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传：冷峻的良心》
前言
《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已译成六十多种文字，销量超过四千万。为何这位被v. s.普里切特称为“一代人的冷峻良心”的人吸引了如此广泛的读者？他在文学上的特点——有力的文风、动人的真诚、机灵的隽语——一上来就吸引了我们。他的个人品质——正直、理想主义和执着——在其文字中闪耀着光芒，如同清溪中的卵石。终其一生，奥威尔热切渴望能将不同阶层的人团结起来，并在英国建设一个公平的社会。他的这种渴望为他赢得了尊敬，也为他戴上了一道光环。
极讲原则的他严于律己，对道德价值不懈的追求为其随笔及小说注入了活力，而他易懂的文字代表他成功战胜了外表之下自我怀疑的纷扰。奥威尔的传奇故事一定程度上是由他自己创造的，而他所做的有过——现在仍有——很大的政治及文化影响。奥威尔的书并未过时（尽管他出生于一个世纪前），我们现在仍能看到他进行过的斗争之复杂性，也能感受到他做出了多么大的成就。
本书是第一本利用彼得·戴维森所编巨著《奥威尔全集》（1998年出版，20卷，8500页）中丰富的文学及文献资料写出的奥威尔传记。我自己的研究和采访，以及利用伦敦的奥威尔档案库中未发表的资料揭示了一些新情况，包括他与软弱被动的父亲之间的紧张关系，在20世纪20年代缅甸的社会及政治剧变中扮演的角色，在两所糟糕的学校中的教师生涯，与文学代理人伦纳德·摩尔长期不变的关系，还有在朱拉岛上的艰苦生活。苏联的警方报告显示，奥威尔在西班牙时几乎被捕并处死。这本传记也描述了他与两位不为外人所了解的朋友乔治·柯普和雷金纳德·雷诺兹的深厚友谊，以及他与欧内斯特·海明威、埃德蒙·威尔逊和温德姆·刘易斯等人的文字交往。
奥威尔生于爱德华时代，一战时尚年幼，他排斥令人窒息的英国阶级体系和大英帝国江山永固的观念。他放弃当缅甸警察而当作家的关键决定使他创造了一个新形象，形成一种新意识。他渴望脱离体面的世界——去令人望而却步的贫民窟和在一间令人厌恶的餐馆工作——使他寻找磨难重重的环境，而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去西班牙参加内战时，他将一切置之度外，个人负起创立一种基于人道主义社会主义道德的责任。他常常不顾自己的健康，特别是在偏远而多雨的朱拉岛上。46岁时，他的生命便过早结束。
奥威尔也有人性的弱点。他向往过富有、长相英俊、追逐女人无往而不胜。女人对他而言总是重要的，从缅甸的妓女、巴黎的“流莺”和摩洛哥的柏柏尔族女孩到梅布尔·菲尔兹（他的第一位资助人和支持者）、女朋友埃莉诺·雅克、凯·韦尔顿以及他妻子爱琳·奥肖内西——在这本书中，她是个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女主人公。婚姻之外，他也追求过别的女人，包括有外国背景的俄罗斯裔心理学家莉迪亚·杰克逊，并与作家伊内兹·霍尔顿和斯蒂维·史密斯结下了亲密友谊。爱琳死后，他向西莉娅·佩吉和安妮·波帕姆求过婚，用语匪夷所思，揭示了其性格中极为浪漫的一面。他对爱不顾一切地渴望——在他所有的小说中都是主题之一——存在于其人生及作品之中，而且也导致他临终之际与索妮亚·布劳内尔（她是《一九八四》中茱莉娅的原型）结婚。本书中呈现的奥威尔形象上不及那个传奇形象高大。他品质高尚，但也有暴力倾向，会做出残忍之事，他被内疚感所折磨，自我惩罚到甘于受虐的程度，有时有自毁倾向。
在这本传记中，直到1933年前，我都以埃里克·布莱尔称呼传主。在那一年，他出版了《巴黎伦敦落魄记》，并以乔治·奥威尔作为笔名。
第一章爱德华[1]时代度过的童年
1903—1914
1
乔治·奥威尔生下来就担负上了殖民主义之罪。印度北部比哈尔邦的莫蒂哈里似乎不太可能，但到底是这位英国杰出作家的出生地。此镇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与恒河之间气候酷热、尘土飞扬的平原上，本身是个条件艰苦的殖民前哨，“宜人地坐落在一面湖的东岸”，有一所监狱、一间学校、几处放满发霉案卷的公务机关和比哈尔邦一个轻骑兵连的总部。本地人靠榨制食用油、编织地毯和粗纱钱袋勉强果腹。奥威尔的出生地及其环境在他一生中都是关键性因素。从小所受的教育令其相信英国统治印度天经地义，不到二十岁时，他自己也当上了殖民地公务员。然而在继承的传统中，也包含了自毁的种子，后来他辞去这份为其所恶的工作，并对帝国主义的罪恶进行谴责。
奥威尔的家族起源于苏格兰，早至18世纪就参与了殖民活动。他的高祖父查尔斯·布莱尔居于多塞特郡的温特伯恩，虽然人不在牙买加，但在那里拥有几个热带种植园，还有许多生活悲惨的奴隶。巨额财产使其得以与贵族联姻，娶了玛丽·费恩小姐，她是威斯特摩兰郡第八伯爵（布里斯托尔市的一个商人，62岁时从某个远房堂亲那里继承了这一名衔）的女儿。奥威尔继承了他高祖母的肖像，在很多次搬入肮脏的公寓及破旧的村舍时，他一直带着这件传下来的宝物。
传统上，他的家族曾服务于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英国的两大支柱：大英帝国和英国国教[2]。其祖父托马斯·布莱尔是国教牧师，在印度和澳大利亚使异教徒皈依，后来当上了米尔伯恩圣安德鲁教区牧师，离先祖所居的多塞特郡不远。其父亲理查德·沃姆斯利·布莱尔1857年1月7日生于米尔伯恩，在兄弟姐妹10人中排行最小。到1908年，这10人中已有8人去世，仅剩的一兄移居新西兰，所以奥威尔从未见过布莱尔家族的其他人。就在即将奔赴西班牙为政府军效命之前，奥威尔发表了一首非常怀旧的诗来怀念其传教士家风，奏响了失落和绝望的音符，这在他的许多本书中都有过反响。
我原应当个快乐的牧师，
活在两百年前，
就不变的世界末日布道，
也看着我的核桃树长高；
但是生在，唉，极坏的时代，
我错过了那个适意的避风港。
抛弃家族传统后，奥威尔必须在更为逆境重重的世界上创造出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奥威尔母亲的家族也有殖民地渊源。他的外曾祖父g.e.利末辛出生于法国，后来在缅甸毛淡棉成了一个富有的造船专家和柚木商。家族生意后来由其子弗兰克·利末辛接手，后者于1915年去世。弗兰克的头发呈尖刺状，眉毛浓黑，尖鼻，长得极像巴尔扎克笔下某个贪婪成性的守财奴。奥威尔的外祖父母生了9个孩子，他的母亲艾达·梅布尔·利末辛1875年5月18日出生在伦敦南部的蓬各，但在缅甸若公主般度过了童年，那是在一个有30个毕恭毕敬的赤脚佣人服侍的家里。艾达有一个无视俗世陈规的妹妹——名叫内莉，奥威尔20年代在巴黎时常去看望她——还有一个弟弟查尔斯，是和理查德·布莱尔一起打高尔夫的朋友，性格活泼。跟布莱尔家好些人一样，利末辛家别的人也似乎消失了，他们中有些是费边派社会主义者[3]和积极的妇女参政者。奥威尔小时候曾因为他们的外来语姓氏以双关方式称呼他们“柠檬皮”（lemonskins）和“汽车”（automobiles）。
终其职业生涯，奥威尔的父亲一直是个等级不高而且很乏味的殖民地官员。1875年8月，18岁的理查德·布莱尔进入了印度政府的鸦片部，职位是次副专员三等助理。经过一段长期而不出色的职业生涯，他在行政官阶上缓慢上爬。到1891年，在8个不同职位上干了16年后，他仍是次副专员助理，不过这时已升任一等助理。1907年，又在许多分布广泛的地方待了16年后，他一步步缓慢升职，从五等鸦片次副专员升到了一等。
鸦片部控制输往中国的鸦片的质量、收购和运输。这种高价值作物主要在贝纳勒斯和比哈尔种植。理查德·布莱尔的工作是管理辖区内的罂粟种植者，并确保以效率最高的方式种植这种作物。政府本身“向种植者预付现金，购买其产品，进行加工，并最终出售”罂粟汁给巴特那及加尔各答的工厂和出口商。“鸦片税是印度国库第三大单项税收，仅次于土地和盐业税”，鸦片带来的收入占总收入的16%。
只要金钱滚滚而来，理查德或印度政府都不怎么关心许多吨鸦片——吸食鸦片在印度是非法的——到中国的瘾君子那里后会怎样。事实上，英国人非常有意识地利用这种毒品来削弱和破坏岌岌可危、气数已尽的中华帝国。19世纪中叶，两国间进行了两次鸦片战争，都以中方失败而结束，而中华帝国最终于1912年瓦解。有位权威人士曾写道：“1880年，输入中国的鸦片价值几乎达1300万镑，主要来自印度……20世纪初期，每年运至上海的鸦片价值达4000万美元。此城市有超过80间店铺公开出售粗制烟土，有超过1500间鸦片馆……至少有1500万中国人是根深蒂固的瘾君子。”[4]在当时的中国如同当今之美国，毒品是主要犯罪根源之一。瘾君子以偷盗维持此恶习。为独霸此获利极丰的生意，帮派之间斗得你死我活。到奥威尔在20年代放弃自己殖民者性质的职业时，他已经具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良知，因为其父亲亲身参与过帝国主义掠夺行为中这种最不道德、最不可原谅的活动，他极感内疚。
2
艾达·利末辛是在缅甸一个无虑钱财的家庭中长大，可是在她父亲丧尽财富后，她在印度当了一名地位低下的家庭教师。她跟一个时髦青年订过婚，但在被抛弃后，一气之下嫁给了理查德·布莱尔。她的眼睛和头发都是黑色的，身材瘦小。据诗人鲁思·皮特（ruth pitter）所言，她“头脑敏锐”。她的穿着很独特，喜欢佩戴特大型号的珠宝：黑玉珠链、琥珀项链和垂晃的耳环。理查德比她大18岁，早在她出生前一年的1875年就踏上了职业道路。他们于1896年在印度西北部的一个跟他们那庞大而败落的家庭相距很远的地方结婚。到具有贵族气、拥有土地、从事文书工作的布莱尔家族和有英法背景、经商、波希米亚风格的利末辛家族联姻之时，所有从牙买加和缅甸赚得的钱财都已消耗一空。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玛乔里1898年出生在比哈尔邦的加雅附近。5年后的1903年6月25日，埃里克·亚瑟·布莱尔（eric arthur ir）在莫蒂哈里一幢粉刷过的砖结构平房里出生。
埃里克后来少见地长得又高又瘦，一头浓发黑且硬。但在生命之初，他跟多数婴儿一样，长得胖乎乎的，几乎没长头发。在当时所拍的一张照片上，这个婴孩的前额长着波浪状头发，穿着一件长长的白睡袍，花边领。他被艾达朝向照相机抱着，但是紧握拳头，羞怯地望向别处。他那位自豪的母亲一头浓发从头顶中间分开，门牙中间有道缝，身披一件天鹅绒围巾，穿着件镶褶边的上衣和黑色长裙。在同次所拍的另外一张照片上，背景是模糊的院墙，一个头裹围巾、黑皮肤的印度奶妈抱着这个婴儿，他头向后仰，用手紧抓着她的纱丽[5]。
1904年，跟许多当妻子的一样，艾达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与丈夫一起留在印度，二是回到英国让玛乔里上学。结婚8年后，她似乎迫切想离开那个偏远而且非常粗俗的殖民前哨，认为她可以回国过一种活跃得多、更为独立的生活。艾达、玛乔里和一岁大的埃里克定居在泰晤士河滨的亨里，这是个位于牛津郡的村子，生活适意。大街从市场经过方顶教堂呈坡度一直延伸到河边，划船俱乐部沿河一字排开，著名的牛津、剑桥两大学赛船活动于7月举行。艾达再也没有回过印度，理查德直到1912年才退休，他们在长期分居时肯定通过信，然而信件未能保存下来。布莱尔家一开始住在“埃玛谷”，这是位于牧师路上的一幢住宅，他们别出心裁地把埃里克和玛乔里的名字糅在一起为其命名。1905年，他们搬到了西大路上稍微大一些的“坚果壳”（此名该让比特里克斯·波特[6]用）。1912年，理查德终于从印度回来后，他们搬到了西普雷克（在亨里南面两英里，也在泰晤士河畔）车站路上的“玫瑰坪”，这是一幢大住宅，上下两层，有个可以让小孩子玩耍的大院子。过了三年，在战争爆发后盛行过紧日子时，他们又搬回亨里，租下了圣马克路35号一幢小一些的半独立式住宅，前面有个很小的院子。在其小说《上来透口气》ing up for air）中，奥威尔曾记忆犹新、也是怀旧地回想起亨里那安宁的乡间生活，还有当时的情形及声音：
我想起来的总是夏天时的样子：要么是午饭时候的市场，好像有种枯燥的、令人恹恹欲睡的沉寂笼罩着一切，运货行的马儿把嘴深深探进饲料袋咀嚼着；要么是夏天某个炎热的下午，在镇周围绿油油的广阔草地上；要么是黄昏时分在菜地后面的小路上，有种烟斗和晚紫罗兰气味在树篱间缭绕。
在1906年所拍的一张照片上，小埃里克穿着短裤及膝长袜、束腰外衣和有褶边的大领子，手拿一个玩具马，但还是害羞地转过身子以躲避相机。那年他还照了另外一张相片，上面的他圆脸，面颊鼓鼓，站在一幅画着汹涌海浪的布景前。他穿着水手服，手拿一根粗船索作为道具，一根颈带绕过脖子塞进前面口袋，两脚分开，姿势僵硬，这次他盯着“海边”的摄影师——这是一张英国水手的小像，他长得结结实实，受到娇养，心满意足。
艾达对埃里克也会要求很严格，她的外孙女在学校放假时去探望过她，觉得她很叫人害怕。艾达坐在铜制眼镜蛇状灯旁修甲、刺绣、娇养她那头毛色光亮的德国种猎犬。她那间爱德华时代风格的客厅里塞满了“五颜六色的丝绸窗帘，还有很多绣花凳子、袋子、垫子……好玩的红木或是象牙盒子，里面装满了来自印度和缅甸的饰物金属片、珠子、小册子、木针盒、琥珀珠、红玉髓以及象牙小盒子”。
在《上来透口气》中，奥威尔讽刺了那些令人生厌的英印（anlgo-indian）家庭中沉闷的东方装饰品陈设，那些家庭重新定居在英国，然而仍生活在过去。“你一跨进前门就算到了印度，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你也知道那种摆设：雕花柚木家具，铜烟灰缸，墙上落满灰尘的老虎头盖骨，特里其雪茄[7]，又红又辣的泡菜，戴着硬壳太阳帽伙计们的发黄照片，那些指望你能理解其意思的兴都斯坦语[8]单词，没完没了的猎虎轶事和1887年在浦那[9]某某对某某说过什么话等等。”[10]虽然奥威尔后来觉得这些都可笑，但在他小时候，这刺激了他的想象力，并促成其追随家庭传统为大英帝国服务。
奥威尔不喜欢做无聊之事，后来他形容自己的母亲为“一个喜欢打桥牌的无聊女人”。但在她那位乏味的年长丈夫在印度稳当做官之时，她似乎也过得有滋有味。她1905年夏天的一则日记记录了一个现代女性对艺术及体育的兴趣之广：“去看戏，看了萨拉·伯恩哈特[11]的演出，去游泳，洗照片……去温布尔登看网球决赛……在河边待了一整天。”那是看在亨里举办的赛船。
艾达当时只有三十几岁，丈夫又不在身边，她的感情生活是怎么样的呢？有则轶闻提到她对和一个认为她漂亮的男人发展恋情动过心，那个人是戴金医生，是他们的家庭医生，其子汉弗莱后来娶了玛乔里·布莱尔。戴金医生“婚姻不幸福，在四处寻觅。他和艾达在本地高尔夫俱乐部一起待过，最后爱上了她。有短短一阵时间，传出了令人难堪的流言。据他儿子所言，艾达不曾给他以任何鼓励”。[12]然而，这位孤单的女人尽管生活在压抑和性别角色被严格规定的氛围下，仍有可能向其他更具吸引力的男性让步。艾达的境况对奥威尔追求漂亮而寂寞的女人这一点产生了影响。理查德——他在偏远的工作地点喝着冰镇饮品、戴着遮阳帽，但仍汗流浃背——跟儿子奥威尔后来一样，可能在当地也有过情妇。
3
埃里克出生于布尔战争和日俄战争[13]之间的1903年，布尔战争以游击战和集中营为特色，而在日俄战争中，一个东方国家首次战胜了欧洲强国。爱德华八世（经过难以忍受的长期等待）于1901年继了维多利亚女王的位并签订了英法协约，从而与法国确立了友好关系。1903年，莱特兄弟驾驶第一架飞机升空，伦敦有了第一辆机动出租车；在非洲，英国征服了尼日利亚北部，罗杰·凯斯门特[14]调查了刚果橡胶工人所受的非人待遇；詹姆斯·麦克尼尔·惠斯勒[15]于这一年去世，奥威尔后来与其结交并怀有敬意的伊夫林·沃[16]也出生于1903年。奥威尔喜欢的作家所著的3本书也出版于1903年：塞缪尔·勃特勒[17]死后出版的、讽刺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虔诚行为的《众生之路》（the way of all flesh）、萧伯纳（bernard shaw）引起争议的戏剧《人与超人》（man and superman）和乔治·吉辛[18]的自传性质作品《四季随笔》（the private papers of henry ryecroft）。新时代已经到来，而即将打破欧洲一个世纪和平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迫近。
1905年2月，埃里克只有一岁半时，艾达的日记中记载他开始患上肺部疾病，余生他都被此病缠身，成了一个长期病人，并在46岁时因此病不治身亡：“宝宝情况很不好，所以我请医生来看，说他患有支气管炎。”死前不久，奥威尔提到其支气管有毛病。“一侧肺上有处结核性病灶，小时候一直没能诊断出来。”
理查德·布莱尔在1907年夏天回家休假3个月——到那时，在儿子眼里，他已完全是个陌生人——打断了郊区家庭日常的安宁生活。小女儿阿芙利尔1908年4月如期诞生。休完假后，理查德又回到印度，在一系列低等职位上苦巴巴度日，直到1912年才再次回来。在此期间，埃里克和玛乔里上了亨里村国教派修女办的走读学校。虽然奥威尔读书很多，但后来他回忆道：“我上学上得痛苦，因为当时盛行的看法是，如果你在6岁前不识字，就是个智力有缺陷的人。”上学期间，有不少教师羞辱过埃里克，而那些修女们属于第一批，让他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大部分时间里，理查德都离家在外，就算在家，他在情感上也是个难以接近的人。埃里克跟父亲的关系在当时许多中等阶层的男孩中具有代表性。w.h.奥登[19]的父亲于1914年参军，奥登曾回忆道：“我当时7岁，在那个年龄，儿子开始真正注意到父亲，是最需要他的时候……直到我长到12岁半，我才再次见到他。……（战后）我们两人从来没能真正了解对方。”后来，像埃里克那样，奥登回想起父亲时，说他“惧内”和“过于和气”。[20]虽然埃里克和一姐一妹都是由母亲抚养大，但在女性面前，他总是腼腆而且局促不安。尽管如此，他还是娶了两任妻子，并有过情人，数量之多令人吃惊。
理查德一直一年挣650英镑左右，在服务37年后终于退休时，其养老金为一年438英镑。他回来与家人长期生活在一起时，已是55岁，各方面都已定型。玛乔里14岁，埃里克9岁，他从未见过面的孩子阿芙利尔4岁。因为英国的潮湿气候让他觉得寒冷，他使自己的房间里保持热带地区的温度。他当上了本地高尔夫俱乐部领薪的秘书，由于习惯于对印度人呼来喝去，他仍是一副颐指气使的样子。理查德因为势利，在街上不与他在本地所用的裁缝打招呼，这位裁缝讥讽地回忆道：“理查德老头特别独断专行。在高尔夫球场上，要是有谁挡了他的道，他们会互不相让……他目中无人至极。”阿芙利尔后来开了间茶室（因此是从商）。“可以说是一个样，她给你端上饼可以说是你的荣耀！”在收入减少1/3的情况下，这家人不顾一切地尽力维持其社会地位。
埃里克小时候的朋友觉得布莱尔老先生是个傲慢、不苟言笑、很是令人生畏的人，很少跟他们说话。他高个，白头发，蓝眼睛，红皮肤，拄着一根拐杖在街上到处逛，去保守派俱乐部闲坐，但不与人交谈，准时去影院看电影，但总在那里睡着。他喜欢喝苹果酒、玩桥牌，却从不读书。后来，当他的外孙辈放假来探视时，他完全专注于自我，对他们根本不感兴趣。
虽然在镇上他可能是专横的，但回到家里，理查德被他活泼而兴致很高的妻子所欺。其外孙曾回忆道：“他是个性情十分温和的人，是个和气的老头儿。我不记得他对任何事情发表过评论，除了会说艾达做的布丁从来赶不上他母亲做的。”艾达经常不理睬他那些自以为是的评论，会时不时对他发号施令：“迪克[21]，干这个！迪克，干那个！”如果听到他在拨弄火堆，使温度高得像温室，她总会说：“迪克，放下拨火棍！”埃里克在感情上与舅舅查尔斯·利末辛接近，他是伯尼茅斯附近另外一个高尔夫俱乐部的秘书，他更为世故，更威严一些。
在其自传性质小说《保持叶兰繁茂》（keep the aspidistra flying）中，奥威尔把主人公的家庭描述为“少有的枯燥，破落，死气沉沉，缺乏温暖”。[22]埃里克是个沉默寡言，独立性很强的男孩，冷淡，感情不外露，跟家庭关系淡漠，甚至是疏远。奥威尔小时候的一个朋友——他后来写了本关于奥威尔的书——是这样说的：“我不认为埃里克喜欢他的父亲，虽然他尊重他，服从他，但是……他真正喜欢的是母亲和姐妹，特别是阿芙利尔。”阿芙利尔长得个高体瘦，像她父亲那样；而玛乔里个矮，圆脸，身体不佳，外表像其母亲。跟更为严厉、更嘴尖舌利的阿芙利尔比起来，玛乔里的性格更温柔一些，更有同情心，对别人更为支持一些。
在《如此欢乐童年》（such，such were the joys）这篇他对预备学校[23]生活怒不可遏的回忆文章中，埃里克表达了他对父母的矛盾感。他说他的早期童年一点也不快乐，但是跟学校比起来，家里至少是以爱，而不是以畏惧治理。他以令人吃惊的坦诚承认道：“我不认为我爱过别的哪个大人，除了对我母亲，甚至对她，我也不信任……我只是不喜欢我父亲，8岁前几乎没见过他。在我看来，他只是个声音沙哑的老人，永远说着‘不准’。”小埃里克觉得强势的、压制性的成年人利用权威限制其自由，如果向他们交心，他们会靠不住的。
对于父亲的沉闷保守和他在印度具有剥削性但并不出色的职业，还有艰难维持朝不保夕的“中等偏下阶层”地位诸方面，埃里克显然感到难堪，甚至是羞耻。理查德结婚结得晚，一辈子大部分时间都独自过，退休后才发现难以适应家庭生活和难以捉摸的孩子。埃里克成熟而且变得更挑剔和善于观察后，发现父亲性格冷漠、惧内，兴趣狭窄地集中于电影、桥牌和高尔夫。理查德和艾达分房住，兴趣也不同，甚至不与同一批人打桥牌，“事事都是局外人”。埃里克对父母之间不和谐、疏远甚至互相瞧不起的关系感到悲哀。从他们身上，他学会了怎样掩饰自己的感情，不相信有亲密关系这回事。
在其生命晚期，奥威尔提到过他家里思想解放的女人对男人敌意很深，艾达和理查德保持一臂距离。“从他小时候无意听到他母亲、姨妈（内莉）、姐姐以及她们的女性朋友之间的谈话……他形成了一种深刻的印象，即女人讨厌男人，她们把男人看作一种大个、丑陋、身上发臭和可笑的动物，他们用尽办法粗暴对待女人，最主要的，是强迫她们关注自己。他的意识中被深深烙上了这种印象，即性生活只给男人快感，而非女人，这一直持续到二十岁左右。”成年后，他对臭味有了种敏锐的感觉（在其作品中总突出表现出来），认为自己长得难看，并觉得女人不喜欢他的关注，而对女人的需求，他又不全然了解。
他开始讨厌自己的名字，出第一本书时，他用了一个笔名，既放下了过去的负担，又让自己与感情疏远的家庭拉开距离。他觉得埃里克不止能令人产生与斯堪的纳维亚有关的“浪漫”联想，并与e.w.法勒（e.w.farrar）的《埃里克，或者，循序渐进》（eric，or，little by little，1858）[24]中那个令人难以忍受、自命不凡的主人公同名，那是一本讲述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学校生活的教导性小说。书中一处，一个道貌岸然的教师告诉似乎有道德失贞危险的主人公：“德行强大而且美好，埃里克，而恶行本身令人沮丧。失去你心灵的纯洁，埃里克，你就失去一颗宝石，给你整个世界……都不可代替。”在吉卜林[25]的《斯托奇一伙》（stalkey & co.，1899）中——这本小说在学校流行过，埃里克肯定读过而且喜欢——斯托奇的朋友拿法勒的书开玩笑，它在小说中是作为一个不受欢迎的生日礼物出现的。奥威尔把他的苏格兰姓氏和苏格兰自以为荣的时尚联系起来——即苏格兰短裙、城堡和狩猎小屋，“全不知为何跟壮身粥、清教主义和寒冷气候混了起来”[26]——在他上的那所令他反感的预备学校里，这些都得到了宣扬。他后来选择的笔名则强调了其英格兰身份。
4
在《通往威冈码头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关于狄更斯的评论和《一九八四》中，奥威尔再现了工人阶层家庭生活中温暖、舒适和怀旧的情景，他在战前小的时候就已有所了解，那跟他自己的家庭生活很不相同。他很喜欢跟同一条路上水管工家的孩子一起掏鸟窝和玩略微具有性色彩的游戏。他曾写道：“我记得曾把一个玩具喇叭当作听诊器按在一个小女孩的肚子上，我有了一种微弱的，但绝对是愉快的兴奋感。”因为天生好奇，这些无人约束的小孩儿互相察看对方的性器官。布莱尔夫妇认为底层人身上有味，必须维持自己在社会上高人一等的地位，用尽心思要把儿子（他觉得难以结识朋友）变成一个讨厌的小势利鬼。他后来写道：“水管工的女儿，可能有七岁，给我看了她的一切。”他还记得自己告诉她：“我不能再跟你玩，我妈说你们庸俗。”埃里克的父母是典型的爱德华时代的父母，坚持要求他在说话、穿衣和教育方面能反映他们的社会地位，并训练他将来有一技傍身。
玛乔里的男友汉弗莱·戴金不喜欢埃里克，因为当他想与玛乔里独处时，埃里克却赖着不走。他总结说这个体弱、可怜的小孩“鬼鬼祟祟，五六岁，满肚子‘谁都不爱我’的想法，眼泪极多”。1914年，布莱尔家搬到西普雷克后，埃里克的运气好了些，开始结识朋友。他极力引人注意，从而认识了三个适于做朋友的中上阶层小孩，其名字起得有些外国味，即巴迪克姆家的杰辛莎、普罗斯珀和吉尼维尔兄妹三人。他跟杰辛莎发展了一段纯洁的友谊。（“他从没吻过我，”她说，“我也没试过吻他。”）这跟他和水管工家的“庸俗”小孩进行的性探索形成了鲜明对比。
1915年，巴迪克姆先生弃家去了澳大利亚，他毕业于牛津大学，在那里当过科学课讲师。所以两家的孩子都被他们（长期不在家）的父亲忽视不顾，他们彼此亲近，他们待在一起时觉得更开心。埃里克大部分时间都跟普罗斯珀在一起，他比埃里克小一岁，后来去了哈罗公学上学。他们养宠物、爬树、打兔子和老鼠、打网球及棒球、游泳、钓鱼等，而钓鱼是埃里克的终生嗜好。在当时所拍的照片上，可以看到埃里克穿着外套，打着领带，下穿长裤，头发从中间整齐分开，额前一绺头发，以稍息姿势站立，手中出现过槌球棒、鸟枪和钓竿。他讨厌老鼠（老鼠在他所有著作中都出现过，直到《一九八四》折磨场景中最后恐怖一幕）并告诉普罗斯珀：“我买了个那种大号的捕鼠笼，这地方老鼠成灾。一种很不错的娱乐是抓到一只老鼠，把它放出来然后在它跑的时候打死它。”[27]终其一生，他一直喜欢玩枪用枪，打仗及和平期间都是。
不管是小时候还是长大后，埃里克都喜欢玩炸药。“我自己小时候最快乐的事情之一，”关于早年生活，他曾以罕见的热情写道，“就是在木制枪架上放小铜炮……爆炸声就像到了末日审判……正常的健康小孩都喜欢玩炸药。”更为危险的是有一次，埃里克没听从父亲所说的“不准”，把一个威士忌蒸馏器放在厨房炉子上。在整套装置都炸飞后，厨子报告了，他的父母大发雷霆。杰辛莎记得他们也“把化学药品投进火里，想着会猛烈爆炸，可是一点动静也没有。他们就用拨火棍拨火，当然的确爆炸了……他们的眉毛都被烧没了”。
埃里克身上也有更为认真的一面。虽然开始时遇到过困难，他还是成了一个认真读书的人，热心阅读的书有鬼故事、写绅士贼拉弗尔斯的侦探小说、h.g.威尔斯的科学小说、莎士比亚的剧本，还有坡[28]、狄更斯、吉卜林的小说。就在他八岁生日前，他偷偷拿到了本来将作为礼物送给他的《格列佛游记》并一口气读完。奥威尔从斯威夫特笔下有理性的马那里得到启示，在《动物农场》（animal farm）中把那匹马作了理想化描写，还把斯威夫特笔下的飞行浮岛勒普泰岛变成了《一九八四》中的浮动堡垒。
埃里克给了杰辛莎一本布拉姆·斯托克[29]的《德拉库拉》（drac），还给了她一瓣少见的大蒜，那“已被证明能防吸血鬼”。即便在那时，他就想当一位著名作家，也为自己的文集选择过版式。他喜欢本体论问题，会令人迷惑地问：“你怎么能肯定我就是我？”[30]作为一个少年老成而且机敏的小孩，埃里克也会表现得兴致勃勃。有次在一间狭窄的火车车厢里，他得意忘形地“抓着行李架晃悠，在自己身上搔，声称他是一头猩猩”，直到某个被惹恼的女乘客威胁说：“你不马上下来，我要叫列车长了，这个淘气的孩子！”埃里克是个胖乎乎的小孩，他还搞过一次恶作剧，是回复一个减肥班的虚假广告。他伪称自己是位肥胖女士，并有意拖长了此次胆大妄为的信件往来。“‘一定在您订购夏装前来，’那位减肥专家坚持要求道，‘因为在参加我的班之后，您的身材会变得认不出来的。’……这样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回忆道，“那段时间，学费从两几尼逐渐降低到了半克朗[31]，然后我结束了整件事情，写信说我被一家与其竞争的减肥班治好了肥胖。”
虽然埃里克成年后对其家庭出身和阶层极为反叛，但仍然与自己的家庭保持紧密联系，经常依赖于他们的具体帮助及支持。他的外甥女简·戴金·摩根说过：“他生病时，他妈妈照顾过他；他想写第一本书时，他姐姐，就是我妈妈，为他提供了食宿（在利兹）；后来他妻子爱琳死后，是他妹妹阿芙利尔（在朱拉岛）为他管家。”[32]奥威尔死后，由阿芙利尔将其养子抚养成人。
埃里克童年时代与其家庭的关系总让他心怀戒备、寡言、愤世嫉俗、冷漠。成年后，他总觉得难以展示深层的自己，难以表达其最深切的感觉和亲近他人，就连性生活也是如此。虽然他是在女性包围的家庭环境中长大，却一直觉得自己不了解女人。从少小时起，他的绝顶聪明让他与家人的传统价值观及抱负保持距离并且态度挑剔。家庭促使其形成了最突出的性格特点：一种深深的内疚感进入其个性及写作中。他因为自己的殖民者家族传统、中等阶层出身、天生势利和接受的精英教育感到内疚。
[1] 爱德华七世（1841—1910），1901至1910年为英国国王，爱德华时代即指他在位的时代。（本书中注解除注明为原书所注外，均为译者所加。）
[2] 英国在1534年以前尊奉天主教，受制于罗马教廷。1534年，为加强王权专制统治，亨利八世（1509—1547年在位）以罗马教皇不准其与王后西班牙公主卡瑟林（原系亨利八世的寡嫂）离婚为由，在英国推行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在他的授意下，英国议会通过《至尊法案》，确立圣公会（亦称安立甘宗教会）为英国国教，但仍保留天主教会的主教制、重要教义及仪式；确立英王为英国国教会最高首脑，从而提高了王权对教会的权威，摆脱了罗马教廷的制约。英国民族教会始告确立。玛丽一世在位其间（1558—1603年）极力反对宗教改革，残酷迫害英国国教的新教徒，强行恢复天主教，激起社会普遍不满。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年在位）即位后，于1559年重新确立圣公会为国教。（李忠清，《西方典故》，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98页）
[3] 指费边社（fabian society）成员，该社1884年成立于英国，主张以缓进方法实现社会主义。
[4] 《印度帝国地名索引》（牛津，1908），18.5；乔治·奥威尔，《全集》（彼得·戴维森编，伊恩·安格斯及希拉·戴维森协助），10.524——即第10卷524页，后文中采用简写——（《一个快乐的牧师》，1936年12月）；戴维·爱德华·欧文，《英国在中国及印度的鸦片政策》（纽黑文，1934），第305、282—283页；小弗里德里克·威克曼，《管辖上海，1927—1937》（伯克利，1995），第34—35页。——原注
[5] 弗兰克·利末辛的照片和艾达抱着埃里克的照片出现在米里亚姆·格罗斯（miriam gross）所编的《乔治·奥威尔的世界》（the world of george orwell，伦敦，1971）中的第6页之后，而奶妈和埃里克的照片出现在伯纳德·克里克《奥威尔传》（波士顿，1980）第222页对页。——原注
[6] 比特里克斯·波特（beatrix potter，1866—1943），英国女儿童文学作家，动物故事插画家。
[7] 一种两端开口的印度雪茄烟。
[8] 印度北部使用的一种语言。
[9] 印度西部城市。
[10] 《全集》，7.37—38；简·戴金·摩根所言，见克里克《奥威尔传》第13页；《全集》，7.138。——原注
[11] 萨拉·伯恩哈特（sarah berhardt，1844—1923），法国女演员，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扮演过角色。
[12] 1998年11月12日对奥威尔的管家苏珊·沃森的采访；斯蒂芬·沃德姆斯（stephen wadhams），《怀念奥威尔》（remembering orwel，加拿大安大略马克哈姆，企鹅版丛书，1984），第3页；迈克尔·谢尔登（michael shelden），《奥威尔：经过授权的传记》（orwell：the authorized biography，纽约，1991），第21页。——原注
[13] 布尔战争（the boer war），即英布战争，也叫“南非战争”，是英国对南非布尔人的战争。布尔人是南非荷兰移民后裔，19世纪在南非建立起奴役黑人的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1899年英国人发动战争，布尔人战败，1902年结束；日俄战争（1904—1905）是发生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与俄罗斯之间的战争。
[14] 罗杰·凯斯门特（roger casement，1864—1916），爱尔兰爱国者，被英国以绞刑处死。
[15] 詹姆斯·麦克尼尔·惠斯勒（james eil whistler，1834—1903），美国画家。
[16] 伊夫林·沃（evelyn waugh，1903—1966），英国小说家，著有《旧地重游》《一捧尘土》等。
[17] 塞缪尔·勃特勒（samuel butler，1835—1902），英国诗人、讽刺作家，其他著作有《埃瑞洪》《重游埃瑞洪》等，《众生之路》是其自传性质小说。
[18] 乔治·吉辛（george gissing，1857—1903），英国小说家，另著有《新穷人街》等。
[19] w.h.奥登（wystan hugh auden，1907—1973），英国诗人、评论家，著有《死亡之舞》《双重人》等。
[20] 沃德姆斯《怀念奥威尔》，第3页；《全集》，18.242（1946年4月13日致安德鲁·高的信）；《全集》，19.332（1948年5月4日信件）；伊恩·汉密尔顿（ian hamilton），《金钱之烦》（the trouble with money，伦敦，1998），第88—99页。——原注。
[21] 迪克（dick）是理查德一名的昵称。
[22] 沃德姆斯《怀念奥威尔》，第29—30页；1998年11月26日对奥威尔外甥辈的采访，他们是亨利·戴金、罗斯威特、凯斯威克、考姆布里亚；《全集》，4.40。——原注
[23] 预备学校（preparation school），学生为升学作准备而进的学校，在英国指为进入公学或其他中学作准备的私立小学，以收费高及较为贵族化为特征。
[24] 括号中的年份为首次正式出版时间，下同。
[25] 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1865—1936），英国小说家、诗人，著有《丛林故事》《军营歌谣》等，获得1907年诺贝尔文学奖。
[26] 杰辛莎·巴迪克姆，《埃里克与我们：回忆乔治·奥威尔》（eric and us：a remembrance of george orwell，伦敦，1974），第19页；《全集》，19.384，第379页（《如此欢乐童年》）；《全集》，20.206（1949年文学笔记）；《全集》，19.377。——原注
[27] 《全集》，19.373（《如此欢乐童年》）；《全集》，19.501（1948年文学笔记）；汉弗莱·戴金所言，见克里克《奥威尔传》第127页；杰辛莎·巴迪克姆所言，见谢尔登《奥威尔传》第67页；巴迪克姆，《埃里克与我们》，第110页。——原注
[28] 拉弗尔斯（ruffles）是英国小说家e.w.霍那恩（1866—1921）在小说中创造出来的一个人物；h.g.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英国作家，著有《时间机器》《星球大战》等；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n poe，1809—1849），美国诗人、小说家、文艺评论家，现代侦探小说的创始人，著有《乌鸦》《莫洛街凶杀案》等。
[29] 布拉姆·斯托克（bram stoker，1847—1912），爱尔兰作家，《德拉库拉》中的主人公德拉库拉是一个吸血鬼。
[30] 《全集》，17.410—411（《孩子们一无所获的圣诞节》，1945年12月1日）；沃德姆斯，《怀念奥威尔》，第14页；巴迪克姆，《埃里克与我们》，第97、32页。——原注
[31] 几尼（guinea）和克朗（crown）同为英国旧币制单位，1几尼值1镑1先令，1克朗值25先令。
[32] 巴迪克姆，《埃里克与我们》，第58页；《全集》，16.472（1944年11月2日“信笔所至”专栏），奥德丽·科帕德（audrey coppard）和伯纳德·克里克，《缅怀奥威尔》（orwell remembered，伦敦，英国广播公司，1984），第86页。——原注
第二章在圣塞浦里安学校度日如年
1911—1916
1
遍观世上，唯有英国的上、中等阶层愿意掏大价钱给学校，以使其子女在感情上受到伤害。埃里克肯定从亨里的国教派修女那里学得不错，所以被圣塞浦里安学校招收入学。这所学校位于苏塞克斯郡滨海的东伯恩的萨默当街上，它还吸引了其他一些聪明的小男孩。其杰出校友中，有作家西里尔·康诺利[1]和《清水之环》（ring of bright water）一书作者加文·马克斯韦尔（gavin maxwell）、摄影师塞西尔·比顿、广告业标新立异者戴维·奥吉维、高尔夫球赛通讯记者亨利·朗赫斯特、志愿军团少将鲍比·福特和加拿大骑警队长官查尔斯·里维特-卡那克。
圣塞浦里安学校1898年建校，其名称来源于一个并不广为人知的迦太基殉道者。那个繁荣而时髦的城市中有八十所学校，圣塞浦里安学校是其中一所。其校舍在一幢巨大而布局凌乱的维多利亚时代红砖建筑内，另有一个下沉式运动场、一个板球赛看台和一个步枪靶场。九十名学生中包括一位暹罗王子、一位南非百万富翁之子还有几个英国贵族之后。因为埃里克家境并不富裕，学费从一百八十镑减到九十镑，但这仍是相当大一笔钱，差不多是一个职员或者熟练工人一年的工资。他在势利方面所受的教育始自家庭，然后在学校又继续进行。虽然学习能力让他得到了很多人无缘得到的教育，但是他一直不能忘记他只是勉强待在那里，必须取得好成绩并得奖，以此证明他有资格在那里上学。
圣塞浦里安学校跟大英帝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吸引了英—印家庭的孩子，并培养他们将来去印度任职。学校的校服是“灯芯绒裤子加绿色和淡蓝色紧身套衫，徽章是绿底衬着一个青色马耳他十字架”。数量众多的教职工中除了学校的业主、执掌一切神祇的威尔克斯夫妇，还包括“十二个教师，一个舍监和一个副舍监，几个女佣，一个校警，一个木匠，两三个园丁”。威尔克斯夫妇有两个上伊顿公学的儿子和两个女儿——罗斯玛丽及玛丽戈德——稳妥起见，她们被送去一间女子寄宿学校上学。
奥威尔引起争论的自传性杰作《如此欢乐童年》是英语最佳散文之一，它回忆了那几年痛苦的生活。虽然他是在生命晚期，即1948年左右写的这篇文章，是在有过那些经历后的很多年，但他写作时仍心怀愤慨。因为英国关于诽谤的严格法律保护当时仍在世的威尔克斯太太，所以直到1952年，这篇随笔才首次发表，但只是在美国，而且是在奥威尔辞世之后。他这篇成年后所写的回忆文章攻击的不只是无情羞辱及剥削学生的威尔克斯夫妇，也攻击了压迫他的整个阶级及教育制度。这样做时，奥威尔把威尔克斯夫妇的性格进行了小说化描写，并将自己与他们的痛苦接触加以戏剧化。这篇散文表达了他压抑的怒火和深以为耻的感觉——那是他们对他道德讹诈的结果。
别的同时代人虽然没那么愤慨，但也证实了奥威尔的回忆。在它丑陋然而威严的门面后，所有囚犯隔离地的那种特点在这所学校应有尽有。塞西尔·比顿记得：“教室里有墨水和灰尘味，泳池一池死水，厕所又冷又潮。一个平坦的运动场延展到陡峭的边缘，有一道低矮的砖墙标示道路。那是在战争期间，自然全因陋就简。冬天时，学生们因为寒冷而受罪不轻。”[2]
校长沃恩·威尔克斯被轻蔑地起了个外号叫“桑保”（sambo），他似乎跟一本流行童书《小黑人桑保》（little ck sambo，1900）中的小主人公相似，而且体现了这一名字的拉丁词源（这对初涉学问的学生有吸引力）“scambus”，或称弓形腿。加文·马克斯韦尔还记得“桑保”有名的不学无术特点：“他很少说话，喜欢嘟嘟囔囔，据说大部分时间都在打高尔夫。”在奥威尔看来，他长得像怪胎，愚蠢而且幼稚：“‘桑保’是个有着圆圆的肩膀，样子蠢得奇怪的人，他的个头不大，但是动作笨手笨脚，胖乎乎的脸像个生长过快的婴儿。”[3]履行正式职责时，他警告学生们提防所有学校中存在的败坏风气的邪恶行为。他劝谕他们避免产生恋爱关系，警告他们不要以自渎玷污自己的身体，并鼓励他们揭发有哪个学生企图钻进他们的被窝或触碰其下身。
虽然“桑保”一般情况下是胆怯的，而且无攻击性，但他跟别的教师一样，有残酷成性的一面，想出了一些别出心裁的点子来伤害他管教下的学生。奥威尔曾回忆道：“他用银管铅笔敲你的脑袋，在我的记忆中，这支铅笔似乎有香蕉那么粗，重得可以在你头上敲起一个包。或者会揪你的短头发，有时偶尔还伸腿到桌下去踢你的胫骨。”埃里克一直在头发上抹足油，以躲开被猛揪，但仍逃不掉其他方式的惩罚，那在大部分学校都很常见。例如，在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中，可怕的牧师向无辜的斯蒂芬吼叫道：“懒惰的小阴谋家，我从你脸上看出你是个阴谋家……懒惰的无所事事的小二流子！”奥威尔的文章中，“桑保”模仿乔伊斯大声说：“接着念，你这个小懒虫！接着背，你这个游手好闲没用的小鬼头！”[4]
真正在幕后把持大权的，是西塞莉·威尔克斯（cicely wilkes），她跟艾达·布莱尔同是出生于1875年。在一张照片上，她穿着法兰绒衬衫，打领带，头戴一顶军式贝雷帽，往下拉得紧压着眉毛。她那突出的颧骨、宽平鼻子和大颗牙齿说明其精力似男性般充沛。虽然她喜欢被称为“夫人”，但在一群孤独的小男孩眼里，她仍是个令人恐惧的替代母亲。奥威尔把她形容得像是猿猴或者类人动物：“身体壮实，肩膀宽阔，额头平坦，眉毛粗浓，眼睛深陷，神情多疑。”那些男孩因为不诚实使其家长、学校以及她自己失望，威尔克斯太太会无耻地拿话刺激他们：“你这么做太不像话了，是不是？你这样一个星期接着一个星期，一个月接着一个月，虚度你的时光，对得起你的母亲和父亲吗？你真的要把你的大好机会扔掉吗？”那些男孩的报复方式也是巧妙地给她起了一个外号，将其打回原形，削弱了她的权势，讽刺了她的粗俗外表。加文·马克斯韦尔解释说：“她是个又矮又胖的中年妇女，胸部很发达。她疾步走过走廊时，胸部上下晃悠，频率接近脉搏。‘“甩动”来了。’有人就会说，‘（乳房）晃得好看，一分钟八十次，全按顺时针方向。’”
戴维·奥吉维形容“这个恶魔般的女人把精神阉割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通过）跟学校中的每个男生玩猫和老鼠的情感游戏，我们每个人都轮流受宠和失宠，就像法国王宫里的廷臣”。他们都被吸引到这位卖弄风情的女王旁边，就为了她承诺的赏赐——一种难得的特权或一次出游，一次少有的款待或一件礼物。西里尔·康诺利（他的回忆录《诺言之敌》启发奥威尔自己也写了篇关于这所学校的文章）在描写她的性格时用笔较为宽容一些，但也强调了她浑身上下的势利性，她那残酷然而有效果的教学方式以及她虚荣地想让学生讨好她，争先恐后向她邀宠的心态。“整套体制都围绕其进行的‘甩动’是个能干、野心勃勃、喜怒无常、精力充沛的人。她想做到生意成功，有更多学生，吸引贵族的儿子并把他们送到伊顿公学。她是个能干的法语和历史教师，我们学得就像学会害怕那样快。‘桑保’似乎是个冷冰冰的、公事公办、尽职尽责的亲王。”专横的妻子和惧内的丈夫很可能使埃里克联想到自己略微有些不正常的父母。康诺利打了两个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比喻，以说明她采用的行之有效的措施：“对所有那些有伊丽莎白和埃塞克斯式关系的学生，她对他们影响极大，把他们激励得像是布鲁克兰车道上的阿尔法—罗密欧牌跑车一样。”[5]
“甩动”声称其祖先来自苏格兰，她偏爱来自苏格兰的学生，并鼓励他们穿传统服装。希望“出人头地”的学生被教导要欣赏苏格兰人性格中不屈不挠以及顽强的一面。因为“甩动”对苏格兰情有独钟，埃里克就讨厌它。如他嘲笑地告诉杰辛莎·巴迪克姆：“要想当个老‘夫人’偏爱的人，你得是个穿苏格兰短裙的公爵才行。”埃里克觉得之所以如此推崇，其真正原因无非是只有很富有的人才有钱去苏格兰远游，并享受生活奢侈的假期，再加上钓鳟鱼的私家小溪以及人员配齐的狩猎小屋。圣塞浦里安学校让他学会憎恶财富及特权。
奥威尔不加掩饰地承认他对苏格兰高地、苏格兰人生活的凯尔特及浪漫性一面有偏见，后来因为他讨厌在缅甸的那些痛饮威士忌的苏格兰商人，这种偏见又得以加深。他的早期小说中，有一些具有其写作特点的、非常过分的痛斥语句。在《缅甸岁月》（burmese days）中他写道：“大英帝国只是用以给英国人贸易垄断权——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给一帮帮犹太人及苏格兰人这种权利。”在《保持叶兰繁茂》中，他笔下的主人公轻蔑地取笑苏格兰名字及那里乏味的遗产：“戈登、科林、马尔科姆、唐纳德——这是苏格兰给全世界的馈赠，还有高尔夫、威士忌、燕麦粥和巴里及斯蒂文森的作品。”[6]但这种终生的敌视并未阻止他去苏格兰朱拉岛上度过其生命中的最后几年。
圣塞浦里安学校的学生一天开始时，是赤身跳进学校里冰冷的泳池，或者令人恶心的公共浴池，埃里克看到过浴池水面上浮着一块人粪便。之后是15分钟的体育锻炼，接下来是无趣的，但又必须参加的礼拜仪式，早餐前在教堂进行。虽然食物难吃属意料之中，但那些挨饿的学生永远也吃不饱。埃里克敏锐的眼睛注意到锡碗边下沿有剩粥结成的嘎巴。可怜的亨利·朗赫斯特，他曾感到恶心而呕吐到了又稠又粘的疙瘩粥里，却又被逼站着把那令人作呕的混合物稀里呼噜喝了下去。
戴维·奥吉维了解这幅景象与真实情形的差别，也知道怎样经营一桩成功的生意。他同意奥威尔的看法，就是尽管“甩动”时常宣扬自己对获奖学金学生善心无量，她还是剥削了这些学生。奥吉维说她“从教育九十个男孩上赚取了如此丰厚的利润，以至于夏天能在苏格兰租块野地打松鸡，她的两个儿子都去伊顿上学。她通过让那些男孩挨饿而致富。她和丈夫从来不尝我们的伙食，但是那些吃饭时被特许坐在威尔克斯先生身边的男生会从那位心不在焉并且惧内的男人盘子里偷东西吃。”
奥威尔曾写道，这所学校的目标是培育出有“品质”的学生，这种学生会憎恶智力，热爱比赛，“感觉迟钝，有匹夫之勇，从不怀疑，无内心生活”。这种男生除了奥威尔自己，还有马克斯韦尔、比顿、康诺利，他们都很不相同，奥威尔也有相当的匹夫之勇，但他也感觉敏锐、长于自省、头脑聪明。在对圣塞浦里安学校所做的一项研究中，详细说明了培育出这种训练有素、顺从，但头脑空洞之庸人的各种因素：“一种由严格纪律推行的斯巴达特色，一种由一支朝气蓬勃的学员队营造出来的军国主义氛围；重视学校的比赛并把它作为强身健体的手段；以反复为特点灌输关于帝国道德观的不成文规范；基础人文科学教育；有一个很大程度上倾向于是帝国本身的主顾；传播英帝国的知识。”[7]无怪乎，后来有155名圣塞浦里安学校毕业的英勇年轻人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许多人命丧沙场。埃里克八岁时进入的这所学校助长了势利、庸俗、同性恋、种族主义及虐待狂，其等级森严和幼者受欺两特点助长了恃强凌弱和鞭子教育。它突出的是运动能力和身体上的英勇无畏，鄙视艺术及对智力长进的追求。它强调忠诚爱国、金钱及特权至上，具有阶层意识，因循守旧，轻视外国人及劳动阶层。埃里克在1922年加入缅甸警察时，默默地接受了这些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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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保持叶兰繁茂》中的主人公一样，埃里克在布莱尔一家中作为最聪明孩子的角色，“就是获得奖学金，取得辉煌的人生成就，重振家业”。但奥威尔又回忆起他精神上的痛苦，并有意言过其实地写道：“一个人能加于孩子的最残酷行为，大概就是把他送到比他出身富裕的一群孩子当中。”残酷得多的行为也存在，但双方都遵从魔鬼的契约[8]。学校追求的是声望，对埃里克进行了一流的学业培养，而他也通过获得众人梦寐以求的奖学金，从而让威尔克斯夫妇的投资投得其所。
在《如此欢乐童年》（此讽刺性标题来自布莱克的《天真之歌》）中，奥威尔通过强调学校对一个非常孤独、很受呵护、基本上没有父亲的八岁小孩所造成的影响，收到了极为强烈的效果。（埃里克上圣塞浦里安学校时，理查德·布莱尔仍在印度。）奥威尔的口吻就像出自一个从未离开过家庭，对残酷现实准备严重不足的男孩，一开篇就突兀地宣称：“我到了圣塞浦里安学校后不久……就开始尿床。”因为“甩动”（为这种恶行所震惊）告诉一个来访女士对这种不由自主、丢人现眼的行为，唯一疗法就是打。埃里克以为那个全身骑马装束、手持一根猎鞭的女士会抽他，但不是，而是被“桑保”用同样的武器（猎鞭）藤条抽打，这在一定程度上如梦一般，跟他想象的一致。埃里克有欠思量地夸口打得不痛时，“桑保”把他抽得直到把鞭子抽断。他离开时，带着“凄凉的孤独无助的感觉，感觉我不仅被锁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中，而且给锁在一个非常邪恶的世界中，而这个世界中的规则实际上是我所无法服从的”。此无辜男生所受的惩罚产生了另外一种羞愧感的根源，并且预示了《一九八四》所描写的世界。
数学教师埃利斯先生粗暴易怒，长着一颗蛋形秃头，他臭名昭著，是个爱打人的教师，是他启发《圣塞浦里安学校纪事报》登了一则模仿性标题：“打学生者埃利斯！被此恶人踢成终身残疾的学生的惊人证词！”[9]在《缅甸岁月》中，奥威尔把埃利斯的名字用在一个狂热的坏人身上，他殴打一个缅甸男孩令其失明，因此激起了当地人的一场暴乱。
这所学校对埃里克身体及情感上的影响都很严重，而且强化了他性格中最糟糕的方面。支气管缺陷和一侧肺部的病灶使他经常咳嗽，跑步也成为一种痛苦。他虽然极其孤独并渴望融入集体，却拒绝这样做。他对学校的方方面面都看不顺眼，又恃才傲物，这让他不受其他男生的欢迎。他于是退守（就像对自己的家庭）一种谨慎的架势，不信任所有成年人。“甩动”不了解他的痛苦，后来说过：“他不是个感情深厚的小孩儿……内心没有温情。”
埃里克长了张圆脸，独来独往，经常哭泣，被那些嫉妒他聪明但看不起他笨拙的蠢学生欺负——埃里克会读书，但比赛方面根本不行——他们也对他的特立独行感到恼火。一个同时期学生记忆中的他是“预备学校里一个不快乐的小男孩。我哥哥跟他同作为聪明学生，常常被学校里的庸人帮‘围攻’。他们俩提心吊胆，不得不常常泪水涟涟，而且受到了讥笑”。这一切的结果，是埃里克很快成了个集内疚、自怨自艾兼自怜感觉于一身的可怜人：“我没有钱，我体弱，我丑陋，我没有人缘，我咳嗽不愈，我胆小，我身上有气味。”[10]成年后获得的友谊、一次愉快的婚姻以及文学上的成功从来未能完全化解这些感觉。
跟吉卜林上预备学校时一样，埃里克对自己胜人一筹的能力，甚至对在那里上学一事都感到内疚。因为对自己的不快乐感到惭愧，他一个字也未向自己的父母吐露过。如他在《如此欢乐童年》中写道：“一个表面好像很快活的孩子可能事实上遭到了他不能也不愿泄露的可怕之事。”他在校最初几个月写给他母亲的信件（1911年12月至1912年2月）——虽然被“甩动”检查过——似乎出自一个快乐的、心态调整得很好的孩子之手。他对母亲的烦恼抱以同情，照顾某个生了病的同学，喜欢玩爆炸性玩具，对想象教学法反应积极：
很遗憾地得知家里又有了发臭的白老鼠那种可恶的东西。
我一点也静不下心读书，因为莱斯利·科恩总在担心，到最后我不得不读书给他听。
有个男生有一种枪，得用豌豆当枪子。
西勒先生用一个上面涂有糖的足球向我们解释月食。
埃里克总盼望夏天放假时离开学校去康沃尔郡的波尔派罗，那些肌肉发达、皮肤晒黑的农场工人会让他坐萝卜播种机，有时候会抓母羊挤奶给他喝。1912年6月，他在学校的一次舞会上亮相，穿得像个18世纪的男仆，红天鹅绒外套，起花的白背心，红绸裤，黑袜，蕾丝边衣领和扑了粉的假发。1914年夏天，他有了次难得的机会，可以摆脱痛苦以另外的形象示人。《圣塞浦里安学校纪事报》把他作为板球手和《匹克威克外传》（the pickwick papers）戏剧表演中的演员进行了表扬：
e.布莱尔最近进步很大，但他那局总以一个高球开始；小心击球后会很不错。他接球不错，但是一定得学会迅速移动。略微会投球……
在某些多少有些难于表演的部分，埃里克·布莱尔的沃德尔先生演得极好。
战时，当隔着海峡就能听到法国那边传来的隆隆炮声时，埃里克对学校的军事活动变得很感兴趣。他景仰一位请来的演讲人，此人做了几次关于一些著名战役的精彩讲座，如马尔伯勒在布伦海姆、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取得的胜利[11]。学校的学生在运动场上操练，在教室的地图上跟踪战事的最新进展，并到部队医院看望伤兵，去那里向他们分发薄荷味冰激凌和廉价烟卷。在教堂里，他们满怀敬仰地听到一些参战身亡的战士新名单被加上荣誉榜。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西里尔·康诺利着重写了滑稽一面，他告诉母亲国王乔治五世某次骑马经过学校附近军营时发生了一次不幸事件：“看到他时，有为数一千左右的伤兵都趴在一堵围墙上，结果墙倒了，他们全滚下岸滚到了泥里。”[12]
在圣塞浦里安学校上学时，埃里克在亨里本村报纸上发表了两首完全是中规中矩的诗歌，为押韵四行诗。好战主义的《醒来！英国的年轻人》（awake! young men of ennd）在战争爆发后一个月发表，它号召年轻人报名参军，其灵感来自当时的爱国狂热，这种狂热表现在基钦纳勋爵出现在征兵海报上严肃而又英俊的脸庞以及上面的题句：“你的国家需要你！”第二首是对基钦纳的挽诗，其人1916年去俄罗斯前线时，因乘坐的军舰触雷而溺毙。塞缪尔·海因斯（samuel hynes）评论道：“里面全是陈词滥调——唤醒英国，颂扬牺牲，原始的意象，空想出来的战斗，关于勇气和怯懦的情绪化语言。这首诗与其说由一个男孩写出，倒不如说由一种传统写出，那是一种行将消失的传统。”当康诺利就同样主题也写了一首诗并请布莱尔品评时，后者模仿教师语气学究般评道：“特好。稍有重复。韵律绝佳。一些地方稍有含糊。绝大部分用词得当。整首诗写得简洁、优美、别致、完美。”康诺利听到这番赞语心花怒放，他回应道：“我亲爱的布莱尔！我感到既惊讶又震撼。”他们之间的友谊及文学上的竞争将一直持续到奥威尔去世。
埃里克问过杰辛莎“你怎么能肯定我就是我”，还流露出对《德拉库拉》一书及吸血鬼感兴趣，杰辛莎对此感到吃惊。他也随随便便地问过西里尔·康诺利“你会不会喝下一品脱鲜血来救你父亲”而给后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康诺利是个聪明、喜欢读书、长得肥胖的男生，来自一个爱尔兰军人家庭，是埃里克在校时的唯一好友。虽然奥威尔后来觉得自己并不是个真正的叛逆者，除了不得已时，而康诺利在为他这位古怪朋友所做的一段生动描写中，坚持认为他是个叛逆者：
我是个装出来的叛逆者，奥威尔才是个真正的。他个高、肤色苍白，脸上肌肉松弛，手指长而尖，说话语气轻蔑，是那种似乎生来就老成的男生……在那些男生中，他是唯一一个知识分子，不人云亦云，因为他独立思考，看萧伯纳和塞缪尔·勃特勒的书，他抵制的不仅有圣塞浦里安学校，而且还有战争、大英帝国、吉卜林、苏塞克斯郡（吉卜林的家乡，也是圣塞浦里安学校所在地）以及好品质。“你当然明白，康诺利，”奥威尔说，“不管谁打赢这场战争，我们都会以二流国家出现。”
甚至在小时候，奥威尔就能看穿虚伪。虽然写过那些年轻气盛的爱国诗歌，他还是预言了英国的衰落。[13]他渴望过成为“甩动”眼里的理想学生，除了聪明，还要漂亮、擅长运动、有钱，但是他那颠覆性思想削弱了学校中的传统价值观。在《如此欢乐童年》中，奥威尔嘲弄了敌视智力、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和为应试而进行的温室内填鸭式教学。第一学年，他学的科目有拉丁语、法语、英语、历史和数学。但跟所有聪明学生一样，其真正教育来源于自己的阅读。在学校里，他喜欢阅读的不止有萧伯纳和勃特勒的作品，还有斯威夫特、萨克雷、吉卜林和p.g.沃德豪斯[14]的作品。他最喜欢看h.g.威尔斯的短篇小说《盲人之国》（the country of the blind）。他回忆过一个愉快时刻，那是夏天凌晨四点钟，全校都在沉睡，晨曦从窗户斜射进来，他被读书的渴望所驱使，顺走廊溜去康诺利的床头桌那里偷拿了那本书。后来他问过康诺利：
你还记得吗？我们中间不知是谁弄到一本h.g.威尔斯的《盲人之国》，那是在1914年左右，在圣塞浦里安学校，因为对它太入迷，我们常把它偷来偷去。我记得很清楚……还有你记不记得差不多与此同时，我把康普顿·麦肯齐[15]的《邪恶街》带到了学校，你开始看，可是被可恶的老母猪威尔克斯太太发现，她把我们大骂一顿。
《邪恶街》（sinister street，1913—1914）导致他们不可能受到“甩动”的宠爱，书中对牛津大学的私生子、同性恋现象以及伦敦下层生活的描写在当时被认为有伤风化。但威尔斯的短篇更吸引他们，它写的是一个登山者如何掉下山，然后进入安第斯山区某地，那里的人全是瞎子。他想当他们的国王，但那些人认为失明比不失明高等。在他想跟他们的一个女人结婚时，他们非要抠出他的眼睛，到最后他得以逃脱。这两个聪明的学生被愚笨的教师、粗鄙的学生所包围并受其压迫。看得见的人被瞎子统治，墨守成规的群体压力及暴民统治压制出色的个人，他们两人对此观念心有戚戚焉。虽然威尔斯笔下的主人公从安第斯山区逃脱，但这两个聪明的男孩仍被困于学校。
布莱尔和康诺利能够挽回面子，是因为他们给学校带来了教学上的荣誉，这正是培养他们的目标。圣塞浦里安学校甚至从牛津大学万灵学院请来一位教师为这两个男孩阅卷，他对布莱尔和康诺利都留下了较深印象，用词准确地把他们形容为伊顿升学大赛中的赛马：“在奖学金班，康诺利和布莱尔在各方面都名列前茅。他们希腊语都考得不错，不过布莱尔在语法上要好得多；拉丁语这一科，他们在语法上并驾齐驱，但布莱尔在作文上领先；康诺利在数学和神学上快马超过；在题目是《何谓民族英雄？》的英语随笔写作上，康诺利写得‘最好最全面’，满分50，他得了48分，而布莱尔以43分落在后面。”
1916年春天，布莱尔去伊顿公学参加奖学金资格考试（沃恩·威尔克斯作为一种学业上的仆从随行），当时尚不满十三岁。这场磨难是他在圣塞浦里安学校所待几年的顶点，为时两天半。此次考试不仅包括希腊诗及法语口语，还包括由一些要人（包括教务长、副教务长，公学教师和许多伊顿的学生）主持的一场口试。埃里克通过了考试，从而避免变成用“甩动”鄙夷的话说，“当个一年只挣四十镑的办公室小当差的”。但当时伊顿没有学位，他未被马上招收入学。他在1916年冬天离开了圣塞浦里安学校，在威灵顿公学待了一个冬季学期，于1917年5月进入伊顿公学。
极为敏感的加文·马克斯韦尔承认终于离开圣塞浦里安学校时，“心里战战兢兢，满怀痛苦及自怜”。比他坚强得多的埃里克更像一个年龄大的男孩，据亨利·朗赫斯特引用他的话，他把能做到“当五年战俘后绝对身心健康”地离开，归功于之前他曾被囚于圣塞浦里安学校的生活。[16]这所学校给了埃里克过艰苦生活所需的基本训练，后来在疟疾流行的缅甸边远之地当流浪汉、厨房苦工和在西班牙北部冬天的前线时，（尽管他的肺功能不好）他都能抱着很大热情过艰苦生活。
在对《如此欢乐童年》所作的一篇富于洞察力的评论中，西西尔·比顿在对比了自己和奥威尔的经历后，说他突出并夸大了那种难以忍受的情形：
不可思议的是一个那样年龄的男孩能看穿所有层次上的势利和沃恩·威尔克斯的伪装。它写得有趣，引人发笑——但有夸大：老天作证，我憎恶威尔克斯夫妇，憎恶在那所学校待的每一分钟，跟他一样，同样惊骇于厕所里的臭味和污秽，同样害怕寒冷和食物的不洁。即便如此，我从来没看到过浴池里漂过一块人粪，也不记得锡碗边下沿有剩粥所结的嘎巴。我有种感觉是奥威尔迷恋肮脏，喜欢把玩矿工或者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穷困潦倒生活中的令人无比反感之处。
从正面意义上说，圣塞浦里安学校（以残酷的方法）开发了他的智力，强迫他人尽其才，把他送进伊顿，助长了他对游泳、打板球和拳击的积极性，在他去海岬那块起伏平缓的有草的丘陵地带多次长途散步后，这所学校也助长了他对博物学的兴趣。步枪靶场和学员队唤起了他对枪炮和军功的热情。它磨砺了他，让他学会努力，唤起了他的雄心，意识到自己的潜能，也加重了他终生相随的内疚感和对失败的恐惧、根深蒂固的防备之心、沉默寡言及慎于流露感情的性格。他总是讨厌这所学校，1939年，他高兴地得知它被烧毁了。
奥威尔承认，直到他已年满三十并且已经出了一本书后，“我总把生活计划建立在一个假定之上，即不仅任何重要的事业都会失败，而且我只能再活上几年而已”。[17]他不大可能真的以为自己会死在伊顿或缅甸，而他能通过有难度的考试去那里这一点，也不会表明他在未来会失败。但在他看来，成功被他被迫忍受的填鸭式教学所败坏。他常常觉得自己的人生被毁，他所做的或者能做的任何事都不会有任何好处。他把自己丧失自信及希望归咎于他被这所预备学校对他的物质掠夺和情感讹诈。他在那里培养了内疚、自怜和愤怒的感觉，也非常有意识地决定自暴自弃。而伊顿公学将给他那所预备学校显然未能提供的：自由，闲暇，相互砥砺的同学，活跃的教师，一个文明的环境和属于他自己的一个小隔间。
[1] 西里尔·康诺利（cyril connolly，1903—1974），英国作家、记者，著有《石塘》《承诺之敌》《不安静的坟墓》等。
[2] w.h.克里斯蒂（w.h.christie），《圣塞浦里安学校岁月》（st. syprian''s days），载于《布莱克伍德杂志》（ckwood magazine），第309期（1971年5月），第387页；亨利·朗赫斯特（henry longhurst），《我的一生与软弱时刻》（my life and soft times，伦敦，1971），第26页；域果·威克斯（hugo vickers），《塞西尔·比顿传》（cecil beaton：a biography，纽约，1985），第16页。——原注
[3] 本章有关《如此欢乐童年》引文部分，参考或引用了董乐山先生的译文（《奥威尔文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
[4] 加文·马克斯韦尔（gavin maxwell），《埃尔里格之家》（the house of elrig，纽约，1965），第81页；《全集》，19.358；362；詹姆斯·乔伊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1916年初版；纽约康帕斯，1956），第50页及《全集》，19.362。——原注
[5] 《全集》，19.357；364；马克斯韦尔，《埃尔里格之家》，第81页；戴维·奥吉维（david orgilvy），《血、头脑和啤酒：自传》（blood，brains & beer：an autobiography，纽约，1978），15页；西里尔·康诺利《诺言之敌》（1938年初版；纽约，1960），第166、169页。——原注
埃塞克斯伯爵（1566—1601）曾是伊丽莎白一世（1533—1603）的情人；布鲁克兰车道是英国的一处赛车场地，阿尔法—罗密欧是意大利出产的一种赛车牌子。
[6] 巴迪克姆，《埃里克与我们》，第46页；《全集》，2.38（这句话里的最后8个词在1958年纽约“大众图书馆”版本中被悄悄删掉，在此本小说的第36页）；《全集》，4.39。——原注
巴里即詹姆斯·m·巴里（james matthew barrie，1860—1937），苏格兰小说家、剧作家，著有《小牧师》《彼得·潘》等；史蒂文森即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1850—1894），苏格兰作家、诗人，著有《金银岛》《绑架》等。
[7] 奥吉维，《血、头脑和啤酒》，第15—16页；《全集》，12.164（1940年5月24日书评）；罗伯特·皮尔斯（robert pearce），《预备学校与帝国主义：以奥威尔的圣塞浦里安学校为例》（the prep school and imperialism：the example of orwell''s st. cyprian''s），《教育管理及历史杂志》（journal of educational and history），第22卷（1991年1月），第44页。——原注
[8] “魔鬼的契约”是一个比喻说法，含义可参考歌德的诗剧《浮士德》，其中浮士德为了获得青春、知识和魔力而向魔鬼出卖自己的灵魂。
[9] 《全集》，4.43—44；《全集》，19.356、359；杰罗姆·刘易斯（jeremy lewis），《西里尔·康诺利传》（伦敦，1997），第35页。——原注
[10] 沃恩·威尔克斯所言，见彼得·斯坦斯奇（peter stansky）和威廉·亚伯拉罕斯（william abrahams）所著《不为人知的奥威尔》（the unknown orwell，纽约，1972）第38页；约翰·克罗特里安爵士所言，见克里克《奥威尔传》第29页；《全集》，19.379。——原注
[11] 布伦海姆之战是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英国、奥地利、荷兰联军与法国、巴伐利亚联军1704年在巴伐利亚布伦海姆村附近进行的决战，马尔伯勒公爵是当时英荷联军的统帅；奥斯特里茨战役是1804年12月拿破仑·波拿巴指挥法军与俄奥联军在摩尔维亚的奥斯特里茨村（现在捷克境内）进行的决战。
[12] 《全集》，19.383；《全集》，10.10—12；克里斯蒂，《圣塞浦里安学校岁月》，第396—397页；刘易斯，《西里尔·康诺利》，第37页。——原注
[13] 塞缪尔·海因斯，《奥登一代》（the auden generation，伦敦，1976），第18—19页；格罗斯，《乔治·奥威尔的世界》，第7、8幅插图（杰罗姆·刘易斯关于康诺利的书如果不出错会很精彩，在其中他错误写道康诺利评了奥威尔的诗，而实际上是奥威尔评了康诺利的诗）；康诺利所言，见伦敦大学的大学学院奥威尔档案库所藏剧场电视台（arena television）节目《奥威尔在1984》；康诺利，《诺言之敌》，第170—171页。后来康诺利认为奥威尔的预言可能是在伊顿上学时作出的，而不是在圣塞浦里安学校。——原注
[14] 沃德豪斯（pelham grenville wodehouse，1881—1975），英国小说家、剧作家，1955年入美国籍，著有小说《城里的普斯密斯》、音乐剧《演艺船》等。
[15] 康普顿·麦肯齐pton mackenzie，1883—1972），英国作家，《留声机》杂志创办人，另著有《狂欢节》《论道德的勇气》等。
[16] 《全集》，11.253—254（1938年12月24日信件）；刘易斯，《康诺利》，第39页；马克斯韦尔，《埃尔里格之家》，第91页；朗赫斯特，《我的一生与软弱时刻》，第37页。——原注
[17] 威克斯，《西西尔·比顿》，第16—17页；《全集》，19.379。
第三章在伊顿公学松懈生活
1917—1921
1
十几岁时，埃里克从脸圆体胖——“有点儿像仓鼠”——长成了一个鹤立鸡群的高个子，他少年老成，身穿黑色长袍在校园来去匆匆。在伊顿上学时的照片上，他身边有几个长得非常漂亮，甚至美丽得有些女孩儿气的男生，这种显著的反差肯定让他对自己的长相有自知之明，甚至感到羞耻。有个同学尖刻地说：“他很强调自己确实长得难看，可是我觉得他这样说在很大程度上，几乎是把它当成一种乐趣。”似乎他有着最不讨人喜欢的容貌、最不快乐的童年、最愚蠢的父母和上了最令他痛苦的小学，而这些都有一定的优长。马尔科姆·马格里奇曾说，因为伊顿公学里所有上等阶层的男孩都作包皮环切术（如唐·巴卡地所画裸体画中的克里斯托弗·衣修伍德[1]），“在更衣室，（埃里克）因为没作过包皮环切术而很羞愧，总是遮挡着自己”。[2]在布莱尔看来，连他阴茎的样子也能使人联想到阶级差别。
1917年1月，拙于处世的埃里克在十三岁时被送进波克郡的威灵顿公学上了冬季学期，他孤独地度过了预备学校到伊顿公学之间的一段过渡期。如哈罗德·尼科尔森[3]所言，威灵顿公学（与圣塞浦里安学校类似）“着眼于提供大批合乎标准的年轻人去征服、治理和保有一个幅员辽阔的东方帝国”。威灵顿公学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智力出色是女人气的”，一个人只能通过身体力量来展示男性气概。埃里克发现这所斯巴达式学校军事化得令人压抑，唯一给他留下愉快回忆的，是在结冰的湖上滑冰。他5月份到伊顿公学上学后被问到对它感觉如何时，他说了句典型的带有讽刺意味的好听话：“不会比威灵顿公学更糟糕吧，那里真是操蛋到家了。”但他总算进了伊顿公学，并在此度过了关键的四年。
那年9月，年届六十、似乎已经安逸地完全退休的理查德·布莱尔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要么是被爱国热情所激发，要么可能是因为无聊，他突然报名参军。作为年纪最大的陆军中尉之一，他被派到一家印度劳力公司，在法国马赛附近一个军营管理一支负责运输的骡队。一开始，这可能让埃里克印象深刻。他父亲曾和家庭合影，照片中的他身穿军装，留着修剪过的胡子，挂着武装带，脚蹬高腰靴，看上去很精神。但是他父亲作为苦力的指挥官和国王的骡队管理人这种不光彩甚至是可笑的职业也可能让他难堪。这节奇特的插曲他在朋友面前只字未提，它会招来残酷的讥笑，而当时有几千个伊顿公学毕业生在前线打仗、捐躯。在《上来透口气》中，并不英勇的胖子保灵收到了“战争部的一封电报，要我负责看管十二英里据点的储备品，并留在那里等待进一步通知”，奥威尔在这里影射了他父亲从军一事。
当理查德被安全地派到法国，年少的孩子上寄宿学校时，艾达享受着自由的生活。她带着猎狗和刺绣品离开了亨里，和玛乔里在伦敦找了一套公寓，一开始是在伯爵街，后来在诺丁山道。艾达也参加了战时工作，在养老金部当文书。身材小巧的玛乔里当了个骑摩托车发放养老金者，她身穿制服，戴着头盔和护目镜，一副飒爽英姿。就像艾达在印度时似乎渴望过脱离丈夫和婚姻生活一样，所以当她一旦到了伦敦，无家务缠身，也许还与另一男性有染时，她不愿意在她的孩子渴盼已久的假期到来时照顾他们。
1917年11月，她请求好说话的巴迪克姆太太：“您可不可以好心地让埃里克和阿芙利尔去您家当付费的客人？”第二年11月，艾达声称她的孩子要求去巴迪克姆家，而不愿和他们自己的母亲及姐姐在一起，她再次请求：“您觉得可以让埃里克和阿芙利尔去您家过圣诞节假吗？他们恳求我问你而我答应了。”1918年12月，她说她没办法去亨里（乘一个小时火车即到）。次年1月1日，她再次抱歉地告诉宽容的巴迪克姆太太：“这个周末根本没办法把孩子们接回来。”[4]艾达忽视了对孩子们来说家人一起度假的重要性，这两个孩子几乎不认识他们终年不在家的父亲，大部分时间离家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生活，而只要战时规定允许，艾达就尽量待在伦敦享受她那种很大程度上只管自己的生活。
2
伊顿公学毕业生、性格忧郁的诗人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在其名诗《伊顿公学远景颂》（ode on a distant prospect of eton college，1742）中，赞美了这所学校所在地的美好景色：
高耸之尖顶，古时之塔楼，
将潮湿林中草地加冕，
彼科学楼仍感恩享受
亨利六世所遗神圣树荫；
尚有温莎高地庄严之顶
向下方延伸，
望去见树林、草地之属
中有草甸、树荫、花朵
蜿蜒之古老泰晤士河
银光粼粼曲折而去
在格雷笔下理想化的伊顿公学中，天真的男生因为希望和年轻的活力而自豪，幸福地意识不到成年生活中的痛苦、失望和“渐次耗去之年龄”不可避免的衰微。年轻的布莱尔会对格雷对纯真少年的描写持强烈怀疑态度。伊顿公学在亨里东面，相距只有15英里，它依曲折的泰晤士河而建。都铎王朝国王（即格雷笔下神圣的亨利）需要一批聪明、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骨干来为国家服务，因此创建了这所学校。西里尔·康诺利的传记作者提供了一段极好的当代描述：
伊顿公学由亨利六世于1440年创立；在著名的英国公学中，它曾经是，而且仍然是最气派的。在这里，中等阶层的男孩（如埃里克）和伯爵及外国要人的儿子共处一校。伊顿公学毕业生具有一种特殊的时髦、魅力、傲慢和自信，他们毕业后将统治大英帝国，占据帝国内最高的位置似乎是他们的权利，对英国生活每方面都产生跟他们人数不相称的影响……伊顿当时仍是个紧靠河边的乡间小镇，在温莎，那些高大的皇家城堡呈灰色高高矗立于高地之上。伊顿镇包括一条主街，窄窄的人行道边排列着店铺和私宅，显然全是给侏儒建的……（那些学生）绝大多数穿着不合身的肮脏的黑色燕尾服、黑白条纹裤子、磨损的黑鞋子、黑马甲、白衬衫和掖在里边的白领带，而且似乎为了跟一个年轻的殡葬业工作者完全相似，他们还戴上了黑色大礼帽。
奥威尔提到过高且硬的伊顿衣领“能把你的头锯掉”，在《通往威冈码头之路》中，他回忆“在1916—1917年的寒冷冬天”，学校学生和镇上男孩之间发生过“几场激烈的群殴”，打破了两者之间脆弱的停战协议。
伊顿公学内带回廊和铺鹅卵石地面的古老建筑散发着传统和得天独厚的味道，这些建筑曾经能，现在仍能给人以深刻印象。公学的建筑材料是深红色砖，包括两进庭院或称方院。大门和门房的小屋通向较大的校园，中间是一座威风凛凛的创建者塑像。门口上方是“上校”，左边是“下校”，教室是原来的，属中世纪后期建筑，装着铅窗。埃里克坐不平的凳子，在一张几个世纪学生刻画过的课桌上学习。对面是那座宏伟的教堂，进去要走上宽阔的石头台阶。经过一间门房，通向的是或称“静地”的第二进庭院和食堂，里面挂着历史肖像画和长而高的餐台。公学图书馆，在食堂上面，里面藏满了珍本图书。这个上有遮篷的静地与开阔、草色青青的运动场相接，远方是蜿蜒的泰晤士河。118码长的红砖长墙尽头有一棵榆树，而另一端有开在直角相接墙上的一个门，把榆树和门当作一种“墙赛”（wall game）的球门，这是一种对抗激烈的足球比赛，只在伊顿公学进行，外人对规则不得而知。
伊顿的学位十分难得。1917年时，学校的男生有一千一百名，全都经过竞争激烈的考试才被招收入学。埃里克属于更为少数的精英学生，是七十名“公费生”（colleger）或称“国王奖学金生”（king''s schr）之一，这些人获得了学业奖学金。西里尔·康诺利形容在这所修道院般的公学里，他们的生活几乎跟委拉斯开兹[5]时代的西班牙宫廷那样正式、等级分明和讲究礼数：“七十个获伊顿奖学金的学生同住在一幢半是维多利亚风格、半是中世纪风格的房屋里。在那里，他们受公学校长管理，校长之下是学校里的队长（总是一个资助生）和九个六年级其他学生，他们竖着衣服领子，可以用藤杖打人，可以有跟班（年纪小的男生为大一点的男生做些仆役工作）。所有男生都按照何年获得获学金分成届，一届届学生在学校一级级整体往上，每届代表一代人。公费生一起住在学校最古老的房屋里，坐在粗糙的课桌前，跟伊顿的古老传统联系紧密。
其他男生大约有一千名，被称为“奥皮旦”（来自拉丁语，意为“在城里”），他们住在散布村内的维多利亚时期红砖住宅里。“奥皮旦”一年的教育费用是一百镑，而公费生一年花费不到二十五镑，其中还包括学费、住宿、膳食的娱乐项目费用。虽然这只是他在圣塞浦里安学校时费用的四分之一而已，埃里克仍然总说“昂贵”。比起那些势利和对体育狂热的“奥皮旦”，公费生——其中有许多如果不是因为奖学金，就会上不起伊顿公学——更有民主精神和有较高智力。奥威尔在公学的同期校友（同学）除了康诺利，还有几位后来开创了辉煌的事业：斯蒂文·朗西曼爵士（sir steven runciman），他是一位子爵的第二子，是研究拜占庭帝国和十字军东征的杰出历史学家；罗杰·迈纳斯爵士（sir roger mynors），牛津大学拉丁语教授；还有罗伯特·朗登（robertngden），威灵顿公学校长。“奥皮旦”中包括小说家安东尼·鲍威尔（anthony powell，他后来成为奥威尔的好友）、小说家亨利·格林（henry green）、旅行家罗伯特·拜伦（robert byron）、作家及美学家哈罗德·艾克顿（harold acton）。约翰·莱曼（john lehmann）写道，公费生“住在我们的房屋里，自豪于与其他一千多学生分开而居的不同待遇，得意于被认为是书呆子……享有只属于我们的特权的荣誉，在教堂有特定的座位，我们自己玩别人不明白的‘墙赛’……有一种在思想上自成一体的手足情谊”。对奥威尔而言，能在“聪明男生之巢”，在那个“聪慧年轻人的温室”里受教育，乃是一种智力上的重要优势。[6]
3
同期在伊顿公学上学的克里斯托弗·霍利斯毕业后上了牛津，跟奥威尔在缅甸见过面，后来成了一个出版人和下议院保守党议员。他说与圣塞浦里安学校的残忍仪式比起来，伊顿公学的入学式[7]要温和得多：“所有公学新生都轮流站在被称为寝室的宿舍里的一张桌子上，每人都要唱首歌。”这就发生在集合于一个大火堆周围的其余公学学生面前。“奥威尔唱了《从邦戈尔乘车来》——唱得不是很好。”后来，这成了他在《论坛报》（tribune）上一篇随笔的主题。奥威尔在《苏格兰学生歌曲集》中找到的那首美国19世纪歌曲的开头一段是这样的：
从邦戈尔那边来，
乘的是东部火车，
缅因州的森林里
打猎晒成古铜色。
八字再加连鬓须，
胡子留得长又长——
那边坐着个学生，
个高、苗条又漂亮。
这首歌唱的是一个蛮荒之地来的猎人和一个弱不禁风的小姐之间的一次亲密接触，那位小姐想把一粒灰从男主人公的眼里弄出来，却发现耳环被缠进他的络腮胡里。埃里克唱的歌吸引了那些男生，效果极好，避免了被他们用书和苹果乱砸。埃里克也生动地朗读了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短篇小说《自杀俱乐部》（the suicide club）。《伊顿公学纪事报》报道说：“布莱尔的讲述题材选得巧妙……布莱尔讲述此故事的平缓和无动于衷的冷静口吻使故事本身产生效果，不用说很成功。”那个短篇里，一群年轻男性聚在一起打扑克牌、喝香槟，同时也评比谁能提出解决无聊的最有效做法。有个角色为这个短篇定下了深有意味、厌世的语气——这也会吸引那些男生。他认为：“在我看来这种困扰似乎不是很大。如果一个人决心要自杀，天哪，就让他像个绅士般去做吧，这番高谈阔论是不合适的。”
在伊顿，埃里克对博物学、吸血鬼和超自然现象的兴趣更是发挥到了极致，甚至达到匪夷所思的程度。他和罗杰·迈纳斯解剖过从本地的屠夫那里讨来的动物器官，也用弹弓打死过一只鹩哥，把它偷偷带到实验室划开了它的胆囊，里面令人作呕的胆汁喷出来弄得一团脏。据克里斯托弗·霍利斯所言，布莱尔曾涉猎黑色艺术，有次“用肥皂做了一个他仇敌的像，并把他取回来的换洗衣服上的大头针全找来，斜插在那个肥皂做的小人身上”。[8]这种有点伏都教巫术味的做法结果特别显效，那个受害者经历了一系列不幸事件，而且挨了打，直到埃里克最后心软而撤销了诅咒。
抛弃了这些孩子气的恶作剧之后，埃里克变成了一个博学的愤世嫉俗者。他一副高高在上、睥睨一切的样子，嘲讽循规蹈矩之人视为神圣的一切：必须参加的比赛，军官训练队，基督教信仰还有王室。如在圣塞浦里安学校时排斥过“战争、大英帝国、吉卜林、苏塞克斯郡还有好品质”那样，在伊顿他也如此。康诺利写道，他“总在嘲笑‘他们’——这是个马克思加萧伯纳式概念，其中包括教师、老公费生、教堂和老年反动分子”。但是他的愤世嫉俗并不影响他讲义气的一面。康诺利记得当埃里克“发现一个恶霸学生在折磨我时”，对他施以援手，打倒了那个学生。
布莱尔有种不落俗套的幽默感，喜做荒谬之事。他的保留节目是到处询问新生的宗教信仰，并提出一系列已经失传的信仰：“你是个昔兰尼主义者、怀疑论者、伊壁鸠鲁主义者、愤世嫉俗者、新柏拉图派、儒教徒还是琐罗亚斯德教徒？”[9]他会询问一个迷惑不解的少年。“我是个基督徒。”“‘噢，’埃里克说，‘我们以前没这种。’”他怀疑宗教，嘲笑牧师教师并对一个伊顿同学说过：“教职工里至少有六个教师靠基督受难日子过得不错，一年瓜分的钱超过两千镑……我看这肯定是有史以来获利最丰厚的事件，而他们全说得好像但愿它没发生过似的。”
被激怒时，他也会说出一些令人难忘的反驳话。“好了，布莱尔，”有位教师说——他这样说可能激起无礼顶撞，“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要么是你，要么是我，得离开这里。”布莱尔不免会反驳：“恐怕呢，那会是您，先生。”读勃特勒和萧伯纳的作品助长了他对传统宗教和家庭生活习俗的敌视，他公开贬低自己的父母也令同学们震惊。他曾说他母亲是个“很蠢的女人”，这时又将她贬低为一个“轻浮的人，对他认为人们应该感兴趣的事一概没兴趣，并说他父亲显然对任何事都不感兴趣”。[10]做出这些评论时，埃里克都在炫耀其学识，有意出语惊人，给朋友们造成的印象是他是个愤世嫉俗、聪明、反叛的人——甚至有点出格，但的确跟其他学生不一样。
在伊顿，埃里克在朋友们看来似乎特别成熟、精通文学和惯于讽刺。对他有生动印象的斯蒂文·朗西曼同意康诺利的话，即埃里克有“很大程度上说是最有趣的性格。我喜欢跟他在一起。他的脑筋转得跟别人很不一样，反应也跟一般学生不一样……他喜欢卖弄知识，特别是在那些教师面前，在发现有谁读那么多书时，他们甚至会有点儿吃惊”。
跟许多同学一样，朗西曼觉得拿不准埃里克的友情是真是假，也担心自己不是个有趣和对别人有激励作用的朋友。由于不能理解他那古怪的冷漠，朗西曼认为埃里克似乎对人性，而不是对个别人的所想所感有兴趣。如另外一位同学所说，他“相信自由的爱，但似乎从未爱过谁”。朗西曼认为他后来所写的小说反映了他那种不近人情的超脱，并说埃里克“是个古怪的男生，没有真正喜欢过别人。他喜欢他们聪明的一面和作为交谈的对象，但朋友对他而言，真的一点意义也没有”。埃里克虽然跟别人一样需要朋友，却有意努力去过不需要朋友的生活。他对自己母亲的失望和对威尔克斯夫妇的反感令他相信谁也不是真正爱他，他也不配被爱。他用有意为之的冷漠和愤世嫉俗的高傲来保护自己的内心感情不外露。
朗西曼曾在艾达不能或不愿让埃里克回家时邀请他去家里度假，但埃里克总坚决拒绝。朗西曼认为他永远不会努力给别人留下好印象，不会放弃自己的个人主义标准去遵守一种不同的、更为社会所接受的行为模式。埃里克总声称他比伊顿公学里的每个人都穷得多。“更应该说，那是关于他自己（艰苦生活）传奇故事的一部分，我想他最初创造这一传奇故事的时间要追溯到缅甸生活变得不如意时。”[11]
4
埃里克的咳嗽仍久治不愈，在伊顿公学曾两度染上肺炎。在圣塞浦里安学校时，“桑保”注意到他“喘气喘得像架手风琴”，尽管那里的伙食少而差，却声称埃里克的病是因为吃得太多而引起。伊顿公学的伙食要好得多，但在量上只是稍微多了一点。午饭后，那些男生就再也不能饱饱地吃一顿了。下午茶时，他们吃的只有面包加黄油；晚上八点钟，他们吞下难吃的晚饭——汤或炸鱼，更为经常的是面包和干酪——喝的只有水。公学的男生经常从家里收到食物包裹，以烤松饼和火烤的香肠来补充不足的伙食，但布莱尔从未提到过这些美食。
虽然被健康不佳所折磨，埃里克仍积极投身于体育活动。除了顺着泰晤士河顺水飘浮或慵懒地躺在河岸上，他还热衷划船、游泳和钓鱼，他以伊顿学生中所谓的“湿学生”（与“干学生”相对）而知名。他在显然模仿吉卜林的《如果》而写的诗作《墙赛》（1919）中写道：
如果你能保持精神不垮，当周围所有人
在尽其所能压制你时……
你只有比赛，一切都在其中，
你可以穿起你的墙赛服，孩子。
克里斯托弗·霍利斯记述道：“《公学墙赛纪事册》称赞了埃里克踢得冷静而且熟练，不仅在圣安德鲁节[12]那天，整个赛季都是。‘埃里克踢了几脚漂亮的球。’‘埃里克头脑冷静，一个急停。’”他也提到“手抛球射门极难，几年都无人射进一个”。但在1920年10月6日的一场比赛中，埃里克进了一个这种极难进的球（后来有人因为他在缅甸也踢过足球而记得他），从而达到了他运动生涯的顶峰，并在伊顿公学扬了名。
埃里克上的这所学校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军事训练，他在缅甸、西班牙和英国地方军（home guard）时，那些训练都派上了大用场。就像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所写的：“七岁时，我就成了海军联盟的成员，穿一套水兵服，帽子上有‘无敌’字样。甚至在参加公学里的军官训练队之前，我就参加过私立学校的学员队。十岁起，我就时不时扛过步枪。”他写道，在伊顿，“在军官训练队阅兵时，敢于表现得懒散和对战争不感兴趣被认为是种觉悟表现”。[13]野外军事演习日时，他鼓励学员脱下闷热的制服，给他们朗读非常讨人厌的《埃里克，或者，循序渐进》，那是他为那次演习特意带来的。但他特别喜欢用指南针、读地图、步枪刺杀练习，后来曾遗憾自己不够年龄参加一战来检验自身的男性气概。
他嘲笑地回忆战争期间，“一张西部前线的大地图被钉在一个架子上，顺着一列之字形排列的图钉扯着一条红丝线。那条线偶尔向这个或那个方向移动半英寸，每次移动都意味着尸积成山”。尽管埃里克关注伤亡惨重的战斗，毕生记着那幅战争地图，但主要关心的还是学校的伙食退步了，黄油换成了人造的。
1918年停战日[14]那天，学校放了半天假，全校学生顺着大街行进，挥动旗子，欢呼得直到嗓子嘶哑。埃里克认为在一片兴高采烈中，那些学生比他们的教师更明智、更有人性，如他在《通往威冈码头之路》中所写：“比我们年长的人替我们决定好我们应当以传统方式，即在敌人倒下后大喊大叫庆祝和平的到来。我们要举着火炬行军开进校园，唱沙文主义歌曲，如《不列颠来统治》。男生们嘲笑整次活动，给唱的歌换上了亵渎和煽动性歌词，我认为他们应以此为荣。”这些小伙子跟那些年长者不一样，他们意识到可以庆祝的理由很少，因为5700名参战的伊顿毕业生在率部战斗时，差不多有一半人伤亡。
1920年8月，当埃里克去波尔派罗与家人一起度假时，他有了首次流浪经验，其宿营技巧得以利用。在没赶上下趟火车时，他被困于一个没有电话的村子，口袋只剩下六便士。在面对要么买东西，要么找房间住时，他买了一打小圆面包，在一块农田里露宿。“这次冒险让我很自豪，”他告诉朗西曼，“但是不愿再来一次。”[15]艰苦生活并非自然就能过上，到后来，他不得不强迫自己去当个流浪汉。
在1919至1921年在伊顿上学时所拍的照片上，埃里克看上去放松而且镇静。在一张照片上，他和一群年轻的游泳者在一起，他交叉着腿，一只手放在臀部，头发湿漉漉的，身穿带条纹的游泳衣。在另外一张照片上，“墙赛”之前，他戴着帽子，松开衬衫领扣，卷着袖子，和另外11个年轻人装模作样地照相；要么是头发蓬乱，戴着皮手套，站在墙手球[16]场外微笑着。还有一张照片上，野外军事演习日演习时，他身穿制服，脸上微有笑意，双手抓紧立在打绑腿的两腿之间的步枪。他也更正式地坐在一群“国王奖学金生”中间照过相，他们都穿着浆硬的白衬衫及高领，打着蝴蝶结，头发油亮地偏分。他靠着一堵石墙，随随便便地把一只大手垂放在腿上。他也曾以最放松的姿势，头戴一顶大而松软的太阳帽，胳膊下夹着一条卷着的毛巾，嘴里叼着一根香烟。1921年离开伊顿时，他在照相馆照了一张相。这张相片展示他脸部四分之三的面积，照到了头和肩，厚密的头发梳得很整齐并且偏分；他穿的是三件套法兰绒套装，打着带点的领带并用一根金别针固定在衬衫上。
他在伊顿的生活即将结束时，一贯超然且严肃的埃里克未能抵抗公学里常见的情感之患，喜欢上一个比他小的男生。更糟糕的是，跟他争夺这个男生感情的对手是西里尔·康诺利。埃里克对自己的长相有自知之明，虽然西里尔长得也不漂亮，但极有魅力，极聪明。他知道自己在这场浪漫比赛中能轻易取胜，并为胜过奥威尔而得意。在给另外一个朋友的一封信中，他引用了埃里克写的一封很是可怜巴巴的信，埃里克在信中恳求西里尔不要破坏他的机会；然后西里尔（以插语方式）嘲笑了他，并以自己恶意的评语令嘲笑升了级：
我收到了布莱尔写的一封奇怪的信。我只对它部分引用。“我担心我喜欢上了伊斯特伍德（调皮的埃里克）。这可能让你吃惊，但我向你保证这不是想象出来的（没感到羞耻或后悔）。问题是不管怎样，我认为你也是（纯洁者眼里一切都纯洁），你在那一方的一端。我不嫉妒你（高尚的埃里克）。可是你，虽然不嫉妒，但有可能获得那种或许称为‘独占权’的权力……因为你对伊斯特伍德有很大影响，你也许会让他不管怎样与我反目，甚至可能警告他躲着我。我请求你别这么做。当然，我不是请求你让出你在他身上的那一份，只是别说难听话而已。”……
当然我很喜欢他，并会把他从布莱尔那里偷过来，布莱尔根本不值得同情。在你喜欢上某个人时，你不能去拥有宝库者那里要求分一半……总之，伊斯特伍德注意到了，满腹疑心，因为他讨厌布莱尔。
布莱尔大概为这段短暂的同性恋情感到内疚，后来贬斥奥登和斯彭德[17]为“女人气的男性”诗人，以使自己远离这种感情。
还有另外一件事，在其中埃里克再次是个被动的受害者，这次甚至与其性格更不相称。他一直反对体罚，并认为“完全是恶心和野蛮的”。他的跟班记忆中的他是个“亲切和气、很孤僻、很讨人喜欢、好心的主人”。但埃里克也是顽强的，能够保护自己。在圣塞浦里安学校时，有一个学生残忍地扭过他的胳膊，事隔不久他就报了仇：“我以能装出来的最无恶意的样子走向伯顿，然后用尽全身力气一拳揍在他脸上。”在伊顿，他揍过一个捉弄康诺利的恶霸学生。而在《通往威冈码头之路》中，在把下煤窑采煤的下层社会粗鲁小伙子和仍在校读书的中等阶层男生比较时，他总结道：“不能想象一个工人阶层的十八岁男孩会忍受被人用藤条抽打！”
但在1921年，埃里克十八岁时，是他忍受了被人抽打，不是被一位教师打，而是被同学打。康诺利写道：“即将毕业那届的学生掌权，打人是家常便饭。我们愤慨的是埃里克是因为祈祷迟到而被打……奥威尔和惠托姆都是十八岁的小伙子；他们刚上完六年级，而被跟他们年龄一样大，同是毕业那届的学生打，就好像他们是跟班……（他们打他）是以子虚乌有的政治理由指控他。”[18]这次被跟他同等的人对他进行羞辱性惩罚，跟他因为真的做错什么事被打很不一样。
埃里克为何屈服不得而知，他可能受到了那些强势的高年级团伙的威胁，或是被迫屈服。在伊顿待了四年后，他有可能更接受了那个弱肉强食的体制，虽然不想被视为懦弱，但又觉得非屈服不可。不管怎么样，“以子虚乌有的政治理由指控他”强化了已在他心目中形成的一个观念，即寄宿学校有很多极权主义社会特点。
5
在《如此欢乐童年》中，奥威尔写道，跟在圣塞浦里安学校比起来，他在伊顿“相对要开心一些”。对他来说，承认这点很不简单。“我知道在公学会有更多隐私，更被忽视，有更多懒惰、自我放纵和退步的机会。”获得奖学金后，他决心“松弛下来，不再死命读书”。他还宣称：“十三岁到二十二三岁之间，可以避免的功课我几乎没做过一点。”此处的关键词是“可以避免”，他再次（跟他说自己“丑陋”时一样）满足了自己对夸大其词的爱好。但堕落的机会——抽烟及同性间调情——是有限的。他太个人主义，乃至不能当一名好学生，伊顿五年里，他在学习上表现平庸。1920年，他在140人的班上取得了第117的糟糕名次。但是他也相当够用功的了，那些盯得很紧的教师会确保其学习不落下。他在二十岁出头离开伊顿公学后，被迫非常努力地学习和工作，先是准备当缅甸警察的考试和培训，然后是作为一个警官执行艰巨的任务。
伊顿公学在学业上的安排很严格，没多少松懈的余地。“七点半有‘早学’，就是早饭前上一节课，然后上三小时课和做一个小时作业或者在指导教师指导下学习。一星期三个下午，先是有组织的比赛，接下来上两个小时的课或预习。”1918年，即在第二学年里，他上了希腊语、拉丁语、英语、法语、神学、数学和科学。接下来一年里，他继续学习拉丁语、法语和神学，也学习古代史、地理和莎士比亚戏剧。他八岁起就开始学习拉丁语，十岁起学习希腊语，对这两科都厌恶至极。少年时，他读到过亚历山大大火[19]，很多古希腊悲剧的原文被烧毁，这个少年门外汉“对其极表赞成”，这样在《利德尔和斯考特辞典》中就“少查很多单词”。[20]
埃里克的一些更有内涵的同期校友（如哈罗德·艾克顿及布赖恩·霍华德）把持着伊顿公学的报刊，也在伦敦发表过作品。跟他们的作品相比，奥威尔在《学届时报》和《公学岁月报》上发表的都是传统性的，也很乏味。但在1920年夏天，他和朋友丹尼斯·金-法罗一起印了两期《公学岁月》，上面全是广告和著名作者的稿件。他们在伊顿、哈罗两公学于洛兹举行的板球赛上叫卖，赚了可观的两百镑，那是一个公学公费生学费的八倍还多。后来接手这份杂志的约翰·莱曼解释说：“如果一个人能发挥出足够精力和中等精明的经商能力，就能赚到钱，比我们梦想过赚的还要多。”
尽管埃里克对自己的智力自视甚高，但对某些教师，他还是尊敬的。他景仰m.r.詹姆斯（m. r. james）——他是学校里的教务长，写过一些著名的鬼故事——他给人的印象是规矩、安排的考试都很可笑。奥威尔特别喜欢非常古怪和可怜的奥尔德斯·赫胥黎[21]。赫胥黎接替一个去前线服役的法语教师，徒劳地努力教英语和法语两门课。他毕业于伊顿公学，到1917年已经出了两本诗集，伊顿大街上斯波蒂斯伍德书店的橱窗里就有。赫胥黎的视力很差，缺乏经验，没有安全感，无力维持秩序，他万分讨厌必须待在教室里的每一分钟，特别憎恨“不停装作更有知识、值得尊敬和为人师表”。
爱德华·萨克维尔—韦斯特曾写到那些男生对赫胥黎无礼得惊人：“可怜的奥尔德斯！他肯定是那种面对一班学生的教师中最不称职的……奥尔德斯会不时停下来，抬头看，用恳求的语气说：‘噢！安静！’但没有一个学生哪怕听他一点点话。”在他第一部长篇小说《滑稽的环舞》（antic hay，1923）第一章中，赫胥黎通过男主人公表达了自己深深的绝望，那个主人公反思在教室里度过的痛苦的白天和花在一堆令人望而生畏的试卷上的一个晚上：“绝对不能再这样了，不能再这样了。夏季学期有十三周，秋季学期有十三周，春季学期有十一二周，然后又是十三周的夏季学期，会永远继续下去，永永远远。这不行，他要离开。”无怪乎，奥尔德斯的弟弟朱利安告诫过斯蒂文·朗西曼：“你一定永远，永远别跟他提伊顿！”[22]
朗西曼觉得赫胥黎不知道怎样与学生交流，教给他们的东西很少，但是他欣赏赫胥黎具有非凡才智的一面，他的所述比萨克维—韦斯特的多了些同情：
他又高又瘦，脸长得比我们大多数老师都年轻得多，又似乎看不出年龄，一双眼睛常隐藏于度数极大的眼镜后，几乎看不见东西，但又几乎令人不安地善于观察。他站在那里，有点儿像是个殉道者，但同时又极其出色……
我现在一点也想不起来他教了我们什么，可他是个广义上的教育者。他让我们初步认识了以一种不受束缚的知性方法看待事物的引人向往之处。
埃里克看到的不仅仅是赫胥黎的有心无力和令人同情地努力维持秩序，也不喜欢同学们的无情讥笑。他喜欢赫胥黎的“用词，那是埃里克·布莱尔很欣赏的地方”。奥威尔总站在劣势一方，“因为觉得他有趣，非常维护赫胥黎”。[23]
懒散、自以为是、非常反叛的埃里克不可避免地与更为专横和跟他志趣不相投的教师们发生冲突。在埃里克的学习生活中，最突出的是其导师安德鲁·高（1886—1978），他监督其学习并教授古典文学。高的父亲当过威斯敏斯特公学校长，他本人是个典型而且乏味的古典文学教师。他受教于拉格比公学和剑桥三一学院，1914至1925年在伊顿教书，后来当上了三一学院的评议员。他编了许多本希腊文学的学术书，1936年出版了他为朋友a.e.豪斯曼[24]写的传记。埃里克会背《什罗普郡一少年》（a shropshired）中的许多诗，而且很可能也跟高讨论过。埃里克觉得高“奶奶”——或称“沃格”（将其名字“gow”嘲弄地倒过来拼）[25]——繁琐而且有老处女气，对高那种精确、寻根问底的教学法不感兴趣，也对花大量时间在拉丁语和希腊语翻译及作文上感到厌烦。在一首粗糙但出自内心的打油诗中，他讽刺高对荷马的崇拜属多愁善感，讽刺他对意大利绘画的欣赏是“逃避现实的姿态”。他也讽刺了另一位教师，即秃顶、戴眼镜的约翰·格雷斯，他倾向“过分喜欢”漂亮男生：
蹒跚走来的沃格用希腊语尖叫：
“我脸上又长了一根毛。”
格雷带着癞蛤蟆般的微笑以拉丁语作答：
“希望您已经新长出好看的一堆吧。
可我在心底低沉地放个大屁！
觉得威尼斯派绘画怎么样呢，您？”
高也可能启发奥威尔写出了《上来透口气》中那位令人又爱又恨的学者式教师波提欧斯，是那种“有教养的牛津毕业生，会在放满书本的书房里踱来踱去，引用着拉丁文句，吸带有纹章的罐子里的好烟丝”——跟真实世界完全脱离接触。高不喜欢埃里克，也生气于他的懒惰，从来没能让他用功，以使他人尽其才。他记忆中的奥威尔“总有点儿像个懒鬼和逃避者”，是个胆大妄为的男生，“尽可能惹是生非”“非常讨人嫌”。而朗西曼（后来在三一学院和高成了同事）觉得高“奶奶”冷漠而且傲慢，他认为高是个不错但并不出色的学者，一个称职但无激励性的教师，他促使埃里克脱离那种舒服的懒散生活，强迫他用功学习。“他不喜欢小男孩，”朗西曼说，“根本不理解他们。我当时很不喜欢高……埃里克是高完全不理解的那种学生，我完全理解埃里克。”[26]他急欲冲破学校里束缚性的条条框框，去做一些激动人心和重要之事。
6
埃里克从伊顿毕业后不久的1927年到1933年，“（学生中的）57%进了牛津和剑桥大学，20%进了军队，16%直接从商。”他那届从伊顿公学毕业的14名公费生中，11名进了牛津和剑桥大学，2名从事家族生意，而埃里克加入了缅甸警察，是什么令他如此偏离传统轨道？
我向安德鲁·高提出过此问题，1969年1月1日，他回复道：
乔·奥从伊顿毕业前不久，他父亲来跟我讨论他的前途。他说奥上不起大学，除非能得到奖学金，我说——而且显然的确如此——他一点也没有希望得到奖学金，做这种努力会浪费时间。我不记得我是否加上一句，不过我肯定是那样想的，那就是他表现出的对课程的爱好和天资显然都很少，我怀疑不管怎样，他是否有资格上大学……
布莱尔先生提到缅甸警察并说他已经，或者说将询问能否加入……在此问题上，布莱尔极少可能跟伊顿公学里的别人讨论过。[27]
1975年，我发表了收到的这封显然具有权威性的信，也经常被引用。回头想一想，考虑到高的性格和他与埃里克的关系，如今看来他的信似乎可疑兼为其本人利益服务。埃里克是能够在得不到奖学金的情况下上大学的，而除了对高，也并非“显然的确如此”无望得到奖学金。埃里克在考试中表现不错，他对课程的爱好和天资已使他考进伊顿公学——那比牛津大学的报考淘汰率要高得多——后来又使他考上缅甸警察。无论如何，是否有资格得到大学教育不能单以学业衡量。
埃里克的同期同学对其学业前景的看法很不一样。康诺利声称伊顿公学的奖学金学生很容易就能进剑桥：“大多数公费生都进了国王学院，那里的奖学金唾手可得，能在此避风港多待几年。”现在是伊顿公学教师和图书馆员的迈克尔·梅雷迪思证实了他的话，他说：“埃里克从伊顿毕业后是能够进入牛津的，所有学生都进了。”尽管对埃里克而言，努力取得奖学金并非浪费时间，但是高不想把自己的时间浪费在一个他认为懒惰和无抱负的学生身上。朗西曼认为高更喜欢那些更有把握获奖学金的学生，他可以教他们和对其寄托希望。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大学寻找的是有希望的、不平常的学生，会做出开明选择。埃里克尽管怪，仍会是他们想要的学生。
克里斯托弗·霍利斯与高意见相悖，他强调说埃里克有无助学金都能上大学：“他能毫不费力获得奖学金，如果奖学金数额不足，正如我高兴地有机会得知，伊顿会慷慨补贴奖学金，以使一个穷男孩能上大学……家境穷困——不管有多容易提到这点——真正说来与此无关……奥威尔无疑能上牛津或者剑桥，而不用花他父亲一个子儿。”[28]
但埃里克本人抗拒上大学这一想法。他上圣塞浦里安学校和伊顿公学已属被迫，在终于能够自己做主时，他不想延长在大学之类的避风港度日。如果他想进入前程似锦的印度文职官员行列，他会不得不花三年在剑桥读一个学位，然后还要学习一年，准备参加竞争激烈的招考。他父亲可能愿意为他支付上大学的费用（如果绝对必要），从而让他能当上印度文职官员。但是当儿子的（如奥威尔后来在《保持叶兰繁茂》中所写）不想走一条平坦的道路，成为“那种有钱的混蛋，他们以如此优雅的姿态从伊顿滑行到剑桥，并从剑桥进入文学评论圈”。他最终也会进入文学评论圈，是通过自己的曲折道路奋斗达到，而不是滑行到。
这样，“去哪儿”就成了问题。埃里克的童年朋友杰辛莎·巴迪克姆声称布莱尔夫妇为埃里克的前途吵过架，理查德（终于有一次）占了上风。艾达指责“布莱尔老先生对于埃里克的将来态度顽固”，他坚持认为在印度任职“是唯一一种他容忍儿子从事的职业”。布莱尔太太“不顾一切地努力到最后一分钟想让他上牛津”。
当缅甸警察是个折中的选择，让埃里克能追随父亲的足迹在东方服役，尽管跟在印度当公务员相比体面程度相去甚远。他上够了学，但仍受到帝国主义精神的影响，大英帝国在他心目中地位甚高。他被自己出生在莫蒂哈里的事实吸引到了印度，又被他母亲记忆中的异国情调的、甚至是王室般的少女时代吸引到了缅甸。他的外婆当时仍住在毛淡棉，虽然已经穿起当地服装，但在那里住了四十年后，当地话仍一句也不会说。
对埃里克有很强吸引力的是制服、金钱、冒险、危险、权威和半军事性警察机关，那让他得以负责帝国的一小块地方。尽管这份工作看上去也许对我们所知的作家奥威尔完全不适合，但年轻的埃里克似乎渴望从事这种工作。斯蒂文·朗西曼解释了他的性格和动机：“在当时，缅甸警察是个不错的工作，工资相当高。你一开始……就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职责，很大程度上可以自作主张，我想是那吸引了他。我一直知道他没有上大学的意图，他不想。我还要说，那种说他太穷上不起大学什么的……全是胡说八道。他想去东方。”[29]
7
按惯例，伊顿公学的学生在毕业时，都要向公学阅览室赠送一本书。通过赠一本萧伯纳的戏剧《不相称的婚姻》（misalliance，1910），布莱尔表达了他对这所学校的矛盾感。[30]奥威尔后来对伊顿评价很差，特别是在二战中，当时在他看来，特权是一种诅咒。回头想一想，他往往低估了伊顿公学在开发智力上的价值和对他产生的影响。他形容公学教育是“在势利的温吞水里沐浴了五年”，而且坚持认为伊顿和哈罗两所公学的全部价值“从在那里上过学的人的角度看来，那是他们的特权”。他曾懊悔地告诉一个女性朋友：“如果我是被送往另外一所学校，一所更自由一些的男女同校的学校该多好，我会比在伊顿快乐得多。”在1940年所写的一份个人简历中，他直截了当但是误导性地断言：“我在那里没用功，学到的东西很少，我认为伊顿对我的成长说不上有多大影响。”[31]
另外几次，他承认伊顿经历有积极的一面。戴维·阿斯特（david astor）——他是伊顿毕业生，当过《观察家报》（observer）编辑，也是奥威尔的朋友和资助人——强调奥威尔在学校享有很大自由，想读什么都可以。实际上，伊顿公学就是他的大学。奥威尔觉得他已经得到了良好的教育，曾说如果他们肯更换那种死气沉沉的正式服装，他会把自己的儿子送到那里读书。1948年8月，奥威尔在为《观察家报》评论一本关于伊顿公学的书时，称赞了那里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传统和人文环境，以至于甚而鼓励学生发展出独立个性：
它有一大优点……就是有一个宽容和文明的氛围，给每位男生一个公平的机会以发展自己的个性。理由可能是，作为一所很有钱的学校，它养得起很大数量的教职工，那意味着教师们没有过劳；也意味着伊顿部分逃过了阿诺德博士着手进行的公学改革，把属于18世纪以及甚至属于中世纪的某些特性保留了下来。不管怎么样，无论其未来历史怎样写，它的某些传统值得被记载。
这是典型的奥威尔口吻，他赞扬伊顿公学，因为它逃过了维多利亚女王时期由虔诚而且狂热的阿诺德博士进行的改革，这位博士把活跃的校童变成了一本正经的道学家。
除了一些前后不一致的作品、几句愤世嫉俗的评论和在球赛中进了一个难得的球，埃里克在伊顿公学也没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除了康诺利，他根本没交什么好朋友，直到在1930年遇到理查德·里斯爵士。年轻时的埃里克无任何非凡之处，没有多大希望成为天才人物，也几乎无任何迹象能表明他将成为一个杰出的文体家和本世纪最有影响的英国作家。
但伊顿公学在他身上留下的印记经久不去。许多年后，当里斯——一个从前的非公费生，当时是《阿代尔非》（adelphi）杂志编辑——间接提到他们穿过的学袍（或称“宽袍”）并随意地用一个嘲弄性的外号称呼公费生时，奥威尔流露出对当过获奖学金学生这点依然有强烈的敏感：“1948年的一天，在我已经认识他有十八年后，我不小心用了‘塔各’一词，尽管他太礼貌以至于什么也没说，但还是皱了下眉头，似乎我践踏了他最精心侍弄的玉米地。”基于他们的共同点，他终生跟许多伊顿毕业生保持着密切而重要的友谊：除了戴维·阿斯特、理查德·里斯，还有一些同期校友（同学），如西里尔·康诺利、安东尼·鲍威尔和克里斯托弗·霍利斯，还有作家约翰·斯特雷奇（john strachey）、小说家l.h.迈尔斯（l.h.myers）、出版人罗杰·森豪斯（roger senhouse）及约翰·莱曼（john lehmann）、哲学家a.j.艾耶尔（a. j. ayer）和朱拉岛上的地主罗宾·弗莱彻（robin fletcher）。在他的生命中，这些人都起过重要作用。
奥威尔的举止不脱伊顿毕业生那种懒洋洋、厌倦的样子，但他也有种威严仪态（他那苦行僧般的瘦削样子也加重了这点），让他在危险的情形下能负起掌权之责。毕业于圣塞浦里安学校的w.h.克里斯蒂引用过一位女士的话，以显示他有开明的信念、按良心办事的性格和理想主义价值观，并在困难情形下能依靠独自的努力，这些都深深受到他所上公学的影响。这位女士是在缅甸认识布莱尔的，她说：“我跟他提起过他处理每一案件时巨细无遗的态度、对于正义的热情、不喜欢对任何不管多有地位或多卑微的人做出有偏见的评价，还有他在巨细无遗地处理案件时对绝对公平的追求。他回答说：‘这是我在伊顿接受的教育中最重要的东西，即独立思考的能力。’”[32]
[1] 马尔科姆·马格里奇（malcolm muggeridge，1903—1990），英国作家、记者，著有《重新发现耶稣》《献给上帝的某些美好之物》等；唐·巴卡地（don bachardy，1934—），美国画家；克里斯托弗·衣修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1904—1986），英国诗人、小说家、剧作家，著有《诺里斯先生换乘火车》《再见吧，柏林》等。
[2] 哈罗德·艾克顿（harold acton），《一个美学家的更多回忆录》（more memoirs of an aesthete，伦敦，1986），第152页；斯蒂文·朗西曼（steven runciman），《和埃里克·布莱尔在伊顿度过的日子》（eton days with eric ir），奥山康治所著《乔治·奥威尔》（东京，早稻田大学出版社，1983）第10页（奥山教授好意送了我一本）；马尔科姆·马格里奇所言，见格罗斯《奥威尔的世界》第173页。——原注
[3] 哈罗德·尼科尔森（harold nicolson，1886—1968），英国作家、政治家，曾在威灵顿公学就读。
[4] 哈罗德·尼科尔森所言，见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所编《老学校》（the old school，1934年初版；牛津，1984）底第85、91页；德尼斯·金－法罗（denys king-farow）所言，见斯坦斯奇所编《不为人知的奥威尔》第85页；《全集》，7.122；巴迪克姆，《埃里克与我们》，第68、78、99页。——原注
[5] 迭戈·委拉斯开兹（diego velázquez，1599—1660），西班牙宫廷画家，是西班牙出现的第一位世界性绘画大师。
[6] 刘易斯，《西西尔·康诺利》，第49页；《全集》，5.118；康诺利，《诺言之敌》，第185页；约翰·莱曼，《低语的走廊：自传》（伦敦，1965），第96页；1998年11月29日在苏格兰洛克比对斯蒂文·朗西曼的采访。——原注
[7] 应该一提的是，这种入学式不是由校方组织，而是学生自己组织进行的，主要是对新生进行种种考验。
[8] 克里斯托弗·霍利斯，《伊顿公学》（伦敦，1960），第15页；谢尔登，《奥威尔传》，第77页；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自杀俱乐部》，《新天方夜谭》（new arabian nights，纽约，1909），第25页；克里斯托弗·霍利斯，《乔治·奥威尔研究》（study of george orwell，芝加哥，1956），第13页。——原注
[9] 昔兰尼主义是由古希腊时期北非古城昔兰尼的亚里斯提卜创立的一种学说，以寻求快乐为人生唯一目的；伊壁鸠鲁（公元前341—前270）是希腊哲学家，主张人生目的是追求幸福；琐罗亚斯德教是由波斯人琐罗亚斯德（公元前628？—前551？）创立的一种宗教，又称祆教、拜火教、波斯教。
[10] 康诺利，《诺言之敌》，第194页；霍利斯，《乔治·奥威尔研究》，第15页；汤姆·霍普金森（tom hopkinson），《乔治·奥威尔：暗面显现》（george orwell：dark side out），《康恩希尔》杂志（cornhill），第166期（1953），第453—454页；克利斯托弗·霍利斯，《乔治·奥威尔与他的在校岁月》（george orwell and his schooldays），《听众》杂志（listener），51卷（1954年3月），第382页；丹尼斯·金—法罗所言，见克里克《奥威尔传》，第49页。——原注
[11] 朗西曼所言，见奥山康治《乔治·奥威尔》第7—8页；霍利尔，《听众》，第383页；詹姆斯·欧文（james owen），《跟斯蒂文·朗西曼爵士的会面》（a meeting with sir steven runciman），《观众》杂志（spectator），第280卷（1998年8月15日），第38页；朗西曼所言，见奥山康治《乔治·奥威尔》第10、13页；对斯蒂文·朗西曼的采访。——原注
[12] 在每年11月30日。
[13] 《全集》，10.56；霍利斯，《伊顿》，第23页；《全集》，12.270（《反正是我的国家》，1940年秋）。——原注
[14] armistice day，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日，在1918年11月11日。
[15] 《全集》，12.270；5.130；10.77。——原注。
[16] 一种在三面或四面有围墙的场地上用戴手套的手或球拍对墙击球的球戏。
[17] 斯彭德（stephen spender，1909—1995），英国诗人、文艺评论家，著有诗集《静止的中心》《废墟与憧憬》等。
[18] 谢尔登，《奥威尔传》，第70页；安东尼·瓦格纳爵士所言，见克里克《奥威尔传》第74页；《全集》，19.380（《如此欢乐童年》）；《全集》，5.107；康诺利，《诺言之敌》，第210—211页。——原注。
[19] 指642年埃及亚历山大港发生的大火，在这场大火中，从公元前47年就屡遭劫难的亚历山大图书馆终于被烧毁。
[20] 《全集》，19.381；克里克，《奥威尔传》，第55页；《全集》，16.275（1944年7月7日“信笔所至”专栏）。——原注。
[21] 奥尔德斯·赫胥黎（ardous huxley，1894—1963），英国作家，后入美国籍，著有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及讽刺小说《针锋相对》等。
[22] 莱曼，《低语的走廊》，第105页；西比尔·贝德福德（sybille bedford），《奥尔德斯·赫胥黎传》（纽约，1965），第27、28页；奥尔德斯·赫胥黎，《滑稽的环舞》（伦敦企鹅版，1923），第15页；对斯蒂芬·朗西曼的采访。——原注
[23] 斯蒂芬·朗西曼爵士所言，见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所编《奥尔德斯·赫胥黎，1894—1963：纪念文集》（aldous huxley，1894—1963：a memorial volume，伦敦，1965）第27、28页；沃德姆斯，《怀念奥威尔》，第21页和科帕德的《缅怀奥威尔》，第12页。——原注
[24] 豪斯曼（a.e.housman，1859—1936），英国古典文学学者、诗人，《什罗普郡一少年》即是他的诗集。
[25] wog一词也是英语俚语中对中东人或亚洲有色人种的蔑视性称呼。
[26] 《全集》，10.52；高所言，见克里克《奥威尔传》第51、59页；朗西曼所言，见奥山康治《乔治·奥威尔》第12页。——原注
[27] 蒂姆·卡德，《复兴伊顿：1860年至今的历史》（伦敦，1994），第161页；a. s. f.高于1969年1月1日致杰弗里·迈耶斯的信，首次发表于杰弗里·迈耶斯所著《乔治·奥威尔阅读指南》（a reader''s guide to george orwell，伦敦，1975），第32—33页。——原注
[28] 康诺利，《诺言之敌》，第238页；1998年12月2日在伊顿公学对迈克尔·梅雷迪思的采访；对斯蒂文·朗西曼爵士的采访；霍利斯，《乔治·奥威尔》，第26页和霍利斯，《听众》杂志，第383页。——原注
[29] 《全集》，4.7；巴迪克姆，《埃里克与我们》，第116—117页；朗西曼所言，见奥山康治《乔治·奥威尔》第14页。——原注
[30] 伊顿图书馆藏有埃里克的一本g.k.切斯特顿滑稽诗集《玩耍的老头》（greybeards at y，1900，此书标题可能影射了一些教师），上面有他用钢笔画的藏书标签，“埃里克·布莱尔——他的书”，还有他画的一幅中东的多岩地区的海景画，有棕榈树、圆顶清真寺和防御城堡。在这间图书馆里，也有一本奥威尔给历史学家r.h.托尼的《一九八四》赠书，后者于1949年去疗养院看望过他，《一九八四》就出版于那年。参见（迈克尔·梅雷迪思编著的）《伊顿公学，100本书，手稿及照片，1800—1996》。这份目录梅雷迪思先生好意给了我一本。——原注
[31] 《全集》，12.104（《鲸内集》，1940年3月11日）；《全集》，16.102（1944年2月18日“信笔所至”专栏）；梅布尔·菲尔兹所言，见科帕德《缅怀奥威尔》第96页；《全集》，12.147。——原注
[32] 1998年11月15日在伦敦对戴维·阿斯特的采访；《全集》，19.412；理查德·里斯，《乔治·奥威尔：胜利阵营里的逃亡者》（george orwell：fugitive from the camp of victory，1962年初版；伊利诺伊州卡朋戴尔，1965），第134页；克里斯蒂，《圣塞浦里安学校岁月》，第391页。——原注
第四章在缅甸当警察
1922—1927
1
埃里克·布莱尔原以为他在缅甸从事的职业会是一次很精彩的冒险经历，但那五年却加强了他的孤独感，并以痛苦的幻想破灭而结束。当警察时，他学会了带着内心的矛盾感生活，把自己看作个体，同时又看作大英帝国的一个零件。缅甸生活让他认真考虑了自己的信仰，他用二十年时间才通过写书和随笔作品解决了这些矛盾。
1919年春天，理查德·布莱尔终于离开军队，再次从国外回来，回到家里与不熟悉的家人团聚。布莱尔一家搬回他们在亨里村圣马克路上的老住宅，战争期间他们曾将其出租。1920年7月，玛乔里嫁给了青梅竹马的爱人汉弗莱·戴金。1921年冬，埃里克从伊顿公学毕业后，布莱尔家搬到了萨福克郡南沃尔德南格林街26号。圣诞节假期过后，为准备择优录取的考试，埃里克参加了p.霍普先生在南沃尔德办的补习班。他父亲同意为他购买制服，霍普和伊顿公学的教师约翰·格雷斯同意出具他良好品质的证言。
在死记硬背学了半年后，1922年6月7日，埃里克参加了为期八天，科目包括拉丁语、希腊语、英语、法语、历史、地理、数学和绘图的考试。他的拉丁语得分最高，历史和地理得分最低。他圆满通过了考试，但不是出类拔萃——在29人中排第7，在3个被派往缅甸的人中学习最好。他之所以选择缅甸，是因为他“在那边有亲戚”。他的第二选择是印度东北部联邦，他父亲在那里服务过几年。他的最末选择才是孟加拉[1]，其首府为加尔各答，是印度民族主义日益活跃的地区。
9月1日，布莱尔体检合格；3周后，他勉强通过了骑马考试。10月份，他被任命为缅甸警察见习警官，预发了30镑薪水，年薪为444镑加奖金（比他父亲一年的养老金要高）。这对他父母鼓舞极大，除了他们额外付的补习费、衣服和制服，另外还有他们所做的牺牲，终于都开始赢利。玛乔里结了婚，埃里克开始有了自己的职业，只有阿芙利尔还在家。
10月27日，十九岁的布莱尔乘坐“赫里福德郡”号轮船头等舱开始了从伯肯黑德到仰光三十天的航程。这次旅程让他得到了重要经验，了解了工人状况和小范围内殖民主义的暴虐之处。有天午饭后，他惊讶地看到一个工作是为轮船掌舵的欧洲大陆来的舵工在甲板上疾跑，想藏起一块偷来的蛋奶布丁。这个即将从事第一份工作的年轻人突然认识到“职责与报酬”的不相称：“看到一个非常熟练的专业人士开心地从我们的餐桌上偷一些零碎食物，而他手上完全可能掌握着船上我们所有人的性命，这比我从六七本社会主义小册子中学到的更多。”
这艘船到达锡兰[2]后，他看到一个当地的行李搬运工被残酷对待而对被压迫者抱以同情。这让他苦涩地预先感受到了他的警察生活将会如何，也让他意识到帝国主义是如何使英国官员还有平民蜕化的：
我乘坐的班轮在科伦坡靠泊，照例有一大群苦力拥上船搬行李。几个警察——其中包括一个白人警官——在监督他们工作。有个苦力笨手笨脚地搬起了一个长长的铁皮标准箱子，以至于险些碰到人们的头，有人因为他不小心骂了他。那位警官眼一扫看到了这个人的动作，就在他屁股上狠踹了一脚，踹得他从甲板这边摇摇晃晃冲到了那边。有几个乘客——包括女乘客——低声表示赞许此举。
通过三次英缅战争，英国人逐渐控制了缅甸，这三次战争始于1824年，六十年后结束。1885年，当缅甸国王最终被迫流亡和君主政体被废后，整个国家都被英国统治并成为印度帝国的一部分。布莱尔不久意识到缅甸的木材、大米和石油获利极丰，而且这个国家相对易于统治。他最初撰写的几篇专业性文章中，有一篇1929年5月发表在法国一份激进刊物《进步公民》上，他写道缅甸“是英格兰和威尔士加起来的三倍大，人口一千四百万上下，其中约九百万是缅甸人，其他还有不同时期由中亚大草原上迁来的无数蒙古人（山地）部落，以及在英国占领缅甸后来到的印度人”。[3]由英籍军官指挥的1.2万名武装印度兵足以弹压缅甸的全部人口。缅甸首都仰光在布莱尔那时的人口是34万：其中差不多1/3是印度人，剩下的1/3是穆斯林、中国人和基督徒。这个绿意盎然的热带国家有三个季节——凉爽、热和湿——在一年中三分之一令人沮丧的时间里，雨“没完没了噼里啪啦地下着，那发展成一种精神上的困扰，像那种让衣服烂掉的霉菌一样充满你的头脑”。
布莱尔到缅甸之前几年，有位殖民地公务员赫伯特·怀特爵士声称英国文明更优越，他也表达了当时盛行的专制信念。怀特坚持认为他们的工作是把“法律和秩序带到野蛮之地，并把那些人限制在那里”。另外一个官员在1921年所写的表达出了家长式统治作风及种族主义，并为严厉维护法律及秩序的政策辩护道：“缅甸人对自己的种族还有独立自主有种深深的自豪，在有了一点点权力时，十有八九发展成傲慢，有时变成野蛮行为的爆发。”
约瑟夫·康拉德[4]的朋友理查德·柯尔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当过记者并在东方旅行过，他富于洞察力地记述了布莱尔在仰光见识的社交生活。柯尔强调了白人社会的局限和那些官员中最突出的无聊和孤立感，布莱尔后来在《缅甸岁月》中写到俱乐部场景时，也对此进行了描写：“彼此极看不顺眼的人们夜复一夜地碰头，不顾一切地努力忘掉他们自身生活中的无聊……这间俱乐部不止是个娱乐的地方，而且是一个种族团结的象征。”不擅社交的布莱尔去仰光时，有时会频繁光顾一家主要的俱乐部（难以想象他会在舞厅跳舞），柯尔描述的就是这里：“最大而且总的来说最受欢迎的是‘竞技场’俱乐部，它在全缅甸以‘体育馆’而闻名。它建造时是作为运动俱乐部，如今也因其舞会和酒吧而扬名。它的巨大建筑和游乐场坐落在市区边缘，黄昏时分开始有了生机，然后到九点半再度睡去。但在此几小时中，特别一周有三个晚上，当俱乐部自己的乐队在俱乐部舞厅演奏时，可以发现在这里，活跃着仰光的社交圈。”
萨莫塞特·毛姆[5]，这位极受欢迎的有钱名流于1930年途经仰光时，表达过对那些玩乐的殖民者没那么有偏见的看法。作为一个短期逗留、目光敏锐的观察者，毛姆在一个舒适然而受局限的环境中，满意地完成了一轮愉快的社交活动。他觉得那“是一种惬意的生活，在这间或那间俱乐部用午餐，在宽阔齐整的道路上驾车，在这间或那间俱乐部打桥牌，喝杜松子酒或苦啤，很多人穿着粗斜纹布或茧绸衣服，欢笑，愉快地交谈；然后又在夜色下回家穿好赴宴服装再出去，再跟某个好客的主人一起用餐，喝鸡尾酒，用丰盛的大餐，放唱片跳舞，或者打台球，然后再回到宽敞、凉爽、寂静的房子里”。[6]
2
到达仰光两天后，渴望开始工作的布莱尔舒舒服服坐了十六个小时火车北上到了曼德勒。吉卜林那首令人心生向往的《曼德勒》一诗让他对那片有着老虎、大象和佛塔的土地心生向往，（据马尔科姆·马格里奇所言，）他认为它是“英语中最漂亮的诗”：
你要回到曼德勒，
老船队在那里停泊；
你难道听不到哗啦啦的桨声从仰光
一直响到曼德勒？
在去曼德勒的路上
飞鱼在嬉乐，
黎明似雷从中国而来
照彻整个海湾！
年轻的布莱尔对这个国家抱有新鲜感，可能仍认为缅甸的生活会遵循古老的亚洲模式进行——在宜人的天空下经久地循环，有“唱歌、跳舞、纳妾……狩猎和宗教仪式”。前辈人跟随吉卜林，在回忆录中想象东方的浪漫之处（参见附录1）。权力主义者赫伯特·怀特爵士在英国过着舒适的退休生活时，曾用汉语散文体怀旧地写道：“永难忘城墙之垛，东方山丘紫影，护城河面熠熠落日，宫殿走廊之月华。”而副领事v.c.斯考特·奥康纳在此前几年总结出了另外一种清晰的记忆：“一个接一个傍晚，女人们来到这里，有点儿苍白，就像在东方的那些英国女人那样；一个接一个傍晚，男人们从马球场和网球场聚集到这里；乐队在演奏，记分员喊着台球桌那里的得分……高个子男人在拉式风扇下或躺或坐在安乐椅上……玩惠斯特纸牌或扑克。苏打水瓶子里的嘶嘶冒泡声，冰裂声，台球的碰撞声——这就是曼德勒宫殿西区的景象。”[7]
但是对桥牌及台球均无兴趣的布莱尔不久就幻想破灭。开始接受同时代人莫里斯·柯林斯——他是个经验丰富的公务员和法官——更现实，甚至更痛苦的观点，也接受了理查德·柯尔那番尖刻的评论。柯林斯强调了炎热季节令人疲乏、极为难挨的特点，他写道曼德勒“处在过于猛烈的太阳下，极其干燥，被狂风吹打，包裹在尘云中，温度达100华氏度，有能引起幻觉的一面”。柯尔则点明了这个一度繁华的城市沉闷的衰退：“曼德勒，这个有着宫殿和寺庙的地方，是个显然在现代世界压力下正在倾圮的城市。它就是被欧洲文明的真菌严重侵袭，正一寸寸走向死亡的旧缅甸。城市之辽阔，要塞以护城河环绕的城墙，上千佛塔，对，甚至还有丧家犬的数量，全象征如今带着沉重的枯竭感渐次逝去的辉煌。”在《缅甸岁月》中，奥威尔称曼德勒是“一个非常令人讨厌的城市——多尘，炎热得难以忍受，据说它有五种以p开头的主要出产，即佛塔、贱民、猪、牧师和妓女”。
警察训练学校在曼德勒要塞里面，布莱尔和另外十二个见习警官就在那里吃饭、睡觉、上课。“那是个巨大的广场，”柯尔写道，“每边都有四分之一英里，围着它的是雉堞状红砖墙……墙内一条壕沟里的水清澈无比……环绕着要塞，给那种炎热景象一种奢侈的宁静感。”一个后到的受训者描述了那座军营似的食堂，其建筑目的是留住凉风，由一小队私人仆役服务：“一楼包括一个大饭厅，还有同样大的休息室及一个台球室……楼上是同样一字排开的十二间卧室，每间都有简陋的浴室，有一个宽阔的上有遮挡的走廊和挑出很多的屋檐，一天到晚都有很好的荫凉。卧室后面另外有条连起来的窄阳台，每间卧室的一头都有几级台阶，以便仆役进来。”[8]
他的警官同事大都比他年长几岁，而且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奥威尔后来回忆道：“他们没完没了地谈论战争，当然带着强烈的反感，但是也带着一种稳步增强的怀旧心理。”因为未能参战，他感到“缺乏男子汉气概”，因而更渴望在警队中有出色表现。1923年在曼德勒拍的一张照片上，脸色很苍白、身穿制服的布莱尔站在砖砌拱门下，手拿太阳帽。他在十八九岁时突然蹿着往上长，比别人都要高。他的脸比别人长，也比别人瘦，下巴长得更结实了。令人很惊讶的是，他把唯一一个缅甸籍警官吴波钦的名字用到了其小说中一个恶棍警察身上。
在曼德勒所待的14个月里（1922年12月到1924年1月），布莱尔为必须通过的考试做准备，他必须在两年实习期内通过这些考试，科目有刑法、程序法、省警察法令和规定，以及两门东方语言，其中一门除能说外，还要达到能读能写的较高标准。与布莱尔同期在缅甸的人中，唯有罗杰·比顿记录了和布莱尔在一起的日子，布莱尔能够熟练掌握两套字母和语言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回忆道：“我们培训了法律、缅甸语和兴都斯坦语，我们经常学一个小时缅甸语，然后必须马上转到兴都斯坦语……那似乎根本没让他觉得有多难。”
布莱尔从小就开始学习希腊语、拉丁语以及法语，从公学出来后直接进了警察学校，而不是去打仗，这让他在学习东方语言时相对容易些。后来成为仰光大学副校长的貌廷昂是写到布莱尔警察生涯的唯一一个缅甸人，他也对布莱尔的语言能力和学习上的成功印象深刻。“他不久就通过了兴都斯坦语考试，也轻而易举通过了必须通过的缅甸语和最高等级的‘精通’测试。他也通过了一项沙乌—克伦语的考试，那可选可不选，是一种少有的语言资格考试”——每科考试他都获得一千卢比的奖金。（1937年，奥威尔在参加西班牙内战时学了一些西班牙语及加泰罗尼亚语。这让他懂的外语达到了不同寻常的八种之多——两种古典的，三种东方的，三种欧洲的。）但他们所受的培训纯粹是学习和理论上的，在此十四个月，他们从未去过一间警察局。
比顿发现布莱尔是个非常郁郁寡欢的人，大部分时间都是独处。爱交友的比顿喜欢去俱乐部打斯诺克台球和跳舞，但那对布莱尔没有吸引力，他花大量时间待在自己的房间读书。比顿总在留意女人，在曼德勒，他却从未看到过布莱尔和“女人在一起”。他有些开心地回忆起布莱尔——他喜欢动手并自认为是个实干家——事实上在机械方面几乎一无所长。他有一辆小型美国造摩托车，他骑着它绕占地广阔的要塞开。有一次出现了一个闹剧场面：他加大马力冲向一个大门，意识到门未开已为时过晚，他利用自己不寻常的身高避免了一场灾难。“他只是脚蹬地站住了，摩托车从他胯下直往前冲去，可以说撞到大门才停了下来。”[9]
3
19世纪8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英国人、缅甸人的关系非常友好。但在一战结束后到布莱尔到达时的1922年，政治局势急转直下。据一位缅甸历史学家所言：“1919年前，英国人和缅甸人是朋友；1930年后，他们只是政治上的对手；但在1919至1930年之间的黑暗时期，他们是不共戴天的敌人，互相鄙视。”20世纪20年代，民族主义热情十分高涨。
1915年，莫罕达斯·甘地从南非回到印度并组织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目的是争取地方自治。1919年，部分由于甘地领导的运动，蒙塔古-切姆斯福报告鼓吹宪法改革，目的是促成在印度出现一个“负责任的自治政府”，其建议被英国议会立法通过。《印度统治法》于1921年生效，它授权两头政治，允许印度人协助治理该国。
英国人的改革把属于印度帝国的缅甸剔除在外，这不可避免地激怒了缅甸人并令他们怀恨在心，缅甸的寺庙成为激进主义和不服从主义的中心。1920年，“出现了抗议风潮，导致拒买英国货运动。年轻的佛教僧侣在缅甸历史上首次登上政治舞台，他们手持短棍到处走动并击打那些被发现使用英国货的人”。这些年轻人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僧侣，而是进了寺庙的学生，在那里待几周至几年准备步入成年。布莱尔憎恨这些十足政治化的学生。在足球场上，他们讥笑他并给他脚下使绊。在这种无休无止的折磨及挑衅中——这也跟他们传统的温和形象有悖——他“认为世界上最开心之事，莫过于把刺刀捅进一个和尚的肚子”。
抵制运动导致成立了一些不受英国资助和控制的民族学校及一所民族大学，这不可避免地又推动了宪法改革运动。1923年，英国政府意识到犯了错，就把印度的有限形式议会统治扩大至缅甸，允许缅甸人被选进立法委员会。所以布莱尔任职警察的20年代成了“缅甸的过渡期，一些协会的成立初衷是作为保存佛教和缅甸文化的机构，这时开始有了政治性的一面。报纸作为表达大众情绪，特别是表达开始形成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喉舌已经成熟”。[10]
1923年1月1日，布莱尔仍在曼德勒受训时，新宪法生效。哈考特·勃特勒爵士（他曾受教于哈罗公学和牛津大学贝列尔学院，职业生涯都在印度及缅甸度过）当上了缅甸总督，并在此职位上一直待到1927年。他与立法委员会的关系以谋略与技巧并用为特色，但是20年代（据某位历史学家所言）是“一个积极成果非常不足的时期，实际的经济困境，对于印度籍居民之存在及活动的集体反对浪潮一波高过一波，此三者加重了随着这些统治变化出现的政治动荡混乱状态”。缅甸民族主义引起对印度店主及商人的高度敌视，那些人控制了商业，被斥为剥削者。革命运动发展到1924年底时，缅甸人、印度人及英国人之间，平民及警察之间关系极为紧张。
奥威尔后来表达过他对缅甸政治的矛盾态度。他用语诙谐地谴责了英国政府的殖民事务官僚，他们穿着他永远不会穿的衣装，奥威尔称他们为“用意良好、过于文明的人，穿着黑色套装和戴着黑毡帽，左前臂上挎着卷得齐整的雨伞，他们把自己对马来半岛、尼日利亚、蒙巴萨和曼德勒生活的呆滞看法强加于人”。但在1943年，即缅甸独立前几年，他认为这一主张是荒谬的：“缅甸是个小而落后的农业国，说让它独立是胡扯，因为它永远无法独立。没理由把亚洲变成一些闹剧国家的大杂烩。”[11]他鄙视那些不了解实际困难而制订政策的英国官僚，但也觉得缅甸贫穷得无法自给，其领袖无力治理这个国家。原则上他支持独立，但实际而言，他觉得缅甸在英国统治下更好。
民族主义鼓动不可避免地使刑事犯罪更为频繁，这使布莱尔的工作更困难也更危险。正如他的一位也在东方任过职的朋友所言：“缅甸人是绝对无恶意的人，但常常被煽动骚乱，他们就必须镇压，击打那些人的头。”短短几年中，暴力犯罪翻了一番还多，从1918年的1456起上升到1925年的3257起。一位历史学家曾提到：“到20年代中期，缅甸监狱里人满为患，乃至在旧刑期期满之前出狱文件（假释）就签发出来，以便给新判刑犯人腾地方。被关进监狱的几乎全是男性。”随着犯罪行为的上升，警察在立法委员会中也受到了攻击，他们被批评薪金极不公平、贪污腐败和镇压爱国行为而不是调查犯罪：“民族党成员抓住辩论预算机会攻击警察体制，坚持认为整个警务工作花费太大。跟薪水不足的警察比起来，高官的薪水太高……而那些警察据说通过腐败行为大大弥补了薪水上的不足……罪案调查处被特别批评过于重视镇压政治煽动行为，忽视侦查犯罪的基本工作。有位民族党代表提到戏弄警察是一种令人激动和兴奋的娱乐。”[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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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缅甸警察中90名英籍警官之一员，他会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及相当多的职责。他必须日日夜夜、一年到头地巡视他辖区内的村庄。他必须招募、训练和管教手下警察使用武器、演习、野外调动及管理，“增强他们的体能、自信及廉洁”。他管理警察局，监督发薪水，控制供给及装备。他在总部的手下有三五十人，既负责巡逻，也押送犯人受审或进监狱。他准备将要检控的案件，缮写案情报告。“每次收到一个大案的报案时，他都被叫到现场指导查案。每当一个危险的罪犯在逃时，他部署将此人捉拿归案。他解决村庄头目之间的纠纷，处罚犯错的警察，总结对囚犯的审讯，在重要审判中作证。”布莱尔服役时，缅甸的36个地区都有一位警察长，另有59个副警察长控制一些更重要的分区。20世纪30年代时，曾有位警官的第一个职位是在仰光北部的勃固，它下面有一个约2000平方英里大的分区，指挥400名警察，与某些地区的全部警察数量相当。
与其父亲一样，布莱尔做的也是“大英帝国的肮脏工作”。他父亲未看到自己协助将几千吨鸦片运至中国的灾难性后果，与其不同，布莱尔近距离看到了审判、鞭打、监禁和绞死囚犯。他永远也不会在英国当警察，那里的警察在风光、威望和道德权威方面远不及在缅甸，而且英国警察在维护法纪方面得到的满足感也很少。但是在经过上补习班、乘坐轮船出国至此、培训和考试以后，他吃惊地发现他实际上讨厌这份工作。如果他选择了另外一种职业，比如当一名传教士、教师、医生、建筑师或者工程师，而不是每天都要严厉惩罚别人的压迫者，他会干一些更具建设性的工作——使人皈依，教学生，为人看病，设计住宅和桥梁，而不是对付被定罪的罪犯——他心里就会少一些内疚。
当一个“童男子”美国传教士傲慢地告诉他“我才不想干你的工作”时，因为他自己也不人道地对待过“蹲在散发着臭气的监牢里的可怜囚犯、长刑期罪犯那灰白色的畏惧面孔、被竹鞭抽过的伤痕犹在的臀部和那些在当家男人被逮捕带走时呼号着的女人和孩子”，他因此感到惭愧。在《通往威冈码头之路》中，布莱尔也承认：“当你无论以何种方式直接为之负责时，这种事情是无法忍受的。”[13]
他一离开缅甸——仍在那里时是私下——就抛弃了维持法纪的队伍总是正确的信念，而与被压迫者站在一起对抗其天敌——警察。
布莱尔虽然学过沙乌—克伦语（克伦族三种主要语言中的一种），他却未被派往克伦族的居住地区。他从未有机会去了解、帮助和保护那些吸引人的奇异部落，他们住在与印度、中国接壤的深山老林。1924年1月，布莱尔完成警察培训科目后，他上学的日子终于结束了。接下来的四年中，他在六个更乏味和常常令他反感的地方供职四到九个月不等。他的第一个工作地点渺米亚位于褐色的伊洛瓦底江冲积平原上，在仰光西南方向，是缅甸最落后的地区之一。没有直通那里的陆路，只能走水路去。布莱尔从首都出发，乘坐伊洛瓦底江船队公司的一条江轮坐了80英里，这家公司的航运段包括伊洛瓦底江1200英里长度中的900英里。他的上级警察长（跟他任职过的另外两地一样）是个缅甸人，他手下又有4名巡警。根据《帝国地名索引》，渺米亚的大型监狱可以关押囚犯达一千名，“他们生产囚衣并做园艺工作”。
这一地区坐落在三角洲上有潮汐的河流之间，此三角洲是个出产大米的丰饶平原，但是地势平坦、缺少变化、疟疾盛行。布莱尔可能在他用以巡视这一区域的小船上生活过，他曾回忆在油灯下读书和在气闷的“暖房”里关着窗睡觉时所受的折磨：“在一个东方国家，你总以为已经打死了蚊帐里的最后一只蚊子，但每次灯一关，就会又有一只开始嗡嗡响。”关于此三角洲，一位同事这样写道：“它是全缅甸最可怕、传染病最猖獗的地方……大片无特点的冲积平原延展几百英里（到处都有红树林沼泽区）……蚊子白天黑夜无穷无尽。下雨时，稻田蚜虫侵入房中，导致用餐或喝酒时不可避免地会吞下很多虫子。”[14]
在渺米亚难挨地待了5个月后，布莱尔被调到了湍特。湍特坐落于这一海拔低、人口稠密的三角洲边缘，从镇中心穿过的一条小河使其与仰光相连，湍特在仰光西南方，两地相距10英里。7个月后，他被调到沙廉，从仰光出发乘半小时渡轮过河即到。这里人口1.5万，有一个缅甸石油公司的大型冶炼厂，这家工厂高耸的烟囱喷出的有毒气体二氧化硫污染了空气并杀死植物，将邻近地方变成废地。渺米亚的瘴气以及沙廉的毒烟对他虚弱的肺部影响极坏。他指挥几乎两百人，日常工作除了维护镇上的法纪，还保卫重要但易受攻击的冶炼厂，印度的用油主要由这里供应。后来，在给同样写到过缅甸的一位小说家的信中，奥威尔回想起来，用词尖刻地写道：“通过缅甸石油公司这类大公司对此国进行经济榨取……还有英国人令人反感的社交行为。”
1925年9月，他再次打点行装去了紧邻仰光北面的永盛。在这个重要的铁路终点站，主要车间都在此的缅甸铁路公司占首要地位，如同缅甸石油公司在沙廉一样。在一些著名景点中，该镇以拥有一间教养院及本省最大的监狱为荣，但它也正在成为首都一个受欢迎的郊区居住地。理查德·柯尔生动地描述了那种噩梦般的环境，写道：永盛“往好里说是个凄凉地方……有块废地，它的边上可以说是沼泽，如果能这么说的话，它代表着一个典型的藏骸所，混合着骨头、臭味、恐怖、偷偷摸摸的野狗还有兀鹫，它们会裂帛般嘶叫一声俯冲向弃置的垃圾”。
在永盛过了7个月和在仰光方圆80英里内的4处做过有害健康的工作后，布莱尔很可能提出过意见，终于被派到了一个像样的地方。他从1926年4月到12月在毛淡棉工作，那是艾达·布莱尔、利末辛家的大人物和那个老缅甸人——他外祖母特里莎世代所居的地方。毛淡棉跟湍特一样，本身即是一个分区，布莱尔是那里最高级别的警察长官。这里比以前他被派往的地方富裕一些，有旧军营、监狱、医院、学校、教堂、报纸、专员官邸和孟加拉银行的一间支行。萨尔温江沿岸的低矮山丘中，到处都有闪闪发光的佛塔。
毛淡棉隔马达班湾西向与仰光相望，但走沿海的陆路要走很远，《默里手册》中，它被称为“缅甸最漂亮的城市”。《帝国地名索引》中也称赞其地理位置得天独厚，风景优美：“河岸上长着种类极多、四季常绿的植物，和伊洛瓦底江入海口低海拔泥泞的平地反差很大……北部和西部是河流交汇处，河中有运输船队，水道中有长满树木的岛屿，马达班海滨闪闪发光的佛塔临水而建，还有比鲁延岛上的黑色山丘。”莫里斯·柯林斯也经历过布莱尔被调到那里后感到的愉悦，他写道：“从社会角度看，毛淡棉是缅甸最好的地方之一，它有大型俱乐部、数量不少的英国人、高尔夫和网球等等。从渺米亚那种可怕的荒凉之地来到这里，觉得此地生活十分惬意。”
有件小事说明了布莱尔对一个年轻的爱尔兰警官的好意。尼尔·麦克丘跟一个缅甸女人新婚后就被派到毛淡棉。布莱尔身穿卡其布短裤和衬衫，手持警察头盔，去看望了这位新同事，麦克丘向布莱尔坦言他懂的缅甸语不足以使他干好这件新工作。麦克丘的妻子回忆道：“他仍担心时，布莱尔先生几天后又来拜访，跟他讨论他的新工作。他富有同情心，建议尼尔坚持干一个月左右，然后再申请调到河道警察局，他在那里可以获得不少经验。”[15]
布莱尔的最后一个工作地点是杰沙（1926年12月至1927年1月），它是《缅甸岁月》的故事背景地，位于山丘边缘，伊洛瓦底江东岸，在曼德勒北边几乎两百英里。老虎、豹子、大象和野牛在丛林中漫游，熊在丘陵地带寻常可见。大米是平原地带的主要作物，茶叶、棉花及芝麻是山区的主要作物。在森林中砍伐柚木，从地下开采贵重的矿物。1921年，这里的人口为25.5万，由缅甸人、掸人和卡都人所组成。
这一十分荒凉破败的居民点顺着五条和河道平行的南北向道路而建，它包括一处集市和主要的公共事务建筑。除了布莱尔的缅甸人上司和下属一个巡官，另外还有三百位警长、警官和警察。监狱里的犯人被迫忙碌工作，他们为宪兵队磨面粉、为政府办公室做木工和手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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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方时，布莱尔就留起了一道直而细的短髭，鼻下留了块空处。保养肯定会麻烦些，但这让他和脸刮得干干净净的缅甸人区别开来，也让他看上去有军人气质和权威感。安东尼·鲍威尔对他独特的短髭很感兴趣，“总有点儿神秘……也许是奥威尔向矫揉造作让步的唯一残余，这种风格无疑隐藏在他自愿接受的苦行表面之下……也许跟他从母亲一方继承的法国血统有关”。他的短髭似乎跟他穿裤子把襻带踩在靴下时的男子汉赳赳气概相称，关于襻带，他告诉过鲍威尔“它能给你一种独一无二的感觉，生活中别的什么都不如它”。在跟南沃尔德一个他所用的裁缝讨论起马裤时，他说：“我们总是用鹿皮襻带。”
布莱尔被频繁调动，保持着超然态度，他未曾结交到好朋友，跟在伊顿公学时一样，在缅甸也没能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有关他的记述很少而且不可靠。一位缅甸铁路公司的工程师对其印象是无忧无虑，这种富于色彩的误解跟所知的他在主要方面都矛盾，但他的话值得引用，能说明他为掩饰自己的真实感情所戴的面具：“奥威尔个性随和，工作热心。他是聚会中的活力和灵魂所在，很喜欢动物，救助过无主及走失的牲畜。他说话慢条斯理，不是个反机制的人，很受欢迎，学习语言也很出色……甚至在那时，他的胸肺功能不好，没有照顾好自己，所以不时病得很厉害。奥威尔被派到杰沙是作为打死一头大象的惩罚。”
布莱尔无疑喜欢动物，擅长学习语言，身体不好，但从他关于缅甸的作品来看，他也是孤独和不快乐的。他在很大程度上是个离群索居的人，私下逐渐产生了一种反殖民主义观点，讨厌起他的工作，但没有证据表明他因为打死一头大象受到过申斥或惩罚。无论如何，和伊洛瓦底江三角洲比较起来，杰沙是个吸引人的地方。一个在缅甸认识他的英国人更准确地刻画了他，说他“是个体弱而腼腆的年轻人，态度简慢，不合群，不会闲聊”。[16]
那些无主及走失的牲畜曾为人所见。生活井然有序的比顿“吃惊地发现布莱尔在永盛的房内乱得一团糟，‘到处都有跑来跑去的山羊、鹅、鸭子和各种各样的牲畜’”。在毛淡棉任职时，他的流动“动物农场”似乎有碍公共秩序。另外一个英国人震惊地发现他“在马达班的车站上装车……有很多农家会养的禽畜，比如母鸡、鸭子等，不巧逃到了站台上，造成一片混乱”。
布莱尔把衣服和烟蒂都往地板上丢，让仆役捡，还让其缅甸“伙计”为他穿衣脱衣。（吉卜林甚至训练其仆役学会在他睡觉时为他刮脸。）他后来口有啧言地提到“托尔斯泰本人成年后很多年还没停止打他的仆人”。在《通往威冈码头之路》中，他对“我在暴怒时用拳头打过仆人和苦力”表示了悔意，但又解释说“东方人有时很招人生气”。[17]在缅甸待过几年后，他就已经蜕化了，如同他坐船到科伦坡时脚踢苦力的那个警官。他最憎恨这件工作的，是它把他变成了一个残忍的人。
莫里斯·柯林斯在回忆录中记述了他交往的那个有教养、风雅的英国人圈子，他们中有些已在伦敦发表过作品，但是生性孤僻的奥威尔跟他们中间的谁也没见过面。虽然他的头四个工作地点都离仰光不远，他经常光顾那里的斯马特及穆克德姆书店，但他在缅甸仍感孤独——“碰到的全是思想狭隘的人，渴望有思想的辩论”。他对苏格兰人的偏见因为“在缅甸的那些痛饮威士忌的农场主”又加强了，《缅甸岁月》中，那个昏庸的地区专员的名字叫麦格雷戈。
尽管职责繁重，气候也有损其健康，布莱尔还是有大量空闲时间写作。他在校时发表过相当数量的作品，但除了二十页琐碎的短篇小说、剧本、诗歌（其中一首是关于妓院之行）和写在公家文具上的《缅甸岁月》梗概，这位未来的作家在1920年到1928年间未曾发表过什么。如果他为《仰光报》或者别的本地报纸写过什么，警察照例要求他必须采用假名，目前还没查到他那时写过什么。他的主要智力爱好，是阅读一份伦敦寄来的小杂志《阿代尔非》。如果不同意某篇文章的观点，他可能把杂志靠在树上，然后“用步枪把它打得稀烂”。[18]
去缅甸前，布莱尔几乎肯定是个处男。到那里后，他试过（他有次不寻常地坦率承认）去码头区的妓院排遣孤寂。他也可能跟一个本地女孩有过令他感情上受到困惑、代价很大的私情，如同《缅甸岁月》中的约翰·弗洛里和玛拉梅那样。同为伊顿公学毕业生的哈罗德·艾克顿1945年跟布莱尔在巴黎见过面，他曾写道：“提到缅甸女人的可爱之处时，他悲伤而诚挚的眼睛为之一亮。”（吉卜林认为缅甸女人在亚洲最漂亮。）“尽管他一再念叨‘社会良心’，我怀疑他在那里也找到了快乐。”奥威尔的好友安东尼·鲍威尔记录了他对那些警察——那些警察的性生活受到了战争的阻碍——之间不稳定关系的客观叙述：“乔治说那些在缅甸的警官有当地情妇，但又说他们的感情生活实际上围绕着彼此，不在直接同性恋意义上，而是谈论谁跟谁打了网球……就像是一帮女学生。”
貌廷昂在1935年曾试图追寻布莱尔那暗淡的足迹（那时他已离开此国8年），写道那些为数不多、多少记着他的人“仅记得他是个有体育道德、技术好的中锋，为毛淡棉警察队射进很多球”。虽然布莱尔有体育道德，而他的缅甸人对手却不是。后来在一篇预言运动会上将出现民族主义暴力的随笔中，他写道足球在缅甸踢得很粗野：“我曾看到在一个关键时刻，一方支持者冲进警察防线把对方守门员打伤。”在《杀象记》（shooting an elephant）的第一段，他解释了自己的心情，并用了情绪化的词语，如“丑恶”“讥笑”和“叫嚣”等。他记述他如何在大庭广众之下被侵犯和羞辱：“当一个动作敏捷的缅甸人在足球场上把我绊倒时，裁判（也是个缅甸人）望向别处，观众令人憎恶地大笑。这种事发生过不止一次，到最后，我到处都能看到那些年轻人面带讥笑。只要和我距离够远，他们就对我大声辱骂，不绝于耳，真让我火冒三丈。那些年轻和尚是最坏的。”[19]欧洲女性的缺乏和缅甸人相对友好这一点使缅甸的社会关系比印度的更友好一些，但是两种人在20世纪20年代的敌意颇深，使布莱尔成了个易受攻击的靶子。
显然，从把他绊倒在足球场上到在火车站把他撞翻在地只是一小步而已。貌廷昂曾写道，1924年11月时（貌廷昂当时是个大学生，而布莱尔在湍特任职）：
它是个跟仰光隔条河的小镇。有天下午，差不多四点钟，佛塔路上的郊区火车站上挤满了中、小学男生和大学生，布莱尔从台阶上下来准备乘车去米申路车站，排外性的竞技场俱乐部就在那里。有个男生正在跟朋友们玩耍，碰巧撞到了布莱尔这位高个瘦削的英国人身上，他重重跌倒在台阶上。布莱尔火冒三丈，举起沉重的手杖要打那个男生的头，却忍住了，但还是打在他的后背上。那个男生跟他讲理，有些大学生包括我围住了那个愤怒的英国人。火车进站了，布莱尔登上了头等车厢，可是……我们中有几位持头等舱季票。布莱尔和大学生们继续争论。幸好，火车到了米申路火车站没有再生出事端，布莱尔就下了车。
虽然这件常被引用的事似乎是可靠的第一手记述，但一个缅甸男孩能够或者会把布莱尔撞下台阶这点仍存疑问。关于他举起手杖作势欲打那个男生的描述使人想起《缅甸岁月》中的一幕，那是当埃利斯打一个嘲弄他的学生并令其失明时。在小说中，那个英国人的反应过火，而在貌廷昂所讲的故事中，布莱尔的反应似乎又过于软弱。其警官身份及个人尊严，更不用说急性子及暴力倾向，都不会让那个学生逃过一劫。布莱尔在车厢里辩论似乎更不大可能。整个故事似乎更像是民族主义者所做的宣传，而不是实际发生过的事。叙述者乐于提到缅甸学生羞辱了一个英籍警察（后来成了一位著名作家），他正去一个他们不被允许入内的俱乐部。
1925年，布莱尔两次在仰光跟克里斯托弗·霍利斯吃饭时，谈起过他和英国人的疏远以及对缅甸人的敌视。从伊顿公学毕业后，霍利斯上了牛津并当上了学生会主席，他是伊夫林·沃的朋友，也是一个改信天主教者。他认为布莱尔的“孤独感无疑被他在缅甸的生活加深和突出了，在那段生活中，没有一个欧洲同事跟他意气相投”。他在伊顿形成的开明思想被工作中的残酷现实所改变，“他当帝国警察当得痛苦，他解释过不惩罚、不打人的理论在公学非常管用，但在缅甸人身上行不通。”
到1925年，布莱尔已在缅甸待了两年，作为一个经过完整培训的警察，他已经工作了差不多一年，仍然支持帝国主义。他的工作要求他维持法纪，但他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开明思想是天真和了解不深的，大体上跟占领和控制一个外国的日常现实不符。他费尽心思去融入，凭良心工作，相信其工作的正当性。他告诉遍游东方途中在缅甸短暂停留的霍利斯：“你不知道这是怎么样——可我知道。”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开始认识到自己工作的虚伪，并为自己蜕化的帝国主义者角色感到后悔。离开缅甸后，他原有的关于警察暴行是正当的认识变成了内疚感，并让他永远无法释怀。
他内心的冲突感后来让他理解了生活在一个警察国度（policestate）中的心理压力。在《通往威冈码头之路》中，他记述了跟某个在缅甸的教师一次属密谋性质，但又是解开心病的谈话，那预示了《一九八四》中温斯顿和茱莉娅的非法谈话，也跟他与霍利斯那番老爷味十足的谈话形成了对比。那位教师没必要做“大英帝国的肮脏工作”，但也有对帝国主义新产生的敌意。“我记得和一个教育系统的人在火车上度过的一个夜晚……天热得睡不着，我们整晚都在交谈。经过半小时小心的问话，确定了我们相互是‘安全’的；然后一连几个小时，火车在漆黑的夜里晃晃荡荡前进着，我们坐在铺位上，啤酒就在手边，我们诅咒着大英帝国——从内部诅咒，聪明地私下诅咒它。”[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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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尔工作出色，但他跟英籍上司之间的不和激化了那些矛盾感。一个当时同为警察的知情者提到布莱尔显然在几个警察长手下干得都不如意，“那些人对如何训练一个年轻见习警官的想法是把他扔到偏远地方让他干下去”。貌廷昂也强调布莱尔“被派到蚊虫肆虐、油灯照明的伊落瓦底江三角洲炼狱般的地方，被迫以年纪轻轻、经验不足之身应付繁重的公务，更重要的是在那些缺乏同情心的警察长手下任职，其中一个专横，一个神经质，一个仇视伊顿毕业生”。他被迫跟那些上级小心周旋，他们对他工作表现的正式报告（日本占领缅甸期间被毁）将决定其前程。但他跟这些人不可避免产生了冲突。他们仇视他所受的精英教育、相对比他们年轻、缺乏战争经验、求知欲、总体上的不谙交际、行为怪癖、制服不整、房间凌乱和独自读书的习惯。在布莱尔看来，他们代表衰落中的大英帝国主义理想，他对那些人的信念和行为的嫌恶日益增长，他几乎无法掩饰。
他在渺米亚的上级“有点儿难以相处”。湍特的亨利·兰克特里（据一位同时期人所言）是个“坏人，不是我们这种人，你该明白我的意思。他是个退伍军人，但不是个好警官，他不知道该怎样管理人，我推断布莱尔不喜欢他”。毛淡棉的警察头子韦尔伯恩上校不喜欢布莱尔讥笑俱乐部那些令人讨厌的人和对大英帝国缺少热情。“韦尔伯恩有意贬低他，说他是伊顿公学的耻辱。据乔治·斯图尔特所言：‘谁都反感他打击布莱尔的方式。’”[21]罗杰·比顿认为上级的错误对待是其“拂袖而去”和离开警察队伍的主要原因。
这种对待见习警官的放任自流的方法——即把他们置于极度孤寂和恶劣气候中——导致布莱尔的几个同时期人自杀。h.h.芒罗在缅甸任过职，因患严重的疟疾而病退，后来以萨基（saki）为笔名写过短篇小说，他对一个警官的生活做过一番阴暗的、格里厄姆·格林[22]式记述：
他会身处某个从未听说过的阳光曝晒的蛮荒之地，他在那里被本地人、丧家犬和呱呱叫的乌鸦包围着嘲笑他的寂寞；他在那里的闷热中骑马走许多英里去碰运气，看能不能碰到一个收税员或警官，而跟那人顶多只是比较熟一点而已，也难得有多少共同语言；在那里，跟女性交往的特点是隔了很长时间才见到某个被气候摧残的女传教士或某个官员的妻子；在那里，食物、生病和兽医知识最终成了三种突出的话题，心思都集中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沉淀于其上。
布莱尔自己曾对在曼德勒认识的一个士兵的生涯感兴趣到了病态的程度。h.r.罗宾逊上尉被革去军职成了平民，他沉湎于吸食鸦片，毁了自己的生活，想自杀却糟糕地失败了。他在《一个现代瘾君子》（a modern de quincey）中描写了他的自毁，奥威尔于1942年9月评论了此书：
一个印度部队的军官，然后进了缅甸宪兵队，在1923年被革职，之后在曼德勒住了几年，尽管短暂地当过一阵和尚，他在那里的全部时间几乎都在吸鸦片……在因为债务被捕时，他试图自杀——但是可怕地失败了，他未能按照预期崩烂自己的脑袋，而是崩出了两个眼珠，导致终身失明……那些1923年在曼德勒认识这位作者的人完全无法理解为何一个年轻、健康和显然是快乐的青年会染上这种有意为之和在一个欧洲人身上不常见的恶习。
在《缅甸岁月》中，奥威尔笔下的主人公抨击了殖民主义、英国人对缅甸人的敌视和俱乐部中那种自以为是的愚蠢风气。但是除了爱好当地风俗及文化，他也显示了对仆役和那位印度医生的好感。布莱尔本人喜欢参观寺庙和用流利的缅甸语跟那些长于沉思的僧人交谈。他喜欢这个国家，但那里难以忍受的热带气候对其健康影响极大；他没有照顾好自己，又患上了严重的登革热。奥威尔后来写道：“我之所以辞了那份工作，部分是因为那里的气候已经毁了我的健康，部分是因为我已经有了写书的模糊念头，但主要是因为我无法再为帝国主义服务，当时，在很大程度上我已将其视作一场骗局。”[23]
布莱尔任职已达五年，那是他青春最盛的几年，这时意识到从气候及道德上说，他都不适合当一名殖民地警察。虽然他已攒起了相当多一笔钱，而且积起了八个月病假及探亲假，但在回英国途中，却一点也不曾花钱在东方旅游。急于回家的他1927年7月坐上了“萨罗普郡号”轮船，将直接回到沉闷、安静、漂亮的南沃尔德。他在马赛下船，计划乘火车横穿法国，在那里却目睹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抗议事件。大批人上街声援萨科和凡泽蒂——他们是美国的意大利移民，在一起引起很大争议的案件中被判犯了谋杀罪。“所有这些人，”奥威尔写道，“有成千上万人——为了一件不公正之事真的是义愤填膺，并觉得为了这样说即使失去一天工资也理所应当。具有启发意义的是听到（马赛的英国银行职员）说：‘噢嗬，真得吊死这些混账的无政府主义者！’”他把这句话用到了《缅甸岁月》中，那个警官怀斯特菲尔德在提到林务官马克斯维尔被杀时说：“他们跑不掉的，你们放心，我们会抓到他们。宁可杀错人，也比一个不杀好得多。”
缅甸对奥威尔有着持久的影响，有些是具体的，另外是他的性格得到了塑造。在打他的仆役和动拳头时，他表现出了性格中暴力一面，后来也偶尔爆发过。他所受的警察培训和经验让他在西班牙内战及二战时在英国地方军中担负起发号施令之责，并成为一名好士兵。他回到英国后无记录显示他说过缅甸语，但他在英国广播公司（bbc）工作的两年中向印度播报战时宣传节目时，他的印度语派上了大用场。他评论过很多写缅甸和印度的书，还说服了《观察家报》的编辑戴维·阿斯特在战后鼓吹印度独立。警察职责也训练了他，让他有能力干艰苦工作；他在英国广播公司当讲座节目制作人和为《论坛报》当文学编辑时，也是个能干的管理者。
在他1936年所写的一篇评论中，他记叙了在东方时对英国的渴念和矛盾地反过来在欧洲渴念东方：“在毒辣的太阳下，生活在棕榈和蚊虫之中，在大蒜臭味和牛车的轧轧声中，你渴望回到欧洲，一直发展到你愿意把东方的一切所谓美丽之处换作能看到一朵银莲花或是一个结冰的池塘，或者一个红色邮筒。而回到欧洲后，你记着的全是木槿花血红的花朵和无数飞翔的果蝠。”[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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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缅甸当警察的经历，奥威尔写过两篇重要的随笔——《绞刑》（a hanging，1931）和《杀象记》（1936）——说明他几年前做出辞职决定是正确的。这两篇具有自传特点和坦白性质的文章是在心理上极力寻找自我的结果，显示奥威尔已经掌握那种经验并克服了失败、羞耻和负疚感。他学会了做在缅甸时未能做的事：与殖民制度脱离关系，为他认为是自己罪咎的事赎过。
貌廷昂曾写道：“不能肯定写的那次绞刑发生在永盛还是毛淡棉。死囚的确被押往永盛的监狱处决，但其他监狱偶尔也会执行绞刑。”不管发生在哪里，这篇随笔是以他近距离观察一次实际绞刑为基础写出来的，这点没有疑问。在1944年12月的一篇“信笔所至”专栏文章中，奥威尔写道：“我有一次看过一个人被绞死。无疑相关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会是可怕、残酷和不人道的。我相信每个人都是——整所监狱、狱卒及囚犯等，处决人时，人们都会感到心烦意乱。”然而他没有提到在缅甸，每年都要执行几百起绞刑，狱卒和绞刑吏，也许连那些囚犯最终都会变得漠然。在这篇专栏文章中，如同在他那篇随笔中，奥威尔（他只看过一次绞刑并被吓坏了）把自己的感觉投射到其他每个人身上。他在笔记本中甚至更进一步点明这篇文章的内在主题：“当一个杀人犯被绞死时，在此仪式上只有一人未犯杀人罪。”
《绞刑》是奥威尔的第一篇出色作品。它貌似客观地记叙了一次讲究仪式的处决，从装上的刺刀写到往死囚头上套袋子。在此仪式上，讲述者既是职务所系，也是个积极的参与者。这篇随笔的开头写一所正处于雨季、四处浸水的监狱、死囚和狱卒——给死囚做准备的狱卒“小心地、爱抚地紧抓着他，似乎自始至终要摸着他，保证他不消失”——还写到了那个监刑医生。走向绞刑架的队列被一头没拴住的狗打断，它到处跳着，破坏了这种场合的严肃性。在一处极具人道主义的细节描写中，那个听到上诉被驳回时尿到地上的死囚往旁边跨，以避过路上的一个水坑——似乎害怕去被处决时着凉。这一有意举动明确了他是个活生生的人。在这篇文章写到一半的地方，奥威尔点明了写作主题：“那一刻之前，我未曾意识到那意味着摧毁一个健康、有意识的人。看到那个死囚迈向旁边以避开水坑时，我认识到将一个生命正当盛年时令其中断一事的不可理解及错得可怕之处。”他没有援引宗教，而是提出了生命神圣性的准宗教性认识——这是他首次本能地表现出了人道主义，并成了他所有作品的特点。
几人继续走向绞刑架，绞刑吏出现了，那个死囚向着其印度教神呼喊着做最后的祈祷，然后跌下不见，绞索自行纽缠着。那条狗停止吠叫退到了院内的角落。监刑者用手杖戳了戳那个死人（这时成了件东西）大声说：“他没事了。”这句话既有讽刺意味，而在可怕的意义上又确实如此。其他囚犯被分发了早餐，那个欧亚混血的狱卒提到上次处决人时一些不愉快的细节。监刑者请讲述者喝杯威士忌，他们都不自然地笑了起来，以此来减轻那种紧张。奥威尔最后写道：“那个死人，就在一百码之外。”[25]通篇文章中，在那个无奈接受自己命运的死囚和对处死他感到不安的行刑者之间，形成了鲜明对比。当然，奥威尔未提到能证明这次处决是正确的罪行：否则会让那个死期已定的死囚显得没那么像是个受害者，因而削弱他具有很强片面性的论点。战后，他曾和朋友阿瑟·库斯勒[26]联手反对极刑。
他的第二篇与缅甸有关的随笔也是关于一次未必正当的杀戮，但此次的受害者是头大象，是奥威尔向它下的手。在像毛淡棉这种出产木材的城市里，发情的大象有时会在街上及市场上乱跑，当地警官必须将其打死。乔治·斯图尔特目睹了这件事，他回忆道：“奥威尔某个星期天上午在毛淡棉的一间俱乐部里听到消息后，‘开着他的老福特车，取了一杆步枪后去找那头正造成很大破坏而且踩死人的大象并将其击毙。’他对整件事情非常无动于衷……但惹上了严重的麻烦，因为那头大象价值不菲，还因为那些大木材公司对政府施加了压力。”
斯图尔特描述的简单而直接的工作跟奥威尔的《杀象记》中提到的很多细节不一致。布莱尔骑上一匹小型马，提了杆老得不管用的温彻斯特步枪，主要是装装样子。他没想杀死那头大象，也根本不清楚他得那么做。然而，这篇随笔变得比戏剧化描写某件激动人心之事有趣得多，其意义在于那个年轻人对形势的看法与年长一些、更为谨慎的讲述者的意见之间的相互影响。
奥威尔渲染了一个茫然无措的年轻警察的恐慌感，他“被极多人憎恨”并显然为之烦恼，也许烦恼得超过了必要。他被一种难以忍受的内疚感所折磨，觉得自己太年轻，所受教育不够，无法演好他被迫扮演的角色。他既憎恨为之服务的大英帝国，也憎恨管辖下的那些缅甸人：“当时我根本不知道大英帝国已日暮途穷，更不知道和即将替代它的那些历史短一些的帝国比起来，它还是要好得多。我只知道自己夹在两种感情中间，一是憎恨我为之服务的帝国，一是对那些尽力让我无法工作的心地阴险的小畜生们感到愤怒。我一方面认为英国对印度的统治是难以动摇的暴政……违背了被征服人民的意愿；另一方面我认为世界上最开心之事，莫过于把刺刀捅进一个和尚的肚子。”这篇随笔的风格具有误导性，是放松的、谈话式的，它写的主要是一次事件，揭示了他内心的冲突并想寻求解决之道。
雨季开始时（1926年6月），这位警官听说有头大象（处于发情期或者因为炎热）挣脱了锁链和驯象者的约束。他策马赶到贫困的棚户区，那头象在那里把一个黑皮肤达罗毗荼苦力踩到了地下，那个苦力的脸因为极大的痛苦而扭曲。他马上让人取来一杆猎象的步枪。聚在他周围的人多达两千，他们想着他会击毙它。那头象当时正在安静地吃草，有种老奶奶的神态，虽然他不愿意干掉这头身躯庞大、很值钱的四吨重大象，但还是决定必须击毙它。地面太软，他无法接近并试探那头大象是否会攻击，如果走得太近，他会被踩扁，就像一台压路机之下的蛤蟆。更重要的是，他这时必须满足那群人的期望，他们想寻些开心，还能得到不要钱的肉。击毙一头大象需要相当技巧，特别是对于一个新手而言。他第一枪就击中了，然后一直开枪，直到把子弹打光。此时，奥威尔点明了这篇随笔的主题：“在这一刻，我认识到白人在变成施行暴政者以后，毁掉的是自己的自由……我那样做完全是为了避免被视作傻瓜。”那头大象“正在死去，非常缓慢地，痛苦至极”，这象征的是大英帝国的临终剧痛。
这篇随笔的逻辑未能完全服人。一头驯养得很好的大象，它能深入森林运出大批柚木原木，其价值远远超过一百英镑。那群僧人是不愿杀生的人，经常特意避免踩到昆虫，他们不一定期望他击毙那头象。他身处一个真正的两难境地：“一方面那头大象被驯养得很好，当时是安详的，本来能被再次捕到并加上锁链；另一方面，它的发情期已经持续一个月，令其在此阶段具有潜在的危险性，况且它已经踩死了一个人。那群人是来看怎么处理的，并未迫使这位警察行动，他开枪也并非为了避免被视作傻瓜。他被那个体制变得残忍，追求流血和光荣，他实际上想击毙那头象。其警官身份让他不仅可以击毙那头大动物，而且不用承担责任。他有正当借口，而因为那头大象的主人不过是个印度人，不是个有势力的木材公司，对此也无可奈何。
从小到大，布莱尔被教导相信帝国主义是正当的，因为英国文明比他们统治的野蛮人的文明更优越，但是经验让他明白并非如此。在缅甸，他的伊顿式的超脱、怀疑精神和反体制精神露出头来，待得越久，他就越觉得自己受到玷污。《缅甸岁月》中描写的罗宾逊上尉精神失常和弗洛里自杀，说明他所害怕的也许会变成他自己的命运。如他1936年在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当一个被统治民族奋起反抗时，你必须镇压，这样做时，你不得已采取的镇压手段让所谓西方文明更为优越的断言不攻自破。为了统治野蛮人，你只能自己也变成一个野蛮人。”[27]他转向写作，开始了复原及清除自己内在野蛮人一面的漫长过程。
[1] 南亚一地区，现分属印度和孟加拉国。
[2] 斯里兰卡的旧名。
[3] 1922年司法及公共事务档案6079号，印度政府图书馆，见杰弗里·迈耶斯《奥威尔在缅甸》，收入《美国笔记及追寻》（american notes & queries，1972年冬），第52—54页；《全集》，19.6（1947年1月3日“信笔所至”专栏）；《全集》，10.143。——原注
[4] 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1924），波兰裔英国小说家，著有《水仙号上的黑家伙》《黑暗的中心》等。
[5] 萨莫塞特·毛姆（somerset maugham，1874—1965），英国小说家，著有《人性的枷锁》《月亮和六便士》《刀锋》等。
[6] 赫伯特·怀特爵士，《一个缅甸公务员》（a civil servant in burma，伦敦，1913），第153页；j.g.斯考特，《缅甸：实用信息手册》（修订第3版，伦敦，1921），第77页；理查德·柯尔，《进入东方》（into east，约瑟夫·康拉德作序，伦敦，1923），第28、45、46页；萨莫塞特·毛姆，《客厅里的绅士》（the gentleman in the parlour，伦敦，1930），第6—7页。——原注
[7] 马格里奇所言，见格罗斯《奥威尔的世界》第171页；《全集》，16.143（1944年4月6日书评）；怀特，《一个缅甸公务员》，第253页；副领事斯考特·奥康纳，《缅甸过去的曼德勒及其他一些城市》（伦敦，1970），第72—73页。——原注
[8] 莫里斯·柯林斯，《进入神秘的缅甸》（into the hidden burma，伦敦，1953），第58页；柯尔，《进入东方》，第75、76页；《全集》，2.296；比尔·泰德（bill tydd），《孔雀梦》（peacock dreams，伦敦东南亚英国公墓协会出版，1986），第14页。——原注
[9] 《全集》，12.270（《反正是我的国家》，1940年秋）；罗杰·比顿，《和奥威尔在缅甸》，《听众》杂志第81卷（1969年5月29日）；貌廷昂，《缅甸警察奥威尔》，《亚洲事务》（asian affairs），第60卷（1973年6月），第185页；比顿，《和奥威尔在缅甸》，第755页。——原注
[10] 貌廷昂，《乔治·奥威尔与缅甸》，《亚洲事务》，57卷（1970年2月），第19、22页；《全集》，10.502（《杀象记》）；昂山素姬，《免于恐惧之自由》（freedom from fear）修订本（纽约，1995），第126页。——原注
[11] 约翰·凯迪（john cady），《现代缅甸史》（a history of modern burma，伊萨卡，纽约，1958），第242页；《全集》，12.405（《英格兰，你的英格兰》，1941年2月）；《全集》，15.48（1943年4月2日书评）。——原注
[12] 丹尼斯·柯林斯所言，见科帕德《缅怀奥威尔》第82页；凯迪，《现代缅甸史》，第275、247—248页。——原注
[13] 菲利浦·伍德拉夫，《统治印度的人：监护人》（1954年首版；伦敦，1965），第52页；谢尔登，《奥威尔传》，第97页；《全集》，5.136。——原注
[14] 《印度帝国地名索引：缅甸省卷》（加尔各答，政府监印版，1908），1.333；《全集》，12.268（1940年9月24日战时日记）；斯坦斯奇，《不为人知的奥威尔》，第181—182页。——原注
[15] 《全集》，18.128（1946年3月14日信件）；柯尔，《进入东方》，第54页；《默里手册：供印度、缅甸及锡兰旅行者使用》（第12版，伦敦，1926），第644页；《帝国地名索引》，1.432—433；柯林斯，《进入神秘的缅甸》，第77页；梅·赫西（may hearsey），《同盟国士兵和红宝石》（chindits and rubies，伦敦，私人印刷，1982年），第94页（彼得·戴维森好意寄来了一本复印件）。
除了描述性的《古老的毛淡棉佛塔》（the old moulmein pagoda），吉卜林（在1895年所写的《在新石器时代》中）也写道：“克佑区的最疯狂梦想是加德满都的事实，克拉彭的罪行在马达班却是纯洁。”——原注
[16] 安东尼·鲍威尔，《回忆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a memoir），《大西洋月刊》，220卷（1967年10月），第63页；沃德姆斯，《怀念奥威尔》，第28页；乔治·斯图尔特所言，见《全集》，10.88；罗杰·比顿所言，见克里克《奥威尔传》附录（第3版，哈蒙斯沃斯版；企鹅版，1993）第589页。——原注
[17] 沃德姆斯，《怀念奥威尔》，第24页；克里克，《奥威尔传》附录，第587页；《全集》，16.117（1944年3月10日）；《全集》，5.138。——原注
[18] 杰克·考曼（jackmon），《奥威尔在沃灵顿》（orwell at wallington），《立场》杂志（stand），22:3（1980—1981），第35页；凯·韦尔顿·埃尔沃尔所言，见科帕德《缅怀奥威尔》第100页；杰克·考曼所言，见沃德姆斯《怀念奥威尔》第50页。——原注
[19] 艾克顿，《一个美学家的更多回忆录》，第153页；安东尼·鲍威尔，《1987—1989年日记》（伦敦，1996），第221页；貌廷昂，《奥威尔与缅甸》，第28页；《全集》，17.442（《体育精神》，1945年12月14日）；《全集》，10.501。——原注
[20] 貌廷昂，《奥威尔与缅甸》，第23页；霍利斯，《奥威尔及其在校生涯》（orwell and his schooldays），第383页及霍利斯《乔治·奥威尔》，第27页；《全集》，5.135。——原注
[21] 马丁·韦恩所编《以崇敬之心：关于几个印度警官的回忆录，1915—1948》（伦敦，东南亚英国公墓协会出版，1985），第12页；貌廷昂，《缅甸警察奥威尔》，第181页；谢尔登，《奥威尔传》，第95页；彼得·戴维森，《乔治·奥威尔：文学生平》（george orwell：a literary life，纽约，1996），第46页。——原注
[22] 格里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1904—1991），英国小说家，主要小说有《布赖顿硬糖》《权力与荣耀》等。
[23] a.j.兰古思（a.jngguth），《萨基：赫克托·休·芒罗的一生》（saki：a life of hector munrox，纽约，1981），第40页；《全集》，14.34；12.127（1940年4月7日信件）。——原注
[24] 《全集》，10.245（1932年5月书评）；《全集》，2.250；10.508（1936年10月17日书评）。——原注
[25] 貌廷昂，《缅甸警察奥威尔》，第183页；《全集》，16.451；20.213（1949年文学笔记）；《全集》，10.207—210。——原注
[26] 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1905—1985），匈牙利裔英国作家、记者，著有揭露斯大林清洗行为的《中午的黑暗》。
[27] 《全集》，第10卷506页注解；10.501—508。格罗乔·马克斯（groucho marx）在《动物闲话》（animal crakers，1930）中写道：“有天早晨我在睡衣里打死了一头象，我一直不知道它是怎样进去的。”
1926年3月22日，在《流浪象被毙》的标题下，《仰光报》报道分区军官少校e.c.肯尼在旅行时“碰到一头流浪象……让村民高兴的是他将其击毙。这头象已经踩死一个村民，并对农场造成很大破坏。未知这头象是否就是孟买缅甸贸易公司所称的象”。（引自彼得·戴维森1999年4月6日致杰弗里·迈耶斯的信）
在吴·托克·吉尔的《缅甸运木大象》（仰光，贸易出版社，1926）中可以找到对这种丛林重量级工人的详细描写。在诺弗尔·莫里斯的《妓院伙计和其他法律比喻》（纽约，1992）中，可以找到关于20世纪20年代缅甸法律问题的详细记述，其中埃里克·布莱尔成了小说中的一个主要角色。——原注
第五章赤贫之乐
1927—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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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9月，22岁的布莱尔回到南沃尔德的家里。这里位于萨福克郡北海之滨，在爱德华时代，它曾是个时髦的海水浴胜地，到那时成了渔港，也是有许多英印家庭居住的雅致而老派的幽静城镇。与低地国家[1]之间频繁的贸易活动已经影响了它的建筑风格，在老街上，整洁的英式小屋杂处于荷兰风格的住宅中。布莱尔夫妇发现他家的男孩变成了一个能吃苦和富于经验的年轻人，成了一个衣着非常破旧的殖民地老爷，登革热尚未痊愈，已经人高马大地长到了六英尺两英寸半。[2]在大概那时所拍的一张不能说明他一贯形象的照片上，他似乎吃丰盛的英国食物长胖了。他的脸蛋变圆了，甚至可以说是胖嘟嘟的，并惹人注目地打了一条图案时髦的领带。家人欢迎他回来并炫耀地把他带到他们的朋友面前时，他也在等待适当机会告诉他们那个坏消息。他那时一年挣696镑（奖金另算），但在离开缅甸时，他打定主意要辞职。
虽然直到1928年3月12日都算正式休假，布莱尔还是在1月1日辞去了副警察长职务，因此牺牲了140镑薪水，但是他想让家人明白他是不会改变主意的。他知道自己需要钱生活，可是一旦做出决定，就觉得良心所在，他不能再领取更多的薪水。他并未说明辞职理由，他的上司感到恼火，因为他浪费了所受的14个月培训（占他全部待在缅甸时间的1/4），不过还是勉强同意他辞职。
他的家人及他们的朋友都被其决定吓坏了，他们搬出各种各样的按常理如何的反对意见。他父亲在他小时候“永远说着‘不准’”，这时又开始说“不准”，力劝儿子考虑事业和前途——还有退休金呢！他的母亲为他失去保障而操心，肯定也流过眼泪，数落过他忘恩负义，对家人为他能得到昂贵的教育所做的牺牲视而不见。艾达的朋友鲁思·皮特（ruth pitter）声言：“他辞去在缅甸的工作让我们都无比震惊，就像拒收一张数额为五千或者一万英镑的支票。如他妈妈所言，她奉献了一切，她的全部，把他养大并让他进入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体系。”布莱尔夫妇在埃里克身上实现投资回报的精心计划失败了，而从金钱角度讲，他们的看法一点没错。接下来的15年中，当他以作家身份苦苦挣扎时，日子过得仅够糊口。直到1942年当上英国广播公司的讲座节目制作人后，薪水才与他一开始到缅甸时的薪水持平。对这么一个为钱操了很多心，甚至为钱烦扰不已的人而言，这个选择似乎是种莫名其妙的自毁行为。
为了他处世上的不通人情，亲友白天黑夜做他的工作。就像他在《保持叶兰繁茂》中所写的——这部小说中的戈登·科姆斯托克辞去在伦敦的广告业工作虽属虚构，但跟布莱尔不当缅甸警察一事性质等同：“不用说，有过几场厉害的争吵，他们不能理解他。在他们看来，有机会做这样一份‘好’工作却拒绝去做多少是没道理的。他总是一遍又一遍说他不想干那种工作……他恼火地告诉他们他想‘写作’，可是他又怎能以‘写作’谋生？”
理查德·布莱尔鼓励过、迫切希望过、（据杰辛莎所言）甚至强迫过儿子去当警察，如今却要承担后果。埃里克无法说服父母相信那件工作让他深恶痛绝。他在伦敦的朋友和资助人梅布尔·菲尔兹回忆道：“他不干在缅甸的工作后，他父亲非常失望，把他看作一个失败者。他对那感受很深……布莱尔老先生的概念是不会挣钱的儿子不是个好儿子。”但埃里克仍想让父亲开心并得到其尊重，如梅布尔所言：“他有一个想法，就是让父亲认识到他的价值，因为他爱父亲并希望父亲也爱他。”[3]但他不想跟父亲一样从事同样平庸的职业，她应该加上这句。
阿芙利尔虽然喜欢兄长，可是连她也表示不赞成。她在家里住，开了间名为“铜壶”的茶室，她正日益变成一个尖酸刻薄的老处女，“让人受不了……恶意地拿他人开心”，她批评埃里克邋遢、自私和懒惰：“我想他是习惯了在印度（即缅甸）有很多仆人侍候，在我们看来，他变得很不整洁，每次吸烟都把烟头扔到地上——还有火柴——指望别人会扫。”他显然在依靠他在缅甸攒下的钱无所事事地度日，而她为了微利辛苦工作，兼情感空虚，她变得越来越苛刻待人、指责不断。
虽然他已告诉过家人说他决心写作，但在过去五年中，他几乎什么也没有写过，那时也似乎没在写作。当然他以前在文学上也不曾取得过成功，未获得过学校的写作奖项，未发表过成年后的作品。后来他曾就他父亲和那些好意的规劝者评论道：“开始时，我不得不极力抗争，如果听从了别人对我说的话，我就永远当不成作家。”[4]
布莱尔也从另外一位父辈人物那里讨教过，此人在当初促成他去缅甸一事上起过作用。他曾告诉同学德尼斯·金-法罗：“1927年底我从缅甸回来后，曾去剑桥跟高待了一段时间，但是尽管他很和气，在我看来似乎我已脱离了他的轨道，他也脱离了我的。”作为一个已有几年处世经验的成年人，他觉得跟高比以前更疏远了，而高在发现其建议产生了令人失望的结果时，大概也感到尴尬。在三一学院宴会的贵宾席上，他把布莱尔安排到他以前的偶像a.e.豪斯曼旁边，但豪斯曼总是很沉默，所以他们即使聊天，也不见得会聊多少。虽然布莱尔的父亲或教师对他很不理解，布莱尔还是想取悦他们。迟至1946年4月，在凭《动物农场》一书首次在文学上取得巨大成功后，他还给高写了一封语气谦逊的信：“我很乐意送给您一本，它很短，也许会让您读得开心。”[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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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尔从缅甸回来后，家人认为他被宠坏了，而且自私自利、自负兼以自我为中心。在《保持叶兰繁茂》中，布莱尔对辞去工作想当作家的戈登·科姆斯托克做了讽刺性描写，那也是他本人的自画像，表明他对家里人的看法心中有数，书中的戈登表达了布莱尔本人清楚的执着态度：“他想好了存在着两种活法，你可以去致富，或者可以有意拒绝致富，你可以拥有金钱，或者鄙视金钱……他会拒绝‘成功’那一整套玩意儿，他会把‘成功’当作他的特殊目标。”虽然他不想实现传统意义上的功成名就，也从未期望过变得富有，但他极欲成为一个成功作家。说来奇怪，他认为要想踏上作家之路，就需要生活在赤贫之中，这在英国作家中是个异数，好像只有通过让他本人及自尊去承受贫穷生活的严峻考验，他才能理直气壮当作家。
1927年冬，急于逃脱家人的数落和开始新生活的布莱尔得到了两位女性的帮助和支持：他母亲的朋友——诗人鲁思·皮特——和他姐姐玛乔里·戴金。鲁思·皮特比他年长六岁，出生在埃克塞斯郡，父母分别是伦敦东区工人阶层中的工匠和教师。她的处女诗作发表在a.r.奥莱日（a.r.orage）所办的《新时代》（new age）杂志上，一战中，她在战争部当文书，1920年出了诗集《首批诗作》（first poems）。战后她以画油画和在茶碟、茶罐上画装饰画谋生，跟凯特·奥哈拉搭档在诺丁山道开了个礼品店，就是在那里，她和艾达·布莱尔初识。
1927年秋，鲁思帮助布莱尔在波特贝洛路上找了个房间。他经历了一种可以说是反向的文化冲击，被迫重新学会适应英国。没有仆役为他做饭或打扫，他尽量用积蓄维持生活得久一些，在一间冰冷的屋子里过着波希米亚式生活，在伦敦的冬季，他点燃一支蜡烛来暖手。鲁思给了他实际的支持，但对其文学雄心的看法与他父母相同。她嘲笑他缺乏想象力以及他业余但是热切的努力，她突出强调了当作家的人以自我为中心的一面。虽然她本人是个诗人，却一上来就否定了布莱尔：“他是个执迷不悟的年轻人，放弃了一份好职业，自负得竟以为他能当作家……我们借给他一个旧油炉，他就写了个短篇，关于两个少女借油炉给一个老头……还有另外一个从未发表过的短篇，开头是‘公园里，藏红花开了’。噢，天哪，恐怕我们确实笑了起来。”鲁思也批评了他的信仰、性格及行为。她说“他对生活有种根深蒂固的不满”，而且断言他的“无情一面”遗传自艾达：“他会出语刻薄，十分刻薄。他会不留情面地让人下不来台，也会说些很伤感情的话。一点儿没错，你知道，他妈妈说话就不中听。”
住在十分破落的波特贝洛路上时，布莱尔目睹了一个英国式势利的典型例子，他和房东太太（曾当过一个有贵族称号女人的侍女）都未带钥匙而进不去屋。当他建议向邻居借架梯子时，她拒绝了：“我们在这里已经住了十四年，我们总是注意不去认识两边的人。不能那么做，在这种地方不能。一旦跟他们说话，他们就跟你熟络起来。”[6]所以布莱尔跟她丈夫不得不去某个亲戚那里借梯子，极为吃力地扛了一英里才扛回来。
布莱尔的姐姐玛乔里，那个脸颊粉红的摩托车手，已跟丈夫汉弗莱搬到了约克郡的利兹。她比阿芙利尔要宽容一些，是个有同情心的听众，令人易于信任。布莱尔在英格兰北部流浪的间隙，或者在伦敦那个房间所过的艰苦生活告一段落时，就去住到戴金夫妇舒适的中产阶级家里去，有时住得几乎让他们失去耐心。戴金的父亲是个南沃尔德的医生，他本人毕业于切尔藤纳姆公学，在纽约华尔街当过办公室勤杂工，（像奥威尔的父亲）参加过一战。他在西部前线待过两年，失去了一只眼睛，安了一只玻璃假眼。战后，他当上了贸易委员会的工厂巡视员。
戴金是个性格非常暴躁的人，跟布莱尔几乎没有相似点。他觉得布莱尔从小就讨人嫌，那时又开始给人添麻烦。长着双下巴、面色红润、生性快活的戴金在酒馆是个健谈的人，而性格跟他相反的布莱尔则不擅言谈，只会静静观看。戴金在提到最喜欢去的利兹市的那间酒馆时，他描述或者说模仿了奥威尔本人后来在几部作品中描绘的理想化工人阶层的场景，那间酒馆“晚上会生一大堆火，有很多快乐的人，里面总亮堂堂的，舒适而且温暖……（布莱尔）常一个人坐在角落，看上去像是个死人，直到听他说‘我得回去了’，我们才有点儿轻松感。”戴金认为布莱尔的寡言是出于冷漠和高傲，而未意识到这位日后的作家一直在倾听和细心观察。
戴金后来批评过从小一直身体不算好的布莱尔。因为他穿破旧衣服、围大围巾，戴金说他“像个落魄了的贵族”，但是他不穿大衣，甚至在冬天也是。戴金认为他的内弟对贫穷一方面生气，一方面又感到惭愧，还认为如果他有意变得邋遢，那他算是做到了。戴金不喜欢《通往威冈码头之路》，（对其辩论目的视而不见）称其没能表现出工人阶层生活的积极面，即泡酒馆和看足球赛。跟鲁思·皮特一样，他对布莱尔当作家的潜能持怀疑态度，认为他应该找份合适的工作，而不是在他家混吃混喝。但由于受到玛乔里的鼓励，埃里克会在他家一次待几周进行写作。
戴金家有次开着家里那辆帆布篷的路华牌小汽车外出度圣诞节假，当时尚在童年的戴金家长女简对此记忆犹新，她记得在嘈杂的车上，埃里克舅舅不为所扰地埋头看书。“车前排座位上坐着我妈，（妹妹）露西坐在她膝上，后面坐着四岁左右的弟弟和七八岁的我，还有我们的哈巴狗、两三只豚鼠和放在禾秆编的鱼篓里的一只小羊，它的头伸在外面。还有垫子、食物、篮子以及通常会有的喧闹。司机后面的后排座位上是埃里克，没什么要他看管的，他非常安静和亲切，膝盖耸得很高，在读法文诗。”[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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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前后，布莱尔开始了多次流浪之旅，而且在后来的四年中断续进行着，这种自我惩罚性尝试令其家人迷惑不解。从警察到流浪汉的转变是彻底的冒险之举：部分是赎罪，部分是考察社会，部分是为了自省。流浪让他有时间检视自我，发现目标，集中志向，为他提供写作的原始材料，增加对世故人情的了解，也没那么专注自我。然而跟他生活中的其他方面一样，是内疚感提供了最初的推动力——这种内疚感不合情理，但又根深蒂固，产生自过去的过错，形成一种影响身心的烦恼，让他总不得摆脱。
除了他自己过于舒适的中等阶层家庭、所受的势利性质教养（那让他鄙视工人阶层）以及曾受教于伊顿公学，他对自己家族的殖民渊源也感到内疚——当过在牙买加拥有奴隶的奴隶主、在缅甸的剥削者、在印度的鸦片贩运者等。他受到一种社会良心感的折磨，对自己比无论是谁富有都感到不安（甚至在他相对贫穷些时也是）。他在缅甸时的同事让他为太年轻、未参加过一战而感到惭愧，二战期间他被体检查出不够服役资格时，这种惭愧感又再度出现。他为自己当一名警察，享有压迫人的权力而感到内疚。末了，家人也让他感到内疚，因为他放弃了一份有前途的职业、令他们失望并靠其接济，而不是去找一份正式工作。
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布莱尔也喜欢拥有这种内疚感，需要延长它。这种内心对自己有错的确信——确信自己未点明地受到了谴责——让他有了一个目标，并给了他早期作品的写作灵感。在《通往威冈码头之路》著名的自传性一节中，他解释说在他有了缅甸的经历后，他开始强烈反感过一种安定、常规、富足和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而把流浪视作一种赎罪行为。他虽然知道自己不可能真正属于那个艰苦的世界，但还是很想被流浪汉接纳并洗刷自己的罪过：
我意识到我有极重的罪过要赎。……我觉得我一定要逃离的不仅是帝国主义，而且要逃离任何一种一人主宰另一人的行为……当时在我看来，失败似乎是唯一一种美德。每种有嫌疑促进个人利益之事，甚至在生活中达到“成功”，即一年赚几百英镑这种事，在我看来在精神上似乎都是丑陋的，是恃强凌弱……我的心思马上转向极端的例子，那些社会弃儿：流浪汉、乞丐、罪犯、娼妓。这些是“底层中的最底层者”，是我想接触的人。当时，我迫切想做的，就是找到某种途径，以完全脱离这个体面的世界。
过艰苦生活和当作家是脱离这个体面世界同一条道路之两方面。
布莱尔的流浪无疑是种赎罪行为，他首次尝试从舒适踏足肮脏和极其困难的处境也需要极大勇气。（据阿芙利尔所言）他有种“对个人整洁的狂热”，对臭味大惊小怪，非常敏感。他强迫自己体验的那种令人反感的经历对他影响甚大，他也强调指出过圣塞浦里安学校令人反感的卫生情况——碗沿下的硬粥嘎巴，浴池里浮着的人粪。在《牧师的女儿》（a clergyman''s daughter）中，当多萝西不得不用老梅费尔小姐流进过口水的公用杯子喝水时，她觉得难以接受。《巴黎伦敦落魄记》（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中奥威尔挨饿时，倒掉过宝贵的热牛奶，只因里面掉进了一个虫子。他有意扎进污秽和有损尊严的无家可归之人的生活中，考验他能够忍受的限度——而且是超出此限度。
他必须拥有据以写作的材料，但仍未将其缅甸经历客观化、吸收和理解。他被那些身处边缘、赤贫和流离失所的人们所吸引，看到了英国主宰缅甸人和英国人对待穷人做法上的相似之处。具有其人特点的是，他不但生活得像个英国的贫穷工人——尽管他后来确实在巴黎这样生活过——而且从一个压迫者变成了被压迫者一员。他到达了社会等级的最底层，成了成千上万个失业者、无家可归者中的一员。《流浪法》迫使他们从一个市镇漂泊到下一个，从一个村子到下一个，在英格兰到处流浪，在慈善性质的旅店里一次只能待一个晚上。他这样做时，穿的是从一间二手店里买来的破衣服，也试过掩饰他那优雅的口音，然而不太成功。每当他需要洗个澡、休息、像样的食物和写作时间时，他也会——而且也确实那样做过——放弃奔波的生活回到在南沃尔德、戈德斯格林或利兹那里亲友的家里过上一段舒适生活。但他穷困潦倒的阶段——流浪、摘啤酒花及被捕、身体垮掉、赤贫和洗盘子的生活——持续4年之久。在那期间——对收集需要的写作素材是大大够用了——他不顾后果地以健康、声誉和前途为赌注。他对流浪的醉心说明他性格中有两个重要方面：漫游者和局外人。他永远无法在一个地方待久，只有与社会保持小小的角度，才能让他适应这个世界。
奥威尔，这位在自己的国家“平民化”的前殖民地老爷曾写道，“实际上，在那种恶劣条件下和令人厌烦至极的流浪汉的地下世界”，他有过“一种解脱感，一种冒险感”，在缅甸时，他也有过这种感受。他肯定乐于想象如果“甩动”和“高奶奶”看到他们的伊顿公学奖学金学生一头扎进最低层，他们会何等惊讶。乔装打扮经过一些熟悉的地方时，他会有点激动。他的一个在南沃尔德的朋友丹尼斯·柯林斯记得布莱尔在布莱斯堡的收容所（地方自治会所办的寄宿舍）住过一夜，计划接下来去南沃尔德的贫民院，但是又改变了主意，他半是感伤半是黑色幽默地说：“不，我决不能那样做，要是我爸看到，那真的会要他的命。”[8]
赎罪和解脱感在心理上是有价值的，但当他开始放眼身外收集第一手资料时，另外一个重要的动机也出现了。在他所有的纪实作品中，他必须当一个他所写的缅甸、巴黎及伦敦、威冈、西班牙、马拉喀什[9]和战后德国状况的目击者。唯有通过此种方式，他才能给读者一种真实经历感，并能写活那些他选择与其共同生活的社会弃儿。穷困潦倒时，他探索着他的写作主题，也在发现自己的写作方法。如他曾写过，他还试图在左派知识分子和英国社会中受压迫最深的人们之间架设一座实际的桥梁，以弥补“理论社会主义悲剧性地未能与正常的（或不正常的）工人阶层接触”。
在这方面，他以杰克·伦敦为榜样，后者在伦敦东区调查过，在《深渊中的人们》（the people of the abyss，1903）中，他写下了这番短期亲身经历并试图改善城市贫民的悲惨生活。杰克·伦敦在该书前言中写道：
本书记录的是我在1902年夏天的经历。我进入了伦敦的底层社会中，所抱态度最好比作探险家们才会有的那种态度。我准备好被眼睛所看到的说服，而不是被那些没看到的人们的教导或以前看到过但又离开了的人们的话说服。另外，我带上了某些简单的标准，以此衡量底层社会的生活，这个标准就是那些能增强生命力、使身体强壮和精神健康的是好的，那些削弱生命力、阻碍和使生命不正常的是坏的。
像杰克·伦敦那样，布莱尔也学会如何与平凡甚至是一无所有的人相处，而且实际上喜欢跟他们在一起。对他们，他既不屈尊俯就，又不加以嘲笑，而是对其生活显示出了真正的同情心和兴趣——对一个伊顿公学的毕业生和前警察而言，这是非常具有想象力的一步。
1931年，布莱尔在《阿代尔非》杂志上发表了两篇文章，即《收容所》（the spike）和《摘啤酒花》（hop-picking），这是他后来的早期作品《巴黎伦敦落魄记》（1933）和《牧师的女儿》（1935）中一些场景的原材料。第一篇随笔描述了典型的流浪汉临时收容所中监狱般的环境，谴责了那个羞辱流浪者的制度，并唤起了对流浪者苦况的同情。第二篇描述了伦敦居民中的工人阶层逃离城市，利用夏天假期去肯特郡的田里做这种令人讨厌且工资低廉的活。在给丹尼斯·科林斯的一封信中，他以一定程度上夸大其词的口吻记述了去肯特路上的艰辛，和他对那件让他腰酸背痛、手指流血的工作轻松愉快的态度：“我们路上主要靠乞讨才有东西吃，除了烟草什么都不缺，但是那种露宿的寒冷和不适比你能想象的更糟糕……尽管如此，这样短期过上一阵子很有意思，反正我能据此写一篇可以卖给报纸刊登的文章。”[10]
4
1928年春，布莱尔去了巴黎，并在那里生活了将近两年。一年半时间里，他靠积蓄生活，也靠教英语贴补，直到他的最后一笔钱被偷掉。他先是典当行李，然后找到了一份洗碗的工作。“在外国时，”他曾说，“除非因为不得不工作而待在那里，否则就生活得不完整，一般来说你不会跟普通人混到一起。你倾向于把时间花在咖啡馆或者妓院或者画廊里，而不是在普通家庭里，但如果你没钱，你经历的会比在你自己的国家更糟糕。”他对比了自己和20世纪20年代涌至的几千个美国移居者在巴黎的经历，当时什么都便宜，就像他在那篇关于亨利·米勒的评论《鲸内》（inside the whale）中所写的：“在那繁荣的几年里，在美元坚挺，法郎贬值的时期，巴黎史无前例地受到一大批艺术家、作家、学生、一知半解者、观光者、浪荡子和无所事事者的入侵。”
布莱尔的巴黎跟海明威或者乔伊斯的巴黎全然不同，尽管在1928年，他以为在詹姆斯·乔伊斯最喜欢逗留的双偶咖啡馆见到过乔伊斯。第二年，在为一战时打了胜仗的法国军队最高统帅费迪南·福熙将军举行的国葬上，他确实看到了菲利普·贝当这位凡尔登战役中的保卫者。布莱尔住在拉丁区肮脏的铁罐街（在《巴黎伦敦落魄记》中是金鸡街）。20年代初，海明威与其第一任妻子也在该区住过，但到布莱尔来到巴黎时，他已换了一任妻子（这位妻子较富有），并且搬到了更好的地段。在他怀旧的《不固定的圣节》（a moveable feast）中，海明威描写了夫妻两人依靠他的微薄收入及妻子的小额托管基金度日时所住的简陋公寓。他印象中的巴黎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似乎乐于过着他们惬意甚至充满魅力的穷困生活：“我们回到巴黎后，天气晴朗、寒冷而且可爱。这个城市已经适应了秋天，我们这条街上的木煤店有好木头出售，很多好的咖啡馆的门口有火盆，让待在露台上的人们也不致受冻。我们自己的公寓里暖和而且令人愉快。”
布莱尔并非经常光顾同一间餐馆及咖啡馆。两年时间里，他过着比较孤独的生活，在下层生活中寻找自己的赎罪形式。他自然尽其所能找到了最不舒服的居处，并得意于自己能够一天只靠几个法郎生活。他在书中重点提到了“垃圾车的酸臭味”、该居处的极度堕落和贫穷带来的安慰：“我相信任何一个经过拮据生活的人都经历过，在得知自己终于到了穷困潦倒的境地时，那是一种解脱感，几乎是快乐。你已经说过那么多今非昔比的话——好了，这就是今非昔比，你已经走到了这一步，你能够承受这样的日子，它消除了很多焦虑感。”[11]跟别的移居者一样，布莱尔也试图在巴黎写作，事实上也的确完成了两部长篇小说，后来又将其毁掉。但是他真正的目标复杂得多：不只是观察生活和检验其生存能力，而且要找到一种写作方法，来写他的人生新路。
艾达的妹妹，即布莱尔的姨妈内莉·利末辛，当时也住在巴黎，虽然他很少向她求助，但还总是能指望她支援一二。她是个真正反俗世陈规的人，在杂耍剧团表演过，嫁给了一个法国人欧仁·亚当姆，此人卷进了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是个狂热的世界语教师，拒绝说别的语言。“他们的婚姻不幸福，”据他们的朋友所言，“她没有个性，软弱，没有主心骨和意志力。”亚当姆后来抛弃内莉去周游世界，最后落脚于墨西哥，1947年自杀。在内莉家，布莱尔可能首次见识了这种社会主义者怪客，在《通往威冈码头之路》里有名的一节中他讽刺了这种人。
鲁思·皮特在诺丁山道时就看出布莱尔身上有很强的甘于自虐的特点。“我很有把握他当时处于所谓早期结核病的状态，”皮特回忆道，“你看他，在这种天气下穿着完全不足御寒的衣服，这不只是出于贫穷，还是种不正常的自杀行为。”这种固执的自我检验危及他那一贯经不起折腾的身体。在巴黎时，他就得过一次严重的流感。1929年3月，他在科钦医院条件很差的公众病房住了两周，在那篇感人的随笔《穷人的死法》（how the poor die，1946）中，他描述了这次经历。
在填完许多表格和得知自己发着华氏103度高烧后，他被迫洗了个凉水澡，并穿一件薄薄的睡袍走两百码穿过一片露天空地来到慈善病房。他强调那里“气味难闻，是粪便味，但又有点儿甜”。接下来他经历了极大的痛苦，无同情心的医疗人员一开始用热玻璃杯给他拔火罐，然后往他胸口上抹一种能引起剧痛的芥末膏。这段时间内，他只不过是个供医科学生观摩的不出声的标本，那些学生们似乎未意识到实际上他和其他病人也是人。在这篇随笔中，穷人缓慢、发臭、痛苦地“自然”死去。[12]
出院后，奥威尔的边缘生活突然陷入绝境，因为他的房间被洗劫，钱被偷走。在《巴黎伦敦落魄记》中，那个贼是个意大利排字工人，也是同住那里的寄宿者，他配了钥匙，洗劫了12个房间。但是究竟发生何事，布莱尔告诉一个朋友的话更可信。事实上，他是被一个头发及瘦小体形让他想起伊顿男生的女孩所骗。“他有次告诉我在他遇到妻子之前交往的所有女孩中，最喜欢的是在巴黎某间咖啡馆认识的一个雏妓。她长得漂亮，体形就像男孩，理伊顿式平头，各方面都让人喜欢。显然在他回到房间时，他发现这位完美的女孩把他所有的东西搜罗一空，包括他的皮箱、钱等等一切。”布莱尔到了赤贫境地，他试过在塞纳河钓鱼，但是没收获（海明威声称他在卢森堡公园捉过鸽子吃）。因为付不起房租，他被迫在街上睡觉：“我晚上睡在林荫大道上的一条长椅上，很不舒服——椅子扶手顶着脊梁——而且比我料想的冷得多。”
最后，他通过鲍里斯——一个俄罗斯流亡者和前军人，他们在住院时相识——找到了工作，一天13个小时，他干了10周。一开始在一间豪华酒店当洗碗工，后来在一间俄罗斯餐馆。他当洗碗工的经历占了《巴黎伦敦落魄记》中巴黎一段的大部分。他是酒店等级中低层之中的最低者，他被迫剃去了他非常爱护的短髭，在管理者看来，那是不服从的标志。由于受到侍者的侮辱，他不得不动拳头来得到起码尊重。有些更有雄心的侍者下午去上英语课，但他从未尝试过教他们英语来躲过刷盘子。他没有穿得出去的衣服，也过于劳累，无力去多挣一些钱。
在威斯特敏斯特公爵夫人——她经常下榻于布莱尔工作过的那间酒店——的回忆录中，她讲了一个故事，谈到某个酒店底层雇员如何被迫满足她丈夫——一个伊顿公学毕业生——深夜时的渴求：
在某个派对上，我遇到一个样子虚弱的人，他说：“您不会记得我，但是我清楚记得您和您丈夫。”接着，他告诉我他在洛蒂酒店干过。有天深夜时，本尼按铃叫楼层侍者要桃子吃。但发现酒店里一个桃子也没有，我的朋友——他当时是个见习侍者——就上街去找，而且被告知如果连一个桃子也找不到就别回来了，有被马上解雇的危险。当然，所有店铺都已关门，所以他可怜兮兮地游荡着（我就是按他的话来讲），直到看到一个零售蔬菜水果的小商店橱窗里有一篮桃子。他不顾一切地敲门、砸门，但全归徒劳。他不敢空手回去，因为那条街当时很冷清，他就从修路工地的一个鹅卵石堆上拣起一块砸烂了橱窗，抓起一个桃子赶回洛蒂酒店，高兴地想着他保住了工作。但此后不久，他就放弃当一个侍者而是当了一名作家。他的名字？乔治·奥威尔。[13]
然而，女公爵的故事是源自《巴黎伦敦落魄记》中所记的一则轶事。在奥威尔的版本中，一个英国勋爵走进一间酒店要吃桃子，一个德国洗碗工从相邻的餐馆偷了几个。因为布莱尔是个洗碗工而不是个得意的侍者，大概也从未在派对上跟那位公爵夫人见过面（他不会掺和进这种圈子），她讲述的故事说明自传性材料经常被反复采用和遭到歪曲。
5
在有人向他保证会为他找份工作时——但未能成为现实——布莱尔于1929年底回到英国，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他继续几乎病态地执着于过流浪生活。在《丁当》（clink，1932）中，他描写了他的最后一次冒险经历：那次他想进监狱待上较长一段时间，但未能如愿。1931年12月中旬，他因为喝啤酒和威士忌醉得很厉害。他走到一个警察面前，这位警察抓住他的瓶子，和气地把他带到警察局并关进一个小号，他在那里余醉未醒，感觉极为难受，而且呕吐了。后来他被关到治安法庭另外一间较大的单人牢房，最后没罚款就把他放了，只关了一天。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又试过在警察面前乞讨，指望被逮捕，但是他似乎有魔法保护，他们对他视而不见。
人类学家杰弗里·戈尔勒在30年代给奥威尔写了封书迷来信，两人结交为友，他注意到奥威尔举动和交往上拙于行事的特点。奥威尔是个典型的公学学生，直至1927年，他都在只有男性的学校或机构中度过，除了缅甸的妓女和巴黎的“流莺”，他在接触女人方面经验很少。他自己也提到过“人类在其中生存的星际般的隔绝状态”。奥威尔性格腼腆、顾虑重重、不自然，他觉得英国女人不易接近，难以得到，而他生活上的穷困潦倒更导致这难上加难。虽然存在这些弱点和起步较晚，沉默寡言、自我克制的奥威尔后来还是有了多段与女性的密切关系。在那奋斗的几年里，有几个南沃尔德的女人于他是重要的，他在流浪之旅的间隙跟她们保持联系。
布莱尔在1928年认识了布伦达·索克尔德，当时他们都是25岁。布伦达的父亲是位牧师，她是南沃尔德一间女子学校的体育教师，爱看书，有教养，娴静，但喜欢与人交往。她不理解为何他宁愿待在房间打字，而不是跟她打桥牌。布伦达拒绝跟他发生性关系，这更是吸引了他，但他们还是做到了保持好友关系。她不同意他的武断看法，他在1932年9月的一封信中也提到：“能再次见到你以及发现你乐于见到我真是好极了，即使我对你那种性别存在可怕的偏见，还有我对罗马天主教徒的成见等。”[14]布伦达形容他的脸庞“苍白而且有点儿小，有一双很明亮的蓝眼睛”，还觉得“如果他不悲观、不抱怨，跟他在一起不错”。“他并不能真正理解人，”她说，“特别是女人，他不放弃自己的看法……喜欢做惊人之语。写作是他生命中极其重要的一件事，没有什么——随便是哪个人——能够耽误他。”[15]
布莱尔差不多同期遇到的埃莉诺·雅克比布伦达小3岁，她们两人很不相同。她父亲出身于胡格诺派教徒[16]家庭，1921年从加拿大搬到了南沃尔德，当时她15岁，与布莱尔家为邻。漂亮且长着一头黑发的埃莉诺比布伦达更活跃、更性感得多，她愿意跟布莱尔发生关系，同时她还被布莱尔的朋友丹尼斯·柯林斯追求并嫁给了他。虽然布莱尔身上讲究实际的特点多于浪漫，礼貌多于热情，他更有可能得到了她们的身体甚于得到她们的心，那些女人觉得可以信赖他。布伦达是《牧师的女儿》中古板的多萝西·黑尔的原型，而爱莉诺是《保持叶兰繁茂》中情绪易受感染的罗斯玛丽的原型。
后一部小说中的引诱场景透露了布莱尔在得到女人方面的手法特点：
“你确实喜欢我，不是吗？”
“非常喜欢，傻瓜。”
“你会对我好，不是吗？”
“对你好？”
“让我想对你怎么样就怎么样？”
“对，我想是吧。”
“做任何事？”
“对，没错，任何事。”……
“把衣服脱了，乖了……可以吗——现在？”
“对，好吧。”
“你害怕吗？”
“不。”
布莱尔的生活中情欲色彩最强的时期出现在1932年6月，那是在几年追求之下，埃莉诺终于委身于他，地点是在一个有着田园风光的地方，在南沃尔德附近的布莱斯河岸边。“除了跟你在一起，我不记得有什么时候我如此喜欢过出游，”在9月份写给她的信中，他怀念地写道，当时他们的关系达到了顶点，“特别是那一天，在过了布莱斯堡山林小屋的树林里——你记得的，那里长着厚厚的苔藓。我永远记得，还有你躺在深绿色苔藓上漂亮的白色躯体。”
发生在大自然中的这一初度场景在其小说中出现过四次，每部小说中，都有一个害羞、顺从、处女般、微笑着并且心甘情愿的女人在林中深处裸身躺在草地上，委身于一个有力但又踌躇的男人。
她躺着让他想怎样对她都行，很顺从，但又是高兴的，还在微微笑着。
（《缅甸岁月》）
她没穿衣服躺着，两手放在脑后，闭着眼睛，脸上带着一丝微笑……“我会对你尽量温柔些。”“没关系。”
（《保持叶兰繁茂》）
（我）在她身边站了一会儿。她躺在草地上，手捂着脸……想对（她）怎么样都行。她是我的，我可以得到她，那会儿我想要就能要。
（《上来透口气》）
他拉着她让她躺倒在地上，她没有一丝反抗，他想对她怎么样都行。
（《一九八四》）[17]
那个夏天及秋天时，布莱尔写给埃莉诺的信自然比写给布伦达的信语气更亲热些。在6月（他当时在伦敦附近教书）所写的信中，他提到了世界上的诱惑、肉体和魔鬼，也开玩笑地隐指他们两人的情事。他写道：“你可以决定你属于哪一种。”然后他又以特有的欲言又止的方式写道，“要是能来伦敦请告诉我，因为我们也许能见面，也就是说，如果你想的话。”过了三周，当他们的计划落空后，他一方面是寻求保证，一方面为误解而道歉：“告诉我你不会因为那个星期天我未能赶去而感到受伤害——你没有写信给我，我想你可能那样想。如果你生我的气，我会难过的，如果当时能做到，我本来是会很高兴赶来的。”
10月中旬，这次恋情显然结束了，但他至少高兴于自己将被深情地记着。虽然他还希望能得到更多“好意”，可是对已得到的仍心怀感激。像那个年代的大多数男人一样，布莱尔学到的，是把性看作女人对男人的恩赐。“你说回首和我在一起的日子时心情愉快，你是多么好啊。”他给埃莉诺的信中写道，“我希望你什么时候会让我再次向你示爱，但如果你不愿意也没有关系，我将永远因为你对我的好意而感激你。”11月底，仍想重温旧梦的他问她愿不愿意“某个星期天去乡下，我们可以走很远的路，然后在某个酒馆用午餐？没有钱时，伦敦是个令人沮丧的地方”。接着他装出一副听话的，甚至是小孩般的样子（以性为乐事），提到她跟柯林斯来往会造成不便，预期她会拒绝：“在一起时，你没说你会让我再次当你的爱人。当然，要是柯林斯在南沃尔德时你是不会的，可如果他不在呢？你要是不想就一定不要，但我希望你会想的。”[18]布莱尔的温顺和自始至终的礼貌行事让他在跟那些女性结束恋情后，仍能跟她们保持良好关系。在《巴黎伦敦落魄记》中，他把埃莉诺的姓“派迪”用在那个性格忧郁的爱尔兰流浪汉身上，恶作剧地开了个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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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布尔·罗宾逊·菲尔兹是布莱尔在南沃尔德相熟的三个女人中最重要的一个。梅布尔1890年出生于巴西接近乌拉圭边界的里奥格兰德市，父母是英国人。她懂葡萄牙语，英语说得带一点口音，在家通过家庭教师接受过一些教育，1908年回到英国，当年她17岁。她虽然未受过正式教育，喜欢游泳而且有当体育教师的资格（如同布伦达·索克尔德）。据她儿子所言，她在知识上只是略懂皮毛而已，也缺乏很强的辨别力；她会打开一本书，读几页就不耐烦地扔到一边。但她对知识有种真正的好奇心和渴求，是个热心的参与者，追逐最近的知识新潮，比如神秘主义和社会信贷学说[19]，参加过社会主义暑期学校。她很喜欢看《新政治家》杂志，还为《阿代尔非》杂志写过评论。她丈夫弗朗西斯在伦敦当工程师，全家——包括未成年的一子一女——夏天会去南沃尔德度假。
作家雷纳·赫彭斯托尔（rayner heppenstall）30年代初跟奥威尔在一起住过，他也是个目光敏锐的观察者，他曾写道：“梅布尔有种天真的参与意识，而没有持久的热情。她是个精力极为饱满的女人，被三分钟热度所驱使。她在不同时期涉足过的包括自然疗法、阿德勒[20]心理学、瑜伽术、罗马天主教（她在巴西长大后成了一名天主教徒）……还有英国天主教。”虽然梅布尔性格活泼而且情绪易受感染，但除了积极、爱管闲事、武断、任性和固执，她也会惹人生气、做作和矫情（与埃里克·布莱尔恰恰相反）——甚至在对所说的完全一无所知时也是如此。比如在讨论科学问题时，她会直率但又无知地反驳其女婿的意见，而她这位女婿是个训练有素的化学家。梅布尔的女儿这样形容她：“情绪化、外向、活跃、爱交际，对所有事都充满热情：一个热情鼓吹社会主义、和平主义、动物权益和自然疗法的人。她是个特别一意孤行的人，听不进否定的答复。”她的儿子更具批评性地说：“妈妈是个坚定的左派支持者，但是她的所见，未能超越鸡毛蒜皮的势利性，对基本经济问题了解得很少。她对穷人的态度如今会被称为家长式的。”[21]
1930年夏天时的布莱尔跟家人疏远，没工作，对写作只有模糊的计划，仍到处漫游。某天，他在南沃尔德的海滩上画水彩画时遇到了梅布尔。她对他的态度既同情，又亲切，又支持，又是母亲般的，还是调情性质的，她很快就充当了他的保护人，他经常在她位于北伦敦戈德斯格林的家里住。“他觉得跟我们在一起很轻松，”梅布尔说，“什么事都会告诉我们。他知道我们喜欢他，而且也宽容，他在我们家完全随意，常跟我丈夫没完没了地讨论狄更斯。”
布莱尔喜欢她的儿子阿德里安，阿德里安也因为能和一个缅甸来的喜欢冒险的警察在一起感到兴奋。布莱尔介绍阿德里安阅读他喜欢的几本书：《格列佛游记》、柯南·道尔的作品和p.g.沃德豪斯的短篇小说。他带阿德里安还有莫里斯·埃文斯去看《哈姆雷特》，还去参观大英博物馆，他在那里对画廊的展览进行解说。他一直喜欢阿德里安，1941年还参加了他的婚礼。
虽然梅布尔在家里颐指气使，但还是习惯性地听从布莱尔。她比他大十三岁，但他在思想上主宰了她，甚至让她五体投地。她十分看重他，以至于领会不了他一本正经表达出来的幽默。“有意思的是，”阿德里安说，“我妈妈经常把埃里克的话当真理引用，我怀疑甚至在那些话是开玩笑地说出来时她也会这样，比如‘所有童子军教练全是同性恋’，或者‘所有卖烟草的全是法西斯’。在她说出某个她认为是不容置疑的真理时，她的开场白总是‘埃里克说……’”随着年龄渐长，阿德里安突然认识到布莱尔的社会主义信仰中自相矛盾的一面：“他在书本、食物和酒之类东西上的趣味以及他的语气很大程度上都属于上等阶层……他对复杂的经济理论、银行利率和投资之类没多少兴趣。我想他对马克思的著作根本没什么兴趣，即使在他是个社会主义者时也是如此。”布莱尔的社会主义信仰并非建立在政治和经济原则基础上，而是以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信念为基础的。
菲尔兹夫妇聊起布莱尔进行流浪一事时，弗朗西斯曾问：“埃里克为什么让自己受罪？”梅布尔对他自我惩罚地寻求经验一事做了辩护，解释说“他总想证明他比真实的自己更坚强”。当布莱尔因为失败而感到沮丧，家人和鲁思·皮特也让他泄气时，是梅布尔看出他有潜质，并鼓励了他的文学雄心。她早就相信他是个“很有趣的年轻人，一个对生活整体有着极出色看法的人，好奇心极强，求知欲旺盛”。[22]事实上，梅布尔给予奥威尔的，正是他在家里得不到的：慈爱、赞许和思想上的激励。她说，他忠诚于自己的家庭，但“那种联系绝不是温情的，他们一点也不了解他想干什么，或者他有什么感觉。他经常说，不管他做什么，他妈妈都会原谅他”。可是他的流浪和写作“是他们不能理解的”。
一个本地女人令人惊讶地断言布莱尔有几起私情：“南沃尔德的已婚妇女（乐于）跟他睡觉。他有很多起风流事，那根本不算什么，只有一两桩才不正常呢。但是说了那么多奥威尔是个禁欲的人又当如何？那可不是埃里克！”他能跟不同的妇女发生关系，而又在这个体面、爱说闲话的小城避免闹出丑闻，那似乎不大可能。但梅布尔写给埃里克的一封信——写于1932年夏，当时他在伦敦附近教书和居住——说明她是他的已婚情人之一，他们见面是在伦敦或乡下。除了性，梅布尔也给了他爱。在安排跟他见面并外出一天时，她写道：
亲爱的，太棒了！那就星期一下午两点半在海斯车站见面吧，然后带我走最近的路去河边。我很想乘平底船在阳光照耀下度过暖和的一天。我会在最美丽的河道上小心划船，不把你的男性气概翻进泰晤士河去！带上你的游泳衣，以防我们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我讨厌穿一般的游泳衣。我们也会去用茶点，那会不错的。不是你所说的“好好地散次步”，我喜欢相反的！要是天下雨，那么着，我们就一间间泡酒馆。最重要的是尽量少浪费些时间，所以试着找出路线吧。我经常经由海斯车站去梅登海德——真有趣，嗨！你会更清楚怎么去那儿的。非常非常感谢你的食谱。
我的朋友明天就要从戴斯码头去列宁格勒了。我要回家，他们却要走，于心何忍哪，我是要这么说！希腊历史在发展，可是唉，为什么没人对从西摩尼德斯和品达[23]那时起的时代进行有趣而准确的记述呢？我试着写过很多，全是乏味而且沉重，带着学究式工作的标志！我在写一首诗，可就是写不好。
最珍贵的和最喜欢的你
再见！
梅布尔
这封具有其人特点的情绪化的，甚至热情洋溢的情书中写满了惊叹号，显示出梅布尔性格中的好几方面：除了做作、热衷诗歌及自我提高，她也渴望会面，喜欢游泳和户外活动，对生活有热忱，幽默感强，深情。她毫无所顾忌地做出性方面的暗示，而且不像布伦达和埃莉诺，她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他的感情。阿德里安“问过妈妈爸爸会怎样看待她和埃里克之间的关系——我们就是那样叫他的。她说‘爸爸不想知道’”。阿德里安在她晚年时（她活了一百岁）问她跟埃里克的关系时，她承认了：“对，你可以这么说，他曾是我的情人。”[24]
7
在此几年，布莱尔逐渐具有了我们所知的“乔治·奥威尔”形象。与其同时期的伙伴格里厄姆·格林相似，布莱尔也又高又瘦，但格林保守地穿着带条纹的套装，看上去属中上阶层，布莱尔则穿“新政治家行头”——破旧的粗花呢外套，深色裤子，粗布蓝衬衫及领带——以此显示他反感成规和愿与工人阶层为伍。他无法改变他优雅的品味还有受过教育的口音，但可以以其穿着表明一个政治立场。他留着工人那种平头发型，脸是病人的那种，长而且有皱纹，他留着法国式细细一线短髭，浓密的中分头发，卷曲得像是打碎的浪头。在其生命后期，他曾告诉理查德·里斯：“马特·卡瓦纳……一个老爱尔兰共和军无政府主义者理发师……在舰队街给我理过发，他到现在告诉我……每逢一个留我这种头发的人走进理发店，理发师们可以说是纷纷躲避着不给他理。”连他的理发师都有政治立场。雷纳·赫彭斯托尔重复了斯蒂文·朗西曼的看法，那就是他有意使自己带上了无产者作风和怪癖举止，那都助长了“奥威尔传奇”。60年代时，赫彭斯托尔曾抱怨“出现了一系列奥威尔神话，似乎跟我认识的那个人有很少关系”。[25]
在布莱尔30年代所摄的一些照片上，有一张是他经过流浪之旅后在梅布尔家院子里休养时所摄。他穿着粗革皮鞋和松松垮垮的裤子及外套，打着领带，一方手帕插在胸前的口袋里（咳嗽时经常用），坐在一张折叠椅上，轻轻抱着菲尔兹家的宠物兔哈伯特，脸上勉强挤出笑容。另外一张照片上，在南沃尔德的石质海滩上，他俯身抚摸艾达的猎犬，劲风把领带吹过肩。几年后的一张照片上，他的样子相对时髦了一些，穿着尖翻领羊毛外套、鸡心领口毛线衫、衬衫并打着领带，不过衬衫领尖往上翘，他耳朵上方的头发剪得太短。虽然他当时仍仅仅三十出头，可脸上已有了深深的皱纹，不过眼睛清澈，此时的他对自己更有把握。在几年穷困潦倒的生活中，他得到了信心和方向感。
从巴黎回到英国后，他试过主动提出翻译雅克·罗伯蒂（jacques roberti）的《夜色最美时》（ belle de nuit），这本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妓女的故事，以发展其文学事业。1930年3月，他时来运转，当时，在写作《巴黎伦敦落魄记》初稿的同时，他开始为《阿代尔非》撰写书评（后来总共写了50篇）、诗歌和如《收容所》及《绞刑》之类的随笔，这本杂志就是他在缅甸时偶尔用枪打得稀烂的那份。
跟大多数职业作家一样，他也知道写东西比发表它要容易，所以当他跟某家报纸建立联系后，他会尽量长时间跟这家报纸保持联系。人人都强调他工作有多么辛苦，还有他怎样没完没了地打字，但没人提到他曾安静地（如果说不是舒适地）坐在一张椅子上认真阅读要评论的书。他的微薄收入中，大部分总要靠书评所得。如他在语言机智、牢骚满腹的《一个书评家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 book reviewer）中所言：“来者不拒式评论书籍是件特别吃力不讨好、不愉快和令人疲惫不堪的工作。”其烦人之处主要在于每本书都必须读上至少50页，以避免犯下愚蠢的错误，但到最后，他还是学会了熟练地跳读那些毫无价值的书本。
进入此左派评论界向他展开了一个具有刺激性的社交及思想新天地。《阿代尔非》由约翰·米德尔顿·默里所创，是为发表他已故妻子凯瑟琳·曼斯菲尔德[26]和一度为友的d.h.劳伦斯的作品，发行量一直不大，但鼓励年轻作者畅欲所言。布莱尔开始投稿时，它的两位编辑是马克斯·普洛曼（max plowman）和理查德·里斯爵士，这两人都成了他终身的朋友。关于普洛曼——他是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典作品《索姆河中尉》（a subaltern on the somme，1928）的作者——他曾写道：“从本性上说，他是个很好斗的人，体格魁梧，趣味简单，喜欢板球和园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不是个知识分子。”里斯是奥威尔一生中首次寄予完全信任及尊重的人，后来他委托里斯当其遗稿保管人。如果说梅布尔给他的是情感上的支持，给了他继续写作所需的支持，里斯和《阿代尔非》杂志提供的，则是经常性评论书籍的机会和发表他那独具一格的随笔作品的地方，这些因素一起帮助他展开了文学事业。
同属《阿代尔非》圈子的雷纳·赫彭斯托尔曾就里斯的出身和性格出语尖刻地说道：“里斯因母亲一方而出身高贵，她是多那勋爵的妹妹，后来嫁给了南威尔士的一个煤矿主，此人因为对劳合·乔治[27]的政治贡献而被授予从男爵爵位。他的儿子憎恨他，对母亲的热爱是那种一般会造成同性恋者的热爱，不过里斯不是以同性恋者身份行事的那类人，要么说乔治·奥威尔是这样告诉我的。”
里斯的父亲（即第一任从男爵）曾在印度文职部门工作过，写过好几本关于印度的书，在一战中做过安置难民的工作。里斯出生于1900年，受教于伊顿公学和剑桥三一学院，当过外交官，为工人教育协会讲过课。西班牙内战时，他开过救护车，二战中获得法国十字军功章。他也开过画展，并写过关于奥威尔和西蒙妮·维尔[28]的书。瘦削、嗓音低沉、秃顶、谦逊和慷慨的里斯总在帮助他人。约翰·米德尔顿·默里的女儿对他的描述是“亲切，脾气好，和气，有教养，有种超越社会等级的天生好教养”。[29]马克·本尼——他坐过牢，也为《阿代尔非》杂志写稿——提到过里斯那无产者的衣着就像布莱尔的那样，与他中上阶层的举止格格不入：“他肯定很不容易……才找来各种各样差劲的二手衣服，他习惯于穿那种衣服；但他的说话和行为不可避免仍带有在伊顿、三一学院和柏林大使馆培养出来的高贵气质，无意识地流露出来，如假包换，让他在这两方面都有与众不同之处。”
在《保持叶兰繁茂》中，奥威尔以里斯为原型塑造了戈登的资助人和编辑拉韦斯顿。他是个“身材高大、仪表堂堂的人，不修边幅但仍掩盖不了其贵族气质，眼神很忧郁……拉韦斯顿不止举止有魅力，他骨子里还有种正派性和对生活的一种优雅态度”。在他的《为了爱或金钱》中，里斯如此描绘奥威尔：“因为社会内疚感而憔悴……他拥有一种道德力量或者说被其拥有，那让他走向很极端的赎罪行为。”[30]
他们两人除了性格上有相似之处，出身上也是如此。他们的父亲都在印度任过职，两人都毕业于伊顿公学，后来又都参加了西班牙内战。两人都穿破旧衣服，可那也掩饰不了他们真正所属的社会阶层。就像在《收容所》中，“流浪汉少校”问布莱尔：“你是个上等人吧？”“我想是吧……”“咳，老兄，这可真他妈的背时。”如里斯所言，他们都“因为社会内疚感而憔悴”。里斯习惯性的慷慨行事使他解脱了因不劳而获拥有大笔收入而产生的内疚感。
在巴黎出生的诗人、翻译家埃德瓦·罗地蒂通过《阿代尔非》杂志结识了布莱尔，他描述过这种令人苦恼的社会良知怎样让他们未能开心地吃顿像样的饭或在市内舒服地走段路。布莱尔选择了这种先知性的角色后，跟他在一起时，他就成了个悲天悯人到可笑程度的朋友。罗地蒂回忆跟他一起去吃饭时，“像是为了让我没胃口吃饭”，奥威尔描述了“他工作过的许多餐馆的厨房以及餐具室里的肮脏情形”。午餐后，他们刻意避过公园，而是“在伦敦一些最让人提不起精神的地方”游荡了几个小时。[31]
[1] 指荷兰、卢森堡和比利时三国。
[2] 即约1.90米。
[3] 鲁思·皮特所言，见科帕德《缅怀奥威尔》第71页；《全集》，4.50；梅布尔·菲尔兹所言，见科帕德《缅怀奥威尔》第95页及奥威尔档案库所藏英国广播公司电视节目《通往左派之路》（the road to the left，1971年1月10日）。——原注
[4] 克里克，《奥威尔传》，第144—145页；阿芙利尔·邓恩，《我的兄长奥威尔》（my brother orwell），《二十世纪》，169卷（1961年3月），第257页；《全集》，18.384（《信件的成本》，1940）。——原注
[5] 《全集》，10.485（1936年6月9日信件）；《全集》，18.243（1946年4月2日信件）。伊顿公学图书馆现拥有奥威尔赠送的这本书。——原注
[6] 《全集》，4.47—48；鲁思·皮特所言，见克里克《奥威尔传》第106页及科帕德《缅怀奥威尔》第71、74页；《全集》，18.384（1944年5月26日“信笔所至”专栏）。——原注
[7] 对亨利·戴金的采访；汉弗莱·戴金所言，见斯坦斯奇《不为人知的奥威尔》264页及奥威尔档案库所藏剧场电视台节目《奥威尔在1984》；简·戴金·摩根所言，见科帕德《缅怀奥威尔》第86页。——原注
[8] 《全集》，5.138—140；5.142；丹尼斯·柯林斯所言，见科帕德《缅怀奥威尔》第78页。——原注
[9] 威冈为英格兰北部煤矿区一地名，请参见第七章；马拉喀什在摩洛哥西南部，奥威尔1938至1939年曾在此休养和写作，请参见第九章。
[10] 《全集》，18.388（1937年11月27日书评）；杰克·伦敦，《深渊中的人们》（1903年初版；加利福尼亚奥克兰，1982年再版），序言第7页；《全集》，10.227（1931年9月4日信件）。——原注
[11] 《全集》，11.99（1937年11月27日书评）；《全集》，12.86；欧内斯特·海明威，《不固定的圣节》（纽约，1964），第11页；《全集》，1.16—17。——原注
[12] 路易斯·班尼尔所言，见科帕德《缅怀奥威尔》第42页；鲁思·皮特所言，见斯坦斯奇《不为人知的奥威尔》第274页；《全集》，18.460。——原注
[13] 梅布尔·菲尔兹所言，见科帕德《缅怀奥威尔》第95页；《全集》，1.104（《巴黎伦敦落魄记》）；威斯特敏斯特公爵夫人洛莉娅，《优雅与好感》（grace and favour，伦敦，1961），第225页。——原注
[14] 杰弗里·戈尔勒所言，见奥威尔档案库所藏英国广播公司电视节目《通往左派之路》；《全集》，12.129（《新词》，1940年2月）；《全集》，10.268。——原注
[15] 沃德姆斯，《怀念奥威尔》，第39页；布伦达·索克尔德所言，见斯坦斯奇《不为人知的奥威尔》第280页及奥威尔档案库所藏剧场电视台节目《奥威尔在1984》。——原注
[16] 指16至17世纪法国基督教派教徒，多属加尔文派，曾受到残酷迫害。
[17] 《全集》，4.155（1932年9月19日信件）；《全集》，2.53、4.155—156、7.108—109、9.126。——原注
[18] 《全集》，10.250（1932年6月14日信件）；《全集》，10.253（1932年7月8日信件）；《全集》，10.271（1932年10月19日信件）；《全集》，10.275—276（1932年11月30日）。——原注
[19] 社会信贷学说（social credit），英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1879—1952）提出的经济学说，主张工业利润应分配给全社会消费者，以弥补社会购买力的不足。
[20] 艾尔弗雷德·阿德勒（1870—1937），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创立个体心理学体系，设计了支持性心理治疗方法。
[21] 1998年11月14日对阿德勒·菲尔兹和斯泰芬妮·菲尔兹的采访；雷纳·赫彭斯托尔，《四位缺席者》（four absentees，伦敦，1960），第51页；费伊·菲尔兹·埃文斯1998年12月28日和1999年1月2日致杰弗里·迈耶斯的信。——原注
[22] 梅布尔·菲尔兹所言，见奥威尔档案库所藏英国广播公司电视节目《通往左派之路》；阿德勒·菲尔兹，《缅怀埃里克·布莱尔》（reminiscenes of eric ir），见奥山康治《乔治·奥威尔》，第23、21页；阿德勒·菲尔兹1999年1月26日致杰弗里·迈耶斯的信；对阿德勒·菲尔兹和斯泰芬妮·菲尔兹的采访；梅布尔·菲尔兹所言，见奥威尔档案库所藏英国广播公司电视节目《通往左派之路》。奥威尔在《缅甸岁月》中把童子军教练和同性恋者等同起来。——原注
[23] 西摩尼德斯（公元前556？—前468？）和品达（公元前518？—前438？）均为古希腊抒情诗人。
[24] 梅布尔·菲尔兹所言，见奥威尔档案库所藏英国广播公司电视节目《通往左派之路》。彼得·斯坦斯奇和威廉·亚伯拉罕斯，《奥威尔：转变》（orwell：the transformation，伦敦，1979），第30页；奥威尔档案库所藏梅布尔1932年夏致埃里克·布莱尔的信；阿德勒·菲尔兹1999年1月2日致杰弗里·迈耶斯的信；对阿德勒·菲尔兹和斯泰芬妮·菲尔兹的采访。——原注
[25] 《全集》，20.88（1949年4月17日信件）；雷纳·赫彭斯托尔，《智力一面》（the intellctual part，伦敦，1963），第151页。——原注
[26]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1888—1923），新西兰出生的英国作家，以短篇小说创作著名，著有《至福》《鸽巢》等。
[27] 劳合·乔治（lloyd george，1863—1945），英国政治家，1916—1922年任英国首相。
[28] 西蒙妮·维尔（simone weil，1909—1943），法国哲学家和神秘主义者，她认为受苦是一种与上帝结合的方式，著有《等待上帝》等。
[29] 《全集》，18.301；16.492（1944年12月7日书评）；《怪行高手：雷纳·赫彭斯托尔日记，1969—1981》（the master entric：the journal of rayner heppenstall，1969—1981），第51页注解；凯瑟琳·米德尔顿·默里，《约翰·米德尔顿·默里不为人知的生活》（the unknown life of john middleton murry，伦敦，1986），第177页。——原注
[30] 马克·本尼，《几乎是个上等人》（almost a gentleman，伦敦，1966），第106页；《全集》，4.175，90；理查德·里斯，《为了爱或金钱》（for love or money，伦敦，1960），第152页。——原注
[31] 《全集》，10.198；奥威尔档案库所藏埃德瓦·罗地蒂未发表打印稿《当奥威尔仍是埃里克·布莱尔时》（when orwell was still erie ir），第7页。——原注
第六章教书育人
1932—1934
1
在巴黎干了几个月高强度的厨工活后，布莱尔转而从事教书，对一个受过教育的人而言，这种工作更合适一些。在《巴黎伦敦落魄记》中，他写道，1929年底，一位英国朋友为他找了份照顾一个“先天痴呆儿”的工作，并给他寄了五英镑让他回国。他回来后却得知那个男孩已被父母带出国，他接着过了一个月的流浪生活，直到他们回来。1940年，他告诉萨谢弗雷尔·西特韦尔说那个男孩“不止迟钝，还有残疾，手很笨拙，以至于很弱智”。丹尼斯·柯林斯——他当时在南沃尔德住得跟那个男孩不远，大概那份工作是他给布莱尔找的——说布莱尔尽了全力，并因为失败感到沮丧。“他在怀柏斯威尔照顾一个疯男孩时过了段很不愉快的生活，那个小孩真是个弱智，可怜的孩子，他的脑子有毛病。他必须努力教给他一些东西……那对他影响很深，也就是看到这个可怜的孩子无论如何都不会有起色时。”[1]布莱尔有内涵，精通文学，但是未曾接受过如何教育残疾人的培训，很快就辞了这份工作。
如果教的是聪明或者正常的孩子，他是个出色的教师，知道怎样吸引学生并唤起他们的景仰之情。1930至1931年暑假期间在南沃尔德时，他辅导了印度皇家警察一位警官的三个男孩。最大的男孩理查德·彼得斯后来当上了伦敦大学教授，曾写过一篇随笔记述他这位不一般的教师。彼得斯形容他是“一个瘦高个年轻人，一颗硕大的头上有一大丛波浪状头发，走路大摇大摆，脚步松松垮垮、毫不费力，拄一根多瘤节的手杖，是种稀有的斯堪的纳维亚木料所制”。跟阿德里安·菲尔兹一样，彼得斯也觉得跟他在一起“很好玩，很来劲”。除了知道h.g.威尔斯、鬼故事、考古学、排兵布阵和怎样用猎枪打鳝鱼外，他“还有一肚子关于鸟类、动物和男孩杂志中主人公的知识”，“他只有在养牲畜或是和小孩子在一起时才非常自在”。在《上来透口气》中，乔治·保灵记得小时候“我们逮到癞蛤蟆，把自行车打气筒的气嘴从屁股那头塞进去，然后打气直到把它打爆为止”。布莱尔为这种他本人可能干过的残忍之事感到后悔，他告诉彼得斯“要是给他抓到哪个男孩用自行车打气筒打爆癞蛤蟆，看他怎么收拾他”。
布莱尔还记得小时候会炸响的铜炮以及用硝酸甘油做的试验——有次曾烧掉他的眉毛——曾给他极大乐趣，他鼓励那些男孩做炸弹：“（他）教我们以一种很特别的方法制造火药，还有种独家设计的开火装置，包括远远地滴下一试管硫酸。”[2]他也曾面不改色走过布莱斯河上一条窄而高的大梁，给那几个男孩留下了深刻印象。
跟许多当代作家一样——如威尔斯、乔伊斯、劳伦斯、艾略特、赫胥黎、沃和奥登——作为权宜之计，布莱尔也当了几年教师。他受到威尔斯的影响，崇拜乔伊斯，听过赫胥黎的课，跟艾略特和沃成了朋友，讽刺过奥登。但跟他最像的还是d.h.劳伦斯，劳伦斯死于1930年，即布莱尔开始文学生涯那一年。劳伦斯死后两年，布莱尔——他不像劳伦斯，对披露个人感情之事既不热心，也不喜欢——曾告诉埃莉诺·雅克：“在他作品中的每一处，人们都会读到许多特别清新活泼的段落，我自己就算有那种能力，也写不出很接近那样的文字。我认为他抓住了事物的某一方面，别的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两位作家平生大部分时间都惶然生活在穷困之中，都极具独立性，有种为了某一事业的奋斗精神。他们都擅长干一些家务事：烹饪及缝补衣服。他们都将工人阶层的生活理想化，相信他们富于同情心，与其心心相通。他们都不喜欢城市、机器文明及金钱崇拜，喜爱乡间，对大自然了解很深。他们憎恨阶级体系，抨击中产阶级价值观，他们富于挑战性的书曾被禁。私生活中，他们都有类似清教徒的一面，拒绝使用避孕工具，担心或者相信他们不育。他们趋于夸大其词、狂想、大动肝火和作末日预言。他们一辈子身体不好，曾被同一位医生诊治，并在四十多岁时死于肺结核。最重要的是，他们都是无畏的作家，面对强大的敌对力量，讲出了事实，如康诺利关于奥威尔写道：“他是这样一个人，像劳伦斯那样，从所说或所写的一切东西上，闪耀着他的人格特点。”
1932年4月到1933年7月，布莱尔在伦敦西面海斯镇教堂路上的霍索恩斯男校教书和居住，靠近现在的希思罗机场。这所学校开设在以前的教区牧师住处，只有两位教师和约十五个年龄十到十六岁之间的学生（一班七个）。这些学生主要是铺主、办公室雇员、小生意人和专业人士的儿子。杰弗里·史蒂文斯（他父亲开了一间细木工公司）是布莱尔那些十三岁学生中的一个，他记得从未穿得很时髦的布莱尔以低头垂肩来掩饰身高。他给学生们看他手腕上的疤痕，那是他在缅甸被大黄蜂所叮留下的，让他们觉得很有趣。史蒂文斯觉得他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内向的人，心思放在别的地方：“他会坐在讲桌前微笑起来，谁也不知道他笑什么。他也知道那样会让人觉得奇怪，所以如果吃饭时那样，就会转身喂业主的猫，以免让别人看到他的脸。”
布莱尔每门课都教：英语、法语、历史、地理和数学（没有科学）。他似乎喜欢教书，是学校里最好的教师——这算不上很高的评价，因为总共只有两位教师。没有教科书，他必须自己找材料教。他没有给全班学生朗读东西或者推荐他最喜欢的作家，但热衷于布置随笔写作，并让学生们背诵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和《暴风雨》中的四十行诗句。
布莱尔从不大吵，但纪律上管教很严格。他在讲桌旁边放了条粗棍子并经常用，“会为了最轻微的出格事狠狠地用棍子打”。那些男生把作业放到讲桌上时，他会用一把尺子捅捅他们的肚子。有一次，史蒂文斯回到座位上后开玩笑地模仿他捅了捅旁边的男生。布莱尔看到了，狠狠地捅了他六下。虽然史蒂文斯觉得那种惩罚过分了，而且没道理，但他不怨恨布莱尔，未把这件事告诉父母。他景仰这位老师并邀请他去家里用茶点。布莱尔到他家跟他父亲聊了很久，杰弗里的家庭作业接着多了一倍。那次家访后，杰弗里再也不邀请他去家里了。
布莱尔虽然课堂上严厉，但课堂之外，他对那些跟他有同样兴趣的学生很和气。
他曾给史蒂文斯六便士，作为对他指出一个招牌上的拼写错误的奖励，在当时，六便士是不少钱。在远足去沼泽学习博物学时，他教那些男生用棍子把沼气搅出来，然后拿一个瓶子底朝上收集那种气体。点燃后，它像蜡烛一样亮了起来。有对双胞胎兄弟和他们的两个哥哥提议过是否可以演戏剧，这启发布莱尔写了一出短剧《查理二世》，把那些男生分成保王党和圆颅党人[3]。那出戏刚好在圣诞节前演出，为时半小时，只表演过两次，但秋季学期时他在戏装、道具和布景上花了很多工夫，似乎也喜欢做那些面面俱到的准备工作。[4]
在他1932年写给埃莉诺·雅克的信中，布莱尔称海斯镇是“我待过的最糟糕的地方”，并说那件工作极其累人：“我生活在可以说是一个噩梦中——改作业、指导那些男生排练剧中角色、制作戏装还有踢足球……我没觉得这是件乏味的工作，只是很累人……我唯一的朋友是副牧师，他属于圣公会高教会派，不是谄媚奉承的天主教耶稣会派，为人很好。”这位副牧师养了头“圣羊”，他教会了布莱尔怎样挤奶，而山羊也将在其生活和作品中一再出现。虽然布莱尔通常对宗教怀有敌意，但他珍视这位朋友，并为一个雪茄匣和教堂的一幅圣贞玛丽油画镀了金。
杰弗里·史蒂文斯认为《牧师的女儿》中的学校（以及学校里演的戏剧）跟霍索恩斯学校一模一样。在那部小说中，那个令人厌恶的郊区全是“勉强像样的街道的迷宫，全相似得难以分辨”，而那所学校是在“一座外表黑乎乎、黄砖所建的半独立式住宅里，高三层”。像布莱尔那样，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多萝西·黑尔“无法独处，能称为自己的时间很少”。但她决心为学校努力工作并“为之自豪，用尽一切努力，想把它从一个枷锁般的地方变成一个人性化和像样的地方”。像布莱尔这样干着薪水低廉、过度劳累工作的教师，大都会使用一个发表过的剧本，而不是自己写一出新的。虽然他极需时间创作《缅甸岁月》（学校业主的妻子在钢琴上弹奏赞美诗会干扰他创作），他还是非常尽职尽责地费了很大劲，想给这所完全为获利目的开办的学校里的几个男生以像样的教育。1940年5月，他在评论斯蒂芬·斯彭德的一本关于预备学校的小说时写道：“这种有着唯利是图的业主和低薪雇来的教职工的学校要为其造成的许多伤害负责，而那些伤害一般被认为在公学才会造成。”[5]
1933年8月至12月，布莱尔未休一个真正的暑假，而是在一所好得多的学校教书、生活。男女同校的弗雷斯公学位于厄克斯桥的黑尔非尔德路，在海斯镇西北几英里。这所学校里有200个学生，其中30个住校，学生年龄都在5到15岁之间。16个教职工培养他们以后从事专门职业、上大学和当公务员。布莱尔教法语和英语，放学后还指导打曲棍球和板球。在他能挤出来的很少时间里，他钓鱼、骑新买的摩托车（就像在曼德勒时那样）并写作长篇小说直到深夜。他的同事们记得他很严肃，总是和气而且有礼貌，但又难以接近和冷漠。
布莱尔描述了这个令人压抑的地方，这里是一幅城市无计划扩展的丑陋景象，被附近的工厂所污染（令他想起沙廉被破坏的自然景观），他在花很多心思写成的《在邻近老爷牌留声机厂的某个被毁农场上所作》中写道：
酸雾已使田地酸化，
也使仅剩几朵经风摧残的花变成褐色；
但那也是钢筋水泥以高耸几何体
拔地而起之处……
这是我的世界，我的家；但为何
仍然如此陌生？
在这里，布莱尔对自己照顾得并不比在巴黎时好，常常不顾自己身体差而贸然行事。1933年12月，他不穿大衣骑摩托车时在一场冰冷的暴风雨中全身湿透。他严重受凉，接着又发展成肺炎，他在厄克斯桥的乡村医院住院两周。他母亲和妹妹立即赶去照料他，阿芙利尔回忆道：
他当时确实病得很厉害，但是已过了危险期，正在康复。他很操心钱的事，护士是那么告诉我们的。他神志失常过，一直说钱的事。我们安慰他说一切都好，他没必要操心钱。后来发现他在生活中并非真的关心钱，而是看重现金：他觉得需要可以说伸手就能拿到现金。[6]
他那次神志失常说明他害怕贫困，只能用一摞金币才能除去其心病。不管怎样，他病得不能继续教书，而且就跟d.h.劳伦斯一样，因为生病而永远地脱离了这种无前途的工作。他的第一本书出版于1933年，从那时起，乔治·奥威尔（我从现在起这样称呼他）就以当职业作家为生。
2
奥威尔在1940年曾写道，他最喜欢而且对其作品百读不厌的作家主要是古典现实主义小说家、具有创新精神的现代派作家，还有一位经常以东方为题材的传统风格作家——这一名字出现在他喜欢的作家之列多少令人惊讶：“莎士比亚、斯威夫特、菲尔丁、狄更斯、查尔斯·里德[7]、塞缪尔·勃特勒、左拉、福楼拜，当代作家中有詹姆斯·乔伊斯、t.s.艾略特和d.h.劳伦斯，但是我相信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萨莫塞特·毛姆。我对他直截了当、不装腔作势讲述一个故事的能力佩服至极。”毛姆完全朴实的风格和他“写你所知”的格言显然在奥威尔身上留下了印记。两人都是“作家和作为个人中的异数，真诚的打短工者，讲述不时髦的人们那平平常常、不加雕饰的故事”。奥威尔的文风跟他不转弯抹角、有力的说理规则以及他直接描写实际经验的写法相配。就像温德姆·刘易斯[8]在《单向之歌》（one-way song，1933）中所写：
这时代需要一个实话实说的声音，
不要比德莱登或笛福更大惊小怪。[9]
奥威尔描写实际观察过的事物时，最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有意去获得他在作品中用得上的经历。那种经历越糟糕，他在预备学校、流浪时、威冈、西班牙和伦敦被轰炸时受的罪越多，他在记述时的知识配备就越好。苦难、不公、暴行和压迫促使他去写作，而其声誉，是建立于发人深省的真诚之上。
开始教书前，奥威尔就写完了《巴黎伦敦落魄记》的初稿，这是他对社会弃儿的令人感动的记述，他在出这部书时遇到的困难迫使他接受了霍索恩斯学校的教书工作。1930年秋天，差不多在他从巴黎回来一年后，他给乔纳森·凯普寄了一个短得多的版本，凯普说它太短了，而且断断续续，但看出它有某些潜质，就要他写长一些。他扩展了这本书，但再遭拒稿。1931年12月，他将之寄给了法贝尔兄弟出版社（faber & faber）的t.s.艾略特。两个月后，在看出它结构松散后（奥威尔的许多部作品也有此缺陷），艾略特也拒了稿：“我抱歉地说，在我看来它不是能出版的作品。它无疑太短了，特别是对于这样长篇幅的一本书来说，在我看来结构似乎太松散了，因为法国和英国两段分裂成两部分，之间联系很少。”
失败让布莱尔很泄气，深受打击，他把打字稿给梅布尔·菲尔兹要她烧掉，留下曲别针就行。他本来可以自己把它烧掉，但又知道梅布尔相信他有才能，也许甚至有天赋。她把书稿给了她认识的唯一一个文学代理人，并利用她无往而不利的说服能力强迫他读了一遍。伦纳德·摩尔（leonard moore，1879—1959）成了奥威尔终生的代理人，奥威尔跟他通信最多，他也在奥威尔的职业生涯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只是一直不为外人所了解。
摩尔出生于伦敦，在伦敦市立学院上过学，和精干的文学代理人j.b.平克尔开始其职业生涯，1908年进入卡斯尔出版社，4年后进入杰拉德·克里斯蒂的莱克彻代理所当了一名合伙人。摩尔在1915年应召入伍，在法国打过仗，1920年因患战壕热失去了一条腿。他已婚，但无小孩，他在白金汉郡杰拉德克罗斯靠近厄克斯桥的地方，有幢很大的带院子的乡间房屋，奥威尔有时星期天中午会骑摩托车去他家吃饭。摩尔的朋友形容摩尔是“一个削瘦、身材挺直的人，举止有军人之风，身高约六英尺，那张脸很是抢眼，容光焕发，前额又宽又高，鹰钩鼻子非常突出，眼神锐利”。弗雷德里克·沃伯格认为他是个很难对付的谈判者，他在40年代描绘过摩尔的特点是“固执并且耳朵特别背”，或者说他至少不愿意听到一个出版人的低报价。1947年，奥威尔笔下的克里斯蒂和摩尔——他们的客户包括列奥·埃默里（leo amery）、爵士约翰·格拉布将军（general sir john glubb）、欧内斯特·西顿·汤普森（ernest seton thompson）及乔吉特·黑尔（georgette heyer）——“一半是演讲代理人，多少趋于流俗，但（他们）也做一部分格调高的生意”。[10]
虽然安着假肢，摩尔仍是个热衷运动的人，仍然打运动没那么激烈的网球，跟弗朗西斯·菲尔兹同属伦敦北部的网球俱乐部。梅布尔坚持让摩尔代理这部书稿（带着曲别针），而他在1932年6月把书稿给了对它表示出兴趣的维克托·戈兰茨（victor goncz，1893—1967）。后来奥威尔和戈兰茨见了面并同意处理有关猥亵、亵渎和诽谤性的部分，更改一些名字和改写第二章中查理所讲的故事（“整本书中唯一写得好的地方”）。摩尔担心这位刚出道的作家天真幼稚，喜欢贬低自己的作品，奥威尔安慰他说自己“根本没提这本书无商业价值”。戈兰茨非常恼火地告诉同事可能拒绝修改某些地方的奥威尔“似乎很难理解在这个国家什么构成诽谤，即使在将法律情形跟他解释清楚后仍是，他也难理解所涉及的很可能出现的危险”。但在8月份，他同意出版此书并预付40镑，他于1933年1月动作迅速地推出了此书（作者当时仍在霍索恩斯学校教书）。
直到1945年，维克托·戈兰茨一直是奥威尔的主要出版人，他出生于一个信正教的犹太人家庭，后来却说自己是个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他受教于牛津大学，1928年进入出版界并创立自己的出版社，之前在立普顿公学教书。4年后，一位记者笔下的他“39岁，但看上去像是49岁，硕大的脑袋上大部分秃顶，褐色眼睛，体形较小，幽默，精明。喜欢抽烟斗，说话时喜欢踱来踱去”。弗雷德里克·沃伯格——他也是个犹太人，在戈兰茨基于政治理由拒绝出《动物农场》后接替戈兰茨出了那本书——出语尖刻地描绘了戈兰茨，说他是“左派读书会的创始人，是（亲共的）联合阵线中文化政治活动的重头人物，精力无限，能干，可以信赖，对他本人想法的正当性有种如此不可动摇的信念，以致能看出他跟古代希伯来先知有相似之处”。[11]
由于不愿令家人难堪，并想为自己确立一个令人尊敬的职业形象，布莱尔决定用笔名出这本书。他考虑过很平淡天奇的p.s.伯顿、尚武的肯尼思·迈尔斯（拉丁语“战士”的意思）和h.路易斯·奥维斯，最后这个接近最终选定的，但可能招致对他“不一致”的讥笑[12]。他考虑过附近的地名，但乔治·沃伯斯威克根本不能用。在剔除萨福克郡海滨靠近南沃尔德一带的河名——布莱斯、艾尔德、德本和斯托尔（跟英语中“酸”一词听起来太像）——之后，他最终选了听来有力的奥威尔（orwell），奥威尔河源于伊普斯威奇，流进北海，也是剑桥附近一个村庄的名字。安东尼·鲍威尔有次问过难以捉摸的奥威尔“是否想过从法律上改用笔名。‘噢，我想过，’他慢腾腾地说，‘可要是那样改了，我当然又得用另外一个名字写作。’”放弃埃里克·布莱尔这一名字并未使奥威尔变成另外一人，而是让他疏远了自己的家庭、圣塞浦里安学校、伊顿公学、缅甸和过去生活中所有不愉快之事所产生的联想。[13]
3
1933年1月，那是在他决定当作家之后又过了漫长的6年，他的第一本书《巴黎伦敦落魄记》（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出版了，伦敦的出版者是戈兰茨出版社，在纽约是哈珀出版社。首版只印了少量的1500册，但在同月又加印1500册。
1930年，奥威尔在评论一本关于法国某罪犯流放地的书时，提到“（其中）某些事件几乎肯定被夸大了，但人们可以接受这本书是份真实文件”。在他本人深入底层的过程中，他也夸大了现实以取得戏剧化效果。此书段落式结构和混合了各种体裁的特点有助于说明它为何难以出版。它结合了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和游记，描述了贫穷、不体面的工作及失业，也讲述了奥威尔的冒险经历。书中内容包括他在巴黎两年居留期间的最后几周（他无英语课可教和钱被偷后），他去找工作，当洗碗工的工作，他回到英国和在伦敦及附近流浪的经历。
书前题词——乔叟的警句：“贫穷之境况，害人真不浅！”——暗示此书与《坎特伯雷故事集》有某些相似之处。叙事被离题段落随意打断——轶事，故事内的故事，角色研究及评述——而奥威尔所讲的酒馆故事来自文盲工人的口头叙事传统。他笔下的两个怪人是共产党员：菲雷克斯，他一喝醉就变成法国爱国者；还有儒勒，他是个匈牙利侍者，其政治观要求他尽量少干活。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那些侍者势利待人，乐于巴结奉承。奥威尔也有文学上的学习对象。挨饿时他引用了维庸[14]的一首诗，形容地狱般的厨房时想起了左拉的名字，饿着肚子在床上躺一整天时想起了波德莱尔的诗作《年轻的骷髅》。作为一个暂时陷于贫困的人，他告诉其中等阶层读者那个他们未能亲历世界的境况。
此书突兀而戏剧化地在金鸡街开场，那是一个房东太太在尖声咒骂某个租客。奥威尔以敏锐的分析和活泼而俭省的用笔描绘出了这一区段的概况，也说明他有多么融入其中。“所有住宅都是旅馆，一直到顶楼都住满租客，主要是波兰人、阿拉伯人和意大利人”，作为一个没钱的外国人，他是在最底层。但贫穷之中又分等级，每级都从下面一级身上获利：“在噪音和尘土中，生活着一贯可敬的法国铺主、面包师、洗衣女工之流，不与他人交往，悄悄积攒起小笔财富。”
奥威尔醉心于描写贫穷的细节：灰色的床单，房间里特有的气味和声音，墙壁薄得像做火柴杆的木片，层层墙纸下藏了无数臭虫。出版后的书中被删掉一段，在这段中，他回忆了邻屋一个十几岁少年丑陋的性习惯。那个小伙子每晚干活回来后会先亲那个女孩，然后往一个便桶里声音很大地长尿一泡。紧接着就听到“床吱吱响，然后是呻吟声”。
他也同样殚精竭虑于一天只花六法郎。在发现手里的硬币有一个是比利时币后，他被迫没买东西从一间铺子里溜掉，跟旅馆老板打照面时，又不得不把面包藏进口袋。叙述者相当天真、易信他人，也很不老练，是个喜剧性角色，需要其带路人俄罗斯侍者鲍里斯和爱尔兰流浪汉派迪指导他在那个边缘世界生活。鲍里斯教他往袜子洞露出来的皮肤上涂墨水，教他向老板撒谎；派迪教他绕开最糟糕的收容所。
书中某些场景有种卓别林式幽默和闹剧特点。鲍里斯设法拖着旅馆老板一直聊体育，而奥威尔在鲍里斯那宽肩膀的掩护下，拎着一箱衣物溜到了当铺；那间俄罗斯餐馆的狭窄厨房里有一堆堆油腻的盘子，脚下是滑溜溜的削剥下来的蔬菜垃圾，而在不堪忍受之际，那个大屁股厨师会放声大哭。这些可以说都有趣，只不过鲍里斯和奥威尔在挨饿，那个厨师一天干十六个小时活来养活其残废丈夫。跟卓别林一样，奥威尔把喜剧推向了近于悲惨和苦难的边缘。
书中最能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是关于豪华酒店的几章，结合了社会等级分析和对干活人的狄更斯式描写。这间酒店类似一条海上客轮，乘客们风光地生活着，而那些干活人在地狱般的地方辛苦工作：“有着同样的热度和狭窄的地方和食物的刺鼻臭味，另外还有嗡嗡响、呼呼叫的噪音（从厨房的炉子传来），就像发动机的声音。”跟地狱般热度有得一比的，是厨师和侍者张口便来的滔滔怒骂，而他们同时服务的人多达几百。
奥威尔扯去遮眼物，将高雅外表与隐藏着的令人厌恶的一片乱糟糟情形进行对比：“有趣的是扫一眼洗涤室，然后想到我们和餐厅只隔两道门，客人体面光鲜地坐在那边。”一个意大利侍者向一个学徒工破口大骂，然后进入餐厅，“端着菜轻快地走过，动作优雅如天鹅。十秒钟后，他在向一位客人恭敬鞠躬”。社会的阶级体系在雇员中被翻版，那自然导致了憎恨，也促使出现报复行为。那位厨师例行往汤里吐口水，侍者把油腻的手指浸入肉汁。“大致而言，”奥威尔写道——他在写作中用了那种震撼性的警句，在以后的作品中，他这种警句写法达到了炉火纯青的水平，“一个人花越多的钱吃饭，就免不了吞下越多汗水及口水。”[15]
虽然他奴隶般从早上七点一直干到晚上九点一刻，很奇怪的是他觉得这件工作适合他。它不需要技巧，极其累人，没有趣味，无前途，但能给他一种深深的满足感。在干过这种工作后（不仅仅是观察它），奥威尔对干活人的心态及其生活节奏有了更深的了解。他赞赏那些人的精神，他们咬牙从事干不完的苦活，为自己有智有谋、能应付任何事的能力而自豪。“使一间酒店运行的，”他这样说，“是这一事实，即那些雇员对工作有种真正的自豪感，虽然他们的工作差而且枯燥。到了周末，他们的工作强度让他们在酒馆享受得更过瘾。”
在书中后三分之一处，奥威尔的生活发生了转变，他到英国过着流浪和乞食的生活，这时又变回旅行作家身份。他比较了对巴黎和伦敦的印象：“（伦敦）在清洁、安静和乏味方面超出巴黎很多。人们会怀念巴黎电车的轧轧响声和后街小巷喧闹的堕落生活，还有荷枪之人脚步清脆地走过广场。伦敦人的穿着好得多，脸庞更好看些，更温和些，也更相似，没有法国人那种鲜明个性及恶意……这是有茶室和职业介绍所的地方，而巴黎是有酒馆和血汗工厂的地方。”
《巴黎伦敦落魄记》说明奥威尔当洗碗工比在英国当流浪汉更快乐。在外国的落魄生活更容易过，他在巴黎能享受行为古怪的自由，还能享受令人麻木地干活加睡觉的动物特点的满足感。书中第一部分描述了工作的社会组织，第二部分描述了奥威尔的漫游生活。在英国，他看到人们因为失业和无家可归而堕落，因为饥饿和营养不良而变得骨气全无。流浪汉被迫居无定所，到处流浪，因为赤贫而与女人无缘。在巴黎，厨房里奴隶般的工人干活干得直到累趴下，而在英国，流浪汉生活在一种夺人心志的“迫不得已的无所事事”中。
此书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对工作的渴求和工作本身的尊严。鲍里斯虽然一条腿不行，但还是走几英里路去找一个工作；派迪，这个有过一份好工作的退伍军人，此时无家可归，而且永远无法回到那个有工作可做的世界。精力充沛、熟于做很多种工作的奥威尔抨击了将派迪固定于这个令人厌烦的底层世界中的制度。“贫穷的罪恶，”他说，“既是让一个人受苦，但更在于毁掉其身体及精神。”对流浪汉，他的态度并不是统而概之，而是把他们视为个体的人抱以同情：那个老年人为食物被偷而哭，那个年轻人因为饥饿而紧张得接近歇斯底里。奥威尔对人行道艺术家博佐和两个风琴手的详细描写揭示了他们在天气、工具、病痛制约下的挣扎，说明乞讨实际上也是件辛苦的工作，讽刺之处莫过于此。
伦敦部分的一个喜剧性精彩片段堪与巴黎部分的一些场景相比，那是关于几百个流浪汉被迫参加一个教堂礼拜仪式，只有参加才能免费吃一顿饭。他们像围着一群死水牛的秃鹫，狼吞虎咽地吞下食物，然后坐在顶层楼座嘲弄下面进行的仪式。牧师及教堂内的信众受到了威胁，而那些受到羞辱的人报了仇。此书结尾时，奥威尔总结了他所学到的：“我将永远不会认为所有流浪汉都是醉酒的无赖，在给一个乞丐一便士时，也不会期望他会感谢我，看到没工作的人没精神也不会感到惊讶，不向救世军捐款，不当掉我的衣服，不拒绝接过一张广告单，也不会在一家时高级餐馆开心地享用一餐。”在意识到自己多么容易陷入赤贫状况时，他提醒我们：“如果有一天你到了一贫如洗时，等着你的就是这样一个世界。”[16]
《巴黎伦敦落魄记》受到了好评。虽然奥威尔是在20年代后期开始的流浪之旅，但此书在大萧条时期有了重要意义，当时失业和贫困成为千万人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他把大饭店的奢华和对工人的剥削做了对比，他对贫穷的第一手心理分析迎合了20世纪30年代对社会现实主义的需求。评论者称赞了他真诚、敏锐的社会良心、他对纾缓贫困的切实建议，以及在关于巴黎和伦敦的两部分中，他对民族气质之不同的描写。它对底层生活的描写犹如讲解生动的一次参观，诗人塞西尔·戴-刘易斯（cecil day-lewis）对此有过这样的评论：“如果你要在一间大酒店用餐而想避免强烈反胃，最好略过107到109页不读。”赫伯特·戈尔曼（herbert gorman）注意到了奥威尔乐于受虐的特点，精到地评论他“很喜欢过穷困潦倒的生活”。
但是有位名叫亨伯特·波森蒂（似乎不可能是真名）的餐馆老板投书《泰晤士报》，发信地址为皮卡迪利广场的斯普伦戴德酒店，他在信中极力为高级餐馆辩护：“像他所描写的，在这种地方出现这种令人恶心的情形不可想象。大的以及高级餐馆的厨房必须干净……比大多数家庭里都要干净。”奥威尔忽视了他是以自己在一间豪华餐馆的经历来对所有豪华餐馆进行总结，他对这封信感到生气并回复道：“我书中被质疑的段落并非指总体上的巴黎酒店，而是指某间特定的酒店。因为波森蒂先生不知道是哪间，因此他无法检验我的说法的真实性。所以我恐怕他即使有40年经验，但我在此事上的证据比他的更有说服力。”[17]
奥威尔在此书法文 vache enragée（manger vache enragée的意思是“过苦日子”）[18]序言中煞费苦心地安慰其法国读者：“因为所有个人眼里的场景和事件都有一些令人反感之处，很有可能的是我不自觉把巴黎和伦敦都写成了很可怕的城市。”然而他又写道，如果巴黎的读者“认为我对巴黎这个我非常珍视的城市哪怕有一点点敌意”，他都会感到痛心。亨利·米勒也是个清楚了解巴黎底层生活的行家，他在1936年8月给奥威尔写了封热情洋溢的信，信中写道：“它几乎妙不可言；真实得那么不可思议！我无法理解你怎么能坚持那么久……你去过中国吗？可惜你不能去上海再落魄一次，那将是惊世之举！”1962年，米勒在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说：“他的《巴黎伦敦落魄记》让我喜欢得要命，我认为它是一本经典著作。在我看来，这仍是他的最佳作品。”如果米勒得知《巴黎伦敦落魄记》是达特姆尔监狱中最受欢迎的读物，他会觉得开心的。
他的朋友、资助人、情人、顾问和代理人梅布尔因为此书的成功而欣喜，高兴地收到了一本赠书（如今由她儿子拥有），上面掩人耳目地正式题词曰：“送给菲尔兹先生及太太，致以最美好的祝愿和十分感激他们在促成本书出版中的大力协助。埃里克·a·布莱尔。”而形成对比的是，他自己的家人为其中有关性的刺激段落感到震惊（虽然已被戈兰茨改得没那么突出），如同对他体验当流浪汉时的反应。阿芙利尔后来告诉杰辛莎·巴迪克姆：“虽然他的谈话里从来没有暗示到性，可他的书常常很淫秽。这种（个人的闭口不谈）可能是从我们父母那里继承来的维多利亚主义的残余，他们也从来没有提过性。”[19]
4
1934年1月从厄克斯桥医院出院并在父母家中康复后，接下来的9个月里，奥威尔仍与父母一起住，完成了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牧师的女儿》。8月时，他告诉布伦达·索克尔德他与本镇传统礼仪的一次滑稽然而无疑是寒冷刺骨的冲突：“前两天游泳时差点被冻死，因为我走到了伊斯顿浅湖那里，本来没打算游泳，可是湖水看上去那么好，就脱下衣服跳了进去，然后有差不多五十个人来了就不走了。我本来无所谓，可是其中有个是水上警察，他可以因为裸泳把我抓起来，所以无奈之下，我不歇气游来游去折腾了半小时，还得假装喜欢游。”
他过够了和父母在一起住和争分夺秒完成小说的生活，也对欧洲的政治形势感到沮丧。罗姆清洗[20]之后，希特勒在德国取得了绝对权力，在英国，莫斯利[21]的法西斯党也活跃起来。9月时，奥威尔曾将自己比作《圣经·旧约》中的先知：“你抱怨我信中的悲观……这时代有时令我如此厌恶，以至于几乎忍不住想站在街角开始像耶利米或以斯拉[22]那样，大声喊出来自天国的诅咒。”
写完那部长篇小说后，他通过内莉姨妈找了份工作，在伦敦汉普斯特德的“爱书人之角”书店当兼职店员。这家书店的老板弗朗西斯·韦斯特罗普一战时是个因良心原因的反战者，是个独立工党党员，他的妻子迈凡妮一直活跃在女权运动中。1934年10月，奥威尔搬回伦敦，在韦斯特罗普家寄宿，住在书店四楼，位于旁德街和南端街的街角，能看到不错的伦敦街景。后来和奥威尔在《论坛报》共事的乔恩·金奇也住在韦斯特罗普家，一同在书店帮忙。
奥威尔一贯工作得很辛苦，极少休息——除了生病或者打仗时——刚写完一本就马上开始下一本。在另外一封给布伦达的信中，奥威尔描述了他那部队生活式的时间表：“早上7点起床、穿衣等，做早饭吃早饭，8点45下楼给书店开门，一般在那里待到9点45。然后回家，收拾房间，生壁炉火等等；10点半到下午1点写点东西。下午1点钟做午饭、吃午饭。下午2点到6点半在书店，然后回家做晚饭、洗东西，然后干一个钟头的工作。”[23]他厌烦书店中的沉闷特点，曾对杰弗里·戈尔勒抱怨：“在杂货店里，人们进来会买些东西，而在一间书店里，人们进来只是让别人讨厌。”
奥威尔在《保持叶兰繁茂》和随笔《书店忆旧》（bookshop memories，两者都发表于1936年）中描述了这个地方。除了旧书，这间书店也卖旧打字机和老邮票、六便士一张的星象图、库存童书和圣诞卡等，另外还有租金为两便士的出租图书馆。乔恩·金奇和凯·韦尔顿·埃克瓦尔跟奥威尔在那间书店里相识，他们都强调说那并非一个令人讨厌的地方，是奥威尔夸大了糟糕一面以取得强烈效果。在那篇随笔中，奥威尔说书店吸引来的没有目标、衣着破旧的讨厌鬼多过那些真正的爱书人：“在伦敦，街上有很多似疯非疯的人，他们往往被吸引进书店，因为书店是那种你可以不用花钱逗留很长时间的少数地方之一。”那些愚蠢的顾客不买严肃的维多利亚时期或现代作家的作品，而是喜欢没那么费脑筋的埃塞尔·m·戴尔（ethel m.dell）和沃里克·迪平（warwick deeping）的作品。奥威尔在书店工作的15个月让他讨厌起书本——“大批看到，同时看到五千或一万册在一起后，书本就令人心烦乃至微感恶心”。在他脑子里，书本永远跟患妄想狂的顾客和死苍蝇联系起来。[24]
1935年4月，奥威尔仍在书店工作时，梅布尔为他找了一个大一些、更舒服一些的房间（跟别人共用厨房和浴室），在她朋友罗莎琳·奥伯迈耶的公寓内，地点是议会山路77号。罗莎琳1895年出生于南非，20世纪20年代来到英国。她离过婚，当时正在伦敦的大学学院攻读心理学硕士学位。第三位租客是个学医的学生，名叫珍妮特·吉姆森，她发现奥威尔的房间又脏又乱，正像罗杰·比顿在他永盛的住所内发现的那样。在没有仆役跟在他后面打扫时，他喜欢把东西扔到看不见的地方或墙角。吃了一半的饼干扔在地板上让老鼠啃，晚上那些老鼠则到处跑，弄出很大声响。同住这套公寓的人互相尊重隐私，基本上互不往来，但在其中某位有客人来喝酒或吃饭时，其他人通常也会参加。
1935年春天，奥威尔请了两位年轻作家——他们是雷纳·赫彭斯托尔和迈克尔·塞耶斯（michael sayers），是通过理查德·里斯认识的——来罗莎琳的公寓吃饭。他的厨艺和红酒知识给赫彭斯托尔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自己给我们做饭，做很好吃的牛排，我们用上面有树木图案的杯子喝啤酒，他当时在收集那种杯子。我跟他也在餐馆聚过。他会点红酒，用手摸摸瓶子，然后叫人拿走热一下，这种做法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8月，在梅布尔的提议下，居无定所的奥威尔与两位新朋友搬进了肯特什劳福德路的一间公寓，那是伦敦北部一个很落后的地方。这位洛蒂酒店的前洗碗工做早餐，他也负责把他的工作台清理出来让大家吃饭。塞耶斯是个衣着破旧的都柏林来的犹太人，他个矮，肤色深，长相俊朗，非常诙谐。他富有的父亲给他零用钱，他住在家里，而他在这套公寓里的房间用以幽会。他写诗和短篇小说，是《新英语周刊》（new english weekly）的剧评作者。后来他与一个继承了大批财产的美国女人结婚然后移居美国，为歌剧制作人诺曼·贝尔·盖迪斯（norman bel geddes）工作过。
赫彭斯托尔1911年出生于约克郡，是个二流诗人、小说家和芭蕾舞爱好者。他去附近的酒吧带啤酒回来，但疏于家务，而且总是迟交房租。出于对自己事业的失望和嫉妒奥威尔在40年代取得的成功，他后来出了本非常刻薄的书，以居高临下的口吻把奥威尔写成一个怪人——对苏格兰人、天主教、主教、公务员、精神病医生、富有的放荡不羁者、社会主义者怪客、温德姆·刘易斯和约翰·米德尔顿·默里有偏见。赫彭斯托尔认为他有种“古怪思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喜欢任何传统上属于英国的东西，总有很多有趣和匪夷所思的知识，类似《点滴报》上所登的，但又乏味、无趣、缺乏诗意、爱嘲弄，而且模糊地性格偏执”。
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奥威尔都有种暴力倾向：上学时以拳头解决宿仇，在缅甸时脚踢仆役，在巴黎难待的厨房里捍卫自己的尊严，随意用手杖教训那些不老实的学生。1936年时赴西班牙的途中，在跟巴黎的一个年纪大但爱吵的出租车司机吵架时，他大声说：“你以为你老到我不会揍扁你的脸，别太肯定了！”在一次广为人知的打斗中，赫彭斯托尔也挨了奥威尔的拳头。
有次赫彭斯托尔半夜喝醉酒回来后把他叫醒并向他挥拳时，奥威尔一拳打在他脸上把他打昏了。十分钟后，赫彭斯托尔醒过来，他坐在地板上，满脸是血。奥威尔把他锁在一个房间里，赫彭斯托尔把门踢穿，奥威尔很有缅甸警察之风地猛地把门拉开，他们接着再次打起架来。“奥威尔站在那里，”赫彭斯托尔写道，“手拿一根手杖，用铝尖捅我肚子把我往后推。我把手杖往旁边一拨向他扑去，他狠狠地打了我腿一下，然后又把手杖举过头顶。我看着他的脸，一片模糊中，我看到他脸上有种奇特的既害怕、又是虐待狂兴奋时的表情。”按照赫彭斯托尔的说法，奥威尔像捅霍索恩斯学校里的男生那样用手杖捅他肚子。后来，他又举起手杖准备做致命一击，就像据说他在缅甸的火车站上对那个学生所做的一样。赫彭斯托尔用椅子挡住了手杖，架就打完了。公平地说，在所有这几件事中，都不是奥威尔先动手，而是在被严重挑衅时才还手的。
虽然有过这起恶战，这两位在政治上都是左派的人还是修补了友谊。赫彭斯托尔结婚后，他妻子玛格丽特回忆说奥威尔会过来小酌或者聊天：“他似乎完全没什么特别的，跟我们一样，生活非常拮据，在努力写作。”赫彭斯托尔曾以友好一些的口吻写道，当奥威尔在1937或1938年在他们的公寓度宿时，“玛格丽特睁开眼看到奥威尔一丝不挂地在房内走动。他表现得彬彬有礼，一点也没感到难堪。他因为惊醒了她而道歉，说他在找厕所。”[25]
5
奥威尔刚住进旁德街的公寓时，韦斯特罗普太太问过他最想要什么。“我最想要自由。”“你想在这儿留宿女性吗？”她问道。为了表现得像个正派的租客，他一开始说“不”，她则大度地说：“我的意思只是我根本不在乎你会不会那样做。”
虽然不自信，他还是充分利用离开在南沃尔德的父亲的机会，享受刚刚得到的自由。尽管他讨厌在书店工作，但那是个结识女性的好地方。
奥威尔在1934年秋天认识了萨莉·杰罗姆，在那前后他出了《缅甸岁月》（burmese days）。她比奥威尔小两岁，母亲是美国人，父亲是南非人，她在英国南部的中等阶层家庭长大，上过寄宿学校。虽然奥威尔当时身体不是特别好（她最近回忆道），但肺炎似乎已经好了。她认为他们两人都是反体制者，性格上都是“特立独行之人”，总体看法相同，进行过有关人生的泛泛讨论，“态度什么的老生常谈”。跟《保持叶兰繁茂》中的罗斯玛丽一样，她也在一间广告公司工作；而奥威尔就像戈登，总抱怨钱不够花，又不让她分担花销。
萨莉觉得奥威尔不理解她，也并不觉得他很有魅力，拒绝跟他发生关系。在发现他还悄悄与另外两个女人约会时，她勃然大怒（现在仍是）。后来她终身都是共产党员，以一种评论家的不屑看待他的写作生涯。她认为他不是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并从意识形态理由出发，不喜欢他在《通往威冈码头之路》中“对工人阶级的攻击”，也反感他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中对共产党的谴责。
萨莉的情敌凯·韦尔顿出生于1911年，性格跟萨莉很不相同：文静、开朗、幽默、热心。梅布尔对奥威尔的恋爱很关心，说过凯“身体不错，做爱可以”。奥威尔比凯高一头还多，他能方便地把手伸到书架顶上。凯认为奥威尔与其说有魅力，倒不如说有趣。他是个不错的朋友，还是个对人有激励作用的朋友，他们关于书、戏剧和政治激烈争论过。金钱令他操心不已，但他穿着专门定做的衣服，根本不像他声称的那样穷，他喜欢让那种关于他艰苦度日的看法维持不变。他讨厌苏格兰人，拒绝跟凯的诗人朋友埃德温·缪尔见面。奥威尔是个悲观者（如同他向布伦达所承认的），看到的总是事物的阴暗面，认为任何人（包括他自己）都不怎么好。
凯在一间秘书社工作，后来与赫彭斯托尔“疯狂地陷入爱河”，而在1934到1935年之间9个月的时间里，她是奥威尔的女友。他们相处得非常好，一切都非常愉快，不过她并未认真投入。两人之间不曾产生那种爱得死去活来的情况，奥威尔不是那种人。他没有对她敞开心扉，从来不会放开自我，就连他们做爱时也是。跟布伦达一样，凯觉得他不理解女人，对她们很粗心。他们承诺如果爱上别人，就会诚实地告诉对方，奥威尔遇到未来的妻子爱琳·奥肖内西时遵守了这一诺言。凯总结说奥威尔“太敏感而不能和气待人，太愤世嫉俗，太有悖常情，太爱争辩，太矛盾，腼腆和自信奇怪地兼而有之，他天生有种最基本的真诚和常识，她对此从不怀疑，还有小心眼的嫉妒和偏见，她毫不含糊地怀疑那并非他的本性”。[26]
奥威尔跟萨莉、凯和爱琳的关系又重复了他早时跟布伦达（她拒绝跟他发生关系）、埃莉诺和梅布尔（她们愿意）的多角关系。这些女人中的三个多少有点外国味：埃莉诺有胡格诺派教徒家庭背景，梅布尔出生于巴西，萨莉有部分南非背景。萨莉和凯跟他在爱书人书店认识，她们说他抱怨过没有钱。虽然她们两人出身于中等阶层，但都是反传统的职业女性，加入了共产党并批评他的政治观。[27]萨莉对奥威尔也许比凯更投入一些，但拒绝跟他发生性关系，现在仍对他找别的女人的“背叛行为”感到恼火。凯成了他的情人，但不曾爱上他，也不在意她的情敌，当时对他很友好。
6
在《通往威冈码头之路》中有名但频频被误解的一段中，奥威尔写道：“我身处其中时，缅甸的景物让我如此震惊，乃至呈现出噩梦般的特点。后来在我心中如此难以忘怀，不得已，我写了本描述缅甸景物的小说以摆脱它。”但在小说中，主人公弗洛里很喜欢缅甸的景物。他经常为了排遣痛苦而走入丛林寻求慰藉，在那里时，是他和伊丽莎白最亲近的时刻，她是刚到的英国女孩，没有以爱回报他。奥威尔某次登革热发作时，那里的风景很可能有种噩梦般的色彩。缅甸景物令他难以忘怀，部分启发了他创作外国风情小说。但创作《缅甸岁月》并未令其忘怀，有关缅甸的记忆在他余生中一直生动依然。他写那部小说也是为了挣钱并推进其作家事业，利用其国外经历揭露帝国主义的罪恶。
在《我为何写作》（why i write）中，奥威尔提到了他的第一部虚构小说的局限。在他最喜欢的19世纪作家影响之下，他“要写数量极多的自然主义长篇小说，有着并非皆大欢喜的结尾，里面充满了细致入微的描写和极其贴切的比喻，也充满了辞藻华丽的段落，其中使用的单词部分是由于其本身的发音。实际上，我完成的第一本小说《缅甸岁月》就相当接近那种风格，那是我在三十岁（教书）时写的，但立意在那之前很早就开始了”。这部他也意识到是华而不实的小说中充满了《圣经》、古典作品及文学上的典故。在殖民地官员抱怨它会在印度和缅甸冒犯人时，戈兰茨拒绝出此书。但在哈珀出版社1934年10月将其出版后，他改变主意，第二年在英国将其出版。
这个讽刺性书名隐指一位殖民地老官员在《布莱克伍德杂志》上发表的回忆录，但这本沉痛、噩梦般的书可以更准确地名其为《缅甸之惑》。奥威尔对缅甸有着又爱又恨的强烈感觉，他让移居国外的弗洛里赞美那里的景色及人民，而让欧洲来的访客伊丽莎白表达他对这个国家的所有负面感情。他为他们的“墟上”之行心醉神迷——“一个节日、盛宴、庆典、仪式、聚会或公开演出……包括表演、唱歌、跳舞和扮小丑，在露天进行，通宵达旦”——而她对之反感。伊丽莎白不安地觉察到“弗洛里在说到‘本地人’时，几乎总替他们说话。他一天到晚称赞缅甸的风俗和缅甸人的性格，以至于在把他们和英国人比较时，认为他们胜出英国人一筹”。[28]
小说的背景地是杰沙，那是奥威尔的最后一个工作地点。他画了张地图来显示位于丛林及河流之间的道路、集市、监狱、“梅旦”（印度语“操场”的意思，或称公地）、带走廊的平房、教堂、公墓和俱乐部。这部小说中的时间是1926年4至6月炎热多雨的季节，弗洛里是36岁，比当年的奥威尔大12岁。《缅甸岁月》所受e.m.福斯特[29]的《印度之行》（a passage to india）影响很大，后者出版于1924年，当时奥威尔还在缅甸任职。这两本小说都讲述了一个英国人与一个印度医生的友谊，还有一个去了殖民地的女孩，她先是订了婚，但后来又毁了婚约。两本小说都利用俱乐部场景来展现令人丧气的殖民者群体的一个实例，并通过小说中人物的种族观念来衡量其品格及道德观。福斯特先写出了文化误解和英国人与本地人形成友谊之难、白人在热带气候中身体变差和精神蜕化这些主题，然后在奥威尔的小说中又得到呼应。但在《缅甸岁月》中，官方的失败未能因为有意义的私人关系而得到弥补，它是一本悲观得多的书。《印度之行》中的菲尔丁和摩尔夫人超越英国人普遍缺乏感情一面，保持行为上的文明标准，但《缅甸岁月》中无类似的赎罪性人物。不同于福斯特笔下的印度人，奥威尔笔下的缅甸人贪婪而且恶毒。
奥威尔笔下的角色虽然写得平板，然而生动感人。他在杰沙时的治安官像他笔下的虚构人物吴波钦一样，是个缅甸人。[30]那位法官不幸在他这行属于典型，一位历史学家曾写道：“全缅甸只有50个初等法官不腐败，另外600个法官经常从诉讼当事人处收受礼物。”那通常等于其一年工资的10倍。虽然奥威尔一直抨击英国对缅甸的统治，但书中的正面人物是个英国官员，而缅甸人是真正的坏人，即腐败的吴波钦和敲诈人玛拉梅。吴波钦诽谤副专员麦格雷戈，败坏了印度医生弗拉斯瓦米的名誉，引起一场暴乱，造成两人死亡，而且通过操纵玛拉梅导致弗洛里自杀。他的事业算是其英国上司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是那些上司错估了他的品性并将其提拔为治安官，还让他成为俱乐部的正式候选会员。英国的统治让他能对那些到了他的法庭的人敲竹杠，因此大发其财。吴波钦似乎证明了弗拉斯瓦米的观点，即英国人比缅甸人统治得更好。[31]
爱尔兰小说家肖恩·奥弗雷恩（sean o''fain）在《观众》杂志（spectator）上发表了关于《缅甸岁月》的评论，他评论说奥威尔除了对其他所有人，受到其批评的还有可怜的弗洛里，他们都“对作者毫无反击之力”。除了弗洛里，英国殖民团体中还包括顽固和心地狠毒的埃利斯、酒徒加私通者兰克斯蒂恩和他势利且狡诈的老婆——（就像奥威尔的利末辛外婆）她在缅甸生活多年，却一句缅甸话也不会说——愚蠢残忍的怀斯特菲尔德、无辜而又心无恶意的马克斯韦尔、残忍自大的维罗尔博士（名字来自a.w.维罗尔博士，是奥威尔讨厌的拉丁及希腊文课本编者）。
奥威尔对维罗尔（他是某个贵族最小的儿子）的讽刺性描述用笔高超而且具有说服力。弗洛里对这位与他格格不入和成为情敌的人既憎恶又嫉妒。维罗尔鲁莽、缺乏教养，是个在各方面都应付自如的自信的贵族，目中无人。他是个老练的骑手、马球手和部队指挥官。他羞辱弗洛里，大声威胁埃利斯：“谁敢跟我顶嘴，我就踢他一脚。想让我踢你吗？”他责骂兰克斯蒂恩太太，哄弄引诱伊丽莎白，在火车站和伊丽莎白一起机敏地买了东西不付钱就溜掉，让两个印度商贩在那里哭。
跟康拉德笔下许多人物一样，弗洛里在一个偏僻的东方前哨是孤立的，万分寂寞。他天真地想象自私浅薄的伊丽莎白（她来探望她以叔婶相称的兰克斯蒂恩夫妇）不管怎么样，会把他从缅甸的痛苦生活中解救出来。他们的狩猎之行让伊丽莎白认识了他对缅甸的爱，也让他通过打到几只鸽子和一头豹子而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导致弗洛里没能向伊丽莎白求成婚的那次地震写得很荒唐，但是大场面写得不错，如对俱乐部的暴动袭击和玛拉梅在教堂对弗洛里的痛斥。奥威尔喜欢那种维多利亚小说式写法，结尾写得面面俱到，他的小说结尾也写到每个角色的命运，但是是一种对传统的讽刺性改造。这部悲哀的、奇特的具有感人特点的小说揭示了奥威尔曾是多么痛苦、他有多么讨厌其工作及同事、他如何被迫“在书本和无法讲出的隐秘想法中内向且隐秘地生活”，还有他如何被拯救，不是被某个女人的爱，而是通过辞去工作和离开那个国家。
这部小说的创作目的不仅是为了驱除个人的心魔。如同他在《通往威冈码头之路》中对资本主义、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对法西斯主义、在《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中对集权进行了抨击，奥威尔在《缅甸岁月》中抨击的是帝国主义。如弗洛里某次在和弗拉斯瓦米关于伪善争论得没完没了时告诉后者：“谎言就是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让我们的黑皮肤兄弟进步，而不是掠夺他们……如果我们这些英籍居印者只用承认我们是贼，不再说什么骗人的鬼话而是继续偷，那样我们还几乎能让人忍受……当官的把缅甸人制伏在地，而商人去搜他口袋……大英帝国不过是个目的为给英国人以垄断权的工具……我不否认……我们在某些方面使这个国家现代化了，我们没办法不这样做。实际上，在使其完成现代化之前，我们会已经毁掉整个缅甸民族的文化。”
跟康拉德及福斯特一样，奥威尔也表现出了帝国主义对管理帝国那些人心理上的有害影响。此政治原理主要来自孟德斯鸠，他在《论法的精神》中写道：“如果一个民主共和国为得到一个属国而征服某个国家，它本身就有失去自由的危险。”弗洛里提到，政治压迫和个人罪咎之间的关系像尼采所说：“最有害的是人性不优越却在政治上优越。他必须在政治优越方面进行修正，为自己的权力感到羞耻。”[32]虽然这些原理都正确，但缺乏有效的统治体系代替英国，他们一旦离开缅甸，吴波钦之流就会趁政治真空攫取权力。
正如奥威尔所预料的，这本小说在缅甸大大得罪了一些人。他的同事罗杰·比顿记得曼德勒警察培训学校那位苏格兰督导（名叫克莱因·斯图尔特，奥威尔认为他是个呆子）“大发雷霆，说他见到那个年轻人会用马鞭抽他”。但主要反响是好的，评论者如维克托·戈兰茨承认他的第一部小说尽管有瑕疵，但仍相当有说服力。杰弗里·戈尔勒作为一位剑桥大学毕业的人类学家，对外国文化见多识广，他称这部小说“讲述了事实，讲得绝对令人赞赏，而且讲述得尽可能生动，带着尽可能少的怨气”。他和奥威尔约好见了面，两人成了好友。奥威尔小时候心目中的英雄之一康普顿·麦肯齐也称赞了此书：“我认为《缅甸岁月》是本具有非凡洞察力的著作，写作手法高超。”西里尔·康诺利在《新政治家及民族》杂志上评论了它，把它推荐给“任何喜欢读到大量引人共鸣的愤慨、清晰的描述、精彩的叙事、振奋人心的活力和辛辣讽刺的人”。[33]
[1] 《全集》，12.209；丹尼斯·柯林斯所言，见科帕德《缅怀奥威尔》第79页。——原注
[2] r.s.彼得斯，《一个男孩对于乔治·奥威尔的看法》（a boy''s view of george orwell），见《心理学与伦理学发展》（伦敦，1974），第461—463页；r.s.彼得斯所言，见斯坦斯奇《不为人知的奥威尔》第266页；《全集》，7.70。——原注
[3] 指英国1642至1652年内战期间的国会派分子，与保王党对立。
[4] 《全集》，10.320（1933年7月20日信件）；西里尔·康诺利，《黄昏的柱廊》（the evering colonnade，1963年初版；纽约，1975），第342页；约翰·弗兰德（john friend），《凄凉的海斯的金树叶和毛毛虫》（gold leaf and caterpirs in godforwaken hayes），《米德尔塞克斯郡广告者报》（厄克斯桥），1981年1月22日，第14版；1998年11月14日在米德尔塞克斯郡海斯对杰弗里·史蒂文斯的采访。
史蒂文斯先生特意纠正了克里克的《奥威尔传》第138页上的一个说法，即“以前的校长刚刚开始服6年的刑期，因为他有猥亵行为”。事实上，那位校长离开是因为不受欢迎，那是布莱尔离开后的事，他贪污了一小笔钱，但从未猥亵过哪个男生或者坐过监。——原注
[5] 《全集》，10.276（1932年11月30日信件）及10.249（1932年6月14日）；《全集》，3.197、215、214；《全集》，12.163。——原注
[6] 《全集》，10.338（1934年4月诗作）；阿芙利尔，《我的兄长乔治·奥威尔》，第257页。——原注
[7] 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1707—1754），英国小说家，著有《约瑟夫·安德鲁斯》《汤姆·琼斯》等。查尔斯·里德（charles reade，1814—1884），英国小说家、戏剧家，著有《修道院和炉边》《现钱》等。
[8] 温德姆·刘易斯（wyndham lewis，1882—1957），英国画家、作家、文艺批评家，著有《无艺术的人》、《爱的复仇》等。
[9] 约翰·德莱登（john dryden，1631—1700），英国桂冠诗人、剧作家、批评家，著有《奇异的年代》《奥伦-蔡比》《论戏剧诗》等。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1660？—1731），英国小说家，《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译注
《全集》，12.148（1940年4月17日）；安东尼·柯蒂斯1998年12月16日致杰弗里·迈耶斯的信；温德姆·刘易斯，《单向之歌》（伦敦，1933），第132页。——原注
[10] 塞西尔·伍尔夫及伯特伦·科恩所言，见弗雷德里克·罗尔夫与巴伦·科沃所编《致伦纳德·摩尔书信集》（letters to leonard moore，伦敦，尼古拉维恩版，1960）前言第10页；《全集》，19.221（1947年10月25日致乔治·伍德科克信件）。——原注
[11] 《全集》，10.252（1932年7月1日信件）；希拉·霍奇斯（she hodges），《戈兰茨：一间出版社的故事，1928—1978》（goncz：the story of a publishing house，1928—1978，伦敦，1978），第107页；谢尔登，《奥威尔传》，第158页；弗雷德里克·沃伯格，《绅士从事的职业》（an upation for gentlemen，伦敦，1960），第222页。——原注
[12] 因为奥维斯（allways）与“总是”（always）同音。
[13] 鲍威尔，《乔治·奥威尔》，第62页。简单地分析一下从马克·卢瑟福（mark rutherford）和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oll）到布莱西·森德拉斯（ise cendrars）和依纳齐奥·西隆尼（ignazio silone）并不能揭示他们为何选用那样的笔名。女性（乔治·桑和乔治·艾略特和伊萨克·戴尼森）希望掩饰她们的性别；法国作家喜欢“玛当娜”式单名（伏尔泰、司汤达、科莱特、塞利纳和维尔高尔）。马克·吐温的笔名暗示了从事过的职业，约瑟夫·康拉德用笔名代替了一个难以念出来的波兰名字，欧·亨利、萨基和曼·瑞（man ray）好听易记。——原注
[14] 弗朗索瓦·维庸（fran?ois villon，1431—1463？），法国诗人，著有《小遗言集》《大遗言集》。
[15] 《全集》，10.190；《全集》，1.1—2；20.210（1949年文学笔记）；《全集》，1.54、1.67—68、1.79。——原注
[16] 《全集》，1.74；1.136；1.206—207；1.215—216。——原注
[17] 杰弗里·迈耶斯所编《乔治·奥威尔：重要遗产》（george owell：the critical heritage，伦敦，1975），第42页；赫伯特·戈尔曼，《在伦敦与巴黎的人行道上》（on paris and london pavement），《纽约时报书评》，1933年8月6日，第4页；亨伯特·波森蒂（humbert possenti）致《泰晤士报》（times）的信件，1933年1月31日；《全集》，10.303（1933年2月11日信件）。——原注
[18] 法 vache enragée的字面意思是“疯狂的母牛”，manger vache enragée字面意思是“吃疯牛肉”。
[19] 杰弗里·迈耶斯，《乔治·奥威尔：重要遗产》，第40页；奥威尔档案库所藏亨利·米勒1936年8月致奥威尔的信；亨利·米勒所言，见《工作着的作家〈巴黎评论〉采访第二辑》（1963年初版；纽约，1965）第181页；1998年11月26日在坎布里亚郡凯斯威克对奥威尔外甥女简·戴金·摩根和露西·戴金·贝斯特利的采访；巴迪克姆，《埃里克与我们》，第131页。——原注
[20] 指1934年6月30日在希特勒授意下对德国冲锋队各级军官的一次清洗，罗姆是冲锋队的参谋长，当时趋向与希特勒形成对抗。
[21] 莫斯利（oswald ernald mosley，1896—1980），英国政治家，英国法西斯党的创立者和领袖。
[22] 耶利米，公元前7世纪和公元前6世纪的希伯来大先知；以斯拉，公元前5世纪希伯来预言家，在犹太人出走以色列以后把他们领回耶路撒冷。
[23] 《全集》，10.347；10.348—349（1943年9月致索克尔德的信）；《全集》，10.375（1935年2月16日信件）。——原注
[24] 《全集》，10.482（1936年5月23日信件）；10.511；10.513。——原注
[25] 赫彭斯托尔，《四位缺席者》，第51、63页；《全集》，16.402（1944年9月5日“随心所欲”专栏）；赫彭斯托尔，《四位缺席者》，第85—86页；1998年11月16日在肯特郡迪尔对玛格丽特·赫彭斯托尔的采访；赫彭斯托尔，《日记》，第22页注。——原注
[26] 《全集》，10.374（1935年2月16日致索克尔德的信）；1998年12月1日对萨莉·杰罗姆的采访；对阿德勒和斯泰芬妮的采访；1998年11月14日在伦敦对凯·韦尔顿·埃克瓦尔的采访；凯·埃克瓦尔所言，见斯坦斯奇《奥威尔：转变》第82页。凯和萨莉的照片出现在此书第115页对页。作为一个不明显的玩笑，奥威尔在《缅甸岁月》中把“帕梅拉·韦斯特罗普太太”作为虚构的社会专栏文章名之一。——原注
[27] 在她自费印刷的小册子《对于未来之激情回忆》（伦敦之声诗集工厂，未标明出版时间）中，凯·埃克瓦尔写道：“他在《通往威冈码头之路》中的长篇大论说明他对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和工人阶层的了解何等浅薄。”这本书凯·埃克瓦尔好意送了我一本。——原注
[28] 《全集》，5.101；18.317—318；昂山素姬，《免于恐惧之自由》，第72页和《默里手册》，第617页；《全集》，2.121。——原注
[29] 福斯特（e.m.forster，1879—1970），英国小说家，另外著有《看得见风景的房间》《霍华德庄园》等。
[30] 奥威尔手绘的地图出现在《全集》第2卷《缅甸岁月》的扉页上。
在缅甸，“吴”“郭”和“玛”（还有“道”和“貌”）像“先生”“太太”一样都是前缀词。“吴”的字面意思是“叔叔”，用以称呼一个身重要位的人；“郭”（如弗洛里的仆役郭斯拉）的字面意思是“兄弟”，用以称呼一个年龄相当，但地位低一些的人；“玛”（如弗洛里的情人玛拉梅）的意思是“姐妹”。——原注
[31] 凯迪，《现代缅甸史》，第276页。但据奥威尔的同时代人莫里斯·柯林斯的《进入神秘的缅甸》第133页所述，就连一个特别西化和牛津毕业的缅甸人——更不要说吴波钦——“都不能加入一间仰光的俱乐部，那里的优雅、魅力及文化都不会欢迎一个亚洲人”。
貌廷昂在《缅甸警察奥威尔》第185页写道，“行区医务官和行监狱督察之责的是个南部印度人（达罗毗荼人）”，他的真名是克里须那瓦米。关于他的更详细情况不得而知。——原注
[32] 迈耶斯，《乔治·奥威尔：重要遗产》，第51页；《全集》，2.216、70、37—40；弗雷德里希·尼采，《笔记》（1874），《袖珍本尼采作品集》，沃尔特·考夫曼编译（纽约，1954），第48页。——原注
[33] 罗杰·比顿，《和奥威尔在缅甸》，第755页；奥威尔档案库所藏杰弗里·戈尔勒1935年7月16日致奥威尔的信；西里尔·康诺利，《新小说》，第10卷（1935年7月），第18页。——原注
第七章艾琳及威岗码头
1935—1937
1
通过《巴黎伦敦落魄记》和30年代时所写的随笔文章，奥威尔发现自己有写作纪实作品的非凡才能，这种才能得自艰苦生活，也伴随着热情。但他最想做一名有趣而且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小说家，一名当代狄更斯或者威尔斯，拥有一些劳伦斯式激情和乔伊斯式才华。他后来写道：“一个我从未克服的困难是一个经历很多的人热切希望能写到这些经历……但除了把这些经历改头换面地写成一部小说外别无他法。”在《牧师的女儿》（the clergyman''s daughter，1935）中，他尝试把有关流浪和监狱的素材（他在随笔中已经更有效地用到过）变成小说。他塑造了一个很乏味的女主人公——面色苍白、腼腆、压抑和工作过度的多萝西·黑尔——和沉闷而且松散的情节。老处女多萝西逃离了父亲及其寓所，去摘啤酒花，在特拉法加广场露宿，然后找到一份教书工作。最后，她又回到枯燥的日常生活中，干起平凡的工作，无法相信上帝，也无法用另外一种可以接受的信仰代替对上帝的信仰。然而奥威尔确实解决了一两桩宿怨。这部小说的背景地是以南沃尔德为原型的奈普希尔，而他是在南沃尔德的家里居住时写的这部小说。克里维太太——她是多萝西忧伤旅程的最后一站，即那所破破烂烂的私立学校的所有人——是海斯镇霍索恩斯学校那个为人吝啬、不择手段的业主的丑陋化身。
这本小说的风格与结构同样不统一，从以奥威尔式口吻直截了当描述摘啤酒花工作，和对多萝西陶醉于大自然中或避开一个年长倾慕者沃伯顿注意的劳伦斯式描写，到“场景”一节——那发生在特拉法加广场上的流浪者中，是对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夜城”一章差劲的模仿之作。例如，在乔伊斯的小说中，可敬的默尔文·塔尔博伊太太威胁要抽打布卢姆而激怒后者；在奥威尔的小说中，令人反感的陶尔博伊牧师像个调皮的学生般倒着背诵《主祷文》。无怪乎奥威尔说过在读了《尤利西斯》后再读自己的书时，他感觉“如同一个学了发音课程的太监，声音能够冒充男低音或男中音，但要是听得仔细，还能听到那种尖细的声音跟原来一模一样，未曾改变”。
奥威尔也明白呆板的老处女多萝西和潇洒开朗的沃伯顿之间的友谊不可信，他声称“虔诚的和不道德的自然相遇”，而不是表现出这点来，他想让他们的友谊更具意义，但效果不彰。戈兰茨也迫使奥威尔对这部小说做了多处改动，从而削弱了它。他被迫把“（沃伯顿）试图强奸多萝西”改为“（他开始）要跟她做爱，粗暴地，凶狠地，甚至是野蛮地”，这让她最终对他的拒绝没那么可信。[1]
戈兰茨出版社的审读人诺曼·柯林斯尽管对《牧师的女儿》的缺点和这位有意让自己得到如此不愉快体验的怪作者持批评态度，却对出版社的这位作家很感兴趣，并认为读者也会。柯林斯报告称：“很清楚他经历过无比艰辛的生活，大概现在还是。他无疑可以成为一个心理医生亟欲分析的对象，他的作品中，几乎存在每种主要的不正常心理，要么是隐藏的，要么完全展现出来。确实，这本书结构上的混乱说明了精神上的某种不稳定性。”
在给代理人及朋友们的信中，奥威尔防御性地贬低了自己的书。他意识到它们的缺点，想让评论者笔下留情。他没有努力说服伦纳德·摩尔把《巴黎伦敦落魄记》推销出去，而说他“不认为它是一部佳作……请确保以笔名出版，因为我并不为它感到自豪”。他告诉亨利·米勒《缅甸岁月》根本不能“算是一本好小说，但景物描写还不错”——然后又急忙说多数读者会跳过那些段落不读。[2]他肯定为《牧师的女儿》感到惭愧，因为他称它为“一团糟”和“废品”，并向摩尔承认道：“它的立意不错，可我把它写坏了——不过它是我目前能写出的最好作品。有些地方我不反感，可我担心它在整体上很松散，而且很不真实。”他也承认这本小说“只是当练习来写，我不该出它，但是当时我迫切需要钱，写《保持叶兰繁茂》时也是。当时我只是手里缺部书稿，不过我快填不饱肚子了，必须拿出能挣一百镑左右的什么东西”。
奥威尔对他早期几本书的看法都过于苛刻，但对他第二本小说的缺点倒说得很到位。《牧师的女儿》根本不及《巴黎伦敦落魄记》和《缅甸岁月》，如今很难让人读下去。他用的比喻不是他希望能给人以深刻印象的那种明喻，而是无意为之地变得滑稽、沉重和自怜，如多萝西觉得“她的灵魂似乎已枯萎，直到它像肥皂托盘上被遗忘的一块干透的肥皂那样可怜”。[3]写到乏味的女性角色时，他总无法写得得心应手，而且作为一个不信教的人，他对信仰危机和宗教生活下的压力并不真正感兴趣。对他而言，缺钱和失去尊严总比缺乏信仰更为重要。
2
1935年3月，奥威尔在爱琳·奥肖内西（eileen o''shaughnessy）的同学罗莎琳德·奥伯迈耶所办的派对上认识了爱琳，当时他已出了《牧师的女儿》，仍在汉普斯特德的书店工作。陪爱琳走到公共汽车站后，他告诉罗莎琳德：“那就是我想娶的女孩！”爱琳·奥肖内西1905年出生于南谢尔兹（在靠近纽卡斯尔的北海之滨），父亲是位海关税务官。她从桑德兰高中毕业后获得了一项奖学金进入牛津大学圣休学院学英语，1927年获得学士学位。大学毕业后，她做过一系列工作：在梅登海德的一间女子学校当教师，在妓女中做社会服务工作，给几乎失明的（巧克力制作大王家族的）伊丽莎白·卡德伯里夫人念书，还在伦敦市维多利亚街上开过一间秘书社。
她也帮助其兄长劳伦斯·奥肖内西准备出版的作品。劳伦斯是位著名胸外科医生，在哈利街开诊所执业，而且是权威教科书《肺结核》的作者之一。他妻子格温也是位医生，女儿说她是个“身材纤弱的女人，性格文静、温柔、关心人……我记得她选择无法出门的病人作为巡回出诊对象，让他们过得愉快些，否则他们只能生活在枯燥之中。她不只是他们的医生，还是他们的朋友、导师、心理医生、顾问……我妈妈非常开明，还是个社会主义者”。
爱琳比奥威尔之前交往过的其他女孩都漂亮（赫彭斯托尔说她之前的那些长得确实不怎么样），而且是唯一上过大学的。奥威尔认识她时，她跟母亲住在格林威治，正在伦敦大学的大学学院攻读教育心理学硕士学位。莉迪亚·杰克逊是爱琳的好友，跟爱琳是同学，她出生于俄罗斯，后来以埃利莎维塔·弗恩（elisaveta fen）之名写作。据她所言，爱琳不修边幅，所穿衣服质地虽好，但式样差。莉迪亚写道：“她长得很有魅力，不过走路样子很笨拙。她长得高而苗条，有那种通常被认为是爱尔兰人的颜色：黑发，浅蓝色眼珠，面色细嫩，白里透红。”她又写道在爱琳家过夜时，“当我看到爱琳穿着睡衣站在镜子前冻得发抖时，她的瘦削打动了我，也奇怪地让我感动。我怜惜她，不知道什么样的男人会对她那样纤弱的身体产生欲念。”[4]
战时跟爱琳同在食物部工作过的莱蒂斯·库珀（lettice cooper）也认为她有魅力，描述了她那略微有些茫然和精神恍惚的特点：“她中等身材，有点儿耸着肩，很漂亮，长着乔治所说的‘猫脸’、蓝眼睛和几乎是黑色的头发。她走路很慢，看上去似乎总游荡着进入一个房间而没有明确目的。她的手脚长得小，但很匀称。我从来没见过她手忙脚乱，却总按时完成工作。”有位亲戚记得她曾边做苹果饼边抽烟，并心不在焉地把一点烟灰掉到了面团里。
谁都喜欢爱琳。她文静、有趣、和气、兴趣广泛，笑声欢畅且具有感染力，有内涵、要求严格、非常聪明。她的性格在其所写的信中得到了体现：有趣，性格平和，包容，具有自我牺牲精神，有胆量。莱蒂斯·库珀在其小说《黑色伯里恒》（ck bethlehem）中，把爱琳写成了心肠好、富于同情心的安（就像奥威尔的姐姐玛乔里）：“跟她说话时，她答话前通常会看你一分钟，然后很慢地回答，就好像你对她说的任何事不仅需要仔细考虑，而且极为重要……人们遇到难题时常找安。她的朋友经常打电话给她说她们想离婚、怀孕或神经衰弱，或是跟丈夫或情人吵架。”西里尔·康诺利觉得她讨人喜欢：“非常漂亮，完全配得上当他的妻子，他很为她自豪。”[5]
爱琳的朋友觉得奥威尔不会照料自己，需要一个女人来照料他。在莉迪亚看来，他看上去很不整洁，衣着单调，面容看上去疲惫、不健康。跟赫彭斯托尔不同，奥威尔在劳福德路上公寓展现的厨艺未能打动莉迪亚，她说他做的饭“几乎没法吃”。但不久就接过做饭之职的爱琳觉得他的言行有趣，她是唯一一个跟他非常亲近的人，甚至带上了他的说话语气。
他们首次见面后没几周，爱琳告诉莉迪亚奥威尔向她求婚了。
“他怎么说？”
“他说他不是真正有资格，可是……”
“你怎么回答他？”
“没什么……只是让他继续说。”
“你怎么办？”
“不知道……你看，我告诉过自己到了三十岁，我会接受第一个向我求婚的男人。嗯……明年我就满三十了。”
在奥威尔向她求婚之前，爱琳似乎未遇到过认真的求婚者，她可能觉得莉迪亚对奥威尔看法一般，所以心怀戒意地不愿承认她已坠入爱河。她知道他没钱，长得不英俊，而且显然身体也不好。奥威尔贬低自己，坚持说他不是真正够资格。爱琳装作只是接受了首次求婚，但是跟他心心相印，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而他唤起了她性格中热情、慈爱和母性的方面。1935年秋天，在跟爱琳约会半年左右后，奥威尔在给赫彭斯托尔的信中写道：“你对爱琳的看法没错。她是我很久以来遇到过的最好的女孩。我买不起一枚戒指，除非买沃尔沃思连锁店里那种廉价的。”
在过去两年中，爱琳一直在攻读硕士学位，而且已经完成了所要求的全部课程及考试，也选定了论文主题：如何在学生作文中利用想象力。但她还得查阅资料，访谈学生，然后写论文。她想获得学位，然后从事专门职业并找到一份能带来满足感的工作。爱琳肯定提起过自己去挣一份薪水以贴补他那微薄的收入，这样会有好处，但许多方面都很传统的奥威尔不想让妻子养活他。据凯·埃克瓦尔所言，他一般情况下不清楚女人的需求——他自身的需要及兴趣才居首位。他想结婚并在乡下生活，几乎一点也不考虑爱琳的职业。
出于一时大为乐观的心情和靠着因为《通往威冈码头之路》从戈兰茨出版社预支的100英镑，奥威尔说服了爱琳嫁给他。他的书平均每本卖3000册，那让他一年挣150英镑左右——比过他眼里的舒适生活所需的少得多。不过他另外还计划搬到一个乡下村子里——赫特福德郡的沃灵顿村——在那里，他们可以靠他的写作收入过花销不大的生活，开一个杂货店，养牲畜，吃自己所种的东西。他曾自豪于自己流浪时一周靠几先令活下来，这时他又有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可以满足他对过俭省生活的不同寻常的渴求。
爱琳似乎不在意举行一场天主教婚礼，所以宗教怀疑者奥威尔跟她在沃灵顿村的圣玛丽教堂结了婚（这是间建造于14世纪的圣公会教堂），时间是1936年6月9日。他在给伊顿同学金-法罗的一封信中写道：“写这封信时我不时看一眼时钟，另外也看祈祷书，在过去几天里我都在研究这本书，希望让自己挺过婚礼上的可憎之事。”出席婚礼的只有亲属：艾达和阿芙利尔母女（但理查德和玛乔里没来），奥肖内西太太，劳伦斯和格温。
在村内的酒馆吃完午餐后，“乔治的妈妈和妹妹把爱琳领到了楼上，对她说她们感到很对不起她，因为她承担了某种责任，她明白，但不介意”。汉弗莱·戴金形容爱琳是“一个漂亮的女人，有道德（不是热情），令人放心。我不记得她过分担心过缺钱，当然，她总宠着埃里克”。[6]他们没有度蜜月，亲属们走后，他们就开始修葺那座村舍。他们会种菜、饲养鸡和山羊（在后面散发着臭味的棚子里养），并且开他们那间小铺子，而奥威尔仍继续写书和随笔。
爱琳喜欢过简朴生活，未对小小的不方便之处大惊小怪。但沃灵顿村的生活结果证明是艰苦的。这个村子在白尔多克东边3英里，伦敦到白尔多克的公共汽车一周仅开两趟，两地相距35英里。村内约有75个村民，有教堂、庄园主宅第、20多座村舍和一排10间房的村务会房屋，其周围是种植小麦和大麦的开阔田地。
奥威尔具有这种选择居住于最简陋、最不适地方的自我惩罚式本能，令他不可能住进靠近某个宜人市镇的漂亮村子里一幢令人愉快的住宅。他们那座有300年历史的村舍有上下两层，被称为“铺子”，它非常小，也非常狭窄，是座用板条和灰泥建起的建筑，处处狭小。前门装得不好，橡木梁低得容易碰到头，房顶是丑陋的波纹铁屋顶，下雨时总是响声极大。没有电力，油灯只能提供暗淡的照明，烧丁烷气不足以供热。室外厕所在菜地的尽头，冬天会结冰，别的时候用也根本谈不上舒服。
莱蒂斯·库珀觉得那座村舍几乎像二战时被轰炸的伦敦那样，住着不舒服而且有害健康：“洗水池会堵塞，便携式油炉不好用，厕所的塞子拔不出来，楼梯处很暗……他们把一堆堆书随意放在楼梯上，所以有很多陷阱，灰尘也很多。”爱琳告诉她“有一队队老鼠一个挨一个爬到书架上，老是把瓷器碰掉”。在把这座村舍免收租金（条件是饲养那些牲畜）给《阿代尔非》的工人阶层作者杰克·考曼住时，奥威尔就它那令人却步的缺点充分警告了他一番：“太他妈糟糕了，不过多少还能住。有一间房内有双人床，另外一间有张单人床……冬天下大雨时，厨房容易进水……你可能记得，起居室的壁炉会跑烟……上面可以煮水，可是当然根本烧不热。”[7]考曼虽然过惯了艰苦生活，可是也发现那里的生活过于难挨。爱琳认为那座潮湿而多烟的村舍令奥威尔生病。婚后不久他就病倒了，她干上了最令人反胃的活，包括在化粪池倒灌时清洁整座厕所。奥威尔喜欢过这种自寻折磨的生活，但是干了大部分活的爱琳却受罪很大。
虽然他们过着斯巴达式的生活，但是当爱琳把一罐果酱放上桌时，奥威尔坚持把果酱倒进盘子再体面地端上桌。爱琳觉得那特别有意思，莉迪亚说：“如奥威尔告诫过她的，他们要像工人阶层那样过日子，但是她发现乔治讲究的礼数还真不少。”在漏雨的屋顶下，跑烟的炉火边，“那里有家传的银器，一幅先祖玛丽·布莱尔太太的肖像，餐时红酒，菜园里收获的蔬菜和调味芳草，旧铜烛台，卷毛狮子狗‘马克斯’”。马克斯毛色灰白，中等身形，机灵无比，喜欢坐在窗户台上留意难得出现的路人。
他们的铺子里有柜台、磅秤、熏肉切片机和几个装面粉、食糖的容器及放其他常备商品的货架。奥威尔活像威尔斯的《波利先生的历史》（the history of mr. polly）中那个小个子铺主，他学会了怎样捆扎成包，很像《上来透口气》里的乔治·保灵：“使用熏肉切片机、切火腿、给刀开刃、扫地、扫掉鸡蛋上的灰尘但避免打破……擦窗户、用眼估一磅奶酪、开包装箱、把一扁块黄油拍打成形等。”然而，顾客主要是来买糖果的小孩子，他一周开铺的利润只有两便士。奥威尔不能让店里备货充足，因为这个小村子里来买东西的人很少，大多数在赶集日去白尔多克买东西，然后去看一场电影，那是他们社交活动中的固定部分。
奥威尔找到了放弃中产阶级体面生活和拒绝向财神鞠躬的又一途径，那让他在那座村舍中的生活有了种理想主义色彩，如他曾怀旧地告诉杰克·考曼：“我和爱琳刚结婚那阵子，当时我在写作《通往威冈码头之路》，我们的钱少得以至于有时几乎有上顿没下顿，但我们发现可以精神昂扬地吃土豆什么的对付着过。”[8]虽然几乎一贫如洗，他们仍能一周只靠五英镑勉强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他们吃的一部分靠自己种，铺子里进的食品杂货可以打折扣买到，至少能勉强过自给自足的生活。
奥威尔很喜欢那座村舍，这也考验了朋友们对友情的忠诚，他们几乎受不了周末来一次所受的艰辛。有客人时，那座非常小的村舍似乎被撑大了，就算在6月，里边也寒冷刺骨。金-法罗是无畏的——他获得过剑桥大学和普林斯顿的奖学金，在得克萨斯州的油田盲目开过油井，当上了美国女继承人黑兹尔·古根海姆的第三任丈夫——刚结婚就去了沃灵顿村一趟，发现伊顿公学里的那个胖小子变成一个皮包骨头的人。他也注意到奥威尔缺乏自信的举止：“他走出来用他那古怪的声音沙哑、低沉地说非常欢迎……样子非常厌倦且略微有些歉意……他被晒成了深棕色，穿着松松垮垮的旧灯芯绒裤子和灰颜色衬衫……我们吃了不热乎的午饭和一些很好吃的泡菜，布莱尔和他妻子为之很自豪。”
《阿尔代非》杂志的另一位作者马克·本尼也和理查德·里斯一起去过沃灵顿村，他们发现奥威尔在津津有味地过着僧侣式贫困生活。他当时一直想把壁炉火升起来，却发现烟囱有毛病。迎接他们时，他身上落了一层煤灰，并被一团烟雾笼罩着。烟囱上因为少了几块砖引起了烟倒灌。里斯和本尼找了几块石头想堵住那个洞，但奥威尔遗憾地摇了摇头。那几块花岗岩石头来自几块旧墓碑，不能用：“他觉得不该做”这种亵渎之事。壁炉火一直未能升起来，本尼纳闷奥威尔是尊重传统呢还是脑子有点不正常。里斯被这种有趣的较真逗乐了，觉得他们“看到了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展示，说明怎样一方面在不便中艰难度日，一方面又坚持严格行事”。
杰克·考曼多次去沃灵顿村跟奥威尔见过面，觉得他非常沉默寡言，注意到他身上、姿态、口音还有“冷冷的天生优越感”中的伊顿气质。虽然过着乡间生活，在室外干活，即使在那时，奥威尔的身体仍很虚弱，“脸上沟纹深陷，胸肺功能差得让人心疼”，“说话平板沉闷，除了忧郁地略微吃吃而笑，从不大声笑”。他在村里以受过良好教育的“聪明佬”知名，但不是真正了解怎样开铺子和养牲畜。不过，他确实还算知道得够多的了，能就如何为他的另一头“圣羊”穆丽尔配种向考曼建议：“不管怎么样，别让它去找尼古拉家那头垮掉的老废物，那头羊干了二十年，真的是干趴下了。”
在沃灵顿村时所拍的一张照片上，奥威尔跪在一片草地上，正用一个金属罐盛着拌碎的羊食喂脸上有黑白花斑的穆丽尔，他颇为正式地穿着格子呢外套，打着领带。另外一张照片上，他穿着肥大的裤子，手放在臀部，领带没塞进扣着的马甲里，手帕垂在口袋外面。他站在沃灵顿村教堂墓地那些倾斜的墓碑旁，不自然地盯着远方。
奥威尔喜欢动手，热心园艺和木工。他的另外一项消遣活动是钓鱼，从在亨里和伊顿那段的泰晤士河里钓淡水鱼，到在朱拉岛上的湖里和周围的海里钓鳟鱼和龙虾。他在食物、饮酒和居住享受方面趣味传统，宁愿住在农村，不喜欢现代城市生活。他在为《二十世纪作家》所写的小传中写道：“除了工作，我最喜欢做的是园艺，尤其是种植蔬菜。我喜欢英国式烹饪和啤酒、法国红葡萄酒、西班牙白葡萄酒、印度茶叶、浓烈的烟草、烛光和安乐椅。我不喜欢大城市、噪音、机动车、电台、罐头食品、中央供暖系统和‘现代’家具。我妻子的爱好与我的几乎完全吻合。”
虽然过的是与外界隔绝的艰苦生活，但他和爱琳结婚后的半年是他平生最快乐的一段时间。时常对奥威尔心怀嫉妒的赫彭斯托尔惊讶地发现她释放了他禁锢已久的情感。他去拜访时，奥威尔和爱琳“举动中显然透着爱意，互相爱抚着，就算没坐到对方膝上，不管怎么样也是坐在同一张扶手椅上”。杰弗里·戈尔勒说：“他非常确信没人喜欢他，因此易于动怒……我本来会说他是个不快乐的人……一个很孤独的人……直到遇见爱琳。”[9]
他们的田园浪漫曲被战争及疾病打断后，先是爱琳，继而是奥威尔，不得不独自待在那里饲养牲畜，他们从未再次享受到早先的亲近及幸福感。理查德·里斯重复了奥威尔那些女友的看法：“他从来并非不体贴人，但他会那样的……有时不为别人着想。”斯蒂文·朗西曼记得奥威尔在伊顿公学时的本性，认为“他肯定是个很难相处的丈夫，我认为他并非真正需要妻子”。莉迪亚·杰克逊很喜欢爱琳，后来有了讨厌奥威尔的理由，她认为“他对她太不重视了。我想任何一个男人都会珍惜这样一个妻子——长得很漂亮，非常聪明，谈话诙谐风趣，厨艺一流”。莉迪亚认为她感到孤独，思想上有孤立感，因为“奥威尔的工作不需要她帮助，表现得根本不愿意跟她讨论他的工作。埃里克跟她哥哥很不一样，她哥哥变得依赖她的协助”。莱蒂斯·库珀认为奥威尔对自我的专注和他们一直担心他那虚弱的胸肺，而忽视了爱琳纤弱的体质。医生担心他可能把病传染给她，“她经常接受肺结核检查，结果总是阴性。她需要很多照顾，但乔治做不到”。[10]
跟艾达和阿芙利尔一样，梅布尔也说起过奥威尔并非特别好的结婚对象，她记得爱琳说过（这是件怪事，因为梅布尔曾是他的情人）“她觉得奥威尔婚前性生活太多了”。她大概是说过了段时间，他变得疲倦和性冷淡。在奥威尔临终前写的最后一本文学笔记中，有一则特别刻薄，也有很强的揭示性，是用第三人称写的。这则对爱琳的话和他们婚姻中的性爱方面揭示甚多：
关于女人的两件重要事实……你只有通过结婚才能学到，那跟女人设法给人留下的关于她们的自身形象完全矛盾。其一是她们邋遢和不整洁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另外是她们可怕的、贪婪的性欲……在任何婚姻或固定的男女关系中，男方会怀疑女人总是伴侣中性要求迫切的一方。在他的经验中，女人很是欲壑难填，不管做多少次爱，似乎从不感到疲劳……在任何连续超过一年或两年的婚姻中，性生活被认为是一种义务，一种男方应向女方提供的服务。男方也怀疑在每桩婚姻中，总存在同样的斗争：男人想逃避性生活，只在他想（或者跟别的女人）的时候才做，而女人的要求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因为丈夫不够威猛而看不起他。[11]
奇怪的是奥威尔既然愿意生活在最恶劣的环境中——为人所知的是他家里乱七八糟，并非整洁和井井有条——但他竟然批评起女人邋遢和不整洁。同样奇怪的是，这个请求过布伦达和萨莉跟他发生性关系，也恳求过埃莉诺跟他再去林间幽会的人，竟会指责女人性欲强烈、不知足。他的评论跟普遍的假定相悖，也与他自己的经历相矛盾。这段具有揭示性的话肯定反映了他自己的婚姻状况，而不是其他所有人的，由此可以弄清楚一件事，即爱琳的性欲比他强，而且随着他因为肺病日益衰弱，他觉得自己无法达到她的性期望及需求。在他自己病得很重时，他回想往事，因为自己在道德和性方面的缺点责怪起爱琳来。
爱琳爱奥威尔，但肯定对婚姻的某些方面也感到失望。她失去了自己作为专业人士的职业带来的满足感，被迫忍受艰苦的生活条件、令人厌烦的喂养牲畜的工作、铺子里的单调生活，还有村内乏人交往的生活状况，而奥威尔一直专注于自己的写作。爱琳在思想和情感上没有满足感。当奥威尔开始厌倦于他们的性生活——虽然仍真心爱她——而她在性方面变得更执着于把他约束在自己身边时，他开始追求别的女人。
3
1935年2月，奥威尔仍在汉普斯特德的书店工作时，开始创作他的第三部小说《保持叶兰繁茂》（keep the aspidistra flying，1936）。它完成于1936年1月，是在认识爱琳后10个月时，当时他还住在劳福德路。奥威尔把大量的直接体验写进了这本小说。戈登·科姆斯托克那位长期受苦的姐姐于其中当侍者的茶室是以阿芙利尔在南沃尔德的茶室为原型，理查德·里斯和《阿代尔非》杂志被写成拉韦斯顿和《基督之敌》杂志——这很容易看出。奥威尔以自己的家庭来写戈登的家庭，而戈登的工作地点是爱书人之角书店的翻版，只是更令人生厌。萨莉·杰罗姆工作的广告公司变成了新阿尔比恩公司。戈登是奥威尔的一幅讽刺性自画像，奥威尔把自己的许多想法及习惯赋予了他：他对文学野心家的憎恨，对没钱的抱怨和拒绝让他的女人分摊花销。他和埃莉诺·雅克为乡下幽会的远足——后来是跟爱琳——启发他写出了戈登和罗斯玛丽在乡间艰难的远足。
跟《牧师的女儿》一样，这部小说的特点也是一个循环（戈登离开和回到广告公司）。戈登的生活分为两阶段：他那次狂饮醉倒及坐监前后，那是他经历中的最低潮。此书也是靠一系列讽刺性对比撑起来：他在麦基奇尼和奇斯曼书店的工作；他在威兹比奇太太和米金太太家的寄宿生活；他与弗莱斯曼和拉韦斯顿的友谊；他对姐姐和他的女孩的爱；他和罗斯玛丽在乡间与城市糟糕的约会。戈登是反常的：他宁愿干较差的工作，住更阴暗的房间；他跟拉韦斯顿和罗斯玛丽亲近，但发现更易接受弗莱斯曼和茱莉娅的帮助。那个抒情诗般的诱惑场景因为无避孕工具而失败了，而那糟糕的一次（如某部维多利亚时期小说所写，女孩子首次性行为就怀孕）导致了怀孕，成功得不可信。
长着深灰色头发的主人公戈登·科姆斯托克梦想成为诗人，他是诗集《耗子》（仅印250册，而且未售完）的作者。在他努力创作一首讽刺诗《伦敦乐事》，抨击将所有体面生活都破坏掉的钱神之际，却面临着自己想象力的枯竭。戈登的努力很大程度上归于徒劳，那也是奥威尔对自己缺乏创意诗作的自嘲：他上学时所写的爱国诗模仿了吉卜林；《在邻近老爷牌留声机厂的某个被毁农场上所作》是格雷《墓园挽歌》（elegy in a country churchyard）的一个荒凉城市版；《我原应当个快乐的牧师》模仿了讽刺性政治歌谣《布雷牧师》（the vicar of bray，1734）；而小说中戈登的诗作是豪斯曼关于幻想破灭的四行诗及艾略特关于崩溃和腐朽幻象的蹩脚版本。
戈登也不够正直和真诚、缺少荣誉感，而且嫉妒兼自怜，他在社交、艺术、性等方面的失败感易使读者对他敬而远之。他对罗斯玛丽自私而且不公平，不可救药地依靠茱莉娅和拉韦斯顿过寄生生活，在侍者和仆役面前表现懦弱，不注意节俭而且好色、麻木不仁、薄情寡义、缺乏自尊及道德原则。奥威尔似乎在利用这部小说摆脱他性格中最为糟糕的诸方面。一再反复出现的主题（“金钱、金钱，从来都是金钱”）说明奥威尔超脱实利主义和以金钱为基础的社会。戈登能挣到一份不错的薪水，但他拒绝了，然而又经常哀叹没钱花，让人听着生气。如果t.s.艾略特先是在劳氏银行，后在法贝尔兄弟出版社工作的同时能继续写诗，也能坚持自己在艺术上不为所扰，戈登又为何不能屈尊撰写广告文案？到最后，当他结了婚并再次进入广告公司时，我们觉得他做对了。对于诗歌，没有他当然根本算不上重大损失。
这部小说尽管存在诸多缺点，但其真诚性不容怀疑，而戈登的恋爱奇怪地令人感动。罗斯玛丽就要委身于他时（“可她心里仍很害怕”，模仿的是d.h.劳伦斯），他自己——他视贫穷即便不等同于无能，也会是可耻的——却退缩了：“他心里也有些不情愿，他沮丧地发现此刻真正想得到她的欲念竟如此微弱，金钱一事仍让他心烦意乱。”虽然他满怀痛苦，戈登就是那盆叶兰（一种几乎死不了的室内植物），从垂死变得长势茂盛。这部小说结尾的用意是积极的。在面对要么进腐朽的资本主义的真菌新阿尔比恩公司，要么让罗斯玛丽堕胎的选择时，他因为让自己选择了“得体、完全有人情味的生活”而暗自放下了心——如同奥威尔找到了爱琳。
（如格雷厄姆·格林一样）奥威尔贬低了自己的第二、三部小说，不同意将其再版，如在给伦纳德·摩尔的信中，他把《保持叶兰繁茂》视为他在急需用钱时出的较差的小说：“我想我不能同意重印这本书，《牧师的女儿》也是。这两本都写得很糟糕，我宁愿让它们绝版。”（《保持叶兰繁茂》1956年才在美国出版）在《我为何写作》中，他曾强调：“当我缺乏政治目的时，写出来的书总无一例外地没有生气，蜕化成华丽不实的段落、无意义的句子和装饰性形容词，而且总的说来，是自欺欺人之作。”在写出那段话时，他想着的是这两部小说。
即使奥威尔对这部小说持批评态度，以及它是一幅极度扭曲的自画像，但令人吃惊的是，评论者称赞它并做出了较高评价。我们如今认为是机智讽刺的地方，他们当作严肃的现实主义写法来读。理查德·里斯提到了狄更斯、勃特勒、乔伊斯和劳伦斯的影响，热情称赞它“具有始终如一的严肃性和真正的气势”，并认为奥威尔对戈登缺点的描写“根本说来态度诚实”。小说家威廉·普洛默（william plomer）评论奥威尔“巨细无遗地向我们展示了可悲的寂寞和过度自卑情结的种种极不愉快之处”。被奥威尔称为“几乎是英国唯一一个不让我反感的小说评论家”的西里尔·康诺利实事求是地称这部自怜自哀的小说为“对贫穷赤裸裸地展示，令人痛心至极，也写到贫穷的影响恶劣而且无孔不入。……它是以一种清晰和激烈的语言写成，不时让读者觉得自己坐在牙医的椅子上，钻头转得正急”。[12]
私下的反应甚至更令人满意。康诺利建议奥威尔：“需要多一点色彩，来减轻主人公的处境和自我憎恨所造成的一片压抑感——要让人们吞下药丸，也必须有果酱送……它很能打动我。”但奥威尔不肯妥协：他的读者（不管有多少）必须不带果酱地吞下药丸。1936年5月18日，安东尼·鲍威尔称赞了《保持叶兰繁茂》，他喜欢它更甚于《缅甸岁月》和《巴黎伦敦落魄记》，“虽然后者本身可以作为一种文献”，他也提到“我所见过的评论者大都愚蠢透顶”。奥威尔也认为：“评论者都很糟糕，以至于通常而言，跟那些用意良好、但从来懒得了解你写了什么的蠢驴相比，我更喜欢那些发脾气骂我的人。”杰弗里·戈尔勒跟以前读了《巴黎伦敦落魄记》后那样，也写信给奥威尔讨论过这本小说。戈尔勒提到了金钱之神的《圣经》式象征，他说：“自斯威夫特以来，我认为没有哪本书肯定能让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感到内疚而且心神不安。你犯了最严重的诽谤罪——嘲笑了我们的金钱之神。”
随着奥威尔开始凭作品使他在文学及社会主义圈子有了知名度，他收到了去《阿代尔非》杂志的暑期学校及对本地文学界公开演讲的邀请。1935年10月，他以“一个穷困潦倒者的自白”为题在伦敦北部南伍德福德做了一次演讲，他吃惊地发现听众达四五百人之多，其中很多大概是失业者，他们别无他事，高兴于有这么一个温暖的避风港，还能听到一次免费演讲。一家本地报纸报道奥威尔告诉有共鸣感的听众，那些穷困潦倒者“跟社会上其他人是同样的人，他们受环境所迫，过着这种悲惨的生活”。[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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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月，奥威尔辞去汉普斯特德书店的工作，当时他正在追求爱琳并已写完《保持叶兰繁茂》。接下来的两个月，他去为他写英格兰北部工人阶层生活状况的书《通往威冈码头之路》收集资料。威冈之行是他流浪之旅的继续，他再次穿上旧衣服以努力融入那种条件恶劣的地方。去北方的路上部分是步行，生活在穷人之中，寻找能找到的最糟糕的地方，承受最折磨人的体验。而在短暂流浪的间隙，他也会退避到某个中产阶级家庭来休息。
他于1月31日乘火车到了考文垂，接下来的4天里，他继续走路和乘公共汽车到了伯明翰、伍尔弗汉普顿和曼彻斯特，在曼彻斯特待了5天。2月份剩下的时间他都在威冈度过，在一间令人作呕的牛肚铺的楼上租了一间房，这家铺子的业主因为《通往威冈码头之路》而留名，即布鲁克家。他们的污秽甚至在奥威尔眼里也太过分了：绿头大苍蝇趴在这间铺子的橱窗上成为装饰，房内有成群的黑色甲壳虫，一天早晨他看到早餐桌下有把满满的夜壶。奥威尔并未夸大其词——一位威冈的居民说那里确实是“一个肮脏的糟地方，特别肮脏的糟地方”，还有一个去过那里的人记得桌面上铺了“十几层本地晚报当桌布用，浸透茶水和牛肚的油腻”。
20世纪30年代时，采煤业“远超其他，乃最重要的工业，是唯一雇佣人数超过百万的工业，总是阶级斗争的象征”。[14]事实上，威冈标志着从煤矿通向运河的马车道和铁路的终点，在运河边，煤被倒进驳船。威冈根本不是一个有着娱乐性码头的海滨游览胜地，不过是个丑陋的工业城镇，世纪之交时成了杂耍剧院里的开玩笑对象。20世纪20年代时，那里的矿井被关掉，码头被拆作废品卖掉。奥威尔笔下的通往威冈码头之路是无处可通的道路，代表一条死路，一场经济灾难。甚至现在，流经老码头的运河仍然缓慢、多泥和肮脏。他在威冈首次下了煤矿，那令他精疲力竭。后来他又下过两次煤矿，地点是温特沃斯和格莱姆斯。
这趟艰苦行程带来了恶果，等他2月底到了利物浦时——那是在牛肚铺上住了两周和下了三次煤矿后——他虚弱的身体垮掉了。《阿代尔非》及独立工党介绍他去找的梅·迪恩纳记得很清楚：
一大早……那是二月一个可怕的清晨，霜天雾地。他站在门口，一身奇怪的打扮：没穿大衣，没戴帽子，没带行李，穿一件破旧的外套。他站在那里哆嗦着，实际上从头到脚都在颤抖。咳，他垮掉了，不算彻底垮掉，但也差不离。我和丈夫就尽快让他躺到床上，他病得很厉害，但不肯看医生，所以我们在那种情形下尽了我们的所能。让他喝了热柠檬茶。不管怎么样，他后来好了些。你知道，他当时病得很厉害。
照料奥威尔时，她觉得他非常沉默寡言，但是感觉敏锐，讨人喜欢。
在利物浦康复后，他又去了谢菲尔德和利兹（他去利兹住在戴金家），然后在巴恩斯利又待了两周。他和工人阶层进行了多次有益的接触，他拜访家庭、工厂，参加公共会议。在巴恩斯利，他看到过奥斯瓦尔德·莫斯利对着一群听众长篇大论，深以为惧地见识了英国的法西斯主义。
1937年，w.h.奥登（奥威尔在《通往威冈码头之路》中称其“可以说是个没有胆量的吉卜林”）写道，北部令人生畏的风景在他看来，比英格兰最高的山峰还要美丽。从伯明翰到伍尔弗汉普顿令人沮丧的景观烙在他心头，他发现矿渣堆和可憎的机器事实上是他理想中的风景。奥登机智的诗人反语有意忽视了采煤在人力方面的成本和工业污染对空气及自然景观的毁灭性后果。奥威尔所乘火车从威冈码头开出后，除了包围着城市贫民区并以含硫空气吞没那里的“矿渣堆、喷吐烟雾的烟囱、鼓风炉、运河和贮气罐”，别的什么也看不到。谢菲尔德，这个欧洲最丑陋的城市“似乎是个清除了植物的世界，除了烟、页岩、冰、泥巴、灰烬和污水别无他物”。他形容了那个无助无望、跪在“刺骨寒冷中，跪在贫民区后院泥泞的石板上拿根棍子捅下水管道”的女人，还有另外一个女人“一张疲倦的、骷髅般的脸庞”，“一副难以忍受的痛苦与落魄神态”，这些都说明了生活在此种环境下对人的影响。[15]奥威尔在3月底回到伦敦。他给康诺利写信说他本想在北部待六个月或一年，但又不想离开爱琳那么长时间。
从那些关于英国状况问题的书中，奥威尔已经读到过这些北部工业城镇的情况。一个世纪前，在随笔《宪章主义》（chartism）中，卡莱尔[16]抨击了中等阶层对工业区工作情形的无知并提出了一些重要问题：“工人阶级为何不满？其经济、道德、家庭及心理状况如何？”《宪章主义》接下来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1844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恩格斯曾在曼彻斯特管理他父亲的工厂），然后是本杰明·迪斯累里[17]的《西比尔或两国》（sybil or the two nations，1945），然后是查尔斯·狄更斯的《艰难时世》（hard times，1854），其中对焦煤镇做了令人震惊的描述。所有这些作品都指出英国的工人阶级受到了残酷剥削，而奥威尔的书延续了这种社会抗议传统。
奥威尔解释矿工必须自购所用工具，而且从矿口到采煤面那段辛苦行程所需的时间挣不到钱。他形容了“一队弯腰屈膝的人”的朴实及浑身力气，他们“全身都是黑色，在煤层下以惊人力量和速度使用巨大的铁锹”。通过对地球产生的地质学联想，单拣出吃草奶牛的重要细节，以及对只用撑架撑着的一座大山进行描述的这种斯威夫特式才能，令读者得以用一种极为独特的方式看待采矿——还有阶级压迫之重：“在你头顶，有大小尚可忍受的一座山；几百码结实的石头、已灭绝动物的骨头、燧石、活着东西的根系、绿草和吃草的奶牛——所有这些都悬在你头顶，只靠跟你小腿般粗细的木头撑架顶着。”[18]
《通往威冈码头之路》跟《巴黎伦敦落魄记》一样，由联系松散的两部分组成。头一部分（由统计数字支持）是对大萧条时期工业工人可怕的社会及经济状况的个人化记述，第二部分也是更有趣的自传性部分——因为奥威尔最擅长直接描写关于自己的情况——描述了他如何选择了从曼德勒到威冈的道路，谈了其背景和家庭、教育、他在缅甸时的苦恼和选择流浪的理由，并分析了其阶级观和政治信条。接下来除提出改善工人状况的某些实际建议，也尖锐批评了社会主义（那激起很多敌意，为他在左派阵营树敌很多）。
在关于社会主义的章节中，奥威尔怀旧地将工人阶层的习惯、性情、坚忍和民主精神做了理想化描写，而且美化了他们的家庭生活中“温暖、得体、人情味浓重的气氛”——如果（就像他自己童年时）当父亲的处于有工可做的稳定状态。
特别在用过下午茶后的冬日傍晚，炉火此时在敞口炉中发出光亮，闪动地映在钢挡板上，当父亲的仅穿衬衫坐在炉火边的摇椅里看赛马结果，当母亲的坐在另一边做针线活，孩子们因为有了一便士薄荷糖而开心，那条狗懒洋洋地卧在破旧的垫子上烤火。
不言自明，这幅快乐家庭生活的场景难以在大萧条期间实现，跟那些令人揪心的照片形成了对比，特别是此书的左派读书会版本上印的那张题为《人满为患》的照片。
奥威尔的目标是把工党中的极端者联合起来，让那些高雅的理论家和工人进行更近距离的接触，但他也有意唤起读者思考。在对知识分子社会主义者的批评中，他说中等阶层认为“底层人身上有味”（这句话经常被有敌意的读者歪曲，说它的意思是奥威尔认为底层人身上有味）。他称社会主义宣传者“乏味、空话连篇”，如威廉·莫里斯、萧伯纳、亨利·巴比塞、厄普顿·辛克莱和沃尔多·弗兰克等，也批评了调查方法跟他相反的比阿特里斯·韦布[19]，说她是“参观贫民窟的高傲的社会主义者”。这样，他就摧毁了被左派视为神圣的几个人物形象。
奥威尔忍不住以一种嬉笑怒骂、夸大其词的方式抨击了他极为反感的人——“男同性恋左派圈子”里那些令人反感的太监式人物，他们追随古怪的改革者爱德华·卡彭特（edward carpenter，1844—1929）。卡彭特是个社会改革者、回归乡村俭朴生活的先驱、同性恋宣传者和像《中间之性》（intermediate sex，1908）这种书的作者，他对e.m.福斯特和d.h.劳伦斯都有重要影响。奥威尔总结了这种让人一看即知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者的形象：他一头卷发，嘴里引用马克思语录。这种人他在内莉姨妈在巴黎的家中、在汉普斯特德韦斯特洛普的交往圈子里，还有在《阿代尔非》的暑期学校中都见过。在他所写的最出名的一段中，他滔滔不绝地尖刻抨击了“所有那些傲慢的女人、穿便鞋者、留连鬓胡、喝果汁的人们那令人生厌的团伙，他们闻到‘进步’气味就一哄而上，就像闻到有只死猫的绿头苍蝇……要是所有的便鞋和淡黄绿色衬衫能被收一堆烧掉，所有的素食主义者、禁酒主义者和巴结奉承的天主教徒能被送到韦林田园城市去悄悄练他们的瑜伽功该有多好”！[20]食素真的会影响社会主义事业吗？奥威尔相信如此。食物怪客们未能致力改善社会，而是执着于为他们的生命增加痛苦的几年，把自己与普通人隔离开来。很早开始，奥威尔就看出并鄙视后来我们所称的“唯我”的一代。
在《通往威冈码头之路》中具有自传性质的关键一节中，奥威尔解释了他为何要去过穷困潦倒的生活，以及在北方时他为何住牛肚铺的楼上而不是像样的寄宿舍，为何他在冬天旅行时不穿大衣和帽子并在一个陌生人的门前垮掉：
我想让自己沉下去，一直沉到被压迫者中间，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跟他们一起对抗施暴政者……我可以到这些人中间，看看他们的生活怎么样，暂时觉得自己属于他们的世界。我一旦到了他们中间并被他们所接受，我就应该能接触底层，而且——这就是我所感到的：甚至在当时，我就意识到那是非理性的——我的部分内疚感便会离我而去。
这些是奥威尔最与众不同的动机：他渴望从内部，而不是从纯粹理论性立场体验各种状况，渴望消除社会等级感和为被压迫者斗争，并为其苦难极为痛心。他为向下层突围感到兴奋，他到了底层并知道他能承受，那种焦虑、解脱和消除内疚后的欢欣感觉他都一一尝过。
阅读查尔斯·狄更斯和t.e.劳伦斯[21]的作品有助于了解奥威尔想掉到最底层的动机。在《小杜丽》（little dorrit，1857）中，被囚禁于马夏西监狱的海吉格医生努力安慰威廉·杜丽别那么着急，他解释道：“别的地方，人们在心烦意乱、担心、奔波，为这为那操心。可这儿一样也没有，先生。那些我们已全经历过——我们了解过最糟糕的情形，我们已经到了最底层，不会再往下掉，而我们找到了什么？安宁。”在《七根智慧之柱》（seven pirs of wisdom）中，劳伦斯承认：“我喜欢居我下层的事物，在向下冒险的过程中，我感到快乐。降级似乎有种确定性，是种最终的安全感。一个人可以攀升到无限高，但下面还有一个动物的层次，他不可能堕入那里，会有一种可以在其上休息的满足感。”跟劳伦斯一样，奥威尔认为这种赎罪性经历承载了一种文学价值，少了这些经历，就不可能进行真正的写作。
这种故意受罪和赎罪，这种消除世上罪恶的渴望让他有了种宗教性使命。16世纪西班牙神秘主义者“十字架的圣约翰”写到过寻找精神真理的路程，他的话似乎解释了奥威尔为何选择过艰苦生活：
总努力寻找最难者，而非最易；
并非最愉快者，而取最难忍者；
并非快乐最多者，而取欢乐最少者；
并非予人充分休息者，而取最劳人者。[22]
v.s.普里切特[23]在称他“可以说是圣徒”时，捕捉到了奥威尔的这方面。
维克托·戈兰茨在1937年3月8日大胆出版了此书，首版印了2150册。但他在左派读书会版本上加了个前言，从而从奥威尔的螫刺中抽取了毒液，使社会主义和罪过脱钩，减轻了读书会成员的愤怒感。（但在威冈和谢菲尔德，奥威尔从未被原谅。）戈兰茨曾称赞奥威尔“对贫穷和压迫有着强烈愤慨”，但惊骇于奥威尔把社会主义者描写成“一帮愚蠢、讨厌和虚伪的人”。戈兰茨盲目拒绝相信斯大林使用残酷手段达到工业化，并批评自己的作家犯了“古怪的用笔失检的毛病，把俄罗斯[24]的政委说成‘半是留声机，半是歹徒’”。
有着戈兰茨所加评论的左派读书会版本销售4.4万册（是市售版销量的差不多20倍），使奥威尔的名字首次广为人知。与他为自己以前的书感到惭愧形成对比的是，他为此书感到自豪。其赠书对象包括自己的父母、内莉姨妈、劳伦斯·奥肖内西和他最好的朋友——梅布尔·菲尔兹、理查德·里斯、丹尼斯·柯林斯、杰弗里·戈尔勒，另外还有他在巴黎的仰慕者亨利·米勒。
评论趋于以党派为界，意见不一。左派读书会编委会的哈罗德·拉斯基提认为它受到了《艰难时世》和埃弥尔·左拉的《萌芽》（1885）的影响，贬低奥威尔的“宣传”“是向生活舒适的人们发出的为社会主义所做的富于感情的辩解”。但在道格拉斯·格德雷因[25]看来，“这部出色的、令人不安的小说”解释了社会主义政党为何“在过去十年中正逐步失去支持”。1939年，杰弗里·戈尔勒送了伊迪丝·西特韦尔[26]一本《通往威冈码头之路》，她不期然成了奥威尔的赞赏者，她赞扬了他对那间牛肚铺的描写：“开头的骇人情景是无法超越的。他正为当代世界所做的，似乎是恩格斯在1840年至1850年间为世界所做的，但又有不同，奥威尔天生是个作家。”
1937年，历史学家阿瑟·布赖恩特在为一个煤矿工人g.a.w.汤姆林森的自传所撰前言中，从保守观点出发抨击了《通往威冈码头之路》。布赖恩特以居高临下的口吻总结了此书，嘲笑了奥威尔对革命性剧变的呼吁：“它由一个年轻的文学青年所写。他品味优雅，显然让自己在感觉不便的条件下在威冈和谢菲尔德过了几周‘对付的日子’。其第一部分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威冈和谢菲尔德是地狱般的地方，第二部分以极其熟练的技巧得出结论，即每个正派的男男女女一天也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存在下去，应该马上报名加入那些寻求以革命带来变化的队伍。”布赖恩特接着预见了奥威尔的观点的局限性：“这种论点的薄弱之处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不管革命性变革希望达到什么，伴随其来的不仅是一场大屠杀……而且还有失去个人选择的自由和民主政府的结束：俄罗斯和西班牙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27]《通往威冈码头之路》是奥威尔对社会主义革命信仰的最高点。
《通往威冈码头之路》1958年在美国首次出版后，有两篇重要评论把它放在其历史背景下评论。菲利普·汤因比[28]说它“读起来像读由一位富于同情心的人类学家带回的一篇报道，他刚调查完婆罗洲某个受压迫部落的情况回来”，并称奥威尔是他这一代中最出色的记者。汤因比也批评了他的文学个性，提出他“过于有意识地把自己看作坚强而且真诚的人，认为自己已经确实找到了真理，而不是简单地研究超凡脱俗的抽象概念”。《纽约客》（new yorker）发表了一篇重要的书评，作者是德怀特·麦克唐纳[29]——他在其《政治》杂志（politics）上发表过奥威尔二战时的随笔——他把奥威尔比做恩格斯、亨利·梅休[30]、杰克·伦敦和托洛茨基，并称他的书是“我所知道的最佳社会学报告”。他除了赞扬奥威尔“在感情上同情并理解他在其中生活的人”，还特别赞扬了奥威尔感情丰富的“骂人技巧”，说那“结合了愤慨和有的放矢”。在奥威尔去世后发表的诸篇评论认可奥威尔是位好小说家，但更是位好记者。这些评论把重点从当时的政治问题转移到这位观点鲜明的人身上，从30年代的社会主义论争转移到奥威尔的理想主义和此书突出的自画像性质上。
理查德·里斯写道，奥威尔从威冈回来后——他已完成了转变——并开始写作此书时，“当时，几乎好像一辈子都在他体内跳跃的暗火突然熊熊燃烧”。如他在提到奥威尔心目中的英雄狄更斯时说，奥威尔变成了“一个总在与什么抗争的人，而且是公开抗争，无所畏惧……他通常都是愤怒的”。[31]1935到1937年间，奥威尔引起了争议，其作品广为人知。他找到一条把个性与政治结合起来的有效途径，发现了他的独特风格，写出了一本报道性的，具有独创性和影响较大的书。他延续了《巴黎伦敦落魄记》那种写作模式——通过受苦受难获得经验——并达到一个较高层次，从一个二流小说家向前跨出了巨大一步，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评论家。
[1] 《全集》，19.336（1948年5月10日信件）；《全集》，10.348（1934年9月初信件）；《全集》，3.300、299、41。——原注
[2] 霍奇斯，《戈兰茨》，第106页；《全集》，10.243（1932年4月26日信件）；《全集》，10.496（1936年8月26—27日信件）。——原注
[3] 《全集》，10.351（1934年10月3日信件）；《全集》，18.411（1946年9月28日信件）；《全集》，3.259。——原注
[4] 罗莎琳德·奥伯迈耶所言，见克里克《奥威尔传》第172页；圣休学院的戴维·惠特克1999年3月29日致杰弗里·迈耶斯的信；凯瑟琳·奥肖内西·蒙丘尔1999年3月17日致杰弗里·迈耶斯的信；埃利莎维塔·弗恩，《一个俄罗斯人的英国：1926—1940年间回忆录》（a russian''s ennd：reminiscences of years 1926—1940，英国沃里克初版；英国保罗戈登版，1976），第343、345页。
据弗恩所言，爱琳个子高，在莱蒂斯·库珀看来是中等身材，在克里克看来是小个子。爱琳的摩洛哥身份证上注明的身高比奥威尔低17公分，那么她身高在5英尺6英寸左右——如弗恩所言，对一个30年代的女性来说相当高。——原注
[5] 莱蒂斯·库珀所言，见谢尔登《奥威尔传》第358页；对简·摩根和露西·贝斯特利的采访；莱蒂斯·库珀，《黑色伯利恒》（伦敦，1947），第153—154页；西里尔·康诺利所言，见克里克《奥威尔传》第173页。——原注
[6] 埃利莎维塔·弗恩，《乔治·奥威尔的首任妻子》，《二十世纪》杂志，168卷（1960年8月），第116页（省略号原文即有）；《全集》，10.394（1935年9月24日信件）；对凯·韦尔顿·埃克瓦尔的采访；《全集》，10.485（1936年6月9日信件）；埃利莎维塔·弗恩所言，见克里克《奥威尔传》第200页；汉弗莱·戴金所言，见奥威尔档案库所藏t.r.法弗尔案卷。——原注
[7] 莱蒂斯·库珀所言，见沃德姆斯《怀念奥威尔》第116—117页；《全集》，11.171（1938年7月5日信件）。——原注
[8] 埃利莎维塔·弗恩所言，见克里克《奥威尔传》第200页；斯坦斯奇，《奥威尔：转变》，第158页；《全集》，7.99、11.222（1938年10月12日信件）。——原注
[9] 《全集》，12.148（1940年4月17日信件）；赫彭斯托尔，《四位缺席者》，第146页；杰弗里·戈尔勒所言，见克里克《乔治·奥威尔》第171页。——原注
[10] 理查德·里斯所言，奥威尔档案库所藏英国广播公司电视节目《通往左派之路》；斯蒂文·朗西曼所言，见奥山康治《乔治·奥威尔》第10页；弗恩，《一个俄罗斯人的英国》，第349页；莱蒂斯·库珀，《爱琳的布莱尔》，第5页，奥威尔档案库所藏未发表打字稿。——原注
[11] 对阿德勒·菲尔兹和斯泰芬妮·菲尔兹的采访；《全集》，20.204—205。——原注
[12] 《全集》，4.154、16.232（1944年5月27日信件）；《全集》，10.320、10.490（1936年7月23日所写书评）；迈耶斯，《乔治·奥威尔：重要遗产》，第65—69页。——原注
[13] 奥威尔档案库所藏康诺利1936年4月或5月致奥威尔的信；《全集》，第10卷48页注解（鲍威尔致奥威尔的信）；奥威尔档案库所藏杰弗里·戈尔勒1936年4月21日致奥威尔的信；《全集》，10.401（新闻报道）。——原注
[14] 克里克，《奥威尔传》，第184页；a.h.p.泰勒，《1914—1945年英国史》（纽约，1965），第238页。——原注
[15] 梅·迪恩纳所言，见克里克《奥威尔传》第184页；w.h.奥登，《冰岛来信》（letters from d，伦敦，1937），第49页；《全集》，5.17、98、15、58。——原注
[16] 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苏格兰散文作家、历史学家，著有《法国革命》《英雄与英雄崇拜》等。
[17] 本杰明·迪斯累里（benjamin disraeli，1803—1881），英国首相（1868；1874—1880），保守党领袖、作家。
[18] 托马斯·卡莱尔，《宪章主义》，《批评及其他随笔集》（critical and misceneous essays，伦敦，1888），3.259；《全集》，5.20—21。
1988年7月，我带着一个用电池的灯，戴着防毒面罩也下到了煤矿964米深处。坐了一段传送带和矿车后，我弯腰走300米到了采煤面，那是在北诺丁汉郡的霍沃斯。矿口有送风设备，矿工仍然使用一种戴维灯的现代型号，煤矿里面仍然极热、多尘而且危险。已经盖了浴室，矿工们可以干干净净地回家，那里有严厉的警告，禁止他们在里面小便。——原注
[19] 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英国诗人、画家、工艺美术家和社会改革家，著有《社会主义歌集》《乌有乡消息》等；亨利·巴比塞（henri barbusse，1873—1935），法国作家、社会活动家、新闻工作者，著有《炮火》《光明》等；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re，1878—1968），美国作家、改革家，著有《屠场》《石油》、《龙齿》等；沃尔多·弗兰克（waldo frank，1889—1967），美国作家、改革家，著有《假期》《世界之诞生》等；比阿特里斯·韦布（beatrice webb，1858—1943），英国费边社会主义者，社会活动家。
[20] 韦林田园城市在伦敦西北约36公里处，是根据19世纪末英国社会活动家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1850—1928）关于城市规划思想建设起来的城市，始建于1920年。——译注
《全集》，5.108、108、167、169、207。——原注
[21] t.e.劳伦斯（thomas edwardwrence，1888—1935），英国军人、学者，以“阿拉伯的劳伦斯”著名，经历极具传奇色彩。
[22] 《全集》，5.138；查尔斯·狄更斯，《小杜丽》（1857年初版；牛津，1953），第63页；t.e.劳伦斯，《七根智慧之柱》（纽约，1985），第564页；引自安东尼·肯尼的《始于罗马的一条道路》（a path from rome，牛津，1985），第68页。——原注
[23] v.s.普里切特（v.s.pritchett，1900—1997），英国小说家、文学评论家，著有《活着的小说》《有影响的小说家》等。
[24] 应该注意西方人经常以俄罗斯称呼苏联，后文也有这种情况。
[25] 道格拉斯·格德雷因（dous goldring，1887—1960），英国作家、评论家，著有《声誉》《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等。
[26] 伊迪丝·西特韦尔（edith sitwell，1887—1964），英国女诗人、文艺评论家，著有《门面》《黄金海岸习俗》等。
[27] 迈耶斯，《乔治·奥威尔：重要遗产》，第91—99页；伊迪丝·西特韦尔，《1919—1964年书信选》（约翰·莱曼和德里克·帕克编辑，纽约，1970），第62页；阿瑟·布赖恩特为g.a.w.汤姆林森《煤矿工人》（伦敦，1937）所撰前言，第10—11页。——原注
[28] 菲利普·汤因比（philip toynbee，1916—1987），英国小说家、评论家，著名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之子，著有《与古德曼先生喝茶》《傻老头》等。
[29] 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cdonald，1906—1982），美国作家、编辑，著有《同美国格格不入》《人们之责任及其他政治批评论文集》等。
[30] 亨利·梅休（henry mayhew，1812—1887），英国小说家、记者、剧作家、社会学家，曾任《笨拙》周刊编辑。
[31] 迈耶斯，《乔治·奥威尔：重要遗产》，第115—118页；德怀特·麦克唐纳，《各种政治体验》（varieties of political experience），《纽约客》，第35卷（1959年5月29日），第137—146页；理查德·里斯所言，见奥威尔档案库所藏英国广播公司电视节目《通往左派之路》；《全集》，12.56（《查尔斯·狄更斯》，1946年）。——原注
第八章为西班牙而战
1937
1
1936年7月19日，正当奥威尔在沃灵顿村写作《通往威冈码头之路》时，西班牙的法西斯派在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率领下发动右翼政变，反抗民主选出的共和党政府。此次叛乱引发了内战，西班牙内战成为全欧洲意识形态战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这次武装反叛没能占领全国，而由武装工人阶层支持的共和派仍控制西班牙全境的三分之二，包括马德里、毕尔巴鄂、巴塞罗那和巴伦西亚。共和军（或称共和派）和法西斯军（或称国民派）开战，前者由农民及工人组成，由共产党领导；后者得到了军队、地主和天主教会的支持，由佛朗哥领导。
奥威尔曾写道，随着战争的进行，希特勒的德国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开始干预，目的是消灭西班牙的民主，为将至的战争抢占一个战略要地，并顺便在那些无助的人们头上试用他们的轰炸机。俄罗斯人以拨少量武器换取了最大程度的政治控制。英国人和法国人只是不愿正视，而他们的敌人取得胜利，盟友被消灭”。很快就变得明朗的是，即使共和军得到俄罗斯技术人员、顾问以及国际纵队志愿者的帮助，仍无法打赢战争，除非英、法、美三国放弃中立政策，像德、意支持右翼那样积极支持左翼。尽管共和军在人数及装备上都不如法西斯军，他们还是与之打了三年仗。
奥威尔很快就成了几千国际志愿者中的一员，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帮助西班牙共和军。小说家艾伦·贾德（n judd）形容他为“一个勇敢的战士，一个尽管不情愿但是称职的殖民地警察，情感上保守然而真诚，一个激进的批评者；一个摩托车手，一个藐视疾病及大衣的人。总而言之，有男子汉气概”。他当时刚刚结婚，在农村住得虽然不舒适，但是快乐，而且正在写作他的第一本拥有广大读者的书。他身体不好，特别想养一个自己的孩子。可是他愿意为一个遥远之地的外国事业牺牲一切。如果他战死，将没有什么可以留给爱琳。12月底，他写完那本书奔赴巴塞罗那后，其妻兄劳伦斯·奥肖内西评价奥威尔“有种勇士般的精神”。[1]
奥威尔试图令其妻子、家人和朋友们放心，说他是作为一个观察者和记者去西班牙，但他一直想打仗。《新英语周刊》中编辑过他作品的菲利普·麦里特记得他曾斩钉截铁地说：“这种法西斯主义，总得有人制止它。”他一到巴塞罗那就加入了民兵组织，似乎想以此抵消他干过的警察工作，并清除他在缅甸时负上的内疚感。
跟康诺利、奥登和斯彭德形成对比的是，奥威尔计划在西班牙待到最后，而那几位只在西班牙漫游几周后就平安回家了。精于学习语言的他在离开英国前就为此次西班牙之行做准备并开始学习西班牙语。早在1932年，他就自荐当过翻译，这次他也夸大了自己的西班牙语水平。他告诉伦纳德·摩尔：“我精通法语，西班牙语也相当好。”实际上，据一个在西班牙时认识他的医生所言：“奥威尔的西班牙语只有初级水平，可以肯定的是，他的西班牙口语只能在咖啡馆侍者面前凑合着用。”[2]尽管如此，他也学了一些加泰罗尼亚语，以他所知的对付着说。
他决心在西班牙打仗，可是去那里时遇到了困难。他被英国共产党书记哈里·波利特认为政治不可靠而拒绝了，波利特控制国际纵队中的英国志愿者，他大概从维克托·戈兰茨那里得到了警告，得知《通往威冈码头之路》中有对左派的抨击。奥威尔转而找独立工党，尽管他不是其成员。工党由苏格兰工人领袖、国会议员基尔·哈迪（keir hardie）创建于1873年，那是在他与自由党关系恶化后。成立后40年中，它跟工党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但拒绝跟共产党结盟或加入共产国际。伯纳德·克里克将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独立工党描述为“左倾，主张人人平等，是世俗化福音派和非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奇特的混合体”。独立工党不仅把奥威尔介绍给在西班牙与其关系最密切的盟党马统工党（poum）——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还给了奥威尔所需的证件。很具象征色彩的是，他把家传银器当掉来装备自己去参战。当艾达前去用茶点时，爱琳不得已说那些银器被送去刻图案了。
奥威尔一直跟美国来的移居者亨利·米勒保持通信，他称赞过米勒早期的小说，去法国南方时，专门在巴黎跟米勒见了面。在论及米勒的评论《鲸内》（1940）中，奥威尔记下了不关心政治、思想狭隘、享乐主义的米勒对他自己为意识形态献身精神所做的反应：“他对西班牙战争丝毫不感兴趣，只是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那时去西班牙是笨蛋才会做的事。他能理解有人完全出于自私的动机——比如说好奇——去那里，但从一种义务感出发掺和进去是十足的蠢行。”米勒后来回忆道：“奥威尔这人本身很不错，但说到底我觉得他蠢。跟很多英国人一样，他是个理想主义者，而在我看来，他似乎是个愚蠢的理想主义者。”尽管如此，米勒祝他好运并送了他一件皮夹克，那在前线用得上。奥威尔被震动了，从某种意义上说，米勒完全只关心自己的态度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的见面有助于他确定自己当一个作家的目标。他觉得他的书要跟米勒的书形成对比，一定不脱离政治。奥斯特里兹车站开出的“红色”列车上挤满了外国志愿者，当它在法国南部缓缓行驶时，奥威尔再次确定了自己的信念。虽然圣诞节期间没多少人在坚硬的土地上辛苦干活，但“每个在田里干活的农民都转过身严肃地向火车致意，如仪仗队般，一英里又一英里都是如此”。[3]
当时的西班牙边境是开放的，奥威尔过境时未遇麻烦，一到巴塞罗那，他就向马统工党总部报到。马统工党以其革命热情和浪漫乌托邦主义闻名，它“是反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党异见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结合体，两派于1935年联合，目的是建立一个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先锋党”。它有四万党员，但没能吸引主要的城市工会，而得到其支持是至关重要的。他们的目标是首先完成革命，然后取得战争胜利。据历史学家所言，“该党在战争开始时仅仅成立十个月，除了巴塞罗那（在西班牙东北部）没有真正的根据地，其政治影响在全国是有限的”。“它被（斯大林派）对手称为托派，却被托洛茨基及其朋友否认并受到猛烈抨击，马统工党……1936年7月时只有3000多一点民兵。”
对马统工党持批评态度的共产党员当时在左派阵营人数最多，是最有群众基础的一支力量。他们想在完成革命之前——而不是之后——先打败法西斯主义。他们担心以没收财产为特点的革命会导致中等阶层、外国公使和英法政府不满。历史学家雷蒙德·卡尔曾写道：“马统工党的‘路线’如果得到贯彻——难以看出这样一个小党会有希望贯彻任何事——将带来（军事上的）惨败。”事实上，如一个英国志愿者所言：“在马统工党中，军事观念根本不存在。”[4]
奥威尔加入马统工党的民兵组织（不是正规军）时，他对马统工党代表什么所知极少。跟其他志愿者一样，他想当然以为他们的共同目标是打败佛朗哥，对西班牙左派阵营内部林立的派系之间强烈的敌意一无所知。虽然他被这些无纪律、装备差劲的部队那无望改变的独特性所吸引，但他不巧参加的这派不久就成了被打败一方中的被打败者。结果他获得了关于共产党残酷打击其政敌的亲身体验。如他后来对自己出乎意料的处境写道：“我加入马统工党的民兵部队纯属碰巧，我对马统工党的‘路线’主要持反对意见，我也很直率地这么告诉过它的领导人，但后来当他们被指控有亲法西斯行为时，我尽我所能为他们辩护。”奥威尔对这个党一无所知，反过来，该党对他也是。据研究马统工党的历史学家维克托·阿尔巴所言：“马统工党未意识到奥威尔是个特殊‘例子’，他只不过是个英国志愿者而已。我相信这正是他能看到和理解战争并对其解释那么多的原因。”[5]
2
正像在巴黎时有意避开移居那里的外国人圈子一样，奥威尔在西班牙也保持一个局外人角色：他未曾参加文学圈的聚会；也没有跟其他作家如海明威、玛莎·盖尔霍恩、巴勃罗·聂鲁达、拉法埃尔·阿尔伯蒂[6]等人见过面，那些人都住在马德里市大道上的佛罗里达旅馆；他未参加名声更显赫的部队，如马尔罗[7]的西班牙飞行中队或吸引了绝大部分外国战士的国际纵队。但奥威尔像西里尔·康诺利一样，有着同样的兴奋感，康诺利在巴塞罗那待过几周并写道：“自由、智能、公正和志同道合的感觉无处不在，那些迟钝加一贫如洗的人们对自由、教育的渴望得到极大增强，这都是必然会看到和理解的。”
在巴塞罗那，工会掌权后，梦想已久的社会主义革命似乎已经来到。豪华酒店的餐厅被用作民兵食堂。中产阶级的领带及帽子和在酒吧、餐馆、理发店、擦鞋摊之类的地方付小费的做法及以第三人称称呼方式突然间全消失了，夜总会和妓院也被关掉。后来当上西德总理的威利·勃兰特觉得这个城市的战时艰苦生活被一种振奋人心的平等主义所调和：“你很快就会习惯几乎没有东西可吃，拿红葡萄酒聊以充饥，顶多吃一些橄榄；很快也会发现，付小费和拍手叫侍者是不礼貌的做法。”国际纵队中的一位英国志愿者贾森·格尼也被那种普遍的理想主义深深感染：“令人激动的是那种乐观主义的昂扬感觉：确信在人人自由平等的新社会中，当前社会上任何不对的无疑都会得到改正，而新社会就在前方。”虽然存在对教堂的令人震惊的亵渎和迫害及杀害牧师、修女的行为，奥威尔仍陶醉于巴塞罗那的氛围。他告诉康诺利西班牙之行是他一生中的重大转折：“我已经看到过精彩的景象，最终真正信仰了社会主义，而我以前从未这样。”[8]在其余生，他信奉的是社会平等及人格尊严。
独立工党在巴塞罗那的代表和奥威尔跟马统工党之间的联络人是约翰·麦克奈尔。麦克奈尔出生于纽卡斯尔，工人阶层出身，是个热诚的社会主义者，比奥威尔年长约十五岁，他在法国做过多年生意，会讲法语及西班牙语。麦克奈尔和来自苏格兰的国会议员珍妮·李都记得奥威尔说过他要去西班牙参加民兵部队，说他愿意开汽车或做任何工作，也说他当过警察，知道怎样使用步枪。他充分利用在沃灵顿村的开店经验，在花名单上伪称自己为“埃里克：杂货商”。但在1937年2月，马统工党的英语报纸《西班牙革命报》引用了奥威尔的话：“我已经想好我可以去前方打仗，这样对工人更有用些。”几个月后，这次在报纸上的小小宣传——还有马统工党的出版物上奥威尔的照片——导致他被盯上。
就像法国那些农民向火车致礼一样，在巴塞罗那，也有非常热情的人群迎接志愿参加共和军者。可那些年轻人绝大多数无军事经验，在接受几小时基本训练后，他们组成了大大小小的分队，很快被派去跟富于经验的法西斯部队作战。在一篇回顾性随笔中，奥威尔追忆了失败一事的浪漫性，他描述了把列宁师中的战友团结到一起时遇到的实际困难：“巴塞罗那的大型骑兵营房里有过堂风很大的马厩和铺鹅卵石的院子，人们在冰冷的压水井旁边吃下糟糕的饭食，好歹有一杯葡萄酒勉强能咽下去，穿裤子的女民兵劈木柴，点名是在大清早。”西班牙人一开始很不习惯看到外国人，他们以为那些在列宁军营操练的英国人是俄罗斯人。有3000个英国志愿者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其中一半受重伤，300人殒命。
作为一个伊顿公学毕业生和前警察，奥威尔习惯受到一定的尊重，他会说初级西班牙语，33岁的他比大多数志愿者大了10岁左右，就自然负起了指挥之责。麦克奈尔对奥威尔的经验和技能印象深刻，他曾提到：
他在军营马上取得了成功。他说标准的西班牙语，法语也够用，因此能听懂很多加泰罗尼亚语……在军营的广场上，他训练大约50个年轻的新兵。他让他们跑步、行军；在没有武器的情况下教他们进行步枪、拼刺刀训练，只是用一根棍子代替武器……乔治跟他们最出色的一起跑步、行进。他们喊累时（直到他严加约束前，纪律都很松弛），他就让他们休息五分钟，而且不许抽烟。这让他们吃惊，但乔治不为所动。
有个英国人说：“我们进行的是英式军训，也就是前进、卧倒、跑步前进，然后再卧倒。那些西班牙人看到觉得很有趣，他们说：‘你们不能趴着开枪，要站着开。’”师长看了奥威尔训练那些西班牙青年的情形后乐观地宣称：“要是有一百个像他那样的人，我们就能打赢这场战争。”[9]
1937年初，奥威尔在巴塞罗那仅仅待了7天后，就被派到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前线的阿尔库维耶雷，军衔为一等兵，手下12个人。很平静地过了3周后，他去俯视萨拉戈萨的奥斯库罗山加入了英国独立工党分队，这支分队是在他之后到来的，刚在巴塞罗那接受完训练。斯大林的朋友、《消息报》战地记者伊利亚·爱伦堡差不多在同期参观了前线，并描述了这个荒芜贫困地区的风景和气候：
阿拉贡多石的红色沙漠在眼前延伸。一小丛一小丛灰扑扑的橄榄树点缀着那带地方。夏日的炎热令人无法忍受，冬天尽吹冰冷刺骨的寒风。偶尔会看到一个农民骑着头小驴子赶路。饥饿的山羊在石头缝里拱着寻找炽热的太阳未晒到的一片树叶。村庄紧挨着光秃秃的山坡；房子和山丘是同样颜色，影壁对路而建，让那些房子看上去似乎已被废弃。
革命以一种令人鼓舞的方式发展到了农业集体组织，是它们在给养上协助阿拉贡前线的民兵。雷蒙德·卡尔曾写道：“货币被废除，零售业被禁止，咖啡、酒精和娼妓遭到排斥。终于，无政府主义天堂般的城市变成了现实。”但军事上的胜利“取决于两方面因素：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外部武器支援的程度和效果，以及稍微没那么重要意义上经过培训的人员：第二看双方在培训能打仗的战斗力量上谁更迅速一些。到1937年，国民军在两方面都已占了上风”。
马统工党的民兵队伍具有无政府主义的特点，不擅打仗，而且装备不足，有的只是既老且旧，偶尔还能造成灾难的步枪和弹药。大多数人用的是制造于1890年的德国长毛瑟枪，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就已过时。休·托马斯描绘了阿拉贡前线的景象：“制服仍然没有，不过人人都穿着灯芯绒及膝长裤和一件有拉链的外套。训练仍是初步性质的，因为所有步枪都在前线；甚至那些步枪也陈旧而且用着不可靠，除了在马德里前线部分地方，而大炮哪里都紧缺。手榴弹可能在扔到的那边爆炸，也可能在扔手榴弹者这边爆炸。许多地方没有地图、测距仪、潜望镜、望远镜和清洁材料。”[10]奥威尔记录了前线生活的沉闷而不是刺激性：“堑壕生活的厌倦和动物性饥饿感，为得到零碎食物玩弄诡计，睡眠不足的人们乐此不疲地进行低俗的、唠唠叨叨的争吵。”跟所有战士一样，他珍视相对和平及舒适的罕有时刻：“在那种夜晚，你可以睡在好的稻草上，脚没湿，可以一连休息几个小时，还有遥远的枪声，只要它确实是在远方响，可以权当一种催眠曲。”
这段战争期间，尽管经常企图推进战线，但弹药不足导致前线出现僵局。双方都占据了山脊上的一些据点，在缺少大炮、轰炸机的情况下，战斗局限于偶尔的偷袭和巡逻队之间的交火。鲍勃·爱德华兹（后来当上了工党国会议员）向独立工党在伦敦办的报纸《新领袖》发回了宣传性报道。为吸引更多志愿者并唤起对共和军事业的支持，爱德华兹用了脱离现实的英雄主义的口吻：“我们参加了几起向佛朗哥的部队防守严密的据点发起的进攻，一连好几个小时在法西斯军战线内巡逻，袭击过一两处位于外围、防守松弛的法西斯军占据的农场，我们不停地谈论‘西班牙政治局势’。”但是和英国人并肩作战的唯一一个美国人哈里·米尔顿做了更残酷、更准确的记述：“我们这段前线安静得像坟场。我们装备极差。整团人主要是一帮小孩子，偶尔会自己人交上火。我们只有一次和敌人真正战斗过，那是我们打的第一仗，可谓糟糕透顶。我从来没指望能从西班牙活着回来。”[11]
奥威尔本人也暗示了部队的指挥官没能从近代重大冲突中学到多少，并描述那里的战斗是“1914—1918年战争的拙劣翻版，堑壕阵地战、大炮、突袭、狙击手、泥泞、带刺铁丝网、虱子和停滞不前”。堑壕里的老鼠让奥威尔心烦意乱，西班牙山区的严寒和经常发作的支气管炎让他受足了罪。他经常刮面——有时用的是葡萄酒，那比水还多。爱德华兹回忆了他那古怪的外表：“他阔步向我走来——有六英尺三英寸高——衣着是奇异的混合装：灯芯绒马裤，上面黏结着泥泞的卡其布绑腿和一双大皮靴，黄色猪皮无袖上衣，一顶包头护耳的黑褐色头盔，还围着编织的黄褐色围巾，极长，在他脖子和脸上围了一圈又一圈，一直围到耳朵上，肩上扛了把德国步枪，腰带上挂了两颗手榴弹。”
为了在寒冷刺骨的夜间放哨时打发时间，奥威尔向自己一遍又一遍背诵吉拉德·曼莱·霍普金斯（gerald manley hopkins，1844—1889）的《费利克斯·兰德尔》（felix randal），这是一首对一个“宽肩膀、具有健壮之美”的铁匠的挽诗，奥威尔称之为“最佳英语短诗”。它是这样沉重结尾的：
探视病者令其与吾等，吾等与其相为亲密。
吾口中之言将汝安慰，触摸使汝泪水乃止，
汝眼中之泪触及吾心，孩儿，费利克斯，可怜乎
费利克斯·兰德尔；
当汝更爱喧闹之诸年，所虑将来其有何远，
铸打难制器具若等闲，侪辈之中最为强健，
曾为彼运货灰马钉掌，闪亮且踢踏作响，真乃好蹄铁也！
诸多诗中，为何独有《费利克斯·兰德尔》在战时安慰了奥威尔？在1944年评论霍普金斯的一本书时，他曾写道：“艺术产生于痛苦，显然霍普金斯是不快乐的，不仅因为他身体不好，还因为他不被认可是个诗人，被迫在沉闷的地方做着唤不起热情的工作。”当奥威尔自己处于一个沉闷的地方时，对这位天主教徒有了同情和理解。
奥威尔也许受到夜间沉思这首诗的影响，而他也对他的同志们产生了影响。斯塔福德·科特曼是一个十几岁的英国人，他认为奥威尔“不同于我们其余的人”，这部分是因为他每天早饭后都写东西，部分是因为他那种伊顿公学式口音。但科特曼承认“这个人能影响”他的同志们，拥有一种“平易近人的品质”——他在流浪汉和矿工面前已展示了这一点。“他是个天生的领头人”，科特曼说，“你会尊敬他，他知道该说什么话。”鲍勃·爱德华兹补充说：“他绝对无所畏惧。”[12]
爱德华兹1937年4月30日发表在《新领袖》上的报道读起来像是男孩所读周刊上刊登的冒险故事，奥威尔曾着迷于读那种故事。“‘冲啊！’奥威尔喊道。站在胸墙前面的是埃里克·布莱尔高大的身体，他在枪林弹雨中冷静漫步向前。他跃向胸墙，脚下绊了一下。天哪，他们打中他了吗？不，他跳过去了。”另外一个民兵中的英国人本杰明·莱文斯基说：“他很聪明，很有逻辑，很勇敢，但我为他担心。他长得那么高，而且总是站着。”他拒绝隐蔽，勇敢到了鲁莽的程度，似乎觉得自己刀枪不入。
3月底，奥威尔因为一个感染得很厉害的伤口患了血毒症，无奈接受了手部外科手术，并在蒙弗洛莱特的医院住了十天，就在前线后方。他住院时，韦斯卡附近挨了两颗大炸弹，距医院只有两英里。这两颗炸弹声音极大，房屋也为之摇晃，那些恐慌的病人吓得躲到了床下。他在那里时，那些“practicantes”或称护士助手以一种同志般的关怀，偷走了他的照相机和大部分值钱物。
在获准回巴塞罗那休假和因为对阿拉贡前线无所作为的状况感到灰心时，奥威尔第二次想加入共产党领导下的国际纵队。在1937年7月的一篇书评中，他称国际纵队是“单薄的一队受苦的和常常装备糟糕的人，他们站在野蛮和至少相对正派之间”。但他未意识到他加入国际纵队的企图跟他和哈里·波利特的见面一样，是天真和徒劳无功的，注定因为他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联系而不可能成功。关于他的申请有份警方报告，日期为1937年4月30日，现藏莫斯科党中央档案库。这份报告说明奥威尔当时仍未意识到左派各政治派别间的敌意，也说明那些共产党怀疑他企图渗透进他们的部队，他也不智地使即将残酷打击马统工党的有关负责人警觉起来。这份报告写道：“布莱尔询问过他和马统工党的关系是否可能影响他加入国际纵队的机会。他希望去马德里前线战斗，而且说在他几天内办好离开马统工党的手续后，将正式申请加入我们。”[13]假如他真的加入国际纵队，肯定会被视为“政治不可靠者”而被枪毙。
3
奥威尔在西班牙时的指挥官乔治·柯普成了他的好友，此人也是《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所写的英雄。乔治的父亲是一位医生，在欧洲各地都有关系，他母亲的娘家姓纽曼，来自敖德萨，他们的独子乔治1902年出生于彼得堡。10年后，这家人移居布鲁塞尔。乔治会说8种语言，在比利时、瑞士学习过土木工程，但离开大学时未得到学位。（他后来发明了一种得到广泛应用的煤切割技术）他服过兵役，但军事能力不突出。他在1925年认识了比利时籍的吉尔梅恩·沃诺特并与其结婚，两人生了4个男孩和1个女孩。他于1934年离婚，妻子得到了孩子的抚养权。
如同很多雇佣兵和冒险家（马尔罗是最著名的一个例子），柯普对自己的过去精心编织出了一个神话，从而抬高了自己。一位荷兰记者伯特·戈瓦埃茨最近发现：“柯普不是一个有过部队经验的比利时土木工程师，其真正国籍是俄罗斯，而且从未在部队服过役（是个比利时军队预备役军官而已）。另外，他也不是像奥威尔所相信的，是个学成毕业的工程师或忠诚的丈夫兼父亲。柯普声称他是因为为西班牙共和国制造违禁军火而被迫逃离比利时，这似乎也不真实。”戈瓦埃茨在研究过柯普的生涯后总结道：“总而言之，奥威尔那著名的识人才能在这个非常、非常奇特的人面前遭到惨败。”然而奥威尔在西班牙和柯普并肩作战时，是无法发现这一真相的。无论如何，相对于柯普在西班牙内战和二战时法国抵抗运动中表现出的令人赞叹的英雄主义——在战斗时或牢中——柯普编造的神话绝对无关紧要。
对富于色彩、具有英雄气概的柯普，有关照片和描述展现的，是个身高六英尺、敦实、粗脖子、红脸膛的人：令人敬畏、警惕，长相凶狠。那些照片和描述也说明他是《一九八四》中精悍有力的奥布兰的原型：“虽然长得很魁梧，但他的举动仍有非凡的优雅之处……温斯顿的心里涌起了对奥布兰的钦佩之情，几乎是崇拜……当你看着奥布兰那壮实的肩膀和坚毅的脸庞时——十分丑陋而又十分文雅——你无法不相信他是不可击败的。”[14]
1937年2月，当奥威尔在柯普的指挥下打仗时，爱琳来到了巴塞罗那，在独立工党的办事处当麦克奈尔的秘书。虽然有一些理想主义者当护士、记者和打字员，但在西班牙的外国女性仍极少。斯塔福德·科特曼笔下的爱琳是“一个无比镇静的年轻英国妇女，她为独立工党代表团六个人高效率地管理事务及经费，‘就像一个令人愉快的女教师’”。另外一个英国志愿者对她和奥威尔的关系做了评价，称她“是个很胆小的女孩，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愿为他做任何事”。3月中旬，她被许可去前线堑壕探望丈夫，为期3天。如她在4月份告诉伦纳德·摩尔的，她在那里时，“法西斯军进行了一次小型炮击，机关枪响了很久”。这次进攻令她兴奋而不是害怕，她觉得“这次探望很有趣——的确如此，我从来没这么开心过”。[15]
有几张快照可以让人对他们在西班牙的生活略有认识。在1937年1月所拍的一张照片上，奥威尔（比他的同志们高出一头）排在一个不整齐的军事小分队后面，正在走出巴塞罗那列宁军营铺鹅卵石的院子。在另外一张照片上，他坐在一条凳子上，是在前线附近一幢粉刷过的房子装有栅条的窗户下。他的同志们都面向照相机在吃盘内盛的饭，而奥威尔（脱了皮靴，手里拿着根雪茄）正侧着身子在热烈争论什么。韦斯卡之围时，他坐在一块犁过的辽阔田地里，在一棵孤零零的树下和旁边3个战士分享一锅热腾腾的炖菜。爱琳去探望时，他的同志们（一部分戴着头盔）在一堵沙袋垒成的胸墙后排成一队。他们在三脚架上支起了一挺机关枪，枪口对着敌人方向。因为过度曝光而面目模糊的奥威尔穿着亨利·米勒送给他的皮夹克，比别人高出一头，黑色头发、脸色苍白、身穿黑色衣服的爱琳坐在他脚前。
4
当然，奥威尔不可能知道早在1936年12月，甚至在他奔赴西班牙之前，斯大林就已命令加泰罗尼亚的共产党首领消灭马统工党。马统工党的书记安德烈·宁一度跟斯大林的头号敌人托洛茨基有联系，此时成了斯大林最想捕获的猎物。尽管马统工党未曾追随托洛茨基，它还是被扣上了托派政党的帽子，其报纸《战斗报》也因为无情揭露大清洗审判的残暴性而使斯大林必欲除之而后快。苏联的大清洗审判始于1935年，后来被苏联政治警察特务在西班牙重演，轮到马统工党成为受害者。斯大林的传记作者解释了其目的和失败之处：“他把政治警察特务、搜捕异端及清洗专家和军事指导员一起派到了西班牙，他们在共和军中建立了自己的恐怖统治。”斯大林想粉碎无政府主义革命，目的是“避免得罪英法政府。但是谁的面子他也没保住，而且得罪了每一方”。
爱琳去了前线后一个月，奥威尔4月下旬休假时，形势依然很正常，共产党与马统工党仍是盟友。5月1日，爱琳告诉其兄长，当通常过着艰苦生活的奥威尔过了4个月必需品匮乏的生活后，他在去巴塞罗那途中狼吞虎咽地吃东西：“乔治在这里度假。他到达时完全衣衫褴褛，几乎赤着脚，有点儿邋遢，深棕肤色，看上去气色很好。之前的十二个小时里，他在火车上一直喝茴香酒及用茴香酒瓶装的麝香酒、白兰地，吃巧克力。”
5月3日，他仍在巴塞罗那休假时，共产党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爆发了战斗。电话局本来由跟马统工党有松散联系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工团主义者（anarchist-syndicalist）联盟——劳动者国家委员会控制。共产党控制的人民警卫队对电话局的管理不满，企图将之夺取。当无政府主义者拒绝交出并向入侵者开火后，战斗迅速蔓延到整个巴塞罗那市并引发了一场全面战事，这座城市因此瘫痪。共产党那边的实力更强，而且有机关枪。马统工党的人数很少，只有60杆步枪，他们为支持无政府主义者被迫参战。保卫马统工党总部时，奥威尔在波利罗马电影院楼顶高度紧张地待了3昼夜。在一篇发表于报纸上的文章《巴塞罗那的目击者》（eye-witness in barcelona，1937年8月）中，他解释了那种混乱兼危急的情形：“我们以为（我们全是）我们只是在抵抗人民警卫队阴谋发动的政变，他们靠武力占领了电话局，如果我们不表现出战斗的意愿，他们可能占领更多工人们的大楼。”
威利·勃兰特解释了这场战争中的战争如何导致对马统工党的迫害和最终消灭：
另外一场荒唐的内战始于5月3日，几天内导致几百人丧生。现由共产党控制的地方政府占领了工团主义者管理的电话局，即电话、电报交换台，以此控制巴塞罗那市。不同意这种做法的人被诋毁、迫害和杀害。他们包括当时跟无政府主义者为同盟关系的马统工党党员，其领袖在苏联秘密警察的黑名单上位居前列，如安德烈·宁。阿尔贝·加缪[16]称宁被拷打和杀害为“20世纪悲剧上的一个里程碑”。
西班牙权威历史学家伯内特·博洛顿描述：“5月事件以后的几周、几个月内，加泰罗尼亚所发生的——这里以前t—fai（极左西班牙无政府主义党）的权力中心——除了消灭农业集体组织，是随意捕人、在秘密监牢里关押、拷打、绑架和刺杀。那t—fai在革命高潮时有过的自发性的、无针对性的恐怖，此时让位给西班牙共产党更精心布置、更有针对性、因此更可怕的恐怖。”一位独立工党的志愿者弗兰克·弗兰克福企图为共产党的迫害行为辩护，伪称马统工党在阿拉贡前线秘密协助法西斯军（参见附录2）。
1937年5月初，奥威尔跟美国小说家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见了面，后者当时正为共和军拍摄一部纪录片。多斯·帕索斯写道奥威尔“脸上有种病态憔悴的样子”，“已经患上后来致死的肺结核”。他们两人讨论周围笼罩的政治恐怖时，多斯·帕索斯惊讶于奥威尔对局势的冷静掌握：“奥威尔提到我们都知道的真相但并未强调……‘复杂啊……在贝弗尔，我们的人想知道是不是该向无政府主义者进攻。而在其他一些地方，他们是与其站在一起的……你也了解西班牙。’奥威尔似乎对全部局势都理解，也许对他知道多少仍心有余悸。”
经过5天战斗——其间有1000人受伤，400人丧生——巴伦西亚的共和国政府派来的安全部队恢复了巴塞罗那的秩序。幻想破灭的贾森·格尼曾写道，到8月份，社会革命被镇压了，奥威尔在前一年12月所看到的理想主义被根除：“街上的人少了许多，那些有乐队和旗帜的游行队伍不见了，高涨的革命热情不见了，每个人都似乎只管自己的事。大多数店铺和餐馆关了门，连夜生活也被禁止。”[17]
5月10日，在战斗的政治意义明朗化之前，奥威尔回到了韦斯卡前线。他被擢升为少尉，率领一支30人的小分队，其中一半英国人，一半西班牙人。10天后的5月20日早晨5点钟，他被狙击手射出的一颗子弹打中喉部。乔治·柯普给爱琳的兄长劳伦斯·奥肖内西寄了一份对伤口的合乎科学的准确描述，并且配上了精确的示意图：
子弹刚好在喉部下方进入，距垂轴稍偏左，从脖根背部右侧出。口径是常见的7毫米镀铜西班牙毛瑟枪子弹，从175码以外射出。相距如此远，但仍有每秒600英尺左右的速度，而且温度灼热。在其冲力下，埃里克仰面跌倒。出血不严重……未触及关键器官；子弹从气管与颈动脉之间径直穿过。
哈里·米尔顿看到奥威尔被击中，他提到过“那颗子弹的速度烤焦了伤口的进口处。我用胳膊揽着他的头，把手放到他脖子下面时，发现那儿有一摊血”。[18]他被送往巴巴斯特罗的师部医院，然后在脱离危险期后，乘火车经莱里达和塔拉戈纳被送到了巴塞罗那郊区的莫林疗养院。
“很讨厌的是我受伤了，”6月8日，他在医院给康诺利的信中轻描淡写地说，“伤口不算很严重，一颗子弹穿过喉部，当然本来会打死我的，但只是让我右臂神经疼并让我几乎发不出声。”据柯普所言，他的声带受损后一星期，“埃里克能发出任何人们可以发出的声音，但是微弱，还带着特别老的福特t型车特点刹车般的噪音，很刺耳，两码外就听不到他的话”。奥威尔曾被告知他的喉部“破了”，而且已永远失去发音能力。到6月10日，爱琳通知兄长说奥威尔部分恢复了发音能力，胃口也好，但奥威尔为其军人生涯到此结束和巴塞罗那政情的灾难性转变而悲哀：“我想埃里克好多了，虽然他自己觉得没有好转。他的发音能力肯定恢复得很慢，但他经常用手臂，尽管时不时仍然很痛。他吃得跟别人一样多，能到处走，也能在不长一段时间里很有效地做一般的事。他极为沮丧，而我觉得挺有希望。”这一事件引起了一个奇怪的说法，热情支持西班牙法西斯派一方的诗人罗伊·坎普贝尔（roy campbell）声称在“古怪的幻想中，是他坎普贝尔在西班牙战争中打中了‘乔治·奥威尔’的颈部，没用别的，而是一把橙木制的弓”。[19]
5
奥威尔养伤时，马统工党受到了苏联警察的追杀。在西班牙开过救护车的理查德·里斯5月在巴塞罗那见过爱琳，她形于言表的恐惧令他惊愕：“她没有跟我出去吃中午饭，因为要是被看到和她在一起，对我就太危险了……在爱琳·布莱尔身上，我首次看到一个人生活在政治恐怖下的表现。”爱琳有充分的恐惧理由，与奥威尔的关系令她有生命危险。部分是不想让警察跟踪，她一直待在大陆旅馆。6月18日，她的房间受到了共产党的搜查，他们抄走了奥威尔的很多资料。但或是因为拘于礼节，或是出于骑士风度而没让她一个外国女人起床，他们未能发现她藏在床垫下的最关键的资料。在这次考验中，爱琳始终保持着非凡的冷静。
西班牙共产党的特务从爱琳所住的旅馆房间抄走的日记对奥威尔很不利，俄罗斯内务部在巴伦西亚所做的《关于间谍及叛国呈法庭报告》就是以此为基础，报告的完成日期是1937年7月13日——是在奥威尔逃离西班牙后3周。此份报告总结了他在西班牙的活动，如果他被捕，审讯者是用得上它的。报告中说埃里克和布莱尔都是独立工党党员。埃里克是英国独立工党在西班牙的联络人，他被要求汇报党员们的消息。作为一个马统工党特务的独立工党党员，他在韦斯卡前线和马统工党一起作战。爱琳利用马统工党执委会的“证明信”（由柯普签发）于5月13日参观了前线。布莱尔夫妇都住在马统工党的法尔考旅馆中，埃里克还参加了5月的事件，当时马统工党跟西班牙共产党战斗过。最具诽谤性的，是关于布莱尔夫妇两人都是“狂热托派分子”的不实之词。
现藏莫斯科党中央档案库，日期为1937年7月7日的另外一份报告中间接提到了《通往威冈码头之路》（3月8日出版，当时奥威尔已在西班牙），说明西班牙共产党很熟悉他：“‘（独立工党中）现在最突出和最受尊重的是埃里克·布莱尔，此人是个小说家，写过几本关于英国无产阶级生活的书。’但‘他的政治理解力很低’。”历史学家詹姆斯·霍普金斯总结说那份报告“指控他在5月份巴塞罗那的战斗中扮演了一个很积极的角色。这跟他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的记述相矛盾，在那本书中，他说自己是个被动和困惑的旁观者，不曾卷入实际的战斗……通过把他贴上托派分子标签，西班牙共产党实际上发出了他的死刑令，如果他留在西班牙……短期内，马统工党的每个追随者要么丧命，要么被关进监狱，要么像受伤的奥威尔那样亡命”。[20]
奥威尔此时再次发现自己受到了前盟友的攻击，卷入了后方斗争。从莫林疗养院出院后，他从蒙松的医院那里拿到了退伍文件，然后去了巴巴斯特罗的前线（那里的指挥官必须在他的退伍文件上签名），之后于6月20日回到巴塞罗那，发现马统工党已被宣布为非法，其领导被逮捕，警察正在搜捕该党所有党员。在接下来的三天里，尽管身体因为受伤而仍然虚弱，他在被毁的楼房中躲藏了三天，睡觉也在那里。
令他震惊的是他的很多同志或被关或被杀，他告诉麦克奈尔：“这真他妈可怕……这些混蛋（警察）从背后向我们的人开枪。”那些共产党连受伤的马统工党党员也抓；探监时，奥威尔看到过一个十岁大的孩子和两个被截肢的人。在《鲸内》中，他除了提到在缅甸的经历，还提到在西班牙的经历，他愤然写道：“我看到过被害人的尸首——我不是说战斗中被打死，而是被害的。”[21]
在奥威尔和爱琳自己就处于被捕和处决的危险时，他们发现柯普于6月20日被捕。为营救他出狱，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去探监，甚至去过警察局，以取回一份可能解救柯普的文件。正如柯普一年多后给爱琳的信中所说：“我真的钦佩你们在躲藏时所做的，你们找过冯内奇少校的秘书、警察局和莫卡（咖啡馆）里那些突击队；那是大胆之举，如果成功地让我摆脱麻烦就最好了。不管怎么样，那极其勇敢，是英雄行为。”柯普刚好在奥威尔回到巴塞罗那那天被捕（安德烈·宁在同日被害），他受到了非人的折磨。在被关押的18个月里，受尽折磨，只是没有被真正枪毙。他患了坏血病和血毒症，被拷打，体重下降了98磅。1939年8月11日的《独立新闻报》描述了他所受的未能击垮其精神的残酷虐待：
乔治·柯普到西班牙时，是个精力充沛、身材魁梧的年轻人，容光焕发、身强体健。今天当他从长期磨难中出现在世人面前时，消瘦、虚弱、佝偻的他拄着拐杖，行动缓慢。他身上遍布伤痂、青肿之处及疾病留下的印迹，他是在斯大林派“契卡”的地牢里、在监狱船上潮湿、空气不流通的船舱内和劳改营内患病的……柯普拒绝（在供词上）签字后，他们把他关进一个煤仓，无光线、不通风、无食物，大老鼠在他腿间跑来跑去。他在黑窑里待了十二天，一个人看不到，一个人的声音也听不到，直到一天有个声音说：“今天晚上我们要枪毙你！”……被捕前仅七天，他还在前线最后一次打仗，当时是人民军的少校，在第29师负指挥之职。
1938年12月18日，柯普从法国土伦港发了一封电报：“获救但可谓已半死——乔治。”奥威尔对他坚强和不事渲染的坚忍精神敬佩有加，如果被抓到和拷打，受伤而导致身体虚弱的他肯定会死在狱中。
在西班牙的经历令他们两人的幻想破灭。柯普写道：“当然很难让一个人为不再信仰的某一事业冒生命危险和承受我在西班牙受过的罪。”在给赫彭斯托尔的信中，奥威尔记述了自己不风光的逃亡：“我们一开始是民主的英勇保卫者，后来却溜过边境，而警察正前脚后脚追捕我们。”[22]6月23日，躲藏三天后，奥威尔、爱琳、约翰·麦克奈尔和斯塔福德·科特曼从英国领事馆拿到旅行文件并登上了去法国的火车。他们装作一般旅游者在餐车上逗留，两个特务在车上寻找可疑的外国人时，他们逃过了检查。过了边境后，他们快乐地互相拥抱，奥威尔和爱琳在法国海滨的巴纽尔充分休息了三天。
但这次没有农民向他们敬礼。他的西班牙经历中最令人沮丧和幻想破灭的，是有人说服工人出于意识形态原因背叛其盟友，并散布关于马统工党的谎言，而且英美左派知识分子也接受了。这激怒了他，他决定尽其所能揭露这一背叛行为。
6
当奥威尔以受伤战士身份从西班牙回到英国后，其传奇故事开始流传。在英国的知识分子圈，他为自己确立了名声，此时成了一名有鲜明特色的人物。他与伊顿公学校友和上等阶层朋友保持着友谊，但也形成了工人阶层形象，那似乎是为了维持他跟矿工及工人的关系。他的习惯衣着是肘部有防磨损皮补丁的粗花呢外套，黑色衬衫，起毛领带和松松垮垮的法兰绒裤子。他成了一个古怪的“人物”，个性跟政治立场一致，他是以一种冷峻、讽刺而且有意识的方式树立起这个形象的。
奥威尔以其穿着、举止、手制卷烟和无产者标新立异的外表，使其不止与裸体主义者及同性恋者，而且和中产阶级衣着及舒适环境区别开来。其个人风格成为左翼知识分子一种可以接受的标准，在英国的大学、中学里被广为模仿。他的执着可能被嘲弄甚至滑稽地模仿，正如康诺利所说，奥威尔“连擤鼻涕时，都免不了就手帕工业来一番说教”，但其人格面貌是真心努力向工人伸出手并与其团结。他那不修边幅的苦行主义、理想主义、自我牺牲、真诚及独立性最终与其文学作品相一致。他的朋友彼得·昆内尔说过，奥威尔虽然对衣着的政治含义敏感，但也能愉快对之：
有天晚上我们在西里尔·康诺利家见了面，因为那天晚上晚些时候我必须参加一个更正式的场合，刚好打着条黑领带，所以引起了这位社会主义先知的注意。“这么说你还在穿阶级敌人的制服嘛。”他带着微微嘲弄的笑容说……奥威尔那长而脸颊深陷的面容表现了他性格本质中的和气一面。细细一条军人式短髭紧贴他紧绷着的嘴唇上方。他的鼻子尖而挺拔，耳朵很大，下巴长得显眼，大而不规则，额宽而且有深深的皱纹。[23]
马尔科姆·马格里奇称奥威尔的“无产者的奇装异服”突出了他古怪的个性，即“一丝不苟地卷纸烟、嘶哑的笑声和愁眉苦脸的表情以及和蔼的性情”。约翰·莫里斯（john morris）是少数几个不喜欢奥威尔的人，不觉得他有友善的一面。莫里斯说他的眼睛结合了“仁慈和狂热”，他强调了奥威尔身上被其瘦削身形强化的圣徒的、牺牲性的一面，那将成为奥威尔传奇的重要部分：“奥威尔总让我想起沙特尔大教堂[24]正面那些人像：他又高又瘦的身材有种受苦的哥特式特点。他经常笑，但不笑时，他那有皱纹的脸庞让人想起一个石头所刻、风化得很厉害的中世纪圣徒那颜色灰白的苦行形象。”但朱利安·西蒙斯写道，奥威尔仍有贵族式口音，那是准确无疑的伊顿式拖腔，“他的言谈与其新闻写作一样，结合了杰出的洞察力、常识和惊人断言”。[25]
诺埃尔·安南[26]在强调他那圣徒式形象的同时，说奥威尔“保持着一个出语尖刻、冷峻、严格律己、抱有克己理想主义的左派人士的形象……（他）以合乎道德的社会主义立场表达意见……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第一个圣徒，与众不同，精力旺盛，独立自主，不倒向哪一方”。马格里奇有番著名的表述，称奥威尔从西班牙回来后，“他喜欢过去，讨厌现在，恐惧未来”。奥威尔从来未能——也许从未想过——解决他难以捉摸的性格中的矛盾之处：伊顿毕业的无产者、反殖民主义的警察、中产阶级流浪汉、保守派无政府主义者、批评左派的左派、作风严谨的私通者、和气的独断专行者。
奥威尔发现，他不在英国时，内莉姨妈租住的沃灵顿村那间村舍已破败得很厉害。他马上着手修葺并开始写作关于西班牙的作品。在伦敦新闻界有些名气的康诺利也一直跟奥威尔保持通信，这次找到他并邀他共进午餐。他们从伊顿公学毕业后就再未见过面，而康诺利对奥威尔在过去十五年中的变化感到震惊。三次肺炎发作、登革热、血液中毒和一处枪伤已把那个胖乎乎的学生变成了一个瘦削、面有皱纹、饱经风霜的人：“他的问候是典型的，长时间然而很不友好的盯视，和那种特有的喘着气的笑声。‘哎，康诺利，我看得出你穿得比我强多了。’我无话可说，因为我被从他脸颊直到下巴深陷的沟纹惊呆了。我肥胖、抽雪茄的样子肯定也让他吃了一惊。”奥威尔让康诺利为他自我放纵的安逸生活略感内疚。
尽管奥威尔依然腼腆、拙于言辞，而且觉得自己缺乏吸引力，但他对女士仍有很大影响。“他来了，”康诺利写道，“一副憔悴、非常疲倦、衣着不整、冷漠的样子，对那些女人有极其奇特的影响。她们都想结识他，跟他聊天而开心得花枝乱颤。她们完全没料到会遇到一个那样的人，在某方面触动了她们……这个来自荒野的施洗者约翰式人物。”[27]
有魅力和交游广阔的康诺利把奥威尔介绍给在他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几个人：斯蒂芬·斯彭德、《企鹅新写作》编辑约翰·莱曼、《观察家报》编辑戴维·阿斯特极其漂亮的秘书索妮亚·布劳内尔。康诺利为《保持叶兰繁茂》和《动物农场》写过褒扬性的书评，还在其编辑的杂志《地平线》上发表过很多奥威尔的最佳随笔作品。奥威尔投桃报李地评论过康诺利的书，但对那些书的缺点总直言不讳。他抱着浓厚兴趣打开康诺利的第一本小说《岩石塘》（the rock-pool，1936），觉得写作手法老练而且娴熟，却又认为主题索然无味。接着，他字斟句酌地揭示了他和老朋友之间的道德分歧：“那些所谓的艺术家，他们靠着依赖他人所得到的，过着放浪形骸的生活，即使仅存在想法去写他们，也揭示了精神上的某种不足。”他称《被禁止的运动场：1927—1944年随笔》（the condemned yground：essays，1927—1944，1936）“是本写得聪明，读着有趣的书”，还提到了“让他成为具有如此可读性的作家的城市享乐主义”。在评论一望即知是以笔名出的《不平静的坟墓》（the unquiet grave，1944）时，奥威尔再次提到他们观点上的显著区别：“‘帕林努鲁斯’凭其古典文化背景、宗教怀疑主义、旅行、空闲、乡间房屋和讲究的饮食，自然在衡量现代社会时没有热情，有时甚至是纯粹的贵族性轻蔑。”[28]在奥威尔看来，肥胖的康诺利很不幸已被懒散、自怜自哀和对奢侈生活毫无节制的爱好严重弱化了。
7
在西班牙的半年是奥威尔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强化了他对政治的理解，加深了他对天主教和共产党的敌意。这次痛苦经历也强化了他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启发他写出了他到那时为止的最佳作品《向加泰罗尼亚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而且预示了他将写出的最后也是最有影响的一些作品。如他在《我为何写作》（1946）著名的一段中所写：“1936年以来，我所写的每一部严肃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反对极权主义，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整个过去十年中，我最想做的，就是将政治性写作变成一种艺术。我的出发点总是感到党派偏见和不公。”
和那颗狙击手的子弹在他身体上留下的伤口比起来，西班牙在奥威尔精神上留下的伤口要大得多。回到英国后，尽管他那么勇敢，仍对未来感到沮丧，对政治行为的本质，他的态度更悲观、更抱以深深的怀疑。1937年10月，当时在西班牙内战中，共和军似乎已经失败，他告诉康诺利：“看到事情的发展太让人伤心了，据说总共死了一百万人，可是显然将死得毫无意义。”但是他有一项使命。如果他被捕和处决——他几乎如此——就不会再有谁拥有那种认识、技巧和权威身份来讲述共产党在西班牙背叛行为的真相。加缪雄辩地解释了那种经历对像奥威尔这样的理想主义者意味着什么：“在西班牙，人们认识到一个人可以是正义的，但仍会被打败，学到武力能消灭精神，另外有时勇气并不能以带来勇气作为补偿。无疑正是这点，说明了全世界为何有那么多人认为西班牙之剧是场个人意义上的悲剧。”[29]
1937至1939年任西班牙共和政府总理的胡安·内格林战后流亡，跟奥威尔在伦敦见过面，他提供了一份少有的西班牙人对奥威尔的弱点及力量的看法。他认为奥威尔：
是一个正派、正直的绅士，因为过于严格的清教徒精神而带上了偏见，天生有种几近幼稚的坦诚；十分严谨然而盲目地易于轻信；病态性地具有独立自主倾向（一个英国人！）；然而对他自愿兼本能地加入的那个群体，他懒散地服从，对其气氛没有判断；他也如此极度真诚和具有自我否定精神，乃至一旦认识到自己错了时，会毫不迟疑地改变看法。
就是他，在英国左翼人士可悲地被蒙蔽时，揭露了西班牙内战的真相。
塞西尔·戴-刘易斯1935年的一首诗作表现出了英国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崇拜态度，诗中问道：“为何我们全是，看到一个共产党人时，感觉渺小？”英国小说家拉尔夫·贝茨（ralph bates）在西班牙打过仗，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承认“在有关马统工党的活动上，他一直受到他妻子的误导，而她是个忠诚的斯大林派”。左派中的绝大多数作家在反抗英国的社会及经济不公时，都钟情共产党路线，乃至对一个糟糕得多的等级体系寄予厚望。奥威尔把俄国革命时的共产主义理想与强制农业集体化、大清洗审判、在西班牙消灭反对党的行为和后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对那些理想的背叛划清界限。为了说明那些盲目信徒是如何追随斯大林灾难性的政策，奥威尔讲了一个故事：一个共产党强硬分子开会时上厕所，回来后投下忠诚的一票时，却发现在他离开期间，党的路线已经突然改变。知识分子亟于相信俄罗斯共产党跟德国纳粹不共戴天。在关于阿瑟·库斯勒的一篇评论中提到希特勒掌权那年时，奥威尔写道：“1933年以来，几乎所有左翼分子的罪过在于想反纳粹，却不想反对极权主义。”[30]
奥威尔一回到沃灵顿村就开始工作，因为他在过去6个月中无任何收入。在《西班牙实话谈》（spilling the spanish beans）中，他记述了对马统工党的镇压。
他把这篇文章投给了英国主要的左派刊物《新政治家》，但是其编辑金斯利·马丁拒绝刊登，被研究此杂志的历史学家称为“令人惊讶的错误判断”。马丁然后请他评论弗兰茨·博克努的《西班牙战场》（the spanish cockpit），它也是基于亲身经验对那场内战的记述。奥威尔同意博克努的看法，即共产党在西班牙是股反革命势力，“不择手段消灭革命的遗留，无所不用其极”。雪上加霜的是，马丁也拒绝刊登这篇评论。后来，马丁在承认自己低估奥威尔形容的暴行时，仍为自己的退稿决定进行辩解。他争辩说支持共产党是有利的，因为无政府主义者不可能赢得战争，而俄罗斯是唯一一个支持共和军的国家。
奥威尔对英国自由派报纸企图掩盖暴行的做法深恶痛绝。1937年8月，他告诉翻译其作品的法语译者伊冯娜·达韦：“他们认为要想打赢战争，就必须掩盖西班牙的真实情形。”[31]后来和马格里奇在帕西街的一间希腊餐馆吃饭时，奥威尔要换位置。他始终“紧盯着正在邻近桌子上用午餐的金斯利；他说，看到这样一张如此堕落的脸，会让他没胃口吃饭。”由于对《新政治家》掩盖真相的企图怒不可遏，在接下来的半年里，奥威尔又在不同刊物上发表了三篇文章、两篇评论和一封公开信。
他也猛烈抨击了南希·丘纳德，她是一个航运巨头的女儿，曾三番五次赶时髦而且是虚情假意地请奥威尔给她所编的《作家在西班牙内战中选择立场》写稿，这是本总体上支持西班牙共和派的小册子。奥威尔一反常态地粗鲁回应，表达了他的极端愤慨：
请别再给我寄这种操蛋的垃圾……我不是你那种像奥登和斯彭德一样时髦的娘娘腔伙计。我在西班牙待了六个月，主要时间都在打仗。现在我身上有一处弹孔，我也不准备写什么保卫民主或者勇敢的某某人的胡扯文章……有可能是你……有钱、消息灵通……有意加入保卫“民主”（即资本主义）的骗局中，目的是协助镇压西班牙工人阶级，以此间接保卫你那肮脏的小小分红。
在有过与《新政治家》打交道的经验后，奥威尔知道坚定支持共产党的戈兰茨永远不可能出一本由跟马统工党有联系和巴塞罗那5月暴乱的目击者所著的书，所以把这本新书拿给了弗雷德里克·沃伯格（fredric warburg）。沃伯格生于1898年，是沃伯格金融家族瑞典分支的后代，曾受教于威斯敏斯特公学及牛津大学基督教堂学院，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为中尉参加过帕森达勒战役。1936年，他从一个富有的舅舅那里借5000英镑买下马丁·塞克出版社的全部股份，成立了自己的新出版社塞克和沃伯格出版社。他和奥威尔成为好友，还成为其出版人。
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的一次采访时，沃伯格实话实说地描述了奥威尔的外貌（播出时头两句被删掉），提到了他个人的沉默寡言和其作品具有自传性揭示特点的矛盾，访谈的最后一句无疑指的是《向加泰罗尼亚致敬》：
他个子很高，蓝眼睛眼神锐利，脸上极瘦，前额突出。他不修边幅，不算太干净的衣服遮着他那令人同情的瘦削身子……他是个孤独的人，极少披露个人的事情，尽管其个人生活经过加工被写进了他的书中……他是个很冷淡的人，我认为他不曾流露出热情，还认为他反过来不曾从朋友处感受过热情……奥威尔从来不喜欢和任何属于太有权势或太成功的东西联系起来……他写作不考虑是否受欢迎，也不担心被憎恶。[32]
8
斯塔福德·科特曼记得前线那里相对平静时，奥威尔每天早饭前都写作。据沃伯格所言，他是1937年2月在堑壕里开始写《向加泰罗尼亚致敬》（1938）的，他把写在废纸和信封背面的笔记寄到巴塞罗那麦克奈尔的办公室，爱琳在那里把笔记打出来。这些纸张后来被西班牙共产党警察从爱琳的旅馆房间抄走。不管怎么样，写那种东西有助于驱遣烦闷，记录了他的直接印象并让他开始写作此书。
他是以一种怒火中烧的心情写作《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的，他称之为“我最好的书”。他反感于在英国报纸上读到的谎言，决心揭露在西班牙所发生事情的真相。奥威尔不像其他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小说家——如海明威、奥尔丁顿和雷马克[33]（奥威尔自己写回忆录时学的就是他）——未等上十年再出此书。如同马尔罗的《人类的希望》（1937），他的这本书是以惊人的明晰及洞察力写成，而当时西班牙内战仍在激烈进行。如他在《我为何写作》中所解释的：“我刚好知道清白的人们受到了不实的指控，而在英国只有极少数人有条件知道这一点。如果我不曾为之愤怒，可能永远也不会写那本书。”[34]
就像他早期作品中那样，奥威尔会因为和一位工人阶级同志的实际接触振作起来。在《巴黎伦敦落魄记》中，他“帮助过一个小贩扶起翻倒的手推车。‘谢谢，老兄。’他咧嘴笑着说。这是我生平头一次被称作老兄”。在《通往威冈码头之路》中，“我觉得，进入那座公共寄宿舍黑洞洞的门道，似乎是进入某个可怕的地下世界——比如说一条到处都是老鼠的污水沟”——可是有一个喝醉酒的码头工人在他头侧挥动手臂，含着眼泪喊：“喝杯茶，伙计！”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第一页上，一个意大利民兵“从房间那头走来握住我的手，力气很大。奇怪，人们会对陌生人有如此深厚的感情！似乎他的精神跟我的暂时成功跨过了语言、传统的阻碍而相互沟通，一见如故”。[35]这就是奉献和团结精神带来的感情回报。
有位历史学家最近提出加泰罗尼亚的工人对革命并不是很热心，在此书开首一章，“奥威尔描述了一幅未必真实的工人阶级天堂的景象……奥威尔告诉我们他对工人阶级和工作本身的概念，多过革命头几个月里巴塞罗那工人的情况”。但是他笔下据称“理想化的”巴塞罗那之许多方面预示了《一九八四》中的一些方面，而且甚至在早期，就揭示了隐藏于表面之下的危险。工人穿着粗糙的工作服，政治宣传画无处不在，喇叭在高声宣传。建筑处于破败之中，街道上灯光阴暗，店铺破旧并且一半都是空的。除了煤、汽油，还有肉、糖、牛奶和面包，要么短缺，要么完全得不到。老鼠——那些靠吃尸体并吓坏奥威尔的“个头巨大而臃肿的东西”——在此书中又蠕动又爬行又跑。从前线回来后，奥威尔就像被折磨之后的温斯顿·史密斯，样子像个稻草人。在马统工党被清洗那段期间，警方的探子无处不在，人们担心被朋友举报。还是像温斯顿那样，奥威尔（在医院接受治疗时）接受了多次电震疗法。最糟糕的是官方对真相的封锁和谎言的胜利。奥威尔相信“写战争写得好的书本几乎都是从受害者角度写的”，而那个旁观者—受害者和真实的奥威尔比起来，更易于动感情，更天真，能力和勇气都要差一些。书中的英雄不是奥威尔，而是更为坚毅、大无畏的乔治·柯普，他称这场战争为“一场喜剧，间或有冷场”，而且“对不断飞过低矮的胸墙打过来，近在他头边炸响的子弹毫不在意”。柯普在书中首次出现时骑着匹黑马，居于一个纵队的前列，他代表的是理想的军事指挥官，在紧张的危急关头和军事行动中又出现过——向敌方胸墙那次成功的袭击，进攻莫卡咖啡馆和在巴塞罗那搜捕马统工党的全过程。在混乱的巷战中，他“赤手空拳走向那些人，他们害怕得不知所措，手持上了膛的枪”，他也命令手下人引爆未响的炸弹以避免伤亡。柯普被捕后，奥威尔对其生平和性格写了一份为其感到自豪的简历：“他是我的私交，我曾在他手下服役几个月，跟他并肩打过仗，我了解他的历史。他是个牺牲了一切的人——家庭、国籍、生计——只为来到西班牙与法西斯斗争……1936年10月以来就在前线，从民兵一直干到少校，我不知道他参加过多少次战斗。而且他也受过伤。”[36]
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奥威尔把一次进攻和潜近一头野生动物时的兴奋感相提并论，并描述他如何用刺刀刺一个人但未能刺到。在关于西班牙内战的一篇随笔中，他也回忆了一个人如何“从堑壕里跳出来在胸墙上毫无掩护地跑，衣服穿了一半，跑时两手提着裤子。我忍住没向他开枪……我来这里是打‘法西斯’的，但一个提着裤子的人不是个‘法西斯’，他显然跟我自己一样，是同类动物，我不想向他开枪”。奥威尔知道得很清楚，那种人道主义考虑在打仗时是不合时宜的，为了打赢仗，他必须打死敌人。但又忍不住加进一种公平和正派（那是他喜欢的用词之一）因素，在法西斯军那边显然没有，而在他自己这边，在太过频繁的情况下同样如此。他确实相信“社会主义的真正目标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在西班牙代表这一点的，是农民紧握的拳头、那个没系裤带的人和在警卫室跟他握手的那个意大利民兵“透明的精神”。如马尔罗曾就他虚构的主人公写道：“他喜欢打仗是因为那种男性间的同志之谊和拜勇气所赐矢志不渝的奉献精神。”
柯普向敌人胸墙发起的进攻和奥威尔自己的受伤成为他在前线阶段的高潮部分。被打中后，他写出了在有那种可怕经历时不带感情，几乎是“身后事般”的想法。他觉得他“身处爆炸的中央”。有响声、闪光、震动——但很奇怪的是没有疼痛。他觉得虚弱无力，似乎遭到了一次电击；然后他身子扭曲、倒下并摔到了头部。[37]很少有士兵在受这种伤后，还能活下来并准确讲述被击中的感觉。
奥威尔发出的政治信息不受英国左派的欢迎。出版后头12年中，《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只卖出600本，奥威尔在世时，它赚的还不到作为版税先付给他的区区150英镑。对此书的评论（有几篇由奥威尔的朋友所写）不可避免受到了评论者政治观的影响。杰弗里·戈尔勒承认奥威尔有“个人和政治上清教徒般的正直”，称赞了他对“一支革命派民兵部队中的感情氛围”所做的描写，并称此书“是本极其重要的作品”。约翰·麦克奈尔那篇具有宣传口吻的评论强调了书中的同志情谊精神，肯定他所做的政治报道是可靠的。菲利普·麦勒（philip mairet）同意戈尔勒的意见，说“这本书很可能将独自成为关于那场斗争的最佳现代文献”（此观点现在依然流行），但也提到奥威尔政治上的不成熟，“对革命存天真之心”。《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的书评作者认为奥威尔“对托派马统工党的辩护令人信服”，而且意识到左派中的斗争——奥威尔后来在《动物农场》中作了刻画——是想立即革命的托洛茨基派和想先打赢战争的斯大林派之间的斗争。当然，到最后他们革命未能成功，仗也未能打赢。
道格拉斯·伍德拉夫（dous woodruff）在走保守路线的天主教报纸《刻写板》（tablet）上发表了评论，称奥威尔是个不理解法西斯主义者观点的浪漫派，然而“得到了结论，即在西班牙，有危险的当然不是民主，而是对独裁统治别无选择”。v.s.普里切特（v.s.prichett）在为《新政治家》写稿时，也遵循了编辑的党派路线，他写道“关于让有创造力的作家远离政治有很多有力论点，乔治·奥威尔先生就是这类作家中的一员”，并总结说奥威尔“对赤裸裸真相的喜欢是‘反常的’”。（普里切特后来称奥威尔为“一代人的冷峻良心”，但在1938年，他似乎自己就缺少一种政治良心。）斯蒂芬·斯彭德原谅了奥威尔对“同性恋左派”的攻击，将共产主义贬斥为“失败了的神祇”。虽然斯彭德认为这本书中既包括常识，也有偏激之处，他仍称“在所有的文字中，它对共产主义做了最严厉的谴责”。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1952年在美国首次出版，那是在朝鲜战争期间。跟20世纪30年代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奥威尔对共产主义的反对在那时似乎有了说服力并受到欢迎。t.r.法弗尔称奥威尔是个“浪漫、典型的英国人”，他把此书只有较低销量的原因归于“共产党的诡计”，而不是书中不受欢迎的观点招致左、右两派都不满。历史学家休·托马斯认为此书是对西班牙内战最优秀的第一手记述，但也提到它局限在巴塞罗那和阿拉贡前线，而且只写了马统工党的观点。托马斯做了番精彩的总结，解释了为何马统工党尽管具有启发奥威尔写作此书的崇高理想主义色彩，却注定会失败：
如果共和派想有取得内战胜利的希望，唯一政策是集中战时生产，放缓革命步伐（以避免引起农民的反对），建立正规军以代替民兵，而且——如果英法仍固守不干涉政策——确实能经常从俄罗斯人那里得到武器供应。共产党对这些政策的支持才导致其对共和派事业的主宰地位。无政府主义者和马统工党尽管有更突出的理想主义色彩，却未能理解此类现实问题，他们落败不可避免，相应的是共产党得势。[38]
[1] 《全集》，16.289（《西班牙回忆》，1944年7月16日）；艾伦·贾德对谢尔登的《奥威尔传》的书评，发表于1991年11月17日《华盛顿邮报书评》；弗恩，《一个俄罗斯人的英国》，第417页。——原注
[2] 菲利普·麦里特所言，见克里克《奥威尔传》第206页；《全集》，10.241；肯尼思·辛克莱—娄蒂医生1999年1月9日致杰弗里·迈耶斯的信。——原注
[3] 克里克，《奥威尔传》，第162页；罗伯特·道斯，《中心左派：独立工党，1893—1940》（伦敦，1966），第194、197页；《全集》，12.106；亨利·米勒所言，见《工作中的作家》（writers at work）第181页；《全集》，16.403（1944年9月5日“信笔所至”专栏）。——原注
[4] 保罗·普雷斯顿，《西班牙内战，1936—1939》（伦敦，1986），第177页；罗纳德·弗雷泽，《西班牙之血：西班牙内战口述历史》（1979年初版；纽约，1986），第341页；皮埃尔·布鲁埃、埃米尔·泰米纳，《革命和内战》（托尼·怀特翻译，伦敦，1972），第71—72页；卡尔所言，见格罗斯《奥威尔的世界》第69页；肯尼思·辛克莱—娄蒂医生致杰弗里·迈耶斯的信。——原注
[5] 《全集》，13.398（《和平主义论争》，1942年7月12日）；维克托·阿尔巴1999年1月29日致杰弗里·迈耶斯的信。——原注
[6] 玛莎·盖尔霍恩（martha gellhorn，1908—1998），美国记者、小说家，海明威的第三任妻子（1940—1945）；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1904—1973），智利诗人、外交家，著有《西班牙在心中》《诗歌总集》等，获得1971年诺贝尔奖；拉法埃尔·阿尔伯蒂（rafael alberti，1902—1999），西班牙画家、诗人，主要诗集有《热情与形式》《有关天使》《致画》等。
[7] 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1901—1976），法国作家、政治家，二战时法国抵抗组织的成员，1959年至1969年出任戴高乐政府文化部长，著有《征服者》《王家大道》《反回忆录》等。
[8] 西里尔·康诺利，《巴塞罗那》，选自《被禁止的运动场：1927—1944年随笔》（the condemned yground：essays，1927—1944，伦敦，1945），第186页；威利·勃兰特，《我的政治生涯》（纽约，1992），第102页；贾森·格尼，《远征西班牙》（crusade in spain，伦敦，1974），第49页；《全集》，11.28（1937年6月8日信件）。——原注
[9] 《全集》，13.497（《西班牙内战回顾》，1942）；约翰·麦克奈尔，《西班牙日记》，唐·贝特曼所编（兰斯特郡斯托克港，70年代印刷），第14页；弗兰克·弗兰克福所言，见沃德姆斯《怀念奥威尔》第77页；何塞·罗维拉所言，见谢尔登《奥威尔传》第251页。——原注
[10] 伊利亚·爱伦堡，《大战前夜，1933—1941》（塔吉扬娜·舍普尼亚和伊冯娜·卡普翻译，伦敦，1963），第138页；雷蒙德·卡尔，《西班牙，1808—1939》（牛津，1966），第660、679页；休·托马斯，《西班牙内战》（纽约，1961），第364—365页。——原注
[11] 《全集》，13.498（《西班牙内战回顾》，1942）；《全集》，12.246（1940年8月战时日记）；鲍勃·爱德华兹，《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的前言（伦敦佛里欧协会版，1970），第7页；哈里·米尔顿所言，见沃德姆斯《怀念奥威尔》第82页。——原注
[12] 《全集》，12.271（《反正是我的国家》，1940年秋）；爱德华兹为《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所撰序言，第7页；斯塔福德·科特曼所言，见詹姆斯·霍普金斯所著《进入火之中心：西班牙内战中的英国人》（斯坦福，1998）第205页；斯塔福德·科特曼和鲍勃·爱德华兹所言，见沃德姆斯《怀念奥威尔》第81、79页。——原注
[13] 本杰明·莱文斯基所言，见谢尔登《奥威尔传》第260页；《全集》，11.52（1937年7月31日书评）；霍普金斯，《进入火之中心》，第206页。——原注
[14] 迈克尔·柯普1998年12月9日致杰弗里·迈耶斯的信；皮埃尔·柯普1998年12月22日致杰弗里·迈耶斯的信；1998年11月28日在切斯特菲尔德对昆廷·柯普的采访；伯特·戈瓦埃茨，《乔治·柯普》，1985年8月24日《自由尼德兰报》，在霍普金斯的《进入火之中心》第400页第120注解中加以译释；第406页第23注解；《全集》，9.182—183。——原注
[15] 斯塔福德·考特曼所言，见t.r.法弗尔《乔治·奥威尔：个人回忆录》（george orwell：a personal memoir，纽约，1982）第134页；杰克·布兰斯威特所言，见沃德姆斯《缅怀奥威尔》第84页；《全集》，11.17（1937年4月12日信件）。——原注
[16]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法国作家、哲学家，著有《局外人》《瘟疫》等，获得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
[17] 伊萨克·杜伊彻，《斯大林政治传记》（1949年初版；纽约，1960），第425页；爱琳·布莱尔所言，见克里克《奥威尔传》第220页；勃兰特，《我的政治生涯》，第105页；伯内特·博洛顿，《西班牙内战：革命及反革命》（北卡罗莱纳州查普希尔，1991），第498页；汤森·勒丁顿（townsend ludington），《约翰·多斯·帕索斯：一个二十世纪的奥德赛》（john dos pasos：a twenty century odyssey，纽约，1980），第373页；格尼，《远征西班牙》，第185页。——原注
[18] 乔治·柯普所言，见克里克《乔治·奥威尔阅读指南》（reader''s guide to george orwell）第173页第13注解（1937年5月31日）和《全集》，11.25；哈里·米尔顿所言，见沃德姆斯《怀念奥威尔》第90页。——原注
[19] 《全集》，11.27；《全集》，11.25（柯普1937年6月10日致奥肖内西的信）；《全集》，11.29（爱琳致奥肖内西的信）；赫彭斯托尔，《四位缺席者》，第204页。——原注
[20] 里斯，《为了爱或金钱》，第153页；《全集》，11.31（现藏马德里西班牙国家历史档案局）；霍普金斯，《进入火之中心》，第205—208页。——原注
[21] 约翰·麦克奈尔所言，见沃伯格《绅士从事的职业》第237页；《全集》，12.103。——原注
[22] 奥威尔档案库所藏乔治·柯普1939年1月10日致爱琳·布莱尔的信；《全集》，11.339页注解；奥威尔档案库所藏乔治·柯普1938年12月18日致埃里克夫妇的电报；奥威尔档案库所藏柯普1939年8月12日致布莱尔的信；《全集》，11.53（1937年7月31日信件）。——原注
[23] 康诺利，《黄昏的柱廊》，第341页；彼得·昆内尔，《习俗及性格》（customs and charters，波士顿，1982），第2页。——原注
[24] 位于法国北部城市沙特尔，在巴黎西南方。此大教堂建于13世纪，以其彩色玻璃和对称螺旋体著名。
[25] 朱利安·西蒙斯（julian symons，1912—1994），英国作家，以创作罪案小说著名，著有《谋杀之色》《自杀者》等。——译注
马尔科姆·马格里奇，《朗海姆日记》ngham diary），1963年10月6日《听众》杂志，第18页；约翰·莫里斯，《一些人比其他人更为平等：对乔治·奥威尔的一则说明》（some are more equal than others：a note on george orwell），《企鹅新写作》40卷（1950），第90页；朱利安·西蒙斯，《奥威尔：回忆》（orwell：a reminiscene），《伦敦杂志》，第3卷（1963年9月），第38页。——原注
[26] 诺埃尔·安南（noel annan，1916—2000），英国学者、传记作家，著有《莱斯利·斯蒂芬》《我们的时代》等。
[27] 诺埃尔·安南，《我们的时代：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知识分子群像》（纽约，1990），第210—211页；马尔科姆·马格里奇所言，见格罗斯《奥威尔的世界》第172页；西里尔·康诺利所言，见《相遇》杂志18卷（1962年1月）第56页《乔治·奥威尔：几封信》；康诺利所言，见奥威尔档案库英国广播公司电视节目《通往左派之路》。——原注
[28] 《全集》，10.491（1936年10月12日书评）；《全集》，17.413（1945年12月2日书评）；《全集》，17.21（1945年1月14日书评）。——原注
[29] 《全集》，18.319（1937年10月12日信件）；阿尔贝·加缪所言，见弗雷德里克·本森（fredrick benson），《武装作家：西班牙内战对文学的影响》（writers in arms：the literary impact of the spanish war）（纽约，1967）第302页。——原注
[30] 胡安·内格林所言，见赫伯特·马修对《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的书评，收入迈斯耶所编《乔治·奥威尔：重要遗产》，第149页；塞西尔·戴－刘易斯，《跳舞之时》（a time to dance，伦敦，1935），第58页；拉尔夫·贝茨，《进入火之中心》，第236页；《全集》，16.394（《阿瑟·库斯勒》，1944年9月11日）。——原注
[31] 阿德里安·史密斯（adrian smith），《〈新政治家〉：一份政治周刊的肖像》（the "new statesman"：portrait of a political weekly，伦敦，1996），第246页；《全集》，11.51（1937年7月31日对博克努的评论）；《全集》，11.71（1937年8月19日信件）。
鲜为人知的伊冯娜·达韦是在1937年8月开始与奥威尔通信的，她在二战前就翻译了《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不过直到1955年才在法国出版。纪德的传记作者写道“（1937年）作为一位阿维尼翁市妇女，她给纪德写了一些热情仰慕的信件”，最终成了他聪明、高效和辛勤工作的秘书。纪德说“她像天使一样工作，因为她所做的一切都是爱的行为……她非常漂亮，富于情感，太明显在世界上只有一个感兴趣的对象”——纪德。但到了1947年，“她时刻要爆发的热情开始让纪德吃不消。”——艾伦·谢里登，《安德烈·纪德：生活在现在的人生》（伦敦，1998），第59页。——原注
[32] 马尔科姆·马格里奇，《被浪费的时间记事》（chronicles of wasted time，伦敦，1972），第1卷第175页；《全集》，11.67（1937年8月3日至6日信件）；弗雷德里克·沃伯格所言，见奥威尔档案库所藏英国广播公司1963年2月19日的采访，以及奥威尔档案库所藏英国广播公司电视节目《通往左派之路》。——原注
[33] 理查德·奥尔丁顿（richard aldington，1892—1962），英国诗人、小说家、评论家和传记作家，著有《英雄之死》及其续篇《人人都是敌人》等；埃里希·马里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1898—1970），德国小说家，1947年加入美国籍，著有《西线无战事》《凯旋门》等。
[34] 《全集》，17.208（1945年7月1日信件）；《全集》，18.320。——原注
[35] 《全集》，1.130、5.141；乔治·奥威尔，《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纽约灯塔版，1952），莱昂奈尔·屈瑞林作序。《奥威尔全集》的编者犯了一个少见的错误，把第5章（和第11章）挪到了书末，但未能看出缺了第5章，第8章的政治讨论就没有意义，奥威尔的结论就失去了力量。我因此用的是《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的美国版。——原注
[36] 迈克尔·塞德曼，《非奥威尔化的巴塞罗那》（the unorwellian barcelona），《欧洲史季刊》，第20卷（1990年4月），164期，第175页；《全集》，11.416（1939年12月评论）；奥威尔，《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第32、99、129、209页。——原注
[37] 《全集》，13.501（《西班牙战争回忆》，1942）；《全集》，16.42（《社会主义者可以快乐吗》，1943年12月24日）；安德烈·马尔罗，《阿尔藤堡的胡桃树》，a.w.菲尔丁译（伦敦，1952），第119页；奥威尔，《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第185页。——原注
[38] 迈耶斯，《乔治·奥威尔：重要遗产》，第121—151页；v.s.普里切特，《西班牙悲剧》，《新政治家及民族》杂志，15卷（1938年4月30日），第734、736页。
第九章摩洛哥与《上来透口气》
1938—1939
1
1937年12月底，即将写完《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时，奥威尔收到了一份工作邀请，发出者是印度北部勒克瑙《先驱报》的编辑德斯蒙德·扬。扬被奥威尔的殖民地警察背景和他“杰出的”小说所打动，想请他来写社论和书评。他在信中写道：“如果您刚好想得到一份增加收入的工作，给您留下些空闲时间以便写作，而且也许能让您得到一些写作素材的话，不知道您会否考虑前来当首席作者？”他解释说这份支持“地主和既得利益者”、由英国人拥有的报纸政治上走温和路线，赞同印度国大党对印度自治的要求——但只是在遥远的将来。
奥威尔动心了。勒克瑙距其出生地莫蒂哈里只有250英里（在其西边），这份工作能带给他一年360英镑的固定收入，足以让他和爱琳在那里舒适地生活。它将让他以一种很不一样的身份重返印度，也给他一个抨击大英帝国和宣传印度独立的机会，而且能得到一些写作素材以写文章在英国报纸上发表。这份工作也有浪漫的吸引之处：他知道19世纪80年代时，吉卜林为阿拉哈巴德的《先驱报》工作过。在《将当国王的人》（the man who would be king）中，吉卜林描写了在酷热的夜晚出版报纸的情况：“印刷车间比办公室凉快一点儿，所以我坐在那儿，铅字噼里啪啦地响，猫头鹰在窗边叫着，那些几乎全身赤裸的排字工人抹去额上的汗要水喝。”
1月份，扬致信英国印度事务部的艾历克·乔伊斯，请他多了解一些奥威尔的情况并得到对其任命的许可，乔伊斯也将审查奥威尔的资格。1938年2月12日，奥威尔告诉乔伊斯：“除了为《先驱报》工作，我去印度的目的还有对社会、政治情况尽量有更清晰的了解……以后我肯定会就此题材写本书。”扬被奥威尔自成一派、思想独立的写作所吸引，但《先驱报》也需要一个听话的记者。2月份，乔伊斯和奥威尔见了面并精到地评估了其性格，他告诉扬奥威尔会难以驾驭，不应该让他抱太大希望：“布莱尔热心于工作一年。无疑能力出色，但大概喜怒无常，做事不按规矩……大概持过激观点，另外性格绝对倔强，发生观点冲突时会引起麻烦。”
奥威尔也考虑了这份工作邀请的不利一面。它带来的薪水只及他在缅甸时的一半（尽管比他在英国多挣一倍），而且那种闷热气候对其健康也不利。他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及精力将沃灵顿村那间村舍收拾得能住，而且在坚持和辛苦写作了那么久之后，他终于成了一名有人约稿的作家和书评作者，那时离开英国似乎不合适。他告诉过杰克·考曼他的矛盾感觉：“它会是件很令人讨厌的工作，我很少这么不情愿去做一样事，但我觉得这是一次机会，可以看到有意思的事，如果不去，我会后悔得直骂自己。”[1]
这个问题被一件戏剧性事件解决，突然使他去印度一事落空。奥威尔对健康一直不放在心上，工作起来欲罢不能，吃得不好，过着艰苦生活，冬天不愿戴帽子、穿大衣，也不想看医生。3月8日，他以前患的三次肺炎和在西班牙受的伤终于凑到一起将他击倒，那天开始有内出血，他肺部以前的一处旧病灶出血导致咯血。爱琳吓坏了，因为“出血似乎要永远持续下去”。奥威尔可能仍不了解他病情的严重性，只是不当回事。一周后，他告诉康诺利：“这段我又咯血了，结果而言，这种情况总是不严重，但吐的时候让人担心，我要去肯特郡一间疗养院做透视……这是个不去印度的好理由，我从来就不想去。”
劳伦斯·奥肖内西为奥威尔作了检查，决定用救护车送他去肯特郡爱里斯福德的普雷斯顿豪尔疗养院，劳伦斯在那里当咨询及胸外科医生，它是由英国退伍军人协会开办的，其侧楼全以部队里的英雄命名。3月15日，爱琳曾写道：“每个人都认为一定得把埃里克送到一个必要时能采取真正积极治疗措施的地方——可以止血的气胸疗法或输血以代替出的血……谁都怕为去那一趟的即时风险负上责任，但我们互相支持。”
尽管奥威尔身高几乎有6英尺3英寸，但此时的他极其瘦削，体重只有159磅。透视显示“存在不规则和大面积阴影，那常常是肺部其他健康区域吸入血的结果”。6月，爱琳在给丹尼斯·金—法罗的信中写道：“他当然从不相信他‘病’了，但在头两个月中，他的两侧肺像是得了痨病（肺结核），那可能很大程度上无药可救。”有种诊断是“左肺支气管炎，右侧有不特定的纤维化”。虽然不像肺结核那样严重，支气管炎——那是支气管的一种慢性病毒感染——限制了肺活量，会导致肺部疾病或脑脓肿。但对此似乎又有些疑问，奥威尔很有可能两种都有。他提到过“一侧肺的旧病灶不管怎么样至少已存在十年，以前一直未能发现”，他告诉斯蒂芬·斯彭德和伊冯娜·达韦他得了肺结核。他的医疗报告上清楚写着：“确诊肺结核。”[2]
治疗方法包括更充分的休息和注射钙及维生素。直到塞尔曼·瓦克斯曼1944年发现链霉素之前，对肺结核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医生可以要么尽量不告诉病人实情，要么狠心实话实说，但他们只能缓和病症，而不能将其预防或治愈。20世纪30年代，肺结核病人仍遵循托马斯·曼[3]在《魔山》（1924）中描述的疗法：休息疗法，适当饮食及新鲜空气。住在疗养院可以防止病人把病传染给他人，教会他们遵循个人卫生准则，减轻他们心理及身体上的压力，并让医生得以研究这种病。但是如那本后来的标准教科书（劳伦斯·奥肖内西是作者之一）所言，长时间休息、特殊饮食和变换气候在治疗上并无多大意义：“没有什么特殊地方或气候能防止肺结核发展或治愈它。”据当时进行的一项研究介绍，不住院反而常常更有利于健康：“通过对住在疗养院、家里和不治疗的病人所做的调查对疗养院不利，调查结果发现不住疗养院的早期患者在确诊后4年的治愈比例为54%，而住疗养院的治愈比例只有31%。”[4]
奥威尔的病不可避免让爱琳承受了极大压力，而她一直有被传染上的危险。她不仅要管理村舍，还要艰难地饲养那些牲畜，全靠她一个人。每隔两周，她都要从沃灵顿村经由伦敦去肯特郡乡间梅德斯顿北边的爱斯福德疗养院，那一趟下来费事、困难而且花钱。奥威尔“因为待在一处用作取人性命的地方感到沮丧，但除此之外都很好”。他在那里住了五个半月，靠研究植物和玩填词游戏度日。身体好些后，他可以在那里的广阔庭院里散步，活动不剧烈地钓几次鱼，甚至可以乘公共汽车到罗彻斯特和梅德斯顿。
几个有意思的访客来看望过他。信奉社会主义的作家约翰·斯其兹（john sceats）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出版后不久，于1938年4月去看望过他。斯其兹留下了一份记述，写到奥威尔十分悲观的政治观及强烈反对与德国开战：
当时在他看来，离他要么被法西斯，要么被战争把他投入（英国）的集中营（因为反战）只有几个月时间；不管未来怎么样，他认为他将被禁止继续写作。他当然反纳粹，但（当时）接受不了进行一场反对德国的战争：实际上，在跟马克斯·普洛曼（他那天下午来访）谈话时，他暗示他会以无论何种适当的秘密方法，跟他联手反对此种战争。
雷金纳德·雷诺兹（reginald reynolds，1905—1958）的来访展开了一段重要的友情，奥威尔可能是在独立工党圈内与其结识的。虽然雷诺兹是个和平主义者，但其性格及政治观跟奥威尔惊人相似。作为一个独立工党社会主义者，他热情鼓吹印度独立，支持西班牙共和派中的非共产党一方，强烈反对跟德国打仗。跟奥威尔一样，雷诺兹“对易于接受的成规弃若敝屣，并以某些新颖做法代替之，因为他非常在意”。他也把个人的慎言与狂热的理想主义结合起来，“让人们不易了解和明白他，他把自己包裹起来，十分确信他事业的正当性”。虽然当时的雷诺兹似乎是健康的，可他也患了结核病。1945年8月，他在自己的病床上写信给奥威尔说：“我星期一晚上不得不突然住进来，因为我一直在咯血。”[5]
他们的个人怪癖也相似。奥威尔讽刺过雷诺兹有意为之的社会主义者装束（在独立工党的暑期学校里过于明显）——“不穿袜，穿便鞋、非常破旧的灯芯绒裤子和颜色鲜艳的开领衬衫”——在《通往威冈码头之路》和《上来透口气》都讽刺过，在后一书中，主人公保灵嘲笑了那些信奉“素食主义、简朴生活、诗歌、早餐前去蹚露珠”的怪客。那些段落被雷诺兹的妻子——小说家埃塞尔·曼宁（ethel mannin）善意借用，将她的下一本小说《蹚露水》（rolling in the dew，1940）献给了奥威尔，她写道：“献给对留胡须、喝果汁、穿便鞋、早餐前去蹚露珠者深恶痛绝的奥威尔。”雷诺兹也没有一味拜倒在奥威尔脚下，他指出奥威尔“有他自己按良心办事的姿态，就是通过同情和理解他自己（不是很准确）概念中的体力工人，生活在其出身阶层之下……令他看上去衣衫褴褛、不修边幅”。
他们之间显然有很多话题可谈，雷诺兹证实了斯其兹对奥威尔政治观的描述，那受到其肺病和战争之无情一面的影响。雷诺兹也强调了他的幻灭感和低沉情绪：“是个现实主义者，他身上找不到一点令狂热者为显然无望的事业满怀希望工作的那种神秘性。奥威尔已经透过他疲惫的双眼看透这个世界……在他看来，很多有关的人们及我们在其中生活的时代的有趣之处，都不过显示了两者的总体堕落。”就像传记作家詹姆斯·博斯韦尔笔下受折磨的塞缪尔·约翰逊[6]：“他身体受到疾病折磨，令他常焦躁不安；还有种与生俱来的忧郁，其云翳使他想象力的亮度受损，也为其全部思考行为蒙上一层悲观色彩。”[7]
他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奥威尔去世。1942年，奥威尔在英国广播公司工作时，他讲究技巧地推掉了雷诺兹关于做一次广播讲座的提议。“我知道土壤肥力和保存粪便的重要性，”奥威尔写道，“可是我恐怕抽不出时间。”但在奥威尔写作《一九八四》时，他们确实合编了一套文集《英国小册子作家》（british pamphletters，1948）。“他忙得没时间做这项工作，”雷诺兹写道，“所以由我挑选和编辑那些小册子、加历史方面的注解及阐释、找合适的政治漫画、校对和干其他辛苦活。他为第一卷贡献了一篇具有他作品特点和启发性的前言，五千字左右，那一卷的时间跨度从伊丽莎白女王到法国大革命。”[8]
2
为避免病情再度恶化，奥威尔被建议前往一个气候温暖干燥的地方过一个冬天。1938年夏，马克斯·普洛曼的妻子告诉富有的小说家l.h.迈尔斯（l.h.myers）奥威尔将于9月1日出院，之前迈尔斯去疗养院看望过他。跟理查德·里斯一样，迈尔斯也对自己不劳而获的收入感到惭愧，他通过多萝西·普洛曼向奥威尔隐名赠送了三百英镑。奥威尔和爱琳在法属摩洛哥度过了那个冬天，而杰克·考曼在他们寓居国外时照料那间村舍。
阿诺德·本涅特[9]笔下的迈尔斯“瘦削，肤色深，寡言，有点儿矫揉造作，但显然心地善良”。奥威尔喜欢迈尔斯，认为他“是个令人愉快的人，也是文笔精致、一丝不苟的作家，但缺少活力”。奥威尔有时去这位朋友位于汉普郡的乡间住宅住，后来他就迈尔斯的政治信仰及慷慨性格写道：
他对英国统治阶层极尽挖苦，并说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因为他们对德国的（同情）态度而实际上是不可靠的……他的本能是属于一个自由主义者的，但觉得支持苏联是其义务，因此要排斥自由主义。我认为其摇摆是出于继承了一大笔收入，无疑，从某一方面说他为此感到惭愧。他生活得非常简朴，不断把金钱赠予他人……是个温柔可亲、思想开明的人。[10]
从疗养院出院后，奥威尔在伦敦只待了一天，然后和爱琳直接去南安普顿登上了英国的半岛和东方公司的“斯特拉瑟登”号班轮（当时西班牙内战仍在激烈进行，他们不得不乘船前往摩洛哥，以避免走伊比利亚半岛）。他们订了到直布罗陀段航程的二等舱，然后渡过海峡到了丹吉尔，接着又登上去马拉喀什的火车并于9月14日到达。他们在宏大旅馆住了一周，然后在一位韦莱太太的家里寄宿了一个月，后来租下了离市区三英里、紧挨一个椰枣大种植场的西蒙别墅，马拉喀什是北非商队路线的交叉点，气候绝佳，据说是摩洛哥最漂亮的城市。库图比亚清真寺及其两百英尺高的宣教塔是市内最高最醒目的建筑，整座城市、博物馆、王宫、花园和露天市场的迷宫无不在其俯视之下。冬天时顶部白雪皑皑的阿特拉斯山脉高高耸立，成了椰树、粉红色建筑和土建高墙摄人心魄的背景。这个城市的生活中心是巨大的吉马弗那广场，挤满了卖吃的、说书的、代写书信的、巫医、牙医、神秘主义者、演杂技的、打鼓及跳舞的等等。
爱琳告诉她母亲，他们的别墅“完全独立，除了外屋住着几个侍弄别墅周围橘子园的阿拉伯人……有间很大的起居室、两间卧室、一间浴室和一间厨房”。跟在沃灵顿村一样，那里“没有烹调用具，但我们会有一些盛着木炭的小罐子和一个煤油炉”。奥威尔和爱琳都疲倦、虚弱、不开心，也生着病。爱琳在经过西班牙的痛苦经历后，在她的法国身份证照片上，她看上去面色苍白而且疲惫。在马拉喀什时可能由爱琳所拍的一张照片上，瘦削的奥威尔穿一件短袖衬衫，上面有几只苍蝇（一种本地特色），小指上戴着一枚图章戒指，嘴里叼着一根烟，坐在一张以禾秆当垫的椅子上，后面又垫了个枕头，他正在桌前埋头写作他的下一部小说《上来透口气》。他在休息时去给那头面上有白斑的黑羊中的一头挤奶——他总是得养几头羊——那些羊都用链子拴着，其主人是一个身穿黑袍、剃光头的阿拉伯人。
奥威尔对摩洛哥风景如画、旅游业等方面不感兴趣，而对社会及经济状况、农业耕作方式及城市贫困感兴趣。他讨厌所看到的种种。他在马拉喀什待的几个月让他能够评价英国和法国的殖民主义，他觉得跟摩洛哥比起来，缅甸似乎是个天堂。那些村民住泥巴墙围着的简陋的小茅草屋。市内的旧阿拉伯区有着迷宫般的集市，骆驼和驴子到处都是，很有外国风情，但因为灰尘及贫穷打了折扣。衰败的殖民地环境和一场欧洲大战将至的威胁令其心中充满悲观。对环境，他有着小说家的本能感觉，知道将发生什么事。
爱琳也觉得马拉喀什是个“糟糕的居住地。有一些漂亮的拱门却散发着很难闻的气味，还有脸上长满癣的可爱的小孩子，另外还有苍蝇”。他们在一片墓地后望着太阳落下时，奥威尔病态地坚持说那里“到处有看不见的虫子”，他们就没看日落走了。将至的炸弹、饥荒和集中营让他思前想后，他的阴郁情绪让爱琳也沮丧起来。奥威尔认识了几个驻扎在附近的法国外籍军团士兵，令他吃惊的是，那些人对迫近的欧洲危机毫不关心。
在给玛丽·考曼的信中，爱琳不安地写道：“他在这儿的身体比我见过的还要糟糕。这个国家现在或者不管怎么样是个令人情绪低落得几乎无法忍受的地方。”埃利莎维塔·弗恩解释道：“那不是个特别好的主意：那种炎热干燥的气候再加上空气中的沙尘对乔治的肺有刺激……他们俩1939年春天回到英国后，身体都没能变得更强壮、更好。”
1月底，为避开炎热和灰尘并让奥威尔从写小说中休息一下，他们在泰德特待了一周。那个村子在马拉喀什东北约65英里，位于阿亚特拉斯山区5000英尺高处。道路自沙漠起盘旋而上，路两旁的山坡上点缀着夹竹桃和低矮的橡树。道路通到一个风景秀美的地方，四面景色可观，临近山间溪流有座中等规模的旅馆。“这地方极好，”奥威尔在给杰弗里·戈尔勒的信中写道，“有石灰岩大峡谷和积满冻雪的沟壑，还有个带泥建平顶小屋的柏柏尔人村庄。”[11]
但在泰德特，这对夫妇遇到了另外一种问题。爱琳的朋友莱蒂斯·库珀说过：“我想乔治不是那种想一直处于结婚状态下的男人。”他专注于自己的工作，比一般人需要更多独处，也需要得到别的女人的自由。他对很易得到而且通常长得漂亮的柏柏尔族女人非常动心，他在《摩洛哥日记》中形容她们“极其引人注目，她们通常肤色很白皙，有时白得以致脸颊上现出红色，黑色头发，眼睛特别好看。没一个戴面纱……所有女人下巴上都刺花纹，有时两边面颊上都是。比起大都是羞怯的阿拉伯妇女，她们大胆得多”。
在跟爱琳一起生活和从肺病康复时，奥威尔似乎不太可能接触到柏柏尔女人。但是他因为寒冷的山间空气恢复了精力，后来告诉过两个人在这里有过的私情。哈罗德·艾克顿——奥威尔告诉过他缅甸女人的可爱之处——让人们对奥威尔性格中的色欲一面难得地略有所识：“人们很难把肉体满足与这个面色苍白的苦行之人联系起来，但他承认跟某些摩洛哥女孩在一起时，他体验过那种少有的极乐感觉。”他也称赞了她们的纯朴、魅力和坦率的肉欲。奥威尔的好友托斯科·法弗尔曾写道：“他发现自己越来越被阿拉伯少女所吸引，以致最后告诉爱琳他必须得到一个那样的女孩，一次为限。爱琳同意了，他就得到了他的阿拉伯女孩。”爱琳可能同意奥威尔去找一个妓女，但那一定让她不开心，而且损害了他们的婚姻。
1938年12月，他在信中告诉康诺利他为何不喜欢摩洛哥：“在我看来，它似乎是个乏味透顶的国家，没有森林，几乎没有野生动物，那些多少靠近一个大城镇的人完全被针对游客的骗局再加上贫穷所败坏，那把他们变成了一个乞丐和古董贩子的种族。”他的随笔《马拉喀什》（1939）中包括一系列生动的印象：苍蝇横飞的葬礼、挨饿的阿拉伯人，卑劣的犹太人，绝望的农民，年老的搬运工，被残酷使唤的驴子及品质很差的士兵。这些简单的场景揭示了法属殖民地艰难的经济状况，让他加强了对殖民主义的抨击，这种经济状况使被殖民者在道德、社会和政治意义上降到无关紧要的地位：“当你看到人们是如何生活，特别是看到他们多么容易死去时，总难相信自己是走在人类中间……那些有着棕色皮肤的人几乎是看不见的。”[12]
3月下旬，他们在卡萨布兰卡坐上了“安国丸”号轮船，尽管日本侵略了中国并支持纳粹德国，那是因为6.10英镑的船票比英国的半岛和东方公司班轮票价便宜很多。他们在3月30日到达伦敦后，得知佛朗哥打赢内战，控制了西班牙。几千个共和派分子逃离西班牙，留下的有几千名被逮捕并遭到处决。这条消息证实了奥威尔对欧洲前景的最大担心。
3
回到英国后，奥威尔仍对别的女人感兴趣。1938年，他在疗养院住院时，爱琳知道他寂寞，就力劝朋友莉迪亚·吉伯托维奇·杰克逊去看望他。莉迪亚1899年出生于俄罗斯，曾受教于列宁格勒大学，1925年来到英国，后来跟剑桥大学的一名法律讲师结婚，4年后的1935年与其离婚。她跟爱琳同在大学学院学习心理学，后来成了一名儿童治疗学家。她以埃利维莎塔·弗恩为笔名写作，1951年翻译了企鹅版《契诃夫戏剧集》并为其作序。她是个深肤色的漂亮女人，像芭蕾舞演员一样梳马尾辫。她比爱琳更精力旺盛、见多识广，击剑、滑雪、马术样样精通。
在其自传《一个俄罗斯人的英国》中，莉迪亚写道，奥威尔曾将她置于一个难堪境地，那是当他们坐在草地上时，他突然拥抱了她。她忠于与爱琳的友谊，根本没觉得奥威尔有吸引力——“他糟糕的身体甚至引起了我轻微的反感”——她可能也担心被传染。但她知道他不开心、沮丧，而且当时没跟妻子在一起，那让她难以拒绝而伤害其感情。她不想表现得像是故作正经或小题大做地把他推开，而是采取了一种有修养的做法，允许他拥抱并亲吻了她。她当时考虑得很少：“我当时相信他很爱爱琳，我根本无法和她相比。”
莉迪亚本想好意待之，却让奥威尔误会了她的感情。3月1日，他悄悄地从马拉喀什给她写了一封信，让她为他回英国有所准备：“我想你想得很多，不知道你是否想到过我。我知道把这种事写进信中是鲁莽之举，不过你会聪明地把它烧掉，不是吗？我很盼望见到你。”在摩洛哥养病后，他似乎感觉好了一些，欲望更强了。到达伦敦的那天上午，他把《上来透口气》的原稿交给了伦纳德·摩尔后直接去了莉迪亚的公寓，但发现她不在。他留了张便条，要她第二天上午待在家里，但她再次设法躲开了。奥威尔又恼怒又困惑，他又留了张责备语气的便条：“你今天上午故意不按我说的待在家里……我按了三次门铃。你在生我的气吗？我的确在摩洛哥给你写过两封信，我想你没有给我写信……也许我们可以约时间见面——除非你不愿意。”
奥威尔坚持要求见面，他到了南沃尔德后，他们终于在4月份见了面。莉迪亚的不快因为同情心而消弭了，她无法让自己对他“不亲切”。她想好意相待时，他却再次误解了她的感情，坚持要跟她发生关系。她仍对爱琳忠诚，拒绝当他的情人。“他无疑一相情愿地认为我让他吻我是因为我喜欢。我不喜欢……（他是）一个病人，对他能否吸引女人失去自信，需要让自己放心，需要安慰……我是这样看待他为何坚持把我们的关系看作你情我爱那种关系的，不过从头到尾，我都抗拒把它变成恋爱关系。”
爱琳猜度奥威尔还有另外一个女人，她没有怀疑莉迪亚，而认为过错方是布伦达·索克尔德。爱琳“怀着深深的沮丧感和对丈夫的怨气”去了莉迪亚的公寓，告诉莉迪亚从摩洛哥回来后，“他们的关系一直很和谐”，但接着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爱琳相信原因是“有个女教师什么的，村里人看到过他跟她见面。那件私情之所以持续下去，是因为她拒绝跟他发生关系。如果她同意了，它很早就会结束”。莉迪亚因未被怀疑而松了一口气，但想到会伤害爱琳让她很害怕，就跟奥威尔断绝了关系。1948年5月时，奥威尔住在另外一间疗养院，前所未有地病得更厉害也更孤独。他在给莉迪亚的信中感叹道：“我很想再次见到你，前不久的一天夜里，我多么希望你在我身边。”但这一次她完全避免纠缠进去。[13]
在奥威尔悄悄去找莉迪亚的间隙，他还去南沃尔德看望了家人，并安慰正患肠癌、忍受病痛的父亲。“我爸爸就要去世，可怜的老人，”他告诉杰克·考曼，用了一个板球的比喻，也提到父亲对自己的影响，“他81岁了，所以是打了几局好球，可是当某个你从小就认识的人去世时，会留下一个多么难以愈合的空洞啊。”第二个月，当全家人都病倒时，爱琳急忙从沃灵顿村赶了过来，她不得不应付又一次医疗危机。“埃里克的爸爸一病不起，而且很厉害，他妈妈得了静脉炎。我急忙赶去照料，就像他们说的，尽些应尽的孝顺义务。埃里克在门口迎接我，他发烧到了华氏102度。”6月28日，理查德·布莱尔去世，享年82岁。奥威尔小时候很少见到父亲，从缅甸回来后才开始了解父亲。在奥威尔流浪的那几年中，父子又疏远了，此后再未亲近过。但就像梅布尔·菲尔兹所写的，奥威尔“总想让他爸爸为他骄傲……他一直伤心于没能达到他爸爸的期望”。就像维多利亚时期小说中的一个场景或一个关于浪荡子的喻世故事，奥威尔在父亲弥留之际得到了他的赞许，父子达成了互相谅解。6月25日，在一篇名为《乔治·奥威尔先生的成功》的热情洋溢的书评中，拉尔夫·施特劳斯（ralph straus）称《上来透口气》为“一本杰作”。奥威尔告诉伦纳德·摩尔老理查德·布莱尔在听到此消息后不久死去：“很高兴的是他最近不像以前那样对我失望了。很奇怪，他最后清醒的时刻是聆听我在《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的一篇书评。……我姐姐带来了这份报纸并读给他听，一小会儿后，他就昏迷过去，再也没有醒来。”奥威尔告诉理查德·里斯“他自己合上了父亲的眼睛，并按照传统做法，在他的眼睑上放置一枚一便士硬币”，但给这段故事加上了一段他典型的坦诚及嘲讽性转折：“葬礼后，他对于怎样处理那两枚硬币左右为难。‘到最后，我走到海边把两枚硬币扔进大海。你认为有人会放回口袋吗？’”[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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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他这本《上来透口气》ing up for air，1939），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的结尾一段中，奥威尔把战争的可怕与童年时在那里待过的安宁、绿色、宜人的泰晤士河谷做了对比：
这里仍是我从小就了解的英国：铁道路堑里长满野花，毛色发亮的高头大马在深厚的草地上吃草、沉思，舒缓的河流柳林夹岸，榆树上蔚然团团绿云，村舍院子里种着飞燕草……全在睡着的英国中酣眠，我有时担心我们将永远不会醒来，直到被炸弹的轰响惊醒。
“梦游者”是希特勒形容德国人时创造的一个词，奥威尔说它“用在英国人身上更合适”。这部小说从头到尾回应着这种看法，奥威尔一再点明其论点：英国往昔的美好生活已经消失，被一种现代化、高效的，然而又无趣和丑陋的大众文明所取代；我们被惰性和自满麻痹，但战争不可避免，它将把昔日残留一扫而光。书中第一人称叙述者乔治·保灵预言道：“那都是即将发生的。包括所有你已置之脑后的，那些令你害怕不已的，那些你告诉自己只不过是个噩梦或发生在国外的事情：炸弹、领食物的队伍、胶皮警棍、带刺铁丝网、囚衣、标语、大面孔、从卧室里往外嗒嗒射击的机关枪等等，那都是将要发生的……逃无可逃。”
保灵是奥威尔首次刻意塑造出的一个代表性人物，也是他笔下最吸引人的主人公。他选择描写了一个中等偏下阶层的保险代理人：一个肥胖、健谈、满不在乎的角色，他跟泡酒馆的人关系融洽，人们永远也不会把他和奥威尔混淆。他家住在一幢质量低劣的住宅里，位于乏味的伦敦郊区，妻子爱唠叨，满脑子考虑的是钱，两个孩子惹人生气。小说开始是1月的一天早晨，他决定不告诉妻子他在赛马赌博中赢了钱。45岁的保灵感觉自己掉进了一个陷阱，满怀愤慨，但当他忙碌时，他个人的怒气让位给了总体上的不祥之感，处于“一种先知先觉的精神状态下，在此状态下，我能预见世界末日，这样想着也多少有点儿兴奋感”。尽管处于交通和人流的纷扰之中，他似乎是“梦游者之城中唯一一个醒着的人”。
3月份，保灵决定把赢来的那笔钱用于回下宾非尔德一趟，他一战前在那里度过了田园诗般的童年。6月份，他溜开了一周，但幻想却完全遭到破灭，只能垂头丧气回家。他对当前感到沮丧，在已经消失了的过去和毁灭性的未来之间进退失据。
保灵想逃离这个摩登时代，却发现他的伊甸园已永远失去。从某一层面上说，奥威尔触及了一个普遍性主题，即维庸在《往年之雪何在？》（ou sont les neiges d''antan？）中表达的痛切感。另外，它是本关于“英国现状”的政治性小说，是对沉睡者发出的一声呼喊，要他们去制止对乡村的破坏、社会的衰退和逼近的战争。
这部小说具有自信的风格和前后一致的语气标志着它和奥威尔的早期作品明显不同。保灵大段大段的沉思是巧妙地以说话方式写出的，其思绪似乎散漫芜杂，实则全围绕一些挥之不去的想法：工作缠身、对婚姻不满、缺少吸引力、正在变老、肥胖、戴假牙、悲哀地自认没有哪个女人会多看他一眼等等。
保灵列出了一系列对比：当今交通及城镇的无计划扩张和往昔河畔的宁静；他在快餐吧吃到的倒人胃口、以代用物所制的香肠和他母亲以前的家制食物；那时和现在的他。保灵认为这个世界跟他一样，也发生了变化，都向着更糟糕的方向，但他仍是那同一个男孩，依然充满潜力：“我俗，感觉迟钝，能融入周围环境……但我内心还有些别的，主要是过去的一些遗留……我是胖，但内在的我是瘦的。”[15]
但这部小说的结构及风格更得益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保灵就是奥威尔笔下的布鲁姆，是个平常的俗人，性格亲切，具有单口相声演员自嘲的那种幽默感。跟乔伊斯一样，奥威尔用了不断重现的主题来使这部小说保持紧凑：保灵三次钓鱼未遂；他过去的外遇和目前想对妻子不忠却未能成功；报纸上关于残肢的耸人报道以及轰炸受害者的尸块；常常在头顶飞过并最终轰炸了下宾非尔德市场的黑色飞机。保灵脑子里有很多溺水的幻象——浸没于恐惧之中，上来透口气，在污染中艰于呼吸等——这些与水有关的主题也将这本小说统一起来。
特别在关于童年的那些怀旧章节中，听上去，保灵的口吻跟奥威尔在“信笔所至”专栏及关于英国大众文化的随笔中表现出来的亲切、嘲弄、有说服力的语气很像。在《唐纳德·麦克吉尔的艺术》（the art of donald mcgill，1940）中，奥威尔列出了明信片漫画的常见套路：所有女人都谋划只使女人得益的婚姻；所有丈夫都怕老婆；中年人都是酒鬼；裸体主义可笑；防空袭做法愚蠢；私生子和老处女有趣——而保灵对这些几乎全都赞同。
这些成见有助于刻画保灵的性格，但接近奥威尔自己的想法。《通往威冈码头之路》中有很多同样的讽刺：单调乏味、死气沉沉的住宅群，难以找到未受污染、里面有鱼的溪流，性情温和、无头脑的社会主义者和古怪的素食主义者、嗜好健康食品者、饮果汁者、穿便鞋者、裸体主义者和同性恋之流。保灵先知先觉的语气跟奥威尔的一样，而他对女人的厌恶心理——这本小说中的所有女人都要么是心胸狭隘，要么已经衰老、冷淡，要么缺乏兴趣——泄露了奥威尔自己对婚姻的不满、因为不忠的内疚和因为爱琳不开心的自责。在此背景下，保灵的肥胖似乎隐喻了奥威尔自身的疾病。保灵这样说其妻希尔达：“有时，她将我拿获的方式让我几乎相信有通灵这回事，不过她在我有那事没那事时总是一样怀疑我，我多多少少总是被怀疑。老天作证，过去几年……我可一直够清白的了。你要是长得和我一样胖，想不清白都难啊。”保灵的自怜影射了奥威尔对莉迪亚徒劳的追逐。
对保灵受伤及其一战时长期在一处废弃据点读书的描写让人想起奥威尔在西班牙及缅甸的经历。保灵对于诗意细节的敏锐眼光，关于教堂里的气味及噪音的回忆，对残酷、恐怖和令人厌恶的事物的感觉，对虚假和做作的憎恶，那全属于奥威尔。当朱利安·西蒙斯提到尽管奥威尔发挥了想象力，但保灵还是有点与其创造者过于相似时，奥威尔回答道：“当然你在这点上完全正确，就是我自己的性格经常影响讲述者的性格。”在承认这部小说具有挑起争论的目的后，他又说：“无论如何，我不是个真正的小说家，那种特有缺陷在以第一人称所写的小说中都有，永远不该那样写。”[16]
《上来透口气》是一部过渡性作品，它集中了奥威尔30年代的贫困小说中探索过的主题，预示了接下来的10年中他将写出的政治讽刺作品。这本小说的故事背景地和中心主题早在《巴黎伦敦落魄记》中就出现过，在那本书中，他描写过在下宾非尔德流浪和在塞纳河里钓鱼。《保持叶兰繁茂》跟《上来透口气》有很多相似之处：戈登·科姆斯托克相信我们的文明正在灭亡，整个世界不久将被炸个粉碎；他对婚姻的恶评和想象无数战战兢兢的奴隶向金钱之王座顶礼膜拜等等。跟戈登同在一处寄宿居住的旅行推销员弗莱克斯曼和保灵一样，有着同样出色的幽默感、矮胖身材和适度虚荣心，他也额外花钱以躲开妻子。缺乏活力的科姆斯托克家跟希尔达·保灵死气沉沉的娘家相似，就像保灵的朋友——牛津大学教师波提欧斯一样，他们完全生活在过去，不关心政治，被左派读书会狂热的演讲者取代。听了那位演讲者术语连篇、为挑起仇恨德国人而做的演讲，保灵想到“所有的正派人都已瘫痪，是已死的人和活着的大猩猩，除此两种什么都不是”。他告诉来开会的一个小伙子上次战争“只不过是个操蛋的烂摊子而已，要是再来，你别参加”。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d.h.劳伦斯曾绝望地写道：“我太悲哀了，为了我的国家，为了这已有两千年的文明巨浪正在崩溃，悲哀也难以存活下去。过去事物如此美丽，却在感伤中一去不回，而新者不见出现……前方是漫长的冬季，到那时，所有景象都将不存，一切记忆尽会消逝。”《上来透口气》正好写于下次战争之前，而这场战争甚至更具破坏性。它开拓了劳伦斯的启示性主题，并包括了一个明显属于政治性的预言。保灵感觉到脚下的世界正在破裂和瓦解，那些暂时待在英国这一平静回水处的体面人是全然被动的。“可是东欧的新人类是最新型的人，用标语思考，用子弹交谈，他们又当如何？”他警告道，“他们在追赶我们，不久就会追上。”[17]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曾评论道，1914年后出生的人都“无力快乐”。保灵对昔日的追寻动人地再现了那段具有绝对安全感的时光，并将其与他跟爱尔西·沃特斯那次在树林做爱联系起来。她具有一种“极其温顺，极其女性化的气息。一看到她，就知道她是那种可以拥入怀中，想对她怎么样就怎么样的女人。她浑身洋溢着女人味，非常温柔，非常听话”。他记得黄昏时跟她一起散步的感觉：“一九一三！天哪！一九一三！那种宁静，那样的绿水，还有坝上的哗哗流水！它永不再来。我不是说一九一三年永不再来。这种感觉要么你曾经有过，用不着我来告诉你；要么你从未有过，而且以后也不会有机会体验。”后来，当保灵站在父母坟前时，头顶飞过的一架轰炸机突然投下一道令人心悸的阴影，它象征了这部小说的主题：过去已死，未来危险。
英国评论者对这部小说评价甚高，《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的评论者称赞《上来透口气》是部“警世之作”，“有着热情洋溢而又无比诚实的想象”。奥威尔去世后的1950年，它才在美国出版，由于《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影响在前，其价值并未得到充分认识。欧文·豪（irving howe）[18]忘了这本小说的写作年代，称它“完全无出乎意料之外”。他指出奥威尔缺少“真正小说家的那种创造性”，他最擅长的是随笔及新闻报道写作。埃德蒙·福勒（edmund fuller）称奥威尔为厌恶人类者：他“不单不喜欢，他完全是鄙视人类”。但爱尔兰作家詹姆斯·斯特恩（james stern）称赞奥威尔关注普通人，并认为《上来透口气》是“一部人物塑造上的杰作，一部惊人力作”。
也许是被保灵的轻松语气所误导，伊萨克·罗森菲尔德（issac rosenfeld）认为此书“未能写出战前生活的焦虑感”——然而难以想象还有哪本小说比它更焦虑，甚或更惊慌失措。但他提出了一个精到而且影响甚广的观点，即奥威尔“政治激进，感情保守”，表现在《上来透口气》中：尽管这部小说中充满对过去的怀念，奥威尔在思想上却确信需要变革，在战时新闻报道中，他曾期望由一个社会主义政府进行根本改革。
《上来透口气》反对英国与德国开战，但是当战争于这本小说出版后3个月爆发时，奥威尔改变了主意。10月30日，作家埃塞尔·曼宁——她与雷金纳德·雷诺兹结婚，终生是和平主义者——对奥威尔给她的一封信中提到他支持打仗而恼火：“亲爱的埃里克·布莱尔（因为您是那样签名的），您信里的最后一段让我吃惊……您希望身体够好，以便参军为打垮希特勒、法西斯主义什么的出一份力……可您毕竟在《上来透口气》中写了那么多啊，我不理解。”[19]在奥威尔看来，保卫危难之中祖国的爱国举动比战前所持原则更重要。他曾为西班牙而战，如果能够，他也将为英国而战。
[1] 奥威尔档案库所藏德斯蒙德·扬1937年12月28日致奥威尔的信；《将当国王的人》，《路特雅·吉卜林最佳短篇小说选》，杰弗里·迈耶斯所编（纽约西格奈特版，1987），第88页；《全集》，11.121、11卷第122页注解、11.123（1938年2月12日信件）。——原注
[2] 《全集》，11.128（爱琳1939年3月14日致杰克·考曼的信）；《全集》，11.127、128—129（爱琳致杰克·考曼的信）；据医疗报告，见谢尔登《奥威尔传》第289页；《全集》，11.165（爱琳致金－法罗的信）和11.190第2则注解（1938年11月8日医疗报告）；《全集》，11.130（1938年3月底信件）。——原注
[3] 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德国小说家，除《魔山》外，还著有《死于威尼斯》《布登勃洛克一家》等，获得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1933年流亡国外后于1944年加入美国籍。
[4] 乔治·凯恩，沃尔特·佩吉尔和劳伦斯·奥肖内西，《肺结核的病理、诊断、治疗及预防》（1939年初版，1964年第4编，伦敦版），第428页；f.b.史密斯，《1850—1950肺结核病休养地》（纽约，1988），第166页。——原注
[5] 《全集》，11.129（爱琳1938年3月14日致杰克·考曼的信）；《全集》，11卷第228页注解（约翰·斯其兹）；伊恩·黑尔，《深具见识之人》，雷诺兹的讣告，1958年12月26日《友人》，第1664页；奥威尔档案库所藏雷金纳德·雷诺兹1945年8月22日致奥威尔的信。——原注
[6] 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英国作家、评论家、辞书编者，编有《英国辞典》，著有《长诗》《人类欲望的虚幻》等。
[7] 黑尔，《深具见识之人》，第1664页；《全集》，7.228；雷金纳德·雷诺兹，《我的生平及罪过》（my life and crimes，伦敦贾罗德版，1956），第212—213页；詹姆斯·博斯韦尔（james boswell），《约翰逊传》（g.b.希尔和l.f.鲍威尔编辑，牛津，1971），4.427；奥威尔穿着一件褴褛到几乎碎裂的外套的照片可以参见弗农·理查兹著《家中的奥威尔：随笔及照片选》（伦敦自由出版社，1998）封底。——原注
[8] 《全集》，13.247（1942年3月26日信件）；雷金纳德·雷诺兹，《我的生平及罪过》第214页。——原注
[9] 阿诺德·本涅特（arnold be，1867—1931），英国小说家、批评家，著有《五镇的安娜》《老妇人的故事》等。
[10] 阿诺德·本涅特，《日记》（纽约，1933），第755页；《全集》，19.417（1948年8月7日）；《全集》，17.456（1945年底信件）。——原注
[11] 《全集》，11.199（爱琳1938年9月15日致其母亲的信）；《全集》，11.206（爱琳1938年9月27日致玛乔里·戴金的信）；《全集》，11.249（爱琳1938年12月5日致玛丽·考曼的信）；弗恩，《奥威尔的首任妻子》，第121页；《全集》，11.321（1939年1月20日信件）。——原注
[12] 莱蒂斯·库珀，《爱琳·布莱尔》，第5页，奥威尔档案库所藏未发表打印稿；《全集》，11.325（1939年1月27日）；艾克顿，《一个美学家的更多回忆录》，第153页；法弗尔，《乔治·奥威尔》，第109页；《全集》，11.253（1938年12月14日信件）；《全集》，11.417，420。——原注
[13] 弗恩，《一个俄罗斯人的英国》，第419页；《全集》，11.336（1939年3月1日信件）；《全集》，11.348—349（1939年3月31日信件）；弗恩，《一个俄罗斯人的英国》，第431—432页；《全集》，19.341（1948年5月24日信件）。——原注
[14] 《全集》，11.344—355（1939年3月19日）；《全集》，11.350（爱琳1939年4月9日致玛丽·考曼的信）；梅布尔·菲尔兹所言，见沃德姆斯《怀念奥威尔》第44页；《全集》，19.365（1939年7月14日）；里斯，《乔治·奥威尔》，第137页。——原注
[15] 奥威尔，《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第231—232页；《全集》，12.394（《狮子与独角兽》，1941年2月）；《全集》，7.238、25、20。
在《上来透口气》（7.20）中，保灵说：“我是胖，但内在的我是瘦的。你有没有想到过每个胖人的内部都有个瘦人？”5年后，在《不安静的坟墓》（1944年初版；伦敦，1961）第58页，肥胖的康诺利（奥威尔写保灵长相的灵感可能得自于他）借用此想法写道：“被囚禁于每个胖人体内的是一个瘦人，他在猛打手势想出来。”——原注
[16] 《全集》，12.191（1940年6月21日书评）；《全集》，19.336（1948年5月10日信件）；《全集》，17.143；19.336（1948年5月10日信件）。——原注
[17] 《全集》，7.169，7.160；d.h.劳伦斯，《书信集，第二卷，1913—1916》（乔治·兹坦鲁克和詹姆斯·博尔顿编辑，英国剑桥，1969），第115页；《全集》，7.168—169。——原注
[18] 欧文·豪（irving howe，1920—1993），美国著名评论家、文学教授，著有《写作与大屠杀》《一个评论家的手记》等。
[19] 伯特兰·罗素，《1944—1969年自传》（纽约，1969），第115页；《全集》，7.106—107；迈耶斯，《乔治·奥威尔：重要遗产》，第152—174页；奥威尔档案库所藏埃塞尔·曼宁1939年10月30日致奥威尔信。——原注
第十章在被轰炸下的伦敦
1939—1941
1
很久之前就预期会来的战争于1939年9月打响，趁此机会，爱琳投身于与战争有关的工作，从而脱离了沃灵顿村的艰苦生活，她搬到伦敦并在英国政府新闻审查处得到了一份工作。那是一份官僚和文书性工作，但比起照顾沃灵顿村的店铺，更便于她发挥所长。她跟母亲及嫂子住在格林威治的一幢舒适的住宅里（她也常常在过够乡间艰苦生活时去那里调剂一下），每两周去沃灵顿村那间村舍里过周末。她兄长劳伦斯离家参加了皇家陆军医疗队。奥威尔仍然喜欢村子里的生活，所以一个人留在那里。
但是到了1940年4月，他开始为爱琳担心，也厌倦了与鸡和山羊相伴的寂寞生活。“我想叫她别干了，”他在给杰弗里·戈尔勒的信中写道，“因为它们让她累得要命，还有我们也无法在一起。”杰克·考曼那个月去看望过他，他对过部队那种艰苦生活的渴望与他自己糟糕的体格形成了对比，考曼感叹道：“他拿着把锄头站在那儿，样子很虚弱，脸上皱纹很深，胸肺功能差得令人难过。他穿的灯芯绒裤子使他的腿看上去似乎很粗壮，跟他瘦削的躯体形成了对比……他以他那种无精打采的语气说话，除忧郁地轻笑外从不大笑，说什么都带着疲惫。他谈话的主题还是过艰苦生活——那听着奇怪，因为他的体格决定了他不该那样。谈何艰苦生活和战斗！这个话题被提起好几次，而我一直难过地看到他多么需要爱和休息。”奥威尔的婚姻生活曾两次被战争和疾病打断，他和爱琳似乎也不是完全合拍。他的主要作品都是在很大压力下完成的，经常没有时间去爱和休息。
1940年6月初，在敦刻尔克撤退中救护伤员时，劳伦斯·奥肖内西胸部被弹片击中而牺牲。这一悲剧事件给奥威尔的婚姻又投上一层阴影。爱琳与兄长感情颇深，对他岩石般的坚强有依赖性，这令她深受打击。在悲痛首次袭来时，她忍不住比较了兄长和丈夫的爱。她告诉莉迪亚：“如果我们在世界遥对的两端，我给他发一个‘马上来’的电报，他会来的，但乔治不会。对他来说，工作占第一位。”爱琳的朋友注意到她陷入深深的忧郁之中。“她兄长死后，”莉迪亚说，“她似乎少了些能量，没那么精神了。我觉得她总是疲惫。她忽视了自己的健康，也许患了某种贫血症。”托斯科·法弗尔那年早些时候跟奥威尔夫妇见过面，他回忆道：“我们说话时，她坐在院子里似乎陷入沉默，一动不动……爱琳不只看上去疲惫，而且穿着既无生气，也不整齐。玛丽（玛丽·法弗尔）想让她也加入谈话，可是没用，玛丽说她似乎完全变得沉默寡言。”
爱琳似乎也欢迎战争带来的十分混乱的状况，那让她从沃灵顿村里压迫着她的职责中解脱出来，有时也能让她暂时不再忧郁。莱蒂斯·库珀在其小说《黑色伯利恒》中，关于那个以爱琳为原型的工作辛苦、具有奉献精神的角色，她写道：“你能察觉安不仅习惯了目前的战争，而且从根本上说也习惯了战争的概念……安和克利斯托弗的生活舒适度和行军的士兵们的生活舒适度相若，有吃有睡的地方就行，他们把自己的一切都跟同为打仗出力的人们分享。”安为完成办公室工作总是加班到很晚。“她为她那出色但古怪的丈夫以及他们的朋友做饭和搞清洁，通常洗东西一直洗到午夜。”
1940年1月，奥威尔告诉杰弗里·戈尔勒：“既然我们已经处于这场操蛋的战争中，就必须打赢它，我愿意出份力。”但他体检不合格，不能参军，也发现他难以找到任何正式工作。5月份，随着那段不动手的“假战争”结束和德国入侵挪威，伦敦受到了真正威胁时，许多人离开首都去乡下躲避，总是逆流而动的奥威尔却离开沃灵顿村搬到了伦敦，他和爱琳换过几处不舒适的公寓。（莉迪亚·杰克逊及其朋友租了他们的村舍。）这就是他的参战方式——分担危险。如他曾这样告诉朱利安·西蒙斯：“战争在进行时，我一定要留在这儿。当人们被狂轰滥炸时，我不能一走了之。”[1]在他10月份——战争爆发一年后——所写的战时日记中，奥威尔记下了他疲惫和忧郁的心情。那时，他们显然已处于一场艰苦的长期战争中，他提到：“每天早晨，在用一年前的旧报纸生火，在灰飞烟灭之际瞥见一条条乐观的标题时，那种沮丧感难以言说。”
然而战时的艰苦生活适合奥威尔的性格。当他不戴帽子，脚蹬橡胶靴，身穿一件很大的战壕雨衣，手戴大号防护手套，围着条长长的羊毛围巾在伦敦东奔西走时，几个朋友注意到他身上隐约有种军人之风。极其糟糕的战时食物让他吃得很开心，吃那种食物，让他和前线战士及后方平民同甘共苦。盘子里的菜越差，他就越来越有精神。令朋友们不快的是，他一边大口吃着煮过头的鳕鱼和苦味的萝卜缨，一面受虐狂似地评论道：“我从来没想到这两样在一起这么好吃！”他甚至吃爱琳留着喂猫的鳝鱼，还觉得很好吃。斯蒂芬·斯彭德和西里尔·康诺利去普雷斯顿豪尔疗养院看望过他，他们记得他“很沙哑的声音。听着奥威尔在自言自语中夹杂着许多不着边际的推测，你会觉得从某方面来说，那很有英国特点，就像走在一条下着毛毛雨的街上”。汉弗莱·斯莱特（humphrey ter）简洁地总结说他是“可怕的老乔治”。[2]
奥威尔相信，或说希望战争带来的剧变会引发他首次去巴塞罗那时瞥到的社会革命，他也说起过驻扎在丽兹酒店的红色民兵。如v.s.普里切特所言，奥威尔“很喜欢战争，因为他不仅把它视为和纳粹的战斗，而且是和统治阶级的战斗”。康诺利也认为：“在大轰炸下，在炸弹、壮观场面、瓦砾、物资短缺、无家可归者和革命情绪日益高涨的迹象中，他特别自在。”
尽管对战争十分投入，但随着其预言可怕地得到实现，他也能从周围的破坏景象中得到一种美学上的愉悦。在战时日记中，他把击毁一架敌机比作击中一只猎禽，还记录了伦敦着火的惊人场面：
今早我头一次看到一架飞机被击落。它从云层中慢慢掉下来，头朝下，就像头顶上的一只鹬鸟被击中。
我们坐在康诺利的顶楼公寓里看圣保罗教堂那边的大火和河边某处一个油罐冒起的浓烟，斯莱特（汉弗莱·斯莱特）坐在窗边说：“这正像在马德里——很让人怀念。”
……我主要被火焰的规模和美丽所打动。[3]
随着报纸及出版业战时被大幅削减，小杂志被停掉，出书变得越来越不容易。因为戈兰茨出版社为《鲸内集》（inside the whale）仅预付20镑，奥威尔不得不比以前更辛勤地写作随笔及书评（仅在1940年，他就写了75篇文章），但一周只能挣5英镑。从1941年到1946年，他为纽约的左派但是反斯大林的《党见评论》（partisan review）主持过一个名为“伦敦来信”的专栏，在社会主义派的《论坛报》（tribune）上发表多篇文章，也为康诺利的《地平线》杂志写过一些属于他最好作品之列的长篇随笔。国内税收局催他交税时，他从来懒得拆信。“有什么用？”他问法弗尔，“我这儿实在榨不出什么油水。”
现金的严重短缺意味着奥威尔可以——真正说来是被迫——恣意满足自己对不舒适生活的偏好。1940年5月，他和爱琳搬到伦敦后租了一处阴暗而且很糟糕的两居室公寓，就在贝克街附近查福德路18号多塞特郡会馆大楼的楼上，下面有几间店铺。上4楼没有电梯，还得跟别的租客共用一间浴室。但在他们破破烂烂的财产和廉价的二手家具中间，他们仍把为其珍视的玛丽·布莱尔夫人肖像挂了起来。像契诃夫一样，奥威尔的性格及作品都属于理想主义。他脾气暴躁、行为古怪，但仍让人觉得可爱。他和爱琳都放弃了自己的一部分配给，以便别人——他们不认识的人——能多吃点。莱蒂斯·库珀曾写道：“她和乔治总在过艰苦日子，总在离家躲炸弹，总处于困境，但又总在帮助别人，从未因为所处困境而烦恼。”他们奇怪地会吸引炸弹，但除非真的炸中他们的房子，他们从未太担心炸弹。跟在西班牙时那样，爱琳（就像奥威尔）对危险无所谓，甚至为之兴奋。奥威尔在战时日记中写道：“格林威治挨了很多炸弹，其中有颗是在我和e通电话时炸响的。交谈突然出现了停顿，然后有一阵叮里哐当的声音。我问：‘怎么了？’e说：‘就是窗户塌了。’”每当有一颗炸弹冲他们而来时，他们躺在床上，他贴着爱琳能感觉到她的心跳加快。他依赖于爱琳，把她比做“一根好用的旧拐杖”，这话出自他口，已经算是高度赞扬。1940年6月，跟以往一样，他对自己糟糕的身体和战争的危险心中有数，但仍对自己及生活目的持积极态度：“尽管身体糟糕，没有子女，可我仍有那么多活下去的理由。”[4]
2
战争的危害给他们的婚姻带来很大压力：分居，基本食品及日用品紧缺，经济紧张，住房糟糕，繁重的工作，大轰炸带来的震动，还有在爱琳这方面，1940年兄长和1941年母亲相继去世。小说家安东尼·鲍威尔在战争即将结束时成为他们的朋友，他说爱琳尽管能干，但“总是一副在操持家务压力下吃不消的样子，那种家务向来不易操持。她可能在性情上有点太在乎奥威尔，他自己时时陷入忧郁，让她太容易感染上同样的心情”。
在这种战争气氛下，伦敦人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他们在生活中感情更为充沛，情事上相当自由。奥威尔告诉西莉娅·古德曼（她在1945年成为其好友），战时他和爱琳彼此不忠过。他对她情事的态度似乎是放任自流，她则会嫉妒他的。他跟英国广播公司和《论坛报》的秘书有染。谁是爱琳的情人则未有确切证据，不过有两位可能是，即卡尔·施尼茨勒和乔治·柯普，他们都是欧洲大陆人。施尼茨勒是个德国难民，1943年前一直被拘禁，后来当了一名电气工程师。他和爱琳是在格林威治她哥哥家认识的，有时去沃灵顿村并和爱琳一起去疗养院看望奥威尔。莉迪亚认为他爱上了爱琳，但很了解他的戴维·阿斯特相信他们只是普通朋友。[5]
乔治·柯普显然喜欢爱琳，他曾开车送她去阿拉贡前线看望奥威尔，在从法西斯的监狱死里逃生后给她写过信。在土伦康复后，他加入了法国外籍军团，又英勇地参加了另一场战争。在他1940年9月8日写给爱琳的一封长信中，柯普详述了其冒险经历（也许有所夸大）：“我记得你曾祝我‘打场好仗’——那么，我做到了。我在埃纳河、马恩河、塞纳河、荣纳河都打过仗，在荣纳河那里，我最终受伤被俘。你肯定听说过——大概吧——那些可怜的法国步兵的命运，他们被背叛，没有坦克和飞机，以一敌三十，打了场毫无取胜希望的仗。”
据柯普所言，6月15日，他向一个德国兵开枪以警告法国人有卡车及坦克正逼近其军营。作为报复，他的左前臂和左肺被打穿，最终失去一个拇指，另外两个手指也丧失功能。他被送到一个法军急救中心，在那里极差的条件下，病人不久就从700减少至300。他形容了那种让病人不省人事的方法，即一脚踢在太阳穴上（“这会让埃里克感兴趣”），以便医生不用麻醉剂动手术。逃离医院后，柯普好不容易到了里昂，在那里他感到泄气。他憎恨地说，打胜仗的德国兵这时占有了所有女性：“那些女人都成了胜利者的战利品。”
想到爱琳时，柯普的信变得热情洋溢。像个美食家的他描述了甘美多汁的甜瓜、凤尾鱼馅饼和知道她会喜欢的巧克力蛋卷，他也描述了处处长着金松树的法国风景，那令他想起从巴塞罗那去圣母山的沿途。他告诉她：“我想有一天带你到这儿看一看。”他计划去英国参加戴高乐将军领导下的自由法国运动，在信末感情洋溢地写道：“我想我没必要告诉你能看到你、听到你的声音，还有看到希望都安好的家里每个人时，我会多么高兴，你全知道。你甚至知道我要送给你什么样精心挑选的三色堇。爱你的，乔治。”这封感人而亲切的信属于欧洲大陆风格，而不是英国的，乔治在信中表达了对爱琳的热烈感情，这部分是出于他们以往的同志情谊，部分是因为他在两次战争中感受到的孤独及痛苦。爱琳对他的感情有无超过热忱的友谊则不得而知。
养好伤后，摧不垮的柯普在法国工业生产部当了名顾问工程师。他在1943年7月重新露面，并暗示说：“那不是份全职工作，没能阻止我完成别的职责，那跟我的工作区别很大。”这些秘密职责包括潜入敌人后方（就像希腊神话中的奥德赛匿身羊腹下那样，他抓着火车的底部），为英国海军情报部门侦察德军情况。由于被出卖给德国秘密警察，英方在1943年安排他逃出法国。奥威尔曾告诉他：“如果你离开法国，来我们家吧。”柯普接受了邀请，住到了格林威治的奥肖内西家。[6]
奥威尔永远不能期望能创造与柯普相若的英勇事迹，但当英国地方军1940年6月成立后，他马上就加入了，而且在伦敦北部的圣约翰伍德区一直服役到1943年因病退伍为止。他渴望打仗，曾告诉诗人燕卜荪[7]：“我手里有这个国家一半人梦寐以求的东西，即一张（免服兵役的）黄卡……可我不想要。”在听说伊夫林·沃（也出生于1903年，参战时年纪已经太大）在突击部队服役时，他曾问保守党党员安东尼·鲍威尔：“为什么左派不能那样做？”他最想做的，是“死于战斗中并享受到先杀死别人的满足感”。
在地方军并无多少杀敌机会，这支军队的主要职责是“接手警戒之责并向正规军输送士兵与入侵的德国人或者去国外打仗”。这支新部队成立之初颇不顺利。自愿参加的人很多，但是“没有组织，没有训练设施，最重要的是没有武器……在地方军成立后几个月里，它不仅在外表上，而且给人的感觉很滑稽，因为他们扛着木头步枪操练，或者用不存在的轻机枪练习巷战”。1941年7月，“伦敦地区地方军的首次集合暴露出了交通上令人担忧的不足，和对部队基本纪律的完全漠视”。[8]谁都明白，如果在战斗中遇到德国士兵，他们会被消灭掉。
奥威尔对水平很差的头头极为愤慨，他们在拉帮结派习气下打想象中的仗。那些军官大部分都是六十多岁，死硬而且傲慢，只知道打阵地战。地方军接受了一位将军的训话后，奥威尔说：“那个屡见不鲜的年迈昏庸之人实际上是个老朽，做了番我听过的最乏味的讲话。”更糟糕的是，他自己那一排的指挥官以前是个莫斯利的法西斯派黑衫党成员。地方军以热忱的业余战士为基础成立后，他们往滑膛枪的弹药掺做蜡烛用的油脂，并用水泥块来练习投手榴弹。两年后，在一次紧急集合中，他们仍是不可救药地准备不足：“集合连队和分发弹药花了四个半小时，让他们进入战斗位置还需一小时。主要是受到瓶颈所限，即拒绝发放弹药，而让每个人都去总部领取。”
装备及训练皆不足的地方军肯定让奥威尔想起在列宁军营操练马统工党的志愿军，他天真地希望他的小队会成为一支脱胎换骨的民兵力量。他参加了在奥斯德利公园举办的一项课程，由汤姆·温特林厄姆和汉弗莱·斯莱特（他们都在西班牙打过仗）讲授，内容是如何进行巷战、徒手搏斗、伏击坦克、运用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术。被提拔为军士后，奥威尔手下指挥20人，其中包括他的出版人弗雷德里克·沃伯格。
奥威尔一直喜欢玩炸药，小时候就开始拿炸药做试验。爱琳的一个朋友惊称：“你知道他做炸弹，大概是汽油燃烧弹。”她也引用爱琳曾怒气冲冲抱怨的话：“我能忍受往壁炉台上搁炸弹，可我受不了床下边放一挺机关枪。”地方军给了他一个很好的机会，来进行他一生中最震耳欲聋的爆炸。据沃伯格所言，他们有座栓塞式迫击炮，那是绝佳的反坦克武器，“原本的设计是在400码距离内非常准确地投掷重50磅的塑性炸药”。当奥威尔把错误种类的炸弹放进去并下达开炮命令后，那个握持迫击炮的人门牙全被打掉，另外一人则整整一天一夜不省人事。[9]奥威尔军士对手下人造成的危险显然比对看不见的敌人的威胁更大。
3
经济总是窘迫的奥威尔愿意写任何种类的新闻报道，从1940年10月到1941年8月，他为《岁月潮汐》（time and tide）杂志写了26篇影评，这是一份政治上独立的周刊，由一位威尔士煤业大亨的女儿朗达小姐主编。他思想上过于认真，因而难以喜欢流行电影，而写影评并不适合他，他在1941年8月加入英国广播公司后，就放弃了这项工作。在《保持叶兰繁茂》中，戈登就不愿意“坐在有垫的座位上，在温暖、带有烟味的黑暗中，让银幕上闪烁不定的滥编剧情令你渐渐忍无可忍”。在《一个书评家的自白》（1946）中，奥威尔曾抱怨道：“电影评论者甚至不能在家工作，而是必须参加上午十一点的内部试映，除了一两次明显的例外情况，意料之中的是他会出卖自己的名誉，仅换得一杯劣等雪利酒。”
奥威尔写过影评，这是他职业生涯中少有人知的一面，但他写时折射出了他对盟军1939至1941年大败的焦虑。纳粹入侵波兰，挪威、丹麦、比利时、荷兰及法国被占领，敦刻尔克撤退和对英国（始自1940年8月）的空袭，南斯拉夫和希腊被征服，航运业被德国潜艇摧毁及列宁格勒之围——这些事件导致欧洲大陆几乎全在希特勒控制之下，英国有亡国危险，而美国尚未参战并扭转局势，开始使局势对盟军有利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和阿拉曼战役还是在很久以后的1942年11月，在当时是难以想象会出现的。在影评中，奥威尔特别提到战争开始后两天被鱼雷击沉的“雅典娜”号客轮，上面有1400名乘客，俄罗斯的坦克战，还有韦弗尔将军1941年2月在利比亚及阿比西尼亚取得的大捷[10]。逃避现实的娱乐也能鼓舞起士气，但奥威尔没有心情欣赏其多少具有的好处，他憎恶《里斯本一夜》（one night in lisbon），怒火中烧地写道：“真是烂透了！真是令人作呕、败坏精神的垃圾！当几千辆坦克正在波兰平原上作战，疲惫的飞机制造工人溜进烟草铺低声下气地要一两根廉价烟卷时，谁竟敢以这种色彩表现战争？”
奥威尔对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电影不感兴趣，而且不像其同时代人格里厄姆·格林和詹姆斯·艾吉[11]，他甚至很少提导演的名字。他看重的，主要是电影的政治、社会和道德内容、其宣传价值、反映战争进展的方式以及英美两国电影业之不同。奥威尔评论的主要是电影劣作，他的影评通常简短而且公式化：以一句评论开始，讨论剧情、简评电影和提及演员阵容，着重褒扬英国资深性格演员。他喜欢嘲笑这种新媒体的技术缺陷，曾评论诺埃尔·康沃德[12]的《有苦有甜》（bitter sweet）中十分糟糕的早期染印法令演员的脸变成“蛋白加粉红色……装饰性品红和中毒般的绿色”。就像在《上来透口气》中那样，奥威尔毫不掩饰他对美国流行文化及其对英国人生活所产生的影响的不屑。乔治·库克尔[13]的《快乐的特里克塞乐太太》（the gay mrs. trexel）令他反感而且恼火，称其“缺少像样和有智慧的人生观”。[14]
美国文学中时常出现暴力的现象也令他反感，后来他在关于侦探小说的评论《拉弗尔斯和布兰迪什小姐》（raffles and miss ndish）中探讨了这一现象。他的反感之情让他在看到一部好作品时也未能欣赏。在奥威尔看来，拉乌尔·沃尔什[15]的匪帮片《崇山峻岭》（high sierra）代表着虐待狂、崇尚霸道和手枪战的本质，而且与多愁善感和反常的道德观令人反感地相结合。他写道：“鲍嘉是个大人物，他拿枪柄往别人脸上砸，眼看着匪徒同伙被烧死，然后轻描淡写地说：‘他们只不过是小地方来的。’但是他对狗和气，当他陷入对一个身患残疾、对其过去一无所知的女孩的‘纯洁’爱情中时，那按说是非常感人的。到最后他死了，但显然指望我们会同情甚至崇拜他。”奥威尔忘记了自己的暴力倾向和杀死几个和尚还有在死前干掉几个纳粹兵的渴望，他忽视了鲍嘉的精湛演技和他所扮演的情感复杂的角色——一个正直的罪犯，自有一套荣誉准则。
查理·卓别林的《大独裁者》（the great dictator）挑战了奥威尔对好莱坞的偏见，卓别林通过荒唐的喜剧表达严肃观点的做法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称赞“关于与冲锋队作战的宏大场面在感人程度上少一些（或许是多一些），因为可怜的犹太家庭的悲剧与（闹剧式）幽默混合到了一起”。他描述了小个子犹太人理发师怎样被错认为托马尼亚的独裁者兴格尔，并说这部电影中的伟大一刻发生在当那个理发师被纳粹高官包围，等着他发表庆祝胜利的讲话时：“查理没有讲那些人期待他会讲的话，而是做了番宣扬民主、宽容和公认得体标准的讲话……这是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听到过的最有力的宣传之一。”
尽管奥威尔相信电影在技术上有弱点，比起哑剧来，没有更统一化，给人“一种印象是用小段绳子绑到一起的”，他觉得这部电影很感人，因为他理解了卓别林的独特才能，“他有那种力量，能代表普通人的精华，代表普通人心中存在的对正派根深蒂固的信念——不管怎么样在西方是如此。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其中民主几乎到处都在退步，超人控制超过四分之三的世界，自由被见风使舵的教授们曲解，对犹太人的迫害受到和平主义者的辩护……卓别林的魅力在于他有重申事实的力量，事实就是‘民声即天声’，巨头全是害人虫，这种事实被法西斯掩盖，而且很具有讽刺性的是也被极权主义所掩盖”。[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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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日记中，奥威尔把自己写评论文章时的下笔千言与写书时的殚精竭虑做了对比。对其重要著作，他一般至少重写三次，个别段落会修改多达十次。战争初期，他出了两本薄薄的书，收入几篇写法巧妙的阐述及评论文章。《鲸内》（inside the whale）由戈兰茨出版社于1940年3月出版，其中包括三篇随笔（评论）：一篇关于查尔斯·狄更斯，一篇关于男孩所读周刊，还有一篇关于亨利·米勒的同题文章。《狮子与独角兽》（the lion and the unicorn）1941年由塞克和沃伯格出版社出版，这是一篇关于设想在英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随笔长文。在《英格兰，你的英格兰》（ennd，your ennd）的开首一节，他阐述了英国的国民性。
尽管奥威尔那篇评论是最早对狄更斯进行批评性研究的文章之一，但如今仍因其清新、广度和启发性而颇具价值。它写得明晰、生动且完全不用术语，在不长篇幅内做了大量表述。奥威尔热心阅读各种长篇小说，对狄更斯的生活及著作、对他那个时代的社会及政治历史的掌握令人叹服。他的评论（就像书中另两篇）触及了一个关键问题：什么是小说的“寓意”？它与作者的生活有何关联？它如何反映政治背景？一个小说家应否有政治目标？三篇文章都微妙地具有自传性质，它们探究了奥威尔生活、阅读的诸方面，列明他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写作目标。
文章一开始，奥威尔就提出了一个惊人断言，说狄更斯是个“很值得偷窃的作家”。他曾被左派及右派拉到自己的阵营，但他两个阵营都不属于。接着奥威尔提出了关键问题：“他的社会、道义及政治立场究竟如何？”狄更斯无政治宏图，他笔下的主要人物大都取材于他自己所属的城市中等偏下阶层，他笔下的贵族角色是漫画式的，底层社会角色不是罪犯就是滑稽人物。他从未描写过工作，而他笔下主人公的理想是安安稳稳居家过日子。那么，为何狄更斯是位伟大作家？
奥威尔声称解决社会不平等有两个可能途径：革命或道德说教。革命者认为可以通过改变制度来改进人性，而狄更斯那样的道德家相信只有人们的心意转变，世界才会改变。奥威尔引用《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中的话来揭示狄更斯害怕暴民的歇斯底里性，并认为革命总会带来对权力新的滥用。奥威尔写道：“总会出现一个新暴君等着接替旧的——一般说来不是特别坏，但到底仍是暴君。”这一看法也成了《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潜在的主题。奥威尔坚持认为狄更斯应有一个政治目标，并且列出了狄更斯作为思想家的一些缺点，但接着又改变了自己的论点，说这些显而易见的缺点实际上是优点：“狄更斯不是大家所接受意义上的革命作家，但要是认为仅对社会进行道德批评可能没那么‘革命’，那也未必——而革命说到底，意味着彻底改变。”
奥威尔以令人难忘的警句表达了他的深刻见解，认为狄更斯细致入微的描写“全是片段，全是细节——糟糕的建筑，滴水嘴却很精致——只是当他塑造一个到后来被迫在行为上前后矛盾的人物时，才比这更差”。狄更斯是个道德家，他“总在说教，这是其创造性的最终秘诀”，因为“你只有在能够关心的情况下才能创造”。奥威尔自我反省式的结语把狄更斯写得栩栩如生，并让我们看到其精神与我们的相通：“这张脸属于一个总在与什么做斗争的人，但他公开斗争，不曾害怕，这张脸属于一个通常都在愤怒的人——换而言之，他是个19世纪的开明派，一个自由思想者，一个被所有那些正在争夺我们的灵魂、冒着臭味的破正统派以同等仇恨所仇视的人。”
在奥威尔看来，狄更斯远不止是个小说家。他提到狄更斯开拓了把一个小孩作为受害者来写的主题，描写了狄更斯童年时在一间黑色涂料厂干活对其留下的伤害，并且花了较长篇幅讨论他两部最具自传特点的长篇小说《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和《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他清晰记得他是九岁时读到《大卫·科波菲尔》的，当时他以为那本书一定是个小孩写的。在他写作《如此欢乐童年》时，那两本小说影响了他如何回味起他在预备学校度过的日子。他也是被迫进入一个难挨和令其羞辱的环境，害怕丢脸和失败。奥威尔笔下的温斯顿·史密斯涉足人世时，是个父母双亡、身心受创的孩子，他之所以被奥布兰的魅力所获，部分也是因为他没有父亲。
在《男孩周刊》（boy''s weeklies）这篇有趣的社会学分析文章中，奥威尔又回味起了另外一种童年时的读物——如《宝石》（gem）和《磁石》（ma）——那些读物在男孩中流行了三十多年。他首先说明了那些故事的基本套路：里面的男孩永远不长大，性完全不得被提及，追求高档物品可耻，所有外国人都滑稽，英国无论何时都正确，总能打胜仗。接着，他谴责了精心为之，但此前尚无人注意到的宣传特色。那些周刊的小读者“看到他们想看到的，但那些是裹在错觉中让他们看到的，他们未来的雇主认为那些错觉适合他们，即：认为我们时代的主要问题不存在，自由资本主义完美无瑕，外国人都是无关紧要的喜剧人物，大英帝国以广济天下为己任，而且永世不堕”。在这些虚假的右翼色彩故事中，时钟有意停在了1910年：“大不列颠如日中天，谁也没听说过衰退、繁荣、失业、独裁、清洗或集中营。”
此言甚是，但奥威尔对其论点阐述过头了。那些周刊的目的是娱乐，很少有男孩会想读到经济循环或政治压迫。尽管如此，他对大众文化的新视点打开了严肃研究的领域，因而极具影响。如小说家、评论家戴维·洛奇（david lodge）最近说，他还是个学生时，他着迷于读“那些以聪明、易懂、不用术语的方式讨论诸如漂亮的明信片、男孩看的漫画书及通俗小说之类的随笔。我会认为奥威尔影响了我写评论文章时的努力方向”。[17]
《鲸内》一文中，奥威尔通过惺惺相惜地把自己与亨利·米勒进行对比，并和20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的主流文学传统进行对比，从而也将自己在当代文学中定了位。尽管米勒的《北回归线》（tropic of cancer，1931）似乎跟奥威尔的作品恰成对比，但其背景地也是他在《巴黎伦敦落魄记》中写到的20世纪30年代的巴黎。跟米勒一样，奥威尔跟经济危机前巴黎那个风光的文艺圈没有联系；尽管《北回归线》有淫秽和超道德的一面，但它代表了奥威尔可能也会写及巴黎之堕落的那种小说。奥威尔觉得自己对米勒笔下整个氛围非常熟悉。他说，当你读这本小说时，“你一直会有这种感觉，即这些事情全发生在你身上”。奥威尔为米勒所受的创造淫秽作品的指责做了辩护，他说：“如果堆砌脏词就能轻松赚钱，那么有多得多的人都能发财。”（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奥威尔的那本《北回归线》在英国属于违禁品，正当他为其写书评时，两个侦探突然来到沃灵顿村没收了此书。）
米勒和奥威尔及20世纪30年代大多数作家都不一样，不一样在他有消极、无关政治的态度和尽管漠然，然而讲究现实地接受世界现状。在这篇评论的第二部分，通过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重要的英语作家们所传递的“寓意”，奥威尔解释了米勒对当前文学使命的逃避。a.e.豪斯曼愤世嫉俗的特点和激烈的异教信仰、他所暗示的对性的厌恶和个人对上帝的不满使他成为战后最重要的诗人。但不久，他就被20年代更具试验精神的作家所超越——乔伊斯、艾略特、庞德、劳伦斯——他们以一种人生的悲剧感替换了乔治时代[18]诗人对大自然的崇拜。此两派从不同程度上说都是逃避者，豪斯曼和乔治时代诗人的作品令人想到工业前时代英国村庄里的茅草屋顶和肌肉发达的铁匠，而更为前卫的作家则把目光投向“罗马、拜占庭、蒙帕那斯、墨西哥、伊特鲁里亚人[19]、潜意识、腹腔神经丛——无处不及，只是除了真正发生着事情的地方”。
20世纪30年代的奥登—斯彭德派诗人反感前一辈诗人悲观和极端保守的观点，而将文学引入严肃目标。到1930年，诸如宗教、家庭、爱国主义和帝国的传统价值观失去了意义。在对抗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英国的知识分子受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些生活在自由主义和享有人身保护权国度的作家接受甚至宽恕了“俄罗斯政权的清洗及格别乌（秘密警察）之方面及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恐怖做法”，在那个五年计划中，有成千上万人被杀，因为他们不能理解其意义。奥登《西班牙》一诗中的短语“必要的杀人”“只有那些在其看来，杀人至多只是个词语的人才能写出……只能当你是那种在扣动扳机时总不在场的人时，奥登的超道德主义才有可能实现”。
据奥登的传记作者所言：“关于这句奥登本人说过：‘我不是为极权主义的罪行开脱，只是想说当每个正派人发现自己无法采取绝对和平主义立场时肯定会想到的……如果有正义战争这回事，那么为了正义，杀人可以是必需的。’然而，也许是出于奥威尔的批评，他把那行诗改成了‘自觉接受杀人事实中的罪过’。”在最后一节中，奥威尔又写回了米勒，后者跟他一样，对于现代文明即将被毁有着同样感觉，但不愿为此做任何事。奥威尔承认比喻性地待在鲸鱼肚内是种不负责态度的宣言，具有吸引力，他甚至容忍这种态度，因为它毕竟表达了大多数人的感觉。但自己却无法采取这一立场，因为正如他在预示《一九八四》的写作主题时所说：“我们正进入一个极权主义专政时代——在这个时代，思想自由将首先是种死罪，然后成为一种毫无意义的抽象行为，独立自主的个人将被消灭干净。”[20]
评论者对奥威尔政治和文学兼顾的分析反应甚好，他们也称赞他明智和下笔一针见血。菲利普·马雷特（philip mairet）认为他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说他“太认真而无法写作，除非在他感兴趣时；但他的性情太活跃，对任何事感兴趣时，都必须也为之做些什么，而不仅仅是写它”。v.s.普里切特称赞那“清楚地揭示了一个活跃、独特和不肯人云亦云的人”。昆妮·利维斯[21]是第一批让人们认识奥威尔评论文章之独特性的评论者之一，她在《细阅》（scrutiny）中承认了奥威尔个人经验的价值：“他在各阶层和几个国家中都积极生活过，他不是那些透过政治眼镜看待文学的常见的空谈派布尔什维克。”
宣传性质的《狮子与独角兽：社会主义及英国的天才》是探照灯出版社所出小册子丛书中的一本，它提出了解战时问题的社会主义性质解决办法：将大工业国有化，限制收入，改革教育，给印度以自治地位，大英帝国总议会中要有有色人种代表，与法西斯列强受害国结盟。工党政府1945年当选后，这些设想中的许多都得到了实行。
此书第一部分《英格兰，你的英格兰》（1941）后来曾单独重印，成了一部独立作品，此标题来自w.e.亨里[22]的爱国诗《为了英格兰》（for ennd''s sake，1892）：
我为你做过什么，
英格兰，我的英格兰？
有什么我不会去做，
我自己的英格兰？
奥威尔的随笔分析了英国与众不同的文化特点及阶级结构，并把英国人信奉正义及客观事实与法西斯敌人崇拜权力及恐怖主义做了对比。如在《鲸内》一文中那样，通过阐释英国人生活中的好坏两方面，他也含蓄地暗示了自己的性格及理想。
就像在《巴黎伦敦落魄记》和《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那样，奥威尔在这篇《英格兰，你的英格兰》一开首，就对一个从国外回到英国的人会注意到的声音、气味和事物现象精彩综述道：“啤酒更苦，硬币更重，草更绿，广告更唬人。大城市的人长着略呈球状的脸，牙齿不好，举止文雅，跟欧洲大陆人不一样。”接着他总结了英国人以揭示他们与其他国家之人的不同之处。他们在音乐或视觉艺术上缺少天分，不喜欢抽象思想、势利、排外、虚伪、重视隐私权及个人自由，尽管其宗教信仰并非坚强，但很看重道德及守法。其温和表现在厌恶战争及军国主义，趋于支持弱势一方。就像艺术上的迟钝被杰出的文学所平衡一样，他们的智能不足也被按本能行事的能力所平衡，所以温和跟如鞭打及像绞刑这种残暴行为相结合，个人自由和阶级界限分别与财富、特权总体上的不平等相结合。
奥威尔想通过赞扬同胞的与众不同之处和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的美德，从而为战争中的他们鼓劲，同时，他也从一个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出发抨击了本国政治制度。他提出英国参战不是因为历史意义上不可避免，或是因为独裁者的侵略政策，而是因为英国统治阶级的没落和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执行的导致严重后果的绥靖政策。就像那10年中的英国作家无视俄罗斯的现实，只因共产主义反对法西斯主义而支持其那样，英国政治家接受了法西斯主义，因为它与共产主义为敌。英国（和法国）在西班牙内战中严守中立，而让德意帮助佛朗哥打赢内战。英国统治阶级在道德上无损，但“在其收入和原则之间摇摆不定”，“两边都极不讨好”。奥威尔跟他那时的大多数作家都不一样，他认识到法西斯主义和伪社会主义都是反民主的。
当帝国主义者随着大英帝国的死气沉沉而走向没落时，知识界的观念得自欧洲大陆，并以自己的国家为耻。奥威尔曾属于这两个集团，但在两集团内都保持孤立。他明白大英帝国气数已定，并欢迎殖民地独立，但他对帝国经济和军事方面的事实都有所掌握，使他不会陷入“那些生活在观念之中，跟具体现实少有接触的人具有的情感浅薄”。跟那些世俗的死硬分子及势利的知识分子不一样，奥威尔为自己国家的文化感到自豪。在智能以及爱国方面，他堪称典型。
1941年5月，此书出版后三个月，民主社会主义俱乐部请他去牛津大学演讲。诗人菲利浦·拉金（philiprkin）回忆道：“我们把迪伦·托马斯[23]安排到伦道夫酒店住，而把乔治·奥威尔安排在一间没那么好的旅馆。我想那篇是我读到的第一篇有见识的批评性随笔。”[24]
5
奥威尔30年代初从距首都遥远的南沃尔德搬到伦敦后，大大扩展了他的朋友圈，认识了里斯、普洛曼和《阿代尔非》杂志的一些作者（如赫彭斯托尔及塞耶斯等）。与此非常相似的是，当他10年后告别沃灵顿村的孤寂生活搬到伦敦后，又结识了一些重要的新朋友——托斯科·法弗尔、戴维·阿斯特和阿瑟·库斯勒。伦敦正在被轰炸，却将人们拉近，并营造了一种战时的同志情谊。
亲切、文雅、忠诚的法弗尔（1907—1985）出生于德国科隆，先后在瑞士和英国剑桥大学受教育，30年代跟信仰犹太复国主义的父母移居巴勒斯坦。二战时，他在北非和意大利参加了心理战。1945年，他接任奥威尔成为《论坛报》文学编辑，后来又为英国广播公司工作。他在1940年1月通过沃伯格认识了奥威尔，两人开始为探照灯出版社编辑一套丛书。他发现他们在文学及政治方面有很多共同兴趣。法弗尔后来对他非常了解，写过一篇关于他的观察入微的回忆录，另外就像朗西曼和赫彭斯托尔一样，觉得在创造奥威尔作为一个小农场主、城市无产者和具有牺牲精神的理想主义者的传奇中，奥威尔本人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对奥威尔所住的查格福德街上由马厩改建的公寓与其会面的情形记忆犹新：“那是一间或两间无装修、条件很差的公寓，一副十分清贫的样子。我看到的是一个非常高大瘦削的人，外表看起来比真实年龄显老，眼神温和，脸上有深深的沟纹，隐隐说明他在受苦。‘圣徒’一词是在他死后，由他的朋友及评论家中的一位（v.s.普里切特）使用的，嗯，也许他有点儿那种特点。个人举止上，肯定一点也没有那种咄咄逼人的小册子作者特点。他局促不安，几乎过于温和，他自己是这样，妻子也是……奇怪地有种超然物外的特点。”
戴维·阿斯特的父亲是拥有《观察家报》并且是普利茅斯选区保守党国会议员的阿斯特子爵二世，他的母亲——出生于美国的南希·阿斯特——是第一个被选入下议院的女议员，并在1919年接替丈夫成为国会议员。戴维1912年出生，曾受教于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二战时在皇家海军陆战队服役。从1948年到1975年，他一直担任《观察家报》编辑。虽然他是在白金汉郡克莱夫顿的家族庄园里非常奢华的条件下长大，但他使《观察家报》成为“英国当代新闻界中最激进的自由派报纸，代表英国及全世界的压迫者、少数派及被迫害者进行激烈斗争”。
他和奥威尔约在1941年12月相识，那是阿斯特请康诺利推荐一位“擅长写政治”的作者之后。他们在英国广播公司附近一间旅馆共进午餐，两人一见如故。阿斯特觉得他直率、不拘礼节、易于相处。“我们一拍即合。”阿斯特回忆道，“我觉得他跟我性情相似，马上就能谈到一起。”他们讨论了奥威尔可以怎样为《观察家报》工作，而且他热情支持印度独立。他也成了阿斯特的好友和政治上的指导者，让他“意识到战后非洲的非殖民化问题”。阿斯特把奥威尔的《政治与英语》（politics and the englishnguage）——这是个思路清晰地思考和写作的样板——给报社里每人发了一份。“抓住奥威尔，”库斯勒曾经建议，“他永远不会让你失望”——他的确没有。阿斯特说：“我真的喜欢他。他很让人喜欢：真诚、正直、坦率。”[25]阿斯特克服了所有阻力——包括奥威尔不愿求助——在奥威尔在世的最后几年里成了他的资助人，就像在其事业之初时的里斯那样。奥威尔跟库斯勒的友情是两个性情相反者之间的联合，建立在他们在西班牙几乎丧命的共同经历基础上，因为同为左派和反斯大林主义的立场，这种友谊牢不可破。库斯勒来自中欧，是个犹太人，前共产党员，四海为家者，享乐主义者，跟女人逢场作戏，也是工作狂、酗酒者和不安分的旅行者。他1905年出生于布达佩斯，在维也纳学习过工程学和心理学，然后当上了德国乌尔斯坦报系的一名科学记者。他1931年加入共产党，在俄罗斯待了一年，1938年脱党。西班牙内战期间，他作为伦敦的《新闻记事报》记者，在法西斯军占领马拉加省后被关了几个月。每天晚上，他都会听到处决一批批共和军战士的枪声，他自己一直生活在被枪毙的恐惧中。1938年2月，奥威尔在评论《西班牙实证》（the spanish testament）一书时写道：“它在心理学上极具重要性——很可能是西班牙内战所产生的最诚实和最特殊的文献。”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库斯勒从一个法国拘留营逃出来，一番曲折后到了英国，在那里他第三次被关押（他说本顿维尔监狱是他最喜欢的监狱）。1940年，他出版了杰作《中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它描写了莫斯科大清洗审判的受害者所受的心理影响。1941年1月（奥威尔要再过一个月才和库斯勒相识），奥威尔评论此书时写道：“尽管它是一本出色的小说，也是一份监狱文学，但其最具价值之处，很可能在于它是一份莫斯科‘招供’的解释，由一个从内部了解极权主义手段的人所写。”库斯勒知道流放和迫害意味着什么，也理解——跟奥威尔一样，但在英国很少有其他人理解——革命理想主义不可避免被权力的腐蚀性影响所毁。如小说家约翰·班维尔所言，库斯勒“感情上是个标准的中欧人：背井离乡，老于世故，有雄心，缺少自信，渴求经历，参与政治，被绝望折磨”。[26]
在弗雷德里克·沃伯格的安排下，奥威尔和库斯勒1941年2月中旬见了面。库斯勒完全了解西班牙政情和欧洲大陆各专制政权，这给奥威尔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评论了库斯勒的书，并在几项政治计划中与其合作，他去朱拉岛时，还安排库斯勒接替他在《观察家报》和《党见评论》的工作。在评论朋友的作品时，奥威尔总抱着极为公正的态度。他在1945年11月时关于库斯勒的戏剧《黎明酒吧》（twilight bar）写道：“对白一般，而且总体说来，这出戏显示了有想法和把它以戏剧形式写出来之间的差距。”奥威尔在12月拜访他时，库斯勒承认那出戏剧很糟糕，但又问奥威尔为何不能把批评语气稍稍软化一些。奥威尔认为这得由库斯勒负责，先是说他从未那样想过，后来还是承认他也许有点过于苛刻。他在1941年写了篇评论讨论库斯勒的作品，指出他写作中非常突出的弱点（康诺利也是如此）：“人们只有在不想当然地以为人生目的是快乐时才能快乐起来，但库斯勒几乎不能接受这一点，（库斯勒）身上存在明显的享乐主义色彩”，那解释了“他在与斯大林主义决裂后何以未能找到一种政治立场”。尽管他们的性情极不相同，奥威尔认同库斯勒的反极权主义观点。1946年3月，他们设法安排出版了一个波兰语小册子，揭露在1940年有超过1.5万名波兰士兵被杀害并埋在俄罗斯斯摩棱斯克附近卡廷森林的万人坑中。据沃伯格所言：“他只能跟阿瑟·库斯勒讨论他的作品。”[27]
跟阿斯特不同，库斯勒跟奥威尔首次见面时，觉得他很是咄咄逼人。库斯勒不以为然地把他形容为“非常冷淡，一个真正的缅甸警官”。他根本没想到他是个伊顿公学毕业生，而觉得他更像从教养院出来的。不过他一旦了解他后，奥威尔“是库斯勒这位个性鲜明的中欧知识分子怀着同等程度的友情及钦佩相待的极少数英国人之一”。他曾经每周一次在爱丽舍餐馆和奥威尔共进午餐，同在的还有法弗尔、朱利安·西蒙斯以及马尔科姆·马格里奇。因为他们两人都是悲观主义者，库斯勒觉得跟他在一起对自己更有激励作用，而不是让自己沮丧。他记得奥威尔说过：“躺在放了热水的浴缸里梦想拷打自己的敌人是多么惬意。”[28]库斯勒后来把自己和奥威尔的性格做了对比，他写道，奥威尔“久病不愈令他易怒，常对蠢人发脾气，但他内心也存在有待表现出来的无限仁慈甚至柔情。我对那心怀钦佩，有时是嫉妒”。1941年，当库斯勒和康诺利、斯蒂维·史密斯[29]参加国际笔会午宴时，他精明地“以5瓶勃艮第红葡萄酒打赌奥威尔5年内将成为一个畅销书作家”——他当然打赢了这个赌。康诺利喜欢模仿库斯勒浓重的匈牙利口音问：“最大的问题是：‘谁将打赢战争？韦非（弗）尔、法非（弗）尔还是奥非（威）尔？’”[30]
[1] 莱特斯·库珀，《黑色伯利恒》，第153—154、177、181—182页；《全集》，12.6（1940年1月10日信件）；西蒙斯，《奥威尔——回忆》，第39页；《全集》，12.277（1940年10月战时日记）。——原注
[2] 乔治·伍德考克（george woodcock），《透明的精神：乔治·奥威尔研究》（the cystal spirit：a study of george orwell，波士顿，1966），第13页；斯蒂芬·斯彭德所言，见谢尔登《奥威尔传》第325页；1998年12月24日在英国剑桥对西莉娅·佩吉·古德曼的采访。——原注
[3] v.s.普里切特，《〈门口的出租车〉和〈熬夜〉》（伦敦企鹅版，1974），第407页；康诺利，《黄昏的柱廊》，第341页；《全集》，12.262和12.468（1940年9月及1941年4月战时日记）。——原注
[4] 法弗尔，《乔治·奥威尔》，第109页；奥威尔档案库所藏莱蒂斯·库珀未发表打印稿《爱琳·布莱尔》；《全集》，12.452（1914年3月20日战时日记）；《全集》，12.197（1940年6月24日战时日记）。——原注
[5] 鲍威尔，《乔治·奥威尔》，第65页；关于卡尔·施尼茨勒，参见《全集》18卷第98页注解。——原注
[6] 奥威尔档案库所藏乔治·柯普1940年9月8日致爱琳的信；《全集》，15卷第175页注解（柯普1943年7月26日致奥威尔的信）；对昆廷·柯普的采访；迈克尔·柯普1998年12月9日致杰弗里·迈耶斯的信。——原注
[7] 即威廉·恩普森（william empson，1906—1984），英国诗人、文学评论家，曾任教于北京大学（1937；1947—1952）和西南联大（1939），著有《诗歌》《七种类型的含混》等。
[8] 燕卜荪所言，见格罗斯《奥威尔的世界》第94页；鲍威尔，《乔治·奥威尔》，第65页；《全集》，12.186（1940年6月战时日记）；菲利普·齐格勒（philip ziegler），《战时伦敦，1939—1945》（伦敦，1995），第107、103—104、106页。——原注
[9] 《全集》，12.202（1940年6月30日战时日记）；《全集》，13.249（1942年3月战时日记）；帕特里莎·多那休所言，见沃德海姆《怀念奥威尔》第119页；弗雷德里克·沃伯格，《所有作家一律平等》（all authors are equal，伦敦，1973），第38页；在s.p.麦肯齐的《地方军军事及政治史》（牛津，1995）中可以看到那种危险的栓塞式迫击炮照片。——原注
[10] 韦弗尔（archibald percival wavell，1883—1950），英国战地指挥官，在北非（1940—1941年）被德军击败之前曾追击意大利军队，1943至1947年任印度总督；阿比西尼亚是埃塞俄比亚的旧名。
[11] 詹姆斯·艾吉（james agee，1909—1955），美国诗人、小说家、电影剧作家和剧评家，著有电影剧本《非洲皇后》《猎人之夜》，以及小说《家庭中的一次死亡》等。
[12] 诺埃尔·康沃德（no?l coward，1899—1973），英国剧作家、演员、作曲家，擅长写风俗喜剧，著有《漩涡》《欢乐心灵》等。
[13] 乔治·库克尔（george cukor，1899—1983），美国电影导演，作品包括《小妇人》《费城故事》及《窈窕淑女》等。
[14] 《全集》，4.78；18.302；12.545（1941年8月16日影评）；《全集》，12.512（1941年6月14日影评）；《全集》，12.304（1940年12月7日影评）。——原注
[15] 拉乌尔·沃尔什（raoul walsh，1887—1980），美国导演、剧作家，作品包括《巴格达之贼》《执行者》等。
[16] 《全集》，12.543—544（1941年8月9日影评）；《全集》，12.314—315（1940年12月21日影评）。——原注
[17] 《全集》，12.21、31、51、56；《全集》，12.74、72；戴维·洛奇1998年10月11日致杰弗里·迈耶斯的信。——原注
[18] 主要是指1910—1920年间的英国文学风格。
[19] 蒙帕那斯是法国巴黎市中南部的一个区，位于左岸地区。该区的咖啡馆长久以来作为艺术家、作家和知识分子汇集地而闻名；伊特鲁里亚是位于意大利中西部的一个古国。
[20] 《全集》，12.88—89、104、103—104，汉弗莱·卡彭特，《奥登传》（波士顿，1981），第219页；《全集》，12.110。——原注
[21] 昆妮·利维斯（queenie leavis，1900—1982），英国文学评论家，文学评论家f.r.利维斯的妻子，著有《小说和读者大众》《小说家狄更斯》（与丈夫合著）和《随笔集》等。
[22] w.e.亨里（william ernest henley，1849—1903），英国诗人、批评家及剧作家。
[23] 迪伦·托马斯（dn thomas，1914—1953），威尔士诗人，著有《死亡和出场》《诗集》等。
[24] 迈耶斯，《乔治·奥威尔：重要遗产》，第177—190页；v.s.普里切特，《说回约拿》（back to jonah），《新政治家及民族》，19卷（1940年3月16日），第370页；《全集》，12.392、404、406；安德鲁·莫申所言，见《菲利浦·拉金：作家人生》（纽约，1993）第45页。——原注
[25] t.r.法弗尔，《一个作家的生平》，《世界评论》杂志（world reviews），第16卷（1950年6月），第18页；理查德·科克特所言，见《戴维·阿斯特与〈观察家报〉》（伦敦，1999）第2、121页（戴维·阿斯特好意送了我一本此书）；对戴维·阿斯特的采访。——原注
[26] 《全集》，11.113（1938年2月5日书评）；《全集》，12.359（1941年1月4日书评）；约翰·班维尔（john banville）在对戴维·塞萨拉尼的《阿瑟·库斯勒：漂泊者》所撰书评中所言，《伦敦书评》，1999年2月18日，第19页。——原注
[27] 《全集》，17.409（1945年11月30日书评）；《全集》，16.399；弗雷德里克·沃伯格所言，奥威尔档案库所藏英国广播公司电视节目《通往左派之路》。——原注
[28] 伊恩·汉密尔顿（iain hamilton），《库斯勒传》（纽约，1982），第81、166页；伊恩·汉密尔顿，对库斯勒的采访，第23页，爱丁堡大学图书馆；阿瑟·库斯勒所言，见科帕德《缅怀奥威尔》第169页。——原注
[29] 斯蒂维·史密斯（stevie smith，1903—1971），英国女诗人、小说家，著有《人人过上了好日子》《黄纸上的小说》等。
[30] 阿瑟·库斯勒与辛西娅·库斯勒合著，《广场上的陌生人》（stranger on the square，哈罗德·哈里斯编辑，伦敦，1984），第23页；弗朗西丝·斯波尔丁，《斯蒂维·史密斯传》（纽约，1989），第151页；在伦敦对戴维·阿斯特的采访。
奥威尔写于一个犹太人也不认识前的《巴黎伦敦落魄记》中有许多反犹言论。其中有一个很让人讨厌的红头发犹太人在巴黎开了间旧衣服店，买进时出价极低，并尽量诈骗顾客，还提到“揍扁一个犹太人的鼻子该是快事一桩”。他的俄罗斯朋友鲍里斯很不愿意跟一个“根本不知羞耻为何物”的犹太人同住，他讲了一个长着犹大式连鬓胡的坏透了的老犹太人，他为自己的女儿拉皮条。他总结说“一个俄罗斯军官的唾沫不值得浪费到犹太人身上”。第三个犹太人有一往英国偷运可卡因的妙计，他从受害人那里得到了六千法郎，然后给他们化妆粉而不是可卡因，因此多赚一倍。（《全集》，1.16、34、124—126）。但是一到他开始认识犹太人朋友——在汉普斯特德认识了乔恩·金奇、罗莎琳·奥伯迈耶和迈克尔·塞耶斯；在西班牙认识了本杰明·莱文斯基、哈里·米尔顿；法弗尔和库斯勒（他与后者在犹太复国主义和巴勒斯坦问题上意见不同）；在出版业认识维克托·戈兰茨和弗雷德里克·沃伯格，后来又认识a.j.艾尔、朱利安·西蒙斯和迈克尔·迈耶——他改变了态度，作品中没有了对犹太人的敌意。在一篇评论关于1945年4月《当代犹太人档案》上发表的《英国的反犹主义》的随笔中，奥威尔警告：“反犹主义在抬头，它被战争极大推动了，那些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和开明的人也未能免受影响。”——原注
第十一章战时宣传者
1941—1943
1
尽管《缅甸岁月》在印度被禁，奥威尔还是在1941年8月找到了为战争出力的工作，即在英国广播公司（bbc）东方部当讲座节目制作人。除了在1942年不多的写作收入（18篇文章挣60镑，《保持叶兰繁茂》带来6镑），他这时一年挣640英镑。1925年以来，这是他首次比在缅甸当警察时挣得多。这是件辛苦的工作：一周上班时每天工作9个小时，星期六上午工作3小时。除文化、教育和政治节目，他还得提供新闻评述，目的是说服印度知识分子支持战争中的英方。当1942年1月缅甸陷落，日军极有可能侵略印度时，这种宣传变得更为重要。
8月份，他参加了在摄政公园贝德福公学举办的两周速成培训，内容是战时宣传。在这一“说谎学校”里，包括诗人燕卜荪、路易斯·麦克尼斯（louis meice）在内的新雇员听了讲座、观看展示和上实践课，并得到了“节目制作技术方面的指导，还随之讲授了技术及管理方面主要流程的简介”。1927至1938年间担任总经理的约翰·里思爵士要求严厉，使英国广播公司创下了准确公正的声誉，但也把它变成了一个拘谨刻板的机构，他的道德影响一直持续到进入20世纪40年代后好几年仍在。播音员播报新闻时穿晚礼服，禁谈赛马和赌博，雇员们如果离婚，就会被解雇。战争令许多波希米亚风格的作家进入这个十分古板的环境。
正如爱琳在审查处的工作影响了奥威尔对真理部的描述那样，英国广播公司内的许多方面也直接写进了《一九八四》。波特兰宫路55号的101房间是东方部举行委员会会议的地方，他必须参加，而那些会议显然令人厌烦。这个房间成了温斯顿被折磨并被击垮的地方。那里有很多女清洁工，（奥威尔写道）她们“坐在接待厅里，等着分发扫帚，叽叽喳喳的说话声比得上一处养鹦鹉的地方，后来她们又很好听地合唱，扫走廊时一起唱歌”。她们变成了那个胳膊呈红色的无产者妇女，她边晾衣服边唱歌：“她的声音和着怡人的夏日微风向上飘扬，非常悦耳，饱含感情，有种半是快乐半是忧郁的味道。”[1]
1942年6月，英国广播公司进行扩建，奥威尔搬进了牛津街200号原彼得·罗宾逊百货商店所在的临时总部。据在那里工作过的马丁·爱斯林所言，那些很大的房间被分隔成“蜂窝的小间，彼此用薄薄的硬纸板隔开，播音室和食堂在地下室”，食堂的食物很糟糕，杯子坑坑洼洼，女服务员也很邋遢。马丁·爱斯林又说：“那些老处女秘书好似反性同盟的成员，装着大块平板玻璃的商店橱窗……用砖头砌了起来，那些较高楼层的窗户用褪色的遮光窗帘挡了起来。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那种环境更沉闷、更令人压抑。”后来，英国广播公司的战时食堂几乎原封不动成了《一九八四》中所写的食堂：“这是间天花板很低、人群拥挤的屋子，墙上由于人们身体的无数次接触变得肮脏；金属桌椅破破烂烂，间隔近得坐下时能互相碰到肘部；弯了柄的勺子，变形的托盘，粗糙的白杯子；所有东西表面都油腻，每条裂缝中都有污垢；还有劣酒、劣咖啡、带金属味的炖菜及脏衣服那发酸的混合气味。”[2]奥威尔也会展示他那无产者的举止，就是把茶倒进茶碟呼噜呼噜地喝。
奥威尔越来越古怪的性格给其同事留下了很深印象，包括燕卜荪和约翰·莫里斯，他们写过关于奥威尔在英国广播公司工作那段时间的随笔。这段时间，奥威尔极其勤奋，创作极丰。除了随笔、小说、虚构的采访和改编自汉斯·安徒生、阿纳托尔·法朗士、奥斯卡·王尔德、h.g.威尔斯、伊纳兹奥·西洛内[3]的广播节目，他还写了两百篇新闻评论。他的秘书伊丽莎白·奈特回忆道：“为他工作是最理想的。他很有条理，而且随和。他从不责备我，从不让我感到有压力，不会催我加班加点。他话不多，但不算难以接近。他的眼神活跃而且透着警惕”——他也经常看着她。
东方部尽管环境糟糕，但氛围独特，令奥威尔想起东方。“当我听着办公室里印度人的尖嗓门时，”他说，“我往窗外看，因为没看到摇曳的棕榈树而吃了一惊。”那里的麻烦经常是以东方方式解决的。当特务机关发现把时事通讯翻译成马拉地语[4]的科萨里当时或曾经是共产党员时，英国广播公司不得不解雇了他。但因为代替他的贾沙不会书写那种文字，科萨里通过为他捉刀而悄悄保住了原来的工作。奥威尔提到过“不管印度人在哪儿，总会搞出这种事”，不过他实际上佩服这种绝妙的解决办法，既规避了官僚主义阻碍，完成了工作，又帮助了干活的。奥威尔有次跟一位同事争论时不自然地用了伦敦口音，有人透过薄薄的隔板听到他说：“你是黑人……我是白人的事实，跟这一点关系都没有。”[5]很奇怪的是，那位没看到是谁的同事竟未回答：“可我不是黑人。”
在一位不像伊丽莎白那样熟悉他的印度同事巴哈杜尔·辛阿眼里，他看来“不爱交往，专注于工作”。他的工作最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因为他给人以“那种总是不耐烦的印象。……他干这件工作，但是不用心，没多少热情”。马尔科姆·马格里奇提到奥威尔回忆起英国广播公司的很多荒唐之处，然后“笑了起来：那是种刺耳、嘶哑、近乎咆哮般的笑声，发自喉咙深处，很有其人特点，很可爱”。森迪·威尔辛经常在食堂碰到他，并在他离开英国广播公司后接手其工作，她也同意库斯勒的看法：“他的待人接物令人难以亲近，但同时你能感觉到他内心的热情。”艺术评论家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做过几次战时广播讲座，他宣称：“我的天，奥威尔是个丧气鬼！”[6]
奥威尔利用其在文学圈的联系和他关于履行爱国义务的呼吁，请到了一些文学界著名人士来英国广播公司做广播讲座：t.s.艾略特、e.m.福斯特、迪伦·托马斯、康诺利、斯彭德，莱曼、里德和普里切特等。他曾努力想扫除官方障碍，以便请87岁的萧伯纳来谈谈易卜生[7]，他争辩说“上这种节目时，他发表不适当评论的机会不是很大”。但他的上级不放心请这位口不择言的人，萧伯纳自己也觉得“过了做那种事的阶段”。奥威尔和艾略特共进过几次午餐。1943年1月，他请艾略特来家里吃过饭，并建议他留下过夜，以免在灯火管制及空袭中走回家。
1942年在英国广播公司所拍的一张照片上，奥威尔和燕卜荪站在向印度广播的一群播音员旁边。艾略特和几个印度人（包括锡兰诗人泰木比姆图）都围坐在一张桌子前，手里拿着稿子，头顶有一个录音话筒。奥威尔也单独照过相。在一张有名的照片上，他坐在一个黑色话筒前，那个话筒安在一张反光的桌子上。他前面的头发很高，两边剪得较短，穿着一件灰色法兰绒衬衫和羊毛衫，外罩一件厚实的羊毛外套，打着起毛的领带（保守派从来不打这种），胸袋里塞着的一块手帕飘在外面，就像一朵揉皱的花。他的胡须修剪过，脸庞瘦削，上面有很深的沟纹，但眼神明亮而且活跃。
奥威尔在英国广播公司试验了他的想法。他关于埃德蒙·布兰登[8]、杰克·伦敦和乔纳森·斯威夫特的讲座是他关于布兰登的《板球之国》（cricket country）的书评、他为伦敦的《热爱生命》（love of life）所写的前言和他关于《格列佛游记》（在他眼里，它比“其他任何作品都更重要”）所写评论的雏形。但他的所有材料都必须为印度听众简化，今天读起来非常枯燥。他的广播讨论有一些荒唐可笑（“奥威尔：第一首诗是……更像是首歌谣。燕卜荪：事实上，它猛烈抨击了军国主义心理。奥威尔：有可能，但我是说……”），还有一些是无意为之的滑稽——奥威尔：“可惜威尔弗雷德·欧文不能来读这一篇，他被打死了。不过我们今天请来了埃德蒙·布兰登。”[9]
不管什么样的帮助，只要能得到，奥威尔都需要。他的朋友乔治·伍德考克认为他“对广播节目制作了解得很肤浅，他自己的声音（被那处弹伤削弱）细得让他无法成为一名能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播音员”。约翰·莫里斯同意“他讲话糟糕并且结结巴巴；甚至在私下的谈话中，他表达自己意思的能力也很差，会经常费力寻找适当的用词。他每周一次的广播讲座写得漂亮，但播音时，他的声音枯燥而且单调”。劳伦斯·布兰德1943年9月被派往印度调查有谁收听广播及哪位播音员最受欢迎，结果在认可率上，奥威尔的成绩较差。前《泰晤士报》编辑威克姆·斯蒂德的认可率是76%，小说家j.b.普雷斯特利（j.b.prestley）68%，福斯特52%，格雷格太太（她处处霸道，引起了不少麻烦）20%，奥威尔本人与其宿敌金斯利·马丁打成平手，都是16%。
布兰德发现，即便奥威尔的声音极具魅力，仍是几乎无人收听他或者别人的播音。3亿印度人中，只有12.1万人拥有收音机（仅占0.04%），只有几千人真的调到英国广播公司波段。广播的对象是少量学生及知识分子，但这些人通常都是反英的，对他们的宣传有敌意，甚至对轻娱乐性质的节目也不感兴趣。不管怎么样，就像布兰德令人泄气的报告所述，那些节目“几乎收听不到，因为信号很弱。极少学生能听到收音机。相当多文学界人士和教授在英国广播公司忙于对印度广播，但几乎无人收听他们的节目或者能够收听”。[10]
因为英国广播公司的人事档案仍未开放，奥威尔的上级对其评价如何不得而知，但他形容那种氛围“介于女子学校和疯人院之间”。在付出很大努力却一无所获后，他声称“我们现在所做的毫无用处，或者说比毫无用处还要糟糕”。他抱怨为寻找合适的广播材料费尽心思，痛惜播送质量之恶劣（“因为某些技术故障，完全播得一团糟，主要是刮擦的噪音”），也后悔被迫为了宣传目的撒谎。尽管如此，英国广播公司还不算一无是处。战时，因为节录《我的奋斗》，它仍然经中立国瑞典向希特勒支付版税。
事实上，跟《一九八四》中的温斯顿·史密斯一样，奥威尔也憎恨宣传，憎恨自己的工作。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他一针见血地评论道：“战争最令人反感的一点是所有战争宣传、所有叫嚣、谎言和仇恨无一例外全来自那些没在打仗的人。”1942年4月，因为厌恶于双方的宣传，他在日记中写下了一段用词尖刻的话：“你可以永永远远把谎话说下去，但最明显的谎言是那些谎言尽管无人真正相信，但对之也没有强烈反感。我们全被淹没在污秽中……我觉得知识分子式诚实和公正的判断力已从地球表面彻底消失……就没有人抱有坚定信念和公正态度了吗？实际上还有很多，但他们都没有权力，所有权力都掌握在偏执狂手中。”[11]
1942年夏，他难得地休假去钓鱼，住在塞弗恩河附近伍斯特郡卡罗恩德的一个农场上。他被那里宁静、不受战争影响的特点和食物充沛所触动，他写道：“除了飞机、鸟叫和割草机割干草声，没有别的噪音，除了提到在几所农场上干活的意大利战俘，不会提到战争……尽管饲养有困难，但有够多的猪、家禽，处处有鹅和火鸡，每顿饭都有奶油。”
1943年8月，因为对在英国广播公司不可能做成任何事感到灰心，奥威尔告诉赫彭斯托尔：“我肯定要离开，大概在三个月内。那样到了1944年某个时候，我可能再次接近是个人，也能写些严肃的东西。目前，我只是个在一只很脏的皮靴践踏下的橘子”——这幅残酷的意象在其随笔及《一九八四》中都一再出现过。相对这种在一个巨大的官僚机构从事基础性但是摧毁灵魂的工作，他过于独立和直言不讳。尽管他觉得自己已做到把“我们的宣传变得和如果以其他方式进行比较，稍微没那么令人反感”，但他在英国广播公司就像在缅甸，以理想主义开始，以幻想破灭告终。[12]
2
私人交往上，奥威尔表现得亲切温和；他热衷政治，在论战性作品中，他表现得极其好战。[13]像库斯勒那种敏感的作家会因为其批评而受到伤害，这一直让他吃惊，他也一直未能理解为何猛烈的混战会妨碍——或者排除——友谊。他也拥有那种不可思议的能力，能和他以文字攻击过的人结为好友。赫彭斯托尔在奥威尔照他鼻子上打了一拳后，仍延续了他们的友谊。斯蒂芬·斯彭德、亚历克斯·康福特（alexfort）、乔治·伍德考克和（后来的）朱利安·西蒙斯全在受到其文字批评后，又跟他发展了较好的个人关系。
因为斯彭德属于奥威尔认为的那个矫揉造作的文学圈，曾数次受到奥威尔的嘲弄。在关于西班牙内战一事写给南希·丘纳德的那封怒气冲冲的信中，他说：“告诉你的娘娘腔伙计斯彭德我保存着他战时勇敢行为的标本，当有一天他为写了那些东西羞愧难当时……我会好好臊臊他。”斯彭德在去疗养院看望过他以后，对那种突然的转变困惑不解，他在1938年4月的信中写道：“你对我的攻击我一点也没读到过，可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在对我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攻击我，然后同样不明白为什么当你仍对我一无所知，只是跟我见了一两次面后，会收回那些攻击的话。”
奥威尔在1942年1月写给《党见评论》发表的《伦敦来信》中挑起了最具敌意的论战。他指责道：“和平主义客观上亲法西斯”，因为它削弱了盟军一方而帮助了敌人。他特别抨击了为那份反战小报《现在报》（now）撰稿的作者。他称亚历克斯·康福特（alexfort）——诗人、小说家和医疗生物学家，后来因为《性之快乐》（the joy of sex，1972）而出名——为“一个无耻一族的‘纯粹的’和平主义者”，并说朱利安·西蒙斯的写作“带上了暧昧的法西斯主义特点”。这年9月号的《党见评论》上，又延续了这次“和平主义与战争”论争，亚历克斯·康福特克制而冷静地做了回应。他影射了奥威尔在西班牙内战中扮演的角色，并称他为“匹夫之勇为左翼知识分子资产这一原则的鼓吹者”，他指责奥威尔“攻击与其意见相歧的知识分子”，和做出“几乎（英国）每个三十岁以下的作家一只脚已经踏在湿滑的法西斯斜坡上”的不当结论。奥威尔则粗暴地回应道，和平主义或法西斯主义者那帮人写作“思想上不诚实的宣传品，将文学批评降格到互相舔屁股”。
这场论争也发展到了1943年6月的社会主义报纸《论坛报》上，当时康福特和奥威尔以讽刺诗形式互相抨击。奥威尔突然但又具有其人特点地从辱骂态度转为友好可亲。在给康福特的一封私信中，奥威尔为自己激烈反对和平主义的态度道了歉并称赞了康福特的诗，那似乎打动了他：“我们在《论坛报》上的争执中，恐怕我对您很粗鲁，但您自己对一些人也不是特别客气。我只是做了一个政治的和也许是道德上的回应。您的稿子作为一首诗要好很多。”[14]
在与乔治·伍德考克的激烈争论中，奥威尔前后表现得跟与康福特那次完全一样。伍德考克是个无政府主义者、评论家和《现在报》编辑，1912年出生于加拿大，在英国长大，战后又回到加拿大教书。他在《党见评论》上发表回应文章，指责奥威尔背弃了自己的旧观点和朋友：前帝国警察现在反对起帝国，但又回到“他的帝国主义忠诚上去……（以英国的宣传）愚弄起印度群众，反战者这时反对他的和平主义者同行，马统工党的民兵攻击他的无政府主义朋友”。针对伍德考克破坏他名声的企图，奥威尔令人信服地为自己做了辩解，最后他问道：“在指责我不真诚之前，为什么不去了解我正在（英国广播公司）干什么？”
奥威尔是个有骑士风度的论敌，他对公平合理和基本上要得体的感觉令他在意识到其指责不公平时，会将其收回。“我在《党见评论》那场论争中恐怕回复得很粗暴。”他在1942年12月告诉伍德考克，“被攻击时我总会这样——不过，我希望双方都没有恶意。”伍德考克那年初在英国广播公司跟奥威尔见过面，他描绘了其脸庞如何反映了他的性格：
奥威尔身材高大，瘦骨嶙峋，带着疲倦的哥特式特点，他脸上深深的直到嘴角的垂直沟纹使那一特点更为突出。他唇上一道窄窄的黑色短髭，更显得他嘴唇很薄；那似乎是一张生硬的，几乎是无情的嘴巴，直到他微笑起来，然后一种不期然的亲切会使他整张脸生辉。他相貌上总体的憔悴感因为深陷的眼窝更加突出，眼神总是非常悲伤。[15]
当奥威尔在英国广播公司工作和参加政治论战，而爱琳1942年春天从新闻审查处被调到食物部工作时，他们在战时伦敦接连搬了几次家。1941年4月，那间位于查德福德郡的条件恶劣的公寓租约到期，他们搬到了一个好一些的地方，位于圣约翰伍德道（他参加的地方军部队也驻扎在该区）艾比路附近朗福德街111号一幢新楼房的5楼，有电梯。差不多15个月后的1942年夏，他们再次搬到了一个大一些的地方——但很冷——梅伊达谷区基伯恩大街附近莫蒂默弯道10a号一楼的公寓和地下室。他以地下室作为木工房，还在后院养鸡。
奥威尔十几岁的外甥亨利·戴金去莫蒂默弯道看望过他们。他记得爱琳很不整洁，穿了件上面落了些烟灰的黑色旧外套。她热情欢迎他来，和蔼可亲，他很喜欢她。她和奥威尔似乎深深相爱。奥威尔下班后从不休息，要么匆匆吃完饭就去地下室他的书房里，要么穿上一套整洁的制服去地方军值班。
1944年6月28日，他们在莫蒂默弯道住了两年后，那座楼因为被炸而没法再住，伊内兹·霍尔顿（inez holden）把自己位于贝克街附近乔治街106号的公寓借给他们住。奥威尔和伊内兹同属于战时伦敦的艺术圈。伊内兹1904年出生于一个上等阶层家庭，1940年通过弗雷德里克·沃伯格认识奥威尔，当时这两位作家计划以一本书的形式推出他们的战时日记。安东尼·鲍威尔50年代当《笨拙》杂志编辑时，发表过她的短篇小说，称她“非常漂亮，美丽得时髦……（她）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很擅长模仿别人，会闲聊些高尚和非常精彩的话题，跟她在一起极有趣”。她曾是社交圈的美人，一度是奥古斯塔斯·约翰[16]的众多情人之一。在她1933年接受一次引起严重后果的手术后，她的体重增加了，美貌不再。40年代时，她和汉弗莱·斯莱特有过很长一段不愉快的恋情。西莉娅·佩吉·古德曼（库斯勒的妻妹，也是伊内兹的表妹）形容斯莱特“相貌堂堂，有知识分子气，聪明绝顶”。他当过西班牙国际纵队的军官，是英国地方军的一名上尉，当过高雅的《论战》杂志（polemic）的编辑（西莉娅·佩吉在那里当他的助理），奥威尔向这本杂志投过5篇重要的随笔。1945年，在评论伊内兹的《去划船》（to the boating）时，奥威尔称她为一个不均衡的作家，但认为她“在几个短篇小说中，达到了此种文体写作上的最高水平”，她那几个短篇有着“精确的细节和特别生动的对白”。[17]
1940年，伊内兹把奥威尔介绍给了诗人、小说家斯蒂维·史密斯，后者是个古怪然而可爱的女人，当时做秘书工作，跟一个姨妈住在伦敦北部郊区。在小说《假期》（the holiday，1949）中，斯蒂维以伊内兹为原型塑造了洛佩兹；后来她曾形容伊内兹“为人极好，非常风趣……很有意思，根本不合群，总让我笑得很厉害”。在那部战时出版的小说中，洛佩兹办了一个派对，奥威尔被以巴兹尔·泰特的名字写了进去，那是个左翼伊顿公学毕业生，在西班牙打过仗，厌恶中产阶级价值观。斯蒂维大概言过其实地告诉过编辑诺拉·斯莫尔伍德她跟奥威尔“有亲密关系”，马格里奇又传播了这个传闻，说奥威尔和斯蒂维在一个公园发生了关系，但（据安东尼·鲍威尔所言）“那是个误解，乔治想得到她，但没能成功（她太聪明了）”。
奥威尔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工作扩大了他在伦敦的朋友圈，让他有了更多有外遇的机会。他向伊内兹示过情，但当时她跟斯莱特有染。[18]英国广播公司内流传过关于他和一位秘书有短期外遇的传言，那可能是伊丽莎白·奈特，她崇拜他，并和他有密切的工作关系。要么是漂亮的森迪·威尔辛，她经常跟他在食堂见面，并在他离职后接手其工作。另外一个秘书威尼弗雷德·贝德韦尔也不无可能。（她的名字听上去像是《保持叶兰繁茂》中虚构出的一个小说家——《几乎是处女》的作者巴巴拉·贝德沃斯。）后来，他跟在《论坛报》他的秘书萨莉·麦克尤恩有了段更为认真的感情。因为她，爱琳和奥威尔“大吵了一架”。
1944年6月，在汉普斯特德燕卜荪家参加完一个派对后，喝了很多酒的奥威尔跟英国广播公司的一个熟人离开。在他们拦不到出租车时，他“坚持走路送她回家，很大程度上是在她不情愿的情况下，因为她年轻而且对他不放心。后来在走过（阴暗无人的）希斯公园时，他过于纠缠不休地向她示爱，甚至有些粗暴”。在她未能去伦敦赴约时，他写过一封信责备她（那封信现在找不到），想让她因为失约而抱愧。[19]
1941年8月，伊内兹·霍尔顿卷入了奥威尔与h.g.威尔斯的一次有名的公开争吵中。奥威尔在那月的《地平线》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随笔《威尔斯、希特勒及世界国家》（wells，hitler and the world state），文中他批评威尔斯的《通向新世界的指南》（guide to the new world，1941）大大低估了希特勒的力量，因为威尔斯天真地幻想自己的理想化世界国家能够出现，并因为他错误地将科学等同于常识。总而言之，威尔斯“（1920年以来）一直将其才能浪费在无谓的事情上”，跟现代世界的残酷现实完全无接触。似乎是想让他这种自己所称的“弑亲”（一个少有人用的弗洛伊德式用语）行为没那么过分，他也对威尔斯标新立异的作品多有赞语。当你的父母在“有系统地扭曲你的性生活，那些笨头笨脑的老师在引用拉丁文句窃笑之际，这位极其出色的作家能告诉你诸星球及海底居民的事”。
为了修好，奥威尔请威尔斯在朗福德道吃饭，一起参加的还有他的同事燕卜荪和伊内兹·霍尔顿（她住在汉诺威台地与威尔斯家住宅相连的一套公寓里）。当威尔斯摔下一本为这次碰头专门带来的那本《地平线》杂志并说“我想跟奥威尔解决这件事”时，两人“大吵了一架”。奥威尔认为威尔斯关于希特勒会很容易被打败的信念有损战争工作，威尔斯指责奥威尔是个失败主义者，但在燕卜荪向他指出奥威尔曾去西班牙参加过艰苦的战斗后，他收回了这项指责。伊内兹写道：“奥威尔带了些威士忌和鼻烟让大家一起享用，尽量保持气氛友好。他从来不会变得粗鲁或者无礼，不过大家都认为他写到纸上时，并不是同样有礼貌。h.g.那天晚上过得愉快。”他一直待到很晚才走，并告诉燕卜荪那个晚上他过得开心。据听过奥威尔对辩论一事说法的迈克尔·梅耶所言，当威尔斯先是说他不能吃任何丰盛的一餐，然后痛快大吃一顿，最后还消灭了一个葡萄干糕饼时，就变得有些不愉快了。一周后威尔斯在信中大发脾气：“你明知道我病了，在节食，可你有意不停劝我吃喝。”[20]不管怎么样，两位作家都满意于解决了他们之间的冲突，怒气似乎平息了。
当奥威尔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稿《重新发现欧洲》（the rediscovery of europe）1942年3月19日在《听众》杂志上发表后，两人之间又起不和。在这篇随笔中，他再次批评威尔斯有着错误的想法，并称那些想法在当时是危险的。奥威尔引用《哈姆雷特》中的话写道：“用我不喜欢的一个词来说，他的基本‘寓意’是科学能够解决人类继承的所有痛苦，但人们现在太盲目，以至于看不到他们自身的力量可能做到什么。”3月27日，威尔斯以私信形式言辞激烈地做了回应，称奥威尔为“一个自高自大的托派分子”，并愤然写道：“我根本不会那么说——去读读我的早期作品吧，你这个混蛋。”在4月9日致《听众》杂志的一封公开信中，威尔斯多了些节制，他反对奥威尔“愚蠢的归纳”，抱怨他“告知你们的读者说我属于那代可鄙的、目光狭隘的作家，那些作家相信‘科学’将免除世界上越来越多的痛苦”。威尔斯的传记作者不承认奥威尔之所以进行批评的实情，而是写道：“奥威尔无疑歪曲了他的意思，那时的威尔斯有病，如果别人暗示他的想法过时、执迷不悟和前后不一致，他会比以前更为敏感。”威尔斯和奥威尔的辩论风格迥异：威尔斯在私下更粗鲁，而奥威尔则会公开那样。
1942年夏，艾达和阿芙利尔从南沃尔德移居伦敦。阿芙利尔进了一家金属薄板厂工作，而艾达在塞尔弗里奇百货商店当售货员。1943年3月19日，67岁的艾达心脏病发作，在汉普斯特德新区医院去世。跟他父亲死时一样，奥威尔在她去世时陪伴在侧。她留下了不多的560英镑遗产。
4月份，22岁，刚从牛津大学毕业的迈克尔·梅耶在迪恩街恰尔达什餐馆（库斯勒喜欢来这一间）跟奥威尔见了面。梅耶注意到奥威尔脸上那深陷的沟纹、懒洋洋的说话态度、一望可知的粗制衣服、普通发型、虚弱而尖锐的声音（跟健谈的马尔科姆·马格里奇一起在人声嘈杂的午餐环境下，奥威尔因此难以插话），还有他在快步走一段路后会大口喘气。
一贯热情的奥威尔为他点了糕饼、小圆面包和满满地浮着茶叶的浓茶。他本能表现出的礼貌让梅耶放松下来，也让他忘记了他们之间的年龄差别。思想独立而且清醒的奥威尔跟库斯勒和丽贝卡·韦斯特[21]一样，谈论起精辟的政治见解。他极为正直，那种能“予人启发”的特点似乎体现了他在关于西班牙的一首诗中写到的透明精神。梅耶因为他们的友谊感到兴奋，又把奥威尔介绍给了格雷厄姆·格林。这两位左派小说家都上过公学，但格林是个天主教徒，也是个共产党员。这两位谦虚而亲切的人都小心避开容易引起争论的话题，而是谈论书本及文学生活。他们相处得十分融洽，在那间酒馆从晚饭后一直待到打烊时间。格林当时在艾尔和斯保茨伍德出版社工作，他请奥威尔为伦纳德·梅里克如今已被遗忘的小说《彭尼·哈珀的立场》（1911）写一篇前言。但格林离开了那间出版社，那套丛书停出，那本书也不曾再版。1948年7月，奥威尔为《纽约客》（new yorker）评论格林的小说《问题的核心》（the heart of the matter，其主人公是个殖民地警察）时，指出了它的致命缺点：“如果（斯考比）相信有地狱，他不会仅为了两个神经质女人感情不受伤害而冒着落入那里的危险。”[22]
3
1943年9月24日，在提前两个月通知的情况下，奥威尔辞去了英国广播公司的工作。他明确地说自己没有一点不满，也不反对英国广播公司的方针。实际上，他觉得那里待他不薄，也给了他相当大的自由。他之所以离开，是因为觉得他把自己的时间和公众的金钱浪费在一件毫无希望完成的任务上，无任何成效。《观察家报》的艾弗·布朗听说他即将离职，就邀请他作为战地记者去阿尔及尔和西西里岛。然而就像那次勒克瑙《先驱报》之事一样，他糟糕的身体令他无法接受。11月底，在英国广播公司浪费两年时间后，他当上了社会主义周报《论坛报》的文学编辑。他加入了全国记者协会，会员证上，他的样子很不整洁，很需要修修面。他一年挣500英镑（比在英国广播公司少挣150英镑），但一周仅工作3天，他利用这种新得到的自由来写作《动物农场》。
《论坛报》编辑部位于斯特兰德大街，这份报纸面向的是中产阶级读者，着重报道外交政策，风格来自充满激情的安奈林·贝文，他也是工党中的异见派领袖。贝文出生于1897年，父亲是威尔士的一个采煤工人。他13岁离校开始在煤矿工作。奥威尔在为《观察家报》所写的一份传略中写道，贝文“想的和感觉的都像工人，生性和气，但也会突然发怒，言语粗暴”。虽然奥威尔跟贝文关系融洽，也高兴于在战争期间找到一份好工作，但他跟这份报纸并未自然而然形成那种亲近关系。在《通往威冈码头之路》和《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他都批评了左派，在《上来透口气》中也嘲弄了左派读书会。他的同事乔恩·金奇（在汉普斯特德的书店认识的一个朋友）、托斯科·法弗尔和伊夫林·安德森（是个德国难民，跟一个英国人结婚）全是犹太人，而且跟贝文一样，都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奥威尔则认为犹太复国主义对阿拉伯人不公平。
奥威尔直言无忌的专栏及评论触怒了很多读者，一些著名作家也写信抗议。小说家安东尼娅·怀特（antonia white）反对他（长期）对天主教的批评，坚持说有很多人确实相信个人之永生。杰拉德·布雷南（gerald brenan）——他在一战中获得过军功勋章，还写作了《西班牙迷宫》（the spanishbyrinth，1943）一书——觉得像奥威尔这样的平民过着安稳的生活却批评军国主义，实则想让士兵依其暴力和有时属虐待狂的冲动行事。[23]
如在英国广播公司工作时那样，奥威尔吸引了一些著名作家的稿件，发表过福斯特、康诺利、斯彭德和赫伯斯·里德等的作品。接任《论坛报》的文学编辑时，他发现抽屉里“塞满了几周前就该处理掉的信件和手稿，马上又把抽屉关上”。他有种很不好的习惯，就是对那些他很清楚永远不应发表的稿件来者不拒，他不忍心退稿。他肯定记得戈登·科姆斯托克在诗作被拒稿时的愤怒感觉：“干吗他妈的说得转弯抹角？干吗不直说‘我们不想发表你的破诗，只发表跟我们同在剑桥上过学的伙计的诗，你们这些无产者站远点儿’？”
1943年12月到1944年4月，奥威尔为《论坛报》写了80篇“信笔所至”（as i please）专栏文章，这些专栏文章风格独特、人情味足、富于新意、敏锐如一，是他对《论坛报》的最大贡献。他曾写道：“如果你登上格林威治公园里的小山顶，你会因为正好站在零经度而微微感到兴奋，也能审视世界上最丑陋的建筑——格林威治天文台。”他评论个人广告专栏中的征婚广告显示了“大城市的人感到的那种残酷的孤独”。[24]翻阅那些新年荣誉榜上的相片时，他取笑了上层阶级：“在那里展示着极其丑陋和粗俗的脸庞。”他评论诸如拿破仑、希特勒（和斯大林）“趋于不属于他们理想中的国家”。他谴责了“英国报界对最近华沙（反纳粹）起义所采取的卑鄙和懦弱的态度”。然而战后，他又鼓吹宽恕而不是惩罚。
在他发表于《论坛报》上，读来最引人入胜的随笔之一《关于普通蛤蟆的一些想法》（some thoughts on themon toad）中，他描述了两栖动物的性习惯。他以这种令人反感的动物为写作对象，结合了细致的观察、不寻常的事实和亲切用笔，结尾以出人意料的滑稽笔触写道：“至少如果它是个公蛤蟆，它知道要搂住什么东西，如果你给他一根棍子，甚或你的手指，它也会以惊人的力气抓紧，过很长时间才会发现那不是个母的。”[25]
奥威尔常常在谈话中形成想法，然后再写出来。他曾在打字机上一口气完成了几达完美的一篇文章，伍德考克对此印象深刻。他的专栏把不起眼的文类变成了重要的文学作品。他不只宣传了社会主义思想，并用历史的眼光来写当代政治事件，也（尽管他是个忧郁的人）以有趣的题材使人们读来开心，他也以一种亲切的口吻把公共事务和个人感情结合起来。奥威尔从英国广播公司脱身后，随着战争胜利在望，他开始尝试以一种新的幽默写作，那种幽默在《上来透口气》中偶尔出现过，也将为《动物农场》增添无穷魅力。
[1] 《全集》，13.5（编者按）；1998年在伦敦对马丁·爱斯林的采访；《全集》，13.354（1942年战时日记）及《全集》，9.148。——原注
[2] 马丁·爱斯林，《电视与电屏》，彼得·斯坦斯奇所编《论〈一九八四〉》（加利福尼亚斯坦福，1983），第127页及对马丁·爱斯林的采访；《全集》，9.62。——原注
[3] 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1844—1924），法国小说家，著有《波纳尔之罪》《苔依丝》等，获得1921年诺贝尔文学奖；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1854—1900），爱尔兰作家、诗人，19世纪末英国唯美主义的主要代表，著有《认真的重要》《道林·格雷的肖像》等；伊纳兹奥·西洛内（ignazio silone，1900—1978），意大利小说家，著有《面包与酒》《雪下种子》等。
[4] 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使用的一种主要语言。
[5] 伊丽莎白·奈特所言，见谢尔登《奥威尔传》第344页；奥威尔所言，见法弗尔《乔治·奥威尔》第122页；《全集》，14.103（1942年10月15日战时日记）；燕卜荪所言，见格罗斯《奥威尔的世界》第96页。
燕卜荪这篇不长的随笔尽管写得极为巧妙而且极富洞察力，但其中至少有四处大的错误，对传记作家来说是个雷区。奥威尔受雇于英国广播公司期间，不是正在写作《动物农场》；他不是“缅甸语编辑”；他没有说过“工人阶层身上有气味”；他辞去英国广播公司的工作不是因为妻子爱琳死后他得照料儿子。他于1943年11月离开英国广播公司，1943年6月收养了那个孩子，而爱琳死于1945年3月。——原注
[6] 巴哈杜尔·辛阿所言，见克里克《奥威尔传》第284页；马尔科姆·马格里奇，《被浪费的时间记事》，2.78；森迪·威尔辛所言，见沃德姆斯《怀念奥威尔》第126页；赫伯特·里德所言，见伍德考德《透明的精神：乔治·奥威尔研究》第26页。——原注
[7] 易卜生（1828—1906），挪威剧作家、诗人，以社会问题剧著称，著有《玩偶之家》《人民公敌》等。
[8] 埃德蒙·布兰登（edmund blunden，1896—1974），英国诗人、传记作家、评论家，著有《牧羊人》《战争的低音》等。
[9] 威尔弗雷德·欧文（wilfred owen，1893—1918），英国诗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代表诗作有《奇异的会见》《一个将死青年的颂歌》等。——译注
《全集》，15.12（1943年3月4日信件）；《全集》，14.157（1942年11月2日《对斯威夫特的虚构采访》）；《全集》，13.466（《声音》，1942年8月11日）；《全集》，14.20（《声音》，1942年9月8日）。——原注
[10] 伍德考克，《透明的精神：乔治·奥威尔研究》，第7页；莫里斯，《一些人比其他人更为平等：对乔治·奥威尔的一则说明》，第90页；《全集》，15卷第248页注解（布兰德的调查）；劳伦斯·布兰德，《乔治·奥威尔》（伦敦，1954），第8页。尽管奥威尔进行过几百次广播，但是很奇怪的是英国广播公司档案库没有他的讲座录音。——原注
[11] 《全集》，13.229（1942年3月14日战时日记）；《全集》，13.470—471（1942年8月11日信件）；奥威尔，《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第65页；《全集》，13.288—289。——原注
[12] 《全集》，13.381—382（1942年7月1日战时日记）；《全集》，15.206；《全集》，14.214（1942年12月2日信件）。——原注
[13] 我在其他几个作家身上也发现了这种奇特的混合性。诗人兼评论家杰弗里·格里格森（gorffrey grigson）、文学学者唐纳德·格林（donald greene）和马文·马德里克（marvin medrick）都有不留情面的名声，但本人却既仁慈又有同情心。但温德姆·刘易斯（wyndham lewis）在作品和本人身上都会表现得很粗暴。——原注
[14] 《全集》，11.67（1937年8月3—6日信件）；斯蒂芬·斯彭德所言，见克里克《奥威尔传》第243页；《全集》，13.110—111；《全集》，13.395，399；15.165（1943年7月11日信件）。菲利浦·拉金认为奥威尔的诗《作为一名非战人员致另一位》达到标准，将其编进了《牛津二十世纪英语诗歌集》（牛津，1973），第517—521页。——原注
[15] 《全集》，13.395（《和平主义论争》，1942年9月）；《全集》，14.214；伍德考克，《透明的精神：乔治·奥威尔研究》。——原注
[16] 奥古斯塔斯·约翰（augustus john，1878—1961），英国著名画家。
[17] 对亨利·戴金的采访［约翰·汤姆森的《奥威尔的伦敦》（伦敦，1984）第60页上有朗福德路及莫蒂默弯道的照片；安东尼·鲍威尔，《让球继续滚》（keep the ball rolling，1976—1982，伦敦企鹅版，1983），第131—132页；西莉娅·古德曼，《回忆伊内兹·霍尔顿》，《伦敦杂志》，9—10期（1993年12月—1994年1月），第33页；《全集》，17.307—308。——原注
[18] 杰克·巴伯拉和威廉·麦克布莱恩，《斯蒂维·史密斯传》（1985初版；纽约，1988），第116—117页；第139页；安东尼·鲍威尔，《1990—1992年日记》（伦敦，1997），第135页；对西莉娅·佩吉·古德曼的采访。——原注
[19] 《全集》，4.18（《保持叶兰繁茂》）；西莉娅·佩吉所言，见谢尔登《奥威尔传》第383页；克里克，《奥威尔传》，第320页。——原注
[20] 《全集》，12.540；伊内兹·霍尔顿所言，见克里克《奥威尔传》第293—294页；迈克尔·梅耶，《透过一块窗玻璃所看到的》（words through a windowpane，纽约，1989），第66页。——原注
[21] 丽贝卡·韦斯特（reba west，1892—1983），英国女小说家、评论家，著有《黑羊与灰鹰》《法官》等。
[22] 《全集》，12.213；威尔斯所言，见彼得·刘易斯《乔治·奥威尔：通往〈1984〉之路》（纽约，1981）第5页；诺曼·麦肯齐和珍妮·麦肯齐，《h.g.威尔斯传》（纽约，1973），第431页；1998年11月18日在伦敦对迈克尔·梅耶的采访；《全集》，19.406。——原注
[23] 《全集》，17.311—312（《贝文传略》，1945年10月14日）；1998年11月17日对迈克尔·富特的采访；奥威尔档案库所藏安东尼娅·怀特1944年4月27日致奥威尔的信；奥威尔档案库所藏杰拉德·布雷南1944年6月26日致奥威尔的信；《全集》，19.406。——原注
[24] 《全集》，19.37（1944年1月31日“信笔所至”专栏）；《全集》，16.46（1943年12月31日“随我所欲”专栏）；《全集》，16.231（1944年5月26日“随我所欲”专栏）。——原注
[25] 《全集》，16.55（1944年1月7日）；《全集》，16.272（1944年6月30日）；《全集》，16.363（1944年9月1日）；《全集》，18.238（1946年4月12日）。——原注
第十二章当上父亲和爱琳之死
1944—1945
1
雷纳·赫彭斯托尔的妻子玛格丽特1940年4月生了个女儿后，奥威尔向雷纳祝贺道：“有自己的孩子多好啊，我一直很想要一个。”但爱琳的态度很不一样，她已准备以儿童写作中如何利用想象力为题写论文，但兴趣完全是学术上的，她告诉过莉迪亚她想象不出有什么比跟小孩儿玩更令人厌烦。尽管她身体不好，除了照料奥威尔，在食物部的工作也让她疲惫不堪，但她还是想工作下去。
可是不管怎样，他们无法养育孩子。奥威尔相信他无生育能力，尽管他不曾真正检查过，他认为那“恶心”。他对避孕套也有类似的嫌恶，似乎从未用过。当奥威尔告诉凯·韦尔顿他认为自己不能养孩子而后者问是何原因时，他答道：“噢，我从来没养过。”爱琳告诉莱蒂斯·库珀他们没能生孩子的原因根本不在她，但后来她自己的身体出现了问题，大概是那引起不孕。
结婚8年后，似乎可以肯定他们无法养育自己的孩子，奥威尔最终说服爱琳收养一个。格温·奥肖内西已经收养了一个小女孩，她还认识一个生了男婴的病人。那个婴儿出生于1944年5月，是战时恋情的结晶，父亲是一个加拿大士兵，他母亲想把他送给别人收养。6月初，爱琳带了一件睡衣和一条围巾去医院，给这个婴儿穿上衣服抱回莫蒂默弯道的家里。奥威尔烧掉了婴儿出生证上的父母名字，但爱琳写过一封信透露他的名字是罗伯逊。
3周后，奥威尔夫妇的公寓被炸，所幸无人受伤，他们还抢运出了家里的财产。因为伊内兹·霍尔顿当时住在乡下，他们就搬到贝克街附近她家舒适的公寓里。伊内兹在1944年7月的日记中，描述了一幅令人伤感的奥威尔式（orwellian）情景：“他计划了很久，想把书本从乡下（沃灵顿村）搬过来，最后他搬完了，但这时他的房子被炸，没法再住，可他每天都去翻拣瓦砾，以尽可能多找到些书，然后用手推车推走。他午餐休息时从舰队街赶过去。”伊内兹大概言过其实了，《论坛报》编辑部位于斯特兰德大街，而不是舰队街，离莫蒂默弯道几乎有4英里。尽管去一趟至少需3个小时，但他确实去了几次以拣回书本。
奥威尔曾告诉赫彭斯托尔人们经常在长大后与其名字相似，他用了30年时间（直到他采用笔名）才“摆脱被叫作埃里克的影响”。他们根据一位先人的名字，将那个孩子命名为理查德·霍雷肖·布莱尔，那位先人是皇家海军的一名上校，死于1875年，葬在多塞特郡海滨。理查德也是奥威尔的父亲和一位好友理查德·里斯的名字。因为收养了理查德，爱琳全职在家带孩子，而不是把他送到一间日间托儿所。她曾怀疑自己不会爱上一个养子，也不能成为一位慈爱的母亲，但很快就消除了这些怀疑。
10月初，他们搬到了艾辛顿区坎奴伯利广场27b座的一处公寓，那是奥威尔在伦敦的最后一个住处，他在那里又养了头山羊，以让理查德有奶喝。战后继续实行配给制，他难以让小孩摄入足够的蛋白质，就买了只母鸡，但它下的是软壳蛋。（斯蒂维·史密斯提议过他把那只母鸡直接放到煎锅上方）通过应和理查德的需求和学习照顾他，一向自我克制的奥威尔变得慈爱而且温柔。法弗尔称赞他照顾小孩子在行时，奥威尔随随便便地说：“对，你知道，我一向善于养动物。”
因为理查德说话较晚，奥威尔请杰弗里·戈尔勒来看他是不是达到戈尔勒研究的那些大猩猩的发育阶段。得知理查德发育上实际已超过大猩猩时，他松了一口气。因为关心理查德的教育（因为知道自己也许不能在旁边监督），他想起了1936年时跟共产党员约翰·斯特雷奇的一次对话。斯特雷奇说他刚有了个儿子，以后要把他送到伊顿公学读书。奥威尔问他：“你怎么能那样做？”他回答说：“‘在当前社会，那里的教育是最好的’。事实上，我怀疑那是不是最好，但从原则上说，我不能肯定他说错了。”[1]奥威尔认为伊顿公学需要改革。作为折中，他计划让理查德去威斯敏斯特公学走读，他高兴地得知那里的校童不需戴高顶礼帽了。
就算有钱购置，奥威尔在生活中也所需甚少。他特别想为理查德买辆漂亮的婴儿车，两边有波浪状金色线条装饰，通常由一个穿制服的保姆在肯辛顿公园推，但战时很难买到。相反，他用一辆摇摇晃晃、无装饰的手推车推着理查德在艾辛顿区的肮脏街道上走，车后吊着一个柳条编的杂货篮。在弗农·理查兹1946年所拍的一系列照片上，奥威尔慈爱地抱着那个大耳朵、大眼睛、张着嘴的小孩，还给他穿衣服、喂他、跟他一起走路和跟他玩。尽管奥威尔收养理查德时将近41岁——很晚才当上父亲，而且改变了他的习惯——他特别易于变通，很擅于照料他。他在艾辛顿区居住时拍的其他一些照片上，分别有奥威尔熟练地卷烟、研究一把缅甸的剑、用凿子和车床练习做木工、手里拿着一根烟并端着一杯茶谈话、在一溜白色书籍前打字等。在一张令人感动的照片上，他站在一堵白墙前，穿着平时的邋遢的粗呢衣服，眉头紧皱，表情忧郁，目光盯向远处——似乎也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
2
1944年10月到1948年12月，除中间去朱拉岛和住院离开过较长时间外，奥威尔就住在坎奴伯利广场——那里有套位于又脏又乱的地段、条件很差的公寓，在一排住着很不舒服的18世纪所建的房子里。前面两个房间正对着广场，后面还有两个房间及厨房。经常造访那里的法弗尔评论说：“那是一套十分破旧、结构很糟糕的公寓……看上去似乎每扇门下端都被锯掉了一块，结果冰冷的过堂风能呼啸着吹过整个地方。”
就像英国广播公司的食堂及清洁女工被写进《一九八四》一样，那套公寓的某些方面也被直接写入那本书中。在一篇“信笔所至”专栏文章中，他提到过“积雪导致屋顶渗水，让天花板上的灰泥往下掉”。在温斯顿·史密斯的公寓里，“灰泥经常从天花板和墙壁上剥落下来，每逢严寒天气水管都会破裂，每次下雪屋顶都会漏水”。要走很久走上6段石板阶梯才能到达顶楼——炸弹往下掉时，那也是最危险的地方——对一个肺结核患者而言并不容易，他还经常不得不带着食品杂货、煤桶和一个抱着吃力的小孩。伍德考克、梅耶和别的朋友注意到奥威尔上到公寓门口时会呼哧呼哧喘气。在小说中，温斯顿醒后总要剧烈地咳嗽一阵，走上顶楼时，他总是“慢慢走上去，中途要歇几次”。[2]
1946年9月，新潮杂志《时尚》（vogue）少有地派了位记者采访奥威尔，那位记者大胆走进了艾辛顿区最阴暗的地方，他提到了“他堆放在各个房间的东西——一把缅甸的剑，一盏西班牙农民用的灯，来自斯塔福德郡的图样——显示他在国外的生活和不可改变的英国人特点的某些方面”。起居室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架同时用以阻挡过堂风的大屏风，上面贴满他从杂志上剪下来的光面图片。（弗农·理查兹拍的3张照片中都有。）奥威尔自豪地称那面“现在已经很少见”的屏风上贴满了彩色剪图，以拼成多少还算协调的图片：“在我自己的剪贴屏一角，塞尚所画的两个玩纸牌者中间放了一个黑瓶，暗示的是中世纪佛罗伦萨的街景，而在街的另一边，高更[3]所画的一个南太平洋岛民坐在英国的一个湖边，湖上有位穿着羊腿形袖[4]衣服的女士在划船。”伍德考克跟法弗尔的观感一样，说：“那个地方不明亮，甚至昏暗，古怪地具有那种狄更斯式氛围。起居室有……瓷杯收藏，都是庆祝十九世纪时各个受欢迎的节日用的，一个挨一个放在满当当的书架上……壁炉边有把高靠背藤编扶手椅，样子朴素，棱角分明……奥威尔自己经常坐在那儿，就像一个壁龛里的哥特式圣徒。那间被他称为书房的小房间看上去像是个作坊，里面有条木工长椅、凿子架和新削木头的气味。”[5]
家具和食物跟那里的装饰完全一致。就像奥威尔笔下的理想酒馆那样，“一切有种十九世纪的难看然而结实、舒适的特点”——不过在公寓，那些东西除了难看还不舒服。他喜欢动手，但不是很擅长手工活，对机械更是一窍不通。他曾经做了一把椅子，也会请客人坐，但不管以何种姿势，坐上都如同受刑。战时他想做一个书架，梅耶想办法通过他父亲弄来了一些木料。据梅耶所言，做成的东西糟糕得令人难以置信。他做的隔架下方缺少适当的支撑，下弯得像吊床，他还“暴殄天物”地把漂亮的樱桃木刷白。书架上放着十本书，奥威尔承认那是借别人未还的。
他保持着无产者习惯，除了把茶倒进碟子吹着喝，还自己用花束牌黑粗烟丝（是一种浓烈的烟草，他的牙齿因此被熏黄）卷烟抽。极为贫困、填不饱肚子的加拿大人保罗·波茨（他把自己的诗印出来在酒吧卖）描述了一幅理想化场景，是和奥威尔冬天傍晚用茶点时：“壁炉火熊熊燃烧，桌上堆满美食：凤尾鱼酱及各种果酱、腌鱼、烤饼及烤面包片。”但是吃欧洲大陆菜长大的库斯勒与莉迪亚·杰克逊的意见相同，认为喜欢吃煮鳕鱼配苦萝卜的奥威尔在“吃东西上没有品味”。他的管家的详述更令人大吃一惊：“他喜欢英格兰北部的烹调法。他很喜欢腌鱼，或者喜欢把黑香肠先煮，然后跟葱头一起煎，最后放在拌奶油的土豆泥上面端上桌。还有往烤面包片上抹凤尾鱼酱，或者在黑面包上抹黄油，或者家制烤饼上面抹果酱。”他的外甥女也对他进行了生动的描述，说：“要是他吃的是一个很喜欢吃的布丁，他会发出一种非常满足的哼唧声，很像一只小狗！”[6]他眼里的享受不复杂：在汉普斯特德的希斯公园散很长时间的步，在家里跟作家朋友热烈交谈，去拉思伯恩街的“麦叶”那种酒馆，或者在苏豪区的宝德嘉、阿克波利斯、恰尔达什及爱丽舍等餐馆吃饭。
3
诗人鲁思·皮特1942年再次见到奥威尔时，他的瘦削、苍白的脸色和小心迟缓的举动令她震惊。1943年秋季时，他也未能接受《观察家报》的邀请去北非。但到1945年，他显然置体检结果不顾，辞去《论坛报》的工作，接受戴维·阿斯特的邀请当上了《观察家报》和《曼彻斯特晚间新闻报》（manchester evening news）的战地记者。2月15日至5月24日，他就解放了的巴黎、被占领的科隆、纽伦堡和斯图加特以及奥地利萨尔茨堡的平民所受战争影响发回了18篇报道。
奥威尔在欧洲大陆时，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节节胜利的盟军攻入德国。科隆被攻占，英国人打过莱茵河，俄罗斯人打过奥地利边境，但泽被攻占，美国人占领奥斯纳布吕克，盟军攻进阿纳姆，俄罗斯人打到柏林，盟军打到波河，美国和俄罗斯部队在易北河[7]会师，墨索里尼被游击队击毙，希特勒自杀，第三帝国垮台，5月8日被宣布为欧战胜利日，俄罗斯人攻占了布拉格。（在英国，工党在7月获得压倒性胜利，克莱门特·艾德礼取代丘吉尔当上首相。）
奥威尔不曾目击这些大事：前线战斗、解放集中营和（后来的）战犯审判。但他确实看到了德国遭到的巨大破坏和法德平民的困苦生活。他在3月底、4月初从科隆发回的报道中写道：“走在德国被摧毁的城市中，会怀疑起文明能否绵延不绝……这座城市从前以罗马风格的教堂和博物馆著名的中心区如今只剩一片断壁残垣，倾覆的电车，受损的雕像，还有大堆瓦砾，铁制大梁从中刺出。”他也提到盟军战俘所受的非人折磨：“一个英国战俘说他进来时，他跟同伴隔铁丝网往俄罗斯人那边扔了块肥皂，那些挨饿的俄罗斯人马上把它吃掉了。另外一个战俘告诉我在西里西亚（现属波兰）有一个战俘营，一个俄罗斯人死后，他的同志们用毯子盖着他，装作他只是得了重病，以便他们能多领几天他那份汤。”不寻常的是，他发回的报道行文单调、无生气、缺乏感情，令戴维·阿斯特感到失望。奥威尔也许是惊骇过度，以致无法理解他所掌握到的战争最后几个月的情形，需要更多时间来承受受到的视觉冲击。
奥威尔在巴黎主要住在斯克里布酒店，那群身穿光鲜制服、领着丰厚薪水的美国记者令他吃惊，也结识了一些著名作家。哈罗德·艾克顿听他讲在缅甸和摩洛哥的性冒险故事惊讶不已，“被他那种令人感伤的庄重所打动……他提到他的肺病，就好像那是种为之惭愧的事”。奥威尔对另外一位伊顿公学毕业生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他就是牛津大学哲学教师a.j.艾耶尔，他1945年春天在巴黎。“他道德上的正直让他律己甚严，有时苛于责人，”艾耶尔写道，“不过他根本不会与享受为敌。他会鉴赏美食和好酒，喜欢说闲话，在他不被糟糕的身体折磨时，跟他在一起非常愉快。”艾克顿和艾耶尔都注意到他病得多么厉害。尽管他愿意，而且很有劲头地吃英国广播公司糟糕的食物，但他也喜欢美餐，别人请他去像布勒斯廷和吕勒那种豪华餐馆吃饭时，他也会表现得同样自然。
他跟与他政治观点相同、在抵抗运动中工作的法国作家也有过一些联系。他计划跟阿尔贝·加缪在双偶餐馆共进午餐，可是加缪比奥威尔病得还重，所以未能赴约。他跟戴高乐的顾问马尔罗见过面并觉得他很友好。当柯普为《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所撰前言被认为不合适时，马尔罗计划写一篇，但从未写成。艾耶尔描述了他们政治上的相似性，将他们两人做了比较，具有启发意义：“两人都是个人主义者，每人都把左派同情心和爱国主义守旧价值观结合起来，行动上自力更生、有纪律。我认为奥威尔更有清教徒特点，尽管在私人关系上，他既不古板也不傲慢，也许他更浪漫一些，对权力腐蚀人这点认识得更深。马尔罗似乎更是一个冒险家。如果马克思把他们看作感情用事的社会主义者，那会是一种赞语。”[8]
1944年8月“解放”丽兹酒店的海明威曾告诉某个采访者他跟奥威尔见过面（2月15日到3月6日他们都在巴黎）。海明威难得地赞扬了一个同时代作家，称《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是本一流的书，奥威尔是个一流的人，也遗憾未能跟他多待些时间。他认为自己的政治观跟奥威尔的很接近，对奥威尔未加入更为强大的国际纵队，而是加入势弱的马统工党的无政府主义者队伍感到惋惜。奥威尔（他将在几个月后的1945年8月出版《动物农场》）告诉海明威他担心自己会被俄罗斯人枪杀，在西班牙他们就追捕过他，那时仍视他为危险的敌人。德国人战败后，共产党开始公开活动，很多人被杀。他提出借一把手枪，海明威就借了他一把柯尔特点32口径的手枪。
在《曙光示真》（true at first light，1999）中，海明威证实了这个故事。他保护了奥威尔，虽然怀疑他是否真的身处险境，还是主动提出保护他：
上一次我见他（奥威尔）是1945年突出部战役[9]后在巴黎……他穿着似乎是平民衣服来到丽兹酒店117房间，我在那里仍有一小批武器，就借给他一把手枪，因为“他们”正在追杀他……
他很憔悴，看上去身体不好，我问他何不留下吃完饭再走，但是他非得走。我告诉他如果“他们”追杀他，我可以找两个人保护他，我的人跟当地的“他们”熟，他们会永远不再找他麻烦或干涉其生活。他说不了，他需要的只是那把手枪。我们询问了几个都认识的朋友的情况，然后他就走了。
奥威尔从未提到过这次会面，也不曾为他们的谈话留下记录。[10]
跟受欢迎的英国幽默作家p.g.伍德豪斯（p. g.wodehouse）的会面引出了奥威尔最重要的随笔之一。1940年德国人占领法国时，伍德豪斯曾被软禁。第二年，他在柏林接受了一次电台采访，德国人将此次采访录音向美国播出。他们连吹带拍地说服他进行了5次谈话，讲述他作为一个曾被软禁者的经历。这几次谈话向英美播出后，他关于德国的天真评论被认为是亲轴心国宣传，引起了轩然大波，他被指控为一个叛国者。奥威尔请他去巴黎中心菜市场的一间好餐馆用了午餐，1945年7月，他发表了《为p.g.伍德豪斯辩护》（in defence of p.g. wodehouse）。
他分辩道：“根据1941年的事件所能判定p.g.伍德豪斯的，至多是糊涂而已，真正有意思的问题是他何以如此。”他总结道：“不幸的伍德豪斯——只因他取得成功并在国外居住，他的思想停留在爱德华时代——成了宣传试验的试验品。”
奥威尔拔刀相助为伍德豪斯辩护，说他只是糊涂而无罪过，伍德豪斯对此感激不尽。因为奥威尔请他的那顿极为丰盛的午餐和他所做的至为精确的文学分析，伍德豪斯曾感恩戴德地在信中写道：“你在还不了解我时能写那篇文章真是一片好心，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篇文章我一直反复读了很多遍，是我首次读到如此高明的评论。它是一篇杰作，每个字我都同意。”但在奥威尔辞世后，伍德豪斯也不再面临危险时，他的感激之情退去不少，他如此形容那篇评论：“实际上是你们记者写的一长篇非难文章，这些评论家为证明一个论点而伪造事实的行径难道不令人反感？”[11]
4
就像奥威尔当初为让爱琳放心，而称自己未打算去西班牙参军一样，她也不愿阻止他去报道欧洲大陆的战争，未告诉奥威尔自己得了重病，连像莉迪亚·杰克逊这样的密友都相信她只需做一个简单的手术以阻止红细胞数量下降。而事实是她子宫长了瘤，有内出血现象，必须做一个子宫摘除术。爱琳及她的几个朋友怀疑那是肿瘤。因为在沃灵顿村时的艰苦条件和劳累工作，因为在西班牙受到追捕和命悬一线，因为兄长、母亲之死的打击，因为食物不足、4年辛苦工作和德国对伦敦发动大规模空袭期间的轰炸，她这时患了隐伏的恶疾。在伦敦病倒和接受一位医疗专家检查后，她带上理查德乘公共汽车到了格温家所在的提兹河畔的斯托克顿，她计划在纽卡斯尔接受手术。乔治·柯普把她送到了国王十字火车站。
3月23日，爱琳从斯托克顿写信给莱蒂斯：“好的是乔治不在——他在科隆。比起世界上随便哪个疾病缠身的可怜人，探望病人的乔治的样子会让人更加难受得多。”她给奥威尔的最后几封信写于3月21日至29日，语气十分悲伤，但主要还是为了让他宽心。这几封信比任何她写的或是关于她的都写得好，它们揭示了她那讨人喜欢的无私性格，也解释了她为何愿意忍受他们婚姻生活中的如斯困难乃至艰辛。
爱琳意识到她不能“就这样继续长一个肿瘤或者更应该说可能是几个发展得很快的肿瘤”。但跟自己的健康和生命相比，她（很反常地）更担心“高得离谱”的手术费用。她把手术费用和久病不愈的花销对比后总结道：“我真的认为我不值得花那笔钱。但反过来说，如果不理它，会经过较长一段时间才能要我的命，时不时也要花些钱。”她又以令人心悸的反话写道，她肯定为她治病的外科医生哈维·埃弗斯“会尽快结果我，就像对英国任何一个……那样他到头来会少收一些钱”。她知道奥威尔不赞成她摘除子宫，那意味着她永远不能生孩子，而且她有种取悦他的“不可抑制”的渴望。她不愿意让他担心，也担心她的虚弱身体可能妨碍收养理查德，直到他们收养那个婴儿后，她才去看病，“以防万一是癌症”。
她的信中有一段令人读来不安，暗示她内心十分忧虑，无疑受到了害怕即将进行的手术的影响。在这段话中，她想表达她对城市生活的极度反感和（那句话让人想起《巴黎伦敦落魄记》中最令人倒胃口的情节）对大城市的肮脏饮食及令人窒息的氛围的厌恶：
我想你不理解伦敦生活对我来说多么难以忍受。我知道对你是那样，不过你经常说得似乎我喜欢，可我连你做的事都不喜欢。我受不了到处都是人，每餐饭都让我恶心，因为每种食物都会经过二十只脏手的触摸，不管是什么，如果不经煮过以使它干净，我就几乎吃不下去。我无法呼吸那种空气，我无法比一个在窒息中的人思想更敏锐，所有让我心烦的在伦敦一直都有，而我最感兴趣的那些根本看不到。
爱琳对伦敦如此反感，甚至回想起沃灵顿村令人作呕的污水问题时，她“即使再过那种简朴生活，也不是真的害怕”。[12]在因为战争而累垮的爱琳看来，城市和乡下环境都变得十分难以忍受。
爱琳最后一封未完成的信写于3月29日，距她接受手术仅有一小时。她在信中尽量表现得乐观和让奥威尔放心，说自己必须被棉花保护地包着，也解释那位医生——以当时医生那种说一不二的风格——未明白地告诉她要接受什么手术。不管怎么样，在即将被开刀和进入吗啡造成的昏迷前，她表现得顺从，甚至心怀希望（尽管担心）：
最亲爱的，我就要动手术了，已经被灌了肠，注射过（在右臂上，是件烦心事），清洁过，而且用棉花、羊毛和绷带包裹得像是件宝贵的雕像。从病友们写过的来衡量，这只能是一封短信。他们全动过手术。烦人啊——我永远没机会感觉自己超人一等。
来这之后还没见到哈维·埃弗斯，显然格温也没能跟他沟通过，谁也不知道我要动什么手术！他们相信哈维·埃弗斯不会真的让我决定——他总是“做他认为最有利的”！他当然会那样。可我得说我不开心，尽管我是个“模范”病人。他们认为我很出色，说我那么平静和快乐。如果我可以把自己交给别人处置，我的确会那样的。
爱琳死于心脏衰竭，就在实行麻醉后，甚至没来得及动手术，死时年仅39岁。格温·奥肖内西“有种不祥的预感爱琳会挨不过，要她的药剂师得到噩耗时马上告诉她。在她忙于做手术之际，噩耗确实来了”。验尸官的报告总结说那些医生无责任，并报告死因为“在为摘除子宫手术而正确和熟练进行的乙醚及氯仿麻醉状态下心脏衰竭”。[13]
与此同时，当奥威尔在被战争蹂躏的欧洲奔波时，他自己的身体也垮了。爱琳住进纽卡斯尔那家医院时，他也因为肺病突发住进了科隆的医院，可能甚至有过内出血。关于这段时间，他后来告诉法弗尔：“我一度想着该轮到我了。”他回到巴黎并发电报同意爱琳做手术，但就在第二天，他无比震惊地收到了《观察家报》发来的电报，告诉他爱琳已不在人世。他搭上一架军机——这是他首次乘飞机——于3月31日回到伦敦，先直接去了伊内兹·霍尔顿家。
奥威尔深受打击，但也克制自己的感情。他用校童们用的俚语简单地告诉朱利安·西蒙斯：“我妻子上周去世了，我难受得要命。”4月1日，在看到验尸官的报告之前和带着那是个小手术的印象，他向莉迪亚解释道：“我不知道你是否已从别人那里听到很坏的消息。爱琳不在了。如你所知，她病了有一段时间，最后被诊断出长了个瘤子，必须摘掉。手术据说不是很大，但她似乎在注射了麻醉药后就去世了，显然是麻醉的结果……这是个极大的打击，来得很残酷，因为她已经变得对理查德那么投入。”十天后，他写信给安东尼·鲍威尔说爱琳已病了很久：“这件事很不幸，因为在身体不好和工作过度的情况下，她已经过了五年很苦的日子”，而且——在他们收养那个婴儿和她辞去工作后——情况刚刚开始好转。[14]爱琳未能活着看到理查德长大成人，也未能享受奥威尔的生命最后几年中来之不易的富有和名声。
奥威尔在爱琳去世后第一次回到沃灵顿村时，他“本以为那会极让人心烦意乱，但实际上不算很糟糕，除了在总看到旧信时”。回想起他们承受过的贫穷和困难，他们在西班牙共同有过的理想主义和经历过的危险时，他承认道：“重要的是在情感和思想上忠诚。我对爱琳偶尔不忠过，也曾对她很不好，可是我想她也曾对我不好，但在我们同甘共苦以及她完全理解我的工作意义上，我们的婚姻是真正的婚姻。”爱琳不仅了解其工作意义如何，而且也明白那对他意味着什么，那就是尽管他爱她，但在他心目中，工作仍居首位。
在特别令人苦恼的情形下，如此突如其来、出乎意料地失去爱琳，内疚感折磨下的奥威尔的痛苦前所未有。他痛切严厉地自责，后悔自己曾鼓励她放弃有前途的职业，并让她过着艰苦异常的生活。他一直专注于自己的工作，曾撇下她独自去了西班牙，不能满足她情感及性方面的要求，也偶尔不忠过。他忽视了她的健康，而她照料了他，他未意识到她得了重病，担心过她的治病费用，反对她做子宫摘除术，她接受手术前，也未在她身边安慰她。爱琳死后，他告诉库斯勒他最后悔的，是他有“太多的话没说”。奥威尔安排葬礼在纽卡斯尔进行，让理查德暂时住在乔治·柯普和多琳·柯普夫妇家，他们也住在坎奴伯利广场。然后不知何去何从和亟须分散注意力的他回到了欧洲大陆，从4月8日直到5月24日，他都在那里以战地记者身份东奔西走。奥威尔回想起收养孩子时感情上的困难，在莫蒂默弯道的公寓被炸，他自己离家出国，爱琳之死和理查德在柯普家暂住，但他发现理查德似乎未因“在他短短生命中的许多变化”受到伤害，这让他放心。[15]他知道对一个处境困难、无育子经验的作家而言，照顾一个幼儿是不容易的，他的朋友多数也认为他会放弃收养。但他决心留下这个他深爱的男孩，那是他和爱琳之间宝贵的联系纽带，他要当一位慈爱而称职的父亲。
5
爱琳不幸辞世后那年是奥威尔一生中最不寻常的一年。因为担心自己来日无多，而且亟欲完成他最后的作品，同时也受到内疚和孤独感的双重煎熬，他急切想找个女人来照顾自己以及理查德。他感情冲动地向几个他几乎不了解的年轻漂亮女性求过婚。他曾告诉其中的西莉娅·佩吉（当时正在跟丈夫办理离婚）：“如果能选择，我想让女人们觉得我魅力无穷。”仍是腼腆和拙于言辞的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42岁老得多，他并不是个有希望的备选者，她们全拒绝了他。
伊内兹·霍尔顿的表妹西莉娅和玛麦恩是孪生姐妹，比奥威尔年轻13岁，两人都有惊人美貌和良好修养，经常照相。她们的母亲生下她们一周后去世，父亲是位牧师，在她们12岁时去世。她们先是受教于萨福克郡一个村子里的教师，然后在英国和瑞士洛桑（她们在那里学得一口纯正的法语）上寄宿学校。20世纪30年代，她们成了最出色的初入社交界的少女。在舞会上登场进入社交界后，同样穿着、留同样发型的她们经常登上报纸闲话专栏和光面纸大众杂志。她们不仅长得漂亮，玛麦恩还嫁给了阿瑟·库斯勒，西莉娅则活跃于在汉弗莱·斯泰特主持的《论战》杂志上发表作品的知识分子圈中。
1945年圣诞节时，奥威尔和西莉娅被邀前往库斯勒在威尔士北部的家里住一周。西莉娅首次见到他时，他乘火车刚到站，一手提着行李箱，一手揽着理查德。父子两人形影不离，每次奥威尔出去后，理查德总会挨个在每间房找他。英国小说家斯托姆·詹姆森（storm jameson）——他当时不在场，肯定是从库斯勒那里听说的——曾写道：“他让乔治·奥威尔住他租来的农舍里，位于旅馆后面的小山中。奥威尔因为生病和旅程而疲惫不堪，所以在房间里睡得很沉，他的儿子也在那里。小孩醒得早，为了不让他吵闹以便奥威尔继续睡，阿瑟在小床边坐了一小时，不出声地扯动自己的脸逗他玩。”库斯勒经常告诉别人一些为了抬高自己的故事，但这个可疑的情节与其性格很不相符。奥威尔很少起得晚，库斯勒讨厌小孩子，扯脸扯一个小时是很长时间。另外有一次，当理查德爬到他身上居然尿了他一身时，他对奥威尔未能管教好小孩而异常恼火。
不过，詹姆斯所写的故事确实说明信奉快乐主义的库斯勒尊敬他这位斯巴达式朋友。据西莉娅所言，库斯勒相信在所有现代作家中，奥威尔的作品最有可能流传下去，见到奥威尔本人也未令他失望，他正是文如其人。库斯勒后来提到在这个他琢磨得很透的人身上有种矛盾：“他不折不扣的知识分子式真诚……让他有时似乎不似常人。他身上散发出令人生畏的严肃特点，那仅随着距离增加而减弱，也就是说：他对自己毫不宽容，对朋友要求严格，对仰慕者无动于衷，对那些处于遥远外围的人充满理解之心。”[16]
一起喝酒时，他说他孤独至极，让库斯勒吃了一惊。库斯勒不习惯一贯沉默寡言的奥威尔如此直率，他曾说：“对他了解得越深，就越好像存在一道影响热情流露和个人接触的障碍。”库斯勒劝西莉娅为他收拾一下仪表，并且送给他一套礼服。库斯勒听说奥威尔向西莉娅求婚一事时——“她会嫁给他吗？或者至少发展一段恋情？”——他“几乎跪下来求我嫁给乔治，”西莉娅说，“因为他很爱乔治，他会很高兴和乔治成为姻亲，认为那是个绝佳的主意。”
西莉娅觉得奥威尔在生活上乐于其中，也表现得有趣，易于相处，极具男人气概，喜欢而且需要女人，但不是很浪漫或者长得令她觉得有吸引力，而且似乎太老了。她后来这样谈到他们的关系：“如果我称之为爱（因为我的确是），那可能给人一种印象我爱他，但那只不过因为我没爱上他，没同意嫁给他，也没跟他发展一段感情。”[17]西莉娅强调说他“表达了对我的幸福的极大关注。他似乎总觉得他在我面前机会不大，因为他比我大很多……而且也因为他身体不好”。
奥威尔给西莉娅写过一封很不平常的信，揭示了他强烈的性感觉，这封信从未发表。她解释说那封信是由发生于1946年初的一件事所引起。除了汉弗莱·斯莱特、奥威尔和西莉娅，还有罗德尼·菲利浦和他妻子安娜（他们是《论战》杂志的资助者）全去帕西街的希腊餐馆吃饭，“之后我们挤进一辆出租车去找汉弗莱的几个朋友。因为没地方让我们全坐下，而且因为我是个子最小的，而乔治是个子最大的，那一小段车程我就坐在他腿上……一定要记着乔治过了很长时间‘清心寡欲’（我想象的）的生活……在我遇到他之前。所以他信中提到的反应很容易理解。”
奥威尔因为抱着西莉娅而兴奋，他承认他们乘坐出租车时，当她穿着皮大衣坐在他大腿上时，那种激情如电流一般，传遍了他的全身。[18]
安妮·波帕姆（anne popham）是另外一个有望成为奥威尔妻子的人，她是大英博物馆版画及素描部主任a.e.波帕姆的女儿。她跟西莉娅同年生，曾在伦敦考陶尔德艺术学院学习从事艺术史研究，战时（就像爱琳）曾为情报部工作。在被炸得无家可归时，她搬到了坎奴伯利广场。战后，她被派往德国追缴被掠夺的艺术品。后来在大英美术委员会工作过，嫁给昆廷·贝尔并编辑过弗吉尼亚·伍尔夫[19]的《日记集》（journal）。
在坎奴伯利广场住的时候，安妮和她室友曾为奥威尔和维克托·普里切特开了一个餐会，当时两位男士只顾自己聊天，对女士表现得没兴趣。安妮喜欢她所谓的奥威尔的“实际一面”——他看上去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能照顾理查德。她觉得他和蔼可亲，尽管对女人有些害怕和缺乏感知力。她知道他是个出色的人，然而看不出这位外貌比实际年龄显老的孤独的知识分子有何非凡之处。跟西莉娅一样，安妮不觉得他长得有吸引力，认为他留的短髭不自然、做作、甚至可笑，只有法国人才留，那很是“时过境迁”了。
奥威尔邀请安妮来家里用茶点，用“唉，走吧”将理查德及保姆打发出去，然后对她说：“过来坐这儿，坐到墙角那张床上会更舒服点。”尽管他几乎不了解她，却亲吻、拥抱她并问道：“你觉得你能照顾我吗？”因为毫无求爱阶段，并且没能了解他，如此求婚让安妮非常尴尬和震惊。这是突如其来的，似乎做得既贸然轻率又工于心计。她感到很不安，挣脱了他的手臂，然后尽可能温和地拒绝了他的提议。尽管她的回应是拒绝，但他并未完全放弃，而是问她：“你吓坏了吗？我可以写信给你来说服你吗？”
4月18日，安妮去了德国后，奥威尔写了一封信，它最出自内心，也最能透露其想法：
我不知道我接近你是否可以说犯了一件罪过。从某种意义上说，像我这样的人向你这样的人采取主动属于不检点，可是从你的外表上，我觉得你不止孤独和不快乐，而且是个主要过着有思想生活的人，也许你会对一个比你年长得多而且身体好不了多少的人感兴趣……我真正要问你的，是你也许愿意当一个文学中人的遗孀。如果目前情形多少保持不变，当遗孀也有一定乐趣，因为你大概会收到版税，而且你也许会发现，编辑未发表作品是件有趣的事……
过去有几次我差不多就要死去，但我总是活下来让他们恼火……我也不育，尽管我从来没做过检查，因为那很恶心。话说回来，如果你想和别人生个自己的孩子，我是不会生气的，因为在肉体方面，我几乎不会有嫉妒……你年轻而且健康，应该找个比我好的人，话说回来，如果你找不到这样的人，而且如果你觉得自己就想当个遗孀，那你也许可以做件更不济的事——那是假设你并不真的觉得我讨厌。倘能再活十年，我想我还能写出三本有价值的书……但我想要平和及安静，还有一个喜欢我的人……
除了工作和看到理查德有个好的开端，我在生命中真的再无牵挂。只是偶尔感到极度寂寞。我有几百个朋友，但是没有哪个女人对我感兴趣和能够鼓励我。
奥威尔强调了其年纪和糟糕的身体，几乎是保证尽快死。他提议的不是结婚，而是当遗孀和编辑他的作品的机会。为使其提议更诱人，他承认他不育（尽管他不能肯定）和对爱琳不忠过。他也提出了一个克利福德·查泰莱[20]式提议，让他意愿中的未婚妻去跟别的男人生育。这番奇特、可怜、完全不能引起别人兴趣的声明使人想起了弗朗茨·卡夫卡写给未婚妻菲莉斯·鲍威尔的那些非常痛苦的信件——他也是个肺结核患者，接近死亡——在这些信中，他摆出了一副可怜的姿态，承认自己最糟糕的方面，测试她对他能忍耐到何种程度：“我想拖着你……拖到我所代表的不堪状态……尽管如此，你愿意背负起这个十字架吗？……我匍匐在你面前，恳求你把我推到一边：除此之外，你做任何事都意味着毁了我们两人。”[21]
考虑他求婚提得突然、对自己的前景描述惨淡和说服工作令人泄气，不奇怪的是奥威尔未能找到一个妻子。但在这段情感纷扰的时间，《动物农场》突如其来、出乎意料的成功改变了他的生活。
[1] 《全集》，12.146；凯·韦尔顿·埃尔沃尔所言，见沃德姆斯《怀念奥威尔》第57页；《全集》，16.283（伊内兹·霍尔顿的日记）；法弗尔，《乔治·奥威尔》，第148页；《全集》，19.462（1948年12月29日信件）。——原注
[2] 法弗尔，《乔治·奥威尔》，第147页；《全集》，17.43（1945年2月9日“信笔所至”专栏）；《全集》，9.22；9.3。——原注。
[3] 保罗·高更（1948—1903）和保罗·塞尚（1839—1906）均为法国画家，后期印象派代表。
[4] 指那种由粗大一端向较小一端突然变细的袖子。
[5] 《全集》，18.396（1946年9月15日《时尚》档案）；《全集》，18.18（《只是垃圾》，1946年1月5日）；伍德考克，《透明的精神：乔治·奥威尔研究》，第22—23页。——原注
[6] 《全集》，18.99（《水下月亮》，1946年2月9日）；保罗·波茨，《骑自行车的堂吉诃德：回忆乔治·奥威尔》，《伦敦杂志》第4卷（1957年3月）第40页；阿瑟·库斯勒、苏珊·沃森和简·戴金·摩根所言，见科帕德《缅怀奥威尔》第89、168、218页。——原注
[7] 但泽是波兰北部港市格但斯克的旧称，奥斯纳布吕克是德国西北部城市，阿纳姆是荷兰东部城市，波河是意大利北部的一条河流，易北河是流经捷克、德国的一条河流。
[8] 《全集》，17.122、106、130；艾克顿，《一个美学家的更多回忆录》，第152页；a.j.艾耶尔（a.j.ayer），《我人生中的一部分》（a part of my life，纽约，1977），第287页；a.j.艾耶尔所言，见马丁尼·德·考塞尔所编《马尔罗：生平与作品》（malraux：life and work，伦敦，1976）第56页。——原注
[9] 1944年12月，德军在盟军的攻势下一直在撤退，但在1944年12月16日清晨，25万德军涌入比利时东南部阿登地区反攻，并在此形成一个突出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盟军被迫撤退。盟军顽强的抵抗缓解了德军的进攻。最终，德军无法维持补给而盟军的增援及天气转晴使美军得以充分发挥其空中优势，巴顿带领他的第三集团军从南将突出地切断。这就是有名的阿登战役，又称突出部战役。
[10] 海明威1952年4月16日致哈维·布德特的信，见杰弗里·迈耶斯《海明威传》（纽约，1977）第416页；欧内斯特·海明威，《曙光示真》（纽约，1999），第139—140页。
在保罗·波茨1957年所写的一篇随笔里，未提到奥威尔和海明威的见面，但是当他重版《但丁称你为贝雅特里齐》（dante called you beatrice，1960）并想充实那本薄书时，他编造了这位腼腆的英国人和那位咋咋呼呼的美国人之间的会面，写得全在意料之中。海明威抱有敌意，粗言粗语，直到奥威尔揭示了自己的身份，海明威就拿出一瓶威士忌要送给他。波茨的描述刚开头就停止了，即在奥威尔进入海明威的房间两人开始交谈时，但他无力创造出他们的对话。不管怎么样，海明威当时在丽兹酒店安营扎寨，而不是在斯克里布酒店。克里克（在其《奥威尔传》第324—325页）和谢尔登（在其《奥威尔传》第375—376页）都引用了波茨的描述，似乎那是真的。——原注
[11] 《全集》，17.63、71页；《全集》，17.63（伍德豪斯1945年8月1日致奥威尔的信以及1951年8月11日致丹尼斯·麦凯尔的信）。——原注
[12] 《全集》，17.112（爱琳致莱蒂斯·库珀的信）；《全集》，17.96—99（爱琳1945年3月21日致奥威尔的信）。——原注
[13] 《全集》，17.112（爱琳1945年3月29日致奥威尔的信）；凯瑟琳·蒙丘尔1999年3月17日致杰弗里·迈耶斯的信；据验尸报告，见克里克《奥威尔传》第328页。——原注
[14] 法弗尔，《乔治·奥威尔》，第128页；（参见《全集》第17卷第119页，奥威尔得知噩耗时在巴黎，而不在科隆；朱利安·西蒙斯所言，见沃德姆斯《怀念奥威尔》第145页；《全集》，17.118、124。——原注
[15] 《全集》，18.249（1946年4月16日信件）；奥威尔所言，见奥威尔档案库所藏库斯勒1950年1月21至25日致戴维·阿斯特的信；《全集》，17.236（1945年8月1日信件）。——原注
[16] 西莉娅·佩吉·古德曼所言，见沃德姆斯《怀念奥威尔》第163页；斯托姆·詹姆森，《来自北方：自传》（伦敦，1970），2.131；西莉娅·佩吉·古德曼所言，见沃德姆斯《怀念奥威尔》第164页；对西莉娅·佩吉·古德曼的采访；西莉娅·佩吉·吉德曼所言，见克里克《奥威尔传》第334页。——原注
[17] t.r.法弗尔，《阿瑟·库斯勒与乔治·奥威尔》，哈罗德·哈里斯所编《跨越两种文化：阿瑟·库斯勒七十岁》（伦敦，1975）第155页；阿瑟·库斯勒，《一个叛逆者向乔治·奥威尔之死的进展》，《恐龙的踪迹》（the trail of the dinasaur，伦敦，1955），第102页。——原注
[18] 西莉娅·佩吉·古德曼1999年2月7日致杰弗里·迈耶斯的信；1998年9月15日与迈克尔·谢尔登的交谈。——原注
[19] 昆廷·贝尔（quentin bell，1910—1996），英国艺术家、作家、评论家，著有《回忆布卢姆斯伯里》《弗吉尼亚·伍尔夫传》等，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外甥；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英国女作家，著有《海浪》《到灯塔去》等。
[20] 指d.h.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查泰莱夫人的丈夫，丧失性功能。
[21] 安妮·波帕姆·贝尔所言，见沃德姆斯《怀念奥威尔》第166页；1998年11月23日在东苏塞克斯郡弗尔对安妮·波帕姆·贝尔的采访；《全集》，18.248—249及154—154（1946年4月16日及3月15日信件）；弗朗茨·卡夫卡，《致菲莉斯的信》（埃里希·海勒和杰根·包恩编辑，詹姆斯·斯特恩及伊丽莎白·达克沃斯翻译，伦敦，1974），第216、293、315页。——原注
第十三章因《动物农场》声誉鹊起
1945
1
短短几个月内，收养理查德、爱琳不幸去世、他自身健康的衰退和《动物农场》（出版于1945年8月）出乎意料的成功完全改变了奥威尔的生活。爱琳去世后，奥威尔坚持抚养理查德，视他为与爱琳之间的活纽带。战时难以找到一个保姆兼管家，但在1945年7月，他遇到了苏珊·沃森，是由赫彭斯托尔夫妇及燕卜荪夫妇推荐的。苏珊和奥威尔一见之下彼此都合意。她觉得他是个非常寂寞的人，并因为他留下那个小孩而敬重他。奥威尔看着她给理查德洗澡问道：“你会让他玩那玩意儿，对吗？”她保证会适度宽容后，他就雇用了她，慷慨地每周给她7英镑，但他未提自己患肺结核。苏珊照顾理查德还有购物及做饭，奥威尔另外也请了个清洁女工为他们“搞卫生”。
苏珊不是个一般的家庭佣人。她母亲温·亨德森是个有艺术家气质的文学编辑，也是温德姆·刘易斯的朋友。27岁的苏珊（比西莉娅·佩吉和安妮·波帕姆大两岁）是个漂亮的金发女郎，表情天真，举止像个小孩，因为脑瘫导致的跛足更突出了这两个特点，但也使她上6楼到公寓有困难。她当时正在跟一个剑桥的数学家办理离婚手续（他介绍她与维特根斯坦[1]相识），有一个上寄宿学校的7岁女儿（放假时，奥威尔欢迎她去坎奴伯利广场），苏珊此前一直在一间国际托儿所工作。
苏珊在奥威尔家生活了15个月，近距离观察过他，对其口味、习惯和怪僻性格了如指掌。他喜欢用茶壶泡浓茶喝，用的是锡兰产茶叶，喜欢吃烤牛肉和土豆。“你的手可以永远不受冻，”他曾告诉她，“不管什么时候，你都可以往每个口袋里放个烘土豆，然后手揣在口袋里。”她端上食物时，他会对理查德说：“哎呀，嗬嗬，看着不错！”
苏珊发现有时需要善意欺骗奥威尔，他在家务事上不怎么用心。他很喜欢吃蒸布丁，因为做着费事，苏珊就从店里买了一听，然后把布丁自制似的端上桌。奥威尔上当了，问她：“你是怎么弄出这么漂亮的样子？”他喜欢处处清洁，讨厌看到脏尿布，就督促苏珊在训练理查德如厕上严格要求。理查德将大便拉到地毯上时，苏珊用一份《论坛报》清理了污物并放进便盆。奥威尔对效果感到满意，他说：“你看，我告诉过你只需要坚持。”当他问她那份不见的《论坛报》去哪里了时，她装作不知道。
苏珊觉得奥威尔有点固执守旧，爱说教，独断，有时还压制人。他喜欢在家里当头，居家生活上严守成规。他从上午9点钟工作到下午1点钟，然后出去吃午饭，6点钟吃晚饭，经常打字打到凌晨3点。苏珊对他打字的声音熟悉到他不打时就会醒来的地步。他有时以做一些木工当作休息，跟“搭档”理查德在一起，他会递钉子。每当他与苏珊晚上有争执时，他会告诉苏珊：“我想你该去睡觉了。”她觉得他“矛盾地在压抑情感和思想上放得开两方面兼而有之”。他对待她尽管严格，但很得体，他似乎拿不准“该像对待一个值得信任的老管家，还是像一个小女儿那样对待她”。她有自己的感情生活，所以从未考虑过嫁给奥威尔。
苏珊是诗人和《论战》杂志编辑兰德尔·斯温格勒（randall swingler）的朋友，他想和奥威尔见面。奥威尔虽然一开始不情愿，最后还是同意跟他见面，后来他说：“这人真不错，可惜是个共产党。”斯温格勒在1946年9月的《论战》杂志上批评他以后，奥威尔对他极为反感，拒绝跟他握手，时时留神避免在酒吧里与其相遇。至少在这件事上，他未能大度地原谅对手。
苏珊记得奥威尔当时仍会就西班牙内战做噩梦。他的日记中描述过一个他暴露在炮火下的噩梦：“我做了个很不好的梦，梦到炸弹落在我附近，把我吓得魂飞魄散，可以对照以前在西班牙战争即将结束时我做过的梦，当时我梦到我在一个长满草的岸边，没有掩护，迫击炮弹落在我周围。”更严重的一件事发生于1946年2月，当时他的肺部突然出血。不过他不失冷静，只是叫苏珊给他拿来一个冰袋放在头上。据给他治过病的医生所言，此种传统疗法除了能让病人舒服外没有用处，但至少也没有坏处。奥威尔拒绝请医生来看，但不得不卧床两周。[2]无怪乎在向西莉娅及安妮求婚时，他看上去病得不轻。
2
经过长期周折才得以出版的《动物农场》（animal farm）在文学及经济方面都取得了极大成功。如同《巴黎伦敦落魄记》《缅甸岁月》和《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这本书也与当时的政治气候反其道而行之，最终面世前，曾被5家出版社退过稿。奥威尔是从1943年11月，即在《论坛报》工作时享有自由的那段时间开始写作此书，并于1944年2月写完，那是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之后和诺曼底登陆之前——那两次战役是盟军首次开始打胜仗。当时对俄罗斯人，存在着同仇敌忾的强烈感情，他们尽管吃过败仗，但仍牵制了希特勒对英国的进攻。奥威尔不是等战争结束后再说，而认为揭露苏联蜕化本质的最佳时机，是在俄罗斯人最受欢迎之时。
希特勒在1941年进攻俄罗斯后，戈兰茨又回到了共产党阵营。奥威尔知道出于政治原因，他绝不可能出版此书，他也是这样告诉戈兰茨的。但戈兰茨坚持他对奥威尔的下一部虚构作品有选择权，一定要读，并为自己的立场辩护说：“你显然认为我是斯大林的走狗，我想我真该为此得意，可我已有三年被视做反斯大林者，不允许进入苏联使馆。”尽管戈兰茨表现得不存偏见，但正如奥威尔所断言的，他“觉得在我们和俄罗斯为生存并肩而战时，出版这么一部猛烈攻击她的作品说不过去”。奥威尔因为终于摆脱了束缚而高兴。1945年7月，他告诉伦纳德·摩尔：“我跟他没有发生个人争吵，他曾经待我不薄，在别人不肯时出过我的书，可是跟一个部分出于政治原因接受或者拒稿的出版人绑在一起显然不能让人满意，而且他自己的政治观点总在变化之中。”[3]
尼科尔森与沃森出版社很快以同样理由拒绝出版后，摩尔把此书交给了乔纳森·凯普，后者曾在1931年拒绝出版《巴黎伦敦落魄记》。凯普的审读者报告道：“它可以说是个寓言，本身读来有趣，当作讽刺苏联的作品来读，也能得到那种讽刺趣味。”他建议出版。凯普想推出此书，但仍存疑虑，就将其交给情报部一名高级官员去读，该官员请凯普以爱国为重，建议他不要影响英国与盟国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政府对此书的潜在影响比出版人认识得更透彻。）得到那位官员的建议后，凯普改变了主意，写信告诉摩尔战时出版这样一本书“很不明智”，也请他注意奥威尔笔下惹麻烦的猪：“如果这部寓言中的统治阶级不是猪，就不会那么冒犯人。我认为选择把猪写成统治阶级无疑会冒犯很多人，特别是那些有点敏感的人，无疑俄罗斯人是那样的。”奥威尔这时已经非常愤怒，他说审查是“不收贿赂，不恐吓，不罚款——只是点点头、眨眨眼，就完成了审查”。他嘲笑凯普担心斯大林可能不喜欢这本书，曾对伊内兹·霍尔顿说：“想象一下吧，乔伙计（他根本不知道俄语之外任何一种欧洲语言）会坐在克里姆林宫里读着《动物农场》说：‘我不喜欢。’”[4]
迈克尔·梅耶称此书也遭到了威廉·柯林斯的退稿，柯林斯是个“最势利的格拉斯哥苏格兰人，他根本不关心此书的政治方面，但认为这么薄的一本书卖不动。然后手稿到了法贝尔兄弟出版社的t.s.艾略特手里，在奥威尔写作生涯之初，退了《巴黎伦敦落魄记》的也是他。安德烈·纪德拒绝出版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一事广为人知，艾略特对《动物农场》反常的误读（那些猪再次成了棘手问题）和严重判断错误相当于上述一事在英国的一例：
我们认可它是一部精彩的作品，认可这部寓言写作技巧纯熟，那些叙述部分能让人保持阅读兴趣不减——自从《格列佛游记》以来，只有很少几位作家能做到这一点。另一方面，我们不能确信……这是批评目前政治形势的正确观点……
我自己对这部寓言的不满意之处，在于它给人的印象是全面否定性的。除了要唤起对作者所反对的有同感，它还应唤起对作者所希望表达的产生同感，而其中的正面观点以我之见，总体上是托派的，并非令人信服。我认为你双方都想支持，结果从任何一方都得不到补偿性的有力支持——即那些从纯粹共产主义的观点批评俄国倾向的人和那些从相去甚远的观点为小国家之前途忧心忡忡的人。而且毕竟你笔下那些猪和其他动物比起来太有思想，因此最有资格管理农场——实际上没有它们，根本不会有什么动物农场，因此需要的（有人可能提出）不是更多共产主义，而是更多热心公益事业的猪。
艾略特有意忽略了关键一节——奥威尔也许受到了他第一次在革命的巴塞罗那逗留期间的启发，那次逗留令其振奋——在那一节中，他写道，在它们赶走农场主琼斯之后和在猪掌权之前，“农场上的工作准确进行着，那些动物是快乐的，因为它们从未想到会出现那种情况”。在被信奉共产主义的戈兰茨和情报部毙掉后，保守派的艾略特也将其拒稿。但至少艾略特看到了它作为讽刺作品的优点，而且公正地将其与斯威夫特的作品相提并论，但反对被他误读的托派观点。纽约的日晷出版社更是完全未看懂，他们之所以拒稿，是因为“关于动物的故事在美国根本卖不动”。[5]
情急之下，奥威尔想过让一家无政府主义小出版社出（这家出版社刚好有些纸，而当时战争期间纸张供应仍很紧张），要么甚至自己出版它，戴维·阿斯特曾提出借给他两百英镑支持此计划。他最后找到了塞克和沃伯格出版社——比起别的出版社，当时它的规模及影响都小得多——也是这家出版社出版了《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当时很想出《动物农场》。此书和《一九八四》令该出版社名声大振，戈兰茨早期对奥威尔的投入所产生的收益全被沃伯格获得。
当沃伯格问他那本书情节如何时，一贯谦虚和不擅长描述自己手头作品的奥威尔支吾道：“它全是关于动物的，而且非常反俄！恐怕您不会喜欢它。”但在为该书乌克兰文版所撰前言中，他描述了创作此篇故事的真正灵感火花：“我看到一个十岁左右的小男孩顺着一条小路赶一架很大的马车，那匹马一想转弯，他就用鞭子抽。我突然想到，万一这种牲畜意识到自身的力量，我们将无力制服它们，而人们使用牲畜很大程度上就像富人剥削无产者一样。”
此篇寓言的某些方面建立于奥威尔的经历之上。他总的来说喜欢动物，但讨厌猪。他曾告诉戴维·阿斯特：“它们是最令人讨厌、最具破坏性的牲畜，一定要让它们哪儿也不能接近，因为它们很有力气而且很狡猾。”在《动物农场》中，那些猪就像英国广播公司的官僚，“每天必须把大量精力花在神神秘秘的事情上，被称为‘档案’‘报告’‘摘要’及‘备忘录’等”。当那匹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马鲍克瑟因为过度劳累垮掉时，像奥威尔一样，它因为肺结核而内出血：“一道涓涓血流从他嘴里渗出……‘我的肺。’鲍克瑟虚弱地说。”[6]
奥威尔那易懂、诙谐和讽刺的文风完全适合这部讽刺寓言。在《我为何写作》中，他对艾略特的断言（“一个艺术家的进步……就是不断消除个性”）附和道：“他不停奋力消除自己的个性。好的文字就像窗玻璃。”他也在自己的天才作品中化用文学传统以收到最易理解和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效果。《动物农场》中最著名的一句（由自私自利的猪所宣告）——“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为平等”——结合了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表达的基本概念（“人人生而平等”）和弥尔顿的《失乐园》（paradise lost，9.823-825）中夏娃对毒蛇所说的自毁性命令：“令我更为平等，或许再加／某一时并非不可取之／胜他一筹。”[7]
这篇故事语气亲切而且充满感情，细节处理上一丝不苟，使其非大众化主题令人欣然接受，并以一种微妙的方式讽刺了苏联神话，但仍然易于理解。奥威尔将其艺术和政治目的融合得如此之妙，结果从文学层面上说，那些动物完全可信。那些猪为悬挂于厨房的几条火腿举行了隆重的葬礼，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在这部关于极权主义俄罗斯蜕化、背叛和暴政现象的寓言中，几乎每一细节都有政治所指。书中的人类指资本家，动物指极权主义者，无法被驯服的野生动物指农民，猪指布尔什维克，“造反”指十月革命，附近农场主指欲支持沙皇势力推翻红色政权的西方军队，后来席卷乡下的造反之潮指在匈牙利和德国分别发生于1919年和1923年的未遂革命，“自发游行”指劳动节庆祝活动，猪指特别委员会指政治局，母鸡造反——赶走琼斯（指沙皇）后的首次谋反——指1921年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水兵造反，拿破仑与温普尔及威灵顿市场做交易代表俄罗斯1922年与德国签订《拉巴洛条约》，该条约结束了资本主义者对苏俄的抵制，而猪与人类最后的见面指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奥威尔寓言化地写到了3次重要事件：斯大林强制推行集体化（1929—1933）的恶果，大清洗审判（1936—1938），跟德国尔虞我诈的外交——那随着希特勒1941年进攻俄罗斯而结束。
主要的两头猪拿破仑（代表斯大林）和斯诺鲍（代表托洛茨基）一直互相斗争，这本小说也描写了他们最主要的两次斗争。托洛茨基力主工业先行，而不是农业，而且他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意见最终在斯大林从1928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得到采纳，该计划要求农庄集体化，而且要求工业化。在他们的主要意识形态冲突中——那也酿成西班牙的马统工党与共产党之间的战斗——托洛茨基寄希望于西方具有革命精神的无产者，坚持其“永久革命”观念，反对斯大林以宣扬俄罗斯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为特点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尽管托洛茨基是斯大林的受害者，奥威尔认为他背叛了革命：“流亡中的托洛茨基谴责俄罗斯专政，不过他大概跟任何一个活着的人一样，都要负同等责任，不能肯定他作为一个独裁者比斯大林更要得，尽管无疑他的思想有趣得多。”
每次左派革命之胜利者都被权力腐蚀，并不可避免地建立起自己的暴政，这一观点早在1911年，就由约瑟夫·康拉德（其父亲是个波兰爱国者，也是个革命失败者）在《在西方的注视下》（under the western eyes）一针见血地表达出来：“按良心办事、讲求公正、高尚、人道主义和忠心耿耿性格的人，无私而且聪明的人可能发起一场运动——但运动会撇下他们，他们不会是一场革命的领导者，而是其受害者，心生厌恶、觉醒的受害者——经常是心怀悔恨的受害者。希望被丑陋地背叛，理想受到讽刺——这就是革命成功的定义。”[8]
《动物农场》最终于1945年8月出版——是在奥威尔写完后一年半——当时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期，之前4个月，罗斯福去世，墨索里尼被处死，希特勒自杀，丘吉尔选举失利，德国投降，8月6日，原子弹在广岛上空爆炸。三巨头中，只有斯大林仍掌权。奥威尔的朋友、《七种类型的含混》（1930）的作者燕卜荪称赞了此书，但又预见性地警告其政治含义将被误解：“这种完美的危险之处是在不同人眼里，其寓意相去甚远。”确实，此书甫一出版，奥威尔就忙着去了一间又一间书店，将其从儿童读物搬到成人读物那边。
在美国出版此书时，奥威尔也遇到了很大困难。据彼得·维勒克[9]1952年所写（发表于一个前途远大的大学教师亨利·基辛格所编的一份杂志上），当时存在一个阴谋，目的是阻止此书的出版：“约有18到20个出版社，几乎是所有最重要的出版社，全拒绝出这本我们这个时代最优秀的反苏讽刺作品。考虑到其洞察性、可读性、畅销性和民主观点，这么多次拒稿的动机，最可能的情况是有人对出版界成功地进行了渗透（那时，不是现在）。”这部寓言最后由哈考特和布雷斯出版社出版，其编辑弗兰克·莫利看到它在伦敦取得巨大成功后马上购入版权。在美国首次就印了5万本。
对《动物农场》的评价不免受到评论者政治观点和他们对斯大林统治下的俄罗斯态度如何的影响。格里厄姆·格林提到了奥威尔面对战时绥靖主义时为出版此书遇到的困难，并预言会根据它拍一部动画片，那果然于1955年实现。“死硬斯大林派”金斯利·马丁以前曾拒绝发表奥威尔从西班牙发回的报道，这次又歪曲了奥威尔的政治观，声称他对苏联的批评（实际上写作《通往威冈码头之路》时就开始了）是他最近的想法。就像艾略特，马丁也称奥威尔是个托派分子（那是用在任何反对斯大林者身上的一个贬损性称呼），声称他已“对人类失去了信念”，总结说他的讽刺“以历史观点看是错误的，对俄罗斯的复杂事实视而不见”。西里尔·康诺利形容奥威尔为“一个喜欢1910年的革命者”，他笔下对斯大林统治下的俄罗斯的描述更好一些，而奥威尔是不会同意的。小阿瑟·施莱辛格在《纽约时报书评》（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头版发表文章，把奥威尔和库斯勒及西洛内作为政治小说家联系起来。他称这部讽刺作品是“关于英国左翼对苏联反应的最简洁、最机智的表述”，而且“是我们这个时代一部明智、富于同情心和具有启发性的寓言”。[10]
埃德蒙·威尔逊[11]提到了奥威尔出版《缅甸岁月》时遇到的困难，他对此书表现出了无保留的极大热情。他少有地称赞了它，称其“绝对一流”，并将奥威尔和伏尔泰及斯威夫特相提并论，认为过去十年中，他“很可能是英国造就的最有才能和最有趣的作家”。威尔逊这篇发表于《纽约客》的书评深具影响，施莱辛格称赞的是他的政治洞察力，威尔逊称赞了奥威尔的文学素养。这两则权威性评价有助于奠定奥威尔在美国的声誉。
对那些热情的评论家，奥威尔的反应是称他们为“勉勉强强的猪猡……没有一个人说它是本写得漂亮的书”。几个月后，女王本人派人来塞克和沃伯格出版社要一本《动物农场》，那时已一销而空。身着正式服装的皇室信差不得不去红狮街一间无政府主义书店买书，这让奥威尔觉得特别有意思。《动物农场》吸引人的风格及讽刺妙语使其读者面分布惊人广泛，上至皇室贵族，下至贩夫走卒。它被翻译成32种语言，其中包括马耳他语、印度的古吉拉特语及越南语，并在全世界范围内一直被用作英语教学的标准文本。在法文本中，为避免产生冒犯，那头猪的名字“拿破仑”被悄悄改成“恺撒”。[12]
奥威尔收到的预付稿费只有不多的100英镑，英国版首次印刷只有4500册。但是当美国的每月读书会接受它为每月一书后，其销量直线上升。弗兰克·莫利告诉奥威尔：
这会保证在这个国家最少有40万到50万发行额，跟通过书店发行很不一样。……每本书他们付版税两角，版税先付7万美元。这笔钱付给我们，我们跟你五五分成。你至少会得到3.5万，但要扣除30%所得税。
奥威尔用首张版税支票还了一半l.h.迈尔斯为他去摩洛哥的匿名借款，也资助了一些高尚事业及穷作者。他不曾忘记当他在寒冷的冬天写作此书时，夜里曾在床上念给爱琳听，而爱琳对书中的幽默也有贡献。奥威尔曾告诉多萝西·普洛曼：“万分遗憾的是爱琳没能活着看到《动物农场》出版，她特别喜欢它，甚至帮助我构思。”[13]
3
战争即将结束时，奥威尔结识了他的最后一批知识分子朋友。朱利安·西蒙斯1944年在《论坛报》办公室被介绍与奥威尔相识，他生于1912年，是写法新颖的传记《寻找科瓦》（the quest for corva）之作者a.j.a.西蒙斯的弟弟。朱利安·西蒙斯自称托派，编辑过《二十世纪诗歌》（twentieth century verse），战时服过役，在广告界工作过，1945年开始写作罪案小说。跟西蒙斯见面后，奥威尔公开向前者道了歉，因为他曾称对方“‘写作带上了暧昧的法西斯主义特点’——这是句很没道理的话，是仅仅基于一篇文章而说的，我对它大概有误解”。西蒙斯——他钦佩奥威尔，但又发现他难以接近，而且永远是个局外人——战后经常跟奥威尔、安东尼·鲍威尔及马尔科姆·马格里奇一起用午餐，他们谈论的除了平时的军事、政治大事，也包括书本。鲍威尔当时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工作，马格里奇在《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工作，西蒙斯在斯特兰德大街的一间广告公司工作。奥威尔1946年11月辞去在《曼彻斯特卫报》的每周书评工作后，他安排西蒙斯接替了他（就像当初库斯勒接替他在《观察家报》的工作一样）。这次重要的帮助使西蒙斯离开广告业，成为一名职业作家。
长相英俊的安东尼·鲍威尔的父亲是位陆军上校，其本人与奥威尔是同期伊顿校友（比奥威尔年龄小），后来又进入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他在新闻出版业工作过，1931年出了第一本长篇小说，战时在情报部队。他在1936年给奥威尔写了封书迷来信，1941年通过伊内兹·霍尔顿在优异咖啡馆跟奥威尔见过面。但直到鲍威尔战后复员，他才和奥威尔成为朋友。鲍威尔觉得他“很自信但又很不自信”。奥威尔告诉西蒙斯“托尼是我喜欢的唯一一个保守党党员”，这说明个人的亲近感胜过了政见分歧。在鲍威尔的系列小说《伴着时光之曲而舞》（a dance to the music of time）中，奥威尔被以埃里奇子爵阿尔夫的形象写了进去，那是位艺术家和情操高尚的社会革命者，穿一件旧灯芯绒外套，自己过着艰苦的生活，却资助了一大批左派食客。[14]
鲍威尔的妻子瓦奥莱特（她偶尔照顾过小理查德）曾写道：“马格里奇40年代中期曾要鲍威尔把他介绍给奥威尔。鲍威尔问奥威尔是否愿意，奥威尔说：‘好，可我大概会揍他。’但马格里奇和奥威尔成了朋友，他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奥威尔去世。”马格里奇出生于1903年，父亲是位社会主义政治家。他毕业于剑桥大学，娶了比特阿丽斯·韦布的侄女，在印度和埃及当过教师，反对帝国主义，在莫斯科待过，是个醒悟了的共产党员，在加尔各答、伦敦当过记者，是个不成功的小说家，写过《三十年代》（the thirties，1940），是个热情洋溢的一家之主，也是个性放纵者。战时，他在莫桑比克当过情报官员，法国解放后任与法方的联络官，曾在巴黎偶遇奥威尔。马格里奇后来当过《笨拙》杂志惹是生非的编辑，引起争议的电视名人和转变信仰的天主教皈依者（被嘲笑为“蒙福的马格”），对他这些出风头的角色，奥威尔会不以为然。
《三十年代》是部关于那十年的历史，奥威尔在评论时，注意到其反斯大林特点，他写道，马格里奇跟他一样，“在‘左派’圈子无人喜欢，常被贴上‘反动’乃至‘法西斯’的标签”。马格里奇在《三十年代》中记得奥威尔看到旧秩序逐渐消失时，“会从讲座中岔开话题，说出像‘伊顿完了’或‘不会再出现议会开会盛典’这种话”。马格里奇尊重奥威尔不肯变通的真诚和饱受冲击的理想主义，但也看到其缺点。马格里奇本人活跃而且有趣，他记得奥威尔“是个有点不善交际、言语笨拙的人，易让人爱甚于易让人喜欢，跟他在一起也不算特别有趣。人们喜欢跟他在一起，倒不是因为他在场具有的魅力和他谈话令人愉悦，而是出于很不相同的原因”[15]——奥威尔说话时，马格里奇经常插话。
跟奥威尔相同之处最多，同时在美国文学界的地位能跟奥威尔在英国文学界的地位相比的，是埃德蒙·威尔逊。他们两人在生命晚期取得成功前，都曾经历过穷日子。这两位影响深远的作家根本说来都是自传性作家，最擅长写作非虚构作品，是一流的报道者和去过外国的经验丰富的旅行者。他们都作为社会主义者从左派立场批评了极端主义，对苏联伪造历史的行径十分关注，都在1945年春天当过派往国外的记者——分别为《观察家报》和《纽约客》——他们都考虑过报复德国人和适当对待战败敌人做法的道德问题。
他们都对大众文化和奥威尔所谓“很糟糕的书”有兴趣。他们都想推广完美而且生动的英语，不用术语，文风简明直接。他们都从一种历史和意识形态观点出发研究文学，把尖锐的文学批评和精到的政治分析结合起来。他们都对狄更斯、吉卜林和叶芝感兴趣，差不多在同期都写了关于前两位的评论文章。威尔逊和奥威尔都对宗教有敌意，但向往那个失落的童年世界。他们都极讲原则，个性正直，同情被压迫者。
奥威尔在1942年评论《伤口与弓》（the wound and the bow）时，说威尔逊写出了“一段时期以来问世的关于狄更斯的最佳评论之一”，而且对作家的心理，“精彩地照亮了某些非常灰暗的地方”。他称威尔逊“给人的印象是他已经成熟，也吸收了马克思的教导，并非仅仅排斥或囫囵接受，这样的文学评论家目前我们只有很少几位”——这番话也适用于奥威尔本人。
通过西里尔·康诺利，两位作家1945年夏天见了面——恰是《动物农场》使奥威尔致富成名之前。爱琳在3月份突然去世，威尔逊也有过类似经历——他第二任妻子意外去世——因此对他格外同情。在《英国人》（the english people，1947）中，奥威尔声称：“如果真要使我们的语言唯美语是从，就得把诸如瓢虫……等几十个别的虫名全归结到‘昆虫’这一缺乏表现力的名词下。”他们见面时，威尔逊坚持要澄清这一误解。
威尔逊跟奥威尔的短暂交往令他对后者的作品欣赏有加。在评论《狄更斯、达利及其他》（dickens，dali and others，1946）时，他称赞奥威尔是社会批评方面“当代唯一一个大师”，也点明了其最突出的优点：“勤于独立思考，不惧于说出自己的观点，喜欢研究具体现实，而不是理论主张，还有一种既直接，又训练有素的文风。”在评论奥威尔去世后出版的《杀象记》（1950）一书时，他强调了奥威尔独特而且自相矛盾的特点，称奥威尔继承了“有赖于常识和实话实说的中等阶层英国自由主义”传统。
奋斗15年才取得文学成功，大多数作家会待在伦敦被奉为名人，享受名人生活。但奥威尔不是这样，他不为财富和名气左右，而是受不了如此成功——那跟他为自己的定位不符。1946年时，他身心疲惫至极，曾向库斯勒报怨道：“每个人都来找我，想让我去演讲、写约定内容的小册子，加入这个那个——你不知道我多想逃离这一切，以再次得到思考的时间。”[16]《一九八四》正在他脑中成形，他想休息两个月，以发展那个构思。很出人意料的是，这位讨厌苏格兰的人去了偏远的内赫布里底群岛中的朱拉岛。
[1] 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1889—1951），生于奥地利的英国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著有《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等。
[2] 苏珊·沃森所言，见科帕德《缅怀奥威尔》第217页；苏珊·沃森所言，见沃德姆斯《怀念奥威尔》第157页；苏珊·沃森所言，见克里克《奥威尔传》第347、349页；《全集》，12.246（1940年战时日记）；1998年11月23日在东苏塞克斯对霍华德·尼科尔森·劳顿的采访。本节中的素材大都来自我对苏珊·沃森的采访。——原注
[3] 《全集》，19.88；奥威尔档案库所藏维克托·戈兰茨1944年3月23日致奥威尔的信；霍奇斯，《戈兰茨：一间出版社的故事，1928—1978》，第109页；《全集》，17.207。——原注
[4] 前面的“乔伙计”指斯大林，乔是斯大林的名字约瑟夫的简称。——译注
迈克尔·霍华德，《出版人乔纳森·凯普》（伦敦，1971），第179页；奥威尔档案库所藏乔纳森·凯普1944年6月16日致伦纳德·摩尔的信；《全集》，16.276（1944年7月7日“信笔所至”专栏）；《全集》，第16卷第266页注解。——原注
[5] 对迈克尔·梅耶的采访；艾略特所言，见迈耶斯《乔治·奥威尔：重要遗产》第19—20页；《全集》，8.17—18、123（1946年2月信件）。——原注
[6] 沃伯格，《绅士从事的职业》，第14页；《全集》，19.88、451（1948年10月9日信件）；《全集》，8.86、80。——原注
[7] t.s.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tradition and the inpidual talent），《1917—1932年评论选》（纽约，1932），第7页；《全集》，18.320；《全集》，8.90。
奥威尔在他那本人人丛书版弥尔顿作品上的题词显示他于1920—1921年间在伊顿公学时，尽管不乐意，还是认真学习过弥尔顿的《失乐园》：“e.a.布莱尔ks（国王奖学金生）。很不愿意地买了这本书，为了学习弥尔顿，对这位诗人，他并不热爱。”（巴迪克姆，《埃里克与我们：回忆乔治·奥威尔》，第122页）。——原注
[8] 《全集》，11.317（1939年1月12日书评）；《全集》，8.22、95；卡尔·马克思，《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丁·米利根翻译，德克·斯特罗伊克编辑并撰写前言，纽约，1974），第111页；约瑟夫·康拉德，《在西方的注视下》（1911年初版；纽约安可，1963），第113页。——原注
[9] 彼得·维勒克（peter viereck，1916—2006），美国诗人、历史学家，著有《恐怖与礼貌》《抽象政治学：纳粹思想之源》等。
[10] 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1917—2007），美国历史学家，著有《杰克逊时代》《一千天》等。——译注
奥威尔档案库所藏燕卜荪1945年8月24日致奥威尔的信；彼得·维勒克，《残忍的教授》，《合流》杂志（confluence），第1卷（1952年9月），第36—37页；迈耶斯，《乔治·奥威尔：关键遗产》，第195—205页；小阿瑟·施莱辛格，《奥威尔与共产党》，1946年8月25日《纽约时报书评》，第1、28页。——原注
[11] 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1895—1972），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著有《阿克塞尔的城堡》《爱国者之血》等。
[12] 燕卜荪所言，见格罗斯《奥威尔的世界》第99页。会说话的动物引出了许多童书，从简·多伊（jane doe）的由《动物农场》衍生的业余水平作品《无政府主义农场》（anarchist farm，加利福尼亚瓜拉拉，1996）到马丁·沃德尔（martin waddell）获奖的《鸭子农场主》（farmer duck，1991）。在后一本书中，那个懒惰的农场主被受压迫的动物赶走，那些动物掌管了农场，愉快地在一起工作——此结尾有意撇开了奥威尔书中的观点。——原注
[13] 奥威尔档案库所藏弗兰克·莫利1946年4月16日致奥威尔的信；《全集》，18.115（1946年2月19日信件）。
据芬威克（fenwick）著《奥威尔书目》第103、107页：“至1973年，企鹅版已经销售200万册，每年仍继续销售14万册左右。”至1973年，美国西格奈特出版社的版本“已经销售500万册，每年仍继续销售超过35万册”。——原注
[14] 《全集》，16.411—412（1944年冬《伦敦来信》）；安东尼·鲍威尔所言，见英国广播公司国际部1983年12月30日节目《奥威尔》（西莉娅·佩吉·古德曼好意送给我一盘录有此节目的磁带）；西蒙斯，《奥威尔：回忆》，第41页；鲍威尔在他的小说《军事哲学家》（the military philosophers，伦敦，1968）第215页借用了奥威尔的词“老大哥”。——原注
[15] 瓦奥莱特·鲍威尔夫人1998年致杰弗里·迈耶斯的信；《全集》，12.51（1940年4月25日书评）；马尔科姆·马格里奇，《三十年代》（1940年初版；伦敦，1971），第11页；马尔科姆·马格里奇，《动物农场》（纽约时报版，1965）前言，第20页。——原注
[16] 《全集》，16.221（《英国人》，1947）；《全集》，13.314—316（1942年5月10日）；迈耶斯，《乔治·奥威尔：重要遗产》，第224—226、309—311页；《全集》，18.244（1946年4月13日信件）。——原注
第十四章隐于朱拉岛
1946—1947
1
“总想着赫布里底群岛中我那个岛屿。”早在1940年6月的战时日记中，奥威尔就这样写道——也许他想起了詹姆斯·汤姆逊[1]的《四季》（the seasons，1730）：
或于北边大洋，以巨大旋涡，
沸腾在最遥远极北之地
裸露的忧郁岛屿四周，而大西洋惊涛
注入多暴风雨之赫布里底群岛之间。
戴维·阿斯特说他家在离苏格兰海岸外16英里的朱拉岛上有一间猎鹿时住的农舍后，奥威尔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其“侏罗纪”[2]时期由此开始。那种艰苦生活、荒凉和与世隔绝的特点令他动心。“如果原子弹炸到格拉斯哥，”他曾凛然对阿斯特说，“将只有一涨一落两波浪。”他认为朱拉岛将最后才受到他计划在《一九八四》中写到的那个政权的影响。他跟爱琳讨论过他的计划，爱琳自然怀疑退居到一个英国诸岛中最无吸引力和最难到达的地方是否可行。战争结束后的1945年9月，他花两周时间安排租下和修葺了位于朱拉岛北端一座被废弃的房屋。他一直不喜欢自己的苏格兰式名字布莱尔和“甩动”在圣塞浦里安学校推行的唯苏格兰是尚。那道“国菜”就够他厌恶的了：“有种著名的苏格兰羊杂碎布丁（他写道），做时把肝脏、燕麦、葱头和别的配料全切碎塞进羊肚煮。”他曾称苏格兰人是“猛灌威士忌的杂种”，在汉普斯特德住时，也拒绝过跟苏格兰诗人埃德温·缪尔见面。然而在很多方面，除了他又高又瘦的体形，还有他那严厉、固执、斯巴达式和苦行主义的性格，都像苏格兰人甚于像英格兰人。他对去朱拉岛的湿沼泽地和荒野中过艰苦而且极耗体力的生活这一想法欲罢不能，而那里属于信奉加尔文新教和吃燕麦硬饼的地区，他声称过不喜欢，去那里也是典型的任性行为——甚至是自寻绝路。可他考虑的远不是医疗条件，而是听从他所谓的“那种促使人们去做无意义行为的内心需求”。[3]
此狭长岛屿的西侧就像阿拉伯半岛无人区那样渺无人烟。唯一一条30英里长的道路从南端的小村子费奥林和克雷格豪斯通到北部的阿德鲁萨。一本当代旅游指南提到“阿德鲁萨标志着朱拉岛地形特点的一个重要变化。往南全是海拔高的荒地，往北地势低，时而有缓和隆起，这种景色转变有悦目之感”。种地和放养高地牲畜是主要营生，但朱拉岛当时的经济处于衰退中，本地农夫数量在减少。1841年时人口达到最高的1320人，但奥威尔去时已减至250人左右，另外有4000头鹿。从伦敦到奥威尔在朱拉岛上的住处巴恩希尔需时两天：坐火车到格拉斯哥，公共汽车到西岸，船到金泰尔半岛，公共汽车穿过金泰尔半岛，船到朱拉岛，出租汽车从克雷格豪斯开到阿德鲁萨。最后7英里必须走路，沿着一条走着很吃力的马车道，上面车辙很深，而且遍布很大的坑洞。冬天，汹涌的大海有时将朱拉岛一连几周与大陆隔绝。岛上唯一的一间店铺在25英里外。理查德有一次摔下椅子，额头碰了很大一个伤口，6小时后才请来一位医生。如果奥威尔在朱拉岛上肺部出血，他就会（用他的话说）“完蛋了”。“人们说什么与世隔绝，”有位朱拉岛居民说，“但他们不来这儿，就意识不到那是怎么回事。”接近零海拔的地点、潮湿气候和艰苦生活刚好与对肺病病人建议的相反，即应居于高海拔地方、呼吸稀薄干燥的空气和长时间休息。奥威尔承认，那里“一直”下雨。海水冰凉，就连夏天时亦是如此；他也承认，那里的冬天“非常荒凉……阴暗、令人沮丧”。理查德后来形容那里的天气“三天有两天寒冷而且有雨，房内总是冷，烧的泥炭热劲很小”。[4]
理查德·里斯称巴恩希尔为“英国各岛中最没法住的房屋”，跟沃灵顿村那间村舍比起来，这里大得多，但同样住着不舒服。1934年以来它就被闲置，“呼啸山庄”及“冰冷的康福特农场”[5]特点兼而有之。它位于褐色荒地上，往南隔一块有坡度的牧场与一个散布着小岛的小海湾相望。理查德说，那里的景物由“石楠、沼泽、泥炭和蛇”组成。那座房屋楼上有四间小卧室，楼下有三个房间及一间厨房。有一间浴室，但不通电，也没装电话，食物供应及交通都非常困难。比尔·邓恩当时住在巴恩希尔，大部分农活都是他干的，他提到奥威尔把那个工作室封闭起来，令情况更加糟糕。他抽浓烈的黑烟丝，“室内地面中央有座黑石蜡炉子，窗户紧关，门紧关，肯定对他格外不好”。
1946至1948年3年中，奥威尔每年都去那里住半年。他第二次在此的艰苦生活令他直接进了疗养院，过了几个月出院后又回到那个岛上。他每个月都必须经过漫长而累人的旅程去格拉斯哥附近一个医生那里看病。在朱拉岛上又待了5个月后，他再次住进医院，这次再也没能出院。戴维·阿斯特当初仅仅建议可以在夏天去巴恩希尔度假，从未想到奥威尔会待在那里过冬，并把那里当作常住的家。“听到这件事把我吓坏了，”阿斯特慨叹道，“那里住着很不舒服……对一个病弱的人来说，去那里真是疯狂之举。”后来成了奥威尔第二任妻子的索妮亚·布劳内尔就拒绝去那里看望他，尽管他多次提出令她难以接受、但是热情的邀请。她与阿斯特看法相同，即“那是个很糟糕的主意，最后害死了他”。[6]虽然未被原子弹炸到，奥威尔还是成为其自毁冲动的受害者。
2
罗宾·弗莱彻当过伊顿公学的舍监，他继承了两万英亩的阿德鲁萨地产，包括巴恩希尔，他是奥威尔的地主。他妻子玛格丽特记得跟这位独立性极强的作家的首次会面。她觉得他来到岛上时，是个悲伤、孤独的人：
我很担心他一个人怎么过，因为他看上去病得很厉害。我提出可以在食物供应上帮助他，那时候还实行食物配给，难以得到。他说没事，他宁可自己解决。我有种印象是他只要头上有片屋顶遮身，有块面包吃就满足了。
像死神那样，“他随身携带一把长柄镰刀……用以在阿德鲁萨到巴恩希尔的路上，从长得很快的灌木丛中砍开一条路”。
在这个荒凉的岛上，奥威尔有了多次接触动物的冒险经历。他养了头猪，那更让他憎恶：“它们真是一种讨厌的牲畜，我们全盼着早点宰它。”苏珊·沃森记得当一辆卡车开来拉一头公牛时，奥威尔把理查德和苏珊关进楼上的卧室，手持一把上了膛的手枪守在门口，准备像当初打死一头大象一样把牛打死。比尔·邓恩描述了一件可怕的事，那发生在紧邻朱拉岛北部的斯卡巴岛上，让人想起奥威尔在伊顿公学时解剖过一只鹩哥：
我们看到一条吓人的大蝰蛇，很大的一条，埃里克迅速一脚踏住蛇颈把它踩到地上，我满以为他会用另一只脚把蛇头也踩到地下……但他拿出一把小刀，开始可以说把那条可怜的东西切成片，他真的是把它全划开了……把我吓得够呛，因为他给我的印象是他对动物一贯很温柔。[7]
理查德在朱拉岛上茁壮成长，比杰弗里·戈尔勒研究的那些大猩猩发育得快。尽管他的无穷精力有时难以约束，但还是得到了极大自由，被允许玩奥威尔的折叠刀和木工用具。（在坎奴伯利广场居住时，他曾因为摸门铃上一根未装好的电线而被电击过。）奥威尔把烟头扔进壁炉时，理查德捡起来装进一根旧烟斗并要求点着，然后试着抽——那天后来的时间里，他都恶心得厉害。
生活仍丰富多彩和具有传奇特色的乔治·柯普战后也从坎奴伯利广场搬到了苏格兰，在爱丁堡南面比加尔附近当工程师兼农场主。他有很多创造性点子，然而是个不善经营的商人，还要养活3个孩子，终其一生，他也未能安定下来创一番成功的事业。1946年3月，他邀请奥威尔去他家度周末和“打兔子（现在合法了）”——尽管朱拉岛上兔子也够多的——“还有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偷猎，包括在特威德河钓鳟鱼和鲑鱼”。他还说：“你什么时候想开吉普车什么时候就有。”
奥威尔从柯普那里买了辆老掉牙的福特车，但是无法把它从渡轮上开走，所以不得不将其弃于码头，他火冒三丈。柯普了解这辆卡车的状况，可能是以卖车作为一种间接向他这位如今富有的朋友借钱的方式。但这件事导致了恶感，也无记录表明柯普去格拉斯哥附近的疗养院看望过奥威尔。1947年4月，奥威尔告诉格温·奥肖内西他收到了柯普夫妇写来的一封短信，告知他们又生了一个小孩，但未收到他们别的任何消息。柯普后来回到了法国，在西班牙所受的折磨无疑影响了他的健康。1951年，他在马赛去世，死因为肝功能和心脏衰竭，终年49岁。
奥威尔很喜欢朱拉岛，特别是在夏天。一开始，那里有很多工作要做，他忙于解决那些问题，几个月未写作，而是忙于制作几个无法校正的下弯的书架，种菜园，饲养鹅和母鸡，晒干草和从附近农场取牛奶喝，钓鱼和放龙虾笼，打兔子及野味，爬山和开着他那艘马达外置的摩托艇探索北部海岸。他喜欢吃很多龙虾、兔肉和鹿肉，再加上（因为无啤酒喝）每夜喝一定量的杜松子酒。他给安妮·波帕姆写了封信，对朱拉岛上的简朴生活做了一番诗意的描述，目的是吸引她前来：“在岛西侧走一走特别舒服，那里杳无人迹，有些海湾的绿色海水清得能看到水下20英尺，海豹在那里游来游去。”[8]
尽管奥威尔喜欢离世独居，但他也需要社交生活和具有启发性的交谈。索妮亚、安妮以及比他小的朋友如雷纳·赫彭斯托尔、迈克尔·梅耶和朱利安·西蒙斯不是很能接受令人望而生畏的旅程及艰苦生活的挑战。但有几个别的朋友，包括布伦达·索克尔德及伊内兹·霍尔顿等，都忠于友谊地迢迢跋涉到了朱拉岛。又高又瘦、蓄须、秃顶的理查德·里斯——他是个抱定独身的单身汉，当时住在爱丁堡——成了他财政上的伙伴，一起出资购买必要设备以经营农场。年幼的理查德很喜欢这个与他同名者，后来称他为“极好的老头”，并解释说他是个“厌恶女人者，而不是同性恋”，以此澄清他的性取向。玛乔里的女儿简·戴金和露西·戴金形容里斯是个完美的绅士，总想在农场帮上手，但在多数具体活上怎么也做不好。奥威尔不在时，由里斯照管那座房子，但他总弄得一团糟。跟奥威尔一样，里斯也不居高临下跟那几个女孩讲话，对她们说什么都细心聆听。他们看到一个穿得很不讲究的女步行者背着一个包经过时，里斯天真地问：“告诉我，在这样一个假期，一位女士怎样才能保持优雅风度呢？”里斯以梵高的《文森特在阿尔的卧室》（1889）为范本画了幅《奥威尔的卧室》，其中画了一张简单的桌子、一把硬木椅子、铁床、粗制地毯和倾斜的地板。[9]
他在《论坛报》时的秘书萨莉·麦克尤恩来朱拉岛时，穷困潦倒的诗人保罗·波茨也在。奥威尔圆通地说波茨是“我的一个老朋友，一个一直不走运的人，但有天分，只是还未很成功地发挥天分”。1946年夏天时，苏珊因为用完了生火用的报纸，就烧了一些废纸，后来才知道那是波茨的手稿。一贯极为敏感的他一怒之下离开了巴恩希尔。
迈克尔·柯普是乔治·柯普第一次结婚所生的儿子，他在1947年夏天去了朱拉岛，他觉得那幢农场住房“摇摇欲坠”。迈克尔最近写道奥威尔当时自律甚严：“白天黑夜都在写作，也许预感到《一九八四》将是他的最后一本书，而死亡潜伏在不远处……我那时主要在晚饭时才见到他。他看上去身体不好，吃得很少，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咖啡喝得很多。”
玛乔里的女儿简和露西1946、1947年夏天都去过朱拉岛，觉得奥威尔和为他管家的阿芙利尔难以接近、冷漠，只关心他们自己的事。露西经过从伦敦到朱拉岛漫长而艰难的行程后疲惫不堪，而奥威尔只是说：“啊，你来了，露西。”姨妈阿芙利尔也没有拥抱她，只是给她倒了杯牛奶和白兰地。在南沃尔德开过茶室的阿芙利尔是个好厨师。她讲究实际，而奥威尔不是。尽管他很有劲头过艰苦生活，但如果不是她，他在朱拉岛上是活不下去的。除吃饭时间，他一天到晚主要都在打字。他们吃的是难以下咽的苏格兰面包，每顿饭一定要有个米饭布丁，那是他喜欢吃的。吃完饭他会去散步，或者钓鱼做菜。简和露西帮助晒干草和去附近的农场为理查德取牛奶。有空时，她们读国外寄来的《纽约客》——是那家杂志社把奥威尔当作一位重要的投稿者免费寄赠的。[10]
格温·奥肖内西领着孩子劳伦斯和凯瑟琳也去过朱拉岛。后来当了护士的凯瑟琳还记得为赶到那个住着不舒服的房子所经历过的艰辛：
深夜时，有人赶来一驾马车接我们到一座农舍，我们就在那里过夜。然后我们……乘这驾马车走一条小道，他们称那为大路，实际上是条马车道，有很深的车辙，使那一程走得漫长而且艰难。他住在海边一座农舍里。海水冰冷。大雨滂沱，击打在农舍一侧，使我觉得那个地方会被吹倒。他喜欢那里是因为其与世隔绝和安静，但对一个肺结核患者而言，那是个再糟糕不过的地方。那里大部分时间寒冷而且潮湿。不是个理想的养病地方。
在凯瑟琳眼里，奥威尔似乎“长期生病，神态疲惫，极瘦，但是和气”。
观察最入微的一位客人是年轻的戴维·霍尔布鲁克，他毕业于剑桥大学，是个诗人，当过坦克部队指挥官。他想追求苏珊，于1946年9月来探望她。由其记述来看，那次探望留下了遗憾。他乘船渡过海峡到了朱拉岛，所乘那艘船被巨大的涌浪击打着，船上机油、羊油、人们的呕吐物横流。朱拉岛方言难以听懂，但他确实听到一个抱着一只公鸡的人大喊：“快点儿，唐纳德，我的鸡着凉了。”
在去巴恩希尔的那段漫长的步行中，他先是被一大群蚊子攻击，后来不知怎么会遇到一个衣着褴褛，好像来自华兹华斯时代的牧羊人：“他披着一张粗糙的灰色毯子，脏得像是一张羊皮，袍子一样随便裹在身上，并用一根粗绳绑着。他赤着脚，手持一根木棒。”当远处科里弗莱肯海湾的漩涡打着漩并砰然作响时，他最后还看到了几头发情的苏格兰公鹿，好像直接从兰西尔[11]的画作上走下来。它们摆好决斗架势时，他听到“呼呼噜噜的猛吼声，回响在那些小山头间”，他就“看那些公鹿互相逼近，然后将鹿角大力撞在一起”。[12]那是个不祥的开端。
跟迈克尔和凯瑟琳一样，霍尔布鲁克觉得巴恩希尔脏且无趣。他去那里时，那里的摩托车和旧卡车都开不动。奥威尔和阿芙利尔都不怎么会应付种种困难，似乎宁愿让“什么都找不到、坏掉和没法修”。奥威尔用枪打死一只鹅，而不是扭断它的脖子，拔毛时不得不把大号铅弹清理出来。阿芙利尔对他弄得一团糟痛加训斥，他则一副羞愧的样子。她把那只鹅烤煳得只有部分能吃时，却几乎一点自责也没有。霍尔布鲁克写道，厨房内用赭石粉刷过的墙“被一座老式大炉子的烟熏黑了，那个炉子以前还用石墨抹过，那时早已破旧而且生锈。这座厨灶火烧得很旺，但也不至于能让有裂缝的冰凉的石板灶底冒火花。屋顶低得让身高超过六英尺的奥威尔不得不弯着腰，那让他的长脸和姿势让人看着心里更不好受”。
霍尔布鲁克除带来一个摩托艇用的新外置马达，还带来了好干酪和葡萄酒，他指望会受到友好接待。但迎接他时，奥威尔神色悲哀，脸上没有笑意，手也没伸，只是说“你肯定是苏珊在伦敦的朋友”。霍尔布鲁克之前跟奥威尔未见过面，所以根本不知道他不管迎接谁都是那样，甚至对他漂亮的外甥女露西也是。奥威尔缺少热情和好客之意令霍尔布鲁克吃惊，他发现奥威尔“没问他干哪一行，或者有过什么经历，或者他是谁，或者他是怎样认识（苏珊）的。在奥威尔及其妹妹眼里，不知道为什么，他似乎是不存在的……（他）本指望会感受到一种同志般的热情——或者至少愿意跟他交流感兴趣的政治问题。可是只有这种冷冰冰的疏远”。
霍尔布鲁克觉得奥威尔尽管看上去没病，但肯定也不是特别健康。奥威尔的脾气坏，而且态度冷淡，嗓子有种哨子般的噪音，他似乎在奋力克服巨大困难。霍尔布鲁克盼望能跟他谈论书和政治，但这位著名作家却滔滔不绝地描述鸟类之习性，把他烦得要命。在他看来，奥威尔似乎是个乏味而且难以接近的人，有种高高在上、不屑一顾的样子。巴恩希尔的地主罗宾·弗莱星期天上午打完猎来小酌时，奥威尔放弃其平等主义原则，像对待一个“上不了台面的女佣”一样对待苏珊，叫她和戴维不要露面，在厨房招待那些帮忙驱赶猎物的人。很明显，有些客人比其他客人更为平等。
霍尔布鲁克逐渐意识到他未受欢迎和未能跟主人处好关系的原因。奥威尔从苏珊那里得知他是个共产党员，怀疑是党派他来监视自己的。那里有种紧张气氛，因为奥威尔不赞成他和苏珊的恋情，而阿芙利尔（他和苏珊私下称她“老巫婆”）则是嫉妒。在家里，戴维和苏珊没有独处条件，想单独待在一起时，就不得不去荒野。[13]
霍尔布鲁克也卷入了阿芙利尔和苏珊之间的不和。阿芙利尔从未结过婚，生活过得很空虚，她在家里一直住到她母亲于1943年去世。跟友好、开朗、热心的玛乔里不一样，阿芙利尔性情乖戾，有老处女特点，满腹怨气。如同奥威尔，她长得又高又瘦，脸上有很深的沟纹。玛乔里因肾病于1946年5月去世后，奥威尔就成了阿芙利尔最亲的人，现在有能力养活她。他在5月份搬到朱拉岛时，她跟着去了那里，为他做饭，也陪着他。苏珊带着理查德在7月份也到那里时，阿芙利尔已经稳稳当上了管家。这样苏珊就不得不受两个人指派——而他们对该怎么样并不总是意见一致。
阿芙利尔打乱了苏珊和奥威尔之间形成的相互适应的日常安排，她想一切按照她的想法进行。尽管奥威尔经常打字一直打到凌晨3点，她仍坚持要他8点钟准时下楼吃早餐。“她可真是个会挖苦人的女人，”苏珊说，“她长着一双漂亮的眼睛，可总让我很难堪。她自以为是，一脸挑剔的样子，甚至批评我饭后擦桌子的方式不对。”她似乎把所有脏活都给苏珊干。
阿芙利尔努力阻止苏珊和奥威尔傍晚去钓鱼，而他们两人都喜欢。菜园里跑进兔子时，阿芙利尔不跟奥威尔说，而苏珊不得不告诉他这个坏消息。理查德叫苏珊“妈妈”，阿芙利尔不喜欢，她说：“你应该教孩子喊你‘奶妈’。”可苏珊不喜欢这一称呼。理查德想叫他“苏西”，发出来的却是“土西”。阿芙利尔要她因为很小的错事打理查德时，苏珊回答说：“除了乔治，谁也不能打理查德。”
处处挑刺的阿芙利尔接话说：“你别叫他‘乔治’，他的正确名字是‘埃里克’！”
阿芙利尔忘了或者从未真正了解苏珊并不是个职业保姆，阿芙利尔“也对她身患残疾一事让她难受不已”。她会大声说：“还自称保姆呢，可是根本干不好织补，也取不了牛奶，因为你走不好路。”她向苏珊挑战说：“我想的，我要争。”苏珊这个可怜的灰姑娘懦弱地回答道：“我不争。”当阿芙利尔想接过苏珊的工作，既管家也照顾理查德时，显然苏珊不得不离开。奥威尔试过不卷进去，但又觉得有义务站到阿芙利尔这边，他多给了苏珊一些钱，以使打击没那么重。附近农场的凯蒂·达洛克记得当苏珊突然于9月份离开后，理查德自然不开心：“可怜的小孩，哭了又哭。”
鉴于阿芙利尔的专断性格，显然苏珊不管怎么样也要被辞掉。阿芙利尔为此辩解说，巴恩希尔的生活对一个身患残疾的年轻女孩来说太苦了。然而很讽刺的是，阿芙利尔后来嫁给了身无分文的前军官比尔·邓恩。比尔比阿芙利尔小13岁，脾气暴躁，而且酗酒，在意大利打仗时腿被炸掉，而在这同一天理查德出生。这对很不相称、粗暴易怒的夫妇最后成了理查德的父母。[14]
3
奥威尔生活中的主要兴趣仅集中于两种酷爱之事上——文学和政治。不再教书后，他从未参加或观看过运动，但他喜欢钓鱼，偶尔也笨拙地做些木工活。他几乎从未去过博物馆或画廊，未听过音乐会，未看过歌剧或芭蕾舞剧。在南沃尔德时，他偶尔跟父亲一起去看过电影，但讨厌写影评或剧评。他在1927年乘火车从马赛到加莱时，不曾参观过文化景点，两年后当他穷困潦倒地在巴黎生活时，当然也没有去看过。他在摩洛哥养过病，打仗时去过西班牙、法国、德国和奥地利，但从未在亚洲旅行过或者去过意大利和希腊。除了逃出西班牙后在巴纽尔休息过3天，他从未在国外休过假。
尽管经常生病，但奥威尔的高额产出说明他没休息多少时间。启程往朱拉岛前，他说自己是个辛勤工作的记者，一年要写15万字左右。他不得不写大量平庸之作以图生存，而他评论的几百本不入流的书甚少能启发他写出高质量书评。1946年2月，他出版了第二本随笔集，收入了他对真正感兴趣的题材所写的随笔。跟他不得不写的那些短书评比起来，这些随笔篇篇都是精品。他有能力深入观察、思路明晰地思考并以有活力的风格写作，这使他成为英语作家中最伟大的随笔作家之一。
随笔缺少戏剧或诗歌的魅力及地位，发挥余地和分量上也不及长篇小说，但在奥威尔手里，它有了深度、广度、活力和严肃性。以此文体，他能写作激辩文章、文学评论和具有温情特点的文章，全得心应手。在《政治和英语》（politics and the englishnguage）中，他建议使用清新、直接的语言和明确的表述。他认为作者有能力而且有责任以尽可能最明确的方式交流。如吉卜林建议作者“让作品隔夜排水”，还有海明威把散文比作主要实体隐于具有欺骗性表面下的冰山，奥威尔也认为写作应该是个删减的过程。虽然表面上看他似乎写得缺乏技巧，当然实际上并非如此，特别在他所写的主题是复杂的或在道德上好坏难分时。
奥威尔思想武库中的基本武器是他平实的风格，要人们回到常识并使他们相信其真诚。同时，他的论点复杂、具有启发性而且有趣。例如，他主要几篇随笔的开首一句极具效果，马上就能吸引住读者：
在缅甸南部的毛淡棉，我被很多人憎恨。
在我写作时，具有高度文明的人类正在我头顶上飞，企图置我于死地。
在未证明其清白前，圣徒总应被判定有罪。
自传只有在披露了某些丢脸之事时才可信。[15]
奥威尔的脑子趋于想到一些意料之外、似非而是的方面。我们想当然以为在英国统治下缅甸的一个白人警察会令人敬畏——但那篇随笔揭示的并非如此。在现代战争中，杀人需要一个聪明且有熟练技巧的精英团体——我们几乎盼望回到以前一次只能杀一个人的好日子。我们不信任坏人，但需要对善良和诚实抱以同等怀疑。奥威尔经常让我们用他提供的证据验证我们的假定。他请我们从一个不平常的角度看待熟悉之事（《杀象记》《查尔斯·狄更斯》），或者从常识和人道主义价值观出发看待一件不熟悉之事。
悲观的奥威尔，这个直言不讳的英国人，有时也会表现出目空一切、出语诙谐的伊顿公学毕业生一面。1940年，在评论《哈姆雷特》时，这位前殖民地警察贬低了威廉·福克纳[16]，称他笔下的角色好像是地球上某偏远角落的一个原始部落：“那些名字极难听的人——如弗莱姆·斯诺普斯和埃克·斯诺普斯那种名字——坐在村商店台阶上，嘴里嚼着烟草，在小生意中互相欺骗，时不时强奸个人或是杀个人。”他也通过嘲笑他在学校所受的呆板的历史教育，挑战了英国人自以为是的优越感：“1499年你还在中世纪，骑士们身穿盔甲，拿着长矛策马冲向对方，然后1500年的钟声突然敲响，你到了所谓文艺复兴时期，人人穿上了皱领和紧身上衣，忙于在加勒比海上抢劫运宝船。”
奥威尔以《评论集》（critical essays，美国版书名为《狄更斯、达利及其他》）将写得最活泼的十篇文章再次出版。关于狄更斯、男孩所读周刊、库斯勒、威尔斯和伍德豪斯的几篇前面已讨论过。另外五篇——关于吉卜林和济慈的两篇，《唐纳德·麦克吉尔的艺术》《拉弗尔斯和布兰迪什小姐》以及关于萨尔瓦多·达利的一篇——也值得一提。
奥威尔和吉卜林有不少相似之处，包括一种虐待狂特点，他们在描写动物上都有天分，都能为英语增添一些新短语。在论及吉卜林诗歌的这篇评论（1942年所写）中，奥威尔未能解决他不赞成吉卜林的政治观点和景仰其技法之间的矛盾。他很快就承认：“吉卜林是个帝国侵略主义者，他的确道德上迟钝，审美上令人反感。”接着又试图“找出为何其作品得以流传的原因”。他拿自己的信念——认为“帝国最主要是为了赚钱”——对抗吉卜林认为它“是种强行传教方式”的观点。就像他曾通过点明最基本特点来定义英格兰一样，他也从吉卜林的诗中提取出了（也从他自己的缅甸经历中得到补充）一段关于殖民地军队生动而且令人难忘的描述：“直布罗陀和勒克瑙的闷热营房，红外套，白黏土处理过的腰带和桶状帽，啤酒，打架，鞭笞，绞刑和刑罚，号角声，燕麦和马尿味，留着一英尺长胡须的咆哮着的中士，流血冲突，无一例外管理不善、拥挤的运兵船，霍乱横行的营地，‘本地’的妻妾，最终死于济贫院。”他总结说吉卜林作为一个优缺点均有的诗人，力量来自“其责任感，那让他可能有一个世界观，尽管它不巧是错误的”。
叶芝是奥威尔钦佩的另外一位保守派作家，他能凭记忆大量引用叶芝的作品。1943年时，他对政治倾向和文学风格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兴趣，提到“一个社会主义者不会像切斯特顿那样写作，或者说一个保守党帝国主义者不会像萧伯纳那样写作”。他指出叶芝的倾向是法西斯的，而其政治观点与他对神秘学的兴趣有关联。在考虑到温德姆·刘易斯、庞德和艾略特的情况时，他总结道：“我们这个时代最好的作家都是保守的。”[17]
苏珊·沃森记得当奥威尔请他的内莉·利末辛姨妈来坎奴伯利广场用茶点时——她身穿黑缎衣服，上有黑玉珠饰物——他拿出收藏的唐纳德·麦克吉尔画的明信片逗她开心。他不想让苏珊看到他喜欢这种不登大雅之堂的卡片，就告诉她在内莉看完那些笑话而被逗乐之后再上茶点。内莉是个真正的波希米亚人，根本不会介意，但那些笑话让奥威尔略微有些吃惊。在他关于大众文化的开拓性评论中，他曾把这些明信片作品表达的一成不变、过时的观点跟后来那些更刻薄和毫不留情的观点进行比较。在《唐纳德·麦克吉尔的艺术》（1941）中，他认真研究了漫画明信片，探讨了这一种类的意义及效果。他分析了不断出现的各种关于性、婚姻、醉酒、厕所和工人阶层势利性的笑话，总结说它们嘲笑了传统价值观，代表一种对美德的“无害的造反”。
就像对漫画明信片那样，奥威尔在《拉弗尔斯和布兰迪什小姐》（1944）中对罪案小说的讽刺揭示他对似乎无关紧要的作品有相当大的兴趣。他指出这两部小说（e.w.霍那恩出版于1900年的《拉弗尔斯》和詹姆斯·哈德利·蔡斯出版于1939年的《没有兰花送给布兰迪什小姐》）“道德氛围上极为不同”，并讨论了这“大概意味着大众态度方面的转变”。前者有种几乎是校童式的氛围，而后者充斥着残忍和堕落（如电影《崇山峻岭》），是“一头扎进污水坑”。但奥威尔的这种谴责很反常。他反感蔡斯笔下的虚构人物，“他们生活中的唯一乐趣就是把刀子捅进别人肚子”，而他自己也曾虐待狂般在《杀象记》中写道，他认为“世界上最开心之事，莫过于把刺刀捅进一个和尚的肚子”。他把詹姆斯·哈德利·蔡斯的令人反感之处归咎于美国人对暴力的迷恋——但事实上作者是英国人。奥威尔将这篇论文与战时政治结合起来，指出蔡斯对权力争夺和强者战胜弱者的迷恋揭示了“虐待狂、成功崇拜、权力崇拜、民族主义和极权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
在《不予特权》（withour benefit of clergy）中，奥威尔评论了萨尔瓦多·达利令人反感的自传。如同蔡斯笔下宣扬了残酷、性变态和追求权力本能的恐怖故事，达利书中（他在书中声称吃过一只爬满蚂蚁的死蝙蝠）的道德氛围揭示了“本能被扭曲，那只在机器时代才有可能……他是世界之病的症状”。奥威尔承认达利是个勤奋工作的人，也是个出色的艺术家，但不愿忽视他是个招人讨厌的人这一事实。他不予他以特权，不因为他是个艺术家而原谅他道德上的懦弱、喜出风头癖、对性变态的描述和恋尸癖。
奥威尔利用达利自传中一个诙谐的夸张写法——“七岁时我想当拿破仑，从那以后我的雄心就日益见长”——来解释他的乖戾。他说鉴于其个人主义及才能，达利只能走入极端，通过令人震惊和伤害他人来博取名声。但这种主观和道德性解释并不能令人满意。尽管他看出达利那本不诚实的书是夸大其词的幻想，但仍把达利所说的一切作为对他不利的证据，而未把幻想与现实区别开来。他似乎未能看到达利的超现实主义虚构是为抨击资产阶级价值观而有意为之。达利放的诱饵显而易见，奥威尔张口就咬，对一个承认五岁时把另外一个小男孩推下桥的艺术家做了清教徒式的谴责。由奥威尔所问，但从未得到回答的基本问题是：“为何食利者和贵族要购买他的画，而不是像他们的爷爷那样打猎和找女人？”[18]他忽略了此种可能性，即达利的行为及艺术不是世界之病的症状，而是对其一种强有力的表现。
跟文学论战时比较起来，奥威尔在政治上趋于更夸张一些，他所说的最不顾后果、最不负责任的话中，有一句让他跟难以应付的温德姆·刘易斯发生了冲突。如朱利安·西蒙斯所言，他们两人都正直得不可动摇：“跟奥威尔一样，（刘易斯）在一个对某种方式顺从更有利的时代坚持思想独立，像奥威尔一样对政治有强烈兴趣，像奥威尔一样因为其观点而被居于要位的某些人忽视，像奥威尔一样完全不拘礼节，在文学或社交上不带一丝做作。但尽管易于跟刘易斯交谈，他却缺少人情味，在此意义上奥威尔并不是。他是个对观点极感兴趣的人，他希望将其应运用于艺术。”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和刘易斯的《爱之复仇》（the revenge of love，1937）都抨击了西班牙共产党，这两本书在20世纪30年代都被忽视，直到1952年才在美国出版，当时正是冷战高潮和麦卡锡政治迫害最猖獗之时，他们反对共产主义的一面特别受欢迎。刘易斯的《全欧左翼》（left wings over europe，1936）尽管以右派观点写成，但也预示了《一九八四》中的两个主要概念：“双重思想”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式关于自由和责任之间冲突的主题。刘易斯的《被统治的艺术》（the art of being ruled）可以作为奥威尔小说的一个精彩书名。《动物农场》中革命被背叛的主题在刘易斯的《自作自受》（self condemned，1954）中得到重现。奥威尔在《保持叶兰繁茂》中对英国阶级结构的抨击跟刘易斯的《庸俗一面》（the vulgar streak，1941）也有很多共同之处。刘易斯曾让编辑送一本给奥威尔，他认为奥威尔会对之产生共鸣。
奥威尔在1945年首次揶揄刘易斯道：“在温德姆的像《塔尔》和《傲慢的从男爵》那样所谓的小说中蕴含的才能足等于几十个平庸作家的才能，但一口气读完这样一本小说是件很辛苦的事。”在他第二年为《党见评论》所写的《伦敦来信》中，奥威尔——他在战时所做的预言以及对朋友或敌人所做的政治判断常常靠不住——绝对在缺乏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声言：“我得到可靠消息，温德姆·刘易斯已经加入共产党，或者至少是个强烈的同情者，他如今正在写一本歌颂斯大林的书，以平衡他以前写过的支持希特勒的书。”[19]刘易斯理所当然被激怒了，早在20世纪30年代，当几乎所有知识分子都将斯大林奉若神明时，他就坚定地反对之。奥威尔的断言不管有多么站不住脚，却进一步破坏了刘易斯在美国已受怀疑的名誉。奥威尔对他政治信仰上的剧变视而不见，而且更糟糕的是声言刘易斯已经写了两本支持希特勒的书，而实际情况是他在1931年写了一本支持希特勒的书，而在1939年写了一本反对希特勒的书。
异常克制的刘易斯曾告诉《党见评论》的一位编辑德怀特·麦克唐纳，说奥威尔“是个傻小子，一肚子政治上的零碎意见——不过他全弄错了，他以为人们总会爱上政治明星，我很高兴那个感情用事的公学小子把他那容易唤起的忠诚投向宗派一方”。在《粗鲁的任务》（rude assignment，1950）中，刘易斯写道奥威尔“相信只要觉得合适，人们就可以‘抹黑’，完全没问题……这位殖民地老爷想象自己是在缅甸的丛林里，在猎杀离群大象为民除害”。
刘易斯后来又在《作家与独断专行者》（the writer and the absolute，1952）中做了全面反击。他不屑于反对那种关于奥威尔之政治思想的普遍观点，指出奥威尔开头是个趋时的社会主义者，最终因为反对共产主义得到解脱。据休·戈登·波提欧斯所言，关于刘易斯加入共产党的荒唐谣言源自于刘易斯曾对喜欢说闲话的罗伊·坎普贝尔戏言：“给他们说我改变了主意，现在在写一本关于斯大林的书。”坎普贝尔又一本正经地讲给波提欧斯听，后者又传给了奥威尔。[20]奥威尔高兴地听到这则闲话，不查核来源就在《党见评论》上发表出来，损害了刘易斯及他自己的声誉。
4
1947年8月19日，奥威尔写作《一九八四》期间，他几乎让自己和其他3个人被淹死。为了招待他的夏天来访者，他带着理查德和玛乔里的两个孩子去岛西部露营和钓鱼。回程时他看错潮汐表，把那艘12英尺长的小艇径直开进了欧洲最危险的漩涡之一。马丁·马丁在其名作《苏格兰西部岛屿描述》（1703）中刻画过那个地方：
朱拉岛北端和斯卡巴岛之间，有个以危险著名的海湾，名为“科里弗莱肯”，约一英里宽。它造成了一股猛烈的海流，英国诸岛中无处能与其相比。随着涨潮，那片海域开始沸腾得像一口滚开的锅，然后逐渐增势，直到出现很多漩涡，本身呈倒金字塔形，紧接着发展得深如小船的桅杆，同时发出隆隆响声。
有份航行手册解释说那个海湾只能在谨慎和明智把握时机的情况下才可通过：“在无风天气和水波不兴时，整个海湾变得平静，一点也看不出在某些风和潮水状况下它的险恶特点。最危险的是当大西洋浪涛在强劲的北风吹拂下逐渐增强，然后遇到一次涨潮。此时要想通过是不可想象的。”[21]
那艘小艇在漩涡边缘被浪击打着，外置马达因为奥威尔未用绳子或链子固定，被浪从底座打掉沉入海中。无人惊叫，每个人都奇怪地保持冷静，的确是布莱尔家本色。奥威尔掌舵，但是太虚弱，帮不上什么忙，他对那些在小艇四周游泳的当地动物奇怪地评论道：“古怪的海豹，是种很好奇的动物。”
亨利·戴金（当时21岁，从部队休假）取出桨让小艇稳定了一些，然后向最近的陆地划去。一波落差达12英寸的大西洋大浪将他们推向一个多岩的小岛。小艇撞到岩石上而倾覆，失去了主要装备。亨利成功地赤脚爬上岩石，然后把其他人拉上了安全地方。理查德·布莱尔后来说：“那次很危险，险些变成悲剧。”奥威尔疲惫不堪，浑身浸透冰冷的海水，大口大口地喘气，比以前更虚弱，他承认他曾以为他们“完蛋了”。
他们没有引擎或船桨，所以没法离开那些岩石。奥威尔去找东西吃，发现了几只小海鸥，但不忍心杀掉。在光秃秃的岩石上待了几个小时后，他们向一个钓鱼的人挥动一件衬衫，然后被经过的捕龙虾的人所救，但也费了一些事。露西掉了一只鞋，而且擦伤了脚踝。亨利脱掉皮靴游向岩石，结果皮鞋全掉进海里。皮靴未掉的奥威尔因为犯了愚蠢的错误和他们扮演了无助的失事者角色感到尴尬。他想维持最后一点独立性，因此拒绝了捕龙虾的人把他们送到巴恩希尔的提议，露西因此十分恼火。奥威尔十分轻松地说：“噢，没关系，我们可以走回去。”他迫使他们在道路崎岖的乡间赤足走了3英里。
那天晚上，他仍有足够精力在日记中详细记述了进入大漩涡的经历：
今天回来时遇到漩涡，几乎淹死。引擎被海水卷掉沉下海。只是用桨把小艇划稳当，两次经过漩涡，划到了平静地方……就快点划，然后爬上岸。亨利先带绳子跳上岸，然后小艇翻了，把我和露西、理查德翻进海里。理查德有一阵被扣在船下，我们把他拉了出来。小艇上的大多数东西都掉了，包括桨……用干草和从地下撬出的几块干泥炭生火，我们烤干了衣服。大约3小时后被接下来……（我们）肯定是在11点半左右到了科里弗莱肯海湾，当时已退潮3小时左右。那似乎是最糟糕的时候……唯一严重的损失是，引擎和12条毯子。
如果亨利、露西或是理查德性命不保，已经满怀内疚的奥威尔会垮掉的。就像他于1949年在最后一本文学笔记中所记：“如今孩子殒命是人们能想象到的最糟糕之事。如果只有一个孩子，他几乎不可能从丧子之痛中恢复过来，那会令天地为之变色，永远地。”[22]
沃伯格评论过奥威尔曾经没有必要地冒着生命危险——经常是英勇地——在缅甸当过警察，在西班牙经历过法西斯军队的炮火和被共产党追捕，纳粹轰炸时待在伦敦，进入过朱拉岛附近的漩涡，“而且始终忽视在基本医疗条件方面应小心为上……漠视是最终和唯一一种能减轻他过于强烈的内疚感的办法”。[23]他曾告诉其遗稿保管人理查德·里斯，如果他遇到任何不测，就把《一九八四》的手稿销毁。写作《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前，他几乎死在西班牙。这是他第二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恰好是在他写完一本书之前，而此书将极大地改变我们对当代世界的看法。
[1] 詹姆斯·汤姆逊（james thomson，1834—1882），苏格兰诗人，另著有《统治吧，布里塔尼亚》《自由》等。
[2] 此处是作者的一个文字游戏，“侏罗纪”（jurassic）这个词中包括“朱拉”（jura）。
[3] 《全集》，12.188；对戴维·阿斯特的采访；《全集》，18.205（《英国式烹饪》，1946年3月29日）；《全集》，12.153（1940年4月26日书评）。——原注
[4] w.h.默里，《赫布里底群岛》（伦敦，1966），第56页；玛格丽特·弗莱彻·纳尔逊所言，见沃德姆斯《怀念奥威尔》第171、111页。——原注
[5] “呼啸山庄”指艾米莉·勃朗特的小说《呼啸山庄》中的故事发生地，“冰冷的康福特农场”指女作家斯泰拉·吉本斯（ste gibbons，1902—1989）的小说《冰冷的康福特农场》的故事发生地。
[6] 里斯，《乔治·奥威尔：胜利阵营的逃亡者》，第140页；刘易斯，《乔治·奥威尔：通往〈1984〉之路》，第184—185页；奥威尔档案库所藏英国广播公司1963年5月20日对索妮亚·布劳内尔的采访；克里克在其《奥威尔传》第354页上称“那里气候温和”，那个岛有益健康。——原注
[7] 据玛格丽特·弗莱彻所言，见罗杰·拉特克利夫《奥威尔在其上产生恶梦想象的做梦岛》，《星期日泰晤士报》，1983年5月22日，第5版；全集，19.461（1948年10月29日信件）；比尔·邓恩所言，见克里克《奥威尔传》第364页。——原注
[8] 1998年11月25日在沃里克郡拉格比附近对理查德·布莱尔的采访；奥威尔档案库所藏乔治·柯普1946年3月20日致奥威尔的信；《全集》，18.250（1946年4月18日信件）。——原注
[9] 对理查德·布莱尔的采访；对简·摩根和露西·贝斯特利的采访；里斯的画作见刘易斯的《乔治·奥威尔：通往〈1984〉之路》第75页。——原注
[10] 《全集》，20.107（1949年5月7日信件）；迈克尔·柯普1998年12月9日致杰弗里·迈耶斯的信；对简·摩根和露西·贝斯特利的采访。——原注
[11] 埃德温·亨利·兰西尔（edwin henryndseer，1802—1873），英国画家，以富有感情的动物画著名。
[12] 凯瑟琳·蒙丘尔1999年3月17日致杰弗里·迈耶斯的信；戴维·霍尔布鲁克，《不可避免的代价》，第72、73页（戴维·霍尔布鲁克好意送了我一本他未发表的小说）；1998年11月28日对戴维·霍尔布鲁克的采访。
奥威尔对那种鹿也有类似记述。见《全集》，18.411（1946年9月28日“居家日记”）：“有两头鹿挨着站在旧马厩边上，离大路有一百码左右，正以很好战的样子吼叫着，显然是在向我吼。”——原注
[13] 霍尔布鲁克，《不可避免的代价》，第81、78、80页；对戴维·霍尔布鲁克的采访。——原注
[14] 霍尔布鲁克，《不可避免的代价》，第81、78、80页；对戴维·霍尔布鲁克的采访。——原注
[15] 《全集》，10.501（《杀象记》，1936）；《全集》，12.392（《英格兰，你的英格兰》，1941）；《全集》，20.5（《关于甘地的思考》，1949）；《全集》，16.233（《萨尔瓦多·达利》，1944）。
关于达利那篇随笔开篇一句可能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所录海涅的话。在《地下室手记》（安德鲁·麦克安德鲁译，1864年初版；纽约西格奈特版，1961）第122页，作者提到“海涅曾经说过，真实的自传几乎不可能有，人们肯定会关于自己而撒谎”。——原注
[16] 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1897—1962），美国作家，著有《喧嚣与骚动》《村子》《八月之光》等，获得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后面两个人名（弗莱姆·斯诺普斯和埃克·斯诺普斯）是他的“斯诺普斯”三部曲（《村子》《小镇》《大宅》）中的人物。
[17] w.b.叶芝（w.b.yeats，1865—1939），爱尔兰诗人、剧作家，著有《钟楼》《盘旋的楼梯》等，获得1923年诺贝尔文学奖；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gilbert keith chesterton，1874—1936），英国作家、新闻工作者，著有以布朗神父为主角的侦探小说。——译注
《全集》，12.282（1940年11月9日书评）；《全集》，13.210（《重新发现欧洲》，1942年3月10日）；《全集》，13.151—152、156、160（《路特雅·吉卜林》）；《全集》，14.279、283（《w.b.叶芝》）。——原注
[18] 《全集》，13.30（《唐纳德·麦克吉尔的艺术》）；《全集》，16.347、349、350、354（《拉弗尔斯和布兰迪什小姐》）；《全集》，16.234、238、239、240（《萨尔瓦多·达利》）。——原注
[19] 朱利安·西蒙斯，《见到温德姆·刘易斯》，《关键时机》（critical asion，伦敦，1966）第189页；《全集》，17.349（《好的坏书》，1950年11月2日）；《全集》，18.287（《伦敦来信》，1946年夏）。——原注
[20] 温德姆·刘易斯，《书信集》（w.k.罗斯编辑，康涅狄格州诺福克，1963），第403页；温德姆·刘易斯，《粗鲁的作业》（伦敦，1950），第79—80页；1998年9月21日在切尔滕纳姆对休·戈登·波提欧斯的采访。
麦克唐纳在1944年离开《党见评论》并创办了《政治》杂志，很想得到奥威尔的稿件。他满足了奥威尔提得非常小心的要求：“要一双美国鞋，分开寄，因为‘那样就谁也不认为值得偷，除非码头上刚好有个只有一条腿的人’。”1946年12月，麦克唐纳在以8.95美元买了双很漂亮的步行鞋后，先是使其旧了一点，然后和几件衣服一起装进一个写着“旧衣服”的包裹里寄给了他（迈克尔·麦克唐纳1998年10月3日致杰弗里·迈耶斯的信和奥威尔档案库所藏德怀特·麦克唐纳1946年12月21日致奥威尔的信）。——原注
[21] 马丁·马丁，《苏格兰西部岛屿描述》（写于1695年前后，唐纳德·麦克劳德编辑，1703年首版；斯特灵恩里亚斯·麦克基版，1934），第270页；克莱德航行俱乐部，《航行指南和锚地，第二部分：从金泰尔半岛到阿德纳默千》（格拉斯哥，1981），第36页。在唐纳德·巴奇著《朱拉岛：阿盖尔郡下一岛：其历史、居民及故事》（格拉斯哥约翰·史密斯版，1960）第16页对页能看到可怕的科里弗莱肯海湾漩涡照片。——原注
[22] 露西·贝斯特利所言，见沃德姆斯《怀念奥威尔》第190页；对理查德·布莱尔的采访；对亨利·戴金的采访；对露西·贝斯特利的采访。——原注
[23] 《全集》，19.190（1947年8月19日“居家日记”）；《全集》，20.202—203；沃伯格所言，见《绅士从事的职业》第234页。——原注
第十五章《一九八四》的凶险幻象
1948
1
奥威尔1947年4月回到朱拉岛并继续在岛上艰苦度日，此前的1946年冬天他在伦敦度过。在那个异常寒冷的冬天，他患了严重的支气管炎，让他在床上一躺就是几星期。前来坎奴伯利广场的朋友看到他穿着睡衣和粗糙的浴袍，瘦得像骷髅一般，但仍不停打字。在最后一本文学笔记中，他记述了那种近乎疯狂的强迫性工作冲动，那也促成了他的死：
几乎没有一天我没有感觉我在虚度光阴，在拖延目前的工作，我的总产出少得可怜。即使在我一天工作十个小时写一本书，或者一星期写四五篇文章的阶段，我仍从来永远无法摆脱这种忧心忡忡的感觉，即我在浪费时间……刚写完一本，我就开始——竟会在第二天——担心起来，因为还没有开始写下一本。
他说起过第二年冬天要去一个暖和的地方过冬，也计划去国外旅行。他甚至想过去美国南部生活几个月，目的是发现在一无所用、缺吃少穿的条件下感受如何——可以说是去乔治亚和阿拉巴马州过穷困潦倒的日子：1947年11月，《观察家报》的一位编辑建议他去非洲待3个月，报道肯尼亚花生种植计划和南非选举。但跟去勒克瑙的《先驱报》工作和报道西西里战役的计划一样，糟糕的身体让他再一次打了退堂鼓。
在朱拉岛上，9月和10月他病得很厉害。到12月底，他已经瘦了20磅，而且似乎仍日益消瘦，一直感觉病得很厉害。他比以前更担心会把已确诊的肺结核病传染给理查德，他尽可能让那个孩子远离他。1947年12月20日，他住进了东基尔布莱德的海尔麦尔兹医院，在格拉斯哥南面大约20英里，此后在那里住了7个月。阿芙利尔照料理查德，而奥威尔担心孩子在他长期不在的情况下会忘了他，就在疗养院附近为他们找了个地方住。
一个在那里住过的病人描述了那间医院及其提供的治疗方法：“海尔麦尔兹占地辽阔，海拔580英尺，设想是把疗养院治病和培训病人做室外工作的条件结合起来。那里有个林木育苗场、一个种花出售的花园、猪、家禽和一群艾尔郡种奶牛，作为娱乐，还有一个高尔夫球练习场、槌球场和一个足球场……所行理论是在一个能呼吸到清洁乡间空气的地方（不管是阳光普照还是有着厚厚的积雪）休息，再加上丰盛和均衡的饮食，就是对肺结核病最有效的疗法。”奥威尔住进了胸外科第三病房，被诊断为“两侧肺结核，一侧有大的空洞性病灶，另一侧有阴影”。[1]
他被安排于外科部主任布鲁斯·迪克医生（他身材魁梧，性情开朗外向，与病人关系密切，嗜饮）及其助手詹姆斯·威廉森的照料之下。因为奥威尔非常沉默寡言，威廉森医生没觉得他很有意思，不知道他的病人是位著名作家。医生们直到战后才了解吸烟的影响，甚至有些医生认为吸烟引起的咳嗽有助于把痰咳出来。所以奥威尔被允许吸他那种浓烈的花束牌黑粗烟丝。威廉森医生解释奥威尔的病为纤维性、能引起发热的消耗性疾病：“非常慢性，局限在他两侧肺的上部，主要在左肺。……痰里有结核菌，那意味着他会传染给别人……他之前从未病得很厉害，没有出现过很严重的消瘦或夜里出汗很厉害。但他大概几乎已经忘了完全健康是什么感觉……他的肺部会像皮革那样很有韧性。人们患上慢性纤维性结核病仍会存活较长时间……他身患肺结核还活了很多年。”奥威尔一直忽视或者不相信自己有病，但到这时，他的健康已不可挽回地毁掉了。
治疗方法（在托马斯1924年出版的《魔山》中描写过，当时仍采用）主要是一种隔膜挤压法。它使膈神经瘫痪，然后使染病那侧的肺萎陷，半年时间内令其不发挥功能，使空洞可以愈合。威廉森医生解释说：“把肌肉往两边拨，好露出神经，然后用一对镊子掐它。病人会突然感到疼痛，隔膜往上跳，那样它就会瘫痪3到6个月，直到神经恢复过来。隔膜瘫痪后，我们就往腹部泵气，它因此被往上推，肺就萎陷了。”
奥威尔觉得隔膜挤压法“疼得要命”，住院一周后他告诉格温·奥肖内西：“他们先压迫膈神经，我想膈神经是让肺膨胀和收缩的，然后他们往隔膜里注入空气，我理解那是为了把肺推到一个不正常位置，不让它自动进行某种活动。每隔几天都得往我的隔膜里‘补充’空气。”尽管如果由一个行家操作，泵空气时的针刺是不疼的，但医生们还是注意到奥威尔反感泵空气，最不愿意做：“每次补充空气时，他似乎都害怕，在手术台上很难放松。但他从不抱怨、抽气或喊叫，我们都赞赏他的自制力。”[2]
病情似乎略微好转时，奥威尔也将治疗情况及时通知朋友们。他给伍德考克写信说自从住进医院后，他有点感觉没那么像是快死了。由于受到医生的鼓励，为了让沃伯格放心，他说自己的病不危险，治疗进行得很顺利。然而他知道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契诃夫和d.h.劳伦斯全在44岁时辞世，他承认肺结核注定迟早会要他的命。1948年6月25日，他悲哀地告诉鲍威尔：“今天是我的生日——45岁，真可怕啊。我又装上了几颗假牙，而且自从到这里后，头上多了不少白发。”在他生日前夕的私人日记中，他放下坚毅的假面，把自己形容成一个垮掉的老头，那是对《一九八四》中被折磨后的温斯顿·史密斯预先做了描写：“腿上一直感觉虚弱，膝盖疼痛。僵硬感发展成腰背部及下方的疼痛。胸口差不多总发闷。早上几乎觉得站不起来。一看不到太阳就觉得冷。胃部有受风感……眼里总流泪。”[3]
2月1日，迪克医生告诉奥威尔有种名为链霉素的昂贵但是效果惊人的新药，发现于1944年，但在英国还买不到。戴维·阿斯特很快就从美国找来这种药。2月20日前后，奥威尔就开始第一个疗程，每天注射一克，连续50天。不幸的是他出现了严重的过敏反应：指甲碎裂，掉头发，一块块变白，脸部皮肤掉屑，背部出疹，喉咙一直疼得难以吞咽，喉部溃疡，嘴里起水泡，水泡爆裂并且流血，早上起床时嘴唇被干了的血粘在一起。尽管那种药有助于使其肺部病灶愈合，但他还是不得不停止注射。医生们由于不熟悉那种疗法，不知道减少剂量就可以避免副作用，而他也能被治好。奥威尔把剩下的那种贵重药物给了另外两位病人，他们被治愈了。
戴维·阿斯特、理查德·里斯和比尔·邓恩去海尔麦尔兹疗养院看望过奥威尔，弗雷德里克·沃伯格在他刚开始链霉素治疗时也去看望过他。他说：“我走进病房时，看到（奥威尔）直直地坐在床上，穿着件衬衫。他用微笑和我打招呼，那既表示欢迎，也给人以冷淡的感觉。他告诉我他觉得链霉素可能对他起了一点好作用，但注射时极疼，而且他觉得太频繁了。他给我看了他的胳膊，上面有无数针眼。”当奥威尔病情开始好转时，他也跟另外一个病人相谈甚欢，那个病人为邓迪市的汤姆逊报业王国工作，并为男孩看的周刊《急性子》撰写比利·邦特[4]式故事。威廉森医生安排他们一起住，两人相处得很好。
出于医疗目的，奥威尔的右手必须打上石膏，由此引起了一个传言，说那里的医生采取极端措施阻止他写作。据那本关于该间医院的史志记载，医院医护人员坚持病人身心上完全休息，并没收了他的打字机。奥威尔继续用圆珠笔写作时，他们把他的手臂打上了石膏。“医护人员有决定权。有了看似有理的理由，他写字的手臂被打上石膏无法活动，长达几周……奥威尔的打字机在1948年5月被发还。他在海尔麦尔兹疗养院余下的时间里写作，在院内散步和打槌球……（别人记忆中的他）是个寡言、客气的人，对痛楚和不适表现得坚忍。”威廉森医生肯定地说这一说法不确。在住院头几个月中，他过于虚弱而无力工作。他一旦身体好转，就被允许写作（“没理由阻止他”）。他患了肺结核病，体重下降，发高烧，忍受剧痛，右臂打了石膏，卧床不起，无力打字，但受其内心冲动驱使，他继续写作。
奥威尔于1948年7月28日出院后，又回到朱拉岛过起那种艰苦生活。8月时，他告诉迈克尔·梅耶他只能下床半天，做不了任何需要花气力的工作，不得不至少再过一年时间病人般的生活。照顾他的阿芙利尔认为他如果进入一间疗养院，而不是努力过正常人生活，他大概能康复。他在9月中旬回到东基尔布莱德检查身体，正好赶上该市举办一个贸易会。法弗尔写道，他“从一间客满的旅店跋涉到另一间，脚穿沉重的皮靴，手提一个装满所购物品的手提箱，直到完全病倒和筋疲力尽时，才找到一个床位”。这次伤身体的旅行导致旧病复发，又令他卧床不起。10月时他告诉阿斯特：“我现在身体好了一点，但两周左右以来感觉很虚弱。滑稽的是这次是从我回到海尔麦尔兹检查开始的。”[5]
奥威尔意识到死亡正在逼近，这更强化了他的情感，提高了他的表达力。一回到朱拉岛，他就继续写作《一九八四》。他对莉迪亚·杰克逊解释说9月底他旧病复发时（这时的警告性病兆无可置疑），他本该注意自己的身体，但“不得不写作这本写得很不顺利的书”。他在11月完成了最后一稿，但发现太难辨认而无法寄给一个打字员打出来。他急需通过摩尔、沃伯格和阿斯特的帮助找到一个愿意从伦敦、爱丁堡或格拉斯哥来到朱拉岛的女士。转租了他在坎奴伯利广场的公寓，偶尔也为他工作的米兰达·伍德和他在《论坛报》的朋友萨莉·麦克尤恩都无法前来。虽然做了很大努力，还是找不到谁愿意来朱拉岛帮助一位著名作家处理他非凡的手稿——甚至报酬为当时水平的两三倍也找不到。
疲惫的奥威尔急于继续工作，并且在和时间竞赛，就决定自己打。索妮亚·布劳内尔曾说：“乔治完全明白他可以来伦敦找到一个能干的秘书，但在他看来，离开朱拉岛不合适。那会意味着他对自己的整体观念将有一个剧变，他不愿面对。”他从未承认他是个永远无望康复的病人，虚弱得不适于在朱拉岛住，而且那里的整套生活方式都是无视危险的。她又说：“另外，他一辈子都忽视他的疾病，以至于发展到了太严重的程度，到那时他就像一贯所做的那样，再去卧床休息等待康复，也许他认为这次也能康复，也许他只是拒绝去想。”法弗尔解释说尽管奥威尔病得厉害，但还是坐在床上完成了最后一份15万字的打字稿，“然后最后一次垮掉，再也没能康复”。创作《一九八四》实际上要了奥威尔的命，而相应的，这部小说中关于未来的幻象是可怕的。
临近1948年圣诞节时，他最后一次离开了寒冷刺骨的朱拉岛。去码头的路上，在早早降下的冬日暮色中，他们乘坐的小汽车陷到了泥泞的、坑坑洼洼的路上。比尔·邓恩拖着假腿脚步蹒跚地回去找人帮忙，奥威尔则坐在车内念书给理查德听。1月份时，他为时已晚地向里斯承认道：“我想按我在1946年租下时计划的，只在那里度夏会更明智。”[6]冬天对他而言，总是个危险的季节。1949年1月9日，在住进海尔麦尔兹疗养院后一年，他住进了科茨沃尔德疗养院，一年后他就去世了。
2
《一九八四》，这部奥威尔最后也是付出最多努力的作品取得了非凡的成功，他对其构思多年：在伦敦被轰炸期间，在战后德国之行中，在随笔和书评中，还有在跟库斯勒的交谈中——后者曾亲历政治镇压。在《上来透口气》中，他就警告过英国处于威胁之下，他在1944年也提到英国人几乎想象不到“那种真正极权主义的氛围，在此氛围下，国家竭力控制人们的话语及思想”。他最后一部也是反乌托邦的小说着意揭示了极权主义思想的危险。《一九八四》是部有感而作的反对极权主义的作品，总结了他一生对于政治的思考，也很具有个人化特点，富于想象力，具有创造性，写得凄凉而且悲惨。
故事发生在有可能出现的最糟糕情况下的英国，关于温斯顿·史密斯这一欧洲最后一个在思考的人。英国遭到了原子弹的破坏，仍处于战争之下，此时的名称为第一空域，是个污秽、衰败的大洋国前哨基地，而大洋国是个疆土辽阔的极权主义国家，包括北美和原英国殖民地。世界被分成三个权力区——大洋国、欧亚国和东亚国——由独裁寡头统治。三国都拥有核武器，在跟别国进行持久的常规战争。温斯顿是个受过教育的官僚，属于选拔出来的外党。奥布兰是审讯他的人，属于更具精英特点的内党，他代表蜕化的知识分子，他们接受独裁，以换取非凡权力及特权。温斯顿与茱莉娅的恋情显示了训练有素的党员与低人一等、奴隶般的群众[7]之大多数的区别。在他道德觉悟达到最高点时，却被逮捕、关押、折磨和洗脑。
《一九八四》打破了虚构作品的常规，熔虚构、讽刺、现实主义及仿作（包括伪造文件）于一炉。在威尔斯的科幻故事中，主人公被以某种幻想的方式带到一个遥远的时间或地方，遇到一个强者向他解释了那个社会的情况，最后他要么回到原来的世界，要么与新世界的状况做斗争。奥威尔的小说情节讽刺性地颠覆了威尔斯式套路。温斯顿和茱莉娅存在于未来，他们努力逃入过去的氛围中，却被无情地抓回未来。邪恶的奥布兰——奥威尔以其名字影射了天主教会的专制权力——既让温斯顿开了窍，又让他终究难免一死。他获得的知识具有毁灭性，逃无可逃。
奥威尔把纳粹德国和极权俄罗斯的政治恐怖与20世纪40年代的伦敦相结合。尽管此城市放眼只剩一片瓦砾，其空中轮廓线却被四幢巨型大厦所主宰，即真理部、仁爱部、和平部和富足部。奥威尔对生活状况的描写接近战时及战后新当选的工党政府治理下的英国。比起他完成小说时的1948年，战时在英国还有更多吃的。面包在1946年6月首次实行配给，当时，本来要运往英国的小麦被改运到德国让战败的德国人吃。
跟温斯顿一样，奥威尔也难以找到“某些非常稀缺的东西”，如梳子或者一罐鞋油，他在1948年10月总结道：“从物质上说，一般英国人跟三年前比起来大概过得更糟糕了。住房条件极差，食物虽然不是真的不够，但单调得难以忍受。香烟、啤酒和像蔬菜那样不实行配给的食物价格高得离谱，衣料配给越来越紧张。”小说中的温斯顿哀叹道：“房子摇摇欲垮，面包黑乎乎的，茶叶成了稀缺之物，咖啡尝起来像是脏东西，香烟供应不足……缺乏舒适感，到处是灰尘，物资不足，冗长的冬季，黏糊糊的袜子，从来不开的电梯，冰凉的水，粗制肥皂，散落开来的香烟，出奇难吃的食物，人们会对此心生厌恶之感。”[8]
奥威尔混合了时事，以创造出一种纪录片式的现实感，这部小说的力量则来自现实主义地利用一些熟悉的材料，并非来自对未来的臆测。战时，奥威尔惊骇于“德国潜艇艇长不听警告用鱼雷击沉客船，而且用机枪扫射幸存者”的做法。在小说开始，温斯顿观看了一部关于击沉一艘难民船的新闻纪录片。启发他描写小说中的新闻纪录片的具体事件发生于1940年9月27日，当时“贝拿勒斯市”号被德国鱼雷击中并沉没在离岸600英里的大西洋中，船上载着前往加拿大的90名儿童及90名陪同人员。将近300名乘客和船员丧生，只有7名儿童幸存。小说中，新闻纪录片播放的是那艘船在地中海被直升机轰炸，而不是在大西洋上被鱼雷击中，但两次事件中，客船都毫无自卫能力，儿童是主要的受害者。[9]
3
普普通通、衣着破旧、年龄为39岁的温斯顿·史密斯是奥威尔最后也是最令人心酸的自画像。他被一股阴风和卷着砂土的旋风追着进入胜利大厦后（门厅里有股煮卷心菜味），我们有了种熟悉之感。像戈登·科姆斯托克那样，他清点自己仅剩的几根香烟；他在遍布弹坑和瓦砾的环境中生活，那也是乔治·保灵对一切被毁后的想象。奥威尔在之前书中的写作主题——社会不公、性压抑和英国在20世纪30年代时的惧外——变成了壁垒分明的阶级体系、性问题上的清教徒主义和与大洋国的持久战争。就像奥威尔夸大日常生活中的某些方面来创造他小说中的背景和氛围那样，他也把自己早期笔下主人公的一些极端性格赋予了温斯顿：孤独、负罪感、身体上的孱弱、性受挫感、与社会疏离、对精神和道德正直的渴望。科姆斯托克和保灵被迫与平庸生活妥协，而温斯顿则被灌输观念、监视和折磨。
温斯顿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如奥威尔的养子），在50年代的几次清洗中失去父母和妹妹，他是新国家的产物。小说一开头，他对社会本质及自己在其中的角色开始有了怀疑，而他捕捉过去真实感觉的企图不仅揭示了他岌岌可危的处境，而且撑起了整部书。他的回忆不是关于预备学校的，而是关于一个儿童营（他在那里被灌输党的意识形态）；他未曾对其家庭产生势利的羞耻感，而是为自己未被饿死和消灭感到羞耻；他妻子凯瑟琳的性冷淡被党认为是正常的，而他自己的欲望却被认为不正常而且非法。
跟戈登·科姆斯托克一样，温斯顿也在他写的东西中表达了忧虑，那在当时是种危险行为，被视为“思想罪”和“自活”加以禁止。工作中，他改动过去的档案以使其符合党的现行政策，私下则在一本老日记本的米色直纹纸上用老式钢笔和墨水书写。第一种书写（就像奥威尔在英国广播公司所做的）是机械性和累人的，第二种（就像奥威尔自己具有创造性的写作）能使他在心理上得以解脱，但也唤起了令其不安的回忆及梦境。第一种是以“新话”系统地撒谎，第二种是热诚地以“旧话”寻找真相。奥威尔将温斯顿工作时所需的不动脑筋和官僚性态度与其面对白纸时的恐慌感、他的拙劣笔迹以及当他开始为自己而写时思想及感情上的困扰做了对比。温斯顿的工作迫使他练习“双重思想”，即同时拥有两种互相矛盾、互相否定的意见。他不得不相信他在更正错误，但也知道自己在伪造信息，每种任务都迫使他找到一个貌似可信的公式以掩盖真相。温斯顿被体制操纵，但作为一个外党知识分子，他也是操纵他人之体制的一部分。
在日记中，温斯顿再次体验了过去，补偿了内疚感。在其努力写作而唤起的梦中，他重新掌握了过去的价值观。温斯顿模模糊糊意识到在某种意义上，他母亲牺牲自己让他得以活下去，他接受了内疚感，领悟了正常的人际关系。此时的他意识到她的死“是悲剧性的，令人悲痛，而这在如今已是不可能。他认识到悲剧只属于遥远的旧时代，在那个时代仍存在隐私权、爱和友谊，家庭成员相互支持，不需要知道为什么……今天有恐惧、仇恨和痛苦，然而情感失去了高尚性，没有深沉或复杂的悲哀”。
温斯顿首次开始写日记时，因为想到他没有现在或未来的读者而令他思路阻塞，但写日记本身成了为保持理智并把那种人类传统继续下去的勇敢行为。尽管这部小说以第三人称写成，人物脸谱化和具有政治背景，但它仍经常奏出一种个人化的呼吁音符。温斯顿的问候——“致未来或过去，致思想是自由的时代”——听上去像是奥威尔的最后愿望和遗嘱。
跟奥威尔自己一样，温斯顿也觉得他的性生活结束了，所以遇到茱莉娅（就像奥威尔遇到第二任妻子索妮亚一样）令他极为兴奋。他思考后认识到“带来欢娱的性行为就是反抗，欲望是思想罪”，而茱莉娅让他对爱和性行为的向往得到满足。情人进行反抗的根本原因在《如此欢乐童年》中得到过解释：“在一个强者主宰的世界上，弱者（必须）打破规则，否则就完蛋……弱者有权为自己建立一套不同的规则。”[10]
茱莉娅和温斯顿在性格及态度上相去甚远。茱莉娅果断、自信十足、讲究实际、具有丰富的性经验，不掩饰对智胜当权者的得意。跟温斯顿人到中年、身体不好和提心吊胆形成对比的是，她年轻而且心理素质好；他是个理想主义者，既关心自己的未来，也同样关心人类的未来；而她是个现实主义者，热心于为自己得到能够得到的。因为比温斯顿年轻很多，她不记得以前的情形很不一样。她足智多谋，愿意冒险。她安排他们的约会，能弄到咖啡及糖，敢买口红，还梦想拥有一套女装和一双高跟鞋。茱莉娅接受了不可能有社会变革这种想法，也学会通过规避规则而不是向其挑战来享受生活：“凡是针对党的有组织反抗都注定以失败告终，而且是愚蠢之举。聪明的做法是违反规定，同时也保住脑袋。”她在公开场合跟人们一起呼喊，私下则偷偷享受短暂的快乐。温斯顿在预见到他们劫数已定时说“我们是死人”，她没有反驳他，而是提醒他“我们还没死呢”，劝他能享受且享受她的美貌和身体。
温斯顿对体制的仇恨令茱莉娅有同感，但她的轻蔑用语令他震惊。在长期压抑的温斯顿眼里，她公然表现出的淫荡和俗气似乎符合人性。但从某方面说，茱莉娅是那种典型的体格健壮的完美女孩，再穿上校服，束上作为青少年反性同盟标志的饰带就齐全了。温斯顿大声给她念戈斯坦因那本书时，她竟睡着了（这说明奥威尔意识到很多读者会跳过小说的那部分）。但她宣称战争是完全虚构出来的，显示她比温斯顿目光敏锐得多，而且对党的宣传更为抵制。茱莉娅通过遵循其享乐主义准则，同样获得了温斯顿的政治洞察力。
首次幽会时，温斯顿迟疑而且腼腆，但当茱莉娅令他放心地说她滥交和堕落，很喜欢性事本身时，他在性和政治方面的感觉都被唤了起来。那“是他最想听到的，不仅爱某个人，而且是那种动物本能，那种简单的、人人皆存的欲望，那是一种能将党摧毁于无形的力量”。茱莉娅的情事就像温斯顿写日记一样，是种反叛行为，而温斯顿的恋爱鼓励他产生思想上的自信。他写日记和对爱的渴望部分属于被禁止的个人实现的渴望。
茱莉娅无道德意识、任性、敌视别的女人、自负和纵欲，被灌输过某种思想但未曾受过教育，她也许表面上是个反面人物。但跟温斯顿一样，她也是个象征性人物。她首次会面带来巧克力时，那种气味唤起了温斯顿的一种不安的记忆。后来与茱莉娅共枕时，他醒后想起他偷了家中巧克力配给的那天，正是母亲和妹妹失踪的同一天。巧克力把茱莉娅跟他已失去的母爱联系了起来，有助于减轻他对母亲之死的内疚感。茱莉娅代表那种本能感情的力量和爱之连贯性。
尽管茱莉娅在严格管教下长大，但使她充满活力的性冲动将其与群众联系了起来，那些群众就是数目巨大的底层人民，他们活着就是为了工作、饮酒、赌博和生儿育女。党员认为他们低人一等，但温斯顿相信由于他们未曾蜕化，而且在党之外，因此是未来的唯一希望所在。在牢房里，他看到群众罪犯表现得蔑视看守，而那些政治犯因为意识到自己将被惩罚而沉默着，而且惧怕不已。
温斯顿对茱莉娅的爱让他把群众看作完整的人。那个晾晒衣物的群众妇女代表他母亲失踪后他不再享有的母亲养育之情。他意识到两代以前的人肯定被个人间的忠诚所支配，群众“不忠诚于一个党、一个国家或者一种思想，他们互相忠诚……他们一直怀着原始的情感，而他却需要通过自觉努力才能再次学到”。“群众是人，”他告诉茱莉娅，“我们不是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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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小说中的群众是最无知、最正派的，奥布兰则是知识最渊博、最邪恶的——他是温斯顿的折磨者、保护者、审讯者和朋友，是他组织对温斯顿监视了七年，这时又监督他的再教育。他掌握了所有对抗党的政治及社会性意见，但为了权力无视真理及道德。在小说的最后一部——它所受启发部分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12]的《卡拉玛佐夫兄弟》中“大法官”一章，部分来自关于清洗运动的报道——温斯顿和奥布兰进行了一场不平等的智力较量。
奥威尔创造出了温斯顿的思想状态并通过强化《如此欢乐童年》中写到的那种记忆，也创造出了折磨者与受害者之间反常的亲近关系。在预备学校里，他忍受寒冷、饥饿和困苦，回忆了与父母的痛苦分离、内疚和被排斥的感觉和曾确信自己是个百无一用的失败者，他也被灌输了社会等级森严的思想。他担心被校长派出的大批密探监视，他们会报告他去糖果铺的违纪行为。就像小时候的埃里克·布莱尔，温斯顿也得不到隐私权或亲切的友谊，他孤独到奥布兰随便瞟他一眼就成了件重要之事的地步。在那篇随笔中，奥威尔厌恶地想起自己曾虚伪地想巴结专制的“甩动”；在《一九八四》中，奥布兰被温斯顿当作英雄来崇拜，后者被比作向一个有希望的学生提问并使其痛苦的教师。甚至被折磨时，温斯顿也渴望得到奥布兰的赞许，婴儿似的贴紧他，疼痛停止后感激地望着他，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说，那种感情比友谊更为深厚，他们是至交”。就像温斯顿在大洋国一样，奥威尔在圣塞浦里安学校体验了“一种凄凉的寂寞和无助感……在一个邪恶至极的世界上”，他在其中无法遵守那些规则。两个地方都被变化无常的大权在握者统治，而不是靠一套合理的法律。在这两部作品中，中心人物都在反抗的愿望和成为团体成员的渴求之间左右为难。
跟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大法官一样，奥布兰也相信人们没有能力管理自己，不配有自由选择的权力。温斯顿辩称所有人潜在都是好的，奥布兰则持相反意见。他想击垮受害者的精神，而不仅仅是处死他。温斯顿意识到既无逃路，也不可能表现得像是个英雄。奥布兰吹嘘他会治愈温斯顿，令其完美——或者真心同意2加2等于5。他甚至吹嘘说党已经改变了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因为“没有人再敢相信妻子、孩子或者朋友了”。他盼望着未来，到那时性本能将被根除，“除了对党的忠诚不会有别的忠诚……除了对老大哥的爱没有别的爱”。[13]科学、文学或艺术将不会再有，除了因为胜利的虐待狂兴奋没有别的快乐。
奥威尔在海尔麦尔兹疗养院痛苦不堪的经历也影响了他笔下的折磨场景。他曾告诉戴维·阿斯特，在治疗中，最难受的是当他们把一根棒从喉咙伸进去看他的肺时：“疼得要命，也很让人害怕。提到这件事时，他仍然心有余悸。”虚构的折磨场景是根据对他的治疗写出来的，这似乎是清楚的。人为地使其肺部萎陷，令他胸部瘦而肚子胀，威廉森说那“不怎么能唤起自尊”。奥威尔注射链霉素带来严重后果后对自己的描述接近小说中写的被折磨后的温斯顿：“真正可怕的是他身体的消瘦程度。他的上身窄小得像骷髅一样，腿部瘦缩得以至于膝部比大腿还粗……他脊椎的弯曲程度令人触目惊心，他瘦削的肩膀向前，好保持有一个胸腔，只剩骨头的脖子在头颅的重量之下似乎要对折起来……他意识到自己的丑陋和不堪入目。”[14]
令人痛惜的是，当奥威尔创作其最复杂的作品，想利用自己全部艺术创造力使其达到完美时，却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他不得不与时间竞赛。如他于1948年10月在将书的最后一稿再次打出来时告诉沃伯格：“我认为这是个不错的构思，但如果我不是在肺结核影响之下，本来能够处理得更好一些。”如果有时间重写，他会改掉一些不一致之处。例如尽管住房极其短缺，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外党工作人员，他却一个人居住——那强化了他的孤独，也让他得以写颠覆性质的日记；在小说第一页上，由于停电，他无法坐电梯，但当他一进入公寓，那张电屏就继续监视他；温斯顿的全部工作时间都在修改印刷品，我们却从未看到任何人购买或阅读书报。
奥威尔说他想“将世界向某个方向推动，改变人们将努力实现的那种社会的概念”。在关于狄更斯的论文中，他说“从他的每页作品上，人们都能看出一种认识，即社会根子上某处有了毛病”，然而也能看出“完全缺少任何建设性意见”。[15]《一九八四》也缺少一种积极观点，因为小说中的每个人到最后都背叛了别人：帕森斯的孩子背叛了父亲，查林顿和后来的奥布兰背叛了温斯顿，温斯顿又背叛了茱莉娅。
有几位奥威尔的仰慕者评论这一缺陷来源于他对未来还有对自己的担心。斯蒂文·朗西曼说奥威尔“对人类状况感到怜悯，但对个体的人却没存多少怜悯之心”。小说家安格斯·威尔逊（angus wilson）说：“快乐感很少，对于什么是错的认识太多。他作品中的这点很让人担心。”有个问题是在那个极权主义国度中缺少意识形态：“党追求权力完全是为了权力本身……权力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权力的目标就是权力。”[16]评论者注意到这部小说中各种风格糅合得不完美，特别批评最后一部中的虐待狂式的残酷描写。温斯顿的受折磨冲淡了这部小说的讽刺才智，强调了其懦弱及背叛，暗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社会主义理想永远不会成功。
最根本的是，奥威尔打破了使这部小说成型的两种文学种类——现实主义和乌托邦虚构作品——的一些成规，有意使读者期望落空。温斯顿处于最悲惨的境况时，我们期望会出现某种转折，以使他得到自由。尽管奥威尔式幽默在最后一章中曾微弱一现，那是我们得知温斯顿每隔一周必须参加一次委员会会议来讨论新话词典第11版时（是另外一种折磨），但小说结尾是完全凄凉的。温斯顿既未得救，也未得到奖赏，而是被变成一个幼稚者、懦夫和自怜自伤的酒徒。他对自己人生意义的领悟——即他只是从属于一种对权力的极度渴望——与所有希望不相一致。他最后被击败，象征的是虽然取胜却被削弱的英国，它被强国超过并受其威胁。
作为一部政治寓言，《一九八四》取得了辉煌成功，并继续在我们自己的时代引起反响。它揭示了奥威尔敏锐的历史感，也揭示了他以想象力对被以专制主义意识形态名义迫害和处死的无数人怀有同情。苏联制度的垮台和极权主义政治下的恐怖上百次地证明了奥威尔是正确的。《一九八四》描写人们被困于一个世界上，在那里，独立自主的思想和逃脱的希望都不可能存在，这将其与弗朗茨·卡夫卡笔下可怕的寓言和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17]对苏联劳改营的描写联系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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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出版于冷战期间的1949年6月8日，它引起了激烈的政治争论。沃伯格是第一个读者，他目光独到的出版人报告提到它的施虐受虐狂特点和无以复加的悲观主义，并提到温斯顿和茱莉娅之间短暂的恋爱无非加强了后文的恐怖。朱利安·西蒙斯评论说这本书从根本上说，是关于权力和蜕化的，而奥威尔是“一个对观念感兴趣的小说家，对人际关系不感兴趣”。奥威尔同意西蒙斯的意见，即此部小说中的过度渲染折磨场景成为其缺点。
1949年10月，o.阿斯·赫胥黎（他在伊顿公学教过奥威尔）给他写了封语气悲观的长信称赞了此书，提出书中写的令人恐惧的行为注定将转变为他自己在《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1932）中写到的洗脑，也表达了他对毁灭性核战争的担心：
开始阅读《一九八四》前，我不得不等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同意所有那些评论家所写的，我不需要告诉你，但还是要说它写得多么好，多么重要……
《一九八四》中占少数的统治者信奉的哲学是一种虐待狂，通过超越性欲并将其否定，这种虐待狂被发挥至合乎逻辑的结果。而实际上，极端暴力的统治能否无限期延续下去似乎尚存疑问。我自己的信念是居统治地位的寡头将找到没那么难以执行和具有破坏性的方式来统治，从而满足他们对权力的渴望，而这些方式将类似我在《美丽新世界》中描述的那些……到下一代时，我相信世界上的统治者会发现作为统治手段，跟大棒和监狱比起来，从小调教和麻醉催眠法更有效。通过使人们热爱被奴役状态，同样能达到鞭笞和脚踢令其服从所能达到的效果，即对于权力的渴望完全得到满足……这种转变将会出现，那是觉得需要提高效率的结果。另外当然可能出现大型生物和原子战——如果是这样，我们还会做起另外的和几乎难以想象的噩梦。
许多重要的评论家都提到这部小说不可思议的力量在于总结了整整一代人的政治体验。马克·舒勒（mark shorer）在《纽约时报书评》周刊和莱昂内尔·屈瑞林（lionel trilling）在《纽约客》上发表了有影响力的书评，这实际上确保了它能在美国取得成功。舒勒称之为“一部纯粹的恐怖作品”，表达了奥威尔“在极权主义观念面前道德和理性上的愤慨……我们这代人读到的书中没有另外哪部作品能让我们更渴望自由或者说更如此彻底憎恶专制”。屈瑞林提到了奥威尔与过去文化的联系以及温斯顿与其之间的割裂，并形容这部小说是本“深刻、可怕和绝对引人入胜的书”，写到了“对人类自由的最大威胁”，在这本小说中，“权力本质通过权力能加诸他人身上的痛苦得到诠释”。菲利浦·拉夫（philip rahv）认为《一九八四》“远远超过奥威尔的其他作品，而成为其最佳作品”，并把它定位于“世纪中叶出现的关于幻灭和乌托邦被背叛、令人悲伤”的作品之列。一位开明的德国人戈洛·曼在《法兰克福评论报》上评论了此书。曼强调这本小说不仅抨击了共产主义，而且对当时不仅出现在俄罗斯，还有在德国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危险性提出了警告。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曼特别提到书中的历史真实主题，也提到独裁者通过控制资料和毁掉历史记录以巩固其地位的做法。
所有这些评论都称赞了奥威尔的想象力和通过个人体验表现复杂政治事件的能力。奥威尔向欧美那些赞同苏联制度的知识分子揭示了真相，在这点上，他比任何别的作家做得都多。共产党书评者猛烈攻击了此书。在《真理报》上，i.安尼西莫夫强调这本小说显示了奥威尔“对人们的蔑视和诋毁性目的”。塞缪尔·西仑（samuel sillen）在美国的《大众和主流》（masses and mainstream）上以《每月一蛆》为题发表书评，贬斥它是“愤世嫉俗的胡扯八道……是对人类的诽谤”。詹姆斯·沃尔什（james walsh）在《马克思主义者季刊》（maxist quarterly）上也谴责奥威尔是“神经质的……对进步的一切都抱有令人压抑的仇恨”。上述三人全声称因为奥威尔批评共产主义，他必定支持资本主义，而且因为他描述了人的蜕化，就一定鄙视普通人。这些攻击让奥威尔觉得他一定击中了他们的痛处。那些共产党报刊称他为蛆、章鱼、鬣狗和猪猡，他曾厌恶地告诉戴维·阿斯特：“他们好像很喜欢动物。”[18]
小说家劳伦斯·达雷尔rence durrell）和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czew milosz，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都称赞了奥威尔对极权主义压迫行为的描写。这部小说面世后不久，当时在驻贝尔格莱德英国使馆工作的达雷尔写信说：“我太喜欢您的新小说了。在思想上，它是您写的最勇敢、最残酷的书。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读它是种难得的体验，因为可以在周围看到一切——那些我身边熟人中的左翼分子不敢正视，然而一直存在的事实。”在他的《被禁锢的思想》（the captive mind）这部研究极权主义对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毁灭性影响的重要著作中，米沃什提到因为《一九八四》“既难得到，拥有也是危险的，所以只有‘内党’中的某些人知道这本书。通过洞察他们非常熟悉的细节，奥威尔令他们读得入迷……连那些只是道听途说知道奥威尔的人，也对一位从未在俄国生活过的作家竟对那里的生活有如此深刻的理解感到惊奇”。[19]
1949年3月，奥威尔拒绝了美国每月读书会的提议，即要他同意出版时删去几章（包括戈斯坦因那本书的节选和关于新话的附录），那占全书四分之一的篇幅。他冒的是损失四万美元的风险，在当时那是一大笔钱。但在4月份，他告诉理查德·里斯：“那家读书会不管怎么样还是选择了我的小说，尽管我拒绝按照他们的要求修改。所以那说明了美德的报答就是美德本身，诚实是最好的做法，我忘了应该是哪条。”
《一九八四》在英国的首印数是2.65万册，而在美国的首印数是2万册，另加每月读书会的头两次印数54万册。那本书当时卖得极好，以后也是。到1984年，英国的企鹅版此书仍一年销售75万册，而美国一天就要销售1000册。5年后，《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一起以超过60种文字卖出了4000万册，奥威尔也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受欢迎的英国作家。奥威尔从未拥有过一套住宅或者一辆漂亮的小汽车，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每年所挣才大大超过一千英镑，而一千镑是他认为能过上宽裕生活所需的年收入。在他最后一部小说取得巨大成功后，这个资本主义的敌人不得不雇用了一位会计师，并把自己变成一个有限公司。
这部小说一直盛行不衰，使其与狄更斯的小说一样，成为源远流长的英语文化之一部分。奥威尔形容吉卜林是“我们这个时代唯一一位为我们的语言增添了词汇的作家”。[20]同样的话也适用于奥威尔身上。仅在《一九八四》中，他就创造出了生动的词汇，如：“老大哥在看着你”“两分钟仇恨会”“思想罪”“表情罪”“双重思想”“记忆洞”“蒸发”及“非人”等。这些词高超地表达了生活在极权主义社会中的人们的想法及感觉。
这部小说产生巨大影响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奥威尔惊人准确的预言。从前的殖民地变成蜕化的寡头政治及专制，而苏联经济在20世纪后半叶遭到失败，基础设施衰败、基本生活用品极为短缺已成为千万人面对的现实问题。很多压迫性政权将持不同政见者关进精神病院，并使反对他们的人“失踪”。奥威尔也对战后世界许多非常重要的问题做了准确预言（在小说中及其他地方）：家庭的崩溃，众多无家可归者，环境污染，砍伐森林，令人上瘾的毒品，国际运动会（民族主义新的集中表现场所）上的狂热和暴力，核扩散和超级大国之间持久的战争状态，它们挑起不计其数的小冲突，但从不真正互相战斗。奥威尔的小说提醒人们警惕他所描述的极权主义世界成为现实的可能性。
[1] 《全集》，20.204（1949年，最后一本文学笔记）；j.b.皮克，《海尔麦尔兹的一张床》，《苏格兰人杂志》，121期（1984年4月），第44页；艾伦·坎普贝尔，《1904—1993年海尔麦尔兹医院史》（苏格兰汉密尔顿版，拉纳克郡健康委员会编，1994），第22页。——原注
[2] 1998年11月17日在爱丁堡对詹姆斯·威廉森的采访；威廉森所言，见沃德姆斯《怀念奥威尔》第197—198页；《全集》，19.247（1948年1月1日信件）；奥威尔档案库所藏詹姆斯·威廉森1983年9月12日致伯纳德·克里克的信。——原注
[3] 《全集》，19.394；《全集》，19.340（1948年5月21日日记）。——原注
[4] 当时《急性子》周刊上连载漫画的主角。
[5] 沃伯格，《所有作家一律平等》，第99页；坎普贝尔，《1904—1993年海尔麦尔兹医院史》，第22—23页；对詹姆斯·威廉森医生的采访；法弗尔，《乔治·奥威尔》，第156页；《全集》，19.450（1948年10月9日信件）。——原注
[6] 索妮亚·布劳内尔所言，见法弗尔《乔治·奥威尔》第160页；t.r.法弗尔，《怀念弗雷德·沃伯格》，《相遇》杂志（encounter），第59卷（1982年8月），第35页；对理查德·布莱尔的采访；《全集》，20.23（1949年1月18日信件）。——原注
[7] 此处“群众”的原文为prole，是proletarian（无产者）一词的简称（俚称），董乐山先生的《一九八四》译本中译为“普罗”，此处从译者译本《一九八四·上来透口气》（译林出版社，2002年5月版）。
[8] 《全集》，16.208（《英国人》，1944年5月）；《全集》，19.438（《工党执政三年后》，1948年10月）；《全集》，9.63。——原注
[9] 《全集》，16.138（1944年3月11日“信笔所至”专栏）；关于“贝拿勒斯市”号被击沉一事，见《泰晤士报》（伦敦），1940年9月28日，第4版。——原注
[10] 《全集》，9.32、30、71、172—173。——原注
[11] 《全集》，9.138、132、172—173。——原注
[12]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俄国小说家，另著有《罪与罚》《白痴》等。
[13] 《全集》，9.264；《全集》，19.359（《如此欢乐童年》）；《全集》，9.280。——原注
[14] 戴维·阿斯特所言，见沃德姆斯《怀念奥威尔》第199页；对詹姆斯·威廉森的采访；《全集》，9.264—285。——原注
[15] 《全集》，19.457（1948年10月22日信件）；《全集》，18.318（《我为何写作》）；《全集》，12.22（《查尔斯·狄更斯》，1940年3月）。——原注
[16] 斯蒂文·朗西曼所言，见奥山康治《乔治·奥威尔》第15页；安格斯·威尔逊所言，见奥威尔档案库所藏剧场电视台节目《奥威尔在1984》；《全集》，9.275—276。——原注
[17]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1918—2008），俄罗斯作家，著有《牛犊顶橡树》《古拉格群岛》等，197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18] 迈耶斯，《乔治·奥威尔：重要遗产》，第247—249页；奥尔德斯·赫胥黎，《书信集》（格罗弗·史密斯编辑，纽约，1969），第604—605页；马克·舒勒，《一本愤慨和具有预言性的小说》，《纽约时报书评》，1949年6月12日，头版；莱昂内尔·屈瑞林，《奥威尔论未来》，《纽约客》，第25卷（1949年6月18日），第78—83页；对戴维·阿斯特的采访。——原注
[19] 奥威尔档案库所藏劳伦斯·达雷尔1949年6至7月写给奥威尔的信；切斯瓦夫·米沃什，《被禁锢的思想》（简·塞伦科翻译，纽约，1953），第42页。——原注
[20] 《全集》，20.82（1949年4月8日信件）；约翰·罗登，《政治与文学声誉：“圣乔治”奥威尔的制造与断言》（politics of literary reputation：the making and iming of“st. george”orwell，纽约，1989），第16页；《全集》，13.157（《路特雅·吉卜林》，1942年2月）。——原注
第十六章死亡之艺术
1949—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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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奥威尔冒着生命危险完成《一九八四》时，他也对未来存有不切实际的希望。1948年10月，他迟疑不决地告诉朱利安·西蒙斯：“我也许可以去国外，但行程可能要我的命，所以住进一间疗养院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几天后，在给理查德·里斯写信时，他终于承认他在朱拉岛住不明智：“今后每年冬天我必须住在容易找到医生的地方——至于在哪里还不知道，但可能是像布赖顿[1]这种地方。”他甚至想过“在更合适时，我们可能安排每年冬天去西西里岛住”。他所患的消耗性疾病不详的发展——体重下降，变得憔悴，发高烧，夜里盗汗，气短气喘，胸口疼，咳得厉害，时常伤风和咯血——让他最后不得不于1949年1月离开朱拉岛（参见附录3）。
奥威尔决定不回海尔麦尔兹，在那里接受的痛苦的气胸疗法未能治好他的病。与格温·奥肖内西和布鲁斯·迪克商量后，他先是选择了诺威奇附近的一家疗养院。在院方未能让他及时入院时，他于1949年1月6日进了克兰汉姆的科茨沃尔德疗养院，那里海拔900英尺，离格洛斯特5英里。迪克医生谨慎地告诉戴维·阿斯特：“我希望这个可怜的人能好起来。现在显而易见的是，他今后需要在疗养院环境下最小心地生活。我认为回到朱拉岛的梦必须醒醒了。”
在克兰汉姆，奥威尔主要过着户外生活，住在一间简陋的木屋里，那是老式肺结核疗法的遗留（但无效果），即休息、合适饮食、日照和新鲜空气。在最后一本文学笔记中，奥威尔显然满意那里的环境，他准确记述了其布置：
我住在一间所谓的小屋中，是一排相接的木屋中的一间。玻璃门，每间小屋的面积是15x12英尺。有热水管，一个洗脸盆，除了常见的床头柜，还有一件五斗橱和衣柜。外面有个玻璃顶走廊，全是手端进来的——没有那种手推车难听的格格声，那种声音在医院里总是不绝于耳。也没多少收音机的噪音——病人全发了耳机。[2]
奥威尔曾告诉康诺利他觉得自己的病“有意思”，在克兰汉姆时，他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不可阻挡地日益变差。在肺结核病体中，肺部因为被感染组织细菌的繁殖而受损。细菌攻击并破坏身体组织时，会形成小圆球或称结核，里面含有细菌和白细胞。细菌引起肺部组织机能障碍，痰里也有了细菌。这种消耗性疾病缓慢地从结核病机能障碍、组织坏死和形成空洞发展到侵蚀血管和肺部出血，如果出血量大，甚至会引起病人因为自己的血窒息而死。
在《魔山》中，托马斯·曼描述了这种病理发展及其经常导致死亡的特点，这种发展即“形成小核，出现可溶性毒素及其对系统的催眠效果；组织坏死，还有能否通过白垩状石化作用阻止这种病并通过纤维化将其治愈的问题，要么（更可能出现）它会不会扩展到整片区域，造成更大空洞并破坏该器官的问题”。就像阿尔贝·加缪——他也患了同种疾病，在1949年接受了同样的注射链霉素和对氨基水杨酸的疗程——奥威尔一直与身体疼痛做斗争并知道来日无多。跟加缪一样，他觉得“没几个人在想到他们的疾病时带着像我感到的那么恐怖……我对死的感觉是熟悉的”。
尽管克兰汉姆难以到达，特别是那时很少人有汽车，但比起海尔麦尔兹，那里离伦敦近得多，有几个朋友和熟人得以拜访他。经济历史学家r.h.托尼去看望过他，他家就在克兰汉姆附近，他也跟理查德·里斯是朋友。奥威尔说托尼是“工党运动中少数几个既令人尊重，本人又让人喜欢的要人之一”，并难得地送了他一本《一九八四》。《旗帜晚报》的编辑查尔斯·柯伦称尽管奥威尔肺部情况很糟糕，但仍在抽“可怕的烟卷”，而且仍热衷于讨论大事。在《一九八四》中，他关心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度里如何坚持人道主义价值观，在此国度内，宗教信仰被对一个无所不能的领导人的崇拜所取代。“世界上的问题是，”他告诉柯伦，“如果人们已不再信仰上帝，我们能否让他们彼此以礼相待？”[3]
别的来访者也写下了他们对疗养院状况和对奥威尔的担心。他的外甥女简·戴金“非常震惊，真的是。那里似乎很闷、杂乱不堪，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通风好，令人鼓舞”。在沃伯格看来，“它看上去似乎有点像是个位于北极的集中营，而不是一个治愈肺结核病的地方。”马尔科姆·马格里奇在奥威尔在世的最后一年里经常去看望他，2月中旬时和安东尼·鲍威尔一起来看望过他，“发现奥威尔上午身体很好，还是那个值得信任的、可爱的自我主义者。他看上去很瘦，他说他大概从此每年冬天都要在疗养院度过……（他）居然能从床下拿出一瓶朗姆酒，我们一起喝了它。我觉得他兴致很高，但他说不得不接受的治疗有点疼”。[4]两个月后来看望他的沃伯格却认为其状况“令人震惊”，认为康复机会只有一半。由于担心他的作家性命有虞，沃伯格加快了此书的出版，奥威尔在疗养院看了校样。
奥威尔的信件并未透露多少情况，到最后，当他病得很厉害也很虚弱时，那些信件变得很拖沓。可是因为它们以简单的用词记录了将至的死亡，读来十分感人。杰辛莎·巴迪克姆以前从未回复过他在缅甸的寂寞中写的信，较晚才知道她的儿时朋友已是一位著名作家。她给他写过信（但未去疗养院看望过他）。在回信中，他悲伤地回顾了延续了很长时间的病：“我一直患有这种令人沮丧的病（肺结核），1947年秋天以来病得很厉害，可是当然我一辈子都没能摆脱它。实际上，我想在我很小时它就首次发作过……我现在只能阅读和玩填词游戏。”
他开始了注射链霉素的第二个疗程，但首次注射就引起了很严重的后果，以致他不得不放弃这种可能挽救他生命的唯一一种药物。他从来不是个爱抱怨的人，总说他被照顾得很好。但那里的医疗检查跟食物和居住条件同样不足，医生似乎并不出色，对他的病只是敷衍治疗。他住进三周后，连主治医生的面还没见过，而那位医生的助手从来连听诊器也不用，只是每天早晨来查房，问问他感觉怎么样，然后很快就继续查别的房。他的状况未能稳步变好，到3月底，他大量吐起血来。到5月，他“病得极重”，令沃伯格担忧的是他承认道：“我发烧发得没力气去透视室坐在屏幕前。拍完照片后，我的担心没多少疑问，它会显示两侧肺都恶化得很厉害。”
奥威尔对理查德仍极为关心，那是他坚持活下去的最重要的理由之一。阿芙利尔在朱拉岛上照看他，比尔·邓恩负责农场，如果奥威尔去世，她就是理查德的监护人。他自豪地告诉杰辛莎当时已将近五岁的理查德尽管“还不会写字，讲话也很迟，但是像我以前一样很喜欢钓鱼，也喜欢在农场上干活，能帮很多忙，对机械很感兴趣”。理查德在克兰汉姆附近待过一个月，并在1950年1月被最后一次从朱拉岛带来看望了奥威尔。但不得不让他与奥威尔保持一臂距离，奥威尔不能搂抱他，他一直问奥威尔：“你伤着哪儿了？”莱蒂斯·库珀记得奥威尔具有传染性，自然“很害怕让理查德靠近他，他会伸手把他推开——而乔治做得很生硬，因为其举动中本来就有生硬特点。他也不让那个孩子坐在他膝上”。[5]理查德还太年幼，自然不能理解奥威尔的行为，当时的他一直不知道他父亲有多么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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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前后，奥威尔爱过并信任的西莉娅·佩吉来看望了他，此次看望具有重要意义。他们坐在那间非常潮湿的小木屋外吃了味道很差的罐头豌豆，奥威尔似乎病得很重。西莉娅当时在情报研究处工作，该部门是工党政府外交部于1948年成立的，其目的是：“设法对抗共产主义宣传，那种宣传当时是全球性的，也是一场旨在削弱西方力量及影响的运动。”
当西莉娅询问可以找谁为她工作的机构写稿时，奥威尔建议找弗兰茨·博克努和格莱布·斯特鲁夫（一位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教书的俄罗斯学者）。他也提出给她一份名单，上面包括演员、“记者和作家，在我看来，他们是共产党的秘密支持者、同路人或倾向如此，不应被委以宣传之任”（黑体是作者为了强调）。这些人的亲共产党倾向广为人知，不会因此失业或在任何意义上受到损害。很简单，只是他们不会被邀请为英国政府写作反苏宣传材料。
奥威尔在其笔记本中记了很多名字，他给了西莉娅三十五个并解释道：“列得不是很好，我想也告诉不了你的朋友们任何他们不知道的东西。”他觉得列出那些在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可以防止他们“钻到重要的宣传岗位上，他们在那里（会）给我们造成许多损失”。查理·卓别林、迈克尔·雷德格雷夫和奥尔逊·威尔斯被提到，但未加评语。一些名字后还有讽刺性评语：南希·丘纳德——愚蠢、有钱；路易斯·昂特迈耶——非常愚蠢；肖恩·奥凯西——很傻；保罗·罗伯逊——非常反白人；约翰·斯坦贝克——欺世作家，假天真；萧伯纳——在所有主要问题上都是个可靠的亲俄者；金斯利·马丁（他在《新政治家》杂志社的旧敌）——蜕化的自由派，很不诚实。[6]
奥威尔所拟名单最近被公布，并引起了对他的指责，称他出卖朋友及其社会主义原则，扮演了“老大哥”的角色。但如果在1949年背景下看待这份名单，他的行为就似乎必要，甚至值得赞扬。重要的是要记住，尽管奥威尔不喜欢共产主义（《一九八四》部分说来是对俄罗斯极权主义的抨击），他坚决支持公民权利，曾抗议清理英国公务员中的共产党员。他在1948年3月给乔治·伍德考克写了封语气强烈的信，其中写道：“保卫自由委员会有否对这种针对共产党员的禁令亮明态度？……政府似乎要做的令人有些不安，而整个现象在我看来，似乎是民主前景全面瓦解的一部分。”
奥威尔仍对俄国人在卡廷、斯塔罗别尔斯克[7]及其他战俘营屠杀1.5万名波兰人一事感到愤怒，也对英国政府试图掩盖此事和未能找到一个英国出版社出版约瑟夫·查普斯基记录这几次大屠杀的《纪念斯塔罗别尔斯克》（1945）一书感到愤怒。1949年春天，当冷战升级，铁幕两边对抗加剧时，柏林被俄罗斯封锁，西方进行了大规模空投以维持他们在该市所占区域（西柏林）的生活。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几起轰动一时的间谍案中，艾伦·纳恩·梅和克劳斯·福斯被抓获向苏联出卖核秘密。俄罗斯1949年首次爆炸了自己的原子弹，奥威尔最大的担心变成了现实。那年4月，北约成立，1949年5月，中国共产党把国民党赶出中国大陆并取得了长期内战的胜利。大洋国、欧亚国和东亚国开始形成。
研究苏联的权威专家罗伯特·康奎斯特最近写道：“因此所有指责加起来，只不过说他给了自己国家政府某一机关自己对西方知识界一些成员对一个专制国家（该国家敌视奥威尔自己国家的政府及其原则）之态度的意见，这些意见未必绝对正确，但是真实。”[8]这样做，长期反对共产主义的奥威尔履行了爱国义务。他名单上列出的人不会出卖核秘密，不会危及西方安全，当然反过来也不适合撰写亲英宣传材料。如他于1949年6月在朱拉岛上为澄清《一九八四》中的观点时写道：“我相信极权主义观念在每个地方的知识分子脑子里都扎了根，我试图把这些观点按其逻辑关系总结出来。此书的背景地放在英国，目的是强调讲英语的人并非天生优于别人，如果不与其斗争，极权主义可能到处取得胜利。”
3
奥威尔在克兰汉姆时，索妮亚·布劳内尔再次进入他的生活。他们通过西里尔·康诺利相识，时间是40年代早期。在拒绝他1945年提出的求婚时，作为一种安慰性奖赏，她同意跟奥威尔发生性关系。但她的朋友简妮塔·伍利·帕拉德说索妮亚认为那“是件讨厌事。她怜惜他，所以对他‘笨拙的’求爱努力让了步……他很快跟她做了爱，根本没有表现出多少激情。‘他似乎高兴，’她说，‘可是我想他没意识到我没有从中得到什么快乐。’”但有几个朋友认为索妮亚——她把性事当作对她所受严格教养的逆反行为，也把它当作结识天才人物的一种手段——实际上并不喜欢性事，很少从中得到乐趣。
有冲劲、喜欢支配别人的索妮亚几乎每方面都与温柔谦让的爱琳相反。她出生于印度比哈尔邦的兰契，距奥威尔的出生地莫蒂哈里只有230英里。跟奥威尔一样，她也出身于英印家庭，她的父亲是怡和公司的货运代理人，在她出生后不久死于心脏病。1921年，她母亲嫁给了一个注册会计师，此人后来酗酒成性，最终破产。这家人1928年回到英国，布劳内尔太太在南肯辛顿开了座寄宿公寓。1931年后，她独力将3个孩子抚养成人。10到18岁之间，索妮亚在鲁汉普顿修道院（在伦敦南面）接受了严格教育。她背离了自己的殖民地背景和不幸福的家庭生活，很排斥天主教。每次在街上看到修女，都会厌恶地吐口水。
1936年，十几岁的索妮亚在瑞士学习法语以达到流利水平期间，在纽舍泰尔湖上划船时，经历了一次给她心理上留下创伤的事故。她乘的小划子翻了，她的同伴被淹，而她试着救他。他抓住她的手并把她往下拖，她挣脱后为了阻止他，把他的头在水里按了几秒钟。他没能露出水面时，她意识到他已失去知觉，但她没去救他，而是惊慌失措地游到了安全地方。她对那个男孩的死感到内疚，再加上因为脱离教会而产生的内疚感，给她的生活带来了痛苦。法国作家米歇尔·莱里斯（michel leiris）说在索妮亚身上，“无疑带着很深的痛苦”。
索妮亚十分美丽，脸盘圆润，肤色白里透红，“一头浓密的金发，眼睛漂亮，好看的鸭蛋脸，身段性感”——她因此得了个绰号“尤斯顿路上的维纳斯”，另外一个没那么好听的是“美臀布劳内尔”。艺术评论家阿德里安·斯托克斯（adrain stokes）介绍她进入尤斯顿路上居住的画家圈子。她当过裸体模特儿，一开始跟画家维克托·帕斯莫尔（victor pasmore）同居，然后跟当时与妻子分居的威廉·科德斯特里姆（william coldstream）。1939年夏，科德斯特里姆为21岁的索妮亚画过一幅模糊的、如实表现的肖像，画中的她穿着圆领毛衣，嘴唇丰满，一只长得过大的手捧着脸。[9]
在完成秘书培训课程后，索妮亚1941年在《新写作》杂志作为约翰·莱曼的助理工作了几个月。莱曼称赞了她的活力，还有她“敏锐、出色的智力和对了解文学界大小事情永不满足的好奇心；她对修道院教育的反叛似乎为她那段时期的生活提供了一种用之不竭的高能燃料”。
战时她在运输部航运处当一名文书。通过科德斯特里姆，她认识了康诺利和斯彭德——他们当时是《地平线》杂志的两位编辑——并在1945年成为他们的编辑秘书。跟莱曼的看法一样，斯彭德也认为索妮亚热切地想成为伦敦和巴黎文学与知识分子生活中的一部分——乃至扮演一个主要角色：“她给人的印象是总在奋力超越自身，逃离其社会背景和她在其中受过教育的修道院，进入艺术家和‘天才’的享乐主义天堂，那些人会拯救她”——或者说被她所救。由于康诺利懒惰而且经常迟到，就由索妮亚管理《地平线》编辑部，她能干地与投稿者、印刷厂和控制纸张配给的政府官员周旋。康诺利对索妮亚有过非分之想，但被拒绝。他不喜欢她那种由她说了算的性格，在被拒绝后称她有同性恋倾向，还有不甚明了的报复男人的渴望。“我总认为索妮亚是我没察觉的对头，”他曾写道，“没察觉是因为不曾意识到她同性恋本能的力量……她给我带来的伤害多于好处，她与男性原则为敌，想得到她的怜悯，一定要卑躬屈膝才行。”[10]最后一句影射的似乎是奥威尔。
索妮亚的几位好友同意康诺利的意见，即性事令她苦恼不已。黛安娜·威瑟伯说“她跟男人调情、约会，但在所有的表面下，我想她的确对他们有种抗拒感，那是根深蒂固的”。小说家戴维·普兰特（david nter）提到索妮亚永远无法解决她的性问题：“既然她自己觉得性事不重要或者说从未真正重要过——或者说她对之总有恐惧感——但她想象这个世界重视性事，除非性得到满足，否则会患上性恐惧，她对此感到痛苦，无法忍受谁认为她有性恐惧。”诗人沃尔德马·汉森（waldemar hansen）说得更直白：“她并不滥交，她上床不是为了性——她是个‘操明星的’。”[11]这么说在索妮亚眼里，调情和性事（如果绝对必要）是让非常普通、并不出众的女人在艺术圈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的一种途径，也许是最有效的。
索妮亚的性格不同寻常地结合了令人愉快和讨厌两种特点。她工作勤勉、热心肠、有趣、大方——“好人一个”，也很喜欢宣扬她当下喜欢之事。在英语也能表达时，她却会做作地用法语，还对她一无所知的话题振振有词地与人辩论（甚至跟物理学家），令人恼火不已。她说一不二，性格急躁，在文学上是个令人瞠目的假内行。跟索妮亚共同编辑了奥威尔作品的伊恩·安格斯（ian angus）称她“深负内疚、焦虑不安，让她有时不计后果，有自毁倾向。我想她的所有朋友在某一时，都因为她的无礼受过伤害”。[12]
有位作家也描述了索妮亚的外貌、习气和性格。在巴黎见过她和情人莫里斯·梅洛—庞蒂的美国评论家莱昂内尔·艾贝尔（lionel abel）曾写道：“当她想确保她周围的人会认真听她说话时，会夸张地把一头浓密的金发猛地甩过肩，然后宣称：‘问题是……’这种做法屡试不爽。”在《盎格鲁—撒克逊态度》（anglo-saxon attitude，1956）中，安格斯·威尔逊（angus wilson）以她为原型塑造了艾尔维拉·波特韦，她发表夸张的意见，长着“紧绷的嘴唇，她那双很是神经质的眼睛里有种紧张神色”。在讨论英国式道德说教时她曾慨叹：“那只不过是种英国客厅里玩的游戏，”她一边用手指绞着头发一边说，“很可怕的是它已经进入了我们的文学，摩根·福斯特和那些作家的东西里面全有。”杰拉德（杰拉德·米德尔顿）注意到她话里的内容越含糊，她就越加以强调。
1947年，索妮亚和梅洛—庞蒂（1908—1961）有了场对她而言最炽热的恋情，他“是她唯一真正爱过的”。梅洛—庞蒂身材瘦削，肤色深，长相俊美，极有风度，娶了个外科医生，他是萨特的朋友，是个共产党的同路人、重要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和巴黎大学教授。他们于1949年再次见面时，他拒绝离开妻子并结束了这段恋情。极度不快乐的她伤心之余投向了奥威尔。
在《动物农场》中，奥威尔善意讽刺了索妮亚的虚荣、轻浮、自恋和自私自利的物质主义：“莫丽是为琼斯先生拉马车的母马，愚蠢然而漂亮，她慢条斯理、故作姿态地走进来，嘴里嚼着一块糖。她在前面占了个位置，开始抖动她的白鬃毛，希望别人注意到她将鬃毛束成辫子的红丝带……她用种种借口不干活跑到饮水池那边站着，愚蠢地盯视里面自己的倒影。”冬天将至时，莫丽叛逃到人类那里，他们用糖块和红丝带宠坏了她。[13]
《一九八四》中，奥威尔也以索妮亚为原型塑造了茱莉娅。他描写了茱莉娅能给人留下假象的充满活力的行为——“她随时随地制造出的那种代表着曲棍球场、冷水浴、集体远足和完全心无杂念的氛围”——机智地影射了索妮亚终生对她所上的修道院的反叛。温斯顿对茱莉娅的第一反应——“他恨她是因为她年轻漂亮却毫不性感，因为他想跟她上床却永远无法做到”——表达了奥威尔在索妮亚面前的受挫感，她只跟他发生过一次关系。
索妮亚的不喜欢性事解释了《一九八四》中茱莉娅在青年反性同盟中的主导角色（代表索妮亚对性的真正态度）和她不计后果的色情狂（影射的是索妮亚有许多情人，也说明了奥威尔对她的幻想）之间的反差：“似乎只是手动了一下，就把衣服脱下并高傲地扔在一旁……‘你以前也这么过吗？’‘当然，几百次——噢，几十次总有了吧。’”
奥威尔评论茱莉娅“显然有种机变处事的能力，那是温斯顿所缺乏的”，这说明他怀疑索妮亚嫁给他的动机。温斯顿与茱莉娅首次幽会时的坦言说明奥威尔曾以他惯用的卡夫卡方式提出求婚：“我三十九岁了……患静脉曲张溃疡。我有五颗假牙……你比我年轻十到十五岁。你怎么会觉得我这样的男人有吸引力呢？”但在她偷偷塞给他一张纸条，“看到‘我爱你’那几个字”时，“他心里涌起了活下去的渴望”，那预示了奥威尔后来所说的：“要是结了婚，我真的觉得我应该活下去。”但就像温斯顿预言的：“这种事不可能有什么结果，不会发生在真实生活中。”[14]
4
到1949年9月，克兰汉姆在设备及治疗两方面的不足过于明显，奥威尔的身体在令人忧虑地恶化。沃伯格因此安排让和蔼可亲的安德鲁·莫兰医生治疗奥威尔，莫兰医生是位肺结核病专家，也是位于布卢姆斯伯里区高尔街的大学学院医院胸病科主任。就像劳伦斯·奥肖内西，莫兰也写过一本标准教科书《普通医师肺结核病学》（1933）。沃伯格称他为“一个有极高声誉的医生，有长期治疗肺结核病经验，他自己年轻时也患过这种病。另外，在d.h.劳伦斯生命的最后几年，也是由他治疗”。莫兰医生也因为未能挽救他这两位杰出的病人而知名。
9月3日（《一九八四》出版后3个月），奥威尔被用救护车转送至大学学院医院，在那里，他接受的治疗好得多，对家在伦敦的来访者而言，那里也更舒适和方便得多。就像在克兰汉姆时那样，他对第65病房做了番精确的物品记录：“房内计有：洗脸盆，碗橱，床头存物柜，床头桌，五斗橱，衣柜，两面镜子（他大可以不要），无线电（旋钮在床边），电炉，暖气片，扶手椅和另外一张椅子，床头灯和另外两盏灯，电话。收费一周十五几尼，另加医生诊疗费，但显然也包括特种药品。”
到奥威尔住进伦敦的医院时，他显然正走向死亡。维生素、新鲜空气和高海拔、药物注射、气胸疗法、外科手术以及（在他的病例中）注射链霉素都全然无用。这时，只有安眠药能帮助他。协助莫兰医生的霍华德·尼科尔森医生解释过：“确实，对他是无药可医，只能休息和被照料得好一些。他两侧肺的结核病很严重，确实病得很厉害。我相信他很受罪——不是疼痛，我认为他没感到什么疼痛，而是广义上的痛苦和意识到发生何事，我肯定那很糟糕。”[15]
他的左肺此时已完全丧失功能。他梦到了死亡，还做可怕的噩梦。其病貌令朋友们震惊。法弗尔说：“他仰卧着，看上去瘦得很厉害，脸庞憔悴，颜色惨白如蜡。”又一次肺出血后，他告诉法弗尔的妻子——用了他形容科里弗里肯那次灾难时用过的词：“昨天晚上我以为我完蛋了。”马格里奇的《日记》极为准确地提到他不可阻止的衰弱和无法改变的绝望：
不幸的是发现他的情况更糟糕了。他又开始消瘦，完全一副悲惨的样子……他第一次提到他觉得难以挨过病中生活。（1949年11月20—21日）
他看上去瘦了很多，不知为何变得脸色苍白。悲伤地说他在注射青霉素，他们难以找到什么肉来扎针头。（1949年12月20—21日）
（我发现他）很接近死亡，而且可怜、孤独，病房内处处是圣诞饰物。他的脸色看上去几乎像是死人，后来我告诉托尼（托尼·鲍威尔）他让我想起尼采临终前的一幅照片。他的表情中有种愤怒，似乎死亡的临近令他怒不可遏……可怜的乔治——唠唠叨叨地聊着地方军和西班牙内战，还有他很快就要去瑞士了，而空气中有股死亡的味道。（1949年12月25日）
似乎比以前更接近死亡，非常痛苦，说他体重一周瘦半磅，每天都发高烧。（1950年1月12日）
奥威尔以前经常被认为命已休矣，但“总是活下来让他们恼火”。但这一次，安东尼·鲍威尔认为“很清楚的是他不会康复，只是他还有多少时间尚存疑问”。[16]
在情况好的一天（或者好的时辰）见过他的朋友表达了谨慎的乐观。斯彭德的妻子娜塔莎说过他坐在床上，举止表现得似乎一点事也没有。马格里奇提到他对那些令他不舒服的事仍会愤慨：“他在医院死前大约一天时，一个广告上有个古典英雄的腿上绑着吊袜带，奥威尔对此大声咒骂……体格上的美是神圣的，应该保护其不受广告卑鄙手法的玷污。”西莉娅·佩吉解释说他的朋友们为何在看得很清楚他正走向死亡时却依然尽量乐观：“在不懂医疗或诊断的情况下，我想我们全希望乔治不管怎么样会康复，但那似乎根本不可能。差不多五天后他就要被送到瑞士，可事实上他死了，所以他们本以为有好转希望。不过我认为他自己也有怀疑。之前有次我去医院探望他时，他说他已经瘦得不可能再瘦，可居然仍活在世上。”[17]
5
刘易斯·穆尔曼医生在《肺结核病与天才》一书中写道：“经常令人诧异的是看到日益衰弱的人会为未来拟出新计划，开始新事业……或者就像我看到的，在临死前几天安排结婚。”奥威尔就是一个典型例子。1949年7月，被梅洛—庞蒂所弃的索妮亚接受了他的求婚，9月份，他们的订婚消息在英国报纸和《时代》杂志上登了出来。奥威尔曾以令人心惊的讽刺口吻告诉阿斯特：“在我再次活在世上，或者说还能活在世上时，我打算（跟索妮亚）再结婚……我想每个人都被吓坏了，可在我看来似乎是个好主意。”这样做的理由是索妮亚提出来的，而奥威尔持怀疑态度，如他在给阿斯特的信中前言不搭后语地解释道：“她觉得在我还在生病时我们还是结婚的好，因为这能给她一个更好的名分来照顾我，特别是如果我离开（医院）去外国某个地方。这是个主意，但我想在能够面对一个登记员十分钟前，必须让自己的感觉比目前好些。”[18]
他喜欢索妮亚漂亮、率直、活力和外表上的坚强，喜欢看到她，而且深深爱上了她。跟索妮亚同在《地平线》杂志工作的莱斯·卢伯克认为“那种活力洋溢的健康特点吸引了奥威尔，他也许把她看作一种生命力，以弥补他自己的糟糕身体”——d.h.劳伦斯也是如此，被在其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妻子所吸引。奥威尔抓住了一线希望，他曾告诉汉弗莱·戴金：“我现在找到了一个爱我的人”——不过在其中，爱的因素很少。
结婚当然会在不止一个方面给索妮亚以“好的名分”，因为《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已让奥威尔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但如他所料，很多朋友的确被吓坏了。尼科尔森医生觉得那让人很难过：“那个可怜的人肯定很明白自己快不行了，也知道跟索妮亚没有未来。”戴维·阿斯特则说：“奥威尔完全不适合跟任何人结婚，他几乎只剩下一口气。”[19]
对索妮亚具有非凡美貌这一点，大家都不存疑问，但她的朋友和敌人对她和奥威尔结婚的动机意见不一。她在1947年拒绝了奥威尔请她去朱拉岛的邀请，1949年春天去克兰汉姆看望过他。她跟一些著名艺术家有染（名气是跟她上床的基本条件），但不曾跟其中任何一位形成一种长久的关系。《地平线》杂志即将关门，她已过三十，自己没有钱，也不想回头再当打字员。所以她对可以婚配的寥寥几人仔细衡量，把目光集中到了奥威尔身上。
索妮亚的女性密友认为她跟奥威尔结婚是出于无私的理由。娜塔莎·斯彭德称她为拯救者、关怀者、作家崇拜者，一个热爱才智之士生活的追随者，想为天才人物当侍女。索妮亚希望他会康复，然后他们会共同生活。简妮塔·帕拉德——她觉得奥威尔生硬、冷漠、不易接近和难以相处——也认为索妮亚是把他当作一个作家来爱的，希望帮助他，和他在一起。如果他康复，体贴和关心人的索妮亚是能够照料他的。简妮塔对别人指责索妮亚是为了钱以及未来的版税跟奥威尔结婚进行了反驳，她坚持认为索妮亚不贪婪，不想拥有很多钱，从未像个阔女人般生活。安妮·邓恩——她是一个加拿大木材大亨的女儿，是画家罗德里戈·莫伊尼汉（rodrigo moynihan）的未亡人——对此做了最有利于索妮亚的解释，认为“索妮亚把跟奥威尔结婚当作一种事业，她身上的理想主义色彩极浓，觉得她能照料他、他的养子并成为其作品的监护人”。[20]
其他人所持怀疑态度则强烈得多。她的另一位密友黛安娜·威瑟伯承认道：“这从来不是个真正爱上他的问题，这点让我吃惊。我原来就知道她想在生活中来些浪漫，没想到她会接受一场无爱的婚姻。”沃尔德马·汉森跟黛安娜意见一致，也认为索妮亚答应一个垂死之人不容易，但跟奥威尔结婚并成为其遗稿保管人满足了她的虚荣心。她可以接受奥威尔对安妮·波帕姆提议过的，即成为一个文学中人的孀妇，得到其版税及未发表的作品。罗伯特·基（这时已跟简妮塔·伍利结婚）认为所有这些，满足了一个自命不凡、雄心勃勃的女人，她最想要的，便是在文学圈拥有声望及影响力。[21]
奥威尔朝不保夕的状况也排除了性事这一难题。戴维·阿斯特认为一起生活“对双方都完全不现实”。到头来有过两次未同房婚姻的索妮亚在性方面不活跃：“她崇拜作家，但我觉得她不会很容易与人结婚。我还觉得，当他在显然很虚弱情况下向她求婚时，嫁给这么一个很是‘无力作为’的人可能适合她。”布卢姆斯伯里团体[22]的幸存者弗朗西斯·帕特里奇（frances partridge）同意阿斯特的解释：“很多人嘲笑地看待奥威尔这次婚姻，也会提醒说索妮亚一直宣称要嫁给一个伟人。我主要把它看作一次不正常的婚姻，因为跟一个卧床不起、也许垂死的人就算结婚，也几乎跟没结一样。”
有些人则相信索妮亚远非出于理想主义和无私，而是被自私的野心所驱使。安妮·波帕姆就觉得她不是个心地仁慈的人，对她嫁给奥威尔感到震惊。小说家弗朗西斯·金（francis king）是个目光锐利的观察者，他把索妮亚的行为跟她未承认过的对性之感觉联系起来看：
他选择谁也比选择索妮亚·奥威尔强，她对那个男孩（理查德）不感兴趣，而且完全缺乏母性感情。我总认为她根本是个同性恋，但无法接受这一点。她的好友中有很多人，如戴维·普兰特、乔·阿克利和彼得·沃森都是同性恋，因为她觉得不会受到他们的威胁。我不相信她哪怕短短一阵子爱过奥威尔；而他病得很重的事实意味着即使有过性关系，也为时短暂……我对她的看法很差。[23]
既然如此，为何索妮亚在1945年拒绝了奥威尔的求婚，却在1949年接受了呢？她是个爱心无限的弗洛伦斯·南丁格尔还是个唯利是图的凯特·克罗伊[24]？索妮亚后来也对自己的动机感到困惑，她曾告诉伊恩·安格斯：“乔治为什么会娶我是完全清楚的，不清楚的是我怎么会嫁给乔治。”部分原因肯定是1949年时，他是个有钱而且著名的作家，无性要求，而且来日无多。
极度以自我为中心的索妮亚自然对奥威尔身患重病不知如何应付。尽管他只有46岁，她却对西莉娅说：“跟一个年老有病的人结婚很悲哀。”沃尔德马·汉森1949年秋去看望过奥威尔，他看到索妮亚在情感压力下失去常态，像布兰奇·迪布瓦[25]那样，在病房内来回走动。斯蒂芬·斯彭德曾写道，她根本无法忍受那场未同房的婚姻，对假装爱奥威尔感到内疚，在两人的愿望有冲突时，会变得很无情：
我认为她关于自己的处女感从某种意义上说被伤害了，尽管乔治在住院是事实。另外她发现自己无法真正爱他，即使在他死前爱他短短几周……
她六点左右进来，发现乔治在跟我谈论d.h.劳伦斯的死……“我们来聊些让人高兴的吧。”索妮亚突然像个专横的医院护士那样说。接着解释她得参加一个鸡尾酒会，那天晚上不回来。奥威尔软弱地表示不同意，但她以她那种风风火火的做派撇下他走了。
索妮亚曾向美术评论家詹姆斯·洛德（james lord）“承认让她陪（奥威尔）常常是件苦差，所以她有时在明知道他想让她陪伴时，却忽视了这一点，现在对未能做到感到后悔”。[26]这种内疚感后来令她难以扮演忠心的未亡人角色。
索妮亚被批评过用奥威尔的钱购买一只昂贵的戒指，但她从不在乎珠宝。奥威尔曾经无力给爱琳买一只戒指——“除非买沃尔沃思连锁店里那种廉价的”——但他想让索妮亚收下。他高兴于能够表示他的爱、让索妮亚开心和把钱花在医院账单以外的地方。
民政和医疗部门都担心此事有谋财嫌疑，要求有一份临终结婚的特殊许可。尽管戴维·阿斯特很反对，但他协助（如他一贯所做）克服了障碍，安排10月13日在奥威尔所住的医院病房内举行结婚仪式。与鲍威尔和马格里奇商量后，奥威尔（坐在床上）在睡衣外面穿了套便服，医院牧师、莫兰医生、罗伯德·基和简妮塔·基夫妇还有戴维·阿斯特围着新郎、新娘而站——两位新人如雷诺阿画笔下的一位美人和埃尔·格列柯[27]画笔下的一位圣徒。
尽管奥威尔并非显得特别虚弱或“对死亡将至感到绝望”，但罗伯特·基仍对这场“极不相称的婚姻”感到吃惊。阿斯特意识到他的朋友的确处于一种孤注一掷的状态，也觉得那是个非常“尴尬的场合。我们待在那间小屋子里，它就像一间小卧室，里面有位身患重病的人……奥威尔的样子像是甘地，瘦得皮包骨头”。婚礼（如果称得上）之后，阿斯特请索妮亚·布莱尔、西莉娅和玛麦恩、罗伯特·基夫妇、詹姆斯·麦吉本（罗伯特·基的出版社合伙人）和（塞克和沃伯格出版社的）沃罗杰·森豪斯在丽兹酒店吃了一顿午餐。玛麦恩和丈夫阿瑟·库斯勒对奥威尔跟索妮亚结婚感到高兴，“戏谑地称赞他把她从康诺利‘一伙’那里救了出来”。[28]
奥威尔把所有财产及将来的版税都留给索妮亚，却没给理查德和阿芙利尔留下什么。他要求索妮亚把理查德立为她剩余财产的继承人，并购买了理查德的教育保险。格温·奥肖内西是遗嘱执行人和保管者，索妮亚和阿芙利尔是理查德的监护人，遗稿保管人为索妮亚和里斯。奥威尔此次结婚时的财产总计11970英镑，其不动产估价为9908英镑。索妮亚后来告诉克里克“奥威尔去世时，她撕了由那些‘穷作家’所签，金额为三四千英镑的借条”。但是她大大夸张了自己的慷慨，奥威尔借给朋友们的钱总计670镑，包括乔治·柯普250镑，保罗·波茨120镑，伊内兹·霍尔顿75镑，内莉·利末辛姨妈50镑，杰克·考曼50镑，汉弗莱·斯莱特25镑——另外索妮亚自己还借过100镑。如果索妮亚不得不向奥威尔借钱，那么金钱肯定是与奥威尔结婚的一个重要因素。阿芙利尔（像《动物农场》中的驴子本杰明甚于像母马莫丽）有充分理由厌恶索妮亚，但是她曾告诉克里克她“认为索妮亚是个‘求名的人’，而不是个骗财者，他死后才有大笔进项”。[29]然而谁都知道，奥威尔的财产将大量增加，因为《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带来的数额巨大的金钱不久便会滚滚而来。
6
尽管奥威尔已病入膏肓，但仍计划写一篇关于约瑟夫·康拉德的重要论文，而且的确开始动笔写关于伊夫林·沃的一篇。法弗尔曾写道奥威尔钦佩康拉德，因为他展示了“人总是孤独的，政治生活提供不了道德指南”。奥威尔对康拉德的散论让人们对他计划要写的论文主题有所了解。在评论一本关于斯汤达的书时他曾说：“干革命的十有八九不过是个口袋里揣着颗炸弹拼命往上爬的人”，这也是对《在西方的注视下》十分精确的描述。1945年在评论康拉德的短篇小说时，他从肯定的角度评价了康拉德的政治信念。奥威尔写道，康拉德的欧洲大陆背景令他“对阴谋政治有相当的了解。他经常表达出对无政府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30]极为厌恶，而对这两类人又抱以很大同情，因为他是个波兰人——也许在本国政治运动中是个保守派，但又是个反抗俄国及德国的人……他在政治上是个保守派，从未伪装是别的任何派别，但他也是被压迫民族之一分子，完全理解人们为何扔炸弹，尽管他不赞成这种行为”。4年后，当一家波兰流亡者所办杂志的编辑询问他对康拉德看法如何时，奥威尔回答道：“我认为康拉德是本世纪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确实有种成熟感和政治理解力，那在当时的英国本土作家身上几乎没有。”[31]
伊夫林·沃跟奥威尔年龄相当，出身于类似的中等阶层专业人士家庭。但沃在势利的人世间如鱼得水，纵情于奥威尔不屑的种种奢侈享受：乡间大屋，一间在伦敦的俱乐部，享乐性的出游，讲究的衣服，好酒和昂贵的雪茄。在鲍威尔和马格里奇的鼓动下，沃去克兰汉姆看望过奥威尔，但对这次不同寻常的会面未留下任何记录。
像看待康拉德一样，奥威尔想从政治角度衡量沃，打算把他“当作一个范例，来证明‘艺术只有是进步才是好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观点是错误的”。他也跟法弗尔讨论过，后者记下了他的信念：“沃是他那一代中最好的英国作家……（但他）逐步从讽刺他笔下的有地产的贵族转变为与他们站到一起，因为他最终在《旧地重游》中得到了极为重要的效果：他在此真正表露了其同情心之所在。”在那篇未完成的论文中，奥威尔把沃与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作家做了比较，他写道：“在我们自己这个时代，英国小说家中最突出地与其同时代作家反其道而行之的是伊夫林·沃……在作家同行眼里，其主要错误总在于政治趋向保守，这点甚至在如《衰亡》和《罪恶的躯体》那些轻松的书中也显而易见……真正创作动力来自对贵族制度抱有浪漫看法的作家有很多，而沃是最新的，或许还是最末一个。”[32]
1949年9月，纽约的《党见评论》杂志把奖金为1000美元的文学奖发给了奥威尔。之前他从未得过英国政府或其他机构的奖励，这是他唯一一次获奖。
7
莫兰医生在他标新立异的文章《结核病患者的心理》中，强调了病人心理状态的重要性，提出“尽可能充分研究结核病患者精神状况”非常重要。作为一个“一贯乐观的人”，他相信奥威尔结婚会在心理上有所裨益。莫兰也对把奥威尔送到瑞士弗马拉山区一间疗养院很热心。库斯勒在1950年1月给马格里奇的一封信中，也认为那也许会给这桩无望治愈的病例带来些许希望：“我不知道该怎样治疗乔治，我知道已经咨询过所有能找到的医疗专家，你还有别的朋友也试过所有办法，但我仍在想是否该考虑冒险把他送到瑞士。玛麦恩去年生病时，我打听过出租救护飞机的事，发现价钱在合理范围内，不算贵，而且效率很高。”
弗马拉山区位于一个小高原上，海拔5000英尺，周围高山环抱，是瑞士疗养地中心之一。凯瑟琳·曼斯菲尔德1921年在此休养过。垂死的诗人詹姆斯·埃尔罗伊·弗莱克（james elroy flecker）1913年夏天也在那里住过，但觉得阿尔卑斯山的风景十分压抑，他曾写道：“这里似乎是个很好的地方——对健康而言，可是那种荒凉——处处是黑色的冷杉树和可怕的雪山。”尼科尔森觉得跟伦敦比起来，有着秀美风光及清新空气的瑞士是个更舒适的地方，但他不相信那能让奥威尔的病有任何好转：“我认为这不过是种让病人死得舒服些的办法之一，死在一个他们的确习惯处理死亡这种事的地方。”[33]
按计划，由索妮亚和画家卢西恩·弗洛伊德（索妮亚的旧情人）陪奥威尔去。但此时已形如骷髅的病人比莫兰医生更现实一些，他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就宣称过：“我不喜欢山区，即便它景色雄伟。”早在1949年5月，当他对医疗方法痛苦地不抱幻想后，就抗拒起这个让他换个地方的计划，他曾告诉沃伯格：“我真的想让他们现在别催我去瑞士，据说去那里有神奇效用，可我相信去哪里都不会有什么区别，而行程会要我的命。”当西莉娅问他医生是否认为他去山区住身体会好些时，他尖刻地回答说：“如果不是，那就是他们不想让我死在他们手上。”尽管他有怀疑，索妮亚仍安排在1月25日特别租用飞机把他送到瑞士。奥威尔受到莫兰医生的鼓励，把他的新钓竿放在床下——完全准备好去山间溪流中钓鳟鱼。然而他心里知道，就像《上来透口气》中的保灵一样，“四十五岁的人是钓不了鱼的，不会再有那种事了，只是个梦想，死之前都不会再钓鱼了”。[34]
在《穷人的死法》中，奥威尔说人人希望死在自己的床上，亲人们陪在身边，但他却死在一间医院的床上，无人在旁。他不相信有来生，也不害怕死亡，但“害怕疼痛和死时那一刻，而不害怕永别人世”。1950年1月21日午夜后不久，他肺内一条血管破裂，导致大量出血。这次内出血的确未能止住。他所住病房的门上有玻璃窗，夜灯开着，然而他无力按铃叫护士，所以无人听到他的闷声呼救。等有人来查看他时，他已经死了。[35]
医院联系不到索妮亚，她当时正和卢西恩·弗洛伊德及安妮·邓恩在一间夜总会饮酒。安妮最近解释了当时的情形：
索妮亚当时住在帕西街上（离医院很近），她所住地方的对面有间可以说是不吵的夜总会，尽管有英国严格的许可证法律规定，仍可以在下班后去喝一杯。我当时和朋友卢西恩·弗洛伊德在那里，他几天后将飞往瑞士，帮助索妮亚把奥威尔送到那里。我们决定打电话给索妮亚，看她愿不愿意过来喝杯酒放松一下。她那天一直待在医院，直到九点别人建议她回家休息时才走。奥威尔的身体尽管差，但没有很快就要急转直下的迹象。事实上，他的情绪是乐观的——因为去瑞士治疗可能带来奇迹。卢西恩和索妮亚聊着旅行计划。她然后打电话去确认一下他夜间情况怎么样，却得知他因为内出血已经去世。你可以想象，那是个很大的打击。
尽管安妮·邓恩在场，但她似乎出于对友谊的忠诚而歪曲了事实，以对索妮亚更有利。医院不允许索妮亚整天待在那里（会让他们两人都疲惫不堪）或者一直待到晚上9点钟。奥威尔去世前不久告诉理查德·里斯：“索妮亚每天来看望我一个小时，另外我被允许跟一个来访者见面20分钟。”安东尼·鲍威尔和瓦奥莱特·鲍威尔夫妇也说过那天她并非一直待在那里：“索妮亚感冒很严重，由于害怕传染，他死前几天她都无法去医院看望。”[36]另外，如果“没有很快就要急转直下的迹象”，如果奥威尔似乎身体好到可以在几天后飞往瑞士，如果内出血完全出乎意料，那索妮亚也无理由半夜打电话查问。她对去了夜总会而不是陪着奥威尔的内疚后来令她痛苦不已。
尽管不信宗教，奥威尔却喜欢传统习俗，他曾经告诉保罗·波茨这一点——“他很严肃地说他爱英格兰教会甚于爱上帝”。根据他自己的意愿，葬礼（跟他首次婚礼一样）是在教堂里进行的。鲍威尔除想到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天才人物，还想到奥威尔令人悲哀地在医院度过了最后一年、他那场有名无实的婚姻及早逝，他说葬礼（在摄政公园附近奥尔巴尼的基督教堂举行）“是我参加过的最令我痛苦的一次”。马格里奇提到奥威尔的棺材长得不同一般，他形容那次葬礼“令人难受并觉得冷，那群人大部分都是犹太人，几乎全是不信教者；仪式由罗斯先生主持，过于公事公办，教堂里没有生火。在前排坐的是弗雷德里克·沃伯格夫妇，后面一排是乔治前妻的亲戚，衣着破旧，其悲痛在我看来，几乎是整个葬礼中唯一的真诚因素。抬棺材进来的人在我看来，极像莫洛托夫的保镖”。[37]鲍威尔从《圣经·传道书》最后一章中读了一段：“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街上往来。银链折断，金罐破裂……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38]
由于奥威尔不是个教区居民，他那埋在乡间教堂墓地的遗愿难以实现，结果又是戴维·阿斯特帮助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在伯克郡萨顿村拥有一处住宅，在泰晤士河和波克郡高地之间。他说服戈登·邓斯坦牧师相信奥威尔这位杰出的作家能为众灵增光。奥威尔下葬时，只有索妮亚和阿斯特在场，跟英国前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思在同一个墓地。他简单的墓碑上刻着：“埃里克·阿瑟·布莱尔葬于此。生于1903年6月25日，殁于1950年1月21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担心并预言了原子战争的人，其埋葬地如今“位于狄科特发电站冷却塔的阴影下，紧挨着教堂墓地的是原子能委员会的一间实验室”。
奥威尔的传奇——一个自寻苦难的圣徒般道德说教家的传奇——在其生前得到了奥威尔本人的促成，死后两位老朋友感人肺腑的纪念文章又使其加强。库斯勒写道：“他对自己毫不留情是了解他性格的关键，决定了他对自身敌人的态度，即从少年起他的胸肺就染上的疾病。”库斯勒曾称他为“在世作家中最真诚的……可以说是卡夫卡和斯威夫特之间缺失的一环……是两次大战之间具有反叛社会特点的文人中唯一一个天才作家”。v.s.普里切特形容奥威尔是“一个又高又瘦的人，脸上写着身体受苦的印记”，并称他为“一代人的冷峻良心……可以说是圣徒”。[39]
奥威尔想要的身外之物甚少，而且均未得到——即使在他生命即将结束变得富有时也是如此：他想给理查德买一辆漂亮的婴儿车（战时买不到），一双美国制的好皮靴（虽然寄来了，但不合脚），一辆在朱拉岛的崎岖道路上开的卡车（买的那辆破车根本开不动），治疗肺结核病的链霉素（有可怕的副作用），另外还有第二任妻子（只是在他临死前跟他结婚）。很了解他的梅布尔·菲尔兹说他“从来没觉得有什么是令人鼓舞和能带给他平和及快乐的。他总是紧张不安，总在担忧，在探索解决之道”。他的老朋友西里尔·康诺利对他生命中的悲剧总结道：“他最后得到了名声及成功时，却成了一个垂死的人，而且他也知道。他有了名声却病得不能离开房间，有了钱却没有花钱的地方，有了爱却不能参与：他尝到了垂死的痛楚。”[40]
从本质上说，奥威尔的一生由一系列不合情理，有时危及生命的决定所组成。他加入缅甸警察而不是上大学；在巴黎洗盘子和在英国流浪，而不是干好一份职业；在沃灵顿村种菜和开一间小铺子，而不是鼓励爱琳完成学位。他刚结婚就去了西班牙，与无望取胜的无政府主义者并肩作战，并鼓励爱琳在战时去巴塞罗那，从而让她也遇到生命危险。他在德军空袭期间搬到伦敦住，而所有别的人都在争取离开；在病得很重时自寻绝路地在朱拉岛居住。所有这些冒险之举，都出自其内心需求，即抛开过上幸福日子的机会。但他选择的生活为其艺术提供了严肃的素材。
[1] 英国南岸避暑胜地。
[2] 《全集》，19.460；《全集》，20.23（1949年1月18日信件）；皮克，《海尔麦尔兹的一张床》，第48页；《全集》，20.70（1949年3月21日文学笔记）。——原注
[3] 托马斯·曼，《魔山》（h.t.洛厄翻译，1924年初版；伦敦，1957），第432页；奥利弗·托德，《阿尔贝·加缪传》（本杰明·艾弗里翻译，纽约，1997），第259、162页；《全集》，20.28（1949年1月27日信件）；《全集》，第20卷第119页注（奥威尔1949年5月28—29日对查尔斯·柯伦所说）。——原注
[4] 简·摩根所言，见沃德姆斯《怀念奥威尔》第203页；弗雷德里克·沃伯格所言，见科帕德《缅怀奥威尔》第197页；马尔科姆·马格里奇，《仿佛从前：日记》（约翰·布赖特-霍姆斯编辑，伦敦，1976），第323—324页。——原注
[5] 巴迪克姆，《埃里克与我们》，第150页；《全集》，20.116（1949年5月16日信件）；巴迪克姆，《埃里克与我们》，第151页；对理查德·布莱尔的采访；莱蒂斯·库珀所言，见沃德姆斯《怀念奥威尔》第196页。——原注
[6] 迈克尔·雷德格雷夫（michael redgrave，1908—1985），英国演员，曾在希区柯克的《间谍》、《贵妇失踪记》演出；奥尔逊·威尔斯（orson wells，1915—1985），美国电影导演、编剧、演员，最著名的作品为《公民凯恩》；路易斯·昂特迈耶（louis untermeyer，1885—1977），美国诗人、翻译家、评论家，著有《现代美国诗歌论文集》《新亚当》等；肖恩·奥凯西（sean o''casey，1880—1964），爱尔兰剧作家，著有《给我红玫瑰》《星儿变红了》等；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1898—1976），美国著名黑人男低音歌唱家，20世纪40年代到苏联旅行后开始信奉共产主义。——译注
对西莉娅·佩吉·古德曼的采访；《全集》，20.318—319（编者按）；《全集》，20.322（1949年4月6日）；《全集》，20.103（1949年5月2日信件）；《全集》，20.244—256（“奥威尔的名单”，1949年4月）。——原注
[7] 位于波兰南部。
[8] 《全集》，19.301（1948年3月23日信件）；罗伯特·康奎斯特，《在西莉娅的办公室里》，《泰晤士报文学增刊》，1998年8月21日，第4版；《全集》，10.136（1949年6月15日信件）。——原注
[9] 简妮塔·伍利·帕拉德所言，见谢尔登《奥威尔传》第409页；《全集》，第20卷第308页注解（利里斯在1987年这样说起索妮亚）；詹姆斯·洛德，《景仰之才：更多回忆录》（纽约，1998），第114页；对安妮·波帕姆·贝尔的采访（关于索妮亚和尤斯顿路上的画家）。参见《威廉·科德斯特里姆（1908—1987）画作》（伦敦，泰特画廊，1990），第82页。这幅画一度由j.b.普雷斯特利拥有，后来不知归于何人。——原注
[10] 约翰·莱曼，《我是我的兄弟》（i''m my brother，伦敦，1960），第143—144页；斯蒂芬·斯彭德，《1939—1983年日记》（约翰·戈德史密斯编辑，纽约，1986），第433页；西里尔·康诺利致安妮·邓恩的信，见迈克尔·谢尔登《诺言之友：西里尔·康诺利与〈地平线〉的世界》（纽约，1989），第75页。——原注
[11] 黛安娜·威瑟伯所言，见沃德姆斯《怀念奥威尔》第213页；戴维·普兰特，《难以对付的女人》（difficult women，1983年初版；纽约，1984），第172页；1998年9月20日在纽约对沃尔德马·汉森的采访。——原注
[12] 对安妮·波帕姆·贝尔的采访；1998年11月17日在伦敦对罗伯特·基的采访；迈克尔·梅耶所言；西莉娅·佩吉·古德曼所言；1998年11月16日在伦敦对乔安娜·基尔马丁的采访；1998年11月16日在伦敦对简妮塔·伍利·帕拉德的采访；1998年11月15日在伦敦对安东尼·柯蒂兹和萨拉·柯蒂兹的采访（梅布尔·菲尔兹也喜欢以同样方式跟专家唱反调）；伊恩·安格斯1999年6月27日致杰弗里·迈耶斯的信。——原注
[13] 莱昂内尔·艾贝尔，《知识分子之愚行》（the intellectual follies，纽约，1984），第209页；安格斯·威尔逊，《盎格鲁—萨克逊态度》（1956年初版；伦敦企鹅，1958），第172—173页；对西莉娅·佩吉·古德曼的采访（关于梅洛—庞蒂）；《全集》，8.2—3、30。索妮亚也是安东尼·鲍威尔的《书本的确装点了房间》（books do furnish a room，1971）中埃达·雷特瓦代因的原型。——原注
[14] 《全集》，9.126、128、12、17、33、131、133、115；《全集》，10.159（1949年8月22日致弗雷德里克·沃伯格的信）；《全集》，9.118。——原注
[15] 沃伯格，《所有作家一律平等》，第108页；《全集》，10.166（1949年9月文学笔记）；对霍华德·尼科尔森医生的采访；霍华德·尼科尔森医生所言，见沃德姆斯《怀念奥威尔》第214页。关于莫兰的讣告，参见《泰晤士报》，1957年7月15日，第14版。——原注
[16] 法弗尔，《乔治·奥威尔》，第162、1页；马格里奇，《仿佛从前：日记》，第361—362、366、368、371页；伊恩·亨特，《马尔科姆·马格里奇传》（伦敦，1980），第177—178页；鲍威尔，《乔治·奥威尔》，第67页。——原注
[17] 1998年11月20日在伦敦对娜塔莎·斯彭德的采访；马尔科姆·马格里奇，《缅甸岁月》序言（纽约时代版，1962），第13页；西莉娅·佩吉·古德曼1999年1月7日致杰弗里·迈耶斯的信。——原注
[18] 刘易斯·穆尔曼，《肺结核病与天才》（芝加哥，1940），第29页；《全集》，20.159（1949年8月22日致沃伯格的信）；《全集》，20.147（1949年7月18日致阿斯特的信）；《全集》，20.165（1949年9月5日致阿斯特的信）。——原注
[19] 莱斯·卢伯克和汉弗莱·戴金所言，见谢尔登《奥威尔》第410、441页；对霍华德·尼科尔森医生的采访；对戴维·阿斯特的采访。——原注
[20] 对娜塔莎·斯彭德的采访；对简妮塔·帕拉德的采访；安妮·邓恩1998年12月28日致杰弗里·迈耶斯的信。——原注
[21] 罗伯特·基（robert kee，1919—2013），英国小说家、历史学家，著有《时光之记》《爱尔兰史》等。——译注
黛安娜·威瑟伯所言，见谢尔登《奥威尔传》438页；对沃尔德马·汉森的采访；对罗伯特·基的采访。——原注
[22] 布卢姆斯伯里团体（bloomsbury group）是20世纪上半叶时聚集在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周围的一个英国文人团体，他们以艺术上的严格原则为共同信仰，并成为伦敦文学生活的中心，成员包括t.s.艾略特、e.m.福斯特、亨利·詹姆斯等人。
[23] 对戴维·阿斯特的采访；戴维·阿斯特所言，见沃德姆斯《怀念奥威尔》第211页；弗朗西斯·帕特里奇，《失去一切：1945—1960年日记》（伦敦，1985），第98页（1949年10月18日——在奥威尔结婚后5天）；对安妮·波帕姆·贝尔的采访；弗朗西斯·金1998年10月15日致杰弗里·迈耶斯的信；伊恩·安格斯1999年6月27日致杰弗里·迈耶斯的信。——原注
[24] 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1820—1910），英国女护士，近代护理学及护士教育创始人；凯特·克罗伊是小说家亨利·詹姆斯在小说《鸽翼》中塑造出的一个人物。
[25] 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的名剧《欲望号街车》中的女主角，有神经质特点。
[26] 对西莉娅·佩吉·古德曼和简妮塔·帕拉德（关于订婚戒指）的采访；对瓦尔德马·汉森的采访；斯蒂芬·斯彭德，《日记》，第108—109页；洛德，《景仰之才：更多回忆录》，第122页。——原注。
[27] 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1841—1919），法国印象派画家；埃尔·格列柯（约1541—1641），原籍希腊的西班牙画家。
[28] 对罗伯特·基的采访；戴维·阿斯特所言，见沃德姆斯《怀念奥威尔》第210页；塞萨拉尼，《阿瑟·库斯勒：漂泊者》，第347页。——原注
[29] 伯纳德·克里克，《沿着奥威尔的足迹》，《政治、文学论文集》（爱丁堡，1989），第217页；关于奥威尔的财产及债务人，参见《全集》第20卷第218页（1949年底文学笔记）；伯纳德·克里克的信，见《泰晤士报文学增刊》，1991年11月1日，第15版。——原注
[30] 民粹主义19世纪后半期出现于俄国，指俄国革命运动中的一种思想，主张采取个人恐怖手段。
[31] 法弗尔，《乔治·奥威尔》，第167页；《全集》，11.379（1939年7月27日书评）；《全集》，17.191、196（1945年6月24、28日书评）；《全集》，20.47（1949年2月25日）。奥威尔也出于同样的原因钦佩库斯勒。——原注
[32] 伊夫林·沃，《书信集》（马克·艾默里编辑，纽黑文，1980），第211页注解；法弗尔，《乔治·奥威尔》，第168页；《全集》，20.75（《伊夫林·沃》，1949年4月）。——原注
[33] 安德鲁·莫兰医生，《结核病患者的心理》，《饰带》杂志，1932年1月23日，第176页；库斯勒，《广场上的陌生人》，第90页；约翰·舍伍德，《绝非光辉旅程：詹姆斯·埃罗伊·弗莱克传》（伦敦，1973），第189页；对霍华德·尼科尔森医生的采访；霍华德·尼科尔森医生所言，见沃德姆斯《怀念奥威尔》第215页。——原注
[34] 奥威尔，《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第40页；《全集》，20.116（1949年5月16日信件）；对西莉娅·佩吉·古德曼的采访；《全集》，7.237。——原注
[35] 《全集》，20.203（1949年文学笔记）；对霍华德·尼科尔森的采访。——原注
[36] 安妮·邓恩1998年12月28日致杰弗里·迈耶斯的信；《全集》，20.169（1949年9月17日信件）；瓦奥莱特·鲍威尔1998年12月13日致杰弗里·迈耶斯的信。谢尔顿的《奥威尔传》第442页上写道是医院想办法寻找并给索妮亚打电话——而不是反过来。——原注
[37] 波茨，《骑自行车的堂·吉诃德：回忆乔治·奥威尔》，第44页；鲍威尔，《让球继续滚》，第321页；马格里奇，《仿佛从前：日记》，第376页。——原注
[38] 此段译文来自中国基督教协会1998年出版的《圣经》。
[39] 对戴维·阿斯特的采访；科克特，《戴维·阿斯特与〈观察家报〉》，第130页；库斯勒，《一个叛逆者向着乔治·奥威尔之死的进展》，第102—104页；迈耶斯，《乔治·奥威尔：关键遗产》，第294页。——原注
[40] 梅布尔·菲尔兹所言，见沃德姆斯《怀念奥威尔》第44页；西里尔·康诺利，《乔治·奥威尔》，《从前的信念》（previous convictions，纽约，1963），第317页。——原注
第十七章结语:奥威尔的思想遗产
1
索妮亚（如库斯勒也对西莉亚建议过）可能给奥威尔买过一套礼服并让他穿得精神一些。但对他想过的那种生活不感兴趣。难以想象她会穿着胶鞋在田间干活，她也永远无法忍受朱拉岛的偏远和艰苦生活。她缺乏母性本能，并非照料理查德的适当人选，理查德让她想到坎奴伯利广场那里的“卷心菜及没洗的尿布味”。如果奥威尔活下来，理查德本来会上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公学，结果却大不相同。患病时的爱琳对奥威尔那位非常冷漠和严厉的妹妹不放心，曾告诉亨利·戴金如果她死了，几乎谁都可以当理查德的妈，“只要不是阿芙利尔”。然而，这个男孩还是由阿芙利尔和比尔·邓恩在苏格兰（不在朱拉岛）抚养大，阿芙利尔和邓恩在奥威尔死后的1951年2月结婚。一贯长于使用机械的理查德上了一所农学院，成了一名农场主，后来推销马西-弗格森牌农业机械。尽管幼时命运多舛，但他长大后心态良好，婚姻幸福，育有两子，在索妮亚死后继承了其财产。阿芙利尔死于1978年，终年70岁，她外甥女简·戴金和比尔·邓恩年龄更接近得多，他们两人共同生活，直到邓恩去世。
索妮亚对理查德不感兴趣，他也不是个智力发达的孩子。她每周给阿芙利尔3镑作为理查德的补贴，那在亲戚中造成了很深的积怨。如格温·奥肖内西的女儿曾写道：“我妈被指定为里克的监护人，她觉得奥威尔的部分财产应该花在里克的教育和抚养上……家里人觉得索妮亚是看到有利可图才结婚的……阿芙利尔告诉过我索妮亚不愿为里克支付生活费，对他也漠不关心。”[1]
奥威尔死后，索妮亚再次努力过想与梅洛—庞蒂旧情复燃，也有过别的几个恋人。1954年到1956年，她为出版人乔治·威登菲尔德当过编辑，后者回忆了她性格中的许多矛盾之处：
索妮亚是个红脸膛，发色偏红的漂亮金发女郎，生活中的乐趣很多，慷慨成癖。她易于冲动，表态很快。她的文学抱负和对非常放荡不羁的文化人的偏爱与她身上一种傲慢的特点并存，后者是殖民地出身背景的遗留，是她努力摒弃的。她对自己的私生活守口如瓶。在我们共事的那段日子里，她跟《生活》杂志一位著名摄影记者约翰·菲利浦有过一段恋情……几年后，在关于我们过去的一次亲切谈话中，索妮亚突然披露她跟（以色列将军）伊加尔·阿隆有过一段短暂恋情。
1958年，神经质的40岁的索妮亚与迈克尔·皮特—里弗斯结婚，再次令她的朋友们震惊。皮特—里弗斯终生是个同性恋者，也是个百万富翁，此前不久，他还因为在一起尽人皆知的性丑闻中的角色被判坐牢。索妮亚相信自己能改变其性习惯并重建其声誉。但在新婚之夜，他把她关在卧室外面，然后带着男友去度假了。这场婚姻于几个月后结束，索妮亚受到了很深的伤害。[2]
康诺利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所写的一部未完成的小说《快乐的死亡》中，通过描述索妮亚和彼得·沃森（他是《地平线》杂志的资助者）的密切友谊，说明了她的性态度和第二次婚姻。索妮亚真心爱着迈克尔·皮特—里弗斯，因为“作为一个同性恋者，他不会唤起她的性矛盾感，她不会因为他想得到她或者别的女人而怨恨他。在性战争中，他可以说是个天使……他站在她这边”。雷纳·赫彭斯托尔直白地说索妮亚“对性有种病态的恐惧”，但“在她两次有名无实的婚姻中收获都很大”。
索妮亚觉得有责任维护奥威尔的名声，对他的兴趣比他活着时还要大。她把大量小册子藏品捐给了大英博物馆，1960年又在伦敦大学的大学学院建立了奥威尔档案库，然而能接触的仅限于少数几个幸运儿，他们得到了索妮亚的允许可以研究奥威尔的文件。她未保存奥威尔写给她的信，而是将其烧掉。1968年，她和伊恩·安格斯共同编辑出版了奥威尔的《随笔、新闻文章及书信集》（collected essays，journalism and letters），并加上了一篇有意具有误导性的前言。她想让传记作家不抱希望而假称：“他未留下任何有关个人的文件；他的信中未掩盖什么或特别揭示什么……可供写他生平的材料很少——除了‘为心理诠释所用’——他自己也未曾写过。”她也声称：“目前这几卷已是尽可能收集到的全部……有了他的小说和这些书，就组成了他的权威文集。”事实上，她所编的4卷本只有2041页，而彼得·戴维森（peter davison）所编的具有真正权威性的《全集》plete works，其中前9卷包括奥威尔主要出过的书）20卷内容超过8500页。[3]
跟奥威尔的朋友打交道时，索妮亚也可能表现得极为傲慢。1962年时，斯蒂文·朗西曼把奥威尔十几岁时所写的一封信投到了斯蒂芬·斯彭德所编的《相遇》杂志（encounter），里面提到他在康沃尔郡睡得很难受。因为这封信显示他并非真的喜欢穷困潦倒，她就认为它有损他的传奇形象，拒绝发表这封信。赫彭斯托尔是英国广播公司的一位制作人，他说：“作为奥威尔版权控制者，她是个滥用权力的遗孀……她同意制作关于奥威尔的一个节目……条件是我不参与。”
尽管奥威尔（像艾略特和奥登一样）要求别人不要为他写传记，索妮亚还是意识到他的传记终究会面世，就尽量控制此事。多年中，她邀请过奥威尔的几位朋友——库斯勒、马格里奇、西蒙斯、迈克尔·梅耶和德怀特·麦克唐纳——撰写，但她又会接着改变主意，收回邀请或拒绝允许他们引用奥威尔的文字。她也接触过理查德·艾尔曼和约翰·韦恩[4]，韦恩后来还听说美国学者约翰·奥尔德里奇“将做这件事”。
到最后，彼得·斯坦斯奇（peter stansky）和威廉·亚伯拉罕斯（william abrahams）在未得到索妮亚（她也拒绝允许他们引用奥威尔的文字）同意的情况下继续写作。1972年和1979年，他们出版了两部奥威尔传记，涵盖了奥威尔到1938年的那段人生。为了报复，单是凭着伯纳德·克里克（bernard click）发表在《新政治家》杂志上对一本评论集所做的短书评，索妮亚一时冲动地邀请伯纳德·克里克写作奥威尔传记。克里克的书完成后，她批评它写得过于政治化、枯燥和缺乏同情心，并企图阻止其出版，但他有份不可撤销的合同在手，他所写的传记在索妮亚1980年去世前不久出版。1991年，迈克尔·谢尔登中肯地批评克里克所写的传记集中了大量的事实，但有意不去努力理解奥威尔的内心生活，谢尔登还推出了一本好一些的传记，由奥威尔财产管理人授权。[5]
索妮亚·布劳内尔·布莱尔·皮特—里弗斯总称自己为索妮亚·奥威尔。当奥威尔的版税收入滚滚而来时，她凭此在艺术界成为一个女王般的人物。画家弗朗西斯·培根的传记作者曾写道，靠着足够的金钱和作为奥威尔遗孀在社会上的威望，“索妮亚不受约束地将她相当大的干劲集中于她最擅长的：与她钦敬的作家结交并帮助他们，而且不辞辛苦地举办餐会以让他们聚到一起，她烹制充足的食物，葡萄酒敞开供应，就在她那座舒适的住宅内……在南肯辛顿区。”就像索妮亚对奥威尔产生了不正常的情感那样，她也和年老的小说家乔·阿克利（joe ackerley）、艾维·康普顿—伯耐特（ivypton-but）和吉恩·里斯（jean rhys）结下友谊，曾慷慨帮助过他们，并在他们临终时都曾陪伴在侧。
但被同性恋者和老迈女士所吸引的索妮亚在性或思想上都未能得到拯救。曾经“快乐、像个酒吧服务员般善饮”的她到最后失去了容颜和金钱，并成了个红脸膛酒鬼。到生命晚期，她变成了一个醉言醉语、暴躁易怒和不顾身份大发其火的人。彼得·斯坦斯奇跟她在帕西街白塔餐馆共进午餐时，她醉醺醺地说：“干脆我们一不做，二不休，再喝一杯吧。”简妮塔·帕拉德责怪她喝酒喝得太厉害时，她恼火地说：“难道你不觉得我全知道吗？”[6]她知道她在自毁，但就是控制不了，她曾告诉戴维·普兰特：“我又那样做了。我上演了我的那一幕，作为乔治·奥威尔遗孀的那一幕。我难道不厉害吗？我很醉。他们以为我是个傻瓜吗？”怨愤并且极不开心的她曾向简妮塔承认道：“我每天都会哭着醒来。”斯蒂芬·斯彭德相信她的内疚感和消沉源自那场奇特的临终前婚姻，他说：“她让自己饱受关于跟他结婚是图财的指责……她埋怨自己，觉得自己做了件错事。”[7]
索妮亚当然慷慨得起。传记作家迈克尔·霍尔罗伊德（michael holroyd）1982年时曾估计奥威尔的财产每年带来10万英镑左右的收益。但到她去世时，30年的版税不见了。用作何途，花于何处？伯纳德·克里克——可以理解的是他对索妮亚怀有怨气，因为她曾多次刁难于他——指出她“未将巨额财产用于慈善目的，她所过的豪华生活跟奥威尔的性格太格格不入……她挥霍那笔财产，试图建立一个文学沙龙和维持几个食客，那种行为对她决定发扬光大的那个名字几乎全无旌表作用”。索妮亚的忠实朋友对其看法更宽容一些。安妮·邓恩认为作为那笔财产的监护人“变得比她想象的复杂得多，面对法律问题、会计问题，她没有能力处理，而且这点后来也证明是无法克服的”。
会计——以前也是奥威尔的会计——从她那里骗走了大量钱财，并建议她移居国外躲税，她在那里生活得十分痛苦。小说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magaret drabble）曾解释道：“索妮亚去了巴黎生活，以为可以靠她那日益减少和管理不善的资金愉快而且低费用地生活，但那被证明是个很糟糕的决定：她写信给在英国的朋友抱怨过着流放生活。她根本不该走，这时又无钱回来。金钱和身体方面都变得糟糕。她抽烟抽得太厉害，法国人不友好，她住在一个很糟糕的地方……（她）结果住到了卢森堡公园旁边一处条件很差的地下室公寓里，衰老病弱”——独身一人，没有丈夫或子女，未老先衰，酗酒，无亲无故，也完全破产，弗朗西斯·培根支付了她的医疗费账单。她向哈里林—希尔会计公司提起诉讼，经过4年诉讼，以庭外和解告终。一周后的1980年12月，她死于脑瘤，终年62岁。[8]
2
塞克和沃伯格出版社出版奥威尔作品所赚的利润是该社出版其他名家作品加起来所赚的两倍——这些名家包括卡夫卡、纪德、托马斯·曼、斯维沃、穆齐尔、施瓦茨—巴特、卡尔维诺、川端康成、科莱特和三岛由纪夫[9]等，而他在世界范围内的销量和影响比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其他严肃作家都要大。奥威尔作为道德楷模对政治及文学的影响无可估量，但可以说明他的影响范围。奥山康治曾对他在日本的重要地位介绍道：“乔治·奥威尔首次被介绍到日本是在冷战高潮时的1949年，由盟国占领军总部介绍，此举与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相符合。他们的意图是明显的，即警告人们提防可怕的共产主义影响……因为奥威尔是第一个被介绍进来的。在日本至今已发表1200本（篇）用日语写的关于奥威尔的书和文章。”另外有学者强调了他在东欧的政治影响。蒂莫西·加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模仿奥威尔和格林厄姆·格林式语言，称前东德秘密警察总部的档案处为“占据前恐惧部的真理部”。教皇约翰·保罗1977年在克拉科夫[10]当主教时，允许在教堂进行一场被当局所禁的关于“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及当代波兰”的讲座。1984年——当奥威尔的作品在全世界被颂扬时——波兰团结工会秘密发行了奥威尔邮票、非法日历和被禁的《动物农场》及《一九八四》，并且放映了以此两本小说改编的电影。苏联于1991年垮台后，关于奥威尔对极权主义国家具有洞察力的理解，俄罗斯哲学家格里高利·波莫兰茨重复了切斯瓦夫·米沃什于1953年说过的话：“人们在首次读到《一九八四》时，发现在伊顿公学和殖民地缅甸接受教育的奥威尔比任何人更了解我们这个社会的灵魂或无灵魂的特点。”[11]
很多左派作家因为奥威尔抨击了社会主义知识分子而一直未能原谅他。他死后，新保守主义者把他拉为自己的一员，称赞他向全世界警告了极权主义的危险。在最近一份介绍冷战的书中，《一九八四》被形容为居保守立场反对共产主义的“规范文本”，是“关于冷战的具有想象力的关键宣言”，称赞奥威尔“创造了……政治谴责作品的十足诗意写作方式”。另外有篇论述文章提到（尽管奥威尔否认过）这部小说无疑“对政治保守派有利”。最荒诞的是，“约翰·伯奇协会[12]以前常卖这本书，它在首都华盛顿的总部办公室电话一度以1984结尾”。似乎是不让约翰·伯奇协会的狂热之举动美传，一些“左倾”市议会通过决议，用奥威尔的名字命名学校和广场，以此向他致敬。伦敦的艾辛顿区有一所乔治·奥威尔学校，巴塞罗那兰布拉大道的尽头有处名为乔治·奥威尔的广场，在原来的法尔考旅馆附近。
奥威尔对电影少有好感，但电影将其观点带给了万千民众。根据《动物农场》拍成了两部电影（分别在1955和1999年），根据《一九八四》也拍了两部（分别在1954和1984年，第二部特别恐怖）。在《保持叶兰繁茂》的启发下，拍出了新颖、流畅而且非常感人的《一场甜美的战争》（a merry war，1998）。肯·洛奇（ken loach）的《土地和自由》nd and freedom，1995）是不严格地根据《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拍成，它描写了西班牙内战中一个持理想主义的英国共产党员，以及当他被背叛时的惨痛醒悟。奥威尔在他关于西班牙那本书（1938年出版）中关于孤立主义和绥靖主义提出了强烈警告——我们全“在睡着的英国中酣眠，我有时担心我们永远不会醒来，直到被炸弹的轰响惊醒”——被亨佛莱·鲍嘉在经久不衰的《卡萨布兰卡》（1942）中有效地精炼，而那部电影是迄今所拍的具有宣传性质的电影中最佳者。1941年12月，就在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前，鲍嘉宣称美国人必须警惕起来，准备打仗：“我肯定纽约的人在沉睡，我肯定全美国的人都在沉睡。”[13]
3
奥威尔的语言一直极具影响，他笔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意象——特别是《一九八四》中的——已经出现在几首好诗中。罗伯特·弗罗斯特[14]不加修饰、不蔓不枝的诗歌中用了奥威尔悖论式的短语“自由即奴役”来支持他自己的怀疑主义，而在《不当国王有多难》（how hard it is to keep from being king）中，他警告我们（就像奥威尔曾做的）要反抗强人领袖的奴役。
西尔维娅·普拉斯[15]采用了奥布兰关于未来的残酷意象——“一只皮靴踩在一张人脸上——永永远远”——并在《给特德的歌》（ode for ted）、《养蜂人之女》（the beekeeper''s daughter）、《博克海滨》（berck-ge）（这首诗中的黑色皮靴是残忍的）和《爸爸》（daddy）使用，以代表一个女性受害者所受到的来自男性的压迫。所有女性都崇拜法西斯分子，普拉斯写道：
皮靴踩在脸上，残忍的
像你一样残忍之人那残忍的心
而在《来自一九八四年的新闻》（news from neen eight-four）中，达纳·乔伊阿[16]对《一九八四》中急速播报的新闻公告（为了掩盖极权主义政权下饥馑、处决和持久的战争）做了一番奥登式讽刺性改写：
码头上的火得到控制
疑犯在深夜搜捕中落网
敌人在东方发动进攻
已以巨大代价击退。但士气
在高级志愿者中高涨
昨晚以处决工会中不同政见者
开始工人节春季咖啡配额提高至二十克
逮捕在部里继续进行。[17]
奥威尔死后不久，他对20世纪50年代以“文学运动”（the movement）著名的一批英国年轻作家产生了最持久的影响。研究他们的历史学家布莱克·莫里森间接提到菲利浦·拉金的某一个重要用语，点明了这些作家眼中最重要的性格和观念：“《上来透口气》（1939）中的保灵是‘文学运动’小说中持清静无为主义主人公的前辈……奥威尔对清静无为主义的拥护，他对左派幻想破灭，他决定做到‘没那么上当’，他对极权主义日益加重的担心：这些对塑造‘文学运动’派的政治观点都起了关键作用……关于‘得体’和‘常识’的奥威尔式观点主宰了战后政策目标。”诗人汤姆·冈恩（thom gunn）认为奥威尔表达观点的方式跟他要说的话同样重要：“50年代时，他对我意义极大。比较起来，我更喜欢作为随笔家和社会记录者的他，甚于作为一个小说家的他……我特别以他为散文写作的榜样所钦佩。1958年后，我在伯克利大学教大一学生写作课时，把《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讲了很多遍。他知道怎样证明他的信仰，而且展示如何通过经验来证明——也许这是仅次于拥有信仰第二重要的。”[18]
罗伯特·康奎斯特是另外一位“文学运动”派诗人，后来（凭《大清洗》及其他几本书）成为主要的批苏历史作家，他称奥威尔——“因为他忠于事实，而不是忠于意识形态”——是“对当代诗歌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之一”。在向奥威尔致敬的诗中，康奎斯特形容他难免犯错，然而是：
一个有道德的天才。寻求真理
有时成为我们不以为然的蠢行，
就像达尔文向植物奏巴松管；
他亦有过失，但并不自称天使。[19]
菲利浦·拉金从文学圈退隐到外地的哈尔[20]（就像奥威尔去了朱拉岛那样），他也抗议过英国乡村的消失，并把关于失败的主题提升到高超艺术的层次。
《保持叶兰繁茂》中的戈登·科姆斯托克激烈反对虚伪及使用术语，影响了约翰·韦恩的第一部小说《每况愈下》（1953）中的主人公查尔斯·拉姆利，以及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的第一部小说《幸运的吉姆》（lucky jim，1954）中的吉姆·狄克逊。就像艾米斯早期这部虚构作品是从《上来透口气》得到启发，《反死联盟》（the anti-death league，1966）写的也是《一九八四》那种残酷氛围。在《社会主义与知识分子》（socialism and the intellectuals，1957）中，艾米斯赞扬了奥威尔的真诚和不含糊其辞：“在对战后知识分子圈具有吸引力的所有作家中，他是最吸引人的一个，远过于其他人……没有别的哪位当代作家拥有那种气质，即热诚相信他要说的，也坚定不移地尽可能说得有力而且简单明了。”在此前一年所写的一篇评论中，艾米斯肯定了奥威尔的影响无远弗届，不限于政治：“奥威尔是那种你永远无法真正摆脱的作家……似乎无可避免受到其影响，以至于对任何一个知识分子而言，如果他们能拟出一个自己心目中的英雄的名单，不管他们的年龄（在合理范围内）如何，不管他们另外还喜欢谁，而且——头一眼看上去更是难以理解——不管他们的政治派别如何，很可能都会把他放在前两名或前三名。”
戈登·科姆斯托克也是“愤怒青年”（the angry young men，20世纪50年代另外一个重要文学团体）的原型。《狮子与独角兽》（1941）中《英格兰，你的英格兰》一节启发约翰·奥斯本（john osborne）写出引起轰动的剧本《愤怒的回顾》（look back in anger，1957），他在其中用了很多奥威尔的性格、观点和措辞，出场人物包括一个心怀不满的左派知识分子、一个在西班牙内战中打过仗的父亲和一个极其顽固保守的前军人。主人公吉姆·波特也强烈谴责了英国的阶级制度、公学和政府的愚蠢。他也对爱德华时代的英格兰有怀旧的感情，然而意识到他的理想化回忆是不真实的。就像奥威尔曾在《我为何写作》中写道：“只要我活着，我就会继续……热爱大自然，继续欣赏那些实实在在的东西，以及星星点点的无用信息。”所以奥斯本在《乔治·狄龙的墓志铭》（epitaph for george dillon，1958）中关于那个患了肺结核的主人公（名字也是来自奥威尔）写道：“他从不让自己有一天心境平和。他热爱这个世界上的具体事物，身体却让他有心无力。”[21]
许多当代作家都赞扬过奥威尔并解释了其作品为何重要。“愤怒青年”的一员艾伦·西利托（n silitoe）特别钦佩奥威尔的道德品质：“我觉得在我看来，正直一词确实在他的品格列表上高居前列，因为它闪耀在他所有的作品中。”除了《牧师的女儿》和《上来透口气》，“我都给满分。他展示了正直——你可以称之为真诚——再加上令人读着愉快、意义明晰的英语，就能产生某种难以驳倒的结果”。小说家、评论家戴维·洛奇回忆道：“我还是个年轻的大学教师时，阅读了奥威尔战前所写的小说，并意识到他对50年代英国‘愤怒青年’那代人有重要影响，而这些人又影响了我早期写小说的努力方向。但是我想我仍然钦佩他是个随笔家和纪录性作家，因为他具有‘讲述事实’特点（当然部分说来也是修辞上的成就）。”[22]
除了汤姆·斯托帕德（tom stoppard）的剧本，另外还有雷·布拉德伯雷（ray bradbury）和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的小说，都在较大程度上受到奥威尔关于未来凶险幻象的影响。布拉德伯雷的《华氏451度》（fahrenheit 451，1953）采用了奥威尔关于通过摧毁文化进行政治压迫的主题，他笔下的主人公蒙太格就像温斯顿销毁事实记录一样，受雇于从事销毁书本。这本小说描述了一个持不同政见者群体，他们记住伟大的文学作品，目的是将“人类遗产”传递下去。
在安东尼·伯吉斯的《马来亚三部曲》（the myan trilogy，1956—1959）中，“阿邦”是个蜕化、有权势的马来人，其称号字面意思是“兄”，他“读过乔治·奥威尔的书，想到精心盗用大洋国领导人的称号。有段时间，他得意地考虑过在马来的达哈加到处张贴宣传画，画上有他——一个传奇人物——的硕大头像”，下面印着“老大哥在看着你”。伯吉斯的《发条橙》（a clockwork orange，1962）思考了奥威尔关于权力渴求的主题，探讨了罪恶本身的问题。跟《一九八四》一样，这个讽刺性寓言作品的背景放在英国不远的将来，在一个工人国度里，一群少年犯在夜间自由来去，政治有利代替了法规和道德规则。叙述者是一个反社会的违法者，像奥威尔笔下的奥布兰一样，以皮靴蹬踩人脸为乐事。伯吉斯的《1985》（1978）把我们带到未来的英国，在那里，有组织的工会主宰个人意愿，工人英语是新官方语言，街头恶棍滔滔不绝地讲着黑话，阿拉伯人拥有的阿尔多尔塞斯特欢迎改信伊斯兰教的人，而工人的象征比尔从无数贴于墙上的宣传画上注视着。
生于捷克的汤姆·斯托帕德利用奥威尔式主题写了两部剧本。《职业邪者》（professional foul，1978）抨击了知识分子，因为他们虚伪并与禁锢行为合流。《每个好孩子都该受宠》（every good boy deserves favour，1978）的故事背景是苏联一间精神病院，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在那里被惩罚，同时还有一个管弦乐队伴奏。这出戏剧的中心寓意表达了社会“同声同气”与持不同政见者代表的不和谐音符之间的冲突。斯托帕德笔下的主人公就像温斯顿·史密斯，牢牢守着对与错、真相与谎言之间的区别，尽管那些医生们滥用话语，并企图用药物使他迷失方向。奥威尔那种文件式真实加个人正直的混合文体引人入胜，也打动了斯托帕德：“我对读到被一颗子弹击中的感觉所吸引（《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比《永别了，武器》（我知道那不是一颗子弹）更有技术性。那本关于‘回到过去’的小说（《上来透口气》）引起了我的共鸣。很久以后，我类似这样去寻找我关于英国最初的记忆，得到的是类似结果。但总而言之，奥威尔提出了一种真诚——关于知识分子式真诚的标准。”[23]
在《巴黎伦敦落魄记》中（据汤姆·沃尔夫[24]所言），“奥威尔进行那种体验的目的是写它……作为一个记者”。《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则展示好的报道不仅描写较大的政治和军事问题，也捕捉那个地方的精神。这两本书影响了参与式新闻写作的概念及方法，受到奥威尔影响的，包括从玛丽·麦卡锡、诺曼·梅勒、杜鲁曼·卡波蒂到琼·迪迪昂、乔治·普林布顿[25]和汤姆·沃尔夫等人。梅勒也赞赏《保持叶兰繁茂》的人道主义一面：“说来有趣的是，我觉得这本书对我有好处，是它给了我更多慈爱和怜悯之心，单是靠我自己天生的可能没那么多。读奥威尔总有利于培养那些感情。”他也喜欢《政治和英语》中列出的文体原则：“多年来我对他极为钦佩，他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我认为凡是用英语写作的人，读他的随笔都能学会写得好一点。甚至他那些关于写好文章的格言及指导都说得十分恰当。”[26]
保罗·泰鲁[27]曾写道，他60年代在非洲时——当时他作为一个小说家刚起步：“奥威尔是我学习的榜样。我想维迪亚（奈保尔）之所以贬低他，是想让他自己在我的生活中显得更重要。”然而后来，奈保尔赞扬过奥威尔有勇气脱离传统形式和写作主题，脱离自己关于社会阶层、精英教育和殖民主义的“所有最早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奈保尔称他为“英国历史上最富想象力的人，（因为）他是向着新方向行进”。
安格斯·威尔逊赞赏奥威尔在《通往威冈码头之路》中揭露了英格兰北部工业城镇的贫困：“奥威尔对当时的失业者所受的不公正待遇、左派和右派都讲的谎言和所发生之事的关心绝无虚假，对像我这样的人来说，那可以说是一道指引方向的光芒。所以我想奥威尔是我心目中最敬佩的人之一。”[28]多丽丝·莱辛[29]称赞了他的政治洞察力：“在我们左派眼里，《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引起的反应让我们第一次对那些同志们所能表现出的深度仇恨有了印象。我要说批判奥威尔运动的卑鄙促使我们排斥共产党。然后《动物农场》出来了，批判更卑鄙、更不公正、更多诽谤……《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是杰作。”约翰·勒卡雷[30]评论说奥威尔的生活与作品融为一个高尚的理想：“奥威尔曾经是，现在仍对我意义重大……《缅甸岁月》仍是关于殖民主义堕落性的一个以小见大的精彩作品。奥威尔对艰苦生活的执着给我们都上了一课。我在伊顿公学教过书。我总觉得有意思的是布莱尔（即奥威尔）用了很大努力与那个地方断绝关系，而没上过伊顿的伊夫林·沃却用了类似的努力装作上过。奥威尔对贪欲、术语和‘唯我’社会的憎恨在他那个时代及现在都同样需要——也许现在更需要。他一直是我向往达到的目标——在写得清晰、表达愤怒和进行对象十分明确的讽刺等方面。”所有这些作家都在奥威尔身上发现了令他们钦佩的不同方面，而且也发现了经历、风格与这个人之间的统一性。
尽管奥威尔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他从来不是某一运动中的一分子，也从未开创一个流派。他始终是个独来独往、与众不同的作家，其声誉和精神高度除来自其作品，还来自其以身作则。卡莱尔关于塞缪尔·约翰逊的贫穷、疾病、勇气和执着的描写用在奥威尔身上也恰当不过：
这个伟大而悲伤的人，睿智地过着艰苦兼困惑的生活，过得出色，如一位极为英勇之士。在功利性写作的无聊纷扰中，在对宗教及政治、人生理论及实践的怀疑精神的无聊纷扰中，在其贫困中，在未受重视和郁郁寡欢中，以其抱病之躯，身穿破旧外套，使自己取得成功，似一个无畏之士……如所有无畏之士所需，他亦有自己的指路明星。他的目光集中于那颗星，决不改变奋斗方向。[31]
奥威尔在一个人心浮动、信仰不再的时代写作，为社会正义斗争过，并且相信最根本的，是要拥有个人及政治上的正直品质。他已和约翰逊、布莱克和劳伦斯一样，在英国代有人出的先知先觉的道德主义者行列中占了一席之地。
[1] 索妮亚·奥威尔所言，见迈克尔·谢尔登《诺言之友》第160页；对亨利·戴金的采访；凯瑟琳·蒙丘尔1999年3月17日致杰弗里·迈耶斯的信。——原注
[2] 乔治·威登菲尔德，《想着我的好友》（remembering my good friends，纽约，1994），第240页；对理查德·布莱尔、西莉亚·佩吉·古德曼、娜塔莎·斯彭德和简妮塔·帕拉德（关于索妮亚和皮特－里弗斯）的采访。——原注
[3] 谢尔登，《诺言之友》，第77页；赫彭斯托尔，《日记》，第263页；索妮亚·奥威尔，乔治·奥威尔的4卷本《随笔、新闻文章及书信集》序言，第一卷第16、19、16—17页。
我对索妮亚和戴维森所编版本的评论可参考我所著的《乔治·奥威尔：关键遗产》第373—381页；另见我写的《一个不加掩饰的声音》（a voice that naked goes，刊于2001年1—3月号《伦敦杂志》）。——原注
[4] 理查德·艾尔曼（richard ellmann，1918—1987），英国评论家、传记作家，著有《乔伊斯传》《王尔德传》等；约翰·韦恩（john wain，1925—1994），英国作家、评论家，著有《每况愈下》《新诗行》等。
[5] 对斯蒂文·朗西曼的采访；赫彭斯托尔，《日记》，第263页；约翰·韦恩1970年10月21日致杰弗里·迈耶斯的信。
奥威尔作品的出版人汤姆·罗森塔尔觉得跟索妮亚打交道极难，她“有次重版奥威尔某本书时，因为护封上广告文句中的一个词大发雷霆，要求将两万册书销毁”（《演出她的奥威尔孀妇一幕》，见1998年6月27日《每日电讯报》）。
1968年春天，我从所在的大学获得一份资金去奥威尔档案库进行研究。我事先写信给图书馆馆长询问是否可以阅读未发表的书信和手稿并及时得到了他的允许。但当我那年夏天到达并书面立据说我并非在写一部传记时，却被冷冷地告知未发表的资料不开放，我只能阅读已发表过的（我已经读过）。我试图唤起他们的英国式公平感，却被告知只有索妮亚·奥威尔才能授权我接触那些资料，而她永远不会那样做。
关于我对几本传记的评论，参见《现代小说评论》第19卷（1973年夏）第203页，《弗吉尼亚季刊评论》第58卷（1982年春）第353—359页和1991年10月21日《波士顿环球报》a—16版。——原注
[6] 迈克尔·佩皮亚特（michael peppiatt），《弗朗西斯·培根：解开一个谜》（纽约，1996），第203页；对迈克尔·梅耶的采访；1998年9月16日在加利福尼亚希尔斯堡对彼得·斯坦斯奇的采访；对简妮塔·帕拉德的采访。——原注
[7] 普兰特，《难以对付的女人》，第97页；斯蒂芬·斯彭德所言，见沃德姆斯《怀念奥威尔》第211页。——原注
[8] 伯纳德·克里克，信件，《泰晤士报文学增刊》，1991年11月1日，第15版；安妮·邓恩致杰弗里·迈耶斯的信；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安格斯·威尔逊传》（1993年初版；伦敦，1996），第533、605页；对理查德·布莱尔、西莉娅·佩吉·古德曼、娜塔莎·斯彭德和简妮塔·帕拉德的采访。——原注
[9] 伊塔洛·斯维沃（svevo，1861—1928），意大利小说家，著有《塞诺的意识》《一生》等；罗伯特·穆齐尔（musil，1880—1952），奥地利小说家，著有《没有个性的人》《五个女人》等；安德烈·施瓦茨—巴特（1928—），法国小说家，著有《最后的正义者》《一个名叫孤独的女人》等；科莱特（colette，1873—1954），法国女小说家，著有《流浪的女人》《琪琪》等；三岛由纪夫（mishima，1925—1970），日本作家，著有《金阁寺》《潮骚》等，1970年煽动军队组织武装政变失败，切腹自杀。
[10] 波兰南部的一个城市。
[11] 奥山康治，《奥威尔：适于每个时代的人》（orwell：the man for all times，东京早稻田大学出版社，1999），第9、10页；蒂莫西·加什·艾顿，《档案》（纽约，1997），第20页；参看威廉·布莱尔《奥威尔与波兰团结工会运动》——刊登于1996年1月号《波兰—美国杂志》第13页）及彼得·斯坦斯奇《奥威尔年》——见《1984年文学传记年鉴》（吉恩·罗斯编，底特律吉尔版，1985）第52—62页；戴维·雷姆内克（david remnick），《列宁墓》（lenin''s tomb，纽约，1993），第122页。——原注
[12] 约翰·伯奇协会（john birch society）成立于1958年，是一个保守反共的极右组织，约翰·伯奇（1918—1945）是美军传教人员，也是情报人员，1945年死于中国苏州附近。
奥威尔——他与塞尚（1877年）为其资助人维克托·肖所画的一幅肖像一样，长着同样竖起的头发，脸长而且苍白，鼻子突出，眼神忧郁，神情悲哀——除启发别人写出过一些讽刺作品和剧本外，也启发过别人制作雕像和绘画。在汉普斯特德区旁德街和南端街街角（他于1934—1935年在那里的书店工作过）有一个铭牌，上面有他的一个粗糙的浮雕头像。理查德·里斯画过他在巴恩希尔的卧室，沃伯格的妻子帕梅拉·德巴尤1940年夏为他画过一张逼真的炭笔肖像画。《乔治·奥威尔的世界》第159页对页有一张那个铭牌的照片；德巴尤的绘画出现在沃伯格的《所有作家一律平等》第36页对页。在英国广播公司电视台的喜剧连续剧《福梯塔》中关于厨房的一幕中，曾提到奥威尔在《巴黎伦敦落魄记》关于法国豪华餐馆里如何加工食物的令人恶心的描述。《私眼》（private eye）杂志上的“虚伪者之角”专栏直接发展自奥威尔在《政治和英语》（politics and the englishnguage，1946）中所举的矫揉做作使用术语的例子；关于他，至少出现过3部剧本：罗伯特·霍曼（robert holman）的《鲸外》（outside the whale，1976）写的是他当教师的那几年，斯蒂文·洛（steven lowe）的《神圣的闲话》（divine gossip，1988）写的是他在巴黎过的那段贫穷生活，迈克尔·麦克沃伊（michael mcevoy）的《欧洲最后一人》（thest man in europe，1998）——此为《一九八四》的原名——写的是他在克兰汉姆疗养院的那段生活。——原注
[13] 弗雷德·英格利斯（fred inglis），《残酷的和平》（the cruel peace，伦敦，1991），103—104；阿博特·格利森（abbot gleason），《极权主义：冷战内史》（totalitarianism：the inner history of the cold war，纽约，1995），第84页，此两处都在约翰·纽辛格（john newsinger）的《奥威尔的政治观》（orwell''s politics，伦敦，1999）122页上得到引用；朱利叶斯·爱泼斯坦、菲利浦·爱泼斯坦和霍华德·科克，《卡萨布兰卡》（理查德·阿诺贝尔，纽约，1974），第77页。
[14] 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1874—1963），美国诗人，著有《少年的意志》《林间空地》等。
[15] 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th，1932—1963），美国女诗人、作家，著有《爱丽尔》《钟形罩》等。
[16] 达纳·乔伊阿（dana gioia，1950—），美国诗人、评论家，著有《冬天众神》《中午的审问》等。
[17] 罗伯特·弗洛斯特，《诗集》（爱德华·康纳利·莱塞姆编辑，纽约，1975），第460页；西尔维娅·普拉斯，《诗全集》（特德·休斯编，纽约，1981），第223页（也可参见第29、118、197页）；达纳·乔伊阿，《冬天众神》（the gods of winter，圣保罗格里沃夫版，1991），第29页。
斯蒂维·史密斯和安东尼·鲍威尔都以奥威尔为原型塑造过人物；奥威尔的作品启发了一些书名、影射作品、后殖民地和未来派小说、虚构传记及历史作品等。南希·米特福德（nancy midford）的《冷天里的爱情》（love in a cold climate，1949）书名来自《保持叶兰繁茂》（4.115），艾丽丝·默多克（iris murdock）的《那本书与兄弟会》（the book and the brotherhood，1987）影射了《一九八四》中戈斯坦因的书和老大哥。索尔·贝娄在《塞姆斯先生的行星》（mr. sammler''s，1970年初版，纽约富塞特1971年版）第42页提到了奥威尔的评论，即英国的激进者能畅所欲言是因为他们“全在英国海军的保护之下”。在威廉·博伊德（william boyd）的《一个好人在非洲》（a good man in africa，1981）中，奥威尔式主人公摩根·利非是奥威尔的《缅甸岁月》中约翰·弗洛里的一个喜剧化翻版。摩根·利非体重超标、酗酒、郁郁寡欢，他在一个闷热潮湿、缺乏人情和势利的后殖民地社会中追求一个姑娘。
吉奥吉·达洛斯（gy?rgy dalos）的《1985：历史报告》（1985：a hitorical report，1982）也延续了《一九八四》这种作品类型。对奥威尔的文论极为欣赏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ret artwood）承认“《动物庄园》对《一个待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1985）极为重要”（玛格丽特·阿特伍德1998年10月27日致杰弗里·迈耶斯的信）。她的这部小说以全球性僵化不前及影响在各方面都已程式化的情形为基础，描写了一个腐败和闭关自守的极权主义国家。戴维·考特（david caute）就共产主义写过几本重要的书，在他的《奥威尔医生和布莱尔先生》（dr. orwell and mr. ir，1994）中，对奥威尔如何写出《动物农场》进行了一番虚构。
奥威尔的作品也可能被误用。克劳德·西蒙（ude simon）的《乔吉克夫妇》（the georgics，1981）——该书名间接用了奥威尔的名字——在其中他企图将《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的战斗描写用于他的书中。西蒙重写了奥威尔的文本，而未直接引用，而且不加分析和领悟地把大段材料进行改写，他一方面批评奥威尔表现真实的企图，另一方面令其写作主题既做作又令人厌烦。——原注
[18] 布莱克·莫里森，《“文学运动”：20世纪50年代英国诗歌与虚构作品》（the movements：english poetry and fiction of the 1950s，1980年初版，伦敦，1986年），第94—95页；汤姆·冈恩1998年10月19日致杰弗里·迈耶斯的信。——原注
[19] 罗伯特·康奎斯特，《新诗行》（伦敦，1956）前言，第15页；罗伯特·康奎斯特，《乔治·奥威尔》，《爱之歌剧中的咏叹调》（arias from a love opera，伦敦，1968），第32页。——原注
[20] 英格兰东部的一个小海港。
[21] 金斯利·艾米斯，《社会主义与知识分子》（伦敦，1957），第8页；金斯利·艾米斯，《通往第一空域之路》（road to airstrip one），《观众》杂志，197期（1956年8月31日），第292页；《全集》，18.319—320；约翰·奥斯本和安东尼·克赖顿（antoney creighton），《乔治·狄龙的墓志铭》（纽约，1958），第87页。——原注
[22] 艾伦·西里托1998年10月1日致杰弗里·迈耶斯的信；戴维·洛奇1998年10月11日致杰弗里·迈耶斯的信。——原注
[23] 安东尼·伯吉斯，《马来亚三部曲》（1956—1959年初版；伦敦潘恩，1964），第247页；汤姆·斯托帕德1998年12月14日致杰弗里·迈耶斯的信；我关于布拉德伯雷、伯吉斯和斯托帕德的讨论是基于瓦莱丽·迈耶斯的《乔治·奥威尔》（伦敦，1991）第143—145页。——原注
[24] 汤姆·沃尔夫（tom wolfe，1931—），美国作家，新新闻主义写作风格的代表，著有《货色对头》《名利场大火》等。
[25] 玛丽·麦卡锡（mary arthy，1912—1989），美国作家，著有《团伙》《吃人肉者与传教士》等；诺曼·米勒（norman miller，1923—），美国作家，著有《裸者和死者》《美国梦》《刽子手之歌》等；杜鲁曼·卡波蒂（truman capote，1924—1985），美国作家、剧作家，著有《冷血》《草竖琴》等；琼·迪迪昂（joan didion，1934—），美国作家、记者，著有《民主》《迈阿密》等；乔治·普林布顿（george plimpton，1927—2003），美国作家、评论家、名编辑，著有《焰火》《杜鲁曼·卡波蒂》等。
[26] 汤姆·沃尔夫，《新新闻主义》（the new joulism，纽约，1973），第45页；诺曼·米勒所言，见奥威尔档案库所藏英国广播公司电视节目《通往左派之路》；诺曼·米勒所言，见奥威尔档案库所藏剧场电视台节目《奥威尔在1984》。——原注
[27] 保罗·泰鲁（paul theroux，1941—），美国小说家、游记作家，著有《大洋洲的逍遥列岛》《九龙》等。
[28] 保罗·泰鲁1998年10月1日致杰弗里·迈耶斯的信；巴哈拉蒂·穆克哈吉与罗伯特·鲍耶斯，《与v.s.奈保尔一席谈》，《杂录》杂志（salmugundi），第54期（1981年秋），第11页；安格斯·威尔逊所言，见奥威尔档案库所藏英国广播公司电视节目《通往左派之路》。——原注
[29] 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1919—2013），英国小说家，著有《暴力的孩子们》《金色笔记》等。
[30] 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1931—），英国小说家，著有《辛格公司》《巴拿马裁缝》等。
[31] 多丽丝·莱辛1998年10月1日致杰弗里·迈耶斯的信；约翰·勒卡雷1998年9月27日致杰弗斯·迈耶斯的信；托马斯·卡莱尔，《英雄与英雄崇拜》（1841年初版；伦敦人人版，1959），第411页。——原注
附录1吉卜林的《曼德勒》中的地理描写
《曼德勒》（1892）是吉卜林最著名和最令人难忘的叙事诗，其意义在于它使人联想到富于异国情调的东方。那些地名令人如此难以忘怀，韵律如此齐整，以致读者不曾注意到其地理描写极不准确。叙说者居于寒冷、遥远的伦敦，回忆东方的迷人之处，把令人不舒服、有着粗石路面、下着毛毛细雨的伦敦滨河区、切尔西区和斯特兰德大街与毛淡棉阳光普照、慵懒、无忧无虑的生活（以嬉戏的飞鱼为代表）做了对比。“毛淡棉老佛塔”是凯克坦兰，它位于山顶，在那里能看到城市及海港的壮观景色。“淤泥，淤泥多的河流”是旱季时的萨尔温江，在毛淡棉那里。伊洛瓦底江船队公司的桨轮汽船沿河而上通至曼德勒。苏皮约拉特是西宝国王的王后，这位国王在1885年第三次英缅战争英军取胜后被废黜和流放，使英国人控制整个国家。“堆放柚木的哈提斯”是大象。
作为叙述者的那位英国士兵认为风吹之下的棕榈树和寺院钟声表达了他那位衣着鲜艳、吸方头雪茄、弹班卓琴、漂亮而且深情的缅甸姑娘的渴望。她崇拜一尊“异教徒”佛像，而且对他而言幸运的是，她不知道道德规则和《十诫》中关于性的禁律。在此，她也和伦敦那些邋遢、一脸愚蠢之相的伦敦女佣形成对比，那些女佣举止得体，但全然不解风情。尽管那种异国风景、暖和天气和那些柔顺的女人曾把这位士兵吸引至东方，但他仍未治愈的疟疾热令他在想到热带地区时仍心有余悸。确实，他记得那条船起航时，“去曼德勒的路上，我们这些病人躺在凉篷之下”。
但在其他方面，这首诗根本讲不通。如果一个姑娘在毛淡棉——在仰光东面约175英里，离曼德勒（经过仰光）将近500英里——她为何想让她所爱的士兵走迢迢的“通往曼德勒的道路”，而不是回到她身边，回到毛淡棉？而且不管怎么样，去曼德勒也没有真正的“道路”。在吉卜林那时，旅人（包括士兵）要经过30天旅程才能到达曼德勒，他们从利物浦出发，经过苏伊士运河，到达亚丁、孟买、科伦坡、马德拉斯和仰光（不是到毛淡棉）。然后不走崎岖难行的马车道，而是坐内河船去曼德勒。
毛淡棉毗邻马达班湾，在安达曼海北边。毛淡棉西边隔着海湾的，是中部缅甸海岸；往东隔一段陆地是暹罗。所以黎明不会“似雷从中国而来照彻整个海湾”。因为中国，甚至是印度支那也根本不在毛淡棉或那个海湾附近。
吉卜林尽管以写作技巧闻名，但将错就错或者借助于错误记忆，写这首名诗时未曾查过地图。它让奥威尔——以及其他万千人——听到“东方在呼唤”，而奥威尔在《通往威冈码头之路》这部关于一个萧条的工业城镇（然而没有码头）的书中，模仿了它那引人遐思的开首诗行。
附录2寻找真相
1
作为一个传记作家，对个人的采访经常让我困惑而非明晰。的确，收集事实已经够麻烦的了，而真相更难以把握。我与之谈话的人可能年事已高、身体不好或记忆不济。他们有时“记得”写出来或说过的东西，而不是真正发生过的事，或者说一些他们以为我想听的东西。他们甚至可能对我撒谎，以使自己的形象更好。研究奥威尔生平时，我遇到了文学传记写作中的一种新困难：意识形态导致的盲目。
去英国收集资料时，我手里有两个名字，弗兰克·弗兰克福和萨姆·莱瑟，他们都在西班牙内战中与佛朗哥的军队打过仗。弗兰克福跟奥威尔一起在无政府主义的马统工党部队待过，现年85岁，已经同意跟我见面；但对莱瑟我一无所知，也不知他是否在世。跟他们交谈后，我意识到这两位在两条前线——巴塞罗那和马德里——战斗过的人，实际上关系密切。莱瑟改变了弗兰克福的生活，弗兰克福在过去的60年中一直在寻找莱瑟。
我知道弗兰克福在奥威尔的生命中扮演过一个声名狼藉的角色。1937年，弗兰克福因为企图出售从博物馆或教堂偷来的油画而被捕。在一个英国中间人帮助下被释放后，英国的《工人日报》在1937年9月14日发表了一篇关于他的报道，在这篇文章中，弗兰克福指责马统工党，特别是其指挥官乔治·柯普秘密协助阿拉贡前线的法西斯军，并蓄意反叛巴塞罗那的共产党盟友。
为增加可信度，《工人日报》声称这篇报道首先刊登在西班牙报纸上，然后又引用了弗兰克福的指控：“每天夜里11点，哨兵都会听到一辆马车的咔嗒声，我们从车上的灯光可以看出它穿越了我们的左侧阵地与法西斯军防线之间的地带。我们接到命令决不许向马车上的灯光射击……在韦斯卡附近……有天晚上，我们看到指挥官柯普从法西斯军防线那边回来。”两天后，为增加这篇报道的真实性，《工人日报》又刊登了弗兰克福的更正。他此时说他不能肯定“那辆马车是否真的穿越了防线，也不曾亲眼看到柯普从法西斯防线那边回来”。
在由乔治·索里亚所写的一本用意恶毒的书《托洛茨基主义为佛朗哥所利用：马统工党活动的事实及文件》中，再次重复了弗兰克福关于马统工党在阿拉贡前线和法西斯军串通的指控。此书出版于1938年，出版者是共产党出版社劳伦斯和威沙特。弗兰克福的指责对以前的同志造成很大伤害，如柯普，他曾被逮捕、关押和拷打，就像奥威尔一样，他也被追捕，并有被处决的危险。
奥威尔发表在9月24日英国《新领袖》上的文章对弗兰克福的指控做了有力的反驳，这篇文章也有英国代表团14位成员的签名。奥威尔总结道：“很明显，所有这些荒唐的话……由巴塞罗那的记者捏造是弗兰克福所说的，而他选择确认那些话来保住小命，因为那时被人知道与马统工党有联系极其危险。”左派政治家芬纳·布罗克韦后来证实了这段话，在其自传《在左派内部》（1942）中，布罗克韦写道“那个孩子”（弗兰克福当时的实际年龄为24岁）回到伦敦后，他去了与马统工党有联系的独立工党的办公室跟约翰·麦克奈尔——他已和奥威尔一起从巴塞罗那逃出——说了一些话：“他崩溃了，并乞求原谅。他在巴塞罗那被关押过，别人给了他一些文件让他签，以此作为释放他的条件。”
但44年后的1979年12月，弗兰克福向奥威尔的传记作者重复了以前的指控。伯纳德·克里克写道：
弗兰克福否认他崩溃或乞求原谅过；他说他从未签过任何东西，只是接受了《工人日报》萨姆·莱瑟的一次采访，他也对采访做了润色，并坚持其说法，即当时存在着友好往来，偶尔也穿越阵线（那貌似可信），但他“不肯定”他是否认为这种活动中涉及过枪支而不是水果和蔬菜，而且“还有一些事情有待解释”。（当我问他是否因为《工人日报》捏造了他的话而对该报不满时，弗兰克福先生回答道：“政治上很合理，我是个现实主义者。”）
又过了4年后的1983年12月，在接受剧场电视台句句紧逼的提问时，弗兰克福先生局促不安，脸上挤出不自然的笑容。他此时否认他指控过并坚持说：“我不记得……我想我没说过那些……那不是真的，我不会说过那些话。”当被问及刊出这种报道是否合适时，他以令人惊讶的玩世不恭的态度回答道：“在打这样一场仗时，采用某些策略是合理的。”他根本未对这些话被称做出自他口有反感，而是说：“我觉得很有趣。”
2
去见弗兰克福前，我带着碰运气的想法拨了莱瑟原来的电话号码。如今83岁的他接了电话，声音生硬，带着挑衅。我提到我在写一本关于奥威尔的书时，他变得敌意很重，问道：“你他妈干吗打电话给我？”我说我听说他参加过西班牙内战，他大声说他是个共产党员，在国际纵队中打过仗而且受过伤，他对奥威尔和马统工党都抱有极深的敌意。
我问到其经历时，他先是发了一通脾气，然后平静了一些，变得友好了一点。他的全部职业生涯都在《工人日报》当记者。因为其兄长也在那家报社，他就把自己姓的字母倒了顺序，以“萨姆·拉塞尔”（sam russel）署名。当我说他兄长肯定是大莱瑟，而他是小莱瑟[1]时，他笑了起来，我们就打破了僵局。
莱瑟仍重复着旧的谎言——他可能在一辈子职业撒谎后也相信了——莱瑟声称马统工党在前线后方巴塞罗那发动革命，向共产党背后捅刀子。他仍坚持说马统工党的党员开着前线急需的救护车在巴塞罗那兜风。他说马统工党有大量医药供应，而国际纵队一无所有，他受伤后不得不用牛车把他撤下来。我耐心听着这些愤怒的指控，听着经年的怨愤，不想加以反驳。
3
尽管在过去的60年中，弗兰克福在采访中讲过那么多互相矛盾的话，1998年我跟他联系时，他仍然很想再谈谈。我意识到我是在跟一个耳朵不灵，很可能头脑也糊涂的老人打交道。我在电话中跟他太太约了时间，可是他接着又打电话过来要我的地址，以便寄给我如何去他位于萨默塞特郡韦尔斯家里的说明。但我从未收到过说明（他家确实难寻），因为他在电话中听不清我的话。我到得比约好的时间晚，已经是中午，肚子还饿着。弗兰克福太太给了我一块三明治，还给我倒了一杯西班牙产葡萄酒。所以我吃三明治，喝酒，提问题，做笔记，看他给我的文件，并抄下所有能抄下的，忙得不亦乐乎——全同时进行。
尽管弗兰克福外表上看精力充沛、体格健壮，但头发已白的他难以听清我提的问题，而且其回忆显然经过了润饰。在谈了自己的经历和解释为何去西班牙后，他声称（像阿拉贡前线的大多数英国志愿者一样）奥威尔被射穿喉咙时，他就站在旁边，并在他跌倒时扶住了他。弗兰克福坚持说就在被击中前，奥威尔“正告诉我们他在一间巴黎妓院的工作经历”——这不大可能，因为他是在一间餐馆工作过。
弗兰克福痛快地承认他不喜欢奥威尔，因为在《通往威冈码头之路》（1937）中，“他攻击了英国工人阶级”，他就是在西班牙读的那本书。弗兰克福也不喜欢奥威尔在英国代表团中以领袖自居，不喜欢奥威尔的自信，即“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他恼火是斯塔福德·考特曼（马统工党中另外一个英国人），而不是他被邀请去西班牙录制剧场电视台的节目。他似乎未意识到由于他在巴塞罗那事件中的角色，他不可能收到这种邀请。
弗兰克福然后描述了他的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其同伴“坦克佬”，此人一战中参加过坦克部队。西班牙警察看到弗兰克福在看一本英语书，怀疑他是个间谍，就拦住盘问他。他们发现了偷来的艺术品，就将他逮捕并关进监狱。一个英国人萨姆·莱瑟营救他出狱，并建议他尽快离开西班牙。但他不知道莱瑟是否在《工人日报》上发表过报道，也不知道莱瑟在哪里——很长时间以来，他一直想找到他。当我说我刚跟莱瑟通了电话并有他的住址和电话号码时，弗兰克福很惊讶。然后我们谈到那个微妙的问题。尽管弗兰克福仍是个共产党员，但他现在承认“马统工党没做错”，而且“在政治计谋和政治斗争中被错误对待了”。他显然感到悔恨并急于洗清自己的名声，尽管说话结结巴巴，仍给我看了布罗克韦那本书中某一页的复印件，承认他在伦敦确实崩溃过并乞求原谅。《工人日报》“歪曲和改变了我所说的意思”，他大声说道。他可怜地然而又非常令人同情地辩解道：“什么也不要怨我，我从来不是有意让他们那样写的！”为郑重起见，我问他在1937年所做的指控是真的还是假的。“只用说‘是’还是‘不是’。”我说。茫然、逃避但又很想让我满意的他想了很长时间，最后他说他不能肯定。
4
我回到伦敦后又给莱瑟打电话。这次他友好了一点，但更警惕。他说他负伤从国际纵队退役后，当上了英国共产党的代表，是英语广播（即宣传）的主任，也是《工人日报》在巴塞罗那的通讯记者。我提到弗兰克福的名字时，莱瑟说他可能在海克内（伦敦东区的一个工人阶层居住区）认识他，是在他们去西班牙之前。但他不记得是否曾把弗兰克福营救出狱，并说如果他确实那样做了，他肯定不会忘记自己做过这件好事。我提到《工人日报》的报道时，他问道：“上面有署名吗？”我说没有，他就声称不记得写了那篇报道。接着他又说：“也许那是真的。”
那么真相究竟如何？弗兰克福说是莱瑟把他营救出狱，而他当然也能做到这点。弗兰克福的被捕使共产党乘机对马统工党抹黑，并有助于为他们消灭马统工党的行为辩护。莱瑟作为《工人日报》驻巴塞罗那的通讯记者，肯定写了那篇撒谎的报道。他似乎既是弗兰克福的恩人，又是出卖他的人。
弗兰克福的那些被奥威尔反驳的指控肯定是虚假的。布罗克韦所说的弗兰克福痛悔一事（麦克奈尔是目击者）令人信服。那么弗兰克福为何“不肯改口”，并向克里克重复了谎言——就像很久以前在西班牙所做的那样——并在他实际上是个幻想破灭的幻想者时，却声称自己是个愤世嫉俗的理想主义者？是因为顽固、自尊、虚张声势还是怨愤？
他窘迫地在电视节目上收回他说过的话，再加上我采访时他充满内疚的辩解，似乎全由良心不安引起。他是个受害者。我对弗兰克福和莱瑟的采访揭示了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纷争一直延续到了90年代。
[1] 作者在此玩了个文字游戏，莱瑟（lesser）的字面意思是“少一些”的意思。
附录3奥威尔病史
亨里村，1905年2月：支气管炎。童年时，“支气管有毛病，一侧肺上有结核性病灶，很多年后才发现。”“喘气喘得像架手风琴。”
伊顿公学，1918年：经常咳嗽，肺炎。
伊顿公学，1921年：第二次肺炎。
缅甸杰沙，1927年：登革热。“那里的气候已经毁了我的健康。”
南沃尔德，1927年底：生病卧床，也许是因为登革热。
巴黎，1929年5月7—12日：流感。在科钦医院住了两周。
厄克斯桥，1933年12月：第三次肺炎。在厄克斯桥医院住了两周。
萨拉戈萨，1937年3月：手部血毒症。在蒙弗洛莱特医院住了10天。
韦斯卡，1937年5月20日：被狙击手一枪打穿喉咙。在巴巴斯特罗医院和巴塞罗那的莫林疗养院住了3周。
沃灵顿村，1938年3月8日：肺部内出血。“出血似乎要永远持续下去。”
肯特郡爱里斯福德，1938年3月15日—9月1日：普雷斯顿豪尔疗养院。
马拉喀什：1938年12月：“他在这里的身体状况比我见过的更糟糕。”
南沃尔德，1939年4月：发烧卧床，体温达华氏102度。
格林威治，1940年1月30日—3月13日：流感。
伦敦莫蒂默弯道，1943年1月20日—2月11日：支气管炎。
科隆，1945年3月底：肺病，在部队医院住了几天。“我一度想着该轮到我了。”
坎奴伯利广场，1946年2月中旬：肺部内出血，拒绝看病。卧床两周。
坎奴伯利广场，1946—1947年冬天：因为严重的支气管炎卧床两周。
朱拉岛，1947年9—12月：瘦了20磅，似乎还在继续瘦下去，感觉病得很厉害。
朱拉岛，1947年12月：确诊患肺结核。
东基尔布莱德，1947年12月20日—1948年7月28日：海尔麦尔兹医院，链霉素疗法失败。
朱拉岛，1948年9月：再次垮掉，卧床。
格洛斯特郡克兰汉姆，1949年1月6日—9月2日：因患肺结核病得厉害，住进科茨沃尔德疗养院。
伦敦，1949年9月3日：转到大学学院医院。
伦敦，1950年1月21日：死于肺结核引起的内出血。
附录4乔治·奥威尔:我为何写作
从很小的时候起，可能是五岁或六岁吧，我就知道长大后我要当一名作家。在大约十七岁到二十四岁之间，我试过放弃这个想法，但在放弃时，我也意识到那是在违背自己的真正天性，而且迟早有一天，我会不得不专心写书的。
在家里的三个小孩中我排行老二，可是往上往下都有五岁的差距。八岁前，我几乎没见过我父亲。出于这个以及其他原因，我多少有些孤独。不久，我就具备了一些不为人喜的癖性，让我在上学期间一直不受欢迎。我有了那种孤独小孩具有的习惯，就是编故事和同想象出来的人对话，我觉得我在文学上的野心一开始混合了被孤立和被低估的感觉。我那时就知道我能够熟练运用文字，而且具有直面不愉快事实的能力。我觉得正是这点，创造出了一个有点个人化的世界，在其中我可以找回信心，平衡日常生活中的失意。尽管如此，我童年及少年期间所有严肃作品——即出发点是严肃的——总量不会超过六页纸。四岁或五岁时，我写了我的第一首诗，由我母亲记录下来，我对它全记不得了，只知道是关于一头老虎的，它长着“椅子般的牙齿”——很不错的短语，可是我想那是对布莱克的《老虎，老虎》一诗的抄袭之作。十一岁时，当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战争爆发时，我写了首爱国诗发表在本地报纸上，两年后又发表了一首，是关于基钦纳[1]之死的。我长大一些后，时不时写过差劲而且是未完成的“自然诗”，是乔治时代风格。我还大约两次试过写短篇小说，结果遭到惨败。那就是我那么多年的确写到了纸上，而且是立意严肃的全部作品。
但是，这段时间从头到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我也是文学活动。先是那些下单交货的东西，我可以很快很容易地写出来，也未感到多大乐趣。除了学校的作业，我还写过应景之作和打油诗，那些我能以如今看来惊人的速度写出来——十四岁时，我一个星期左右就写了一个诗剧，仿的是阿里斯托芬[2]风格。我帮着编过学校里的杂志，既有印出来的，也有手抄的。那些杂志是你能想象到的滑稽无比到令人同情的东西，我编那个，比现在写最垃圾的新闻报道还要轻松得多。但与此同时，在十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我也以另外一种很不一样的方式进行文学训练，即编关于自己的连载“故事”，那是一种只存在于自己脑子里的日记，我相信这是小孩子及青少年都会有的习惯。很小时，我经常幻想自己是比如说罗宾汉这样的人，幻想自己是进行令人心惊胆战冒险的英雄。但是很快，我的“故事”不再有拙劣的自恋性质，开始越来越多成为单纯对自己所作所为及所见的描写。一次几分钟地，会有诸如此类东西进入我脑海：“他推门进入房间，一束经过细棉布窗帘过滤过的黄色太阳光斜照在桌子上，上面有盒半打开的火柴，旁边是墨水壶。他右手插在口袋里走到了窗户那儿。下面的街上，一只毛色是龟背纹的猫正追赶一片落叶。”如此等等。这一习惯一直持续到我二十五岁左右，贯穿了我的非文学生涯。虽然我不得不寻找合适的词，也确实寻找过，但我好像在几乎违背自己意愿地进行这种描写性尝试，是处于来自外界的某种压力之下。我想我的“故事”肯定反映了我处于不同年龄时仰慕过的作家的风格，但就我能回忆起的，它总具有一丝不苟的描写性特点。
十六岁前后，我突然发现了纯粹属于单词本身的乐趣，即单词的发音和关联。如《失乐园》的这一行——
于是他面对困厄，辛苦劳作度日；困厄劳作也将其压迫。
如今在我看来，这好像也并非特别精彩，但那时却让我浑身发颤；而且以“hee”来拼写“he”[3]更是锦上添花。至于需要描写事物，我那时已全知道。如果说我那时就想写书，要写什么则已经清楚。我要写数量极多的自然主义长篇小说，有着并非皆大欢喜的结尾，里面充满了细致入微的描写和极为贴切的比喻，也充满了辞藻华丽的段落，其中的用词部分是因为那些单词本身的发音。实际上，我完成的第一本小说《缅甸岁月》就相当接近那种风格，那是我在三十岁时写的，但立意在那之前很早就开始了。
我给出了所有背景方面的信息，因为我不认为人们在一点也不知道某个作家早期发展过程的情况下，就能了解他的写作动机。他的写作主题由其生活的时代所决定——至少在我们目前这个喧嚣和变革的时代是如此——但开始写作前，他会形成一种情感上的姿态，那是他永远不可能完全与之脱离的。当然，他有一样工作要做，就是控制自己的性情，避免纠缠在某种不成熟的阶段，或者陷入某种不正常的情绪中去。但是，如果完全脱离早期所受影响，他就会扼杀自己的写作冲动。暂不论谋生需要，我认为写作有四种最重要的动机，至少对非诗歌写作而言是如此。这些动机在每位作家身上存在的程度不同，根据他生活的外界环境，所占比例也会时时变动。它们是：
1.纯粹的个人主义。渴望显得聪明、被谈论、死后被记着、报复那些在你童年时怠慢过你的成年人等等。装作个人主义不是个动机而且是个很强的动机，那是欺人之谈。作家跟这些人在这一特点上有相通之处：科学家、艺术家、政治家、律师、战士、商界成功者——简而言之，是人类中的全体精英。人类中绝大多数并不是很自私的。过了三十岁左右，他们几乎完全放弃了作为个人的感觉——主要为他人而生，或者在苦差中压得喘不过气来。但另外还有少部分具有天分、随心所欲的人，他们决心一辈子到头为自己生活，作家就属于这类人。至于严肃作家，我要说他们总体而言比记者更自负，更以自我为中心，虽然他们对金钱的兴趣要少一些。
2.美学热情。即对于外部世界之妙处的感知，或者另一方面对词语及它们恰到好处排列的美感上的认知；对于一个发音对另一个发音的影响，或是好文字的精当，或是好小说的节奏给人的愉悦；想与别人分享本人认为很有价值，不容错过的一段经历的渴望。美学冲动在很多作家那里很不明显，但即便是个小册子作者或是教科书作者，也会有些喜欢用的词，这些词为他所偏爱，并非因为实用方面的原因；要么他可能对印刷样式、边缘宽度等有很强的偏爱。除铁路时刻表之类，没有哪本书完全排除了美学上的考虑。
3.历史冲动。即渴望看到事情的本来面目，发现真正事实并将其载存，以供后来者使用。
4.政治目的——此处的“政治”是最广义上的含义。即渴望将世界向某一方向推动，改变人们将努力实现的那种社会的概念。同样，没有哪本书完全不带一点政治倾向。那种艺术应与政治无关的观点本身即是一种政治态度。
可以看出，这些不同冲动一定互相争斗，而且一定会在不同人那里、在不同时间波动不已。从本性上说——把“本性”当作刚刚成人时具有的状态——我是个前三种动机大于第四种动机的人。在和平年代，我可能只会写些文字绚丽或者单纯描写性的书本，也可能几乎从来意识不到自己忠守的政治信念。的确，我曾被迫成为类似小册子作者的人。一开始，我在不合适的职业上花了五年（驻缅甸的印度皇家警察），然后我经历了贫困和失败的感觉。这些增加了我对权力的天生恨意，我也第一次全面意识到工人阶级的存在，而在缅甸的工作让我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有了一些认识。但是这些经历不足以使我具有明确的政治倾向。然后就出现了希特勒和西班牙内战等。到一九三五年底，我仍然未能做出明确决定。我记得我当时写了首小诗，表达了我的两难心态。
我原应当个快乐的牧师，
活在两百年前，
就不变的世界末日布道，
也看着我的核桃树长高；
但是生在，唉，极坏的时代，
我错过了那个适意的避风港，
因为我的上唇长出了胡须，
而教士们的脸都刮得光光。
后来的日子仍是不错，
我们曾是如此易于高兴，
我们把烦心事轻轻放下，
置于树冠之中。
我们曾不以无知为耻，
欢乐如今却被我们掩饰；
苹果树枝上的黄鹂鸟
就能让我的敌人战栗。
可是姑娘的腰腹和杏林，
树荫下溪流里的斜齿鳊，
马匹，破晓时争斗的鸭子，
所有这些都成了梦幻。
禁止再次做梦；
我们把欢乐粉碎或是藏起；
马匹是由不锈钢所造，
由矮个胖男人把它们骑。
我就是那条永远不动的蚯蚓，
一个无后宫可以逞威的宦官；
像尤金·亚拉姆[4]一样走在
牧师和政委[5]两人中间；
政委正给我算命，
收音机在开着，
而牧师保证我会有辆奥斯汀牌小汽车，
因为克己奉公[6]总有收获
我梦到住进了大理石城堡[7]
醒来发现这是真的
我生在如今可谓不逢时
史密斯呢？琼斯[8]呢？你呢？
西班牙内战和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间发生的事件改变了态势，此后我就知道我的立场如何。一九三六年以来，我所写的每一行严肃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反对极权主义，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在我们所在的这个时代，那种以为可以回避写这些题材的意见在我看来是无稽之谈。每个人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写它们，只不过是个简单的选择何种立场和用什么方式写的问题。一个人越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政治倾向，就越可能达到既政治性地行事，又不牺牲他在美学和思想上的诚实。
过去全部十年中，我最想做的，就是将政治性写作变成一种艺术。我的出发点总是感到党派偏见和不公。动笔写一本书时，我不会对自己说：“我要写一本完美的书。”我想写它，是因为有某种谎言我想揭穿，有些事实我想唤起人们的注意，我最初关心的，就是让人们听到我的意见。但如果同时没有一种美学感受，我就不会写一本书，甚或一篇为杂志而写的长文。任何人如果有心详细读一下我写的东西，就会发现即使是纯粹的宣传，里面还是包括很多一个全职的政治家会认为与主题无关的东西。我不能也不愿完全抛弃那个我自孩提时代开始形成的世界观。只要我活着，我就会继续追求文字上的风格，继续热爱大自然，继续乐于欣赏那些实实在在的东西，以及星星点点的无用信息。我想压制自己的这方面是徒劳的。我的工作，是将自己根深蒂固的好恶感与时代强加给我们所有人身上那些基本上是大众的、非个体的活动相调和。
这并非易事，它引出了结构及语言的难题，而且以新方式引出了真实性的难题。我可以举例说明出现的基本困难。我那本关于西班牙内战的书《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当然确实是政治性文本，但它主要是以一定的超脱心态和体例上的考虑写成的。我确实很努力地想在其中说明全部事实，又不与我的文学本能相悖。但除了别的，这本书中还包括篇幅很长的一章，里面全是引用报纸上的片断之类，是为托洛茨基主义者辩护的，他们被指控阴谋串通佛朗哥。很明显，过上一两年，任何一般读者都会对这一章失去兴趣，并因此毁了这本书。一个我所尊敬的评论家给我上了一课：“你为什么要把那些玩意儿放进去？”他说，“你把本来不错的一本书变成了新闻报道。”他说得不错，可我只能这么做。我刚好知道清白的人们受到了不实的指控，而在英国只有极少数人有条件知道这一点。如果我不曾为之愤怒，就可能永远也不会写那本书。
此问题还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一再出现，而语言方面的问题与其相比更微妙，讨论起来也需要太长时间。我只是要说近几年，我一直在努力写得不那么栩栩如生，更追求准确性。不管怎么样，我发现当你已经完美形成任何一种写作风格时，你总是已经超越了这种风格。《动物农场》是第一本我写时对自己所做的有完全清醒的认识，混合了政治目的和艺术目的的书。我有七年时间没有写长篇小说了，但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再写一部。它注定会失败，每本书都会失败，但是我对要写什么样的书差不多一清二楚。
回头看看前面的一两页，我看到我好像制造出了这样一个印象，即我的写作动机完全出自热心公众利益，我不想让这点成为别人对我的最终印象。所有作家都是自负自私，也是懒惰的，在他们各种写作动机的根子里面，还存在一个谜团。写本书是场可怕的、令人疲惫不堪的挣扎，就像很长一段时间得了令身心痛苦的病症。如果不是受某种他既无力抵抗又无法理解的魔鬼迫使，他永远不会做这样一件事。就人们所知，这个魔鬼只不过跟让小孩子号啕以引起别人注意是同样一种本能。但同样正确的是，除非他不停奋力消除自己的个性，否则就写不出任何具有可读性的东西。好的文字就像窗玻璃。我不能十分肯定地说出我的几种动机里哪种最强，但我知道哪种值得遵循。回头看看我的全部作品，我看到在我缺乏政治目的时，写出来的书总无一例外地没有生气，蜕化成华而不实的段落、无意义的句子和装饰性形容词，而且总的说来，是自欺欺人之作。
1946年
[1] 基钦纳（1850—1916），英国陆军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因所乘巡洋舰触雷沉没而死。
[2] 阿里斯托芬（公元前448？—前385？），古希腊诗人、喜剧作家，有“喜剧之父”之称。
[3] hee（他）是he的古体写法。
[4] 尤金·亚拉姆（1704—1759），英国哲学家，自学成才的语言学家。他第一个发现克尔特人的语言与欧洲大陆某些语言的关系。1758年，当他正在编纂克尔特语词典时，他14年前谋杀一位朋友的罪行败露，并因之被判处绞刑。
[5] 指苏联时期的政治委员。
[6] 原文为“for duggie always pays”，其中的duggie似应指法国法学家莱昂·狄骥（1859—1928），他强调个人对社会的义务而几乎排斥了个人的权利，其理论曾为德国法西斯所采用。
[7] 此句来自创作了《爱丽丝漫游奇境》的英国数学家、作家刘易斯·卡罗尔（1832—1898）在1855年创作的一首诗《鬼话宫殿》，诗中的“大理石城堡”是个阴森恐怖的所在。
[8] 此处提到的人名是英国常见人名，类似于说张三李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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