会来帮你的，只要你开始动笔灵感就来了。” 灵感这东西真奇怪，我靠在床上，拿起床头的ipad，从四五点一路写到早上九点，居然成了。 估计九点董桥应该起床了，打电话跟他道早安，主要是问他介不介意我写他裸退的事，他说可以。回想在“苹果树下”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仙人》，现在董桥可以按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优雅自在的仙人生活，愈想愈为他开心。 二零一四年四月十八日 小林，加油! 几个月前，专程飞去台北，观赏赖声川导演的八小时舞台剧《如梦之梦》，之后大伙儿到“橘色”吃火锅宵夜。刚进门，有一位男士上前问我，林命群先生可不可以进来打个招呼，他是上车正要离去，而我刚好下车到达，所以礼貌地请司机先来问话。小林是相识多年的故友，二三十年没见了，他是中泰宾馆创办人林国长先生的长孙。 中泰宾馆重新建设，引进了国际名牌文华酒店。这次和小林偶遇，他请我为台北文华东方酒店做开幕剪彩嘉宾。忆起那些年我在中泰宾馆的日子，为朋友、为缅怀过去、为见证国际名牌酒店在台湾的发展，我和“行政院副院长”毛治国、台北市长郝龙斌和林命群先生大剪一挥，除旧布新。 高中时期，时髦的同学张俐仁就带我到中泰宾馆游泳和吃蒙古烤肉。记得宾馆大厅的正中央挂着一幅男士照片，耳垂又大又长，我们时常伫足欣赏，赞叹这么大耳垂的人命一定好，那是宾馆的创办人。 中泰的泳池是当时台湾最高级的公众游泳池，许多帅哥、美女、明星、名人都会聚集在池里、池边或草地上享受夏日的风情，我曾经在这儿和同学、朋友消磨了不少快乐时光。许多年后，自以为泳术高超，有一次遇到当时的“立法委员”赵少康，自告奋勇要跟他比赛游泳。第一趟比赛自由式，我一口气没有呼吸游到终点，赢了他一大截，很高兴。第二趟蛙式竞赛，我又憋一口气游，以为肯定赢了，没想到输了，池边做裁判的教练指导我蛙式不能憋气，一定要换气才会快，我从此蛙式不憋气。后来林命群在宾馆开了一间disco“kiss”，简直盛状空前，人潮涌涌，那是夜间潮人醉舞狂欢的好去处。有一晚我和朋友四人挤进舞池跳舞，舞到一半发觉周围的人都不跳了，一圈圈围着我们看。舞池强光配合快节奏的音乐一亮一暗一亮一暗的，周围一张张脸也一明一暗一明一暗，仿佛电影的无数停格镜头，我们被淹没在人潮里，感觉十分蒙太奇。一直以为台湾那段昏天黑地的轧戏日子，仿佛没有什么日常生活，这会儿记起曾经有过这样的日子。 车停在台北文华东方酒店，下了车，抬头一望，仿佛到了欧洲，那是法式雄伟的建筑。小林带我们参观客房、餐厅、泳池、spa，眼睛所接触到的地方都有品位、都是艺术，偶尔看到墙上的书架摆着一排排的书，更增添了书卷气。这里的装修是我最喜欢的欧美二十年代和现代的结合。惊奇地发现房间里的窗帘，往外一拉它就自动打开，往里一合就自动关上。光着脚走进浴室，脚踩的大理石地上竟是温热温热的。住过不知多少五星级七星级酒店，从来没住过窗帘是这样开、浴室的地下有热管的。洗完澡穿上睡衣就卷进雪白膨膨的枕头和被子里，经常失眠的我，埋在里面竟然一觉到天亮。因为睡得早起得也早，凌晨六点躺在床上居然听到自己噗通、噗通的心跳声，原来这里的房间如此安静。 林命群花了七年时间，付出不少心血，打造了这座世界级的酒店，他体贴地为顾客设想周到，整体空间豪华之余，仍不失典雅的气质，实在令我惊艳。 我一向以为把一座酒店做得像一件艺术品，就真的需要钞票以外的东西了，小林，加油！ 二零一三年五月十八日 左起：台湾“行政院副院长”毛治国、我、台北市长郝龙斌、林命群 不舍 依依不舍，依依不舍。二零一零年的六月四号，我这株小草以一篇《仙人》开始，在“苹果树下”和许多好朋友及一些杰出的作家，在大家长董桥的呵护下各“书”己见。 二零一四年的四月二十七日，是大家分手道别的日子，“苹果树下”这版将从此告别《苹果日报》。董桥说：“你毕业了，可以戴方帽子了。”直到今天我都没搞懂作者跟报社的关系，每次写完稿请大家长指点后，他都说：“这个礼拜天登。”我就顺理成章地上了“苹果树下”，到礼拜天刊登的日子又兴高采烈地买十几份寄给各方好友。 “苹果树下”就像一个大家庭，里面的作家都是家庭的一分子，他们跟你分享他们的思想，他们所知道的人、事、情。还记得邵绡红写抗战时期美国女作家项美丽冒生命危险帮她父亲邵洵美搬家，在大卡车从沦陷区到上海租界中间的一座桥上，被日本兵拦截盘问的惊心动魄画面。还记得杨凡写张大千送给张夫人的《忆远图》，上面题的字“云山万重，寸心千里”。还记得顾媚写画家赵无极的前妻朱缨自杀身亡前给她的最后一封信，只有凌乱的七个字“一片冰心在玉壶”。还记得金圣华写傅雷曾说的“赤子之心，永远不老”，文中并提到“文革”初期傅雷夫妇不堪受辱，以死明志，双双自尽前还留下现钞五十三点三元作为他们的火葬费。还记得……这许许多多的记忆丰富了我的生命。 董桥经常写他收藏的文玩字画、旧书装帧，文章不分段落，我总是一口气读完，虽然不容易懂，有时重看一两次，每看一次都有新的得着。 被退过一次稿才知道大家长不是来者不拒，有一篇以拟人法写婚纱，用婚纱做第一人称，题目是《婚纱历险记》。董桥说good try但吃力不讨好，从此《婚纱历险记》就被打入冷宫。好友怕我气馁安慰我：“没有一个作家不被退稿的，这表示你是个作家。”我不但不气馁反而特别高兴，这表示董桥以前对我文章的赞赏是真的，同时也免了我献丑。我回了一封简讯：“我知道你会看着我的。谢谢！”他写道：“不过是一篇文章而已，偶然一篇不满意，改写一篇不就完了。对不？”大家长以为我会失望，怕打击到我的信心，其实我倒觉得被退稿的经验蛮好。 在“苹果树下”的大家庭里，大家长永远在右上角，小草永远在左上角，杨凡永远在左边中间占据一大片版位，把所有作家都挤得周围散去，我取笑他是大肚子。 树下消磨了不少温馨愉快的日子，没想到现在是互道珍重、各奔前程的时候。 后会有期。 小林，加油! 几个月前，专程飞去台北，观赏赖声川导演的八小时舞台剧《如梦之梦》，之后大伙儿到“橘色”吃火锅宵夜。刚进门，有一位男士上前问我，林命群先生可不可以进来打个招呼，他是上车正要离去，而我刚好下车到达，所以礼貌地请司机先来问话。小林是相识多年的故友，二三十年没见了，他是中泰宾馆创办人林国长先生的长孙。 中泰宾馆重新建设，引进了国际名牌文华酒店。这次和小林偶遇，他请我为台北文华东方酒店做开幕剪彩嘉宾。忆起那些年我在中泰宾馆的日子，为朋友、为缅怀过去、为见证国际名牌酒店在台湾的发展，我和“行政院副院长”毛治国、台北市长郝龙斌和林命群先生大剪一挥，除旧布新。 高中时期，时髦的同学张俐仁就带我到中泰宾馆游泳和吃蒙古烤肉。记得宾馆大厅的正中央挂着一幅男士照片，耳垂又大又长，我们时常伫足欣赏，赞叹这么大耳垂的人命一定好，那是宾馆的创办人。 中泰的泳池是当时台湾最高级的公众游泳池，许多帅哥、美女、明星、名人都会聚集在池里、池边或草地上享受夏日的风情，我曾经在这儿和同学、朋友消磨了不少快乐时光。许多年后，自以为泳术高超，有一次遇到当时的“立法委员”赵少康，自告奋勇要跟他比赛游泳。第一趟比赛自由式，我一口气没有呼吸游到终点，赢了他一大截，很高兴。第二趟蛙式竞赛，我又憋一口气游，以为肯定赢了，没想到输了，池边做裁判的教练指导我蛙式不能憋气，一定要换气才会快，我从此蛙式不憋气。后来林命群在宾馆开了一间disco“kiss”，简直盛状空前，人潮涌涌，那是夜间潮人醉舞狂欢的好去处。有一晚我和朋友四人挤进舞池跳舞，舞到一半发觉周围的人都不跳了，一圈圈围着我们看。舞池强光配合快节奏的音乐一亮一暗一亮一暗的，周围一张张脸也一明一暗一明一暗，仿佛电影的无数停格镜头，我们被淹没在人潮里，感觉十分蒙太奇。一直以为台湾那段昏天黑地的轧戏日子，仿佛没有什么日常生活，这会儿记起曾经有过这样的日子。 车停在台北文华东方酒店，下了车，抬头一望，仿佛到了欧洲，那是法式雄伟的建筑。小林带我们参观客房、餐厅、泳池、spa，眼睛所接触到的地方都有品位、都是艺术，偶尔看到墙上的书架摆着一排排的书，更增添了书卷气。这里的装修是我最喜欢的欧美二十年代和现代的结合。惊奇地发现房间里的窗帘，往外一拉它就自动打开，往里一合就自动关上。光着脚走进浴室，脚踩的大理石地上竟是温热温热的。住过不知多少五星级七星级酒店，从来没住过窗帘是这样开、浴室的地下有热管的。洗完澡穿上睡衣就卷进雪白膨膨的枕头和被子里，经常失眠的我，埋在里面竟然一觉到天亮。因为睡得早起得也早，凌晨六点躺在床上居然听到自己噗通、噗通的心跳声，原来这里的房间如此安静。 林命群花了七年时间，付出不少心血，打造了这座世界级的酒店，他体贴地为顾客设想周到，整体空间豪华之余，仍不失典雅的气质，实在令我惊艳。 我一向以为把一座酒店做得像一件艺术品，就真的需要钞票以外的东西了，小林，加油！ 二零一三年五月十八日 左起：台湾“行政院副院长”毛治国、我、台北市长郝龙斌、林命群 法王与你交心 大宝法王与我 那是个难忘的经历，令人震撼。 五年前，我有缘在印度新德里拜见大宝法王。大宝法王于一九九二年六月，被认证为藏传佛教噶玛噶举传承的最高领导者—第十六世噶玛巴让炯日佩多杰的转世，成为第十七世大宝法王。那年他八岁。他十四岁从西藏出走前往印度，此举震惊世界，自此成为世界级精神领袖，带领为世界和平而祈愿的噶举大祈愿法会，推动环保等社会行动，并致力于保存西藏文化。法王目前居住于北印度达兰色拉附近的上密院，每年有成千上万来自全球各地的访客前去朝圣。 我们一行十数人拿着护照，通过安检，进入法王入住的酒店套房小客厅。一进门，霎时感到地在动，又有点耳鸣。法王穿着密宗的藏红色僧服，坐在窗前的位置上，因为背光，看起来像是一座巨大的影子，他黑白分明的双目却闪耀着明亮的光芒。法王为每人戴上白色的哈达，以示祝福。 大伙儿蹲跪在法王跟前，这时飞来两只黑色的鸽子，站在窗外的栏杆上，望过去恍如停在法王的肩头，守护着法王。法王撑了撑眼镜，嘴里发出一个声音，感觉就像是龙在叹息，仿佛有万千的感伤和肩负着沉重的压力。 大家屏住呼吸等待法王开示，法王看了看大家：“你们怎么不说话？”我感恩地说：“法王，我们真是何其幸运，别人经过千山万水，长途跋涉，我们却能顺利地与您见面。”因为我之前与朋友谈到梦里见到离世的母亲，她总是郁郁寡欢、愁眉不展，朋友见我忧虑，提议我请教法王。由于当时感受到法王慈悲的能量，我褪下了层层无形的武装外衣，跟法王真心倾吐母亲一生为忧郁症所困、饱受痛苦和煎熬的情形。 法王非常关心，听完即刻闭上眼睛，我知道他正用“心”在看。室内寂静无声，过了好一会儿他睁开眼睛：“你母亲确实不开心。”然后他说：“你快乐，她就快乐。”我悚然一惊，眼泪不住地往下淌，母亲病重时确实曾经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房里的人听了也跟着饮泣。法王像哄孩子一样：“好了，大家不要哭啦。”他要我把母亲的名字给他，他将会在菩提迦耶的法会上为母亲祈福。临走的时候他跟每一个人握手，当他握住我的手、定睛地看着我时，我震住了，那眼神就像透过时光隧道贯穿着千年的智慧。那年他二十三，转世的年龄是八九八岁。 今年法王二十八，转世年龄九零三岁。他的新著《崇高之心》，文字深入浅出、简单明了，你绝对想象不到以他肉身的年龄，竟像智慧老人一样，涉猎的范围如此宽广而有深度。他不谈宗教，不以精神领袖自居，不说你该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的大道理。他真心诚意地跟你交心，就像是你的朋友，跟你分享他的童年往事，他成长的经历和从中悟到的道理。他无所不谈，有健康的人际关系、心灵之道、永续的慈悲、化解冲突、保护环境、食物正义……法王在书中说，佛陀以他自身的智慧在他自己身上探索生命的意义。他谦卑地说他是佛陀的追随者，向往追随佛陀的脚步。其实他何尝不是以自身的智慧，在他自己身上探索生命的意义。 看完《崇高之心》，我合上书本，心想，读此书正是跟随着智者的脚步。如果你在人生的旅途中失去了方向，找不到正确的价值观，打开《崇高之心》就会找到答案，你会探索到原本已存在自己内心的慈悲。而在寻找探索的过程中，你已经不知不觉走上了智慧的旅程。 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九日 我与邢嘉倩 老师的声音 认识蒋勋是先认识他的声音。朋友送了由他导读《红楼梦》的盘片给我，我听得入了迷，心想怎么会有那么好听的声音？《红楼梦》这本家喻户晓的古典文学名著，透过他那抑扬顿挫淳厚而富有磁性的声音，把我带入了曹雪芹浩瀚的文学世界。总喜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听他娓娓诉说大观园里的人、事、情。经过蒋勋的诠释和解析，《红楼梦》变得立体了，仿佛自己曾在大观园里待过，跟书里的人物似曾相识。听《红楼梦》能引我入梦，经常在半梦半醒间，房里还缭绕着蒋勋的声音。 后来听说蒋勋星期五在台北开讲《红楼梦》，我趁回台探望父亲的时候一定去听他的课。第一天上课，带了一张我曾经饰演过贾宝玉的《金玉良缘红楼梦》盘片，放在柜台转交给他，就坐在右后方不起眼的地方。那是在衡阳街一家书店的二楼，窗外可以看到“总统府”。蒋老师不急不徐地走到窗前坐下，优雅而有书卷味。那天讲的是宝玉的丫头晴雯。 宝玉听了晴雯喜欢撕扇子，便笑着把手中扇子递与她，晴雯果然接过来撕得嗤嗤响，二人都大笑，宝玉笑道：“古人云，‘千金难买一笑’，几把扇子能值几何！”…… 晴雯心比天高风流灵巧招人怨，终究落得被赶出贾府。宝玉去看她，她病里将左手上两根葱管一般的指甲齐根铰下交给宝玉，并将自己贴身穿着的一件旧红绫袄脱下，和宝玉的袄儿交换穿上…… 听得我如醉如痴，两小时很快就过去了。老师合上书本，我还意犹未尽，并因为过了一个有意义的下午而感到幸福。 知道蒋老师要以更文学的质感，重新出版《吴哥之美》，我到书架找出这本书，扉页上有老师的签名，日期是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日。是的，我是在零五年认识他的。因为太喜欢听他讲课，之后才又参加他带领的文化旅行团到吴哥窟。我带的唯一一本书就是《吴哥之美》。晚上读它，白天读他。一行二十人跟着他的脚步走遍吴哥窟。吴哥窟里几乎每个地方都留下了老师的声音。 我们每天流连在吴哥古城的废墟里，想象它曾经拥有的辉煌岁月和感叹如今的断壁颓垣。跟着老师浏览吴哥寺回廊的八百尺长浮雕，听他叙述刻在上面的神话故事。以虔诚朝圣的心情爬上许多通往寺庙又高又陡的千年巨石阶梯。最让我赞叹的是，阇耶跋摩七世晚年为自己建造的陵寝寺院巴扬寺，四十九座尖塔上一百多个大佛头，随着一道道黎明曙光的照射，一尊跟着一尊闪出慈悲静谧的微笑，那个微笑就是高棉的微笑。老师说《金刚经》的经文最不易解，但巴扬寺的微笑像一部《金刚经》。黄昏时候我们坐在高高的古寺石台上，看着太阳还没隐去月亮已经出现了的苍茫暮色。蒋勋带领的吴哥文化之旅，除了观赏古迹遗址，同时也是一种修行，是心灵的洗涤，是智慧的旅程，吴哥之旅因为有了他的导览而显得圆满。 听了蒋勋的有声书八年，跟他学了些对美的鉴赏和文学写作知识，他的声音能安定我的心，仿佛跟他很熟悉，其实见面并不多。很欣赏他进退应对的从容淡定，据他说是受母亲的影响。经常穿着棉制衣服，脚踩一双休闲鞋，颈上围着一条红围巾，举措之间颇有禅味。听说他经常念《金刚经》和打坐，我书房里有一幅他打坐四十五分钟后书写的墨宝“潮来潮去 白云还在 青山一角”，藏青和浅金装裱，清贵而有气质，字体很有弘一法师的风格。有一次好奇地问他，为什么讲了几小时的课声音还是那么清脆一点也不沙哑？他说他曾经学过声乐。老师说出来的声音好听，没有说出来的声音也好听，那是他的心声。在《吴哥之美》一书中，他以书信的方式，文学的笔触，介绍吴哥之美，也让我们听到他的心声，“吴哥窟我一去再去，我想在那里寻找什么？我只是想证明优秀的文明不会消失吗？而我的文明呢？会被以后的人纪念吗？或者，我们只有生存，还没有创造文明？吴哥窟是使我思考自己最多的地方。” 我总是陶醉在他的声音里，沉迷在他的文学、美学和思想的领域里，愿意做他永远的学生。 蒋勋墨宝 我相信 我相信世界上最珍贵的是真性情和真情意。 今年一月蒋勋钦点我为他出的文学旅游书《吴哥之美》写序，截稿日在二月底，我很高兴地答应了。心想写自己欣赏的人应该很容易。结果，起了几个头都不满意，经常写到第二段就写不下去，有时候对着ipad一个多钟头没写下一个字。在煎熬中和蒋勋通了许多短讯： 2013年2月20日 6:29 am “蒋老师我正在苦苦耕耘为你的书写序。青霞” 11:02 am “青霞费心了。希望青霞自在随缘不要有太大压力。” 2013年3月2日 5:56 am “蒋老师一直写不好，都快得忧郁症了。或者我把这篇不满意的作品传给你，你帮我删改加添一下。青霞” 7:20 am “青霞，我罪过了，让青霞有如此大压力，刚读《金刚经》一遍，为青霞定心祈福。蒋勋” 2013年3月3日 9:35 pm “老师，大致写好了，写了三天三夜，感谢赞美主，终于像样了，今晚再修饰一下，明天可以传给你，请你指点。” 9:44 pm “感谢，感谢，让青霞受累，很不安，好好休息一下。” 9:50 pm “最重要是文章见得了人和你喜欢。” 9:52 pm “青霞真诚即是可贵，还是多谢，好好睡一下，好吗？” 9:53 pm “今晚可以放心睡了。谢谢。” 9:54 pm “晚安。” 9:58 pm “没那么早，还要把七十七回听一听，补充文章里写到晴雯那段。放心，没事。青霞” 10:00 pm “谢谢，真的是晴雯补裘呵！” 10:01 pm “哈哈！” 11:03 pm “老师我还是先把今天的稿传给你吧。全身发软，明天再说。青霞” 11:08 pm “谢谢，赶快休息了。” 11:08 pm “看完可否给个回复。” 11:10 pm “一定，但是青霞先休息了，好吗？” 11:27 pm “好。” 11:27 pm “想到青霞在吴哥沙尘酷热中却一尘不染，我常跟朋友说，有人是神在护佑的。青霞下笔也如此，一尘不染，许多回忆都到眼前，要换我失眠了。谢谢青霞，平安。我要再读一次。” 11:29 pm “没让你失望我就安心了。” 11:29 pm “青霞认真，总是做到最好，只是太累了，赶紧休息，我还想再看一次。” 2013年3月4日 12:00 pm “文章有没有需要修改的？台湾和香港《苹果日报》星期日登。青霞” 2:19 pm “文章不用改，很完整。” 这篇文章的产生就像怀了难产的婴儿，终于生了出来，取名“老师的声音”。其实最后的助产士是我的女儿邢嘉倩。三月三号下午嘉倩走进我的洗手间，看到我坐在地毯上，半倚着矮沙发，手拿着ipad，地上打开一本《吴哥之美》和几本《红楼梦》，还有一地的纸张，她见我皱着眉头一脸苦相，狐疑地问我在干什么，我焦虑地说：“怎么办？怎么办？截稿的日期已过，答应人家的文章，到现在都写不出来。”读国际学校的她，中文程度有限，但她说：“姨姨，你念给我听，虽然我不会写，但我会听。”我念第一段，她皱着眉摇着头抿着嘴，一只手托着下巴：“很闷。”我忧虑地念第二段，念到“老师的声音能安定我的心”，她马上叫停并提示我：“你既然这么欣赏老师的声音，不如就拿这句做开头，会比较有力，然后整篇文章就围绕着老师的声音写。”一语惊醒梦中人，我感激地说：“谢谢你！谢谢你嘉倩！我现在知道怎么写了。”于是我从头开始写，两个小时之内完稿，总算松了一大口气。这篇是我写作以来最煎熬的一次。 2013年3月10日（星期日） 上午8点15分收到黎智英的简讯 “助理小姐，请告诉青霞小姐，我看她今天的文章《老师的声音》，看得也如醉如痴，恍若智慧的修行。谢谢。黎智英” 下午4点26分 “you made my day!” 下午4点45分 “我今晨看完你的文章也莫名地高兴。” 苦心经营的作品，能够跟大家分享我的想法有时产生共鸣，或许偶尔能对社会产生正面的影响，这是我写作最大的动力。后来在饭局中，黎问我：“你不觉得自己的文章受到大家的喜爱，那种快乐是金钱没法取代的吗？” 我忙说：“值得！值得！” 真的，那种快乐真的是金钱无法取代的。怀着一篇文章到生出来，这期间经过许多好朋友和女儿们的真情加油打气，我相信这些就是我最珍贵的资产，也是我最珍惜的。 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 我相信 我相信世界上最珍贵的是真性情和真情意。 今年一月蒋勋钦点我为他出的文学旅游书《吴哥之美》写序，截稿日在二月底，我很高兴地答应了。心想写自己欣赏的人应该很容易。结果，起了几个头都不满意，经常写到第二段就写不下去，有时候对着ipad一个多钟头没写下一个字。在煎熬中和蒋勋通了许多短讯： 2013年2月20日 6:29 am “蒋老师我正在苦苦耕耘为你的书写序。青霞” 11:02 am “青霞费心了。希望青霞自在随缘不要有太大压力。” 2013年3月2日 5:56 am “蒋老师一直写不好，都快得忧郁症了。或者我把这篇不满意的作品传给你，你帮我删改加添一下。青霞” 7:20 am “青霞，我罪过了，让青霞有如此大压力，刚读《金刚经》一遍，为青霞定心祈福。蒋勋” 2013年3月3日 9:35 pm “老师，大致写好了，写了三天三夜，感谢赞美主，终于像样了，今晚再修饰一下，明天可以传给你，请你指点。” 9:44 pm “感谢，感谢，让青霞受累，很不安，好好休息一下。” 9:50 pm “最重要是文章见得了人和你喜欢。” 9:52 pm “青霞真诚即是可贵，还是多谢，好好睡一下，好吗？” 9:53 pm “今晚可以放心睡了。谢谢。” 9:54 pm “晚安。” 9:58 pm “没那么早，还要把七十七回听一听，补充文章里写到晴雯那段。放心，没事。青霞” 10:00 pm “谢谢，真的是晴雯补裘呵！” 10:01 pm “哈哈！” 11:03 pm “老师我还是先把今天的稿传给你吧。全身发软，明天再说。青霞” 11:08 pm “谢谢，赶快休息了。” 11:08 pm “看完可否给个回复。” 11:10 pm “一定，但是青霞先休息了，好吗？” 11:27 pm “好。” 11:27 pm “想到青霞在吴哥沙尘酷热中却一尘不染，我常跟朋友说，有人是神在护佑的。青霞下笔也如此，一尘不染，许多回忆都到眼前，要换我失眠了。谢谢青霞，平安。我要再读一次。” 11:29 pm “没让你失望我就安心了。” 11:29 pm “青霞认真，总是做到最好，只是太累了，赶紧休息，我还想再看一次。” 2013年3月4日 12:00 pm “文章有没有需要修改的？台湾和香港《苹果日报》星期日登。青霞” 2:19 pm “文章不用改，很完整。” 这篇文章的产生就像怀了难产的婴儿，终于生了出来，取名“老师的声音”。其实最后的助产士是我的女儿邢嘉倩。三月三号下午嘉倩走进我的洗手间，看到我坐在地毯上，半倚着矮沙发，手拿着ipad，地上打开一本《吴哥之美》和几本《红楼梦》，还有一地的纸张，她见我皱着眉头一脸苦相，狐疑地问我在干什么，我焦虑地说：“怎么办？怎么办？截稿的日期已过，答应人家的文章，到现在都写不出来。”读国际学校的她，中文程度有限，但她说：“姨姨，你念给我听，虽然我不会写，但我会听。”我念第一段，她皱着眉摇着头抿着嘴，一只手托着下巴：“很闷。”我忧虑地念第二段，念到“老师的声音能安定我的心”，她马上叫停并提示我：“你既然这么欣赏老师的声音，不如就拿这句做开头，会比较有力，然后整篇文章就围绕着老师的声音写。”一语惊醒梦中人，我感激地说：“谢谢你！谢谢你嘉倩！我现在知道怎么写了。”于是我从头开始写，两个小时之内完稿，总算松了一大口气。这篇是我写作以来最煎熬的一次。 2013年3月10日（星期日） 上午8点15分收到黎智英的简讯 “助理小姐，请告诉青霞小姐，我看她今天的文章《老师的声音》，看得也如醉如痴，恍若智慧的修行。谢谢。黎智英” 下午4点26分 “you made my day!” 下午4点45分 “我今晨看完你的文章也莫名地高兴。” 苦心经营的作品，能够跟大家分享我的想法有时产生共鸣，或许偶尔能对社会产生正面的影响，这是我写作最大的动力。后来在饭局中，黎问我：“你不觉得自己的文章受到大家的喜爱，那种快乐是金钱没法取代的吗？” 我忙说：“值得！值得！” 真的，那种快乐真的是金钱无法取代的。怀着一篇文章到生出来，这期间经过许多好朋友和女儿们的真情加油打气，我相信这些就是我最珍贵的资产，也是我最珍惜的。 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 我与邢嘉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