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正操回忆录》 第1节:海城山村(1) 一九○五年一月(清光绪三十年冬)，我出生于辽宁省海城县唐王山后村。 当时正值日俄战争，日本和俄国为争夺东亚霸权，重新瓜分朝鲜和中国东北。战争持续一年多时间，中国人民遭到空前浩劫。俄国战败，后经美国斡旋，日本和俄国在美国的朴茨茅斯城签订和约，俄国承认朝鲜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将在中国辽东半岛(包括旅顺口和大连)的租借权转让日本，并割让库页岛南部给日本。 日俄战争，更加促使日本进一步发动对中国东北的侵略。 母亲生我的时候，为了免遭不测，把我藏到柴草垛里。日俄战争后，南满铁路归日本占有。在我的少年时代，目睹和经历了日本侵略者对家乡人民的压榨与杀害。南满铁路就在山后村西经过，我们家的菜地紧挨着铁路。乡亲们到村西种地，经过铁路时常常挨日本人的打骂。 海城地处松辽平原东部边缘，辽河下游左岸，辽东半岛北端。东有千山，西有浑河、太子河、辽河，东高西低，并由高向低形成山区、丘陵、平原、洼地的格局，自然条件很好，物产丰富，交通方便。南距营口三十公里，北距鞍山也是三十公里，离沈阳一百二十公里。古有“辽左重地”、“渤海奥区”之称，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今以“辽南粮仓”闻名。 山后村在海城南四公里的地方，唐王山北山脚下。唐王山是座小山，在南满铁路东侧，八里河南岸，东西长两公里，南北宽一公里，海拔一百三四十米。这里有很多传说，唐太宗李世民征东时，与薛仁贵在这山顶上下过棋。在我小的时候，听说山上还有棋子、棋盘、石锅和马蹄的印痕，几个石头棋子在棋盘上能滑动，就是取不下来。唐太宗脱下靴子抖落出来的土，形成了山顶上的这块平地，后人称为“脱靴顶”。后来，由于打石放炮，都给毁掉了。唐王山过去是一座荒秃的山，徒有许多美好的传说，却没给当地人民带来什么好处。现在，唐王山可成一座宝山了，整个山都是矽砂矿。矽砂是铸钢所需的一种优质造型砂，生产工艺简单，成本低，利润高，海城及各乡镇先后在这里建起了十几个矽砂矿。 据说我的祖辈是河北省清河县人，在明朝洪武年间，老哥俩靠卖豆腐维持生活。一天为支架倒塌的锅灶用了几块城墙上的砖，被官府得知，结果发配东北，就在海城唐王山后落了户。我的祖父是很贫苦的，给人家当长工。后来，靠修铁路挣了几个钱。晚年过继给叔叔，算是有了几亩薄田，成了自耕农。我的父亲吕名禹，兄弟四人，大排行老五。从年轻时就给人家赶大车，因为光靠种地难于维持生活。当车伙计，受雇于车主，冬闲时跑营口拉脚。后来赚了一点钱，就与同族兄弟合伙。入冬时买个大牲口，往返海城、营口拉货运客。开春种地的时候，就把骡马卖了，赚点脚钱，买个毛驴种庄稼。 我们兄弟姐妹七人，大姐比我大两岁，三个弟弟，两个妹妹。母亲家很穷，东山丁家沟人，为人精细善良，手很巧，吃苦耐劳，相貌俊秀，活到了九十多岁，人缘极好，很受乡里尊重。父亲搭伙计赶大车，好合伙喝几盅老酒，身材高大，不识字，性情豪迈粗鲁。母亲虽然也不识字，但思想开通，性格随和，解放后有时说笑话：“还是现在世道好，男女婚姻自主，要是在先也兴‘打八刀’(东北话离婚)的话，俺们全家都得离婚。” 我从小就好打抱不平，对看不惯的人和事就爱顶着来。三大娘为人老实厚道，就是因为连生几个女儿，遭奶奶嫌弃，让三大娘干粗活，养猪喂狗，母亲干细活，做针线。看三大娘在奶奶面前忍气吞声，我觉得不公平，常和奶奶顶嘴。奶奶偏心，重男轻女，时常偷着给我点好吃的，越是这样我越是顶撞她。她气急了打我，我就跑，边跑边喊：“你就是偏心眼……反正你追不上我!”有时我把老人家都气哭了，骂我：“不知好歹，没良心，我白疼你了!”我对奶奶一直有反感。 山后村当时有一百多户人家，大部分姓吕，有少数姓吴的。一条东西街，东街富，西街穷，我们家住在西街。孩子们打架，我是西街穷孩子的头。五六岁时就知道恨日本人，我们做游戏打仗，骑着秫秸当马，谁输了谁就装日本人。玩着玩着就真打起来了，有钱家的孩子欺负穷孩子，我就领着穷孩子和他们拼命打。 第2节:海城山村(2) 日本人不断加宽南满铁路路基，占地毁庄稼，受害人家敢怒不敢言。洼地长草，很茂盛，村里人放牧牲畜，被日本人碰上就毒打，有时把牲口打死，或是抢走。我的祖父、大伯过铁路时，都被日本人砍伤过。 一九一三年，我八岁的时候开始读书，就在唐王山后本村上小学。村边有条人行横道不准中国人走，中国人必须绕很远到平交路走大车道。有一次，我看见老师过铁路人行横道，被日本人用战刀砍得头破血流。当时我都气哭了。还有一次，门前小河涨水，水深行人难以过往，又不许中国人过桥。有个乡亲从桥上走过，碰到日本人，一刺刀挑死就推到河里了。眼看着父老乡亲被日本人凌辱、屠杀，我恨透了日本人，总想长大了可以当兵打日本，报仇雪恨。 我上小学时，已是民国时期，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提倡剪发，县里派督学来查。当时同学们都不敢剪，我早就想剪，可是家里不答应。就此我在班上第一个站出来，把小辫剪掉了，回到家奶奶一看，就骂起来。我提着剪下来的辫子，得意地抖落着说：“剪下来有啥不好，上边长满了虱子!”我为了剪辫子，成心不梳不洗，让它生虱子。 山后村小学的华荫南老师，他偏向东街地富子弟，叫一个有钱人家的孩子当班长，时常欺负西街的穷孩子。我不服气，就和班长打起来了。找老师去评理，他偏袒地主子弟，拉过我去要打手板，我气急了，也不知从哪儿来那股劲儿，把板凳条掀下来一根，狠狠揍了老师一下子。我知道惹了祸，撒腿就跑，不敢回家，就躲到河边壕沟里猫了三天。村里人河里、井里找遍了，到处找不到，都很着急，怕发生意外。因为我路过家门口时见到母亲，曾告诉她我藏在哪里，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母亲不声不响地每天给我送点吃的。村里人找不到我，老师也着慌了，都说只要找回来，可不能再打再罚了。母亲随即送信给我，说老师再不打了。这样，我才回到了学校。老师说，不打了，可是要罚我背书，让我背三篇古文：韩愈两篇《祭十二郎文》和《祭鳄鱼文》，欧阳修一篇《醉翁亭记》。要我温习一下，第二天背。当时我念了两遍后，自信地说：“我现在就背!”于是一口气一字不错地背了下来。华老师很惊奇，立即改变了对我的态度。爷爷和父亲都没念过书，所以对我念书很重视，每天下学后爷爷都要我背书，他不识字却严厉，我不敢糊弄他，只要一打“奔”儿，他就用烟袋锅子敲我的脑袋。我念书还没入门，怎么也背不好，常挨打。这次却非常流畅地背下来了。从此我在学习上一下就开了窍。以后华老师对我特别好，给我补课吃偏饭。 我在小学念了不到四年书，家里就供不起了。买一支铅笔要哭几次，才进城给买，有时靠大姐、母亲的体己钱买支铅笔。一九一六年冬我就辍学了。一九一七年初开学时，华老师认为我辍学可惜，他要我复课学习，由他为我补习国文、数学、英文等课，准备一年后，再由他送我免费入县立中学。我自己也想继续读书，即重新入学复课，农闲补课，农忙干活。复学的半年，家里买不起书，要是上中学更交不起饭费、书费，所以到下半年就又辍学了，在家干农活。 一九一八年春，我由华荫南老师介绍，到他家在海城北关开的裕德号缫丝(柞蚕)厂去学徒。学徒很苦，起早贪黑，干重活、杂活，时间长了，过于劳累得了肺病，吐过血。 在缫丝厂期间，有一次我在上工的路上，一进北关，有个卖吗啡、“白面”的日本浪人家的孩子，挡着路不让走，踢了我一脚。于是我揍了他一顿。这个孩子跑回去后，日本人就告起状来，告到缫丝厂，告到县政府。丝厂经理和县长都吓坏了，我站出来说：“是他先打的我，我的腿还被踢红了一块呢。”丝厂经理和县长听我说的在理，就向日本人解释说不怨我，这孩子干活挺老实，不惹急了他不会无故打人的。好说歹说，这件事总算过去了。 学徒时，我挤时间念书，抓着什么看什么，《千字文》、《百家姓》、《论语》、《诗经》、《古文观止》、《封神演义》、《东周列国》、《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如饥似渴地读了不少书。还坚持练字、打算盘，文化有提高。在农村讲究“说书”，谁讲我都去听。 在缫丝厂学徒将近三年，到一九二○年冬缫丝厂倒闭，经理是华荫南老师的哥哥，他将我介绍到海城车站附近一家粮栈学徒。到一九二一年春，因粮栈生意不好，我被辞退回家，在家种地。 兄弟姐妹长大起来，父亲对儿女的婚事当交易，做人情，在外面拉脚合伙喝酒时，说近乎了就给儿女订亲。他说一不二，母亲根本说不上话。我的几个姐妹长得都很俊气、灵巧，却都很不幸。大姐很能干，待我极好，她羡慕男孩子，对我说还是你们在外边好，走南闯北，女的活一辈子死时落块棺材板。二妹既漂亮又聪明，我参加直奉战争负伤，她用体己钱买东西到医院看过我，临走还留了几块钱给我。父亲给她找了个很不如意的丈夫，一直忧伤哀怨，终于得了肺痨病，死得很早。我对大姐、二妹的感情深，对她们的悲凄的命运，极为同情。 母亲温和仁慈，为儿女操劳一生。三弟贪玩，不好好念书，我打过他一次。母亲伤心地说：“我再苦再累，可也没打过你们谁一巴掌。”一九五○年即来京和我家老小住在一起，和全家、工作人员及其家属、邻居，都和睦相处。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勤劳俭朴的习惯，缝补、洗涮、种植，整天闲不住。在“文化大革命”中，她是非分明，对来家打砸抢的歹徒突然厉害起来，造反派到家里闹。我被关押后她回家乡，专案组又多次去调查逼供，她始终理直气壮地坚持说：“闹到多会儿，我这个儿子也是好人。在国民党时官不大，钱花不完，现在官大、事多，挣钱少。还是共产党好。国民党的官可好，大小都能捞，钱有的是。你们别跟着胡折腾，迟早会清楚的。”她对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新社会始终充满信心。身边工作人员和乡里乡亲，更加同情和尊重她老人家。 在我少年时代，就是痛恨侵略中国的日本人。入学时老师给起了个学名“正言”，我自己改为“正操”，意思是操练好了打日本。 正是怀着这样一个目的，十七岁那年我参加了东北军。 第3节:初入东北军 二初入东北军 一九二二年春，有一位素不相识的远亲，在张学良部下当军医。这位远亲介绍说，张学良的卫队旅是新式军队，重用识字的青年人。我从小就想当兵，以为扛上枪，就能打日本。经向家里说服，我就入伍了，在张学良的卫队旅一团三营九连当兵。 张学良从东北讲武堂毕业时，还不满二十岁，本来凭着张作霖的权势，想作高级军官是很容易办到的。但张作霖粗中有细，精于心计，为维系部下军心，并防止儿子滋长傲气，他让张学良从下层做起，先代理卫队第二营营长，实际领略军队生活。当然张作霖的主要目的，还是让张学良“见习”，以便担负重任。于是过了一段时间，便升任张学良为卫队旅第一团团长。当时陆军编制，一旅有两个团，一团有三个营，团长承上启下，工作重要而且繁忙。张作霖又派郭松龄为副团长，协助张学良料理一切。不久，张学良又升任卫队旅旅长，郭松龄仍然作副手。 郭松龄是沈阳人，北京陆军大学毕业，曾在广州从军。张作霖作奉天督军，重办东北讲武堂时，把郭松龄请来作教官。郭松龄从此与张学良朝夕与共，先是师生，后又一起执掌卫队旅、二六旅及一、三联军，郭松龄虽处于辅导地位，但始终担负具体工作。郭松龄思想比较进步，为把东北军从一支封建割据的旧军队改造成为新式的军队，费尽了心血，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卫队旅确实是当时的一支新军，服装整齐，器械精良，入伍者皆为精壮的青年，很有一股蓬勃朝气。副官长高尚志、参谋王琢如，全是留日士官生。谭海那时已作随从副官，刘鸣久作书记官。后来处于东北军新派领导地位的二六旅，就是由卫队旅演变而成，而张学良以及郭松龄也就成为东北军新派领袖人物。 卫队旅旅部原在沈阳小南门里，后迁入北大营。我入伍后是在哈尔滨驻防。约两三个月，因当时军队绝大多数是文盲，而我能读能写，营部书记长周白毛(外号)要我去给他当贴写，就是以一个士兵的名额到营部给书记长和军需长等抄写文件。下半年卫队旅旅部在部队招考文书上士，我考取了。于是我就到旅部副官处当上士。当时旅部还在沈阳城内，副官处长已是高纪毅。 我在卫队旅，不到两年时间，就离开那里考取了东北讲武堂。 第4节:考取讲武堂(1) 三考取讲武堂 在卫队旅旅部当上士期间，张学良看我的字写得不错，便推荐我考东北讲武堂。我于一九二三年冬考取讲武堂，为第五期。 上讲武堂后我学习很吃力，因为我只念过三年多小学，现在却要学几何、代数、三角及化学等课程，但我想办法努力补课，终于赶上了。同时，我还到青年会学习英语。 东北讲武堂主要培训军事人才。一九○六年，赵尔巽作东三省总督时成立的，只办了几期，因为改入民国，就暂时停办了。一九一九年，张作霖为增强实力，培植干部，筹划巨额经费重办讲武堂。地址仍在沈阳小东门外近郊，规模宏大，有容纳几千人的营房，有大操场，从沈阳市里一出小东门，即可望见一大片青砖瓦舍。张作霖自兼监督。教官多为东北籍的北京陆大毕业生或留日士官生，郭松龄就是其中之一。 新办讲武堂第一期，张学良就参加了。同时参加的还有东北军一些高级军官子弟。讲武堂学员，照规定要列明军籍，大小是个官，才算合格。张学良入堂资格，是卫队营的“见习排长”。张作霖盼望儿子获得军事学识，造就成一个良好的军人，便把张学良送入讲武堂，特地嘱托郭松龄，务必从严教管。他自己也时常来到讲武堂，视察一切。张学良学的是炮兵，测量角度，精算距离，加上一般堂内功课，已经相当繁重，每天还要进行五六十里路急行军的练习，更是吃累。郭松龄要求极为严格，触犯军规，轻则罚站，重则罚跪，还要受一顿申斥，说张学良来到讲武堂便不是少帅，而是一个普通学生，一切应受规章制度的约束，不得胡行乱走，他受老帅重托，要管教张学良成人，管不好张学良，也休想再管别的学生。张学良却也深刻自责，循规蹈矩。只一年时间，身体便锻炼得十分健壮，军事学识也有极大收获。他以第一名优异成绩毕业，并非教官偏向，实为自己努力用功所致。张学良一生只入过讲武堂，并未进其他任何学校。他曾刻一方“十八冠军”的印章，纪念此事。 可能从第四期起，张学良即作讲武堂的学监，后又自为监督，并一度在北京设立分校。东北军由讲武堂出身的，多半是张学良的学生，东北军能自成一个系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凭借讲武堂来维系。一般下级军官，以至士兵，第一步须入教导队，为期三个月，或者半年，毕业后入讲武堂。东北军的骨干，全须经过讲武堂一番训练。张学良曾计划将东三省海陆空军事教育机关，归并于讲武堂内，成立东北军事最高学校，后因“九一八”事变，未得实现。 一九二四年秋，讲武堂停课，入关参加第二次直奉战争。第一次是在一九二二年，当时奉军作战计划，分三路进兵，张作霖为总司令，张学良为左路(亦称东路)司令，张作相为中路司令，张景惠为右路司令。 张学良初次临阵，勇气十足，指挥策应，谨慎小心，进退迅速，节节胜利。但西路指挥无方，不能把握军心，不几天便垮了下来，累以东路不得不自动撤退。 第一次直奉战争，东北军吃了败仗，退回关外。 第二次直奉战争，东北军齐向山海关集中，五路进兵。五路之中，张学良担任山海关正面，从九门口布防，直到绥中县的万庄，是全军主力所在。姜登选等作策应。张作相、吴俊陛两路，分向热河进攻，牵制直系军队。张宗昌专打冷口。 这次和奉系作战，比第一次条件优越。第一次东北军前方，距离大后方沈阳远，补给困难。又因京汉、津浦两个战场，兵力分散，策应也不灵活。况且平原作战，一败则无险可守。第二次作战，山海关距离沈阳仅八百里，运输方便。关内外山岭起伏，据险设寨，颇得地利。兵力也集中，打起来很容易取得主动地位。这次，东北军最得力的武器是迫击炮，最出力的是张学良，旧部二六旅，以家乡子弟居多，打得最起劲，仅九门口一处争夺战，就有数次，双方死伤惨重。锦州后方医院，住满东北军负伤官兵，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和郭松龄的夫人韩淑秀，担任慰问工作，也很忙碌紧张。 第5节:考取讲武堂(2) 这场恶战，足打了半个月，最吃紧的时候，张学良七天未曾合眼。张作霖坐镇沈阳。直军方面，吴佩孚在前线忙着督战，后方空虚，这时，冯玉祥回师北京，囚禁曹锟。于是战事急转直下，东北军重又入关。 在这次战争中，我被分到由卫队旅改成的第二旅，在第一团第一营一连当排长，作战时代理连长。战斗中我负了伤，经郭松龄夫人亲自关照，得以及时送进沈阳英国人办的小河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治疗，医疗设备条件都很好。住院期间，郭松龄夫人曾到医院看望。郭夫人韩淑秀，奉天女子师范毕业，教过书，思想进步，热心妇女运动，办军民同乐会，慰劳伤兵，有办事能力，和郭松龄可以说是患难夫妻。 两次直奉战争，张学良和郭松龄是最为辛劳的有功之臣，江苏督办一职原已允诺委任郭松龄，但一经发表却是杨宇霆。而当杨宇霆被孙传芳打回沈阳，请求张作霖出兵，再下江南，主力又是张学良和郭松龄所部的一、三联军。郭松龄深感旧军队的腐败无能，决心在此时倒戈。张学良碍于和张作霖的父子之情，未和郭松龄共同起事。郭松龄倒戈受挫，和夫人韩淑秀换装成乡农打扮，躲在农家白菜窖内，被王永清拿获，就地枪毙。尸体运回沈阳，在万泉河体育场，陈尸三天。当我看到时掉了眼泪，就不想在东北军干了。郭松龄的死，实为张学良建设东北新军的一大损失，失去一个臂膀，在改编郭松龄残部时，悲不自胜。后来曾说要给郭氏夫妇建墓竖碑，以作纪念。 郭松龄倒戈时，高纪毅任郭部第十九旅旅长，勇敢善战，节节进展，占领了新民屯。当时张学良住在兴隆店，高纪毅打军用电话给张学良，希望张学良也能倒戈，否则明天准作俘虏。又奉劝张学良，不然还是及早逃走。倒戈挫败后，高纪毅到天津躲起来。张学良打听到他的行踪后，写信叫他回沈阳，保证无事。高纪毅回到沈阳，由副官处长升任北宁铁路局长。以后又作东北交通委员会副委员长，掌管东北交通大权。 我参加直奉战争后，一九二五年春讲武堂复课即回校继续学习。同年十月毕业，正值郭松龄倒戈受到挫败。我对郭松龄夫妇比较信任，寄予希望。对于郭氏夫妇同遭惨死，很伤心，从而产生消极失望情绪，分配我任新兵营长，我不愿干就离队回家了。十二月张学良在锦州成立三、四方面军团司令部，派人召我到锦州，分配担任他的少校副官。 从此，我即在张学良身边工作。 第6节:在张学良身边 四在张学良身边 从一九二二年我入东北军，一九二五年讲武堂毕业后任张学良的副官、秘书，同泽俱乐部干事，一九二九年去十六旅到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一直在张学良身边工作或在他部下任职。我在和张学良将军相处的日子里，我深深感到他的强烈爱国思想是一贯的，而且不断向前发展。 张学良生于一九○一年，和我是同乡，海城桑子林詹家窝铺，现属台安县。六七岁开始就学，启蒙老师是台安县举人崔骏声和海城老儒杨雨辰。在沈阳，授读的是辽阳白永贞，清末拔贡，时为奉天省议会议长、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国文教授，给张学良奠定了旧文学的基础。张学良读书聪明，善于颖悟。初学为文，即下笔千言，尤嗜文艺，锐意革新。 张学良在读书时，首先接触的是沈阳的青年会。沈阳的基督教青年会，于一九一四年间开始筹备，初期地方狭窄，工作简单，仅有英文夜校和周末的讲演会，游艺室也很小。虽然如此，夜校的英文课程教得相当好，由欧美干事亲自讲授。干事共有三人，苏格兰人邱树基、丹麦人华懋山和美国人普赖德。普赖德是总干事，他的中国话说得极为流利。张学良每天向普赖德学习两个小时的英文，并作了青年会的董事，成为中坚分子。他对于公益事情，一向热诚，他拉了东北许多名流加入青年会，使青年会顿时声势大振，财源广开。每遇募捐，张学良总是带头，并担任队长，向各方面劝募。他还在青年会新址景佑宫院中空地，开辟网球场，下午常来打球。阎宝航就是在这时作青年会练习干事，并与张学良成为朋友的。 阎宝航也是海城人，一八九五年生。他作青年会干事时，组织了各种社会问题研究会、科学时事讲演会、读书会，举办游艺会、旅游会、电影会等活动，办得极有声色。上海总会的余日章，北京总干事程敬一，天津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先后来沈阳讲演。张学良次次参加，专心静听，并在府里举行盛大的招待。欧阳予倩到沈阳时，还在青年会召集话剧爱好者上演过名剧《少奶奶的扇子》。这些活动，使沈阳风气大开。 我入东北军后，以及在讲武堂期间和在张学良身边任职时，经常参加青年会组织的活动，坚持学英语，受益匪浅。 一九二三年春，青年会干事郭纲到广东开会后回到沈阳，带来一批进步书籍，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讨论集》、《阶级斗争》、《列宁传》等等。翌年春，党派韩乐然从上海到沈阳工作，又寄来《向导》、《中国青年》等刊物。一九二五年春，北方局派任国桢到沈阳建党，并在阎宝航主办的暑期学校讲唯物史观、社会主义运动史。青年会曾派阎宝航赴西欧留学，归国后任沈阳青年会总干事。在阎宝航的影响下，青年会成为宣传爱国思想，开展文化教育的阵地。 我和张学良所处地位虽然不同，但自幼都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对家乡的掠夺和蹂躏，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深仇大恨息息相通。张学良从年轻时起，就一直怀有建立一个统一、富强的中国，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宏图大志。他对其父张作霖热中于军阀混战不感兴趣。奉军打了胜仗，他不以为喜；奉军打了败仗，他也不以为忧。还在其父在世时，他即着手整顿旧军队。他早年受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思想的影响，思想开明，极为重视广招人才，不论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者，也不论是哪省人士、哪校学生，只要是有文化、有才能的人，他都收留。他励精图治，整军经武，办学育人，修铁路，建海港，办工厂，自强不息。东北大学就是他那时大事扩充起来的，并且自任校长，人才也都是从全国各地聘请来的，章士钊、梁思成等都曾在东大任教。还在海城创办了同泽中学。校名“同泽”源于《诗经·无衣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意思是：培养桑梓子弟，同仇敌忾共报家仇国恨，为国图强。 张学良厌恶国内各派军阀混战，拥护蒋介石统一中国。一九二八年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日本侵略者炸死，集国难家仇于一身的张学良更加坚定了抗日救国的决心，他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开始主政东北。但他认识到单靠东北军是难以抵御日本侵略的，于是决定服从南京国民政府。他派人赴南京，参观各部会组织和各项仪式，做易帜前的准备工作。日本人为此事，布置许多特务，花了巨额金钱，也探听不出一点消息。张学良易帜，为的是息内战，御外侮，并非不择手段，向蒋介石投降。他做好一切准备后，突然下个命令，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易帜。每家门前都挂上一面青天白日旗，使日本人万分吃惊。这些新旗，都是东北被服厂密开夜工制作。接着便过新年，连挂几天旗，东北军列队在街上游行，日本人不声不响，气氛渐趋缓和。 张学良易帜后，即被任命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并兼东北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张作相、万福麟是吉林、黑龙江两省副司令长官，三省主席等全都任命发表，奉天更名辽宁，在省府大礼堂宣誓就职。 自从日俄战争后，日本在东北继承了帝俄的许多特权，又以二十一条为借口，肆无忌惮地扬言要贯彻满蒙政策，大陆政策。以致公然向北大营开炮，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刚刚病愈，在“九一八”那天夜里，听到报告紧急情况，忙给蒋介石打电报，复电“不必抵抗，听候中央办理”。驻沈阳的王以哲第七旅退到东山嘴，整个东北，沦陷在日本侵略者的手里。 张学良被迫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违心地将东北军撤进关内。但这时的张学良一面代蒋受过，背着“不抵抗将军”的黑锅，一面仍在暗中支持东北各地抗日武装，并派人慰问抗日将领马占山、李杜等部，对抗日将领黄显声的抗日活动给予大力赞助。他大义灭亲，下令处决沦为汉奸的堂弟，以儆国贼。当时，他还向《良友》画报介绍了几位义勇军抗日名将，以长国民志气。连《良友》画报社都为他这位“不抵抗将军”感到吃惊。他置个人利害得失于度外，始终不改抗日救国之初衷。他虔诚爱国，忍辱负重，披肝沥胆，感人至深。 我在锦州时间不长，一九二六年三、四方面军团司令部即迁至北京，进驻光明殿。 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军团部进到郑州，先和吴佩孚退回来的军队作战，以后又和张发奎军作战。下半年，和冯玉祥、阎锡山军队作战。这时我改任少校秘书，兼任宣传队长。不久，宣传队长由黄显声接替。冬季，军团部退回北京。 一九二八年初，张学良派我回沈阳担任同泽俱乐部干事。同泽俱乐部在沈阳西华门，是东北高级军政人员娱乐地方，我在这里任职一年多。 就在这期间，我开始受到党的影响。张学良把东北讲武堂的一些知识青年送到日本去留学，有的加入了日本共产党，回国后都受到重用。当时我还看了一些马列主义的书，记得有一本法国共产党人巴比塞著的书，名叫《斯大林传：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也看过托洛茨基自传，还看了列宁的《两个策略》、《进一步，退两步》等书。当时还看不大懂，我的思想里只是一些空想社会主义。我倾向革命，主要是出于民族仇恨。从日本回来的那些人也和我讲有关党的知识和革命道理，对我有不少帮助。他们还对我说：“你不要在城里上层社会混了，要到下边去掌握部队。讲武堂毕业，为什么不去带兵?”这对我启发很大，我一再向张学良要求下去。张学良批评我年轻浮躁，但还是把我派到十六旅任参谋处长。 第7节:热河抗战(1) 五热河抗战 一九二九年春，我到十六旅任中校参谋处长。旅部驻在新立屯，后移驻黑山县。旅长缪流，副旅长杜国恩，参谋长邢培朴，副官长朱逢源。 一九三○年冬，十六旅入关，先在杨柳青驻防约一年，一九三一年夏移驻北平南苑。这时，参谋长改由邓玉琢担任，我仍任参谋处长。就在这一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下令不抵抗，东北军撤到关里，背井离乡，家破人亡。日寇逐步占领了东北三省。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当时，蒋介石对东北军减发军饷，他的嫡系军队发百分之百，对我们先是二八，而后三七，待遇很不平等。我们受打击，遭歧视，又受“亡省奴”之辱，全军将士对蒋介石极为不满。加上共产党关于抗日主张的影响，以及东北抗日将领马占山、李杜等带领义勇军英勇抗战的推动，特别是江桥一战，消灭日军一个联队，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对东北军有很大震动。因此，有志之士强烈要求抗日，打回东北老家去。 “九一八”事变后，华北的局面有了变动，于学忠代王树常为河北省主席，宋哲元代刘一飞为察哈尔省主席。于学忠和宋哲元都是山东人。于学忠在河北，态度强硬，日本人不敢轻举妄动。宋哲元是东北军名将，颇具深心，察哈尔省与日军一时尚无正面冲突。形势严重的是热河省。日本人已将东北三省，强行分为南满北满，同时又以东北四省的口号，将热河包括进去，并且扩展伪满洲国外围，随时可沿锦州、朝阳一线，从锦州进犯朝阳，深入热河腹心。如果热河失守，北平以及整个华北的形势就将变得异常严重。因此，要保卫北平，保卫华北，就必须坚守热河。当时热河省主席是汤玉麟，他在热河普遍种罂粟花，公开贩卖大烟土，张学良几次想更换他，只是没有适当机会，又恐生硬更换，使之倒戈，甚而投降日本。宋哲元主政察哈尔，过一段时间，当可取代热河。 张学良对“九一八”后的形势，看得比较清楚，他屡次电催南京，调动劲旅，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全力抵抗，再也不能拖延迟疑，误国误民。但在南京方面，虽然也喊抗日，也知道时局的严重，却只是发些空论，实际上并未发过一兵，也未拨过军饷。蒋介石曾有密电，说是局部战事，不可把平津陷入旋涡。当时，北平、天津都在东北军军事范围以内。蒋介石甚至在手令中说：“中国的武装不行，越打失地越多。”一九三三年初山海关失守，日军开始进攻热河。二月间，蒋介石也只是让宋子文北来一看，掩人耳目。时值塞上严寒，下了很厚的雪。张学良特为宋子文制作了皮大衣皮帽子，并亲自陪同他到热河承德，察看形势。同去的有杜重远、王卓然，以及很多抗日人士。在承德与汤玉麟谈到作战问题，宋子文拍着胸膛，说军费包在他的身上。然而当他回到南京，军费一事则杳无消息。此时，日军已在热河发动大规模的攻势，飞机、坦克，上下齐攻。日军尚未到承德，汤玉麟就不战而退，溃不成军。张学良只好派刘一飞到古北口堵击，形势极为紧张。万福麟部，纷纷从叶柏寿、平泉一带向长城喜峰口后撤。继之喜峰口失守，又被宋哲元的大刀队奋战夺回。 第8节:热河抗战(2) 十六旅是在一九三二年冬，奉命开赴热河，在喇嘛洞子一带布防，构筑工事，准备对日作战。在这里防守期间，和日军时有接触。 一九三三年二月初，因防守左翼万福麟的二十九旅被日军突破，部队退到都山县。二月底，又退到长城义院口一带防守。十六旅旅部驻在抬头营。防守部队在喇嘛洞子迎头痛击敢于西犯的日军，敌人死伤惨重。我部缴获许多战利品，其中有敌部队的各种旗帜、战刀、机枪、通信器材，以及日军的护身符“武运长久”、“护心佛”等。我军伤亡不大，受到张学良嘉奖。 十六旅奉命撤退到青山口。六四七团团长田朝凤担任后卫，却先率部仓惶撤退，造成混乱。田朝凤被撤职、追究责任，营长赵雷畏罪带队投敌。逃过去不久，约一两日，赵雷即派一个缪流的老友来见缪流，告状说情，怪田朝凤不好，他自己是怕遭陷害迫不得已而出走。当夜缪流、邓玉琢两人找我在缪流的办公室说，赵雷派人来，是缪流的老友，人是可靠的，能带我去看赵雷部队情况。因为我曾兼任该旅军官训练教导队队长，对全旅连排干部都熟悉，缪流派我去劝说争取拉回部队。缪流要我次日早即随来人去了解赵雷部队情况，看情形做点工作，不要冒险，并察看敌方布防情况。当时三人即一起拟好电报，报告张学良，说派我去了解赵雷叛部和敌方布防情况。 次日早缪流即找来人和我见面，当时说好要来人带我到赵雷部队了解情况。随后即出发，通过何柱国在山海关附近的石河防线，在山海关车站附近一个法国人开的饭店吃午饭，即出长城。约行十余里，在一个小山村头，见到赵雷骑一匹白马来。见面后，赵雷先说对不起旅长，怕被陷害才投敌。我回答说，此事已查清，并已作处理，旅长很关心你们，要我来看看你们。说完后，赵雷随即带我，到村里一家院内。在那里，早有三个穿便衣青布棉袍操冀东口音的人等着我，进屋后经过介绍，说是什么绥中司令部来的，一个可能是副司令或参谋长，其余二人可能是参谋。先由赵雷讲他的部队，已扩编为一个总队，三个大队(营)，以及扩编增饷的情况。我说，我来是要看部队的，最好能到部队去。他们支吾说距离太远，来往费时太久。以后那三个人也都是介绍赵雷部队情况，如兵饷几等各多少，官长薪饷多少，总的经费多少。其中那个副司令或是参谋长说得多些。我听他们讲来讲去，无非是扩编、增饷等空话，而且三人说的也有出入。我就一再提出要到赵雷部队去，他们则一再支吾。后来赵雷和带我来的那个人先后都躲了。看样子是有意不让我到赵雷部队去，怕我和连排长们见面，就问了问绥中伪军情况，他们三个人也讲得不大清楚，只说正在建立部队，还没有开到前线来。在赵雷驻地及沿路，既没看到伪军，更没有日本军队驻防。 前后谈话约一个小时，即吃晚饭。休息一夜，第二天早晨即赶回抬头营十六旅旅部。晚上到旅部，我先见缪流，告他未见到赵雷的部队，来人没有实现诺言。在敌阵地没看到任何部队，也没有设防，很空虚。 热河失守后，张学良十分焦虑。一九三三年三月上旬曾电召我连夜赶往北平。 我当夜即骑马赶到北戴河。次日早上火车，下午晚饭时到北平，住花园饭店，当即打电话给张学良侍卫长谭海，请他报告张学良，约定时间去见。 我在旅馆休息等信。当夜在中南海万字廊见到张学良。张学良向我询问前线战况。他说：“你看我们的力量怎样，能不能打?”我说，我部据守长城各口，在喇嘛洞子就打了胜仗，喜峰口失而复得，士气高昂。眼下日军后方阵地空虚，没有设防，我们完全可以打!张学良听后当即表示，不惜一切收复热河，并命我立即赶回前线，转告何柱国、缪流、孙德荃三位旅长：“准备反攻!东北军全部拼上，也要打到底!”并说，他要去见蒋介石请命……充分表现出张学良爱国赤诚，他说就下命令反攻，他的态度坚决。我当时很高兴，以为这次可能打出关去。同时，张学良委任我回去接任六四七团团长。 第9节:热河抗战(3) 不料次日下午，我还未及登程，就看到张学良被迫通电下野的号外。他再次代蒋受过，出国考察。当晚我赶乘火车回旅部，向缪流报告会见张学良的情况以及他的指示。但是，关于张学良对热河抗战的命令也就无从传达和执行了。 原来，在全国抗日情绪高涨之际，蒋介石乘专车从武汉到了石家庄，约张学良晤谈，要求张学良下野以缓和国人强烈要求抗日的空气。 一九三三年三月九日晨，张学良乘车到保定，宋子文由石家庄先来。张学良在宋子文的专车上密谈约三十分钟，下车后曾向同到保定的端纳、王卓然转述宋子文的谈话内容：蒋介石认为热河失守，张学良守土有责，受到全国人民的攻击。中央更责无旁贷，蒋介石首当其冲，正如二人同乘一只小船，本应同舟共济，但由于风浪太大，如先下去一人，躲避风浪，可免同遭沉殁。待风浪平静后，下船的人，便可上船。张学良向宋子文表示：当然他先下去。并请宋子文转告蒋介石，不必烦心。 同日下午，蒋介石的专车开到保定，与张学良晤谈，和宋子文所讲一样。并告张学良，他已同意张学良辞职，过不久仍可再起。张学良慷慨答应，于是通电下野。并将东北军改编为四个军，由于学忠、万福麟、何柱国、王以哲统率，总数二十余万。 张学良下野后，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代行张学良的职务。同年五月，蒋介石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规定中国承认日本占领东三省和热河，把冀东划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那里驻军。这样，就把华北置于日军监视和控制之下了。 两年后，一九三五年五月，日本又借口中国破坏《塘沽协定》，调集大军入关，进一步威胁平津，蒋介石屈服于日本侵略者的压力，让何应钦同日本的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举行谈判，于同年六月，签订了秘密的《何梅协定》，规定取消河北省和平津两市的国民党党部，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中央军、宪兵第三团，撤换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和平津两市市长，撤销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制止河北省的反日运动等。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这个协定，加强了在华北的侵略势力，大肆收买汉奸，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妄图使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变为日本的殖民地。 至此，蒋介石的真正用心已经看得十分清楚，他是逼张学良去位，扫除障碍，以便向日本侵略者节节退让。 第10节:撤离长城防线 六撤离长城防线 张学良下野后，先到意大利，后到英、法考察。何应钦代行张学良的副司令职务，并带来国民党嫡系部队两个主力师，名曰“支援”，实际逼迫东北军撤离长城防线。 我接任六四七团团长，此时十六旅已改番号为一一六师，部队随即开赴唐山附近的稻地镇。在稻地镇略作休整，即奉何应钦令移防易县一带。在部队乘火车移防之前，缪流要我先由唐山到北平见何应钦，报告一一六师移动情况，并请示部队移防易县后防地的部署。见何应钦是在他的办公室，北平铁狮子胡同海陆军部，确定了一一六师防地除易县外，还有涞水、涿县和高碑店等地。当时，六四七团内官兵对蒋介石停止热河抗战，强迫东北军撤退的倒行逆施极为愤慨。 由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东北军中就有人酝酿兵变。当时有的团已有少数共产党员，在团里宣传抗日。不久发生廊坊兵变，失败后团长杜长龄(在日本留学时入党)跑到新疆，后来被盛世才杀害。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就是在这个时候入党的，他参加了廊坊兵变。 六四七团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底移驻到易县县城及附近农村，当时骑兵二师黄显声部驻在易县西陵、良各庄一带，离我团部只有十五里。我和黄显声是老同事，常有来往。在东北军的将领中，黄显声是最早而且坚决实行武装抗日的。他是辽宁凤城人，一八九六年生。曾在丹东读中学，毕业后入北京大学补习班，因参加五四运动被迫退学，回到沈阳，一九二一年考入东北讲武堂三期炮科。翌年结业后，先后任东北军营长、旅长，因治军严谨，胆识过人，深受张学良的信任，一九三○年被委任为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公安局长。时因日本满铁军警不断滋事，黄显声为维护民族利益与之针锋相对，进行斗争。日本侵略者对黄显声非常痛恨，后来占领沈阳首先抄了黄显声的家。 “九一八”事变前，黄显声曾有戒备，并经张学良同意，将沈阳库存二十余万支旧枪尽数发到各县公安部队，为后来组织民众抗日武装创造了条件。“九一八”事变时，黄显声命令所属公安部队抵抗，看到大势已去，才令其撤至锦州，他自己最后化装离开沈阳。此后，他积极组织抗日武装活动，成立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不仅直接给敌人以重大杀伤，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华的嚣张气焰，而且也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民众的抗日热情，推动了抗日运动的发展。义勇军实际上已成为日军西进入关的首要障碍，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延缓日军侵华军事进程的作用。这是黄显声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一九三二年秋，即将入关的黄显声部队在张家口改编为骑兵第二旅，不久又扩编为骑兵第二师，初驻北平西苑，后又调防易县良各庄一带。一九三三年长城抗战开始不久，黄显声便毅然率领骑兵二师出关抗日，进驻白马关后，又令先头部队挺进热河隆化一带与日军周旋。正在这时，蒋介石命令关麟征的二十五师尾随而至，抄了骑二师的后路。在尚未与日军交手之前反而先置于国民党军队的威胁之下，这使黄显声极为愤慨。在被迫后撤的同时，黄显声果断地命令部队：“保持作战戒备，他们要打，我们就坚决还击。他们不打，就快速通过。”骑兵第二师在国民党二十五师的枪口下撤了回来。如果不是二十五师横加阻拦，骑二师在前线是会大有作为的。 在易县驻防时，骑兵二师已有党员和进步学生当兵，进行抗日救亡活动，都是中共北方局军委派到该师工作的。此外还有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又有北方局五十三军工委会成员刘澜波、孙志远等在该师领导地下党的工作。我在那里结识了刘澜波、孙志远，此后，经常来往，互相商讨在六四七团内如何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早在一九三○年，我随东北军进关，驻防南苑时，就听说一○五师师长刘多荃有个堂弟叫刘澜波在北京大学读书，是共产党员，但是没见过面。在易县驻防时，我风闻有些共产党员在骑兵二师中工作。就在这时突然从那儿派到我团三营一个叫易人的，他用伍元钱买通了营部一个勤务兵，请客吃饭，策动兵变，被营长谭启发查获，解到团部。刚开始讯问他的来历，易人就直言不讳地说：“我是黄显声部派来的。”我听了心中一震：黄显声是我最熟悉的朋友，在张学良那里，他曾任中校副官，我是少校副官，他接任过我的职，我也接过他的职……又感到有些气恼：易人这家伙，怎么能这样没有骨气。于是中止讯问，找平日往还甚密的师部军法处于处长商量怎样处置。我想：若送到师部去，师长缪流很反动，那里还有国民党政训处的人，恐遭不测，同时会给黄显声带来很大麻烦。于处长出主意说，把他送交县政府，告诉县长：这个人不必审问，也不要报到师部，押他几天，等风声过去，再作处理。这时，在骑兵二师师部担任少校书记官的刘澜波来到我团，问我：“这件事你看怎么办?”我对他说：“你们要派人来，先告诉我一声，我们好给以保护。我也在到处找共产党，在热河时我就找共产党，要抗日不找共产党怎么行?况且我原来也认识一些共产党员。”随后我们又策马同行赶到西陵，在松柏掩映的赵公祠内和黄显声、孙志远谈了近一天。我讲：“派人事先不说一声，出了事弄得我很被动，以后派人直接给我派好了。”当时我父亲正好从家乡来看我，住在团部，易人和我是乡亲，相距五里地，又是亲戚屯，于是便由我父亲把易人保释回家。单纯主张士兵哗变是当时白区工作中“左”倾思想的反映，这件事事前没经过刘澜波同志，但是捅了娄子，还得由他出面来解决。他善于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处理一些棘手的问题。 刘澜波是一位职业革命家。一九○四年生，辽宁凤城人。少年时就读于凤城、沈阳等地。一九二○年，考入天津南开中学。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考入北京大学政治系。一九二八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三○年，他在大学临近毕业时，因积极参加政治活动，遭到反动政府的逮捕。释放后，经刘多荃介绍，刘澜波到山西省政府主席商务处任秘书。“九一八”事变后，刘澜波经同乡辽宁省政府秘书、黄显声的叔父黄恒浩介绍，结识了黄显声，于是随黄显声到锦州。他协助黄显声部在短短的两三个月中，组织起了二十余路民众抗日义勇军，并先后镇压了受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直接扶植支持的凌印清、张学成两支声势颇大的汉奸队伍。十一月中旬，日本关东军准备向辽西发起进攻，这时刘澜波一方面随黄显声到大凌河一带检查布防，一方面协助黄显声调集各地义勇军埋伏于新民县西部青岗子一带阻击西侵日军。二十七日，日军先头部队进入伏击区，遭到了义勇军的猛烈痛击，战斗持续六小时，日军始终未能得逞。后来，锦州失陷，刘澜波随黄显声部撤入关内。一九三二年秋，骑兵总队改编为骑兵第二师，驻防平西一带。刘澜波向中共北方局汇报了黄显声等东北军部队的情况，北方局即派他回到骑兵第二师，以黄显声的秘书身份为掩护，深入开展党在东北军骑二师等部队的兵运工作。 刘澜波同志是东北军党的工作的主要创始者，为党为人民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是个有理想，有远见，胸襟开阔的人；是个有骨气，有血性，疾恶如仇的人；是个为革命事业尽瘁而后已的好同志。“文革”中因受四人帮迫害，长期拘禁，重病缠身，恢复工作后，住在医院仍坚持不懈，主持水电部工作。在他生前，我对他说，既然功成身退，便可了无牵挂，专心著史，赶紧把东北军党史的有关情况写下来，或口述录音后找人整理。他也有这种想法，希望把东北军党的工作很好地总结一下，向党作个交代，但一直没有抽出时间来组织这项工作，直到病重时，他才嘱人写信给党中央，建议成立“东北军党史组”。党史组成立后的第三天，他就与世长辞了。这是他生前的一大心事。作为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的书记，应该说他对东北军党史知情最多，但他并没来得及把这些珍贵材料留存下来，这是很大的憾事，党史研究工作的重大损失。 做党的秘密工作，是要冒生命危险的，因为随时都有可能被抓捕，甚至被杀害。蒋介石歧视、消灭杂牌军，尤其对东北军内共产党的活动特别注意。当时张学良有位秘书潘冬舟据说是共产党员，被蒋介石的特务发觉后，蒋介石来电指名要把潘冬舟送交他处理。就当时张学良回国后的处境，在特务直接监视下，一经发现就难逃脱，但该人如落蒋介石手可能扩大事态，关系更加复杂。为了应付蒋介石，张学良遂忍痛处决了潘冬舟。之后回电答复蒋介石说：“这个人我一经发现，就已枪决。” 第11节:北平城防(1) 七北平城防 一九三四年春，六四七团移驻北平，担任城防期间，我和孙志远、刘澜波时常见面，就团内具体开展抗日救亡工作进行交谈。在团内开始成立有士兵代表参加的经济委员会、图书馆、俱乐部、体育队等组织，办有救亡小报，提倡官兵平等、民主生活和开展抗日救亡教育。并由党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派来东北大学进步学生顾少雄、张绍清等在团内协助宣传教育工作，教战士们唱救亡歌曲，在连队里组织读书班，公开进行抗日救亡活动。搞得很活跃，被万福麟讥讽为“摩登团”。刘澜波和孙志远经常到我团来踢足球，搞体育活动，联络工作，在日常的往还和抗日活动中我们结成莫逆之交。那时有个高炮营和我们驻在一起，其中也有共产党员，刘澜波随时和他们取得联系。后来孙志远在西苑万福麟的骑兵教导团学习时被发觉是共产党员，刘澜波按预先商定的办法，迅速通知了孙志远，使孙志远安全转移，而刘澜波自己却被捕了。敌人再三逼供，刘澜波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机智地应付敌人，始终未说出孙志远的去向。 我团为保卫北平城防和日寇常有冲突。当时驻东交民巷的日军不断向我城防部队挑衅，企图寻找借口侵占北平城防，屡遭我值勤部队坚决抵制，迄未得逞。一九三五年六月，石友三部叛变投敌的铁甲车队队长白坚武，勾结日寇企图用铁甲车冲进永定门东边的城豁口，与日寇里应外合侵占北平。当时叛军先用炮击，炮弹落在二龙坑路，引起市内人心惶恐。我得知情况后，立即带部队乘汽车奔赴永定门城豁口进行堵击。经我部炮击铁甲车，叛军即行后退。与此同时，我团派出部队到丰台截断其后路，前后夹攻围歼，叛军全部覆灭，我军无一伤亡。当时人心振奋，群众纷纷打电话、写信或前来我部慰问。同时，还有欧美驻华使馆的武官和记者也到永定门上的指挥部参观、采访。我团官兵受到很大教育和鼓励。其中有个美国驻华武官卡尔逊直接向我表示同情和赞扬。抗战后，他曾两次来冀中抗日根据地找我，进行参观、访问。 就在这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继《塘沽协定》后，又签订了《何梅协定》。利用这个协定，日本加强了在华北的侵略势力，大肆收买汉奸，并于十月在河北省的香河县指使汉奸暴动。十一月，日本策动汉奸进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妄图使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变为日本的殖民地，并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蒋介石国民党为了适应日本帝国主义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还指派宋哲元等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这样，随着日本对华北侵略的日益加深，华北的政治经济实权都已掌握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手中，整个中华民族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第12节:北平城防(2) 中日矛盾更加尖锐，国内的阶级关系随之进一步发生重大变化，不仅广大的工人、农民以及小资产阶级坚决要求抗日，而且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间力量也纷纷转到抗日方面来。一个全国范围的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正在日益成熟起来。 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和全国人民迫切要求抗日的形势下，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我党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全国各阶层、各党派、各军队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十一月，我党又两次发表宣言，进一步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进行抗日反蒋斗争，挽救民族的危亡。 党的抗日救国号召和红军长征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促进了抗日民主运动的迅速高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在党的领导下，北平学生一万多人举行大规模的抗日救国游行示威，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华北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并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六项要求：一、反对所谓防共自治运动；二、公开宣布交涉经过；三、不得任意捕人；四、保障地方领土之安全；五、停止一切内战；六、要求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当游行示威的学生走到王府井大街南口时，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殴打和刺杀。学生们义愤填膺，赤手空拳地同手持大刀、皮鞭、水龙头的反动军警展开搏斗，相持了一整天。在搏斗中，有百余人受伤，三十多人被捕。城外的学生队伍，由于城门紧闭，被阻在城外。但他们坚持斗争，进行抗日救国宣传，一直在寒风中从黎明坚持到黄昏。 十二月十六日，在“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日子里，党又领导和发动北平学生、市民三万余人，冲破国民党军警的包围，再次举行示威游行。在革命群众的压力下，“冀察政务委员会”不得不宣布延期成立。 在北平学生救亡运动高潮期间，我团官兵主动配合，给以同情支持，同时自己也受到教育和锻炼。我团于权伸一个连驻守西直门，当游行学生遭警察拦截时，便迫令警察开门，援助学生进城。在市区内，当游行的学生被警察追赶，我团部队即装作把学生队伍包围，赶到一所大院里，躲过追赶的警察以后，就把他们放走了。受到了进步青年学生的欢迎和称赞。 不久，北平城防移交宋哲元部队，日军立即占领朝阳门，城防部队被缴械。此后日军随便出入，在市内市外横行无阻。 一九三六年初，我团移驻河北徐水一带，我和黄显声、孙志远等接触，更为频繁。 第13节:西安事变(1) 八西安事变 张学良下野出国期间，蒋介石更加频繁地调动军队打内战。他下令要东北军到鄂豫皖地区打红军，但东北军将领拒绝南下，坚决要求张学良回国统率。 一九三四年一月，蒋介石只好电召张学良回国，并任命张学良为鄂豫皖“剿匪”代总司令(总司令蒋介石)。而张学良这时并不想带兵打仗，要求留在蒋介石身边工作，仍在希望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来领导全国抗日。可惜张学良的一片忠心根本不可能感动蒋介石。蒋介石的目的，仍在消灭共产党和一切异己势力。 张学良被迫率东北军南下，进攻鄂豫皖红军，致使东北军损兵折将，一个师被消灭。八月间，我在武汉见到他时，他就表示对“剿共”没有信心，慨叹抗日遥遥无期。一九三五年秋，又被调往西北“剿共”。不到三个月，近三个师的精锐部队相继被歼。这时，蒋介石不但不予补充兵力，反而取消了这些部队的番号。张学良对在内战中损耗国力深感痛心，东北军广大官兵强烈要求收复失地，不愿再为蒋介石的内战卖命。张学良曾经慨然赋诗：“极目长城东眺望，河山依旧主人非。”事实使他认识到，“剿共”绝无出路。要抗日必须联合共产党。 在这期间，高福源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作用。 高福源是我的老乡，又是我在东北讲武堂时同期同学中的一位优秀生。他酷爱读书，好学不倦；性格豪放，正直诚实；并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正义感。张学良和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都很器重他。他虽曾一度参加“剿共”，但是被红军俘虏后，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迅速有所觉醒，改弦易辙，终于走上联共抗日的光明大道。他主动承担沟通红军与东北军关系的任务，最早成为在西北“剿共”战场上张学良、王以哲和共产党合作的信使，并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对西北“三位一体”局面的形成，建树了历史功绩。一九三七年二月四日，在西安被刘多荃等杀害，年仅三十六岁。 高福源一九○一年生于辽宁省营口县博洛铺乡马家屯村，这里原属海城。他祖籍河北盐山县。清顺治年间，举家逃荒至东北落户。其父高玉麟因家贫外出谋生，后入保定武备学堂，在绥远任过管带，即袁世凯部下的一名骑兵营营长。母王氏早故，高福源由婶母抚育成人。他十余岁随父至绥远，曾入北京汇文中学，毕业后考进北京大学。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他深感内忧外患，国事日非，遂弃学从戎。一九二三年考入东北讲武堂第五期，后曾升入高等军事研究班。“九一八”事变次日，他被任命为中校团副，本欲率部与日寇决一死战，因东北当局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遂退入关内。 一九三三年三月，东北军王以哲部奉命改编为六十七军，高福源任该军上校参谋处长。同年秋，改任一○七师六一九团团长，被王以哲誉为有胆有识的好军官。当时正是长城抗战的紧张时期，高福源积极投身抗战，由于南京政府本无抗战决心，未予有力支持，终于后撤。高福源同东北军的其他官兵一样，外受日本帝国主义压迫，内受蒋介石嫡系部队排挤，内心充满苦闷、忧伤和愤懑，处境甚为艰难。张学良由欧洲回国后，一九三五年春，六十七军由河北廊坊调驻河南信阳、潢川、商城等地，向红二十五军鄂豫皖根据地进犯，高福源率六一九团在商城西南地区与红军交战，屡受挫而不肯认输。在此期间，东北军绝大部分官兵虽怀有抗日的愿望与要求，但因受蒋介石反共政策的胁迫，而加入“剿共”行列。 红二十五军在徐海东、程子华等率领下，由鄂豫皖根据地转进陕南、陕北。高福源随六十七军尾追红军入陕，驻扎富县，对红军再次展开进袭。一九三五年九月，张学良被委任为“西北剿总”副司令，代理总司令(蒋介石)职务，率东北军在陕甘一带“剿共”。从一九三五年十月至十一月二十三日，在短短的几十天内，东北军一一○师、一○九师在大小崂山、直罗镇战役中先后被红军歼灭，何立中和牛元峰两位师长被击毙。在十月二十五日榆林桥一役中，六一九团及一个营(一○七师师长刘东临时将六二一团的一个营配属给高福源指挥)，也被红军吃掉，高福源负伤被俘。这一连串的惨败，使背井离乡，亲身感受到国破家亡痛苦的东北军广大官兵，人心惶惶，怨声载道，对蒋介石驱使他们打内战，中国人打中国人，表示强烈不满。有些官兵愤怒而沉痛地说：“东北军应到白山黑水之间与日寇拼个你死我活，怎能在周秦汉唐的故地与红军自相残杀?”“与其和共产党作战被打死，不如同日寇拼死!”事实使集国难家仇于一身的张学良省悟到，红军是不可战胜的，是消灭不了的，若继续内战，不仅损伤国力，丧失民心，给日军大举侵吞中国领土以可乘之机，而且连东北军自身也将在内战中消耗殆尽。这一时期，日军也加紧侵华，步步紧逼，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全国人民的抗日呼声更加高涨，抗日爱国运动风起云涌。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和广泛支持。现实迫使张学良必须寻找新的出路。他认识到只有联共抗日，才能打回老家去，收复国土?以洗不抵抗将军的罪名。也正是在上述三个战役之后，我党乘胜对东北军展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为争取东北军抗日，红军对俘虏的东北军官兵，待之如宾。他们的生活都优于红军，负伤的官兵都得到红军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经过参观学习，采取民主讨论的方式，启发他们的觉悟。除愿意留在红军者外，先后释放回去了两千多人。他们后来都成了红军的义务宣传员，使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宣传不攻自破。许多东北军官兵愿意联合红军，打回老家去。火线上东北军与红军时有往来，并举行座谈和联欢会。个别部队还和红军私下商量局部停火，互不侵犯。 高福源在瓦窑堡参加了东北军军官学习班，还被选为学习班的班长。上级发给他们材料，让他们学习共产党和红军的抗日救国纲领。所发材料，高福源都感到特别新鲜，往往一口气读完，尤其是共产党《八一宣言》，他连续读了多遍。宣言里精辟的抗日主张，共产党光明磊落的胸怀和忧国忧民的爱国深情，使遭受蒋介石欺蒙的高福源，如大梦初醒，茅塞顿开。当初被俘时不知吉凶的恐惧心情云消雾散，成为如饥似渴的学习积极分子。其他被俘官兵，在思想上也相应起了不同程度的变化，纷纷表示热烈拥护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主张。 第14节:西安事变(2) 周恩来同志十分关心被俘东北军军官的思想转变，曾亲临学习班，召开大会，深入浅出地为全体学员作了一次报告，形象生动地分析了抗日道理，指出全国团结一致抗日的重要，并号召全体东北军官兵在抗日战争中贡献力量。 周恩来同志精辟的分析和亲切的话语，给高福源很大启发和鼓舞，他决定返回东北军，把所见到的和所理解的一切带给东北军，并亲自向张学良将军做联共抗日的思想工作。党的领导机关决定先由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接见他。接见时，高福源向李克农谈了几个月来的思想转变，十分敬佩红军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诚恳地说：“我相信红军的这些主张和做法，东北军大多数官兵，以至张学良将军都会同意和敬佩的。我愿去说服东北军官兵和张学良将军与红军联合抗日，你们能否相信我，敢不敢放我回去执行这项任务?”高福源的这一要求经领导同意后，便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的一个晚上回到甘泉城，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被红军围困在城里的同事、挚友，一名东北军的营长周祖尧现身说法，讲明东北军应与红军合作，才有可能收复失地，拯救东北父老于水深火热之中。指明蒋介石驱使东北军和红军打仗，是既消灭红军，又消灭东北军的险恶企图，认为甘泉城是守不住的，不能再当第二次俘虏。他一再向周祖尧剖陈利害，才打消了周祖尧坚守甘泉的念头，产生了与红军和谈的愿望。第三天高福源临回苏区前，还再三叮咛周祖尧，只有与红军联合才有出路，没有粮食吃找红军解决，可不能把东北军子弟饿死在城里，更不能再打，造成无谓牺牲。 两三天后，周祖尧接到高福源从苏区托人带来的信，告诉他，红军愿与甘泉城的守军谈判，停止敌对行动，希望尽快派代表去谈。周祖尧商得守城指挥官张文清同意，派他的副营长郭绍宗为代表，来到红军驻地道左铺彭德怀的指挥部，经两次会谈，达成协议：红军主动撤围，停止敌对行动；在甘泉城北门外二里的空场上设立市场，自由买卖。守城的东北军可外出购粮，解决严重的缺粮问题。从此，红军与守城的东北军成了友好邻居。当开赴山西抗战的红军路经甘泉城时，东北军官兵成群结队在城墙上鼓掌欢迎。红军指战员高呼：“欢迎东北军兄弟和我们一同打回老家去!”城上城下激荡着团结抗日的口号声。这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其中也包含着高福源奔走斡旋的功劳。 高福源返回苏区不久，又给他的老友、驻洛川六十七军参谋处长佟道写信，叙述他被俘的经过和共产党、红军愿协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意愿，并请佟道代为转达他要回洛川军部面见王以哲的要求。当时王以哲奉张学良之命，正设法与红军沟通关系。得知此信，即令佟道将高福源秘密接回洛川。 高福源回到洛川军部后，王以哲和军参谋长赵镇藩和他进行了长谈，并密电张学良。次日，张学良乘飞机亲临洛川。高福源见到张学良将军，向他递交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给他的信件，然后陈述了共产党的联共抗日方针。指出联合抗日是惟一正确的道路。张学良采纳了高福源的意见，命他速返苏区，请红军派一名正式代表与东北军会谈。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六日，高福源返回苏区，向中共中央汇报了和张学良、王以哲的谈话情况，递交了张学良的亲笔信。中共中央决定派李克农前往洛川会见张学良、王以哲。出发前，高福源再赴洛川，约好红军与东北军王以哲电台的联络呼号、密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表了《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表示愿与东北军首先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二月二十一日，李克农一行六人，在高福源的引导下，由瓦窑堡出发，二十五日在大雪中安抵洛川。王以哲、赵镇藩予以接待，并密电张学良。张学良因为去南京开会，电嘱王以哲妥善招待，先谈具体问题，重大问题待他回洛川后再谈。经双方协商，解决了一些具体问题，达成了局部停战协定。 第15节:西安事变(3) 三月三日，张学良飞回西安，四日飞抵洛川与李克农会谈。张学良除同意双方已达成的局部停战协定外，并望与毛泽东或周恩来会晤。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在山西石楼召开会议，听取了李克农的汇报，决定派周恩来、李克农为全权代表赴肤施(今延安)和张学良会晤。四月九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城内的一座教堂里举行了友好会谈，达成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红军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等项协议，并建立了电台联系。此次会谈，对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道路具有决定意义，为红军与东北军建立友好关系奠定了基础。 此后，红军与东北军之间的友好关系，继续发展，进一步加强。高福源就留在张学良处继续做与红军的联络工作。在张学良的支持下，高福源经常向东北军官兵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讲苏区人民的自由生活、官兵平等及优待俘虏等政策，逐步使东北军广大官兵都愿为联共抗日而出力。高福源身材高大，一口道地的东北话，口齿清晰，语言流利，讲得慷慨动人，有感染力。不少人被激动得流下眼泪。他讲演时的生动情景，至今使人记忆犹新。他说，红军是真正的抗日队伍。我们对红军作战，就等于对家乡父老的背叛，是民族的罪人。人们深为高福源的讲话所感动，为红军的爱国主张所振奋。 西安事变发生后第二天，张学良派高福源赴开封面见河南省主席商震和绥靖主任刘峙，陈述西安事变的原因与目的。向他们宣传张学良决心结束内战，拥护蒋委员长一致抗日的主张。这是一项政治、军事兼而有之的“外交”活动，为东北军赢得了时间，从而迅速集结于渭南前线，击溃了蒋军桂永清部的进攻。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送蒋被扣，东北军群龙无首，在如何援救张学良将军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内部意见分歧，矛盾激化。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不顾大局的少数盲动分子，感情用事，一意孤行，将有功于联共抗日的王以哲将军杀害。高福源是东北军中尽人皆知的进步分子，一直受到张学良、王以哲的信任和重用。西安事变前夕，被派到一○五师任少将旅长。因此，遭到该师师长刘多荃等保守分子的嫉恨。高福源坚决拥护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对王以哲将军又特别敬重，对杀害王以哲的盲动行为极为愤慨，并于事件发生后，为缓和已被激化了的矛盾，控制事态发展，他不顾个人安危，拟亲赴前线向刘多荃说明原委，同舟共济，以挽危局。不料刘多荃已回师西安，借机令高福源的部下、二团团长葛宴春于二月四日，在西安将高福源诱杀，铸成千古奇冤。其尸体在中共地下党的协助下，由高福源的家属和堂弟高福洪偷运出来，掩埋在西安东城门外的城墙脚下。一九八一年才将遗骨找出，当地人民政府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葬仪式。骨灰盒和遗像安放在西安烈士陵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向高福源的遗属颁发了烈士证书。 高福源之所以能由一位曾参与“剿共”的旧军人，很快转变成为一名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奋勇捐躯的战士和中共党员，除了受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和耐心教育外，主要决定于他自身的内在因素。他有强烈的抗日要求，有追求真理的远大志向。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就曾与黄显声商谈抗日大计。他认为，不能坐视寇深祸急，拱手把大好河山让与他人，愿率一旅之师，以必死的决心直捣山海关，打回老家去。若能唤起国人抗战，虽死不悔。高福源为人豁达爽直，嫉恶如仇，即是顶头上司甚至东北军统帅张学良，他也敢直言铮谏。为了抗日，他敢冒杀头危险返回东北军，说服张学良放弃“剿共”内战，联合红军共同抗日。他治军严格，训练中常以岳飞、文天祥这些民族英雄为楷模教育官兵。下级违法，既不宽恕，又善教育，受到官兵拥戴。他勤于写作，任团长时，所需军事教材，如《步枪射击操典教范》、《历史上的军事故事》等，都亲自编纂。自苏区返回东北军后，更是如饥似渴地学习哲学、政治和历史。清理他的遗物时，保留的书籍中就有《大众哲学》、《世界殖民地独立运动》和《第一国际与第二国际》等进步书刊。正因为他在自己的戎马生涯中，勤于学习，立足实践，追求真理，弃旧图新，才逐步由爱国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第16节:西安事变(4) 高福源烈士不愧是东北军中年轻有为的进步军官，不愧是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不愧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他的光辉的名字和历史功勋，必将永载史册。 我是一九三六年十月，被张学良调到西安去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间，本来张学良因提升一一六师师长缪流当五十七军军长，原拟委我接任一一六师师长。万福麟反对我升任师长，他和缪流背着张学良，把我送到南京陆军大学高级班学习。同时，由缪流去西安见张学良，借口已送我入学，而力保其亲信刘元勋接任了一一六师师长。我到南京后，和一个横行霸道的国民党特务发生冲突，打伤了他，国民党的报纸，用大字标题登着“东北军军阀吕正操行凶打人”。张学良得知后，立即电令我回部队。九月间我回到北平，在北平和东北抗日联合会(东北救亡总会前身)商讨筹组东北武装同志抗日救亡先锋队，作为东北抗日联合会组织之一，推我任总队长。张学良又于十月间，调我临时到西安张学良公馆服务。他亲自选些认为靠得住的人参加政治工作小组，准备在东北军里建立政治工作。 当时我和宋黎同住在金家巷张公馆的一间屋子里，刘澜波经常来，我们谈起一九三四年在庐山军官训练团的往事，特别回忆起中秋节时与国民党反动师长们发生冲突的情景。蒋介石讲“安内攘外”，我们就唱反调，说“外攘内安”，蒋介石的嫡系师长骂我们是“亡省奴”，我们就和他们打起来，一直闹到蒋介石那里，最后迫使陈诚出面向我们道歉。 刘澜波当时的公开身份仍然是黄显声的秘书。东北军骑兵军军部在西峰，黄显声和东北军一○五师师长刘多荃在西安新城坊十五号合租了一套前后院，作为他们的公馆。刘澜波回西安时就住那里。在刘澜波主持下，东北军工委的工作在东北军逐渐深入，共产党的团结抗日的思想不断深入人心，张学良也受到很大影响。在西安，张学良有时中午和我们一起进餐，他曾说：“这些部队宁可为抗日打光，也不能为剿共消耗掉，这样才对得起家乡三千万父老兄弟。” 张学良为了培养青年抗日军官作为骨干，积极改造东北军，在西安城南的王曲镇办起了一个军官训练团，通称王曲军官训练团，张学良自任团长。训练团第一期办干部连，抽调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营长以上的军官参加训练。为了办好这个训练团，刘澜波和贾陶、解方、栗又文等都参加了这个干部连的训练，并领导了训练团的统战工作。在训练团中，党员和进步分子积极地展开了对“攘外必先安内”及“抗日长期准备论”等谬论的批判，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强烈要求。同时组织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活跃训练团的抗日气氛。各种活动的积极开展，使训练团一扫旧东北军中颓废落后的习气，代之以生气蓬勃的精神面貌。这一切，使张学良感到格外振奋。一次，他曾满含热泪，痛切地向大家表示：“我一定带领大家走上抗日道路，披甲还乡”，“抗日是中国的惟一道路”。训练团军官爱国热情的高涨，进一步影响了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广大官兵，对后来这两支部队与红军形成“三位一体”的局面，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不久，张学良还在西安城内办起了一个学兵队，由宋黎具体负责。这是我党掌握的一个半公开的短期军官训练学校，目的是培养一批进步的中、下级军官及爱国知识青年以充实到东北军各部队中去，开展工作。学兵队的组织工作发展很快，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就为我党训练和培养了一大批干部，在东北军中又形成了一支新的进步力量。 “拥蒋抗日”的张学良，迅速地转变为“逼蒋抗日”。他成立了一个他自任会长的秘密政治核心组织“抗日同志会”，以此在整个东北军内迅速渗透和扩大联共抗日的思想。我参加了抗日同志会，孙铭久、应德田、苗剑秋、刘澜波、车向忱、卢广绩、黄显声、马占山、杜仲远、周鲸文、孙一民、宋黎等都参加了，其中有军人，有学者，有教师和学生。阎宝航没有列名，因为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他被拉去作总书记。阎宝航一心抗日，不过借以作掩护，而蒋介石却沾沾自喜，认为已起分化作用。 第17节:西安事变(5) 张学良知道在河北的五十三军万福麟老而无能，又担心发生变故，决定派黄显声任五十三军副军长兼一一九师师长，准备取而代之。刘澜波随黄显声到石家庄，着手改造五十三军，还从冀南邀请一部分共产党员参加工作。按照周恩来与张学良会谈决定，五十三军准备配合冀绥方面的红军作战。这时，南京政府派高惜冰、黄恒洗到五十三军，收买了万福麟，又打黄显声的主意。黄显声和刘澜波一起严厉驳斥了说客，使他们悻悻地离开了五十三军。西安事变时，东北讲武堂学生代表和北平大学生一再动员万福麟奋起响应，他竟无理拒绝，学生们气愤之下唾骂而去。张学良送蒋介石到南京后被扣押，万福麟竟然将黄显声软禁了一个时期。 在东北、西北各界爱国人士和东北军、十七路军军内中共党员的共同努力下，张学良与杨虎城沟通了思想，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团结日益紧密。联共抗日逐渐成为两军广大官兵的一致要求，最终形成了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联合抗日的局面。 此时，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已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各界人士纷纷要求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团结御侮。 “九一八”事变五周年，西安群众召开纪念大会，公开贴出“放弃安内不攘外的政策”、“团结抗日，共赴国难”的标语。张学良戎装接见群众代表，高度赞扬他们的爱国热情。 与此同时，蒋介石却加紧了对张学良、杨虎城的逼迫。十月二十二日，蒋介石亲自到西安督战，布置“剿共”的计划。张学良苦苦哀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却大发雷霆：“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叫你去死，你就得去死!”十月二十九日，蒋介石到洛阳进一步作“剿共”部署，张学良再次向蒋介石苦谏，又遭蒋介石训斥。十二月四日，蒋介石又到西安临潼，张学良以破釜沉舟之决心，声泪俱下，与蒋介石据理力争。蒋介石拍案大叫：“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张学良又请杨虎城再去劝蒋介石一次，做到仁至义尽。结果仍然是白费口舌。此刻的张学良已痛切感到，除发动兵谏，别无他路可走。 “一二·九”纪念日，西安学生举行抗日请愿，蒋介石下令：如不服从，格杀勿论。张学良怕学生作无谓牺牲，亲自赶到浐水桥劝阻，并向学生保证：“请相信我张学良和你们是一样的思想、一样的心。我保证一周内以事实答复大家的要求。” 紧张而秘密的兵谏准备已经就绪。十二月十二日晨，张学良、杨虎城终于发动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通电全国，提出停止内战，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抗日救国等主张。张学良采取兵谏的方式逼蒋抗日，完全为形势所迫，甚至也可以说是蒋介石自己的行为逼迫而致。 西安事变时，我在张学良公馆担任内勤工作，就住在张学良私邸东楼。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随即邀请中共代表来西安共商大计。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赶赴西安，向张学良、杨虎城阐明了我党主张和平解决事变的意见。在三方共同努力下，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从而逐渐形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创了全面抗战的局面。 周恩来同志一行十二人到西安后也住在张公馆东楼，当时我和周的随行人员罗瑞卿、许建国等常有接触，和参加西安事变的地下党员刘鼎、宋黎等朝夕相处。 不料，张学良竟自行决定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 西安事变发生后两星期，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午，张学良身着戎装(张学良平时很少穿军装)来到我们住处，告诉同志会成员说，他即将伴送蒋介石回南京。我们都感到很惊讶，劝他不要去。他坚决不听，还说三日内准回。当时我们认为蒋介石绝不会放他回来，他既不听同志会的劝阻，也不告知周恩来同志。在一次干部会上他曾非常郑重地说：“我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扣留蒋介石?主要是为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假如我们拖延不决，不尽快把蒋介石送回南京，将会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那我张学良真是万世不赦的罪人。我一定自杀，以谢国人!”大家很受感动。张学良行前还留下手谕，致何、王、缪、董各军长及各师长：在他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听从杨虎城、于学忠指挥。并请杨虎城代理他的职务，统帅东北军(于学忠时为甘肃省主席兼五十一军军长，何柱国为骑兵军军长，王以哲为六十七军军长，缪流为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是总参谋长、前任五十七军军长。这些部队几乎包括东北军的绝大部分，只有万福麟五十三军留驻河北保定、石家庄一带)。然后就义无反顾自己下楼开车送蒋介石到机场，一同上了飞机。当周恩来得知后赶到机场，飞机已经起飞。果然不出人们预料，蒋介石一到南京就背信弃义，反而扣押了张学良。 半个世纪过去了，最使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西安事变的人感慨的是，至今台湾当局有人还在歪曲西安事变的历史真相。假如历史真的照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发展下去，不管对蒋介石个人，还是对整个国家，后果都将是不堪?想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恰恰是张学良、杨虎城挽救了蒋介石，是中国人民和共产党挽救了蒋介石。当然，从蒋介石本人来说，在历史潮流的推动下，他总算是接受了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中国人民八年抗战的历史证明，谁高举抗日的旗帜，全国人民就拥护谁；谁坚持“攘外必先安内”，采取不抵抗政策，就必然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因此说，张学良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从私人关系上讲，他多次支持并有功于蒋介石。而蒋介石却恩将仇报，极端狭隘地对待张学良，对此，世界正义人民都愤懑不平。千古功臣，竟遭千古奇冤。 第18节:走向抗日救亡道路 九走向抗日救亡道路 张学良送蒋介石去南京后，东北军内部矛盾重重，高级军官和少壮派争权夺利，混乱局面难以收拾。我考虑当时六四七团的政治情况，还是比较有把握的，于是在张学良走后，于十二月三十一日，乘第一班民航飞机至郑州，又坐火车赶回徐水团部，抓紧掌握部队。随后孙志远赶来团部，通知我北方局已同意我入党。我想留孙志远在团内做党的工作，他说，在五十三军他太红了，要到山西躲一躲，北方局另派人来团主持党的工作。 回到徐水的当天晚上，我就把沙克找来了，告诉他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一手造成的祸国殃民的内战就要停止了。”接着，我向他讲述了共产党如何光明磊落，为国家民族利益不念旧恶，英明地处理了西安事变。并且还对他说：“我们共事多年，算得上是知己。不瞒你说，我已经加入共产党了。你想参加吗?”沙克听了我的话，很激动，当下表示：“我也愿意参加党。”我说：“不过担子可重啊，既要开展救亡工作，又要保守秘密。”我们推心置腹地谈了一夜，决定以经济委员会为基础，积极扩大团内“东北武装同志抗日救亡先锋队”，以便聚集和扩大革命力量。之后，我们就扩大“东抗”组织，抓紧发展党员。此时黄显声已调任一一九师师长，并兼任五十三军副军长，驻石家庄，我们经常来往，共同商讨，配合工作。 一九三七年初，经北方局五十三军工委会介绍，胡乃超、杨经国、戈亚明等学生党员六七人来团里下连当兵。他们当兵后很快被提升班、排长，便于开展党的工作。二月间，北方局派来李晓初负责六四七团党的工作，相当于党的总支书记，公开名义是上尉书记长。他代表组织正式通知我，北方局已批准我入党，并由他来做我的入党介绍人。 同年一月间，万福麟借口开会把黄显声扣在保定，撤销了黄显声的一一九师师长职务，不准回师。我对此早有戒备，万福麟多次召开团长会议，我都托病不去参加，派中校团副徐荣奎前往。万福麟为了要扣押我，乘铁甲车前来徐水车站召集六四七团官兵训话，大骂共产党。之后要我即刻跟他同去保定，我坚决不去，对他说：“你训完话，我要接着做工作，不能丢下就走。”并事先做了防备，在徐水的漕河桥头埋上了炸药，由沙克负责准备炮火，如果万福麟竟敢把我带走，即把桥炸掉，再动用迫击炮，截断铁甲车去路，把万福麟扣留。万福麟觉得形势不妙，知道我不会跟他去保定，而且又是在我团防地内，看我坚决不肯随他去，也无可奈何，只好乘铁甲车败兴而归。 万福麟走后，我们对他就更加防备。他到徐水来未能得逞，自然不会甘心。不久，一九三七年四月，他把六四七团调到定县师部附近，以便于监视我团活动。我们到定县防地，及时派一些可靠的部队和党员进行反监视。 团内党的工作迅速发展，更引起万福麟和刘元勋的警觉，四月间他们趁蒋介石缩编东北军的机会，把六四七团拆散，分编到两个师的三个旅里。宣布命令时，全体官兵群情激愤，反对改编；团内党员、“东抗”队员纷纷要求把队伍拉出去，西渡黄河去找红军。我们当即召开党员和“东抗”干部会，决定派李晓初到北平请示北方局。李晓初去后很快赶回，传达说：你们千万不能拉出去，第一，那样做会破坏党的统一战线；第二，你们的队伍拉不到黄河就会被打散了；第三，你们要服从改编，分到各师去扩大党的影响和力量。李晓初原原本本地传达了这三条。 根据北方局的指示，我们服从改编。五月初，我带一个营到石家庄与一一九师六五四团的两个营合编为一三○师六九一团，师长周福成，旅长丛兆麟。 就在从定县去石家庄的途中，五月四日的晚上，在一个帐篷里，李晓初代表党举行了我的入党仪式。在此之前，在旧军队中发展党的组织，一般是要兵不要官。刘少奇同志来北方局后，提出了在军官中发展党员的重要意义，才改变了白区党的“左”倾路线。 到了石家庄，我们就和市委陶希晋等取得了联系。部队协同石家庄市委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我团官兵和正太路工人联合组织歌咏队，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当时流行的救亡歌曲有《义勇军进行曲》、《五月的鲜花》、《大路歌》、《大刀进行曲》、《救亡进行曲》等。由于抗日救亡运动深入开展，也大大地提高了全团官兵觉悟水平。 第19节:保卫永定河(1) 第二章怒吼的平原 一一个历史的转折 保卫永定河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发生，日本终于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中国开始全面抗战，中国的历史进入了一个非常的时期，却也是一个重大的转折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泛深入地发动人民群众，掀起了抗战的怒潮。八路军在敌后创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更是一场战争的奇观，是世界战争史上的真正的人民战争。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抗日战争爆发，对于六九一团全体官兵的命运，也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 “七七”事变发生后，关于开战后六九一团的行动问题，我们又派李晓初到北方局去请示。李晓初精明强干，虽然到六九一团工作刚半年时间，却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为在六九一团发展党的组织，发展群众抗日运动，做出了显著成绩。尤其是为六九一团留在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在组织上和思想上打下了可靠的基础。他这次去北平，又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回到石家庄，他和我交谈后，又原原本本地向党组织传达了北方局的指示：国民党军队肯定会很快溃退，你们就留在敌后找地方党，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这期间，六九一团内党的组织发展很快，特别是我带去的一个营起了很大作用。这时团长、营长，连、排主要干部差不多都是党员或“东抗”队员，党的组织已经基本上掌握了这支队伍。我们遵照北方局指示坚决行动，七月中旬从石家庄出发时，在火车上就提出了“向敌后退却，北上抗日”的口号，经过党员和“东抗”组织分头进行思想动员。由胡乃超和杨鼎昌等负责，成立了抗日俱乐部，创办了抗日旬刊，作为全团政治思想指导和抗日宣传活动中心。 六九一团能够留在敌后，又在冀中根据地坚持下来，首要的条件是冀中广大人民对革命斗争的支持和鼓舞。冀中人杰地灵，物华天宝。这里是燕赵之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冀中人口众多，物产丰富，文化较高，靠近平、津、保，交通发达，人民思想开通。这里有悠久的革命传统，清朝末年，这一带曾经活跃过义和团的组织。中日甲午战争后，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重，义和团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帝国主义侵略者。他们那种英勇顽强、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成为鼓舞后代子孙继续奋斗的巨大力量。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也曾在这片土地上，燃起过熊熊的烈火。辛亥北方革命协会，为配合南方的斗争，在任丘举行起义，动摇了清王朝的专制政权，进一步坚定了人民打倒封建统治，建立共和民主制度的信念。五四运动在这里更有着深远的影响。高阳县布里村办起的中国第一所留法勤工俭学技工学校，保定育德中学开办的勤工俭学预备班，很多人远涉重洋到法国以及德国、比利时等国家深造，归国后成为一代著名革命家，为国为民做出了卓越贡献。 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在这一带广大的农村及周围的城市，产生了极大的政治影响。在农村中，工作基础尤为深厚。保属特委工作的突出成绩，即是在一九三二年七月发生的二师学潮，和在九月发生的高蠡暴动，以及博野、藁无、定县等地的农民武装斗争。虽然斗争都未能取得胜利，特委及在各地的党组织也遭到破坏，但却在保定古城，在冀中平原上，广泛地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一九三六年保属牛氏三杰顽强抵抗高阳、任丘、安新三县保安团的包围袭击，壮烈牺牲的事迹，更成为鼓舞平原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 第20节:保卫永定河(2) 一九三七年七月上旬，为了适应将要出现的全面抗战形势，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决定，以保属特委为基础，成立中共平汉线省委，领导平汉线北部铁路两侧党的工作，准备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平原各县，积极恢复党的组织，积蓄斗争力量，同时领导全体党员，在广大农民、青年知识分子和青少年学生中进行国难教育，启发群众爱国抗日的思想觉悟，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组织各种抗日救国会，以实际行动支援战争。地方党组织，领导群众揭竿而起，广泛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如定县的抗日义勇军八支队、无极的五支队。保属特委孟庆山、侯玉田等组织起了群众抗日武装，还搞了游击战术训练班。抗战爆发以后，冀中是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最早的地区之一，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 当我们随着五十三军离开石家庄，开赴冀中前线，准备和日本打仗时，更亲眼看到冀中人民抗战的积极热情。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和冀中党接上头。群众是谁打日本就拥护谁。我记得五十三军开到任丘东北大苟各庄，后到永定河曹家务，当地群众帮助部队挖战壕，把自己家的门板扛出来支援抗战，送水送饭。可是国民党军队，也包括五十三军，他们虽然和敌寇几次接触，却是一触即溃。国民党的县党部、县长，也席卷南逃。这时冀中人民思念共产党，寄希望于共产党，决心跟着共产党抗日。这是创建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先决条件。 部队离开石家庄以后，先开到任丘一带设防。过了一段时间，于八月底，又开到安次、永清附近永定河设防。这时，五十三军副军长黄显声和张学思等同来前线视察慰问。因我团有党的组织，抗日救亡运动活跃，师长周福成总是有意把我们派到艰险地方，企图借敌人力量削弱我团。他把我团布置在永定河一个三面受敌的突出部，沿河设防，团部设在曹家务，担任永定河右岸的防守，在那里与敌人隔河对峙。当时敌特汉奸到处活动，我们的军、师、团部在哪里，他们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敌人于九月十五日正午十二时许，进攻我阵地——左右孟各庄至小良庄，开始炮击我左翼——孟各庄以西。六九二团阵地失守，我左翼第三营第九连在单线防御配备薄弱的情况下，坚守阵地，受到敌人炮火压迫和左翼包围。第三营营长刘裕勤给我打来紧急电话：“敌人冲过河了，怎么办?”我说：“死守阵地!我就来。”我骑马立即赶到。到了那里，营长刘裕勤、副营长王德平、连长王宽民，还有一个姓李的排长，这四个人都是党员，在阵地上光荣牺牲。但阵地守住了，敌人从六九一团和六九二团接合部突破防线。此时以六九二团的第五连及士兵一排，增援孟各庄，终因飞机的威胁，以及时机的失掉，未能奏效。六九二团溃散，该团一营长被旅长丛兆麟的亲信就地枪决，以推卸罪责。丛兆麟本人又来到六九一团团部找我，想趁机加罪，恰我在前线阵地，没碰上，他捞不到什么，就急急忙忙跟随大队溃逃了。 敌人突破防线后，毫无顾忌地长驱直入。永定河滩是一色的沙地，沙地上长着密密麻麻的细柳，与此相连的庄稼地，种的是高粱和葵花。当时我们团部的人员都分散在高粱地里，没有受到损失。 入夜后，我团在原地休息。这天是阴历八月十一，快到中秋节了，月亮升起得早，当太阳刚刚落下去，它就挂在东南天空中了。一场战斗刚刚过去，一切都显得很安静，这很自然地勾起了官兵们的思乡情绪。“每逢佳节倍思亲”，不少人在心里怀念着沦亡的乡土，思念着不知流落何方的亲人。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为不能保卫国土而焦急忧虑。 到十八日晚上，我们就整队沿河堤往南撤退了。 第21节:激战梅花镇(1) 激战梅花镇 南撤途中，李晓初和我们商议，如何具体地贯彻执行北方局让我们留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路过任丘时，他留下来找地方党，决定找到关系就立即通知部队回师北上。任丘是保属特委活动的中心区，牛氏三杰的家乡，李晓初在北方局做党的组织工作，曾和地方党组织有过联系，了解这里的情况。可是，因为部队连续转移，任丘分手后，我总也没有得到李晓初的消息。 永定河战斗后，我们曾作过一次战斗检讨。争论结果，从士兵到官长，一致感到不能单纯防御，久守必败，要求打运动战和进攻战，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主动地打击和消灭敌人。但军长、师长一味撤退，没有人组织战斗。我们从任丘又转到饶阳城北渡口，过了滹沱河，才赶上了五十三军大部队。 继续南撤。 六九一团作为东北军的一个团队，绝大部分官兵都是东北人。不断南撤，每个官兵都清楚，这分明意味着离开家乡越来越远。他们不知道，怎样才能返回家乡；甚至也不知道，今后是不是还能回到家乡，能不能再见亲人。 南撤，南撤，究竟撤到哪里才算一站呢?在南撤途中，士兵们纷纷议论起来： “堂堂几尺高的男子汉，要劲，满身是；要枪，手里有；眼看着日本鬼子横行霸道，不让去打，真是活受罪!” “妈拉巴子的，蒋介石跟秦桧一样，把咱东北送给鬼子还嫌不够，又要送华北了!” “他呀，就会坑害咱们杂牌军。每月发那么六角钱，够喝西北风的!再看看这穿戴，简直像个叫花子。这窝囊气我可受够了。” “有朝一日，老子不干了。你蒋介石不抗日，中国自有人领着咱们抗日哩!” 听到士兵们的这种呼声，我感到很高兴。他们要寻找抗日救国的道路，寻找共产党的领导。这说明，几年来党的工作在这支部队里生根发芽了。 一天夜晚，我正在屋里看地图，沙克来找我。我也没问他找我有什么事，就先对他说： “你看，这样跑下去就要过黄河了。我们不能只顾跟着他们逃跑，应该另想办法。” 我的话正合沙克的来意，他便立即接过话茬，说士兵们也有这个要求，问我怎么办好。我说，我们和上级党失掉了联系，目前，应先抓紧“东抗”，团结群众，一面做好留在敌后打游击的准备，一面寻找党的关系。沙克表示同意我的意见，便去找各连的“东抗”负责人开展工作。 我团官兵忍着眼泪，让大片的国土在脚下丢失。蒋介石作为削弱异己的一种手段，让嫡系先撤，杂牌殿后。而我们团又奉命掩护五十三军，更是处于一种最危险的位置。万福麟做梦也没有想到，这种安排，又偏巧为六九一团脱离五十三军提供了方便条件。 十月九日，在束鹿东南耿庄村，接到师的命令，要我团开往藁城南四德村、梅花镇一带，掩护五十三军的左侧，与六十七军取得联络。于是，我团即按行军序列，向指定地点急进。 十月十日下午，我团先头部队，将进抵半壁店时，突然发现敌人骑兵，约五六十名。敌人的骑兵也发现了我们的队伍，并有占领村庄的企图。我先头的尖兵连长非常果断，即令尖兵排以极快的速度，跑步抢占村庄，其余两部由村之两端取包围形势，进攻敌骑。发生激战约一小时，敌人的骑兵难于支持，便向沧石路狼狈逃窜。这次战斗，毙敌少尉队长一名，士兵八九名，战马八九匹；伤敌十余名；缴获马枪两支，战刀四把，钢盔四顶，洋马鞍五盘，还有不少其他的军用品。综合这次战斗所得战绩，对敌人的战斗，处置迅速，向敌进攻，官兵士气非常旺盛。我们部队毫无损伤，因此全体指挥员和战斗员更相信运动战和进攻战是战胜日寇的重要战术，要求打运动战、反对死守的呼声更高了。 半壁店袭击敌骑，这是从“七七”事变以来的第二次对日作战，是一次小战斗。这次战斗结束以后，我们继续向师指定的地点急速前进。当晚，我团第一营进入梅花镇，第三营进入四德村。梅花镇是一个土围子，方圆有四里，土围子高丈余，很坚固。一营进镇以后，即将四门堵塞，第一连防守镇的东面和北面；第二连防守西面和南面。重机关枪和迫击炮都有相当的配备。 这天夜里十点多钟，约有一营兵力的敌人，由藁城向南推进，其先头部队，与我西关步哨发生战斗。其后续部队渐次到达，拂晓前即向镇西北角猛烈攻击。我守城部队与敌发生激烈战斗。敌攻城部队因伤亡过重，遂向我左翼包围，终因我以猛烈炮火压制，未能得逞。我炮兵瞄准发射，将敌人密集部队歼灭二三百名。经过激战，敌人被我大部歼灭。次日敌人援军陆续增加，将我一营团团包围，但始终没有突破一营的防守，梅花镇的群众，对我团热情支援，争先慰劳。全团官兵誓与阵地共存亡。这时，五十三军已经跑得很远了。师长周福成和旅长丛兆麟分别打来电报，叫我们丢下一营不管，带三营追他们。我坚决不同意，便派三营七连，在团属重迫击炮掩护下，冲破围攻东门的敌军阵地，接应一营突围?时已近黄昏，连长李弗畏受伤。 第22节:激战梅花镇(2) 这次战斗，敌人伤亡七八百名，我军阵亡一名连长、一名班长，战士二十余名。这次我军守城的指战员，因在半壁店得到的胜利，鼓舞了杀敌勇气，提高了战斗情绪，加之党员积极分子深知守住阵地才能早日回师北上，故能在敌军强攻下，英勇顽强，激战竟日。这是从“七七”事变以来，第三次胜利的战斗。 第一营突围后，部队靠拢在一起。这时，沙克找我来了。我正在战壕里，手里拿着两份电报，观察战场上的情况变化。炮弹就在附近爆炸。沙克走近我说：“一营突围出来了!”我说：“军长万福麟跑远了，把我们丢给了敌人。”沙克皱着眉头，一时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我说：“这正是机会，就此脱离他们，北上找党，打游击去!” 当晚八点钟，在四德村集合部队。我把赵承金、吕云起、王树章、李英武、沙克、于权伸、王光文等营、连长召集在一间大房子里，商议今后行动。我说：“我团的处境大家清楚。今天师长和旅长都来了电报，让我们丢下一营去赶他们。各位请想一想，一营是我们患难与共的弟兄，难道我们能丢下他们不管吗?”我说到这里，把电报放在桌子上给大家看。 大家一听说师长和旅长要丢弃一营，都非常气愤，异口同声地说：“他们太狠毒了，再不能跟着他们跑下去!”特别是一营的军官，更是火冒三丈，一个个连声叫骂。一些参加“东抗”的连长更是摩拳擦掌，争先恐后地站起来，激昂地说： “再不能跟他们往南逃跑了，应该趁机北上抗日!” “我们服从团长指挥，请下命令吧!” “对，团长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 敌人攻打梅花镇的枪炮声还在响着，我看着大家火热的情绪，充满信心地说：“现在主力跑远了，如果我们要去追赶他们，一路上困难重重，而且有被敌人包围的危险。依我之见，摆脱当前之敌，到晋县东北地区去。至于以后如何行动，我们到那里再商量。” 经过分析形势，大家都同意立即回师北上，认为我们对这一带以北地区熟悉，地方党的关系也比较好找，不能再往南去。我们便在地图上选定北去晋县小樵镇，想在那里进行休整。有一个摇摆中的团副还当场算了一卦，说什么“运在东北行”，以掩盖自己内心的矛盾。 大家相继散去之后，几个党员留下来又在一起研究，决定通过“东抗”发动和掌握群众，准备到小樵镇后再召开有士兵代表参加的会议，讨论北上打游击的行动计划。部队于九点准时出发，当夜开往晋县小樵镇。 梅花镇战斗，为我团留在敌后抗战，创造了条件。敌人正当侵华开始，装备精良，气焰嚣张，群众鉴于国民党军队撤退，在思想上存有恐惧心理。敌人在梅花镇所受当头一棒，是在河北省遭受的首次惨重打击，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这也使当地人民看到，日本侵略者是可以打败的，中国军队也是能打的。从而大长了中国人民抗日的志气，灭了侵略者的威风。 但是敌人对梅花镇的群众，却进行了惨绝人寰的报复。十月十一日傍晚，当我团第一营撤离梅花镇时，乔排长曾带领十六名战士，端着机枪在城墙上来回跑着阻击敌人，掩护军民从东门撤出，并且大声喊话：“日本鬼子进村要杀人的，乡亲们快逃命吧!”但人们这时还不曾体会到敌人的残暴，也有没听见的，大部分居民没动，只有一部分群众和给我团抬担架的人，随着部队撤了出来。 十月十二日清晨，五千多敌兵包围了梅花镇。成群的敌人从镇西南翻过城墙，扑向镇内，到处杀人。一些青壮年被敌人抓起来，绑在一起，一批批拉出去残杀。最大的杀人场是在辘轳把水坑。十二日下午，几百名敌人端着刺刀，站在水坑周围，并且架上机枪，还有飞机在上空盘旋。敌人用刺刀和棍棒，驱赶被绑着的群众往水坑里跳，立时就有许多人被淹死。敌人又用机枪扫射，血水溢出坑外，顺道沟流到大街上。在这里遇难的六百多名群众，仅有八人逃出。鲁全成一家，就有六口人，他的姥姥、母亲、妻和三个孩子，都惨遭敌人杀害。这一天，他是在天快黑时，被敌人押到辘轳把水坑，他看到水坑里已有许多乡亲被残杀，满坑的水都被血染红了。鲁全成不会凫水，一跳进水坑就喝了许多血污水，迷迷糊糊地昏了过去。后来被坑里的人挤到了西北角，他就躺在了成堆的尸体里边，只露着个脸，光听到枪响，和人们的喊叫。等到天黑，他清醒了过来，这才想到逃跑。他爬出水坑，身子贴着地皮，往北跑去，一直跑到北城墙，爬上去，又溜下寨沟，跑到外村亲戚家。 第23节:激战梅花镇(3) 另一农民张满仓，被押到辘轳把水坑时，看到敌人正用刺刀和棍棒逼着人们往水坑里跳，还不停地用机枪扫射，很多人被打死，冒出一圈圈血水。张满仓是单独绑着一条绳子，没和别人连着，一下水他就往西慢慢潜游，憋得他在水底下喝了好几口血污水。等到实在憋不住了，他就露出一点头来，吸一口气，又赶紧潜下去。游远了，他才半闭半睁着眼睛，仰浮在水面上。他的头夹在一个尸体的大腿中间。敌人的子弹击中他旁边一个人的头，脑浆和血水溅了他一脸。天黑以后，敌人聚集在水坑南边烤火，他才从北边慢慢爬出，穿房过院，翻越城墙，脱离险境。 十月十二日这一天，敌人把从各户抓来的妇女，强拉到一家粉坊大院。其中有十一名孕妇，被敌人剖腹，并将掏出的胎儿吊在树上打靶。另外一百多名妇女被赶到一家染坊大院，受到敌人的奸污和残害。还有一百多名男人，被赶到地主尚家长工大院，一天一夜，不让吃一口饭，也不让喝一口水。十三日，全部被枪杀和挑死，尸体扔到院内的两个大菜窖和一个大粪坑里。 十三日这天，二百多名妇女儿童，被绑到南门外城墙根下。敌人追问六九一团去向，没有一个人吭声。于是，敌人便拉出四个不满十岁的女孩，把她们劈成两半。继续逼问，还是问不出一句话来。敌人气急败坏，把二百多名妇女和小孩，全部枪杀了。 同一天，敌人又将二百多名青壮年绑到东门外空地，毒刑拷打后，一批批用刺刀挑死。马胜福、马喜福等十一人，被敌人用铁丝穿透胳膊，打得死去活来。他们怒骂不止，最后身上被敌人倒上汽油，推入火堆，活活烧死。樊金保等六十三人，被绑到东门外碱水坑旁，先挖掉眼睛，再剁掉四肢，然后砍下脑袋，扔进坑内。张里等六十二人，拿起棍棒，想冲出去，结果失败，落入敌手，被捆绑起来，打得腰折腿断，然后推进打坯坑内，填土活埋。 东门外有一口大眼井，十四日下午，四十五名青壮年被绑到井旁，敌人举着战刀，强逼他们跪下。人们宁死不跪，敌人恼羞成怒，将四十五人全部砍死，头被挂到树上，尸体扔进井里。后来，梅花镇人称这口井为“血井”。像这样的“血井”，梅花镇共有十三眼。 也是在十四日这天，张玉振等六人被敌人毒打，头破血流，浑身血污。这天晚饭后，几个敌人拉着他们六个人往东门外走，只见街上横七竖八躺着许多尸体，两边树上还挂着好些人头。他们几个一边走，一边骂，也不管敌人听懂听不懂，只管骂：“狗娘养的，迟早有算账的一天!”出东门不远，敌人用刺刀把前边的一个人挑了，剩下的几个，有的挣断了绳索，和敌人拼了起来。敌人端着刺刀，发了疯似的冲张玉振他们乱刺，他们挨个倒了下来。张玉振觉得自己背上被扎了几刀，后来就不省人事了。后半夜，他才苏醒过来，因为没办法解开捆绑自己的绳子，就用嘴叼开拴连着别人的绳头，拖拉着一条绳子，爬到外村亲戚家。等到解开绳子，这才发觉，他的左手大拇指被敌人砍掉了半截，他的身上，还有十几处刀伤。 面对敌人的暴行，梅花镇群众拼死反抗。张二白被敌人抓捕后押上大街，一边走着，押解的敌人还一边用棍子抽打他。张二白猛一回身，从敌人手中夺过棍棒，手起棒落，一个敌人的脑袋开了花。张二白继续抡动棍棒，左劈右打，前后几个敌人都被他打趴在地。这时，有个端枪的敌人冲过来，张二白猛扑上去，不幸中弹牺牲。五十多岁的阎洛聪，看到一批批乡亲被杀害，便高喊起来，号召大家和敌人拼命。敌人向他扑去，他顺手从地上抄起一块砖头，砸瞎了一个敌人的眼睛，疼得那个敌人嗷嗷直叫。敌人割掉了阎洛聪的舌头，他怒目而视，运足力气，喷了敌人一脸血。敌人又砍掉了阎洛聪的双脚和双臂，还一刀一刀剐他身上的肉。阎洛聪虽然被残杀，但他那英雄的形象，却是光照日月，就连在场的敌人，也都惊得目瞪口呆。 敌人在梅花镇连续烧杀四天三夜，直到十月十五日中午才撤走。在此之前，梅花镇共有五百五十户人家，二千五百人，街道宽阔，房屋整齐，商业繁华，镇上常年驻有平、津、保、石等城市经营棉粮的商人，成为藁城、赵县、栾城一带棉粮集散的中心。敌人的烧杀抢掠，几乎把这个镇子毁掉。全镇被敌人杀死一千五百四十七人，有四十六户被杀绝。烧毁房屋、店铺六百余间。另外，还有到梅花镇来的外地人，打短工的、做小买卖的、讨饭的等等，也被杀死四百多人。全国解放后，这里建有“梅花镇惨案纪念馆”，并被列为河北省重点保护的历史遗迹。一九八五年，河北省政府又决定重建纪念馆，以纪念伟大的抗日战争和人民所遭受的惨案。 梅花镇战斗，以及敌人随后疯狂报复制造的血腥惨案，燃起了梅花镇人民熊熊的抗日烈火，增强了对敌斗争的信心。不久，马玉堂就在这一代组织起一支抗日的武装。 马玉堂是藁城县东刘村人。一九二六年考入县立师范，秘密加入共产党，后在藁城县委、直中特委从事党的工作。一九三三年十月，因叛徒告密被捕，押送到北平军人反省院。一九三七年三月获释出狱，党组织派他到六九一团做兵运工作。梅花镇战斗后，六九一团到晋县小樵镇改编为人民自卫军，马玉堂主动要求回到家乡一带开展抗日工作。他利用人熟地熟的条件，串连地下党员，恢复党的组织，宣传党的抗日救国纲领，并且很快就组织起一支一百多人的抗日游击队，正式定名为抗日义勇军。不久，与翟晋阶组织的无极人民自卫团合编为晋察冀抗日义勇军第二路第五支队，马玉堂任支队长。以后，马玉堂调任一二九师东进纵队独立支队司令员、冀南军区四分区司令员等职务。一九四二年一月，他去延安学习，通过平汉路封锁线时，不幸牺牲。 梅花镇未遭敌人残杀幸存的青年，纷纷走上抗日前线。他们怀着民族的深仇大恨，在抗日战场上英勇杀敌，有的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第24节:小樵改编(1) 小樵改编 我们撤离梅花镇后，从赵县四德村出发，在夜色朦胧中悄悄地越过敌人控制的沧石路，向晋县东北的小樵镇前进。 小樵镇，当地习惯把它叫“小里小”，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村镇，一两千户人家，有一些店铺，也还富裕。但由于兵荒马乱，街面冷落了。镇子的四周筑有围墙，经过几个月南北转战的军队，能在这里休整几天，大家都感到很高兴。 我们在小樵镇休息了三天，对外严密封锁消息，只准进人，不准出人。我们连夜召开了党的会议，讨论部队整编和北上行动计划。并在一所小学校的大教室里，召开了有士兵代表参加的官兵代表会议。每个连选两个代表。最先到的代表，多数是“东抗”队员。 人们陆续走进一间明亮的课堂，怀着激动、肃穆的心情，屏着气息，静静地等待会议开始。当人到齐以后，我走到大家面前，根据党的指示精神，主持会议。我说：“今天不是普通的会议，而是商讨决定我们大家的前途命运。近来时局变化很快，还不到半个月，日本侵略军就占领了华北大片土地，可是中央军还是一味撤退。如果我们继续跟着跑下去，不但打不了日本，而且还有断送部队的危险。我们每一个爱国军人，都负有保卫国土，收复失地的责任。”接着，我讲了“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军的悲惨遭遇，和我在西安看到红军的情形。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着。我最后说：“五十三军既然把我们甩下，不要我们了，形势已经不允许我们有任何别的选择，面前只有一条路：回师北上，像红军那样，到敌后打游击去。不知大家的意见怎么样?” 我的讲话，像是在干柴上加了一把烈火。.这时，只见一个“东抗”队员站起来说：“国民党不抗日，跟着它干什么?大家想想，在任丘大清河，在永清永定河，挖了两次工事，结果怎么样，撤下来了。在梅花镇这一仗，也还是消灭杂牌军的圈套，想起牺牲的那些弟兄，真寒心!” 他刚讲完，坐在角落里的一个连长说：“回师北上，我看值得三思。敌众我寡，岂能站得住脚？再说，脱离主力，吃穿又从哪里来？” 军械长霍地站起来，驳斥说：“只要不糟蹋百姓，狠狠地打鬼子，老百姓绝不会让我们饿肚子。” 另一个连长出来插话：“我看还是慎重为宜，万不可草率从事。北上打游击，请问咱们哪个打过游击?” 又一个连长站起来，紧握着拳头高声喊：“这话不对!我们有不少人在西安训练班向红军学过游击战术，也不能算完全外行。我代表全连士兵拥护北上！” 这时，有人四下观望，有人低头吸烟，也有人急得直跺脚。，一直没有发言的士兵代表，听有人反对北上，争先恐后地开了口： 第25节:小樵改编(2) “天天唱打回老家去，往南跑干什么?” “宁愿北走一千，不愿南下一竿!” “愿当亡国奴的让他们自己走，我们要北上!” “对呀，让他们自己跟着国民党的屁股跑吧!”许多人同声喊着这句话。 人们叫喊着，挥动着手臂，围着反对北上的军官质问，激昂慷慨。可以鲜明地感觉到，回师北上抗日的气势，就像一股洪流，是不可阻挡的。主张南下的人坐在一角，低着头，吸着烟，脸上一红一白。眼看着大局已定，我便趁热打铁，站起来宣布：“根据大家的意见，全团立即回师北上!”我的话音刚落，会场上掌声齐鸣，群情沸腾。我挥挥手，让大家静一静，说：“从今天起，我们脱离东北军，成为抗日的革命队伍了!”又是一阵掌声、欢呼声。 接着，讨论改变部队名称，大家一致建议要坚决甩掉五十三军的番号。当时多数人希望改称红军，但因还未和地方党、老红军接上关系，就主张另起一个名称。经过民主讨论，一共提出各种名称二三十个，大家主张不受地域限制，自然也包含着“打回老家去”的意愿。最后，决定改称人民自卫军。又讨论戴什么臂章，大家认为应区别于国民党旧军队，要有鲜明的革命标志。讨论的结果是采用长方形臂章，白底，蓝边，上面为人民自卫军五个蓝字，中间是一颗红星。并约法三章，严明纪律，不准扰民，发动群众抗战，官兵平等。代表回去传达到全体官兵，即刻掀起一股回师北上的热潮。 决定北上的消息传开后，全体官兵莫不欢欣鼓舞。因为臂章一时还不能制作出来，士兵们就找来一些红布、红线，缝在挎包或碗套上，队伍里出现了大小不同的红星，以区别于国民党军队。群众见了，开始是不解，后来是争相簇拥，伸起大拇指赞扬地说：“干得对!”小樵镇呈现出一片欢腾景象。 当时部队有两个营，即第一营和第三营。第二营在井陉看守五十三军弹药库，一直没有归队。还有四个直属连，一个通信队。改编成三个总队，一总队赵承金，二总队于权伸，三总队沙克。选拔优秀党员和进步分子担任各级领导职务，准备北上后再补充兵员。从此公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独立自主，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道路。 关于小樵改编，为什么不叫起义?当时，在我们部队里，三营有党的组织，而且着重发展干部入党，这个营是很有把握的。其他单位也有党员，他们原是黄显声的部队，着重在士兵中发展党，也有少数党员军官。我们能胜利地完成改编，正是由于一个营有党员干部可以完全掌握，另外一个营也有党员和“东抗”队员带头响应党的号召，像团部有些非党员，都要求抗日，又有点旧军官的服从性，听上级的话。改编时，虽然也有个别人有疑虑，但还是随大流走过来了。广大群众，则是坚决拥护跟共产党北上抗日的主张。 我们完成改编后，立刻与五十三军断绝了电台联系，毁掉了密码。这时，万福麟通过十八集团军，又经过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给我打电报，让我把部队带回到洛阳。来电说，已和一二九师刘伯承师长说好，保护我团过铁路到洛阳。我通过十八集团军总部回电说，沿途日军很多，回不去，谁保护也不行。实际上我也不知道途中有没有日军。以后，万福麟和程潜又下令，委任我为一战区游击第一支队司令。当时，我们没理他这个茬。但以后反摩擦打张荫梧时，这个“支队司令”的头衔用来对付国民党顽固派还有点用处，那时冀中部队已改编成八路军第三纵队了。 改编为人民自卫军后，胡乃超曾作《人民自卫军军歌》，套用《莱茵河军队战歌》即《马赛曲》，未及斟酌，没有定稿就传唱开来。歌词虽没有文字记录，至今有人还能记起，可见是及时唱出了人们的心声，才给人留下这样深刻的印象。歌词是： 神圣的自卫战争， 是民族最后生路。 大家向前! 倭奴逞强权夺我东北， 更无厌蹈进长城关， 第26节:小樵改编(3) 寇已深，国将亡，家已破， 我们要起来， 誓收复旧河山! 遵守党的铁纪律， 团结成救亡血战线， 统一意志冲破一切艰难。 为争生存而战! 为复失土而战! 勇敢!前进!到东北去! 这是人民自卫军! 胡乃超，吉林省德惠县人，是从东北流亡到北平的学生。他受党的派遣，到东北军六四七团及六九一团，以士兵身份为掩护，做党的秘密工作。成立三纵队时他任团长，后来随南进支队留在冀鲁豫工作。一九四二年“五一”反“扫荡”，冀中领导机关转战到冀鲁豫时我和他又见过一面，时任冀鲁豫军区第四军分区参谋长。我们转到太行后，得知他在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的消息。这里录下《人民自卫军军歌》，借以表示对胡乃超同志的深切怀念，并纪念人民自卫军的诞生。 六九一团每一个官兵，此后无不始终牢记改编为人民自卫军的这个日期：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四日，阴历丁丑年九月十一。因为，从这一天起，我们的团队走向了新生，每一个人也都走向了新生，我们和自己的团队一起，走向党，走向人民，走向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整整五十年了，六九一团还幸存人世的一百余名老战士，年纪最小的亦将古稀，谁都牢牢地记得那一天，甚至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无比欢腾的情景：那是一个秋夜，天空是那样清朗，月光是那样明亮，大家踏着皎洁的月光，走上抗日的征途。 自然，在当时，对这支团队的未来命运，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别人，都还不能做出具体的描述和准确的预测，但它的现实影响和历史作用，却立即鲜明地显现出来。被蒋介石软禁起来的张学良，就曾让他的弟弟张学思转告我：这条路走对了。这其中也含蕴着张将军壮志未酬的心愿，更是对自己的部属表示的欣慰和鼓舞。 在冀中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岁月里，六九一团官兵，几乎都担任了团级以上的军事指挥干部。 六九一团改编为人民自卫军，北上抗日的决定，并非是一次偶然的行动，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紧紧抓住了这一时机，采取了果断的措施。这无论从当时，还是从事后来看，都是非常适宜的。当时，日本华北方面军，包括第六师团、第十四师团、第二十师团的一部，于十月上旬攻陷石家庄后，当即沿平汉线向南追击，十月中旬占领邯郸，随后进抵漳河一线；包括第十师团、第十六师团、第一○九师团的一部，沿津浦线和子牙河两岸向西南追击，其主力于十月中旬进抵石家庄东南约六十余公里的宁晋，其后即与二十师团一部并列向南追击。平汉线国民党第二战区部队，自九月二十四日保定陷落，则已基本形成溃退局面，当正定、滹沱河一线失守后更是溃不成军，向南逃去。基于这种形势，如果六九一团北上稍晚，势必陷入日军重围。如果提前决定北上，又难于摆脱五十三军，而且对六九一团全体官兵的动员，也不易迅速为绝大多数人所理解和接受，更难形成步调一致的行动。 六九一团留在冀中，首先这是北方局的指示，我们坚决执行。再说，这也是经过慎重考虑的重大决定。就在当时，对于未来也还是充满信心的。 二创建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 第27节:回师北上(1) 回师北上 小樵改编后，部队继续北上，找地方党的关系，经过深泽县的乘马渡过滹沱河，进驻深泽县城。在日军大举进攻，到处奸淫烧杀，国民党官兵溃逃，沿路抢劫骚扰，冀中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突然出现一支戴有红星的抗日队伍，立刻鼓舞了渴望共产党领导抗日的广大人民群众。到了深泽以后，我们即派人联络地下党同志。而地下党的一些同志，见人民自卫军这支部队纪律严明，也主动找上门来联系。当时我住在博陵医院，首先是赵通三找了来，我就让他去联络做过抗日救亡工作和打过政治官司的人。于是赵通三找到了邸清哲。我见到邸清哲后，详细了解了他的个人情况，并问他是否认识孙志远，因为孙志远是定县人，曾在家乡一带做过地下党的工作。这算是初步与地下党取得了联系。在这里，赶制了人民自卫军臂章，刻出了人民自卫军的官防，正式出了布告，上面的署名，我为司令员，李晓初为政治部主任。 我们很快就在士林书社后院召开了一次有部队党员和少数地方党员参加的联席会议，主要是介绍深泽县的情况和交换工作意见。会议由我主持，部队方面参加的有沙克、胡乃超等，地方上参加的有赵通三、邸清哲、王晓楼等。在会上，邸清哲首先介绍了深泽县的一些基本情况，并提出当前抗日救国的一些主张。接着大家就进行了讨论。我在最后提出人民自卫军当前的政治主张是：坚决抗日，铲除汉奸，剿灭土匪，实行民主；在军事上以游击战为主，发动群众抗日参战。会后，地方上的同志又开会，由邸清哲根据会议精神，起草了一个文字材料，印成小册子，题名为《党的新光》，内容主要是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党的组织和纪律，抗日的主要依靠力量等。 我们在深泽县先后建立起了县委会、抗日政府、县大队，释放了政治犯。提出了“减租减息”、“硝盐公卖”等口号，深得人心。尤其是当地的党员、男女青年知识分子积极支援部队，踊跃参加自卫军和县里抗日工作。我们的队伍迅速扩大。 在深泽停了大约七八天左右，安排就绪了，我们决定继续北上，到安国去。并分兵一路，由赵承金带领进驻安平县城。去安国是由邸清哲介绍、联络的。离开深泽之前，由沙克同志召开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活动分子会，大约三四十人，参加会议的有邸清哲、赵通三、王晓楼，还有马健民、张逢时等，会议主要是动员大家出来参加抗日工作，一是随人民自卫军去安国，二是留在深泽工作。就在去安国的前一天晚上，我找邸清哲向他交代了任务，让他带一部分人去安国。 到了安国，我们就地建立县委会、抗日政府、人民自卫队和抗日救国总动员委员会等组织。我们把伤员送天主教堂医院治疗，神父雷鸣远是比利时人，对我军表示支持。中国医生、护士极为热情，对我伤病员爱护备至，官兵深受感动。 安国是著名药材聚散地，有个药王庙，还有许多药商。最大的药商、财主是卜家。我们从石家庄开赴永定河阵地时就断了饷，到小樵镇断了粮，靠就地筹粮。团内财务结算时，仅剩下六角钱。部队吃的都是粗粮，我们想给伤员弄点细粮。商会看不起我们这个军队，说是“溃兵”，给点小米吃就算不错了。当时商会会长是药商大财主卜文朴，群众告发他们正组织维持会，已筹款三万元，准备欢迎日本人。我们当即扣押了卜文朴，限三天解散维持会，交出三万元，保证驻军供给，否则，以汉奸论处。结果他一一照办，伤员吃上了细粮，部队给养有所改善。群情激昂，奔走相告。后来，卜文朴本人也参加了抗日工作。 这时，保属特委负责人侯玉田、刘亦等同志代表当地党组织来安国迎接部队，和我们正式接上了党的关系。经共同商定，我们进军的路线是从博野到蠡县，然后进驻高阳。见到孟庆山同志是在蠡县。 孟庆山同志家在蠡县万安村，原在冯玉祥部队当兵，后到孙连仲部队，一九三一年在赵博生、董振堂等同志的领导下，参加了宁都暴动，经过长征后到达延安。“七七”事变时，他正在延安抗大学习，受党中央派遣，回到家乡冀中开展敌后抗日工作。从延安出发的时候，毛主席接见了孟庆山同志，指示他在日寇南进时，同地方党一起，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人们，不放松一切时机，组织抗日武装，进行游击战争。他从延安回来，途经太原时，又接受了北方局的指示，在石家庄与河北省委接上了关系，被委任为保属特委的军事委员。孟庆山同志是在保定失守前到达冀中的，和保属特委其他同志一起，在高阳、安新、任丘、蠡县一带我党群众基础较好的村庄，开办短期训练班，讲解游击战术，培养武装斗争的骨干力量。这些同志受训以后，立即分散到各地利用社会关系，宣传动员群众，调查搜集枪支，组织抗日游击队。同时，一些县的党组织，如定县、无极等，也都积极行动起来，积极联络失掉关系的党员，整理恢复过去遭到破坏的党组织，发展新党员，组织人民自卫武装和救国会等抗日组织。 第28节:回师北上(2) 高阳是保属特委活动的中心地区。那里比较富裕，纺织业发达，县城有不少富商大户。地方党已经在那里发动组织了群众武装，如游击组、武术会等，组织起群众练武、打靶，宣传抗日。在党员带动下，广大爱国青年正准备迎来红军，扛起枪，打日本。而且据了解，驻城里的伪冀东保安队尹松山部，武器很好，和地方党已有联系，曾向孟庆山等同志表示愿意抗日。 从安国出发，路过博野时，会见了博野民军司令张仲翰。张仲翰是个进步青年，他的伯父张继庸是河北省民政厅长，和张荫梧相识，于是张仲翰当了博野县的警察局长。他并不是博野人，是献县人。“七七”事变后，保定失陷之前，盘踞在博野、蠡县、安国、深县、武强、饶阳、安平等县的国民党反动军阀张荫梧，指使他的所属部队和他所管辖的十三个县的政府机关、警察局、保安队，往南向山西陵川县一带撤退。张仲翰也带着他的警察随张荫梧主力向南撤去，走到安平县城内，他与保安队长张子元商议，决定不再走了，返回博野县组织队伍抗日。先回到大程委镇，在那里预先筹划并做了一些准备，然后，开进博野县城。这支队伍是以百余地方武装人员为核心，再从张荫梧控制时强迫受过军训的不脱产的农民，称为守望队的三千多人中，动员、挑选部分人员组织起来的。张仲翰任司令，同时兼任博野县县长。我们会见后，他请我吃饭。吃饭时，腰里别着盒子枪，大机头张着，这顿饭真有点像“鸿门宴”。这个部队里也有不少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但当时彼此不了解。吃完饭，张仲翰对我私下谈，他原是北平的大学生，曾加入“左联”，与党有关系。遂约定同心协力，联合抗日。 接着，到了蠡县，与保属特委领导的一批地方党员、干部、男女知识分子和部分抗日武装会合。蠡县党组织和各界抗日团体还联合召开了欢迎会。 这时，孟庆山同志又向我详细地介绍了高阳城里的情况。驻在那里的尹松山原是伪冀东保安队的一个中队，“七七”事变后，他把队伍拉出来，自己标榜是“反正”，约有二百多人，武器齐全，有十二挺轻机枪。保属特委、安新县中心县委孟庆山、侯玉田、侯平、王文波等想争取这股力量抗日，经联系，结果很顺利。因为尹松山的队伍从冀东拉到高阳后，打着抗日的旗号，正在招兵买马，扩充实力，他虽然知道孟庆山他们是共产党搞起的武装，但也表示欢迎。因为孟庆山等有人有枪，尹松山就答应他们组织了一个第七连参加他的部队，开始共约五六十人，长短枪约二十多支，连长是我们党派的刘克忠。其实尹松山对这个第七连并不信任，不准驻在城内，只让驻在东关外一所小学校里。孟庆山、侯玉田、刘亦瑜等，前后都曾进城和尹松山进行过多次接触，一方面对尹松山做争取工作，讲解抗日道理和党的政策，同时也多方面和他的部队交往，以提高他们对抗日战争的认识和觉悟，其中有一个连队表现进步，和地方党及其武装建立了密切关系。 孟庆山同志介绍了高阳城里的情况，说尹松山可以和我们合作，共同抗日；还说已经和尹松山谈好，他表示同意人民自卫军来高阳。 于是，我们在蠡县休息了一天，就准备进驻高阳了。 第29节:打开高阳(1) 打开高阳 时间已到十月底，霜寒露重，战士们还身着单衣，因为抗日救国的夙愿得偿，大家心里也还是觉得温暖的。在蠡县吃过早饭出发，下午一两点钟就到了高阳南门城下。这时才发觉尹松山原来是搞缓兵计。他们四门紧闭，戒备森严，城墙上架起了机关枪，拒绝人民自卫军进城。并且还把保属特委的第七连关在东门外，不准进城。实际上，尹松山已与当地反动奸商杨木森长子勾结，图谋不轨，却又表面敷衍我们，口头表示愿意抗日。杨木森是安新县人，因贩卖高阳布大发横财。高阳布驰名国内，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洋货不能来华，高阳布大为畅销。织布不是开工厂搞机器生产，而是家庭手工业，劳资关系不是工人与厂主，而是织布户与布庄。布庄剥削的范围比开工厂大得多。高阳全县以织布为业，为副业者十之八九，并影响到任丘、清苑、蠡县、安新周围数县毗连之地。生产方式是由资方撒出或售出原料，收回或买回成品。七折八扣，织布户所得很少。杨木森再加上从日本进口商品，又在各地设有分号，于是发展成为买办资本家。他不仅在高阳首倡商会，在安新建立堤工会，还曾是河北省商会会长、全国商会副会长。他横行霸道，有所谓“杨皇上”之称号。一九三二年他曾和反动军警相勾结，镇压了高蠡暴动。伪冀东保安队流窜到高阳以后，杨木森长子即出面和尹松山勾结，以保护其财势。当我军将来到高阳时，他挑唆说人民自卫军是五十三军，军纪不好，怕进城后抢劫。当时，我和孟庆山等同志研究对策，对尹松山还是尽力争取，团结起来，共同抗日。于是先后由孟庆山、刘亦瑜为代表进城，反复数次和尹松山谈判，进行说服解释工作。他们回来告诉我，尹松山总是推说高阳商会不同意我们进城。一直拖到晚上七点钟，我们派人把尹松山叫出城来，声明保证他的安全。 尹松山原是土匪出身，是个大烟鬼，面黄肌瘦，细高个儿，满脸大麻子，穿着一个黑棉袍，身上斜挎盒子枪。他出城见我时，还是毕恭毕敬，浑身哆嗦，吓得满头是汗。他一再解释为什么不让人民自卫军进城的理由，说城内富商豪绅怕军纪不好遭抢劫，一定要人民自卫军驻在城外。我则一再向他说明，人民自卫军纪律严明，不准扰害老百姓；并表示一定要进城去驻。尹松山还是申述说：“不是我不让进，是商会和地面上怕骚扰。”他想推托到明天。我看透了他的意思是不肯自动开城门，就厉声质问他：“天都黑了，到底让不让进城?”这时，尹松山见我的态度坚决强硬，便表示退让，说：“人民自卫军如果非要进城不可，可以驻南关或西关一条街。”我听后非常严肃地表示：“高阳城是中国的土地，你我都是抗日的部队，高阳城你能进驻我就能进驻，你不能霸占地盘。限你今晚九点钟以前开城，到时不开，我就下令攻城。”他仍然推说商会和地面上怕骚扰，让我军明天进城。我果断地说：“不行!今天一定要进城。你回去跟他们商量，文进不行，就武打，九点钟准时攻城。”我还告诉尹松山：“我从南门打，一小时攻不进去，我们就走。可是，一经打进去，抓住你就枪毙。”就在我和尹松山讲话的时候，战士们拉出了平射炮，有意弄出响动，向尹松山示威。尹松山只好给自己找台阶下，说回城去再商量商量，就点头哈腰地缩回城里去了。 这时完全看清楚了，尹松山并不是什么抗日的队伍，而是受高阳反动地主豪绅富商控制的地方反动势力。尹松山回城后，我们就开始布置，准备攻城。第七连也准备参加战斗，但枪支子弹很少，孟庆山同志向我提出，要求人民自卫军给补充一些枪支弹药。当时人民自卫军兵员不足额，枪支有多余，可以给第七连补充一些。第七连派陈乔来领回十四支长枪，还有一些子弹。发枪支弹药时，我还有些不放心，叮问陈乔：“这个队伍可靠吗?”陈乔说是地方党一手组织起来的，靠得住。该连领到枪后，都非常高兴，和自卫军同心协力，准备攻打高阳城。 深秋天气，夜晚相当冷，但是准备攻城的战士们都紧张得直冒汗。已是晚九点钟了，城门还没有动静。我当即下达攻城命令，人民自卫军主攻南门，给第七连的任务是佯攻，配合警戒，仍在东门外。 尹松山这个家伙很狡猾，他听我说攻南门，还以为我是骗他，于是把主力部队防守东门。九点钟发起进攻，打了两发平射炮，即将南门炸开，同时架起扶梯爬城。冲锋号一吹响，枪声四起，战士们一拥而进，并爬上城墙，占据了制高点。尹松山的队伍很少抵抗就全部缴了械，那个表现进步的连队，一枪没放就放下了武器。我军占领了整个县城。 当攻入尹松山的指挥部以后，却找不见尹松山。经全城四处搜索，在北关的教堂里才把尹松山搜出来。于是，连同窝藏尹松山的中国神父也一起逮起来。 战斗中营长纪振雄英勇牺牲，他是在小樵改编后由排长提升为营长的年轻优秀的共产党员。我们开了追悼大会，我为他写了一副挽联： 问你：为什么这样勇敢? 是的，要这样才有光荣! 纪振雄的遗体，安葬在高阳东门外。 人民自卫军入城以后，对尹松山的伪保安队全部收编，不愿参加人民自卫军的马上放走。对尹松山本人，则在翌日上午召开群众大会，宣布罪状，当众枪决。那天是个集日，枪毙土匪大汉奸的捷报立即传遍城乡。 经过这场攻城战斗，考验了人民自卫军的战斗力，官兵表现都很英勇果敢。但也暴露出一些旧军队的不良作风，有个别的官兵破坏军纪，私下抢劫了商店。为了挽回影响，下令严格查处，军法审讯。问题严重的是出在一个副连长和一个班长身上，当我下令枪决这两个人时，有人请求宽恕，孟庆山同志也帮助说情，因念其刚从旧军队改编过来，旧习难改，初犯可以从宽处置。同时让政治部派人深入群众调查了解，让被抢劫的商号开来受损清单，照价赔偿损失。这样一来，大大整顿了革命军纪，教育了广大官兵；取得群众信任，密切了军民关系。 第30节:打开高阳(2) 打开高阳，震动了整个冀中，官兵士气和军威大振，信心倍增；人民群众抗日情绪更加高涨，出现了踊跃参军的高潮。特别是爱国青年男女知识分子，如各县简易师范的师生、中小学教员，以及家在当地的平津保大中学生，风起云涌，纷纷投笔从戎，参加人民自卫军。开始大都留在政治工作部门，担任宣传和民运工作，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传播抗日救亡歌曲，动员、组织群众。为了使他们尽快熟悉军队生活，由人民自卫军军官教他们进行操练。地方党的知识分子党员成为政治部门的骨干，如陈调民(即陈乔)、刘亦瑜、阎书景(即阎素)等就是那个时候分配到政治部的，陈乔任秘书，刘亦瑜、阎素搞宣传。翟家骏也来到了政治部，派他去当营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政治部还吸收了一些小学生，成立了少年先锋队，马骥为队长，戈亚明为指导员。后改为宣传队，就是火线剧社，王林为第一任社长。在赴路西整训的路上，王晓楼还把他在深泽的弟弟、侄子、侄女五六个都送来参加了宣传队，有王瑜、王珂、王丕钟、王建新等。王珂最小，只有十一岁，他的姐姐王瑜，也只十四五岁。这些少年男女，非常天真活泼。你要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参加人民自卫军?”他们会回答：“打日本鬼子呗!”又问：“为什么要打日本鬼子?”他们就抢着说：“鬼子想灭亡我们中国，我们不愿当亡国奴。”再问：“你们会干些什么?”“会唱歌，会贴标语，会宣传抗日……”“会跳舞演戏吗?”“这个不会，有人教，能学会。”这是一些多么有觉悟，多么可爱的孩子。很快，他们就都能唱救亡歌曲，能跳舞，能演话剧、歌剧，能刷写标语，能讲演，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或方言讲解抗日救国的大道理，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活报剧形式鼓动抗日的情绪。少先队第一次演出的戏，就是王瑜主演的《放下你的鞭子》。这个戏是由平津学生救亡运动的积极分子带到解放区的，当时几乎是惟一能上演的剧本。戏台上演，麦场上演，街头上演，不要布景，不要舞台。演得观众掉眼泪，呼口号：“打回东北去!”“收复一切失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不当亡国奴!”“为死难同胞报仇!”王瑜每次放声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歌曲时，都是声泪俱下，演员和观众感情交融，思想贯通，演员唱，观众也唱；演员哭，观众流泪；演员激奋，观众挥动拳头呼口号。这就是艺术，这就是政治，艺术和政治高度结合在一起了。不久，人民自卫军去路西整训，少先队也去了，还在庆祝晋察冀边区临时政府成立大会上作了隆重的汇报演出，主要节目就是《放下你的鞭子》，女主角还是王瑜。 在高阳，政治部还成立了妇女部，连同参加各县抗日救国动员会工作的女青年知识分子，约有二三十人，很快就分配到中心区各县开展妇女工作，成为冀中妇女救国会及第一任县妇救会的骨干。 地下党组织的同志，这时也公开在高阳城里活动，对外称教育股。过去地下党组织，长期处于秘密状态，现在能够公开地通过地方党员发动群众参军，扩大自卫军、游击队以及各县武装力量。 在高阳立即派出了县长，开始建立人民自己的抗日政权。还先后建立了军区一级的抗日救国群众团体，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等，后来统归冀中抗日救国联合会领导，抗联主任是史立德。 那时，各种地方武装也都陆续找来，要求加委。张仲翰来了，要求把他们河北民军编成人民自卫军。我们只给了他个名义，叫人民自卫军第一师，派了政治部主任。柴恩波也派人来，委了他个暂编游击第二团团长。朱占魁也来要求改编，给了个名义叫人民自卫军独立第一支队，他在大清河北活动，与我军早有联系。高士一、赵玉昆也来了。不管是谁，只要抗日，我们都欢迎。这时，李晓初也回到高阳，他说已经收编了高顺成部队叫游击第一师，也给加上了人民自卫军番号。 在永定河战役后，李晓初随团南撤途中，留在任丘一带找地方党组织。他很快就和保属特委接上了关系，经党组织介绍，配合高顺成游击第一师进驻任丘县城，并就任游击第一师政训处长，组织政训班、青年队等，宣传党的抗日主张，训练青少年，发展党员。六九一团改编为人民自卫军时，对李晓初还保留着政治部主任的名义。李晓初到高阳后，在选举政治部主任时，他还比孙志远多一票。当时两人都是政治部主任，李晓初对外管统战工作，孙志远分管内部党政工作。李晓初本应留在高阳人民自卫军政治部工作，但在人民自卫军去路西晋察冀军区整训时，我征求他的意见，他坚决要求回到任丘高顺成部队工作。直到一九三八年四月，因“托派案件”调往平汉路西接受“审查”，以致处决。李晓初被审查处决前后情由，当时没有通过冀中军区领导，我和孙志远都不清楚此案。几十年来，对于李晓初“托派案件”问题，人们一直有所议论。一九八五年，经中共河北省委复查，确认是一错案，决定为李晓初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人民自卫军这支部队，经与地方党会合，得到冀中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护和大力支援，如鱼得水。部队四出游击，一则扩大我军声威，配合开展群众工作；一则熟悉地形，便于以后作战。如遇小股敌伪即相机解决，以锻炼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深陷敌后的人民群众，看到一支抗日武装到来，惊喜交集。敌伪蠢动受到威胁，对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以有力鼓舞和支持。在当地广大党员的带动和影响下，人民自卫军迅速发展到五千多人，成立了三个步兵团、一个特种兵团、一个特务营。此外还有冀中地区其他各县，如定县、藁城、无极、深、武、饶、安等，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纷纷组织起人民自卫军县大队和各种名称的地方抗日武装，使其迅速扩展。 人民自卫军队伍扩大了，粮秣供给军需问题等，在“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有粮出粮，有力出力”的抗日救国政策动员号召下，紧紧依靠冀中的人民，也随之获得了解决。供给部门由陈尚孔等组织，他们冒着敌机轰炸，赶制灰色棉军衣，及时发给战士。每个官兵还发给三至五元的生活津贴。大家都过着小米加步枪的军事化供给制生活，没有特殊，虽然艰苦，却很愉快。对于留在根据地的地主豪绅，也是以礼相待，客气地请来，经过宣传、动员，协商解决，向他们征收一些粮饷。因为冀中是个很富饶的地区，大地主豪绅很多，不少人颇有爱国心，不甘心当亡国奴，对抗日救亡是开明的，这也是我们筹划粮饷的有利条件。对开明的地主豪绅，则坚持执行统一战线政策，合理负担，不侵犯私人财产。这样就争取团结了冀中广大人民群众。 政治部锄奸科，坚决执行抗日锄奸政策，曾经镇压了几个罪大恶极的汉奸特务，这对当时发动群众抗日起了鼓舞作用。 随着武装力量的扩大，各县政权也相继建立起来，有些县还建立了抗日救国会。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宏图理想，正以移山倒海之势实现着，到处呈现出一片蓬蓬勃勃的新气象。 第31节:路西整训(1) 路西整训 面对这样党政军全面大发展的局面，究竟应该怎样建设一支革命军队，如何开展游击战争，以及如何着手建立抗日根据地等，对我们来说都是面临的新课题。当自卫军打开高阳的消息传开时，定县地方党组织的义勇军第八支队，派安玉琳、张学轲去晋察冀军区联络，报告说冀中区留有部分东北军，打开了高阳。聂荣臻司令员得知这一消息后，就找到不久前来晋察冀的孙志远了解情况，因为聂司令员知道孙志远在东北军做过地下党的工作。孙志远对聂司令员说，留在冀中的东北军，估计是六九一团。于是便决定先派人来了解。那时我三弟吕正哲在山西正好遇到孙志远，就随同他到了晋察冀，让吕正哲先到高阳来看一看。如果不是六九一团，吕正哲就留下来做联络工作；如果是六九一团，孙志远再来。于是吕正哲跟安玉琳、张学轲同来冀中。安玉琳、张学轲去的时候，一人骑一辆自行车，回来就是三个人骑两辆了，轮换着带人。吕正哲来到高阳，一看留下来的东北军正是六九一团，立即由安玉琳和张学轲赶回晋察冀军区报告。这样，聂司令员便派孙志远来人民自卫军工作，并带来电台呼号和密码。 我和孙志远在抗日战场重逢，从此并肩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心情格外振奋。孙志远是定县人，一九二八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理科后，即为救国寻求真理，投入学运工作。先加入共青团，一九三○年又转为共产党员。“九一八”事变后，他更是积极参加领导了北平大、中学校学生抗日救亡活动。他还利用学校假期，回到定县开展农运，建立党的组织。孙志远家是小地主，他曾带领农民割了自家的八亩谷子，开展对地主的抢秋斗争，一时震动了河北。他在斗争中发展先进分子入党，在大王耨村成立了定县的第一个党支部，并任定县县委书记。孙志远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遭到国民党通缉，又转到北平从事兵运工作，以东北军骑兵二师黄显声师长秘书的身份作掩护，参加中共骑兵二师工委，搞上层统战。一九三三年，他参加领导骑兵二师工委及“反帝大同盟”，办起教导队，自任教官。他曾推动黄显声率部挺进热河，准备相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因受《何梅协定》限制，骑兵二师奉命撤回易县。后因北平军分会何应钦转南京国防部谷正纲密电，要逮捕孙志远，黄显声为孙志远改了名字，潜送北平西苑五十三军军官团骑兵科受训。不久，孙志远再次受到通缉，先是掩避在山西平遥中学做英语教师，后受党派遣，经天津去苏联伯力远东情报站，学习对日军侦察。一九三五年归国，先是在沈阳做情报工作，后又到北平，搞地下党工作。西安事变前，黄显声兼任东北骑兵军副军长，后又调任五十三军副军长兼一一九师师长，孙志远被任命为一一九师少校书记官兼手枪队队长。他在东北军的工作成绩卓著，大量发展党的组织。后来他在一一九师身份暴露，我要他到六四七团工作，他说自己“太红”，转到别处。西安事变后，孙志远受周恩来、叶剑英派遣，与林铁等组成五十三军工委会，孙志远分工负责六九一团的工作。此后不久，他被国民党特务发觉，报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马上给黄显声一个密电，要黄显声把孙志远抓起来押解南京。黄显声把蒋介石给他的密电让孙志远看了，还对孙志远说：“你不要害怕，我不会抓你，这里给你准备了一百块钱，限你在几小时内离开北平市，否则特务从我这里抓到你，那就不好办了，连我也完了。”孙志远答应立即离开北平，夜十二点赶到张珍那里，请张珍帮他离开北平到太原避风。他俩是老乡。张珍是定县小王耨村人，他哥哥张省三、弟弟张学轲都是地下党员。那时张珍在辅仁大学当助教，因是教会学校，和国民党统治当局及一般社会来往较少，比较安全。张珍连忙给孙志远换掉军装，买好车票，黎明前送孙志远上了火车。在车站分手时，张珍要孙志远到太原后来信，孙志远还诙谐地说：“来什么信，死不了回来再干。”不久，抗战爆发，孙志远经山东、河南，到了八路军太原办事处，以后又转到了晋察冀军区。 第32节:路西整训(2) 如今，孙志远又回到冀中来了。这里，是他的本乡本土，他熟悉这里的风土人情，和这里地下党组织的同志也有血肉联系，对由六九一团改编的人民自卫军，更有一种亲切的感情。特别是他以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参加领导这支部队，领导家乡人民的抗日斗争，可以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了。我兴奋的心情，也自不待言，孙志远的到来，使我肩负的沉重担子，减轻了许多，胜利的前景也更加有了保证。 孙志远到了高阳，我们立刻同聂司令员接通了电报，报告了冀中的情况。这样，人民自卫军就和晋察冀军区正式建立了关系。我和聂司令员讲，这个部队是旧军队，党的、红军的传统都没有，请求带主力部队到路西去见习、受训。聂司令员回电同意了。于是我和孙志远就带着主力去路西，计有两个步兵团、一个特种兵团、一个特务营，共二千三四百人，步枪约一千二百支、短枪百余支、轻机枪五十余挺、重机枪十五挺、迫击炮八门、小炮二门、大炮六门，骑兵一连。其余部队留下，由孟庆山同志任留守司令，并委他为人民自卫军游击司令。 十二月十二日，去路西的部队分三路出发。在这天拂晓以前，分别袭击了定县城、新乐和寨西店车站。部队中有一半是刚参军的缺乏战斗经验的青年，从定县第一声手榴弹和新乐的第一发子弹，开始了他们的游击战争的生涯。当时敌人警戒疏忽，并且攻定县的部队是于权伸的二团，因为半年前曾在定县驻防，地形最熟，结果打进县署和车站，打死五六十名日军。我们牺牲一名排长李恩彦同志，他是优秀的机枪射手，热诚勇敢的共产党员。在他们的连队撤出时，他手把机枪扫射不停，不幸以身殉职，掩护全连无一伤亡。对新乐的地形不熟，情形不明，受了一些挫折，与敌对战差不多一整天，我们死伤不下五十名，敌人死伤比我们要重些。在寨西店因为没有敌人，部队放火烧了车站，破坏几段铁道和电线杆，当天都陆续到了曲阳附近。敌人这一天三番两次派出结队的飞机来追我们，但始终没有发现目标，在曲阳投了几次弹，炸伤一些老百姓。 接着我们到了王快，部队留在晋察冀三分区参观受训，我和孙志远去阜平会见聂司令员。聂荣臻同志待我们极为亲切，我和孙志远就住在司令部，和聂荣臻同志朝夕相处，随时交谈。聂荣臻同志问我冀中的情况，谈到了“华工之乡”高阳布里村。我向他讲了我的经历，讲了在东北军的情况，以及和张学良的关系。我特别讲到，自己在旧军队中呆久了，对我们革命部队的许多东西很生疏，希望聂司令员多多帮助。聂司令员鼓励我说：“你带领部队脱离国民党军，参加八路军，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和地方党的同志在冀中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这第一步，就搞得很好嘛!特别是冀中那个地方是平原地区，这个意义就更大了。”聂司令员同去路西参观学习的干部讲，我们挥戈北上和在冀中的工作，他已经向中央和总部作了报告，毛主席已经知道了，很高兴，我们有机会去延安，一定会见到毛主席的。聂荣臻同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严谨作风和忠厚长者的身份言传身教，使我初步接触和认识到老一辈革命家和红军部队的优良传统。聂荣臻同志对我，对人民自卫军的工作，是寄予很大希望的。 我们在一起研究了人民自卫军的整训工作，审定了军区机关提出的整顿和训练计划。于是，连续组织自卫军干部到军区直属部队、军政学校见习、参观，学习部队的军政工作和游击战术。聂司令员还亲自给人民自卫军营以上干部讲解了我党的统一战线和游击战争的问题。自卫军在整训过程中，学习了八路军的传统和作风，学习了发动和组织群众，创建抗日政权的经验。对人民自卫军的党的组织和政治机关的组织机构，也进行了整顿和充实。 我们到阜平的时候，正在召开晋察冀边区代表大会，我和孙志远参加了这次大会。大会用民主选举的方法产生了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也就是边区临时政府，推举宋劭文为主任委员，胡仁奎为副主任委员，委员有聂荣臻、刘奠基、张苏、李介庸、娄凝先，还有我和孙志远。边区临时政府是统一战线形式，包括各党、各派、各阶层、各少数民族，它的实际内容是团结抗日与实行民主。 第33节:路西整训(3) 我和孙志远还参加了军区政工会议，听取了聂司令员对冀中工作的指示。他手指地图对我和孙志远说：“你们就在平津路、平汉路、津浦路之间，南边以滏阳河为界，搞冀中根据地吧!” 关于平原游击战，从战史来看，在以往并不为人所重视，因为受地理条件限制，其范围不能超出某些被限定的地域，不能突破山泽湖沼森林等地区广泛活动。自“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要灭亡我全中国，奴役我全民族，进行最疯狂、最惨无人道的侵略战争，对中国进行了空前未有的浩劫，激起中华民族愤怒的火焰与政治的觉醒。为着自己的生存，为着全民族的解放，中国人民一致奋起，与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汉奸进行了英勇斗争。因此，凡是被敌人占领的地区，不论山地还是平原，都同样地开展着广泛的民族自卫战争。游击战已经打破历史的成例与地理条件的束缚，同样在平原发挥其伟大作用，因为保持大部分的人力物力，不为敌人所利用，更有重要的意义。所以，在抗日战争中，平原游击战的发展，就不仅可以成为事实，而且也是客观环境的需要，超越了地域条件的拘束，必然产生的结果，决不是偶然的事情。对这一点，当时还是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但是在平原上坚持游击根据地，是否可能，就不是那么明确了。在讨论冀中工作的时候，大家也议论过在平原上开展游击战争的困难性，平原上对具有机械化装备的强敌作战确实很困难。过去，由于我们党的根据地大都建在山地，便以为只有在深山峻岭才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过分强调了地形的决定作用。聂司令员说：“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光靠山是不行的，首先要靠人民群众，只要有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不论是山地，还是平原，我们都可以牢牢地站住脚。人民群众比山靠得住，广泛的群众基础比地形靠得住。就说大山吧，如果山上没有群众，山路又很窄，敌人把山路一堵，我们根本不能坚持，不用说别的，吃的问题就没办法解决，没有群众供养我们，难道能吃石头嘛!对于建设敌后根据地，首要的问题是发动群众，得到人民群众广泛的支持，地形的作用还是比较次要的，而且也是可以改变的。我们晋察冀这块根据地虽然发源于五台山，但我们不是有了五台山，才有了这块根据地，而是敌后的群众支持我们，拥护我们，才使我们能够得到这样大的发展。” 聂荣臻同志的谈话，使我开始懂得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比较清楚地认识到在冀中平原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不利条件和有利条件。我非常同意聂司令员的意见，说：“冀中区位处平津保三角地带，在津浦、平汉、北宁三条铁路干线之间，是一个战略要地；平原地区，物产丰富，是晋察冀边区的衣粮库。在这里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较之在山区，虽然有一些不利的地形条件，但这里人口众多，文化比较发达，有群众基础，又有山区根据地作依托。日军兵力不足，只能守住大城市和沿铁路线上的城镇，而广大乡村和铁路线以外的地区都在我手。我们依靠广大群众这个‘人山人海’，到处可以走来走去。”聂荣臻同志又说：“冀中这块抗日阵地，是我们党领导首创的平原根据地，意义非常深远。你们成功了，对于全国其他平原地区的抗战，将提供出借鉴的经验。”聂司令员这番话，对我们鼓舞很大；同时，也使我们感到肩上的责任光荣重大。 于是，明确了冀中下一步的工作安排，这就是：树立冀中的中心区，改造杂色武装，肃清反动势力，有计划地扩大武装力量，改造旧政权，广泛发动组织群众，安定人民生活，建立抗日秩序。 在我们返回冀中之前，聂荣臻同志还同我谈到了筹建晋察冀边区银行问题。建立边区银行，这是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所决定的发展边区经济，打击敌人掠夺的重大经济政策之一。聂司令员当时对我说，建立边区银行，不用国民党的票子，抵制敌占区发行的伪钞，但是目前没有基金。我说，我们从安国商会搞到的三万块钱还没动，可用作基金。并商定回冀中后即着手筹办晋察冀边区银行，指定由原六九一团军需官关学文任银行行长，从安国县筹措印刷钞票的设备和技术力量，着手发行边币。雷鸣远曾大力帮助购置印刷机械等。 路西整训时间虽短，收获很大。百闻不如一见，我们亲眼看到和学习了一些红军的好传统好作风，增强了创建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的信心。 第34节:收编杂色武装(1) 收编杂色武装 一九三八年春节前后，我们从平汉路西回到冀中。部队还是按来时路线过路。在定县，先在美国传教士开设的“救世军”医院购置药品，然后炮击火车站。该医院坐落在空旷之地，二团一营毫无声响地进去了。这个医院院长一家有五六口人，从寝室来到客室，一个个身披睡衣，一见屋子里挤满了军人，很惊慌，以为大祸临头。我们的同志告诉他们，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说明了来意。主人看到我军纪律严明，对国际人士态度友善，于是问道：“知不知道吕正操团长?”于权伸回答：“我们就是吕团长的队伍。”主人听了，这才放下心来。卫生处要派人去药房看一看，主人很高兴地带着去了。主人说，可以任意选取。大家从这头走到那头，又从那头转回来，一瓶药也没拿。原因是上面没有中国字，认不清什么药，不好动手。结果以为小瓶的是贵重药，就决定拿小瓶的。大家一齐下手，都把小瓶药给拿了，然后请主人收款。主人表示，能有机会给抗日军捐赠药品很高兴，求之不得，坚持不收分文。我们的同志说明我军的纪律，诚心诚意地请他收款，他声明只是为了尊重我们说的话才收款的，仅仅收下五十元。事隔不久，上海英文《密勒士评论报》以同情的言词予以报道，我们的《自卫军报》把这篇报道转载了。 过路后，我们在张珍同志家里吃的饺子。这里不久前发生一次惨案。敌军在向我五台山地区发动围攻的同时，也向冀中地区发动了几次局部性的进攻。一天，定县敌军二百余人，乘汽车十余辆，突然袭击了城东南大小王耨村一带，这里是抗日义勇军第八支队发祥地。敌人烧毁了许多房屋，用火烧、水淹、刀刺、机枪扫射等残酷手段，杀害当地群众二百余人，造成了抗战以来冀中地区的又一次惨案。高阳、安新被敌人攻占，保属特委负责人薛振彦同志(即肖蒂)在安新战斗中英勇牺牲。 为了统一和加强冀中地区党的领导，确定成立冀中区党委，聂荣臻同志派鲁贲同志和我们一起回到冀中，鲁任区党委书记，负责筹备区党委事宜。 鲁贲是陕北横山县人，一九一二年生。虽然出身当地名门望族，但在上高小和中学时，因受进步思想影响，即投身革命活动。后被迫离开榆林中学，走上职业革命的道路。鲁贲领导过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开展过铁路工人、码头工人、煤矿工人的工作，先后任过陕北团特委书记，绥远团工委书记和工委书记，陕甘和关中特委书记等职。 鲁贲有很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为创建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为人朴实诚挚，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同志们和老乡们都亲切地称他“老鲁”。 一九三九年九月，鲁贲与冀中区党委社会部长侯玉田、二地委书记孙铭、四地委书记吴健民，离开冀中，到平汉路西晋察冀分局报到，准备到延安参加党的“七大”。一九四○年五月，鲁贲和吴健民在赴延安途中过同蒲路时与敌遭遇，不幸牺牲。 鲁贲到冀中后，我们研究了冀中区出现的新形势，确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坚决消灭土匪汉奸武装，稳定混乱局面，争取改造杂色武装，进一步扩大部队，开辟新地区。同时，进一步改造政权，发展群众组织。 在人民自卫军去路西整训期间，地方党大力发展了武装力量，并将游击司令部改为河北游击军司令部，孟庆山同志任司令员，侯平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因为高阳被敌人攻占，河北游击军司令部移驻肃宁。 在抗日高潮中，地方武装大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杂色部队，都打着抗日的旗号，自封司令、主任，一时出现了“司令遍天下，主任赛牛毛”的局面。那时到处都是武装，党领导的广大群众性的抗日武装、县大队是大量的，是主流，但也混进了一些土匪武装、地主联庄，还有残余国民党分子组织的武装，也有和日伪暗中勾结的。 第35节:收编杂色武装(2) 河北游击军在地方党领导和号召下，很短时间发展为十二个路(第一至七路，两个八路，九、十、十二路)、三个游击师、三个直属团、一个模范营，共约二万人。一路司令许佩坚，五百余人(肃宁、饶阳一带)；二路司令王贲，三百余人(高阳、保定之间)；三路司令陈沐新，五百余人(安国一带)；四路司令王烈钧，一千人(高阳、保定之间)；五路司令高士一，三千人(苟各庄、史各庄一带)；六路司令马玉祥，六百人(饶阳、肃宁一带)；七路司令郭梅村，二百人(高阳东部)；八路总指挥刘克忠，三千人，由新安人民自卫团扩大起来(安新、新安、容城、徐水一带)；又一个八路司令是向修文，二千人(饶阳、肃宁、献县一带)；九路司令李庆锁，五百人(束鹿、武强一带)；十路司令赵玉昆，一千五百人(易县一带)；十二路司令柴恩波，五百人(新镇、文安一带)；游击第一师长高顺成，五千人(任丘、河间、大城、高阳、雄县一带)；游击第二师长段世曾，一千人，由蠡县人民自卫团扩大起来(蠡县一带)；游击第三师长马佑民，四百人，由安平人民自卫团扩大起来(安平一带)；第一团长王洗凡，六百人；第二团长王仰军，七百人，由安新人民自卫团扩大起来；第三团长齐栋材，二百人；模范营长张建国，三百人。 不隶属河北游击军，但属晋察冀军区委任和接受我自卫军领导的武装，有翟晋阶晋察冀抗日义勇军第五支队，三百人(无极、藁城、深县一带)；唐朴农晋察冀抗日义勇军第八支队，七百人(定县南部)；河北民军张仲翰，二千人(博野一带)。 与我军没有直接关系的武装：有郭治书部约千人(无极西部)；范子侠部约千人(隶属孙殿英，无极、藁城、晋县)；乔明礼部七百人(隶属孙殿英，无极、藁城、晋县)；段树声部四千人(束鹿、武强)；姜东升部一千五百人(新城)；魏大光部千人(霸东信安镇)；史省三部七千人(滏阳河东)。 土匪汉奸武装：有徐二黑三千人，编为深县伪治安队；张安邦五百人，伪十县保安司令，盘踞束鹿一带；高建勋二千人，盘踞安平、深泽一带；张八五百人，盘踞深泽一带；张大货三百人，盘踞安平、深泽一带；白七五百人，盘踞献县、河间一带。六大股共近七千人。 联庄武装也非常多，什么晋束联庄、定县联庄、清苑联庄、河大青联庄、河间联庄、大城联庄、献西联庄、文新自卫团、新雄霸联庄、永清联庄、安次联庄、固安联庄、容城联庄等等，约九万五千多人，其中光脱产的就有三万二千三百人。这些联庄为地主豪绅所把持，组织有总会、分会(在中心村)和分队(在村)。脱离生产的集中在分会、总会。会长等都是豪绅富户、退伍军官、家礼头所充任。脱离生产的成分，除少数警察、流氓、退伍兵外，多数是贫苦农民。不脱离生产的是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都有。联庄内部也是矛盾重重，有地主与农民的矛盾，抗日势力与反动势力的矛盾，还有地主豪绅间争权夺利的矛盾。因此，联庄的政治倾向又可大体分为三种：抗日的，大部是在游击区内或附近及游击战争发展地区；亲日的，大部是在敌据点及交通线附近或汉奸组织有基础的地区；灰色的，大部在前两种中间地区。 会道门武装，共约四万人。这种武装在中国是有长久历史与传统的。历史上各朝末期，农村破产，民不聊生，总会出现揭竿而起的农民暴动。这些农民一般是反对地主统治阶级与异民族的，但是因为当时没有先进阶级和政党来领导，都带着浓厚的宗教色彩，用以号召群众。如东汉末年的太平道(黄巾)在华北的起义。元朝末年的白莲教。又如清朝末年的义和团，大革命时期的大刀会、红枪会。河北是会道门武装的发祥地之一，所以“七七”事变后，又风起云涌地出现了。但是其领导人多为乘机升官发财的家礼头，而地主阶级又打入利用，以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防范土匪。因此，会道门武装也有抗日与亲日之分。抗日的与抗日军发生联系，与汉奸土匪尖锐对立；亲日的与抗日军及抗日政府对立，反对合理负担，并公开与日军勾结。 第36节:收编杂色武装(3) 人民自卫军主力从路西整训回来，驻在安平，河北游击军司令部驻在肃宁。经区党委开会商谈决定，立即开始分头收编杂色武装。土匪部队和同敌伪勾结的汉奸武装，对我危害最大，群众极端痛恨，同时也影响其他杂色武装的改造，是造成混乱局面的一种因素。只有首先用武力解决了这些武装，才能有效地争取改造大量的地主联庄和会道门武装，稳定局面，广泛发动群众抗日和建立根据地。首先由一团赵承金消灭了深县徐二黑、深泽的张八土匪队，还有安国孙殿英的匪军高建勋。另外，还收编了饶阳县国民党委任的向修文下属的地方武装。这个部队里边也有不少共产党员干部。对向本人礼送出境。 根据冀中联庄的具体情况，当时我军的政策，主要是从政治上争取改造，分化上层，争取下层。一般情况不诉诸武力。用武力对待，容易把他们推到敌人的方面去。只对少数坚决与我军为敌的联庄武装，或不接受领导与拒绝改编的队伍才用武力解决。同时，我们广泛发动群众，产生的政治影响也是很大的，统治联庄会的地主阶层也在动摇，他要投靠日军，下层群众不会跟他走。我们看准了这一点，多从政治上、思想上进行争取，只要是愿意抗日的，我们就注意多接近他们。冀中各地的联庄会，有许多是经过这样逐步地争取，站到抗日方面来的。开始，部队和地方党组织，是利用同乡、亲友等社会关系，向联庄的统治集团和下层人员，广泛宣传“大敌当前，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只有团结抗日才能保家救国”的大道理，说明中国抗战的光明前途，抗日与降日的利害关系，宣传我党我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解除其疑虑。同时，派政治质量较好的部队到其附近驻扎，以实际行动影响他们。首先争取他们与我们和平为邻，再争取让我们从其驻区通过，进而争取在其区域内驻扎，供给我军给养；更进一步争取他们捉汉奸，破敌交通；最后争取他们直接配合我军作战。争取联庄抗日是对它进行改造的前提。联庄上层要求加委时，可先给以适当名义，再派个别干部打入其内部进行工作，掌握群众，发展进步势力，孤立反动势力；当进步力量发展到足以控制这支部队时，再加以改编，使其逐步脱离原来地区，摆脱地方反动势力的影响。当时冀中各地的联庄，有许多都是以这样的方法和步骤争取过来的。但政治争取不是惟一的方式，对某些倾向敌人、敌视我军的联庄，在耐心争取的同时，还要在适当时机给以一定的军事打击，才能达到争取改造的目的。截至一九三八年底，我军在冀中争取改造了大部分联庄武装，编入我军的共约两万余人。 我们对会道门武装的基本方针是进行瓦解。在正定、藁城、无极、深泽、晋县等地，有天门会、黄沙会、和平会种种名目，统称为大刀会。它虽然实际上也是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反动的武装组织，但在许多方面和联庄武装有显著不同。其成分绝大部分都是被欺骗的农民群众，而且大部分不脱离生产，敬鬼神，信符咒，以为符咒下肚，披“法”在身，就可刀枪不入。大刀会从上到下有统一的组织，有的内部有汉奸活动，民族意识薄弱，装备几乎全部是大刀长矛等原始武器。当时，我们既不承认，但也不直接提出反对会道门组织，只是从剿灭土匪和宣传教育两方面入手逐步地瓦解它。剿灭土匪以稳定社会秩序，使其失去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宣传教育，破除迷信，解除其精神武装，以日军屠杀大刀会员的实例，揭穿所谓刀枪不入的欺骗。少数坚决与我为敌的，则以武力解决。经过一系列工作，到一九三八年底大刀会大部分趋于瓦解，许多人摘掉装有护身符的兜肚，参加了我军。 这些工作，主要是在冀中西部和中部地区进行。一九三八年二月间，我们派出人民自卫军独立第一团，组成人民自卫军北上先锋队，赴大清河北开辟工作。大清河是河北省中部一条较大河流，汇集拒马河、易水、漕河、唐河、白沟河、潴龙河等数条河流，在天津注入海河流向渤海。大清河北，即平津保之间的三角地带，包括良乡、涿县、固安、安次、新城、永清、容城、雄县、霸县等县。日军侵占华北后，北平是日军华北派遣军总司令部和华北汉奸政权机关的所在地，天津是日军军用物资补给的水陆枢纽，又是和日本本土联系的海上门户，保定也经常驻有日军的指挥机关。因此这块地区的战略地位是极为重要的。我们挺进这一地区，给正在创建中的冀中抗日根据地建立了一道屏障，给敌占的心脏区域插进了利剑。我军北上到达大清河岸时，新镇的伪军不肯出降，当即被我军攻克，俘虏七十余名，缴枪四十余支。新镇是进入大清河北的门户，门户一破，霸县伪军被迫投降。我缴获步枪、机枪百余支，迫击炮两门。伪自卫团一百多人起义。我军乘胜北进，连克牛坨、李家口、永清县城。 第37节:收编杂色武装(4) 日军见我军攻入平津门前，拼集兵力重新夺取霸县、新镇。我军机动撤出，敌退，我又迅速返回。一出一进，声势更大，大股小股武装纷纷来投，短时期内收编了安次、武清、霸县、永清、固安等地联庄武装近四千人。 随着对各种杂色武装的逐步解决，冀中的局面逐步稳定，地区也逐渐恢复、扩大，地方党的工作、政权工作、群众工作也有了显著开展。凡是经常有我军活动的县份，都有了党的组织和党领导的县政权、救国会。并且，又进一步改革了政权组织。初任县长都是地方士绅，我另设县政指导员。人民自卫军主力东归后，取消了县政指导员，县长改由共产党员或革命的知识青年担任。群众组织，以前只是县一级有救国会，编传单出报纸，就近做些宣传工作，较少深入农村。这时则改救国会为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并且普及到了区、村。该会带有半政权性质，负责动员群众，按合理负担的原则为部队筹集给养、经费。 我们在收编杂色武装的同时，向日军所侵占的城镇和铁路沿线连续发动了攻势。特别是高阳南于八战斗，震动很大。 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开始，从山西退回保定整休的日军坂垣第五师团，从保定出发分两路向我进攻。一路进攻喇喇地，一路进攻石家桥，兵力相当大，并附有多数炮兵和飞机。那时人民自卫军的主力已去路西受训，留在高阳的较少数而且新成立的部队，没有什么训练，可是战斗情绪都很高，和机械化的敌人支持了四天的战斗，终于在敌人炮火、飞机压迫下退出了高阳。敌人进占高阳、安新以后，我部队立刻在四周进行包围，不断地给予敌人大大小小的打击。人民自卫军主力东归后，一月二十日，于权伸二团夜袭了东石桥敌军据点，返回后驻在南北于八村，东距高阳县城仅二十里路。县城里的日军得到情报，即来实行拂晓袭击。二团团部驻在南于八，于权伸敌情观念强，睡觉又轻，枪一响，他就听到了，赶紧起来推醒挤睡在一起的战士们。大家争先恐后，疾速奔赴村沿阵地，赶前一步，把排着密集队形就要进村的敌人打了个窝脖，把他们阻在村口开阔地。这时驻在北于八的部队，也闻声行动，痛击敌背。两相夹击，将日军一个中队，从中队长旱川丹治大尉以下，几乎大部被我消灭，俘虏十来个。当时日军受武士道精神毒害太深，给俘虏治伤，他还咬人。后来，部队严加保护送到司令部五人，经过教育争取，以后加入了日共组织的“反战同盟支部”，成为反法西斯战争的革命战士。敌人从在南于八受到严重打击以后，在高阳负隅固守，很少出来，并在高阳、保定中间，也时常遇到我军的伏击，受到很多损失，于四月初被迫退走。敌人在高阳四个月时间，总计死伤不下四百名，我军伤亡及半。 同时，冀中部队还配合晋察冀军区主力进行战斗。三月接到军区电令，和军区部队配合，进攻平汉铁路各城市及破坏交通。从三月九日至十四日，冀中部队担任进攻保定、望都、定县、安新、无极等县城。进攻保定部队，因为受到清苑联庄会的阻碍，没有达到目的。配合军区部队攻入望都一次，并破坏一大部电线杆。前后攻进定县三次，并发动民众破坏两次铁路。攻进新乐一次，破坏铁路一段。经过五天围攻无极，因为城墙坚固、齐整，始终没有攻入。三月十四日，敌人知我深泽空虚，日军三百余，乘汽车十八辆，从无极出动进攻深泽。当时守深泽的只有骑兵五十余，和一些新兵，可是他们和县长及群众团体商量好了，决定固守深泽。在敌人来到时，就用三十名守卫敌人进攻的西面，另二十名绕攻敌人侧背。群众自动维持秩序。战斗经过四小时，敌人打炮二三百发，西城门完全被毁，但因我固守沉着，群众支持，妇女持大刀维持秩序，敌人虽然接近几次，始终没有攻入城内。以后我援兵到达敌人后方，敌即向无极退去。中途被我数度截击，死伤日军七十余，其余乘汽车逃回无极。我军伤亡副营长、连长以下，共计六十余名。这一次敌人炮击深泽二三百发，仅伤亡军民二人，证明炮火杀伤效力并不甚大。在任何一个城市里，若是军民能沉住气，在一定期间守城，这是可能的。 从三月九日起袭击平汉路后，敌人开始感到冀中部队的威胁，引起极大注意，于是在三月下旬，有计划地分三路向我进攻。一路由北面进攻霸县；一路由交河进攻献县、河间；一路由定县进攻李亲固。战斗经过共约二十天，进攻日军为末松师团，系由上海方面调来，接替坂垣师团。每路敌兵，各约一联队，并附有若干伪军及冀东警防队。于四月初先后进占河间、霸县、李亲固，我军与敌血战半月，与敌保持严密的接触，包围敌人，截断其接济。并因民众完全退出县城，使其无法建立伪组织。日军不能立足，我军即行反攻，遂将各县先后克复。敌人三路死亡不下一千名，我伤亡约六百名。此次战斗，安国、定县人民表现最好，都是自动地直接或间接帮助作战，慰劳品堆积如山。前方战士，没有自己筹办给养，大部分是群众自动供给的。部队作战都很坚决英勇，但都是迎头打正规战，始终处在被动状态，对于侧击、尾击、伏击和截击敌人辎重的信念还很薄弱，以致未能给敌人?十分致命的打击。河北游击军克复河间的战斗，很有特色。在对河间形成包围以后，发动高阳、任丘、河间等地一百多名花炮手艺人，赶制了大量的能携带爆炸物的“起花”(北方民间在春节期间燃放的一种焰火，带有长杆尾巴，可升入高空)，集中了土炮，于四月二十四日午夜，发起总攻。特制的“起花”，从四面八方飞向城中，土炮一齐轰击，我攻城部队齐声呐喊，冲上城头。日军从梦中惊醒，极为恐慌，战至拂晓，仓皇突围。我杀伤敌二百多名，收复了河间。 冀中军民在这年的春天与进犯之敌进行了大小战斗百余次，除击退进攻之敌外，并克高阳、安新两县城。广大军民都经受了锻炼，取得了一些反围攻的经验，并且显示了冀中军民团结抗战的威力，显示了人民群众如火如荼的抗战热情。 第38节:破路和拆城(1) 破路和拆城 由于敌人是使用汽车、装甲车、骑兵的快速部队，平原地形，有利于敌，不利于我。敌人占了城池，凭坚固的城墙据守，不利于我军攻夺。为了长期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冀中军民遂发起了破路、拆城改造平原地形的规模巨大的运动。 冀中平原毫无山丘之阻，交通异常便利，周围有几条铁路，内部有纵贯南北的平大公路，有横贯东西的津保公路(有两条，分为南路和北路)。此外，各县城间大都可通汽车；村与村之间道路纵横交错，密如蛛网，阡陌之间，小路极多，也可通行人马和自行车。这对敌之“扫荡”、机械化部队之使用甚为有利。于是全冀中军民在“破路就是抗日”的口号下，对所有道路进行了全面破坏。这一工作，从一九三八年一月开始，到秋季基本完成。后来，敌人又强迫群众平路修路，而群众修后又破，于是破了修，修了再破，成了群众日常斗争的一部分。 开始破路时，是拦道挖横沟，群众来往耕作运输极感不便，而敌人的快速部队仍可绕道通过。后来改为顺道挖沟，破路工程变成了筑沟工程。沟的宽度、深度、角度等都有统一规格。纵横贯连各村庄的大道沟，深达两米多，宽三米左右，大车可以通行无阻。每隔几十米，筑圆形土丘一个，围绕土丘筑上下道，两辆车对向而行在这里可以错开，也可以防止敌人顺道沟射击，一举两得。道路纵横变为道沟纵横，从这个村庄到那个村庄，可以在沟内行走，不使沟上人发现。沟口连接村沿，这便利了我们的行军作战、伏击、迂回、运输，而使敌人的机械化部队无用武之地。 刚发动挖路时，部分群众不了解其中意义、表现得不够热心。但经过多次战斗，他们看到了道沟对于我军民的重要作用，于是积极起来，形成热潮，男的挖路，女的送水送饭，所有道路很快都被挖掉。我们提出的“多流一滴汗，少流一滴血”的口号，群众在实践中体验到了。一九三九年冀中发大水，许多地方因为沟多，分散了水量，减少了水害，保证了部分秋收。因此群众说：“八路军是活神仙。” 随着战争的发展，道沟也逐步发展改进，群众也学会做工事了，在道沟两侧挖了各种作战掩体和防空洞，既便于我方军民作战，又便于转移。但日军的汽车、坦克、炮车等却无法通行。 第39节:破路和拆城(2) 破路工程由肃宁的北大团丁开始，由于哪里破路，哪里就打胜仗，很快便普及到各地。这种伟大的创举与以后的地道战，同为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冀中军民用血汗凝成的，是冀中军民不可战胜的标志。 但是，我们破路，敌人却要求交通方便，以发挥其技术兵团威力，更有力地统治冀中，所以在进行每次战役时，都强迫群众修道，在战役的空隙，也都派部队包围村庄，强迫群众去修道，监视群众修道。在敌兵力薄弱的地方，敌人就送条子，命令群众修道，这样做当然无效。有时敌人还散糖果，或发给少量工资，加以利诱。起初，敌人修路是为了便利交通运输，连接各个据点；后来，还企图阻碍我军的行动，更小块地分割我根据地，缩小我军的活动范围，扩大敌人从点线到面的占领。因此修路也有不同形式。一是修筑公路干线，主要是平大公路，把路修得高出地面一米；路旁挖沟，深两米，宽近三米，还有的挖得更深、更宽。路面可并行三辆汽车，目的在隔绝我道路两边的联系，分割我们，使我们不易破坏，不易伏击。二是修筑据点联络公路，一般与地面平，以能行汽车为限，路两侧有小水沟。主要为了联络据点，对根据地进行三角形的分割。修路时遇房拆房，遇坟平坟。三是修平行公路，在一条路旁设平行路，行动时它可并行，以避免我军伏击，遇伏击也可互相掩护。四是修公路圈，在主要据点周围，以五里为半径，修一公路圈，然后进行“扫荡”，驱逐五里地以内我方军队和地方工作人员，建立伪组织；然后再修第二圈，以十里为半径扩大。就这样以波浪形式逐渐向外伸展，扩点为面。再有就是修筑沧石铁路，从一九三六年华北冀察政务委员会时期，敌人就向宋哲元提出了沧石筑路问题。此路东起津浦铁路的沧县，西接平汉铁路的石家庄，从沧县而东可至祁口上渤海；西接正太铁路，可直达太原，并至离石以达黄河边。此路修成则成为横贯华北中部，与平绥、陇海两路平行的一大干线，在统治华北、深入经济侵略和整个战略方面，都具有极重大的作用。我便极力阻挠，使敌人的计划不能实现。一九三九年四月间，对于晋深段的破坏，一次即动员了四万余人，坚持了一个星期的连续破击，粉碎了敌人铺轨的计划。 破路是军、政、民经常的工作，各机关、团体、群众、部队、游击队、游击小组、自卫队，开展破路周，进行破路竞赛，部队与游击队配合掩护。这一工作大都在夜间进行。一到白天敌人便出来修路，时常遭我伏击。敌人到村中拉夫强迫修路，但一到夜晚，群众便又自动去破坏。有些地区，还出现这种情况，谁白天修的路，他夜间必须去破坏，日久天长，在群众中形成了一条章法。因此，监视修路的敌人，时常对群众讲：“你的，不好的，白天慢慢的，晚上快快的，不行的!” 破路工作也分战斗式与战役式两种。战斗式即是经常的、小规模的；而战役式则是较大规模，事先有计划、有组织，连续进行。 一九三九年三月间，深县一个县一次即动员了二万三千七百余人，将全县公路进行了两小时全面的破坏，破路一百六十五里。在安定公路之间，一夜曾发动了一万七千名男女，从定县城关直到安国城关七十里路，男女排列成一线，对公路进行了彻底的破坏。 敌人修筑石德铁路，曾派五千余兵力掩护，原定五个月内完成，但由于深县、衡水、晋县、束鹿等县的男女老幼积极破坏，打破了敌人的原定计划，敌人不得不再增加兵力，多设据点，并且再也不敢雇用当地民众，而不得不从其他地区调入。在群众连续破坏下，八个月后敌人才试行通车，但无人乘坐。于是，敌人不得不实行免票乘车，或贴以伪币及奉送乘客糖果、礼物，以引诱群众乘车。虽是这样，而这一地区的人民，始终坚持着民族立场，誓不乘敌车，而且继续予以破坏。 由于冀中军民的卓有成效的破路工作，使得敌人不得不加强对交通线的保护。在铁路及主要的公路上，每距二里到五里修一碉堡或看道房子，如通过村庄则增设为据点。在重要的两路交叉点，建筑吊桥，昼放夜起。碉堡附近，或交叉道口，设有固定或临时的岗哨，昼夜监视。夜间，在铁路两旁伏设交叉射击的火力配备，并不间断地派出巡查队，来往巡逻。 第40节:破路和拆城(3) 路旁十里以内的村庄，强迫建立所谓“爱护村”，担任道路的修筑及保护。由爱护村派人，在交通线上站岗，在每个碉堡之间派三人至五人为一组，以马灯、梆子、铜锣等为联络警戒信号。此外，更有传路牌的办法，由“爱护村”派人持路牌，从这一据点传到那一据点，并由日本人在牌上盖章。如果不能按时传到，敌即沿路巡查，有时在巡查中沿路开枪射击。送牌人迟误了时间，或遭囚禁，或被杀害。 在比较大的火车站上，敌人经常配备着坦克、装甲车队，或设有具有射击设备的装甲轧道车，作不定时的反复巡查。在主要公路两旁，修筑五尺高的土墙，并把路旁的壕沟，挖成底大口小的形状，使我人马都不能通过。估计在我可能通行的路口处则伏设地雷。在电杆上绑手榴弹或缠以铁丝，以防止我军民砍拔破坏。还有的夜间在电杆上挂灯笼，“以增强戒备”。此外，在铁路及主要公路两旁，三至五里以内，禁种高秆作物，原有树木一律砍伐。 除去以上的一些办法外，敌人更实行种种残暴的镇压政策：路被破坏一次，敌人即在靠近村庄捉杀一人，将人头挂起，以威胁民众。拔一根电杆，罚洋千元；失电线一丈，罚洋百元。而且，还经常到沿路村庄去搜捕。 敌人绞尽了心机，却也未能阻止冀中军民的破路运动。 拆城工作，一九三八年一月在肃宁开始，以后是河间，再后就是素以“金汤”闻名的蠡县城。几百年前封建统治者修筑蠡县城，曾驱使人民修了十二个年头，城墙是巨砖灌石灰凝成一体，十分坚固。拆城时，县政府动员了全县的劳动力，日夜猛干。县、区都设立了专门的指挥部，各村有队部，整个城墙上下都是拆墙的人群，有的打钎，有的搬土，抬的抬，拉的拉，劳动的号子声、打钎的铁锤声响彻全城。到了晚上，灯笼火把，把全城照得和白天一样。白天是人的海洋，夜间是灯笼的世界。不到一个月，城墙即全部拆除。群众拆城热情高，速度快，说明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敌的，一旦发动组织起来，真是无坚不摧。 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冀中腹心地区二十四座城堡的大小砖石，都四散民间。整齐的，用来修建房屋；破碎的，有的用来填补街道，有的被农民垒成鸡窝猪圈了。 冀中的破路与拆城，是冀中军民进行平原战场建设的伟大创造，是一个了不起的举动。不是人民群众的充分发动，任何的强迫命令，都无法出现这样的奇迹。 第41节:成立冀中区党委 成立冀中区党委 在很短的时间，冀中平原根据地就已经初具规模了。但是，由于历史上和思想上的种种原因，在冀中的党和军队内部还没有完全统一。人民自卫军东归以后，原留守司令部已在地方党的领导下，改称河北游击军，这样，人民自卫军和河北游击军就形成了两个系统。为了加强党的领导，统一行动，晋察冀分局、晋察冀军区先后指示冀中，迅速解决统一党的领导、统一编组军队、统一政权组织和群众组织等问题。 一九三八年三月间，我们又一次到路西参加边区党的代表大会。这是晋察冀边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山西五台县的金刚库召开的。这次会议，以讨论晋察冀党的建设和斗争，及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晋察冀抗日民主根据地等问题为中心内容。会议指出，目前最主要的任务之一是巩固党的组织，健全党的各级领导机构。并且强调，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主根据地，必须加强党对军队、政权、人民团体的领导。 上级党鉴于冀中蓬勃发展的形势，急需加强党的领导，就在这次边区党代表大会后，经晋察冀分局决定，指派北岳区党委书记黄敬同志到冀中任区党委书记，鲁贲同志任副书记。 黄敬和我们同路来到冀中。黄敬时年二十六岁，中学时代，即开始参加革命活动。在青岛大学读书时，经王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他的多才多艺，又有组织才能，使青岛大学地下共产党领导的海鸥剧社的活动极为出色，被当时我党领导的上海《文艺新闻》称为“预报暴风雨的海鸥”。青岛大学改为山东大学后，黄敬任地下党支部书记、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长。“一二·九”运动期间，黄敬作为中共北平市委的负责人之一，参加领导了这一运动。黄敬是斯诺夫妇的好友，曾参与安排斯诺的陕北之行。斯诺夫人尼姆·威尔斯后来去延安，正值黄敬赴延安参加中共全国代表会议，把她先带到西安，再由别人送去延安的。“七七”，事变时，黄敬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抗战爆发后，他到晋察冀，任晋察冀省委书记。黄敬风华正茂，才气横溢，谈笑风生，见面熟，能和干部、群众打成一片。黄敬任冀中区党委书记，他和党、政、军、群各方面干部团结合作，很快就能打开一个新的局面。我和他更是一见如故，无话不谈，可是遇有不同意见又争得面红耳赤，吵完谁也不往心里去。当年的同志关系是亲切融洽的。 四月二十一日，在安平由黄敬主持召开了冀中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地方区以上、部队团以上党组织都有代表参加。会议总结了创建冀中根据地以来的各项工作，指出当时存在的问题。并根据上级指示，提出了巩固与扩大冀中根据地的中心任务和解决当前问题的各项重要措施：成立冀中区党委，统一党的领导；成立冀中行政主任公署，统一政权组织；统一整编部队，奉命成立八路军第三纵队、冀中军区和四个军分区；取消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建立军区一级群众组织；认真执行减租减息，严禁高利贷，切实改善人民生活，建立统筹统支的财政经济制度等等。 会议共进行了十二天，五月初结束。这次代表大会是冀中党第一次公开举行的大会，统一和加强了冀中区党的领导，使各项抗日工作顺利地开展起来。 就在五月间，我们从广播中收听到毛主席在延安发表《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文章。这对冀中党政军民是极大的鼓舞和教育。冀中和冀南在深县合办了一个抗战学院，主要讲这两本书，结合冀中区的实际和战争形势。经过大力宣传，当时的“两论”在冀中深入人心，家喻户晓，更加坚定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信心。 第42节:建立三纵队和冀中军区(1) 建立三纵队和冀中军区 在冀中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关于部队党的工作方针，提出保证党在部队中的绝对领导，严密党的组织，健全党的领导机关，加强党的团结，健全组织生活，提高党的纪律，以及初步建立和健全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制度，反对军阀主义和其他不良倾向等。 关于统一和整编部队，中央命令：把冀中主力部队改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并成立冀中军区。我任纵队司令员兼军区司令员，孟庆山同志任副司令员，孙志远同志任政治部主任。下设四个支队并成立军分区，每个支队下设四个团。七支队兼一分区司令员赵承金；八支队兼二分区司令员于权伸；九支队兼三分区司令员沙克；十支队兼四分区司令员孟庆山。分区辖县划分：一分区为束鹿、深县、武强、交河、饶阳、献县，以深县为中心，驻冀中区东南部；二分区为蠡县、高阳、安新、容城、徐水、清苑，以蠡县为中心，驻冀中区西北部；三分区为藁城、晋县、深泽、安国、定县、博野，以深泽为中心，驻冀中区西南部；四分区为河间、大城，任丘、文安、新镇、雄县、新城，以河间为中心，驻冀中区东北部。肃宁、安平为军区直属县。独立第一支队在霸县、安固、永清、安次、廊坊一带，是秋天成立的五分区的辖县。另外，还有五个独立支队：独立第一支队朱占魁；独立第二支队柴恩波；独立第三支队赵玉昆；独立第四支队高士一；独立第五支队魏大光。此外，还有张仲翰的第一师、高顺成的游击第一师、回民支队和天主教连。这个天主教连是安国天主教的神父雷鸣远找我，要求成立的。他有枪、有青年，但当时还要派神父来念圣经。没过几天，这个连的青年战土都不肯念经了，后来就编到主力部队去了。 把冀中地区这些庞大分散的武装统一编成第三纵队，是一个复杂的斗争过程。人民自卫军与河北游击军虽然都是党领导下的部队，但是，由于发展的历史不同，作风不同，要统一起来需要做很多的工作。其他杂色武装要由路、支队、大队等大名目大架子，改为团、营、连等小单位；由总指挥、司令等降为团长、营长、连长；由平行关系变为隶属关系，或由原来的几个建制变成一个建制，由游击队变成纪律较严而又比较正规化的部队。这种大变化，尤其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政治教育和组织工作。 整编工作开始，首先加强了党的领导，提高党支部的堡垒作用，调动了党的组织力量，着重从政治上考核、选择干部，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着重进行了以改编八路军三纵队为光荣的政治思想教育，并结合批判了怕艰苦，怕编散，怕离开乡土，怕与老上级、熟人分离等落后思想，形成了拥护改编的热潮。整编工作从五月初开始，到六七月间已大部完成。 在此期间，战斗也很频繁。在三四月间，打破敌人对冀中的三路围攻以后，各部队立即接近敌区铁路附近，不断地继续对敌袭击。在五月上旬，敌由山西向鲁南增兵，我们奉上级电令，为配合鲁南会战，要积极破坏平汉、津浦交通，以抑留敌之兵力于华北。这次作战时间，较为长久，一直继续到五月下旬。主力部队包围保定，曾经三次占领南关和东关，一度包围定县，两度攻入定县。并分派若干小部队，从徐水至新乐间破坏铁路，收割电线不下万余斤；焚毁电杆更多；拆卸铁轨，前后不下三十余段，列车脱轨共十三次。 为着破坏津浦路，曾于五月初以一个支队向津浦线挺进，但是因为运河在津浦路西，与之并行，缺少桥梁船只，渡河极感困难，因而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仅对交河、泊头的敌伪军予以打击。国民党军队放弃徐州后，敌人由山东调来一个联队，附伪军七八百名，各种炮约二十门，坦克车五辆，于五月二十九日进占单桥。为转移我军对正面的注意，三十日突由东面北面，包围献县，并以一部分三路包围八里桥我之驻军。我军在这两处所留兵力很少，主力已调到敌之侧后方。敌人经过长时间的炮击与机关枪射击，缓缓向前推进。当敌人接近阵地时，这两处部队才从准备好了的退路秘密退出，毫无损失。向八里桥进攻之敌，因为伪军各路进入村落的时间不同，发生误会，自相拼战，死伤甚重。敌伪军极为懊悔，痛骂游击队为马猴子和小偷。这次敌人进到献县，停留仅三小时，立即仓皇绕道退走。 六月十五日定县的敌伪军，以彻底消灭安国我军为目的，利用暗夜从定县出发，征发大车一百辆满载子弹给养，打算在一星期内，达到他们的目的。我军事前已经探明，我将部队布置于定县、安国之间，打算在敌人行进中途截击，安国城内没有留守兵。但是敌人在夜间绕出很远的道路，并且在行进途中预先布置很周密的密探，共分二路绕过我前方部队，一直向安国成包围形势前进。一路由安定公路南侧前进，先头为冀东警防队第一区队第二大队(营)，负搜索我军情况的任务；另一部为任安县敌军吉田大队之主力，含步兵三中队、重机关枪一中队(六挺)，并附联队炮三门、大队炮及步兵炮五门，五号、六号无线电机各一班共四台，配属于步兵中队(连)及炮兵各一台，随着警防第二大队跟进，企图包围安国南关及西关。一路由安定公路北侧前进，为冀东警防队第一区队第一大队，企图包围安国北面及东面。两路日伪军共约一千五百人，于十六日早七时，按其预定计划从四面包围了安国。此时我军从深泽调来的部队，一个营将到南门，正在唱军歌行进，突然机关枪炮声，一齐响起来，我军立刻跑步占领城墙，沉着固守一整天。北面和南面的日军，曾经冲锋五次，都被我军用手榴弹和机关枪打回去。支持到半夜，因为手榴弹不很多了，群众也都逃出，给养无法补给，并且两天没有得到睡眠；城外部队，因为听不见城里枪声，以为城已失陷，也未能很好地接应和支援，在这种情况下决定秘密退出。他们找到敌人的空隙，很安全地退出城外。部队经过一整天的苦战，没有受到损失。敌人于十七日早再度进攻，放了很久的枪炮，才进入安国城，此时我军早已退走。敌人进入安国后，十八日，我军决定于夜间进攻。晚九点战斗打响，部队从北面已经摸到城墙下边，因为动作不静肃，重火器没有按计划配合，被敌人发觉，以猛烈火力向我扫射，以致进到城下的部队伤亡四十人左右，拂晓后即行撤退于围攻准备位置。二十日夜九时，我再度围攻，将炮兵、轻机关枪集中于南关，由南面主攻。与敌激战三小时，以炮火压制敌之火力，遂于二十一日零时二十分，从东南角冲入城内，其他部队相继冲入。敌虽由西南仓皇逃走，但被我军沿途截击，及各部队的尾追，退却的情形，极为混乱，沿途到处遗弃军用品及掠夺品，被我军截获大车五十三辆，缴获步枪三四十支，子弹甚多。群众拾获骡马、物品、子弹，为数更多。敌人于二十一日早七时，退到定县，正遇我军进攻定县，已进占定县城墙，遂在城墙上与内外之敌作战，因敌人退集渐多，乃于早八时从城墙退下，退回原防。 第43节:建立三纵队和冀中军区(2) 为配合安国战斗，进攻保定的部队曾两度攻入南关，有一小部一度进入城里，因为联络不好，没有达到完全占领的目的。可是群众纷纷传说占领了保定、定县，结果闹了一场空欢喜。这一次进攻安国的日军，为平汉线中部警备队驻保定宫琦大佐部队(团)所属的吉田少佐的一个大队(营)。从四月中旬开到平汉线，替代末松师团，除了班长以上的干部，完全是新兵，战斗力不很强。但对我军主官姓名和兵力，以及驻在地地形、工事等侦察详细，可见汉奸的活动已深入内部。据了解，他们在行军时沿途也配备了好多汉奸，侦察我军行动。而我军民对此竟没发觉。这次战斗，令人高兴的是，游击队也能发挥自己的火力，硬从敌人手中攻下了一座城池，因而大大地提高了士气。统计此次伤亡数目，因打的是硬仗，敌我伤亡均在百名左右。 在抗战一周年的时候，对于在冀中区开展游击战争，我们曾经进行过初步总结，其主要的经验教训，有这样五点： 一、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只要能执行正确的抗日政策，满足群众迫切的抗日要求，取得广大群众的拥护与信赖，就不仅能够打击敌人，维持本身的生存，并且还能很快地发展壮大起来，和人民打成一片，共同打击敌人，在整个抗战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平原上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力和物力，有着文化水平较高、思想较开通的广大群众，由于日军的疯狂进攻，普遍地觉醒起来，因此在平原上发动游击战，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已经成为具体的现实。在冀中更有无数条大小河流，稠密的村庄，浓密的树林，曲折蜿蜒的小径，对于游击队的掩护与行动，具备着极其便利的自然条件。在这些物质条件与自然条件互相配合之下，不仅可以开展游击战，保护游击队的有生力量，而且足以在相当期间，保持比较巩固的游击根据地。尤其在坚持持久战，与游击战普遍开展的情况下，这是极有可能的。 三、中国在军事上战胜日军，必须发动广泛的游击战争，在敌人占领区域，到处进攻敌人，寻找敌人的弱点，取得大小不断的胜利。截断其交通联络线，分散或抑留其大部兵力；截夺其辎重，消耗其物力、财力与人力；迟滞其增援与兵力的转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在持久抗战过程中，转变敌我实力的对比，以争取最后总决战的彻底胜利。 四、在辽阔的平原上，敌人没有群众基础，若没有可靠的近代交通联络线的设备，或没有较大的兵力保护交通联络线，以维持敌人现代化兵种庞大资源的供给，要想在平原上站住脚，是很困难的。我们必须一切为着抗日，一切战时化，适应游击战争，彻底毁掉一切可能通行汽车的道路，埋藏所有食粮与重要物品，严密封锁消息，全体总动员，防范汉奸的潜入，彻底做到物质上精神上的坚壁清野，以粉碎敌人任何进攻企图，保证游击区的巩固与扩大。 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最后战胜日军的最可靠的保证。惟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团结各个阶层和广大群众。人民群众团结的力量，才是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的力量，才是实现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的力量。 部队一面整编，一面战斗，斗志旺盛，文化娱乐活动非常活跃。当时，文化生活最大众化，最简便易行，最容易传播，最有战斗力的是歌曲。教战士们唱会一支歌，等于上了一堂政治课。所以部队指战员都欢迎宣传队、剧团派人到连队去教唱歌。战士们在整训练操时要唱歌，在行军时要唱歌，在开大会集合时也要唱歌。连队与连队常常开展歌咏比赛，互相叫阵、挑战，看哪个连队唱得多，唱得好。“唱得好，唱得妙，再来一个要不要？”带队人一号召，战士们马上响应：“要！要!要！”全体战士鼓掌欢呼，于是各连队反复轮唱，直到大家喜爱的歌唱完为止。一开始是齐唱，以后进而搞二部、三部、四部合唱。指导员、连长或排长就是唱歌的指挥员，我们八路军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气氛，在比赛唱歌时表现得很突出。 第44节:建立三纵队和冀中军区(3) 军区非常重视部队的文娱活动，尤其是唱歌，战士们往往是欢迎首长带头唱，孙志远有这方面的才能，在开会的场合，多是他带头唱，也鼓动大家唱。他经常唱的最拿手的歌是《国际歌》、《铁骑兵之歌》、《游击队之歌》。火线剧社的同志们也总是爱唱这几支歌。当时从延安或从晋察冀边区传来的新歌曲，剧社首先学会，然后再很快教会连队唱。如果有的连队不会唱歌，或者有的连队唱得不多也不好，那就会被认为是政治工作落后的表现，战士们会埋怨，连长、指导员就觉得不光彩。以后把唱歌甚至作为对敌伪开展政治攻势的武器，每当夜晚的时候，战士们到岗楼附近去唱歌喊话。 以后，《八路军进行曲》从延安传到冀中来了，这是一首很有鼓舞力量的歌子。军区宣传部长张仁槐同志觉得进行曲对部队的教育鼓动作用大，就让火线剧社结合冀中平原的战斗环境和部队任务的特点，编写了一首《三纵队进行曲》，歌词是陈乔写的，由苏路谱曲，经过程子华政委审阅修改后，很快就发到部队学唱。苏路同志一九四八年在天津城郊和敌人遭遇被捕，狱中坚贞不屈，被敌人投入海河，英勇牺牲。张仁槐同志在一九四二年“五一”反“扫荡”中牺牲，当时听到他的死讯，我是非常悲痛的。仁槐同志是山西人，北平师范大学的学生，地下党员，他是随子华同志来到冀中军区的。他对党忠心耿耿，对工作认真负责，要求自己很严，对同志和蔼可亲，很活泼，喜说笑，同志们都很尊重他。 为了纪念英勇牺牲的同志，也为了纪念共同战斗过的那段烽火岁月，我把《三纵队进行曲》的歌词录下来： 我们年轻的三纵队， 活泼而健壮， 像奔腾的骏马， 活跃在冀中的平原上。 我们年轻的三纵队， 灿烂而辉煌， 像五月的太阳， 照射着胜利的光芒。 我们是革命的先锋军， 是一支新生的强大的力量， 战斗在最前线， 在烈火中锻炼成长， 虽然艰苦备尝， 确是快乐无疆。 哪怕敌人疯狂“扫荡”， 点线密如蛛网， 任凭汉奸丧心病狂， 施尽阴谋伎俩， 我们毅然站稳坚定的立场， 彻底实现光明的希望， 我们的党是胜利的最大保障， 广大群众是不可战胜的力量。 同志们，挺起胸膛握紧枪， 英勇奋斗朝前方， 坚决反内战， 坚决反投降， 把民族败类一扫光! 同志们，挺起胸膛握紧枪， 英勇奋斗朝前方， 打出山海关， 赶到鸭绿江， 把日本强盗一扫光! 第45节:成立冀中行署 成立冀中行署 根据晋察冀边区政府的指示，我们于一九三八年四五月间成立了冀中行政主任公署，统一政权组织。我兼冀中行署主任，李耕涛同志为副主任，秘书长是吴砚农同志。在政权建设上，除各县长由边区政府正式委任外，各县还成立县行政会议，为县的最高权力和执行机关。 有了各级政权机构，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就是建立统筹统支的财政经济制度。“七七”事变后，在混乱局面下，新崛起的各色各样的抗日武装，在军需供给问题上，一般情形是粮款草料就地征发，住哪里，吃哪里，开条子要东西，找对象“动员”一下是常有的事，数目没有限制范围，也没有标准。至于那些杂色武装，大都滥征捐税，巧立名目，随意摊派，有所谓抗日捐、救国捐、自动捐等不下数十种。甚至扣人罚款，也是屡见不鲜。 一般村庄经常有大批办公人员，多的五六十人，少的二三十人，吃着公饭，专门侍候筹办粮秣，催差敛款。然而此来彼往，接二连三，还是应接不暇。受着几千年封建压迫的人民，一向惧怕军队，但无可奈何，拿不起也要拿，就是富有的也感到负担沉重，发生忧虑。在爱国热忱与抗日要求之下，人民群众虽然都是乐于捐献，但是他们表示“不怕拿，就怕乱”。 乱征乱要的结果，村与村之间发生了负担严重偏差，部队与部队之间为了争取给养往往引起纠纷，因此而发生强征硬要和打骂处罚的现象，影响军民团结。更由于各自为政，互不相谋，军需供应不断发生困难。发动与组织抗日武装供应问题，如果不能适当解决，将会使军民交困，严重影响游击战争的顺利开展。虽然在抗战初期，各县城都成立了支应局，做着替驻军筹办给养的事情，但是由于它本身的局限性，且多为一些豪绅所把持，往往以支应搪塞的态度来敷衍了事。一九三七年冬，半政权性质的各县总动员委员会相继成立，其中的动员分配部接收并代替了支应局的工作。他们首先废弃了过去的摊派办法，根据“有钱出钱，有粮出粮”的精神，依靠政治动员的方式，很顺利地筹集了大批粮秣，保证了当时迅猛发展与扩大起来的抗日部队的军食，基本上克服了那种乱征乱要的混乱现象。虽然在抗战军需方面还没有寻找出统盘筹措的方法，但是它在新的政权产生以前确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冀中行署成立以后，摆在面前的财政任务，最重要的便是如何从长期坚持战争着眼，有计划地解决军费军食。财政是战争的活力因素，对于敌后游击战争更有着严重的意义。没有财政的支持，开展游击战争将形成到处“游击”，乱抓一把，在残酷的环境中是不可能长期坚持的。财政要服从于战争，而战争又决定着财政的性质，抗日游击战争要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所以财政上的一切措施就必须适应军事的要求，而且还要照顾人民群众的负担。 供应军需，吃的问题是头等重要而首先应彻底解决的事情。那么，究竟是从租税的征课实行现金供给，还是以实物的征发直接来供给?这个问题我们是经过了慎重考虑的。一、我们的地区是农村环境，在战争开始以后，商品经济虽然也有相当发展，但城市与交通被敌占领与控制，物资流通、商品买卖受到极大限制，用货币购买军粮有时会行不通。二、农村经济，主要的生产品是粮食，人民群众最大的收入也是粮食，如果征款购粮，军民买进卖出之间难免吃亏，或者发生流弊。采用实物征发，直接供给。既便于人民缴纳，又便于军队取给，最为简便省事，直截了当。三、抗日武装绝大部分是武装起来的农民，他们与广大群众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他们一开始便是依靠群众直接供给来解决吃的问题，而且有些县份已经做到了比较有计划地统筹，因此顺应事实的发展是必要的。 根据考虑研究的结果，决定直接征收粮食，确立公粮制度。由于一时还不能制定完满的征收标准和则例，合理负担办法也还只是在少数村庄实行，所以只能根据“有粮出粮，粮多多出，粮少少出”的原则，按照各个地区的面积大小，人口多少，收成好坏，经过各级军政民多方面的民主讨论，以说服动员的方式进行分配征收，这样大体上是公平合理的。 通过政府的分配征收，基本上实现了粮食的全面统筹，消除了部队自行征发的紊乱现象与繁重事务，改善了军民关系，各个地区的负担走上大体的平衡。而最有重大意义的就是整个军食的供应有了新的途径，财政上最大而又最迫切的问题获得根本的解决。 以后，从实际经验中证明了公粮制度适合于人民群众，适合于战争，是敌后财政措施上一个巨大的胜利。因为战时只有实际地掌握了粮食，才能主动地解决民食，保证军需问题。 财政上另一个大问题，就是花钱问题。各级政府成立以后，即从事抗日经费的筹措，取缔滥摊乱派，达到全面统筹。当时政府本身一无所有，上级又不能接济，而旧日政权的资财早已为其官吏囊括，席卷而逃了。因此，为了供应急切的军需，一切都要在混乱局面下重新做起。 首先恢复田赋。这虽不是最为合理的税收，但它接近近代的土地?益税，是直接税的一种，在旧的租税制度中不失为比较优良的税制，而且有着长久历史的传统习惯，人民对交粮纳税认为是对国家天经地义的义务，过去不仅是地方财政主要来源，而且征收具有很大的政治意义，所以有恢复的必要。 第二是整理税收，废除苛杂。在限制非必需品消耗而财政收入又占着重要地位的税收中，整顿与恢复了烟酒税、印花税、卷烟税及烟酒牌照税，并建立外货入境税代替关税，以控制对外贸易，扶植生产，防止敌货倾销，补助战时财政。过去为一般贪官、污吏、土豪、税棍敲诈人民的苛捐杂税，虽然也能够多少补助于当时的收入，但必须果断地予以废除，计有牲畜税、屠宰税、船捐、车捐等，不下二十余种。 第三是发行救国公债，清理贷款。发动人民群众对国家贡献财物，支持民族自卫战争。在边区政府号召下发行了救国公债，按照人民财产比例分配及自由认购办法，进行募集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热烈认购，对于当时军费起了很大的作用。 广大人民群众，在抗日的高潮中已经认识到，只有武装斗争才是保卫家乡、保卫民族的惟一出路。他们对抗战具有了信心，他们爱护抗日部队，拥护抗日政府。同时各级干部也不是像过去的官吏和公职人员一样，他们没有升官发财的个人打算，而有着坚强的抗战意志，积极工作的责任心与艰苦奋斗的作风。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些条件，我们才能取得抗战的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第46节:黄金时代(1) “黄金时代” 一九三八年六七月间，冀中党、政、军领导机关移至任丘青塔镇，坐镇大清河岸，准备开辟大清河北的工作。 我们首先进一步解决了高顺成部队。高顺成是任丘长洋淀人，出身贫苦，当过雇工，熬过硝盐。当时国民党政府只许卖官盐，卖硝盐犯法。高顺成在贩卖硝盐时，屡与军警发生争斗，遂组织盐贩集体抵抗，声势越来越大，在“七七”事变前，已发展成百余人的武装。主要活动在文安、新镇、白洋淀一带。这实际上是由一些流氓无产者伙合起来的，具有土匪性质。高顺成性情粗野，双手打枪，人称百发百中。但他也注意约束同伙，严守兔子不吃窝边草的戒律，故其家乡邻里，对他还无大恶感。“七七”事变后，基于人民群众高涨的抗日情绪，高顺成也打起抗日的旗号，这是大势所趋，否则根本不能存在。于是他招兵买马，称自己的队伍为游击第一师。人民自卫军加委游击第一师新的番号，纳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冀中人民抗日武装序列之后，不仅一些绿林人物、无业游民和农村中的勇敢分子积极入伙；而且，很多爱国家，爱民族，热心抗战，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朴实农民、知识分子也都踊跃参加；一些以保家为目的的地主，也不断地带着他们的小股武装加入进来。至一九三八年夏，游击第一师已号称万人之众，成为冀中地区一支较大的武装力量。 当时，活动在冀中北部的抗日部队，除一师外，还有朱占奎的独立第一支队，后来投敌叛乱的柴恩波的独立第二支队，和高士一的游击第五路。各部在发展中，曾发生过争地盘、争人争枪的矛盾。我们为协调上述各部队之间的矛盾，四月间，在新镇苟各庄召开了一次联络委员会。经过协调，各部队之间的纠纷有所缓和。 游击第一师，尽管在一九三七年冬至一九三八年春，对日伪军打过一些仗，配合地方组织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斗争，对创建冀中抗日根据地，起了某些作用，但在政治改造、部队作风等方面，没有明显进步。纪律松弛，作风不正，抢劫掠夺事件时有发生。尤为严重的是五团，该团团长高广荣，小名高宁子，高顺成的外甥，是个大土匪。当时，政治部的主要任务，就是教育部队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高宁子自恃有高顺成为后台，公开反对宣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扬言：“谁敢到我这儿来讲那些玩艺儿，我就打他的黑枪。” 高顺成为维护个人的名誉地位，也曾表示对部队严格纪律，但对当年一起拉杆的伙伴、亲朋好友，则采取姑息纵容态度。高顺成本人也不愿受组织纪律约束，他吸白面，为所欲为，对部队造成很坏影响。一些主要干部，包括口头表示接受党的领导，忠于抗日救国事业的人，个人名利思想也很严重。连排以下干部和农民出身的士兵，有浓厚的家乡地域观念。当军区决定改编游击第一师时，高顺成及其外甥高宁子，暗中抵触，到处制造舆论，散布不满情绪，说“任(丘)、河(间）、大（城)是任、河、大人的家乡，我们要保卫任、河、大，死也不离开家乡”等等。听起来似乎是觉悟问题，乡土观念，不想调出任丘一带，实际上是拒绝党的改造，不服从军区领导。军区提出要高顺成部换防，并命他带一师去安平整训，高顺成迟迟不执行。后出于无奈，才让第二团先行开赴安平。高顺成对我党的领导，始终存有二心。就在改编他的部队时，他派人到保定和敌人联系，准备投敌，其人证物证，均被我军区掌握。因此，区党委和军区决定处理高顺成，并彻底改编他的部队。当时派军区司令部原任副官长王光文去负责高顺成部队的改编工作，任副师长。 第47节:黄金时代(2) “七七”事变一周年纪念时，高顺成在任丘召开大会，借口请黄敬、我和行署负责同志去给部队讲话，妄图先动手，把我和黄敬等同志扣起来。我们去时已有戒备，王光文等同志带了一个手枪排，在我讲话时，站在后面严密监视高顺成，迫使他不敢动手。会后我对高顺成讲：“高师长，把你编成八路军正规部队，派来几个干部，你有什么意见?”高顺成说：“行，行。”军区研究决定，游击第一师改编为独立第一旅，高顺成任旅长，王光文任副旅长，张海春为参谋长。王光文即同张海春带几个警卫员和供给处长赵仲三、卫生处长刘斯曼去到任丘。 独立第一旅旅部设在任丘县城一个烧锅坊，王光文每天都找高顺成谈部队改编，高顺成却每天都召集一些亲信开会研究对策，不叫王光文参加，还都带着枪。经王光文和军区研究决定，先编一团，王泽东为团长，该团正在安平一带。二团庞大川，去武强。三团宋君侠和旅部及直属队，仍在任丘县城。三个团五千多人。还有骑兵连、通信队等几个直属队。 只一周时间就编完了。军区命令高顺成带旅部、三团和直属队到安平驻防，但他迟迟不动。三四天后，军区通知王光文、张海春和高顺成到青塔开会。第二天来的时候，高顺成除带着警卫排二十多人外，还要带上骑兵连。王光文对他说：“军区没叫带部队，你带骑兵连干什么?”高顺成说：“叫军区看看我们的骑兵。”实际上是他心中有鬼，对军区采取了非常戒备的态度。他们吃过早饭动身，一个小时就到了青塔南街口。王光文因为原在军区工作，人熟地熟，便说同高顺成到军区找个地方休息。高顺成说他也熟悉，他是想抽白面，便带着警卫人员进了村。王光文让骑兵连回任丘去，听电话再回来。然后他和张海春就到军区来了。这时，我和黄敬等正在开会研究如何着手扣留高顺成的事，叫王光文、张海春等候开完会再和他们谈。高顺成进村后去抽白面，警卫排的人去游逛。高顺成抽完白面出来，在军区司令部门口转了几圈，想找王光文，但没有进院里来。这时他随身带的一个警卫员告诉他军区布置了部队，高顺成一看形势不好，就往村外溜。司令部的警卫战士原来不认识他，遇到来开会的安平邢县长和高顺成打招呼：“高师长什么时候来的?”军区布置的警卫战士一听喊高师长，又看他要溜，就开了枪。高顺成被打伤，爬到一个大梢门洞里不肯出来。军区原打算缴械后押解他去路西审查处理，但当警卫排包围他时，他竟负隅顽抗，不肯交枪，才把他击毙。 解决高顺成后，我对王光文讲：“你去和高顺成的警卫人员讲，这是高顺成的事情，与别人无关。”王光文一出军区司令部的大门，独立第一旅的二十几个警卫员就围住了他，问怎么办?王光文就对他们说：“愿意抗日的跟我走，不愿意的把枪放下回家去。”只扣留了高顺成的一个亲信班长，其余放下枪都让走了。 当天下午，我要王光文立即回任丘去。因为敌人又要“扫荡”，抽不出更多部队来随同前往。商量的结果，只给王光文带了两个排回去收编部队。 王光文到了任丘西关，找到护送赵承金来军区开会的一分区一团二营的张义臣营长，派人去城里找刘舒仁和郭书元，他们俩是党员，让他们叫出三团团长宋君侠。宋君侠出来了，见到王光文很害怕。王光文向宋君侠讲了这是高顺成的事，只要服从命令坚决抗日，与他没关系。然后交给他一个任务，就是解决高宁子。因为解决高顺成后，高宁子必然要闹事。当时担心宋君侠放走高宁子，王光文就叫张义臣营长派了两个连队去。下半夜他们去到任丘街里高宁子的住处，先解决了岗哨，然后压顶堵门。战士喊高宁子出来，告诉他是他舅舅高顺成让来叫他的。高宁子知道不妙，不吭声。然后拿着两支手枪往外冲，一边冲一边喊：“是朋友的闪条路!”这时，高宁子的腿被埋伏的机枪打中，战土们上去缴了他的枪。送到青塔，由军区处决了。 第48节:黄金时代(3) 第二天，高顺成的老婆找到王光文。王光文叫警卫人员搜查她，结果搜出个上了顶门子弹的手枪。王光文向高顺成的老婆交代了政策，说高顺成是高顺成，你折腾没好，结果她没再闹。 在改编这个部队的过程中，王光文同志坚决执行了军区的指示。解决高顺成后，首先研究部队可能发生的问题，只解决了高宁子及其部队，尽量缩小打击面，整个部队没有发生大的波动。对高顺成家属的善后工作也处理得比较妥当。把高顺成的罪行同其家属截然分开，只让其家属交出枪支和马匹，只要不捣乱，则保证其生命财产的安全，决不株连其家属和友好。当时在部队中追随高顺成的人不少，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在部队中引起混乱。 此后，军区任命王光文为旅长，张海春任参谋长，金锐恒任政治部主任。八月中旬，王光文率领该旅转移到安平整训。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来处理“托派案件”，牵连不少干部，其中六九一团的干部大都送往延安审查，认为没问题，仍回冀中工作。而金锐恒在扣压中逃走，几经周折后又回到河北省某地区政协工作。 一旅在安平整训期间，从路西开来了老八路独立第二师一部。一旅向二师学到了不少老八路的传统作风。同时，还由二师派来了一部分老干部加强一旅的领导，朱潘显任第一旅的政治委员，朱利任政治部主任，使一旅整训工作进展顺利，面貌为之一新。 改编后，一、三团和旅部靠近，仍驻深县、安平、安国、深泽等地。二团离旅部较远，主要在饶阳、武邑、武强、交河一带活动，以后编为十六团，仍任命庞大川为团长。庞大川同志是任丘县人，旧军人出身，“九一八”事变后，曾在热察一带抗日同盟军中进行抗日活动。“七七”事变后，参加游击一师任教导团团长。独立第一旅去路西时，十六团留在冀中。 “九一八”事变七周年，一旅在安平城内举行了纪念大会。实际上这次大会成为过路整训的誓师大会。会后，王光文率一旅从安平出发，经寨西店、明月店之间过路。以后改编为晋察冀军区特务团，归四分区指挥，守卫平山，守卫晋察冀边区的南大门。 在彻底改编高顺成部队的同时，我们大力进行开辟大清河北的工作。二月间，北上先锋队挺进大清河北时，虽然收编了一些杂色武装，打开了一些地区，但由于我军力量单薄，局面还没有完全打开。军区移驻青塔后，到九月间，大清河北及两岸地区便被我军打开。我们抽调一批干部去那里工作，成立了第五军分区(后改为十分区)。司令员是朱占魁。 在创建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最初几年，朱占魁做了一些有益于抗日的工作。但他纯粹由于个人的原因，造成历史性的悲剧，已使他无颜再见冀中父老。 朱占魁是吹鼓手出身，江湖人物，当过国民党安次、永清县保卫团长，有一班子结拜兄弟。“七七”事变后，他拉起一支队伍抗日，六九一团在永定河作战时，我同他有过联系。国民党军队南撤时，朱占魁也带着三十多个人南撤。后来接受了人民自卫军的委任，在深泽、蠡县补充了一部分人和枪，编为人民自卫军独立营。随后，又在这两县农村补充了几百人，改为人民自卫军独立团。冀中军区成立后，又编为独立第一支队。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朱占魁从路西回路东，过铁路后，在清苑县大李各庄，与日军遭遇被俘。一年以后，有天他突然到了晋察冀军区驻地阜平寨北，来找聂荣臻司令员。据他自己讲，他是在敌人押运中，跳火车逃出来的。他说他怎样大闹日本人的公堂，怎么识破日本人的美人计，日本人拿他没办法。聂司令员对他说的这些话有怀疑，就没让他再回冀中，留在寨北住了一段时间。一九四二年，把朱占魁送到了延安，本想对他认真审查，但是，在延安没能给他作出结论。日本投降以后，朱占魁又回到晋察冀，担任冀东一个分区的副司令员。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抢占战略要点热河的时候，朱占魁在古北口前线，带着警卫员和两匹马投敌了，国民党委任他当了武清地区的联防司令。平津战役中，朱占魁被解放军俘获，关进保定监狱。 第49节:黄金时代(4) 朱占魁从监狱释放后，据说安排在河南省政府参议室工作，思想改造得还不错，在写他自己的回忆录。 部队大发展，急需配备有建军工作经验的政工领导干部。就在这一年八月一日，王平同志来冀中军区，担任第一任政治委员。这是经我们一再请求，甚至向聂司令员“抗议”，才要来的。事后，聂荣臻同志批评了我们：“提什么抗议呀，要干部就是要干部嘛。”王平同志到冀中后，抓部队政治工作体制的建立，红军的一套政治工作制度、作风，就是从此开始的。 自成立八路军第三纵队和冀中军区，仅半年时间，即进行战斗百余次，这还只是上报晋察冀军区的，一些零星的小的战斗，还没有包括进去。计有： 五月四日，破坏方顺桥铁路。 五月五日，破坏定县铁路。 五月八日，洼里桥战斗。 五月九日，袭击保定。 五月十四日，白坟战斗。 五月十六日，娄家村战斗。 五月二十日，破坏于家庄铁路。 五月二十一日，村桥战斗。 五月二十一日，袭击保定。 五月二十二日，杨村战斗。 五月二十四日，清水河战斗。 五月二十四日，分山河战斗。 五月二十五日，牛官屯战斗。 五月二十六日，深泽战斗。 五月三十日，献县战斗。 六月三日，杨家桥战斗。 六月八日，杨家桥战斗。 六月十四日，崔庄战斗。 六月十六日，安国战斗。 六月十八日，袭击保安、于家庄铁路。 六月二十一日，安国战斗。 六月二十五日，陈庄战斗。 六月二十八日，容城战斗。 六月二十九日，新安战斗。 七月四日，王村战斗。 七月十四日，刘洁庄战斗。 七月十七日，袭击安次。 七月十九日，容城战斗。 七月二十三日，破坏寨西店铁路。 七月二十六日，袭击交河。 八月二日，徐水伪军反正。 八月五日，容城战斗。 八月九日，破坏望都铁路。 八月十一日，破坏定县铁路。 八月十一日，破坏寨西店铁路。 八月十四日，袭击徐水。 八月十六日，破坏于家庄铁路。 八月十六日，炸毁火车。 八月十九日，袭击交河。 八月十九日，破坏明月店铁路。 八月二十日，五里铺战斗。 八月二十一日，围攻交河城。 八月二十五日，袭击牛驼镇。 八月二十五日，破坏孔村铁路。 八月二十五日，南岔口战斗。 八月二十六日，破坏新乐铁路。 八月二十六日，刘家曹战斗。 八月二十六日，东沽巷战斗。 八月二十八日，破坏寨西店铁路。 八月二十八日，破坏杨庄铁路。 八月二十九日，围攻交河。 八月二十九日，破坏杨庄铁路。 八月三十日，袭击枣林庄车站。 九月四日，王龙庄战斗。 九月七日，东张村战斗。 九月七日，南庄战斗。 九月七日，青县伪军反正。 九月十日，炸毁火车。 九月十一日，安次战斗。 九月十五日，固安战斗。 九月十五日，炸毁火车。 九月二十日，白坨战斗。 九月二十日，新城战斗。 九月二十二日，破坏杨柳青铁路。 九月二十三日，破坏静海附近铁路。 九月二十三日，黑堡战斗。 九月二十四日，袭击陈官屯车站。 九月二十四日，袭击徐水。 九月二十四日，袭击无极。 九月二十四日，四平庄伏击火车。 九月二十五日，袭击定县。 九月二十七日，大岗头战斗。 九月二十八日，东海流战斗。 九月二十八日，赵家庄战斗。 九月二十八日，杜林镇战斗。 九月二十九日，柳泉镇战斗。 九月三十日，袭击曲阳。 第50节:黄金时代(5) 十月三日，袭击交河。 十月四日，袭击沧县。 十月四日，破坏窑子口铁路。 十月六日，袭击口南。 十月九日，党城战斗。 十月九日，袭击陈官屯车站。 十月九日，袭击王庆坨。 十月十日，袭击青县城。 十月十日，破坏方顺桥铁路。 十月十日，破坏枣林庄车站。 十月十二日，大刘坨战斗。 十月十四日，袭击武清。 十月十六日，袭击陈官屯。 十月十七日，郝村战斗。 十月十七日，安次战斗。 十月十七日，南村战斗。 十月二十日，洼里桥战斗。 十月二十一日，袭击青县。 十月二十四日，袭击沧县。 十月二十五日，袭击张家务。 十月三十一日，马庄镇战斗。 十一月五日，袭击安新。 十一月六日，史家庄战斗。 十一月七日，郝村战斗。 在开辟大清河北以后，冀中抗日根据地已发展为四十四个县，人口约八百万。西迄平汉路，东至津浦路，北达北宁路，南界沧石路，广阔平原上的大小村庄，都处在抗日民主的革命热潮中。这时，冀中的部队号称十万人，并占有二十四座县城。除冀中抗战学院外，还有党、政、群和部队分别办起各类干部学校及短训班，培养各方面急需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各种工作朝气蓬勃，蒸蒸日上，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冀中抗战的“黄金时代”。 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初步建成，它使晋察冀根据地大大地扩大了，使山区能够得到平原人力、物力的支援和战略上的直接配合。它是在敌人心脏地区矗立起来的一个抗战堡垒，同其他兄弟根据地相配合，形成了对敌人华北主要交通干线和中心城市的战略包围，从而能够更有力地牵制敌人，长期坚持华北抗日游击战争。 第51节:开办抗战学院 开办抗战学院 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日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需要采取各种形式，争取知识分子参加伟大的抗日斗争，这是巩固与扩大根据地，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冀中区党委考虑，要委派一位德高望重，有教育经验的人，办一所学校，培养、教育、团结抗日青年知识分子。就在这时，得知杨秀峰到了冀南，大家认为这是一位最合适的人选。杨秀峰是北平师范大学教授，教育界知名人士，又是秘密的共产党员(一九四三年以后到延安才半公开)，在大革命时期和“一二九”运动中，积极组织青年学生参加斗争，深受知识分子爱戴和尊敬，在教育界影响很大。杨秀峰还有国民党身分，有冀西民训处头衔，这是和国民党，和日本人争夺知识分子的有利条件。 杨秀峰是冀西民军司令，一九三八年五月，他以为冀西游击队募集棉花、棉衣的名义，到冀南的，实际上他是到那里任行署领导职务。当他接到冀中区党委的邀请，即于这一年六月，从南宫出发，经过博野、饶阳，到了任丘。我们热情接待了杨秀峰，召开了群众欢迎大会。冀中区党委要求杨秀峰留在冀中工作，北方局和冀南区党委都没有同意。于是商议，由冀中、冀南、冀西合办一个抗战学院，由杨秀峰担任院长，具体事务交给深县地方帮助筹备。冀南区党委表示同意，但杨秀峰必须在八月回到冀南，因为冀南行署要在八月成立。 抗战学院经北方局批准后，杨秀峰即委托吴立人到束鹿辛集去筹备，分民运院和军政院两部分，民运院设在深县旧州原来的第十中学，军政院设在深县城里一家因为怕日本而逃到大后方去了的地主的宅院里。 安排就绪，七月开始招生，八月初开学。冀中大批知识青年，包括平津保流亡学生，纷纷前来报考。抗战学院的招生，很注意政治质量，一般是由地方推荐保送，也有一些是自己由敌占区跑来的，无论是从哪里来的，一律要经过考试才能录取。学员入学不限年龄，有的十二三岁，也有四十来岁的，还有兄弟姐妹一起来学习的。有一位母亲，带着十二三岁的女儿，从北平穿过敌人封锁线来到抗战学院，母女二人都成了民运院女生队的学员。学员也不拘文化程度和职业，有大学生，有中学生，也有小学生，只要识字，要求抗日，都可以参加。农民很少，大部分是青年学生，也有个别绅士。军政院的学员都是部队保送的，也有一部分是从民运院转来，学做政治工作的。 抗战学院的行政和教学领导干部，大都是由冀中和冀西两个地区选派的，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还有无党派民主人士。在“抗日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抗日”的原则下，广泛吸收各方面人士参加工作。第一期民运院的教导主任为陈乔、副主任甘春雷，第二期吴砚农为主任；总队长邢仁杰，副总队长郭慕汾、杨绍振。军政院教导主任为刘亦瑜、副主任吴立人，总队长阎久祥，后来是李云起。谌厚慈任教育长，他是国民党员，曾在西北军冯玉祥部任职，在北平办过教育。抗战开始后在杨秀峰领导的冀西民训处工作，思想进步，有正义感，和杨秀峰很熟悉，对杨秀峰的才学品德很钦佩。教务处长张庆儒，是一位进步人士，曾在保定女子师范学校担任教务主任，抗战开始后，任束鹿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县长。他们在抗战学院，都很热心教学活动。 杨秀峰回冀南出任行署主任后，学院工作即由吴砚农主持。 抗战学院办学的总方针是，一切为抗战服务。开学典礼那天，我还前去祝贺，并结合冀中抗战形势，向全体师生讲解《论持久战》，批驳“速胜论”和“亡国论”。在课程设置上，杨秀峰亲自讲授辩证唯物论，王晓楼讲哲学和政治常识，刘亦瑜、孙文淑讲统一战线，陈乔讲抗战形势，吴立人、杨立钧讲群众工作，孙犁讲抗战文艺和革命史，罗青讲国际政治。 学院的生活是战斗化和军事化的。每天早晨号声一响，就起床跑步，院长和总队长、教导主任、教官们也一起参加。夜间大家熟睡时，常常紧急集合。号声一响，十分钟就要把背包打好，参加夜间演习。当时生活十分艰苦，每天五分钱菜金，一斤半小米。吃起饭来，也像战斗一样，哨子一吹，就放下饭碗集合。学员们编了顺口溜，用北伐时打倒列强的调子，愉快地哼唱：“小米干饭，小米干饭，辣椒萝卜白菜，辣椒萝卜白菜，吃个饱，吃个饱。”晚上，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小地铺上睡觉，铺的是谷草，枕的是砖头。如果半夜去厕所，回来后就很难再躺下。刚入学时，男学员有的穿着长衫，女学员有的穿着旗袍或短裙，还有的抹着脂粉。后来一律穿灰军装，打裹腿。女学员全剪成短发，戴上军帽，一个个像英俊的小伙子。 九月下旬，鹿钟麟、张荫梧来到抗战学院，谓之视察。杨秀峰也从冀南赶来，组织了欢迎大会。鹿钟麟说，蒋介石派他回河北省当主席，问他省政府设在什么地方，他说设在老百姓家里，有老百姓就有他。讲得倒是很好听。实际上是根据蒋介石的旨意，来攫取人民抗日斗争的果实。 张荫梧也上台讲了话，他大言不惭地表彰自己的功绩，说他与河北共存亡。学员们当场质问他：日寇进攻时，你为什么跑到黄河以南去了?现在八路军把抗日根据地搞起来，你又回来干什么?张荫梧张口结舌回答不出。他又吹嘘他一手办起来的四存学校办得如何好，抗院学员中有原四存学校的学生，站起来揭发他在四存的贪污行为，弄得他狼狈不堪，面红耳赤。他又批评学员们高呼抗日口号是搞形式主义，他的民军不贴标语不喊口号也抗日。学员们激烈地同他进行辩论。张荫梧甚至明目张胆地要求把“抗战到底”四个字擦掉。杨秀峰义正词严地驳斥了他。说不能擦掉抗战到底这四个字，这是顶要紧的字，假如你们不是来抗战，或者是抗战不到底，大家就不要淋着雨来欢迎你们了。我们欢迎你们抗战，抗战是光荣体面的事情。虽然在去年七月间，你们一听到日本的炮声就逃走了，我们还是欢迎你们回来，我们还是希望你们抗战到底。结果谌厚慈打了个圆场，张荫梧和鹿钟麟才算下了台。为了争取他们共同抗日，在他们走的时候，抗战学院还开了欢送大会。 关于此行，张荫梧竟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此次北上，以省府之名为号召，以河北民军之武力为后盾，振臂一呼万山皆应，猷水之就下，沛然弗能御之也。”可见，张荫梧不仅是摩擦专家，还是牛皮大王。 抗战学院是冀中根据地初创时期，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革命学府。共办了两期，每期三个月，共六个月。第一期一千四百人，第二期一千三百人，共二千七百人。武汉失守后，敌人加紧了对国民党的诱降活动，以敌后抗日根据地为其进攻重点，对冀中平原连续发动五次围攻，形势日益残酷，于是第二期就提前结业了。一九三九年二月初，全体师生转移到饶阳、安平边界集合，大部分分配到冀中五个分区工作，一部分参加了一二○师教导团，还有一部分由邢仁杰带队去了冀南。 抗战学院虽是短期训练班性质，但成绩是相当显著的，培养了大批中下层军政领导骨干，为争取抗战胜利输送了一支有觉悟有文化的干部队伍。 第52节:知识分子的作用(1) 知识分子的作用 一九三八年的春夏间，有大批平、津、保青年学生和有专长的知识分子来到冀中，参加军工、卫生、教育、文化等各项工作，人才济济，生动活泼。他们的到来，给根据地的建设增添了新生力量，抗日气氛更加活跃。这些人与冀中当地的知识分子，还有陆续从延安来的干部汇合在一起，在冀中抗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建立了一个火线剧社，演戏的作用很大。保定附近清苑县有一个联庄，我们一去就打，路也不让过。后来，剧团在它附近演了几场戏，联庄的人，先是青年，悄悄地过来看戏，越来越多。从此把人都争取过来了，成立了一个大队。 卫生、军工方面，更是知识分子发挥专长的天地。 “七七”事变后，张珍同志从北平回到家乡来了。他家是一个大家庭，他的哥哥张省三，弟弟张学轲、张学儒都参加了革命，他们的父亲是个中医，还有母亲，都很支持革命。我们去路西整训，来回都路经他们家，招待我们，非常热情真挚。像这样全家都参加革命的大家庭，在冀中还有不少，如深泽王晓楼一家，安新刘亦(即刘君达)一家。真正称得上是抗日之家，革命之家。张珍回到定县以后，我们就要他来做城市工作。因为打仗就要死伤人，没有医药不行；通信也要收发报机；打仗还需要造手榴弹、地雷、炮弹、子弹。城市工作很重要。我们要张珍同志从城市动员一批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到根据地来；大量地运进药品和医疗器械；运进收发报机的零件进行装配。张珍去一分区，在滹沱河滩见到有几条装满物资的船，老百姓说是炸药，谁也不敢接近。经张珍检查，结果大部分是氯酸钾、赤磷、铜管、铜线、钢材等等，都是搞军工的好材料。这些材料在抗战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为吸收平、津等地的知识分子，培养军政干部，我们举办了各种训练班以及军事干部学校。每期几个月，人数几百人，对象主要是冀中的中小学学生，再就是从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等大中城市招收的学生和知识分子。这些训练班和干部学校，为抗日战争培养了大批的军政干部。 在卫生技术方面，我们积极地从城市，如北平、天津、保定等动员医务专家、教授、医生、护士到根据地来，并运进医疗器械和药品。首先是动员北平与冀中有关系的医生、护士和保定医学院的内、外科主任、教授、教员和学生来参加抗战，然后通过他们动员他们的同学、同事到根据地来。在抗战热潮推动下，专家、教授越来越多，著名的有殷希鹏教授，留学日本的陈淇园、张文奇等同志都来了。殷希鹏是名教授，张珍同志曾经亲自到殷希鹏教授的家乡去请他，问他有什么困难，他不好意思地说：“听说参加八路军就是义务兵，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主要靠我看病收入来维持生活，我一走，家里生活就成问题了。”张珍马上把一个县长请来，让他对殷希鹏家的生活给予照顾。殷希鹏一来，保定医学院的刘朴等一些教授也都到冀中来了。 为了能稳定地得到医疗器械和药品，我们与北平协和医院建立了关系，该院总务李庆丰同志负责向根据地输送了大批的器械和药品。另外有个黄浩同志，他是教会长老、小学校长，是医科学院的老毕业生。他是个抗日爱国的知识分子，与协和医院有着很好的关系。他自愿担负了由协和医院向冀中输送医疗器械和药品的任务，每月输送十几批。光是甲种的、乙种的、丙种的手术包就有几百份，还有各种药品和器械。从协和医院运来的药品和器械，都是先运到保定西关的丝罗医院和教会办的南关医务所，这些地方的负责人都让我们争取过来了，所以东西一到那里，很快就能运到冀中来。这些医药、器械不仅装备了冀中的卫生部门，也还装备了一二○师。白求恩大夫一九三九年到冀中来，对我们动员到根据地来的一批教授、专家和大夫很欣赏。因为这些同志大部分会说英语或德语，并且都有较高的医学水平和医疗技术，可以和白求恩大夫直接讲话和交流经验，所以白求恩大夫非常高兴，多次对负责军区卫生部工作的张珍同志说：“你们从哪里动员了这些人才呀？”这些卫生技术人员当时都吃大锅饭，白求恩大夫对此很有意见，批评说：“怎么让他们与战士们吃一样的饭?”张珍只好向白求恩大夫解释，我们有规定，对他们按重病号待遇，要吃细粮，吃鸡蛋，可是因为环境艰苦，没处买。再说，在技术人员中也执行不通，你给他做面条，卧上个鸡蛋，他说什么也不吃，还是抢着去吃小米饭。这些同志革命精神很强，以后有的成了冀中军区的骨干，也有的成了白求恩医院的教授，为建立我军和我国的医疗体系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后来，我们自己也成立了医药材料厂，生产脱脂棉、药布、玻璃仪器、瓶子等等。那时，我们还生产了硫酸、硝酸。聂荣臻同志说这些同志都是“土专家”。张珍同志就对他说，这些同志有清华、北大、南开的，还有留学的，怎么是“土专家”呢?聂荣臻同志说，当然是“土专家”呀!外国工厂都是用特殊钢材、设备才能搞成的，而你们什么也没有，就把硫酸、硝酸生产出来了，把药品问题解决了，炸药问题也解决了，不是“土专家”是什么?聂司令员所说的“土专家”，就是说用土办法，用瓷缸作工具，生产出的硫酸比用特种金属生产出来的产品纯度还高。 第53节:知识分子的作用(2) 在通信方面，我们从冀中各县城搜集了一批普通电话，但还不够，就又从城市买了好多零件，装了一批比较先进的军用电话，以后又有所改进，利用电台同时跟四五个单位通话，互不干扰。那时，电线没问题，铁路沿线有的是。群众拆电线一天少时几百斤，多时几千斤，既破坏了敌人的通信设备，又为我们提供了电信器材。为了鼓励群众，我们发给他们奖章，多少给点报酬。武汉失陷之后，我们分析敌人肯定会调用大军进攻冀中，就开始搞收发报机，动员大学、电台的技术人员到根据地给我们装配电台，以备在敌人进攻时有线电话不行了，就用无线收发报机通信。北平惟一的燕声广播电台是国民党和资本家合搞的，电台的技术人员中有个姓金的，还有李雪同志，都帮我们搞收发报机。这些器材先从北平运到保定无线电厂，保定无线电厂霍常和就想办法往根据地运。运输有很多困难，敌人检查得很严，收发报机的真空管被查出来就要杀头。于是同志们就用猪尿脬把部件装起来，埋在大粪里往根据地送。猪尿脬就和现在的塑料布一样，用它来装部件，这个办法很好，真解决问题。后来，还在军区司令部成立了一个收发报机培训队。 在军工建设上，为了制造急需的炸药、手榴弹、地雷、小炮和炮弹，我们也充分发挥了知识分子的作用，办工厂进行科研和生产。那时，我们缴获了敌人的轻武器，很快就能仿制出来，打三百米到四百米的掷弹筒每个班都有。我们从北平和天津挑选了一批较好的专业人员，从事这一方面的技术工作。南开、清华、北大是我们选择人才的主要对象。比如胡大佛，他曾去法国勤工俭学，是专门学飞机制造的，在法国的飞机厂搞过多年，以后到清华大学当工程师。还有熊大正、李广信、门本忠、汪德熙、张芳等，大部分是清华大学的，他们和南开、燕京大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时，我们重点是炸毁从北平到沧州、从北平到石家庄的铁路。搞军工的要求：第一是要教会根据地做雷管；第二是做烈性炸药；第三是做地雷。他们首先在城市试制出炸药装入木箱或纸箱里，上边写上“肥皂”运到冀中来。炸平汉铁路时，我们搞了几次试验。二十斤炸药就把车头炸坏了，但炸不碎；四十多斤炸药就能把车头炸得粉碎。我们在铁路工人的密切配合下，组织了爆破队。有一次炸日本的军车，一下就炸死四五十个日本鬼子，尸体粘在铁板上。知识分子确实在冀中军工生产中起了很大作用。很多人为了研究工作负了伤，甚至牺牲了。如张芳同志在做雷管试验时炸掉了三个手指头。以后这些同志到了晋察冀，又建立了硫酸、炸药、炮弹、雷管等工厂。门本忠是爆破队研究室的主要负责人，他原是清华大学的技术员，到根据地后有人叫他门技师，有人叫他工程师。他胆子很大，整天穿着军装。他说鬼子来了就给他一枪，那么胆小干什么!一次敌人进了村，他把器材坚壁好就钻进大街上扣着的一条大船底下。敌人走时到处抓鸡，一只鸡钻到船下，结果他被搜了出来。敌人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是个小兵，不是小兵哪能穿着军装呢。敌人对他用刑，他就大骂。他说顶多是死，毫不在乎。敌人用铁丝穿着他的锁子骨在大街上转，问老百姓谁认识他。老乡们都认识他，但没有一个人揭发他是制造炸药、雷管的。没有一个人不哭的。他高呼：日本鬼子一定失败，日本鬼子是中国人民的死敌!最后，敌人把他残杀了。门本忠同志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是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人物。他为冀中区和晋察冀边区的军工生产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在广大革命知识分子的努力下，我们的军工生产搞得越来越好。我们利用敌人的化肥、硫氨和根据地人民自搞的火硝来制炸药。一九四二年以后，我们生产的手榴弹、炮弹都是用的高级炸药。后来又用土办法把硝酸甘油也生产出来了。我们生产的地雷不仅有踩雷，还有跳雷。这种跳雷，敌人一踩正好跳起一人来高爆炸，杀伤面积很大。还有子母雷，手拉、脚踩都会爆炸。还有方向雷，知道敌人在哪里集合，事先安装在一个地方，杀伤力也不小。以后又生产了飞雷，象火箭一样，一公斤炸药的飞雷可以飞出一百三十到一百五十米，专门打敌人的堡垒。美国的观察组见到以后说：你们真有本事呀!和美国的火箭一样啊!他们在外国报纸上发表文章，说他们美国的技术中国的晋察冀都有了。晋察冀这样搞，其他兄弟部门打电报要求支援他们。程子华同志派张芳同志带了几个技术人员到晋冀鲁豫，也帮他们搞了起来。 张珍同志在平津保建立的地下抗日组织，向冀中输送的大批平津学生，其中的熊大正，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留任助教，系高才生，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荪推荐他去德国留学，因抗日战争爆发未能成行，遂于一九三八年夏来冀中参加抗日工作。到冀中后曾先后从天津购买大批军火、医药和通信器材等。当时因军区供给部长关学文调晋察冀边区银行工作，即任命熊大正为供给部长。此后，他领导军区供给部，无论是在军工生产方面，还是从平津输送军需物品，都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一九三九年四五月间，他领导的供给部转移到唐县葛公村，被晋察冀军区除奸部突然秘?逮捕，同时株连从平津来冀中参加抗战的知识分子近百人。熊大正被定为汉奸、国民党特务处决，其他同志均宣布无辜释放回冀中，有的在抗战中英勇壮烈牺牲，生存者绝大多数都入了党，并且成为根据地军事工业、文艺宣传等工作的骨干。熊大正案经中共河北省委多方面认真复查，确认为错案，已于一九八六年正式决定为熊大正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第54节:反摩擦(1) 反摩擦 日军攻陷武汉、广州以后，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采取了新的侵华方针：对国民党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而逐渐转移兵力来对付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抗日武装。大力培植汉奸、特务势力，扩大伪组织，扩充伪军，推行所谓“以华制华”政策，千方百计地破坏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分裂我根据地内部的团结，并积极配合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军队向我进攻。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动派也加紧了反共活动。抗战开始，他们在日寇进攻面前不抵抗，望风而逃，当我在敌后创建了根据地之后，他们却妄想从我们党领导的抗日人民手里夺回政权，恢复它的反动统治，阻挠和破坏我根据地抗日民主事业的发展。 一九三八年秋，国民党抬出了早已不存在的河北省政府招牌，委任鹿钟麟为河北省主席，张荫梧为省民政厅长，成立所谓冀察战区，目的是分割和瓦解我们抗日根据地。 鹿钟麟是定县小鹿庄人。在大革命时期，曾有一段同共产党合作的历史。那时，他在冯玉祥部队任职，与李大钊建立过关系，有过依靠共产党的想法。大革命失败后，他投入了国民党的怀抱。鹿钟麟这个人非常迷信，来河北省带着算卦的师爷，一举一动都要占卜。当时冀中军区和冀中行署驻在安平黄城，算卦师爷就对鹿钟麟说：“黄城乃皇上所居之地，你住的地方得压过它。”于是选来选去选择了冀县叫金家寨的村子，认为“金”字比“黄”字更光亮。其实这个村子又小又穷，连他住的房子都不好找，只图“金”字能压住“黄”字。刘伯承同志在威县冀南行署召开的参议会上讲过：鹿钟麟给一二九师下过命令，一定要把巨鹿县城守住，不能让敌人占领。巨鹿县城离日军控制下的平汉铁路不过百里，日军正在依据平汉铁路向巨鹿城进攻。一二九师认为八路军打的是游击战，没有重武器，如果死守巨鹿城定会造成巨大的伤亡，而且在战略上并没有多大意义。鹿钟麟却执意要一二九师死守。一二九师在巨鹿城坚守了一天一夜，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为避免过大的伤亡，主动撤退了。鹿钟麟十分不满。当时还不理解鹿钟麟为什么非要一二九师死守巨鹿不可，后来才知道他的算卦师爷说，鹿钟麟来河北省不利，大将怕犯地名，河北省有四鹿，巨鹿、束鹿、获鹿、涿鹿，对鹿钟麟都不利。他回河北后，撤换民主县长遭到人民群众的反对，首先发生在束鹿县。鹿钟麟要委派辛集的区长、国民党员当束鹿县县长。这个区长在日军占据辛集镇时，当过汉奸维持会长，有恶迹，群众不许鹿钟麟换县长，给顶了回去。鹿钟麟便认为“束鹿束鹿”，把“鹿”束缚住了。当时获鹿、涿鹿已经被日本占领了，所以鹿钟麟说：“只剩下一个巨鹿了，再叫日本占了去，那我就在河北省无容身之地了。”所以，他逼着一二九师死守巨鹿城。一二九师当然不肯做这种无谓的牺牲，所以鹿钟麟对一二九师非常不满。由此可见，鹿钟麟迷信到了何等程度。后来听说日军九路围攻冀南时，鹿钟麟被日军追得人困马乏，日暮途穷。一天晚上到了清河县段芦头镇，鹿钟麟一打听村名叫“断鹿头”，吓得连连嚷叫，“走!走!赶快离开这个不祥之地。”接着就钻进了太行山，再也不敢下山。 第55节:反摩擦(2) 张荫梧早年就读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去山西阎锡山那里。军阀混战时，奉军沿平汉铁路溃退，阎锡山出娘子关截击，张荫梧打先锋，乘胜直克北平，被阎锡山委任为北平市长。张荫梧是个野心家，历来高傲自负，他和晋军将领多有不和，不久即被撤掉北平市长职务。阎锡山、冯玉祥与蒋介石在中原混战失败，阎锡山退回山西。张荫梧回不去了，留在河北，成了失意军阀，回到了他的家乡博野县，打着十七、十八世纪颜习斋、李恕谷学派的旗号，在颜习斋的故里北杨村，办起了四存中学，是以颜、李学说中存志、存仁、存性、存学这四存而命名。他以此为据点，发展私人势力，企图东山再起，并以博野、蠡县、安国、安平等六个县为地盘，实行“自治”，称王称霸，委任县长，安置爪牙，搜刮民脂民膏。他还接任了天津河北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校长，不久将该校迁至博野北杨村与四存中学合并在一起。后来，他又将博野、安国、唐县、定县、新乐、安平、深泽等县的简易师范合并为联立师范，也迁入北杨村。“七七”事变后，张荫梧假借第一战区委员长保定行营民训处的名义，以他所办的四存中学等几个学校的学生为中、下层骨干，开始组建河北民军，企图骗取民族英雄的称号。这个名称的来历是，明末高阳县有个民族英雄孙承宗，在河北省成立民军，坚决抵抗清军，最后全家被屠杀。高阳县南关原来有孙承宗的庙宇，东街有他的牌坊。 平津沦陷后，张荫梧为了保存生命财产和他培植的势力，带着一批四存中学的学生和一部分保卫团武装，携家小细软黄金银元席卷南逃。顺平汉路到磁县向西进入彭城镇，南渡漳河，经林县再沿太行山到达山西陵川县。他在溃退的路上，假借民训处奉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命令，收编散兵游勇，并从西安、郑州、武汉等地招来几百名流亡学生，编为干部教导队，进行训练，以便扩大河北民军，张荫梧任总指挥。他打着抗日的旗号，根本就不抗日，是以抗日为名，扩大他的势力。 张荫梧和鹿钟麟之间有矛盾，他认为河北省主席轮不到鹿钟麟的头上，曾经一气之下跑到武汉要求见蒋介石。先后三次求见，蒋介石三次拒见。张荫梧也非常迷信，他在蒋介石那里碰一次钉子，就算一次卦，批一次八字，抽一次签，并且把每一次算卦抽签的内容都记在他的日记上。张荫梧连着三次求见蒋介石均遭拒绝，非常恼怒，又无可奈何。正要离开武汉，他忽然受到陈诚召见。张荫梧和陈诚在保定军官学校是同学。接着又受蒋介石赐见十分钟。随后张荫梧被委任为河北省三青团总干事长兼任民政厅长。之后，因争地盘委任县长和鹿钟麟的矛盾非常尖锐。 一九三八年九月底，冀中军区驻在蠡县附近。这时，邱立亭以冀察战区司令长官鹿钟麟代表的名义，经冀南行署主任杨秀峰(兼统战部长)介绍，到冀中区党委黄敬处来见我。邱立亭曾是我在东北讲武堂的同学，他对我讲，鹿钟麟派他来与我商谈有关冀察战区统一作战指挥的问题。我当时对他说，我是晋察冀军区的冀中军区司令员，又是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归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指挥，聂司令员说了算，我无权决定。冀察战区的作战指挥，必须首先经过晋察冀军区，否则就不能接受。就这样，把他顶回去了。晚上，邱立亭又到我的住处看我。他先问了我留在冀中的经过，又对我讲，蒋介石可以委任我一个军长，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要饷有饷。我对他说，蒋介石是什么人?张学良大仁大义送蒋介石回去，倒被蒋介石扣起来。直到现在抗战了，还不放出来。你也是张学良的学生，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我让他不要再说下去了。后来，他竟当着我的面骂起共产党来了，说共产党“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等。当时，我一听就火了，站起来拍着桌子骂道：“混蛋!敢当着我的面骂共产党，你知道我是什么人?”说着，将他撵出屋去。 第二天，我向黄敬、孙志远同志汇报了邱立亭与我谈话的经过。黄敬批评了我，说我不应该骂邱立亭，还要搞统一战线嘛!他说他的，你不同意就婉言拒绝，送走他了事，何必骂他。 第56节:反摩擦(3) 事后，我请邱立亭吃了一顿饭，就送他回冀南去了。 十月间，鹿钟麟又通过杨秀峰找黄敬，要我到南宫与他谈判，商谈河北省政权“统一”问题。他当时是冀察战区司令、河北省主席，我那时是冀中行署的主任。鹿钟麟找我就是要搞所谓“统一政令”。事先，我与黄敬商定了谈判原则，即我们冀中行署是受晋察冀边区政府领导的，不能直接接受河北省政府的政令。如果要统一政令，得经晋察冀边区政府同意，我们无权决定。 我去冀南时，正是冀中抗战的黄金时代，可以自由走来走去。我先乘汽车，后改为骑马，到了南宫。首先，我在一二九师见到了徐向前同志，就住在他那里。还见到了刘伯承、朱瑞、宋任穷、杨秀峰等同志，并向他们谈了准备与鹿钟麟谈判的方针。 第二天，鹿钟麟约我到他的省政府去谈判。参加会谈的有他省政府的各厅长、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等，架势很大。这些人中我只知道张荫梧，其他人都不认识。另外，申伯纯同志也参加了，当时他在鹿钟麟的省政府里工作，每次会谈后，他都把鹿钟麟的反应和对策及时通报给我们。 会谈时，鹿钟麟首先提出，统一河北省的政令，要给冀中各县的县长加委，并要发公文到各县去。我对他说，我这个行署主任是晋察冀边区政府委任的，我得听晋察冀边区政府的。你想向冀中各县发委任和公文，得首先统一发给我，我再向晋察冀边区政府请示如何处理。我说完以后，鹿钟麟未答言，他的那些厅长、主任们在旁帮腔，其中张荫梧发言最多，也最猖狂。张荫梧当时是河北民军总司令，此人很狂妄，自我吹嘘为“南蒋北张”。他在会上叫嚷，不但“政令要统一”，军队也应“统一”，不能搞封建割据。还说他在冀中留有民军，他还要带部队回到冀中去。我驳斥他说：“日本鬼子来了，你们丢下人民，丢下大好河山，都跑了。你是河北民军司令，跑到太行山去干什么?现在冀中人民从日军手里收复了失地，要说割据也是人民从日军那里割来的。你们要想从人民手里收复失地，冀中人民决不答应!”我正告张荫梧：“你如果一定要来冀中，就必须服从冀中军区的统一指挥，叫你到哪儿，你就到哪儿。我对你和冀中的其他部队可以一视同仁，但随便闯入冀中不行!你随便闯入冀中，后果由你自己负责。”当场把张荫梧顶回去了。这时，我看鹿钟麟面露喜色，说明他们之间有矛盾，张荫梧想取代鹿钟麟，自己当河北省主席，鹿钟麟也早已对张荫梧不满。看到我顶了张荫梧，鹿钟麟很高兴，最后他打圆场说，今天谈政权问题，不谈军事。上午的会谈就这样结束了。 第三天，鹿钟麟以请我吃饭为名，约我个别谈话。这一回，他就不再讲统一问题了，而是大谈他以前和红军有关系，他和共产党是老朋友等等。他知道我原是东北军的，又讲他和李烈钧在南京组织军事法庭审判张学良的情景，说张学良在审讯时，神色自若，侃侃而谈，顶得李烈钧无言以对，草草收场。他想通过说这些和我拉交情，套近乎。饭后，他又对我说，他家在定县小鹿庄，家中有弟弟，请多多照顾。我说，尽量照顾吧。就此结束了这次会谈。后来，申伯纯告诉我，鹿钟麟说：“看来吕正操是共产党，不要再想打什么主意了。” 十一月间，张荫梧要到冀中博野来。先派他的副司令王长江、政治部主任张存实(共产党员)到冀中来接洽。他们对我讲，张荫梧要以河北民军总司令的名义，带他的三个主力团到冀中博野和张仲翰的博野民军会合。我和王平、孙志远商量后，答复他们说，张荫梧要来可以，但是一定要由我们安排他的驻地和供给，行动要由冀中军区统一指挥。张荫梧随便到博野去，那不行!我让王长江电告张荫梧，未经商定以前，不能到冀中来，否则造成严重后果，由他自己负责。 之后，张存实又单独找我和孙志远说，张荫梧野心很大，一切组织和行动都模仿蒋介石，以“南蒋北张”自命。他这次来冀中是想抢占地盘，幻想利用他过去的影响扩大实力。张存实同志又向我介绍了张荫梧部队的情况。张荫梧只有三个主力团，自称“核心团”，兵是在太行收容的国民党的溃兵散勇，下级军官多是张荫梧在博野办的四存中学的学生。另外，张存实同志还谈到王长江和张荫梧之间也有矛盾。王长江是保定军校的，有民族感，主张抗日。于是，我和孙志远就找王长江谈，对他讲明，张荫梧要来抢地盘，向人民收复失地，是决不能允许的。要来抗战，就必须接受冀中军区统一指挥，否则不准来，来了对抗战不利。王长江也明知道张荫梧是来争地盘、扩大实力的，于抗战不利，就答应转告张荫梧，未接洽好，暂不要来。并向我表示，如果张荫梧一定要来搞摩擦，他王长江也站在冀中人民一边，反对张荫梧。 第57节:反摩擦(4) 十二月初，张荫梧亲自率领他的三个核心团向博野进犯，并在我二分区制造摩擦。我军被迫自卫，军区命令二分区：如果他们先打第一枪，就坚决消灭之。二分区火速从保定南与定县东调来所属部队，把河北民军全部包围，自拂晓打响后，很快就解决了战斗。全部消灭了张荫梧的三个核心团，其中大部分是放下武器或起义。张荫梧远离前线，闻讯后落荒南逃，路经深县，袭击我八路军驻深县的后方机关和留守人员，残杀抗日干部和战士四百余人，造成“深县惨案”，冀中人民对此非常愤慨。张荫梧带着一二百人逃回冀南，文件、笔记本等均被我缴获。 张荫梧后来到了重庆，向蒋介石告我们破坏统一战线。国民党就以第一战区的名义派了个姓范的来调查，到处乱窜。区党委让王林招待他。这家伙活动能量相当大，当王林拿出张荫梧让张仲翰发动博野事变的电报给他看，说张荫梧趁日本进攻之时发动博野事变，这就等于给日本做内线。这个姓范的替张荫梧辩护说，这是张荫梧估计冀中吕正操部不能支持，趁机来收复失地的。王林又拿出张荫梧指令柴恩波投降日本“曲线救国”的密电叫他看，他又狡辩地说，他听说张荫梧的电台、机要人员、密电本、机要秘书都被我们弄去了，造个假的很容易。王林又拿出张荫梧的日记来证明，姓范的一看就没词儿了，为了找个台阶下，忙说张荫梧竟做出这样的事来，那太可惜了。 消灭了张荫梧的部队以后，我们就利用“第一战区游击第一支队”的牌子，向蒋介石、第一战区、十八集团军总部、重庆东北救亡总会发电，向全国通电，说明张荫梧袭击我部队，杀害我们的干部，企图吞并游击第一支队，抢占地盘，破坏抗战。那时，我们还没有和国民党正面摩擦，为了照顾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关系，说明消灭张荫梧这一仗是张荫梧挑起的。最后，程潜给我来个电报，要我“顾全大局”，表示指责。我们未予理睬。之后，张荫梧经鹿钟麟又派邱立亭来冀中找我说情，归还张荫梧的民军，我当即慷慨答应。但王长江、张存实坚决要留在冀中，无人统领，需再派人来才能带走。实际上张荫梧也不可能再派人来，此事也就再无下文。 军区命令张存实、王长江把起义人员编成了两个团，即开赴河间三十里铺一带，一面整训，一面打游击，部队政治质量有所提高。以后把这支队伍改为冀中民军，司令员王长江，副司令员张存实，政治主任边冠三。王长江代表冀中民军全体人员正式通电张荫梧，完全脱离河北民军。一九三九年五六月间，冀中民军和一二○师特务团先遣支队，合编为民众抗日自卫军，王长江为司令员，张存实为副司令员，刘子奇为政治委员。同年十二月，民众抗日自卫军和挺进支队合编为冀中军区警备旅，旅长王长江，副旅长张存实，旷伏兆任政委。又给了张仲翰一些干部，让他另组津南自卫军，以后拨归一二○师三五九旅建制。三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 第58节:冀中部队的正规化(1) 冀中部队的正规化 一九三八年冬季，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已经走上全面建设的轨道，但是在各方面还不够巩固。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中心任务，是在巩固既有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毛主席在一九三八年五月发表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已经详细具体地论述了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他指出：一方面要反对游击战争中的保守主义，必须极力向根据地的四周发展，迫近一切敌人的据点。另一方面，不可忘记根据地的巩固，而其主要的工作是发动和组织民众，以及游击部队和地方武装的训练。他说：“这种巩固，是支持长期战争所必需，也是向前发展所必需的，不巩固就不能有力地向前发展。只知道发展忘记了巩固的游击战争，经不起敌人的进攻，结果不但丧失了发展，且有危及根据地本身之虞。”他指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应依照情况去决定。某一时期，把重心放在发展方面；另一时期，则把重心放在巩固方面。 党中央、毛主席非常关心冀中根据地的建设，及时提出，对冀中军区各种武装都要进行整训。 首先在部队连队中建立党的支部。原来部队中的党员人数很少，因为在国民党军队中发展地下党员极为慎重。当部队大发展时，新建部队中党员人数远不能适应基层的需要，当时有的连队指导员都不是党员。如何建立连队支部?首先在各部队举办党员训练班，党员在训练班中学习如何做一个好党员。作为培养对象的积极分子，也参加训练班，条件成熟一个发展一个，不够党员条件的继续培养。按照毛主席“支部建在连上”的方针，把各部队的连队党支部建立起来。这样，党的领导就能够从组织上保证了。 其次是在部队中建立八路军的一套政治工作制度，彻底改变旧军队的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国民党军队也有所谓政治工作，政治部门叫政训处，但做政治工作的人是“卖膏药”，实际上是对军队进行特务工作。我们在所有的部队中都按八路军的组织和作风，建立了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委派政治工作干部，对官兵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抓紧政治上建军，提高人民军队政治素质。 冀中整军是分批进行的，一批几个团。第一批，除了几个团在冀中整训外，还有几个团调到平汉路西，由晋察冀军区直接领导整训工作。 当时，中央考虑到冀中武装的特点，整训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仅仅把政策和办法提出来是不够的，还必须加强领导力量。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毛主席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给聂荣臻司令员电报中指示： (一)冀中地区的中心任务是巩固现有武装部队，依靠群众力量，坚持长期游击战争。 (二)为此决定： (1)派程子华同志带一部分干部去冀中，程子华同志任冀中军区和第三纵队的政委。加强该部之正规化，是目前的中心任务。 (2)派贺、关率一二○师主力去冀中，争取扩大一二○师。 (3)一二○师一部到冀中，可以推动、影响当地部队正规化的进程。 并指示冀中党，应以极大力量帮助扩大一二○师。具体计划由贺、关与彭、聂酌办…… 一九三九年初，程子华同志来到冀中，并从延安带来一批红军老干部和青年知识分子干部。程子华同志带来这批干部，都分配在各分区、团任政委和政治部主任，普遍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象周彪、帅荣、旷伏兆、李天焕、谭冠三等同志，都是程子华同志带来的。冀中部队建立和健全八路军这一套政治工作制度，程子华同志带来的这批干部起了决定性作用。 程子华同志到冀中后，一直任三纵队和军区政委，和我、黄敬、孙志远等同志合作得很好，亲密无间。也有过不同意见，但都能摆到桌面上，畅所欲言，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个人之间毫无芥蒂。虽然是战争环境，艰苦生活，当时也没有多少明文规定的规章制度，但是各有专责，工作起来同心协力，得心应手，心情舒畅。 这一年夏天，中央军委总政考察团到冀中，帮助培训主力部队，并组建了冀中军区干部教导团。该团至一九四○年并入抗大总校三团。一九四一年后，又改为抗大二分校第三团，轮流培训部队干部。 一九三九年初，张庆泰、黄中从西安带来东北救亡总会组织的战地服务团。一九四○年十一月间，张学思、高存信等从延安带来一个东干队。当时军区机关驻在定县的甄村，我们事先接到中央关于东干队到冀中来的电报，在他们到达后，军区机关及时召开了欢迎会，我和程子华、沙克同志都讲了话，热烈欢迎东干队的同志们。 东干队当时到冀中军区的干部八十二人。分到司令部的军事干部四十三人，他们大部是东北军的青年干部和在国民党中央军校受过正规训练的军事干部，特别是又在延安抗大受到革命军事理论和参谋业务的专门培训，对于加强冀中军区司令部工作的正规化建设起了重要作用。分到政治部的三十五人，分到卫生部的四人，他们多是青年知识分子，经过在延安的马列学院、抗大、女?培训，还有从石友三等部队中撤回的政工干部，加强了冀中军区的政治工作。还有三名朝鲜同志，他们是高建基、张志民和吴明星，根据他们会日语的特长分在政治部敌工部，从事对敌伪军工作。一九四一年冬，十分区抓了一个日本特务机关长大本清少将，审讯时的翻译就是高建基同志。朝鲜同志在冀中参加抗日战争，工作热情都非常高，在极为残酷、频繁的战争中，和中国同志并肩战斗。吴明星同志在一九四二年“五一”反“扫荡”中光荣牺牲。高建基和张志民同志在日本投降后，回到祖国成为朝鲜人民共和国的领导干部。 第59节:冀中部队的正规化(2) 张学思分到冀中军区司令部任参谋处长，高存信任作战科长。张学思具有较高的军事素养和政治思想水平，工作有魄力，善于筹划，细致认真，作风朴实，勤奋好学。他严格要求自己，刻苦锻炼，作战中勇敢顽强。一九四二年三四月间，他和我到九分区去，住在博野县庄窝头村。当我们和分区领导仔细地研究部署了打安国石佛镇战斗之后，他坚决要求直接参加战斗，他的这种实干精神深深感动了九分区司令部的同志们，都称赞他少年英俊，青年有为，前途不可限量。“五一”反“扫荡”后，冀中军区转到太行，“九一八”事变纪念日那天八路军总部举行阅兵式，并召开了欢迎大会。会上彭德怀同志讲话，表扬了冀中军区艰苦奋斗、勇敢机智的对敌斗争精神，同时当场向大家介绍张学思同志，说：“这就是张学思，是张学良的弟弟，现在叫张。论他的家庭是大军阀大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对象，但是他早年参加了革命，又到延安学习，受到党的培养；他在敌人后方，虽然环境残酷，战斗频繁，但不畏艰险，勇于战斗，表现很突出。” 东战团和东干队的到来，大大加强了冀中军事工作和文体工作的领导。 一二○师到达冀中以后，便决定一二○师部队多承担一些作战任务，将冀中军区部队分批抽出进行整训。这时，晋察冀军区根据中央军委和八路军前方总部的指示，颁布了全区部队的整训计划。一九三九年三月，冀中军区召开政治工作会议，确定整训的目标是：迅速使三纵队主力部队正规化，加强党的领导，提高战斗力，创造冀中主力兵团。首先从各军分区抽调了九个大队(团)和一个营，集中到平汉路西，利用山地比较安定的环境，进行五至六个月的整训。接着，从九月至十一月，又抽调六个大队(团)，集中在武强一带整训。其余部队则分别利用作战空隙时间就地休整。在整训过程中，晋察冀军区、一二○师和中央军委考察团，都积极协助冀中军区，大力加强整训工作的领导。 部队里大多数出身于劳动人民的战士和思想进步的青年干部，是整训中所依靠的基本群众。冀中军区政工会议提出的“按照八路军的样子建设三纵队”的口号，获得了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拥护和支持。党充分地发挥了这种积极性，团结绝大多数愿意进步的人，而且帮助克服少数人的落后思想和某些阻力，工作得以顺利地开展。冀中军区按照建立主力团的编制要求，将原有的一些部队单位分别进行合编，撤销了许多庞杂的建制。同时清除了某些投敌叛变分子，如武力解决了柴恩波的叛变，纯洁了军队组织。新的战斗单位编组起来以后，随即进行了有计划的教育和训练。通过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教育和阶级教育，大大地启发了广大指战员的觉悟。对于军阀残余、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和游击习气等不良倾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坚决的斗争。 整训后，冀中军区共建成了十四个主力团，即第十六、十七、十八、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七、二十九、三十、三十二、三十三团，和警备旅第一、二团；另有两个游击支队，即回民支队、任河大支队；还有五个游击总队。这些部队以崭新的人民军队的姿态，出现在冀中平原上，同县、区游击队及人民武装结合在一起，担负起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任务。 贺龙和一二师 比程子华同志稍晚几天，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五日，一二○师也来到冀中。我们在河间惠伯口村前迎来了贺龙同志和一二○师其他几位领导同志。我和贺龙同志以前虽然未见过面，但是这次一见如故。他一见面就风趣地说：“你这个司令官可不小呀，冀中的人口比陕甘宁还多两倍呢!”说得大家都笑了。特别令人难忘的，是他在当天晚上举行的军民联欢大会上的讲话。他说：“日本鬼子有啥了不起，他不比谁高嘛!真正了不起的是毛主席领导的八路军、老百姓。冀中人民拆城墙、挖道沟，改平原为山地，是个创举。现在我们有几万人马，几万支枪，还有这么多、这么好的老百姓，力量不小呀!只要我们军民团结，照着毛主席说的去干，管他小鬼、大鬼，都能打败它!” 第60节:冀中部队的正规化(3) 这天的会一直开到深夜才散。天气虽然很冷，但歌声、掌声、欢呼声，把会场搞得热气腾腾。真是强将鼓舞三军志，勇师振奋万人心。 贺龙同志一到冀中，就和关向应同志一起向冀中的党政军领导干部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会上，毛主席代表党中央政治局作了重要报告。全会明确规定了我党在民族战争中的领导地位，要求全党认识和担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任务。全会确定了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同时指出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既有团结又有斗争。全会明确了全党从事组织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决定党的主要工作方向是战区和敌后。 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党中央为加强战区和敌后工作的领导，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措施。在晋察冀地区，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以加强对晋察冀根据地的领导。一二○师来冀中，也是重要措施之一。为着统一指挥冀中地区的部队，以便粉碎敌人的战役围攻，巩固冀中根据地，北方分局根据中央意见，决定由贺龙、关向应、程子华和我、黄敬等五人组成冀中区军政委员会，贺龙同志任书记。从此，我们就经常与贺龙同志一起研究问题，部署整个冀中区的作战行动；也经常一起行军，一起宿营。在这期间，贺龙同志一有空就和我们闲谈，天上地下，风土人情，无所不及，非常坦率。有一次，他意味深长地说：“你别看我贺龙现在像这么回事，南昌起义，队伍在潮汕一带被敌人打散后，我在回湘西的路上，连个买烧饼的钱都没有了……”说完，他爽朗地笑了起来。 贺龙同志处处以党的利益、群众的利益为重。一二○师是从晋西北经过一个月的长途跋涉来到冀中的，部队还没顾上休息，而且对地形、环境很不熟悉，贺龙同志就在军政委员会上主动建议：当前主要的作战任务由一二○师来担当，让冀中部队多利用战斗间隙进行整训。由于冀中部队是刚建立起来的，当时党员很少，大部分的连队还没有建立党的组织，政治工作比较薄弱。贺龙同志针对这一情况，立即从一二○师抽了不少党员干部给冀中部队，并多次叮嘱我们要注意发展党员，培养干部。为了提高冀中部队的作战能力，贺龙同志还让一二○师的每个团都带上冀中部队的一个团，在战场上一块冲杀，互相取长补短，共同前进。贺龙同志常说：“训练新兵最好的办法就是打仗。今天入伍，明天打上一仗，后天就是老兵了。” 贺龙同志对毛主席为我军制定的战略战术，理解得深，运用得灵活。一二○师到达冀中不久，正赶上日军对冀中进行第三次战役围攻。敌人以七千之众，分兵五路，向高阳、河间一带包围上来，企图在潴龙河两岸与冀中部队决战。在研究对策的会议上，贺龙同志详细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力量，明确指出：敌人这次来势很凶，要认真对付，但不能硬拼，应避其锋芒，与敌周旋于平原，然后相机集中兵力干掉它一部，最后歼其全部。会后，贺龙同志亲自率领一二○师的七一六团和冀中部队的独立第一支队，迂回在河间、肃宁两县之间，待机与敌交锋。二月二日晨，日军宫崎联队及伪军各一部共二百余人，由河间城向肃宁方向进犯，贺龙同志立即抓住这个战机，决心给这股敌人以歼灭性打击。当敌人进到曹家庄附近时，贺龙同志命令部队迅速出击。七一六团第三营一个连正面堵击，第二、三营和独立第一支队第一营，利用道沟迅速从两翼包围敌人，冒着炽烈的炮火，奋勇冲击。激战至黄昏，河间、任丘方面的敌人前来增援、接应被包围的敌军，我军跟踪追击到河间城下。这次战斗，歼敌一百五十余人。二月四日，敌人又纠集步、骑、炮兵近千人，由河间向西进犯。七一六团这时已移驻大曹村，得悉敌军出动的消息，贺龙同志决心再次给予打击。敌人先以炮火轰击村庄，随后以步兵冲击。我军依据沿村道沟、围墙和房顶工事(冀中大都是平顶房屋)，连续击退敌人四次猛攻。敌人冲击受挫，便施放毒气。我军指战员在缺乏防毒器材的情况下，以毛巾包上积雪蒙住口鼻，继续顽强阻击。同时以一部兵力向敌人侧翼突击，使敌人转为被动。激战到天黑，贺龙同志命令全线发起反击，敌人死伤三百余，仓皇逃回河间，紧闭城门不敢出战。尤其是四月间齐会战斗，一仗就把不可一世的日本王牌军吉田大队消灭了七百多名，狠狠打击了日军的气焰，创造了冀中平原大规模歼灭日军的空前范例。 第61节:冀中部队的正规化(4) 四月二十日，驻沧县日军第二十七师团第三联队乘五六十辆汽车开到河间城。二十二日，敌以一个大队八百余人，连同伪军数十人，随带八十多辆大车，满载给养弹药，由河间向北出动，到达河间、任丘之间的三十里铺，准备以四天时间在我根据地内“游击”。当时一二○师部队正在任丘东南卧佛堂、大朱村、齐会一带休整。冀中军区已将独立第四、五两个支队划归一二○师建制。一二○师即将这两个队连同原有的两个团分别组成两个独立旅。独立第一旅辖第七一五团和第一、二、三团(由原冀中独立第四支队编成)，独立第二旅辖第七一六团和第四、五团(由原冀中独立第五支队编成)。当得到敌军出动的情报以后，贺龙同志判断：敌人这次行动，并非有计划地对我围攻，我军所在地四周虽然都有敌人据点，但兵力不大，除河间城尚留有七百余人，任丘、大城、高阳、吕公堡、沙河桥等地，都只有二三百人或数十人，不可能抽出很多机动兵力。我们却兵力集中，士气旺盛，争取消灭这股敌人，极有把握。因此决心抓住这个有利战机，就地消灭敌人。 二十二日晚上，一二○师新编成的各部队举行联欢晚会。贺龙同志召集团以上干部研究了作战任务以后，便向全体指战员宣布了敌情和歼灭敌人的决心。联欢晚会变成了战斗动员大会。各部互相提出打胜仗、缴枪捉俘虏的比赛，战斗情绪十分高涨。当时，师部在大朱村，七一六团主力在卧佛堂以南的小店，第三营驻齐会村，七一五团在找子营、李赵庄等地。贺龙同志命令这两个团就地隐蔽，准备战斗；新编的各个团则分别同冀中军区的一部分部队配合当地游击队、民兵，向四周敌人据点警戒，防止敌人增援，并相机截击逃敌。 四月二十三日七时，进到三十里铺的敌人向东出动，九时到达齐会村附近。敌人因急于寻找我军作战，但又不明整个地区我军的情况，因此当发现了齐会村有我驻军时，随即包围了村庄，用炮火掩护步兵狠命攻打。 齐会是个四五百户人家的村庄，周围都有通往外村的沟道。七一六团第三营早已在村内外构筑了防御工事，村口和沿街的房门都已堵死，墙上开了枪眼，房顶上垒了掩体，并帮助全村男女老幼疏散到外村。贺龙同志命令第三营，一定要坚决拖住敌人，以待主力于黄昏时展开全线出击。第三营指战员在敌人猛攻下沉着应战，战士们远了不打，单等敌人冲到阵地前五六十米的地方，用手榴弹、排子枪和机枪一齐猛打，结合短促的反突击大量杀伤敌人。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击都被打垮，便施放燃烧弹和毒气弹，一时烟火、毒气弥漫，遂趁我军救火、一部分战士中毒之机，攻占了村边一些房屋。这时，第三营各连党支部召开了党员和积极分子会议，号召坚决拖住敌人。于是同敌人逐房展开了激烈争夺战。为了援助第三营，七一五团以一个连从村东南楔入村内，与第三营会合；七一六团以第一营向村东北方面的敌人攻击，形成了对敌内外夹攻。下午四时，任丘敌人三百余前来增援，进到麻家务附近，被一二○师第二旅第五团击退。从大城和吕公堡出援的敌人，也分别遭到一二○师独一旅第一团和冀中第三军分区部队的阻击，不能前进一步。齐会的敌人陷入孤境。 黄昏，七一六团第一、二营，同时从西、北两面对敌人展开猛攻，在统一号令下跳出道沟，迅速越过开阔地，冲破敌人的火力封锁，把敌人压到村沿和一部分房屋内。第三营也同时反击。敌人受到内外夹攻，阵势大乱，开始向村南撤退。 四月二十四日拂晓，敌人在我七一六团主力的尾追和截击下，向马村方向夺路而走。可是，在齐会周围的村庄，贺龙同志已部署好了准备堵击歼灭敌人的足够兵力。七一五团这时正从齐会西南的保东向南北留路靠拢，得悉敌人向南溃退，便立即占领马村，迎头痛击敌人。敌人又转向东北，逃到找子营，以一部据守房屋，抵抗七一五团的追击，其主力企图通过南留路继续东逃。但一二○师独立第一旅第三团早已布置在这里，卡住了敌人的去路，敌人几次猛攻，付出重大伤亡，仍然无法突出包围圈。 第62节:冀中部队的正规化(5) 在战斗进行中，附近村庄的群众踊跃地推着小车，提着篮子，把慰劳品送到参战部队指战员的手里。有的老年人、妇女跑到火线附近等着，要亲眼看到我们的战士打死了日本兵才走。各村人民自卫队也纷纷出动，追捕敌人散兵。有几个日本兵向西南跑到杨庄，被手持木棍、铁锨的群众包围消灭了。有的地方枪声还没有完全停止，就有许多人前来帮助打扫战场，护理伤员。 二十四日黄昏，我军开始了总攻。七一五团第二连利用找子营村中房屋，隐蔽接近敌人，以手榴弹向敌人猛袭。第一营主力和第二营自两翼向敌人村东阵地突击。七一六团第二营向村西和西南阵地猛攻。独立第一旅第二、三团各一部也分别出击。我军充分发挥夜战和近战的特长，争先突入阵地，展开肉搏。敌人死伤惨重。战至二十五日，被压迫在留路村西南道沟内的敌人，多次拼死突围，又窜逃到找子营与南留路之间的一小片树林和坟地里。敌人疲惫不堪，在这濒临绝境的时刻，一面焚尸，一面抵抗，作最后挣扎。我准备于夜间全歼该敌，但黄昏时，敌人趁大风南窜，我即跟踪追击二三里，残敌百余，逃回河间。 齐会战斗共歼敌七百余人。这是敌人自进攻冀中平原根据地以来最惨重的一次失败，极大地振奋了冀中全体军民。 不管战斗多么激烈，环境多么危险，贺龙同志总是沉着、坚定、自信，仿佛在他的面前，世界上就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在冀中，常常在敌人打到离我们驻地十里左右、枪炮声清晰可闻的时候，贺龙同志还在兴致勃勃地看球赛或看演出。不然，就是叼着烟斗，悠然自得地和同志们聊天。记得有两次，恰好我们出村子的东头，敌人从西口进来，就好像换防一样。在我们主动出击或打伏击的时候，他也同样从容、镇静。往往在部署结束后，他还去干点什么，然后亲临前线指挥，而且坚持到底。齐会战斗是打得最激烈的一仗，双方火力都很强，战场上一片火光，子弹、炮弹在硝烟中乱飞。在前沿指挥作战非常危险，几个人劝贺龙同志到掩蔽所去指挥，他都不肯。正在这个时候，敌人的一颗毒气弹在附近爆炸，贺龙同志中了毒。卫生员马上赶来，要抬他到安全地方休息，他不肯，只戴上了一个用水浸过的口罩，闭了闭眼睛，继续指挥战斗。一二○师部队也打得勇猛顽强，尤其是王尚荣同志领导的七一五团(代号亚五)，和黄新廷同志领导的七一六团(代号亚六)，更是英勇善战，使敌人闻之丧胆，为冀中部队做出了榜样，受到冀中人民的高度赞扬，广为流传，称颂至今。 特别使我难忘的是，贺龙同志通过各种方式，来提高我们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在贺龙同志来到冀中以后，当他知道我们曾经坚决反击过来冀中抢占地盘，破坏抗战的张荫梧，非常高兴地说：“你们干得对嘛!对国民党就得有两手，抗日咱们欢迎，捣乱，咱们就打!”他还说：“根据地是人民的，不能让国民党顽固派这股坏水流进来。”我说：“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贺龙同志笑了笑说：“对!你这句老八股引得好!毛主席说过，要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这是个原则，要坚持。”贺龙同志还经常谈他自己在党内路线斗争中的经历和教训。原来贺龙同志在晋绥的时候，率领部队几经浴血奋战，才从日军手里夺回几座县城，但却有人把国民党老爷请来当县长，说不那样做就是不符合“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精神。结果，八路军的扩军、征粮，甚至连过路都得受限制。贺龙同志气愤地说：“这叫什么‘统一战线’?乱弹琴!这明明是捆住自己的手脚，让人家把你搞掉嘛!纯粹是右倾投降主义!我们可千万不能再上王明这个家伙的当!” 贺龙同志常说：“中国革命没有共产党是不行的，没有毛主席也是不行的。”他对反对毛主席的人非常愤恨。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一、四方面军在四川的懋功会合以后，张国焘出于对形势的悲观估计和篡党夺权的野心，竟公然反对毛主席北上抗日的路线，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朱德、刘伯承、任弼时等许多领导同志，对张国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贺龙同志还当面质问张国焘说：“我过去当过军阀，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共产党，找到了毛主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你是个老党员，现在却要反对毛主席，去走军阀的老路，你走得通吗?”问得张国焘脸红耳赤，吭吭哧哧地答不上话来。在冀中，不管在什么场合，贺龙同志只要一谈起张国焘这一罪行，总是非常愤怒，深恶痛绝。贺龙同志热爱毛主席，自觉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高贵品质，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和教育。 第63节:冀中部队的正规化(6) 一九三九年二月，正当广大军民奋起抗击日军“扫荡”时，冀中部队独立第二支队司令柴恩波率部叛变。柴恩波曾在北洋军阀吴佩孚手下当过连长，是个利欲熏心的家伙。他混进我军以后嫌官小，老想拉队伍，自立旗号。我们对他的表现早有察觉，想在反“扫荡”高潮过去之后认真解决一下。但不知怎么走漏了消息，被他知道了。于是，他便乘我们忙于同敌人作战之机，一面与日军勾结，一面暗中与国民党新镇县长王宗祺进行交易。当国民党给了他个“冀察游击军第一师师长”的官衔以后，他就公开叛变，散发反共传单，声明脱离我冀中军区领导，拥护国民党。不仅如此，他还扣押了我第二支队政治委员、参谋长等党员干部一百多人，并包围了文安县抗日政府，把县长、大队长等县领导干部扣押起来。 事件发生后，贺龙同志立即召开了军政委员会扩大会议，商讨解决办法。有的人怕影响国共关系，不主张用武力解决。贺龙同志针对这种错误思想，严肃指出：“消灭叛匪，是冀中部队内部的事，与国民党无关。而且柴恩波通敌叛国，扣押我干部，破坏抗日，是地地道道的汉奸。”他还说：“难道我们对这种人还要讲客气、讲仁慈吗?”会上，一致通过了武装平叛的决定。贺龙同志还命令一二○师的一部，配合冀中三分区部队迅速出击。后来，我军在文安城西大王庄地区只打了几个小仗，就把叛乱平息了。因为柴恩波部队的大部分战士和干部是抗日的，当他们识破柴恩波的阴谋之后，便纷纷掉转枪口打叛匪了。柴恩波见大势不利，便带着几个亲信和保镖跑到新镇，公开投靠了日军。 对敌人毫不客气的贺龙同志，对自己的同志却满腔热情，耐心引导。柴恩波叛变事件使我们愈加感到冀中部队迫切需要整训。贺龙同志鼓励我们说：“出了个柴恩波有什么了不起的。冀中部队大部分干部、战士是好的嘛!刚建不久，就能调得动，打得赢!现在要紧的是抓紧整训嘛!”后来，军政委员会根据贺龙同志的意见，对冀中部队做了进一步整顿。贺龙同志又从一二○师选拔了一批优秀干部，充实了冀中新建部队。但贺龙同志一再强调，要我们自力更生培养干部。他语重心长地说：“搞革命，搞军队，没有一批政治上坚定的干部怎么行呢!光靠向上级要不行。你向聂荣臻同志要，他一下子生不出那么多。向毛主席要，毛主席的担子比咱们重得多。最牢靠的办法是靠自己。”贺龙同志还以贺炳炎、余秋里两个同志为例，来提高我们对培养干部的认识。他说：“贺、余两个人都只有一只胳膊，刚来冀中时没几个人，可是他们东一搞、西一搞，就搞出个队伍来。这个队伍打得很硬嘛!敌人一听见‘一把手’的队伍，离老远就吓得溜掉了。”贺龙同志还说：“冀中战士的质量可不低呀!他们见识广，有文化，接受能力强，又吃得苦，只要两块玉米面饼子往肚里一填，就解决问题了。睡觉也不要铺盖，连鞋也不脱，穿着衣服往炕上一滚就睡。才补进连队没几天，抱起枪来就冲锋……这些兵，只要有好干部带，那还了得呀!” 第64节:贺龙和一二○师 贺龙同志亲切的教导，对我们冀中几个负责人启发教育很大。一九三九年秋天，我们把冀中部队分批集中到根据地的中心地区，进行了整训。同时，还加强了冀中抗战学院的教学力量，开办各种短期训练班，直接培训部队急需的干部，收效很大。 一九三九年八月，贺龙同志奉中央命令率一二○师去执行新的任务，部队陆续离开冀中。回想起八个月来与贺龙同志戎马相随、朝夕与共的情景，特别是想到贺龙同志对我的言传身教，循循善诱的帮助，实在感到恋恋不舍。自己感到迫切需要学习，在冀中，当时虽有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但终因异地相隔，难得时常当面请教。曾几次想给中央写信，要求去延安进党校。恰好在这个时候，毛主席派贺龙同志来到了冀中，为我提供了最好的学习条件。贺龙同志那种热爱毛主席，自觉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政治品质，以及卓越的军事才能，都成了我学习的生动榜样。他那无坚不摧的英雄气魄和豪迈、爽朗的性格，也对我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但是，我学习得还很不够。因此，在贺龙同志离开冀中的前夕，我惋惜地说：“贺老总，你知道，过去我是个旧军人，没有经过长征锻炼，也没搞过土地革命，对咱们八路军这套东西还没有学会，还需要你继续帮助，你却要走了!”贺龙同志听了，哈哈大笑了几声以后，说：“你常说你是个旧军人，就算个‘小军阀’吧，那算个啥!我在旧军队里当过镇守使、师长、军长，可是个‘大军阀’呢。但一找到共产党，跟上毛主席，有了觉悟，就有个‘突变’嘛!过去的事提它干啥，要紧的是跟着毛主席干革命，风吹浪打不回头!” 在临别的时候，贺龙同志还鼓励我说：“八路军这套东西，都是毛主席教会的。你现在正在学习《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这就好嘛!另外，有事多向聂荣臻司令员、区党委请示报告，一定可以把冀中搞得更好。”贺龙同志对冀中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又眷恋地说：“冀中这个地方多好啊!素有‘平津门户’、‘华北粮仓’之称，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将来对日本鬼子实行反攻，还是个前进基地呢。部队从这里一捅，就可以捅出关外，一鼓劲就可以把日本鬼子赶过鸭绿江。”最后，贺龙同志还特别嘱咐我说：“毛主席对冀中很关心，你现在就写信给毛主席，把这里的情况汇报一下。”我遵照贺龙同志的指示，给毛主席写了封信，汇报了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情况。 贺龙同志和一二○师对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巩固，起了重大作用。概括起来，至少有这样三点：第一，带领冀中部队打仗。像齐会战斗，一二○师教我们怎样打大仗，我们配合作战。第二，给冀中留下不少优秀的红军老干部，像常德善、吴西、肖新槐、郭陆顺等同志。第三，带作风。老红军的优良作风对冀中部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冀中部队大都是由旧军队和农民部队改编而成的，部队中存在着极端民主化和绝对平均主义的倾向。一二○师来了以后，帮助我们逐步克服了这些缺点。我们也向红军老大哥学到了关于军民关系、官兵关系等方面的好作风。 同时，由于我们老干部少，底子差，就将自己顾不上和消化不了的部队都拨给一二○师改造、训练。一二○师是红军老部队，领导和干部队伍强。像高士一部，魏大光的部队，张仲翰的津南自卫军，还有姜东升的部队，都拨归一二○师建制带走了。这样，既扩大了一二○师的部队，也减轻了冀中军区整编部队的负担。 在一二○师扩军问题上，我和程子华、黄敬思想一致，要大力支持。在这方面，黄敬同志还是很大方的，都是挑那些最好的，出身好、身体棒的青年送到队伍上去。贺龙同志也是爱“才”如命，他点名要冀中的两个县长，刘卓甫和田子晋。另外，他们还要了一些男女青年知识分子干部，我们都选择优秀分子给他们了。一二○师离开冀中的时候，已由来时六千四百多人，发展到二万一千九百多人，扩大了两倍多。 我们冀中几个领导同志深深感到，冀中部队能够长期坚持平原游击战争，能够经受住一九四二年日军发动的空前残酷的大“扫荡”，最后能为党保存下几万人的战斗部队，这是与贺龙、关向应同志的亲自指导，和一二○师部队的传、帮、带分不开的。 第65节:破敌五次围攻(1) 破敌五次“围攻” 还在武汉没有失守以前一个多月，日军就集中了五万兵力，围攻晋察冀边区山岳地带北岳区，碰了钉子以后又掉转枪口，来“扫荡”晋察冀边区平原地带冀中区，这时候已经是武汉失守以后了。冀中反“扫荡”斗争，从此正式开始。 敌之目的，很显然是妄图摧毁我抗日根据地，以确保敌后占领地，进行掠夺人力、物力，攫取资源，实现其“以战养战”的美梦，并且配合它在正面的政治诱降阴谋。 因为冀中平原，是处在日军最后方的游击根据地，给予日军重要的根据地北平、天津以及三大交通线北宁、平汉、津浦的威胁最大；也还因为冀中平原和晋察冀边区的基本地区山岳地带，在战略上有着不可分离的互相依存作用；同时也因为冀中平原有着丰富的人力、物力足以资敌，作为“以战养战”之用，所以在一九三九年一整年内，敌军对冀中平原的围攻与“扫荡”，比任何地区都频繁。 在这一年里，日军对冀中的进攻，是使用两个师团的兵力和一万多的伪军。在津浦、北宁线上，为本间雅晴第二十七师团；在平汉线上，为桑木崇明第一一○师团(驻平、石段，担任对平汉线两侧山地、平原两方面的进攻)。两个师团的作战地区，在一九三九年除了局部换防和变更部署以外，没有什么大的变动。 在这一年里，日军“扫荡”冀中，先后组织五次战役围攻和三次分区“扫荡”。此外，还进行了二百次左右的大小战斗，以“扫荡”我们分散在各地的主力部队和游击队。 首先是战役围攻。这是日军进攻冀中当头一炮，企图在这一时期，把冀中的武装部队，迅速消灭。敌酋桑木崇明师团长曾经这样向他的部队训话：“本师团依照华北方面军的讨伐肃正为指针，迅速地肃清平地，而后指向山地方面，务在繁茂期以前，彻底地肃清山地，毁灭其根据，铲除其祸根。”又说：“各部队长官应熟识目前之情况，积极地肃清平地，以能按期达到肃清山地之目的。”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日军在五个月的期间内，组织了五次战役围攻。 桑木崇明为日军中将，一九三八年春被派到华北方面，一一○师团司令部设在保定。桑木曾多次制定封锁山区和以快速部队“扫荡”平原的作战方案，是一名罪恶昭彰的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据后来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学习的原一一○师团士兵揭发：“一九三八年五月，桑木在宿县射死一个抱着孩子的母亲，孩子不知母亲已死，啜着母亲的奶头啼哭。同年，又同师团上坂大佐在冀中，在场指挥将妇女绑在树上，用手榴弹塞在妇女阴户里，然后在六丈来远的地方拉线将其炸死。”“桑木、上坂和林芳六郎，是一一○师团三个出名的杀人不眨眼的魔王。”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敌人出动六千兵力向大清河以北雄县、霸县、容城、新城、固安地区进行围攻，企图把大清河以北的抗日武装力量一举驱逐到大清河以南，或消灭在大清河以北地区。历时二十六天，二十九次战斗，毙伤日伪军六百余名，俘伪军一千余名，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攻。 接着，于十二月二十一日，日伪军一千五百余进攻安国、博野、蠡县地区，企图把我在潴龙河以西的部队，驱逐到潴龙河以东地区。在一个月中，我展开广泛的袭击、伏击战，消灭日伪军三百余人，取得第二次反围攻的胜利。 从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五日开始，敌又对我进行第三次战役围攻，从平汉、津浦两方面，以平大公路上之献县、河间、任丘、大城为目标，企图把我在子牙河以东、以北和滏阳河以东地区的部队，压迫到子牙河以西和以南的三角地区，便于捕捉而消灭之。使用兵力在七千人以上，配以飞机、坦克和炮兵，来势凶猛，历时十天，占领了我一部分城镇。这时，一二○师来到冀中，和冀中军区部队相配合，在冀中平原上广泛地展开了游击战，并且很快取得了胜利。 从二月六日到十六日，敌人又开始对我发动第四次战役围攻，企图肃清滹沱河以南地区我之主力部队。此时，冀中军区、区党委、行署和一二○师直属队转移到武强西北的张法台、溪村一带。敌人想合击我领导机关，以便下一步进攻冀南地区。于是从博野、蠡县出动六百余人，汽车二十辆，坦克、装甲车十辆，进占邹村；安平出动四百余人占王村；献县一千余人进至武强；深县也集结四百余人。十日拂晓，邹村之敌向我进击。正值一二○师七一五团由绥远大青山来到冀中，便在深县以东的邢家庄、北杜村投入战斗。敌人以为已捕捉到冀中领导机关，于是蜂拥而来，以坦克、装甲车掩护步兵对我七一五团占领的村落阵地围攻，王庄敌人也前来增援。七一五团指战员顽强地抗击敌人，以集束手榴弹反击敌人坦克和装甲车。连续打垮敌人四次大规模的冲击，坚持到下午四时，杀伤大量敌人后，主动地撤出了战斗。敌人合击失败，转向冀南地区。这期间，冀中其他地区部队也积极活动，配合了南部地区的作战。 第66节:破敌五次围攻(2) 三月十八日，敌人乘我主力部队正在肃宁东南窝北镇一带休整之机，以九千余兵力分别集结于献县、饶阳、河间、安平、大城、藁城等地，对我进行第五次战役围攻，企图围歼我军。当安平、饶阳、献县出动的敌人即将进到合击点的时候，我军以小部队牵制迷惑敌人，主力及时地跳出合击圈，转移到河间东北的卧佛堂一带。敌人扑空，随即占领了肃宁县城。三月二十三日，敌人复由河间分路出动，一路北进，控制了河间、任丘一线，从西面压迫我军；一路向东北直逼卧佛堂。东面津浦线上青县、马厂的敌人向大城方向牵制我军，同时大清河北的敌人沿河控制渡口，阻止我主力北进。我军再次处在敌人合击中心。一二○师和冀中军区部队、机关，分别从敌人的空隙中向外线转移。当日晚，一二○师直属队、七一六团、冀中军区独立第五支队等，向西越过古洋河，转到任丘以西的青塔、天门口一线。冀中军区机关及特务团，向东越过子牙河再折向南，插到献县东北牛褚寺附近。七一五团和冀中军区独立第四支队一部，向北转移到吕公堡、梁台一带，再向东面大城附近出击，以迷惑和吸引敌人，掩护其他各部队的行动。各部队分散转移以后，纷纷从敌人侧背袭击，原在外线的部队也积极活动。敌人再次扑空，完全陷入被动。到四月初，敌人主力便全部退出。 敌人连续组织五次战役围攻，虽然占去了冀中的全部县城和一些重要市镇，但是我军采取了正确的反围攻战役指导方针，避免没有胜利把握的内线作战，而争取有利的主动的外线作战，也就是避免不必要的死拼，争取和创造可能的胜利。当敌人有计划有组织对我合围时，我即相机跳出利害变换圈以外，转移到敌之侧背寻找敌之弱点，而攻击之，截击其交通运输，伏击其增援，打击其单个伸出来和孤立的小部队。在定县、安国、博野、蠡县线上，沧县、河间线上，唐官屯、大城线上，平大公路上，津保北路上，由于各部队的机动，曾经获得很多光辉战绩。另外，对于敌之单独突出而兵力又不大的部队，或与其他各路之敌分离过远的孤立部队，则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反围攻，以求得全部或部分的歼灭战果。例如在敌人第二次战役围攻中，对于进占安国、博野、蠡县之敌；在敌人第五次战役围攻中，对于大城之敌，都集中了优势兵力，进行局部的歼灭战，获得了相当大的战果。我们对于敌人占领不久，兵力不大，站脚未稳，且与各方联络不便，陷于孤立的据点，也进行了局部的围困、袭扰和反攻，克复了几个县镇，如任丘、肃宁、州、杜林等地。同广大人民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在广泛的游击战争中大量杀伤了敌人，赢得了整个战役的主动，迫使敌人不得不暂时转为保守城镇据点的防御状态。 敌人在这五次战役围攻中，所使用的兵力，除了第二次战役围攻是一千五百人左右，其余四次，都是五千到一万人，尤其第三次战役围攻和第五次战役围攻，使用兵力更多。在这一时期，我们和敌人进行了一百五十八次战斗，敌人死伤为四千二百六十四名，我们死伤为一千五百八十一名。 敌人五次战役围攻遭到失败，很快便改变为分散“扫荡”的方式，一直继续到七月初，敌人又由津浦、平汉线上集中五千多兵力，进行青纱帐起之前的最后一次围攻，也可以说是第六次围攻。但因日军利用雨季，到处决堤，大水泛滥，这个战役，刚一露头，就流产了。 在这一时期，敌人所表现的特点：一是尽量扩张据点，极力破坏我政权和群众组织；二是大量修筑公路，以联系各据点；三是经常从据点伸出来，积极要求与我作战。在这些特点中，就更加暴露了敌人的兵力不足，兵力分散的弱点，再加之敌人经常运动，客观上就给我军以更多更有利的作战条件。因此我们采取了对分散之敌，各个击破的方针；对伸出和运动之敌，坚决予以打击。就是它不来“扫荡”，我也要找它去。所以在这一时期中，战斗就更加频繁，仅在三个多月的时间，统共打了一百六十五次的大小战斗。敌人死伤为三千三百七十名。我们死伤为一千二百九十名。 第67节:破敌五次围攻(3) 日军遭受不断打击，气焰逐渐下降，到七月初，竟使出决堤放水，淹我军民，破坏我资源的毒计，来弥补他在“扫荡”上所遭受的失败。从这个时期到九月末，战斗很少，敌之分散“扫荡”，无形中就结束了。 敌人于九月间，落水时期和青纱帐倒之前后，在某些可能活动的地区，从据点伸出来，采取游击动作，专门袭击地方上的群众武装，摧毁各级政权和群众组织，烧房子，抢粮食，屠杀群众，并强拉壮丁去受训，强迫群众修筑汽车路。这是日军“扫荡”前的准备工作。敌人的暴行，激起了广大群众高度的抗日斗争情绪，由痛恨而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持有最低级武器的自卫组织，或者拿着铁镐的群众，配合部队，到处和日军进行英勇壮烈的搏斗。 从十月八日，敌人从大清河以北地区，开始第一次分区“扫荡”。当时在这一地区的我军作战方式，是以极高的战斗情绪与信心，和战则必胜的顽强的战斗作风，以阵地战为主，运动战和游击战配合，坚决抗击兵力在六千，汽车一百多辆，大炮数十门，战车、坦克二十多辆的凶顽敌人。经过七次战斗，终于最后一次在新城附近的激战时把敌人击溃，赶回老巢。日军东拼西凑组织起来的这一个尝试性的分区“扫荡”战，在半个月以内，丢下大量死尸，就这样结束了。 第二次分区“扫荡”，是从十二月三日到七日的五天里，在平汉线以东，正定、新乐、无极、深泽四县之间，西边以平汉线，北边以沙河，南边以滹沱河为界限，所构成的三角地区。日军使用兵力为一千五百左右，与我们部队打响了三次。日军吃了亏以后，仍然是拿群众出气，找不到群众，烧了三十多个村镇，就退回平汉线。这一次“扫荡”，是“扫荡”北岳地区的余波。那时我们这一地区的部队，曾经配合山区反“扫荡”战役，积极袭击平汉线之敌，并炸毁铁路桥梁和列车等，在日军的屁股上狠狠地砍了几刀，因此日寇在山区吃了苦头，就向平原地区来了一次报复。 敌人的第三次分区“扫荡”，是从十二月中旬起，到十二月底止，使用了一万三千多的兵力，分三个区域，同时“扫荡”。一个区域是滏阳河左岸以西以北，和滹沱河两岸地区，包括深县、武强、饶阳、安平、蠡县、肃宁、衡水、束鹿等县。敌人由石家庄增来部队约一千六百余，汽车百余辆，从十六日开始到二十八日，这一地区的“扫荡”告一段落。另一个区域，是滏阳河、子牙河右岸以东以南地区，包括河间、沧县、献县、交河、阜城、武邑、衡水、景县等县，敌人从津浦线上及各据点内出动了四千多的兵力，炮二十余门，从十六日在河间达子房首先遭到我们的伏击，而开始了这一地区的“扫荡”战。到二十九日在西堑里将河间出动之敌击溃，这一地区的“扫荡”，也告结束了。还有一个区域，是大清河以北的地区，包括新城、霸县、雄县、永清、固安、安次等县，敌人由北宁线、平汉线及各据点出动的兵力为六千余，炮三十余门，汽车二百余辆，坦克、装甲车二十余辆，飞机二十三架，从十二月中旬开始，到十二月三十日结束。这一区域的反“扫荡”战役，我们和敌人进行了十三次战斗，敌人伤亡一千二百以上，我们伤亡四百五十余名。 我们反击敌人分区“扫荡”的基本方针，是避免在敌人的分进合击点上，和他所构成的“扫荡”面上，或他所形成的包围圈内作战，而把主力跳到点、面、圈以外，向敌人的侧背或运输线上突击，并进行袭击铁路线上敌之基本根据地。有三次在敌之联络线上伏击，十二月十六日在深泽、武强间，同日在河间、肃宁间之达子房；二十三日在阜城以南王高之伏击，都获得极大的胜利。二十二日乘虚袭击北宁线之廊坊车站，冒着毒气，把敌人消灭了，得到三十多支机步枪。二十七日在雄县的神堂孙村，我们以一个团的兵力，与兵力三千余，炮二十多门，战车二十余辆，飞机六架之敌，激战七小时，终于把它击退了。敌死伤四百五十多名，内有一个金山大队长。我们伤亡二百五十多名，内有团政治委员杨子华负了两次伤，缴获了很多步机枪和战利品。这一次战斗，是以依据工事的阵地战，配合运动战，而获得胜利，用正规战的方式，在装备上以少胜多。在冀中说来，这是一次创举。经过这次大的战斗以后，又于二十九日在牛驼附近伏击向固安撤退之敌，敌人就溃退回固安去了。一九三九年冀中平原一整年的“扫荡”与反“扫荡”战役，就此结束了。 在敌人冬季分区“扫荡”的战役空隙间，我们曾经和敌人作过三十九次大小战斗，其中伏击战为数最多，有一部分是防御战和攻击战，袭击战为数较少。这些战斗，我们有很多次是以极短时间，极少伤亡，解决了全部或大部敌人，缴获了全部或大部的战利品。这种代价少收获多的廉价战斗，在敌我互相交织的平原上，灵活的部队时常可以找到这种机会。 一九三九年的反“扫荡”，不算一二○师的作战，我们和敌人进行了三百八十三次大小战斗。敌伪军伤亡共九千四百一十四名。我们伤亡三千八百五十一名，俘获敌伪军一千七百一十八名，缴获长短枪一千四百八十一支，轻重机枪十九?，迫击炮四门，汽车七辆，大车二百一十辆，军马二百九十五匹，其他辎重、文件甚多。炸毁汽车六十九辆，坦克两辆，火车二十六辆，车头四个，桥梁三座，铁路七百多米，破坏铁道、公路电线为数极多。 一九三九年的反“扫荡”斗争，我们在一二○师的帮助下，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终于取得了胜利。我们牵制和分散了敌人很大的兵力，消耗了敌人大量的人力物力，保持了自己绝大部分的人力物力，基本上粉碎了敌人的战略企图，保卫了冀中区和晋察冀边区。 第68节:白求恩来冀中(1) 白求恩来冀中 一九三九年春天，正在晋察冀边区从事医疗工作的白求恩同志，带领东征医疗队，穿过平汉铁路封锁线，于二月十九日，来到冀中前线。 白求恩大夫于一八九○年三月诞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雷文赫斯特镇。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年仅二十四岁的白求恩便应征入伍，参加了战地救护工作。一九三六年，他在医学上已经有了建树，全世界医学界人士都慕名到他所在的圣心医院观摩他的工作。然而，就在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白求恩毅然抛掉了一切名誉和地位，远离祖国，投身于战火纷飞的西班牙战场，创办了“西班牙——加拿大输血站”，奔驰于马德里、巴塞罗那、马拉和阿尔梅里亚前线，为伤员输血，积极参加了反抗法西斯的斗争。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日，白求恩大夫又辗转来到中国。他认为：中国是他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也是需要他最迫切的地方。同年六月，他从延安来到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七月底，在他的安排下，根据地创建了一个“模范医院”。在冀西根据地，白求恩所到之处，都亲自做手术、讲解，并表演外科手术。他每天都要工作到十八个小时以上，脸都没有时间刮，索性便留起了胡子。 白求恩大夫来冀中时，我们的司令部驻在河间和肃宁之间一个叫马湾的村子。听说白求恩大夫来了，大家都非常高兴，特意做了四样菜，除了白菜粉条，还杀了两只鸡，满满地盛了四瓷盆。这在当时，要算最丰盛、最隆重的招待了。厨师的手艺也说不上高明，白求恩同志却吃得津津有味。不等吃完饭，白求恩同志就要求立刻去工作。我想，他经过长途行军，路上积雪很深不好走，一定很劳累了，便说：“先休息一下，工作有的是。”白求恩同志却斩钉截铁地说：“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休息的。”接着，他就拿出已经拟好了的到部队检查医疗情况、施行手术的计划给我看。原来，他在来冀中的行军途中就把工作计划订好了。我看他抢救伤员的心情这样急切，便不再劝阻。 白求恩同志来到冀中平原，正是敌我斗争十分尖锐、激烈的时候。由于战斗频繁、交通不便，正规医院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原有的三个医院，为防备敌人的突袭，也都迁到冀西山区去了。这里的伤员，都分散隐蔽在群众的家里，由分区卫生队负责治疗。这种极端分散的状况，给白求恩同志的工作，增添了不少困难和麻烦。但白求恩同志却不顾艰难险阻，十分乐观地投入了工作。东征医疗队只有十八个人，到冀中前线后，白求恩同志就把医疗队分成两部分，一队随贺龙同志的一二○师活动，一队随冀中军区部队活动。为了适应战争环境的需要，白求恩同志设计了一种桥型的木架子，搭在马背上，一头装药品，一头装医疗器械。他把这种自制设备风趣地叫作“卢沟桥”。每到一个地方，卸下架子，随时可以动手术。缺少治疗的装置和裹伤的夹板，白求恩同志就亲自动手制造。他在冀中工作仅仅四个月的时间，竟以那样顽强的革命毅力，做了那么多的工作。他在工作总结中写着：四个月作战地手术三百一十五次；行程一千五百零四里；建立手术室和包扎所十三处。此外，给医护人员授课传艺，找门路采购药品，他都当作义不容辞的责任。他说：“我惟一的希望是能够多有贡献。”这种崇高的愿望，从他一生的革命实践中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 第69节:白求恩来冀中(2) 白求恩同志把救死扶伤看作医生最神圣的职责。他坚决主张手术医生上火线，要尽可能在当时当地给伤员施行手术，这就能减少死亡和缩短住院时间。看到有的医生不上火线，他不能容忍，甚至会发脾气；谁要阻止他到火线去，他就勃然大怒。他言行一致，说到做到。枪声就是命令，哪里有枪声，他就往哪里跑。这期间，冀中最著名的一些战斗，如吕汉、大团丁、齐会、宋家庄等战斗，他都参加了。“一切为伤员着想”，是白求恩同志工作的出发点。他的手术台总是设在离火线最近的地方，最远不到八里，近的只有二三里。每一次大手术，都是他亲自来做。齐会战斗时，白求恩同志跟随贺龙同志的指挥所，在离前线五里的一个小庙里，建立了手术室，身边不时有弹片或流弹飞过。有一颗炮弹打来，把小庙的外墙炸塌了，白求恩同志依然镇定从容，不肯后撤。他始终全神贯注地工作，连续三天三夜，没有离开手术室。仅这一次，他就为一百多名伤员做了手术。白求恩同志还带领医疗队，深入到靠近敌人据点的隐蔽地治疗伤员。有一次，敌人从村东头进来，白求恩同志刚刚从村西头出去，在部队掩护下才脱险。只要工作需要，他总是奋不顾身，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 最使人难忘的是，白求恩同志在冀中度过一个最有纪念意义的日子。三月三日，是白求恩同志四十九周岁生日，也是他生前最后一个生日，这一天完全是在战斗中度过的。头一天，敌人在河间附近发动“扫荡”，激战到黄昏，下来不少伤员。白求恩同志连续做了十九个重伤员的手术，直到第二天早晨六点钟，才上床休息。午后醒来，才记起这天是他的生日。我们来不及专门为他庆贺。但是，这次战斗的胜利，毙敌五十名，缴枪四十支，挽救了几十名伤员的生命，对白求恩同志来说，是最好的生日贺礼。他在日记中自豪地写道：“在前线我是年纪最大的战士。” 作为一个革命者，白求恩同志把自己的外科手术，当作最重要的武器。他关心群众的疾苦，甚于关心自己。当时，冀中乡间的医疗条件很差，加上没个固定的医院，经常转移，许多伤员伤口化了脓，臭味很大。可是白求恩同志一点也不嫌弃，丝毫没有“专家”、“权威”的优越感。他热心地为每一个人治疗，有时还亲自护理伤员，包扎伤口，照料起卧，给伤员喂饭，甚至给伤员端屎端尿。他不知道休息，工作夜以继日，同普通战士一样粗衣淡饭。他怀着最真挚的感情，对待每一个阶级弟兄。六月底，白求恩同志和他所带领的东征医疗队，在冀中完成了任务，由一个连护送他们返回冀西。途中在铁路边的清风店隐蔽休息，准备天黑时通过封锁线。白求恩同志偶然发现有个老乡在墙角痛苦地呻吟着，经过检查是患胸脓肿。白求恩同志决定立刻开刀治疗。这个村子处在敌人的封锁线上，铁路上经常有敌人的铁甲车往来巡逻，四处打炮，万一暴露目标，就会发生危险。但是，一切劝说都无效，白求恩同志坚持要做好手术再走。不得已，人们只好把手术器具卸下来，布置了简单的手术室，就在敌人眼皮底下，白求恩同志仅用二十分钟就成功地做完了手术。这是他在冀中地区做的最后一次手术。 一九三九年秋天，我到冀西参加晋察冀军区召开的会议时，又一次见到了白求恩同志。他本来因病到后方去休息，路过这里，听说我来了，特意跑到住处看我。我留他一起吃饭。分别四五个月，他的模样有了很大变化，面容憔悴，身体衰弱，但是，目光依然炯炯有神。随行的同志说，白求恩同志在摩天岭战斗中抢救伤员时，左手中指受了伤，最近又患了感冒，聂荣臻司令员接他到司令部去休养治疗。这时候，远处忽然传来激烈的枪炮声，白求恩同志猛地站起来，问：“有没有伤员?”为了照顾他的健康，同志们回答说没有。但是，白求恩同志再也坐不住了。他和我匆匆告别，就向枪响的方向奔去。走出不远，正碰上前方抬下来一名头部中弹的伤员，伤口已经发炎化脓。白求恩同志一见就发了火，责问为什么不告诉他有伤员。于是他马上停下来为伤员做手术。因为是回军区司令部休养，手术器具不在身边，就临时找了些工具来代替。手术时没有戴手套，白求恩同志原来受伤的手指感染中毒，转为败血症。十一月十二日，为人类解放事业奋斗终生的英勇战士白求恩同志，终于献出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 第70节:白求恩来冀中(3) 在生命的最后一息，白求恩同志知道自己已经没有治愈的希望，就给聂荣臻同志写了最后一封信，把自己使用的手术器械都送给军区医疗部门，并把个人物品分送给中国同志，送给我一双长筒马靴和马裤作纪念。在弥留之际，他仍然念念不忘部队的医疗工作，告诉身边的同志，在平津采购药品价格太贵，要另开门路，为部队节省开支。不几天，护送白求恩同志遗体的队伍，从我住处经过。我看到他那庄严刚毅的遗容，心情非常沉痛。他常说的“我惟一的希望是能够多有贡献”这句话，始终萦回在我的脑海里。 白求恩同志的牺牲，使晋察冀军民感到无限悲痛。大多数纯朴的农民虽然不常听说加拿大，却很熟悉白求恩，并从此才知道加拿大是白求恩出生的故土。白求恩同志牺牲时，北岳区的反“扫荡”战斗还没有结束，葬礼未能立即举行。反“扫荡”胜利结束后，我见到聂司令员，谈起白求恩同志的事迹。聂荣臻同志说：我们要给白求恩同志修一个墓，永远纪念他。很快，在唐县军城山上为白求恩同志建立了一座陵墓。墓顶是一个地球，象征着白求恩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墓边有聂荣臻等同志的题词。我也题写了“人类解放战线上最英勇的战士”。以后在大“扫荡”中，白求恩墓被敌人破坏。白求恩同志留给我的纪念品，坚壁在张各庄山洞中，可惜在后来一次又一次的“扫荡”与反“扫荡”的战争中都遗失了。白求恩同志的遗体，解放后又重安葬在石家庄烈士陵园，现在的墓是按原样重修的。 白求恩同志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具有最彻底最坚强的自我牺牲精神，无限热爱人民，无比憎恨法西斯。他在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后，身上带着炮火的硝烟，又来到中国抗日战场，与敌后军民同生死，共患难。他以自己不朽的崇高行为增进了中国人民和加拿大人民乃至世界人民之间的友谊和相互了解。白求恩同志的一生又是不断创造的一生。他医术精湛，拥有三个博士头衔，在国际上享有盛名。但是他从不自满，总是在不断探索，不断前进，坚持面向实际，不断总结经验，改进工作。直到停止呼吸前片刻时间，白求恩同志还忍着伤痛坚持补充和修改自己的医疗著作。可以说他是为工作而活着，又是为工作而死去的。工作和他的全部生活是无法分开的。这正是一个真正共产主义者的一生。也是为国际共产主义事业艰苦卓绝、英勇奋斗的一生。中国人民将世代铭记白求恩同志的伟大功绩。 国际友人，除了白求恩同志来到过冀中，美国记者斯诺也来过。最早来冀中根据地的，有英国学者林西(燕京大学教授)，以后叫林迈可。后来又有美国记者韩森(实际是美国使馆武官)、美军观察组卡尔逊等人来过。他们参观了冀中根据地的民兵、部队，也访问了日本俘虏。我和孙志远同志和他们交谈过。这些人分别在美、英有影响的报纸上报道了我们根据地的情况，引起了各国的极大注意。林迈可夫妇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到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与我们的同志一起进行无线电技术人员的培训。解放后他又多次访问过中国。近年来韩森又两次访问了我国。总之，我党领导的抗日战争，通过陆续求访的国际友人的对外传播，在国际上产生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 这里，我还想起柯棣华大夫。一九三八年夏天，柯棣华大夫刚从印度的医科大学毕业，因为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志愿参加了印度援华医疗队，来到中国，并且投奔革命圣地延安。以后在晋东南八路军总部工作一段时间，又转道冀南、冀中到了晋察冀军区所在地。他在晋察冀曾担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第一任院长，处处以白求恩为榜样，为抗日军民救死扶伤。他同白求恩卫生学校的女教员郭庆兰结婚，生下一个儿子，是聂荣臻司令员给起的名字，叫印华，以示中印人民的友谊。一九四二年，柯棣华大夫在晋察冀加入中国共产党。柯棣华患有严重的癫痫病，但他坚决拒绝到延安或者回国治疗。他说：“战争环境越来越艰苦，伤病员越来越多，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只要还活着，就不能离开伤病员!”但是，由于他这种病频繁发作，抢救无效，不幸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九日逝世。 第71节:白求恩来冀中(4) 延安各界为柯棣华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同志送了亲笔挽词：“印度友人柯棣华大夫，远道来华，援助抗日，在延安、华北工作五年之久，医疗伤员，积劳病逝，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柯棣华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的。”晋察冀为柯棣华修建陵墓时，朱德同志题词：“国际主义医士之光，辉耀着中印两大民族。”周恩来同志给柯棣华在印度的亲属写了信，高度赞扬了柯棣华不朽的崇高精神。 晋察冀军民在唐县葛公村举行了追悼柯棣华同志的大会。那是“五一”反“扫荡”之后，我带着冀中区机关已经从太行回到晋察冀，参加了这一追悼大会。本来聂司令员要来参加的，因为临时另有会议，便让我代表。我向郭庆兰同志表示慰问，并且讲了话，还作了一支歌： 柯棣华， 你从温暖的印度洋的岸边到中国的北方， 来抗拒严寒； 你为着明天的自由， 在中国苦战了四个秋天； 你近在长夜的尽头， 流干了生命之泉。 啊，亲爱的柯棣华同志， 你巨大的形象， 将在我们行动中复活， 在我们的记忆里长存到永远。 第72节:再反摩擦 再反摩擦 抗战以来，国民党顽固派与我党之间的摩擦与反摩擦的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一九三九年夏天，我们驻在武强县北代。九月间，鹿钟麟派郑继成部队二次进犯冀中，张荫梧也派他的支队司令乔明礼带一个支队协同作战，共四五千人。这时国民党已在华中、山东等地公开与我们闹摩擦，我们也就不客气了。 郑继成、乔明礼的部队从冀南一过滏阳河，一二○师和赵承金的一分区就很快把他们消灭了，郑继成和乔明礼都受伤被俘。 打完仗，我们还公开通电，揭露郑继成、乔明礼制造摩擦，破坏统一战线，破坏抗战。后来，冀南区党委杨秀峰同志和黄敬同志磋商，要送郑继成、乔明礼回去，我还有点不通，黄敬一个劲地劝服我，又要我将一匹名叫“独眼龙”的好马和一把二十响驳壳枪送给乔明礼。当时，我真舍不得，黄敬一再做我的工作，劝说：“你送给他吧，把我的枪和马送给你。”我说：“那你怎么不送给他?”黄敬笑笑说：“你是司令员，以司令员的名义送好一点，对统一战线有利。”我没话讲了，只好将枪、马给乔明礼，送他们走了。以后，乔明礼跟我们的关系还不错。 打了郑继成、乔明礼的部队以后，把鹿钟麟、张荫梧打翻了。特别是鹿钟麟，他得知定县小鹿庄的家里人被当地群众斗了，非常恼火，写信给我和黄敬，说：“老夫老矣，仅有薄田数亩，亦不能保，你们太不讲交情了。”把我们骂一顿，以后就绝交了。 一九三九年底，聂荣臻同志带我到晋察冀分局，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彭真同志，贺龙、关向应同志也在分局。不久，参加了打朱怀冰的战役。一九四○年初，蒋介石命令朱怀冰、庞炳勋、石友三、高树勋等部，向我晋东南、冀南根据地进攻，企图侵占我华北各抗日根据地，限制我党力量的发展。晋察冀军区根据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命令，派出部队参加讨伐朱怀冰、石友三的战役。 赴晋东南参加讨伐朱怀冰的部队由晋察冀一分区一团、四分区五团和冀中警备旅组成，称为南下支队，由陈正湘同志任支队司令员。朱怀冰进攻晋东南的时候，气焰非常嚣张，作战时居然有日本飞机配合。晋察鲁豫部队，同时应付几个方面的顽军和敌人，兵力分得散，立刻集中起来打朱怀冰，还有一定的困难。总部要求晋察冀军区支援一部分兵力，共同把朱怀冰解决掉。那时聂司令员还没到总部和太行去过，我自然也想到总部看看，就趁这个机会，随部队同去总部。出发的时候，罗瑞卿同志带着抗大总校到晋东南去，我们是一道走的。趁着黑夜在井陉东边穿过了正太路，经昔阳、河顺、辽县，到达一二九师师部所在地黎城。冀中警备旅没有一起走，由旷伏兆、王长江带着，经过平汉线直接插了过去。 到黎城的时候，朱德、彭德怀同志都在那里，听到晋察冀部队来了，和刘伯承、邓小平等几位同志赶出几里地来迎接。当时左权同志没在场，他是打朱怀冰前敌指挥，带着部队到南边去了。打垮朱怀冰，才见到了他。现在看来，聂司令员带我随部队同去，是有意要我和当时在总部及太行的一些中央领导同志认识、接触，以帮助我扩大眼界，提高思想水平。 晋察冀部队抵达晋东南后，配属一二九师参加了磁(县)、武(安)、涉(县)、林(县)战役，向进攻我太行的朱怀冰、庞炳勋等部顽军展开了反击。顽军虽然采取了内战时期的堡垒政策，在每条山沟小道都修筑了坚固的堡垒，并派有强大的兵力驻守，但我军在邓小平同志亲自指挥下，针对顽匪分兵把口；孤立无援的弱点，各部队密切配合，穿插分割，猛冲猛打，迅速将朱怀冰部两个师及其他游杂武装万余人歼灭。朱怀冰的参谋长，还有他的老婆和孩子，都被我们俘虏了。朱怀冰本人逃往日军驻地邯郸，由那里坐火车逃回重庆去。朱怀冰因为这次失败，被蒋介石狠狠骂了一顿，从此不得重用，困死在重庆。 我因为骑马摔伤了腿，没有跟着警备旅参加作战，仗主要是旷伏兆他们打的。我在武乡王家峪住了一段时间，向总部汇报了冀中平原根据地的一些情况。 在讨伐朱怀冰的同时，晋察冀军区又抽调了冀中军区的第十六、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等五个团及一二○师第三支队、津南自卫军，组成南进支队，在程子华同志率领下，开赴冀南地区。加上冀南我军共集中了二十五个团的兵力，由宋任穷、程子华同志共同指挥，给予石友三顽军以坚决的反击。 石友三是国内战争时期残杀共产党员的刽子手，抗战以后最先投降日军与我为敌。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四○年二月，石友三在威县、南宫、曲周一带，指使他的匪军，采用包围袭击、拦路打劫、特务暗杀、黑夜绑票等罪恶手段抓捕我方人员，并施以火烧、老虎凳、绞刀、活埋等酷刑，残杀了我八路军战士及抗日政府工作人员一千多名和抗日军属数百人。他还在南宫、威县、巨鹿、景县、广宗一带，建立了所谓“第二政府”，专门掳掠民财，强抓壮丁，乱发伪币，传播日军灭亡中国的“王道”思想，宣扬汪精卫的“曲线救国”?论，与我们的抗日民主政府相对抗。他公开声称：他们的敌人不是日本，而是八路军共产党！他们的任务，就是配合皇军“扫荡”边区，消灭八路军。 为铲除这个祸害，一九四○年二月上旬，展开了讨伐石友三的战役。我军在清河县以西的狼窝、曲周东北的南北龙堂和丘县西南等地，连续给予顽军以歼灭性打击，将其逐出冀南。此后，我南进支队又配合冀南、冀鲁豫部队，于三月初，进行了卫(河)东战役，继续给予石友三、高树勋部以沉重打击。至此，顽军妄想长期盘踞我冀南地区，勾结日军夹击我抗日根据地，扩大反共内战的阴谋，遭到了彻底失败。 我南进支队完成讨伐石友三的任务后，根据八路军总部命令，留第十六团、二十一团归冀鲁豫军区建制，其余部队由程子华同志率领，于五六月间陆续返回冀中。 第73节:打狗运动 打狗运动 冀中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抗日热情很高，只要党一号召，说干什么就齐心干。拆城，破路，工程量那么大，但动员令一下，群众就干起来了。还有打狗运动，也是这样。 有这样一段轶事。一九三八年冬季，冀中区党委驻在任丘出岸村。一天，《冀中导报》刊登了一条消息：深泽县大直要区小队夜间去袭击敌人的据点，当进入据点以后，狗突然叫了起来，惊动了敌人，因而破坏了袭击计划。区小队的同志对狗很气愤，于是就想把狗都打死。但集合各家的狗很困难，就趁“二八月”招狗子的季节，利用母狗把公狗引诱到院子里打死。冀中区党委宣传部长周小舟同志，看到这条消息后很生气地说：“拿党报开玩笑，什么意思！”为此还停发了这天的报纸。 后来，日军占领了冀中的各县城，抗日军民夜间活动的保密问题越来越突出。我们到哪村去，狗一叫，等于给敌人报信，所以就想起大直要区小队打狗的倡议，开展了打狗运动。 在一九三九年冬季，为了开展打狗运动，提出了“狗是汉奸”的口号，于是一个群众性的打狗运动，就在整个冀中区开展起来了。说狗是汉奸，因为当我军夜行军时一有犬吠就等于向敌人告密。尤其是在敌人据点较近的地方，我军一有动静，狗就叫，当即被敌人发觉。当时也有人说，敌人行动狗也会叫，使我知道。其实并非如此，因为第一，我夜行军多，敌人夜间一般不敢出动；第二，敌人到村，群众跑光，狗也跟着主人逃难，当我军进村时群众不逃，而看家狗听到动静，闻到生人则狂吠不止。因此，狗只利于敌，而害于我。“狗是汉奸”，于是开展了打狗运动。一九三九年秋天大水为灾，消灭了狗既可节省粮食，又可增加肉食。狗皮也可充分利用。这样，群众打狗的热情很高涨。各村的狗都打死了，一直打到据点里头。当时老乡对自家的狗也是很有感情的，狗可以看家护院。但抗日高于一切，群众硬是忍痛把狗打死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整个冀中区的狗就基本上被消灭了。偶尔也能在田野里看到一两只，但它好像是受到了严重的教训一样，再也不叫一声，尾巴始终夹在两条后腿中间，老老实实的了。 当时有个不完全的统计，全冀中的狗皮将近六十万张，除了输出以外，还部分解决了当地军民的取暖御寒问题。那时寒冬露宿，狗皮褥子、背心是最受欢迎的被服。 打狗，也可以说是冀中一举三得的一个特种运动，不失为平原游击战争的一个群众性创举，对坚持反击日军的斗争起了很大作用。 据说，冀中一开始打狗，冀南就接上了，山东也跟着学起来。 在冀中还搞过一次灭鼠运动。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四日，敌人“扫荡”定县一带，撤退时在油味村附近丢下了七十二只带有鼠菌疫苗的死老鼠，妄图用鼠疫残害冀中军民。 军区卫生部长顾正钧半夜接到疫情报告，马上把防疫科长蔡公琪找来布置任务，组织力量迅速前往疫区扑灭疫情。顾正钧担心疫区军民受细菌的传播发病，又担心医疗人员的身体健康，深感责任重大。因为当时卫生防护装备极其简单，到疫区去也就是多穿一套布罩衣，多戴一层普通口罩，药品也极其困难。好在及时采取措施，疫情很快扑灭。 为了防备敌人再次施放疫菌，冀中区全体军民紧急动员，开展了大规模的灭鼠运动。部队战士和当地群众密切配合，做打鼠夹，制灭鼠药，在地里和场院里挖鼠洞，搞得十分红火。战士们和群众边灭鼠边说笑：“日本鬼子也是老鼠，人人喊打!两种坏家伙，下场一个样!” 第74节:保护麦收和秋收 保护麦收和秋收 保护麦收和秋收，也是冀中平原根据地的斗争内容之一。 冀中食粮主要是靠麦收和秋收。麦收完全是小麦；秋收则以谷子、高粱、玉米为主。虽说两季收成，实际上种了麦子的地再种秋庄稼，只能种些晚谷和晚玉米等。麦收时要天气干燥才好；收完麦之后，雨水多才能保障秋收。民谚云：“有钱难买五月(阴历)旱，六月连阴吃饱饭。”如果一年收成好了，就能保证二年不愁吃粮。这是冀中丰富资源的主要部分，同时也是游击战争能够坚持的因素之一。正因为这样，敌人才加紧对冀中区军民的围攻、“扫荡”。 敌人对秋收的破坏，常是伪装我军，决堤放水，淹没禾苗。恰恰冀中平原是无山多水之地，尤其是在一九三九年秋，敌人阴谋决堤，冀中地区百分之九十尽成泽国，整个秋收几乎化为乌有。群众抢修堤坝，敌人即派部队驱逐，任大水奔流。 每到麦收、秋收之时，敌人便进行有计划的抢掠，各据点都准备汽车、大车、麻袋、苇席，四出抢粮。尤其是伪军，日军不给他们发给养，逼迫他们抢掠，使他们从抢掠中解决给养问题。敌人有时还逼迫这一地方的人，去到另一地方抢粮食，挑起群众之间的对立。如果抢掠失败，敌人还乘禾苗已经干熟时，放火焚烧。尤其是麦收，因为只几天时间，麦秸不同于秋禾，一熟即干，最容易燃烧，像放火烧山那样，遍地野火，新麦顿时成为灰烬。 每年麦收、秋收，保护收成是全区军政民的战斗任务，这也是保护全区生命线的问题。与水灾斗争，与虫害斗争，更要与敌人斗争。这种保护收成的斗争，首先是进行政治动员，提出“多打一粒粮，就是增加一分抗战力量”的口号。政权、军队、群众团体，组织各种宣传队、宣传小组下乡宣传，并且把保护收成与当前的形势任务联系起来。在“武装保卫秋收(或麦收)”的口号下，游击小组、自卫队、游击队、正规军都动员起来：自卫队加紧站岗放哨，盘查汉奸；各种武装四出游击，扰乱敌人据点，使其无暇派出兵力抢掠。并组织战斗，专门打击抢收的敌伪。特别是预知敌伪抢掠动向时，在其必经之路布置伏击，加以消灭。组织群众以村为单位，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收割。部队及各机关都动员人马协助，并自带给养，不吃群众的饭。此时，田野之上，军民同欢，歌声洋溢，收割的，捆绑的，装车的，送饭的，异常热烈。就是在逼近的炮声中，大家也不恐慌，不畏惧，还互相鼓励着：“同志们!加油呀!不让敌人抢到一颗谷!”于是人们更加快了收割的速度，连歌也顾不得唱了。特别是在麦收时，因为麦一熟不能留在地里，必须赶快收，大约只一周的时间必须收完。同时又最怕火烧，因此就更紧张了。帮助抗属割麦，谁家人口少上谁家，儿童团送水，妇女拣拾遗漏掉地的麦穗。大家计划着如何防止被焚烧，农会主任进行动员：零割零打，分晒分藏。这儿一块那儿一块地割，敌人放火烧也连不起来。晒的时候，藏的时候，都要分开，不然敌人会全部抢去。 一九四○年的麦收，是抗战以来最好的麦收。因为一九三九年发大水，土质变肥，种的麦子多。一到四月，田野一片麦海，无边无际。五月里快熟了，空中飘散着新麦的香气。为了保护这一年的麦收，在五六两个月中，我们的部队粉碎了敌人三万九千多人的春季“扫荡”，大小战斗百余次，杀伤敌伪四千余人，活捉敌分队长一人、士兵十人、伪军百余；缴获炮二门、轻重机枪二十余挺、步马枪四百余枝、手枪九枝，还有很多其他军用品。这一年收获的麦子，足够全区军政民两年之用，这就更增加了坚持平原根据地的信心。 第75节:参加百团大战 参加“百团大战” 一九四○年秋天，冀中部队参加“百团大战”。这是在八路军前方总部的统一指挥下，组织晋察冀军区、晋冀鲁豫军区和晋绥军区部队，进行的以正太路为重点，对河北、山西境内铁路公路交通和沿线敌人据点的大规模的破击战役。 晋察冀军区抽调冀中两个团参加破击正太路。留在冀中的部队，也是破坏交通、破坏铁路等，对平汉路、北宁路、津浦路以及石德路和沧石路实行广泛的破击，阻止平汉路敌人向正太路增援，并相机攻克某些据点。 破击正太路的战役从八月二十日开始，作战二十天，结束了第一阶段的作战计划。 在出击正太路期间，冀中区动员了十万以上群众，配合部队对平汉路、津浦路、石德路、北宁路以及境内外的公路进行广泛、反复的破击，一直持续了一个多月。九分区部队掩护群众于三天之内破坏任丘、高阳、保定间公路，定县至肃宁公路，张登至保定和张登至蠡县公路共一百公里，烧毁大桥六座，并不断伏击、袭击各据点出扰的敌人，取得了显著战果。十分区部队在正太路破击战开始前，于八月中旬分别袭击了固安、霸县间的太师庄、周家务等据点，并且伏击了固安、永清、霸县各据点出扰的敌人，三天之内毙伤俘日伪军四百多名。敌人急忙从高碑店、廊坊、南苑等地增援大清河沿岸据点，平汉路、北宁路一些地段敌人守备骤然减弱。我军民乘机出击，毁涿县、松林店之间，廊坊至万庄间铁路各一段，并攻入高碑店和万庄车站，全歼修路伪军三十名，缴长短枪三十枝。九月二日，二十九团一部再袭北宁路，炸毁火车机车一辆，车厢四十九节。从八月二十日至九月二十日，冀中区平毁公路、铁路五百多公里，炸毁铁桥、木桥二十座，收电线两万七千多斤，毙伤俘日伪军一千三百多名。我军伤亡四百多名。 正太路破击战役结束之后，八路军前方总部又命令进行第二阶段战役，是从九月二十日开始的。这一阶段战斗的重点是为了歼灭敌人，消灭交通线两侧及深入解放区的敌人据点。晋察冀军区以主力破击涞源、灵邱境内的公路，夺取涞源、灵邱两城，并以有力部队在同蒲路东侧积极配合一二○师作战。冀中军区除了以一部主力配合冀南区破击石德路和沧石路，另一部袭击北宁路和津浦路外，为了策应涞、灵方面的作战，打击冀中中心区敌人的点线，趁敌人抽调兵力一部去沧石路和加强重要交通线守备的时候，组织了任丘、河间、大城、肃宁地区战役。这个地区，自从一九四○年春季敌人进行“扫荡”以后，据点增加到四十四个，很多村庄建立了“新民会”、“维持会”等伪组织。青纱帐期间，我军民虽然打击了敌人的活动，但基本情况仍没有改变。我们决定以第十八、二十三、三十团分路进入这个地区作战。在战役发起以前，为转移敌人的注意力，第六、七、十分区部队和上述三个团分出的小部兵力，曾向津浦、沧石及北宁路沿线出击，破坏公路、铁路多处，并袭占和进占泊镇、文庙、张庄、子牙、王口等据点。十月一日，战役正式开始。二十三团主力秘密伸入河间以南的李虎村，正碰上商家林敌百余人出动抢粮，我军以伏击手段歼敌九十名，缴获了全部武器装备。三十团向大城以南、子牙河以东进击，当天袭占了李民居据点，破坏沧石路数里，收电线千余斤。五日又攻克刘庄、藏庄子、石疙瘩三处，共歼敌八十多名。九日埋伏于白马堂，只五分钟，便全部歼灭了由留各庄到里坦的日伪军二十名。十八团活跃于潴龙河东，破坏任丘、高阳公路十多里，攻克任丘西部的东固贤和肃宁良村据点。此外，任丘、安新等县游击队也分别袭击了青塔、新安等据点，歼灭日伪军数十名。十月十日以后，各部队进行了五天的休整。从十月十五日到二十日，继续向任、河、大、肃地区四周扩大战果，各地游击队和民兵纷纷出动，破路、挖沟、炸桥和围困敌人，取得了显著战绩。在整个战役过程中，敌人曾不断对我活动于中心地区的二十三团进行合击，但我内线外线部队密切配合，使敌人顾此失彼，完全陷于被动。总计先后歼灭日伪军一千五百多名，缴获各种枪支三百多，破坏公路一百五十多公里，平毁据点二十九个。摧毁了这个地区内大部敌伪组织，恢复了抗日村政权和抗日群众组织，使敌人在冀中中心地区建立统治的阴谋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百团大战展开以后，敌人极为震惊。战役还没有最后结束，日军便调集了华北境内所有能够调遣的兵力，对我进行疯狂的报复“扫荡”。首先从晋东南开始，逐次及于晋察冀的平西、北岳区和晋西北等地。 由于敌人兵力不足，在集中“扫荡”我北岳区期间，对冀中区不得不暂时采取守势。冀中军民趁势展开以破击石德路为主的遍及全区的攻势作战。十一月十五日夜，二十三团首先强袭武强小范镇，歼敌伪百多名。十六、十七日，连袭深县、交河、郎里、富庄驿等地，并克杨庄、铺头两处据点。回民支队和二十二团一部对深泽县城展开围攻，连战四昼夜，两度攻入城内，歼敌一百多名。骑兵团破坏正(定)无(极)公路十多里，袭击了沧石公路深县、晋县段。这六，就从东、西两侧吸引了敌人。随后，第十六、十七团配合群众向石德路中段衡水、晋县间猛烈突击，摧毁多处铁路和车站设备，并歼灭白家庄守敌大部，攻克花盆据点，击毁铁甲车一列。我军日扰夜破，持续到二十六日，使敌人费时半月的石德路修复工程又遭破坏。沧石公路、正(定)无(极)公路以及定县、蠡县、河间、肃宁、高阳、保定间的公路也同时遭到了破坏，刚恢复起来的某些据点再度被拔除。在十天作战中，共毙伤日伪军一千一百多人，毁铁路十公里、公路二百四十多公里。为了更直接地配合北岳区反“扫荡”，部队稍事休整以后，又从十二月七日起，把作战重点转向山地与平原接合部的平汉铁路地区。二十七、三十二团分别在松林店、徐水间炸毁了敌人运输物资的火车三列，攻克据点多处。十七、十八团越过平汉路，掩护满城、易县、完县、定县等地群众破坏公路，打击附近据点的小股敌人。十九日，十七团查明敌军车一列，满载一个师团的武器装备，从保定开往石家庄，于是在定县以南宣村、黄宫城间铁路上设伏。晚上八点钟，当由定县方面开来的敌军车行至我军伏击圈内时，地雷齐响，车辆出轨，在暴雨般的枪声、手榴弹爆炸声中，敌人还在懵头转向，战斗即迅速结束，仅用了三十分钟。三百多敌人除震死炸伤者外，未及还手，即被全歼。这次战斗用手榴弹击毁敌山炮九门、野炮八门、汽车四十辆及坦克一辆、零件七箱，缴获两门山炮、长短枪一百多枝，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晋察冀军区来电嘉奖，发给奖金三千元。八路军总部也通令嘉奖。宣村战斗后，十七团转移到了行唐以北的南龙岗等村。一九四一年元旦拂晓，行唐出动日军二百多人、伪军一百多人，企图袭击我军。十七团早有预料，做了充分的反袭击准备。敌人进抵南龙岗西南后，他们放下平射炮时，有几匹战马乱窜，被我哨兵发现，战斗即开始了。我以三营担任正面阻击，同时让二营跑步增援，以两个连从敌左翼包抄过去，另两个连从敌右翼包抄过去，将敌人团团包围。经三小时激战，打到八点，战斗结束，除十八名敌人侥幸逃跑外，其余都被我击毙或俘虏了。我缴获平射炮一门，重机枪三挺，轻机枪七挺，长短枪百余枝，战马三十多匹。打扫完战场，吃过早饭，正开始上路转移，敌机两架飞来，低空盘旋，扫射轰炸。它上面的一挺机关枪掉下来了，缴获了这个意外的胜利品，人们真是高兴。冀中军民一个多月来的作战，不但有力地配合了北岳区的反“扫荡”，同时也进一步打击了敌人对冀中的点线分割政策。 “百团大战”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虽然这次大规模的交通破击战役，暴露了我们的力量，敌人更加注意和封锁我们，给我们的活动增加了困难，但从政治意义上讲，“百团大战”打出了八路军的声威，回击了国民党污蔑我们“游而不击”的谬论，增强了人民抗战的信心。 一九四○年，敌人不断增兵，回师敌后。这一年，敌人对冀中进行了春、秋两次大“扫荡”，但由于我军民密切配合作战，及时地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当时的形势并不觉得很紧张。 一九四○年，冀中开展了全面建设政权、建党、巩固加强群众组织的工作。合理负担，统一累进税，实行“双十纲领”，建设“三三制”政权等等，还有整党、党员登记，这些工作都搞得扎扎实实。全面加强和巩固了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这时，冀中已经形成了一统天下的局面，国民党再没站脚之地。当时，胡仁奎从路西来了，要到冀中各县建立国民党，我们拒绝了。我们对他讲，我们冀中不需要这个组织。冀中这时就是集中主要力量对付日伪军。 这一年，孙志远到延安准备参加“七大”，除奸部长卓雄代理政治部主任。沙克接替孙毅同志，任军区参谋长。在军事建设上，主要是普遍建立了县大队、区小队，各村还建立了男女民兵组织，归各级党委直接领导。另外，各分区还抽一个团，成立地区队，准备应付日益残酷的斗争。 四坚持和保卫根据地 第76节:反蚕食(1) 反“蚕食” 从一九四一年起，日军进攻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兵力陆续增加。同时，日军华北派遣军总司令易人，冈村宁次接任，战略方针也有了明显的变化。鉴于过去用“治安肃正”方针，着重于军事“扫荡”，不能摧毁我抗日根据地，因而提出了“治安强化运动”，即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集军事、政治、经济、交通、特务为一体的“总力战”。在军事上，对我根据地除了更加频繁、残酷地“扫荡”以外，极力推行碉堡政策，采取高度分散配备，大量筑碉建点，挖沟修路，进行分割、封锁，逐步“蚕食”，企图扩大和巩固面的占领。在政治上，极力强化伪军、伪组织，加紧特务活动，推行“自守”政策，破坏我地方党政组织。同时，疯狂地屠杀镇压，妄图使人民屈服。在经济上，对我根据地严密封锁，有计划地实行抢光、烧光、杀光的“三光”政策，毁灭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并加紧人力物力的掠夺。 此时国民党反动派，在敌寇诱降下，抗战更加消极，反共更加积极。另外，还不断指使其下属将领，实行所谓“曲线救国”，率部投敌，公开进行反共战争。 这样一来，就使我党所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战略上处于日军主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包围和夹击之中。坚持敌后抗战，遭到了空前严重的困难。 敌人的“蚕食”，一般是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分散的普遍的，即依靠原有的据点，原有的兵力，向周围“蚕食”；一种是有重点地突击某一块地区，即以较大的兵力前进一二十里，建立一线据点，把这块地区与整个根据地分割开，再在里边建立若干据点。“蚕食”一般地分作三步：第一步，主要是秘密地进行各种准备，派遣特务侦察预定“蚕食”地区的情况，寻求与利用我之弱点，寻找可供利用的对象，主要是流氓、封建会道门、国民党特务，以及对我不满的某些地主、富农上层分子，培植内奸，制造谣言，动摇人心，挑拨离间。第二步，主要是进行军事“突击”，反复“扫荡”，驱逐我武装部队，捕捉我地方工作人员，残暴地烧杀抢掠，制造血腥恐怖；同时，依靠内奸，对地主、富农等上层分子加紧诱降活动，直到村子里派“联络员”，成立“维持会”，作为“爱护村”为止。第三步，以政治进攻为主，深入“清剿”，实行“自首”政策，破坏我各种地方组织，建立伪政权，包括伪保甲、大乡，伪自卫团、合作社等政治、军事、经济组织，达到“面的确保”。 冀中的反“蚕食”斗争，首先是从十分区开始的。十分区处在平、津、保三角地区，战略上对敌人威胁很大。这里交通方便，便于敌人机动，不利于我军大部队活动；社会情况复杂，土匪、流氓、封建会道门以及国民党的势力都很大。我党过去在这一地区的工作基础也比较薄弱。自从一九三八年以来，敌人始终把这一地区当作进攻的重点，连续不断地用优势兵力围攻、“扫荡”，同时大量地建点修路。一九四一年初，十分区境内，经常驻着一万多名日伪军，建立了二百零四个据点。每个据点都筑有一两个或三五个几丈高的碉堡，周围挖有深宽各一丈多的壕沟。永定河以北、牤牛河以东已被敌人控制，根据地只剩了牤牛河、霸县以西，大清河以东、以北地区和平汉路以东、大清河以西、拒马河以南地区。这两块地区各有百十来个村庄。在这种形势下，敌人再次集中优势兵力，进一步展开了全面“扫荡”。 第77节:反蚕食(2) 四月一日，保定、徐水、固城、新城、安新、定兴日伪军两千多人，以容城为中心进行了为时一周的“扫荡”。同时，从高碑店经新城到霸县修了一条公路，建立了一线据点，把本来已经非常狭小细碎的十分区根据地，又作了进一步的分割。这是敌人全面“扫荡”和“蚕食”的前奏。从此，我回旋地区越来越小，大部队活动极受限制。二十七团和三十二团分别转到晋察冀一分区和平西地区整训，只留下二十九团四个连和军分区警卫营五个连，游击总队四个连和县区地方武装，就地坚持斗争。 六月十日，日伪军两万余人由保定、固安、安新、新城出动，对十分区发起了大规模的“扫荡”。敌人首先将大清河、拒马河和周围的公路控制起来，建立了一些临时据点。然后向大清河东地区节节进逼，企图将我军主力部队和领导机关一举歼灭。我军分区领导机关和部队，在大清河东分散地同敌人战斗了五天，给敌人很大杀伤，然后西渡大清河转到了容城以西。敌人跟踪追击，在容城以西地区又组织第二次合围。我军再次分散南下转移到白洋淀附近地区。军分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撤出以后，敌人分成多股，划分区域进行反复“清剿”。“清剿”时将河里的渡船沉没，严格控制各个交通路口，并设游动部队巡逻，然后以密集队形，在狭小的地面上进行“梳篦式”搜索。每搜索一个村庄，都是强迫群众集合在一起，用搜身、恐吓、利诱和叛徒指认等办法，逮捕、屠杀我政权干部和地方武装人员。另外，还把大批青壮年抓到据点里，百般拷打，没有口供的，以“八路军顽强拒供”加以杀害；招认了的释放回家，以推行其恶毒的“自首”政策。这样逐个突击，持续了一个多月。 这次反“扫荡”以后，十分区部队大部分都撤了出来，地方党政组织一部分向外转移，一部分转入地下。敌人五里一个据点，三里一个岗楼，又以公路连结起来，群众下地干活甚至日常活动都受到敌人监视。各村普遍建立了伪政权。汉奸特务横行霸道，任意奸淫勒索，打人、抓人、杀人，强迫抗属定期报告，昼夜不能关门，任敌人借口搜查，肆意侮辱。整个十分区的根据地一时变成了敌占区和游击区。人民在恐怖的环境中，顽强地同敌人作斗争。有的群众宁死也不暴露我党我军的秘密，宁愿在野外风餐露宿也不愿受敌人奴役。留下的共产党员、地方干部、游击队员，日夜往来于星罗棋布的点线之间，潜身在青纱帐里，咬紧牙关领导群众坚持斗争。 反“蚕食”斗争，在其他几个分区也很剧烈。敌人一方面由根据地的边缘连续突击，逐步向里压缩，同时，伸入根据地内部的点线也积极向外扩张。津浦线方面的敌人由东向西，“蚕食”子牙河以东的大城、青县、献县、交河地区。平汉线方面保定的敌人由北向南，“蚕食”高阳、新安、清苑、张登地区。石家庄的敌人由西向东，“蚕食”平汉路以东滹沱河、沙河之间的藁城、无极、宁晋、赵县、栾城地区。石德线、沧石线敌人分别向南北两侧扩张。这些地区，地理环境要比十分区好些，党的工作基础比较坚实、深厚，发动群众比较充分，人民武装已经普遍建立起来，并且在频繁的战争环境中受到了锻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较巩固。因此，敌人向这些地区“蚕食”时，不仅遭到我主力部队和地方游击队的顽强抵抗，而且还遭到有组织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抵抗。敌人每“蚕食”一小块地区或者一个村庄，都得经过较长时间的反复争夺。 这些地区反“蚕食”斗争的基本方针，是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武装斗争和其他各种斗争结合，巩固基本区，突击落后区，缩小敌占区。 巩固基本区，主要是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深入贯彻中央的各项政策，实行“双十纲领”，发动群众，树立基本群众的优势，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团结更多的人一道抗日，并加强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 突击落后区，主要是一方面打击和孤立反动势力，一方面整顿党的组织，改造村政权，开展反不良倾向的斗争，清洗那些混进来的坏分子，切实贯彻党的政策，发动基本群众。 缩小敌占区，则是针对敌人“蚕食”进攻的各种不同情况，采取多种形式和敌人进行斗争。 第78节:桑园突围(1) 桑园突围 一九四一年四月，我带着一个工作组到十分区去检查工作，并慰问残酷环境中坚持斗争的军民。工作组有二十来个干部，出发时我们只带了警卫连的两个排(七十多人)和一部电台。还预定带回民支队一个营，和该支队的一个剧团，当时这个营和剧团正在徐水一带活动。 先到安新、容城一带，碰上敌人天天“拉网扫荡”。当地群众扶老携幼，终日和敌人周旋。当我们过漕河时，都要下马走过一座独木桥，我和警卫员骑的是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高大的洋马，其他同志骑的是本地的蒙古马，结果几匹洋马过桥时都掉到河里了，随即趟水过到岸上去。我们继续行军到了安新县的三台，当时，十分区的二十九团驻在那里。我们吃完早饭就休息了。九点左右，敌人向我们发动进攻。因我们除警卫部队外，还有一个主力团，完全有把握打退来犯之敌，所以边打边轮换休息，我还睡了一觉。击退敌人以后，傍晚我们整队出发了，到徐水县属的崔庄，跟回民支队的一个营及剧团会合了。 这天夜里在崔庄休息。拂晓前，徐水的敌人就出来了，于是又和敌人接触一次。回民支队掩护我们转移，从容城西南转到容城北面，再转到容城东南面。这时敌人飞机不断侦察。我们原想过白沟河以东到大清河以北地区，但经过地方游击队侦察，得知白沟河的敌人增加了兵力，拦河堵截，于是我们就又转到容城的南面，到了雄县白洋淀边的留通。在这里，和分区、地委的领导同志会合，表示军区对他们的慰问。这时他们也准备去白洋淀，研究下一步的斗争。于是我们一起到了白洋淀的郭里口，村庄四周都是芦苇，很隐蔽，在这里停了两天，连夜开会汇报研究工作，之后就分头转移了。 我们带着回民支队和剧团坐雁翎队的船，夜行穿过白洋淀，拂晓时到达白洋淀南边的北冯村，我们住在西街王家大院，休息了一天。当晚出发，穿过高保公路。我在前边，走得快一些，先到桑园，已是下半夜了。我睡了一觉后，后边的同志才陆续到达，还没休息，就听到枪响，才发觉我们已经被敌人包围了。原来是县大队驻在这里，我们到时他们已转走，作战科长高存信和回民支队的政治部主任丁铁石，分别在村边布置了岗哨和警戒部队，紧接着回民支队就和敌人打响了。 高存信指挥警卫连掩护我们立即突围，出村进了道沟往西走，向着靠近敌人据点的方向转移。因为敌人出动，据点兵力必然空虚，靠近据点走比较安全。回民支队没有跟上我们，就向东南方向转走。突围出村后不远又和我们会合在一起了。 当时的战士对连续作战已习以为常，连剧团的男女青少年，在他们年青的女指导员指挥下都非常勇敢，可钦可爱，身上的棉袄背包都扔掉了，却紧握手中枪，向敌人拼搏冲杀。二连指导员杨兆卿同志，在完成阻击任务撤退时，身负重伤，这时敌人距我阵地只有二百多米，通信员要背他撤退，他坚定地说：“不要管我!”通信员不忍丢下他，执意不走，这时敌人已进到距我阵地一百多米了，杨兆卿同志命令通信员：“听我指挥，立即撤退!”于是他把自己身上带的文件包交给通信员，又要了两颗手榴弹，敌人一窝蜂似的向杨兆卿同志扑过来，当距离我阵地只有三四十米时，杨兆卿同志抛出了一颗手榴弹，冲上来的鬼子兵除炸死者外，趴在地上不敢动。当敌人发现我阵地上只有一个人时，又发起了第二次冲锋，并狂叫捉活的。杨兆卿同志面对敌人，沉着应战，敌人吓呆了，不敢前进。接着，敌人调来两挺机枪，在密集火力掩护下，发起了第三次冲锋。杨兆卿同志用驳壳枪反击，子弹打光以后，迎着敌人冲上去，在敌群中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青春生命。 下午我们到了潘营村，正准备吃饭，敌人又从北面、东面包围过来，我们的部队即和敌人接火。打了一个来小时，高存信指挥警卫连掩护，先叫非战斗人员转移。当我从村西口冲出去后，警卫连还没有冲出来，和我一起的只有警卫员吴天增、军区敌工部长赵濯华。 第79节:桑园突围(2) 敌人跟踪追击，我们总是边打边走，一天之内往返接触多次，当时真觉得白天长得很。那天打仗，看不到一个老百姓，因为蠡县三区普遍挖有地道，连敌人的公路下边都通过去了，有些是村村相通，也叫地下三区。因为洋马目标大，所以一经跟敌人打响，我就不骑马了，徒步随部队行军转战、突围。后来，这几匹驮着文件和行李的马也跑散了。 几经周折，太阳已经偏西了，我们转到清苑至张登的公路边上，路旁就是敌人据点，因只有少数兵力龟缩在炮楼内，没有任何动静，我们就从据点旁边跨过公路，胜利地摆脱日军的追踪合击，进到了高蠡公路以西地区。黄昏时又折回到博野县的城东村，进入比较安全的地带，我们住在一个逃亡大地主的高墙大院里。经过一天的激战和急行军，一停下来才开始感到人困马乏，我一扑到炕上连腿都抬不起来了，酣睡一觉，已过午夜，醒来时，身心舒畅，精神焕发，昨天的紧张、疲劳消逝得无影无踪。 随后，在朦胧的夜色中我们又出发了，从博蠡公路中间插过去，翌日晨回到了军区司令部驻地。正赶上庆祝五四青年节和三纵队成立三周年纪念日。在义里村搭台子开庆祝会，会后还举行了千人阅兵式，演了戏。我们都兴致勃勃地参加了纪念活动，军民同庆，一片欢腾。 为了庆贺三纵队成立三周年纪念日，党中央还专程送来毛泽东同志亲笔题词： 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模范，坚持人民武装斗争的模范。 照了相还制成锦旗。此外，还有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贺词。 我们在突围中失散的马匹，还有文件和行李等，当地老乡都给全部送了回来。这次突围，我们除回民支队有些伤亡，警卫连有几个负轻伤的同志，没有其他损失。日军急如星火地调兵遣将，尾随追击竟日，别无所获。 桑园突围，仅仅是冀中一九四一年春季反“扫荡”的一个片断，突围前后，军民团结，充分体现了冀中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当时我曾诌诗一首，聊以抒情。这首诗，竟然经过多年炮火保存下来了。题：《桑园突围》，副题：“一九四一年五月三日从十分区归来”。 桑园突围破晓间， 战士奋战苦衣棉。 寇追情急急似火， 春日昼长长如年。 马逸人散阵不成， 往来冲突西复东。 天似有罗地似网， 此起彼伏相呼应。 回支骁勇天下闻， 有女如龙叱风云指白石同志，回民支队剧团的女青年指导员，英姿飒爽，亲自指挥剧团的男女青少年奋勇作战。。 从容迫敌却追兵， 过路入营日西沉。 就榻疲顿举足难， 梦少神安醉黑甜。 翌晨欢庆青年节， 人马一一散复还。 地下有道道有沟指交通沟。， 是真罗网疏不漏。 倭寇纵有黔驴技， 人民眼底一蜉蝣。 第80节:冀中一日 “冀中一日” 一九四一年初，冀中区党政军主要负责同志，考虑到要更好地反映冀中人民抗日斗争的伟大史实，从高尔基主编《世界一日》、茅盾主编《中国的一日》受到启示，向冀中文化界明确提出组织写作《冀中一日》的要求。这一倡议，得到冀中党政军民各机关、团体的热烈拥护。这年四月，冀中抗联所属群众团体和区党委、军区政治部、报社的代表，聚会在安平县彭家营村，成立了“冀中一日”筹委会。会议讨论“冀中一日”选择哪一天好，一致同意选在五月。鉴于五月即将到来，需要时间动员布置，就确定了五月二十七日。因为这是一个普通的日子，更能代表冀中军民的生活和斗争。 “冀中一日”写作运动的宣传动员搞得相当深入，各机关、团体通过自己的组织系统，一直把任务布置到各个村庄和连队。当时，各村的“街头识字牌”，都写着“冀中一日”四个字。站岗放哨的儿童、妇女，见行人来往，查完“通行证”，都要叫你念“冀中一日”四个字，问“冀中一日”指的是哪一天，提醒你要写一篇“一日”的文章。每个群众，每个战士，每个干部，都热切地期待着五月二十七日这一天的到来。站在抗日斗争最前列的冀中军民，对于自己的革命事业是热爱的，对于战胜日本侵略者是充满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他们把“冀中一日”写作运动，当成一种对自己的鼓舞，对敌人的示威。有些连队，为了获得一个好的题材，经过上级批准，选择五月二十七日这一天打下了敌人的据点。到了五月二十七日这一天，能动笔的人都动笔写作，据统计，亲自动笔写稿者有十万人。不能动笔的请人代笔，许多不识字的老大爷、老大娘，也都热心参加了这一写作运动。各地送往“冀中一日”编委会的稿件，要用麻袋装，大车拉。打起仗来，还得用大车拉着打游击。 《冀中一日》的编选工作，在当时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举动。仅冀中区一级就集中了四十多个宣传、文教干部，用了八九个月的时间，才初选定稿。前三辑由王林、孙犁、陈乔等编辑审定，第四辑由李英儒负责。孙犁还根据看稿的经验，编写了《区村连队文学写作课本》一书，首先在三纵队的《连队文艺》上连载，后来我把这本油印的小册子，带到山区，铅印出版，书名改为《怎样写作》。全国解放后出版的本子，叫《文艺学习》。 《冀中一日》全书约三十万字，由二百多篇短小精悍的文章汇集而成。内容分为四辑：第一辑“鬼蜮魍魉”，控诉日军残酷的暴行；第二辑“铁的子弟兵”，写武装斗争和我军的生活；第三辑“民主、自由、幸福”，写根据地的民主建设；第四辑“战斗的人民”，反映群众在党领导下的英勇斗争。这不是一部普通的书，是千万抗日军民用血泪写成的一份真实的战斗记录，一部杰出的历史文献。 《冀中一日》初版油印二百本，当即由交通员们背着，挑着，穿过敌人的封锁线，迅速传递到冀中各地。 《冀中一日》初印之后，编委会又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做了补写、补选和校正的工作。王林还根据一些人提供的材料，补写了我的活动情况，说我正在白洋淀检查工作，遭遇上敌人的“拉网扫荡”，一天之内受到五次反复合击。后来，朝敌伪据点冲去，才胜利地突出敌人的合击圈。王林所写，事实上是不错的，但时间上显然有误，和我在白洋淀检查工作的时间，整整差了一个月。 补选和校正过的《冀中一日》，还没来得及付印，敌人对冀中区发动了空前残酷的“五一大扫荡”。负责这一工作的王林，唯恐自己一旦遇到危险，致使经过大力校正的稿本和补选的稿件同归于尽，就把它坚壁在堡垒户的夹壁墙里。 丢下这个本子，王林就像母亲把孩子寄托在别人家里一样不放心。在反“扫荡”的间隙中，他曾经绕道去查看，不料坚壁稿本的堡垒户受到严重损失，夹壁墙也付之一炬了。 “五一大扫荡”给冀中人民带来了永世难忘的灾难，人们四处坚壁的这部黄色麦秆纸的初印本，也遭到了劫运。 解放后，为寻觅失落的《冀中一日》，文化部门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征集工作。一九五一年，河北省文联找到这部书的第一辑。一九五八年，当年主持编审工作的王林同志寻到了第二辑。百花文艺出版社于一九五九年七月，将这两辑合在一起付印出版。一九五九年秋天，河间县委从一位老教师处找到保存了十八年之久的第四辑。一九六○年五月，当年为精印《冀中一日》，朝夕伏案刻写的铁笔战士周岐同志，见到重新印刷的《冀中一日》，立刻将自己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四辑全书邮寄出版社。这样，诞生在战火中的《冀中一日》，又在社会主义的今天得以重印，和更广大的读者见了面。 《冀中一日》中一篇篇短小、朴实、精炼的散文，显示了群众的智慧和创作才能，它真实地表现了冀中根据地斗争生活的整个风貌，表现了中国革命的一个时代。 这本书的问世，是冀中抗日根据地文化建设上的一件大事。一九四一年初版时，子华同志写了“题词”，他说：“《冀中一日》是冀中党政军民各方面有组织的首次集体创作，是大众化文学运动的伟大实践，是我们向新民主主义文化战线上进军的一面胜利的战旗。” 以后，无论是冀中区，还是分区和县，都还发动过类似的一些写作运动，可见“冀中一日”写作运动的深远影响。 一九四二年七月，在路西完县张各庄，子华同志又发起《冀中反“扫荡”纪实》征文，号召冀中军民恢复斗志，总结经验。这一工作由冀中军区政治部主持，代理政治部主任兼宣传部长张庆泰，任征文编委会主任，军区文艺科常征、沈云及《前线报》的安玉良、张锋、曹曲水等任编委。晋察冀边区文联罗东、抗敌剧社的吴畏、洛灏协助工作。火线剧社的同志大都参加写作。 定南县文建会出了一册《血的五月》，也是记述“五一”反“扫荡”斗争的。 一九四三年六七月间，六分区在地委书记张逢时的倡议下，号召全分区人民写作《伟大的一年间》，即一九四二年五月至一九四三年五月自己的见闻与感受。各县党政军民立即响应，不久即纷纷寄来稿件约七百篇。由在分区报社工作的林呐负责选出质量较好的稿件八十来篇，编为三辑：第一辑题为“罪与仇”，主要揭露、控诉敌人“扫荡”和“清剿”时烧杀抢掠等残暴罪行；第二辑题为“点线间”，反映全分区军民在敌人碉堡林立、沟路如网的残酷环境中，坚持战斗，坚持生产、坚持工作的英雄事迹和斗争经验；第三辑题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报道经过一年时间的反“扫荡”、反“清剿”的艰苦奋战，分区军政工作取得的成绩和恢复的情况。这一批极为珍贵的稿件，却因遭敌人袭击，全部丢失。 后来，一九四五年五月，“五一”反“扫荡”斗争两周年纪念日的时候，王林在七地委组织过“伟大的两年间”写作运动。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又曾建议冀中区党委和军区，发起过“抗战八年写作运动”。都征集到大批群众稿件，只是由于编辑人力不足和印刷条件所限，最后未能成书。 第81节:回民支队与马母之死(1) 回民支队与马母之死 在冀中军区主力部队中，有一支主要由回民子弟组成的队伍，叫回民支队。这支队伍骁勇善战，驰骋平原，在抗日战争中建立了特殊的功勋，是冀中军区威名远震的一支铁军。 抗战开始，活动在定县一带的抗日义勇军第九支队的支队长肖秉钧，动员回族爱国青年刘文正在定县一带组织回民抗日武装。刘文正很快就组织起一支二百多人的回民队。 不久，白仲庆、马国忠等又在定县组织起一支一百三十余人的回民游击队。 一九三八年初，人民自卫军主力从路西返回冀中，经过初步整顿，定县一带的回民武装正式成立了人民自卫军回民干部教导队，马永恩任队长，肖秉钧任政治主任，刘文正为副主任。 接着，刘文正到河间、献县一带扩军，在河间组织了河北游击军回民教导队，马仲三为队长，刘文正为政治主任。这时，献县东辛庄附近村庄，有二百余名回族青年报名参军，在马本斋率领下，到河间城里参加了河北游击军回民教导队，马本斋被委任为队长，马仲三为副队长，刘文正为政治主任。 冀中军区成立后，一九三八年六月间，人民自卫军回民干部教导队奉命从安平开赴河间，与河间河北游击军回民教导队合编为冀中军区回民教导总队，共有三百余人，总队长马本斋，副总队长马仲三，政治部主任刘文正。 一九三九年七月间，回民教导总队到定县、无极一带整训，根据冀中军区指示，改称回民支队，近两千人，马本斋任司令员。不久，郭陆顺到回民支队，任政治委员。 一九四○年七月，冀中军区召开第三次政工会议，赠给回民支队一面锦旗，上书：“打不烂，拖不垮，攻无不克的铁军”。不久，毛泽东同志亲笔写下九个大字：“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 在回民支队的成长过程中，也出现过波折。还是在一九三八年底，旧军官出身的副总队长马仲三，企图拉队伍脱离八路军，经当时任政治部主任的丁铁石等人劝导说服，报冀中军区批准，让马仲三带三匹马和六枝手枪离队，避免了部队的分裂。 郭陆顺到回民支队后，使支队的政治工作大大加强，各项工作出现了新的面貌。郭陆顺是湖南浏阳人，少年时即参加红军，在长征途中任总支书记、营教导员，曾十一次负伤，是一位优秀的政工人员，也是久经战争考验的有才能的军事指挥员。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七日，泊镇三百余名敌人进攻交河陈庄回民支队驻地，郭陆顺指挥一大队迎敌，由拂晓激战到天黑，毙伤日伪军六十余人。在即将撤出战斗时，一颗子弹打中郭陆顺的头部，光荣牺牲。 回民支队的光荣历史，还要记下肖秉钧、刘文正的名字。肖秉钧，一九○四年生于定县西堤阳村。一九二九年毕业于北平交通大学，一九三○年参加北平社会科学家联盟，一九三一年加入共产党，先后任北平左联执委组织部长、北平市工会委员、北平市委发行部长、北平西区工委组织部长、西区工委书记、河北省委发行部长等。一九三三年八月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肖秉钧坚持斗争，数日后越狱逃出。抗战爆发后，在家乡组织抗日武装，尤其是对组织回民抗日，建树了功勋。刘文正是由肖秉钧在抗战开始后不久介绍入党的，他不仅参与组建了冀中的回民抗日武装，也是冀中回民建国会第一任主任。他曾亲自背着被日本侵略者火烧的霸县清真寺的照片到河间、安平、定县、肃宁等地宣传，控诉敌人的暴行，筹组各县回民建国会分会，动员回族各界同胞奋起抗日。 第82节:回民支队与马母之死(2) 回民支队大队长马永恩、马永标等同志，都对回民支队的创建有功，他们在战争年代作战牺牲了。 回民支队的威名，更是和马本斋的英名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马本斋一九○一年出生于献县东辛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幼年读过三年私塾，又种了四五年地，后流浪东北，入东北军，从战士升至团长。一九三三年，因不满旧军队的腐败，回乡为民。抗战开始，他怀着一颗爱国家、爱民族的火热之心，积极组织回民武装，寻找共产党的领导，并且很快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的卓越的组织才能和军事指挥才能，也在为民族解放的战争中得到充分发挥。 一九四一年夏季，在子牙河东坚持反“蚕食”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河间、献县等地的敌人。河间敌军非常害怕，一方面命令各据点“百人以下不准出动”，一方面采取逼迫马本斋同志自首的诡计。 八月四日深夜，敌人调集河间、献县、沙河桥、淮镇、景和等据点的日伪军千余人，把马本斋同志的家乡献县东辛庄团团包围。五日早晨，把全村人都赶到清真寺门前的广场上，四周架起机关枪，妄图用刺刀威逼他们说出谁是马本斋的母亲。乡亲们为了保护马母，一层一层地把她紧紧围住，不让敌人看到马老太太的身影。敌人逼迫群众指认马母，群众不说，敌人就捆绑吊打，灌辣椒水，用火烧，最后用刺刀挑死。马老太太不忍乡亲们被毒打杀害，挺身而出，正气凛然地高喊：“我是马本斋的母亲!”她厉声质问敌人：“你们不是想抓马本斋吗?他是我的儿子，他就在河东岸，你们怎么不到那里去抓他呢?” 敌人把马老太太带到河间，软硬兼施，用尽各种奸计。首先让投敌叛变的哈少符劝马母给马本斋同志写信，马老太太痛斥这个民族败类，迟早要受到人民的判决。敌人头目又亲自对马老太太说：“你要写信叫马本斋来河间谈判，要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复。”马老太太愤怒地说：“我儿子当八路军是我叫他去的，我儿子打你们是我叫他打的，叫我写信劝他投降，万万不能!马本斋就在河东，你们去找他吗，抓我这个手无寸铁的老太婆干什么?讲条件，就是让本斋不要管我，好好带着回民支队彻底消灭你们这群强盗!”敌人举枪威胁，马母视死如归，在敌人的监狱里进行了绝食斗争，于九月七日从容就义，时年六十八岁。临终时，马老太太向她的一个亲戚说：“告诉本斋，娘对得起他，叫他好好打鬼子给我报仇，给乡亲们报仇!” 马母凛然殉国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冀中和边区各地。各界人民对马母这种崇高的品德，表示无限的钦敬。回民支队的指战员，纷纷表示，要更多地消灭敌人，为马母报仇。不日即在河间东梁各庄设伏歼敌。景县敌人二十余名，汽车二辆，进入伏击圈后触发了地雷，回民支队伏击部队乘机集中火力发起冲锋，二十分钟结束战斗，毙敌十八人，俘日军三人，缴获步枪六枝、手枪十二枝、子弹二千七百发，还有一部分西药，等等。 我和子华同志电令全区普遍追悼马母，并建立纪念碑，编写读本，以彰忠烈。 朱德、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联名致电冀中军民： 冀中回民支队，支队长马本斋同志的母亲，为敌人俘去，在胁迫利诱和凉水灌鼻等残酷严刑下，不仅拒绝了为敌奸劝降自己的儿子，并表示决不屈服而且严厉责斥敌人，终被折磨以死。在听到这个惨痛消息以后，我们认为像这样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女子，不愧为中国人民最优秀的代表，这样惊天动地忠于中华民族的无上气节，足以愧死一切充日寇走狗，出卖民族的衣冠禽兽，愧死一切对抗战大业表示动摇的民族败类。中国人民有这样的母亲，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光荣，回民的光荣，中国妇女的光荣，而且是中华民族绝不灭亡最具体的例证。而我们八路军人中，有这样深明大义勇敢坚定的母亲，正是我们八路军的光荣。我们仅以悲愤的热忱，向马母英灵致崇敬的悼念，并向我们的马本斋同志，致以兄弟的慰问! 第83节:回民支队与马母之死(3) 马老太太这只是个典型代表人物，此外冀中的男女老幼，还出现了成千成万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马母牺牲以后，日军又派哈少符找马本斋劝降，并且妄图以大城伪军向我投诚为诱饵，诱俘马本斋同志。 这时，我们尚未掌握哈少符参与谋害马母的情报。敌人先派哈少符把马母的遗体送回献县东辛庄，哈少符以护送马母遗体为骗取马本斋信任的资本，他到东辛庄后，通过马本斋同志的家属给马本斋传信，诈称大城伪军要向我投诚，他要亲自找马司令员面谈，并要求见到马司令员的亲笔信后，立即前往。马本斋、郭陆顺同志未能及时识破这是敌人的又一阴谋，马本斋同志当即亲笔回信，答应哈少符前来商谈，并说保证他的人身安全。哈少符到回民支队后，我已经得到了他谋害马母的情报。于是把哈少符扣押起来，送交冀中军区审判，最后处决了这个血债累累的叛徒。 敌人诱降、逼降的阴谋未能得逞，又施出劝降的伎俩，派淮镇据点的回奸马庆来潜入回民支队，对马本斋同志进行劝降。马庆来幻想利用他和马本斋同志的旧交情，曾无耻地向敌人夸下海口“保证劝降成功”，敌人为他大摆酒宴，预祝他“胜利而归”。由于我敌工人员事先掌握了敌人安排的这一奸计，加之马本斋同志在连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吸取了血的教训，马庆来一到回民支队，马本斋同志就把他送到除奸科押起来。随后就把这个回奸枪毙了。 马庆来被枪毙后，淮镇敌人将全镇回民集中起来，进行毒打，并以猪肉侮辱，强迫选派代表去见马本斋，订立“谁也不打谁”的协定。马本斋将回民代表放回去，并带给敌人头目一封信，信中写道：“我与日本鬼子仇深似海，不消灭日寇，誓不甘心!” 一九四二年“五一”反“扫荡”，回民支队于秋天转移到冀鲁豫军区，归冀鲁豫军区第四军分区指挥。不久，又转到冀鲁豫回民聚居的三分区鲁西地区，回民支队建制不变，马本斋兼任第三军分区司令员。 一九四四年二月一日，冀鲁豫军区组成西进纵队奔赴延安，其中有回民支队，但马本斋因患重病未能同行，并于这月七日在冀鲁豫后方医院逝世。临终前向家属遗言：“我觉得不能为人民为国家为党做更多工作是件憾事，教孩子继承我的志向做革命工作，告三弟领伊斯兰民族抗战，革命到底。” 马本斋的遗体安葬在鲁西北回民中心地区莘县张鲁集。 延安各界为马本斋的逝世举行了追悼大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李富春等同志送了挽词。毛泽东同志的挽词：“马本斋同志不死”。朱德同志的挽词：“壮志难移回汉各族模范，大节不死母子两代英雄”。周恩来同志的挽词：“民族英雄，吾党战士”。叶剑英同志的挽词：“马本斋同志精神不死”。林伯渠、李富春同志的挽词：“率大军抗日寇远近播英名，冀鲁豫河山增色；奉教义承母志死矢忠贞，伊斯兰健儿典型”。 吴玉章、林伯渠、叶剑英、贾托夫同志在追悼会上的讲话中赞誉马本斋同志：“不愧为一个模范军人，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是回回民族的旗帜”，“代表着回回民族和中华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 第84节:宗佐历险 宗佐历险 一九四一年，敌人的秋季“扫荡”，也是极其残酷和严重的。 敌人的“扫荡”是有重点的，重点就是寻找我党政军的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我们就要善于在敌人的包围圈中安安全全地穿来穿去。这一年秋季反“扫荡”，军区是单独行动的，区党委、行署都分散活动，黄敬同志分散到蠡县一带。在敌人的秋季“扫荡”中，只是军区司令部机关被炸，遇到了一次未曾有过的危险。 那是在九月间，青纱帐未倒，高粱晒红的时候，我们从深泽大堡过来，敌人的飞机就一直跟上司令部了。走到安平的宗佐，司令部住进了一个紧靠村边的大房子，作战室住正房，子华住东厢房，我住西厢房。刚进屋敌人的飞机就直冲我们的住房轰炸，一个炸弹打中了正房。紧接着用机关枪扫射，四五架飞机轮番扫射，反复轰炸。敌人可能认为我们住正房，所以重点炸正房。飞机轰炸时，我们都趴在床底下。轰炸过后，我和子华就互相呼唤，子华喊我，我喊子华，谁也不知对方死活。当我们住下后，警卫员吴天增去打饭，饭还没有做好，敌机就来了，他和四科长郑义保马上往司令部跑，半路上敌机就轰炸了。他们不顾一切往司令部跑，冒着炸弹的烟雾跑到司令部院内。吴天增连声叫着我和子华的代号说：“快出来，敌机过去了。”我们出了屋后，才发现炸死了作战室的一个值班参谋田苏同志和一个通信员。郑义保也很危险，差一点没被敌机上的机枪扫射着。敌人飞机走后，又在村边小树林子里反复扫射，直到下午。 敌人飞机这么紧紧跟着，过去从未有过，当时都怀疑有特务、内奸告密。经过查问，用电报问过分区部队，没查到结果。此后，我们严格遵守夜间行军，白天隐蔽休息的原则，不让敌人发现目标，以后再没发生过类似事件。 第85节:地雷战和地道战(1) 地雷战和地道战 一九四一年敌人加紧进攻，进行春、秋两次大“扫荡”，两次“强化治安”，使冀中党和人民对敌斗争的经验有了很大提高。地雷战和地道战的开展，在平原游击战争史上，更是创造了新的光辉一页。 冀中民兵使用地雷爆炸，在一九四○年的春季反“扫荡”斗争中就已经开始。当时，安国东赵、西寇两村的民兵，把手榴弹埋在大道上，用线拉火，炸死了两个伪军。随后各地民兵竞相仿效，用各种土办法制造地雷。有的用废炮弹、废手榴弹、破铁壶、玻璃瓶子、罐子作壳，里面装上炸药；有的自制硫磺炸药，自己翻砂铸地雷外壳。这种土造地雷，成为民兵用以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 一九四○年夏季，七分区青救会开办爆炸人员训练班，训练对象，都是抽调有一定作战经验和有钻研精神的人参加。第一期训练班，共有三十人左右参加。为了便于参观试验，地点选在定县造弹厂附近，训练方法主要是口授、作简易图解和观摩实物。教学内容包括群众武装作战特点和作战方式，爆炸物使用方法，土法翻砂制造弹壳，药物配方和爆炸物制作等。着重结合敌人“扫荡”破坏活动的情况，集思广益，研究如何就地取材，制成杀伤敌人的爆炸物。这种爆炸物，就不只限于地雷、手榴弹几种形式，使用的方法也不限于投掷或掩埋，把死地雷根据实际情况去活用。这次训练时间虽不长，但大家掌握了制造爆炸物的道理和方法，信心都很高，回去后，都成了这方面工作的骨干。接着，七分区又办过几次爆破训练班，这就为广泛推广利用爆炸物打下了基础。 为了保密和确保安全，七分区指示各村都要建立专门的爆炸小组。为了保证解决雷壳供应，责成有翻砂厂的县专门制造，另外各地自己还收集可以利用的容器制成爆炸物，如旧炮弹和铁罐等。各地还互相观摩、学习，交流经验，取长补短，因此花样越来越多。如利用土炮发射的抛射雷、子母雷、落地后又反跳起半人高才爆炸的跳雷，用于庄稼地小路上的趟线雷，用于地面上的鼠夹子雷、压簧挑线雷——这种雷，把弹簧用三根杠杆依次压住，最后一个杆端放一个小东西就可以压住，如碰掉压着的小东西，土块、石块之类，杠杆便依次张开，弹簧即拉雷爆炸。其他还有挂雷、定向短土炮等，都是各依地形地物灵活设置。开始大多设置在敌人的交通线和保卫村庄的警戒线上，随着村落战、地道战的开展，使用范围越来越广，如在抢种抢收中创造出的地雷阵。这就使敌人防不胜防，草木皆兵。 在爆炸物的使用上，蠡县、无极、定县、安国、新乐、深泽等县开展较早，收效也最显著。一年多时间内，敌人被炸死伤约四百多人。 一九四一年六月，在冀中区党委召开组织会议期间，还专门举办了地雷展览会。会上，介绍了七分区开展爆炸运动的经验，促进了各级、各部门对爆炸运动的重视和支持。从此，爆炸运动，也即地雷战，在整个冀中区很快推广起来，收到了显著成效。 这种被日军称之为土八路的地雷爆炸，使敌人遭到越来越多的伤亡，并产生了极大的恐惧，却增强了冀中军民杀敌制胜的信心。如在破路斗争中，敌人要修复被破坏的设施，不仅要防我袭扰，更害怕的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踩上地雷。如新乐县内的铁路线，经常被民兵拆下道钉、铁轨夹板，在近旁埋上地雷，敌人要修复就不得不十分小心。这种破路，每次参加人数虽然不多，破坏地段也不长，但对敌人通车威胁却很大。 从对付敌人的“扫荡”看，群众武装利用爆炸物使敌人吃了大亏。一次，敌人“扫荡”蠡县三区，全区民兵在敌人出动前一个夜间埋了四百多个地雷，还发动小学生挖了无数的小土坑，有埋地雷的，有不埋的，地雷或许不埋在土坑里。有的埋地雷的地方，还用自行车带轻轻地压上印，表示上边走过车，底下没有危险；未埋地雷的地方，则故意捣起新土。虚中有实，实中有虚，使敌人畏首畏尾，心惊胆战，大大限制了敌人的活动。 一天拂晓，无极日军骑兵出动到城东来，因民兵已经事先得知敌人要外出“扫荡”的消息，即在敌人必经地段设下地雷封锁线。敌人骑兵进入雷区触发了地雷，惊得敌马驮着人东跑西奔，乱作一团，被迫逃回城内。 在安国，敌人到城南村庄“扫荡”，沿路在两个村挨了地雷轰炸，死伤多人。 又一次，敌人到深泽城北宋庄一带“扫荡”，敌指挥官看到一个花篮，便拾起来欣赏，就在他摆弄时花篮爆炸了，当场被炸死。敌人失去指挥官，只好撤走。 以后，敌人外出“扫荡”，就强迫老百姓走在前边，企图迫使民兵不敢使用地雷。但不久，民兵针对这种情况，制造了缓燃起爆雷，和触发管在前地雷在后的地雷，群众在前面踩上引爆装置，地雷不马上炸，而延缓一段时间才爆炸。此时，也正是敌人行至雷炸区，因而能炸敌人，却避免群众伤亡。或前面踩上触发器，而在远远后边的地雷爆炸，这就又使敌人的阴谋落空了。 不仅如此，民兵在交通线上，还进一步地利用爆破积极地?击敌人。如安国郑章的敌人，企图夜间出动包围南张村，民兵得到这一消息，便在沙河桥一带，着手布置工事，在桥北挖了些机枪掩体，里边埋设地雷，在桥口埋设两个大型地雷，区游击队在桥南隐蔽警戒。拂晓时，敌伪军果然奔南张村来了，当他们走到桥口时，一个民兵把枪弄走了火，敌伪军掉头就往回跑，恰巧触上了地雷，轰隆一声，尘土冲天，炸死了几个敌人，一个翻译官被炸掉了一个脚趾。在敌伪军惊恐万状之下，我伏兵四起，给予猛烈痛击。敌人包围南张村的企图，就这样惨败了。但敌人并不甘心，不久又来包围南张村，于是民兵在村东村西，都埋设踏火地雷，沙河南也埋设两个。那天刮大风，一个地雷暴露到地面上来了，敌人抱起这个地雷，洋洋得意地说：“危险物被发现了，八路军其奈我何?”话还未说完，地雷在怀中爆炸了。惊慌的敌人正在计划返回时，地上又一声巨响，结果两个鬼子被炸得粉碎。 爆炸运动在冀中区普遍开花。新乐李各庄民兵李混子，在铁路沿线以埋雷爆破等方法，创造了大量杀伤日伪军的杰出战绩。冀中区曾发出号召，开展学习李混子运动。这个运动使爆炸运动更广泛地发展，爆破能手更大量涌现，并进一步结合地区斗争形势和作战方法，发展了以地道、爆炸、高房村落工事相结合的各式地雷爆炸物。为封锁、围困敌人碉堡建立的联防线、联防区，也发展了采用攻防配合的爆炸使用方法，如有专为控制要道、伏击与爆炸结合的机动作战。在水乡，设有水雷和水下障碍封锁线等等。这些新的发展，又和县区游击队战术的发展变化相适应相配合。所以在主力部队少而敌人碉堡又日益增多的情况下，使区县守望相助，限制敌人的活动，保卫生产，保卫村庄，坚持区的武装不离区，县的武装不离县，有了有力的依托。在打村落战的村庄，以小股群众武装应敌，区小队、县大队和群众武装则采用村落工事地道，即便是敌人出动大部队，因有村落地上、地下工事和爆炸物的配合，既可以抵制强敌，又能避免自己受到重大伤亡。 有时，民兵对敌人采取诱诈的方式。藁城有个村庄，位于滹沱河北岸，有一个土岗，敌人每次出动，必以小部队占领土岗，作为制高点，架起机枪向我射击。一九四一年四月间，在保卫春耕时，民兵即在东西四公村，挖好机枪掩体，里边埋设地雷，游击小组在土岗下设伏。另一部分民兵，即去据点袭扰，打了一阵土炮之后，敌人就出来反扑。追到村边时，敌人果然爬上了土岗，刚走到机枪掩体内，地雷突然爆炸，我伏兵四起猛击，敌人狼狈而逃。 埋设地雷最初是在大路上，后来逐渐移到村庄附近和村内了。有许多村，号召每个小学生，利用课外游戏时间，在村外挖三十至五十个地雷坑，后来发展到村庄附近的漫地遍野，随处都有爆炸物，甚至柴草堆里，都设有爆炸物。有时炸死了野兔，即将死兔送到据点，以警告敌人，幸勿走向与野兔同归的命运。敌人经常处在一种恐怖气氛中，不敢在夜间或拂晓前包围袭击村庄。人民在夜间就可以安心睡觉，不再逃到田野里去露宿了。 第86节:地雷战和地道战(2) 民兵利用爆炸的口号是：“来不让来，走不让走!”“你一定要来，我就一定打你；你不打我，我也一定打你!”“多时大打，少时小打，没有时准备打!”气派得很!而敌人在汽车行动之前，先用牛拉耙，人在后边赶，牛在耙前很远，人在耙后很远，汽车更远远地在后边随行。有时用长竿向前边地上碰，有时用长绳拴上铁球或秤锤，先向正前方远掷，然后再拉回来，以试探爆炸物的有无。真是洋相百出。 民兵对于地雷的运用是非常广泛的，因此也就创造出来一些特殊的方式。有的用乡村里送礼用的食盒，装上爆炸物，拉火线系在盒盖上，送到敌人岗楼附近。敌人出来像得到宝贝一样，高兴地抱回去，在揭开盒盖时，地雷爆炸了。还有“仙人脱衣”的地雷，是两层皮，外层皮的导火管，不起作用，揭开外层衣，就要爆炸。民兵就把这样的地雷放在公路上，敌人发觉，便拿到据点里去研究，正在“脱衣”时，“仙人”就爆炸了。地雷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所以敌人出来总是心惊胆战。一次民兵破路，偶然丢掉一条破腰带，埋在土里还露出一个头，敌人到来，认为里面埋着地雷，一齐趴在路上，叫伪军用铁丝系住，再退后老远用力拉，结果拉出一条四尺长的破腰带。可见敌人是多么害怕地雷了。 随着反“蚕食”斗争的日趋尖锐、残酷，冀中人民继地雷战之后，又创造了一种新的斗争形式，这就是地道战。地道，一般高四尺，人可以躬身而行；宽三尺，两人对面可侧身而过；距地面五尺左右，可以不妨碍耕种和交通。在猪圈、茅厕、水井、锅灶、柜下、墙边等隐蔽的地方，设有出入口和通气孔。地道的出现，发展了平原游击战争，它使人民群众有了退避依托之所，地方工作人员可以大胆地在近敌区坚持工作，而民兵更可依靠它打击敌人，保存自己。安国伍仁桥附近一个村庄，突然被敌人包围了，人们镇静地进入地道隐蔽，民兵在外边沉着地打击敌人。从拂晓一直打到上午十点，敌人死伤了十几个，才冲进村去，村子里杳无一人。敌人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后来发现了一个洞口，日军逼着伪军在前面下去搜索。敌人乍进地道，两眼漆黑，而民兵却看得清清楚楚，突然开枪，伪军应声倒地，日军不及回缩就被活捉。外面的敌人向洞内打了一阵枪，烧了些房子，无可奈何地走了。 地道的形成是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的。开始地方干部和人民群众为了防敌抓捕，在不得已时就藏入菜窖、山药窖内。继而挖掘了隐蔽洞，也只是挖在家中或院落里，叫“地窨子”，也叫“口袋洞”、“蛤蟆蹲”。在这种洞里不能活动，不能作战，只能消极隐蔽，敌人一旦发现，很难逃脱。在斗争实践中，逐步把孤立的隐蔽洞发展成了地道，由一个口发展到两三个口，由一户发展为多户相通。这种初级的地道，最早出现在蠡县。蠡县离保定很近，环境又残酷，所以地道先从那里发展起来。开始，有的领导同志对蠡县一带发展地道很不满，说这是逃跑主义，既然抗战就不怕牺牲，不让发展地道。后来子华同志亲自带着工作组前往调查，才肯定了这个新事物，认为这是人民的伟大创造，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有利形式之一，是进一步改造平原地形的创举，对于坚持平原游击战争有巨大意义。并在全冀中区进行推广，由单纯防御的“蛤蟆蹲”，逐步发展为村通村、户连户，既能隐蔽又能作战的地道。如果早一点开展地道战，敌人的“五一扫荡”就会好对付些。后来杨成武同志来到冀中，对地道更进一步总结提高，把地道发展为可以大量杀伤敌人的战斗阵地，解决了如何对付敌人的水攻、火攻、烟攻、毒攻、挖掘，以致吃饭、喝水、大小便、照明等许多问题。没有电池，油灯点不着，老百姓创造了好办法，把绳子用蜡煮了点着，你不用它也不灭，用时一摇晃就亮了，氧气损失又小。吃饭、喝水，也是依靠群众想的办法，就是将萝卜、白菜当饭吃，这样既顶饿又解渴。为了大小便有地方，地道里又专门增挖了叉道。许多地区把发展地道与改造地形、村落结合起来，形成了“天地阴”三通，构成了房顶、地面、地道和沿村、街道、院内纵横各三层的交叉火网；再以野外地道为纽带，把村庄、野外、地道组成一个连环的立体的作战阵地。既可打村落战，又可野外出击，形成了对付敌人的地下长城，保证了党政群干部的安全，使我军在敌碉林立、路沟如网的平原上，到处都有巩固的后方。它既利于小分队活动打击敌人，也利于较大部队集结隐蔽突然地消灭敌人；既利于防御，也利于进攻；还可以依托四通八达的野外地道，封锁敌人的岗楼和据点。 由于村庄与村庄之间，地道是贯通的，纵横交错，构成了惊人的地道系统，在地下创造了新的阵地，攻不下的堡垒，使得在地面上被敌人占领与分割的上千上百个村庄，在地下又连在一起。蠡县的三区，敌人就说有两个：一个是地上三区，一个是地下三区。敌人对此一筹莫展，束手无策。 清苑县冉庄的地道，曾经发挥过巨大的威力。一九四三年二月七日，在冉庄曾进行过一次地道街巷战斗，结果以日伪军伤亡二百多人而宣告结束。冉庄是平原上开展地道战的一颗明珠，直到几十?后的今天，还经常有人到那里去参观，其中不少是远道而来的外国友人。冉庄地道遗迹，已经成为冀中平原上的一种历史名胜。 在无险可据的平原上，在极端残酷的环境中，地道斗争的广泛开展，在对敌斗争中，起过重大的作用。 从地雷战和地道战，可以看出冀中人民的无比智慧和创造。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第87节:三级武装配合作战(1) 三级武装配合作战 冀中平原游击战争的坚持，是靠着我们有一套健全的武装组织，即民兵、游击队和正规军，更靠着这三种武装力量的密切配合。 一九四一年间，县大队、区小队都有很大发展。县大队保卫县委机关，县委书记是政委，指挥作战，打了不少胜仗。在瓦解敌伪军，控制敌伪军方面也有很大发展。开始记黑、红点，伪军做点好事，记个红点，做坏事记个黑点。伪军碰到我们的人，总要问一问他有几个红点、几个黑点，这都是老百姓创造的对付敌人的一套办法。 阻止敌人向我正面“蚕食”，民兵、地方游击队和主力军三级武装必须密切配合，才能有力地打击敌人。当敌人集中优势兵力，重点“蚕食”我某一地区时，我则适当地集中主力部队，配合地方游击队、民兵进行反“突击”。地方游击队、民兵分散地开展游击战争，坚持地区，主力部队从正面和敌人侧后主动出击。藁无地区反“蚕食”斗争，就是这样进行的。 藁无地区处在平汉、石德两条铁路构成的三角地带。一九四一年以后，敌人开始向这个地区“蚕食”，逐渐侵占了正无公路以南一小块地区。十二月十九日，藁城、正定、无极、东长寿等地出动日伪军二千多人，配属坦克、装甲车、骑兵，向正无路以南和新乐的东南部地区“扫荡”，在东阳、新城铺、增村、台营、南孟、寨里、邯台等村同时建点。各个据点的敌人，每天向附近村庄疯狂地“扫荡”、“清剿”，烧杀抢掠，抓捕青壮年。群众动荡不安，地主富农中的顽固分子暗中进行投降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七分区部队集中力量，包括十七团全部、二十二团大部和当地县、区游击队全部，发动了一个反“蚕食”战役。 战役从十二月二十三日开始。我军一面以伏击、截击等手段，从正面打击“蚕食”的敌人，一面以主力部队一部挺进敌人侧后，袭击敌人点线。由于敌人把主力集中到了第一线，我在正面打常常形成消耗战，但其侧后空虚，戒备疏忽，我军突然袭击容易奏效。在战役过程中，地方游击队掩护民兵和广大群众，反复破坏敌人的公路、封锁沟、拆毁碉堡，收割电线。地方干部回到被“蚕食”地区积极开展工作，组织群众支援部队作战，并且做了长期坚持斗争的准备。战役到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一日胜利结束，历时二十天，作战二十七次，毙伤俘日伪军八百多名，缴各种枪百余枝，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疯狂气焰，稳定了群众情绪，打击了某些地主、富农投降派活动，为以后长期坚持这个地区的斗争，创造了条件。 在反“蚕食”斗争中，我们对敌人据点建立了封锁线，正因为有三种武装力量的密切配合，收到了围困敌人的显著效果。一九四一年安国郑章的敌人疯狂地向我突击的时候，我们就组织民兵、游击队和正规军的三道封锁线。据点附近的民兵作为对付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后因敌人兵力较大，突破了这道封锁线，则县区游击队就组成了第二道封锁线，与民兵配合，打击敌人；而敌人兵力再大，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时，即有十七团组成第三道封锁线，以配合民兵和游击队，共同围困敌人。在十七团两次袭进据点，两次伏击安国增援之敌，最后在马阜才击溃敌人进攻并伤其旅团长之后，郑章的敌人便在我正规军配合民兵和游击队封锁之下，被围困在据点之内，再不敢随便出来了。 第88节:三级武装配合作战(2) 自从敌人采取“蚕食”方针以来，冀中的交通战，就进入了更加激烈的阶段。敌人首先在铁路和公路附近，增加据点及碉堡；在交通线两侧，则修筑深沟高垒。这样一方面可以保卫其交通线的安全，避免我们的袭击，另一方面又是分割和封锁我们的办法。一九四一年敌人在所谓“新交通政策”之下，由陆路交通网进而为水陆交织的交通网，以便于分区“蚕食”，使我们的地区，更加分割为许多小块，大兵团难于活动和机动，因此在交通方面，我们进行了敌修我破，敌挖我平，以破坏迟延其阴谋的实现。 在交通斗争中，民兵时常和正规军配合进行。如破坏石德路附近的交通网时，束鹿、冀县民兵即配合六分区的正规军，正规军担任袭扰敌人据点的任务，民兵就担任掩护群众的任务。三乡团敌人曾企图修挖滹沱河通古洋河的河身，以便利其交通，并分割我地区。于是附近民兵和游击队集合了三千余人，配合二十三团的一个营，进行平沟，经过三次战斗，敌人放弃了这一计划。在“治安强化”运动声中，三乡团敌人又企图修筑公路，直达马庄。修到古洋河时，需要搭桥，便准备许多木料，民兵一举将木料全部烧毁。敌人仍继续进行这一工程，并计划先在泥马头村设临时据点，以为监视。我民兵发觉这一阴谋，说服了高房的主人以后，立即动员几百人，把泥马头的高房垛口完全拆毁。敌人安临时据点的企图，又宣告破产了。但敌人并未彻底死心，又在严重警戒之下，继续进行修筑，直到我民兵配合二十三团和游击队给以再三的打击之后，敌人的迷梦才成为泡影。 在反“蚕食”斗争中，冀中人民十分英勇顽强。敌人依靠新建的点线，向附近村庄逐个地进行连续突击，在大规模的烧杀、抢掠、抓捕、毒打等各种高压手段下，人民群众坚持斗争，宁死不屈，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气壮山河的英雄事迹。新乐县牛村，整个村子被敌人烧光，在政府和当地人民帮助下，靠近定县邢邑又建立了一个新牛村。藁无县南白皮村六十二岁的刘洛仁在地里拾柴被敌人抓去，叫他填交通沟，他说：“我要给你们填一锨土，就算是个汉奸!”敌人打了他两个耳光，他举起小镐朝着敌人脑袋就砍。后来，他被敌人打倒，临死的时候，还愤怒地瞪着眼睛，怒骂敌人。 第89节:革命的两面政策 革命的两面政策 一九四一年六月，冀中区党委召开组织工作会议，总结反“蚕食”斗争的经验，研究在敌人“蚕食”区的斗争策略。 会议指出：敌人“蚕食”的地区，大都是敌我反复争夺的我根据地的边缘区，政治上我占优势，但是敌人进攻时缓时急，敌我力量对比则不时变动。这些地区群众负担极重，生产锐减，生活不安定，情绪起伏不稳。汉奸组织与活动基本上是非法的、秘密的。投降派的活动随着敌情的缓急和群众情绪的起伏或暗或明。在这些地区，我之方针是团结对敌，孤立点线。一方面要广泛发展群众游击战争，从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封锁敌人据点，坚决打击敌伪汉奸的活动。只有这样，才能缩小敌占区，巩固我之阵地。另一方面，考虑到敌强我弱对比的悬殊，敌人进攻的频繁，群众极端困难的处境，以及反“蚕食”斗争的长期性，在一定条件下，必须灵活地转变斗争策略，允许群众和秘密的工作人员运用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的策略，即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应付敌人，以与我武装的游击活动巧妙配合。只有这样，才能维护群众利益，巩固同群众的团结，保存力量，打破投降派的阴谋活动，继续坚持斗争，坚持阵地。革命的两面政策，就是一面欺骗敌人，一面打击敌人，以公开“合法”的形式作掩护，领导群众进行抗日斗争。这样做的前提条件必须是：一、敌人依靠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实行长期的盘踞，而这种盘踞，事实证明一时难以打破；二、由于敌人严重摧残，以公开的抗日面目出现已无法存在，继续坚持公开斗争就有脱离群众的危险。两面是一种手段，运用革命的两面政策是对敌斗争的一个过程。当着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我的变化，群众有了公开反抗敌人的要求时，又要适时地将抗日的两面转变为抗日的一面，继续同敌人进行公开斗争。 在形势对我不利时，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不仅是需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因为政治上我们是绝对优势，有群众拥护，有坚强的工作基础，有公开斗争相配合，而敌人是异民族侵略者，必须通过伪组织才能维持他的统治。依靠这些条件，我们就能够欺骗敌人，利用公开合法的形式进行斗争。 在我有武装和根据地工作基础的条件下，这种革命的两面政策必须和武装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之成为抗日游击队的一种“掩体”，以便坚持复杂情况下的群众游击战争，引导斗争向着于我有利的方向发展。 伪村长、伪联络员是敌人向我根据地“蚕食”和巩固其点线占领的重要工具之一，必须坚决取缔。但是在已被敌人“蚕食”的地区，从组织上摧毁已不可能，按照革命的两面政策的要求，要主动打入或控制这些伪组织，以应付敌人和掩护自己，使之成为对敌斗争的工具。对真正的汉奸组织必须摧毁，死心塌地的汉奸必须镇压，否则，不仅革命的两面政策难以实行，而且还有变为亲日的两面政权的危险。 对敌斗争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的策略，开始时曾遇到很大的思想阻力。这主要是因为冀中平原几年来曾经是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有些同志不懂得根据变化了的情况确定斗争策略。有的划不清革命的两面政策与右倾投降主义、利用合法形式与合法主义的界限。有的同志对与民族敌人作斗争利用合法形式的可能性估计不足，甚至根本否认这种可能性。后来经过充分讨论，研究实际情况，总结经验，才逐渐统一了思想。 八月四日，党中央作出了关于敌伪军伪组织工作的决定，其中明确指出：凡已经不能巩固，且日益受敌人摧残的地区，为求得保存力量，巩固民众抗日情绪，我应教育当地民众善于以革命两面派的态度去敷衍敌人，不应与敌人针锋相对，公开对抗。从长期斗争着眼，少受一分摧残即多保存一分力量，这是这些地区工作的一般原则。冀中区党委组织工作会议确定的斗争策略，是符合中央指示精神的。会后，冀中的反“蚕食”斗争进了一步，不仅能够在有利的形势下顽强地同敌人作正面斗争，而且在不利的情况下，也能适时地运用斗争策略，变换斗争方式，同敌人进行坚决的，但又是灵活的斗争。 主动正确地掌握伪组织，是在敌人“蚕食”一时不能打退的情况下，运用两面斗争策略，继续和敌人作斗争的重要手段。我们指派的伪联络员、伪村长，一般的都是选择坚决抗日，机智勇敢，年龄较大，社会经验比较丰富，而又不大突出的人担任，绝不让投降资敌分子把伪组织掌握起来。为了骗取敌人信任，形式上是本村自行推举或被迫担任的。在指派伪联络员、伪村长的同时，向群众进行教育，使群众正确地理解暂时应付敌人的用意，划清两面斗争策略与投降主义的界限，为以后的反维持做好思想准备。对于伪联络员、伪村长，不仅要求他们做抗日工作，维护群众利益，而且要帮助他们巧妙地应付敌人。充分估计他们的处境，不硬要求他们担负当时环境所不许可的任务，以免暴露真实面目，遭敌摧残。对于一时没有为我所掌握，或者以后变坏的伪联络员、伪村长，首先应当尽可能争取。确无可能争取的死心塌地的投敌分子，坚决依法惩办，或者?用敌伪矛盾除掉。经过这些工作，很多伪联络员、伪村长，成了我们在被“蚕食”区掩护对敌斗争、维护群众利益的执行者。这样，许多表面上是敌人统治着的地方，实际上我各种组织仍然存在，我在政治上的绝对优势仍然保持，武装力量仍然坚持活动，抗日斗争还在继续进行。 敌人“扫荡”后据点建多了，两面政权作用很大，对敌情的侦察做到据点里去了。在深泽、安平和安国的伍仁桥一带，谁要是偷偷摸摸地进了据点，里边就报信，信息就传出来了，回来就被除掉。那时不是枪毙，而是“盖紫花被”，挖个坑埋掉。侦察工作不仅做进敌人的一般据点，而且做到了保定城里，这是人民在斗争中积累锻炼出来的经验。 当年在冀中两面政权中工作的干部，这些人有的在“文化革命”中横遭诬陷，被开除党籍，甚至被迫害致死、致残。这些人当时两面应付是最危险的，为我们党和苦难中的人民群众做了大量工作，被称为“在老虎嘴里作战的铁人”、“在敌人刺刀尖上为人民站岗放哨的人”。应当给他们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第90节:分析和决策 五“五一”反“扫荡” 分析和决策 “五一扫荡”前，冀中区党委和军区对敌情是比较清楚的，对当时周围日军的部署、调动，了如指掌。敌人侵占了五六年，“强化治安”也搞了多少次，反复“扫荡”，建立了很多据点，都没有阻挡住冀中军民的反抗和斗争。冀中区军民的抗日活动、武装斗争越来越坚强，人民战争的高度发展，已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冀中区是侵华日军的心腹大患，所以，华北驻屯军司令冈村宁次下了最大的决心要把冀中抗日根据地摧毁。他调集其直辖部队四十一师团和独立第九旅团的主力，以及一一○师团、二十六师团、独立第七旅团各一部，共五万余人（不包括伪治安军和警备队在内)，另有二十七师团和第二十九独立飞行队配合。从一九四二年五月一日到七月一日，对冀中进行“十面出击”、“铁壁合围”大“扫荡”。冈村宁次还亲自到肃宁、饶阳进行过部署和指挥。我们对敌人从哪里出发，经过什么路线，都了解得比较清楚。敌人这次“扫荡”的目的，就是寻找我们的主力，捕捉领导机关，最后达到“确保”冀中，把冀中以至华北变成他“支援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 敌人在对冀中区作战之前，先于四月初由敌二十七师团对我冀东根据地进行“扫荡”；于四月二十五六日由敌一一○师团对我冀西地区进行“扫荡”；于四月二十九日开始对我冀南军区进行了突袭。敌人的这几次作战，都是为了起佯攻牵制作用，用以迷惑我军，目的是为了隐蔽即将对冀中区的重点作战。 敌人对冀中的“扫荡”，分为三期： 第一期，自五月一日至十日。驻定县，新乐的坂本支队，于五月一日至三日出动到沙河以南的定县邢邑地区；驻安国、博野的白龙部队，于同一时间出动到潴龙河以南与滹沱河以北的走廊地区；驻河间的第七独立旅团的小川部队，于同一时间分路出动到肃宁和滹沱河北岸的饶阳、献县地区。这三支部队反复搜索“扫荡”，企图把我军驱赶到石德路以北，并封锁石德路。在同一时间，小川部队在滏阳河的小范镇以北筑起拦河坝，抬高水位，封锁滏阳河北段；驻衡水的山崎部队沿滏阳河北进，控制滏阳河中段。这样对滹沱河以南、滏阳河以西和石德路以北构成的三角地带(冀中根据地的腹心地区)，形成一个包围圈。 第二期，自五月十一日至十五日，为全面出击包围、捕捉我军主力和领导机关作战阶段。在第一期作战中，五月四日敌华北方面军在石家庄设立战斗司令部，冈村宁次亲临指挥。并从山西调来第四十一师团主力，先在邯郸、邢台地区进行佯动，突然于五月十日夜顺石德路东进，然后向北进攻，并将师团司令部设在深县，指挥各路日军向中心地区包围、压缩、进击。企图将我军主力和领导机关包围在深县、武强、饶阳、安平、深泽、束鹿三角地带，予以歼灭。 第三期，自五月十六日至六月中旬，为划分地区进行反复“扫荡”阶段，并结合第四次强化治安运动，进行“剔抉清剿”，妄图摧毁我县、区、村各级组织。 四月下旬，我和黄敬、沙克、卓雄、张学思等同志商定(这时子华同志在路西另有任务)，把军区、区党委、行署进行大量缩减，党政领导机关和军区司令部一起行动，再把二十七团调来，因为二十七团能守，用来保护领导机关。这样，党政领导机关经过大力缩减，减下来的人员分散下去和群众一起坚持反“扫荡”。冀中的党政领导机关由原来的四千多人减到不足千人，二十七团不足两千人，两千人战斗部队保护一千人还是有把握的。我们的对策是，主力部队突破敌人的合击圈，由内线转到外线，转到山区去，转到敌后去，同敌人换防。地区队留下来跟敌人转，力求分散隐蔽，让敌人看不见，摸不着，相机打击敌人。这叫作“敌进我进”、“避实就虚”，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我们把拟定的反“扫荡”措施，电告了聂荣臻司令员。在敌人没有接近我们以前，我们在根据地的中心区，也就是深、武、饶、安一带活动；待敌人接近我们了，才开始突破一点向外线转移。非常关键的问题，是要搞好情报侦察和保密工作。 第91节:与敌周旋(1) 与敌周旋 五月一日，敌人开始“扫荡”了，滹沱河北岸的敌人沿河设立临时据点，到各村抓人运柴，设游动哨，意在封锁滹沱河。这天，冀中区党委在饶阳县的张保村一片枣树林子里，召开了直属机关干部纪念国际劳动节大会，黄敬同志和我都讲了话，讲了形势和任务，动员反“扫荡”，指出：冀中抗日根据地周围敌人的据点里都增了兵。北面的敌人先是“清剿扫荡”大清河北，后过河压到河间、肃宁、博野、蠡县、安国一线，近几天又压到滹沱河北岸，沿河村庄增设临时据点，抓夫抢柴。每一二里堆柴一堆，夜间点火照明，加紧巡逻。敌人还在滹沱河下游臧桥闸口，落闸截流，河水上涨，已经封锁滹沱河。西面敌人，从平汉路步步向东压缩，现已压到安国、伍仁桥、深泽、束鹿一线，安平、饶阳县城内敌人也增了兵。南面敌人，从石德路沿线北进，辛集、磨头、衡水各据点、岗楼都在增兵。东面敌人，顺平大公路南下，河间、献县、小范、武邑一线敌人都有增加，看来是要封锁平大公路和滏阳河。四面敌人总兵力约五万左右。敌人在伪报纸上吹嘘这次“扫荡”是冈村宁次亲自指挥的，叫作“十面出击”、“铁壁合围”。其目的是要寻找我军主力作战，妄图搞垮我冀中抗日根据地的领导机关。我们这次反“扫荡”的任务，就是要突破敌人的包围圈，由内线转到外线，作战部队分为几路转移到敌人后面，寻机打击敌人，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我们这次反“扫荡”是有胜利条件的。有党的正确领导，有广大群众的拥护，而敌人却遭到广大人民的坚决抵抗。所以，敌人的兵力虽多，却像睁眼的瞎子，他们要捕捉我们的领导机关，叫他们摸不到。我们对他们的行动却看得比较清楚。我们的机关干部要分散到群众中去，发动群众坚壁清野，坚持斗争。我们的部队采取机动配备，以隐蔽迅速的行动与敌人周旋，保存住有生力量就是胜利…… 纪念大会在进行中，敌人的飞机来盘旋侦察了。当时我还向同志们讲了这么一句：也许是冈村宁次坐飞机来看望我们了。好，那就让他看吧，晚上再演场戏给他看。然后开始行动。 这天晚上演的是《日出》。明亮的汽灯照耀周围十几里，好像故意让敌人知道，我们就在这里。演完戏已经半夜了，各机关部门开始分散活动，分头走上反“扫荡”的征途。 五月二日下午五时，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区党委、行署、公安局，以及各部门和随行部队开始出发。在敌人还没有接近以前，我们就在冀中根据地深、武、饶、安，两河走廊地区活动。先向正西行军约三十里，到饶阳县的邹村暂时住下。我们做出决定，要进一步轻装，把棉衣服和笨重物品就地坚壁在房东家里。入夜继续出发，以急行军的速度一直南下，在天亮以前到了敌人封锁线沧石公路上，趁着一弯下弦月亮，在敌人岗楼的盲目枪声中穿了过去。过公路后约四五里，被一溜东西排列的小村挡住，队伍又转头向东南插下去，到了深县、武强、武邑三县交界的朱家庄住下，隐蔽休息。这一天一夜的行军，先由东向西，再由北向南，再由西向东南，连续行军一百二三十里。 五月四日傍晚，天下起雨来，雨和三四级的东北风搅在一起，队伍趁着夜来风雨出发。人们身上风雨浇打，脚下泥水流滑，眼前伸手不见五指，揣摸着方向，向东南插去，行约二三十里，到了武邑县北边、滏阳河北岸的前后尚村住下。观察敌人动静，从各方面侦察来的情报分析，敌人摸不到我冀中区党、政、军领导机关的去向，仍在继续增加兵力，收缩它对深县、饶阳，武强我中心地区的包围圈。 五月六日晚九时，队伍继续出发，顺滏阳河西岸向西南走，当夜转移到武邑县西南的南北翰林村。待到天明，见到这一带村庄果树林很多，滏阳河水清清，阳光和煦，风景优美。这里，既是武邑、深县、衡水三县交界的地方，也是冀中区和冀南区交界的地方。按敌人这次作战计划，我们转移到敌人包围圈东南边缘的一角上，避开了敌人的视线，是个机动有利的位置。 第92节:与敌周旋(2) 五月七日，听到西边深县境内枪炮声激烈，侦知是石德路沿线的敌人，从衡水、磨头向深县城北进，合围护驾池、位桥一带，几乎是在我们身边擦过去的。同时，滏阳河下游河水上涨，加以衡水、武邑城内增兵，看来敌人要封锁滏阳河了。情况紧迫，当夜我军又向东北转移，折回到武邑县城北边张家村住下。夜里，听到有枪声，我队伍紧急集合起来，人不卸甲，马不离鞍，昼夜警戒，拖过一夜一日无事。 五月八日傍晚，我队伍北进，摸到敌人据点小范镇以南七八里的豆村附近，我们部队都趟着齐腰的水过了滏阳河，以急行军的速度直向东插去，越过平大、富景两条公路，夜行军六十余里，到交河县境内与阜城县交界的军张村住下。至此，我队伍跳出了敌人的“铁壁合围”圈。 五月九日傍晚，继续东进到东光县的砖门村(现属阜城县)，这里有我一小块游击根据地，称滏东地区。但我们的大部队很少来到这里，群众基础不够深厚，为防暴露目标，不得不夜行军转移。 五月十日傍晚，我队伍向东北转移到东光县李家庄和曲龙河(现属阜城县)，这里离津浦路只十余里，进入敌占区边沿，可以看到南霞口车站的灯光和听到火车的汽笛声。队伍进村后，不打扰老百姓，只由村里办公人员分班、组领到群众家里，找一个草棚子或门洞住下休息。同时，每个村口设岗，严密封锁消息，对过往的行人，只放进，不放出。进村的人，有亲友的投亲友，无亲友的由部队接待，等部队转移以后才开始放行。 在坚持地区作战和向外转移的过程中，冀中各部队指战员坚决贯彻执行区党委和军区的指示，在当地广大群众的配合下，积极地待机消灭敌人。 五月一日至八日，七分区二十二团的两个连，在定县赵户村的战斗中，与村里民兵协同，先后打退敌人三次进攻：五月一日，敌人“扫荡”开始后，为打通定县、无极公路，以一部兵力进攻赵户村，二十二团以猛烈火力阻击，击毙日伪军四十余名，获战马八匹。敌人以失败而告退。第二天敌人又来进攻，又被二十二团打死打伤二十余名。五月八日，敌人发起第三次进攻，结果付出比前两次更大的代价。日伪军死伤八十多名，又告失败而狼狈窜回。 五月十日，冀中军区警备旅带一团二营，在深县护驾池遭到有装甲车、坦克车、飞机助战的日伪军四五千人的围攻，随即展开村落防御战，顽强抗击，激战竟日，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因敌人队形密集暴露，警备旅队形分散隐蔽，敌伤亡三百余人，警备旅只伤亡四十多人。至夜，安全突围。 七分区部队，五月一日至十日，共作战二十一次，毙伤日伪军三百余人。 敌人在第一阶段“扫荡”作战中，不但未能达到歼灭冀中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的目的，反而被歼灭一千多人。 在敌人向冀中区实行分区“扫荡”、“奔袭合围”，结合“清剿”的第二阶段，冀中军区部队除把一部主力，以一个连或一个排实行分散，大力开展地道战和交通战，积极打击敌人外，大部主力部队突出敌人重围，伸向敌之侧后，乘敌空虚，突然袭击敌人，与坚持内线的地方部队密切配合，前后呼应，使敌人首尾不能相顾，以缩短敌人“扫荡”的时间。敌人作战的主要目标，仍是寻找我主力决战，捕捉我领导机关。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区党委和军区决定，各分区相继向外线转移： 七分区的主力部队转到滹沱河北靠近沙河。 八分区部队转过平大路到交河地区。 九分区部队转向白洋淀。 十分区部队过大清河转回十分区。 六分区一部过石德路南下。 在敌人“拉网扫荡”、“奔袭合击”下，各分区部队先后大都转出，主力部队基本上未遭受损失。 区党委、军区机关跳出敌人的“铁壁合围”后，继续与敌周旋。 五月十一日傍晚，在东光县李家庄村西口广场上集合，队伍摆了一大片。敌占区人民没有见过这么多的自家的部队，纷纷围拢来观看。我队伍先向正西前进，到夜色笼罩以后，再转向北插去，夜行军六七十里，到交河县的徘徊村住下。 第93节:与敌周旋(3) 五月十二日晚，继续北进，越过沧石公路，黎明到达献县的东北隅、子牙河东岸的前后张祥村。这里处在敌人包围圈的背后。 五月十三日夜，顺子牙河东岸北进，越过沧河公路，在沙河桥以北，渡过子牙河，住在子牙河西岸、河间县的刘九村(包括张、刘、杜、崔四个九村），这里已处在敌人包围圈的远后边了。这块地方是属于冀中区的另一块根据地，称任河大地区，即任丘、河间、大城三县交界地方，党和群众基础很好，我得以在这里侦察敌情，分析敌人军事动向。 从各方面的情况得知：在五月九、十、十一、十二日这几天里，敌人分路分片向我根据地腹心地区包围进攻：一片是深县、磨头、衡水的敌人四路出击，合围深县东南黄龙一带村庄；一片是深县、武强、安平、饶阳和滹沱河北岸的敌人，以四十一师团为主力，合击四县交界的张邑、邹村一带地方；一片是束鹿、深泽、安平、深县之敌，合击四县交界的角邱一带地方。在这几片根据地里，几乎村村都有敌人，用拉网战术，步步压缩，配有汽车、骑兵、车子队，反复搜索“扫荡”，妄图捕捉我领导机关和主力作战。可以看出，敌人没有摸到我领导机关的去向。 五月十四日晚，我队伍向北转移到大城县的东、西杜各庄，这里情况比较平静。五月十五日休息一天。我们原计划从这里北渡大清河，到十分区敌人守备薄弱的地方转移到平西去。这时，接到了彭德怀同志的一个电报，让我们坚持两个月，不要离开冀中。当时，我们对敌人的这次“扫荡”估计大致不错，但也有不足之处，认为坚持两个月，敌人的“扫荡”也就结束了，这样我们就按照彭德怀同志的指示，继续在津浦路和滏阳河之间这块地区同敌人周旋。没有料到敌人这次反复“扫荡”时间长，而且到处建碉堡、修岗楼，实行“分进合击”、反复“清剿”和“梳篦扫荡”，往返寻找主力，捕捉干部，破坏领导机关。配合其守备队，进行“强化治安”，“确保占领”。 五月十六日下午，我部队向南折回到大城县的蒲塔村住下。入夜，队伍南下渡子牙河，住到子牙河东的河间县属的黎民居村。 五月十七日，考虑到黎民居村南临沧河公路，距沧州只约七十里，为防敌人奔袭，晚上又西渡子牙河，住到子牙河西岸的西张各村去(包括杨张各、李张各、武张各三个小村)。 五月十八日，侦知子牙河水突然上涨。分析当时正是枯水季节，又没有下雨，河水为什么上涨呢?一定是子牙河上游驻臧桥的敌人提闸放水，要封锁子牙河了，同时，侦知河间城内敌人汽车增加三百多辆，敌军分批向任丘北运，很可能敌人要回师合击任河大地区了。于是，我们决定：我军要抢渡子牙河，返回滏东地区。延至下午涉渡时，子牙河洪流滚滚，河水已齐胸深了。部队渡河以后，恰又风雨交加，天色漆黑，连夜行军，又跨过沧河、沧石公路，向东南行八十余里，插到津浦路附近的黄递铺村隐蔽一日。 五月二十日夜，又转移到靠近津浦路的运河西岸石郭杠子村，这确是到了敌人眼皮子底下来了。 五月二十一日晚，队伍转向西南行军七八十里，折回到东光县的后陈庄，天色已经亮了。这里属滏东地区，群众见到自己的部队到来，非常高兴，纷纷围拢来看望。 我们的队伍，连续反“扫荡”行军二十多日夜，回到根据地里好像松了一口气。傍晚前，我和黄敬、卓雄、徐达本等几个人，还到村边场院里打起高尔夫球来。其实球场只是用军镐挖了几道小沟，球是用木头现削的，球棒是用杂木杆装上个横拐头。但打起来却满有兴致，妙趣横生，我们也似乎忘了在同敌人几万大军对阵。 五月二十二日，住在后陈庄，从几天来得到的情报分析，敌情可能发生变化，因为敌人分区“扫荡”以后，撤走了六七千人。同时，平大公路上天天有敌人的汽车向北开去，好像是陆续撤兵。我们决定要靠近敌人边缘去，进一步弄清敌情。 第94节:与敌周旋(4) 五月二十四日晚，向着根据地西行五六十里，住在交河县西南边界的前后四小营村。 五月二十五日晚，继续西进，原计划到滏阳河东岸观察，在西进当中得到我军前哨报告：小范镇仍有敌重兵把守，戒备森严。当地群众报告，在小范镇南面滏阳河边一个小村里，驻屯着一千多日军，这些敌人白天也不出动“扫荡”，只在河边树荫下钓鱼。还有河间、献县送来的情报，都说白天敌人坐汽车向北开走，夜晚就又返回了，不知搞什么鬼名堂。得知这些情况，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敌人佯作撤军，实为潜兵之计，设下陷阱，用钓鱼战术，诱我上钩。我当机立断，连夜返回，转向东北插到敌人的富庄驿据点背后冯三番村住下。 五月二十六日晨，听到村外有零星枪声，原来冯三番村距交河县城和富庄驿镇各十四五里，南、北、西三面有公路圈着，我们是钻到敌人背后一个小网兜里来了。此地不可久留，傍晚迅速向南转移。跨过交富公路，插到交河县南部边界的田家庙村。我们刚住下，接到情报，富庄驿敌据点增加了汽车，有“扫荡”这一带征兆。于是，又紧急集合，向东南行军，黎明前转移到东光县的八里庄。此地东距津浦路只八里远，中间隔一条运河。沿铁路的敌人好像听到了动静，向八里庄方向盲目打了几炮。我队伍又集合起来，略向西移动，退到路家洼村，躲到敌人炮火射程以外。这一夜我们连续行军一百余里。 五月二十八日，从接到的情况、报告得知：五月二十日，敌人以二千兵力“扫荡”青县、建国地区；五月二十三日，敌人以六千兵力“扫荡”任河大地区，扑了我们的后影子，我们把敌人甩在后边了。但情况是紧张的，津浦路沿线的东光、连镇的敌人又增加了兵力，有可能西渡运河“扫荡”滏东地区。于是，我队伍不待吃午饭，立即向西南转移到景县的前后宋庄，饭后整装待发，傍晚再向西转移到景县北边界的张好义村。 五月二十九日晚，直向西南长途行军，跨过阜城通景县的公路，转移到景县西边的留府村(留名府)。这里东距景县四十里，西距武邑五十里，西南距衡水六十里，是冀南抗日根据地的一个模范村，环境较好，到这里才算略喘一口气。此时，接到彭德怀同志电示，见到了我们的电报，同意我们对冀中形势的分析，同意冀中领导机关通过冀南转移到外线的意见。于是，我们决定，作大幅度南下转移。 五月三十日晚，向西南转移到武邑县边界的南石村住下，侦察了解石德路各车站，据点敌军部署情况，作跨过石德路南下的准备。 在此期间，八分区二十三团一营，五月十三日从河间出发，夜行一百五十里，拂晓前赶到饶阳县王岗村，正准备宿营之际，发现敌人也到了王岗。他们当机立断，决定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用了一个排的兵力，带四挺机枪在敌人尚未发觉的情况下，猛烈射击，杀伤敌百余人，并缴获部分武器。这个排无一人伤亡，掩护了全营顺利转移。五月下旬，军区发出电报给各分区，下达了反“清剿”的任务。多数分区对所属部队又作了反“清剿”的部署，有些主力部队又转入内线。五月二十二日，由王长江、叶楚屏率领的警备旅一团一营，由沧石路北转回路南，行至护驾池时，发现由武强方向袭来敌骑兵百余，当即决定抢占李家岗村实行防御，坚持到天黑再视情况突围。战斗从早晨一直打到下午一时，敌人还是未能进村。敌人恼羞成怒，于是便施放毒气，但仍未奏效。经过十八个小时战斗，我仅伤亡三十二人，而敌人却留下了四百多具尸体。翌日凌晨一时，我为迷惑敌人，先向北突围，又迅即折回向南，并以班、排为单位分散突围的办法，突过石德铁路，在北梨园集中后即向南转移。 五月下旬，敌人实行分区“合击扫荡”，同时对我进行分区“清剿”，并开始建立点、碉，修路、挖沟，对我加强封锁。在此残酷斗争的形势下，我军还抓住有利时机，歼灭了大量的日伪军： 第95节:与敌周旋(5) 五月十三日，在无极东北十里的小吕王村战斗中，二十二团三个连和十七团一个连，伏击无极出动的敌人骑兵、步兵各二百五十余人。当敌进入我伏击圈，立即遭我迎头痛击，战斗四十分钟，我主力撤出，敌伤亡一百八十多人，伪正定道尹被击毙，敌加岛大队长负伤，中队长伤亡各一人。敌人还损失战马九十匹。我无一伤亡。 五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十七团三次派出一个营的兵力，挺进到敌占区活动。二十二日，三营挺进到藁城、无极、新乐封锁沟以西，距平汉路东长寿约二十里的南北桥寨地区，以三角形部署在三个村庄，构筑了较严密的工事。上午，敌因对我情况不明，只进行了小的侦察性进攻。到了中午，敌即向我发起猛烈进攻。我三营指战员沉着应战，待敌人进到有效射击距离内，突然开火，以密集火力予以大量杀伤。战斗一直到天黑，敌死伤一百七十余人。夜晚，我部队胜利地转移到封锁沟以东地区。二十五日，二营挺进到定安路以北石家庄，吸引周围据点之敌八百余名来进攻，激战竟日，毙伤敌百十余名，夜间又转回定安路南。二十六日晚，三营第二次挺进藁无沟西深家庄一带。二十七日，敌伪六七百名合击深家庄、北猛，经一天激战，我毙伤敌伪一百七十余名，当晚返回封锁沟以东地区。 五月二十三日，敌集中一千余兵力，对赵户村进行第四次进攻，二十二团两个连和藁无县大队，顽强抗击敌人。战斗开始后，敌人首先与我扼守南边的部队接火，同时东南与西南面的敌人也包围上来。我指战员和民兵沉着勇敢，连续击退敌人数次冲锋。当敌人突破我前沿阵地时，我即退守村边房屋继续抗击，机枪手成杰被炮火掀起的土埋了五次，仍然坚持向敌人射击。东南面的敌人向我冲锋四次，南边的敌人向我冲锋十多次，均被我击退。敌死伤一百八十多人。 五月三十日，十七团一营的一个连队，转移到深泽城东十里的白庄时，六分区警备旅的一个半连和三十多名民兵也先期住在这里，得知敌一千余人从白庄西南包围上来，我两支部队立即成立了临时指挥部，由十七团张子明副营长统一指挥，制定了利用地道进行村落防御战的方案。先指挥群众从地道转移出去，再由民兵带领部队进入房所和地道工事。全体指战员英勇作战，连续击退敌人五次冲锋，敌伤亡四百多人，并击毙敌晋藤联队长。我只伤亡二十余人。战斗中，我又派一个排带机枪一挺，从地道转移到离白庄二里地的小堡村，袭击敌后。敌人顾此失彼，要求周围据点增援。趁此时机，我部队连同伤员以及群众安全转移。待敌增援部队来到时，扑了空，并被我自愿留在地道内的六个民兵，利用地道工事打死打伤二十多人。 各县游击队在反“扫荡”中英勇善战，巧妙地打击敌人。任丘游击队创造了粉碎千余敌人“扫荡”的战绩。 在这一阶段的战斗中，我军也受到较大损失。六分区司令部及警备旅一团和四○区队在内线作战中损失严重。八分区直属机关和部队进行反“清剿”中遭到敌人合击。九分区十八团连日坚持内线作战，被敌跟踪追击至定县马阜才村，损失过半，分区政治部主任袁心纯牺牲。各地游击队在反“清剿”作战中，也有极壮烈的战斗和牺牲。束鹿地区七、八小队与敌激战，虽然杀敌近百，却大部分牺牲。深东四小队坚持战斗到子弹打尽，全体殉国。 这个阶段，是冀中部队作战最紧张、最激烈、最频繁的时期，损失也最大，但也使敌人真正领略到了冀中军民英勇顽强，宁死不屈的精神。 敌人“扫荡”的第三个阶段，主要是依托已经建立起的据点、碉堡、公路、沟墙，利用对冀中区形成的分割态势，实行“纵横搜索”与“分段清剿”的合击作战和短距离“奔袭突击”，以求歼灭我军。为适应战斗环境的变化和保存实力，军区于六月四日、十一日，连续发出两份电报，部署各分区主力外转及外转后如何坚持斗争事宜。明确规定：留一部主力配合地方武装，以隐蔽方式开展地道战、地雷战、爆破战，坚持地区，以一部深入敌占区恢复与开辟工作，大部主力则转移到外线。 第96节:与敌周旋(6) 六月一日夜晚，冀中领导机关在景县龙华车站以西潜过石德路，敌人毫无察觉，过路后向西南急行军七十里，绕到枣强县西南、冀县边界的侯琢村住下。至此，我连续反“扫荡”一个月，使敌调动五万兵力，采用“铁壁合围”、“拉网战术”，妄图捕捉我冀中区党、政、军领导机关的阴谋完全落空。 六月二日晚，我队伍向西作短距离移动，驻到冀县东南边境的辛庄。 六月三日晚，我们又返回来向东南移动，驻到枣强县的柳庄(亦称柳林镇)。 六月四日晚，部队再向南作短距离移动，驻到枣强县东南边界的张秀屯村。 这一带村庄，是冀南根据地的基本地区，工作基础好，我们同宋任穷、陈再道等同志会合了，得以略作休息。 六月六日傍午，张秀屯东面发生轻机枪声。侦知是当地伪守备队出动抢麦，未发现我部队，旋即撤去。傍晚，我队伍向正北行军约五十里，返回到冀县东北边界赵祥屯住下。这里处在冀县、衡水、枣强三县边界，群众多参加会道门，家家户户都设坛摆供，信佛奉道，情况复杂。为防有敌人坐探侦察我军，我队伍改称十八集团军北上抗日挺进支队，刻了个新图章，在村里征用粮秣以后，即盖章发给凭证，一是为了平衡群众负担，二是为了迷惑敌人侦察。一般在村只住一日，即作长距离大迂回转移。 六月七日夜，我们顺着冀县北部边界向西北行军，跨过平大公路，到冀县西北边界窑洼村宿营。 六月八日夜，部队顺冀县西北边界西渡滏阳河，到冀县与束鹿交界的东西堤北村。这里处在冀中根据地和冀南根据地的分界线上，我军作出返回冀中六分区的样子。 六月九日夜，我们转弯南下四十里，转移到冀县属与新河县交界的滏阳河北岸南顾城村。行军路上时有枪声，据说是会道门“二坎会”给敌人报告的信号。 六月十日下午，我们发现敌情，傍晚紧急集合，南渡滏阳河，顺着冀县与清河、南宫的边界向东南翻过平大公路，夜行军七八十里，转移到冀县南边的吴吕村(吴家吕)。至此，我们整整围绕着冀县东、北、西、南四面转了二三百里的一个大圈子。 六月十一日上午，吴吕村东面约七八里一带村子发生激烈战斗，枪炮声像狂风暴雨，天空有敌人的飞机盘旋。侦知是日伪军“扫荡”冀南根据地这一带地方，同冀南的部队遭遇，而且打得非常激烈。吴吕村是在三角公路间的一个孤立村庄，有围墙，我即筑好了工事，部署战斗，严阵以待，准备同敌人打一白天。结果敌人没有到这个村里来。我们在吴吕村休息了一天，傍晚冀南军区的一位机要科长在反“扫荡”中掉了队，带着密码找到我们司令部就同我们司令部一起活动。这个同志对冀南的情况比较熟悉，成了我们的向导。 为了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我们根据冀南军区机要科长提供的情况，当晚从吴吕村出发，继续行军南下，越过南宫县全境，向威县境内的掌史村转移。这个村庄位于威县的北部，有围墙，群众基础好，据了解当时敌人没有建立据点。 六月十二日，我队伍进到掌史村时，正是农家做早饭的时候，刚进村就听见狗叫、枪响。在这里，我们和敌人发生激烈战斗。 在这一阶段，敌人虽然气势汹汹，嚣张残暴，但仍然受到我军沉重打击。 六月六日，在无极西北十二里的李贵子的战斗中，日伪军各五百余人，并配有大炮四门、迫击炮一门、掷弹筒八具，于上午十一时向二十二团进攻。二十二团以一个连的兵力，顽强战斗，血战至晚九时撤出。日伪军伤亡一百八十余人，我伤亡三十二人。 六月九日，深县宋庄发生战斗，创造平原村落防御战的光辉范例。 留下坚持斗争的部队，都顽强进行战斗，予敌以较大杀伤： 六分区深南战斗，毙伤日伪军近千人。束冀、滏阳河战斗，敌伤亡五六百人。 八分区肃河公路战斗，毙伤多名敌人。 各地游击队也曾展开激烈战斗。 这一阶段持续时间较长，到六月下旬，敌“扫荡”主力部队才开始逐渐撤退。至六月底前后，“扫荡”战役基本结束，七月即转入全面“清剿”。 从五月一日到六月底，在两个月的反“扫荡”中，我军共作战二百七十二次，击毙日伪军三千八百九十一名，击伤日伪军七千五百二十一名。我伤亡指战员四千六百七十一名，区县游击队损失五千三百余人，被杀害、抓走的群众达五六万人，使冀中平原“无村不戴孝，到处闻哭声”。 第97节:遭遇(1) 遭遇 在“五一”反“扫荡”中，敌人以优势兵力四面出击合围，我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避实就虚，不和敌人硬拼，突破敌人包围圈，转到外线作战是正确的，必要的。八分区、骑兵团、抗大三团、三十二区队等，没有及时转到外线，损失很大。 骑兵团于一九四年秋天成立，部队经过训练，发挥灵活、机动的兵种特点，执行侦察、警戒和作战任务。它战斗在冀中平原，穿插于平汉铁路线之间，采取了长途奔袭、迂回包抄等战术打击日寇的侵略，共作战五十余次。比较突出的成功战例有夜袭安平县城等。此外，骑兵团还完成了运输物资、护送领导机关过敌封锁线和帮助群众生产等项任务。在坚持冀中平原游击战争中，曾显示了它的威力和作用。 团长马仁兴，河南省上蔡县人。自幼家贫，读了二年私塾，后为生活所迫从军，因作战勇敢，逐步升任班、排、连长。一九三四年当了国民党九十七军直属骑兵二十八团团长。为人耿直，嫉恶如仇，引起上司反感，以后不被重用。一九四年七月，朱怀冰在晋东南制造磨擦，向八路军进攻，马仁兴同志以民族利益为重，率部队起义，向朱怀冰反戈一击，并通电全国，揭露顽固派的内战阴谋，来到了人民军队，来到了党的怀抱。他是抱定献身人民的坚定信念投身革命的，起义时，朱怀冰先是企图以高官厚禄收买他，一看不成，便又把他七十岁的老母、妻子及两个女儿扣押起来。只有在兰州上学的儿子马乘风幸免。后来党组织派人把马乘风送到解放区，参加了革命，在骑兵团任通信参谋。马仁兴起义后，率领部队，经过艰苦行军，到了晋察冀边区。根据八路军总部命令，马仁兴所领导的原骑兵二十八团与冀中骑兵部队合编为晋察冀军区独立骑兵第二团，归冀中军区指挥。马仁兴用自己的革命行为，终于完成了人生观的重大转变，经政委芦克等同志介绍，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更加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率领骑兵团，纵横驰骋在冀中平原上。“五一”反“扫荡”中，他率领突出重围的骑兵部队，转移到冀鲁豫地区，调任二十七团团长，执行保卫冀中领导机关的任务。一九四三年八月转战晋绥，任晋绥一分区司令员。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奉命去东北，任保一旅旅长。一九四七年在保卫四平战役中，马仁兴任七纵十九师师长。他亲临前线指挥，不幸壮烈牺牲。 “五一”反“扫荡”前夕，军区派交通科长李健到骑兵团一起参加反“扫荡”活动。李健在军区工作时间久，对冀中敌情、地形非常熟悉，在反“扫荡”中帮助马仁兴做了许多工作。 敌人“扫荡”开始后，正在执行破击深安路任务的骑兵团决定：为减少目标，便于机动，相机打击敌人，马仁兴带一连、特务连、侦察连，政委汪乃荣带二连，在深安路以东活动。曾两次深入到安平城附近，以声东击西的方法迷惑打击敌人。副团长宋辅廷带三连，参谋长卜云龙、政治处主任杨经国带四连，在深安路以西活动，穿插在敌据点与县城之间袭扰敌人。 五月十一日夜，各连集结到武强县沙洼村，准备召开干部会，总结和布置反“扫荡”工作。十二日上午九时，武强、饶阳、深县、安平的敌人一齐合围上来。至下午一时，以汪乃荣带的二连进行阻击，其他部队利用交通沟，分别向西南、西北方向突围。这时地面上有一千多敌人，空中有三架飞机轰炸扫射。突围的部队，除马仁兴带的一连、特务连、侦察连未受损失外，其他各连，特别是担任阻击任务的二连，人马伤亡很大。 第98节:遭遇(2) 五月十七日，马仁兴和李健带领的一连、特务连、侦察连转到滏阳河以东地区，我让他们立即带队返回深、武、饶、安腹地，进行战役侦察，具体任务是：一，继续坚持战斗，了解情况。二，找到各分区领导干部，传达军区指示，主力部队向路西山地转移。经过连续行军、战斗，五月二十日左右，他们先后在深县、安平、饶阳县境内找到了七、九、十分区领导机关，传达了军区的指示。 宋辅廷带的三连，自武强沙洼突围后转到博野、蠡县一带。五月二十日左右在蠡县跑曲村与敌遭遇，部队受到了很大的伤亡，马仁兴的儿子马乘风牺牲。五月下旬又转到任河地区，部队仅剩四五十人。一天晚间与马仁兴所带部队相遇。当宋辅廷把马乘风牺牲的消息告诉马仁兴时，他忍着失去惟一亲人的内心的悲痛，继续研究作战行动，在场的同志都深受感动。马仁兴拨了一个排给宋辅廷，以充实二连的战斗力。 马仁兴带队又转到深县地区，找到正在那里坚持斗争和做收容工作的汪乃荣，研究决定：马仁兴带队继续执行军区交给的任务，汪乃荣带队仍在当地坚持斗争，把失散的人员、枪支、马匹收容起来。在六月初的一次战斗中，汪乃荣英勇牺牲。几天后，总支书记高尚勇也在战斗中流尽最后一滴血。 卜云龙和杨经国带领的四连，自武强沙洼突围后，在肃宁和高阳一带多次与敌相遇，敌我力量悬殊，部队损失很大，杨经国牺牲。当我听到这一噩耗，尤其感到哀痛。经国同志是贵州人，一九三七年初由北方局派到六九一团做党的地下工作。牺牲时才二十多岁。孙犁有篇小说叫《小胜儿》，主要就是写的骑兵团，写了杨经国，是写得很真实的，写了杨经国热情待人，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以身作则的模范行为，写到他的牺牲：“在五月麦黄的日子，冀中平原上，打的天昏地暗，打的树木脱枝落叶，道沟里鲜血滴滴。杨主任在这一仗里牺牲了，炮弹炸翻的泥土，埋葬了他的马匹。”孙犁的这篇小说作于一九五年，所写事迹也是他听人述说。这也说明，过了八年，冀中的人民还深情地怀念着骑兵团，怀念杨经国。我也总想写一篇关于经国同志的文字，以寄托我的哀思，并纪念我们共同战斗的岁月。 杨经国牺牲后，卜云龙带着四连所剩的少数人马，几经转折，找到马仁兴，以后他们就在一起活动了。后来随军区转到冀鲁豫军区，与当地骑兵合编为骑兵营，就拨归冀鲁豫军区了。卜云龙任营长。骑兵团的番号，自此取消。 反“扫荡”开始后，八分区机关和部队，根据上级的指示及对当时情况的判断，预见到了敌情的严重性，实行分片指挥与集中领导相结合的部署。司令员常德善和政治委员王远音带分区部分机关及二十三团二营，直接指挥三十团、二十三团团部及一营，在深、武、饶、安地区转战，并负责指挥全分区部队反“扫荡”作战。副司令员孔庆同带小部分机关人员在任、河、大地区活动。参谋长李弗畏带部分机关人员和警卫营，在献县、交河一带，负责指挥该地区部队的活动。这样部署，既便于就地指挥各部队反“扫荡”作战，又可以避免指挥机关过于集中，在不利情况下受挫，以保存有生力量。 根据这一部署，“五一”反“扫荡”开始时，常德善、王远音率领的部队，先在饶、武、献地区商店、豆店、皇甫、堤南村一带活动。后又往返活动于滹沱河南北两岸地区三角、镇上、刘传、瓦钟一带，及子牙河、滏阳河两岸地区。后又向西转到大尹村、长刘庄、傅家佐一带，并准备相机在深、武、饶、安中心地区的敌情缓和后，重返该地区，打开局面，恢复地方工作，稳定群众情绪。五月中旬，曾经在饶阳城西渡过滹沱河到达饶安路附近的支窝、南北京堂一带，但未能站住脚，发现敌人不是短期“扫荡”，而是长期“驻剿”，修公路，筑炮楼，挖封锁沟，建爱护村，准备长期据守。于是，他们又重返滹沱河北。但此时敌人已初步控制了深、武、饶、安地区，并将其主力分兵部署在滹沱河北、河肃路周围地区。此时，二十三团团部率三营在滹沱河北张岗一带遭敌合击，损失严重，团长谭斌及三营干部全部牺牲，仅团政委姚国民带少数人突出重围，与仍在饶阳、献县地区坚持活动的一营会合。分区当即决定向任、河、大地区转移。至五月底，根据军区指示，决定除三十团留下坚持武装斗争外，分区机关大部、二十三团全部立即外转。 第99节:遭遇(3) 于是，常德善、王远音率二十三团二营再次从任、河、大进入河、肃地区，计划与三十团联系后，即行外转。三十团因在饶阳县五公村遭敌合围，损失严重，电台坚壁起来，与分区失去电信联络。 六月七日，常德善、王远音率队急行军过河肃路进驻湾里、泥马头一带，与三十团取得了联系，计划八日会合。此时，八分区已通过电台与九分区及军区沟通联系，掌握了敌人对河、肃地区定期合围、“张网捕鱼”的准确情报。常德善是一二师的一员战将，是我亲自向贺龙同志要来冀中，他有丰富的战斗经验。经过分析敌情后提出：看来敌人将有大的行动，有重点合击河、肃、饶、献边界地区的迹象，因此要赶在敌人行动的前面，今夜迅速跳出包围圈，转移到子牙河东去。王远音则从政治角度考虑，认为子牙河东是游击区，群众基础不如老根据地。再说，敌人一来就转出去，会有不好的反映，不好向群众交代。常德善说，现在是敌人以优势兵力合围“扫荡”，捕捉冀中领导机关和主力作战，跳到敌人包围圈外去，这是游击战争的常事。不然，万一领导机关和主力受了损失，就更不好向人民交代。到最后，常德善还是尊重了政委的决定权，向河肃公路中段南侧薛村、顶旺、荆轲一带转移，这里属肃宁县，是老根据地，群众基础很好。 八日拂晓，部队到达宿营地，正在布置岗哨，构筑阵地，即发现河间县梁家村方向河肃公路上，有敌汽车纵队的长串灯光，侦察员也同时报告：敌人是从沧州经河间而来，有汽车五六十辆，敌人下车后正向我驻地方向推进。与此同时，肃宁、献县、臧桥、饶阳方向的敌人也纷纷出动，很快便形成了对我包围态势。晨五时左右，战斗先从东北方向三十团驻地顶旺村打响，继而西南方向战斗也激烈起来。分区机关在常德善、王远音率领下且战且走，向河肃路北突围。二十三团二营全力掩护。部队虽突过河肃路，由于地形开阔，敌骑兵和车子队从两侧迂回，侧击堵击，常德善立即指挥部队猛冲上去，原想出敌不意，冲开缺口，利用道沟，转移到公路以北去。不料日军有纵深包围，用密集火力封锁了道口，几次冲锋都没有冲出去。常德善决定分路突围，他亲自带一个连的兵力，冲击西南肃宁方向的敌人。但敌人的包围越来越紧，火力也越来越猛。常德善右脚被打伤，身上多处挂彩。这时，他命令警卫员把携带的文件和自身带的文件一同销毁，并亲自抓过一挺机枪来点发射击，把冲上来的敌人一个个击毙在地。他命令机要员、电报员脱下军装，穿上便衣，和地委干部分散突围。一些人突出去了。常德善的左手又被打伤，他用肩膀顶住机枪继续射击，又命令警卫员胡德兰冲出去，到白洋淀，找地委书记金城报告。敌人的机枪射中他的头部，当即牺牲。王远音因腿部受伤行动困难，为不被敌人俘获，即用手枪自杀殉国。部队失去指挥，在敌人紧紧追逼下，形成各自为战，分散突围，与敌交错混战。直至黄昏，敌人撤回据点，我军失散人员才乘夜间分别集结，分为两部：一部一百多人并携电台，由作战股长晓冰、机要股长张庆丰、电台队长屈培壅带领转到任、河、大地区，与副司令员孔庆同会合；一部由宣传科长张迈君率领，返回河肃路南，经献县转到子牙河东，过津浦路到达冀鲁边，与参谋长李弗畏、政治部主任张逊之会合。二十三团一营随后也渡过子牙河，穿过津浦路转移到冀鲁边，在盐山县东圈子，与天津及沧县、东光、南皮之敌两三千人激战一整天，杀伤敌五六百人，于黄昏突围。副团长赵振亚、政治部主任孟庆武英勇牺牲。余部由营长刘江亭、副教导员王守仁等率领，在冀鲁边与分区李弗畏、张逊之会合。这部分机关、部队，奉命在八九月返回八分区，继续坚持游击战争。 薛村战斗后，群众用棺材盛殓葬埋了烈士们的尸体，发现常德善的身上中了二十七颗子弹，只太阳穴部位就有三处。常德善是山东峄县人，家庭贫苦，两岁时父母双亲即去世，从六七岁开始就给人家放猪放牛。一九二九年十七岁时参加红军。开始给关向应当勤务员，后当警卫员。继而在警卫团升任排长、连长、团长等职，作战机智勇敢。贺龙曾说：“在湘鄂西转战时，一次常德善把我背扶出来，把余秋里扛出来。常德善身挂重彩，身上带着三颗子弹，打起仗来非常骁勇，真可谓，没有常德善，就没有余秋里和我贺龙。”长征中，常德善任红六师参谋长，担任阻击敌人追击，掩护主力前进的任务，立下不朽战功。一九三九年随一二师到冀中，在平息柴恩波部叛变中，战绩卓著。任八分区司令员后，在历次反“扫荡”和任河大战役、青大战役中，都以机智果断的指挥，沉重地打击了敌人。他在八分区干部、战士中，享有极高的威望。建国后，常德善的遗体移到石家庄华北烈士陵园，贺龙同志亲自写了碑文，盛赞常德善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人民军队的坚强干部，功勋卓著，业绩永存。 王远音“七七”事变前，是北平的中学生，“一二九”运动中的骨干，地下共产党员。抗战爆发后，参加组织北平西山游击队，后到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任政治部副主任。精明干练，善讲善写，是当时人民军队中优秀的知识分子干部。 三十团政委汪威，是经过长征的优秀红军干部，曾在八路军总政治部任政治科长。薛村战斗中，他指挥三十团警卫连(又称青年连，全部是十六七岁至二十岁的青少年)，与敌顽强拼搏，全连壮烈牺牲，汪威也壮烈自杀，以身殉国。副团长肖治国、总支书记沈笑天，二十三团二营营长邱福和，分区侦察股长杨克夫等，均在战斗中顽强作战，英勇牺牲。 薛村战斗，教训沉痛。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中央军委为此作出决定：改变部队中政委最后决定权的规定，在战争中的军事行动，统一由部队军事首长最后决定。 第100节:宋庄战斗(1) 宋庄战斗 宋庄位于深泽县东北十五里，约有四百户人家，在冀中平原上算是一个中等村庄，南北长约二里，东西宽约一里，分南北两部，称南北宋庄。北部大，南部小，相距不过五十米。每座院落都有土坯墙围着，并且挖有地道。这是个有利于进行村落战的村庄。二十二团两个连和藁无大队一部驻北宋庄，警备旅一个连和晋深极大队一部驻南宋庄。几支部队六月九日凌晨三点多到达以后，就积极地准备迎接残酷的战斗。 二十二团团长左叶带领各连连长察看地形、划分任务、制定作战方案，团总支书记贺明召集各单位的指导员布置政治思想工作，提出口号：“战前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多挖一锄头，少挨一弹片”、“多节省一粒子弹，就多一分胜利”、“工事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不备”。接着，他们又同村党支部及村干部一起动员年老体弱的群众向村外转移。民兵和大部分群众都主动留下来，配合部队做战斗准备。有个名叫刘增义的中年盲人，也积极要求参加备战工作。拂晓前，一个从村里到村外的火力配系初步构成。工事是无形的掩体，叫壁里藏身，人身在墙里边，一般枪炮打不着。 清晨五点半，左叶和各级指挥员逐连检查战前准备工作。县区武装及民兵和宋庄的男女青年，都自动分散在各连参加战斗。 七点多钟，左叶在东北角一连阵地，发现敌人三十名骑兵，正顺着北冶庄头通往宋庄的道路，向北宋庄奔来。他命令部队作好战斗准备，加强东北角的火力。 北冶庄头距宋庄五里地，敌人越来越近，骑兵后面是大队的步兵。左叶走到机枪射手身边，要他先打值勤官后面的军官。待敌人距阵地三十米时，左叶向连长吴浚池一挥手，吴浚池大喊一声：“打!”顿时一挺重机枪、三挺轻机枪和一个掷弹筒，一齐开火，敌人值勤官后面的那个军官应声倒下马。接着，人仰马翻躺倒一片。活着的，都躲进道沟里。这时，机枪射击已经无效，掷弹筒向道沟里打了几发。敌人骑兵几乎全部被打死，步兵见此情景，慌忙将值勤官后面的那个军官抢走。原来这个军官，是敌人真渤特区新任司令官坂本旅团长。六月八日，敌人得到宋庄北十里的西固罗附近有八路军大部队的情报，便派主力半夜出动准备袭击。九日晨赶到西固罗，结果扑空。后由坂本带着一个由三个日本人组成的参观团，在所谓“确保区”参观。一路说说笑笑，指指画画。虽然也利用道沟行进，但骑在马上，身体还是露在沟外。刚一接近宋庄，即遭我伏击。 几分钟后，定下神来的敌人开始反击。这是一支有三百余人的精悍卫队，全新装备，战斗力很强。几次冲锋，死亡二百多人，不得不暂时停止冲锋，改用火力严密封锁宋庄。 这时，正在附近“扫荡”及各据点的伪军，得知宋庄发生激烈战斗，陆续增援上来，分别从东、北、西三面包围了宋庄。在这种情况下，我军是可以突围的。但突围后，要在碉堡林立、公路如网、大兵尾随的野外与敌人作战，这样就失去了村落的依托。因此决定暂不突围，利用宋庄的坚固工事和地道，狠狠打击和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以挫其锐气，争取主动，待到天黑再行突围。 第101节:宋庄战斗(2) 交火仅两个小时左右，我军即打退敌人多次冲锋。近中午十二时，在一、二连接合部，又与敌人展开激烈的争夺战。从无极、安平、饶阳等地赶来增援的敌人，气势汹汹地叫着蜂拥而上。我们的战士则严格遵守三不打的命令，即敌人不到五十米以内不打，不是成群敌人不打手榴弹，不发动集团冲锋不用机枪打。沉着应战，充分发挥近战的威力。到下午两点，已打死打伤敌人八百余名。 下午三点多钟，敌人将进攻的重点转移到南宋庄。我军顽强抗击，打退敌人多次进攻。但因兵力较弱，敌人攻进南宋庄，我晋深极大队向南突围出去，警备旅所属部队退至北宋庄。于是敌人对北宋庄的包围圈逐渐缩小起来。 战斗进行了九个小时，北宋庄村边的工事在敌人炮火轰击下，大部分被击坏，不少战士是几次从被埋的土里爬出来又继续战斗。敌人的援兵还在不断地从四面八方车运到宋庄，兵力已有两千五百多人，使用的各种口径的炮就有数十门，掷弹筒几十个，轻重机枪百余挺，还有瓦斯筒等。敌人想凭借南宋庄一举攻克北宋庄。 下午七时左右，敌人发起最猛烈的进攻。枪炮同时射击，九十发各种炮弹同时炸响。北宋庄村里、村边硝烟弥漫，弹片横飞，砖头瓦片腾空而起。我军指挥所也随之频频颤动，情况严重。因为炎热和干渴，许多人嘴唇都裂了一道道血口。许多群众冒着敌人的炮火，给隐蔽部的伤员端水送饭。 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县、区武装和民兵，尤其是女民兵更不示弱，从始至终同主力部队并肩作战。 天快黑了，各连阵地几次三番争夺。疲惫干渴的敌人几次到井边推水车，都被打退，水没喝上，还白搭上十几条性命。多次爬上墙头的敌人，都被我战士刺刀捅了下去。为了在天黑前有所建树，敌人还在从各处调兵。深泽据点的敌人几乎倾巢出动。但锐气已大减，一个小队长看到伤亡惨重的情况，失去了再次冲锋的信心和勇气，迟疑不前，以致被他的上级枪毙。其余的也都是在指挥刀的威逼下向前冲，但一到长官看不到的地方，就把子弹埋在土里往回跑。还有的在下级军官的默许下，干脆把子弹埋在道沟里，以免再次冲锋。 至天黑前，我军共打退敌人近四十次进攻。 晚上八点，左叶和贺明召集各级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及县区领导，讨论布置突围。突围的时间定在零点四十分。突围后，以两个“起花”为号，第一个集合点为西内堡，第二个集合点为东内堡，最后会合到定县的赵庄。将伤员抬进地道里，留下医护人员及药品和足够的给养，封闭地道口，做为伪装。 敌人还在盲目打炮，并围着村子点起篝火。零点四十分，我部队、区县武装、民兵群众从村东北角的墙缺口向西北方向突围。当我大部分人马已经突围出去，这时敌人才发觉。我到达东内堡的部队，按预定信号，点燃起了“起花”。不久，最后突出包围圈的部队，也点燃起了报信的“起花”。 敌人以为夜间突围的不过是八路军的小股部队，主力仍被包围在村中。六月十日天一亮，敌人对宋庄又发动了进攻，按正规战法，先做火力准备，经过长时间炮击后，统一指挥，举行大规模集团冲锋。从保定增援来的八百多名敌人也赶到参战。敌人从四面八方向村里进攻，主力则从村东向西夹攻。打到十一点，才发现是自己打自己，村子是空的。于是敌人气急败坏，放火烧了村中的房子。最后拉着一车车尸体走了。 宋庄战斗打死打伤日伪军一千二百余人，其中打死日军六百多人，伤三百余人，打死打伤伪军二百余人。这次战斗，我阵亡三十二人，伤四十一人。我在战斗中，共消耗手榴弹二千一百三十余颗，步枪子弹仅千余发。这主要是因为以手榴弹与刺刀打近战，子弹消耗较少。 宋庄战斗后不久，敌人召开了坂本旅团长及阵亡将士追悼会，会上宣布，日军伤亡九百六十人，并说歼灭冀中主力兵团三千人——这真是弥天大谎。 宋庄战斗，对附近敌人是一个沉重打击。马堡日军一个中队长，曾带着他的部队参加攻打宋庄，回去时，一个中队只剩下二十八人，他自己由于精神上的恐惧而自杀，有七个士兵在向东方膜拜后自杀。定县子位炮楼日军的一个小队参加了宋庄包围战，回去的几个士兵竟互相埋怨而火拼。据说，还有一部分从南洋战场调回来不久的日军，参加了这次战斗后叹气说：从来没有打过这样苦的仗，一个村庄的争夺战，“皇军”竟损失了这么多人，真不值得。 十一日，二十二团到达北冶庄头，一部分人回宋庄挖开地道口将伤员、医护人员接出来，并找到在突围时仓促掩埋的连长吴浚池等人的遗体，重新安葬。 宋庄战斗的影响极为深远。那一次修筑防御工事，创造了新的经验，把散兵孔挖在墙下面，墙内外各一半，墙里的半边孔用砖垒边，盖板覆土。敌人炮击时，战士们就到散兵孔的墙内一侧躲避；敌人冲锋时，他们就到散兵孔的墙外一侧阻击。程子华同志常常说起，解放战争中，他指挥著名的塔山阻击战时，就运用了二十二团在宋庄构筑工事和作战的经验。蒋介石先后调了十多个师增援锦州，甚至将以拼搏著称的广东军队九十五师调来，但是伤亡惨重，始终没有越过塔山一步，保证了东北野战军主力攻克了锦州。 第102节:掌史战斗(1) 掌史战斗 六月十二日，冀中领导机关进到掌史村后，做后勤工作的同志，马上筹集粮秣，分房子，炊事员抓紧安锅做饭。战斗部队以连、排为单位进入阵地，堵寨门，筑工事，做战前准备。各排三个班作纵深配置，前边一个班每人挖一单身掩体，后边两个班挖交通沟，纵横相连。前沿用蛇形沟壕把村子围起来，后面纵沟通到住房院落；院子里边，在夹道矮墙下掏开小洞，把各个院子连起来。当时我同黄敬、沙克、卓雄、张学思同志商量后一致认为，白天不能行动，队伍这样大，非战斗人员这样多，一行动就会被敌人打散，只能固守村庄，等到晚上才能突围。于是我们决定：在敌人打上来以后，只用步枪、手榴弹还击，不准使用重武器，以迷惑敌人，让敌人摸不清底细，待突围时再使用重武器。 正是吃早饭的时候，突然枪声响了，有步枪、手榴弹，还有敌人的轻机枪、空中炸和掷弹筒，我前沿阵地已经和敌人接触，战斗打响了。 原来我部队通过的这一带地方，是敌人控制的平大公路东侧十里以外的地方，这一带虽然敌人据点较多，但不被敌人所注意，守备力量薄弱，多是一些伪治安军、还乡团等杂牌部队。据说敌人正向各村派夫修岗楼。我军进村以后封锁消息，民夫不能去了，敌人哪肯罢休，立即派三十多个伪军、伪人员，大摇大摆地来村催要民夫。我前沿值勤部队，见敌人送上门来，就想吃掉。不待请示，一阵步枪、手榴弹，把敌人撂倒一批；接着一阵追击，把敌人赶到据点附近，消灭了一大部分。可是我军也暴露了目标，和敌人接火了。 我们对值勤的团、营长进行了批评，不该追击敌人，暴露目标。可是，既然和敌人接触上了，在这一带村庄，群众没有破路，在大平原上不好隐蔽行军，白天不宜转移。如果暴露我们是冀中领导机关，那就更麻烦了。所以，只好决定和敌人打“蘑菇战”、“顶牛战”了。 我们命令部队进入工事，加固工事，如敌人再来，要沉着应战，近打、小打，用密集的步枪和手榴弹进行还击；不是情况紧急不要打轻机枪，打轻机枪也要尽量点发，不要连发；没有上级的命令不许出击；不许用重机枪和迫击炮；一方面节约子弹，一方面“装孙”示弱，不让敌人摸清我们的实力。 敌人万没有料到会有我主力部队插到他的鼻子底下来，立即纠集了三四百人，趾高气扬地前来报复。却又被我一阵步枪、手榴弹和点发机枪给送回去了，抛下了百来人的尸体。 敌人吃了亏，重新集结力量，在一小时以后，又连续进行了三四次冲锋，气势一次比一次凶。估计敌兵力达到千人左右，发射炮弹百余发。可以看到日本大小头目穿着白色衬衣，挺着肚皮，抡着指挥刀，哇哇嚎叫，逼着伪军冲锋。 第103节:掌史战斗(2) 我部队憋着劲，先用稀疏的步枪逗弄敌人，等敌人进入我阵地前二三十米的地方，则以密集的步枪和手榴弹歼灭敌人，一直战斗到中午，敌人都未能近前一步。 中午过后，敌人见强攻不行，便开始施放毒气。我们的战士都会用抽小烟袋的办法防毒(当时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种办法)，而且毒气在空旷的田野上很快消散，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因为我们住的村子有三百多户人家，居住面积二三平方华里。敌人的毒气弹数量不足，覆盖不了这么大面积。同时，这天有三四级的西南风，毒气是停留不住的。还可以找些大蒜捣烂，涂在手巾上捂着鼻子，或用尿和凉水把手巾沤湿，捂住鼻子。 敌人连续打炮三四百发，兵力陆续增加到一千几百人、两千多人，连续冲锋五六次。敌人欺我火力弱，竟嚣张地窜过来夺我战士的枪，我前沿阵地有的地方被敌人摧开缺口，敌人冲到村边围墙来了。我作战部队坚持顶到下午四点钟，几次请求使用重武器还击敌人，我们硬是压住不准用。 傍晚时分，我们分析敌情，战斗虽然打得非常激烈，但是敌人没有使用飞机，说明敌人没有高级指挥组织，只是当地守备部队联合作战，估计敌人再增兵，把威县周围的南宫、清河、丘县、广宗、平乡、巨鹿各县的敌伪军都调来，也不过三千多人，我军能够抵挡，并有把握重创敌军。 于是，我们下令使用重武器猛烈还击。刹那间，我们的迫击炮、轻重机枪、手榴弹、步枪齐发，集中火力射击，一下子把敌人打懵了，敌人摆在明处的炮兵阵地也被打哑巴了，再也组织不起来新的进攻。只听到远处的轻重机枪声和步枪声，一直打到晚九点我们准备突围，敌人伤亡三百多，我只伤亡四十六人(死亡不多)。 晚九点多，我们已将携带的文件、密码挖小坑焚毁，把伤员安置在老乡家养伤。分三路突围：我和沙克带一个营掩护区党委机关从掌史正东出村，准备沿着深四五米的自然道沟突围；张学思、卓雄同志带一个营从东南角突围；还有一个连在西北角佯攻，牵制敌人，掩护突围。这天晚上天黑地暗，伸手不见五指，只见敌人的步机枪子弹在我们脚下穿梭，又都是炸子，出村后找不到那条自然道沟。当我们冲到敌人跟前时，恰好敌人打了两发照明弹，帮了我们的忙，也吓坏了敌人。我们找到了准备突围走的自然道沟，敌人见我们这样大的队伍冲杀过来也都惊呆了，眼看敌人端着刺刀不敢动。我们借着敌人的照明跳进道沟，胜利突出重围。在突围中我军无一伤亡，只伤了一匹马，却拣了敌人的一辆自行车。在混战中，我军指战员身负重任，保卫军区首脑机关，格外严肃沉着，千军万马一条心。当我们冲出敌人重围时，大家都松了一口气，黄敬立刻风趣地对我说：“刚才那么多炸子来回穿梭，真像小金鱼儿。”然后又颇有感触地说：“经过这一仗我才体会到，一个指挥员的决心多么重要。” 第二天早五点，我们在掌史村东南威县附近的一个叫柳町的小村子休息，吃了饭。敌人龟缩在这个村子的碉堡内连枪都不敢放。 在这场坚守阵地、突出重围的战斗中，我军指战员都是英勇果敢，沉着应战，隐蔽力量，后发制人。敌人伤亡七八倍于我。我军一个团的兵力保卫了领导机关两千人安全突围，取得了反“扫荡”的重大胜利，受到了中央军委的电令嘉奖，誉为“平原游击战坚持村落防御战的范例”。第二天上午八九点钟，还听到敌人围打掌史村的枪声。据村里的群众说，直到他们摇举白旗高喊：“八路军早走光了!”敌人才敢停火进村，进村后野蛮地屠杀了伤员和许多老百姓。 十四日晚上，我们继续南下越过刑台——临清公路。过路后环境就大不一样了，敌人很少，除县城外，大片土地都没有敌人的据点，白天就可以大摇大摆地走。我们一直走到冀鲁豫军区驻地，受到了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苏振华等同志的热情接待。这里有濮县、范县，观城三个完整县在我们手里。看到这样安全平静的环境非常兴奋，我们就在这个地区休整了个把月。 第104节:向太行转移(1) 向太行转移 八月底，我们开始向太行区转移。这时警备旅在王长江、旷伏兆同志的率领下，经过北阳堡战斗，胜利突围后也跟军区机关会合了。这样一支大的队伍过平汉路，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冀鲁豫区对伪军工作做得深入广泛，我们有些干部都是利用伪军的关系掩护过封锁线的，像刘少奇同志那样重要的领导同志也是利用伪军关系掩护过路的。我们这支大部队也准备利用伪军的关系，争取“文过”。为了保证冀中领导机关和部队顺利地从安阳以北过平汉路，总部豫北办事处特派秘书李德成同志前来，带领冀中军区侦察科长原星和侦察排长杨万隆，进行化装，充作跑买卖的商人，深入伪军内部，与其头面人物接触，查明我预定进入路线的具体敌情、地形、道路、村庄情况，同时对预定过路点东西地段敌伪警卫、巡逻、火车运行等情况搞准。进入晋东南地区，无论从安阳以北或安阳以南过路，都要在越过卫河后便进入纵深很大的敌伪占领区，而且一定要在该区停留一个白天于黄昏后才能过路。这样，如何能稳妥地在敌占区停留一个白天是很尖锐的问题。这就要看伪军头面人物对我军停留一天的态度及其可靠程度。 卫河渡河点是由一个有三四十人的老土匪头子把守，基本上为我控制，能听从我指挥，思想上是倾向八路军的。过河后一村庄敌伪，实为联庄会，极为反动，抓住八路军即行活埋。再往前行，仍为联庄性质的伪军，其司令韩守业对我态度较好，住在辛村一带。最后是进入崔家桥的王自全司令部，王自全表现为两面派，实际是死心塌地的汉奸，被我释放的土匪头子。我军能否白天在敌占区通过，关键在此区，过路点也在该伪范围内。 原星他们一路侦察，顺利到达辛村韩守业处，将杨万隆和武器留下，原星和李德成去崔家桥王自全处。吃饭时，一个大圆桌，恰有八位各成双对的便衣来者，一对为共产党即原星和李德成，一对为国民党，一对为日本特务，一对为汪记国民党，互不招手，各自低头用饭，先后自行离去。当晚原星休息，李德成回办事处汇报。第二天，一个伪军带原星沿铁路进行侦察，那时该段铁路比冀中来说谈不到什么封锁，可谓太平之地。侦察中由北南行沿与铁路相并列的东侧土公路下行，遇到日寇机场骑兵排的巡逻队，这样，一眼看清了铁路西侧地形与有无工事情况。原星沿预定侦察路线完成后安返崔家桥。晚上，李德成同志从路西归来，说明办事处领导提出此路线宜慎重，对王自全要有警惕。于是他们一同见了王自全，对其晓以苏德战场开始大反攻，日寇的末日也快到了，我们来的是大部队，与以往人员不同，希尽力协助，为来日留后路，为抗日事业作贡献等。但王自全始终不保证在其区停留一天的安全，这样在关键问题上谈判没有成功。原星他们原路返回，作为北线侦察情况汇报，并建议：此线不够理想，距安阳据点敌太近，王自全又不应允白天停留一天无事，行军路途又远，过卫河后联庄敌伪可能至少鸣枪，则过早暴露我之行动，加之过路点虽然理想，进入根据地距离较近，但得翻越一座大山，综观利少弊多，万一出现情况回旋余地很小，卫河又成障碍，形成背水之势。最后我与杨得志同志商定，北线一案暂时搁置，即行进入南线侦察，最后经比较再选定过平汉路之路线。 南线之行，如同北线，一过卫河即属敌占区，但伪方情况单一，均属天门会(先天道)地区。该伪参谋长胡紫青是共产党员，这是一个很特殊的重要情况。于是，由原星和李德成二人前往，到达胡紫青家。李德成说明来意，并介绍了原星。胡紫青当即与原星热情拥抱，并唱起《国际歌》。原星赶紧劝阻，说现在不唱为好，胡紫青却说，在这个二亩半分地他说了算，绝无问题。谈到部队行动时，他说就在他这里住。至于行进路线，从此笔直一条乡村大道，直达汤阴县城北一条小沙河的铁路一孔桥下通过，故除一般巡逻警戒外，没什么护路沟，向导由他们派出，但仅能送到路口，那边他们就不行了。我们通过时他下令不让打枪，但我们过后，他们要乱打一阵子枪，以便向汤阴敌人表示一下，作个后事报。原星与李德成商量此线比北线强得多，利多弊少，主要是过路要从叛逆庞炳勋区和联庄区之间通过，同样翻越一座山，山势比北线的山要缓得多，距根据地稍远一点，但不会有较大敌情的威胁。 第105节:向太行转移(2) 原星和李德成把对南线侦察的结果，当面向我和杨得志同志作了汇报，确定冀中领导机关和部队循南线去晋东南。此后，进入行动前的准备。冀鲁豫地区党政军民继续给予各方面的关怀和物质方面的补充，最后还开了欢送大会。黄敬、徐达本和军区卫生部长顾正钧留冀鲁豫地区工作。警备旅、二十七团和一九四年讨伐石友三时留在冀鲁豫地区的原冀中军区十六团的半个团(另一半已去晋东南)共约五千人，沿南线向晋东南开去。 在卫河渡口，既用船渡，也采取徒涉。过河后，安抵天门会的浚县、滑县、汤阴三县地区，当日宿营于胡紫青家所在村庄。我还接见了胡紫青同志。事后，我让原星看胡紫青还有什么要求，原星转达后，胡紫青很受感动。他提出可否给他一点自卫武器和弹药，便给了他十枝马枪和一部分弹药。侦察队两个车子排的车子，过路后难以运行，决定除给冀鲁豫军区侦察队外，还有二十余辆，全部给了胡紫青。 秋高气爽，白天安然无事，当日黄昏后部队出发西去。原星带侦察队走在整个队伍的前面，后面便是沙克的先头指挥所。晚上走到汤阴，从铁道桥底下过的铁路。铁路旁有敌人的据点，驻守的都是伪军，通过关系让我们平平安安地过去了。过后岗楼上的伪军鸣枪送行，以应付日军。 过铁路以后到处是民团、大刀会，都挂着日本旗，伪军见我们人多势众，不敢打枪。碰到两个据点，伪军打枪不让过，我们派韩复东前往交涉通过事宜。韩复东带一个侦察员前往，我先头部队均已占领有利阵地，进行戒备，起了掩护支持作用。一会儿，韩复东回来了，谈好不入村，从村边路过。谁知部队正要行动，忽从右前方另一联庄村打来一阵冷枪，还有机枪扫射，正逢司令部老骑兵班长前来联络，不幸中弹牺牲。部队要还击，没有准许。这时，忽见三架日式轻型轰炸机沿我东侧由北低空南飞，更增加紧张气氛。如强行通过，部队必须从两村之间沿山坡而行，完全暴露向敌面，并受夹击火力。警备旅政委旷伏兆建议，除加强对庞炳勋伪部的战斗警戒外，并由警备旅来对付联庄，部队可绕道而行。于是队伍迅速折返，沿小沙河沟向大山坡爬去。到半山腰处，忽见山脊一线站起不少人，难辨服色。即命原星派出侦察查看，如是我军白手巾挥舞，如是敌人立即还击。部队处于极为不利的地势地形上警戒着。待侦察人员到山顶时，白手巾挥舞，一块石头落地，原来是刘伯承、邓小平同志派来接应我们的一二九师新三旅。胜利会师后，大家非常高兴，互相拥抱。我们已经走了一天一夜，疲惫不堪，实在想睡觉。可是新三旅的黄旅长说，不行，附近就是庞炳勋部队驻地，一定要赶到涉县才能休息。于是我们又走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到了涉县。刘伯承、邓小平同志亲自来接我们，见面之后，刘伯承同志对我们顺利通过敌占区、封锁线，表示庆贺，并请我们在一个山上的庙里吃了一顿别有风味的丰盛午餐。 转天，彭德怀同志来看我们，和我亲切握手，并坦率地说：“第一个电报对情况估计不足，是我的错误，让你们绕了这么大圈子，路上辛苦了。”彭德怀同志热情、坦率的一番话，把我们一路上的劳累，驱散得无影无踪。 我们在总部期间，向北方局、总部汇报了冀中“五一”反“扫荡”、两面政权以及我们的策略、经验教训和冀中广大军民对敌斗争的光辉事迹等。 总结这一段反“扫荡”的经验教训，概括起来有这样几点：一、在敌人以优势兵力四面出击合围的情况下，我军避实就虚，不和敌人硬拼，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突破敌人包围圈，转到外线作战是正确的，必要的。我六、七、九分区部队转到外线，基本上没受损失；八分区、骑兵团、抗大三团、三十二区队等单位，没有及时转到外线，受到无可挽回的损失。抗三团的副团长王洗凡和六分区的团长张子元投敌了。二、敌人此次作战，是从多路出击围攻我根据地中心地区，我军区的行军路线则专走县与县交界、军区与军区交界，河流与公路、铁路两旁，这些地方敌人守备力量薄弱，往往不为敌人注意，不易形成包围圈，不致四面受敌。三、加强侦察情报工作，准确地了解敌情，作出机警敏捷的决定；严格保密工作，在四五十天的反“扫荡”中，几乎是夜夜行军，风雨无阻，长距离折角转移，使敌人摸不到我军的影子；在掌史战斗中，敌我激战竟日，使敌不知道我是什么部队；五万强敌的“铁壁合围”，也是枉费心机。四、对敌人这次“扫荡”的长期性估计不足是严重教训。对敌人长期驻军、搞“剔抉清剿”缺乏思想准备，在一段时间形成被动。 在反“扫荡”中，敌人虽然占有军事上的优势，但我以隐蔽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往往以少胜多，消耗其有生力量，使敌人付出重大代价。 第106节:回到晋察冀(1) 回到晋察冀 我们在总部住了一个月，除了汇报情况，总结经验教训，同时也听了刘少奇同志关于战略战术、统一战线、合法与非法斗争为主要内容的几次重要报告，全体干部、战士深受教育。 一九四二年十月下旬，敌人对太行地区也开始了大“扫荡”。我们就此离开总部，从昔阳、左权(即辽县)穿过正太路，回到晋察冀的平山、阜平一带。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五日，在阜平温塘召开晋察冀边区第一次参议会，我作为一名参议员，参加了大会。会议开了半个月。会后，我就回到当时的冀中军区驻地唐县张各庄。程子华同志当时是冀中区党委书记，又是冀中军区政委。 根据冀中军区一九四二年六月四日、十一日电报指示，十七团、十八团、二十二团、二十四团、二十九团先后转移到北岳区。六分区机关及警备第一团、二团、抗大第三团、骑兵团、回民支队先后转移到冀鲁豫地区。二十三团转移到冀鲁边区。原计划二十三团到冀鲁边区休息，但在盐山县东圈子村，遭到天津、德州、盐山一千三百余敌人的围攻。敌在四辆坦克配合下，向我发起猛攻。我军依据村落有利地形顽强坚守，前后打退敌人八次冲锋。敌人施放毒气后，我军撤至村内。敌人进村时，我又与敌展开白刃战，一直坚持到天黑。敌人纵火烧房，我军则冲出重围。战斗终日，杀伤日伪军六百多人，我伤亡一百六十多人，副团长赵振亚、政治处主任孟庆武同志壮烈牺牲。 第八、第九、第十军分区机关，大部转移到文安洼、白洋淀一带。 在“五一”反“扫荡”中，我冀中领导机关和一部分主力部队虽一度转到路西山区，但军分区以下党政领导机关和地方部队仍然坚持领导根据地人民抗日斗争，度过黎明前的黑暗，直到胜利。 六地委书记张逢时、七地委书记张达、八地委书记金城、九地委书记陈鹏、十地委书记刘秉彦(一九四三年春是旷伏兆)，于一九四二年七八月间，都在本地区开了会议，分析对敌斗争形势，传达贯彻冀中区党委和上级指示。根据总部彭德怀同志的指示：以武装斗争为主，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方针，确定对敌斗争的各项政策，以及组织形式、斗争形式和工作作风的转变。 一、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各地委书记兼各分区部队政委，各县委、区委书记兼县游击大队、区小队政委；各县长、区长兼县、区游击队大队长、小队长、原政委、队长任副职。统一指挥对敌斗争。地方机关实行精兵简政，八地委和专署主要负责同志和警卫人员精简到十至十五人，县、区党、政、群组织更为精干，逐渐分散活动，领导同志随武装部队活动，各部门干部紧紧依靠群众，隐蔽进行工作。领导干部按地区分工，地委书记金城负责饶、武地区；组织部长罗玉川负责青、建、交地区；宣传部长阎子元负责任、河、大地区；政府、团体分别派出干部参加各地区活动。地委、专署分散到县，分散到区，再分散到村。各工作人员都有自己的堡垒户，隐蔽工作，深入了解情况，及时研究对策，指导对敌斗争，比平时更能提高工作效率。七地委确定：分区机关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在东部活动，一部分在西部活动。地区武装三十六区队有三个连，一个连在安国县东南一带活动；一个连在新东县东南、藁无县东北一带活动；另一个连在深泽县东北一带活动；主力部队十七团的一个连在安国西南一带活动。各县的游击队由县委根据本县形势自行部署。 冀中区领导机关，根据党中央、晋察冀分局、军区对冀中区斗争的正确指示精神，灵活地运用于冀中区的具体实践中，对于冀中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不断地派干部回冀中作调查研究。一九四二年底派朱子强等人到七、九分区，对冀中的阶级关系变化作了半年多的调查研究。冀中行署在此期间也派人回冀中对伪大乡的工作进行了调查研究。冀中军区派参谋人员韩复东等回冀中对地道斗争进行了考察研究。从而，冀中区党委可以根据冀中斗争的实际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策略。 第107节:回到晋察冀(2) 特别是各地委、专署和分区机关，以及县、区的党政群机关干部，他们在环境极端残酷的情况下，身体力行，率领地方武装，采取各种斗争形式，稳住了阵脚，使混乱的局面很快得到扭转。他们承上启下，把党的正确方针政策和广大群众的斗争结合起来，产生了无比巨大的力量。群众在极端残酷和黑暗的统治下，看到了共产党，看到了八路军，他们就好像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他们对敌斗争的意志更坚决，信心更增强。如敌人“扫荡”深、武、饶、安八分区的中心区，十九天以后八地委书记金城同志带着电台和饶阳县委书记冀行、地委李国华等同志，一起在饶阳张各庄地委交通员王其善家，隐蔽地坚持工作。曾秘密召集县区干部开会，一面了解情况，一面布置工作，并在六月中旬派人寻找收容了很多干部战士。经过细致的工作安排，使党、政、群，县、区、村，恢复了活动。群众知道地县委领导仍在坚持未离开群众，对他们鼓舞很大。在党领导人民群众斗争中，共产党的支部起到了坚强的战斗堡垒作用。他们生活在群众之中，与群众共处险境，和群众形成了血肉关系。他们把群众组织在自己的周围，共同与敌人战斗，形成了一个战斗的集体，发挥着无穷尽的力量。深北县的西蒲町村党支部，就是许多战斗堡垒中的一个突出的支部。当敌人“蚕食”占领了他们村庄，在他们村建立了大据点，西蒲町村党支部就主动地改变了斗争形式，立即把支部转入地下，积极地派党员去当伪村长、伪联络员，派党员去任维持会长，担任敌人的自卫团长。西蒲町村党支部完全掌握了伪政权、伪组织、伪自卫队。敌人虽然表面上占领了这个村庄，党支部却使敌人陷入了灯下黑，敌人的各种侵略政策，我均能采取有效办法予以对付。党支部在据点内，发动群众破路，贯彻各项抗日政策，征收统一累进税，都能实现。党支部使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相结合，打击了敌人，壮大了自己。冀中区这样的战斗堡垒各个分区都有许多例子。在冀中人民与敌人斗争的苦难的日子里，共产党员是这些群众队伍中的中坚力量，他们带头拿起枪杆子参加游击队与敌人作殊死斗争，哪些岗位最危险，共产党员就出现在哪里。在“五一”反“扫荡”以后，两面应付是最危险的工作，一般地说，都是共产党员冒这种危险去当伪村长、伪联络员，被群众称为“在敌人刺刀尖上为人民站岗放哨的人”，“在老虎嘴里作战的铁人”。当时正是由于有了坚强的党的领导和顽强不屈的冀中人民相结合，使武装斗争这个核心与各种斗争形式紧密配合，我们才在强大敌人的全面占领与残暴统治下，度过难关，赢得胜利。 二、坚持武装斗争为主。武装部队也进行精干调整，提高质量。各县游击队保持五十至七十人，区小队保持三十人。改变连、排制为大班制，每大班包括军政干部共十八人，以班、组为单位活动。冬季，军区作出决定，主力部队也实行大班制，每连编四至五个大班，每大班包括政治战士共十五人至十八人；部队一律换军装为便装，分批回到根据地来，分散活动，坚持斗争。 随着组织形式的转变，部队的战斗形式、领导艺术、战术、战斗作风都随之转变，并有许多新的创造。部队行动一般在夜间，化装隐蔽，建立秘密侦察、岗哨，创造“村落隐伏战术”、“村落连环防御战术”。为防止敌人对群众报复，对敌人组织反合击，打敌人的屁股。在敌人据点、碉堡边沿打堵门伏击，打院落战、开门战、挑帘战。多打近战、夜战。实行“三速战术”，就是速战、速决、速转移，打了就走，积小胜为大胜。并把地道战和地雷战相结合，使敌人看不见，摸不到，出来就挨打，出来多，挨打多，使敌人心里怵头，不愿意、也不敢多出来。地道战作为群众性的自觉斗争，普遍迅速发展，地道工程质量不断提高，确实成为保护群众切身利益，保护领导机关和抗日力量，打击、消灭敌人的地下长城。 第108节:回到晋察冀(3) 以上各种战术的运用，取得了对敌斗争的一个又一个胜利。 一九四二年秋冬，七分区三十六区队先后在定南县的王村、钮店、侯家店、沙流村、富村，在深泽县的马里、高庙、方元、东西内堡，在安国县的崔章、安平县的马町等村，打各样的小战斗二十多次，歼敌三百多名，缴枪三百多枝。 一九四三年三月，八分区地方部队三个班，分驻文安县大铺附近三个村。敌人对我一个班进行包围合击，我三个班对敌反包围合击，战斗一日，将敌击溃，我部队安全转移。在公路上遇到敌人增援的汽车一辆，被我突然袭击，当即将敌大尉以下官兵十名全部消灭。 同年四月十二日，我定南县区小队化装袭击四合庄敌碉堡，俘伪军三十四名。 同年六月，在深南县大寺庄，我们一个连兵力，对六十余名进攻的敌伪军实行反合击，消灭敌人过半，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三十一枝，我无伤亡，安全转移。 献县游击队，从一九四三年春季开始，先是县大队和九小队在留路、段村截击从县城去往杏园据点的敌人，消灭日军九名，俘伪军一个小队，缴枪四十多枝。七小队在四庄伏击杏园据点出动的李麻子伪军，毙、伤、俘伪军十名，缴枪十枝。二、三、十小队联合作战，拿下禅房据点，消灭伪军一个小队，击毙铁杆汉奸、伪军中队长杨胖子。手枪队在七小队配合下，化装袭击窦阎庄据点，消灭伪军一个小队和警察分所，击毙伪队长，俘伪军、伪警五十多人，缴枪四十枝。县大队指挥手枪队，袭击商家林伪警察局，夺回粮食十几万斤，俘伪警三十多人，缴步、手枪二十五枝。这只是一个县游击队的不完全统计，不到一年中毙、伤、俘日伪军一百六十余人，缴获枪一百一十五枝。 反“扫荡”中，七分区最早产生了武工队的形式。第一个武工队于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三日在沙河南岸西城村枣树林里诞生。队长兼支书张英(继任潘纯)，指导员崔哲(七分区敌工科长)，武工队的成员主要是从分区敌工科、除奸科、民运科和警卫连侦察排、战斗团中挑选的，配备长、短枪，初成立时二十人。以后又增添了搞敌工、情报工作的能说日语的男女干部，扩大成若干分队。他们全部便装，隐蔽活动，插到敌占县城、据点、碉堡附近和内部去。任务是保护群众利益，保护抗日力量，侦察敌情，除奸反特，瓦解敌伪军，寻机袭击敌人，掌握伪组织，征集粮秣，宣传贯彻党的政策。武工队的活动给敌人很大震动，使之提心吊胆，昼夜不安。以后各分区发展了许多武工队，对坚持残酷环境下的抗日斗争起了重要作用。 三、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五一”大“扫荡”后，由于敌人凶暴的压迫、抢掠、屠杀、勒索，更加激起了全民族的同仇敌忾，扩大了统一战线的基础。在新的斗争形势下，区党委及时提出了统一战线工作的行动准则：国仇事大，私仇事小，要尽可能缩小阶级矛盾，照顾各阶层的利益。基本方针是：以宽大的统一战线政策，民族友爱同舟共济的精神，争取和团结各阶级各阶层中可能团结、可能争取的人共赴国难，反对日寇。冀中各地区根据这一方针，广泛团结抗日力量，调动各阶级各阶层的积极性。对爱国的上层人物，通过各种渠道，晓以民族、爱国大义，推动他们参加抗日工作，团结对敌，收到积极的效果。雄县小河岗地主王新，写了断指血书，交给抗联主任马健民，表示抗战到底。孤庄头地主刘树英，多次掩护抗日工作人员，成为堡垒户。在他们的影响下，雄县葛各庄、马回头、刘家堡、鸿城一带村庄，在开展抗日工作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涿县长安城的张成山(称三山一霸之一)，经过争取工作，协助我们与涿县伪军裴宏远建立了关系，与陶营伪保长王汉池、永定河东联庄会头目建立了联系，打开了我进入涿、良、宛地区的大门。大兴县高各庄伪大乡长韩天经帮助我们打伏击，截获敌人收缴联庄会的一批枪支，又帮助侦察敌情，袭击了长辛店敌人据点。安平县政府分区、分片召开全县士绅座谈会，讲形势征求意见，对团结各阶层人士参加抗日斗争，起了很好的作用。羽林村地主佟老佐，在极端残酷的环境里，分区、青救会的干部们经常在他家里隐蔽，挖了地洞，并在他家刻印腊版，分发文件，他家里的人放哨做饭热诚照顾，和大家亲如一家。 第109节:回到晋察冀(4) 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我党在抗战期间的基本方针。“五一扫荡”后，形势变化，斗争更加艰苦，如果不尽可能把一切可以争取的抗日力量，吸引并团结在抗日战线周围，共同对敌，我们就难于站住脚，武装斗争就会处于孤立无援地位，因此也就很难开展与坚持，根据地的恢复也就难于成功。 为了调动各阶级各阶层的抗日积极性，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十分区在恢复根据地的初期，特派马健民和白洋淀东四十八村高家场最有影响的高氏兄弟高万亭、高万秋、高万峰取得联系，利用高家的声望开展统战工作。通过高氏兄弟，和四十八村的许多伪大乡长、联保主任、保长等建立了关系，逐步地把伪大乡和保甲组织争取过来，把伪政权改造为两面政权，将四十八村变为十分区恢复根据地的站脚之地。在高氏兄弟的大力合作和支援下，在敌人严密封锁的大清河上，建立了高家场秘密渡口，专供我军和地方工作人员，进出大清河使用。此外，高氏兄弟还以商人的身份，在天津为我军购买了许多药品、纸张、子弹等军需物资，对恢复大清河北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直到土改时期，阶级关系虽然发生变化，但高氏家族，仍然接受我党的政策，主动将土地无条件地分给贫雇农，和我们保持统战关系。不幸的是高万亭于一九四七年，被国民党还乡团头子陈克远杀害。 一九四三年秋，十分区在开辟平南过程中，也曾通过上层联络工作与当地的地主豪绅进行接触，向他们宣传抗战形势和我党的政策。赵村的大地主、联保主任宋雅斋，石岱的大地主、联保主任贾秀山，河西陶营的地主王汉池等都答应合作抗日，主动将了解到的日伪军情况提供给我们，并为我们供应给养和款项。 发展上层统一战线，必须与武装斗争相结合，必须维护基本群众利益。我们打了胜仗，又有群众基础，上层统战工作就会产生更大效果。 四、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在敌人“扫荡”、“清剿”的严重形势下，迫使我们采取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相结合的策略。这种革命的两面政策，在“五一扫荡”前，已经在一部分地区实行；“五一扫荡”后，实行这种政策就更为必要了。而且经过实践的检验，证明对坚持残酷的抗日斗争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首先，是政治领域中的政权工作。敌人为确保他的占领区，普遍建立了乡、村伪政权，开始时期叫维持会，后改设伪乡长、伪村长和联络员。而我又必须设法掌握这些伪政权。为此，这些伪政权组织中的成员，必须基本上接受我之领导。具体做法，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经我党支部预先研究，确定了的合适人选，派进伪政权组织工作的；二是经群众推举本质好的人打进去；三是敌人安排的。前二类实则是为我抗日工作的；第三类人员，多数都被我教育争取过来，对于少数死心侍敌又屡教不改的，则坚决予以打击。因而，多数伪政权组织被我所掌握。伪保长、伪乡长实则是我们的地下村长，伪保公所就是我们的地下村公所，被称之“白皮红心”政权。其次，军事领域里的两面政策，主要是应付据点和岗楼的敌伪军。“五一”大“扫荡”后，敌人主要是靠据点、岗楼实行统治，由于据点、岗楼多为伪军，所以，我们的两面政策，实际上也就是开展伪军工作。采取打进去，拉出来的办法，强调“埋伏力量”，帮助被我掌握的伪军应付日军，让他实行两面政策。不少伪军在每次出发“清剿”前，就事先送出信来，或战斗时枪向高处打。一九四二年以后，敌人组织常备自卫团，我就动员党员去当团长、丁长，成为长期埋伏的骨干。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在和敌人进行合法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政治上，可以随时了解敌人的谋策和企图。联络员对我军情况，向敌人以有报无，掩护我隐蔽，或以多报少诱敌来袭，或以无报有、以少报多来威吓敌人不敢出动。还利用向敌人报告的机会，查获敌情向我报告。因此，我军虽处于敌人碉堡、据点、公路、沟壕的环绕之中，但我耳目聪明，要打则打，不打则隐。联络员还可带路化装袭击岗楼，也可以诱敌出动伏击敌人。军事上，可以给敌以沉重打击。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九日，我赵县一个区小队十名战士转移到焦家庄，该村“伪村长”、联络员向我报告，将有伪警察来村勒索钱、粮，并同我小队长商量好打击敌人的办法。我小队让联络员到赵县城门边去等候，听到我这里打响以后再进城去报告。伪警察果然来了，村公所人员表面殷勤接待，我小队战士突然袭击，不到四分钟将其击溃，伤俘伪警察五名，缴步枪四枝、手枪一枝，我无伤亡。此刻，联络员急忙进城向敌报告说：“我村住满了八路军。”敌人说：“你们，好好的，快叫他们(指伪警察)回来!”其实，这时战斗已经结束。经济上，可以公开地征粮、款，小部分给敌人，大部分供给抗日。给敌人的粮、款，还可通知我小部队途中截走。两面政策，在反敌封锁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担任护路封锁任务的伪军，忠于敌人的，我则专门予以打击。在其负责警戒地段，破路、割电线、填沟，使日军不信任他，惩治他。由此造成伪军最怕在他管辖的地段破路，于是和我们讲条件，只要不破路，?割电线，我们过路他不管。这样敌之封锁已成形式，我们常常是在“平安无事”的喊声下，顺利地通过公路。我采取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相结合的策略，其目的是逐步地消除伪政权，直到全部建立新的抗日政权。 第110节:回到晋察冀(5) 五、开展敌伪军工作。区党委和军区曾指示各分区、县设立敌工部，区委设敌工委员，负责开展敌伪军工作。利用敌人派夫抓夫，要青年受训的机会，派适宜的人选到伪组织中去，做秘密情报工作和争取分化伪军伪人员的工作。我部队和各抗日组织也利用各种机会做敌伪军工作，对俘虏的日军，争取教育参加日本反战同盟支部；俘虏的伪军，可能回去的，教育释放，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做好伪军家属的工作，让他们转告当伪军的人，要“身在曹营心在汉”，“不要做坏事，要改恶从善”，“要留后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武装部队夜间包围岗楼，向伪军喊话，进行形势教育、爱国教育，宣传日本必败，抗战必胜。宣传我对伪军伪组织人员进行考察，做好事的记红点，做坏事的记黑点，到抗战胜利，按功过论赏罚。对做了坏事的，进行“点名”批判、教育、警告。伪军伪组织人员最怕“点名”，怕指出家乡住处，姓什名谁，听到以后，提心吊胆。记黑红点的活动，先是在饶阳、献县、武强、安平等县开展起来，后来推广到了全冀中区，成为一种群众性的活动。这一活动的开展，对教育、争取和瓦解伪军，起了很大的作用。伪军就怕在自己的名字下面记黑点。因此，一般的伪军，行动都比较谨慎起来，不敢再到村里随便敲诈勒索。有的伪军为了给自己留后路，便争取在自己的名字下面记红点。有一次，饶阳城里的敌人出来“扫荡”，抓住了我们的一个区长，押送他的伪军，为了给自己争取记个红点，就用打假仗的办法，把我们的区长放了。 当然，伪军中也有顽固分子，像柴恩波、王凤岗等，他们都有一定的政治背景，坚持与我为敌，为害最大，难于争取。柴恩波一九三九年二月叛降日寇后，破坏抗日，作恶多端。王凤岗“七七”事变前当过小学教员，抗战初期组织联庄，后参加抗日部队，曾任过游击军七路指挥和分区特务大队副大队长。在几次整编中，对我党我军不满，于一九三九年秋和周文龙逃往涿县投敌。一九四二年又秘密加入国民党，更加坚决反共反人民。一九四三年秋，调任新城县伪警备队联队长，成为十分区西部地区的最大祸害，杀害我许多军政人员和群众，血债累累。对这种汉奸，就坚决予以打击。 我们的敌伪军工作，很有成效。许多伪军伪组织人员，主动秘密与我联系，送情报，表示愿接受我交给的任务，为抗日效力。 安平县傅各庄敌据点，经常驻敌伪军一百多人。我们派进三个同志做情报联络工作。把敌情弄清以后，我游击队确定拿下这个据点。在进攻之前，内线工作同志拉着敌人打牌，把敌人拖住。另一苏小红同志，年仅十四岁，他原是县游击队的侦察员，派到岗楼去当服务员。因他年岁小，敌人不注意，他到岗楼顶上，一枪打死站岗的哨兵，迅速盖好楼梯口，敌人不能上来取枪，接着扔下几颗手榴弹，敌人乱作一团。我游击队猛冲上去，把一百多敌伪军全部缴械，只几分钟工夫，干净利落结束战斗。 在深南县一次战斗中，我内线送出情报：敌人一混合部队出动，有三四十名伪军分作先头和后卫，当中夹着十八名日军。当敌人进入我伏击圈后，我让过先头伪军，截断后卫伪军，并向伪军喊话，令其躲开，专打日军。结果将日军全部消灭，伪军全部逃跑。这次战斗消息传出去，日伪军矛盾日益加深，大大降低了敌人的战斗力。 六、做好除奸工作。在敌人“扫荡”、“清剿”的残酷环境下，对一般伪组织人员，我们采取争取教育促其转向抗日的政策，但对那些死心塌地、效忠敌人而又屡教不改的铁杆汉奸，则采取“单打一”的办法，坚决镇压。除掉一个，就张贴布告，散发传单，公布其罪恶，以警告其他。 武强县小范镇伪联保长张全和，依仗敌人势力，敲诈勒索群众，作恶多端，屡教不改，并扬言：“八路军一万年也进不了小范街，也找不到我张全和。”我抗日政府决定把他掏出来再教育。派六名手枪队员趁黑夜进入他的屋内，他正在抽大烟，拒不听教训，并高声叫喊，只好把他当场砸死。第二天，抗日政府在小范镇贴出布告，揭露张全和的罪行和应受的处罚。另一个王庆增，是安平县投敌叛变的干部，投敌后，刺探我方情报，效忠敌人，破坏组织，罪恶严重。我游击队的手枪队，在傅各庄集上碰上了他，把他揪架出来，当晚枪决在两个岗楼之间。我方镇压汉奸的事情很快广泛传播，群众反映：八路军真是神兵，来去无踪，从天而降，投敌作恶，没好下场。伪军伪组织人员，听到消息，震动很大，各自暗中托亲靠友与我方联系，表示不做坏事。 第111节:回到晋察冀(6) 七、全面开展地道斗争。依托地道，保存力量，打击敌人。“五一扫荡”前，地道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五一”反“扫荡”后，我部队、干部的行动，则受到敌人的封锁沟、墙限制，住宿也受敌碉堡的环绕威胁，甚至在火力控制之中。冀中党政军民为了坚持斗争，保障自身安全，地道斗争又有了新的比较普遍的发展，特别是堡垒户、堡垒村的发展迅速广泛，其他各式各样的地道都有较大发展，据不完全统计有一百多种，结构也越来越复杂，不仅能隐蔽保护各类工作人员开展工作，保护群众的安全，提高对敌斗争信心，而且已成为能攻能守，武装部队依托它实行作战的可靠堡垒，终于发展成一种地道战的作战方式，成为冀中军民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一个重要条件。十分区为收容和救治伤病员，在米家务村还构筑了地道病房，除了胸腔大手术外，从战场救护、治疗、伤员的收容，都是在地道中完成的，有时也做一些比较大的手术。收容的伤员就安排到有地道的堡垒户中。有的利用地形地物作单人的地下病房，还有的利用夹皮墙作病房。这些地下病房，都设有气孔和后门，在紧急情况下，推开活门，就能将担架上的伤员送入隐蔽室。地道病房，对救治伤病员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九四二年秋，定南县委在土良村开会，被敌人一个营包围搜索，当敌人快到村边时，我参加会议的人员，全部钻进地道。敌人费了半天时间，始终没有找到地道口。敌人懊丧地撤走后，同志们便又钻出地道继续开会。一九四二年冬天，一次，日军在任丘县半壁店挖地道搜查我工作人员，先让伪军下去，被我工作人员打死。敌人气急败坏，向洞内灌水、熏烟、放毒气，我地方工作人员和二小队政委王志平等同志，依靠地道与敌人搏斗两天两夜，没有受损失。一九四三年春，敌人突然包围了石家庄，我住在这个村的县公安局长李小章同志，正在这里召开全区公安人员会议，干部们迅速地钻进地道。敌人后来发现了洞口，但不敢进去。他们用水灌、用烟熏，折腾了半天，因地道内有防水、防火、防毒设备，而且通风良好，能长时间地坚持，敌人的企图未能得逞。等到晚上，李小章同参加会议的同志安全转移。 八、利用水淀苇塘开展斗争。根据地形特点，开展斗争，是十分必要的。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一日，冀中区党委和军区，遵照北方局高级干部会议关于“建立以白洋淀、文安洼、大清河一带之苇塘为主的游击根据地，逐渐向外扩张，恢复与开辟工作”的指示，为适应残酷的斗争形势，积极地利用白洋淀、文安洼苇塘，保存革命力量，打击了敌人。“五一”反“扫荡”后，第八、第九、第十分区机关大部先后集中到白洋淀，以苇塘作掩护。十分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文新县以及附近县的党政干部，即活动在南北宽二十余里、东西长百余里以胜芳、石沟为中心的文安洼苇塘地区。随着环境的变化，八分区党政军领导人孔庆桐、罗玉川、阎子元，火线剧社、导报社和部分武装，以及储国恩领导的六十六大队等武装进入文安洼地区。一九四二年七月，敌人开始对文安洼地区进行“扫荡”，上有飞机轰炸，下有每隔十几米一股敌人的“扫荡”队伍进剿。文安洼地区党政军民，白天头顶芦苇，蹲在水里，晚上在小船上过夜，三天吃不上一口饭，以挖草根、掏鸟蛋、捉鱼虾，用清水煮着吃充饥，坚持斗争，经受住了饥饿和死亡的考验。第八、第九、第十分区司令部在困难时期都曾依托文安洼、白洋淀坚持斗争。安新县雁翎队和三小队利用白洋淀有利地形和敌人周旋，机动灵活地杀伤敌人。一次，雁翎队全歼了日本鬼子一个押运小队。当时流传着群众赞扬雁翎队的歌谣：“雁翎队是神兵，来无影去无踪，过去火枪打大雁，现在专打鬼子兵。雁翎队是神兵，鬼子不敢钻苇丛，苇塘里伏击战，打得鬼子叫祖宗。”“日本包运船，来回跑个欢，他把游击队，扔在脑后边，摇头摆尾奔新安。雁翎队来到王家寨，埋伏就在苇塘边，包运船来到，同志们心喜欢，队长盒子举，打得鬼子水里钻。”在王家寨第二次伏击敌人汽船，将日军小队长击毙。 第112节:回到晋察冀(7) “五一”大“扫荡”中，八分区在原有两个武工队的基础上，又以文安洼堤东滩里一带和贾家洼苇塘为依托，组织了以李东轩、吴刚、梁永太为领导的津南支队，开辟了静海县和津南小站一带地区的工作，除给敌伪组织以严重摧毁和逐渐建立我之政权组织外，并在天津市内开展了敌工、除奸内外线工作，发展了隐蔽斗争的力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为配合晋察冀军区冀西山区反“扫荡”，刘秉彦、旷伏兆率十分区四十三区队两个连和分区警卫连，长途奔袭津西敌重镇杨柳青。部队由苇塘肖家堡出发，经一夜行军，白天隐蔽在杨柳青西南五里的青纱帐里。八月十三日晚八时向敌据点开进，进袭伪警察署，俘全部伪警，缴获大批武器。这次奔袭震惊了天津敌伪，敌紧急出动日伪军数千人，跟踪追击，包围我大苇塘。我留守在苇塘的六十六大队与敌周旋七昼夜，在完成了牵制敌人的任务后，胜利撤出苇塘。总之，从夏季到秋季，白洋淀、文安洼、大清河一带的游击根据地，不仅有效地打击了敌人，而且成为收容转移干部的中心，成为整顿党政军各个方面工作的中心，对坚持斗争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九、建立地下交通站。这是保持根据地内党政军民各级领导机关、团体、部队上下左右之间的联系，工作人员秘密转移，物资交流，各种斗争形式相应配合等绝不可少的重要保证。“五一”大“扫荡”后期，为适应残酷斗争形势的变化，各地区从各自的实际出发，积极创造条件，广泛地组织建立秘密交通站的工作。由于秘密地开展工作，对交通员要求政治上可靠，立场坚定，机智勇敢不怕牺牲，埋头苦干，在群众中有威信。各分区通过各级干部和群众的共同努力，在很短的时间里，组成了纵横交错的交通网，从而冲破了敌人的“分割封锁”。这支秘密的交通队伍，夜以继日地活跃在敌占区，这对护送干部、伤员，转送各种重要物资及物品，传递文件，保持上通下达，纵横联络，以及与敌人周旋，有效地打击敌人，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十、党领导下人民英勇抗敌。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暴行，不但没有使冀中人民屈服，反更激起了男女老幼对敌人的深仇大恨。敌酋、特务用尽阴谋伎俩挑拨群众与共产党、八路军的关系，反而更增强了党政军民的团结，共同对敌。群众亲眼看到我们的党和军队，流血牺牲，英勇抗战，更加热爱党，热爱八路军，甘心情愿与党和子弟兵同生死、共患难，亲如家人，血肉相连。 到一九四三年春，冀中区党政军民经过半年多艰苦卓绝的斗争，积极开辟新地区，相机打击敌人，粉碎了敌人的全面“清剿”。后来敌人太平洋战场前线吃紧，华北日军大批南调，冀中日军日益削弱和孤立，伪军伪组织人员日益动摇，越来越多地找我联系，为我掌握，日伪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日军不得不收缩兵力，撤退一些据点(仅定南、安国、晋深极三县即撤退十几个)，敌人气焰下降，敌占区开始缩小。我各级游击队有了相当的恢复，我地方组织与工作逐渐恢复和发展，全区军民熬过了“五一”反“扫荡”以来最艰难的岁月。一九四三年夏季青纱帐时期，根据地开始逐步恢复。六分区恢复了十五块游击根据地；七分区在定县、安国、无极、新乐、深泽、安平、博野之间恢复了五块游击根据地；八分区在任河大、沧县、泊镇、崔儿庄和深武绕地区，恢复了五块游击根据地；九分区在高阳、任丘、肃宁和白洋淀周围恢复了十一块游击根据地；十分区在平津保三角地带恢复了十八块游击根据地和隐蔽根据地。同时，我趁青纱帐时期，一面整训部队，一面以集中的游击队及主力兵团一部，在民兵的配合下，广泛主动地打击敌人，冀中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一九四三年下半年，敌人的颓势已经无法掩饰，逐渐走下坡路了。 一九四三年二三月间，冀中各地委书记不断到路西来汇报冀中区军民反“扫荡”、反“清剿”、反封锁及坚持对敌斗争，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情况。听了汇报以后，我作了一次综合性的报告，后来不知道是谁记录整理的，在延安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三日的《解放日报》上刊登了，标题为《穿插在沟线中的游击战争》。 第113节:铜墙铁壁(1) 铜墙铁壁 “五一”反“扫荡”中，冀中人民付出了极大的牺牲，斗争残酷是史无前例的。开始，日军突然包剿合围，到处烧杀奸淫，曾造成一时的恐怖、慌乱，有的群众怕八路军在本村打仗，怕招来敌人的报复。但人们很快认识到，没有八路军、游击队打击敌人，消灭敌人，人民就没法生活下去。群众由怕到不怕，进而要求八路军、游击队到村里来，住到自己家里。他们说：“只要能消灭日本鬼子，死也甘心!”日本侵略者烧杀抢掠，激起了广大人民无比愤怒，更坚定了冀中人民抗日的决心。有些曾经表现顽固落后的人也说：“有八路嫌八路，没八路想八路。”冀中普遍掀起了群众性的对敌斗争，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威力。在斗争中，冀中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暴行，为保护战士和各级干部，为彻底打败敌人，用生命和鲜血写下了不朽的篇章。 日本侵略者在哪村吃了败仗，回过头来即对群众进行屠杀报复，进而制造惨案。北町是定县城南五十里处的一个村庄。一九四二年三月间，这个村的人民群众积极响应冀中区党委的号召，建造了联村地道。“五一”大“扫荡”开始以后，冀中部队失散人员、地方干部甚至附近群众多来这里安身；十七团的一些连队也常来这里休整；定南县大队把这里作为可靠的根据地。五月中旬，北町群众武装和县大队曾打退李亲固和邵村敌人的几次进攻，给敌人以严重杀伤，并破坏了敌人在沙头围修炮楼的计划，北町成了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二十七日六时许，日军一一师团驻保定的一六三联队主力，连同安国、定县敌人，共二千多人，由联队长上坂雄率领，把北町围了个水泄不通，并根据叛徒提供的地道图纸，堵塞了北町和南町村外的地道干线，同时在进行火力侦察后，发起了猛烈进攻。驻北町的县大队和群众武装，在县大队政委赵树光指挥下，沉着应战，坚守村沿工事，打退敌人三次大的冲锋，直至中午，敌人未能进村。下午，我依托地道与敌逐屋争夺，战斗异常激烈。这次战斗先后毙敌五六百人，包括敌大队长一名。但因敌人挖开地道，施放毒气；也因地道内过于拥挤，部队难以展开，敌人终于进村，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最残忍的是用军犬撕咬活人，把人填入井内。北町人民坚贞不屈，面对敌人的枪口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民是杀不完的!”视死如归，光荣殉国。仅北町村一个村的群众，就被杀死三百八十人，杀绝了三十户人家，八户只剩下一个孤儿。后我定南县长、县大队长和三十二区队部分人员赶到现场，安置善后，掩埋尸体上千具，村边的两口水井已被尸体填满。这就是惊人的北町惨案，是日本侵略者犯下的滔天罪行。 到六月下旬，敌人以寻找我军主力和领导机关为目标的军事“扫荡”告一段落，从七月初开始对根据地进行残酷“清剿”。日军主力撤走一部，但每个县仍留有一二个大队，加上伪军共达一二千人至三千人。实行“强化治安”，“剔抉清剿”，镇压人民。 敌人到处抓夫，拆房砍树，修筑岗楼、碉堡、公路，增设据点，挖县界沟、区界沟，对我根据地实行细碎分割封锁。总计全冀中修筑据点、岗楼、碉堡一千七百多个，平均每五个村就有一个敌人的据点或碉堡；筑公路一万五千余里，挖封锁沟八千三百多里，把我根据地分割为两千小块，称为“囚笼政策”，以限制我小部队和工作人员活动。一个地方发生接触，周围点、碉敌人一齐出动，包围合击。只要发现一点踪迹，便抄斩全家，血洗全村。他们每到一村，就狡猾地宣布：出来参加集会的是老百姓，藏在家里的是八路军。 当群众集合后，敌人随便叫出一个人，问他谁是八路军，谁是抗日干部。如果回答“不知道”，敌人就残暴地给这个群众灌冷水，然后又往他肚子上踩，以至踩死，杀一儆百。或是压杠子，刺刀挑，用火烧，军犬咬，装入麻袋摔等。敌人借口“凡藏有八路军的东西均得交出”，向群众大肆敲诈勒索，抢劫财物。还强迫群众集中开会，乘机抓捕青年去当劳工。他们不但要钱要粮，要酒要肉，还要“花姑娘”供他们淫乐，就连十二三岁的小女孩也不放过。 第114节:铜墙铁壁(2) 定县东车寄据点刽子手黑田，纠集定县、安国、伍仁桥等二十多处据点三千多敌伪军，对沙河两岸村庄的无辜百姓进行血腥镇压。六月二十四日，先在西丁村杀死六十五岁的丁洛水、七十岁的田老要等二十人，并绑走田老仲等一百九十六人；在东城炮城挑死傅子城、傅文斗等三十二人，绑走王耨村孙罗等一百九十八人；在齐家庄烧死马四等四人，烧伤二十五人，绑走十人，在路上挑死孙老八等三十人。以上共杀死八十六人，绑走各村群众二千多人。黑田这个法西斯刽子手侵占的东车寄据点共辖三十二村，在他统治期间共杀死群众一千一百八十九人。 据不完全统计，全冀中被敌人残杀、伤害和抓走的达五万多人。那时有人形容说：“今天脱了鞋和袜，不知明天穿不穿。” “五一扫荡”时，敌人到处奸淫妇女，抓“花姑娘”，冀中广大妇女开展反奸淫运动、一把剪刀运动。安新喇喇地，一个十五岁的女孩被敌人堵在屋里，她拼命抵抗。当她父亲冲上去与敌人搏斗时，她手疾眼快，抄起一把菜刀，把敌人的脑袋砍掉。广大妇女为了保护干部，青年妇女往往把干部、八路军战士、游击队员认作自己的丈夫、兄弟、姐妹；老太太情愿牺牲自己的儿子保护干部。安平县佟家羽林，有母子俩，母亲姓范，当时也不过三十来岁，儿子姓佟，当时只有十二岁。敌人先打母亲，逼她指出干部，她一口咬定说不知道。接着敌人把儿子拉出来先是毒打，母亲忍着悲痛，高声叮嘱儿子：“你死了也不能乱讲，可不能给祖宗丢人留骂名!”敌人威胁、利诱，把孩子打得死去活来，他始终是一句话：“不知道!”敌人最后说：“没有法子，老百姓通通八路的干活!” 武强县十三岁的少年温三郁，家里挖了个地道，把八路军藏在里头。包围村子的敌人进了他家，问有没有八路。他说：“没有!”敌人不信，一刺刀把温三郁的母亲刺倒在地，又当即带走了他的父亲和哥哥。敌人瞅温三郁小，先是威胁利诱，继而拷问，强迫他交出八路军。温三郁一口咬定：“不知道什么是八路!”敌人在屋里屋外乱搜一气，突然发现了地道口。这时，洞里的人开了火，敌人倒下好几个。敌人不敢往里冲，使拿温三郁出气，用刺刀剁掉他好几个手指头，还朝他肚子上打了一枪。恰在这时，游击队赶到，在村外袭拢敌人，敌人这才撤走。地道里的人钻出来，把温三郁救醒，他满带豪情地说：“叔叔，我什么也没给敌人说!”说完，又昏了过去。 在深南县王家铺村，日军为了捕捉在这里隐蔽的八路军，抓了村里二十七个群众，用刺刀顶着他们的胸口，以杀头相威胁，要他们说出八路军的隐蔽地点，二十七个人无一个开口。敌人杀了一个，他们不说；杀了两个，他们还是不说。日军暴跳如雷，一连杀了十四个。可是，剩下的群众仍然只字未吐。 在深县，日军包围了一个村庄，要在群众中找出武委会主任。群众都说他们村没有。日军便一个一个地拷打追问。二十个青年中，有干部，但谁也不指认，青年们被日军一个一个地枪杀了。武委会主任为避免群众继续被杀，即挺身而出，承认自己是武委会主任。日军又追问他农会、青会、工会主任、村长是谁。武委会主任说，都是他兼任。又追问他妇救会主任是谁，他也说是自己兼任。日军问他，不是女的怎么兼任。他说，八路军在村里，不成立妇救会不行，妇女大都不愿出来干，他也就兼了。最后，这个武委会主任被残杀，光荣牺牲。 安平县刘庄村青救会主任、共产党员刘志清，带领六名青年破坏敌人的电线，被敌人发觉。刘志清掩护六名青年脱了险，自己却被俘了。敌人用火烧，警犬咬，刺五指等各种毒刑折磨他，但他没向敌人说出一句话。敌人摆下铡刀要铡他，他高声大骂：“混蛋们，中国人决不出卖祖国，出卖民族，永远不会屈服!”并高喊：“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从容就义，敌人始终不知他叫什么名字，是哪村的人。 第115节:铜墙铁壁(3) 深泽县的日军，为了使广大群众当顺民，便采取极其残忍的手段来恐吓和镇压。一次在马铺村捆绑了十五个青年，当着全村群众的面，让青年坐在凳子上，逐个将头压下浸在水桶里，活活淹死。当浸到第七个人的时候，一个青年突然挣脱双手，高喊着向日军扑去。周围的群众狂怒而起，有的赤手空拳，有的抓起板凳、砖头、铁锨、木棒，不顾一切，像潮水一样向日军涌去，把十二个日军全部打死，夺了他们的武器，随后全村群众分散到各村里去。这一抗敌壮举，和许多的英烈事迹，传播出去，更激起了人民的仇恨和抗日激情。无数这样的英烈事迹教育了人民，形成一项公认的道德标准：坚决抗日，忠贞不屈，为国牺牲，受到人民的无尚崇敬；在敌人面前供认出抗日人员，就是没有骨气，就是脓包，为社会和人民所唾弃。在党的领导下，民族正气得到发扬，人民显示出崇高的英雄气概，这是智慧和力量的源泉，战胜日军侵略者的根本保证。 敌人还推行保甲制度，建立伪大乡长、保长、甲长和联络员，一家藏匿抗日人员，全甲连坐；并要各村联络员每天到据点报告情况，还在伪组织人员中发展情报员、坐探等特务组织，以监视我抗日活动。威胁伪乡长、保长，强令干部、党员自首，否则洗劫村庄。强迫百姓照相，登记户口，领“良民证”，无“良民证”的，查出后即按共党、抗日论罪。 敌人在经济上横征暴敛，强征五年的税务，还抓人赎人，敲诈勒索，大量抽丁抓夫，自带衣食，充当劳役，使田园荒芜，加上旱涝灾害，群众生活极端痛苦。 敌人的法西斯侵略暴行，不但没有使人民屈服，反而激起冀中男女老幼对侵略者不共戴天的仇恨。老子有一句话：“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敌人越残暴，人民的斗志越坚强；环境越是艰苦复杂，人民对敌斗争的办法越多，越巧妙、灵活。这也是历史的辩证法。当时是人自为战，人人为战，男女老幼都是战士。日本侵略者的空前残暴，结果把它自己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 粉碎“新国民运动” 敌人发动的“五一”大“扫荡”，并没有摧毁冀中根据地，没有达到对冀中的“确保占领”，自然更谈不到对华北的“确保占领”。为此，冈村宁次又制定了一个新的计划，想在华北地区推行“新国民运动”。实际上，这是“治安强化运动”的继续，或者可以叫作“第五次强化治安”，其手段更加残酷，也更加狡猾。 敌人首先决定，在高阳、任丘两县搞“新国民运动”的示范区。由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直接领导，抽调特务团三十分队的五十名特务骨干分子，在华北方面军情报主任山崎和助平恒尾率领下，组成了“示范队”，强力推行“新国民运动”。目的就是要在冀中和华北“剿灭”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彻底摧毁冀中抗日根据地，掠夺人力、物力，变冀中为支持其“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 敌人的“新国民运动”，以所谓“建设华北，完成大东亚战争，剿灭共匪，肃清思想，确保农业生产，改善生活，安定民生”为目标。计划从一九四三年八月开始，至一九四四年三月，用七个月时间，分为运动准备、强力推行、扩大战果、总结检查四个阶段。突击示范的具体办法是，在城乡召开“反共誓约”大会，强力推行“反共誓约”六条。这六条内容是：一、皇军到达村境，村民决不逃避；二、皇军问话，绝无虚伪之陈述；三、反对八路军所约集的一切破坏行为；四、为皇军迅速提供所得之确实情报；五、严守本誓约，决不违反；六、如有违反，情愿甘受任何处罚。意在强逼群众发誓，忠于“皇军”，变成甘当亡国奴的“新国民”。 一九四三年八月下旬，山崎和恒尾带领示范队来到高阳，召集日伪头目开会，部署“新国民运动”突击示范的计划。会后，恒尾留在高阳，山崎又到任丘召开同样性质的会议。然后，先将“誓约”印发各村，要人人背熟、执行。 第116节:铜墙铁壁(4) 八月二十五日，在高阳和任丘同时开始突击示范。先在各村召开“反共誓约”会。驻高阳和任丘的日伪军，对人民群众进行血腥屠杀。 在高阳，恒尾带领日伪军突然包围了李果庄，让群众跪在大街上，背“反共誓约”，背不过就用刺刀逼着扒房沿，谁掉下来就杀谁。李果庄群众齐亭章等四人从房沿上掉下来，恒尾狂叫：“大日本皇军到中国是来干什么的?就是来杀人的!”说完把洋刀往冷水桶里一泡，随手把四个人的头砍下来。他还把鼻子凑到带血的刀上闻一闻，凶相毕露。 恒尾在东留果庄杀人时，头一天先通知，开会时不准缺人，还让周围村庄各派三人去参观。第二天拂晓，日伪军一百多人包围了村庄，进村后见人就打，群众被赶到街心一个广场开会，四周围架着机枪，边开会，边挖坑，准备埋人。恒尾问：“谁是武委会主任?”冉聚华站起拍拍胸说：“我是!”恒尾把冉聚华推下坑去就活埋了。随后又在一个叫高大管的头上画个圈，示意要活埋。高林站出来拦挡，恒尾问：“该埋不该埋?”高林愤怒地回答：“中国人没有罪，不该埋!”恒尾指使伪军又把高林埋了。他狰狞地说：“谁要抗日，不老老实实按六条做皇军的新国民，就杀谁!” 敌人在良村开“反共誓约”会，让群众背六条，孟进背过后，敌中队长小松狂叫：“他是八路军的密探!”当场把孟进活埋了。恒尾说：“你们村驻八路军，为什么不报告?”一连问了三声没人答言。恒尾暴怒要杀人，群众郭年站起来说：“我们村没有驻八路军。”恒尾问：“你敢保证?”郭年答：“我敢保证!”恒尾扬刀就砍下了郭年的头，说：“我叫你拿命来保!”随后，以到会人少和背不过六条为由，又砍了两个人，埋了三个人。并且带走了姚未、郭小全等五人。 在同一期间，山崎指挥任丘日伪军，也在各村召开“反共誓约”会。州敌据点小队长小九保，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老百姓叫他“活阎王”，人们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活阎王小九保，每逢杀人他先笑，前晌害了十条命，后晌又害命三条，惹他高了兴，活人填冰窖。”他规定镇内和五里地以内的村庄，不管男女老少，听到钟声必须跑步到州北关外集合。晚十分钟的杀头。准时到达的排成队，男女一律脱光衣服，以大旗为号令，大旗一倒，人都卧在冰上，肚皮贴冰化出水来。大旗树立，人们再爬起来，不听号令用刺刀逼迫重来。因为腊月寒冷，有的人冻在冰上爬不起来了。小九保便让日伪军使劲从冰上拉人，将肚皮拉破，鲜血涂冰，小九保哈哈大笑。随后，下令把冻僵、拉破肚皮的人，一个个扔到冰窟窿里，叫做“冰炸肉油条”。一天拂晓，小九保带日伪军包围了八方村，把全村老百姓赶到村边大水坑旁，叫乡亲们围着水坑排好，令日伪军用枪托，把人一个一个砸倒在水坑里，不准站起来。把年青妇女拉到老爷庙强奸。小九保还惨无人道地把四个中年妇女的衣服扒光，用洋刀把乳房割掉，最后用刺刀一一剖腹致死。临走时，还把全村四百多户的房屋全部烧光。过了两天，小九保在州镇东铺里，召开五百人的“反共誓约”会，令日伪军用刺刀逼着群众背“反共誓约”，不论背过背不过，小九保都亲自从人群中往外拉人，逼问村里有无八路军。接连问了十五人，都回答：“不知道!”小九保一怒之下，把十五个群众都活埋了。随后又拉出十三个人，连问都没有问，就用洋刀和刺刀全部杀害。 敌人在高阳、任丘两县，虽然杀了不少人，但抗日群众并没有被吓倒，多数村庄还是拒不参加会。敌人一见达不到目的，便改变了做法：欺骗群众进城。十月十四日，驻高阳的敌人，通知各村十八至四十五岁的男青壮年，进城开会。并说，只在县城住一夜，开完会就可以回去。皇军按保甲户口册点名，哪村不到要杀个鸡犬不留。九分区领导机关获取情报后，知道这是敌人耍花招，立即通知县委，组织区、县武装和干部，在各个交通要道，劝说群众不要进城，揭露敌人的阴谋。为了迷惑敌人，区、县游击队还故意鸣枪，给群众制造不能进城的借口。这样，大批群众没有进城。但在敌人的威逼下，仍有七千四百多人受骗进城。 第117节:铜墙铁壁(5) 群众进城的第二天，敌人在城隍庙大院搭台设立了会场，把群众赶去参加“反共誓约”大会。会场四周房上架着机枪，站满了端着刺刀的日伪宪兵，台上摆着十二口铡刀。保安队联队长傅多士宣布：“不准说话，不准咳嗽，不准站立，不准解手，不准吃东西，不准吸烟。皇军问话不准不答，不准撒谎。违者格杀勿论。”伪县长陈酋科接着说：“大日本皇军帮助消灭共产党，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你们老百姓要当好忠实皇军、反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新国民。与皇军亲善者不烧、不杀、不抢。”山崎说：“你们都是八路俘虏，不交出武器、文件，不说出共产党、八路军，就别想回去!”恒尾用洋刀比画着说：“你们来到城里，如果八路军要动武，就先杀了你们!”紧接着，恒尾一个村一个村的指人到台前，逼问武器、文件、粮食和棉花藏在哪里，区县干部、八路军住在什么地方，参加过什么抗日活动，等等。群众不回答，恒尾便指挥日伪军，用皮带、木棍、枪托殴打和用洋狗咬被指问的人。有一百多人被打得皮开肉绽，不能动弹，但没有一个人说出抗日的真实情况。敌人折腾了一天，一无所获。最后把所有进城的人扣押在日军大队部和新生布庄两个大院里，继续逼问，严刑拷打。敌人将雍城和良村的五个人，捆在木柱子上，用蘸上水的绳子打成半死，追问枪支和文件藏在哪里。没有人吐露一字。被关在新生布庄院内的人，有数人趁照明灯熄灭之机，跳南墙逃出。北教台的李小牛、南教台的王林子、小王庄的王老树，逃跑时被抓回用刺刀挑死。十八岁的李小牛，宁死不屈，临死前对乡亲们说：“誓死不当亡国奴，你们有朝一日能冲出去，要报仇雪恨打鬼子!” 敌人在高阳城内对几千群众迫害几天，一无所得。山崎让恒尾和小松继续突击，他于十月十八日到了任丘，与任丘日军司令官小林、伪军司令李弼臣、伪县长王直平等策划，以发“良民证”为名，诱骗群众进城，目的还是召开“反共誓约”大会。各岗楼、据点日伪军威胁老百姓：“哪个村不进城就是八路村，房子烧光，人要杀净!”开始，各村有四万多人准备进城，后经区县干部和游击队劝阻，只有一万五千多人，其中不少是老年人被骗到县城。 群众进城后，被逼参加“反共誓约”大会。会场设在城东南角的广场上，东面和南面是城墙，会场四周架着机枪，日伪军持枪站岗，在西面挖了好几排埋人坑，群众坐在中央。督察长张介福大声喊：“现在机枪扫射，不准抬头!”顿时机枪响起。接着李弼臣在台上宣布三不准：一、见了皇军不准逃跑；二、皇军问话不准答不知道；三、皇军要东西不准不给。随后是山崎训话，规定了十项枪毙：交头接耳枪毙，说话枪毙，流泪枪毙，解手枪毙，吃东西枪毙，吸烟枪毙，咳嗽枪毙，吐痰枪毙，抬头枪毙，逃跑枪毙。山崎拔出洋刀，大声逼问：“谁是共产党、八路军?谁给八路军藏枪?谁和共产党、八路军通气?”无人做声，山崎暴跳如雷，令李弼臣、张介福拉人到台前逼问。第一个被拉上台的是麻家坞村的王虎，他理直气壮地说：“六条不会，八路军我不知道!”敌人立即把他推到坑里活埋了。埋后又刨出来，再次逼问，王虎依然坚强地回答：“不知道!”敌人把他打得皮开肉绽，不省人事。接着又拷打了十几个人，用尽种种残酷手段，却没有得到一点东西。最后把群众关押在圣人殿、城隍庙和汽车站三个大院里，继续一个村一个村的拷打刑讯。三天当中，有一百五十多名群众被严刑拷打，近百人致残。 敌人在高阳、任丘两县扣押了二万三千多人做为人质，屠杀、毒打都不能使人屈服，于是便策划了更加惨无人道的办法。不准各村给被关押人员送饭送水，扬言不交出共产党、八路军的名单，不交出武器和文件，统统渴死饿死。两个县的敌人统一行动，对被关人员，七天七夜不给饭吃，不给水喝，饿得群众把院内的树皮、树叶和残草都吃光了，有的吃棉袄套，有的甚至喝尿。断粮断水，昼夜坐在寒冷的大院里，成片的群众晕倒在地，病人越来越多，每天几百人。山崎下令：“凡病人统统的活埋!”正当群众在死亡线上挣扎，伪军却乘机大肆勒索钱财，卖给人们一张大饼一百块钱，一个玉米面饼子十块钱，连一个白菜疙瘩也卖五块钱，一瓶子水十块钱。这样经过二十多天，群众被屠杀和殴打、饥饿致死的有四百多人，致残的有一千多人。 第118节:铜墙铁壁(6) 面对敌人的屠刀，人民坚贞不屈。任丘东关的陈卜，赤手空拳和鬼子搏斗，高呼着“中国人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口号，扑上去同鬼子滚打在一起，夺了敌人的枪。由于几日无食，体质虚弱，又被敌人把枪夺了回去。陈卜被敌人开枪打伤，最后死在敌人的刺刀下。李边村的李亮，在饥饿难忍的情况下，大声斥骂敌人，敌人把他捆在电线杆上，用铁锨猛拍他的头，拍一下，他骂一声。虽然他被敌人打得死去活来，但只要缓过一口气来，就又接着骂，一直骂到咽了最后一口气。 为了揭露敌人的阴谋，使被押群众吃到饭，高阳和任丘两县的抗日政府，根据分区指示，让各村交了一些破旧的撅枪、失效的手榴弹和破旧的小学生课本等。与此同时，令游击队袭击敌人据点炮楼，派敌工人员混入被关群众当中，揭穿敌人的阴谋。在内抗外攻之下，任丘县的敌人于十月二十八日，挑出一千五百多名青年，高阳县的敌人于十月三十日，挑出二千多名青年，继续扣押在所谓“感化院”，然后放出了其余的群众。被放出来的群众，大部分致残或得了重病，回家后又死了三百多人。 山崎、恒尾紧接着又以“反共誓约”大检查为名，继续残害两县群众。驻州的小九保，带日伪军把州四个铺和邻近村庄十至六十岁的男女老少赶到老当铺大院，院内挖了四十二个埋人坑，小九保强逼人们背“反共誓约”六条，两千多人无人吭声。小九保拉出三铺黄俊旺，叫他说谁是共产党、八路军。黄俊旺不说，殴打一顿就活埋了。接着又埋了王老卜等七人。后又让各村村长到镇内开会，每村必须到两人，共到三十六个村长。小九保带日伪军把村长们押到镇东边，强迫每两个人挖一个坑，坑挖好后，由两个人商量埋一个，否则要全部杀掉。王约村村长李凤章和王其敏合挖了一个坑，李凤章说：“我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其敏你刚结婚，没有后代，你埋我吧!”王其敏说：“不行，千万不能!你拉家带口负担重，死后孩子们怎么办?我死后老婆改嫁就完了!”李凤章见王其敏不同意，抢先跳入坑内说：“其敏，好兄弟埋吧!”王其敏不肯埋，小九保提着洋刀走过来，逼王其敏埋。这次共埋了十八名村长。敌人走后，幸亏群众赶快刨出，救活了十六名。李凤章被背回家后，立即送大儿子参加了八路军。 十一月二十八日，恒尾率高阳日伪军，在南坎苇先让人们背“反共誓约”六条，把三十名男女青壮年脱光衣服，用凉水浇着说：“背不过就得浇浇你们!”接着恒尾就找干部。工建会主任张玉出面应敌，恒尾说：“我找的是武委会主任、游击组长!”张玉说：“我村没有，天大的事情我承当!”恒尾一刀砍下张玉的头，看着带血的刀崩了一块，他说：“好硬的骨头，还得试试!”随即又砍了张中元。到庞口村先埋了干部程九，接着拉出王合，问他谁是抗日干部，谁是共产党员。王合说：“干部党员你别想抓到，他们还活着，以后好埋你们这些狗强盗!”恒尾一听气炸了肺，一连又指问了六人，六人都异口同声回答不知道，当即全被活埋。在东良淀，恒尾先砍了两个人头，摆在桌子上，当场示众：“谁是共产党?再不说机枪扫射!”共产党员、武委会主任孟家之站起来，义正词严地说：“中国人不当亡国奴，中国人是杀不绝的，我是共产党、八路军干部，杀吧!”恒尾扬刀把孟家之的头砍下来。接着又活埋王玉年。王玉年奋力去夺恒尾的刀，被恒尾一刀砍下了左手。玉玉年又用右手去夺，恒尾掏出手枪，把王玉年打死。 敌人为推行“新国民运动”，还极为扩大和加强各种伪组织。在高阳和任丘两县，村村建立了“自卫团”、“情报站”，组织村与村联防，不分昼夜让自卫团站岗放哨，传递情报，规定夜间发现情况，就敲锣、点火报警。把青壮年拉到长达六十里的高阳至任丘的公路上，每隔十步站一名“新国民”，手持木棒排成一条“人电线”，以此监视、封锁、捕捉抗日军政人员。高阳县城的日军，为了考验联防队组织的效果和“新国民”忠实“皇军”的程度，从旧城据点传出破枪、马蹄表等物，规定时间、路线传来传去。旧城的日军，把从雍城抓来的青年姚未的头砍下来，晚间让少年郭小全提着传到南龙化村，再由南龙化村传到梅果庄、石氏、良村，最后传回雍城。敌人每天还派一架飞机低空飞行，巡逻监视。 第119节:铜墙铁壁(7) 敌人在高阳、任丘两县推行“新国民运动”，共杀害抗日干部和群众八百三十五人，殴打致残一千九百多人。烧毁房屋四千三百多间。两万多人被关押。 为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九分区地委书记张庆春、分区司令员魏洪亮等，在任丘边关村召开了紧急会议，听取了任丘县委书记高墨华、高阳县委书记丁庭馨的汇报，当即下定决心，令四十二区队和县区游击队，不惜一切代价，彻底歼灭敌人的“示范队”。九分区《团结报》专门为此写了题为《斗争白热化》的社论，动员全体党政军民，只要敌人出动，不论有多少人，不论什么时间，不论离城远近，都要坚决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同时，县区政府针对敌人的“反共誓约”六条，也提出了六条，要求广大人民：一、不做汉奸顺民；二、不当敌伪官兵；三、不参加伪组织；四、不交给敌人一粒粮食；五、爱护抗日队伍；六、服从抗日民主政府法令。 广大群众纷纷动员起来，与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敌人来了，全村人跑光，“反共誓约”会无人参加。敌人用“新国民”在公路上架起的“人电线”，变成了我军监视敌人活动的哨兵。敌人建起的“情报站”和“自卫团”，利用合法身份，暗地里为我军服务。高阳旧城据点，一天夜间派了十几个日伪军化装成“八路”去皇亲庄检验联防，被几个站岗的青年识破，查问口令，日伪军故意不答，几个青年举起木棒劈头就打，把日伪军打得头破血流，转身就往回跑，青年们就在后面追，边追边打，一直追到旧城据点。事后日军说：“皇亲庄大大的好!”有的“情报站”向敌人报“安全无事”，敌人不满意，打骂“情报员”。后来，“情报员”就今天报“八路军大大的”，过几天又报“八路军大大的，来了又走了，去向不明”，弄得敌人莫名其妙。高阳北龙化村的“情报员”梁观臣，被旧城据点伪军扣押了三天，他对伪军们讲，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还给伪军们唱“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打倒小日本，枪口朝外响”的歌。唱得伪军面红耳赤，有的竟然惭愧落泪，有的携枪反正，有的干脆跑回家不干了。 在高阳和任丘县城“感化院”里，被关押的青年们也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当敌人硬把青年们编入伪军队伍时，在多方配合下，两县被押的三千五百多名青年，先后都逃了出来，大部分参加了八路军。 十二月四日，高阳旧城据点的“示范队”，日军一个加强小队和伪军两个中队，在据点附近村庄抓了很多民夫，要经西良淀渡口到潴龙河东的百尺村拆房子，搞“突击示范”。九分区四十二区队和高阳县大队获取这一情报后，区队政委李慧芹、副区队长白彬立即在南龙化村与高阳县委书记丁庭馨、县大队长詹海兰、副政委李和、大队总支书记展化南等，开会研究了消灭这股敌人的作战方案。在李慧芹统一指挥下，区队一连、高阳大队和高阳三小队，迅速插到西良淀设伏。群众喜出望外，站在公路“人电线”上的青年们，大喊“平安无事”、“没有八路军”，把敌人蒙在鼓里。 西良淀村西渡口，有一只大木船，这天村干部把全村群众疏散后，又把孟圈、王方池两人安排在船上，装作专为摆渡敌人的船夫。十二月五日，四十二区队、高阳县大队和三小队进村后，分别部署在十字街、西大街、南街和村西渡口河波上，约定以手榴弹爆炸为信号。下午五点钟，日伪军和大批民夫，从百尺“突击示范”回来，路过东良淀先烧了几间房子，然后四路纵队奔向西良淀。民夫在前，伪军中间，日军最后。当日军进入我埋伏火网时，李慧芹一声喊“打”，警卫员张振凤便向敌群投出了一颗手榴弹。随着这颗手榴弹的爆炸声，顿时枪炮一齐开火，打得鬼子血肉横飞，乱作一团，东逃西窜。日军小队长加藤在大街上哇哇怪叫。我副连长刘法田率一个班，把加藤和几个日本兵赶到街上一个厕所里，用手榴弹全部炸死。走在前面的两个伪军中队，听到后面枪响，撒腿就往西跑，刚跑上河坡，就被我埋伏在那里的部队全部缴了械。战斗中，民兵们也纷纷用铁锨作武器，追捕跑散了的伪军。 第120节:铜墙铁壁(8) 这一仗，消灭了高阳旧城敌人“突击示范”的主力，击毙了小队长加藤及大部分日军，俘虏了二百多名伪军。缴获长短枪二百余枝，掷弹筒两个，还有一些其他战利品。消息传遍高阳、任丘两县城乡，群众杀猪宰羊慰劳子弟兵。参战部队受到九分区通令嘉奖。 西良淀战斗后，四十二区队在高阳、任丘县区游击队的配合下，相继在高阳八果庄、季朗村，伏击和化装袭击日伪军。特别是一九四四年旧历大年初一，在小苟各庄一带，将驻州的小九保和四十多名日军全部歼灭。敌人在高阳、任丘“突击示范”的计划被粉碎，所谓“新国民运动”也就彻底破产了。 一九四三年八月间，中央来电调我带冀中军区六个主力团去延安。到晋察冀军区时，聂荣臻同志告诉我，他将和我同行到延安开会，留程子华同志代理晋察冀分局书记和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冀中军区机关和晋察冀军区合并。同年九月初到达晋西北兴县时，贺龙同志在那里等我，告以中央电令我留在晋绥军区任司令员。我调离冀中后即留在晋绥军区。不久从太原敌占区得到的日本报纸刊载：日军活捉吕正操。我曾打电报询问此事，原来是在一次反“扫荡”中，于权伸同志过河时脱下的棉鞋，被敌人拣到，即扬言为“活捉了吕正操”。当年长驱直入不可一世的“大日本皇军”，竟落到如此愚蠢可悲、自欺欺人的地步。 一九四四年七月中共中央指示晋察冀边区划分为四个区党委和军区，即冀晋军区、冀察军区、冀热辽军区(即冀东军区)、冀中军区。九月，晋察冀军区下达了恢复冀中军区的命令，杨成武同志任司令员，林铁同志任政治委员，李志民同志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沙克同志任参谋长。十月，冀中区党委正式恢复，林铁同志任书记，金城同志任副书记。恢复冀中行署，罗玉川同志任主任。恢复后的冀中区党政军机关，领导冀中军民扩大解放区，大力发展冀中主力部队，在一九四五年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春季攻势和夏季攻势，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我离开冀中，真是恋恋不舍。作为一名曾经长期生活、战斗在冀中地区的老战士，我对那里的人民，对那里的河流、村庄、田野，甚至一草一木，都是深深怀念的。同时，也深深怀念死去的战友和成千上万的革命先烈，他们都是年轻有为的好同志，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 抗日战争爆发后，党领导冀中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发挥了人民战争的无比威力，和全国人民一道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冀中人民用鲜血和生命保护了我们，培育和壮大了人民子弟兵。如果没有冀中人民的英勇战斗和流血牺牲，我们这些人能不能剩下来就很难说了。我虽然不是冀中人，但是我一直把冀中当作自己的家乡。我对冀中父老，一直念念不忘，至今听到冀中的乡音，还是感到格外亲切。我在冀中这块土地上和人民群众休戚相关、生死与共，有十年之久。尤其是在抗日战争的残酷环境中，我和冀中的父老兄弟姐妹情同骨肉，亲如家人。那些年，我经常骑马往返经过各村，男女老幼都把我看成自家人。有的老大娘端着碗水，拦住马，不喝就不叫过去。有的村子出大枣，又红又脆，房东老大娘亲手一个个摘下来送给我，要付线，老人家就说：“动员了吧(捐献了的意思)!”这类事情多得很。每当我回忆起来，总是有一股暖流涌过心头。 抗日战争期间，冀中人民流血牺牲，所受灾难极其深重。广大群众经受了战火的严峻考验，对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们作为在冀中工作过的老同志、幸存者，都是历史的见证人，有责任把冀中人民英勇斗争的历史写实、写准、写真、写好。在回忆总结中教育自己，传之后世。 第121节:调赴晋绥(1) 第三章青山汾水一调赴晋绥 一九四三年八月，我奉命带冀中部分主力去晋绥。本来，当时中央来电是调我带冀中军区六个主力团去延安的。九月初到达晋西北兴县时，情况有了变化。国民党策划第三次反共高潮，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布置包围陕甘宁边区，准备闪击延安。时任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司令的贺龙同志，调驻守晋西北三分区的一二〇师三五八旅西渡黄河，驻防鄜县以西至黑水寺地区，保卫陕甘宁边区。三五九旅驻临县、南泥湾地区。贺龙同志也在兴县，告以中央电令我留在晋绥军区任司令员，林枫任分局代理书记兼军区政委，续范亭、周士第任副司令员，周士第兼参谋长，陈漫远任副参谋长，张平化任政治部主任。从此，我就在晋绥军区工作，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奉命率队挺进东北。 先后开进晋绥的冀中部队共有九个团。我带十八、二十七、二十九团于八月下旬开往晋绥二分区。接着，十七、二十二、二十六、三十二和警备旅第一、二团也相继开到晋西北地区。 我们先前活动的冀中平原地区，直接威胁平津保驻敌及其交通干线，侵华日军视作心腹大患，千方百计地要摧毁它，以确保占领、掠夺这里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成为他们进行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实现其“以战养战”的幻梦。因此，冀中区长年处于紧张状态，战斗频繁。大平原上不好隐蔽，部队白天难以行动，通常是人不卸甲，马不离鞍，昼夜戒备。晋西北则是另一番天地。虽然八分区、雁北那些边沿区敌情也相当紧张，但在兴县，大片土地没有敌人的据点，白天也可以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这里山多，地区辽阔，大有回旋余地，而且背靠黄河，与陕甘宁边区隔河相望，就更安全了。每遇敌人“扫荡”时，把后方及非战斗人员转到河西，战斗部队则以逸待劳，专一对付敌人。有这样好的环境，大家都很高兴。 在抗日战争中，晋绥边区是敌后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解放区之一，为华北、华中、华南各解放区与陕甘宁边区惟一的交通要道，也是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的重要屏障。中央文件的传送通过这里，大批干部来延安开会学习，延安派干部前往敌后各解放区，也大都经过这里。 晋绥边区西凭黄河，东临汾河，扼同蒲、平绥铁路，北迄蒙古草原，南括吕梁山脉。前与晋察冀、晋冀鲁豫两解放区呼应，后与陕甘宁边区相依。全境纵长二千里，横宽五百里，包括着山西省同蒲路以西的大部，绥远省黄河以东及平绥路以北的地区。这里是一片峻岭起伏的高原地带，境内都是连锦不断的山脉，到处可见峰峦，其中有吕梁山、管涔山、洪涛山、云中山、大青山等，山谷中河流奔泻，有黄河、汾河、大黑河等。河山交错，形成了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天然的雄险无比的条件。 抗战爆发后不到三个月，由于晋绥军阎锡山部李服膺不战而逃，致使大同迅速失陷，雁北沦入敌手，敌人突破雁门关，踏进长城。晋北国民党守军和官吏蜂拥南逃，敌人长驱直入，连陷代县、崞县、宁武，伸到原平、忻口一带，情况紧急，人心慌乱。道路上满是难民行列，腐败的军队从自己的防地上弃甲溃散，离乡背井的百姓被炸死在路上，无辜的妇孺被溺毙在黄河里。就在这时候，一二〇师在贺龙、关向应、甘泗淇、周士第等同志率领下赶来晋西北，拖住了敌人的牛尾巴，在敌人的侧背进行战斗，连克宁武、神池等县城。宋时轮同志率一个支队深入雁北，收复了平鲁、右玉，摧毁了伪政权，开展了雁北地区的游击战争，并驰骋到内蒙古草原，主力则配合正面友军防守忻口。太原失守后，一二〇师坚持在太原附近开展游击战争。同时从各部队中抽调大批干部，组织了数十个工作团，分散到敌占区和接敌区去进行抗日战争的动员和群众组织工作。 晋绥边区的缔造是非常艰苦的，因这里大部分地区一向贫瘠，物产不丰，人民生活穷苦，文化教育较为落后。这些方面，和冀中平原无法相比。这里的农产以小米、莜麦、土豆、黑豆为主，丰年尚可自给，靠近太原的晋中平原，比较富裕。岚县、岢岚、兴县、临县、离石等地，本来也是晋西北有名的“米粮川”，曾有“一年丰收三年饱”的说法，但是由于敌寇摧残与连年天灾，再加上多年来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封建统治，致使军民衣食都感困难。地下虽然也有丰富的矿藏，可惜都未能开发，旧有土法开采的矿场也遭受到战争的破坏。较为富庶肥沃的平原地带，却大部为敌伪盘踞。直到一九四〇年民主政权建立后，全区军民逐年进行了大生产运动，才逐渐解脱了饥困的窘境，使老解放区人民获得温饱，向着丰衣足食的目标迈进。 晋绥边区有五百二十二万多人口，大部为汉人，绥远省境居住有蒙古族，并有回、满少数民族。人民在抗日战争的火血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把一个贫困落后的地区，建设成为自给自足的、民主自由的抗日根据地。晋绥边区军民，对我们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有力地控制了平绥、同蒲两条晋绥敌伪重要的交通干线，并长期地把太原、大同、归绥、包头等战略要地置于我军威胁之下。 第122节:调赴晋绥(2) 晋绥边区的最高行政领导机关是边区行政公署，是由边区临时参议会民主选举产生的。行署主任续范亭，著名的老同盟会员，早年即追随孙中山先生奔波革命。山西崞县人，我到晋绥时他已五十岁。一九〇九年，他十六岁时考入太原陆军学堂，同年加入同盟会。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时，太原新军起义后，续范亭被任命为镇远队队长，初著战功。阎锡山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后，续范亭被迫出走河北，考入直隶清河陆军中学。一九一四年又遭阎锡山通缉，出走陕西，先后参加讨伐袁世凯称帝的护国军及反对北洋军阀窃国的靖国军，并曾率领队伍入晋作战。以后复遭阎锡山通缉，再度流亡陕西。他曾长期参与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是北方民主革命武装国民军的组织者之一。“九一八”事变后不久，续范亭曾专程去南京找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他苦口婆心地向蒋介石讲了几个钟头，蒋介石闭着眼睛听了，不置可否，使他非常气愤。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间，有感于民族危机深重，续范亭又到南京呼吁抗日。行前看到共产党的《八一宣言》，他非常赞同宣言中提出的“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到南京后，他与原靖国军老友于右任共向国民党中央陈述抗日救国大计，仍然无人理会。当时国民党要人们正忙于召开他们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忙于竞选宴会和酒色角逐，到处闹得乌烟瘴气。续范亭目击心伤，悲愤到极点，竟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到中山陵园剖腹明志，想以一死警醒全国。他在自杀前写的绝命书中表示：“余已绝望，故捐此躯，愿同胞精诚团结，奋起杀敌。”所写《绝命诗》云：“赤膊条条任去留，丈夫于世何所求?窃恐民气摧残尽，愿将身躯易自由。”他在陵园幸得获救，送入医院。他的爱国壮举，果然震动全国。以后养伤期间，接触了马列主义书籍，思想有了很大的转变。一九三六年秋，他应杨虎城之邀前往西安，正遇西安事变。他继续探追真理，学习革命理论，并与共产党人秘密接触，还曾会见周恩来同志，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拥护我党团结抗日的主张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积极为团结抗日奔走，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坚强战士。他为人正直，忠勇爱国，和共产党人真诚合作，深得晋绥人民的爱戴。 晋绥边区共辖十二个行政区。军事区划与行政区划一致。全区共有五十个县，晋西四十一县，绥远九县。 在晋绥，我认识了林枫同志。他是黑龙江省望奎县人，比我小一岁。他是一位职业革命家，从青年时代起就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就逐渐成为进步学生的领袖之一，组织同学积极参加爱国运动。一九二七年，他在南开中学参加中国共产党，此后长期从事党的工作。“九一八”事变后，林枫历任北平工学院的党支部书记、北平抗日救国联合会党团书记和北平市委书记，积极领导学生运动，进行抗日活动。以后，他从事反帝大同盟的工作，任河北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一二九”运动后，林枫再次担任北平市委书记，在组织南下宣传，建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组织，以及决定北平学生复课等重要大决策中，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一九三六年三月，他调任天津市委书记。同年四月，刘少奇同志作为中央的代表到天津领导北方局的工作，林枫任刘少奇同志的秘书。抗战爆发，平津失陷，北方局迁到太原，林枫兼任山西省工委副书记。太原失守后，由山西省工委改的山西省委到了临汾，林枫调任北方局组织部长，兼任山西省委书记。临汾被敌人侵占后，北方局和山西省委转移到晋西南地区，为适应战争形势，中央决定成立晋西南区党委，林枫任区党委书记。以后又兼任一一五师晋西支队政治委员。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阎锡山策划“晋西事变”，掀起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序幕。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晋西南区党委对阎锡山的妥协投降和反共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斗争中，林枫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指挥若定。经过二十多天的激烈战斗，给阎锡山顽军重创后，根据中央命令，林枫做好了我党坚持晋西南地区的部署，率部北上，转移至晋西北地区。中央决定晋西北、晋西南合并为一个区党委，林枫任书记。一九四二年八月，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正式成立，关向应任书记，林枫任副书记，因关向应养病，林枫代理书记，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第123节:调赴晋绥(3) 晋绥军区司令部驻兴县蔡家崖，分局住在北坡，相距很近，我和林枫经常见面，推心置腹。有时还打打网球。我不时带上孩子到他家做客，促膝谈心。对于军区的事，林枫主要考虑如何加强团结，军民配合，同心协力挤敌人。他对部队非常关心，处理军民关系、军政关系都考虑得周密妥当。对于贺龙、关向应同志，他非常尊重，常说晋绥根据地的巩固与扩大，是和一二〇师主力部队的浴血奋战分不开的。他对我们初到山地的部队指战员更是体贴照顾，经常在各种场合提醒地方干部支援部队，扩大武装力量，保证部队供给。 一九三九年初，一二〇师到冀中时，我就和周士第同志相识了。他是海南岛人。一九二四年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在孙中山的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任见习官，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任铁甲车队副队长、队长。曾参加支援广宁农民运动，平定商团及军阀叛乱，保卫广东革命政权，援助省港大罢工。一九二五年底率队编入叶挺独立团，任营长、团参谋长。北伐战争中，参加汀泗桥、贺胜桥、武昌等战斗，屡建战功。一九二七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第七十三团团长，率部参加南昌起义。所部编为第二十五师，周士第任师长。在广东三河坝失利后，辗转香港、西安、福建等地。一九三四年由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转到中央苏区，加入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第十五军团和第二方面军参谋长。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任一二〇师参谋长。周士第同志有很高的军事修养和指挥才能，为人忠厚谦逊。 一九四四年春天，林枫陪我到各军分区去，共同调查地方、部队情况，并且介绍和各分区党政军负责同志见面。同行的有分局秘书长刘惠农同志。我们先到二分区，见到司令员许光达、政委王德等同志。从那里到河曲、偏关、转达雁北，见到政委高克林、司令员张达志及大青山的司令员姚喆等同志，姚喆是有名的战将。他们都是久经沙场的红军老干部。以后从偏关一带转到六分区和三分区。沿路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林枫对同志和蔼可亲、体贴入微的关怀。他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的作风，虚怀若谷、待人以诚的品格，令人感佩。以后我们相处多年，从来没见过他对谁发脾气，疾言厉色地责备哪位同志。在分局的会议上，林枫对人也有批评，有时还非常严格，但总是心平气和，以理服人。对犯了错误的干部，林枫善于运用婉转的语气和方式，既批评了人，又使人心悦诚服。他对干部总是以诚相待，关怀备至。对身边工作人员更是言传身教，循循善诱。凡是与他接触过的同志，无不为他那忠厚长者的风度所感动。 到一九四四年，晋绥根据地不断地发展壮大，各项工作大有起色，丰衣足食，兵强马壮，可以说是晋绥边区的“黄金时代”。晋绥根据地建设方针，对敌斗争，生产建设，都是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政策。根据地所取得的成就，固然是全党、全军和边区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也是和林枫同志为首的晋绥分局，结合具体情况坚决贯彻中央政策分不开的。他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党政军民团结的原则，按照这种精神处理各种问题。作为一个地区党委的主要负责人，他严于律己，遵守纪律，总是踏踏实实地埋头苦干。在他带动下，晋绥地区整个党组织的作风比较踏实、深入。一二〇师的老同志至今还时常怀念在晋绥共同战斗生活的岁月。有位同志在进城后曾对我说：在林枫同志的带动下，晋绥地区的党风是正的，地方和部队关系正常。就是现在到了北京，同志们在一起念及那时的同志关系、党政军民关系，都还思念不已，赞不绝口。 林枫同志晚年，遭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骇人听闻的残酷迫害。一九七二年八月经毛主席批准解除监禁，住院就医期间，“四人帮”余孽继续追逼他承认莫须有的罪名，即在病重时他仍然表示拒绝。一再经受折磨，含冤而逝。但是，林枫同志毕生献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在中国革命各个历史时期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一生光明磊落，忠贞不屈，对党无限忠诚，对人民极端负责，对敌斗争英勇顽强的形象，深深铭刻在人们的记忆中，受到人民群众无限尊敬。一场恶毒的诽谤、诬陷，丝毫无损于林枫同志的英名，反使他的光辉形象在人们心目中显得更加高大。 第124节:把敌人挤出去(1) 二“把敌人挤出去” 我带部队刚到晋西北，就碰上一九四三年秋季反“扫荡”。这次战斗由周士第同志指挥。我带来的部队一直在平原上活动，初到山地打仗不大习惯。林枫、周士第等同志很体谅这点，随时给以支持和鼓励。 敌人的“扫荡”从九月三日开始，日军第五十九旅团、独立混成第三旅团三千多人，针对我“挤敌人”的部署，对我交城、文水、静乐、岚县、兴县、河曲、保德、临县、离石等地区实行分区“扫荡”。敌于二十五日进占苛岚，二十七日进占兴县，二十八日进占保德，并北犯瓦塘，进占裴家川口、黑峪口等黄河渡口。十月二日，进占黄河渡口黑峪口之敌第五十九旅团八十五大队，向我黄河西岸盘塘河防阵地射击，遭我河防炮兵还击后，退到兴县西赵家川口。 十月五日，奔袭兴县之敌第五十九旅团八十五大队及伪军九百余人，由赵家川东撤小善畔，被我二十六团、军区警卫营、三十六团、十七团、特务团包围。敌在五架飞机掩护下，强行突围，五次猛冲，均被我军击退。七日拂晓，敌逃至花子村，又被我军追击、阻击，将敌第二次包围。敌机配合向我军轰炸，我军在猛烈的炮火中向敌发起强攻，至黄昏，敌不支向东撤退，我军在甄家庄附近将敌第三次包围。敌进退无路，遂上山顽抗。九、十两日，敌机轮番轰炸，我军坚持进攻，敌死伤过半。十日夜，残敌三百余向东突围，至郑家岔，又遭我军伏击、夹击，残敌大部被歼。我军共歼敌伪军八百余名，缴重机枪三挺、轻机枪十三挺、长短枪二百余枝、子弹三万余发，创造了晋西北我军模范的歼灭战。贺龙同志为此撰写了《论甄家庄的歼灭战》，总结了我军抓住敌孤军深入，后方据点空虚的弱点，用三次追击、包围、伏击、夹击等战术，击败敌陆空军配合进攻的经验。 十二月二十六日，日军第五十九旅团一千六百余人，对我八分区之交西、交东、汾阳、文水边山地区进行“扫荡”，也遭失败。 为了粉碎敌人“蚕食”根据地的阴谋，晋绥边区的党政军民，坚决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广泛地开展了“挤”敌人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有些地方建立了短小精悍的武工队，在敌人碉堡林立的“治安区”，领导民兵及广大群众进行斗争。一九四三年建立了三十三个队，其后又发展到四十九个队。“挤”敌人的斗争，首先是在敌人据点周围的村庄开展反“维持”的工作，割断敌人和各村的联系。随着群众在反“维持”斗争中提高了觉悟，以及民兵的建立，就使敌人完全处于孤立的状态。这时武工队便进一步向前推进，组织民兵和群众围困据点。开始是设法把据点内及靠近各村的居民集体迁到解放区；切断敌人的交通运输线，断绝敌人的供给；袭扰敌人；等等。到一九四三年下半年，又开展了爆破运动，这样一来，便把敌人的据点、碉堡变成孤立的囚牢，敌伪军和汉奸特务分子整天钻在碉堡里不敢出来，要吃没吃，要喝没喝。那时敌占区流行一个歌谣，讽刺敌人所处的窘境：“远看像一座坟，近看有窗有门。里边听到鬼说话，推开门看是日本人!” “把敌人挤出去”这一方针坚决贯彻的结果，一九四三年边区军区共“挤”掉了敌人的五十八个据点，收复了一千多个村庄，粉碎了日军大小“扫荡”十三次，取得了对敌斗争的重大胜利，提高了士气，振奋了民心，使根据地的困难局面得到根本改变。 一九四三年“挤”敌人的斗争，对敌人说来是突然的袭击，使他措手不及。到了一九四四年，敌人又来“反挤”。敌人“反挤”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种是当我部队调动的时候，利用军事上的空隙，集中兵力向我收复地区伸展，大肆烧杀捕捉，强迫恢复“维持”，以扩大其“治安区”；一种是在我工作无基础的地区，用特务来镇压群众，大肆烧杀，强迫“维持”；还有一种就是利用“清政”办法，清除他们认为不可靠的伪工作人员，或加以训练改造，重新建立伪组织，使之特务化。敌人并且在边缘区实行分区的“报复扫荡”，进行残酷的镇压。 第125节:把敌人挤出去(2) 由于正规军、民兵和边区全体人民的奋战，敌人进行“反挤”的奸计终告失败。一九四四年中我又获得重大胜利，仅一至十月份，我军作战一千三百次，歼灭日伪军五千四百四十二人；攻克或挤掉敌据点一百一十处，解放村庄一千四百零五个，人口二十六万余人。 忻县蒲阁寨是同蒲铁路西侧的要镇。全村共有居民百余户，我工作很有基础，党支部力量很强。在一九四二年八月以前，它是忻县抗日根据地的前哨，守卫忻县的门户。在它南面三十里是敌人的重要据点三交，东南二十余里是敌据点合索，东面三十五里是敌据点奇村。这年八月八日，敌人企图进一步“蚕食”我根据地，派二百余人袭入蒲阁寨，在这里安上了据点，作为伸进我根据地的钉子。但是村中党支部还在，党在群众中威信很高，群众有了问题都找支部书记帮助解决，三十多户继续在党支部领导下进行有组织的斗争，党支部团结的积极分子在敌人占领的情况下，还能召集三十余人参加群众大会，进行开展反“维持”斗争的动员工作。敌占前的青年民兵表面看不存在了，暗中仍有秘密的游击小组活动，团结村中的爱国青年坚持战斗。蒲阁寨及周围各村广大的人民群众，在党组织和武工队领导下所进行的战斗，写下了晋绥边区人民抗日斗争史上极其光辉的一页。 武工队想方设法断绝蒲阁寨敌人的给养，切断通往蒲阁寨敌人的联络线。首先进行了破路。一九四三年七月曾经组织民兵三百余，破坏蒲阁寨到三交、三交到合索、合索到忻县间的公路。连破十一次，破路六十余里，毁掉土桥两座，并曾三次打击来修路的敌人。各村民兵经常活动于三交至蒲阁寨之间的公路线上，袭击敌人。敌人原以驮骡向蒲阁寨送给养，后因难于通过，改征人力运输，仍然没法通过。给养断绝，蒲阁寨的敌人陷入饥饿的苦境。蒲阁寨与三交敌人七天一次的会哨，也被民兵给打中断了。 在围困中，蒲阁寨民兵制造了一批“土地雷”，拿到警戒线上使用。蒲阁寨是晋绥边区使用地雷的开端，初试锋芒，就很有效地打击了敌人。一九四三年秋季，民兵们就大量使用地雷来封锁敌人的交通，三交据点来送给养的敌人，常被地雷炸死在公路上、大道旁和村庄里。 有一次，武工队员和民兵，爬到敌人的碉堡门口去埋地雷。冬天地面冻得像石板一样硬，他们费了很大力气，刨了个四四方方的大坑，把地雷放进去，然后趴在对面山头上等着。天亮了，从三交来的六十多个日军和三十多个伪军，带领一队民夫，赶着一群驮给养的毛驴，穿过树林，走过河滩，进了村子。敌人刚走上坡去，伪军就发现碉堡口外的地面有些不对劲儿，于是停止前进。敌人队伍后面有四个挨过地雷炸的日军，这时一齐挤到前面来，装着很有经验的样子，想把地雷起出来。当他们把土刨开，用力搬地雷时，地雷突然爆炸，四个敌人均被炸死。敌人非常恼怒，第二天就来报复，从蒲阁寨到周围十来里地的村庄转了一趟。到处遭到民兵的射击，各村群众也早已在民兵掩护下离开村庄，结果敌人捉到几个没有跑脱的病人和老年人，带回蒲阁寨残杀在碉堡外面。 武工队和民兵们还制造了一种“磁雷”。在蒲阁寨的四周，武工队很快地用这种地雷构成一个严密的地雷网。三交敌人来送给养，每次都是前半夜偷偷摸摸上来，后半夜忙着赶回去。武工队摸到敌人的活动规律，在一九四四年二月间一天的夜里，把六颗地雷埋在敌人的归路上。果然，后半夜敌人带着过去在蒲阁寨抢来的许多东西回去，走到这里，六颗地雷就一齐爆炸了。被围困在碉堡里的敌人，一天比一天困难，特别是当蒲阁寨的人民转移以后，困难就更加多了，每天都要自己动手劈柴、担水、碾米，一天吃两顿没有油盐菜蔬的软米糕。至于伪军，只能吃发了霉的小米和老百姓丢在家里的烂酸菜。敌人也曾数次出犯，每次都被地雷炸得抱头鼠窜。后来直弄得出碉堡门来大小便都不敢走正面的路，像狗撒尿一样，靠着墙根解个手就赶快钻回去。从三交来送给养的敌人，也改在下午行动，并且专门走老乡们刚犁过的地里，慢慢摸索着走。可是在阳坡对面山上，又踏中了一颗地雷。领头的两个伪军倒下来，后面的敌人拼命奔逃，惊呼狂叫。随后敌人又把民夫赶到前面引路，他们在后面拉开很长的距离，战战兢兢地跟着走。 敌人被地雷逼得大路不敢走改走陀罗山，并且多找下雪天，但哪一次也不能平安通过。有一次，民兵用十四颗地雷组成一个踏雷阵地，敌人的队伍避开地雷时，民兵就瞄准打排子枪。敌人慌忙溃散，一下踏响了五颗地雷，炸死炸伤十余名。后来在据点里也安放地雷，敌人出来担水，被炸死在河滩里；出来找柴，被炸死在屋檐下；饿了去偷老百姓地里的山药蛋，结果挖出地雷挨了炸。敌人简直束手无策，有个日本兵逃到三交，谈他在蒲阁寨的经历，用手作个圆圈，歪着脑袋用脚一踏，身子往后一仰，张嘴，闭眼，惊叫道：“地雷大大的，死了死了的!” 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一日夜里，敌人偷偷地逃出蒲阁寨，刚一出村走到红河庙，地雷就响了，一群日军应声倒下去。敌人再走几步，又被?倒四个。在王家沟的河滩上，又遭武工队布设的子母雷轰炸。在王家沟又遇我伏击部队。我军追击敌人直到三交。有一幸免于死逃出的伪军说：“蒲阁寨可不是人住的地方，实在叫人害怕，不敢出动，不敢离碉堡。连大小便都困难，碉堡里臭气难闻，像茅房(厕所)一样。”还有一逃出的伪军说：“山上尽是人家(八路军和民兵)的队伍，上去多少也不顶事，走到哪里也是四面枪声。” 四月十二日天刚亮，我民兵向蒲阁寨胜利进军，烧毁了敌人的碉堡，火光冲天，民兵们欢呼起来。群众也都回来了。三天后，群众三千多人开了一个庆祝大会。在这次会上，忻崞县抗日民主政府奖励了一批围困蒲阁寨的模范民兵。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和军区司令部颁令嘉奖武工队副政委刘笃庆、忻县武委会主任王子诚、区民兵大队长殷长久及他们领导的民兵、八路军十九支队和武工大队。奖给刘笃庆驳壳枪一枝，王子诚、殷长久步枪各一枝，奖给民兵大队长手榴弹二百颗、地雷十颗。 第126节:爆破运动(1) 三爆破运动 在一九四三年以前，其他抗日根据地已经普遍使用地雷打击敌人，而晋绥边区的爆破运动却还没有见到实效。有些地方的民兵虽然也在试着搞，但还没有掌握地雷爆炸的技术，缺乏必要的埋雷经验。 在一九四三年九月上旬晋绥分局召开的群众工作会议上，我介绍了冀中区开展爆破运动的经验。林枫代表晋绥分局讲话，要把减租减息、发展生产、发动群众等项工作与对敌斗争紧密结合起来，提出“劳武结合”的方针，以解决民兵战斗与生产的矛盾。特别强调民兵的爆破运动，通过爆破运动来扩大民兵的队伍，提高民兵的战斗力，培养智勇双全的民兵英雄。这一方针为各级党的组织和各地民兵坚决贯彻执行了。自一九四四年二月起到八月，据不完全的统计，忻县、宁武、临南三县的四个区，共用地雷炸死敌伪军一百零三名，在许多地方都对敌人造成了严重的威胁，把敌人的凶焰打了下去。 为进一步开展群众性的爆破运动，边区人民武装委员会在一九四四年九月间召开各分区武委会主任联席会议，详细讨论了爆破运动的经验，确定进一步开展群众性的爆破运动。这次会议的决议指出：以后要贯彻群众路线和亲自动手的两种精神，以及军火生产与农具生产相结合，爆破运动与群众相结合，提高技术与爱护武器相结合三个方向。自此，地雷战又有了更大规模的开展，到次年七月七日止共爆炸地雷六百八十一颗，连民兵所作三千四百四十二次战斗的成果在内，共炸死及毙伤俘敌伪汉奸二千八百名。其中被地雷炸伤炸死者一千九百二十四名，占其死伤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六。 爆破运动一经与群众结合，便使边区群众武装斗争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地雷的爆炸声，吓破敌胆，增强了广大人民对敌斗争的信心。在临南县敌占区的一些地方，因为敌人长期残酷统治，曾有一些人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说什么“要打走日本，必须等到山上长起无根树，铁蛋蛋开了花!”爆破运动一开展，说这话的人眉开眼笑了：“现在长了无根树(指民兵的望哨)，铁蛋蛋(指地雷)又开了花，是打走日本的时候啦!”六十岁的任从厚老汉，年逾五十的张拴拴的母亲，也学会了埋地雷的技术。郭家山村郭芝旺的母亲，已经七十七岁，而且瞎了一只眼睛，也带领着全家六口人学会爆炸，影响全村二十六个妇女很快地都学会了埋地雷。 第127节:爆破运动(2) 未开展地雷战前，一九四〇年冬季反“扫荡”中，兴县黑峪口等二十个村庄，就被打死一百四十三人，一些人家被杀绝。仅赵家川口一村，就被杀害了二十二人。一九四四年冬季，敌人又到了赵家川口，在村边的河滩上接连踏响了三颗地雷，伤亡很大，就没敢进村子，连夜转移到村外的山沟去宿营。有一股敌人在赵家川口村外的河滩里，在寒风中铺了一层干草宿营，夜里遭到民兵袭击，敌人慌乱了二十多分钟，便在事先看好的沙地里集合，突然地下“轰轰”两声巨响——原来民兵连夜潜入布下了地雷阵。赵家川口的民兵为死难的乡亲报了仇。 地雷是民兵保卫生命财产、防御敌寇的好武器，人们称它是“不睡觉的哨兵”。在接近敌占区的那些村庄，随时可能受到敌人的窜扰，经常是一日数惊。自从开展了爆破运动，地雷便封锁住敌人进犯的道路。每晚，村里村外地雷密布，群众可以安然休息，敌人却不敢接近遍布地雷的村庄。 “地雷看家”的本领是很强的。一九四四年十月五日，从同蒲路上出扰的敌人窜入朔县第四区，六日走到下木角村时，用手去推第一家的门，有两个日本兵即被地雷炸死，一个伪军也被炸伤。敌人只好在窗子里边进出，或者用石头和长杆推门。七日，十几个汉奸到白殿沟去，触发民兵沈存德埋的地雷，为首的汉奸被炸烂了屁股。十五日晚上，敌人又从新安庄派一小股敌人到富家坪去骚扰，村里的群众早已转移，家家大门上都挂了地雷，又把地雷埋的满街都是。敌人进了村子，小心地用石头去打门，不料门里的地雷还没响，脚下的地雷先开了花，炸得敌人东倒西歪。 另一次，朔县有一股敌人出扰，民兵王斌等先在村子里布下地雷阵，就转移到山头上去监视敌人。他们看到敌人快要进村时，便用“二将军”(一种土造的铁炮)迎头轰击。敌人不知道这是什么炮，拼命跑到东面一座山上，架起大炮就朝民兵占领的山头轰击。民兵边战边退，在村庄周围的山头上跟敌人周旋，一直打到太阳落山，敌人才进入村庄。有七个日本兵一齐拥到村口油坊里去抢油，不防大号地雷突然在脚底下开花，五个敌人应声而死，两个受了重伤。一同进村的伪军以为“没事了”，走进油坊里面去发洋财，一个伸手去开箱子，当即被炸倒；另一个见有一斗小米，用手去端，又是“轰”的一声，负了重伤。 一股敌人到了岚县，准备在一个村庄里宿营。一个敌人的马夫拉着大洋马去推一座大门，脚下触发了民兵埋的地雷，洋马被炸成两截，日本兵也倒毙在门边。敌人打算做饭，到处找不见锅，后来在河滩里发现一个小锅，有个敌人去取，又被炸死了。 一九四四年秋天，交城的民兵高月明等，为防敌军出扰，在大皮山头上做了三个草人吓唬敌军。有天古交据点里的日军来到这里，把三个草人都捣毁了。高月明和村里的民兵又扎了三个草人，并且在草人下面埋了大个儿的地雷。敌人二次来到大皮山，有四个日本兵又去毁坏草人，用力把草人一推，地雷响了，炸死炸伤三人，其余的敌人拔腿就逃，一口气跑回古交据点。 对地雷的大量使用，给围困据点提供了一种新经验：地雷不但可以防御，而且能够向着敌人的大小碉堡进攻，在碉堡外面形成囚禁敌伪的罗网。当第八分区的民兵围困孤孤山敌人据点时，根据二十七天的统计，民兵即在据点四周大规模埋雷十次，爆炸地雷二十七颗，炸死炸伤敌伪军五十一名，每颗地雷几乎平均毙伤两个敌人。这样就使孤孤山和外间完全断绝了来往。 围困宁化堡的民兵曾用一个大地雷在汾河岸上杀伤敌寇七名。敌人恼羞成怒，即在同行的宁化伪区长马善功身上泄愤，当场指着伪区长的鼻子大骂：“你的通匪通匪的，该死!”顺手一枪，就把伪区长打死了。从此以后，敌人便不敢再出来进犯。民兵在据点外面打不上敌人，就进逼到据点跟前去活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九日，民兵英雄赵尚高曾率领着村里的民兵到宁化堡据点里埋了地雷，并且在城门口、街道上及无人走的地方挖了许多地雷坑，还把大粪和煤烟倒进敌人的饮水井里，在井口埋了地雷。临走的时候，他们又把一个地雷埋在城门洞下，把雷线拴到门扇上。第二天敌人一开城门，就炸伤了一名伪军。敌人在城墙上一看，到处都像埋过地雷的样子，吓得连门都不敢出。乘此机会，赵尚高又在十二日带领民兵破坏离宁化堡据点五里的两处煤窑。经过动员，有一百多个老百姓拿着铁锹赶来参战，四小时便把窑口填平。从那天起，敌人就没有煤烧，也没有水吃。十三日有一股敌人到水井边和煤窑上侦察，又被民兵埋的地雷炸得逃了回去。敌伪军及其家属的五六十个炉灶无法生火做饭，一场大雪使得敌人的住房都变成了冰窑，他们就强拆民房当柴烧。伪组织人员不堪这种饥寒交迫的生活，加以我军对敌伪人员的政治攻势，伪组织人员纷纷反正。后来，敌人就弃碉堡逃走，退出宁化堡据点。 第128节:爆破运动(3) 静乐民兵围困娄烦镇的时候，曾经截获日军曹长小原写给他朋友的一封信。信里写道：“思想起来娄烦镇，泪泣泣。”静乐城的敌军妄想救援娄烦镇，在一九四四年六月十日的夜里，曾调集百余名敌伪军偷偷来到相距不远的丰润。因为沿途布满民兵，子弹和地雷交相迎击，敌人经过四十来个钟头，才走完这三十来里路。这股敌人一到丰润，马上又被包围，没过几天便急忙逃回静乐城里。九月五日，娄烦镇据点里的敌伪军正在集合唱歌，刚唱到“命令何等森严”这一句，民兵的土炮在山头上开火了，炮弹落到伪军据守的炮台院里，打死打伤伪军十多名。从第二天起，敌人吓得连操也不敢出了。距离娄烦二里路的山石梁敌据点，同样遭到民兵的围困，那里的敌人，每隔三两天就得冒着生命危险，钻出碉堡到小河里抬水，并且照例要派出几名敌伪军进入工事鸣枪掩护。民兵英雄郝毛存研究了敌人活动的规律，就把地雷预先埋到敌人掩护部队常去的工事里，结果一次炸倒敌人三名，有一个当场毙命。这次敌人没有抬成水，而是在碉堡上的炮火掩护下，抬回了死尸和伤员。 一九四四年六月间，离(石)东县民兵把一颗地雷埋到朱化敌据点两座碉堡中间的路上。第二天早晨，五个敌人出来，炸倒两个，其余跑了回去。直到下午，从信义增援的三十多个敌人来到后，才把炸死和炸伤的敌人抬走。信义来的这股敌人回去时，在据点东面他们自己修建的桥头上，发现有个地方的地皮划破了，停在那里仔细研究了好半天，不敢从桥上通过。后来在河水里另外摆了石块才渡过了小河。朱化据点敌人的运输线被我切断后，敌人的给养发生了问题。敌人饿得没有办法，只好在黑夜到碉堡下偷老百姓种的洋芋和萝卜充饥。敌人每次出来活动，都找一个伪军当替死鬼，要他在队伍前面拿一把铁锹试探着走，铁锹偶尔陷在软土里，就忙扔下铁锹逃命。春季地里没有青菜，敌人只得挖苦菜吃，有个敌军小队长曾到老百姓家里偷吃糠炒面，后来敌人甚至拿子弹来换老百姓的东西吃。有一次，敌人想到离据点不远的田家会集市上去抢东西，怕碰上地雷，故意跟在赶集的老百姓后边，以求“保险”。但老百姓刚过去，拉雷马上就在敌人的脚下响了。民兵迎头打了个排子枪，敌人便全跑了回去。 朱化据点碉堡里的敌人每次挑水需要爬过五里长的一座大山，还要用机枪掩护，担来的水要先逼迫老乡喝一口，看有没有毒。后来民兵把粪水倒进井里，不久又把水源堵塞，敌人连臭水也喝不上了。敌人整天钻在乌龟壳里，敌小队长苦闷地说：“我的开路的不行，什么地方遛达的不敢。”到一九四四年八月九日，敌人便从这里逃走了。 民兵普遍进行的地雷战，对于敌人在沦陷区的统治成了一种致命的威胁。静乐城的敌人被地雷炸得失魂落魄，又怕民兵摸进城内，一日数惊，每天只开城门三次，每次一小时，后又减到每天只开一次、一小时。敌人的“政令”原来就是走不出城门的，这时连静乐城关都被划成“匪区”，只有日军司令部驻的寺坡上一小块地区才算得是真正的“治安区”。因为自从使用地雷围困敌人的据点以来，静乐北关、南关两次响起地雷的爆炸声，同时还被民兵活捉走了两名伪军；就连敌人常去打靶、出操的大操场里，也被民兵埋满了地雷。被民兵围困的神池八角敌据点，伪组织人员整日提心吊胆，困居愁城。有次敌军向伪区长要三十头牛、十辆大车供其抢粮，伪区长无法交账，对敌人推说要到义井去“借牛”，一溜烟逃了。伪县公署又调义井伪区长前来八角继任区长，他因早听说地雷的威力，始终不敢赴任，坚辞这个注定送命的差事。虽经再三推辞，伪县公署还是强迫他去上任，他便在“上任”的途中逃跑了。没有多久，八角就被我们收复了。 一九四四年十月中旬，敌人对边区发动了一次大“扫荡”，总共调集七千余人，目的是要破坏晋绥边区的秋收。敌人侵入兴县、临县，重武器无法施其威力，反而变成了沉重的包袱，不得不拿了大炮、机枪、掷弹筒盲目地向着山头、破庙、地雷、冷枪作战。步步挨打挨炸，处处血肉横飞。敌军惊慌万状，大路小路都不敢走。每逢地雷炸处，便令伪军在前面缩头缩脑地用长木杆划圈圈儿，作替死鬼。雷区一过，就抱头鼠窜。 第129节:爆破运动(4) 在侵入我根据地前，日军第三混成旅团长小原一明少将训话时，再三说“要小心八路的地雷”，但这并不能摆脱被炸。仅只兴县民兵，在半月中就和敌人作战一百三十六次(其中有六十三次是配合主力军进行的)，在毙伤三百零一名敌伪军中，绝大部分是地雷炸死的。十一月七日，兴县二十里铺民兵英雄李有年摆的一个连环地雷阵被敌人踏响，一次就炸倒二十三个敌伪军，其中有十二个当场死去。一九四〇年冬敌人“扫荡”时，二十里铺被杀死了十三个老百姓，死难者有李有年的父亲，这次人们喜悦地围住他说：“这回有年可替你父亲报仇了。”到十一月九日，反“扫荡”胜利结束，这次敌人共被主力军和民兵毙伤一千五百六十七名。 因为各地群众都进行了彻底的空室清野，敌人要用的没用的，要吃的没吃的。如果发现了用的吃的，一动准得挨炸。敌人在临县路过一个山沟时，路被挖断了，需要搭桥才能过去。敌人东找西找才找见三块搭桥的木板，派人去搬，搬头两块时没发生问题，第三块大，去了四个人抬，“轰隆”一声，四个人都给炸死了。进犯兴县的敌人到了刘家村，看见全村每间房子都没门窗，空荡荡的。两个敌人找东西，到了村主任的院里，只有一只水桶，原来桶底下拴有地雷的拉火线，一拿就炸，一个敌人被炸得腾了空，另一个被炸掉一只胳膊。敌人到兴县的碧村，到处找吃的，有三个敌人在民兵小队长王谋家锅台上，找到二斤粉条、半斤盐，伸手去拿，又炸了。王谋后来高兴地对人说：“敌人真是粉条炖肉，自炖自吃啦!”又一股敌人在魏家滩挨了炸，赶快退出村庄，出村遇上一块菜园地，进菜园拣菜吃，结果又挨了炸。敌人吓得连头也不敢回，朝着山崖底一溜烟逃走了。 还有一股敌人迫近兴县贺家圪台村，尖兵争先恐后地去抢一个小包袱。为首的跑到跟前一拿，包袱炸开了，旁边埋的地雷也从地里跳出来。被炸死的三个敌人的尸体滚下了山坡，包袱里的破布烂鞋都炸开了，原来里头包的是民兵的“快火手榴弹”。贺家圪台民兵还在村里合作社为敌人预备了一瓶酒，当把酒瓶放到桌子上时，巧妙地拴在地雷的火绳上。被游击队、民兵追击得疲惫不堪的敌人，进村后因怕推门时挨炸，有三个敌人拿了一根一丈多长的杆子顶开合作社的门。一闻见酒味，三个敌人一齐奔向酒瓶。但等敌人一伸手，酒瓶便在他们面前开了花，三个敌人全都躺倒了。在蔡家崖村，有一个日本军官带着翻译走进一座大院子，看到院中立有一个木牌，上边写着五个大字。日本军官命令翻译：“你的瞧瞧，上面写什么的?”当他听到上面写的是“此地有地雷”，立即生气地叫道：“八格牙路!假的假的!”说着伸手去拔木牌，木牌下面的土堆炸开了，日本军官立即丧了命。 家里不敢进，院里不敢入，街头巷尾也不好走。敌人在活动时，每当遇有新土的痕迹，就画上圈圈，在民兵埋有地雷的地方，也画上圈圈，在民兵埋有假地雷的地方，也画上圈圈，压上块石头，底下是纸条，写着红色的大字：“地雷!地雷!”有时赶一头毛驴或别的牲口在前边，或迫令抓来的民夫探路。但民夫走在前头，地雷炸得晚，敌人来了才炸；民夫走在后面，地雷炸得快，敌人一到就炸。十月二十八日，敌人“扫荡”朔县，有十八个日军走成一条线，路上好像发了神经病，忽而往前传：“地雷小心的!”忽而往后传：“小心的，地雷!”但仍踏进尹茂仁、李步洲率领的两个民兵中队布设的雷区，一次被炸倒十三个。当另外五个没有受伤的日军去收拾炸倒的尸体和伤员时，看见一条小绳子气愤地用力一拉，又炸死两个。另一队敌人由南场村往朔县城走，民兵在路上用六颗踏雷、一颗拉雷布成一个雷网。敌人一出沟口就发现了拉雷的绳子，正准备拿刀子去割断拉绳，民兵已经拉响了。敌人惊呼狂叫，乱成一堆，直等拉雷的浓烟飘散开来，才敢爬起来“开路”。敌人刚一抬腿，又中了踏雷，又是一片恐怖的哭叫声。接着，还来了第三次爆炸。敌人寸步难行，于是先用掷弹筒向前边的道路打去，然后再一步一停地小心行走。朔县有股敌人，拂晓前就从距新安庄二十里的地方动身，经过大约十三个钟头，直到天黑的时候才走到，平均每小时只走一里半路，就这样途中还挨了四次炸，遭了两次伏击。 第130节:爆破运动(5) 敌人千方百计地防雷，但始终没有多大效果。深入边区腹地“扫荡”的敌军，头次侵入兴县时就炮尝了地雷战的滋味。隔几天，敌人再犯兴县，有一股敌人在拂晓时沿着城北面的山梁进了城，前头走的是工兵，每见一片新土都要压一张写着“地雷”的纸片。走到街上，又用长杆子挨门逐户地顶了几家商店的门，以为再无挨炸危险，就向后面传话：“开路，地雷的没有?”一个日本军官问带路的汉奸：“县政府在哪里?”汉奸用手指着回答说：“在牌楼那边。”敌军官扬起指挥刀，趾高气扬地说：“统统烧了的!”当敌人跑到县政府门前的时候，又踏中了民兵埋的地雷，有七个日本兵被炸倒。原来民兵郭初让在这里埋了一大一小的“子母雷”。他把地雷埋好后，不但细心地用旧土掩埋好，还故意按下了驴蹄印。敌人的工兵没发现。 十一月二日有三千余名敌人“扫荡”岢岚，我军先已掩护群众撤出城外，留给敌人一座空城。敌军分兵五路来到这里，光是四个城门就炸死了敌人一个大队长、一个下级军官、三十名士兵，还炸死了一匹大洋马。 “扫荡”兴县的一股敌人到了城东郊的桥边，眼巴巴地望着不敢走。在前边带路的是个伪区长，因为先前曾在桥边吃过亏，不敢从桥上过，他发现离桥不远的河里摆有过河的石头，便由踏石上面过去。走了一会，索性跳到水里去。后面的敌人跟着踏在石头上过，走到中途，河里的踏石突然也炸了，死伤了三个日本兵。尚未过河的敌人在后面同声大骂伪区长：“你的良心的坏了，你知道地雷的有，你不走的?”敌人瞄准一枪，就把伪区长打死了。 敌人从兴县沿蔚汾河北岸退走时，一出二十里铺村口，见是一条平坦宽展的公路，怕有地雷，赶忙改走河的南岸。眼前本来有座便桥，都不敢过，伪军都由水里过去。有几个日本兵跑到河水里，试试水实在太冷，就从桥下边的踏石上面过，踏响了地雷，几个敌人被炸飞了。后来的敌人卧倒在河水里，过了老半天才冻得颤抖着站起来。从此每逢过桥、走踏石，敌人就逼迫伪军前面走。伪军都心怀不满，彼此警告说：“小心不要坐了飞机，一坐飞机又要洗澡了。” 地雷战不但大量地杀伤了敌人，而且在心理上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静乐城敌军参加“扫荡”的有四百个，活着回去的只有一百来个，仅剩四分之一。十月二十八日沿忻(县)静(乐)公路开向忻县的十八辆汽车，都装满了日军的死尸。敌人在这些汽车上捆绑十五个化装成我军的伪军，一路吹牛皮说是“俘来的八路军”。但是当地群众和据点的伪军、伪组织人员，都认得这些人是忻县伪保安队的士兵。 边区民兵地雷战中创造了很多奇迹，“地雷进攻”尤其是地雷战术上的一大发展。开始地雷只是埋在村口、门口与埋藏东西的地方，叫作“看家雷”，基本上是防御性质的。后来民兵在战斗中细心研究，使地雷与各种武器相结合，造成雷群的进攻阵地或防御阵地，威力就更大了。 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八日，东村敌二百七十余，带着牲口到静乐县抢粮。敌人刚走五里路，就被民兵诱进预先安排好的地雷阵中，炸死炸伤一个敌军军官和五个士兵。敌人提心吊胆地好容易走到我第三区周家掌、大芦则，以为可以逃脱危险，不料又中了三个村庄民兵的埋伏，地雷和手榴弹、步枪一齐响，打得敌军人马乱作一团。等敌人逃到朝家沟村口时，民兵英雄尤美富埋的拉火地雷又炸了，浓烟笼罩了全村，接着预伏在朝家沟山上和对面小豆梁的民兵也用步枪向敌人射击。到处是地雷，到处是民兵，逼得敌人寸步难行，只好在朝家沟宿营。敌人又累又饥，进村还没驻定，周围三个村的民兵都一齐摸进村来，弄得敌人整夜不得安宁。次日天还没亮，便抬着伤兵悄悄地溜走。敌人害怕踏上地雷，特地在部队前面赶着一匹马探路。行经岔上村的时候，踏着一颗地雷没有响，敌人气愤地把地雷挖出来，打算抬回据点里面去。不料下山时地雷滑落在地上，把两个抬地雷的敌兵炸死，这次敌人一颗粮也没有抢到手，反而死伤了十八名。 第131节:爆破运动(6) 塞北民兵英雄尹茂仁率领的民兵战斗队，在反“扫荡”中曾经背上绳子和地雷积极追击敌人，在敌人行列空隙中间，迎头截住，轰击敌人，用踏雷和用二百八十丈长的绳子的拉雷布成进攻阵地，一次炸死敌军二十余人。 一九四四年十月间的反“扫荡”战役期间，兴县民兵郭根基曾经使用过一种“活地雷”，在敌人逼近村庄时，翻山越岭，在村庄周围的大道上都埋上地雷，敌人接连被炸，便离开了大路。看见敌人绕道走小路，便把埋在大路上的地雷迅速刨出，埋到敌人要走的小路上。又一次，敌人突然到了郭根基民兵中队的村口，来不及埋地雷，他们便赶快把踏雷板和地雷塞在路边的马莲草丛中，系上一根较长的拉雷绳子，缚在紧靠大路的马莲草上。结果敌人走进草丛，踏响了一颗地雷，炸死两个士兵，吓得敌人赶快逃走了。 边区军民积极打击敌人，民兵曾在东村、普明、岚县地区布置了一条四十多里长的封锁区。他们派出十几个爆炸组，在这一带积极活动，在最初十天内，就用地雷炸死敌人七十多名。民兵英雄翟白小带领的爆破组，用雷网堵住了东村据点的西寨门。三月二十日，东村驻敌五十余出村活动，刚出西门就被地雷炸死四人。走到任家庄，又被地雷炸死四人和两只骆驼。隔一天，东村驻敌出来与岚县出扰敌军在清水河村会哨时，为了避开地雷的轰击，在路上故意挑拣满是稀泥巴的地方前进，还是踏中岚县第三区民兵埋的地雷，被炸死一名、炸伤二名。我军侦察员刘正、朱四杰，有一天在东村据点东寨门口埋了一颗重十二斤的大号地雷，把敌军五人一起炸飞。三月三十日，敌军汽车十九辆由东村开往静乐，为防我军和民兵袭击，特地派出八十余名轻装部队在公路两侧伴同汽车前进，还派出三十余名工兵，走在汽车前面一百米处细心搜索，让汽车在后面以每小时两公里的速度跟进。结果还是被民兵埋的地雷炸翻数次，炸毁汽车多辆。老百姓都兴奋地说：“八路军真好，不但帮助穷人翻身，而且还帮助日本鬼子的汽车翻身哩。”一路上汽车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走了大半天才到岚县城。有些老百姓讥笑说：“狗日的，还不如老子的牛车走得快!”敌人每次行军，队伍前头都有一些工兵，地雷炸处，总是他们先倒霉。一九四四年冬，敌人“扫荡”时，光在临县白文、窑头几处，敌人就杀死了自己的七个工兵。因为工兵没有“拿”住地雷，并且自己没有挨炸，而炸了后边的队伍。白文、窑头爆炸的七颗地雷，炸死炸伤敌人四十多名。 敌人虽然吃地雷的亏非常多，但是他们对付地雷的办法却很少。一九四四年，有一次汾(阳)离(石)公路沿线的敌人出扰，走进民兵的地雷阵。民兵在山头上拉绳子，不巧，绳子断了，地雷没有响。敌人听见绳子拉断的声音和民兵低声骂“娘”的声音，就停下来东找西找，发现了拉断的绳头，顺着这条绳子头去找地雷，不料却踩响了地下的踏雷，拉雷和整个“连环雷区”也都炸了，敌人被炸倒了十几个，民兵在山头笑着说：“这叫做自拉自炸。” 敌军中普遍设了工兵，专门起我地雷。有几颗被起走，民兵马上想出很多新办法，从单个踏板雷发展到数个踏板雷区，从铁雷发展到瓷雷。民兵李树禄的地雷被刨走了一个，他气愤地说：“好，索性让你刨。”他又埋了一颗，上边下边安了两个爆发管，故意把爆发管的头露在外面。敌人看见了，命令伪军去挖，结果炸倒了八个。 直到抗战胜利，敌人也没有找到什么对付爆破的有效方法。 福尔曼在《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一书中，曾记述晋绥边区开展地雷战的情景： 围困日本人的一个常用方法，便是在据点附近安放成百上千个地雷。有一个村庄由于这一方法运用得很成功，以致他们坚信自己摆脱了邻近据点的威胁。据点的四周是一个密布地雷的战场，民兵昼夜巡逻，防止日本人突然袭击。日本人虽然迫切需要水，但是却不能出来取水。福尔曼到达该地时，据点已经被围困二十天了。他问村民，他们是否愿意军队留下来帮助他们攻下那个据点。他们回答：“不，我们自己可以处理它。”十天之后，他们攻下了那个被包围的据点，疲惫的守军没有什么抵抗，一半被击毙，另一半投降了。 第132节:爆破运动(7) 福尔曼说这个村庄是他曾经见到过的最有战斗力的一个。每一条大路，每一条荒野的山路，都周密地布上地雷。地雷不仅布置在荒野的山路上，甚至小心翼翼的日军可能要走的田野上也布有地雷。警戒日本人可能增援的一种办法，就是在每一颗地雷的上方插有警告的标记牌，敌人接近时，将标记牌撤走。当你骑着马小心地曲折而行，进出于插有标记牌的地雷之间的时候，你一定不寒而栗，有一种恐惧的感觉。你希望他们不会弄错了标记! 连村里的街道也布了地雷。村里人毫不经心地随意走着，好像忘记了脚下的致死之物。他们每个人都带着一种武器——或者背上挂着一枝来复枪，或在屁股后面挂一颗手榴弹。这种携带武器的习俗已经成为很自然的事，甚至小孩也在腰间缠着一些假手榴弹。 战前这个村庄是以制造爆竹出名的。现在，这里的居民已经把制造爆竹的技术用来制造地雷了。在一个院子里，福尔曼曾经见到一些男人、女人和孩子在制造黑色火药，铸地雷模型，并将装好弹药的地雷排列整齐。因为缺乏金属作地雷的外壳，一些村民就凿空大石头制造石头地雷，有的把火药装在瓶子、罐子甚至茶壶里。有一个人正在制造他自己发明的木炮。 福尔曼说，这些，其重要性并不在于这些原始武器的效果优良，而是在于它清楚地反映出人民的作战精神。一个人有相当大的勇气，才能面对敌人可怕的现代化武器想出这些“微不足道”的抵抗方法。 敌人对地雷战是非常惧怕的。太原敌人出版的日文《东亚新报》，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八日曾这样报道： 飞机上的俯视——当飞入山岳地区时，触目所见除巍然耸立的山岳外别无人迹……。村落及街巷的庭院中不但没有人，连一匹牲畜都没有，在飞机上就可以观察到敌方(指抗日军)空舍清野的彻底性的一斑，同时不论在山谷或高原上，除岩石外全耕种得井然有序，由此可见中共对增加生产的努力。…… 愈深入山岳地区则地雷爆炸的痕迹也更加增多，特别在三十度以上的山坡更多，河东、严村二村中只剩下老头和幼童，没有一个青年男女。愈进到山谷，空舍清野就愈加彻底。…… 本来，中共是一贯采取极端依靠民众的组织形式，如军粮等全由民众保管，用不着设立兵站线，而使军队不论到任何地方都有饭吃。…… 民众的武装——精兵简政后，民众武装大为增加，其指挥系统是直属于分区司令的，每户必有一个抗日分子，把所有的民众都逐渐改编为军事化，而对民众武装进行露营训练，对干部一级则进行战法教育……中共武装是与民众武装协同作战的，……因此凡没有民兵的地方就没有敌人(指抗日军)，也就不会有地雷。但是，凡有民兵的地方，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同年十月二十五日，太原伪《山西新民报》曾发表一篇记述民兵活动的文章中供认： 日军于行军中时常于田中、道上及各地发见无数之地雷，时见二尺宽之狭路上前行军队留下之纸条上书：“注意地雷”。……尚有在开门之际轰然爆发者，此系以线系于地雷之信管上，开门之际，即可牵动爆炸者。此外尚有设置于灶内或炕内，待日军不加注意点火利用时以致伤害者。日军部队对此残忍已极之神经战，须以极端之细心，于通路门后、灶口、炕内各地加以搜索。 在张家口出版，绥蒙地区发行的伪《蒙疆新报》，也常刊载有关民兵地雷战的威力。一九四四年一月五日，该报发表的一篇通讯写道： 走了约三十分钟的时候，是走在一个两山相夹的大村落的附近，忽然发现有地雷站住的命令了。于是车辆就一齐的停住了，我听了这个有地雷的命令，吓得连车都下不来了。不多一会儿的工夫，在前方约有百公尺的地方，发出来一声可怕的爆音，这是踩了地雷啊!这时有两名可怜的皇军勇士满脸缠着白色的绷带被汽车送回去了。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边区第四届群英会上，曾总结了开展爆炸的经验，在技术与战术方面，得出“造、埋、看、疑、拉、打、起、晒”八字诀。 第133节:爆破运动(8) “造”指的是制造地雷的方法。地雷的种类式样，先后曾有相当多的变化，第一种是单口圆雷，只有一个引信，是最初开始使用的地雷样式。这种地雷容易被敌人起去。第二种是双口圆雷，上下各有一个火线，一拉就炸，敌人吃这种雷的亏不少，以后敌人就不敢乱挖。第三种是空中跳雷，能飞跳起在空中爆炸，炸面广，威力大。第四种是子母飞雷，即在大雷中再装四个小雷，上下左右都有雷口火线，杀伤力特别大。第五种是用泥巴烧的磁雷，可造成酒瓶子、油瓶子、灯台等小家具样式，暗装炸药，放在桌上，敌人一动就炸。这种雷最容易普遍推广。第六种是“搬不倒”，又叫“明雷”，也叫“自发雷”，内装硫酸或硝酸管，埋上或明放在地上，敌人不知道，拿起乱转，硫酸水滴在炸药内即行爆炸。离石敌人挨过多次这种地雷的炸，以后曾下命令说：“谁也不准动土八路的地雷!”第七种是易造易埋的石雷。 “埋”是如何使用地雷，也就是地雷的战术问题。主要经验有八点：第一是“到处有”，凡敌人可能到的地方都要埋雷，这就需要研究敌人行动的规律和地形的特点。第二是“遍地是”，使敌人拿什么，什么会炸，物物都可炸，处处都会炸。第三是“找不着”，要伪装好，这须注意三点：一要和原地相同，不露痕迹；二要假设局面，符合常情；三要改造地形，掩饰场面。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对付敌人的破坏(敌人曾用军犬嗅、以火钻烧火线、拿磁铁棍探测等方法来破坏)。第四是“起不走”，除了用双口雷外，在埋法上民兵们使用了“二郎担山”、“套狐子法”、“鬼不挨”等，使敌人根本不能动，一动就挨炸。第五是“不怕风雨”，采用各种方法保护它，除造雷时涂敷防湿药外，埋时还用黄蜡封口，或爆发管涂蜡油等方法。第六是“炸面广”，其方法是雷坑子小，肚子大，下面挖空，或放软草，使炸片向横的方向爆炸。第七是“埋得快”。第八是“埋成雷阵”。根据不同的地形，曾使用过的阵势：一是丁字形雷阵，适宜于大道上，是单埋法；二是蛇形阵，适宜于窄路，连环埋；三是三角形，适宜于交叉路口，单埋；四是圆形阵，适宜于广场，单埋或连环埋；五是散埋，但要有组织，而且应估计敌人挨炸后可能走的地点；六是滚雷或拨雷战术，多用在公路或大路旁边，路旁只要有一两丈高的崖头即可使用，它的特点是组成一系列的雷，最多的曾一次用过十个雷，威力大，操纵灵活，但必须实行“枪雷结合”，掩护爆炸组的安全。 “疑”是斗智，要做到真是假，假是真，真真假假，使敌人摸不着底细。如临县民兵刘能则有一次在大路上埋了一颗假雷，故意露出些痕迹，另埋真雷在假雷的旁边，伪装得很好，敌避假就真，炸死八个，敌人的军官气得杀了两个工兵。 “打”是枪雷结合。民兵埋伏在雷阵附近，等到敌人临近，一阵射击，使敌人的阵势混乱，东奔西躲，便容易踏上地雷。打法有三种：一是诱敌中伏，以枪为饵，诱敌追而炸之；二是猝然猛打，逼敌进阵；三是掩护拉雷人。 “看”是埋了雷，必须派人看守，以免炸着自己人，或遭奸细破坏。主要的经验：一要选择胆大心细的民兵去看守地雷，并且领导上要经常检查，以加强其责任心；二要分段分路，各负各责，路线常变，如有汉奸特务偷着进村，必然被炸；三要和防奸结合起来，民兵一面看雷，一面盘查行人，防止汉奸破坏。 “拉”指拉雷，是地雷战术的新发展，其特点是能准确而有效地杀伤敌人，无论要炸敌人的大队、前哨、军官或伪军，都自行操纵，不仅利于杀敌，而且利于争取伪军。其次是容易伪装，不用踏板，不易发觉。但须有严密的组织计划，预先选择地形，并须有步枪掩护才行。 “起”是要求起得好，起得快，自埋自起。不仅会起自家的雷，而且需要学会起敌人的雷。 “晒”的意思是要注意保管，经常晒干，防止潮湿，保持它的使用效力。 在这八项里，“埋、疑、拉、打”四项结合，能发挥更大的杀敌作用。埋时无论单雷、群雷，都要根据地形与敌情，有计划地埋成阵势，以迎击敌人；但又必须运用智力迷惑敌人，使敌人判断不清楚，陷入雷阵。光是这样还不能够操有完全的主动权，还必须有拉雷或打枪的配合——即是枪雷结合，枪雷夹击，或诱或逼，使敌混乱，处于被动。这样密切结合，就产生了地雷在战术上的进攻的性能。如此去进行破击、围困、袭击、特别是伏击，便会发生更大的作用。 关于爆炸的组织形式，主要有四种：除了变工爆炸外，一种是以联防区为范围，以围困据点为中心，而建立起的轮流出击活动班、基干队。再一种是以行政村为单位而组织的机动爆炸队，平时准备，战时使用。具体办法是由各自然村抽出一定数量的坚强民兵，按条件分编为侦察、射击、爆炸三个组，合称爆炸队。第三种以自然村为单位，组织一个或几个爆炸组，这是各自然村变工爆炸的骨干，他们在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活动于村内村外，埋设爆炸，保卫村庄。不脱离群众，不吃公粮，并与各变工组的爆炸有密切联系。 为了防止敌人的破坏，一切有关地雷爆炸的情报必须严守秘密。否则非但炸不到敌人，甚至可能被敌人利用来炸了自己。因此，军工厂制造地雷的技术与产量，组织雷阵具体的办法等，都应保守秘密。 爆破运动也是只有在人民战争中才能出现。而这一运动的广泛开展，又更加丰富了人民战争的战术，使得人民战争大放异彩。 第134节:汾阳战斗(1) 四汾阳战斗 一九四四年，晋绥边区军民继续贯彻执行“把敌人挤出去”的方针，英勇进行战斗。仅上半年就拔掉敌人七十多个据点。抗战第七周年的战绩是：战斗一千四百二十次，毙伤敌伪四千六百一十七名。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战斗的激烈、频繁和战果：驻临南三交的敌独立混成第三旅团第九大队第二中队，五月份中队长桥本中尉负伤，由龟川接任；龟川又于七月在三交战死；继任的大元于八月五日受伤，八月十九日二次出扰被南口子民兵打死了。不久，三交便被挤掉了。 这一年晋绥边区有很多出色的战斗，八月十二日离石官庄塬军民并肩战斗，歼敌百余，毙敌司令官齐藤、情报官阿部。战斗英雄陈学曾白刃战斗中一连刺死七个敌人，村民群集山头喝彩助威，在火线上冒险抢救伤员。对于牺牲了的十八位烈士，人民像对自己的亲人一样收殓，送葬时全村戴孝，献祭香表礼品，吹奏哀乐。其场面是很感人的。 最大的一次战斗，是九月十四日至十七日进行的汾阳战斗。 汾阳是同蒲路上由平遥起始的一个支线的终点，又连结着太原到汾阳、汾阳到离石的两条公路，是敌人侵略山西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据点。敌人每次对我解放区进行“扫荡”，汾阳都是集结重兵的一个基地。 打汾阳是由八分区部队完成的。八分区司令员是从冀中跟我一起到晋绥的王长江，政委罗贵波，王长江未到八分区时罗贵波兼任司令员，他们都有丰富的军事指挥经验。 九月十四日夜里，八分区主力部队配合游击队，以突然的行动袭击敌人的飞机场和火车站，使守备的敌人措手不及。战斗不到一个小时，即把敌人全部击溃。我军即在敌人的飞机场和火车站放起火来，几十里外都看见火光冲天，彻夜不息。 十五日夜，我参战部队一齐投入战斗。一部奇袭敌人的火柴公司，守敌虽有戒备，但经我军英勇突击，大部被歼灭，一座火柴公司又在大火中化为灰烬。城南大营盘的敌人和西北协和堡的敌人，几次出犯。企图增援，都被我警戒部队打退了。我军乘胜攻进大营盘毙敌十余人。另一队袭击协和堡，射杀敌人哨兵。一处警戒部队，继续把飞机场、火车站彻底烧毁以后，又袭击汾阳的东关、南关。敌人惊慌失措，都不敢露面。这时，我摸进敌人电灯公司的部队，掷弹筒、手榴弹一齐轰炸，发电机全部被炸得粉碎。 第135节:汾阳战斗(2) 十六日夜晚，我军攻击汾阳外的重要据点协和堡。先以奇袭，纵深强攻，猛冲进碉堡把敌人杀死，把武器夺过来。两个受伤的日军做了俘虏，伪军全部缴械。还有一支游击队乘胜把伪区公所和合作社解决，二十多个伪组织人员，全部束手就擒。战斗一直延续到十七日早晨，胜利结束。 综合这次战斗，我军攻克汾阳敌人的外围据点协和堡，袭击大营盘，火烧敌机场、火车站、火柴公司，烧毁碉堡四座；俘日军二名、伪军三十八名，伪组织人员二十余名，毙伤敌伪五十余名；缴获掷弹筒一个、轻机枪一挺、步马枪五十余枝、短枪三枝、子弹数千发，其他军用品一百多个驮子。我军阵亡排长崔永海以下三名，伤九名。 当时中外记者参观团正好赶到这里，他们目睹了这一次胜利的战斗。他们登上靠近汾阳的山上，俯视城关战火，拍下了激战的情景。担任合众社和英国《泰晤士报》、国家广播公司驻中国记者的美国著名作家和新闻记者哈里逊·福尔曼，在他所写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一书中，专章记述了汾阳战斗，是客观的，真实的，也是热情赞扬的。他写道： 我们把马匹和行李留在后面，加入到部队的行列里，夜行军翻过山头来到距汾阳城只有五英里的小村子。在暗淡的菜油灯下，罗政委说明了这次行动计划：决定在凌晨三点钟发起进攻，烧毁汾阳飞机场的设备，炸毁城市附近的发电厂，毁掉东门外的火柴厂和汽车站。如果日军出城，便同他们交战，进而把城攻下。除了这些一般的命令外，这次战斗的指挥员还得随时抓住一切可能袭击的机会。 一营日军——大约四百人左右——驻防在城内，附近的若干据点还有三百多日本守军。此外，还有七百人左右的伪军。这样一来，这次出击就不是打了就走的战斗了，它的任务是袭击飞机场、发电厂、火柴厂、汽车站，并诱使日军出城。八路军准备在城外同等条件下同他们作战。 在漆黑的夜里爬上一条滑溜溜的石路到山顶的望地点，真使我们困苦不堪。他们说不到一英里，但是我想他们的意思必定是指垂直的一英里和水平的一里格(一里格约合三英里)。山顶非常冷，刺骨的夜风掠过山峰吹向我们。当我们到达的时候，一小队卫兵已经坐在那儿，披着薄薄的日本军毯发抖。这只是入冬刚降初雪，华北严冬的时候，这一地带的雪很大。 大约在三点三十分，我们听到了枪声，不久看见有三处冒起火焰。战斗显然进行得很顺利，黎明时我们看见大片的浓烟翻腾在城墙上空，城市附近已听不到枪声，也没有军事行动的征候。 中午过后不久，消息传来了。派去的人们仅完成了原定计划的一部分：他们已经烧毁了飞机场的设施，并在跑道上布了地雷，以防日军派飞机来增援。他们炸毁了发电厂，破坏了汽车站。在火柴厂，他们遭到出乎预料的强烈的抵抗。因为黎明将近，他们不得不提前停止战斗。白天，他们只好任由日军从城内射出的枪弹和炮弹的摆布，因为这里很少有甚至没有掩护可以利用。 但是战斗并没有结束，我们的队伍埋伏在离城一英里的一个小村子里，等待日军出城。如果日军拒不出城作战，八路军准备当夜再次袭击。 将近傍晚的时候，我们视察了村里的地道。地道大约有一英里长，足以容纳附近的妇女和儿童。日本人来“扫荡”时，男人都上山去，准备狙击从城内出来突击的日军。一星期以前，这个地道曾经使用过。这次袭击汾阳可以说是对两周前日军“扫荡”的报复。在我们来之前三四天，“扫荡”刚刚结束。 我们爬过弯曲的山路，来到山脚下一个农家院。地道的入口就在一个荒废的山洞里，类似这种山洞在村里有好几千个。地道由许多人工洞口连通起来形成一串竖直或倒置的u字形，在里边自卫是容易的，只要有一根垒球棒就够了。向导把它的结构、历史以及所有秘密防卫的特点详细地告诉了我们。我注视着他胸前佩的一个徽章，“啊，这个吗?这是汾阳日军卫戍司令部发的良民证。”他笑了。 第136节:汾阳战?(3) 不足为怪，八路军随时都防备着日军的每一个行动。这时我才稍微有点明白八路军为什么能够在一个像第八分区这样被包围的区域内生存和活动的道理。 我们睡了几个钟头。午夜之前，我们出发到靠近汾阳的另一个村庄，在那里我们可以对夜间的作战观察得更清楚。民兵已经全副武装地被派了出去。作为八路军的耳目和哨兵，他们已经沿着山顶散开，警戒着小路的侧翼。他们多次盘问我们的口令，我们必须答出夜间的口令，才允许继续前进。今晚的口令是“连长”。当我们抵达目的地的时候，已经过了半夜。这里曾经是日军的一个据点，与游击队和正规军密切合作的人民围困了据点，使守军挨饿，直至完全撤退为止。几个星期以前守军就这样被赶跑了。 我们坐在城墙上，身体缩在毯子里，好像一群等待厮杀的兀鹰。战斗的壮烈情景和完成任务的勇敢精神完全展示在我的眼前。我们能够清晰地听到枪声，可以看见城里子弹的闪光。突然，升起一片巨大的火焰——原来是火柴厂爆炸了，由于化学药品的燃烧，呈现出蓝的、绿的和橙色的火焰。 战斗一直继续到黎明时刻，它的结束几乎像开始一样的突然。八路军停止射击按命令撤退了。黎明的时候，我们收拾起行装向后转移，走了约三里路来到了山顶的一个村庄。我们把指挥部设在四处都是面目狰狞的漆金残神的古庙里，庙和村舍的墙壁上都涂有——“打倒日本法西斯!”“祝盟军胜利!”一类的口号。当地村民对我们的欢迎也是令人感动的。不用我们正式请求，人民自愿邀请我们的士兵到他们的家里去住。 现在我们等待着日军，且看他们如何行动。他们会出来作战吗?或许他们疑心有埋伏，他们已向太原请求增援，而援兵已在途中。罗政委不让我们在这里久留。我们已经获得了一次惊人的精神胜利——使日军大失面子，并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我们等候去城里的战士回来，然后离开此地。 中午，我们步行到山角突出部观看相隔只两英里的对面山顶上的一排日军据点。我们坐在那里，望着遥遥相对的敌方。不久，我方一个排的士兵从后边上来，静悄悄地在我们四周散开，他们把机关枪架在右边的稻田里，迫击炮架放在左边的高粱地上。 这时，我们之中有一个人忽然叫喊起来，只见一群村民正从山下的小路朝上走来。他叫他们停住，派一个人上来说明他们来干什么。一个年老的老百姓笑嘻嘻地走上来，提着一筐鸡蛋——送给八路军英雄们的礼物。几天来，他们听到战斗胜利的消息高兴得不得了，都准备了礼物。他们虽然住在日军直接统治下的村庄，却也要表示对作战的八路军是多么的欢迎。 其余的村民也上来了。他们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带了许多筐水果、许多捆蔬菜，还有南瓜、胡桃和鸡蛋。有一个村民还用力拖着一只挣扎着的山羊。一些缠足的老妇女蹒跚地走上来，个个都满面笑容地说着，好像出来野餐一样。这是一幕动人的场面，从他们热情的言谈里充分表现出在日军炮火下的中国人民是怎样地想念八路军。 “看，他们回来了!”有一个人喊叫着。战士们正排着一路纵队沿着曲折的小路蜿蜒而上。多么雄伟的场面啊!他们带着许多战利品——来复枪、机枪、刀、钢盔、电话线、战旗、军毯、外衣以及一包包盐、一袋袋米、许多箱纸烟，甚至还有几辆自行车。有些人拿着几瓶汽水和啤酒。有一个人戴着一副从战死的日军那里缴来的眼镜。他们似乎完成了远比命令多得多的任务。 临去以前，他们就决定攻取距东城门大约一英里远的一个据点。据点里的防御甚为周密，又深又宽的壕沟围绕着内部防御工事，但是八路军知道它的弱点。几天前一个八路军军官装成苦力混进去，从里面把它破坏了。 他们把日本兵杀得只剩下两个伤兵，把这两个伤兵连同俘获的大约五十名伪军一齐带了回来。八路军牺牲三人，伤九人，伤兵立即由本地的民兵用担架抬了回来。 第137节:汾阳战斗(4) 虽然他们已经非常疲乏，但精神仍很振奋。当他们排成行蹲在地上的时候，妇女们跑到他们跟前分送礼物，然后走回老乡中坐下。她们的眼里闪着得意和羡慕的神情。 罗政委做了总结讲话。他对这次的战果相当满意。他们给敌人一次打击，又给人民带来了更大和希望和勇气。但是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对这次战斗必须作一个仔细的分析，以便克服缺点，避免将来犯错误。随后他请大家静默几分钟，以悼念死去的同志。于是大家起立俯首，许多人的眼里噙着泪水。 他们是一群慷慨多情的人——他们赠给我们大批的战斗纪念品：战旗、徽章、钢盔、照片簿，并准备用缴获的米和面粉来会餐。他们有几百盒劣等的日本香烟，同我们一道从总部来的两个连的士兵也分享了这些香烟。这些士兵因未被允许参加战斗而大感失望。 到此，我们就和他们分别了，因为我们必须到北边的娄烦去，那是一个值得去看的地方。 战士们纷纷把自己缴获的胜利品赠送给国际友人，以作纪念。当时任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记者的爱泼斯坦忙于请指战员为他在一面日本旗上签名。福尔曼忙于拍摄照片。路透社、《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武道同胜利归来的战士们谈话。也在这时来到汾阳前线的美军观察组军医卡斯堡少校忙着为伤员注射止痛药剂。 这次汾阳作战的胜利，大大地振奋和鼓舞了周围的村庄。八分区是晋绥边区斗争最艰苦的一个分区。这里靠近太原，被敌人封锁，敌人竭力掠夺这里的财富，而且破坏一切可能的经济来源，发动了无数次“杀光、烧光、抢光”的“扫荡”。在八分区，从分区这头边界走到另一头，就会看到一切都被敌人破坏得不成样子，村庄都烧毁了。开始老百姓还回来重修被烧毁的房屋，但是残暴和敌人一次又一次地焚烧捣毁，老百姓只好上山，挖洞为家。敌人却又搜山，烧了窑洞的门窗，所有能破坏的东西都破坏无遗。后来，老百姓的门窗就都做成活动的，可以随时拆下来，装车运走或藏在山洞里。米府村就是这样。这里以前曾是一个生活充裕、商业繁荣的村镇，敌人用了三天时间进行破坏，把村里所有的房屋夷平。人民不畏艰苦重新建筑房屋，但是又一次被敌人破坏了，只剩下一片残垣断壁，群众只好住在村后的山洞里。敌人还杀死了米府村三百余人，占全村人口的三分之一。敌人的兽行令人发指，他们剥光妇女的衣服，强奸后把她们捆在树上，练习刺杀。敌人还把婴儿抛向空中，然后用刺刀穿上。把小孩子的头按到河里的冰窟窿中，按下去，拉出来，又按下去，直到活活淹死。 广大群众恨死了敌人，看到八路军打了胜仗，纷纷杀猪宰羊，成群结队地提筐携篮，满盛瓜果肉蛋，赶到军队驻地，慰劳英勇作战的子弟兵及远道前来参观访问的国际友人。 中外记者参观团的记者们亲眼看到边区人民和抗日军队间的挚情，深为这种军民团结的热烈气氛所感动，赞不绝口地说八路军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民军队，八路军真正是和人民结合的军队。延安和晋绥军区所说的一切，都完全证实了，千真万确，表示一定要把所见到的事实，报道给全世界。 我在军区司令部会见过中外记者代表团，并同他们亲切交谈。陈漫远同志向他们介绍了晋绥根据地的军事概况。当正介绍到一九四四年夏天，八路军已经摧毁和破坏了一百二十八个敌人据点时，我们的同志进来报告说，又有两个据点刚刚被摧毁了。 记者团到达晋绥后，我们派了司令部负责交际工作的李曙森同志陪同，他的英语基础很好。他和林枫早在一九二八年在北平上大学期间就相识了，以后都在平津一带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是老同学，老战友，也是老上下级关系。李曙森戴一副宽边眼镜，一副知识分子的面孔，当时虽然年纪不过三十岁，看上去很像一个大学教授——解放后，李曙森果然领导了著名的天津大学的工作，现在退居二线，仍任天津大学名誉校长。记者团参观考察，就是要证明三件事：一、八路军在战斗；二、人民群众在战斗；三、八路军和人民群众互相合作，互相支持。在处于敌人包围之下的八分区，他们得到了满足，愿望实现了。 第138节:汾阳战斗(5) 爱泼斯坦表示：所有对八路军诬蔑的谣言已被事实所粉碎，任何封锁都已封锁不住了。他保证要将所见的事实报道出去，揭穿一切对八路军的造谣诬蔑。他说：“这次我们在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住了几个月，看到了敌后的军队与人民在怎样艰苦英勇地工作与战斗，怎样牺牲自己的生命为自己的祖国、为世界人类和平而斗争。我们的责任，是要将所知道的真理告诉全世界。” 武道说：“汾阳的战斗说明八路军、游击队、比日本军队打得好，中国人民有能力一步步将日本赶走的。而八路军在敌后与人民亲密合作的事实，不但能影响中国其他地方，也会使世界其他民主国家以八路军作为榜样。” 福尔曼说：“我要将所见到的八路军英勇斗争的事迹，写成文章，拍成照片，告诉全世界人士，争取美国对八路军给以武器的援助，最后将日本法西斯打垮。”他还在九月二十一日八分区各界的欢迎盛会上讲：“过去有人告诉我们说，八路军不打仗，没有伤兵，没有俘虏，人民害怕八路军，恨八路军，今天这些谎话已被事实揭穿了，我看到了八路军在英勇地作战，八路军有很多伤兵，有大批的俘虏，人民在热爱着八路军。” 卡斯堡少校亲眼看到我军在汾阳的战斗中奋勇顽强，不怕牺牲，极为感动。他在距离火线不远的山村里，遇到抬下来的伤员，便守在担架旁，轻轻地问候着每一个受伤战士什么地方负伤，现在痛不痛。他还为几个即将抬走的伤员打了针，以便他们在途中能够安静地睡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卡斯堡少校曾经参加过北非和欧洲的战争，他一面亲自帮助我们救护伤员，一面赞扬我军作战的机智英勇。 爱泼斯坦、福尔曼、武道和卡斯堡少校同参加汾阳战斗的八路军相处多日，九月二十一日离开火线的时候，他们相继向参战部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最后还齐声三呼“八路军、游击队、民兵、人民万岁”的口号。后来他们又在八分区司令部驻地，参观了群众的反“扫荡”演习。在静乐县娄烦镇附近，参观我军民围困娄烦敌据点及部队以爆炸轰毁敌碉堡的战斗。参观八分区后，他们冒雨前往三分区司令部驻地，并从那里前往临县三交敌据点附近，参观民兵英雄郭秉旺村的对敌爆炸封锁。在这里，爆炸已形成广泛的群众运动，虽然这个村庄距离三交据点不过十余里，敌碉堡举目在望，但是由于群众已经充分发动起来，这个村庄已经成为敌人难于逾越的长城。 这次中外记者团从延安到前方来，于八月三十日抵达晋绥军区司令部，十月二日离开晋绥边区，西渡黄河，返回延安。记者团在晋绥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实地考察，以后向全世界报道了晋绥军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斗争实况。这些报道是很有意义的，让全世界知道了事实真相，也有力地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诬蔑。 汾阳一仗打得敌人很惨痛，事后缴获的敌人的文件，有一份名为《汾阳县顾问报告——汾阳县第四区协和堡被袭事件》，文件中敌人供认：“九月十七日二时二十八分……日本军及机关完全陷入谋略的妙计中，受了很大的损失。”关于汾阳城关的损失，敌人更是不胜哀叹。 敌人对我们的胜利，进行了报复。十月间，敌人调集七千余人发动了在其覆灭前对晋绥边区的最后一次大“扫荡”。敌人横冲直撞、昏头闷脑地进入了边区的腹心地区，立即受到我军民强有力的打击。边区军民作了充分的准备，进行了广泛的反“扫荡”动员。敌人最初找到的报复对象尽是没有人烟的村庄和空空荡荡的窑洞。 即令在这样的村庄和窑洞里，敌人也难逃脱被炸的命运。地雷把敌人搞得昏头昏脑，明明是个凳子，一坐就会遭殃。明明是个水桶，一提也活不成。敌人不敢进屋门，被逼从窗口进出。走路、过桥，炸死的敌人更是不计其数。敌人只得出发时把工兵派在前边，拿着一两丈的竹竿，竿头拴上铁钩，佝偻着腰，钩一下爬一步。敌人被炸得简直没有了办法，在朔县甚而用掷弹筒打在前边开路，但仍不免被炸。后来敌人又想一法，干脆不在陆地上走了，在岗漪河和蔚汾河里去走。但这已是秋末冬初，水寒刺骨，走得时间久了，回去多得了痉挛病、关节痛。敌占区群众见此情形便骂道：“你狗日的!逃过地雷炸死，也免不掉病死。” 在这次反“扫荡”战斗中，我军共给予敌人四百零一次打击，毙伤敌一千五百六十七名。到十一月九日，敌人的这一“临终扫荡”便被彻底粉碎了。我晋绥边区的军民，却以昂扬的斗志，英雄的气概，乐观的精神，坚定的信念，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在此期间，曾经遭到敌人严重破坏的大青山游击根据地也开始得到恢复。一九四三年初，正当晋西北根据地贯彻“把敌人挤出去”的方针，形势逐渐好转的时候，大青山游击根据地仍然处在极端困难的阶段。这年三月十四日，晋绥分局对塞北工委发出了指示信，指出党在绥远的基本任务是：坚决依靠群众，团结各种抗日力量，坚持游击战争，积蓄力量，以待有利时机。指示强调加强对于绥远社会环境的调查研究工作。充分利用绥远地区错综复杂的矛?，团结和争取一切力量共同抗日。并且着重指出，能否把群众真正团结到我们周围，是关系着今后生死存亡的问题。塞北工委根据晋绥分局的指示，向绥远各地区派出分散活动的小部队与精干的武装工作队，其主要任务是：钻入敌占区，发动与组织群众，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恢复抗日游击根据地。经过我军深入的工作和积极的战斗，到一九四三年底，我绥中地区南自平绥路，东至拐角铺，北至韭菜沟，西至蜈蚣坝，东西一百多里，南北八十多里的地区内，我们都可以活动了。绥南的满汉山和绥西的井儿沟一带的工作，也开始恢复起来。 敌人发现我武工队和小部队的活动后，从一九四四年一月，在归绥平川进行“清乡”。首先以伪军和武装特务突然包围村庄，捕捉群众，追查我军人员。但是被捕的群众不向敌人屈服，严守我军秘密，掩护我军工作，保护我军人员。敌人这种恐怖镇压手段失败了，又用政治欺骗手段，组织“宣抚队”，武装强迫群众开会，同时施行小恩小惠，笼络人心。我即针对敌人的诡计，积极开展反“清乡”斗争，敌人白天在哪里开会，我军政人员晚上也到哪里开会，及时揭露敌人的各种阴谋。敌人无奈，又派便衣特务出来抓人。这时敌人对汉奸都不相信了，完全使用日本特务。群众想出各种办法蒙蔽他们，使他们毫无所得。敌人的“清乡”，又以失败告终。 大青山抗日军民经过一年又八个月的艰苦奋斗，到一九四四年八月，游击根据地三块基本区域又开始恢复。比较巩固的游击根据地有：绥西区的东至井儿沟，西至榆树店，东西长八十多里，南北宽二十多里的区域；绥中区的南至卯得沁，北至韭菜沟，西至杨树窑子，东至广汉老包，南北长六十里，东西宽六十里的区域；绥南区满汉山区，以及和林东北以老包山为中心、半径约三十里的区域。在这些比较巩固的游击根据地周围，还有敌占优势的游击区，基本上恢复了一九四二年七月日寇大“扫荡”之前的局面。 第139节:劳武结合(1) 五劳武结合 在坚持敌后抗日战争中，根据地的建设，主要有两件大事要抓好：一件是战斗，一件是生产。因为敌人对根据地的摧残，特别是实行毁灭一切的“三光政策”，造成了根据地经济上的重大困难。敌人企图使用烧光、杀光、抢光的毁灭政策，彻底摧毁根据地人民的生存条件，动摇根据地人民的抗日斗争意志，以达其最后灭亡中国的目的。为了最后战胜敌人，我们一方面要抓紧人民武装建设，开展普遍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以保卫根据地；另一方面，还必须减轻人民负担，发展生产，培养民力，以供应长期战争的军需民用。战争要保卫生产，生产又要支持战争。没有胜利的战斗，生产就会被破坏；而人民群众生活上连基本的保证都没有，也就无法夺取战斗的胜利。 因此，处理好战斗与生产的关系，这是战胜敌人，坚持、巩固与发展根据地的一大问题。在一九四三年九月召开的晋绥边区群众工作会议上，林枫同志代表分局提出了劳力与武力相结合的方针，确定民兵活动必须以不脱离生产为原则。由于民兵以一定的时间进行作战，群众对民兵的生产应有必要的帮助。但是，民兵在打完了仗以后，还要积极地参加生产，民兵本身必须做到把劳力与武力结合起来。在此之前，群众中已经开始创造出一些好的经验，宁武新屯堡的张初元，就在具体实践中摸索出了把劳力和武力结合起来的办法，解决了发展群众武装，长期坚持对敌斗争的一个难题。一九四二年夏天，敌人在离新屯堡不远的石家庄安上了据点，到处骚扰，强迫“维持”，张初元便领导民兵进行斗争。一九四三年二月，敌人来到新屯堡，民兵便把敌人打了回去。全村人都很高兴，当天就有十多个青年参加民兵。民兵的情绪非常昂扬，张初元在群众中的威信也提高了。从此以后，民兵就更加积极活动起来，经常出去侦察、活动。但是，误下的生产怎么办?于是张初元就召集群众开会讨论，最后决定成立变工小组，把民兵散编在变工组中，民兵掩护群众生产，作战误下的工由变工组帮助。民兵回来仍然在变工组耕种。大家感到这种办法好，即按居住的远近，自由结合组织了十二个组，公推民兵队长和农会负责人张初元当生产大队长。从此张初元便带领全村人民一面生产，一面开展对敌斗争，把全村组成了一个统一长年设防的战斗整体。劳武结合中，民兵提出“不让敌人抢去一条牛”的口号，变工组则报以“不荒民兵一亩地”的行动。不管春种秋收，天一亮变工组就成群下地，民兵就出去活动。如果发现敌情，民兵就鸣枪报警。群众听到警报，立即有组织地进行转移。 第140节:劳武结合(2) 由于民兵尽心竭力防备敌人，全村土地差不多都种上了。只是在离敌人据点不远的地方，还有二十来垧地没有种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张初元又召开了会议。他说：“政府号召咱们扩大生产，地一垧也不能荒，牛一条也不能丢。咱们可以组织一个突击组，去上几个民兵，选出几犋精干的牛。如果敌人出动，我们也能跑得快。要是情况太紧，前边民兵抵挡上一阵，后边也能跑掉。”这个办法，大家都很赞成。第二天开始，仅用了四天的时间，就把二十来垧地都种上了。放哨的民兵，还捉到了两个特务。 一九四二年下半年，因为没有实行劳武结合，新屯堡村被敌人抢去了五十石粮食。一九四三年在劳武结合之下打击了敌人，全年全村被敌人抢走的粮食还不到两石。 一九四四年一月，晋绥边区召开了第三届劳动英雄大会，张初元当选为边区第一名劳动英雄，成为晋绥边区农民学习的榜样。张初元获得头等奖，他拉着一条大犍牛，背着新步枪和崭新的子弹袋，非常高兴。他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农家，从八岁起就给人家放牛、做学徒、当雇工、挖煤炭，受尽旧社会的欺凌和痛苦，长年吃不饱，穿不暖，挨打受气。一九四〇年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经过减租减息，发展生产，张初元才翻了身，到一九四三年的时候，全家已经过上了温饱的生活。张初元翻身不忘本，他不但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努力生产，而且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领导农民进行减租斗争，帮助村里十多户雇工和贫农都翻了身。他在党的教育和帮助下，提高了觉悟，成为一名智勇双全的村干部。他当上劳动英雄，非常激动地向群众说：“我过去是个揽工放羊的穷小子，如今在新政权下翻了身。买房置地越过越好了，这都是因为有了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张初元。” 就在这次晋绥边区的群英会上，林枫同志总结了劳武结合的民兵英雄张初元的经验，肯定了在敌后根据地生产斗争和对敌斗争结合的方向，在整个根据地形成一面生产、一面战斗的高潮。 劳模大会后，张初元和新屯堡的旗帜引导着各地民兵，都做到“劳力与武力结合起来”，“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一九四四年，各地民兵在实践中，劳武结合又有了新的发展，其中第一个重要的创造，是变工与爆破相结合，把原先专事生产的变工组，发展成为战斗的爆破组。 张初元根据群英大会上的启示，想在变工队里普遍开展爆破运动。他和村干部认真讨论以后，就向村中的群众宣传说：“十几个民兵保卫二百人，困难很大，如果二百人都拿起武器保卫二百人，就能保护住了。”群众同意这个意见，使这个变工爆炸的计划变成现实。各变工队自动筹集买地雷的款项，接着又成立起妇女爆破组和儿童爆破组。 他们把筹集起来的钱，一面买地雷，一面买回造雷的原料，并且募集了一些瓷瓶、铁壶，准备自制土地雷。村里还特地派出民兵分队长到县上去学制爆发管和爆炸技术，回来先教会民兵，再由民兵普遍在变工组里传授。不久全村便有五十三人学会了埋雷，二十八人学会了造爆发管。这时，民兵又组织全村群众大量挖雷坑，每天每人挖一个，不到一个月，河滩里，大路上，山腰里，山头上，到处布满了雷坑。消息传到敌占区，敌人惊慌地说：“哎呀!新屯堡不知道有多少地雷!”新屯堡生产大队部并把民兵和变工组埋雷的地区和时间，作了规定和分区：平时每晚民兵在敌人可能来的路上埋雷，第二天早上起雷；变工组不埋雷。在战时或情况紧张的时候，民兵就到村外大路上埋雷，变工组、妇女、儿童则分别在村内、院内、门口埋雷。 新屯堡的经验在全边区推广开，各地民兵都先后在变工组里开展了爆破运动，并且在“劳武结合”的办法上有了许多新的创造。为了在战时统一指挥民兵作战与群众转移，第八分区首先成立了战时统一指挥部。根据实际需要，各地在战斗中先后出现了反“扫荡”指挥部、抢收指挥部、夏收突击指挥部、战时指挥部；在生产上出现了以农会为首的生产大队部、生产指导部等一类领导生产的组织。各地的生产大队部，对于当地的变工生产起了很好的作用；夏收突击指挥部等领导机构，在组织抢收、掩护抢收上也起了不小的作用。但是，各地成立的这些指挥部有的偏重于战时的指挥，有的是为了保卫生产的临时组织，生产大队部则是不管战斗、专门领导生产的组织，都没有成为领导战争与生产的统一机构，还未能从领导上解决劳武结合的问题。 第141节:劳武结合(3) 新屯堡行政村对生产和战斗的领导机构，原来也是分开的：领导生产的是生产大队部和自然村的生产队部，由农民救国会干部负责；领导战争的是行政村的战斗指挥部和自然村的战斗指导小组，是由村公所、村武委会、村农救会三方面干部组成的。领导生产和领导战争的两个机构，各自都曾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因两者不是统一的，工作上各管各，彼此缺乏密切的配合。当他们发现这个缺点后，便把两者合并，成为统一的生产战斗指挥部：由村长、村农会秘书、民兵中队长及村公所书记当委员，以村长为主任。生产战斗指挥部各委员除分担民兵战斗、情报联络、变工生产、后方转移、运输供给、担架等事外，并分工领导各自然村的生产战斗指导小组；指导小组下面直接指导劳武结合的变工组。 有了变工爆炸，又建立了生产战斗指挥部，便使新屯堡行政村成了铜墙铁壁般坚固的统一的战斗体。一九四四年秋收时，他们在紧张备战中使劳武结合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全村以场面为中心组织起来的八个变工组，统一分配了谁割、谁打、谁背、谁藏、谁翻秋地，作到了随割、随背、随打、随藏，同时割一块田就翻一块田。变工组每日天刚亮，就把牛羊赶往指定地点，并把行李捆扎好，准备随时转移。集合的锣声一响，全村男女老少，带着镢头、镰刀、地雷、步枪、火枪一齐下地，到天晚把武器集中起来由几个人带着，大家背上庄稼回来。夜里警戒锣一打，地雷立即下地，由自卫队看守，民兵巡哨查户，把村内外严密地封锁起来。这样不仅防住了敌人的偷袭窜扰，而且也使汉奸敌探不敢随意行动。 在围困敌人据点、碉堡的过程中，根据劳武结合的方针，又创造了“抢耕抢收”的形式，使过去由于敌人破坏不能耕种的土地，都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抢耕抢种。临南薛家坪，离敌人很近，除山地外，村里的六百多亩平地都在敌人碉堡威胁下，全村四十五户中已有二十多户迁来根据地，村中只剩三头耕牛。区政府知道了这个情况，就动员外村的群众带着耕牛前来帮助抢耕，并且调来外村民兵负责掩护。以后游击队也派了一班人，前来加强防御敌人的力量。除掉本村的人力和畜力以外，区政府共动员外村的民兵三十六人，变工组员一百九十七人，牲口九十头，四天工夫就把全村六百亩平地全部下种，并且种了二百亩棉花。石门堰敌据点周围我联防区民兵，实行枪雷结合，围困碉堡，不但帮助这一带的十一个村庄在农忙时种好全部庄稼，并且领导这些村庄割断对敌人的“维持”关系。 岚县民兵和群众在一起，创造出多种抢耕抢种与围困敌人的新方式：一种是各据点的群众和外面的群众相互变工抢耕。在敌人火力射击不到的地方，先由据点外面的群众帮助从据点中迁出来的群众耕种，然后再由对方还工。在耕种中人们所需用的食粮和耕牛所需的草料，以及籽种、粪土，都由据点外面的群众帮助调剂解决。另一种是武工队和民兵爆炸组在敌占区活动时，一面围困、袭击敌人，一面掩护与组织三人一组的“护家小组”，每晚轮流配合民兵摸进据点巡逻，守护群众留在家里的财物，防范小偷，打击敌人。 有些地区还由部队和民兵群众组成武装扎工队、帮工队，前往敌占区和边缘区去帮助群众抢耕抢收。一九四四年，离石县就有三个区组织了将近三百人的民兵武装扎工队。该县第二区为了帮助第一道封锁线上各村的群众抢收，打击敌人所制订的半月抢粮计划，曾经动员三个村的九十多个民兵，组成三个分队。他们一到那里，首先实行戒严、封锁、埋地雷，把警戒哨一直放到公路旁边。除负责警戒的哨兵，所有民兵一律参加抢收。因为民兵声势浩大，不但敌人半个月的抢粮计划完全破产，而且未敢越出碉堡一步。这种武装扎工队不仅具有打击敌人、保护群众利益的生产与战斗相结合的功能，而且是团结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的一支武装工作队，同时也起了掩护后方生产的作用。 第142节:劳武结合(4) 此外，武工队和民兵在围困敌人的活动中，又创造了“游击生产”的办法，把据点周围由于战争而荒废了的土地全部种起来。在据点外面的民兵，遇到敌人出来，就拿起枪杆打仗；敌人不来，就拿起锄头种地。有些地区民兵还和群众一起组成“打山合作社”，由民兵负责消灭危害庄稼的山猪。他们背着武器整天在山头上转，敌人来了打击敌人，山猪来了射击山猪。第八分区有一个民兵中队和变工队组成的打山合作社，不久就打死十口大山猪，卖了六口，得的钱买了两头毛驴、三口母猪，又组织了一个冬季生产合作社。除掉经济上的利益，更加重要的是民兵在打山猪的过程中练了兵，提高了射击技术。 后来，民兵又在“敌后之敌后”创办了游击合作社，把劳武结合的方法，推广应用在游击区、敌占区的贸易和工矿业生产上。离石县合作社干部李秉庭，就在接敌区办起一个游击合作社。这里的环境十分恶劣，周围一百多个村庄中，只剩三个没有“维持”敌人。开始的时候，县里派李秉庭到石门堰敌据点周围推销土产，以后逐渐成立合作社，供应各种货物。因为货物的品种较多，价钱便宜，很受群众拥护。 自从有了这个合作社，广大群众在日用品上就不再依靠敌人，逐渐割断了跟敌人的经济联系，并使群众增加了打断“维持”的斗争勇气。在合作社的领导下，每逢敌人要粮要款，周围十多个村庄就用拖延或少交的办法对付。结果，使敌人在大武镇据点设立的一个专门掠夺粮食的“合作社”也垮台了。以后敌人曾用武力胁迫各村恢复“维持”，合作社就又领导群众进行武装斗争，带领秘密民兵到石门堰周围的山上监视敌人。敌人三次修碉堡计划，都因受到他们的打击而流产。 随着反“维持”的胜利和根据地的扩大，这个合作社的业务也迅速扩展，并且由秘密转到公开，从流动变成固定。他们又配合武工队挺进到敌据点跟前活动，用食盐等日用品向敌占区群众换回我们在军事上必需的铜、铁、弹壳，和根据地军民需用的土布、土纱、棉花等，给予敌人掠夺物资的阴谋以沉重的打击。 以后，以这个合作社为基础，又在接敌区建立了四个集市，构成和敌人斗争的经济阵地。一九四四年，通过集市从敌占区收回铜铁三千多斤，运到后方造军械。后来他们又在各村集股五十多万元，建立了十一个小合作社，成为这个经济地区的前哨阵地。最后用解放区的本币(西北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打垮了伪钞，根据地的货币在敌占区也能流通。各村藏有伪币的群众都把伪币往敌据点里推，闹得敌据点大武市面上伪币充斥，物价猛涨，许多商店也纷纷抛出伪钞，市场上金融大乱。连伪警备队的官兵都说：“金票(日钞)不如西农票。” 对敌斗争特别尖锐的第八分区，又曾把“劳武结合”的方针施用于工厂生产中。一九四四年九月下旬，太原敌人集中兵力三百余人，配合河口、南山敌人，企图首先毁灭我们一个工厂。然后“扫荡”阳曲全县。工厂得到这个情报，进行了彻底的空室清野，在村中埋上地雷，就带着武器爬上山头去。敌人一进山口便被工人投弹组迎头打回去。敌人绕到另一条小路上蹑手蹑脚地爬过来，快到村口时又触发工人布设的“连环雷”，有两个敌人被炸得血肉横飞，还有四五个敌人东摇西晃地倒下去。敌人进村以后又挨了几次炸，便抬着死尸、伤兵逃回到河口据点去了。 在边缘区和敌占区，每年收获的季节一到，敌人便到各村抢粮，有时抢个精光，一点也不留下。人们为了维持生活，坚持对敌斗争，便想尽一切办法，把敌人抢走的粮食再夺回来。 每次夺粮，在民兵、部队英勇掩护下，常是动员了一个地区的全体人民参加的，因此能够获得巨大的成果。如从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五日起，静乐民兵和群众接连三次夺粮，由娄烦敌据点运出被抢去的粮食十六万斤。九月五日，两千多群众又在第六分区的右河敌据点夺回粮食二十万斤。九月十五日至十七日，静宁民兵和群众三次攻入石神敌据点，背出粮食七万斤。一九四五年，文水群众千余，浩浩荡荡地赶着一百多辆大车，一次便从西社敌据点中夺回七十万斤麦子；四月二十七日，再次夺回麦子二十余万斤。三月十二日至十四日，岚县民兵、群众在部队掩护下，三次在岚县城夺粮十万斤；十二日起在方山寨子四次夺回十五万斤。三月十六日，宁武五百余群众攻入西马坊敌据点，背出粮食九万多斤。 第143节:劳武结合(5) 从敌据点夺回来的粮食，大部分或全部都归群众自得，前往石神夺粮时，武工队向各村动员的口号就是：“把敌人抢走的粮食全部背回来，谁背回是谁的，公家不要一粒!”结果石河敌人仓库里存的二十万斤粮食，被各村群众夺得一干二净，解决了五千多群众的生活问题。从娄烦夺出的十六万斤粮食，解决了整个静乐第二区和全县大部分地区的困难。娄烦据点附近的一个村庄，曾被敌人劫去粮食一万斤，群众前去夺粮一次就夺回了一万二千斤。曾被敌人抢得精光的农民赵连，一次就夺回了五口袋粮食。从敌人虎口里夺回来大量粮食，不仅解决了群众急需的口粮，也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方山有个村庄经过夺粮斗争，群众生活得到很大改善，人民在生产时愉快地唱道：“肚里吃的是白面，手里拿的钢镢头，纵有千垧万顷荒地，不发愁。” 因此，每次夺粮斗争都吸引了成千成万的群众，汇集成浩浩荡荡的大军，连各村里的老头儿、妇女、小孩也都参加到夺粮的行列中。一九四四年八月方山群众到马坊敌据点夺粮时，有两个十三岁的孩子也夹在群众中，有人担心说：“孩儿们，回去吧，免得打仗的时候吓哭了。”两个小鬼直着脖子回答说：“孩子也敢和你们大人比赛!”有个六十二岁的胡永贵老汉，也带着口袋坐在石头上等出发，有些人劝他：“您别去啦，年纪太大了。”胡老汉摆了摆颤抖的手：“就算拿回来一颗粮也罢，多少不说，为了出口气。” 每次发动群众进行夺粮，为了保障安全，都要先把敌情侦察清楚，同时还要对参加的群众进行周密的组织准备。静乐、娄烦夺粮中，第一次由游击队长总指挥，第二次规模更大，除了数百名民兵，还有群众一千八百多人，便由掩护的游击支队(相当于团)长担任总指挥。出发以前，先把参加夺粮的群众组成八个大队，每一个自然村为一小队，小队下面又编班，每班七至十人不等，背出的粮食，在各班内按照人数平分。为了照顾路远的村子，把他们排在前头先进粮仓。前去石河夺粮，民兵分了几个队，如果敌人冲出来，有的就负责掩护群众转移，有的负责对敌人作战。 粮食对敌人也非常重要，但他们却没有办法保护。每次，敌人看到黑压压的前去夺粮的人群，便吓得藏在乌龟壳里不敢动。敌人为阻挠群众夺粮，曾在库房里埋地雷、挂手榴弹，每次都被民兵取下来埋到碉堡门口去炸敌人。 敌人不仅抢粮食，为了破坏根据地的农业生产，并且供给他们肉食，还经常抢掠群众的牲畜。我军政人员也是组织群众去从敌人那里再夺回去。 劳武结合是人民战争的产物，也是人民战争的特点。劳武结合的创造是多种多样的，人民群众在对敌斗争的实践过程中，随时随地都有新的有效的制胜敌人的巧妙方法产生，常常是连想都想不到的，可是群众却很自然地创造出来了。这仅仅是一些例子，各地区对敌斗争许多新奇创造，是无穷无尽的。 第144节:军火自给(1) 六军火自给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晋绥边区没有得到过国民党政府一枪一弹的接济，八路军的武器完全依靠在战斗中从敌伪军手中夺取。但是民兵和自卫队的武器供应，一时就成了大问题，结果是依靠广大群众的智慧得到了解决。 晋绥民兵初建时，有三万多人，所有武器不过是步枪二百九十余枝，手榴弹六千九百多颗，打猎用的火枪八百多枝，土造的“独角牛”(冀中叫独撅、撅枪)一百五十来枝。当时，晋绥民兵作战，多是使用原始武器，大刀和长矛等，实际上等于赤手空拳，用双手跟现代化装备的敌人作战。在斗争实践中，民兵终于找到了军火自给的路。当民兵发展到八万余人的时候，平均每人至少有一件或数件武器。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边区四届群英大会上，在展览室陈列了人民自己造的很多武器：地枪、土枪、土掷弹筒、榆木大枪和自制的来复枪。种类最多的是地雷：铁的、磁的、玻璃的、石头的、铁茶壶、瓷瓶、瓷盒、瓷罐等，琳琅满目，应有尽有。甚至吃饭的碗、装油的瓶，都被制造成致敌死命的武器。 民兵在解决武器的过程中，因缺乏设备和技术人才，遇到很多困难，都是手工制造。首先开动脑筋用土法制造子弹的，是五寨东秀庄的民兵。他们先和银匠合作，造成土造枪上用的子弹，以后又制造出土炮弹和各种地雷，在村子里成立一座“无定形军火厂”，供给民兵各种弹药。他们的创造起了带头作用，不久各地民兵便都能够制造武器了。兴县胡家沟十六岁的关二由和十四岁的魏双喜两个小民兵，曾有简便的办法自造手榴弹和子弹，用薄铁皮和火柴头制成手榴弹的爆发管。河曲县河泉民兵中队长李珍洪，经过苦心研究制成一种榆木大炮，打得远，威力也很大。兴县兵民英雄李有年和铁匠一起研究，制成了掷弹筒，威力也不小。他们把坏的手榴弹换上新炸药做成炮弹，装进掷弹筒，点着“顺药”，弹壳落地即爆炸。 制造军火，硝的需要数量最大，因而也是最重要的原料。随着民兵自制军火运动的开展，各地形成了群众性的熬硝运动。许多地区的群众都把熬硝列为家庭的副业生产。到了一九四五年夏季，岚县、河曲、保德、宁政、静宁五县就有硝池一百二十九处。兴县孟家坪行政村，总共二十个村庄中就有十八个搞起了熬硝。 孟家坪行政村的民兵干部王秉元从边区群英会回来，就根据“家家有地雷，人人会爆炸”的口号，把熬硝的技术教会村里的小学教员和一部分民兵，接着又轮训了各村的民兵、自卫队干部。然后又在扩大干部会上确定每二斤半硝换一颗地雷，每户备有一颗地雷，再生产的硝就可以卖给村武委会，或者按照牌价到合作社去换盐、烟等日用品。他们推广、领导这个运动的方法，是先选择一个自然村作为试点，进行试造，取得经验，然后加以推广。他们在这个重点村里组织了民兵、自卫队员、变工组员和妇女、儿童八十多人。全村群众都学会了，就把熬硝工作全部交由儿童负责，指定几个民兵进行检查，使变工组的劳动力能够全部用在生产上。然后就把这个村庄所熬的硝，在村干部开会时举行展览，并且配合展览会向干部群众作关于滤硝、熬硝办法的专题报告，还用算细账的办法把熬硝的利益告诉群众，很快就把这个运动在全行政村推动起来。 边区生产的硝，共有土硝、石硝、植物硝三种，熬的办法各不相同。宁武民兵熬土硝的方法，是把旧缺底钻透一个孔，内衬白布一块，将硝土一担加柴灰二升拌起，放入缸中压实，先用开水过滤，再放锅中熬一个钟头，然后盛入盆中。冷却后，将白色针状物取出来用布包好，放置灰土吸去水分便是纯硝。石硝的熬法，是把从石头上刮下来的硝土放在盆中，每斤硝土加两瓢开水，用棍搅拌，化成硝水，用箩过滤后放进锅内熬，熬剩三分之一的硝水，倒入盆中，冷上一昼夜，凝成一二寸长的白色针状物，取出以布包好，放在灰上把水分吸去便是纯硝。兴县民兵还发现用老来红熬硝的办法，把老来红秸切成一寸左右的小节，放置锅内加水熬煎，等它变黄，就把锅内硝水倒入衬有白布的筐中过滤，入锅再熬，熬成胶状物，取出晒干，便成纯硝。 一九四五年阳曲民兵又发现了一种熬砖硝的办法：在陈旧的破砖上，有一层像虫吃过一样的“砖锈”，扫回一些放在火内试验，如果可以燃着，证明有硝，放在锅内加以溶解就能熬出硝来。后来民兵又创造了新的制硝方法：一种是把滤过的硝土，铺在平坦的地方，打碎压实，过些时就可以扫硝；再一种是把熬过硝的水洒在地上，也会长起硝来；还有一种是在厕所附近挖坑，内盛带硝性的脏土，铺上砖块，砖上压草，再洒上水，便可生出硝来。 熬硝运动解决了制造军火的原料问题，在群众爆破运动开展的过程中，各地形成了制造地雷的热潮。 一九四四年，兴县出现了最早的造雷合作社。到了第二年，边区民兵创办的规模较大的造雷厂有二十二处，工人四百多名。这些“民办公助”的造雷厂，贯彻了“劳武结合”的方针，将地雷与农具的生产结合起来。这样既解决了战争、生产两?面的需要，又以农具生产的利润，弥补了在造雷方面的经济亏损(因为地雷无代价地供给民兵使用，不能收回成本，纯粹是消耗性的)。 第145节:军火自给(2) 后来，民兵造雷又有新的发展，创造了石地雷。边区到处都是高大的石山，遍地是成堆的石块，而且这种石地雷的造法简单，造雷工具只是一把铁锤、一把钻和一个小勺子，在石头上钻成五寸深的洞，安上爆发管就成了。一个石匠一天能打十几颗，二十斤的石块，只需一两火药，装上三两火药就能炸碎六十斤重的大石块，杀伤力很大。一九四四年春季，阳曲的民兵试造成功第一颗石雷后，即加以推广，极受民兵及广大群众的欢迎。以后，民兵特地编了一首歌唱石雷的小调： 希特勒垮了台， 日本鬼子倒了霉， 各地石头变成雷嗨呀， 炸得鬼子走不开。 石雷造法很简单， 又好伪装又好埋， 只要大家思想对嗨呀， 一时一刻就学会。 石雷开展不困难， 只要大家肯动弹， 一把锤子一把钻嗨呀， 一个小勺就能干。 一颗石雷二两药， 炸开能飞几十块， 不分哪里都能用嗨呀， 群众武器“美的太”。 石雷威力真正大， 人人不要小看它， 军民齐力来开展嗨呀， 炸得鬼子回老家。 边区在军火自给运动中，所需经费数量巨大，必须依靠广大群众的支持才能圆满解决。宁武县的邢四娃民兵中队首先创办了“军火合作社”。这个合作社以军火为主，而又结合一般日用品业务，每日除能给民兵造出三十颗地雷外，还可给群众分红利。边区第四届群英会总结了他们的经验，加以推广，半年时间，边区各地即新建立七十三个军火合作社。这些合作社可以分作属于县、区和属于村的两大类：县区军火合作社，一般开始完全以军火为业务，以后增加到运销群众日用品等，逐渐形成以军火为主而又经营一般合作社的业务。这种合作社业务中的军火部门一般经营：购买军火原料如硝、硫磺等；制造炸药，装置地雷，造爆发管；旋木柄及群众用品；军火运输。村的军火合作社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有资金、有组织、有专职人员的正式军火合作社，一类是没有什么固定的组织形式的临时合作，或用变工办法进行装置等。民兵军火合作社主要解决了军火的制造问题，民兵又本着“土中取材，群众路线”创造了“军火田”——组织民兵开垦荒地，这些新开荒地上的收入完全用到军火开支上，给民兵解决军火经费开辟了最可靠的财源。 边区的第一块“军火田”，也是宁武刑四娃民兵中队开垦的。一九四四年春，宁武民兵在开展爆破运动时，先是等待上级发地雷，后又听说上级发钱自己买，可是上级的钱一时还未发下来，而爆破运动却要紧急开展。邢四娃民兵中队便跟群众一块研究，决定开垦“军火田”，并且马上派了八个民兵在敌据点附近开“军火田”十五亩，县武委会接到他们的报告，感到这是解决爆破运动经费的好办法，随即通报各区普遍推行。这个办法很快推广到邢四娃民兵中队所属联防区的五个行政村，后又普及到全县。他们的经验经过报纸的宣传，各地民兵也都纷纷学习，动手开起“军火田”来。光是临县民兵就开了六千六百六十八亩“军火田”，虽然碰上年成不好，这一年也打了二百多石粮食，差不多解决了该县民兵全年所用的全部经费。 军火自给，这也是人民战争的一个特点。 第146节:大生产(1) 七大生产 在开展对敌斗争的同时，边区军民也进行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以坚持战争，解决军民的吃饭和穿衣两大问题。 生产建设中农业是主要的。为了鼓舞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以上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初步改善他们的生活，实行了减租减息，削弱农村中过苛的封建剥削；同时为了团结抗日，也规定了保证交租交息的政策。认真执行这一政策，不仅中贫农的生产热忱高涨了，就是地富的生产情绪也提高了。政府更扶助生产，减少税收，每年只收一次统一累进的抗日救国公粮。奖励精耕细作，提高产量。此外还奖励开荒、种棉、种植特产(如蓝靛等)，都对农业生产起了推动作用，使边区生产运动更加蓬勃发展。特别是实行劳武结合，初步得到变工互助的经验。当毛泽东同志“组织起来”的号召提出后，边区便掀起一次空前的变工互助运动。根据边区群英会所得材料，到一九四四年底，仅晋西北区三十九万一千七百八十八个劳动力，参加变工互相的已达十四万六千五百五十人，占全体劳动力的百分之三十七点四。兴县一九四五年的统计，六个区一个市的农业劳动力共二万三千四百六十六人中，参加变工互助的占百分之四十三点六。个别村庄如劳动英雄温象拴村，劳动力组织起来的达到百分之九十六。 变工互助是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劳动。开始普遍采用小组变工，人数少，一工顶一工，办法很简单。后来感到这种工顶工，因倒地等关系，有时耽误生产，有些地方就开始打乱耕作的办法，就是按庄稼先后、地段的远近耕作，提高劳动效率。后来更发展到依劳动力强弱评工，就使变工互助形式更加完善。并创造出种地和各种副业变工，男耕与女织变工，变工办学校，农民与医生变工等丰富的内容，以及劳武结合的许多形式。变工互助的好处是节省人力，比如农民送粪，一头毛驴需跟一个人，变工组一个人就能带管三四头毛驴。但更重要的是在集体劳动中，通过互相督促、鼓励竞赛等使每个人的劳动强度提高。临县很多村庄往年秋收一般需三十天到四十天，变工后只要十三天到二十天就结束了。人们拿这省下来的劳动力去作别的，便使收入增加。如兴县劳动英雄温象拴村，一九四四年共增产粮食达二千八百八十六石。保德劳动英雄袁谦村(袁家里)由于实行大变工，一九四四年生产粮食较一九四三年几乎增加了一倍，总共收入粮食一千一百四十九石。全村开支六百四十四石，余粮相当于全年需粮的百分之七十八点四三，做到耕种两年便可余粮一年半。组织起来是群众翻身的必由之路，人民已由切身经验中信服了这真理。 变工互助促成生产方式及一定程度上生产关系的改变，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使全边区形成一种团结互助、大公无私的风尚。这种新风尚具体体现在那些杰出的劳动英雄们身上，例如张初元、温象拴等，都是大公无私，为公众服务的模范。张初元一九四四年春终日奔跑，帮三十来户农民买到土地二百四十垧，还把自己的钱借给别人买地，而他自己却没有买一亩地。当他哥哥问及此事，他回答：“先让别人买吧，只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什么时候也不愁翻身!”温象拴靠自己的劳动由贫农上升为富裕农民，但他同时帮助了别人的上升和发展，每年都拿出大量粮食接济贫苦人家，他的翻身是和大家翻身同时实现的。他常说：“咱是从穷人里来的，咱知道穷人的苦。咱现在好了，就得帮助穷人，也能变得和咱现在一样。”舍己为人、服务群众的品质，正是一切群众英雄的特点，也是边区新型农民共具的优良品质。所以在边区，苦难的人们不是到处受人白眼，而是受到亲切的同情和救助。两三年来，有一万多难民由阎锡山统治区逃来，他们全都受到热情的接待与安置。一九四五年春由阎锡山统治区逃到汾阳、离石根据地的难民有六百六十户，政府每户拨给细粮两石，群众又互济一石，并调济土地、房屋、农具，还拨了七十万元的耕牛贷款，帮助他们建立家务。汾阳下新村的小学教员把自己的米捐给难民，自己则吃黑豆炒面。难民们看着现在，想到过去，不禁感激得热泪盈眶。来到交城根据地的几户河南难民，只经过一年勤劳生产，就从一无所有变成除够吃外每人还余一石米。他们听说河南老家被八路军解放了，就动身回去重建家园。临行前村民请客送行，走时全村男女排队欢送，难民说：“我永远忘不了共产党、八路军!” 晋绥边区几年来还作了一件艰巨的工作，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许多不事生产的二流子改造成劳动者，成家立业，自食其力。据一九四四年统计，晋西北区(缺三分区四个县)共有二流子一万零一十三名，经过改造的有六千八百零三名，占全数百分之六十八。一九四五年据兴县、岚县等九县不完全统计，已改造了百分之八十六，有一些还被选为劳动英雄，如兴县贾怀德等。温家寨的温初儿在温象拴帮助下，已由一个二流子变成好劳动力，被群众选举为全村的生产变工队长。政府这种政策使生产增加了力量，使二流子脱离贫困，各阶层人民都深受感动。 边区生产发展的显著标志是耕地面积的增加，开垦了广阔的荒地。一九四〇年行政公署续范亭主任号召：“我们要把山头都变成馒头!”政府《开荒条例》规定：“开垦生荒三年内免征公粮，五年内免交地租；开熟荒免征公粮一年，免交地租三年；开河滩地免征公粮五年，五年至二十年免交地租。”因此，全区由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五年六月间，军民共开荒一百九十五万六千六百八十五亩，就耕地面积来说，等于创造了一个兴县或三个保德县。只兴县的耕地面积，就增加了五十万亩。开荒而外，农民还以兴修水利、精耕细作等方式力求增产粮食。 第147节:大生产(2) 边区部队、机关的生产，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子弟兵不但用自己的鲜血与生命和敌伪军搏斗，来保卫人民的生产，而且也热烈地响应毛泽东同志的号召，直接投入大生产运动，以减轻人民的负担。部队、机关生产，在新政权一创立就已开始，到一九四三年发展成为大生产运动，特别在一九四四、一九四五年两年，获得空前巨大的成绩。在生产中，上至军区司令员、政委，下至战士、炊事员以及一部分轻病号伤员，都积极参加劳动，向荒山棘林进军，常弄得满手血泡。有些劳动最好的战士，用镢头一天开到六亩二分地，但在边区一天能翻六亩地的牛也是不多的，所以人们送给这些劳动英雄一个绰号：“气死牛”。在军区荣誉队，有一个双足已锯断的残废战士，还参加开荒。有双目失明的残废战士学会纺织。已锯了一只手的残疾人，就两个人合作起来纺织。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的儿子，他们和人民血肉相关，生产极端热忱。 所有机关的干部、学校学生、教职员等也都进行生产，目的也在减轻人民的负担。平均每年每人生产一石到三石的小米交公。干部中有些人从来没摸过锄柄的，也都欣然参加了劳动。行政人员也一律生产，县长给老百姓担粪一类的事，早已传为佳话，如今更是司空见惯。干部的家属也都生产，尽可能作到全部自给。有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妇女，已能自己生产解决两个孩子的费用，不向公家领取津贴。勤奋劳动的人到处受人尊敬，人们都以不事生产为莫大耻辱。 因此边区部队、机关的生产成绩很大，一九四四年共开荒十五万亩，一九四五年种地十五万五千三百七十六亩，两年共产粮食七万五千一百余石。二十五支队贾鸿志班，一九四四年收的粮食足够全班一年零三个月吃用。一九四四年除粮食外，还产蔬菜二千二百万斤，可以自给。又产棉花一万斤，麻三千六百斤。一九四五年仅军区直属单位，二、六、八等分区即产菜一百九十一万六千八百余斤。此外还有许多副业生产，如打柴、捻毛、纺线、养羊等，也收入甚丰。边区部队、机关生产的效果使人民负担减轻，军民都生活得更宽裕了。 边区农村经济如此蓬勃发展，使全边区人民的生活起了更大的变化。农民生活有着显著的改善，农村里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新气象。许多老百姓都摆脱掉贫困翻了身。许多人在旧社会被逼得走投无路，成天胆战心惊，如今都成为英雄。边区“军队爸爸”——兴县任万生老汉是一个典型的心地善良的农民，但在旧社会里他在富豪蹂躏之下，终年不得一饱，他二十几年不吃荤，一辈子穷困一辈子苦。人民政权成立了，帮他减了租，赎了地，翻了身。他说：“共产党八路军帮咱把穷根斩断，毛主席就是活神神。” 凡有纺织的地方，一般妇女多已不穿有补丁的衣服了。在临县、离石等县纺织努力的妇女，都有自己的积蓄，不但穿上了新衣，而且都戴上了银制的首饰。她们在自编自演的秧歌中，这样歌颂新生活：“边区妇女打扮新，不穿旗袍不穿裙，黑布小袄蓝布裤，胸前一颗五角星。”“心里思想很快乐，赶快爬山埋地雷，假如敌人来‘扫荡’，炸得肉飞骨头碎。无根树(指民兵的哨杆)长在高圪垯，一颗铁圪蛋蛋开了花……” 在纺织运动中涌现出了许多英雄人物，离石张秋林是她们的代表。她自己勤劳纺织，又组织了二十五个纺织小组领导村中妇女纺织，半年内共组织妇女织出标准布六十余匹，连其他副业共获利达三十五万元。她以勤劳和热心帮助妇女著称，有很高的政治觉悟。战争开始不久，她便劝送丈夫参加了八路军，她和一个孩子的生活，全靠自己亲手劳动来解决。为了公众的事，她常牺牲自己的利益，乃至她所最心爱的孩子。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二日，八路军在她的家乡官庄塬打仗，她的丈夫王海元是参加战斗的某连模范班长，英勇的共产党员。当战斗开始，她忙着在外边工作，王海元正拿着枪在自己村庄的山头上战斗，撇下了他们九岁的孩子，不幸落在敌人手里。敌人用刺刀逼着这小孩子问：“你的妈妈呢?”“打日本去了!”在刺刀前，小孩子丝毫也不表示害怕。敌人又问：“你的父亲哪里去了?”“打日本去了!”敌人立时就是一刺刀，杀死了张秋林心爱的孩子。张秋林伤心得吃不下饭去，但她马上把自己的无限痛苦变成对敌人的仇恨。她想：“孩子是敌人杀死的，不吃不喝也活不了。合作社搞垮了，我怎能对得起群众?”她想，为群众服务就是为她的孩子报仇。她用更大的勇气继续进行自己的工作。张秋林在一九四三、一九四四年都被选举为边区特等妇女劳动英雄，群众称她是“咱边区的女状元”。同时她又是模范的抗战军人家属和拥护军队的模范。一九四五年并被选举为出席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及县议员。 第148节:大生产(3) 边区在战争中也发展了工业，建立了几十座公营工厂。有小型兵工厂，能制造各种枪支和各种炮弹、子弹，直到自动步枪、掷弹筒等，均能利用破坏敌人的铁轨自造。有西北化学厂，制药厂、工具厂、纺织第一厂、第二厂，边区被服厂，染织厂，吕梁、洪涛两大印刷厂……工人有两千来人。民间工矿业更有惊人发展，据一九四五年统计，边区榨油业有油坊七百座，产油四百三十多万斤。有煤窑四百三十三座，产煤九亿斤以上。产铁一百九十四万斤，熟铁二十五万斤。造纸业有纸池二百座，产量为五十四万五千刀，已超过战前的产量。与“军火自给”同时，发展了硝、磺、铸雷等业。硝磺等业在战前很少，战时因民兵战斗及地雷战的发展，需要量大增，便飞跃发展。兵工建设对铁的需要与日俱增，大量开发熔炼，一般估计已超过战前产量的三倍。 工矿业经敌残酷摧毁后又重建发展，这是边区实施奖励、保护工矿业的结果。政府不仅贷款，法令还明文规定，凡工业收入一律按八折计算收入征税，而税率又很轻。此外并有奖励发明、奖励技术、奖励工业劳动英雄的政策，和开展张秋凤运动，大大促进了工矿建设，提高了工人的劳动热情。张秋凤是一个优秀的军火工人，产量高，质量好，爱护工具，节省原料，遵守劳动纪律，埋头苦干。他成了边区工人的旗帜。 张秋凤运动使生产效率提高，造枪厂的总生产量一九四四年较一九四三年提高百分之六十五。制药工人冯思敬生产效率提高二十四倍。吕梁印刷厂的排字效果提高百分之百。工具厂生产效率提高百分之五十至一百。工人有许多发明和创造。几年中仅军区造枪厂改良或创造的工具及代用品即达五十种之多。用蒸汽锅的乏水，代替了机器油，效用良好。印刷方面发明的代用品有磨刀机、油墨、本地“皇后纸”(厚麻纸)、砂纸，以毛边纸代舶来品薄型纸打纸型，并以面粉、绿豆粉、蜂蜜代替美国的玉面粉与甘油。制药方面，制成镇痛剂、止血剂、退热剂、小苏打等数十种，至于以中草药所造的各种药品，更为众多。其他如骨粉的制造，活版冷皂箱的发明，辗布工具，打毛衣板，轧花机皮轴滚子，以及制革方法的简化，都是大生产运动的成绩。 边区还和敌人展开了强烈的经济战，实施有计划的、有管理的金融贸易政策。敌人曾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争夺伪法币套取外汇，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将伪法币贬值驱向解放区夺取物资，并倾销奢侈品以骗取民间的银元。我则实行以封锁敌人为目的的金融交易政策：成立西北农民银行，使用西北农民银行的单一本位币。同时禁用白洋，白洋可以作为资财储蓄，存在民家或由人民储存银行，政府均不干涉。但禁止使用，其结果又使敌人盗劫白银的计划破灭。 合作事业也有大量发展。边区合作事业始于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五年初步统计共有大型合作社(综合性合作社)二百八十五个，社员六万三千二百七十五人。这也是组织起来、发展生产所得的成果。同时各村庄又以变工队为基础成立了许多小型的变工合作社，仅一九四四年一年中，全边区就发展了七百七十七个，共有社员四万六千二百多人。这对活跃农村经济，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边区政府奖励各个战线上有创造、有功绩的英雄与模范人物。从人民政权建立后第二年——一九四一年开始，边区行政公署就每年召开一次劳动英雄大会，奖励生产战线中的英雄模范。一九四四年边区各项工作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各个战线上出现了成千成万的英雄，边区召开了一次规模空前的第四届群众英雄大会，同时举行盛大的战斗生产展览会。到会英雄七百五十一位。除了一百九十位农民英雄，又有部队的战斗、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一百九十三名，民兵英雄一百三十一名，妇女英雄五十六名，合作运输英雄二十四名，民营工矿英雄二十名，公营工业英雄五十五名，机关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及学习模范七十五名。 第149节:大生产(4) 四届群英会是在反攻前夕举行的，十二月七日开幕，总结了一九四四年的各项工作，从军事上、经济上、思想上为反攻作了准备。 爱泼斯坦一九四四年秋天访问晋绥边区时，曾考察边区的经济建设。后来他在纽约《下午报》发表文章说：“边区的政府官员和部队从事垦荒、纺织、织布，把他们的技术凑在一起，白手起家建立工业。他们教农民组织在合作社之中，以节省劳力，增加生产力，获取抗战的人力。……到一九四四年，他们得到报酬了。我和其他记者访问共产党领导的地区，发现那边的老百姓和士兵比中国任何其他地方都吃得好，穿得好。”对于边区生产，这是比较客观的如实的报道。 我从冀中来到晋绥的时候，无论是吃穿还是住宿，就已经不错了。军区司令部驻在蔡家崖牛荫冠同志家的房子，这房子在晋绥地区来说也是很讲究的，两层院，砖砌的窑洞。窑洞都是一明两暗，方砖铺地，冬天有地火，火有外面烧，里面很干净。在里院，窑洞前边是个不小的花园，有桃李杏花，有芍药，难得的是还有牡丹，管理很好。我和陈漫远住里院。周士第他们住外院。两厢平房是机关干部住宿和办公的地方。出了院门，就是庄稼地了，种着一片片的苞米。分局驻北坡，也是两层院子，一排五间窑洞，里面粉刷很好。生产运动的开展，已卓见成效，大家吃得很好。分大、中、小灶。大灶也吃得不错，有大米，有白面，蔬菜很多。小灶就更丰盛了，也很讲究，还能吃上烤牛肉、涮羊肉，二十七团带去的炊事员，技术很好。不像八年抗战的前几年那样艰苦，一九四二年在晋察冀山地，我们是吃过黑豆的。 我们到晋绥后，大部分干部立即换上了三新的棉衣，当地织的粗布，还有粗毛织的。棉衣不仅三新，还有罩衣、衬衣，人们一下子就富起来了。 司令部和分局机关，集体组织到山坡上开荒，种粮种菜，我和林枫都参加。在机关，纺线，捻毛线。女同志听报告手里都在干活，纳鞋底，织毛衣。 文化生活也很丰富，经常演戏，话剧歌剧，晋剧秦腔，《白毛女》、《血泪仇》等等，不断在街头演出。机关里休息的时候，又是唱歌又是拉胡琴，栽培花木，收拾菜园。看去一派和平景象，洋溢着一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第150节:联防作战(1) 八联防作战 这是只有人民战争才能出现的战术原则。联防作战，是根据自然地形和战斗的需要，由数村民兵联合起来，共同订立联防公约，一村有事，数村增援，合力打击敌人。这是民兵战术上的重要发展。因为农村分散，农民缺乏战斗训练，武器又差，各自为战力量不足，而联防作战，则极大地加强了民兵的战斗力。 各地统一指挥联防作战的机关是联防指挥部。指挥部设总指挥一人，由联防区内较强的民兵中队长担任，其余中队长任副指挥。联防指挥部的主要任务是根据情报组织提供的敌情材料，研究本联防区内敌人军事、政治活动情况的变化，决定对付敌人的办法；计划本联防区内民兵的活动，调派民兵力量，主动打击敌人。 边区民兵在联防作战中，先后在联防警戒、联防战斗、联防围困、联防破击等方面，取得丰富的经验与成绩。 联防警戒是先由防御敌人开始的。各地根据当地条件与环境的不同，采取种种办法警戒敌人。这种警戒并非消极防御，主要还是积极打击敌人。 岚县有一个民兵中队，中队长翟白小。开始他们仅在个别村庄有警戒哨位。因为空隙太多，敌人能够乘隙奔袭，常使群众遭到损失。他们便与邻村约定互相配合，防备敌人，但是敌人还是可以找空子钻进来。此后他们在长达八十里的一条线上建立了八个哨位，并在哨位前面或哨位之间的适当地方，安设地雷。每个哨位相隔十里，白天由两个自卫队员警戒，黑夜由两个自卫队员和三个民兵负责。各哨之间，密切联系，夜间互相出动，来往巡查，天明各返本哨。如果哨位发现敌情，便由一个民兵报与其他哨位，两个民兵负责抵抗，自卫队员则回村报告。各个哨位之间，还规定有联络记号，发现敌情即打枪报警。联防各村前面，都设有望哨，警报一发，很快就能传遍各哨位及全联防区。各民兵中队按照预先约定的作战地点和联络记号，自动配合作战。整个联防区，村村有备，不致遭受敌人的袭击。 在离石第二区，民兵实行了全区性的联防警戒。面对着汾(阳)离(石)公路沿线敌人的各据点，在绵延五十里的大山上，民兵在三条山、三条沟上建立封锁警戒线，设立了十几个封锁点，分别配置一定数量的民兵和武器，昼夜监视敌人。村长、中队长经常穿梭其间，进行检查和指挥，遇有敌情即用信号传至各村准备转移。为进一步利用封锁线地形打击敌人，又破坏道路一百五十多里，把敌人必经的大道，完全挖成一丈二尺宽和两丈深的缺口；在黄河沿岸的平滩上，修建了一段围墙；险要的地方，又埋设下地雷。从此各据点敌人出扰大受影响，活动范围缩至周围十五里之内。 一九四四年一月间，敌人集中八百余人，向狭小的离石第二区大举“清剿”，杀害群众一百三十七名。敌人退走以后，因为当时地雷造得少，还不够用，爆炸没有普遍开展，民兵和群众便着手构筑三条深沟高垒封锁线，以减少民兵的疲劳。要对全区的地形来个大改造，是一桩浩大而艰巨的工程。由于人民群众抗日情绪高昂，二十天便完成全长一百五十里的三道封锁警戒线：第一道封锁线为破路封锁线，并于沿黄河滩的开阔地带增筑两丈高的围墙；第二道为深沟高垒封锁线；第三道为人工封锁线。在三道线上，每段都将土崖石山斩成两丈至三丈高的峭壁悬崖；沟壑之处则垒筑高墙(两丈至三丈高的土石崖)，墙上铺设二三尺厚的葛针(枣刺)及其他易于刺伤人的东西，这是一种土造的铁丝网，以防敌人偷爬攀登。按照地形和需要，每村每段在险要之处，设一座至两座大门，来往行人非此不能通过。大门里外都埋上地雷，在断绝处设置挡板，并由民兵昼夜把守。在修筑期间，敌人曾千方百计破坏，前后出扰二十一次，结果枉费心机。在一九四四年四月间，全区人民又把敌人“挤”出一条山沟去，使敌人的活动被限制在据点附近五里左右以内，又受民兵游击队的袭击和爆炸，经常陷于恐慌之中。一个伪军班长说：“我一听见出发，就头晕、腿软、肚子痛。”老百姓都高兴地说：“咱们这工事可好着哩，进能攻，退能守，真和雁门关一样。” 还有朔县一个民兵中队，中队长陈凤贞，他们的联防警戒线采取由据点向内地延伸的形式，在接敌处设立情报侦察员，在通往内地四个行政村的道路上，都设立望哨及情报人员，规定了报警办法。同时在敌人出扰时必经的道路上，各个民兵中队每夜都派出民兵或自卫队员二人到前村坐探，一般情报由村子里的情报员转送；较重要的，由坐探中的一个人回村报告；到更紧急的时候，便由二人一齐回村报告。这样就大大减少了敌人突然包围偷袭村庄的可能。 交城民兵在围困青沿敌据点时的联防警戒，是在据点周围，围绕着两层警戒圈，内层距敌五里，在敌人出扰的四面要道上，建立哨所，各哨所之间，哨与后面的中心村，均有联系；专职情报员，即担任情报所与中心村的联络关系。各中心村的民兵，又与邻近各村建立横的联系。他们联系的办法，平时战时各有不同，最快的有十五分钟以内，就能够传达四五十里路远。这样就使联防指挥部?敌人的一举一动，都能及时知道，了如指掌。 联防作战的产生发展，改变了过去近于自发的守望相助的情况，而成为在组织上相当严密的战斗力量，使敌人在进入联防区后到处挨打，陷于民兵层层的包围打击之中，行动大受限制，群众的损失因而减少。一九四四年春，岚县敌人到张家湾抢掠，当地的民兵联防区即调动了六个中队，包围敌人，从早打到晚，使敌人不敢离村一步。天色一晚，敌人便悄悄逃走，民兵紧跟追击，再给敌人一顿痛打。 在“把敌人挤出去”的过程中，围困敌据点成了边缘区民兵经常的任务。联防的战术思想一经推广，民兵们又把联防使用在围困上。由警戒敌人到主动包围敌人，这是敌我斗争形势中的一个重大变化。一般都是先以武工队形式，统一领导，进行反“维持”，组织群众，建立民兵等工作，实行政治的、军事的，明的或暗的进攻的各种斗争，逐步推进，围住据点。 第151节:联防作战(2) 宁武新屯堡民兵和周围各村民兵组织的联防区，在一九四四年三月间，合力围困宁武县细腰、石家庄敌据点，在附近的有利地形上设置了围困中的联合警戒哨位，每日民兵分组严密围困。敌人一出碉堡，民兵马上鸣枪报警，同时合力打击零碎出扰的敌探汉奸。敌人耳目被割断，整天缩在乌龟壳里不敢出来，一个月后敌人不得不撤退了。 五寨的一个民兵中队，中队长谷叆，曾把联防战术使用在对敌人交通线的破击作战中。他们的联防破击，规模很大，组织严密。他们把五寨到神池长约八十里的电线，给参加联防的各村民兵分开地段，七个中队，每队一段，按规定的时间轮流破击。这样有组织的全面地展开破击，使敌人疲于奔命，无法招架。敌人在这里还未修好，那里又遭破坏，修不胜修。 破击给予敌人的打击是严重的，敌人便采取许多办法保护他们的电线。在电线上绑手榴弹，在电杆下埋手榴弹，在电线杆的周围架枣刺。但是民兵照旧破击。敌人又改为挖壕沟，修筑保护围墙，划分地区让伪自卫团保护，什么地方的电杆、电线破坏了，敌人便强迫当地群众赔偿。可是，这都阻挡不住民兵完成破击任务。五寨民兵开始破击的时候，敌人电线用的是细铁丝。后来改为粗铁丝了，民兵们便制造了专门破坏粗铁丝的工具。敌人又改装一种像铁丝网上用的“葛针线”，针和针的距离仅能容下一个拳头。民兵还是照样破坏，而且能卷起来放在木架上背走。敌人进而在电线上通电流，仍然不能避开民兵的破坏。敌人无奈，每天都沿交通线分段派出若干保护电线的小组，每组两人，顺着电线来往巡查。民兵于是改变了活动方式，也以两人为一小组，化装敌人，弄得敌人真假不辨，经常受到民兵打击。这时敌人又组织了人数较多的巡查队，一旦发现民兵前去破击，立即拼命直追，但在追的中间又踏上了地雷。敌人黔驴技穷，最后只得把神池至五寨的电线自行拆掉。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边区为总结民兵作战经验而召开的第四届群英大会，曾对领导民兵作战的原则进行总结： 第一，在一九四四年的作战中，证明地雷是最适合于民兵作战的好武器。各地民兵作战都以地雷为主，而与其他武器相结合。经验证明，无论在联防战斗、围困、破击以及其他各种战斗活动中，都是由于贯彻了这一条，因而取得了重大的战果，使日伪军十分恐惧。 第二，在作战时把斗智和斗力巧妙地配合起来，也是民兵的制胜之道。离石四区围困石门堰据点的时候，民兵在山头上扎成许多草人，有卧势、跪势、立势，外面涂成灰色，远看好像正规军的阵地。一九四四年七月石门堰敌人出扰的时候，民兵就隐蔽在草人旁边的工事里面向敌人射击。敌人误认草人是我正规部队，便以各种火力猛烈射击。当敌人冲上来的时候，民兵早已化整为零，分散在各个山头，东一枪，西一枪，打开了麻雀战。敌人不知道在这一带究竟有多少抗日部队，只好退回据点。一九四四年九月，临县民兵围困三交敌人据点，在村庄四周布下二里宽的地雷“封锁面”，通往大武镇敌人据点的公路上，每天有五百颗地雷下地，加上四周山头上民兵的冷枪冷弹，把敌人“挤”得简直无法喘气。十月七日敌人便在民兵的雷弹夹击中撤离三交。民兵紧跟追击，又围住石门堰，地雷阵也跟着向敌人碉堡推进。地雷把敌人炸痛了，敌人便千方百计来破坏，到处想“起”我们埋的地雷。民兵创造了一种自发雷，有一天夜里埋了三颗在敌人碉堡外面大路上，次日早晨二十一个日本兵围住这埋得有“破绽”的地雷往外“起”，其中一颗十五斤重的地雷爆炸了，当下炸死炸伤敌人几十个，其余十几个敌人背着死尸、伤兵和两颗地雷回碉堡。隔了一夜，大武敌人与石门堰敌人换防，正在闹得乱哄哄的时候，两颗“战利品”先后在碉堡里爆炸，又使敌军多名送了命。 第三，民兵作战还要掌握“占便宜，不吃亏”的原则。速进速退，速战速决；有利则战，无利则退；小股就打，大股就扰，时时注意讲究战术。第八分区段兴玉领导的民兵中队，就很好地掌握了民兵战术，在几年的战斗中，他们没有吃过一次亏。这个民兵中队先后打死打伤敌人三十九名，自己从来没有一个受伤的。一九四四年九月，段兴玉曾经带领十五个民兵，配合刘子英带领的自卫队基干队远征米家庄。到了晚上，他们在冶子河场里埋伏下来，但在这里等到天亮，还没有见敌人从碉堡里出来，段兴玉就在腰里插了一颗手榴弹，进到据点里面去引诱敌人。他把敌人引诱出来以后，忙又赶到民兵埋伏的场里去指挥。当七个敌人走上他们枪口瞄准的小桥时，他先开枪把前头的班长打落在河里，跟着又有两个日本兵被他们打死。 第152节:联防作战(3) 第四，民主与集中很好地结合。民兵是群众的武装，是为保卫家乡而战的，组织上的民主性比较大，不能搬用领导正规军的一套办法；另一方面，又必须集中领导，统一指挥。对于民兵的领导工作，一切问题应由大家讨论，充分发扬民主，决定之后，大家便应坚决地执行。 这是几条主要的原则，民兵作战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 敌后游击战争之所以能够坚持与发展，抗日根据地之所以能够日益巩固与扩大，是依靠我们有一套健全的武装组织，即民兵、地方游击队与正规军三位一体，协同作战。正规军的任务，是打击敌人的主力，保卫根据地；地方游击队的任务，是在当地随时出动，随时转移，乘敌之隙以打击敌人；民兵的任务，是就地坚持，保卫村庄，保卫群众的切身利益。正规军、地方游击队和民兵是互相配合，互相依赖，缺一不可的。正规军与民兵的关系，是生死与共，鱼水相依的关系。正规部队战斗力强而地形不熟悉，民兵方面地形熟悉而战斗力较差。如果没有民兵，正规军就缺少耳目；没有地方游击队；民兵就会失掉经常领导作战的核心，就没有比较集中的力量以配合正规军；没有正规军就不能给敌人以决定性的打击，就会使民兵和地方游击队失去依靠而容易遭到敌人的打击。 军队和民兵，两者结合起来，胜利就有保证。 其后正规军和民兵配合作战又有新的发展，彼此从思想上和组织上更进一步地结合起来。一种是由正规军临时派出干部或战士，分别参加到民兵中去(有时任民兵领导干部的副职)，生活在一起，帮助民兵作战，更有效地保卫群众。二种是在某些重要的区域，由正规军派出一个班或排，成为当地民兵活动的骨干，走到哪里，就和哪里的民兵配合。这在围困据点或反“扫荡”中，作用很大。三种是三五个民兵和正规军的一个班或排一道行动。这些民兵，由于地形熟悉，并和各村居民和各村民兵有密切的联系，所以在侦察、行军以及避免误伤自己等等方面，都能给部队以很大的帮助。四种是民兵的一个队和大的兵团结合，担任一定的任务。这在袭击据点、摸碉堡、打击交通线等战斗中，经常可以见到。五种是正规军与群众，在生产与战斗两方面，结成一体，经常配合。六种是以电话站为中心，一到战时，即有一定的民兵和群众，直接成为该站的情报侦察员，而周围各村指挥的情报员，则主要与电话站取得联系，成为各站的情报网。这样互通情报，使部队便于作战，而群众也能避免遭受损失。 在协同战斗中，军民同甘苦共患难，充分表现出一种手足情谊。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日方山城内伏击战斗中，张培厚所领导的民兵中队组织了担架十副，有三十九个民兵参加了抢救正规军伤员突击组，到火线上，在碉堡门前见一个伤员倒在那里，他们便以两支步枪封锁碉堡门，冲上前去把伤员抢救回来。那天下着大雪，伤员的被子小得盖不住头，张培厚就把自己头上的毛巾揭下来给伤员盖上；赵维保也把自己穿的皮袄脱下来，盖在伤员身上御寒，无微不至地把伤员运送到后方。 正规军和民兵这种亲密无间的团结，是抗日根据地对敌斗争致胜的源泉。 第153节:陕北风光 第四章圣地一陕北风光 一九四四年冬，晋绥边区到延安参加“七大”的代表，陆续出发了。我和林枫同行。还有分局秘书长刘惠农，细心精干，他把一行人马组织得很好，真像是旅游式的行军，别有一番风趣。 我们于十一月上旬离开兴县，经黑峪口渡过黄河。那天可巧天气晴朗，展现在眼前的奔腾咆哮的黄河，辽阔的西北高原，在和煦的阳光照耀下，显得格外雄伟壮丽。因为抗战爆发后，我一直转战在冀中和晋绥，早就多次要求到延安学习，迄未能如愿。这次有机会去延安，感到很高兴。 过黄河后，沿河南下，行进在起伏弯曲的山路上。左侧是激流滚滚的黄河，右侧是断壁悬崖。路上满布碎石，马蹄踏上去发出有节奏的“得得”的响声。在狭窄的路上，我和林枫即一先一后，大家也就排成一溜走。有时走过一片黄色沙滩，这是河流的故道，我和林枫则并辔而行，大家也就纵马疾驰。而后又进入群山之中，于是便放慢了前进的速度。山中隐蔽着我们的野战医院、军需仓库、被服厂、兵工厂等。 陕甘宁边区是我们的后方，环境气氛不仅不像在冀中时那么紧张，比起晋绥来也要平静得多。敌人在晋绥“扫荡”时，也曾打到黄河东岸，隔着黄河向西岸进行炮轰，但是要想渡过天险黄河，确实很难。敌人渡河的计划没有实现，只好背对黄河撤退了。 进入陕北后经过的第一个县城是佳县，这是黄河西岸的一个要点。佳县建在一座宝塔形的山上，远远望去，像是一个城堡。进城要攀登凿有石阶的山路。这是一个风光很好的小城，就是吃水有些困难，需要到山下黄河里去提取。 从佳县我们到了米脂。王尚荣率领的部队驻在这里。早在一九三九年，一二〇师主力部队转战冀中，我就和王尚荣认识了，这次见面非常亲热。他的这支部队，一大部分是由冀中军区独立第四支队，也即高士一那支部队改编而成。王尚荣的司令部设在城里，他接我们进城休息。 米脂在陕北是富庶的地方。县城在黄土高原上，建筑得相当漂亮整齐，城墙坚固，还有红漆门楼，城门上还有望台。我们骑马进城，随行人员见到这样高大的门楼，感到新奇振奋，连我的刚满两周岁的儿子都惊喜地欢呼：“好大门楼!毛主席住里头吧?”想不到这里竟是这样一派宁静的景象。在冀中，为了开展游击战争，所有县城的城墙我们都拆除了，房屋街道，也遭战争破坏。而在米脂的街上，一个个小店都摆满了货物，小店的门面也都好像刚刚油漆过一样，给人一种生机盎然的感觉。石板路也扫得干干净净。 离开米脂来到绥德，这里完全是和平的景象。绥德地委书记是习仲勋，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绥德是延安北面第二个大县城，商家存货很多，人民生活大多不错。 通向延安的最后一个县城是清涧，这里建筑特别，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里的山，是由一层层青色的平滑光洁的板石构成的。人们就地取材，把这些天然的板石，充分用于各种建筑之上。这里家家户户的房顶、墙壁，都是用这种青石建筑。这里的大街小巷，每家的院内屋里，都是用这种青石漫地平铺，甚至门窗、锅灶、炕台，也都巧妙地发挥了这种青石板的作用。县城建在山顶上，高原的冬日阳光普照，格外宜人，也就更加使人感到陕北的风光是何等地绮丽了。 过了清涧，到延安还有很远的路，中间经过青石砭。从兴县到延安，大约走了七天左右。因为心情畅快，走起来感到很轻松。 每到一个地方，都有人接待，吃住均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全舒适。记得有两次住在村镇，我们自己起火，虽系粗茶淡饭，但是吃起来香甜可口。在大地方，遇上老同志，结识新同志，相见言欢。在小地方，我和林枫则秉烛畅谈，对“六大”以来的党内斗争谈得很多。过去战斗、工作匆忙，没有这样空闲从容的时间。 我们一路安闲自在。走在陕北高原上，尽情领略这里的风光，谈笑风生，心旷神怡。尤其看到陕北人民安居乐业，和平生活，军民一家，欣欣向荣的新气象，对我们所进行的抗日战争，所从事的革命事业，更加充满了胜利的信心。 到了，延安! 这就是日夜盼望来拜见的革命圣地，我带着冀中、晋绥根据地抗日军民的嘱托和胜利的消息，来到了这个国内外瞩目的山城。 到延安那天，刚刚下过一场小雪，山川，宝塔，延河，窑洞，在蓝蓝的天空下，显得格外明净。这里的一切，都使我感到是那么熟悉，又是那么亲切，好像是重新回到了自己久别的家乡。 第154节:窑洞生活(1) 二窑洞生活 延安，真是另一片天地，另一番景象。这里是新中国首府的雏型、缩影。这里的建筑，有新有旧，延安城里，虽遭敌机轰炸，风貌犹存，有点像冀中的县城。这里是纯朴的民间生活，开展大生产运动后已做到丰衣足食。工业品，有自己生产的布匹、毛线、粗呢料、鞋袜、毛巾、肥皂等；农产品，有大米、小麦和各种杂粮、水果等；文化用品，有纸张、本子、铅笔、水笔等。沿街的店铺，出售自己生产的东西。这都是自己动手的丰硕果实。 延安新的建筑，杨家岭的礼堂尤为突出。前面有宽阔的广场，夏天就在这里跳舞，冬天在礼堂里开周末舞会或演出大家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离这里不远还有别墅式的建筑，玻璃门窗，有山水、树木、花草。我先后住过联防司令部和杨家岭，前者住平房，后者住窑洞。美军观察组就在联防司令部的左面，他们自己发电，有电灯，我还去那里和他们打过桥牌。 延安有古迹宝塔山。有风景区柳树店。清凉山下可以游泳。延河有很宽的河滩，平常河水不深，垫上大石头可以踩着过去。交通工具有汽车，也有马和毛驴，平时多为步行。每逢节假日，党校学员和机关干部三五成群散步聊天，走在碎石细流的河川里。 延安不仅有众多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也聚集着从平津和上海投奔来的大批的作家、艺术家和各类运动爱好者。文化生活很丰富，歌舞，京剧(还有各种地方戏)，麻将，桥牌，扑克，各种棋类。一到晚上，山坡上阶梯式的窑洞，一片灯火，欢声笑语。每到星期六和星期天，更是聚会言欢，喜气洋洋。 延安学校很多，有中央党校、鲁迅艺术文学院、医科大学、抗中、保小、保育院等等。还有很多医院，有中央医院、国际和平医院，以及各部门的医务室、诊所等，虽然有国民党对陕甘宁的长期封锁，医药、器械缺乏，但是却有不少中西名医，有国际朋友外国医生。提倡中西医结合，当时曾在石家庄开业的西医朱琏转战到延安后即开始研究针灸，医疗卫生事业相当发达。 在联防司令部我和林枫住隔壁，贺龙、徐向前、谭政、张经武等同志住我们后边一排平房。杨家岭机关生活管理更是井井有条，机关食堂办得相当好。这里虽然都是粗布、粗呢子、土毛线，但小孩们的穿戴，样子都很新颖。妈妈们用各种颜色的土毛线，给孩子们编织成合体的毛衣、各种花样的帽子。对孩子的教养，也比前方讲究得多，尤其是文化较高和有医务常识的妈妈们，对孩子的卫生保健、穿着舒适漂亮，都很注意。在大砭沟是干部家属区，王光文、李弗畏等家都住那里，窑洞门口，垒起个土锅灶，自己做饭，家庭气氛，令刚从前方乍到延安的人感到格外温馨。连年生活在硝烟战火中，一旦回到延安，明显感到安居乐业，歌舞升平的景象。 延河两岸，可以骑马奔驰，汽车往来，可以漫步谈心。党校礼堂，经常有京剧演出，有许多京剧爱好者，还有从北平来的不少名票友，除传统剧目外，还上演过新编京剧《三打祝家庄》。有歌舞话剧，曾演出《茶花女》、《钦差大臣》、《雷雨》、《日出》等中外名剧。《白毛女》、《血泪仇》等更是生动逼真，催人泪下。到处都有歌声，战士唱，干部唱，男女老少都唱，山歌、小调随地编到处唱，每逢节假日或喜庆事，干部、群众纷纷走上街头(河川)，边扭秧歌边放声歌唱。 延安不愧是政治文化的中心，洋溢着一派首都的振奋人心的新气象。 漫长的严酷战争年代，从全国各地——大后方、敌占区及各个敌后战场前线先后投奔聚集到延安的干部、学员、家属和机关服务人员，密度太大了，陕北的物质生产条件有限，还不能满足人们多方面的需要。晋绥是靠近与直通延安的根据地，我们更有责任从财力、物力上给以可能的支援。为此，我们在来延安之前，就经过八分区从敌占城市陆续买来一些烟、酒、茶叶、药品、丝绸、细布、皮毛等，带到延安后交给了晋绥办事处，统一分发处理。也有少量东西，直接送给了熟识的有困难、生病、生孩子的同志，聊表心意。 到延安之后的两三天，毛泽东同志就通知要接见我们。这是我渴望已久，也是意料之中的。因为早在一九三九年，贺龙同志离开冀中时，我就给毛主席写过信，简要汇报了冀中的情况，当时在信里表示了想到延安学习和会见毛主席的愿望。来到延安以后，又听说毛主席为开好“七大”，要找外地来的代表谈话。我一直等待着这一天，但当我来到毛主席跟前时，好多心里话却不知从何说起，倒是毛主席先开了口。他微笑着说：“你那封信我是看了的。就是你那个签字为难了我，猜了半天，才认出是吕正操三个字。干吗要把三个字连成一个字呢!”我笑了笑，没有回答。尽管毛主席的神态、语气，毫无责备之意，但我却感到很不安。毛主席那么忙，为猜测我的连笔字耽误时间，实在是我太疏忽大意了。从此以后，不管是起草报告，签发文件，我都力求写得工整些，以免再给任何同志添麻烦。 第155节:窑洞生活(2) 这天，毛主席留林枫和我全家在他的窑洞里吃了午饭。因时间关系，未能详谈，毛主席让我们改日再来。 两天后的一个下午，毛主席又派人用一辆大汽车把我和林枫同志接到枣园，吃晚饭时，边吃边谈，一直谈到深夜。在谈话中，毛主席说，冀中、晋绥，用“挤”的办法，快把日本人挤出去了。现在恐怕要有人来挤你们来了。我说，再把他们挤出去。毛主席说：对!你们冀中有八百万老百姓，晋绥有三百万老百姓，加起来力量可不小呢。听了毛主席的话，我又想起了一九三九年正当冀中军民抗战进入困难阶段的时候，党中央、毛主席及时派一二〇师来支援的情景，不觉有一股力量油然而生，真想立即赶回前方，向冀中和晋绥军民传达毛主席的关怀和期望。当我们告辞出来，毛主席还亲自端着蜡烛照明，送我们走下山坡，上了汽车。 在延安，还由林枫带我见过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陈云、彭真、李富春等同志。周恩来同志，从西安事变时见到他，有八年没有见面了。刘少奇、彭真同志在晋察冀、八路军总部见过。任弼时、陈云、李富春等同志是第一次见面。此外还和林枫一起见了林彪、康生、高岗等。 住杨家岭时，和富春同志、蔡大姐离得很近，朝夕相随，谈得很多。他们像老大哥老大姐一样，对人宽厚亲切。解放战争期间，在西满我和富春同志一起工作过一段时间。进城以后过往也多，一直保持着战时的友情。 因为林枫和刘少奇同志熟，我们常去他的屋里，谈论党内斗争，白区党的工作。 和杨尚昆、贺龙、陈云等同志，或因工作接触多，或因居住距离近，过往多，交谈深。 贺龙、林枫和我还专程探望了病中的关向应同志。关向应同志是辽宁省金县人，他和我们谈起东北人的特点，意味深长地说是“白帽子，红胡子”，意思是有些莽撞，意气用事。 “七大”开会前，在延安我主要是学习六大以来反教条主义的文件。了解党内的斗争，学习党的历史。酝酿“七大”中委、候补中委，就在这期间我对林彪有了进一步的看法，因为他曾托人到晋绥去当说客，反对贺龙同志，这时我开始觉察到他不正派，被我顶了回去，他便怀恨在心。他偏听了关于冀中的某些传闻，这次初见面，他便武断地对我说，听说你们杀了一些老党员。我说，你去调查嘛! 在延安，我会见了全体中央领导人，绝大多数同志都很亲切。许多老同志，都是一见如故。通过学习和交谈，使我对党的历史有了较为系统的了解，为以后处理党内关系打下基础，可以说是上了关键的一堂党史课。 在延安，见到刘澜波、李延禄、李范五、解方、贾陶等东北同志，并在“七大”东北组召开的东北工作会议上讨论打回老家去的问题。与林枫、孙志远等一起，形成了关于东北工作的中心。刘澜波、解方等同志对我讲：“你留在冀中坚持抗日是留对了。我们丢掉了许多机会……结果只剩下常恩多一个师拉过来了。”我说：“不是我留对了，而是北方局有明确指示。”大家对东北军力量的保存和成长是非常关切的，看到我们在冀中站住了脚，壮大了力量，感到由衷的喜悦。 在延安还见到了许多冀中来的干部，都是炮火余生的战友，感情尤深。不少人表示，愿意跟我一起再到前线。 我和林枫住处真是门庭若市，亲人故友，东北工作的熟人干部，每天都谈得很晚。东北军旧部流亡平津辗转来到延安的子弟纷纷找来，听讲形势，讨论反攻开始后如何行动。大家都非常关心战争的进程，关心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情绪都很饱满昂扬。摩拳擦掌，同表决心，要求随我们第一批奔赴前线。抢占东北，打回老家去! 第156节:参加七大 三参加“七大”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下午五时，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正式开幕了。我第一次出席这样庄严、隆重的大会。大会秘书长任弼时同志宣布开会。毛泽东同志致开幕词，即收在《毛泽东选集》中的《两个中国的命运》。第二天又听了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联想到毛主席在接见我和林枫时的谈话，使我进一步感到：毛主席真是高瞻远瞩，为我们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今后斗争指出了前进的光明道路。 会议期间，见到毛主席的机会很多，他不只在大会上作报告，还参加小组会。他讲话声音很洪亮，善于比喻，意趣横生，经常引起哄堂大笑。有时表现出深切的无产阶级感情。一次在会上，讲到有的同志过去犯了错误，后来改了，但有的人还歧视他，像赵太爷不许阿q革命……毛主席说到这里，眼圈都红了，大家深受感动。 在“七大”会议上，还听了朱德同志《论解放区战场》的报告、周恩来同志《论统一战线》的报告、刘少奇同志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以及彭德怀、陈毅、聂荣臻、陈云、刘伯承、李富春、叶剑英等同志的发言，深受教益，并感到全党思想统一，认识一致，团结坚强，因而对中国革命的任务更明确，胜利的信念更加坚定。 “七大”开了整整五十天。六月十一日下午，选举完中央委员，毛泽东同志以《愚公移山》为题致闭幕词。他说：“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这天大会执行主席是彭德怀同志，代表们唱罢雄壮的《国际歌》，他高声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会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人们都非常激动振奋地站在那里，不愿离去。 在这次大会上，我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会后，各地代表都纷纷奔向自己的岗位。我没有即刻返回晋绥，留在延安继续学习文件。结合“七大”文献，联系党内斗争的历史，我又反复阅读了毛主席的《整顿党的作风》及《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著作，提高了理论水平，更加深了对党史的理解。 四抗战胜利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正式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八月十日，日本发出乞降照会，朱德总司令向解放区发布命令，要求各部队依据波茨坦宣言的规定，向所在地附近的日军、伪军发出通牒，限时间向我军缴枪投降，听候处置。如遇反抗，坚决予以消灭。并派出部队对占领区实行军事管制，负责一切行政事宜。 八月十三日，为欢送各路人马，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干部会议，中央的领导同志几乎都出席了。毛泽东同志在会上发表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指出抗日战争作为一个历史阶段已经过去了，中国人民的艰苦抗战，已经取得了胜利，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危险却十分严重地存在着。我们要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毛主席指示我们，要准备吃苦，不怕牺牲，要搞好内部团结，扎根群众。 每个人都洋溢着胜利的欢欣。整整八年，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制造了多么巨大，多么深重的苦难。掠夺抢劫，烧杀奸淫，无数善良无辜的中国人民惨死在日本侵略军的屠刀之下，中国的大好河山遭受到严重的摧残毁坏。敌后英勇不屈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斗争，付出了无比重大的代价，终于坚持到最后胜利，把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法西斯帝国主义打败了。 但是面临的局势还是严重的，蒋介石在挑动内战。这使我想到，刚到延安时，毛主席在与我和林枫谈话中所说：冀中、晋绥，用“挤”的办法，快把日本人挤出去了。现在恐怕要有人来挤你们了。果然，蒋介石国民党要来挤我们了。我的心情，还是当时向毛主席所表示的那样：再把他们挤出去。 当晚中央召开了战斗部署与分配任务的会议。散会时巳过午夜，我和林枫、孙志远赶回住处时已是凌晨二时。清早我和孙志远就离开延安，奔赴绥远前线。 第157节:绥远前线(1) 第五章挺进东北一绥远前线 抗日战争的胜利，急剧地改变了国内外形势。蒋家王朝为了维护独裁统治，从峨嵋山上下来，采取各种阴谋手段，抢夺抗战胜利果实。 东北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工业发达，重工业占当时全国的百分之九十。另外，这里北靠苏联，西接蒙古，东与朝鲜毗邻，南与华北解放区接壤，并与山东半岛解放区隔海相望。蒋介石深知东北在战略上的重要，因而拼命与我党争夺。他利用美国的海空援助，派接收大员，占领大城市，对汉奸、伪军、土匪加以委任，作为他的先遣部队。同时抢运重兵，并利用和苏联的条约关系作掩护，与我争夺大城市。而我党在北满有抗日联军长期活动的影响和基础，南满与冀热辽根据地接壤，我八路军主力已抢先进入南满，我党我军已经构成先入为主的形势。 八月九日，苏联出兵东北，我党力争控制东北的时机随之到来。八月十一日，朱总司令发布《延安总部命令》第二号，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收日满敌伪军投降，命令我率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张学思所部，由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万毅所部，由山东现地向辽宁进发；现驻河北、辽宁边境之李运昌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当时开往东北的有李运昌部五千余人，配合苏军作战。 八月十四日晨我和孙志远由延安出发时，即电令第一分区马仁兴带三十七团赶往绥远，协同五分区姚喆部队攻占归绥城，三十二团和二分区的三十六团立即集中待命。 在大反攻前夕，晋绥解放区由于坚决执行了毛泽东同志“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指示，斗争形势有了很大的发展。全区的面积由一九四四年七月的八万三千一百余平方公里，扩大到八万七千七百平方公里，人口由一百九十八万增加到二百一十五万多人。晋西北地区，在对敌连续发动了战役攻势之后，敌人在我根据地内盘踞的城镇据点已为数不多，敌人占领的公路线，除忻(县)静(乐)、太(原)汾(阳)、汾离(石)三线外已全部被我夺回。大青山地区，则从敌人手中“挤”回了地盘，夺回了主动权，并赶走了侵入解放区的傅作义部队，使绥西、绥中、绥南三块游击根据地完全恢复。在此期间，我军在不断胜利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壮大，战斗力大大提高，对敌斗争经验更加丰富。随着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民兵由一九四四年冬季的三万七千五百人发展为五万二千人(到八月下旬，全区民兵已达十万人左右)，地方武装也有了较大的发展。此外，在敌占区城市中的秘密工作和伪军工作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些情况表明，几年来所进行的整风、生产、练兵等各项运动，已经在对敌斗争中得到了光辉战果，为大反攻准备了条件。 朱德总司令的反攻命令发布后，晋绥解放区军民和各解放区一样，立即开始了对日寇的大反攻。晋绥军区的主要任务是：向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展开积极的进攻，与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大解放区密切配合，力争占领太原及其以北的同蒲铁路，占领归绥及其以东的平绥铁路；堵截与消灭北犯的阎锡山顽军与东犯的傅作义、马占山顽军；大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参军参战；扩大与加强野战部队，以适应主力兵团集中作战的要求；积极壮大地方武装与民兵自卫队，配合主力兵团作战；从各方面进行长期战争的准备工作，随时准备对付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 八月十一日，晋绥军区向敌人发出了最后通牒，促令晋绥解放区境内敌占区城市及据点的日伪军立即停止作战行动，并于限定时间内，将全部兵员、武器、装备、运输工具及其他作战物资，连同所开具的清单交与我军。我军对投降官兵的生命财产则给予安全保障。如逾期不降，则必遭全歼的命运。 晋绥解放区的反攻于八月十一日从南、北两线同时开始行动，向同蒲、平绥线奋勇前进，猛扑敌人占领的战略要地，打击拒绝投降的日伪军。南线反攻进军以太原为中心，在同蒲路西侧展开，我军在太原市周围拔掉许多敌人长期盘踞的据点，并曾一度攻入太原市以南的太原县城。北线我军指挥部根据晋绥军区向平绥路进攻并迅速占领归绥的命令，立即命令绥蒙区我军自铁路以北向归绥挺进。这时晋绥解放区前线的我军主力全面出动，正在陕甘宁边区执行着保卫边防与河防任务的部队，也都立即奉命依次向晋西北进发，星夜赶往前线，参加反攻作战。 晋绥部队向敌人展开全面反攻，大大激发了全区人民的斗争热情。度过了八年艰苦岁月的边区群众，无不欢欣鼓舞。反攻部队路过的地方，沿途人民群众敲锣打鼓，鞭炮齐鸣，他们将鞋袜和各种干粮塞进战士的挂包和口袋，把茶水送到战士手中，热情地鼓励自己的子弟兵勇敢作战，多杀日本鬼子和汉奸卖国贼。 第158节:绥远前线(2) 朱德总司令命令：“各解放区所有抗日武装部队，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军区部队坚决执行了朱总司令的命令，发动了席卷前线的进军，迫令敌伪放下武器投降。我军在边区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反攻作战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我到兴县后，即和孙志远、许光达带三十二团和三十六团赶往绥远增援。到达绥远的清水河县，首先解决了马占山的土匪部队。前进到凉城和马仁兴会合，得知二十七团已于十八日攻入归绥城内，伪军已准备交枪，傅作义的先头部队一个军到了归绥，另一个军已到归绥以西，在萨拉齐和我警戒部队接触，打了一天，此时归绥城内伪军又反悔并拒绝交枪，致使我军前后受敌，随即撤出归绥，占领和林、凉城县城。主力会合后，在凉城消灭傅作义暂编一一师一个团。又先后攻占晋北左云、右玉等城。 从八月十一日至二十一日，我军经过十天反攻作战，已经逼近归绥、太原两城及平绥铁路两侧。敌人在我各路反攻部队的威逼之下，不得不放弃小据点向大据点集中，而日军更向大、中城市收拢。北线日军向大同一带集中，南线日军则向太原、汾阳、平遥等地集中，以逃避被我各个歼灭的命运。在此期间，我军共克城市二十二座，进行了六百六十九次战斗，毙伤敌伪军七千二百五十三名，俘虏九千二百二十名。缴获马二千八百零三匹，步马枪六千七百九十支，短枪一百八十三支，轻重机枪三百六十三挺，冲锋枪三百二十七支，各种炮二十三门，各种枪弹六十五万七千五百三十七发。执行任务中我指战员一千三百三十六名英勇牺牲，负伤者三千七百九十六名。 在后方，边区农村中，八月十五日深夜传来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所有的村庄都沸腾起来了。各村男女老少都像过春节一样迎接这一胜利，年轻的农民敲锣打鼓一直到十一日的早晨，晨鸡竞鸣，一片欢腾景象。 但是战斗还没有完，要获得完全胜利还须经过艰苦的战斗。民兵们勇敢地喊起来了：“收日本人的枪去!”便自发地展开一个参战运动。人们把这当成抗战报国的最后机会，青年人争先报名参战。反攻的消息一到，兴县胡家沟的刘志唐等四个民兵就向武委会要求：自愿上前线，请求批准!村里二十五个民兵就有十六个报了名。吕家湾一个十六岁的小民兵，怕人嫌小，亲自找到区长请求帮助他上前线。兴县的劳动英雄胡生送他侄儿胡二本走时，告诉他：“抗战胜利只剩下一站了，年轻人，快去吧，这是最光荣的。” 许多青年人怀着复仇的烈焰去参战。兴县四区张家湾民兵袁引全，一九四年冬天敌人把他家十二口杀得只留下他一个，如今他要去报这一笔血海深仇。他咬紧牙关说：“报不了仇不回家。”田牛的父母也是那年被敌人杀死的，那时他才十三四岁。他报名时激动地向乡亲们发出誓言：“现在我长大了，机会等到了，我一定要为父母报仇!”临县陈家庄陈有云送他侄儿参军，咬住牙齿告诉他：“记着蒋家沟惨案!”一九四二年敌人“扫荡”蒋家沟时，杀死了五十多个老百姓。现在，时候到了，他们要向敌人讨还血债。 不到十天，兴县便有七百多民兵报名参战。保德在七天中也有二百五十人参战。三分区有三千民兵报名。到八月下旬，第一期民兵参战的计有一万五千名开到前线。他们在前方打得很好，极英勇地配合了正规部队作战。 全边区人民都支援大反攻，仅兴县人民在九月八日至十六日的八天中，就运送十万斤军需品到前线。保德林遮峪妇女赶缝战士棉衣，一天完成四天的任务。原驻岢岚的部队开到前方，地方政府和群众团体便发动了三万五千个工，给部队收割三万四千多亩庄稼。“一切为着支援前线!”全体人民都献出自己的血汗。 前线进展极快，在我全部占领丰镇至归绥间平绥线和忻(县)静(乐)公路沿线地区后，晋绥边区形势便已大为改观，绥远黄河以东地区大部敌伪据点被我扫除，广大人民获得解放。在晋西北，北起左云、右玉，南迄离石、中阳、石楼，长约千里、东西五百里之广大山岳地区，以及绥蒙大部分地区，彻底肃清了敌据点。纵横交通，畅行无阻。部队乘胜深入晋中、晋北平川，全部迫抵同蒲线，对拒降敌伪展开坚决的打击。 中央军委决定，晋绥军区部队统由贺龙、李井泉指挥。同时晋绥军区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抽调一部分部队和一批干部，由我和林枫率领向东北挺进，“打回老家去”。由李井泉任晋绥分局代书记，张稼夫为副书记。 在攻占左云、右玉等城后，接军区转中央电告，要我带队到商都去和苏联红军联系，接取苏军缴获的伪蒙军武器。十月中旬我带队到达商都，和苏军会合，接收了武器。 在商都接到中央来电，令我先带一个团赶往东北沈阳。遂于十月中旬，带三十二团和马仁兴开往东北。先到张家口，和聂荣臻同志见面，汇报了在绥远作战以及傅作义部队的情况。 在张家口休息两天，继续向东北前进。 第159节:在沈阳 二在沈阳 我离开张家口后，经康庄、延庆、怀柔、古北口、热河、凌源、锦州，于十月下旬到达沈阳，经市长朱其文给找一所伪满军官的房子。稍事休息，即到东北局办公地点，会见彭真、林枫、肖劲光、伍修权、叶季壮等。彭真向我谈了作战方针和任务，主要是依靠关内来的一万干部、十一万部队，配合苏军占领东北，保住沈阳，拒敌于山海关内。要我带来的部队，进驻沈阳，一面扩大部队，一面保卫沈阳。 到沈阳后，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已经正式成立。林彪任总司令，彭真为政委，罗荣桓为第二政委，程子华为副政委，我和李运昌、周保中、肖劲光为副总司令，肖劲光兼参谋长，伍修权为第二参谋长。 同时成立东北局，书记彭真，组织部长林枫。 那时东北形势还很混乱。我们进入沈阳时，街上不时有枪声，我们便配合苏联红军维持市内治安。在沈阳，日本关东军多年积存大量粮秣、被服、武器、弹药的仓库，被苏军打开，给群众发放粮食和被服，在混乱中，也有人边拿边抢。当时东北的群众处于极端饥寒贫困之中，大量开仓，大家难免连拿带抢，一片忙乱。 我到沈阳带去两个团，扩编成两个旅：保安一旅和保安三旅。因为苏军根据雅尔塔协定，只承认蒋介石为合法政府，拒绝以八路军名义进驻大城市，故用保安旅名义。后来又扩大组织了矿工编入部队，这些矿工都是被日军从关内抓去东北的劳力，其中许多是冀中人，他们热切盼望冀中部队到来，踊跃参加。 到沈阳不久，即收编高尚斌的伪匪杂牌军二三千人为保安二旅。高尚斌系东北军旧部，被委任为保安二旅旅长。我派李英武带二十多名干部去做政治工作，掌握部队。当我军撤出沈阳时，二旅只带出四五百人，当即缴械遣散。 为扩大部队培养干部，成立了军官学校，接收伪满军官学校的学生，我兼校长，周桓任政委，徐鹏南任副校长兼教育长。徐鹏南原系伪满军校副校长兼教育长，我到沈阳后，根据东北局指示接见了他，争取他为我们工作。还有不少东北军旧部找我联系，要求参加工作。 在沈阳住了一个多月时间，工作异常紧张忙乱，连续外出：到北陵、东陵看飞机场，准备接收和布置部队驻守；到本溪、抚顺，了解日寇在冀中抓来的壮丁当矿工的情况，准备吸收扩大部队；到辽阳，看日军仓库，接收日军枪、炮等武器；到鞍山，了解逃散日军情况；和李天佑一起到营口，了解国民党军队准备从营口登陆情况，计划在营口阻击；察看辽南地形，准备国民党军队如在营口登陆，在辽南阻止其进攻沈阳。 十一月下旬，因苏军履行条约义务，决定把沈阳交给国民党，为此我军被迫撤出沈阳。为解决这个问题，东北局在铁西召开会议，由彭真主持，决定成立东、西、南、北满四个分局和军区，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力求控制中小城市和次要铁路。南满有陈云、肖华；东满有周保中、林枫；北满有高岗、张闻天；西满有李富春、我和张平化。西满军区同时决定任命邓华为辽宁军区司令员，陶铸为政委；倪志亮为辽北军区司令员，郭述申为政委；曹里怀为洮东军区司令员，郭锋为副政委。另外，组织了以张荣为书记的蒙古工作委员会，专做蒙古工作。 第160节:在西满(1) 三在西满 我带保一旅和一个警卫连改编的特务团，和李富春、张平化一起离开沈阳，经法库到郑家屯，建立西满分局和军区，开辟西满根据地，并准备逐步向白城子、齐齐哈尔方面推进。保三旅已随东北局从沈阳向东撤退。保一旅离开沈阳后改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一师，师长马仁兴，留在法库归邓华、陶铸指挥。 西满分局第一次会议是在郑家屯召开的，主要内容是划分地区，划分四个省：辽西、嫩江、北安、新蒙。并决定进行土地改革、除奸反霸、肃清土匪伪军。这次会议有李富春、我、张平化、倪志亮、郭述申、杨易辰等参加。会后部队就逐步向白城子、齐齐哈尔北上，一边走一边同国民党委任的汉奸、伪军、土匪等散兵游勇连续作战，发动群众，清匪除霸；一边扩大部队。 西满地区，主要是指中长路沈阳至哈尔滨线以西的洮安、开鲁、阜新、双辽、扶余、乌兰浩特和齐齐哈尔及其以北的北安、黑河等地。人口大约有七百七十万。西北贯穿小兴安岭，北安至王爷庙(乌兰浩特)、海拉尔以东为盆地，法库至北安是平原地带，齐齐哈尔以北是大波浪起伏地。 西满基本是农业地区，有著名的产粮地克山、克东、拜泉及三肇(肇东、肇源、肇州)、扶余等地。工业主要有粮食加工业，靠森林地带有火锯(即电锯)。黑河的金子、兴安岭的木村，历来是很有名的。 西满分局为贯彻中央提出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经请示东北局，成立了西满清算动员委员会。分局同时发出了《关于发动群众反奸清算运动的指示》，指出争取东北的当前急务，就是要放手发动东北人民，以东北人民自己的力量，最彻底地摧毁日伪法西斯的统治，同时也就是削弱与国顽结合的社会基础。发动东北人民的第一个基本环节，就是广泛地发动各地人民进行反日伪统治的清算运动，从清算日伪的公产、公款到清算借日伪政治经济势力作恶、发财，为人民所痛恨的日伪战犯、汉奸、特务分子。运动中可以环绕解决组织人民、建立人民政权、扩大人民武装、解决财经诸问题。要使清算运动成为各地城市与乡村的各阶层人民的统一战线的广大群众运动。 按照西满分局的指示，西满地区纷纷开展了群众性的清算运动。在清算斗争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成立了贫民会，加强了政权建设，发展了党的组织。 日本投降后，西满地区土匪甚多，严重威胁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根据地的建设。当时，仅嫩江、黑龙江地区的土匪即有光复军第三军，部下辖七个旅，约有一万八千余人，活动在黑龙江、嫩江各地。如林甸县城内驻光复匪团长林绍林部及芦仙舟旅一部，共四百余人；富裕县城内驻有光复匪军东霸天旅部，约有百余人，另有二三百人驻城西雅州、龙安桥一带；光复匪军尚其悦残部约二三百人，驻齐市长沟屯，附近有青龙部二三百人；林甸、富裕和齐市东部集结的土匪，报字有“老客”、“登山好”、“四海”、“新中华”等。嫩江县城苏军撤出后，为光复匪军关作舟(伪满军官)部所占，共一千余人，内有日军一百余人，伪满军三百人。讷河东南之山头，有匪和红枪会数百人，为光复匪军邢宪章(伪满拉哈街长)之残部。 这些土匪是蒋介石的别动队。国民党反动派将这些土匪收编成所谓“先遣队”、“挺进军”、“忠义救国军”。土匪头子都是罪大恶极的汉奸、特务、伪军官，他们都被接收大员委任为团长、旅长、军长等职。这些人欺压百姓，抢劫勒索，甚至比日伪统治时期更加残暴。 坚决彻底消灭土匪，是创建和巩固东北根据地的首要条件。西满地区的剿匪反霸斗争，在西满分局的领导下，获得了重大战果。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开始，我军经过三个月的剿匪斗争，先后解放了甘南、讷河、嫩江、泰来、龙江、景星、富裕、林甸、布西等县城，消灭了匪军半数以上。一九四六年四月下旬，为了全歼盘踞在齐齐哈尔的匪军，成立了指挥部，由倪志亮任指挥，王明贵任副指挥，刘锡五任政委，郭述申任副政委。指挥部设在昂昂溪。四月二十四日第二次解放了齐齐哈尔市，歼敌三千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活捉了光复匪军旅长张佰潘。 第161节:在西满(2) 一九四五年底，黄克诚率新四军主力到东北，经锦州、义县到阜新。一九四六年一月，国民党军队开始进攻阜新，他率新四军八旅及三个特务团北进，消灭了驻通辽城内的伪军，进驻通辽。新四军三师的十旅和独立旅仍驻在阜新、义县一带的农村。黄克诚进驻通辽后即到西满分局，把新四军三师师部与西满军区合并。黄克诚任西满军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黄克诚到郑家屯西满军区工作后，我即于春节后去抚顺，到东北局开会，并与张学思、周桓准备和国民党谈判。黄克诚是长征的老同志，带的老部队人多，战斗力强，能打硬仗。我感到他任副职不合适，于是向东北局建议，黄任司令员为宜。后经东北局研究同意，并要我到总部主管后勤运输。但黄克诚任司令员一直没有下令，我名义上仍是西满军区司令员，直到一九四七年三四月正式下令。我到总部兼任东北铁路总局局长。 国民党军队进攻阜新时，林彪率山东部队的一、二两个师及新四军三师的七旅进到法库地区，将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设在法库境内。当我们途径法库时，曾遇到林彪、陶铸，谈到黄克诚部队和李运昌部队的改编问题。林彪主张把李运昌带的部队编掉，散布“新兵新枪，老兵老枪”的不满论调。因为李运昌部队去的早，人数多，新兵多，骨干少；黄克诚部队到的晚，未能大量补充新武器及新兵，老兵多，骨干强，是客观情况。李富春和我的意见，两个部队应该混编，团结互助，取长补短，争论最后没有结果。虽然没有采取编掉李运昌部队的办法，但也未能实现两部合编。 一九四六年二月，我到抚顺参加东北局召开的会议，不久即转移到梅河口继续开会。我代表分局汇报了西满分局成立以来的工作。汇报提纲是经分局富春等同志研究的，我讲了这样一些内容： 第一，西满情况及工作方针：由于东北工业交通发达，特别由于日寇军事上的统治，经济上严格的配给制度，农村经济极为贫困，手工业破坏殆尽，乡村物资原料大部集中城市，城市人口相当集中。现因战争关系，工业一部已破坏，大部停滞，工人大批失业，工业用品很缺乏。当年秋后农村剩余粮食无法运出，农产品与工业品的剪刀现象正在发展，因此我们在东北建立根据地，第一必须力争控制中小城市及次要交通线，以便开展广大农村工作。第二必须迅速切实地放手发动广大乡村来巩固中小城市及次要交通线的控制，恢复农村经济，发展手工业，改善农民生活，发展中心城市轻工业，吸收失业工人，并开辟对外贸易，有效地包围孤立大城市。单纯的城市观点是不行的，而单纯依靠乡村小部分建立根据地的观点与单纯以农村及粮食为基础的财经观点，在东北也是很难以行通的。 第二，东北人民在敌伪十四年的法西斯政治经济的压榨下，民族矛盾掩盖了阶级矛盾的尖锐化。过去东北人民的革命斗争经验也较缺乏，中间力量阶级比关内要大。因此，我们目前必须坚持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方针，坚持争取多数打击少数的原则，争取大多数的中间分子到我方面来。现在要以民族斗争的口号即肃清敌伪残余的反奸清算运动作为发动西满人民起点，广泛吸引与照顾中间阶层参加，以基本群众作基础(包括各阶层人民)发动大规模的人民运动。 第三，国民党在东北有其政治影响与合法地位，有其社会基础，特别是敌伪官僚、宪警、汉奸、特务。日寇投降后国民党以长春为中心，到处欺骗群众，进行特务活动，组织反动武装，今后一个时期的活动及影响会更扩大，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但另一方面应估计国民党过去在东北并无多大基础，二三月来的行动已开始在群众中暴露其真面目，只要我们能与人民结合，能具体地揭发国民党罪恶，善于等待与启发人民的觉悟，国民党愚民的实质在东北不但就要全部暴露，而且人民对其盲目正统也能迅速打消。在东北目前对国民党的政策应当第一紧握和平民主团结的旗帜，反对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广泛开展反内战的运动。并要向群众说明，国民党终究还要进行大规模内战，我们要与人民共同起来自卫。 第162节:在西满(3) 第四，我们在东北有长期奋斗八年敌后抗日，与首先出关配合红军解放东北的广大影响，有比国民党要大的军队，已控制广大地区，群众开始发动，而国民党虽已插长春路等有利条件，但有很大困难。从对东北人民的政策，现在力量的对比与时间的可能上与全国斗争配合，并求得与苏联政策密切配合，我在东北争取优势的可能是完全存在。自然我们是有许多困难甚至严重困难的，但这些困难还不是决定的，因为当前的基本问题决定我们如何迅速克服自己存在的严重弱点，力争时间迅速地适当发展主力与发展干部力量。在三个月中与国民党作斗争，扩大与巩固控制地区，发动群众，整编部队，消灭土匪，及有计划地解决财经任务，奠定根据地相当基础与三十万大军的战斗力量，即可粉碎国民党的进攻。要使干部了解自苏联红军进入东北，日寇投降，八路军出关后东北人民自发地掀起了一个广大的解放高潮。我们在这高潮中扩大了部队，收集了物资，与东北人民见了面。但是到我们长春线撤退后，第一个东北人民的高潮已过去了，现在只有靠加强自己，正确地把握政策，放手发动群众，造成东北人民的第二个自发性的群众高潮，使我们真正与东北人民结合，我们才有更大的力量，才能克服困难解决问题。 第五，西满地区接近地广人稀的广大蒙古地区，而与热河相接，战略地位很重要。满中地域比较狭长，除铁岭、阜新、北票煤矿与榨油制酒轻工业外，工业不发达，除粮食及部分棉花外尚未发现日伪其他仓库。而长春线物资均大部东运，经济基础与后方建设基础均不强大，兵团的集中活动与补给较困难，因此西满工作还应特别注意：力争控制由齐齐哈尔至大虎山的干线，保障西满军事的机动与经济发展，并努力建设骑兵；努力开展蒙古工作，保持辽西阵地与巩固的后方；与冀热辽保持密切联系，为共同保卫冀热辽与西满而斗争；经济上力争自力更生，发展工商业，但又要得到东满、南满、北满的帮助；西满地区特别冀热辽地区为敌我必争之地，必然艰苦与困难，要准备长期坚持斗争。 当时林彪反对占领城市并批评以彭真为首的东北局单纯军事观点，留恋大城市。高岗的说法是：“要脱下皮鞋，穿上，到农村去。”我认为按当时情况如果不占领城市，饭都吃不上，穿不上衣服，弹药也没有。如我们刚到郑家屯途经农村时就没饭吃，还得到日本开拓团那里找饭吃。我们当时吃饭、穿衣、扩兵都需要依靠中、小城市和次要铁路线。农村种棉无衣穿，种粮吃不上，甚至连碾磨都没有。但同时在农村要发动群众，除奸、反霸、清匪，组织生产，解决群众生活。 我没有到齐齐哈尔工作。正式调离西满分局是在一九四六年八九月间。我认为西满分局执行政策没走多少弯路，工作是有计划地稳步前进。西满地区当时是很重要的，是通向关里的一个大门，输送干部、来往部队、铁路运输都要经过这里。 西满分局的工作当初主要是富春、我和张平化负责，领导班子团结一致，重大问题经过充分讨论，工作亲自动手，讲话、起草电报、报告等都亲自动手，一般不用秘书。我们都直接下去发动群众，和群众见面。主要是富春同志为人正派，忠厚老练，党性强，顾全大局，凡事好商量，民主作风非常好。那时我和富春同志说：“我可给你作个不熟练的向导，大政方针由你定。”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时，我向他讲到梅河口会议精神，富春同志说：“没问题，那个汇报提纲(总结西满分局三个月工作提纲)是分局的一致意见。”而林彪却武断地指责我那是“给人家抬轿子”。至“文革”前夕，甚至诬指彭真、林枫和我为“桃园三结义”，进而编造“东北叛党集团”的假案，诬陷迫害，株连了大批革命同志和家属。 第163节:在哈尔滨(1) 四在哈尔滨 梅河口会议之后，我随东北局到吉林住了二三日。这时周保中部打下了长春，于是东北局又转移到了长春。支援四平作战，我已负责管后勤运输，保证前方的物资供应。彭真告诉我附带察看长春周围地形，准备林彪、罗荣桓回来时汇报。林彪根据毛主席指示来电报，要马仁兴和万毅带部队去保卫四平。四平固守以后，虽然撤退了，却杀伤敌两万多，我伤亡八千多。国民党已经再无力北进。国民党原以为我军只能打游击，不能正规作战，尤其不能守城，四平顽强固守，出乎他们意料之外，许多国民党人表示不能再打了，蒋介石虽然再打，企图打至长春，但也焦虑无把握。 在四平战役中的具体打法，我总觉得很笨，不用运动战和游击战术而是短促突击，结果打到筋疲力尽，才仓皇撤退到哈尔滨，于是国民党兵不血刃又进占了长春和吉林。这是一战四平。第二次我们过江后收复吉林，绕过长春，又夺回了四平。第三次国民党反攻，我们又放弃了四平。第四次到一九四八年初才最后解放了四平，孤立了长春之敌，但师长马仁兴在战斗胜利结束时不幸牺牲。 马仁兴自从一九四年率骑兵团起义，脱离朱怀冰后，我们就在一起工作、战斗。开始任冀中骑兵团团长；一九四二年“五一”反“扫荡”转到冀鲁豫后，冀中骑兵团和冀鲁豫骑兵合编，留在冀鲁豫，马仁兴调任冀中二十七团团长；一九四三年九月又随我到晋绥，马仁兴兼任晋绥军区一分区司令员；以后又和我一起挺进东北。这是一位忠于党，热爱祖国的好同志，有军事指挥才能。我们共同工作、战斗八年之久，对于他的牺牲，我是很悲痛的。 林彪和罗荣桓从四平回到长春，我即将长春周围地形，作了汇报。林彪讲，部队疲惫不堪，损失很大，不能再打了，要立即撤出长春，退到哈尔滨。到哈尔滨决定由我和谭政、张秀山(松江军区政委)带杨国夫的第七师和松江军区地方部队，成立松花江防守指挥司令部，我任司令员，谭政任政委，张秀山任政治部主任。准备敌人进攻时掩护我方从哈尔滨撤退，并破坏铁路和炸毁松花江的两座大桥和桥头堡。 可是林彪没到哈尔滨而躲到阿城，给我发电报让我炸掉第一道松花江桥。林彪还命令我：如果敌人进攻，让我们带部队向东山里撤退(哈绥线以东)。第二道松花江桥也埋了炸药准备炸掉，后来虽然没炸，但对桥基损害很大。 六月初撤销了松花江司令部，我即回哈尔滨，仍做铁路工作。 林彪不久又回到哈尔滨召开了东北局会议，这就是一九四六年夏季他提出部队要撤退到苏、朝边境，他把当时的东北形势说成一团漆黑，并向中央发了电报。当时我和郭述申、古大存等都不同意这个估计。我们认为当时东北形势还是很好的，因为当时东北划为九个省，有五个省在我们手里，铁路占一半，土地百分之七十在我们这边，在我们控制下的人口有三分之一(一千万人，南满四省根据地和游击区人口还不在内)，有主力部队和地方游击队。国民党军队没有一个团以上的兵力不敢出动。后来党中央、毛主席的回电修改了他对形势的错误估计。 一九四六年八月间，我去齐齐哈尔西满军区交代工作。从哈尔滨出发，没走出多远突然从路旁高粱地里窜出一伙政治土匪，冲我们乘坐的轻油车猛烈袭击，把油桶给打漏了。子弹从头上穿过，警卫班长焦士魁当即带上两三个人机警地跳下火车，向高粱地里飞跑。敌人随即全力追赶，这样转移了敌人的目标。司机是位上了年纪的老工人，勇敢沉着，虽然轻油所剩无几，还是坚持开到了对青山车站。 车开动加速前进脱险后，我们才发现身旁俯首在座椅背上的警卫员傅景春已经中弹牺牲。我身边的毯子被打了十几个洞。当时就地掩埋了傅景春的遗体。以后当地政府又重新整修了陵墓。 对青山是离开哈尔滨后的第一站，我们立即从哈尔滨路局要来了一列装甲车。焦士魁他们跳车后，一口气跑到哈尔滨，下午又跟上装甲车赶到对青山站，接应我们继续前进到齐齐哈尔。完成工作后，回乘装甲车开往北安，途中又遇上土匪骑兵(马贼)袭击。经我用炮火、机枪还击，即被打得溃散逃窜。 当时，国民党收编奸特匪贼，遍地为患。 一九四六年七月底；秦诚至从沈阳来到哈尔滨。秦诚至原系我在东北讲武堂时同学，曾参加西安事变，思想倾向进步，时任国民党东北行营少将高参。他来哈尔滨是探视负伤被俘的长春警备司令陈家珍。经过军调小组我方驻沈阳代表伍修权来电，东北局同意，给陈家珍送来药品并商谈释放问题。东北局指定我出面接谈，见面后秦诚至对我说：“必之，你这条路走对了!”我说：“你也可以走嘛!”秦诚至说他是小资产阶级意识，患得患失，又有家小累赘。我说，共产党人也不是不要家属嘛!他也无话可说。在秦诚至留哈尔滨期间，我曾拿着城工部调查的东北讲武堂同学录，指名问秦诚至关于一些东北军人的情况。据秦诚至说，绝大部分不带兵了，在国民党东北行营挂个高参名义混饭吃。问到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秦诚至说周福成到缅甸作战贪污了不少金条，存在香港，周福成又是陈诚的同学，跟国民党是跟定了的。关于秦诚至看陈家珍以及商谈是否释放问题，都是我介绍给城工部长李立三经办的。八月十日，美国宣布调处失败，秦诚至向我提出要乘最后一班飞机赶回沈阳(此时商谈释放陈家珍问题尚无结果)，临走时对我说：“到北平找点事做(他家住在北平)，以免将来共产党军队包围沈阳时当俘虏。”一九四八年我军解放沈阳时，秦诚至真的当了俘虏。 第164节:在哈尔滨(2) 以上秦诚至来哈尔滨原属正常的城工工作，一清二楚，结果在“文化大革命”中竟被说成秦诚至来哈尔滨“策反”，诬我“叛党投敌”。 一九四七年春天，邱立亭派金之铣持信来看我，提出要做东北军五十三军和王照骑兵师的工作。我把他介绍给城工部陈钟那里联系。 秋季派阚福培到沈阳去做五十三军和王照骑兵师的工作。我给周福成和王照写信晓以利害，要他们在作战时起义。我写的两封信，派阚福培送去。阚福培和王照关系密切，他们是同班同学。 秋后，邱立亭从沈阳到哈尔滨来见我，报告他在沈阳做东北军两部分工作的情况，大包大揽说是五十三军和骑兵师在战时都能起义。 五十三军在解放沈阳时大部分放下武器，一三师师长王理寰、骑兵师师长王照等，解放以后都安排了工作。只有军长周福成被俘后关了起来，押到哈尔滨，我曾找他谈话，并吃了顿饭。周福成后来在关押期间死去。 早在“文化大革命”前，林彪即在杭州会议上捏造所谓“桃园三结义”，说彭真、林枫、吕正操在东北反林彪，以后又炮制出一个“东北叛党集团”，诬陷我和张学思、解方等人“叛党投敌，配合蒋匪军进攻东北”。该案“主犯”七人，张学思、阎宝航、高崇民、贾陶被迫害含冤死于囚缧，解方、刘澜波因长期严酷摧残过早谢世。牵连达七百人，加上受株连的亲属、工作人员则不下数千人。姓吕的也遭了殃，我的一个堂兄弟头上就被钉钉子，说是自杀死了。 西安事变前后在东北军地下党及东北救亡总会工作过的领导干部，统统被打成“叛徒、特务”，“通敌、策反”。像辽宁的赵濯华，被问及知不知道桃园三结义，他说知道，就是刘、关、张。糊里糊涂被打成叛党集团成员。这个案件矛头是指向周恩来同志的。他们说“东北叛党集团”以我为首，要说“为首”应该说是刘澜波同志，因为这期间东北军党的工作主要是刘澜波负责，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 五转向和平建设的年代 自从离开西满，直到辽沈战役胜利结束调来中央工作，三年时间，我在东北主要是负责铁路修复和运输工作。 刚刚解放了的东北大地，到处是战争的创伤。铁路被破坏得百孔千疮，大部分线路被拆毁，桥梁、涵洞多处遭破坏，通信、信号、给水、站舍等设备都遭受了严重损坏。经大力抢修，到一九四六年六月，东北解放区的铁路通车里程已有四千六百九十多公里，这些铁路均由各地方铁路局分散管理。东北局为了加强对铁路的管理和统一指挥，更好地支援前线作战，一九四六年七月决定成立东北铁路总局。任命我为总局长兼政治委员，余光生、郭洪涛、黄逸峰、马钧、陈大凡等任副总局长，陈坦任政治部主任。一九四七年东北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东北铁路总局改称东北人民政府铁道部。 东北解放战争初期，广大铁路工人刚从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发扬了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刻苦兴家，日夜奋战，克服了器材不足、粮食缺乏等种种困难，抢修铁路，复活机车、车辆。随着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解放区的铁路线也逐步延长，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了加快解放战争的胜利步伐，铁路员工们提出：解放军打到哪里，铁路就修到哪里，火车就开到哪里!到辽沈战役前，东北解放区又接收和修复铁路五千七百多公里，通车线路里程达九千八百一十八公里，占全东北通车线路里程的百分之九十八，修复机车八百八十五台。这就为支援战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九四七年春，我军开始过松花江向国民党军反攻。此时铁路工作，重点放在修复哈尔滨以南的铁路和松花江大桥，首先是搜集和修复钢轨、修复铁路。到下半年，为了修复松花江大桥，因技术和器材均有困难，以林彪和我的名义给斯大林打电报请求援助。斯大林很快就派其交通部长柯瓦略夫带一批工程师和一个桥梁工作队，带着全部装备到哈尔滨来，援助修复松花江大桥。一九四八年，东北我军大举反攻，转为大举进攻，铁路和松花江大桥均已修好。 第165节:在哈尔滨(3) 当年，在东北铁路工作的苏联同志，特别是中长路茹拉夫廖夫局长，在建设人民铁路，支援战争中，也给了我们很大帮助，这种国际主义精神，我们是不会忘记的。 一九四八年八月下旬，东北铁道部接到东北野战军总司令部的紧急命令：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最秘密的情况下，把在东线的东丰、大兴镇、西安(今辽源)、烟筒山一带的三纵、炮纵、二纵五师和六纵十七师，迅速运送到西线的新立屯、西阜新等地区，出其不意地给敌人以打击。为保证前线作战的胜利，要从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运两千万斤粮食和作战物资到前线；为堵截与包围长春之守敌，要从后方向吉林、四平运送十九个独立团。同时，还要准备几个列车随时供第一纵队机动运输之用。 东铁党委认为，这次军运关系到东北战场战略部署的实现，关系到整个东北解放战争的胜负。党委决定全力以赴，不惜一切代价，坚决保证这次军运任务的胜利完成。随即迅速、周密地进行运输准备工作。 为了保证这次军运的秘密指挥，东野总部和东北铁道部联合组成了临时军事运输委员会，在梅河口铁路办事处、郑家屯铁路分局设立运输分委会。军铁双方又在装卸车站及主要中间站派出特派员，全权指挥一切装卸及车辆调配，随时与分委取得联系。分委则随时与总委取得联系，并坚决执行由总委下达的东野总部与东北铁道部的各项命令。这样，不论总委与分委均指定了专人负责，使各铁路线调度指挥工作，得以在严格保守秘密又十分复杂的战时情况下，既高度集中统一又机动灵活，有条不紊地进行。 当时，东北战场的国民党军在连续遭到我军打击后，已被我包围在长春、沈阳、锦州和北宁线几个孤立据点内，东北广大地区也已经控制在我手中。但是铁路东线的梅河口至四平段，西线由四平到郑家屯区段，开通到西阜新区段，都在敌机空袭范围之内。其中郑家屯、彰武、新立屯至西阜新一带，是敌机的重点轰炸区，每天从早到晚，敌机频繁轰炸扫射，袭扰不停。而由梅河口起经四平、郑家屯到新立屯、西阜新区段内，每天通过能力只能容纳六个列车往复，而且列车编组不能超过三十二辆。我们根据这些情况与部队密切协同，打破平时运输的常规，商定了编组计划、装卸车时间等事项，坚决把参战部队按计划集中在一旬内全部运往前线。 首先是必须把郑家屯、西阜新间，各站停留未卸的重车七百四十多辆，在大规模军运之前卸后排空。东北铁道部下达指示后，各站立即行动，很快将重车全部卸完，把空车排送完毕。另方面为保证前线通信畅通，在器材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把通辽、西阜新间刚刚修复的通信线路，从原有的三对临时增设为四对，并安装了区间电话和直通电话。齐齐哈尔、西阜新间的电报业务，也抢在九月上旬开通。在此期间，吉林局动员职工群众更换腐朽枕木六千四百一十三根，捣固线路六千九百三十米，并将被破坏了的大兴镇的站台修复。为了便于部队兵员乘车，粮食、弹药等作战物资装车，东北铁道部从哈尔滨调拨一批钢板给各前沿装车站。后方各铁路局，为了保证军运列车运行安全，千方百计减缩管辖区内运用机车的风管，拨出二千三百四十多根风管和一批胶皮垫圈，使军运列车全部安上了制动风管。当时运用机车极其紧张，总局想尽一切办法给郑家屯分局、吉林局配备了足够的运用机车。 最后，东北铁道部对这次军运的组织领导和人员配备进行了详细周密的安排。梅河口、四平、西阜新一线，刚收复不久，特别是彰武以南地区，职工缺员很多，成份比较复杂，繁重的军运任务又落在这样的地区。东北铁道部下决心从各局抽调一批工人、干部充实了这一地区。仅齐齐哈尔局就调出一千二百多名政治可靠、有业务技术经验的工人、干部，分派到西线各站段。齐、吉两局的主要负责同志都亲自到前线指挥运输。每个站都派干部具体指导，每趟列车都有干部添乘。如齐齐哈尔局局长黄铎亲自到郑家屯分局组织运输；郑家屯分局长廖诗权、政委尹诗炎，分别到彰武、西阜新就近指挥军运；吉林局副局长孙鲁光到梅河口坐镇，郑家屯分局运输科长常克、副科长何彬和四平办事处主任沈影亲自指挥行车。齐、吉两局还派出大批干部到列车运行的重要地点亲自参加作业。 第166节:在哈尔滨(4) 一九四八年九月六日，东野总部下达命令：十日晚开始运输。东北铁道部迅速调集车辆。九日，集中车辆达一千二百二十四辆，其中棚车六百八十四辆，敞车、平车五百四十辆。九日晚，以梅河口为主，以朝阳镇、四平、吉林、西安为辅的编组站，也编好列车；部队上车站为东丰、大兴镇、西安，下车站为新立屯、新邱、西阜新，同时做好了一切准备。 十日晚，这次大规模军运开始，军列按计划正点发车。 当前行列车已驶进四平站时，突然接到东野总部急电，命令连夜将已经发出的两个军列，立即返回原地下车待命。同时，将已经停运的混合列车又恢复运行。这是东野总部为了迷惑敌人，防止暴露目标而采取的紧急措施。十二日夜晚，军运列车又按计划开始运行。 这次运输中，西线郑家屯、彰武、西阜新，东线梅河口、四平站是关键地区，敌人的飞机不但白天来，夜间有时也来，四平最多一天达七十二架次。这两个站和沿线的运输一线员工，为了保证军列不被敌机发现，夜间都是采取无灯火作业。扳道员扳完道，为了确认道岔是否密贴，还要依次用手去摸，以保证军用列车及时安全地、源源不断地开往前线。 军运开始后不久，辽西大雨连绵，西辽河大水猛涨，水位比最高的一九四六年还超出一米多。钱家店区段的线路被水淹没，水势凶猛，线路状态不明，不知路基是否冲断。在这关键时刻，通辽工务段段长乔子龙，以大无畏的精神，用手拄着木棍，趟着大水，顶着激流，在前边一步一步地探查线路，慢慢地引导机车把军列安全送过被淹区段。在这样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复杂的战争环境下，长距离、短时间、大规模地运送兵员和装备，没有发生什么事故，这在现在看也是难得的。 严守秘密，在这次军运中做得也很成功。运送部队的列车全用棚车。列车出发前，车门加锁，贴上封条。列车运行时，看不到部队人影，听不到部队声音。就连铁路员工也不知道运送的是什么。因此，在义县解放后，敌军俘虏说，你们攻打义县时，我们都不知道贵军是从哪上来的。 九月十二日至二十一日，按计划完成了三纵、二纵五师、炮纵等主力部队到达西阜新的军运任务。由于各路局员工的努力和军队的配合，运输速度比预想的还快：四平、西阜新间，最快的只用十四小时四十六分钟，最慢的十九小时四十七分。前三天全是重车单程运行，到第四天，空车开始回返，白天，没有敌机袭扰时，放行空车，减少会车，使运行时间大大缩短。在九天之内，共运送了六十四个军列，把近十万大军安全、迅速、及时地送上了辽西前线，胜利完成了我军大兵团调动的运输任务。九月二十八日，东北铁道部接到东野总部的电报，表扬铁路员工在困难的条件下，顺利地完成了军运任务。 九月十二日，辽沈战役打响后，我军以突然行动攻占昌黎及其以西地区，同时包围了兴城、沙后所、绥中之敌，切断了锦州、唐山间的联系，断绝了华北敌人增援东北的陆上通路，形成了“关门打狗”的形势。 九月二十二日，敌人发觉了我军行动意图，派出大批飞机对我方铁路狂轰滥炸，频繁袭扰。 这时，我运输大兵团的空车还没返回，而西线的作战物资、民工列车，东线的炮兵纵队、后勤部队列车共六十九列又从哈尔滨、齐齐哈尔、吉林方面接连发出，密集运行到郑家屯一带。同时，按运送上级机关列车办理的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及坦克团、工农学校等军列也相继到达，挤在一起，造成堵塞。由于敌机轰炸，白天空车不能运行，夜间重车又不能按时发出，途中运行时间随之加长。二十九日敌机袭扰更甚，彰武、通辽、新立屯、苍土、西阜新等站先后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通信、给水中断，情况非常紧迫。 东北铁道部针对上述情况，采取了紧急措施：一是迅速组织抢修，白天敌人轰炸，晚间保证通车，各个部门保证时间，不得贻误；二是组织特别运输机车大队，由昂昂溪、北安，把军列一直送到郑家屯前线；三是组织“片面运输”，当时人们叫“赶羊式”运输，即向着一个方向连续发车。执行这三条措施效果很好，很快疏通了堵塞，扭转了被动局面。 第167节:在哈尔滨(5) 东北铁路工人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刻苦兴家、艰苦奋斗的战斗作风，他们是在战争紧张、物资缺乏、生活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完成军运任务的。东北解放的头两年，因为我们还不能给铁路工人发工资，每人每月只发给一百三十斤高粱米维持生活。有一次我去哈尔滨机务段，看见工人们穿得很破，寒天冻地腿上缠着麻袋片，干活很吃力。问他们有什么困难，一位老工人说：“吃不饱，干活没劲。”他们就靠这一百多斤高粱米，拉家带口维持生活，坚持上班，坚持修车。我回来把这个情况向陈云同志汇报，陈云同志当即决定，将每人每月的高粱米增加到二百五十斤。这也只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而铁路工人们体谅党和国家的困难，毫无怨言，他们说：“为了支援前线，不给钱也干。” 在紧张的军运中，他们勒紧裤带，冒着生命危险，抢修被炸坏的线路和设备。经常是敌机刚刚飞走，大火未消，硝烟未散，不顾敌人扔下的一些炸弹还没爆炸，铁路工人和员工家属们就奔向现场，抬钢轨，扛枕木，挑沙子，填平弹坑，铺设线路。由北安、齐齐哈尔、昂昂溪、白城子、哈尔滨、吉林等后方机务段组织的特别运输队的乘务员们，告别父母、妻子的时候，没说到什么地方、去干什么，没想是否能回来，他们只说一句：“这次出乘日子长，不用惦记。”拎起饭盒就走。多少不平凡的事迹，就是这些平平凡凡的铁路工人和家属创造出来的：机车被打坏了，我们的司机头上顶着闸瓦，冒着敌机扫射，抢上去修；途中机车燃轴起火，乘务员冒着生命危险，蹲在机车底部拉条上，给轴箱填硬油；炉条坏了，他们把草袋子蘸上水，披在身上，钻进灰箱里去修；有的宿营车被打坏，乘务员就在煤水车顶上休息。东北晚秋的夜里，寒风刺骨，可我们的铁路工人抱着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坚定信念，天大的困难也能克服。 锦州是北宁线上的枢纽，是东北通向关内的咽喉，遵照军委指示，为集中兵力攻克锦州，东野总部决定再从长春、沈阳方面抽调两个纵队，参加北宁线作战。 正当这时，运往锦州前线的军火列车连续被炸，连运军火的汽车也被炸起火，攻打锦州的部队又急需弹药补充。九月下旬，东北野战军总部和东北铁道部当即决定，在昂昂溪组织一列秘密军火列车——三五次，抢在敌人沈阳援军出来之前运到西阜新车站。东北铁道部立即指示齐齐哈尔铁路管理局和郑家屯分局，要趁敌机大批轰炸暂停的空隙时间，以出其不意的突然行动，确保抢运成功。 三五次列车乘务组的十六名同志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九月二十八日将军列开出。一路上同敌机斗智斗勇，在群众的支援下克服了重重困难，冲破了层层险阻，经过四昼夜的运行，终于在十月二日早四点四十六分到达西阜新前线，实现了他们临行前的誓言：“人在车就在，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一定要把车开上去。”东野总部为了表扬他们的英雄事迹，赠给他们一面锦旗：“献给三五次英雄列车”。后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铁道部给他们记特等功一次，毛主席在西柏坡接见了他们的代表，毛主席说：“向铁路工人致敬!” 进入十月，敌人感到末日即将来临，对我西线的苍土、新立屯、泡子、彰武、通辽、郑家屯等站进行狂轰滥炸，妄想切断我运输线。十月一日柳河大桥被炸坏，运输陷入瘫痪。在这紧要关头，铁路员工为线路畅通创造了惊人的奇迹。当天夜里，全线员工、家属和铁道纵队战士共同奋力抢修，经过一夜奋战，就架起了便桥，二日夜就通过两次军列，三日夜，又通过四次军列。 十月一日的大轰炸，使郑家屯地区的铁路遭到很严重的破坏，铁路工人承受了更大的压力。郑家屯历史上曾是我们民族抗击侵略者的战略重镇。今天，它成了铁路员工支援解放军、打败国民党反动派的重要铁路枢纽。从一九四七年五月，郑家屯第二次回到人民手里，敌人就把它视为眼中钉，每天飞机声不绝，炸弹声不断。郑家屯分局政委尹诗炎说，敌人扔在郑家屯地区的炸弹，立着摆，也能摆一层。十月一日这天，整个地区被炸得一片火海，车站、电务段、机务段都遭到敌机的轰炸，烟尘滚滚。敌机还没飞走，员工同志们就冲上去抢救起火的房舍，抢运仓库的器材，抢救受伤的同志。机务段长边光辉，看到库停机车有全部被炸坏的危险，就冒着敌机疯狂扫射，迎着大火冲上去，连续将七台机车开走，分散隐蔽起来。电务段长金子元原是齐齐哈尔电务段工人，随齐局支援前线大队来到郑家屯，在一次轰炸中爬上电杆，抢修被炸断的通信线路，不幸牺牲。解放后，郑家屯分局在车站树立一座纪念碑，纪念为辽沈战役胜利，为东北全境解放，在抢修、抢运战斗中光荣牺牲的金子元等十七位烈士。今天，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我们的青年同志，应当学习他们为人民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精神，为振兴中华贡献更大的力量。 第168节:在哈尔滨(6) 十月三日后的铁路军事运输，较前个时期更为繁重。不仅要大量往前线运送各种作战物资，还要及时运送随着战争进展不断前移的各级指挥机关。后方的十九个独立团也要向四平、吉林地区集结。同时还必须准备几个列车，随时供给总预备队的一纵队机动运输。 从一日到十日，敌机白天、黑夜不停地轰炸。四日，章古台停留三辆弹药车被炸，站内三条线全被炸坏。五日，柳河大桥再次被炸，钢梁塌落。当时，列车运行十分困难：西阜新伤病员要送后方医院，空车连续回返；一部分重车待卸；六纵十七师因接受战斗任务，所乘列车急需前进。但因大桥被炸，上下阻塞，南下重车都挤到彰武以北，停留在沿途。郑家屯、通辽间有七列，齐齐哈尔、郑家屯间十九列，哈尔滨、齐齐哈尔间五列，共有三十一个列车运不上去。而四平、郑家屯间阻塞的列车还有不少。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十月四日和七日，东北铁道部与东野后勤部召开紧急联席会议，确定整个运输由东北铁道部全面负责，统一指挥，重新排列了运输次序，决定以部队、弹药、汽油为先，其他次之，为确保安全，规定每个列车所挂弹药车不得超过五辆，汽油车不得超过两辆。并按富春同志指示，以通辽为主，以甘其卡为辅，接受后方到达的物资与民工。同时东野总部决定，野政、野后机关的人员和所有后方支前的民工，均在郑家屯下车，徒步赶往前线；只允许作战部队、军火和被服列车通过郑家屯开往前线。这一系列的紧急措施贯彻下去，很快扭转了郑家屯枢纽地区的运输堵塞状况。 地处战争前沿的西阜新车站，也被敌机炸得只有站线，没有一间房舍。扳道房设在地窨子里，站舍是用雨布搭起来的低矮的帐篷，但是调度指挥，运输组织都从未间断，保证了军用列车一列跟着一列到达，卸下的草堆成了山，粮堆成了垛。 至十月八、九日，从后方各地运往吉林、四平地区的十九个独立团，相继到达。给一纵集结的列车，也已停留在所需地点。这个时期使用车辆之多是空前的。以七、八、九三日计算，留在彰武以南的重车达八百零三辆，供一纵和十九个独立团使用的车辆达一千零九辆，往前线运输的一千零八十五辆。几个大站待装的空车二百一十三辆，共计六千一百余辆。 在东北，我军完成了“围锦打援”的部署以后，龟缩在沈阳的廖耀湘兵团即按照蒋介石的命令，组成“西进兵团”出犯新民，企图解锦州之围。 廖耀湘兵团出沈阳后，敌一股骑兵窜到苍土车站，看到车站被破坏的状况，到处寻找工具。敌人抓来了苍土养路工区养路工人史云普，问他工具哪去了?他说被撤退的人带走了。敌人说他藏起来了，逼他交出工具。他不交，敌人就打，老工人被打得浑身是伤，嘴流鲜血，还是说没有。敌人气急败坏，端起刺刀，对准史云普的胸膛进行威胁。但这位老工人，面对强敌，毫不畏惧，宁死不交。敌人逃跑后，等我们的同志回来，史云普才把自己埋藏的工具挖出来，给大家抢修线路。苍土车站很快通了车。 为了在运动中歼灭廖耀湘的西进兵团，根据上级指示，我们必须暂时撤出彰武。郑家屯分局长廖诗权在彰武亲自组织撤退，疏散车辆。他首先组织人力将一千多名伤病员送上火车，转移到通辽；又将在甘其卡收容的四百多伤员及掉队人员的行李、物资，用四五个列车运到通辽。撤退工作做得井然有序。直到十一日早晨，敌人的枪弹已打到彰武车站，廖诗权才乘一辆轨道摩托车离开彰武。 彰武电务段的员工，撤退前秘密地藏好器材备品，撤退到甘其卡后，立即装置好交换台，接通了电话。当时铁路电话不单单是铁路使用，更重要的是供军事指挥用。电话交换台设在一所地主院落里，以迷惑敌人，掩护自己，安全保密。那时不仅要和公开的敌人斗争，还得同看不见的敌特、坏分子作斗争。交换台刚安装好，敌机就来轮番轰炸。但是我们的电话员，在敌机轰炸扫射下，仍坚持工作，始终保持电话畅通。电话线不知被炸断多少次，电务工人们冒着危险一次一次接通。电话交换台不知搬了几个地方，但是通信联络始终没有间断过。 第169节:在哈尔滨(7) 十月十五日锦州解放了。接着，前方胜利喜讯不断传来。十月二十八日，辽西会战全歼廖耀湘兵团；十一月二日，沈阳、营口宣告解放。历时五十二天的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全线一万零九百四十公里的铁路至此全部回到人民手中。伴随人民解放军胜利前进，东北铁路员工们欢天喜地，庆祝东北全境解放。同时，他们又提出响亮的口号：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把火车开到北平去!开到南京去!开到广州去! 辽沈战役的炮声刚停，曾与解放大军并肩作战的东北铁路员工们不待休息，不顾疲劳，来不及与家人告别又投入了新的铁路运输工作。十一月上旬，沈(阳)山(海关)线开通以后，他们开着火车，拉着器材，跟随东北野战军浩浩荡荡进关了。当时在铁路员工中流传着这样一支歌： 穿过山洞，穿过铁桥， 不分黑夜和白天。 越铺越长，越铺越远， 千山万水莫阻拦。 枪炮人马，粮食被服， 海水一样送到前线， 前方后方，连成一片， 绿灯时时保平安。 嗨嗨，嗨嗨! 路程在我们面前缩短， 我们绝不错过时间。 不管黑夜，不管早晚， 火车头吼叫着—— 一直、一直、一直地冲向前! 唱着这支豪迈的歌，英雄的铁路员工越过平原，越过山川，走遍解放了的祖国大地。 在东北分管铁路运输，决定了我后半生在和平建设时期的工作。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央在河北平山西柏坡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我从东北来参加会议，会前分别看望了中央的领导同志。我去毛主席那里时，他正在伏案阅读文件。见我进来，劈头就说：你写的文章——《怎样办好铁路》，不错呀!我们就是要学会搞建设。 事情是这样：一九四六年春我军第一次解放长春以后，我分工管后方运输供应，之后即专管铁路工作。当时，日本是机车轮乘制，苏联机车是包乘制，各有长短。经过在两个机务段的对比试验，实践证明，包乘制在当时比轮乘制优越得多。我便以此为参考写了一篇《论乘务负责制》，发表在《东北日报》上。想不到毛主席在指挥解放战争全面反攻的紧张工作中，对报纸看得这样仔细。其实我并没有讲出什么道理来，毛主席讲“不错”，无非是对我的鼓励。于是我说，我讲的有不少是外行话。毛主席微笑着说，外行可以变成内行嘛! 七届二中全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开得很成功。毛主席在会议上作了十分重要的讲话，即《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针对全国解放的形势，提出了我党一系列重要的方针、政策。同志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一致赞成毛主席的讲话。 建国以后，我在铁道部工作，直接受毛主席教诲的机会就更多了。他外出视察时，往往把途经地方的负责人叫到火车上来谈话。有时我也在场。他对来的人非常亲切，不是面对而坐，就是拉到身边促膝交谈，气氛十分活跃。但对该提醒对方注意的问题，他是从不放过。在大跃进时，由于缺少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不少同志都有些头脑发热，毛主席很早就提醒我们注意。一九五八年去天津的火车上，毛主席和别人谈话结束后，回过头来问我：你那个两万公里铁道修得了吗?是不是把人家修的也算了你的?我当时的头脑也是很热的，回答说没问题。毛主席沉思了一下说：我看修五千就不错了。后来确实像毛主席讲的，没能超过五千公里。 一九五八年庐山会议以前，毛主席又一次提醒我们要冷静从事。一天，他把我和其他部的几个部长找去了解交通运输和铁路建设上的情况。听完我们的汇报以后说：你们这也大办，那也大办，我看最后都是小办。 毛主席古今中外的历史知识非常渊博，谈起话来经常引用历史上的典故。有时也把自己摆进去。记得“高饶事件”发生前，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有许多同志发了言，有的还作了自我批评。毛主席最后说：犯错误，都是难免的，我们都有。随即说，在座的有人可能还记得，我们刚到陕北时，征粮重了，老百姓不满意。一九四二年有个县委书记，打雷时触电死了。在一次集市上有人讲：“雷公为什么不打毛泽东。”当时有的同志主张把他当“反革命”抓起来。我不赞成，群众对我有意见，说明我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不够嘛!我当时几夜睡不好觉，反复想这个问题，以后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也改善了党和人民的关系。 第170节:在哈尔滨(8) 接着，毛主席举了第二个例子。他说，到陕北时有人议论：张国焘、毛泽东谁的学问大，有的说张国焘学问大。既然群众有议论，还是应该注意嘛!我又发奋读了一些书。 毛主席说这些话的肘候，态度很从容，语调很恳切，对我的教育很大，至今还引为借鉴。 毛主席对铁路事业是很关心的。每次乘火车外出，都要抽时间同机务、乘务人员谈话，鼓励他们做好工作。一九六四年，成昆铁路未动工之前，毛主席就一再说，那里有广大群众，有煤有铁，成昆线是大三线的主要干线，关系全局的战略问题，一定要修好这条铁路，不然我睡不好觉。动工以后，尽管困难很多，但进度较快。如果不是后来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可以预期提前完工。结果推迟了两年才勉强完成。 毛主席对我个人的关怀更是终生难忘的。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政治局在杭州召开的一次扩大会议上，林彪硬说彭真、林枫和我结成了反他的小集团，名曰“桃园三结义”。“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毛主席告诉周总理“要保吕正操”，并由周总理亲自到大连向林彪传达这一指示。然而，林彪表面答应，背后却伙同江青、陈伯达及其顾问康生去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对我进行围攻、揪斗，造谣诬陷，进而制造假案，欺骗中央，把我非法关押起来。直到一九七四年在毛主席指示限期“八一”见报的情况下，我才得以恢复自由。 在西柏坡，我还见到了周恩来同志。不久，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即在他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我所见到的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始终是忠心耿耿，任劳任怨，不管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出色地完成党和毛泽东同志委托的各项任务。 同时，他一直置身于群众之中，有功不居，有过不诿。在他的身上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好传统好作风。 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杰出的活动家。但是，在具体工作中，在日常生活中，他又是以极为平凡、极为质朴的身份出现的。 他对干部要求很严格，但又诚恳亲切，循循善诱，从不训斥。凡是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的同志，都会感到心情舒畅，工作起来有信心，有干劲。多年来，不论在大小会议上他都是不厌其烦地倾听各方面意见，让人把话说完，对别人提出的问题，都认真解答，自己不懂的就不耻下问。周总理还善于启发别人提出见解，说对了，他就欣然一笑，表示赞许。周总理的知识是非常渊博的，但在群众面前既是学而不厌的学生，又是诲人不倦的先生。有一次在上海开会时，毛主席的《浣溪沙》词尚未发表，我和赵尔陆等几位同志看到传抄稿，其中“长夜难明赤县天”的“县”字，误抄为“悬”字，大家都看不懂，叫我去请教周总理，周总理说他也不清楚。事后周总理找到毛主席原稿，始知传抄有误，随即打电话给我们，知道我们在午休，就写了一个便笺，送到招待所给我： 昨晚被你考住，今晨与范若愚同志谈，将“赤悬天”勉强解释为“赤日当空”“赤日悬空”的意思，并托尔陆同志转告，现取阅主席诗词原本，方知为“长夜难明赤县天”，并非“赤悬天”，赤县神州，大家懂得，自不费解，想以电话告，适你午睡，便以书代话，并望转告尔陆。 一纸短笺，意味深长。从这一件小事中，也能看出周恩来同志是多么谦逊诚恳，对同志是多么体贴入微啊! 周恩来同志德尊一代，功垂千古，他把毕生精力无私地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和国际友人的衷心爱戴和永远怀念。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决定成立军委铁道部，滕代远任部长，我和武兢天任副部长，以东北铁道部和华北交通部合组军委铁道部。会后，我即赶回哈尔滨，决定由东北铁道部抽调干部名单，于四月初回北平成立军委铁道部，我负责专管运输工作。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军委铁道部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我仍任副部长，分工管运输。 一九五年十月，我军入朝进行抗美援朝战争，我兼任抗美援朝运输司令员。抗美援朝结束后，改为兼任军委总参谋部军事交通部部长，没有管实际工作，是挂名职务。 一九五六年八月党的第八届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 一九五八年下半年，滕代远因病疗养，我代行部长职务。一九六二年下半年，滕代远因病离职，我代理部长职务。 一九六四年八月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会议，决定我到西南修铁路，负责西南三线建设工程。当时成立西南三线建设总指挥部，李井泉任总指挥，我任副总指挥。 一九六五年一月，全国人大代表会议，我被提名任铁道部部长。 第171节:抗美援朝(1) 第六章情系铁道一抗美援朝 铁路是现代重要的交通工具，是物质生产的一个重要部门。中国兴建铁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一八七六年七月三日，吴淞铁路上海至江湾段通车营业，这是外国人在中国修建并营业的第一条铁路，也是中国领土上出现的第一条铁路。一九九年十月二日，京张铁路(自北京丰台至河北省张家口)通车，这是在会办兼总工程师詹天佑主持下建成的，开创了中国人靠自身力量修建铁路的新纪元。辛亥革命后，一九一二年九月十二日，孙中山先生出任全国铁路督办，雄心勃勃地提出了十年内完成十万英里铁路修建的宏大的实业计划。但是，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计划是根本无法实现的。旧中国铁路从一八七六年算起，到一九四九年人民政权接管全国大陆铁路时止，在七十三年的时间里修建并留存下来的铁路仅有二万多公里，而其中能够维持通车的仅有一万多公里。旧中国铁路先天不足，基础薄弱，畸形、落后，不仅数量少，分布偏(绝大部分分布在东北和东部沿海地区)，而且标准杂，质量低，管理分割，运营落后。尤其是遭受长期战争的破坏，千疮百孔，支离破碎。 建国伊始，百废待兴。铁道部立即着手新中国铁路事业的创建。当时，解放战争尚未完全结束，紧接着抗美援朝战争又开始。首先是接管铁路，抢修抢运，服从革命战争的需要，进一步统一管理全国铁路的修建和运输。在“解放军打到哪里，铁路就修到哪里”的口号鼓舞下，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广大铁路职工和铁道兵团指战员，及时地完成了各项抢修抢运的任务，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全国的解放战争。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底，大陆上原有主要铁路均由铁道部接管，并基本修复，连接成一个整体，通车营业的铁路已达二万一千八百一十公里。 一九五年，朝鲜战争爆发。 十月，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入朝进行抗美援朝战争。 十一月二日，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我兼任军委运输司令员。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抗美援朝的指示，铁道部从战时军事运输的需要出发，迅速组成两支队伍。一是由铁道兵团的大部组成的志愿军铁道兵团和铁路工程部门组成的铁路工程总队，分赴朝鲜铁路各线，担负抢修任务；二是由铁路运输部门职工组成的志愿援朝大队，深入朝鲜铁路各站段，与朝方共同管理军事运输工作。同时，还从全路选调一批职工支援东北地区的铁路工作，以建设巩固的后方基地。 十一月四日，周恩来同志致函杨立三、滕代远并告陈云、薄一波：所有军事运输计划必须经中财委批准，应先军用后财经；如遇特殊情况而发生孰先孰后问题时，“得提交我来解决”。 十二月十九日，周总理审改《中央军委关于东北铁路运输实行军事管制的指示》，指出：“今后东北一切运输包括军事、贸易等物资在内，一律须经过军运司令部批准实施”，由东北军区军运司令员刘居英、政委余光生统一指挥。 这是周总理为保证及时将抗美援朝军用物资运到朝鲜战场而采取的重要措施。 刘居英，曾任哈尔滨铁路局局长，中长铁路中方局长。研究司令员人选时，有人提出刘居英是不是太年轻了一点，怕他“顶不住”朝鲜战场残酷的环境。可周总理却说：“可以试试嘛，相信刘居英一定能干好。”后来，朝鲜战争结束，刘居英完成任务回国，周总理见到他，第一句话就是：“你还真顶住了。”刘居英回国后，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副院长。这所军事学院在五十年代非常有名，是许多学子向往的地方。院长是闻名中外的陈赓大将。 第172节:抗美援朝(2) 一九五一年一月，在东北军区召开的志愿军第一届后勤会议上，提出要在朝鲜战场上“建设铁路、公路、水路相结合，火车、汽车、手推车相结合，快装、快卸、快运相结合，抢运、抢修和防空相结合，纵贯道路和横贯道路相结合的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为实现这个总的目标，会后又从全国增调大量人力、物力进入朝鲜，使铁路的抢修抢运能力得到不断加强。 我作为铁道部副部长和中央军委运输司令，抗美援朝时，在周总理和聂荣臻代总参谋长直接领导下工作。我曾多次去朝鲜，会见中国人民志愿军彭德怀司令员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日成首相，向他们汇报请示工作，并在战地现场指导抢修铁路和搞好物资运输。 当时，美军实行“绞杀战”，把百分之九十的空军力量用来轰炸我方的交通运输线，妄图封锁交通，断绝后勤供应。 美机日夜狂轰滥炸。铁道，钢轨横飞。桥梁，炸成两截。车站，一片瓦砾。中朝军民英勇顽强，冒险抢修，但还是经常出现抢修和运输脱节的现象。有时刚刚修通铁路，火车开上去，就脱轨了，只好又拉回来，影响了前方的物资供应。 彭德怀同志向北京发电告急：“饥无食，寒无衣。”为此，周总理在情况紧急时，经常夜里十二点前后，要给我来电话，或把我找去，询问铁路修复的情形。有时到凌晨四五点钟，周总理还要给我来电话，查问通了多少车，车上装的什么物资以及装车、卸车的情形。有时，他还直接和前方指挥所通电话，了解存在的问题，并及时加以指导。直到听说物资运上去了，他才放心。 战争中的铁路抢修抢运工作，是在美机的疯狂轰炸与严重破坏之下进行的。抢修部队为达到快修速通的目的，争取更多的通车时间，创造了许多特殊的抢修方法。 先通后固。从应急出发，采用较低标准，快速抢救，在通车的过程中再行加固。 先易后难。先修施工较易的便桥、便线以维持通车。 确保重点。在车站、桥梁和关键地段加强力量配备，保证一旦被炸，即可迅速抢通。 预有准备。根据铁路建筑物的特点和敌机轰炸规律，设想不同程度的破坏情况，预先做好抢修的各项准备，还修建一些隐蔽的迂回线、便桥，在必要时开通启用。 运输工作则以“快”为中心，争分夺秒，突击抢运，以赢得更多的通车时间，和提高各个单位时间内的通过车数。除尽量在国内编组整列直达列车外，还采用“片面运输”、续行行车和合并运转相结合的行车方法，发挥抢运的突击作用；利用小站代替大站分散作业，迂回线路绕行，“顶牛过江”(机车不过桥，在桥梁两端用机车推送和接取车辆)等应急措施，抢过重点目标。 周总理及时肯定了群众创造的抢修、抢运的经验，并指示我们坚持下去。 在周总理对抗美援朝运输工作的时刻关怀，对抢修抢运的具体指导，以及事必躬亲的精神感召下，抢修部队英勇奋斗，运营人员机智灵活，采用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抢修方法和抢运措施，使铁路始终处于随炸随修，连炸连修，此断彼通，彼断此通的状况，并在有限的通车时间内发挥了很高的运输效率，从而建成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 第173节:铁路先行(1) 二铁路先行 中国铁路建设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从上到下，大家心中都装着铁路。领导人惦记着修路，老百姓盼望修路。大家的认识非常一致：要搞经济建设，铁路必须“先行”。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同志，都很关心铁路建设，常把我找去询问有关铁路方面的事情。各地方的负责人，自然都十分关心本省本地区的铁路建设。人们对铁路寄予了很大的期望。 在经济各部门中，铁路是一个很大的摊子，是一个“大而全”的“小社会”，是以运输为中心，由运输、工业、工程等部门和科技教育、后勤保障等系统构成的庞大、复杂的综合体。 小时候，我曾站在离家不远的南满铁路旁，惊叹于日本人管理铁路的正点，萌发了长大后从事铁路管理的心愿。今天身在其位，面对铁路这个摊子，我才知道要抓的岂止是一个“正点”!要做的事真多，要满足社会的需要、人们的期望委实不易啊! 铁路工作，在战时要服从于军事的需要，为战争的胜利提供物质供应；而在和平建设的环境里，就要建立一个准确、迅速、安全、经济、效率高、成本低的新型人民铁路，以推动生产事业的迅速发展。作为主管运输的副部长，我狠抓了机务段的工作。在东北负责铁路工作时，已在东北铁路全线广泛推行了机车乘务负责制。这个“乘务负责制”行之有效，便着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先是哈尔滨机务段“毛泽东号”机车组，根据军委铁道部电令，在司机长、劳动模范李永带领下，驾驶机车到丰台机务段。滕代远和我接见机车组全体人员，要求机车组通过示范表演，首先帮助机务部门把负责制推行开来，继而推动全路各部门实行负责制。通过“毛泽东号”机车组的传帮带，丰台机务段普及了乘务负责制。接着，这个机车组又被派到郑州、济南等机务段帮助工作。 一石激起千层浪。“毛泽东号”机车组起到了典型引路的作用，机车包检、包修、包乘、包指导等的机车负责制，迅速在铁路全线推广开来。 与此同时，东北铁路的生产劳动竞赛，又在学习绥化机务段“铁牛号”机车组安全行车十万六千五百七十九公里的经验基础上，发展为“日车五百公里运动”。 苏家屯机务段机车司机郑锡坤，在清原车站把待运的两辆青菜车加挂在已经满轴列车上，并安全到达沈阳，首创超轴牵引。这一创举带动了全段机车乘务员主动超轴，进而发展为全路群众性超轴运动。这就是著名的满载、超轴、五百公里运动(简称“满超五”运动)。 后来，铁道部又总结了太原、济南、沈阳、上海等铁路管理局创造的密切协调与运输有关的各部门的工作，加快货物运输的经验，统一定名为“铁路运输综合作业方案”(简称运输方案)。我在全路电话会议上发表讲话，要求在全路推行这个运输方案，要充分认识到必须合理使用运输力量和加强运输组织工作的重要性，为提高运输效率，促进经营改革不遗余力。 根据一九五年二月十四日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成立了中国长春铁路公司，由中苏双方派干部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苏联政府将中长铁路移交给了中国。历时两年零八个月。 在这期间，苏联派出了大批的铁路专家，与中国铁路职工一道，把苏联管理铁路的经验与中国铁路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改革了管理体制，加强了运输指挥，改善了经营管理，使中长铁路成为效率高、成本低、利润大的模范铁路，并总结出一套完整的铁路管理经验。 中长铁路的经验，就它的范围来说，是一个局的经验，但它在中国铁路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旧中国的铁路具有明显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质，许多铁路是帝国主义为了掠夺中国而修建的。京汉铁路是法国人修的，胶济路是德国人修的，粤汉路是英国人修的，陇海路有荷兰人修的也有法国人修的，中长路是俄国人修的，“九一八”事变以后的十几年日本人在东北也修了一些铁路。这些铁路的管理，各国有各国的制度，规章五花八门，标准不一，各自为政，管理落后，效率也低。应当说解放前的这些铁路主要是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的，当然它在客观上也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终究还是在中国的土地上修建了两万多公里铁路。可是，这些铁路在战争中又遭到了相当程度的破坏，成了这么一个烂摊子。中长铁路所谓的承前，就是在这么一个烂摊子上，运用苏联管理社会主义铁路企业的经验与中国的情况结合起来，统一了经营管理和规章制度，为以后推广到全国总结了经验。中长铁路所谓的启发，就是中长铁路的经验在移交给中国时已成为全国铁路管理的一个模式，用这个模式把全国的管理体制、运输指挥、经验管理统一起来了。中长铁路就全国来说是一个微观经济，而把它的经验推广到全国时就成为宏观经济了。 第174节:铁路先行(2)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六日，铁道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铁路工作会议。会议总结、检查了三年来铁路工作的成绩、缺点和错误，确定今后三五年内以“切实贯彻学习与推广中长经验”为工作方针。为了加强对全国铁路学习“中长”经验的指导。八月，我在全路宣传工作会议上就关于学习“中长”的问题发表讲话。十一月，滕代远在《人民铁道》报上发表《认真贯彻“学习苏联，推广中长经验”的方针》的长篇文章。随后即在全路范围内，特别是在领导干部中形成了一个学习中长路经验、改革企业管理的热潮。通过各种形式的学习和宣传，中长路经验的主要内容，逐渐深入人心，中长路经验在全路各单位得到系统的推广，铁路经营管理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运输生产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当然，在学习苏联和推广中长路经验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把苏联和中长路的一套规章制度和做法绝对化，原样照搬，统得过细，管得过死。这些问题发现后，即及时得到解决。 事物的发展是曲折的。“文化大革命”中，把中长路的经验全否定了，破坏得很彻底：负责制被说成是“管、卡、压”；否定“正点”；从哈尔滨到满洲里取消预报，改为“红灯前进，绿灯停止运行”……周总理听说后非常生气。 一九五年，在国家财政经济还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党和政府就毅然作出决策，先后动工兴建成渝路(成都至重庆)、天兰路(天水至兰州)和湘桂路的来睦段(来宾至睦南关)。 旧中国铁路格局不正常，过分集中于东北及东部沿海地带，幅员辽阔的内地为数甚少。在西北、西南地区修建铁路，这是打破原有格局的重大举措。西北、西南人民多年来就盼望着有自己的铁路，四川人民在世纪初期发起的“保路运动”震动全国。修这几条路，体现了民心民愿。 当时主政西南的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同志，亲自研究成渝铁路工程方案，滕代远同志细心审查成渝铁路沱江大桥建桥方案，我多次察看成渝线，强调要贯彻就地取材的原则。成渝铁路在建设过程中，实行群策群力、自力更生的方针，所用材料物资都是就地取材或由国内各地供给的。 群众翘首企盼已久的这三条线路，只用两年多时间便全部完成铺轨通车。西北、西南人民欢喜若狂，毛主席高兴地题词：“庆贺成渝铁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天成路!”(一九五二年七月一日)“庆贺天兰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兰新路!”(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这两个题词有一个特点：一方面是庆贺通车，一方面又提出新的修路任务。两个“继续努力”，充分表现出希望多修路、快修路的迫切心愿。 接着，我国又兴建了兰新(兰州至乌鲁木齐)、宝成(即“天成”，宝鸡至成都)、丰沙(丰台至沙城)等铁路。 在加紧新线建设的同时，也逐步加强了旧线改造工作。旧线改造，包括修建特大桥梁、扩建改进枢纽和站场。 一九五四年一月，国务院作出《关于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决议》。长江，古称“天堑”，要在上面架设桥梁，中国没有先例，世界上也无现成经验可循。滕代远曾先后六次到大桥工地察看，我、石志仁曾先后三次召开“武汉大桥会议”，邀请中国和苏联专家讨论大桥建设的设计和技术问题。中外专家共同研究提出了管桩基础。这种管桩钻孔法有明显的优点，能在距水面三十七米以下施工，而且不影响工人身体健康。但是，这么大的桥梁采用管桩基础在我国是第一次，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我向周总理汇报了中外专家的建议。周总理仔细地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还提出一定要经过试验才能施工的要求。我组织有关部门对设计方案经过三个月的讨论和半年的试验，证明确实可行，周总理这才同意报经中央批准。在以西林为首的苏联专家的具体帮助下，在世界建桥史上第一次采用管桩钻孔法代替传统的气压沉箱法修筑桥墩，攻克深水基础的难关，为整个大桥的顺利施工开辟了道路。经过三年多时间的艰苦努力，武汉长江大桥建成，于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举行铁路公路通车典礼，实现了毛主席“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水调歌头·游泳》)的宏伟规划。 第175节:铁路先行(3) 北京火车站始建于一九六年，位置在正阳门东侧，面对商贾云集、车水马龙的前门大街。老北京人称之为“前门车站”。 随着时代的变迁，客旅的骤增，昔日尚具规模的站场却显得矮小和狭窄了。车站候车面积仅一千五百平方米，远远不能容纳好几千人的候车旅客，多数人只好露宿街头了。 一九五八年，北京赶上了建筑事业大发展的好机遇。这年秋天，党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会议。会上研究了首都迎接国庆十周年的献礼工程。这就是五十年代人们津津乐道的北京十大建筑：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农业展览馆、民族文化宫、北京展览馆等等。它们至今仍可称为首都的标志性建筑物。 铁路人多么盼望建设一个新北京站来作为献给国庆十周年的生日礼物啊!但在北戴河会议上北京站工程却因设计方案未定而落榜。铁路人心急如焚。上上下下一条心。铁道部的决策层表示无论如何一定要在国庆十周年前建成北京站；下属有关方面紧急动员，抢抓设计，从上百个方案中筛选出最佳的设计来。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武竞天主持会议，邀请各方面专家，分析、研究了铁道部第三勘测设计院提出的车站构想方案。经过专家科学论证，方案得到肯定。当然尚需进一步具体化，拿出站场和站楼的设计蓝图，作为施工建设的基础。 设计者们是很有远见的。北京车站(即今之东站)坐落在建国门外大街南侧的环城铁路东便门车站的旧址上，将来再在莲花池建设一座通过式的客站(即今之西客站)。 北京站的主体方案是：庭院式布局，高架进站，地道出站，站楼采用民族传统风格型。 方案业已决定，必须马上报请中央审批。 其时，周总理正在武汉召开全国省长会议。会议日程安排得满满的，根本无暇专门开会研究北京站的工程设计。好在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于是北京铁路局副局长李岳林便在我的安排下，把图纸贴在了与会人员用餐要路过的一个大厅里。这样做，果然引起了与会者的注意。饭前饭后都有一些人伫立观看，他们还提了不少修改意见，李岳林等人都一一记了下来。 北京站，是新中国的国门。大家当然十分重视。但是，周总理日理万机，真是忙得很。而此事又必须他来拍板。 一周过去了。李岳林又来找我：“吕部长，您看怎么办?” 我说：“这件事，由我来想想办法。” 快到吃午饭的时候，我便走到周总理身旁轻声说道：“总理，北京站的设计方案搞出来了，您是不是看看?” “是吗?图纸在哪里?”周总理急切地问。 “就在外边大厅里。”我用手指了指。 周总理很高兴，早就等着这个好消息。北京站工程上马，那就正好成了“十大建筑。他微笑着点头对我说：“那好，吃过饭咱们去看看。” 在大厅里，周总理边看边思索，不时还向李岳林询问。我和彭真等同志陪同。 周总理看完设计图纸后说道：“北京是我们的首都，北京火车站应该是全国第一流的火车站，是我们的迎宾门，因此车站的建设要体现民族特色。” 他还征询意见似的对我和李岳林说：“能不能考虑用一些琉璃瓦来装饰?那样显得富丽一些。这样长的建筑，东西两翼有两个塔楼似乎好看些。” 李岳林忙回答道：“可以，我们马上按总理的意见改。” 彭真同志，作为北京市的市长，也很为北京站的工程着急，便在一边催促说：“总理，这方案得快点定，否则要影响国庆工程了。” “那好。”周总理很爽快，又把目光落到李岳林身上，“你们再简单搞一个示意性方案，可以吗?” 第二天，周总理正式批准了北京站的设计方案，并把它作为国庆献礼工程。他还特意嘱咐我说：“一定要保证质量保证进度，还要注意节约。该花的钱要少花，不该花的钱一文也不要花。” 在北京站修建过程中，周总理四次前往察看。他还率领我们到建设工地参加劳动。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三日夜，周总理来到刚刚竣工的北京站参观，坐在沙发上与我亲切交谈，四周立刻围上来许多人。周总理对北京站工程十分满意，他开怀大笑，对人们大声地说：“很好!超过了航空港(首都机场)。”他还说，明天要请毛主席来看看。 九月十四日晚上，毛主席果然来到灯火辉煌的新北京站。 在彭真、我、武竞天等人陪同下，毛主席一下轿车，抬头见楼顶上“北京站”三个大字不禁发出微笑。 原来这三个字不是毛主席亲笔书写的，而是李岳林等人从毛主席写的字中找出这三个字拼凑起来的。因为时间紧来不及请毛主席题写站名，他们便去请示周总理，周总理想想说：“先搞个临时的吧。” 一个月后，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给了李岳林三张毛主席的题字。李岳林问用哪一张，工作人员告诉他，有一张毛主席画了圈。 ?来高悬在站楼顶上面的三个大字，就是用的毛主席圈定的那一张。 第176节:到现场去(1) 三到现场去 在北京，我要参加各种各样的会。上面的，有中央工作会议、国务院例会；铁道部内的，有部务会、党组会、各局负责人会、听取汇报会、全路电话会议，等等。 为了不致天天忙于开会，浮在上面，铁道部于一九五六年三月作出决定：部长、副部长每年至少下现场两次，每次一个月左右。此事，我们向毛主席作了报告，毛主席大加肯定，伸出大拇指说：“对!我们这样的人就是要常到现场去。” 对铁道部的这项决定，我衷心拥护，自觉地身体力行。在没有这项决定之前，我也是这样做的。每年，我总是有几个月去外地，到基层，否则，心里便不舒坦。 下面是一九五七年我赴外地察看、深入基层工作的部分日记摘要： 四月十二日下午，同武竞天等人外出视察宝成线。同行有三十余人，包括苏联专家一人，设计、工程、基建、乘务、机务、车辆、行车安全监察室、办公厅等各部门的同志。 四月十三日，在京汉线、陇海线上。上午，听取宝成线情况汇报；下午，察看洛陕段沿线情况。 四月十四日，上午到第六工程局听取汇报，参加会议者有第六、第二工程局，第一、第二设计院，郑州铁路局，重庆铁路局等部门的同志，共六十余人。下午，察看宝鸡站场，并开会讨论解决宝鸡线问题。 四月十五—二十一日，由宝鸡出发，经凤州、谈家庄、客阳、阳平关、广元、绵阳，到达成都。沿途察看了任家湾车站、观音山车站、西坡车站滑坡、谈家庄车站滑坡、白水江车站滑坡、罗妙真车站、雁门坝车站、马角坝站机务和建筑设备、安昌江桥等处，共计约三十个病害工点。 四月二十二—二十四日，在成都，察看成都车站、调车场、机车车辆修理厂、第二工程局修配厂等，听取重庆局、第二工程局、第六工程局第二基建分局、第一设计院、第二设计院等的工作汇报。 四月二十四日下午，由成都乘汽车赴自贡市，察看内昆路内宜段工程情况。二十五日早，乘汽车赴宜宾，察看岷江大桥工程。傍晚，乘汽车赴内江。两日都夜宿于车上。 四月二十六日早晨，由内江回到成都。二十七日上午，在第二工程局传达中央关于统战工作的报告；下午，召集铁道部各局同志开会；傍晚，由成都坐火车动身回京。在车上阅读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和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三十日回到北京。 …… 八月二十四日下午，离京去北戴河。次日，由北戴河动身，经锦州、沈阳，于二十六日到达吉林。 八月二十七日，上午察看吉林北站、哈达湾站、吉林站、机务段、车辆段情况；下午听取铁道部工作组汇报检查工作情况。二十八日上午，继续听取工作组汇报情况。二十九日，在路局对吉林局干部作关于审查一九五六年决算的决议的报告。 八月三十日晚，由吉林赴长春。 八月三十一日，下午由长春出发，沿途察看，当夜到沈阳。 第177节:到现场去(2) 九月一日—四日，在沈阳铁路局和锦州铁路局检查工作。五日，由锦州回到北京。 …… 九月十日早，动身赴广州，彭敏和苏联专家西林同车赴汉口。 九月十一日，到达汉口，与彭敏、汪菊潜、西林等一道察看已基本完工的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当夜启程继续南行。 九月十二日，到达广州。十三日，上午察看洋灰轨枕和修整枕木情况；下午察看广州北站、机务段、工区等处。十五日，在路局召开审查一九五六年决算座谈会。十六日，召开决算审查会，并作结论。 九月十七日，动身赴上海。十九日上午到达上海，在列车上与上海局负责人谈分局体制、养路工定员和修整枕木问题。下午乘车继续北行。 九月二十日，到达济南。在车上与济南局负责人谈分局体制、工务定员、保养枕木等问题。当晚回到北京。 …… 十一月二十日上午，离京赴鹰厦线检查工作，同行有武竞天和部内各局干部。经郑州、武汉、株洲、湘潭、南昌，于二十三日晚到达鹰潭。途中，察看湘潭湘江大桥、南昌分局赣江大桥所选线路、牛行车站等处情况。 十一月二十四日，上午在鹰潭察看新站场、车辆段、机务折返段等处情况；中午由鹰潭出发，经邵武、来舟、永安、郭坑、潭州，于二十八日到达厦门。沿途察看线路，看了大小乐山山洞、永安大桥、皇渡大桥、郭坑车站等处，以及各地的机务段、电务段和员工住宅等。 十一月二十九—十二月二日，在厦门，听取汇报，讨论对鹰厦线的总结，并在武竞天向交接统收双方干部作总结发言后，发表了几点原则性意见。 十二月三日上午，由厦门动身去福州。在福州期间，察看了南平——福州线路。 十二月十一日，动身经上饶、杭州去宁波。十二—十三日，在宁波，察看馀姚江大桥、奉化江桥、白沙临时客货车站、庄桥车站员工住宅。当夜，由宁波到达上海。 十二月十四日，上午听取上海局关于修整枕木和取消分局的汇报；下午去真各——南翔间察看修补枕木作业情况。十五日上午，到上海机务段等处察看。当日中午启程，经南京、济南，于十六日下午回到北京。途中，听到南京分局和济南分局负责人关于撤消分局、整治枕木等的工作汇报。 我坚持挤时间去外地察看，不仅一九五七年如此，在我负责铁道部工作期间，年年如此。 这样做的好处很多，可以一竿子插到底，避免中间堵塞，能掌握第一手材料，对问题作出比较准确、及时的判断和处理，有利于克服官僚主义，有利于带动机关干部改进作风。 四邓小平直接抓铁路 怎样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是一个新的课题，只能在探索中前进。一九五八年开始的“大跃进”，是一次得不偿失的探索。在那个“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年代，处处放“卫星”，天天都有高产捷报。“共产风”和浮夸风泛滥起来，人们的头脑发热了，仿佛即将进入共产主义。 铁道部领导层也有些欠冷静了。最初提出计划在“二五”期间修建新铁路二万公里，“三五”和“四五”期间各修建新铁路三万公里，十五年内共修建新铁路八万公里。不久，又修订原有计划，提出今后十五年内共修建新铁路十二万公里。这样过高的指标，当然不可能实现。时至今日，这个计划也仍未完成。 不久，毛主席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我记得，我和毛主席有过这样两段对话。 一九五八年，在去天津的火车上。毛主席、周总理等人常借外出之机，在列车上找我谈工作。毛主席直截了当地问我：“你那个两万公里铁路修得了吗?是不是把人家地方修的也算在你的账上?” “没问题。”我很有把握地回答。 毛主席沉思了一下，然后说：“我看能修成五千公里就不错了。” 我没有再说话。 后来事实上也只修成五千多公里铁路。虽然当时高指标喊得震天响，但毛主席还是心中有数的。 第178节:到现场去(3) 一九五九年，在北京。毛主席把我和其他几个部的部长找去。我汇报铁路工作，提出要“大办铁路”。其他几个部的部长调子也很高。 毛主席听完部长们的汇报以后说：“你们提出要大办这个，大办那个。你们的愿望是好的。照我看，都要大办，结果都是小办。” 他提出，要压缩空气。显然，这是毛主席经过一番冷静思考后讲的话。 对此，我们起初领会不深，思想一下子还转不过弯来。我对毛主席关于“要压缩空气”的指示有一个认识过程。那时人们大多有一个误解，以为“左”比右好。其实“左”倾和右倾都不好。一九五六年三月曾听毛主席讲过：“过去革命经过多少年，到延安以后才找到既不是陈独秀的右倾，也不是后来的‘左’倾，而是不‘左’不右之倾。那是花了很大的代价才找到的。”于是，我就对铁道部的局长们说：“领导干部的头脑要有热有冷。领导是发动机，内燃机都有冷却装置，有了冷却装置才能正常运转。主席叫我们领导干部的脑子要有冷有热，冷热结合。群众冷，领导要鼓劲；群众热，领导要冷些，压缩一点空气。” 这就是冷和热的辩证法。 下面的群众已经热起来，甚至过了头；上面的领导就要冷静，要压缩空气。但是，当时已经极度膨胀的空气很难压缩下来，铁道事业和其他事业一样，只能在曲折中前进了。 一九五八年下半年起，滕代远同志病休。从此时起到一九六五年初我被正式任命为铁道部部长前，在长达六年多的时间内，铁道部的领导工作，基本上是我以代行部长和代理部长的名义来主持的。 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年，“大跃进”中的问题陆续暴露了出来。由于盲目下放权力，废除一些必要的规章制度，思想政治工作削弱，在铁路的某些地区，出现了治安秩序混乱、事故增多、线路和车辆遭到破坏、领导涣散的状况。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周总理向我们传达说，毛主席提出铁路要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当时，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定由总书记邓小平直接抓铁路。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四日，邓小平同志找我研究如何整顿铁路工作，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铁道部要成立政治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他问我：“政治部多久搞起来?” “一个月左右。”我答道。 “不行。”邓小平同志摆摆手，“三天之内就要成立，挂上牌子，你兼任政治部主任。” 我很熟悉邓小平同志坚决果断、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我和他相识于烽火燃烧的抗日战场，当时我在冀中，刘伯承、邓小平同志在冀南。一九四二年“五一”反“扫荡”我率部突围时，刘伯承、邓小平同志还派一二九师新三旅接应过我们。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作了发言。他的发言中有一句话是：“一切按辩证法办事。”毛主席很赞赏这句话，在会上几次提到。这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对邓小平同志的指示，我是立即执行。 一月二十五日，上午，我召开铁道部党组会讨论并作出决定；下午，我接着召开全路电话会议布置下去，分别限期完成。 一月二十六日，我写信给邓小平同志，简要报告铁道部党组关于在三天之内成立政治部和整顿铁路工作的多项决定。主要内容有：整顿铁路运行秩序，一季度好转过关，二季度巩固提高；部局政治部和局(厂)政治委员名单于二十七日(即三天内)提出报中央书记处和组织部，搭起架子，并立即开始工作；重新建立机车包乘制、机车车辆验收制、经济核算制；整顿五个省的铁路沿线治安秩序，已派出五个组的人员，随公安部一同出发，等等，并请邓小平同志在全国铁路领导干部会议上讲话。 一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铁道部召开全国铁路领导干部会议。邓小平同志在讲话中指出：“会议的中心是整章建制，整顿运行秩序。现在铁路运输秩序不好，主要原因是把原有的规章制度破坏了，却没有建立新的规章规定，或者立错了；迷信要破除，但不能违反科学。” 第179节:到现场去(4) 在成立政治部、整顿铁路过程中，邓小平同志批准了我们提出的九条意见。事实证明，这九条很管用。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整顿初见成效。三月七日，我再次写信给邓小平同志，简要汇报二月份铁路工作情况和三月份铁路工作安排。信中说，二月份运输情况开始好转，客车出发正点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八，运行正点率达到百分之九十点一，货车出发正点率达到百分之八十八点七，运行正点率达到百分之八十四点二，提前实现了“双九双八”的目标。 为总结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年的铁路工作，铁道部成立了以我为主任委员的工作总结委员会。我和工作总结委员会的成员们一道，认真地总结了“大跃进”时期铁路工作的经验教训。 铁道事业在党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指引下，纠正了“大跃进”的过“左”的做法，逐渐恢复了元气。 六十年代初期，人们尽管经济并不富裕，但精神生活却很充实。全国学大庆，学解放军。热火朝天。学雷锋，树新风。社会风气好。一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客货运输上做到了尊客爱货优质服务的好典型在铁路上出现。铁道部及时着重表彰了其中四个深受人民欢迎并为铁路职工称颂的突出典型，并大力宣传这些好典型的先进事迹和经验。 孙家养路工区。这个工区的工人，发扬艰苦奋斗和主人翁精神，为人民服务力争“格上格”，多做“活外活”。 新民车站。这个车站在客货运输文明服务、开创优良路风方面堪称楷模。 “毛泽东号”机车包车组。这个机车包车组长期以来一直是全国铁路的一面红旗，是安全运输、节煤、多拉快跑技术革新的典型。 大协车站。这个车站发扬把方便送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的大协风格，成为联劳协作的模范。 这些典型各具特色。我在阐述孙家工区和新民车站的典型意义时指出：“一个是愚公移山，一个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孙家工区的愚公移山是解决内部关系，是不断革命，高标准、格上格、做好工人教育和家属工作。新民车站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解决对外部的关系。”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一日至三十一日，铁道部、铁道部政治部在锦州铁路局彰武地区，召开了学习孙家养路工区经验现场会。 十月二十八日，我到孙家养路工区视察。我向陪同我检查线路的彰武工务段段长郑春提出问题，又不时地用脚踏铁垫板。郑春知道这是我在检查捣固质量，如果捣固不实，钢轨、铁垫板、枕木之间出现空隙，被脚一踏就会发出声响。他便走上几步，主动用道尺量一下轨距。每量一次，我的目光也就立即转向道尺的水平珠上。郑春一次又一次地量了上百次，没有一次差于规定标准。我感慨万千地说：“风雨摧残，列车辗压，在这么长的线路上保持两银钢轨之间窄不过发丝，宽不过韭叶，这需要多少汗水，这种做格上格的活，创造第一等工作的劲，难能可贵呀!” 我展望了一眼线路，连声说：“线路昭昭，线路昭昭!” 在授予孙家养路工区“大郑线上好工区”红旗大会上，我发表了长篇讲话，称颂“这个工区是个战斗集体，是一个英雄的集体，也是个红色宣传员的集体，也是红色管家人的集体”，指出孙家工区经验集中起来就是“发奋图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 我常对铁道部的同志们说：“远学，学解放军、学大庆；近学，学孙家、学新民等。远的要学，近的亲切，更要学。” 那个时候，学习之风刮得很大，有六七级。当然是好风。但该怎么学呢?有的单位提出从一个一到七个七，即：一个一，一抓到底；两个二，两分法、抓两头；三个三、三老、三个民主、三个面向；四个四，四个第一、四个为主、四个一样、四严；五个五，五好单位、五好班组、五好个人、五个观点、五个落实；六个六，六个关系等；七个七，七个作风等。我批评了这种学法，认为是只学皮毛、学形式。 第180节:到现场去(5) 学方法，学措施。我认为这种学法也学点真东西，但是不全，半真半假，“取法乎上，仅得其中”。 学精神实质。我肯定这种学法比较深，接触到问题的本质。每一个单位每一个人首先要树立起革命风气或者重振革命风气。为人民服务，是人民铁路的惟一宗旨。铁路内部所有人员都是为运输服务，对外都是为工农兵服务，为工业、农业、国防建设服务。革命风气就是看服务的风气树立得怎么样。 一次，外出调查研究铁路革命化问题，在去锦州、沈阳的列车上，我同几个列车员随便聊起来：“你们的服务搞得很不错嘛。” “谢谢吕部长鼓励，给我们提提意见吧。” “你们看，列车上学解放军，还有什么差距呢?”我问道。 几个列车员想了想，便说开了： “解放军战士坐火车，一贯主动帮助我们送水端饭，打扫卫生，可是，拿免票的铁路职工却很少这样做。” “哪能希望他们帮我们干点活，只要他们不与旅客争座位、争睡铺就好了。” “遇到这种事，车长也很棘手，不好处理。” 我觉得这确实是铁路职工学习解放军的一个现实问题，便与锦州、沈阳两局同志商议了一个意见，即铁路职工乘车要学解放军，做三件事： 第一，要帮助列车员搞车厢的清洁卫生； 第二，要协助列车员照顾旅客； 第三，要主动让座位让铺位。 为此事我还写信给武竞天：“可否请你与党委同志研究后，开一个电话会议讲一讲。” 我外出，通常是副部长武竞天同志在铁道部负责日常工作。 后来，我还专就铁路政治工作向党中央写了一个书面报告。这个报告是写给负责经济工作的副总理薄一波并报毛主席的。我在报告的结尾写道： “通过学习解放军，我们给自己立下一个奋斗目标：要把铁路职工队伍培养成为一支具有高度觉悟、严格纪律、现代技术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解放军式的第二军队，把铁路建设成为一个受人民群众拥护的、促进工农业发展的、保证国防需要的、高质量、高效率的人民铁路。” 还附上孙家养路工区和阜新机务段的材料各一份，供毛主席有空时阅看。 第181节:三十万人齐上阵(1) 第七章多修铁路一三十万人齐上阵 打开五十年代中国铁路交通图册：东部尚可称线路纵横，而西部则几乎是一片空白。成渝路、宝成路是建国后新建的，它们结束了古人“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喟叹。 但仅有这两条路还是远远不够的。全国地形西高东低，西南部是著名的“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由此延伸出许多高大的山脉。云南、贵州地处高原，称云贵高原。山地高原约占云南全省面积的百分之九十三以上，仅百分之六为星罗棋布的山间盆地——当地人叫做“坝子”。贵州更是“地无三里平”。四川省盆地周围都是崇山峻岭。西南地区交通十分不便，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今日西部大开发，首要任务仍是修路。 一九五八年一月，朱德同志两次找我谈修建铁路问题，要我写一个修建内昆线(内江到昆明)的专题报告。昔日的总司令，今日的国家副主席，很关心西南地区铁路建设。确实应该有一条铁路把四川和云南连结起来。但他生前未能见到内昆线的建成(内昆铁路于二一年九月十九日全线铺通)。 同年七月，成昆铁路(成都到昆明)开始动工兴建。起初，有人思想不大通。八月二十一日，毛主席在中央会议上努力说服大家：“三线要着手搞，搞晚了不利。以攀枝花为重点，下决心搞起来。如果大家不通，下次会议到成都去开，然后骑毛驴到西昌去。” 但是，成昆铁路时修时停，到一九六四年西南铁路大会战前曾三次上马，三次下马。仅仅修了六十一点五公里。成都到青龙场，铺上轨，通了车。原因很简单：“大跃进”影响，财力、物力得不到保证。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我察看了成昆线的工程情况，行程六百多公里。途中看大桥，看车站，看隧道，甚至深入隧道的开挖面，亲自了解情况。总共看了十八个地方，最困难的地方还未去，像大沙坝到雪区未去，金口河只是登高一望。 十八日： 上午九时，从成都出发，中午在眉山六处休息，晚歇峨眉红珠山招待所。途中看了岷江大桥、青衣江大桥、双福车站等几处工程。我提出要求：已铺轨一段应将面渣上齐；对全线有问题的段落，应有切实的办法，从根本上避免病害，保证运营后畅通无阻。 十九日： 今天看了丰都一号隧道，九里、沙湾车站及白家岭隧道等几个地方。在白家岭隧道，深入开挖面并了解情况后要求：在西南修铁路，隧道是个关键，必须下决心大搞机械化电气化，使长隧道过关，六公里的隧道一年完工。 郑治彰说：要全部机械化，一个工作面日成洞可能到十米。 我说：你们提一个打长隧道的计划，开个单子来看看。 二十日： 上午，游峨眉山后，我说，可在此地建一座休养院。 下午，开座谈会。参加的有：西南局计委熊宇忠主任、王成仁局长，二院崔文炳副院长、郝昭骞副总工程师，成铁局郑治彰副局长、王钧抚副总工程师，成铁一处曹国俊处长、杨光休总工程师，成铁五处张锡九书记、宋起凤处长。 我说：大家随便谈谈，不要有顾虑。王总工程师你得给我一个全线兵力配备图。你们去年工地变动很大，详细情况怎样?得算个账，接受教训，这也要给我一个资料。你们准备什么时候通沙湾? 郑治彰说：只要轨料齐全，九月份向沙湾铺轨没有问题…… 我说：通沙湾主要是运木料。二院做个设计，在九里出个岔，坡度大点，即可解决运木料问题。 郑治彰说：配套工程因限于投资和材料，还要拖到明年才能完成。 我说：沙湾通车后，就到普雄，得多久? 郑治彰说：这得到一九六四年。我们准备广罗纵通旺苍后，即撤回兵力到成昆。现在最需要油料、轮胎与木材。 王钧抚说：我们粗略计算了一下，若通到普雄，光架桥就得四百多天。130t架桥机还要铁道部调。 我说：你们自己搞个130t架桥机不行吗?混凝土预掉t梁可在现场制作。工期能不能缩短点? 郑治彰说：假如机械化程度提高一些，一九六四年到普雄可缩短半年。 我说：通过大沙坝与雪区两年行吗? 王钧抚说：这段有些隧道较长，施工需用相当的机具，这机具又得先修便道，现在我们的力量倒不过来。假如能先走一年，情况就好多了。 我说：你们全线要用多少劳动力与机具，有数吗? 王钧抚说：劳动力没有数，机具数量我们有个底。 我说：看了二院给的一份资料，有些地方与其零敲碎打，不如搞个长隧道，工程又省，线路又好。关于机械最好搞轻便一点，不用与少用管路。你们敲这么大竹杠，时间仍不缩短怎么行? 郑治彰说：我们的劳动力还成问题，光背粮食的人力要百分之十—百分之六十，运输线路越来越远，运费也没有解决…… 熊宇忠说：你们自己应该明确目标，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需要什么配合?西南其他省修路的劳动力，是调不过来的。以前修宝成线时的有利条件是力量集中，调动少，供应好一些。现在在这些方面虽比过去差，但有利条件是大家政治水平提高了，技术经验丰富多了。再力量集中，目标明确一些，把施工组织设计搞出来，各方面配合，齐心协心地搞一搞，就好了。 王钧抚说：过去施工组织设计虽不那么切实细致，有还是有的。材料、投资等问题的影响往往很大…… 我说：给你们一点材料机具，一九六三年到普雄，一九六四年到西昌，你们作个方案。你们一关白家岭，二关大沙坝至雪区，三关大渡河；大渡河桥什么时候完? 张锡九：现在设计资料还没有。 郝昭骞：我们准备今年“五一”提初步设计，“七一”提技术设计，“十一”提全部资料，保证这个枯水期可施工。 我说：这条线有两个办法：一是仍然稀稀拉拉地拖下去；一是全力以赴。过去是抓而不紧，要抓得各方面抓。首先得给施工单位念念紧箍咒。客观上是有些问题，你们自己各项工作也是松松垮垮的，因而说话不够有力，你们应该一只手伸出来要东西，另一只手抓自己。我们对情况了解得不够，又好像欠你们很多，说话也没有力。今天我还是什么也没答应你们。“百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几年我们大话说得多了一些，细致工作做得少了一些，不从实际出发，是不行的。你们过去说话可能有顾虑，今天怎么样? 第182节:三十万人齐上阵(2) 张锡九说：今天我们都说了。过去的确实有些不好说，如叫我们作规划要一九六一年“五一”通西昌，但什么材料都叫“自力更生”问题解决不了。 我说：我在成都招待所，听一个女招待员说，过去达到一工十五方，现在连一方也不到，主要还是干劲问题。办法还得想，技术革命还得搞，指标要有，大家才好奋斗，劳逸结合这个话得全面考虑。现在工地上不活跃，不如成渝及宝成时。业余文体活动要搞，工地上应搞得热烘烘的。组织工作思想工作要跟上去。青年人是接班人，建团工作要特别注意。从长远出发，把搞隧道的力量集中起来破关。你们从事铁路一辈子，没有突破长隧道关，没有总结点经验出来，就叫“一事无成”，死了也不好见马克思。起码搞个十几公里的试点。同时“宁挨一年压，不受十年骂”，多调查研究，夸而不浮，彻底把工作搞好。 二十一日： 朝发峨眉，午抵金口河，晚歇乌丝河。 二十二日： 早晨八点，熊主任召集七个老工人开调查会。反映出来的问题之一是：现在有些基层领导的水平，跟不上工作需要。 九时许出发，首先看了大渡河桥位，此处二院原计划修跨径一百一十五公尺的绕拱桥用丰沙绕的拱架，我认为不如用丰沙绕一样的跨径——一百二十五公尺较为合理。 经过五处电站工地后，我说：小老姆坪水电站要搞成永久性的，乃托电站应改为水力的。上甲洛水泥厂，我认为也可以搞。 一路共看了立日、苏雄、新基沽等几处车站位置。工程都很艰巨，且有坍塌危险。我指示二院，考虑减少车站，改为双线长区间，车站间距也不一定受三十六分钟控制，车站房屋多盖临时性的。各方面的意见都要听一听。 我说：西南的铁路局，首先要解决隧道问题(第一步年修隧道五十公里，第二步年修一百公里)，同时搞大跨径拱桥，复线长区间应总结出一套适应西南山高水深的设计和施工经验来。我还说成昆线地质很坏，山麓堆积及岩堆多，问二院修完后会不会不通车。二院郝昭骞答：保证根治，不会坍方断道的。 二十三日： 上午，我向王钧抚副总工程师要内昆、宝成、成昆各线每公里平均单价和桥隧数量的资料。 下午，参观沙木拉达隧道南口，并召集几个工程队的干部座谈。沙隧工人中有彝胞二十一人。我说要多培养彝胞工人，对将来养路有很大好处。在谈到此地干部粮食定量只二十二斤时，我说这个问题应该解决，干部跑工地的定量要增加。可主动与当地联系，要按部里的指示去办。还说，贯彻就地取材精神，如水泥可垫用基建材料款，可自己烧及修些石拱桥等。多种经营要搞，开点小铁矿、小石棉矿，什么都搞点，用几万元或十来万元投资。我还对郑治彰说：开个会，你们主持，现场找几个同志，收集一些对设计施工各方面的意见，基建总局及鉴定委员会派人来，材料局先不来，今年无材料。 二十四日： 从沙木拉达出发直到西昌沪山招待所。途中停了一会儿，遥看太和乡矿山。专区同志介绍，此处出铁一点七亿吨。 下午座谈会，有地委副书记、西昌工业区高副书记、工业区基建部侯部长等。 高副书记首先介绍了西昌专区的地理、气候、人口、物产等，并说西昌地区矿产资料丰富，已发现三十多种，最大的为铁矿。水力资源也很丰富。成昆路通后，每年可拉出三百万吨煤。 我说：你们西南很富。成昆路要修，你们西南得下点狠心，铁道部没有那么大力量。现在的问题，一是吃饭，二是机具，三是运输。如沙木拉达只有二至三辆汽车，拉粮都不够，甚至有用百分之六十的人备粮的。 熊宇忠说：在任何情况下，我们不会放松铁路。 侯部长说：沙木拉达只要解决投资、运输与材料，吃饭问题不大，我们负责。 郑治彰说：一九六四年通不通西昌，还是要西南下决心。 熊宇忠说：我以前是修过铁路的，用得着我，不会弱于以前的劲。应该几方面拧成一股绳来搞。 第183节:三十万人齐上阵(3) 我说：我来是要解决一些技术问题，政策方针以后再谈。技术上有问题应多搞长隧道。专责制要搞起来。一九五年我在成渝提出“群策群力，就地取材”，现在还是要这样。要多搞小水电站，对五处的一千六百千瓦的水电站我很感兴趣。这里水利、矿产、森林各项资源都很丰富，再加上铁路就好了。 我于四月二十五日由西昌折返，二十六日上午召集二院，成都局党和行政负责人、总工程师，以及各有关处的负责人开会。我首先谈观感，不禁慨叹道：“看来成昆线可以作为西南铁路的典型，设计施工运营都在内，可以不可以说是当前修建铁路中最困难的一条。” 与会者都深有同感，频频点首称是。 “这个区域矿产多。”我说，“森林在西边，有黑色金属，也有有色金属和非金属矿。看来有山就有宝，山多宝多，这是一条规律。采矿要动力，这个地方水力资源丰富，到处可以搞水力。成昆路通了，西南大势安，天下太平，具有战略意义，这是从政治经济上讲。从技术上讲，要找些经验，找西南铁路的经验。我们现在只有一般的施工规范，没有特殊的，没有各地区的特殊性。我看应搞一个补充规范，适合西南的。” 我说要有特殊性，没有特殊就没有一般，一般里要搞特殊，一般的东西要具体化。解放初期修建成渝铁路时，我曾提出了两句话：“就地取材，群策群力。”这次修建成昆铁路，再加上两句话：“多种经营，统一指挥。”建议就地取材，搞大拱桥，适应当地水急河密的特点；还要搞矿木、水泥、石、电、铁矿、石棉等多种经营，因为当地资源丰富，投资少，收效大。 在干部会结束时，我说道：“随便提出这些问题，没有约束性。我是没有发言权的，大家座谈研究。工程、运输、设计过去有没有争论?争论一下有好处，有什么讲什么，总以本本上那几条办事不行。愁有起色，人发愁、愁事多才能聪明。” 会后，各有关单位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我这次到成昆线实地考察、调查研究，就是为西南铁路大会战的顺利进行作准备。 一九六四年八月。北戴河。海风习习，清爽宜人。建国后，党中央多次在这里举行重要会议。正在举行的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意义重大。毛主席对与会者大声地说：“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工业交通部门要搬家，成昆、川黔、滇黔这三条铁路要抓紧修好。”他很激动，语气十分严肃。他多次说过：“成昆线修不好，我睡不着觉。”“成昆路要快修。”“川黔路、贵昆路也要快修。” 为加强战备，党中央作出了加快三线建设与西南铁路建设的战略决策。三线，是一个专用名词，指京广线以西的内地。党中央决定以此作为战略基地，加紧建设。 我在北戴河受命，被派到西南修铁路。我立即向中央提出了《关于西南铁路建设初步部署的报告》。九月四日，周总理作出批示：“修路进度，请计委、经委和铁道部李(富春)、薄(一波)、吕(正操)三同志亲往西南，与井泉同志和西南局切实计算一下，看可否争取一九六五年第二季度川黔线通车，一九六六年滇黔线通车，一九六八年成昆线南段直达攀枝花通车，一九六九年成昆线北段通车，湘黔线一九七年通车。”这几条线修通后，将形成联通西南云、贵、川三省的铁路运输网，对三线建设至关重要。 九月十日，西南铁路建设总指挥部成立，统管成昆、川黔、贵昆(原称滇黔)三条铁路新建工程。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任总指挥，我、刘建章、郭维城、彭敏、张永励、熊宇忠任副总指挥。下设工地指挥部，统一领导参加施工的铁道兵部队和铁路职工、民工。我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郭维城任副司令员，刘建章任副政治委员，彭敏任总工程师。不久，国防部又任命我兼任铁道兵第一政治委员。 周总理亲自部署，从各方面调集力量。九月起，铁道兵五个师二十五个团、一个铁路工程局十六个工程处、一个设计院，共三十多万人，一声令下，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陆续开到了工地，立刻形成了西南铁路建设大会战的局面。空前大好的形势，十五年来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形势。有如抗美援朝的形势，全国支援，中央亲自抓，抓得很紧。 第184节:三十万人齐上阵(4) 会战队伍正在集结过程中，毛主席就急切地询问我们： “人上去没有?有吃的、有穿的、有住的没有?” “人上了那么多，吃得上吃不上饭?” 关怀备至之情，溢于言表。 计委、经委，李富春、薄一波同志都亲自管，中央各部也都动员起来了。中央还成立了支援小组，由谷牧同志负责。 军委大力支持，罗瑞卿总参谋长说：“全权交给你们，你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在施工过程中，朱德、贺龙、余秋里、谷牧等同志还亲自到现场检查工作。 西南地区各级负责人更不用说了。李井泉同志和西南三省的省委书记、省长都亲自去现场，专员、县长也去。李井泉同志很早就有决心，只要修铁路，什么都拿出来。贵州的周林同志也是如此。贵州不像四川那样富，比较穷，但是要啥给啥。 西南修铁路，全国开绿灯。 这三四个月，我行程几万里，见闻颇多，一直处于兴奋状态。 一九六四年六月，我率领中国铁路代表团去莫斯科，出席在那里举行的铁路合作组织第九届铁道部长会议。出国去莫斯科以前，我就已知道要修西南铁路。从莫斯科回来，就到西昌，然后到北戴河开会、受命，再从北京回到成都，从成都沿川黔线而下，最后到达安顺。西南铁路建设总指挥部工地指挥部就设在这里。 在西南修铁路，我们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今天终于盼来了这样的大好形势。 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以攀枝花为中心建设三线的任务，经过七、八、九这三个月，一步比一步紧，一步比一步明确。我们对面临的困难以及解决困难、完成任务的方针和措施也正在一步比一步地明确起来。 这次来安顺的路上，又和彭敏一道重点察看了川黔线(重庆到贵阳)沿线工程施工布置情况。在安顺，召开工地指挥部党员负责干部会议之后，又和彭敏一道到昆明，继续重点察看成昆线沿线的设计施工布置情况。 深入实地，情况明，决心大。困难确实不小。修路队伍进入工地，首先遇到的就是自然条件方面的困难。在全国修路的自然特点，大体分为三种类型：华北、东北平原地带；西北沙漠地带缺水；西南山高水深。“山高水深”有着丰富的内涵。山有多少，又有多高?水有多少，又有多深?非身临其境者所能想象。越西地带，南边大渡河，北边金沙江，形势险要，历史上经过四次大规模的战争：第一次诸葛亮，第二次石达开，都失败了；第三次红军长征，胜利通过；最后一次是进军西南，解放了。这个地方山高水急，风雨云雾挽成一团，汽车爬不动，人有点坐飞机的味道，山水人田一般高。 西南地区地形险恶，地质复杂，气候多变。云贵高原、乌蒙山区、大小凉山的地形很险恶。高山大河，狭谷急流，“鸟道难通，猴子无路”。人们说是“上有一线青天，下无立锥之地”。大河有乌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铁路要三十七跨龙川江，七跨安宁河，十三跨牛日河，都是要修大桥才能过去。过山要穿洞，成昆线就有三百零五公里隧道，上百公里桥梁。除去两头和中间一点平地，基本上是桥隧相连。 地质更复杂。地质学家说是处在喜马拉雅运动范围的。山地崩塌以后又出现地震。溶洞暗河多得很。在水城，有些北方去的工人、战士说：“好个大西南，到处是高山，天天下大雨，吃水真困难。”水城无水，没水吃。好容易在水城碰上二十多公里的平地，可是到处是地下水，是软土路基，有九十多处病害工点。成昆线的“龙街粉砂”有五十多公里。这种砂子细得很，地质学家说既不能挖，也不能作填料，又不能打洞。此外，还有瓦斯岩爆，泥石流，地震区，元谋组，还有含盐、含硝、含硫酸根等侵蚀性岩层，应有尽有，称得上是一座“地质博览馆”。 气候变化大。有的地方长年阴雨，云雾弥漫，梅花山一带就是这样。天天下雨，但没水吃，光水管就接了二百多公里。那地方只有一条可渡河。可渡河不可渡，安宁河不安宁。也有的地方“山上白雪皑皑，山腰细雨绵绵，山下烈日炎炎”。公路是从陡壁上凿开的，像栈道一样，上边高峰插云，下边是万丈深渊。这给设计、施工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二十世纪初，英国人想从上海修一条经过重庆、云南到缅甸的铁路，看了看，放弃了计划，说根本修不了。苏联专家看了后也说修不通。 第185节:三十万人齐上阵(5) 成昆铁路的困难，在中国铁路建筑史上确实是无先例的。这条路修通了，其他路就好修了。西南铁路能修好，全国铁路都能修。在这里修路的特点，就是要同山水作斗争，同自然作斗争。 除了自然条件的困难之外，还有修路队伍本身的问题。队伍来自全国，思想、作风、技术等都不一样，比较复杂，有些干部、技术人员、战士、工人对修这三条路的思想准备不够，情绪不稳定。 面对这种情况，西南铁路建设工地指挥部一成立，首先狠抓思想工作，其次抓设计，再次抓部署。 我们结合西南铁路的情况，提出了修建西南铁路的方针，就是：一个思想，毛泽东的伟大战略思想；三大任务，建路(高速度、高标准、高质量、低造价地修成三条铁路)，建章(建立一套我们自己修建铁路的规章制度)，建军(建设一支思想、作风、技术过硬的队伍)；一个作风(即三八作风)；八个字要求(即从难、从严、落实、过硬)。用这样的方针来统一认识，统一思想。 铁路设计是修路的依据，其质量如何直接关系到工程的好坏和施工的快慢。长期以来，铁路建设在勘测设计中存在着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东西，往往机械地搬用外国的规章制度，忽视结合中国铁路建设的实际，不注意总结自身的实践经验。西南铁路建设迅速上马以后，对设计文件要求十分急迫。如果不能尽快改变设计工作中的陈规陋习，要适应当时那种施工“兵临城下”的形势需要，把铁路建设全面铺开，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们以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为指针，要求设计人员下楼出院搞设计改革。我多次深入沿线工地现场，同设计、施工技术人员和工人一起，进行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教训，逐步积累了二三十条比较重要而带有普遍意义的意见，从而形成了《铁路勘测设计工作条例(草案)》(简称《设计三十条》)。 此时，毛主席提出要开展设计革命。不久，他在批阅西南铁路开展设计革命的报告时，详细审阅了这个《设计三十条》，并经党中央同意，以中共中央文件批转全国。在中央批示的推动下，广大设计人员纷纷下楼出院，深入山川野外，实行现场设计，参加勘测、施工劳动，有力地促进了设计工作的进展。西南铁路的设计，从数量和质量上保证了三十万人的队伍在三条线路上施工的需要。 建设西南三条铁路，还要有正确的部署。为力争主动，赢得时间，主要是打歼灭战，不打糊涂仗，不打乱仗。毛主席指示我们：“多开工点，两头修。”我们又加上一个“分线完成”。这样就成了“多开工点，分线完成”。具体部署是先取川黔线，这条线容易打，好练兵；其次是打贵昆(贵阳到昆明)；最后几路进军围攻成昆。部署的方针是以成昆线为中心，速取川黔、贵昆来保成昆；攻成昆的重点工程来促川黔、贵昆快快上去。力争打一条，通一条，交一条，一鼓作气，一气呵成。 西南铁路建设大会战，在各方面的支援下，刚开了个头，就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一九六五年，在中央召开的几个会议上，对西南铁路建设的评价很高，甚至有人称之为“继大庆之后的又一面红旗”。北京、四川组织大批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来工地参观，西南局基本建设政治工作会议也组织到会代表来参观。 在人们的赞扬面前，能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敢不敢正视和克服自己的缺点，这是一个严重的考验。我认为，中央和西南局对我们的期望越大，就越要虚心检查缺点，越要鼓足干劲，以大庆为师，敢于革命，敢闯敢创，充分发动群众，认真克服缺点，迅速改变目前的状况。不闯过这一关，我们就不可能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 我针对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致信西南铁路建设工地指挥部党委，并转各师、局、院、大桥指挥所、材料基地、工厂党委，提出《关于当前工作的几点意见》，内容如下： 一、当前突出的政治任务，应当是以高速度为核心，突出好和省，广泛开展施工管理革命运动。突出好，就是要狠抓安全和质量，消灭死亡事故、质量事故；突出省，就是要狠抓节约，节省材料，节省劳动力，节省运输力，管好用好机具设备。务必从下到上，订出具体措施，层层落实，贯彻到底。 第186节:三十万人齐上阵(6) 二、大张旗鼓地宣传、学习毛主席关于勤俭建国的指示。《毛主席语录》第二十节(“勤俭建国”部分)，要在群众中反复讲解，到处张贴，对照本单位的问题深入讨论、检查，做到尽人皆知，深入人心，使毛主席的思想真正在工作中挂上帅，落实到修路中去。 三、发动群众，在连队、工程队中建立一套简便易行的保证安全、保证质量的负责制。人人遵守，认真执行，并在工前、工中、工后反复检查，作出记录，互相交接。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要以身作则，严格要求，勇于负责，积极为基层服务。 四、每个单位都要制定增产节约计划。计划必须来之于群众，来之于大找差距，经群众通过后，贴在桥头洞口工地。每天每班的工料使用情况，要准确、及时地向群众公布。经常注意表扬好人好事。每项工程都要做到工完料清、工清、账清、场地清。 五、大力发扬大庆精神。要精简机构，减少层次，压缩非生产人员，加强劳动组织，合理使用工种，不断提高出勤率、出工率。提倡就地取材、节约利废，积极采用和发展新技术。木材、水泥、炸药、油脂、砂石、风电、煤炭，都要十分爱惜，精打细用，杜绝浪费。以石料代替水泥、干硬性混凝土、锚杆喷浆法、油胺炸药等先进经验，要迅速推行。机械、车辆等设备要精心养护，按时维修。运输要严格控制，合理安全，减少周转环节。非生产性建设，要坚持低标准，盖各种“干打垒”。 六、继续大抓快速施工的好典型。光是进度快，不能算好典型。安全好、质量高、节约多而又进度快才是过硬的好典型。各单位要善于培养、发现这样的典型，树立样板，从中找出经验，以点带面，逐步推广。 七、归根到底，思想过硬要落实到技术过硬。学主席著作要落到用上，不用不如不学；做政治工作要落到干上，不干不如不做。这方面，要向井巷处三队看齐。他们思想红、技术熟、作风好，不断学习，敢于创造，干工程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干净利落，从容不迫。这是多快好省和三八作风的具体表现。目前，应在我们修路队伍中开展一个学井巷、学西山，超井巷、超西山的比学赶帮超运动。每个单位都要结合自己的情况，培养一个学得好，超得好的尖子，全面推广。 八、要以快速、安全、质量、节约作为“四好”、“五好”评比的重要内容之一。评比，必须发动群众，互相评比，用一分为二的方法，找差距，订措施，互相督促，共同前进。好的单位(个人)，要虚心检查自己的缺点，不断革命，永远进步；差的单位(个人)，既要实事求是地寻找自己的先进因素，更要勇于分析自己落后的原因，认真向人家学习，努力赶上去。不论好的、差的，都应当多看别人的优点，不要互不服气。 三高一低，是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具体体现。一年来，我们依靠群众，抓多快抓得有成绩，问题是好省不落实。当前必须既抓多快，又狠抓好省。多快好省，三高一低，四者是辩证的统一，不能分割，不能偏废。要经常防止和克服片面性。光顾多快，不顾好省，也就没有真正的多快。慢慢腾腾，按部就班，不敢革命，缺乏干劲，只求好省，也就没有真正的好省。坚持正常秩序，坚持均衡生产，坚持劳逸结合，一鼓作气，干净利落，就有可能既多快又好省。只要我们继续突出政治，大闹革命，不骄不躁，扎实细致地去抓，就一定能把三高一低抓出个名堂来。希望大家从上到下，动员群众，找差距，想办法，提措施，摸经验，争取在党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拿出经验，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 关于大力培养和提拔新生力量的问题，这是当前全党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我们工地各级党委都要积极认真地贯彻执行。不能是只停留在口头上，领会了中央、主席的指示，就要马上行动。要制定具体的规划，一个一个地落实到人，并采取有效措施，加速他们的成长。这件事办不好，我们会吃大亏的。 第187节:三十万人齐上阵(7) 工地指挥部党委印发了我的《几点意见》，并在《通知》中指出： 正操同志关于当前工作的几点意见，抓住了我们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打中了要害，是对当前工作的重要指示，是全面贯彻多快好省方针的指导思想。各级党委，务必认真讨论，制定措施，迅速传达，层层落实。此件可一直传达到一切基层组织和全体干部、战士、工人中去，以充分发动群众，用尽可能短的时间，扭转事故多、质量差、浪费大、工效低的被动状况；集中全体筑路人员的智慧和力量，以高速度为核心，突出好和省，把三高一低做出成绩来。 “三高一低”是修成昆线时提出的口号，即：高速度，高质量，高标准，低造价。川黔线于一九六五年七月八日提前接轨。初战告捷，消息传来，我与彭敏立即联名致电西南铁路工程局并转川黔线全体职工表示热烈祝贺。贺电说，在你们艰苦奋战九个月以后，川黔铁路于七月八日提前接轨。这是西南铁路建设队伍贯彻毛主席伟大战略思想的第一个重大胜利。 同时，贺电指出： 但今后的任务还很艰巨，希望你们毫不松懈，再接再厉，继续乘胜前进。首先要抓紧围攻接轨后的收尾工作，彻底清除病害，不留后患，打一个干净、彻底的歼灭战，确保“十一”正式通车，争取全胜。其次要抓紧工程间歇，搞好部队的休整和总结经验工作，为转战成昆打好基础，要转得快，转得好，扎扎实实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和各项组织准备工作。 成昆铁路是我们的决战场所，希望你们用更顽强更旺盛的革命精神，迎接更艰巨的任务，取得更大的胜利! 我心中最关注的还是成昆线。成昆线是西南铁路建设的中心，而关键工程又是隧道。不久，从官村坝、大山坪子又传来喜讯：官村坝隧道出口、大山坪子隧道进口，九月份先后创造了月成洞三百米的高产纪录。这一西南铁路隧道快速施工的重大胜利，是我期待已久的，当然喜不自胜。我与李井泉同志马上向施工部队发去贺电。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邓小平、李富春、李井泉、薄一波等同志，在我陪同下，来到了西南，视察了成昆、川黔、贵昆铁路的施工工地。邓小平同志一行在关村坝隧道内观看了掌子面隧道开挖，沿川黔线观看了凉风垭隧道和乌江大桥等工程。十一月二十三日，邓小平同志一行在贵阳接见了参加修建三线的部分干部。他们还到当时贵昆铁路铺轨最前方的关寨地区视察，接见了工地上的干部和工人，参观了关寨三线隧道和关寨大桥的桥梁架设，并同施工现场的干部合影。已是六十一岁的邓小平同志，兴致勃勃地为关寨站题写了站名。 当时，中央政治局正在上海开会，毛主席两次叫人发电要邓小平同志去上海参加会议。由于视察工地高山深谷，交通不便，邓小平同志没有来得及参加。他在沿线视察时，对铁路职工和铁道兵指战员慰勉有加，并作了重要指示。 邓小平同志的视察有力地推动了三线铁路的建设，使西南铁路建设大会战进入了黄金时期。贵昆线一九六六年“五一”接轨，“十一”通车。成昆线工程因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较原定计划延后，于一九七年“七一”才全线通车。 在修建西南三条铁路的同时，为了推进铁路现代化技术改造，牵引动力的改革也列入紧急议事日程。我任协作大功率牵引动力内燃化电气化领导小组组长，机械、化工、冶金、石油等有关部的负责人为成员。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九日，召开了大功率牵引动力内燃机、电气化领导小组会议。在会上，铁道部简要汇报了关于内燃、电力机车生产安排、试制的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与会者一致表示要共同努力，密切配合，要在我国尽快地生产出内燃、电力机车，并在两三年内达到批量生产；大家还讨论了为达到这个目标首先要解决的定型、定点、配套等问题。会后，我即写出书面报告。 一波同志并报中央： 根据中央关于成立大功率牵引动力内燃化、电气化领导小组问题的批示，领导小组于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九日开了会。除少数同志因公外出，小组成员大都亲自参加了会议。 第188节:三十万人齐上阵(8) 铁道部在会上简要汇报了关于内燃、电力机车生产安排、试制的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大家认为：内燃、电力机车不仅是铁路牵引动力技术改革的发展方向，而且当前在缺水、缺煤、产油、森林、坡度大、多隧道等地区，以及要求防火、防爆、防震、防烟等厂矿企业内部运输也迫切需要。因此，一致表示要共同努力，密切配合，要在我国尽快地生产出内燃、电力机车，并在两三年内达到批量生产。为达到这个目标，会议认为首先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定型问题。并于内燃机车用柴油机的型号问题，过去议论时间较长，当前初步提出进行试制的2a-100、40a、12v180z、6l207e、b2-300等五种作为定型或过渡型，决定会后组织一个技术会议，进一步统一认识，予以肯定。 2?定点问题。主要是柴油机和内燃机车的生产定点，现已安排了六个点，即上海汽轮机厂生产40a柴油机，上海柴油机厂生产12v180z柴油机，戚墅堰机车车辆工厂生产6l207e柴油机和调车内燃机车，四方机车车辆工厂生产液力传动装置和以b2-300柴油机组装的工矿内燃机车，大连机车车辆工厂生产2a-100柴油机和干线内燃机车。由各部门抓紧试制，力争尽快投入批量生产。 3?配套问题。生产内燃、电力机车涉及很多部门和企业，过去虽然安排过一些协作，但有些问题还未全部落实，有的已经安排，需要纳入计划。为做好这一工作，今后必须进行具体的组织工作，要逐项的具体落实到企业，并按统一进度，安排试制和生产。配套工作包括配件、原材料、生产设备和工具。对国内不能安排的配件、材料、设备和工具，拟提出申请，请国家考虑从国外订货。 干线电力机车采用引燃管整流。目前，我国制造引燃管尚不易达到技术要求，而有些国家已在研究和开始采用半导体整流。因此，决定铁道部调一台法国进口的电力机车到北京，由一机部、铁道部共同配合进行采用半导体整流的研究工作，其中整流工作以一机部为主，改变电气线路工作以铁道部为主。 会议认为，当前内燃、电力机车的试制和生产工作、计划安排、协作定点等问题比较多，因此，建议增加计委副主任范慕韩同志担任内燃、电力牵引动力领导小组的副组长。领导小组还决定成立一个办公室，由铁道部工厂管理总局局长牟焕奎同志负责，各有关部门指定联系人，以便进行经常工作。为了及时反映内燃、电力机车试制情况和问题，拟不定期印发简报。 今后内燃、电力牵引领导小组会议，根据需要召开。 以上是否妥当，请指示。 吕正操 一九六三年九月三日 我们在实地考察和经过运行试验之后，即再次向中央提出报告。 薄、聂副总理并总理： 根据中央的批示，在八月中旬成立了国家大功率牵引动力内燃化、电气化领导小组之后，我们组织国家科委三局邓裕民副局长、国家计委机械局傅毅刚局长、铁道部工厂总局牟焕奎局长、铁道科学研究院庄林副院长，以及有关的主要工程技术人员等十余人去青岛，对四方机车车辆工厂试制液力传动内燃机车的情况，作了四天实地考察。并顺便在青岛、济南区间，参加了一次运行试验，效果基本更好。 大家一致认为，几年来四方机车车辆工厂，通过试制、试验液力传动内燃机车，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初步形成了一支研究、设计和制造内燃机车、液力传动装置的技术队伍。可以说，在设计上已经基本掌握了液力传动技术。只要继续抓紧运动试验，给以必要的设备配套，充实工艺技术力量，落实柴油机、电气配件和仪表协作件的定点供应，就有可能在一九六五年进行液力传动内燃机车的小批量生产。 内燃机车比蒸汽机车具有许多优点：它的热效率比蒸汽机车高三倍左右，运行准备时间短，能适应缺水、缺煤、多隧道、防火地区的需要，可用少量的油代替大量的煤炭(内燃机车用一吨柴油，可顶蒸汽机车用八至十吨煤)，而且大大地改善了乘务人员的劳动条件。世界各国制造的大型干线内燃机车，大体上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以中速柴油机为动力，以发电机、电动机为传动方式，通常称之为“电力传动内燃机车”，我国大连机车车辆工厂试制的“巨龙型”内燃机车，即属这一类型。另一类是以高速柴油机为动力，以液力变扭器为传动方式，通常称之为“液力传动内燃机车”。液力传动技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只有德国在内燃摩托车上采用，同时进行试制八百马力的液力传动装置，并装在内燃机车上进行试验。战后西德制造的内燃机车，几乎全部采用液力传动装置，而且传动功率提高到一千八百马力左右，并在大修前能走六十万到七十万公里，既经济又可靠。近几年来，西欧、美国、苏联和日本等都向西德购买机车或液力传动装置专利，积极研究，大力发展。 第189节:三十万人齐上阵(9) 液力传动内燃机车比电力传动内燃机车重量可减轻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五，减少了一套庞杂的发电机、电动机系统，因之每节车的用铜量可减少八至九吨、矽钢片七吨以上，制造成本可降低百分之三十，而且在使用、维护、检修等方面，既方便又节约。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液力传动内燃机车已日益广泛地被采用。 一九五八年，四方机车车辆工厂全体职工，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鼓舞下，在资料很少、没有经验、缺乏专用设备的条件下，刻苦钻研，从一九五八年七月到一九五九年四月，设计试制成了我国第一台二千马力的液力传动客运内燃机车，并已试运三千六百公里，每小时速度达到九十六公里。后来，由于柴油机曲轴发生裂纹而中断试验。我们这次考察的是他们利用自己整修的柴油机和经过改进的液力传动装置，新试制出来的第二台液力传动内燃机车。这台机车经过多次运行试验，最高速度每小时达一百公里(设计为一百四十公里，因受路基限制，不敢开快)，柴油机最大功率达八百马力(设计为一千马力)，液力传动装置效率达百分之八十一(设计为百分之八十六)。总起来说，机车性能是正常的，继续改进之后，可以达到设计标准。此外，他们还正在用b2-300柴油机，为工矿部门试制六百马力液力传动调车机车。五年来，四方机车车辆工厂职工不断努力，先后为内燃机车设计了八种液力传动装置，共进行了一百二十三次试验，已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是，由于我国工业水平的限制，柴油机和一些主要协作件没有及时跟上去，致使几年来这项新的技术进展不大，仍停留在试验研究阶段。 经过这次实地考察，我们更加一致认为，我国铁路牵引动力的技术改革，首先应发展内燃牵引。而要发展内燃牵引，必须在继续研究、试制电力传动内燃机车的同时，大力研究、试制液力传动内燃机车。液力传动装置是一项新的技术，目前我国只有四方机车车辆工厂在研究、试制大马力液力传动内燃机车。但这个工厂当前设备条件差，技术力量薄弱，经验还不足，需要给以多方面的支持，尽快使这项新技术早日过关。为此，我们打算：在三年调整期间，先将第一台内燃机车修复，连同第二台都投入运行试验，争取明年交国家鉴定，并于一九六五年能安排小量生产五节左右。这样，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就有可能将该厂的蒸汽机车生产系统，改建成专门生产液力传动装置和总装液力传动客运内燃机车的工厂(年产量可达一百节左右)，从而逐步结束客运蒸汽机车的制造。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认为，应抓紧解决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第一，当前柴油机的供应问题，拟采取以下办法解决： 1?向西德或日本订购二十台高速柴油机。明年应从西德先进口四台(每台约需外汇五万美金)，以便在我国一千马力柴油机未定型生产前，使用进口同型柴油机试验液力传动装置及车体结构等。 2?将无锡动力机厂在一九六年试制的一部分柴油机，加以整修，降低标准，作试验用。 3?抓紧上海柴油机厂试制12v-180型高速柴油机的定型工作，争取一九六五年定型。 这样安排可以做到在近两三年内，不间断地组织小批量生产，并便于进行比较、考验和改进。 第二，从长远看，四方工厂如年产内燃机车一百节以上，则需一千马力柴油机二百台以上。但上海柴油机厂大马力柴油机的设计规模为年产一百台(十万马力)，尚需供给造船用一部分。因之，应该在长期规划中进一步结合铁路内燃化和造船的要求，相应安排新的柴油机制造点。 第三，充实、准备四方工厂，建立液力传动装置生产、试验基地。主要配备为试制、生产内燃机车液力传动装置的各种设备，特别是高精度齿轮加工机床、仿形铣床和试验设备。并安排有关工厂协作制造内燃机车用的各种滚动轴承、电气件和仪表等。 第四，加强技术力量。除由铁道部内部调整技术力量充实四方工厂外，今后应分配给该厂一定数量的水力机械、内燃机和电气专业的大专毕业学生。 第190节:三十万人齐上阵(10) 第五，为了加速我国液力传动内燃机车的生产和尽量采用新技术，有必要从西德或其他国家进口几台四千马力的液力传动机车和部分零部件，作为样品。目前，我们正在了解情况，待摸清以后，再提出具体意见。 关于进口四台一千马力柴油机的问题，总理如能批准，我们即可商请外贸部尽快进口。其他问题，我们共同解决。 吕正操张有萱 柴树藩范慕韩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七日 内燃机车试制，仅用一年多时间就取得了成功。在中国铁路建设史上，西南三条线路的修建和内燃机车的试制，被称做“三线一机”大会战。 参加西南铁路建设大会战的人们，在极端艰苦困难的条件下，越战越强，始终保持十足的干劲，旺盛的斗志，有一种硬骨头作风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我经常去建设工地走走，转转，看看。工地上有不少黑板报，上面有宣传画，有建设者们写的诗歌和豪言壮语。一次，我在一块黑板报前停下步来，一首诗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天高我敢攀， 地厚我敢钻。 险山恶水听调遣， 英雄面前无难关。 我不觉随口轻声诵读了两遍，身后的秘书高兴地对我说：“好诗!写得很有气魄。” 我说：“你把它抄下来吧!你再多搜集一些这样的诗。” 这样的诗，在西南铁路建设工地上随处可见，非常醒目。 脚踩大渡河， 手攀高山岭， 身住深山沟， 胸怀大西南。 修路不怕艰险多， 施工不怕流汗多。 人民幸福用船载， 我愿汗水汇成河。 云朵围腰浪作伴， 万水千山只等闲。 大渡河旁刻新字， 长征路上续新篇。 荒山野岭搭帐篷， 激流岸边冒炊烟。 祖国山河多壮丽， 战士又把新景添。 劈开高山一座座， 滔滔江河把家搬。 咱为人民修铁路， 火车跟咱走山川。 几天之后，在安顺，又召开了领导干部会。自西南铁路建设工地指挥部设在安顺后，这里顿时热闹起来。各路人马的指挥者，常在这里聚会，汇报情况，商议大事。我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既要抓紧施工生产，又要重视工地宣传鼓动，因为这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部分。我充分肯定了工地宣传工作取得的成绩。我大声地朗读起让秘书抄来的那首诗，还说：“这几句话很有气魄，应该作为我们大会战鼓舞战士、职工士气的动员口号。大家都记得吧，抗战时，一首《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还有《义勇军进行曲》，唤起了多少工农民众参加到抗日前线；抗美援朝时，《志愿军战歌》就是战士写在阵地黑板报的顺口溜，被谱成歌曲后，成为鼓舞全国军民打败美帝国主义的强大精神武器。搞西南铁路建设，也和打仗一样，既要抓物质的，又要抓精神的，这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只要把筑路队伍建设三线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人们的士气鼓舞起来，就会像战士们说的，‘险山恶水听调遣，英雄面前无难关’。” 我这一席话，说得与会者频频点头。于是，《工地铁道报》、《工地文艺》双月刊办起来了。新闻电影摄影组、文艺创作组成立了。业余文艺宣传队、演唱组组织起来了。战士们的诗歌、豪言壮语选编《万水千山只等闲》一书也出版了。 在周总理的号召下，中央级的许多文艺团体离开京城，分期分批来到西南铁路建设工地进行慰问演出。 来到西南铁路建设工地的，还有一位很不平凡的人物，那就是国内外声誉卓著的数学家华罗庚。他不顾自己腿脚不便，沿着凹凸不平的施工便道，到过许多隧道、桥梁工地，为广大干部战士和职工讲解统筹法和优选法。他以通俗的比喻，深入浅出地解释高深的数学理论，深受大家的欢迎。 统筹方法属运筹学。运筹学是利用现代数学的成就，特别是统计数学的成就，来研究人力、物力的运用和筹划，使之能发挥最大效率的科学。统筹方法包含深刻的科学道理，可是华罗庚同志却这样给它下定义：“统筹方法，是一种安排工作进程的数学方法。”他以烧水泡茶这个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例作比喻，说明它的应用。如能突出烧开水这一主要环节，就能缩短工时，提高工作效率。这样一讲，文化水平不高的人也能懂得这一数学理论的梗概。 第191节:三十万人齐上阵(11) 他还亲临现场指导运用统筹法组织施工，大大加快了工程进度，提高了工程质量，为西南铁路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次，在刘建章陪同下，华罗庚同志到贵昆线工地考察，走进一个连队的驻地。室内贴着几幅宣传画，其中一幅是以“天高我敢攀”一诗为题创作的。华罗庚同志在这幅画前驻足良久，很有感慨地说：“这几句话真有大西南建设者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画也配得好。”边说边从衣兜里掏出笔记本准备抄下来。 刘建章忙拦住他说：“华老，你喜欢这幅画，我送你一张。” 华罗庚同志连连点头，高兴地说：“好，好，留个纪念。” 在西南铁路建设工地的日子里，他耳闻目睹了许多铁路建设者们的英雄事迹，阅读了他们亲自创作的大量的感人肺腑的诗歌，也禁不住诗情勃发，夜不能寐，于是拿起笔来在笔记本上填了一首词，调寄《西江月》： 今朝梅花独放， 明朝杜鹃满山。 一马当先万马欢， 飞跃奔腾猛赶。 百米、二百、四百， 哪怕水浸石顽。 十里山腰已打穿， 欢声直冲霄汉。 华罗庚同志这首词生动形象地描绘出铁路建设工地上比学赶帮超的热火朝天景象。后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和全国工业交通政治工作会议上，我作了一个长篇发言，汇报一年多来西南铁路建设的情况。我在发言中还特意向与会者朗读了华罗庚的这首词。顿时，会场里活跃起来，大家脸上都露出喜悦的神色，有的人还伸出了大拇指：“不错，不错!” 在西南铁路建设工地，我和华罗庚同志结成了莫逆之交，互相尊敬，在工作交往中建立了真挚的友情。我很欣赏华罗庚同志的座名铭： 见面少叙寒暄话， 多把学术谈几声。 华罗庚同志确实如此。见面时他很少讲客套话，谈的大多是学术和国家经济建设中的问题。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我曾向他请教“杂交有限元”这个数学名词。他表示这个数学方法很有用，等他从广州回来再谈。临别时，我们还互道珍重。我很关切地对他说：“你是国家的瑰宝，南方的阴雨气候对你身体不利，一定要注意保重。”但他毫不在意地笑着说“没关系”，反而在纸条上写下“祝吕老身体健康，更健康”。不料这次见面竟成永诀。 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二日晚，华罗庚同志在日本溘然长逝。我感到异常震惊，不禁又回忆起二人在西南交往的难忘的情景，六月二十一日即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巨星陨落硕人溘逝》的悼念文章。 在西南主持修铁路，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之一。 刘建章，是我的好友，也是我的副手，八十年代当过铁道部部长。在宣布他担任西南铁路建设副总指挥以前，铁道部党委就已决定由我负责领导西南铁路的修建，并让刘建章协助我参加筹备工作。一九六四年七月，刘建章同郭维诚、彭敏、黎光等二十多人离开北京，乘飞机前往成都，与我会合，向以李井泉为首的西南局汇报，商定机构组建、人员配备和工作进行等项事宜，还在成都设立总指挥部办公室。三四天后，他们即乘飞机去贵阳，转赴贵阳西南方向的安顺。 安顺，素称“黔之腹，滇之喉”，自古为黔滇交通要道。工地指挥部设在这里，有利于对三条干线修建的指挥调度。后来，川黔线接轨后，工作重点由川黔线转移到贵昆和成昆线，工地指挥部机关才由安顺迁移到成昆线上的西昌。刘建章在工地指挥部为我准备好了办公室，要我来坐镇指挥。 我对刘建章说：“我不去!” “为什么?”刘建章不解地问道。 我向这位副总指挥兼工地指挥部党委书记解释说：“我去了，在你身边一起办公，有事都推到我这里来了，你还管什么，你管比我管好。我要去也住在成都，不去西昌!” 我的意图是，放手让副手独立地大胆地工作。 在西南修路，我们从实际出发，提出过许多好的思路和方法。比如：对于新线建设，要“先通后备”，即集中优势兵力先把线路修通，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再使它完备起来，尽快形成运输能力。 第192节:三十万人齐上阵(12) 对于统筹铁路建设，要“固本简末”，抓主要矛盾，把有限的财力物力重点用在最关键最根本的地方，其他的能简则简，能省则省。 在设计工作中，设计部门和人员要“下楼出院”，到现场进行设计。 在施工方法中，沿河流修路要“宁里勿外”，确保百年大计和安全。 打山洞时，要“早进晚出”，把苦干和巧干结合起来，把效率和安全统一起来。 …… 这些思路和做法，不但极大地促进了三线铁路建设的顺利发展，而且直到今天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之前，在铁道部机关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这就是突然对我进行批斗。 这年春天，铁道兵在北京召开会议，我从西南回到北京出席会议。我听取了几天会议后，想立即返回西南，继续领导三线铁路的修建。不料文化大革命的邪火却过早地烧到我的头上，这时“文革”刚刚开始，四月间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彭真同志进行错误批判。会上有人提出，我一九四六年在东北时曾追随彭真反对林彪，因而要我向中央“还账”。这样，我只得继续滞留北京，检查交代问题。 铁道部组织召开了部分局级干部参加的小型会议，让我交代所谓“桃园三结义”(指彭真、林枫、吕正操三人反对林彪)和所谓国民党对我策反的问题。铁道部机关也开始出现揭发批判我的大小字报。这时，刘建章因事离开西南，正在北京，也被通知参加这次小型会议。在会上，刘建章没有发言，心里颇感不安，认为这种做法不正常。每次会后，刘建章的秘书孙家炽和我的秘书沈恒泽都去我家，刘建章也去看望我，表示同情和支持。 由于我不能再回西南工作，当时任工交政治部主任的谷牧召见刘建章，要他回西南去管三线铁路的修建。谷牧对刘建章说：“看来揭批正操同志还会深入，他是回不去了，老刘啊!现在斗争很激烈，老吕回不去了，你要回西南坚持修路工作。” 刘建章飞回西昌，结果同样遭到批判。 当时，“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极“左”思潮泛滥。我本人虽然不在西昌，也受到当地造反派的肆意攻击，批判所谓“正操思想”、“吕家王朝”，刘建章也被加上“吕家王朝”出谋划策的狗头军师等罪名。刘建章仗义执言，写信给李富春转周总理，其中说：“吕正操在西南三线的工作是对的。” 第193节:要修路先选线(1) 二要修路先选线 在修建西南三线过程中，我多次说，西南修路不是三条线，而是四条线，即在成昆、川黔、贵昆三线之外，还有川汉线。 修建川汉铁路是毛主席的指示。 一九六四年，李井泉和我联名向中央提出《关于川汉线选线的请示报告》。薄一波在报告上批道：“不要像以往那样，虽然列了几条线叫选线，而实际上主观上早已定了一条，选是假的。报告中两条线均应进行同样的实地勘测、初步设计，然后比较选定。” 接着，周总理也写了批语：“同意报告中所提计划革命意见，和一波批语。”并在报告介绍第一方案所经地段“其他资源也较丰富”一句旁批注：“有哪些地下资源，望先与地质部、冶金部联系研究后标图送阅，以便在现地勘察线路时，进行矿藏勘察。” 周总理对新建铁路很重视优化选线，很重视沿线矿藏勘察和地下资源的开发。 毛主席完全同意周总理的意见，也作了如下批示：“周说得对。必须同时勘察三条线上的地下资源，即煤、铁、其他金属及森林情况。” 我十分赞同毛主席、周总理的批示。早在一九五三年，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全国铁路勘测设计员工发表广播词，就要求“在复杂的地形中选出经济合理的线路来”。一九六五年春、夏，我两次去四川、湖北、湖南、贵州四省察看线路，途经五十个县，行程共四千八百余公里。 第一次： 二月二十八日至三月九日，我从成都出发，经万盛、南川、武隆、黔江、宣恩、恩施、建始、酉阳、秀山、彭水、涪陵等地，到达重庆。九天途径四川、湖北两省十二个县，行程共计一千六百多公里，其中水程一百八十八公里。沿途察看铁路线路，详记行踪及观感。 一日《日记》写道：“南川境内虽有几处平坝，但山多林疏，石多土少，遍山石骨外露，倾欹综错，工程上石方数量很大。过鬼王山东坡，即入武隆境，山上林、土均较南川为多，但山高峰峭，很少平坝，河谷狭窄，工农业均难发展。” 二日《日记》写道：“武隆到黔江属四川境，山重水复，石多土少，万峰插云，谷倾千仞，林木疏稀，层岩暴露，叠土为田，挂地而耕。长此下去，必将石愈露而土愈少。过黔江十二公里即入湖北境，山峦亦多，但高峻不如川境，田、林亦稍多于四川。耕作尚属精细，惟公路管理，稍逊于川境。……终日萦回万山丛中，惟见石骨嶙峋，云气氤氲，殊少平坝，川地更甚。彭水、黔江间虽有保家楼，无平坝，皆几百亩之山坳耳。” 三日《日记》写道：“今日沿途所见，恩施、建始地形，与昨、前两天川、鄂各县大同小异。建始到清江途中，众山稠叠，群峰插谷，行程逾百公里。只有马水河、红岩寺、华莫坪几处小坝，实亦山坳也。清江峡谷，峭壁悬绝，两岸直立，相距不过百米，高达二三百米，中通一水，不能行舟。两岸上边，为高达三四百米之堆积层，更上又是一级峭壁，遥相对立。其堆积层看来是从上向下逐渐塌滑下来的，是一条水力发电最好的河流，好像天然为发电而开的河渠。铁路在此选线，很不理想。沿河谷走，则无路基，打隧道则成为地下铁道，而车站又势必设在堆积层上，无法防止塌滑。如路线选在堆积层上，则路基难于保险。作为川汉干线，绝不能以此走；作为钢厂专用线，也不必非经此路不可。重要干线，不经亲自察看，不宜草率定案。一经铸成大错，即难于收拾。” 四日《日记》写道：“所谓革命，就是要亲自参加变革社会、变革自然的斗争，从革命斗争中摸规律找经验，以推动三大革命的发展。不参加改变客观世界，只靠上级指示决定来办事，凭权力凭聪明发号施令，生杀予夺任意为之，既不联系实际，又不听群众意见，抓不住下头，也不可能抓住上头。这样的官僚主义者没有不坏事的，我们也是这一流人，要不痛改，一定会变成革命对象。设计革命，就是要领导带头，下楼出院，谁勘测谁设计，设计参加施工。在劳动实践中，改变生活习惯，思想感情也会随之改变，再讲马列主义、毛主席思想就比较易于接受，否则坐井观天，坐而论道，不管革命名词讲得如何响亮，文章写得多么动人，离实际十万八千里，不会革出什么名堂出来。” 五日《日记》写道：“早九点从黔江出发，昨夜大雪，沿途云雾笼罩，山路崎岖，白雪盖地，能见度很差。沿唐岩河到两河口为预定铁路选线经过地区。十二点半到酉阳县。县城北十公里小坝有长五公里的平直公路，为几日来所少见。城北一公里大酉洞，进洞后四面环山，有水田十几亩，住户一家，所谓世外桃源，不过尔尔。……看了四院已选出大小比较线，经过勘测已有八十公里，还没有找出一条比较合理的线路。最困难的地方，不在于山大石多，而在酉秀黔彭、花垣、承顺、龙山、咸丰全是克斯特地质最发育地区，很难绕过。以酉水峡谷为最甚，号称三百洞，实际何止三百。看来仍须作很多工作，才有可能作出比较，提方案。” 六日《日记》写道：“六天?走十个县，除南川外，武隆、酉秀黔彭、咸丰、宣恩、恩施、建始全是山区，大部为石灰岩地质，间有少数页岩。石多于土，有田皆沃。喀斯特很发育，溶洞、暗河、陷穴、漏斗、波立谷、石笋、石牙、蜡烛峰，到处都有。气候潮寒，凉湿侵肤，半年烤炭火，最易感冒，而蚊蝇四季不灭，晴天冬日亦可看到，蚊帐、棉装，四时必备，并非人们想象中江南气候也。” 七日《日记》写道：“(龚滩到彭水)这一段江岸大都是石灰岩层，溶洞暗河很多，石层破碎，纹理紊乱，间有五小段页岩地区，坡度较缓，均作车站之用。五十公里线路仅山洞即达二十二公里……而溶洞地带能否钻洞，尚需探明。” 第194节:要修路先选线(2) 第二次： 五月五日至二十一日，我从武汉出发，经沙洋、宜昌、巴东、奉节、万县、恩施、来凤、保靖、桑植、大庸、常德、吉首、秀山、印江等地，到达遵义。十七天途径湖北、四川、湖南、贵州四省三十八个县，行程共计三千一百多公里，其中水程六百九十六公里。沿途察看铁路选线线路，详记行踪、观感以及途径县历史沿革和经济地理情形。 八日《日记》写道：“(巴东)北岸十五公里皆属山坡，便于修路。入巫山十二峰则形势大变，尽属悬崖峭壁，不能修路堤，也无法设站，必须打十公里左右的长洞，才能通过。继入巫峡，线路长十八公里，亦不能设站。孔明碑站在峭壁上，从图上曲线看，有可能设站，但实地看看，根本不可能，可见室内设计与实际情况相去天壤。过巫山县后，则山势开豁，便于修路堤，行三十五公里后，入瞿塘峡，长约五公里需要开山洞，达白帝城奉节县。” 九日《日记》写道：“奉节至万县，两岸山势较缓，但沟涧横列，修路须建很多桥涵和档墙。小江以下有金字山相连，坡度在45°，修路基也很困难。这一段虽无长隧，但工程量也很大。从巫山到万县全属万县专区。北岸有许多山沟，可摆中小工厂。万县至梁平、重庆间可摆大工厂。梁平有煤，可供动力之用。” 十日《日记》写道：“川、鄂、湘边，土地虽少，但土壤保水保肥力强，粮产量大，各种植物均易生长。如能在保土、治水、施肥、交通四件事上下些工夫，这些地方都是生产大有希望的地区。” 十五日《日记》写道：“大庸到慈利，一渡沣水；到石门县前，又渡沣水；自石门经张公庙(铁甲山渡口)三渡沣水而至常德。大庸基本是山区，东部有一部分为丘陵区；慈利为丘陵区，有一部分山区；石门为丘陵区，过张公庙以后则豁然开朗，为一望无际之平原。十天以来，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大平原。” 十六日《日记》写道：“(从常德出发)少顷渡沅江走江南岸，五十公里看公路旁边的桃花源，完全是人造的，有此益证陶文之假。后人无聊，牵强附会，徒增麻烦。” 十八日《日记》写道：“从吉首出发，经过矮寨峰顶。川湘公路在此处一公里内盘绕十四匝，极为险峻。在顶上俯视洞河溪流，群山拱立，亦一极好风景。洞河发源自大、小龙洞，从洞中流出，高者三百公尺为大龙洞，小龙洞亦有一百公尺，现已发电，大龙洞仍拟装机发电。过矮寨后行五十公里到花垣，再行二十五公里到荣洞为川湘分界处。再行四十七公里即到秀山。……秀山到园梁山，再到彭水，新选出一条不经黔江的方案，可缩短四十四公里，工程量也差不多。正安方案也作了初步勘察，工程量相当大，且有十二处车站在页岩地质上，不易稳固，但线路经过贵州，有联系到遵义之便利，可以减少现有川黔路的压力。” 十九日《日记》写道：“上午九点到四一一总队听大家讨论川汉方案意见，多数人意见着重在沣水、沅水方案，其他方案多数人不大赞成。秀山以西亦有三方案即正安、南川、涪陵方案，三个方案都有不同意见。这是少数人讨论，准备在六月份开一次大讨论会，再最后提出推荐方案。下午四点对总队职工讲了一次形势。” 我有写日记的习惯，建国后(“文化”期间除外)的日记保存完好。这里摘录的十多篇日记片断，记述了当年勘察线路的行程，而且还描述了所经历地区的自然风貌，其中也有不少深切的感受。 经过实地勘测，我又组织技术人员进行讨论，比较分析，反复论证，结论是：川汉线地质相当复杂，工程异常艰巨，造价极高；而修建襄渝线则切实可行。于是，铁道部向毛主席送上请示报告，建议暂不修川汉铁路，应立即动工修建襄渝铁路，以达到川汉线从重庆通往武汉的目的。 毛主席认真研究了铁道部的报告，同意修建襄渝铁路，收回自己的意见。 第195节:运输是生产力 三运输是生产力 在铁道部做领导工作，要重视学习有关铁路的业务和技术。我长期负责铁路运输，对旅客、货物的运输，行车的组织，以及机务、车辆、工务、电务等方面的业务比较熟悉；在铁路建设事业上，对铁路选线、勘测设计、桥梁建筑、隧道工程等也比较了解。只有自己变成内行，才能更好地管理铁路。 记得一九五二年成渝线通车后，胡景祥在重庆任铁路局局长。他在“七七”事变前曾学过铁路，一九四五年从延安去哈尔滨，我们认识了他，一直在铁路部门工作。一天，我驾驶着汽车，从昆明开到了重庆。胡景祥见此情景，十分惊奇。他知道我爱吃泡菜，把自家泡的一坛菜送给了我。 要注意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一九五五年，我率领中国铁路代表团出席在柏林召开的国际客协及国际货协代表大会，并在苏联、德国、波兰等国参观访问。苏、德、波各国工厂现场，一般整洁有秩序，工作安静整齐，并不匆忙，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尤其看到别国在技术上到处都在力求改革，采用新的更有效的技术，日新月异，以适应新的需要，再联系国内情形，我顿生一种紧迫感。在日记中写道：“他们在技术上精益求精，且派人到别国去学；我们则固步自封。相形之下，良足警惕。”我立刻写报告给国内的滕代远同志，建议向高教部提出多分配些铁路留学生名额，以便学习各国铁路的长处。 我参观了许多工厂：客车工厂、车辆弹簧工厂、机车车辆工厂、洋灰枕铺轨工厂等，认为很可仿效，颇有参考价值。 到七八十年代，我又多次出国考察，注意了解美国、罗马尼亚、瑞典、加拿大等国铁路建设的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建议。 一九五八年，有一次毛主席坐火车外出巡视。我和刘澜波等人也陪同。话题自然便转到铁路运输和动力工业。全国解放后，刘澜波同志先后担任燃料工业部副部长、电力工业部部长。 关于铁路运输的特点，我便对毛主席谈出了自己的看法：“铁路产品不能保存，吨公里跑过去，是产品，同时又消费掉了。” “电力也是这样。”刘澜波深有同感，便立即接口说道。 毛主席点点头，觉得我们说得有道理。他喜欢不仅仅忙于日常工作事务，而且还善于动脑筋的人，便鼓励我和刘澜波说： “铁路电力先行嘛，那你们两人一人写篇文章吧。” 我们果真按照毛主席的要求各写一篇文章。我写文章时，读《资本论》受到启发，摘引了书中一段话，结果刘澜波凑巧也引了同一段话。两人见面谈起此事不禁笑了起来。 我根据马克思关于运输工业是一个“物质的生产部门”，“其生产过程的生产物，不是任何新的对象的生产物”的论断，具体地阐述了铁路的性质和特点。所谓物质生产，不仅是改变劳动对象的形态和性质，同时也包括改变它的位置。运输生产的特点，就是它的产品——吨公里，在生产过程中生产与消费合而为一，同时开始，同时结束。作为一种主要运输业的铁路，它要有充足的后备力量。没有后备，就不能“先行”。 我又根据多年管理铁路运输的经验，指出必须合理使用运输力。合理使用运输力，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工业布局，二是物资调拨。工业布局，特别是煤铁工业布局，必须充分考虑运输条件。调拨物资则应考虑合理流向，尽可能地就近供应，并将供应关系固定下来，减少过远运输和对流运输。 我还强调加强运输组织工作的重要性。应该充分挖掘现有设备的潜力，加强运输的计划性和日常运输指挥，加速机车车辆周转，以有限的机车车辆完成更多的运输任务。 担任铁道部部长，我不是事事过问，乱插手，而是分工负责，团结协作。铁道部分工，让刘建章抓运输。一次，铁道部在北京饭店开运输局长会议。会前，刘建章向我作了汇报，我听后说：“你们开吧，我参加!” 会议开了三天，起草了一个加强铁路运输工作二十条，我到会听了小组汇报，肯定了二十条，还叫大家再讨论一天。会议结束时，刘建章让我到会讲话，我说：“你领导搞的二十条，有发言权，你讲吧!” 刘建章把二十条讲完后，要我讲话。我的总结发言很短，只有几句话。我对大家说：“建章同志讲的二十条很好，符合铁路运输实际，针对性强，大家回去就按这个去办!散会!” 问题解决了，刘建章感到很松快。我常对几位副部长说：“部长不能什么事都管，该谁管的就由谁管。”我还开玩笑地自称是“九三学社”：上午九点上班，下午三点下班。下班后干什么?首先是打网球和桥牌，这是我终生爱好的体育活动，其次是观看体育比赛和文艺演出。当然有时也工作到深夜。对此，部里有一些议论。夫人刘沙也有一些感觉，便问武竞天道：“他上班晚，贪玩，影响工作没有?” “没有。”武竞天回答得很肯定，“大事他抓得很紧。” 铁道部每年开一次党委扩大会，我在会上作报告，从不要稿，也不要起草的稿子，只要资料，让别人提供素材。 在全路领导干部会议上，通常我要讲两次话：会议开始作报告，会议结束作总结。根据与会者的意见进行总结，我把它叫做“百人出题，叫一人做文章”。这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我总是提醒与会者说：“我们的认识要在实践过程中证明是对是错，是大错小对，还是小错大对，或是半错半对。也有可能在执行过程中，或是做得不够，或是做过了头，或是做得有快有慢。实践是检验对错的标准。好比程咬金上阵，砍了三斧头，究竟砍着了没有，且待下回分解。解决不解决问题，要看实践证明。” 我有时开会不是先作报告，而是先让与会人员去外地参观，实地一看，回到铁道部里再接着开会。 对工作我抓得还是比较紧的，抓住不放，尤其是对突发事故的处理要及时。 一九五九年一月六日，苏家屯机务段五六号机车发生锅炉爆炸重大事故：死一人，伤三人，一台机车大破，货车四辆报废，四辆大破，损坏钢轨二十四根，枕木一百九十二根，上行线中断行车十七时三十五分，下行线中断行车二十三时五十二分。 事故发生在长大铁路马仲河至昌图间。我得知后，立即带随行人员汤树屏等赶去现场，看完就回住地，把有关人员找来开会。很快就弄清了机车锅炉爆炸的原因：乘务员“白水表”行车。 我马上让汤树屏等人起草一个文件，要求加夜班，第二天早晨交卷。我阅过草稿，提出意见，让汤树屏等人在回京的列车上修改。回到北京后，文件已出来了，只用了一天一夜的时间。 要重视宣传工作。“行以文件，文以行立”，文章有三个作用：一是向上级反映情况，二是给下面鼓劲，三是彼此传授经验。 《人民铁道》试刊，我期期都看，提出这个刊物要对准当前中心工作，有表扬也要有批评，稿子要短小精干、丰富多彩、渊博活泼，建议增加世界铁路介绍、铁路历史知识和典故、科学知识等小型版或定期版。我还特地召集《人民铁道》部分编辑进行了一次谈话，研究积极组织报道如何运用毛泽东思想解决工作中问题的好经验，敏锐地反映铁路上的好人好事，树立先进的典型。抓工作，要提纲挈领。抓住“领”，事情就好办了。树立先进典型，就可以把一般带动起来了。 四坚强的领导集体 在铁道部几位领导之中，滕代远同志资格最老。早在一九二八年七月，他就和彭德怀同志一道，领导了著名的平江起义，并率队上了井冈山。他长期担任党中央军委参谋长和八路军总部参谋长。建国后，他为铁道部首任部长。在新中国铁路筚路蓝缕的草创期和大规模建设的初期，他卓有建树，做出过重要的贡献。一九五八年下半年起，因为健康关系，基本上是离职休养。一九七四年病逝。 武竞天同志，在二十年代末期开始在平津从事地下革命斗争。到延安后，曾任党中央组织部秘书长。后到华北解放区，开拓交通运输事业。建国后，他任铁道部副部长。 武竞天长期主持铁道部的日常工作。滕代远作为部长，要抓铁路上的大事，便把日常工作交由武竞天处理。我担任代理部长、部长以后，也让武竞天处理日常工作。武竞天是铁道部的大管家，日常工作的总管。 滕代远宽厚慈祥，待人诚恳，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爱散步，部里的人平时常能见到他的身影。他亲自抓部里的大事，把工作安排得周到细致，采取的措施也很有力。人们都说，滕部长当参谋长当惯了。他在和平建设时期仍保留着战时参谋长的工作作风。 武竞天是部长的好助手，注意实效，不尚空言，克勤克俭，艰苦朴素。他注意做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许多干部有问题都想找他谈，有话也愿意对他说。群众关系非常好。他每天早来晚走，日夜操劳，事无巨细，都亲自处理才放心。 我抓大政方针，抓调查研究，抓重要决策。一旦决策，则分工去干，放手让各个副部长、局长大胆工作。 …… 第196节:后记 后记 本书系由《冀中回忆录》扩展而成。关于《冀中回忆录》，曾作后记说明： 一九八二年，纪念伟大的抗日战争四十五周年之际，《人民日报》编辑部约我写一篇文章。我遵命写了一篇，发表在当年七月二十九日的报纸上，题名为《怀念英雄的冀中人民——创建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的回忆》。那篇文章，本来写得就很简略，未能展开，而《人民日报》在刊出时，限于版面，编辑同志又做了删减。这样一来，几乎成了一篇提纲性的东西，加之有错排之处，就很难具体、准确地反映冀中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爱国家、爱民族的崇高精神品质。 半年以后，一九八三年一月，中共河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冀中党史、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征集座谈会，要我谈一谈当年冀中区的抗日斗争。义不容辞，我到会讲了话。因为没来得及准备，又没有当年的文字记载，靠个人回忆，只把亲身经历、感受的一些情况，按历史顺序讲了轮廓和重点。但这次讲话，比起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就详细一些，充实一些了。 于是，一些同志就建议我写这样一本回忆录了。在冀中党史、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征集座谈会上，很多当年亲身参加斗争的老同志，都根据自己的经历，作了很好的发言，使我深受教益，并且启发了我对当年斗争生活的回忆；中共河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黄桦、高存信等同志，为写作这本书提供了很多方便；刘沙、冉淮舟同志不辞辛劳，帮助查阅和整理材料。这样，便完成了呈献在广大读者面前的这本《冀中回忆录》。 扩展工作，仍由刘沙、冉淮舟同志帮助完成。除对《冀中回忆录》所写部分，进行订正和充实，还加写了少年时期和在东北军、晋绥、延安以及解放战争时期东北的斗争生活。自然，也都是比较粗略的，不够全面的回忆。而且，也难免有记错、写错的地方。恳请当年参加斗争的同志予以纠正，并欢迎广大读者提出批评。 还要说明，穆欣、朱海燕等同志，也分别从不同方面予以协助。这里，对有助于写作这本书的所有同志，一并致以深切的谢意。 吕正操 一九八七年四月 附记：这次再版，增加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内容。刘沙、冉淮舟、郑尚可、魏跃进、刘雅玲等同志协助完成，特此说明，并致谢忱。 二〇〇四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