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死而爱》 导师李泽厚先生题词 这是你最了不起的地方，一个小湘妹子，赤手空拳，跑到德国，异国他乡，一无所有，没有钱，又得了病，经历了婚变、癌症等，凭你的勇敢和执着，不仅保住了你这条小命，而且你至今保持了旺盛的热情、理想和天真。我很佩服。你打败过死亡，希望你出书，也是无往不胜。 李泽厚著名学者 2017年，我的导师李泽厚先生快88岁了，他从美国回京的时间不长，却专门抽出时间，认真阅读我的书。和导师聊天、讨论，在一起的时光变得尤为珍贵。 推荐语 黄梅不再隐藏，她向读者袒露真实的伤痛和她对生活的热爱。在她的书中，我们航行在不安的、未知的海面上，我们的双桨不断划在深处的黑暗与艺术的神奇发现之间。 朱莉特（juliette montier）法国女艺术家，色彩女神 黄梅女士的书让读者强烈地感受到一位独立女性的巨大力量。她的生活出现了两个巨大挑战：晚期癌症与母亲的责任。这本书特别让我感动的是作者寻求个人救赎的途径。实现自我以及自由选择的过程是非常艰难的，特别是对于女性而言。 我们是一致的，我们把艺术作为一种救赎的手段。艺术魔力的维度是建立在对世界的主观感受上的，这与美的概念具有相对客观性相反，它是精神的，它深藏在人性中，可以通过艺术被唤醒，从而使我们获得救赎。 葆拉（pa delvescovo）资深艺术家，意大利那不勒斯美术学院教授 这是一位心灵强大、与音乐相连、不屈服于命运的女性感人的自传。 她16岁上了著名的北京大学，23岁获得硕士学位并得到大学教职，她的命运蓝图似乎很美！ 但命运就像令人忐忑的过山车。矛盾的是仅仅成为妻子与母亲或投身于研究与艺术，她不可能做出最终的决定。 她刚开始职业生涯，她甚至还不知道路在何方、她是否还要继续的时候，命运的打击却来了：癌症晚期！面对这种打击，强者都可能会倒下。 一本引人入胜的书，一本启发人并让人感同身受的书，它讲述了一位非常坚强、智慧而知性的女性，她不屈服于癌症，尽管困难重重，情感纠结与疑虑，但是仍然坚持着她的追求。 一本能让人不寻常地深刻洞察黄梅女士心灵的书。她是一位我很佩服的女性，她的世界开放性、她丰富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带给众多不同年龄的人令人震撼的难忘经历。我感到幸运，我们能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相遇相识！ 海蒂（hedy fussnegger）德国手风琴总会副主席 生活在另一个国家，患了癌症，离婚了，并抚养大一个孩子是不容易的！ 艺术在具有其他作用的同时也具有疗伤的作用。 梅的写作给了她深度需要的第二人生，给予了她正能量，让她生命前行，并充满意义。 弗洛斯（floros floridis）希腊自由爵士之父，跨界艺术家 作者的生命图画就像一条不断涌动且不断变化的河流，总是勇于接受新的变化或者做出新的决定。 梅，你的书深深打动了我。不知你有什么巨大的内在力量使你坚定地前行，并不断获得对自由的新的认知。就像黑塞说过的：“法师会在每一个开端给予我们保护，给予我们帮助。”我很高兴认识了你并能够和你分享一部分生命的旅程。 梅尔茨（sonja merz）柏林欧芬尼亚手风琴乐团指挥 一本让我们深受感动的书，它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和心灵都很脆弱。但它也告诉我们，如果抗争，我们也能很强大。本书的特殊价值在于其真实性。它要求读者潜心去读，以便认识其深度。这是一本非同寻常的书。 迪特和玛格丽特夫妇（dieter,margret）德国国家科学研究院的两位研究员，探戈舞者 我们认识的梅，有一种特殊的人格，始终具有优雅光环的气场和对艺术极高的感悟。她用激情和闪闪发光的精神力量将其他人也带进艺术。在这本书中，你将会读到她引人入胜又感人的生活故事，这些故事同时也给人希望，告知人们，即使是最严重的命运打击也能被克服。 简碧青和法比安·穆勒夫妇（pi-chin chien&fabian muller）简碧青，台湾瑞士籍大提琴家，获总统颁发奥托皇帝勋章，confluence festival音乐总监。法比安·穆勒，瑞士著名作曲家，获瑞士文化部提名“瑞士音乐家奖” 黄梅的书是一段追求内在的漫长旅程：一个女人寻找自身力量、寻找自身生活意志的旅程。作者通过色彩丰富和诗意般的画面描述她一站一站的人生旅程，从一个受伤者到一位积极的、充满创造力的女性。这本书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生命的力量就存在于自身，艺术可以是复杂的人生存在问题的一种答案。黄梅的力量和求生意志是女性真正解放的一个范例。 珍妮·米瑞菲教授（prof.jeanine meerapfel）德国著名编剧、导演 黄梅，她是痛苦中生出的美丽，她是超越了痛苦的美丽。 谢尔盖·道茨（sergey dozhd）俄罗斯艺术家，俄罗斯艺术科学院院士 芳华年纪我们在北京大学四年同窗，黄梅总是热情奔放，喜欢折腾。大学毕业，她选择了美学，我选择了经济学；今天她成了国际艺术使者，我成了教育工作者。不同的领域，但我们都在追求美——人类心灵的美。黄梅的经历再次告诉我们，生命之所以美丽，不是因为结果，而是因为生命的过程：对美的坚守，对爱的坚守。 徐信忠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副院长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是至死不渝的追求，刻骨铭心的爱。对事业的不懈追求，对爱人无尽的爱恋，对孩子深沉的情怀，都是黄梅女士以生命为代价来实现的。在命运的迎头痛击下，她伤痕累累，却没有丝毫的退缩，用女性柔弱的双肩，担当起命运的重负，一步一步地艰难前行，最终实现爱的目标与理想。我们为她深深地感动，一个平凡的女性显示出力量的感召、母爱的光辉和诗人的意志。 易英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当代艺术著名评论家 “向死而爱”！像壮丽的誓言引导我们走进黄梅的传奇经历：她的情和爱，勇气和自尊，奋斗和思考都已很不寻常，而只有当她面临生死考验而浴火重生之后，才有今天让生命重放异彩的、可爱可敬的黄梅。 其实生命是十分脆弱的，很多人还认为命运是身不由己的。黄梅的经历却告诉我们：不能选择生和死，但能决定怎么爱，怎么活，选择什么生活方式！黄梅面对死亡做出最了不起的选择：让她的生命变得更加美丽！黄梅是浸润了东方传统血脉的独立女性，她又能张开双臂拥抱人类文化精华。她深爱亲人，深爱自然，也深爱艺术……爱，才是使心灵强大、战胜死亡的力量。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充满生命激情的黄梅。她的故事也是生命的启示录。 何韵兰资深前辈艺术家，艺术教育家，北京女美术家联合会创会会长 第一章 我以为你会死 冬天，柿子树掉光了叶子，橙黄色熟透的柿子挂在树上很特别。2000年那个冬天，36岁的我像一个冬天的柿子，从没有叶子的大树上摔到了地上，“啪”的一声烂如一摊泥。我被推上了晚期癌症的手术台…… 手术之后，我的命被保住了，但我该怎么继续活下去，医生却不能告诉我。我不能再生孩子了，还能不能再做爱我也不知道。 大手术之后，我失血过多，一直处于昏迷状态。我的前夫吉姆来看我，他冰冷的泪水落到我的胳膊上，我醒了，听到了他呜呜的哭声：梅，我以为你会死…… 36岁突患绝症 我的真正人生，是从患晚期癌症后又成为单亲母亲开始的。 当我感悟到这一点，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于是我就写下了这本书。 2000年，无论是年初还是年尾，钟声都响个不停。这一年，所有的钟声都被命名为新千年的钟声。我，16岁考上名校北京大学，20岁考上著名导师李泽厚先生的硕士生，硕士毕业后，我顺利到联邦德国留学，第一个让德国教育部承认我中国全部学历而直接攻读博士，以最优成绩拿到了德国博士学位，接着生下了一个胖胖的可爱的儿子。2000年，德国第一次举办世界博览会，总统夫人亲自给了我一份特殊的工作。这一年，正好是我36岁的本命年，我属龙，龙是中国的图腾，象征着智慧、勇猛和胜利。这一年，我被所有的钟声牵引着，被所有的钟声鼓舞着，被所有的钟声追击着，苦干了整整一年没有休息一天，为儿子和自己第一次挣下了一小桶金。 年底，我获得的却是一份晴天霹雳的生日礼物：一纸医生诊断书，直肠癌晚期、淋巴转移、肝脏上布满小肿瘤。 太年轻！医生们都叹息不已。 为了挽救一个年轻的生命，12月18日，赶在圣诞节前，医生们为我实施恶性肿瘤和直肠彻底切除的大手术。德国的医院不允许亲属住院陪同，但手术后我流血不止，主治医生有些慌了，让护士通知我的亲属。护士说住院登记时就问过了，这位女患者在德国只有一个儿子，一岁多一点，没有其他亲属。 我处在昏迷中，如同被放入了一艘船，白衣死神静立于船首，任船驶向死亡之岛。 乌云滚滚，黑浪滔天，死亡之岛上峭壁狰狞。 但是过往，在成长之路、在爱之途已经积聚的力量，像强光射穿深沉的夜幕，使我全身心迸发出呐喊，要坚定地活下去。 不、不，船，应该驶向生命之岛…… 峭壁上，应该长出生命之树…… 幻境中我奋力扭动身躯，拼命挣扎，但是现实中我既动弹不了，也发不出声音。 不知过了多久，我感到手臂发凉，苏醒过来，我看见了吉姆，他站在病床前，手里捧着的一束花在晃动。但是这个人，既不是丈夫，也不能只称为朋友，更不是我的血缘亲属，他偏偏是我的前夫。一年多前我生下了一位中国人的孩子，和吉姆离婚了。 羞愧甚至羞耻、怅然而又无奈，我微微一笑马上别过头去，免得吉姆看到我正往眼眶涌的泪水。此时我除了别过头，也没有其他办法，两只胳膊上都插满了管子、针头，泪水流出来没法抬手擦。 哪知我强忍着不哭，却听到吉姆呜呜地哭，声音断断续续：“梅，梅，你醒来了，我以为你会死……”听到这话，我全身的每一根神经每一个细胞都彻底苏醒了，彻底活了，气愤直往上涌，取代了羞愧、羞耻和其他，我转过头面对着吉姆，不在乎他看到我的泪水，居然发出不小的声音：“梅，梅，你除了会这么亲密地乱叫我的名字让我羞愧，你就只会说蠢话，我怎么会死，怎么能死，坦坦这么小。”脱口而出说到儿子，我抬眼看看吉姆，无法再说下去，无力地闭上双眼。 我以为你会死 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我真怨，怨恨命运。 怎么是我？这么年轻患癌症的怎么偏偏是我？ 吉姆来医院看我，他说以为我会死。我闭上了眼睛，耳边却回荡起吉姆数年来梅、梅的各种呼唤声。因为我给吉姆讲过故事，我在寒冬出生，妈妈生我的那天，窗外一片梅树都开了花，爸爸就给我取名梅。父母第二个孩子还是女儿，后来妈妈怀了第三胎，做流产手术之前医生告诉妈妈是个男孩，留下来吧。但是父母决定全力抚养两个女儿，不要第三个孩子了。一定是从那个时候起，父母就决定把我这个长女或多或少当男孩来培养，所以把我名字的意义都强化了，从小我就被爸爸耳提面命：梅，天生就是冬天不畏严寒盛开的花，爸爸希望你一生像梅花一样不畏艰难，傲雪盛开。吉姆曾经是我的男朋友，后来又成了丈夫，他听了有关我名字的故事，也喜欢上梅花，喊我的时候，经常温柔地提着嗓子用第二声喊梅、梅，偶尔急的时候，就变回了德国人发音习惯的第四声，喊成了妹、妹，或者颠三倒四地喊梅、妹，梅妹，喊得我有些欢喜也有些心烦。 闭着眼睛，我想，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看来我还不会死，因为我言又不善了，我还对着吉姆吼叫了，甚至还有气愤。我的气愤，一定藏得很深，很隐秘，多数时候被我掩饰得很好，别人不会知道。 我小时候得够了病，3岁得过胸膜炎，4岁得过肺炎，胸膜炎、肺炎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我5岁在幼儿园又被传染上肝炎，肝炎好起来就没有那么快了，间或几年复发一次，而且直到中学我的肝都是肿大的状态。惹妈妈生气的时候，她说我：你怎么就不得脑膜炎呢？我宁愿你得脑膜炎，其他别的“炎”（盐）都别得，都省着给我做菜用。我宁愿你得了脑膜炎脑子笨一点，别的“炎”没得身体好一点，我就少操了好多心，身体少受好多累。我小时候，妈妈经常抱着我上医院看病。可是我不仅没有得脑膜炎，脑子还好使得很，小学、中学一直成绩第一，但妈妈没有觉得我多了不起，我的成绩本她也不看，倒是老看我的病历本，妈妈把我所有的病历本都收藏得好好的，说今后凭着这些厚厚的病历本我也许不用去农村插队，那她抱我、背我看病才没有白费力气。哪里知道1977年恢复高考了，等到我中学毕业参加高考，妈妈慌了，把我所有的病历本一把火都烧掉了，生怕因为有病史，女儿高考体检通不过，好像烧掉了病历，女儿就从来什么病也没有得过似的。好在女儿还争气，不知不觉中已经长成健康的大姑娘，高考体检一次性通过，上了北大。妈妈又说，你小时候得过足够多的病，有足够的免疫力，今后什么病也不会得了。是啊，我上了北大，身体越来越好，成绩也不错，又考上了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又出了国，出了国又获得了博士学位，获得了博士学位我才开始工作，工作挣钱了才能孝顺父母，才敢生儿子，转眼我36岁了，儿子才一岁多。 怎么就是我得癌症啊？！我真怨。 此时此刻，我刚从手术的昏迷中醒来，被满身的管子、瓶子装得紧紧的，被缝伤口的线锁得密密的，我的潜意识里有怨气，但是我自己也未必知道。这个吉姆，他跑来了，来了第一句话就说以为我会死，把我心底的怨气马蜂窝般捅破，让我的怨气直往上冒。 吉姆知道吗？我不仅有怨气，我还有恐惧，极大的恐惧。 拿到癌症诊断书之后，我还去做了各种各样提心吊胆的检查，随着进医院的次数一次一次增加，随着医生让我做的各种检查一项一项地进行，随着我对这个病情一点一点地了解多了，这个病的影响、后果就一步一步清晰起来，我的内心也就越发沉重了。胸肺拍片子那天，我上身光着在暗室里被仪器推来推去，平时检查身体可能不觉得，但是那天我很紧张。健康时在大自然中裸体晒太阳、裸体拍照片，我觉得身体是一种美，如今病了，脱得光光的，身体被现代文明仪器扫来扫去，我觉得屈辱、丧气，又无可奈何、无能为力。结果出来了，医生告诉我胸肺没有癌细胞转移，我连声对医生道了好几声感谢，但是心情却没有轻松多少，因为过两天还要做ct检查肝脏。我突然有一种逃得过初一、逃不过十五的感觉，因为小时候就得过肝炎，而且复发过几次，拖的时间最长。 过了两天，肝脏ct检查，结果是：肝脏上布满小肿瘤。 医生说，如果我肝脏上的癌病转移是一小块，可以在做直肠手术时一起切除，但是我的转移布满全肝脏，不能切除。 我是癌症晚期，不仅淋巴转移，而且还转移到肝脏了，这样的诊断结果如断臂山上的一块大岩石砸向我。 手术前的日子，我每天晚上都趴在电脑上查资料，什么是大肠、小肠、直肠、十二指肠，什么是癌症早期、二期、三期、四期，什么是癌症转移、肝脏转移，什么是放疗、化疗等，我似懂非懂。但其实有一项我翻来覆去最关心，因为医生说我的肿瘤位置很不幸，离肛门只有七八厘米，手术保住肛门的可能性不大。这就是说，手术时，为了确保干净彻底，直肠底部连肛门要全盘端掉，这对我来说如晴天霹雳，甚至比癌症本身还难以接受。我发疯地打电话到国内北京、上海、广州的医院咨询，有时也会得到希望：“不用全部切除，即使切了也可以重新放回去。”“回国到我们医院来做手术吧，国内手术的临床经验丰富，而且便宜。” 我感到极其恐惧，一天中总会有好几次不由自主地伸出双臂求助，又茫然地收回空空的握紧的双手，因为我在德国除了一岁半的儿子，其他的亲人一个也没有。 手术前我去找主治医生，他不在办公室，一个年轻的医生接待了我。我央求年轻的医生为我保住肛门，并问医生我的癌症转移布满全肝脏，不能切除，怎么办？ 医生安慰我：“您还这么年轻，相信我们，会尽一切可能保住您的肛门。肝脏上无数的小癌块，不能切除，我们也有办法，手术后做化疗把那些肝脏上的小肿瘤都打掉。” 年轻医生的神态表情好轻松，话真好听，这产生了奇妙的效应。手术的前一天晚上，我跑到电影院看了场电影，并在电影院里拍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我前所未有的苗条，楚楚动人，因为查出病症后我已经连续几个月便血，我的体重剧减。 手术前我除了极大的恐惧之外，还坚守着希望。 我从来不相信我会死，如果我以为我会死，我真的还能那么潇洒去看电影吗？ 吉姆怎么就以为我会死，而且说出来，直愣愣，傻乎乎的。不像中国人会想了不说，或者说的与想的相反，或者干脆不想。 而吉姆偏偏想了，想了还说了。 吉姆是我的前夫，我嫁给他时已不年轻了，快三十岁了，我认定自己成熟了，吉姆就是最适合做我丈夫的人，可是我却和吉姆离婚了。“终生痛苦的将会是我，甚至我要为之付出生命，这次得病就是征兆和警告。但是这种报应只能我自己这么想，难道吉姆也这么想，他怎么能说以为我会死？”躺在病床上的我这么认为。这种蠢话只有吉姆说得出，一如他从恋爱到婚姻的若干年中对我说过的蠢话，比如结婚的时候不让我叫婆婆为妈妈，他说她妈妈已经有4个孩子了，太多了，我再叫他妈为妈妈太好笑。又比如婚后谈到要孩子，吉姆说，和我生的孩子要是一条缝的眯眯眼也好笑。好笑，好笑，是我的想法好笑，还是他的观念愚蠢，净说蠢话，这也是我们离婚的一个原因。但是吉姆曾经是那么爱我，一定要和他离婚吗？现在我大病了，我原谅了吉姆并痛恨自己。吉姆不是我的丈夫了，不是我的亲人了，也不是我儿子的父亲，但是他在我手术后仍然抱着鲜花来看我，他的泪水把我从昏迷中唤醒，不过他说出口的第一句话依然让我气愤。 我这么气愤地想着吉姆，就不愿意睁开眼睛看他。 我又听到吉姆的声音：“梅，你是梅花，现在梅花正开，你一贯很坚强，你要快快好起来。你说得对，你有坦坦，你的儿子，他还很小，他需要妈妈，需要你。你喜欢花，你看，我今天特意给你带来了梅花，我好久没有买花了，没有你我就不需要买花了，花店还有一些以前从没有过的新花品种，我都会给你买。还有书，你喜欢读书，但是你现在还不能读，下次来看你时，我给你带书，读了书你一定会坚强起来。” 对，儿子、鲜花和书，我听了吉姆的话感到一种渴望，一种重返生命的渴望，全身流过温馨感，我觉得这种温馨感就是生命复苏感。没有我，吉姆就不需要买花了，这种话他也说得出。这种话曾经让我幸福，如今却让我难堪，我希望吉姆说还会为我弹钢琴，但是吉姆没有说，其实吉姆从来没有说过为我弹钢琴。我的生活中曾经有几个男人说过为我弹钢琴，但是都没有弹，浪漫的感觉成了终身不真实的幻觉。吉姆在我生命中的几年，把钢琴弹入了我的血液里，但是吉姆从来没有说过是为我弹，他从来就是为自己弹。我和吉姆离婚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买了一架钢琴，即使自己只会弹最简单的曲子，重要的是家中某个固定的位置立着一架钢琴。 吉姆走了，我没有睁开眼也能想象到他颓丧的背影。吉姆一米八五的个头，挺拔时像贾科梅蒂的雕塑，才一米六零的我觉得他高不可攀。颓丧时吉姆的肩膀会突然滑落下去，而且滑落得很低，他的整个背就立刻没型了，一个在我的眼里王子似的人儿立刻就会变得很难看。我知道，吉姆以为我会死，就颓丧了、失落了、肩膀滑落了、背没型了、很难看了，这个我不用睁眼也能想象到。我曾经准备用我的一生来使吉姆挺拔，让我永远仰望他，让他永远高不可攀。 那种感觉真好。 但是我没有做到，我们离婚了。 第二章 成为单亲母亲 有人说，女人的第一部小说都是写自己。张爱玲、萧红、波伏娃、杜拉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第一部出版的小说《结婚话语权》，读者统统知道作者就是书中的那位梅林，第二部也逃不出自我，想要编都逃不出笼子，所以最后我干脆正本清源，摘下面具，把故事中的主角还原成我。故事中的人都健在，因为所写都真实，可以对簿公堂。其实写的目的，就是想和自己、和故事中的人一起直面灵魂。尽管如此，对于这一章的故事，我真的是写了又删，删了又粘贴上……连我自己都不相信它是真实的。 每个人的内心总是深深埋藏着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埋得即使不像给自己挖了个坟墓那么深，也能把自己埋个半截，爬出来需要漫长的时间，要最老大的劲儿。关于儿子的父亲云、关于我的亲妹妹和云的关系、关于患癌症的前前后后一些最难动笔写的东西，岁月的尘沙，抖落了十几年，我才在电脑上将它们敲打出来。 创造生命 和吉姆的婚姻，可惜没能克服文化的差异，没能跨过德国的经济危机。 我在人生慌不择路的时候陷入了云的情网，陷入情网的女人都会给自己的行为找借口，都会奋不顾身，我也一样。我决定和云生一个孩子，这是抽刀断水，彻底断了我和吉姆的婚姻。我做出这个决定是在1998年9月25日，星期五，德国总理大选的前两天，社会民主党的最后一场选举集会上，我被激情淹没了，我要砍掉吉姆和我的小资优势，断了自己的后路，我要和一个一无所有的中国人生一个孩子，一起从零开始奋斗。 我在怀孕的时候，就写日记向肚子里未来的孩子坦白：孩子，你存在于妈妈生命中第四五天的时候，妈妈已经在感受你了，妈妈的腰部发酸，下腹部隐隐有奇异的感觉，妈妈琢磨着，这是生命在形成还是擦边而过？过了一些天，医学证实了你的存在，你果然没有辜负妈妈固执的愿望，在妈妈34岁生日之前到达了。你不能想象，为了创造你，你的爸爸是多么卖力，而妈妈是怎样充满信心与渴望地迎接你的到来，你的爸爸和妈妈狂热地相信我们创造生命能一次性成功，而为了那个创造的日子，你的爸爸乘火车600公里和妈妈在旅途中相会，从柏林赴法兰克福，又去波恩。你是生活不可思议的奇迹结晶，因为你爸爸和妈妈在创造你的那几天仍然在赌气、吵架，这里妈妈老实地记下你父母的事情，当你长大后知道了也许会取笑，也许会借鉴。 妈妈和爸爸是热恋中的情人，相约创造生命，我们在高级宾馆中相聚，共进晚餐，为了庆祝你的即将到来，妈妈还浪漫地点了一瓶法国红葡萄酒，可是谁来为这瓶浪漫的红葡萄酒付钱？你妈妈和你爸爸怄气了，你爸爸是个边打工边攻读学位的穷学生，他知道妈妈收入比他高，因为妈妈那时已经把博士学位拿到手，在全职工作了，他认为点这瓶红葡萄酒是妈妈奢侈，应该妈妈付款，而妈妈感觉自己是个女人，在热烈而奋不顾身地接受一个男人并将承载一个生命，未来的母亲该受到宠爱，你的爸爸应该像个绅士一样付款。法国红葡萄酒温暖热烈，喝完了，你爸爸可能已不再生气，激情满怀，可是妈妈整个晚上依然不能完全克服女人的伤心。 还有，第二天晚上，你爸爸又去见另一个女人，虽然完全是工作与熟人关系，但是妈妈仍然怄气，因为那几天，妈妈白天都还在辛苦工作挣钱，为你的即将到来打下经济基础。妈妈把迎接你的到来所需要的费用基本都积攒下来了，计划一旦获知你的存在，妈妈就不上班了，开始全职对你进行胎教。 在这几个创造你的特殊日子里，妈妈希望你爸爸晚上只殷勤地等着妈妈，和妈妈一起期盼着你的到来，你和爸爸妈妈三个人的团聚才是至高无上的。看来你的爸爸没有领悟到你即将诞生的奇迹，他没有像妈妈一样把这件事看得至高无上，他去见别的女人了，尽管只是工作关系，但妈妈依然感到委屈与伤心。今后如果你是个男人，你怎么看怎么做呢？ 你看，你的父母在一起创造你的时候也是怄气的，他俩唯一舍不得放弃的就是你。 向死而爱 很多年过去了，我翻看了自己当年的日记，更明白了命运的轨迹。其实当时的我，和吉姆以及吉姆一家小资生活多年了，即使我陷入了情网奋不顾身，我也依然不能马上改变我自己，因为我已经做吉姆的小资太太习惯了，并不能适应穷学生云，而云也无法马上改变他的脾性来适应我。 时间在我和云的赌气争吵中过得很快，1999年7月，儿子坦坦出生了，而我的积蓄也快用尽了。幻想给儿子进行全方位幼教的我没有经济基础，给儿子喂了三个月的奶就重新踏上了挣钱的出差旅途。 事实上，儿子一落地，怀孕的大肚子一空，我觉得自己能出门了，第一件事就是给柏林市政厅外事办的负责人写信，询问是否有中德文化交流的项目。市政厅的负责人很欣赏我，邀请我去会谈，并推荐我做德国世博会的青少年文化项目。 2000年，坦坦的父亲云和我，通过德国世界博览会青少年项目，共同挣下了第一小桶金。梦想挣大钱的云，用那一小桶金起步，在中国开起了公司，搬进了豪华办公大楼。云的事业发展起来了，在异国他乡，我有了生存立足点，而且坦坦一岁多，虎头虎脑惹人爱，这些都给了我无限希望。 2000年，我在柏林除了工作就是带儿子，很少有其他活动，但感觉很满足。可是年底世博会落下帷幕的时候，我就大出血了，打电话让儿子的父亲云回德国，云在中国正准备和众多朋友在一条大船上过浪漫的圣诞节，他听到我患病即将大手术的消息，第一反应竟然是：不就是直肠癌吗？你总是把自己看得很重要。后来，云虽然不情愿，但还是赶回了德国。 手术的前一天晚上，云陪我去看电影，在电影厅门口我留下了一张照片，后来我看到照片上的我身材窈窕，少有的苗条，因为手术前我不断大出血，体重剧减，瘦了十多公斤。 上手术台前的那个晚上，爱、爱、亢奋地爱，我有点痛，但是我不理会，直肠中的肿瘤被挤压了，鲜血染红了床单，一层一层向远处、向深处渗透。恍恍惚惚中我记起第一次来经血，染红了洁白的裙子，透湿了教室的木凳子，一滴滴落在光滑的水泥地上，羞愧难当。从那时起，要强的我就有了终究不如男生的感觉，内心深处渴望爱上一个更强大的男生，并被他爱着。但是和性格暴烈的云在一起，好像是白刃碰钢刀。生命的幼稚、迷茫、追求、渴望，和云的欢笑、争吵、委屈、和好，都融化在那被爱的鲜血染红的床单里，最后又积聚起来化作一朵鲜红的蘑菇云，向天堂升腾、铺散开去…… 哦，天堂里阳光一片，生机勃勃，男耕女织，百童嬉戏，啊，我们的儿子坦坦，才一岁多一点，他多么可爱，又多么孤独，我多想给他添一个小妹妹，这个小妹妹也是和云生的。即使云和我关系已经不好，我仍然希望坦坦有个同父同母的妹妹，我希望坦坦牵着妹妹的手一起加入百童嬉戏的行列。我要啊，我要啊，我要活着，还要再生一个孩子，在渴望中我叫出声来。 嘭、嘭，云雾又积聚起来成为一朵蘑菇云掉回地面，我沉沉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梦醒，是我人生转折的一天，我被推上了晚期癌症彻底切除的手术台。 1999年的圣诞节，是儿子出生后的第一个圣诞节，忙到12月24日的下午，我奔到圣诞市场，市场已经开始收摊，所有的人都往家走，我用半价就买到了一棵大大的圣诞树，回到家天就完全黑了。我点亮一串银色的圣诞灯，抱着儿子一起把各种挂饰挂满松针，然后弹着钢琴给儿子唱：“平安夜，圣善夜！牧羊人，在旷野，救主今夜降生，救主今夜降生！欢乐女神，圣洁美丽，灿烂光芒照大地。我们心中充满热情来到你的圣殿里；你的力量使人们消除一切分歧。在你的光辉照耀下，人们团结成兄弟。” 2000年，我不能为儿子去买圣诞树了，不能和儿子一起装饰圣诞树了，但是作为母亲，心底深处的牵挂变得更强烈了。手术当天的清晨，我独自带上记载儿子成长的那个湖蓝色本子往医院去，到了医院，我还渴望看儿子的照片，我请云挑选一些坦坦的照片送到医院来，云把坦坦送到幼儿园，挑了照片赶到医院，白色的手术床正推着覆盖着白色手术单的我往手术区走，儿子的照片被放在白色手术单上的那一刻，手术区的自动门就关上了。后来云告诉我，手术过程中，他去办别的更重要的事了。我知道了，在我大手术的整整6个小时中，我的生活并不像电影或者电视里演的那样，有牵肠挂肚的一大堆亲人等在手术室外面。在我癌症切除的大手术中，陪伴我的，只是儿子的照片和那个本子。 对于我来说，这是命运，也许这就够了。 2000年圣诞节的清晨，我静静地躺在白色的病床上。 我动了36年突然病倒了，再激动身体也不能动了，我变得前所未有地静。 不知何时，我眼前、屋子里的东西开始晃动起来，墙上画中的图案不再是花，不再是水果，全部变成了初生的婴儿，变成了被父亲托在手掌中的婴儿，变成了抱着甲壳虫调皮睡着的婴儿，变成了躺在花丛中天真地笑着的婴儿……我感到躺着的这间病房，旁边韦伯太太带着铁杆护栏的病床消失了，各种消炎药、止痛药的吊瓶消失了，这明明是我生儿子的时候独自使用过的蓝色的产房，海军蓝的床、天空蓝的灯、多色但以蓝为主调的皮球、湖蓝色的吊绳与水产浴盆…… 儿子落了地，一声嘹亮的大哭，整个世界都笑了，母亲挂在眼角的泪花是欣喜的，母亲的微笑是自豪的，朋友们的鲜花立刻摆满了产房…… 啊，啊，这里不是病房，是儿子的产房，迷糊中的我几乎叫出声来。 2000年12月25日，圣诞节的这一天，我独自一人在温馨的迷糊中度过，不明白上帝为什么在圣诞夜带走了对面病房的老太太，上帝应该送来一个又一个像坦坦那样虎头虎脑的孩子啊。 生命与死亡是否真有界限？ 我想起了中国北方种植的小叶黄杨，冬天又干又冷，有时候一些小树的叶子全部枯黄，甚至又干又白，我以为这些叶子都死了，会掉落下来。但是到了第二年的春天，这些叶子会一点点重新转绿转青。我观察过那段漫长的细微的过程，当绿色又一点点覆盖原本枯干的叶子，那真是大自然生命的奇迹。 生命的奇迹，这几个字在2000年圣诞节这一天整天都萦绕在我的全身。 12月26日，我的父母从中国赶到了德国，他们带着我的儿子坦坦来医院了。 坦坦全身从上衣到小牛仔裤到脚上的小皮靴都是我添置的意大利名牌，儿子出生时的第一件新衣服是他的父亲云在意大利出差时带回的名牌夏装，这件小衣服几年后我还寄给一位女朋友刚出生的儿子穿，但事先说好日后女朋友要把小衣服再寄给我，女朋友的儿子穿完后，她守约寄回了小衣服，我把儿子的名牌服装保存了下来。在后来儿子的成长中，我改变了观点，决定不再给儿子买大品牌。生下儿子的一年多，我把从前打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全部转移到儿子身上，逛商店几乎只看儿童衣服鞋帽，每天为儿子换不同色调、不同风格的衣服，而自己穿着随意却不自觉。现在，儿子坦坦虎头虎脑地、神采奕奕地向妈妈走来，他一点也没有感觉医院与家有什么不同，不知道妈妈是从病床上爬下来到走道上迎接他，更没有看到我手上插着针头。十来天没有见妈妈了，坦坦扑向妈妈的怀抱，却被护士轻轻挡住了，因为我的伤口还不能碰。近在咫尺，我不能拥抱儿子，却看到儿子患湿疹的皮肤没有妈妈精细的护理变得粗糙了，白白的脸上红红两大块，像白白的衣服上打了两个红补丁，甚是扎眼，我的眼泪哗哗往下流，止不住呜咽，护士很纳闷，扶住我：“哦，梅女士，您很坚强，您从入院到现在都很乐观，所有的医生都夸您，现在您的儿子来了，这么可爱，怎么反而哭了呢？” 是啊，我回答不了，生活中我几乎没有为自己哭泣过，我总是为身边朋友的遭遇而哭，或者在电影院里哭得稀里哗啦，阅读的时候哭得抱着书满屋子找纸也是常事，现在为儿子哭了，还用回答为什么吗？ 哭，2000年12月26日，刚满36岁的我，刚刚动完晚期癌症大手术，手背、脖子上都插着打点滴的针头，身边拖着吊瓶，当着父母，当着儿子，当着护士，我呜咽得泪水涟涟。 德国医院探视的时间不允许很长，父母即使也抹着眼泪，也只能带着儿子坦坦回家了。我回到病床上，白色病房，白色护栏病床上的白色床单，窗外绿色的塔松上挂满一层一层白色的雪，整个楼道也是白色的。我从温馨美妙的迷糊中清醒过来，我感觉到了，儿子坦坦来时发出的欢笑甚至一两次叫声，那是整个楼道里几天来能听得到的唯一的声音。坦坦走了，楼道里又恢复了宁静，这种宁静让清醒过来的人有无法克服、无可奈何的恐惧，我意识到了我躺着的地方，是病房，里面大部分是患了癌症的病人，绝大部分是老年人。这里是病房，而不是生机勃勃、充满初生婴儿嘹亮的哭声、充满鲜花与欢笑声的产房。 我没有想我为什么流泪，为什么哭，从我获知患了癌症到现在，我第一次流泪了，为什么？我没有想。我只是更强烈地感受到，坦坦太小了，皮肤有湿疹，这个还小得像棵幼苗的生命不能没有妈妈。同时一种强烈的恐惧感攫住了我的心：如果我死了，坦坦记不住妈妈，一岁多的孩子记不住妈妈。十月怀胎、生产的挣扎、剖宫产的伤疤、哺乳的没日没夜……如今孩子一岁多，我刚刚轻松些，刚刚开始和他一起捉迷藏、一起看图画书、一起听音乐……啊，一种无法比拟的悲哀向我袭来。 2000年圣诞节过后的我和圣诞节的我不一样了。我不再迷糊，我清醒地知道，为了儿子，为了自己，我一定要从这个病房里走出去。 那个圣诞节刚过，云急不可耐地就要回北京，他打电话到医院，说没有时间来医院和我告别，那时我躺在病床上，脖子上插着大针头，正在输液，我忘记自己找了什么借口，让护士暂时停止了对我输液，然后我把自己包裹严实就溜下了楼，这是我晚期癌症大手术之后的第八天，从手术昏迷中脱离重症监护室的第五天。寒风大雪中我每向前走一步都需要停下来喘息，稳住双腿，然后再向前走，终于我挪到了医院的大门口，我费劲地抬起手，使劲向远处的出租车站招手，还把脖子上的围巾也解下来摇晃，可是司机偏偏不开车过来接我，我一大步当三小步挪，挪三步歇两步，大约一百米的路程我可能用了正常人五倍的时间。上车后，司机抱歉地说：“真是太对不起了，我早就看见您了，可您看上去形容憔悴，像个疯子，所以我不敢开车过去拉您。”其实我心里并没有责怪司机，我以为他没有注意到我招手，德国司机在出租车里埋头读书看报是常有的事。可是听了司机的话，我心里又震惊又悲哀：我形容憔悴吗？我像个疯子吗？这是真的吗？但是我的心里，此刻正充满着温情和渴望，我不顾脖子上插着大输液针头，手术后第一次离开医院，擅自回家，是想看看我儿子的父亲云，他要离开柏林的家，却不来和我告别。我的双脚刚踏进家门，家里的电话就响了起来，是医院值班的护士打来的：“梅女士，您在家里？谢天谢地，请您马上回医院，这是规定，我们必须对您负责。”一贯对我非常和气的护士，声音在电话中有些严厉，但她还是同意我在家待10分钟。我看到云在慢条斯理地收拾行李，并不像他说的那样时间紧张，我抚摸了一下儿子，5分钟后就重新坐上了出租车。回到医院，值班护士立即来到我的病房，扑到我的病床前：“梅女士，您是博士，您不懂吗？您脖子上插着大输液管，大输液管直接连着您的大血管，如果针管路上出意外，您会大出血，几分钟内您的命就完蛋了。您的儿子多可爱，他会永远失去妈妈！我也会因此丢了这份工作，我也有两个孩子，我的孩子就会饿肚子没有生活来源了啊。” 哗啦啦，我的眼泪如喷泉，直往外涌。为了见儿子的父亲云，我敢插着大输液管独自从医院回家，那会儿我肯定不怕自己完蛋。从住进医院以来，我的眼泪第二次哗哗流淌，第一次是为我自己的儿子，这一次是为了护士的孩子。 我擦干眼泪的一刹那，再次明白了，为了孩子，为了自己的生命和责任，我没有额外的精力为自己的情感计较。 你有精神病 手术后，我的身体与手术前再也不一样了。 我失去了直肠、失去了肛门、失去了括约肌。 手术的部位密密麻麻都是线。我感觉自己的身体与直肠相邻的部位都缩紧了，犹如严冬过后逢春，我感觉自己重新变成了一个处女。渴望性、渴望爱，又充满恐惧，害怕疼、害怕我自己也许不能做爱了，因为我的身体对于我来说成了一个异物。 云在我手术之后几天就走了，一个多月后又回来了，面对我的病体，云很温柔很耐心。 36岁，生命仍然在渴望。 手术前一天晚上的做爱于我恍若隔世…… 在女人对男人、母亲对自己儿子父亲的深情中，我好像涅槃重生一般，没有任何痛苦，没有任何障碍，重返了快乐的伊甸园……我心中对云充满感激，因感激变得娇宠，因快活又变得有点大胆得意，我把自己重新变成了一个处女，现在又重获新生快乐的奇异感觉告诉了云。云听了我的话，似乎并没有为我感到高兴，一个女人任何时候的任何得意都可能让某些男人不舒服。或许是我没有把心里对云的感激表达出来，而是先表达了自己的快乐，我马上受到了惩罚，云嘲讽地笑出声来：“你这个女人，真有意思，男人你不只有过一个，现在孩子你也生过一个了，却会感觉自己重又变成了处女。”云的话使我伤心，也使我气愤，那个夜晚我们做爱过后本该柔情蜜意的私语又变成了彼此的较真和较量。 云将话题转到询问在我们分开的日子里，我是否有过外遇。他在提问一位生了他的儿子的母亲、一位在德国拼命工作创业还要独自带儿子的母亲、一位刚刚动完晚期癌症手术的女病人，他主动问我是否有外遇，他估计我也没有别人。他的语调轻飘飘的，狡黠又得意，甚至有点无所谓，我能感觉出来云暧昧的提问是漫不经心的。而云既然问了我，我就会入他的套，被迫反问他是否有外遇，但我提问时是提心吊胆的，心揪着的，绝望中还抱着希望不放。他是我儿子的父亲啊，即使他有外遇也不应该是这个时候。但那时我的命运就是雪上加霜，其实云就等着我提问了，他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告诉我，他在得知我患病之前就已经和别的女人睡过觉。云主动说出的话，像他手持一把利剑刺入我，而他说话的无所谓的口气就像他抽出刺向我身体的利剑，然后笑对我流出的鲜血。在我获知自己患病前，我曾严厉地问过云是否和别的女人睡过觉，他矢口否认他的偷情，他知道说出真相后，我会转身离他而去。如今我的身体残疾了，我相信他也并不是有意向我落井下石，他只是本能地、无所顾忌地出出他的气。因为我是那么一个女人，我不是充满恐惧地探问或者偷偷摸摸地查问我的男人是否和别的女人偷情，我是面对面坦然地质问，那质问里有骄傲和尊严。云那样的男人，碰到弱者会同情，碰到强者会哈腰，他也曾爱上了我，因为爱，他受过委屈感到压抑，他恨死了我的骄傲和尊严，现在他在我病中获得了打击的机会，就不假思索地出手。 我心明如镜，心凉如雪，这种太明白真是我做女人的过错。有些男人真是恨死了女人的这种明白与骄傲，但是我总是改不了、放弃不了这种明明白白做人的骄傲，我总是宣称世界上一定还有大气的男人喜欢我这种明明白白的女人，接受我这种女人的骄傲。 那我就把云贬入了小气男人层面，即使我生出了他的儿子，他也不饶恕我，他要在我虚弱的时候出言伤我。 重病的人，尤其是重病的女人，是不是已经失去了明明白白做人的骄傲与资本？ 我一夜不眠，只有对儿子流泪。 清晨，我默默地在浴室里收拾着自己，看着身体上长长的刀疤。云推门：“我能看一下你的伤疤吗？”他和我，男人和女人，我们曾经彼此充满激情，我们的激情创造了一个生命——我们的儿子，现在我的身体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他，可是我的心和他隔着一道坎，就像洁白的浴室和灰色的过道有一道坎，这道坎不高，迈过灰色过道进了洁白的浴室，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会神清气爽，或许也会宽大为怀，但是云横在灰色过道的门口上，面目上显示良心与虚心各占一半，我本能地想关上门，不想让他看到我的异体，不想接受他跨过门槛和我同处一室。云依然横在门口，他既不进门，也让我无法关门，我红嫩嫩的伤口在初升太阳的光线下毫无遮挡地裸露在他的眼皮下，他欲言又止。他开始良心发现？他只要我低头示弱就会大发慈悲？不管是出于哪一条，云迟疑了一会儿，终于开口诚恳地说：自从得知你病了，我已经不再和别的女人来往。我又从云话语的调子里嗅出了某些气味：儿子在，他的良心在，他和我牵连的感情也还在，都不错，但是他那男女偷情早就不了了之了，并不因我的病而终止，他那既然是偷来的女人，未必是清清白白，两个未必都清白的男女，偷情之后也未必都快乐，难免也许互相又给些难堪，云和我过不去的地方，与别的女人就更难过得去。回到家，家里有他清白的儿子和他儿子清白的母亲，而他却拿他的偷情来打击我，毫无顾忌，他伤了我的感情也伤了我的心。可恨我那不高不尖的鼻子太灵敏了。云恨我这个鼻子灵敏的女人，这让他这个男人受压抑。 第三章 还敢再爱吗? 患癌症于人意味着什么？医生的手术刀切去癌症肿块的同时也让人完好的身体留下永远的疤痕，医生一针一线密密缝合伤口的同时，人的所有自信统统也被那一针一线打上了无数的结。 手术后，我的身体永远地失去了肛门，只能带着一个人工大便袋生活，有时散发出臭味，我无比厌恶自己的身体，但又前所未有地渴望爱。 当我彻底断绝了和坦坦的父亲云的关系，我就成了患过晚期癌症的单身女人。 带着伤疤和残疾的身体，我还敢再爱吗？ 我走进了柏林社交舞厅。 经历了戈尔德。 经历了亨德瑞克。 厌恶自己的身体 当我从大手术中醒来之后，医生告诉我，为了保全我年轻的生命，为了杜绝癌症的复发，我的肛门被彻底切除了，这意味着，我只有一个人造肛门了。 人造肛门是什么？即使在我手术之后的那段时间，我自己也不清楚，而且我也不愿意搞清楚。当我躺在病床上的头几天，我任由护士摆弄我的身体，我处在一种对自己的身体漠然、不愿多想，甚至放弃的状态。 几天过后，当我的身体有所恢复，当我的意志也重新恢复，当护士把我从床头扶起来，对我说：“黄女士，从今天起，您要看看我怎样为您处理您的人造肛门了，您要自己开始学习清洁您自己的身体啦。”我勉强地支起我的身体，猛然间，我看到一个红嫩嫩的造口，我像被人重击了一下，有一种窒息感，但是我心里已经跟自己交代过很多遍了，要认命，我必须面对今后的自己，因此我没有叫出声，也没有倒下去，我只是无助地看向护士。 护士正温和并坚定地看着我，并不给我软弱的机会。她开始帮我清洁造口，我被自己身体散发的那种气味呛得别过头去。接下来的几天，我仍然不能适应自己的造口，护士开始边教我怎样处理造口，边轻声说：“黄女士，这是您自己的身体啊，您要自己适应它，而我只会帮您在医院的这段时间，只有您将和自己的造口相处一辈子。” 又过了几天，我问护士：“这样的人造肛门能保持多久？”其实我的心底已经不得不开始接受这个伤口，而且又极其害怕和关心这个人造肛门到底能使用多久。当我变老的时候，它将是什么样子？ 护士和气地宽慰我：“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您要自己开始适应它，您动过大手术，和常人不一样了，但是如果您调整好自己了，我也认识像您一样情况的人，几十年后还带着人造肛门活着到老。” 患过晚期癌症动过两次大手术又留下伤口的人怎样生活？怎样面对自己的身体？我曾经在电视里看到失去双手的人怎样用脚指头织布，用脚吃饭。生命是奇迹，就像我现在几乎每天流着血，生活该怎样前行？ 如今，我又彻底断绝了和坦坦的父亲云的关系，我就成了患癌症后的单亲母亲。 我断绝了与云这个身体的所有联系，这个和我在一夜之中创造了一个生命的身体、这个我上手术台前血流满床仍然爱过的身体，这个我病后重新为之开放、更屈辱相依的身体。断绝了与云这个身体的所有联系，我迷茫，充满恐惧与脆弱。我的身体上交叉着两把大枷锁：一把是自然的，从成为母亲的那一刻起，我感到身体具有前所未有的排他性，任何其他男人的靠近都会让我感到玷污了自己、儿子以及儿子的父亲，儿子的出生让我的身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只想与儿子的父亲相连；另一把是人为的大锁，由于患过癌症，做过大手术，身体被缝住了，身上有刀疤，更难再向新的陌生身体开放。至于除了这两把大枷锁之外我心灵的创伤有多深多重，那种失去云又失去妹妹的双重断臂感，我觉得唯一可以去度量它的砝码就是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做人底线、自己的力度和勇气。如果我自己冲不出那个我的理智已经认为没有任何价值去固守的魔圈，那只能表明那个创伤苦海无边，我被窒息了、淹死了。人作为动物即使被迫以身饲虎的时候也会有强烈的求生欲望，人如果还有精神，他就会自我选择，他的精神越强烈，自我的选择性就越强烈。 人生漫漫而求索，身有宝灯心自明。我在中国南方看过湖上飘色，天黑了，飘色船行进在湖中，静静的，连船行的水声都听不见。最先飘过来的是一盏灯，静立船头的娘娘手中稳稳地托着一盏灯，面如宝莲，身直如松，功力自在体内，湖面的那一方亮了，不用看，船身自在行走。 人生在很多时候，那盏在悲剧中仍然追求自我完美的灯熄灭了，整个人像一艘黑洞洞的船行进在黑沉沉的海中，若不幸触礁，则彻底毁灭。若是保留自身的功力，奋力重新点燃那盏灯，生命之船将重新驶上生命的绿洲。 一个人总有几副面孔。 有的人善于几副面孔、有的人乐于几副面孔，有的人不知不觉呈现几副面孔，有的人无可奈何扮演几副面孔。 一个女人，大凡从痛经开始，经历恋爱、堕胎、结婚、离婚、生子……她的人生如同川剧变脸，自己倒成为看变脸的观众，还没有完全弄明白各种变数与手法，最原始的面孔已经唰唰唰被多重面孔盖过。 16岁走进北京最好的大学，初恋即尝到堕胎的滋味，那个年代，顶着护士多少有些鄙夷的眼光，下了手术台，我顾不得身体的疼痛就飞奔向他。好在不久，身体的痛就消失了，但岁月毫无意识的梦中却数次出现一个腾空的小生命，飘忽不定，向我诉说一种幽幽的依恋，成为心中永远的痛。后来出国留学，渐渐放开身心，嫁入德国知识富裕家庭，却始终难以满足于小资太太的碌碌无为，跨国婚姻终究破裂……唰唰唰，人生已经变过多重面孔，我始终还懵懵懂懂。直至我患了晚期癌症，半年内经受了三次手术，然后接受化疗、放疗……比身体的灾难还要深得多的另一个人生炼狱接踵而来——患了晚期癌症后，我又成了单亲妈妈。 多年以后，我认定，我的真正人生，是从我断绝和云的关系的那一刻开始的，是从患晚期癌症后成为单亲妈妈开始的。 在患晚期癌症之后，我依然选择了自尊与自由，我想挣脱那些枷锁，不甘深陷于那种脆弱，我想战胜那种恐惧，我想寻找一点前行的光亮。 柏林社交舞厅 柏林有个“社交咖啡舞厅”，是有名的成人社交场所。我曾经和前夫吉姆去过一次。 “社交咖啡舞厅”的追逐游戏是通过“桌子电话”来进行的，每张桌子上都有“桌子电话”，所有来咖啡厅的单身男女都时常随意地绕桌子，眼睛不经意地漫过座上客，若是看上了一位，就默默地记下“桌子电话”旁插着的桌号。不久，幸运者的桌子电话就会轻轻地响起来，电话内容绝对只有通话的两人知道。“社交咖啡舞厅”的追逐原则跟着咖啡厅舞台下的银光转筒走：银光筒上显示“女士挑选”，女士请男士跳舞，男士不能拒绝。显示“男士挑选”，男士优先请女士跳舞，女士有权拒绝。每张桌子上还有精美的卡片，上面诚恳建议：男士若恳请女士，可去咖啡厅服务处订一枝玫瑰赠予女士表达心意，此时女士则不应再拒绝邀请。 当年我走进咖啡厅时，感觉气氛果真很不一般，男人们个个西装革履，女士们个个闪闪发光、香气四溢。我感觉自己什么都差档次，衣着差档次，化妆品差档次，钱包里的分量肯定更差了不止好几档，最后甚至连年龄也差档，因为一眼望去，咖啡厅的座位上几乎都是胸有成竹的中年男人和线条成熟的中年女人。 五年过去了。 舞厅门帘依旧。 五年前，我有一个爱我的丈夫，然而我和他没走过文化背景的差异，更没能走过命运的坎坷；短短激情中出现了云，我和他生了一个儿子，梦想着一同奋斗，做中德文化活动，但是儿子出生不久，云就回中国开公司挣钱去了，我和云其实针尖对麦芒，水火难容。如今我既失去了丈夫，也失去了云，我心性依旧，甚至心性更高。只是我的身体不再依旧，我不能再像当年那样，穿着低腰露肚脐的牛仔裤，以青春压倒全场进入。心灵上的伤口可以掩饰，身体上的伤口穿低腰裙裤就掩饰不住了，但是我小心翼翼穿上了在北京做的那身新舞服，特意设计的斜线遮住了我的伤口，并让仍完好的一边腰部若隐若现。 踏进舞厅，我目不斜视地穿过整个大厅，我知道其实可能根本没有人注意我，但我依然很紧张。做母亲之后我很少参加社交活动了，患病之后更几乎很少出门，发生了云和妹妹的事情之后，我更觉得连面对一些老熟人都很难，我的身体和心灵除去工作和儿子其实是深深封闭着的。现在，面对一个陌生的社交场合，我内心很紧张，穿过大厅之后，我一级一级往休息座椅的高处走，走到最高处，坐下了。 我没有欲望，准确地说，是没有力量一进舞厅就跳舞，因为从家里出来、走进舞厅、形单影只一级一级穿过很多对舞伴的身边走到舞厅的最高处，我所有的勇气和力气都耗尽了。我静静地、默默地坐在舞场的最高处，内心很感激没有人注意我，我能心情恬静地听着音乐、望着舞池里的一对对舞伴。看来连卖酒水的侍者都不指望从我这里挣小费，他在我座位的前后左右各个方向穿梭，就是没有到我的桌子边问我喝点什么。一个晚上听听音乐、看看跳舞对我来说就够了。一个多小时后，我连水都没有喝一口，径直穿过舞场离开了社交舞厅，我感觉放松了，从音乐和舞蹈中我获得了力量、获得了愉悦。 我还会再来，我对自己说。 亨德瑞克 几天之后，我再次走进舞厅，我不再那么紧张了，依旧坐在最高处的位子上。一位男士来请我跳舞，我马上答应了，很想快点感受一下这个久违的舞池。那位男士基本只会一二、一二地走着，舞步实在没有任何感觉可言，我礼貌地和他跳了几曲，建议回座位，那位男士绅士地陪我回到我的座位，完全自行其是，他叫来跑堂，支付了我桌子上已经点了的一杯饮料，然后又给了跑堂20欧元，吩咐跑堂那是供我继续点饮料喝的，然后礼貌地离开了。第一位男士刚离开，又一位男士过来请我跳舞，我的眼睛亮了，因为在舞池里我已经看到这位男士了，他跳得不错，可惜是搂着别的女人，而我却和前面那位男士踩着没有感觉的步子。音乐声中，我与这个新舞伴互道了彼此的名字——亨德瑞克和梅。 几曲之后，亨德瑞克陪我回到座位，他带着一点点诡异的表情问：“可以和你坐一会儿吗？”我诚恳地欢迎他，因为很想和他继续跳舞。亨德瑞克坐定，叫来跑堂，为自己要了一杯饮料，他看我还剩下半杯饮料，低声补了一句：“你也再来一杯？”“谢谢，我还有。”我低声回答。亨德瑞克的声音又继续轻悠悠飘进我的耳朵：“刚才和你跳舞的那位为你付账啦？”“他一定要付。”我好像辩解似的轻声答，我感觉到自己的脸有一点发烧。 我发窘的神态看来正在亨德瑞克的期待当中，因为亨德瑞克笑了，是那种达到目的之后有点得意的笑，又是一种放松释然的笑，好像把他刚来时的一点点诡异都冲洗掉了。他安慰般地对我说：“亲爱的女士，不用担心，我向你担保，到这儿来的所有人都只是想跳舞放松，即使为你付了账也不是为了性，不会像无赖一样纠缠你，你没有任何危险。哈哈！前面和你跳舞的男人我认识，他来这儿好几年了，他就那样，因为舞跳得不怎么样，就乐于为舞伴付账，但不是为所有的女人付账啊，得是他感觉好的，想感谢的，哈哈！” 不知是由于道出了熟人的隐私还是感觉到了我的窘意，亨德瑞克有点兴奋得意，他的手自然地搭在沙发背上，离我很近。说也奇怪，我跳舞时和舞伴勾肩搭背都觉得自然，现在跳完了舞，亨德瑞克坐得离我不远，手又快搭到我肩上了，亨德瑞克看上去百分百放松自然，我心里却有点不自然。我不讨厌亨德瑞克，我在亨德瑞克的哈哈大笑中努力克服自己的那些难为情，我体会到亨德瑞克那种微微强势的姿态。在德国，我常常遇到男人这种微微强势的姿态，大部分时候他们是善意的。面对我这么一位东方女子，如果我不由自主地显现了窘态、怯意，德国人，尤其是德国男士们，很乐于表示点什么、解释点什么、分析点什么、帮助点什么，而如果我在继续交往的过程中表现出不错的理解力，那男士们就更来劲了。那天我努力放松自己，我好奇地问亨德瑞克：“看你对舞厅的人都熟悉，那你来这儿跳舞时间不短了吧？” “哈，几十年了！”亨德瑞克大笑，“梅，我可以抽支烟吗？就一支，而且很淡的。”我点头同意，鼓励他说下去。 他点着了烟，轻轻地吸了一口，却吐出一口长长的烟圈：“从我17岁开始，我就来这儿跳舞了。” 看到我惊讶的表情，亨德瑞克朝我又挪近了点，舒展地笑着：“从17岁开始我就打着领带来这儿跳舞了，可不是几十年了吗？我喜欢这儿。”亨德瑞克很干脆地说我喜欢这儿的时候，也很干脆优雅地弹了下烟灰，然后继续说，“尊贵的女士，出于礼貌，我不便问你的年龄，但是我应该能猜到，因为你的年龄写在你的脸上、你的手上、你的身体上，刚才我对着你的脸、握着你的手和你的身体一起跳过舞了。”亨德瑞克漫不经心地朝我的脖颈和薄薄的舞服又望了一眼，我敏感地想着这是不是有点轻薄。 亨德瑞克继续舒展地笑着，他的声音又恢复了诡秘，带着磁性，飘进我的耳朵：“还有，梅，你是亚洲女人，亚洲女人都显得年轻，你的实际年龄比你看上去大一些！？” 我看着亨德瑞克，无语，下意识地保护自己。亨德瑞克抽完了那支烟，把手伸向我：“走，梅，我们继续跳舞去。”我解放似的马上站起来跟着走。舞池中亨德瑞克带着我旋转到乐池边，向乐队的主唱点头致意，然后绕着舞池转大圈，再转到月池前，音乐变成了恰恰，两个人又面对面扭上了，这样不停地跳了一个来小时，手术后我从没有这样剧烈运动过，我感到一阵一阵的晕眩和眼睛发黑，但是碰上亨德瑞克兴奋的目光，我不能停止也不愿意停止。直到乐队宣布休息了，我谢过亨德瑞克马上离开了舞厅，我感到双腿发软，跳舞的时候在旋律与节奏中，如同一个上了发条的钟，自动地走着，终于停下来了，才感觉我脚步踉跄。 原来我的体质这么差了！我心里又惊又怕。 几天后，我又去跳舞，看到亨德瑞克站在吧台边和人聊天，吧台那里基本是男人的世界，我和他打了一个招呼又走到舞厅最高处我的老位子上。有两个男人来找我跳舞，都只会一二、一二地摇摆，我实在觉得有点无聊，就径直去吧台找亨德瑞克，亨德瑞克一口喝干了杯中的饮料，转身和我旋进了舞池。 “梅，以前我在舞厅好像没有看到过你。” “五年前我来过一次，然后就是现在。” “那你何时学的跳舞？” “几十年前！”我说这几个单词时尽量模仿亨德瑞克上次说他几十年前就进舞场时的得意语调，亨德瑞克感觉到了，大笑：“好啊，梅，你才来这个舞厅几次，已经老练了不少。你今天的气色比上次好，你还开始吹牛了。” 我正色道：“你说你17岁开始在这里跳舞我相信。你知道，中国有人十一二岁就上大学，你信吗？就是神童、天才！我小学、中学总共上了九年半就毕业了，不像在德国需要悠悠闲闲上学13年。我在中国16岁就到北京上大学了，上了大学我就开始学跳舞，比你开始学跳舞早一年，距现在几十年了，你算算，你说过你能猜准我的年龄，信不信就由你啦！” 亨德瑞克脸上立即满是诚恳的歉意。 “哦，梅！我相信你。怪不得你舞跳得这么好。”亨德瑞克马上想起了什么，“哈，梅，中国很神秘。我在日本工作过一年，回德国时路过上海和香港停留了一个星期，可惜没有到过北京，我当时应该多在中国看看。”说着亨德瑞克好像又想起了什么，他牵着我的手出了舞池，把我送回座位，坐到我身边，要了饮料，拿出一支烟：“和上次一样，就一支，行吗？” 亨德瑞克点上了烟，吐出长长一圈，眼光闪亮，脸上显出藏宝卖宝人般的神秘：“梅，我在日本工作时，读了一些关于日本的书，可惜很少读关于中国的书，但是关于中国，前不久我读到一本英文书，wild swans." “中文书名叫《鸿》，作者叫张绒，她生活在英国。”我立马接口说。 “对，对，就是这本书，很显然你也读过。”亨德瑞克看上去真的很高兴我也读过这本书，但同时也表现出一丝藏宝人卖宝不成的遗憾：他好不容易读过一本关于中国的书，看来在我面前也没有什么可谈的了。我察觉到了，后悔自己嘴太快不给人家留施展空间，我马上热情地提问：“你对书中的哪些部分最感兴趣？” 这时，乐队奏起了一段旋律，亨德瑞克的蓝灰色大眼睛望着我，他突然恶作剧似的撩开桌布，看着我的双脚说：“书的开头我最惊讶的就是密斯张描写她的奶奶缠莲花小脚，中国的女人那时真的都缠脚吗？是真的觉得缠脚漂亮，还是想以小脚讨好男人？啊哈，我要看看，梅是不是也是莲花小脚，我要带着梅像美丽的莲蓬一样旋转。” 亨德瑞克拉着我飞也似的进了舞池。 我的裙子飞得真的像莲蓬，我的双脚则像莲蓬上的花朵。我的身体在随着亨德瑞克起舞，脑子却想到别的：张绒的书在德国、在欧洲，在整个西方世界真是很成功。我自己买这本书就是我的博士生导师米特教授推荐的，他比我还先读过这本书。我的博士生导师是学院高级知识分子，但是亨德瑞克是工程技术人员，他们都读过这本书，可见这本书的传播程度，很多德国人都是通过这样的书来了解中国历史和当代中国的。 那晚，我跳到精疲力竭，却感到无边的痛快，回到家我吻了睡熟的儿子好几下：妈妈有力气了，妈妈又活了，为了你，妈妈要健康快活地活下去。 从那以后，我经常去舞厅跳舞，既可以锻炼身体又可以排解心里的痛苦。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亨德瑞克不再找别的女人跳舞了，只和我跳舞；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亨德瑞克和我不再眷恋“社交舞厅”了，我们总是跳一个小时左右就默契地步出舞厅，在康德大街和哈登伯格大街之间的小道上漫步聊天，深夜两个人还会钻进雪茄吧里喝上一杯。这个世界连锁的雪茄吧里全是来自哈瓦那的雪茄，亨德瑞克会抽上一支，沉浸在雪茄的享受中，我则边听音乐，边放眼欣赏法国式优雅和略带哈瓦那南美风情的摆设。无论是听音乐还是欣赏摆设，我的眼睛都会偶尔瞟一眼对面的电影院，1998年春天，云曾在电影院放映过电影《火烧圆明园》，那是柏林的中国人第一次在正规公开的大电影院里放中国影片，很多人都去看过。和云在一起时，我和中国的联系紧密了，如今没有了云，中国又遥远了。和吉姆离婚后，我好像在德国没有了根，那亨德瑞克呢，他算什么呢？亨德瑞克此时正吐着雪茄烟圈，他问：“梅，你在想什么？想中国吗？其实我和亚洲有缘，我在日本工作过，到过中国，我还娶过一个韩国太太。” 第四章 钢琴与爱情 我是嫁给吉姆了，我和吉姆是结过婚，又离了。 过去的事，尤其是那些过去了又无法挽回的事，就用不着想了。但是我总还是想，想什么呢？ 吉姆到医院探视我之后走了，他留在我耳边的声音很低沉，但是顺序很清楚：坦坦、花、书……其实我渴望他说会为我弹钢琴，但是吉姆偏偏没有说。 我是爱吉姆，还是爱吉姆会弹钢琴？我这一代中国人，会弹钢琴的太少了，我在中国上大学的时候，好像全校园都在播放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曲，好像全世界钢琴曲只有一首《致爱丽丝》，但我在欣赏理查德·克莱德曼的《致爱丽丝》时，发现了巴赫，而且更喜欢上了巴赫。 初到德国，我爱一个人的前提是他会弹钢琴。 马蒂亚斯 刚到德国的时候，打工真苦。但是1990年的一天下午，阳光真灿烂，蓝天白云下红顶的德国小房子真好看。我穿着白衬衣黑裙子，套着件牛仔服，骑车去中餐馆打工，碰到了马蒂亚斯。 马蒂亚斯那时想从另一个城市到明斯特来攻读博士，后来他来看我了，在我简单的学生宿舍里，面对面和我喝啤酒聊开了。像所有的德国人一样，他问我来德国多久了，怎么来的。我心里想：是不是下一个问题就是像许多德国人一样问我何时回中国去了。但是马蒂亚斯没有，他继续问我学的什么专业，问我父母是做什么的，有几个兄弟姐妹，并告诉我他有4个兄弟，他最小。 马蒂亚斯和一般的德国人不一样，他没有一点傲气，有好奇心却没有潜在的距离感，他让我感觉亲切。当他对我说“你一个人在德国，生活很难吧”，一直轻松微笑着的我，突然哽咽了，眼泪几乎掉下来。是啊，我来到德国，生活的变化天翻地覆，仅在中餐馆站过一天酒台，但我那天刷的杯子要比我在中国生活二十几年刷的杯子还多。在中国优越地活了二十多年的女孩子，如今要为每天的面包去打工，那其中的酸甜苦辣岂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的，而事实上，还从来没有德国人如此直接地问过我。那天，马蒂亚斯就坐在我对面，眼神坦率，声音亲切，我心底的忧伤才表露出来。 那天晚上，马蒂亚斯和我在小城里逛，穿过明斯特大教堂前面的广场时，我兴奋地告诉马蒂亚斯，我在那儿见到科尔总理了。有一天，大教堂前聚集了一些人，忽然，人们闪开了一条道，科尔总理被人簇拥着走来，原来他是来竞选的。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么容易就见到了总理，而且也不是人山人海，也没有什么讲演台，科尔总理就在大教堂前面广场的斜坡上发表了讲话。 “科尔总理下一届能当选吗？”我问马蒂亚斯。 “那是根本不用我们操心的事情，他是东西德统一总理。”马蒂亚斯回答我时已经站在了广场旁边的商店橱窗边，似乎马蒂亚斯更关心我的德语，而不是科尔先生是否会连任总统，他一一指着橱窗里面的陈列商品，不停地教我：“那是一个帽子，这是一条裤子。”他就像教一个小孩子，我不断地点头，忍不住发笑，就笑他把我当孩子的神情，其实尽管那时我才到德国8个月，但帽子、裤子这些词我早已认得。 忽然，马蒂亚斯迅速地向前跑去，转眼又回到我跟前，哈哈地笑道：“一只猫，我想逮着它让你玩玩。”他问我喜欢吃什么，我不再忧伤，几乎有些撒娇：吃冰激凌。德国的冰激凌真是太好吃了，五颜六色，各种各样，真的很好吃。马蒂亚斯也笑，快活得像个孩子，说没问题，我们就去吃冰激凌。 马蒂亚斯笑着向前跑了起来，穿过一片建筑工地，那旁边竖着“行人绕道”的牌子。他哈哈地笑道：“看啊，我偏走这里面，偏走这里面。”我忍不住捧腹大笑，那也许是我到德国8个月来最开心的笑。我被马蒂亚斯快活的情绪所感染，也变得快活起来，心里有种甜蜜温柔的感觉。 马蒂亚斯亲切地跟我说这说那，告诉我他的父母住在这个城市的附近，但他却在很远的另一个大学城哥廷根学习，现在他将回到父母身边，到明斯特大学来攻读博士。他忽然停住了脚步，转向我：“我读博士要好几年，你能等吗？”我愣住了：这是什么问题？这问题是什么意思？马蒂亚斯好像又明白了什么，笑笑不再继续这个话题，而继续说别的。他说他的父亲得了癌症，只能活6个月了，我听了心情很沉重。马蒂亚斯可能看到了我脸上的忧伤，反而转过来笑着安慰我不用担心，说他的父亲是医生，非常清楚自己的病，他说得那么轻松，真让我怀疑他是不是在讲他自己的父亲。 最后，我们坐到了一个冰激凌店里，我开心地点了一份大大的冰激凌，马蒂亚斯微笑着要了一份小小的。吃着聊着，到了我该回家的时候了，马蒂亚斯站起身去了吧台前，回来对我说可以走了，我说我还没付账，马蒂亚斯笑着说他已经全付了，我说这不行，我必须自己付，但马蒂亚斯已走出了店门，我只得跟在他身后。 走到大街上，我再次说我该付我的账单，马蒂亚斯说他付了是一样的，我说不行那不一样，马蒂亚斯停住了脚步，转向我，声音竟然有些涩：“怎么不一样，在中国是这样吗？”我也停住了脚步，转向他，声音也有些涩：“在中国是男士付，可是我知道在德国是分开付账的，分开付账这个词我是在德国学的，并且已经习惯了。”说这话时，我的眼泪差点不争气地掉下来了，自尊的委屈直往上涌，我一时多少有些忘了马蒂亚斯的存在，沉入内心独白的状态：我毕竟是个中国女孩，天生就希望被绅士们宠着，可是在德国的8个月，替我开门的绅士不少，帮我付账的绅士却没遇到，每次被热情地邀请参加聚会，最后服务小姐总是会向大家一一收款。当然是分开付，我心里却总是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幸亏每次都是一帮人。嗨，我就是没出息，天生不如德国女孩潇洒，在她们看来，自己付账是理所当然的，她们对此毫不介意。 我这边想得出神了，那边马蒂亚斯听了我的回答，也愣住了，有些惶惑，有那么一会儿，我们就面对面地愣着。马蒂亚斯望着我，眼神里有说不清的意思，其中的爱怜却是明明白白的，他短促地说：“是一样的，我喜欢你。”他说“我喜欢你”这几个字时有些羞涩，但是迅速又坚决，我听了感动又不好意思。 我问马蒂亚斯他那天在马路上干什么，马蒂亚斯大约没完全明白我的问话，有些难为情，笑着迅速说，他远远地看见了我，觉得我骑车飞奔很可爱。我说我不是问这个，我是想知道你在干什么，这回马蒂亚斯轻松了，说他正想告诉我，他是在为从另一个城市搬到这个城市找房子，现在有满意的了，本来想找个单间的公寓，现在改了主意，找了一个套间，有七八十平方米，他忽然转向我：“你会喜欢吗？” 我站住了，看着马蒂亚斯：“这是什么问题？这问题又是什么意思？”马蒂亚斯笑笑，不再继续那个话题，而是吹起了口哨，一个欢快的旋律。 经过一路上不断地让我开心大笑，马蒂亚斯终于把我送到了宿舍楼前，我忽然感觉到我俩之间的空气有些凝固了，不知道怎样告别。最后我说谢谢，晚安。马蒂亚斯问，可以再来看你吗？我有些慌乱，却清楚地摇了摇头，顷刻间强烈的失望显现在了他的脸上，整个晚上马蒂亚斯第一次失去了笑意。他待在原地站了好一阵，也许在期待着我再说些什么，但我无话。马蒂亚斯终于走出了几步，回过头来向我招手，我木然地站着，拼命抑制着发酸的鼻子。 我怎么向马蒂亚斯解释呢？不要说才来德国几个月，德语说得还不够好，就算我的德语已经不错，我又怎么能让他理解我在德国的委屈和艰辛呢？可仅仅一个晚上，爱的情意好像已荡漾在我们两个人之间，我感受到了马蒂亚斯对温柔、活泼的东方女子的梦幻和自己对西方男子幽默、潇洒、快活的向往。但是我的自尊阻止我去和别人分担艰苦，我的自尊注定了我必须孤独地度过在德国最艰难的岁月。 打工的艰难岁月里，我时常想起马蒂亚斯的笑声和手势：“你看，我是这么高，你是这么小。”他比画着，充满了爱意。我相信这份情感马蒂亚斯对那些和他几乎一样高大健壮的德国女孩是自然不会有的。我忘不了我说我最喜欢听钢琴曲，马蒂亚斯说他从小就学钢琴，以后可以天天为我弹。“天天”这个词撞击着我温柔敏感的心，让我千百遍地回味。 马蒂亚斯没有再来看望我，也许他根本就没有来明斯特，也许他的父亲很快去世了，也许他的生活很快发生了大变化，也许……一切都只能永远是也许，只有爱意和温暖变成了诗： 深夜里 一 深夜里， 雨过天晴的时候， 最不肯将息。 独到的情怀， 对着满世界的寂静， 开放。 二 黑暗中， 你划根火柴， 安详自在。 飘过的烟味， 可是一道弧线， 把我俩轻轻连在一起。 不知道心的距离， 是否也这样亲近， 让我甜蜜。 三 请你给我两个太阳， 一个照在我身上， 一个亮在我心房。 斯特凡 到德国的时间在流逝，我由在国内的执着压抑转向开放轻松，年轻的生命重新强烈地渴望爱与被爱。但生活中尽管有男孩子或近或远地出现，爱与情却和我无缘。一方面，我怀着热情享受着集体和单身生活的快乐，和一些同学及朋友去滑冰、游泳、跳迪斯科、参加音乐会等。时不时我还背上旅行包独自一人上了高速公路，截车去遥远和陌生的城市，看那里的教堂、自然和风土人情。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感到爱与情的无所寄托，有时觉得一切都索然无味。 这时，斯特凡出现了。 1992年初春的一天傍晚，我穿着粉色的针织及地长裙懒懒散散地准备去楼道的浴室淋浴，忽然，我想起浴巾还在地下室的洗衣房，于是我匆匆忙忙去取了浴巾。当我沿楼梯拾阶而上时，我看到一个面孔陌生的男孩从楼门闪进，他穿着运动服，显然刚跑完步，当他跟在我身后来到我住的楼层时，我奇怪地想，这层的邻居我都认识，这人我却不曾见过。 当我进了自己的房间拿了浴液重新往浴室走时，这人却站在楼道里看着我发呆。我问他找谁，他摇摇头。于是我往楼道公共浴室走（德国学生宿舍男女厕所的浴室是混合着用的，谁用谁关门），转身关门时，却发现他愣在门外，我也愣着问，你这是干什么。他说没什么，我觉得您很美。 我说了一声谢谢，就把浴室的门关上了。站在淋浴喷头下，我回过神来，感到头有点晕，回想着他那笔挺的身材、运动的姿态和他说“我觉得您真美”时那种不献媚又脱俗的神态，我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念叨同一个名字：马蒂亚斯，马蒂亚斯。那个晚上我没有去赴几个同学啤酒花园的约会，一个人坐在房间里出神，我的心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我对自己说：如果说我已经错过了马蒂亚斯，那我不能再错过他。 但我又一次犯难了：不知他的名，不知他的姓，不知他是谁。好在可以确定他应该就住在这个学生宿舍里。第二天，我在宿舍楼的入口处赫然贴上了一张启事：一位中国女子，于x年x月x日，星期x，傍晚时分，将她的水晶心遗失在楼道上，哪位男士拾到，请物归原主。”落款是我的房间号码和名字，我是那幢楼里唯一的中国人。 几天过去了，没有人送回我的水晶心。我终于忍不住了，一天晚上，我挨个儿去敲门，敲一次门，我的心怦怦地跳几下，门开了，不是斯特凡，我又失望地道歉一次。好在上帝没过多为难我，大约敲到第五六个门时，开门的是斯特凡，那一刻我们两个人一个愣在门里，一个愣在门外。 我静静地看着灯光下的斯特凡，他有一张比马蒂亚斯更长的脸，嘴唇也更薄，尽管在浴室门前的那一瞬间我几乎就要脱口叫马蒂亚斯的名字了，然而细细看时，他只是斯特凡。就我的审美趣味来看，他的脸不如马蒂亚斯长得端正，他们的身材却很像。 斯特凡灰色的眼睛有英国绅士的味道，举止也有股迷人的味道，他也的确刚从英国学习一年回来，所以在楼里我还从来没见过他。斯特凡问了我很多问题，我们还谈了各自的爱好，谈了很多音乐，主要是我问，斯特凡答，因为斯特凡弹钢琴，又吹萨克斯管。 斯特凡给我详细地解释巴赫的24首赋格曲，因为我当时正迷恋巴赫的音乐。那天晚上，我被斯特凡迷住了，斯特凡肯定也觉察到了，因为我感觉斯特凡一开始时那一丝说不清的惶惑与不自信正在消失。 当斯特凡看到门口站着的我，并把我让进门时，他说他从没想到过我会理睬他，因为那天他追随我得到的感觉是，我这个亚洲女子将他看成了个不知趣的人，他说我在浴室里说谢谢的声音时让人感觉很冷淡，关门的声音也很响。我感觉到那晚斯特凡跟我聊天越来越自如，还说会帮我学习德语等。 然而，那天晚上我有些失眠，潜意识里的失意笼罩着我，直觉告诉我，斯特凡和我不会互相拥有，我解释不清其中的原因，但直觉从来就是千真万确。我压抑着自己不再去找斯特凡，尽管我已知道他就住在二层楼下。但我在邂逅了马蒂亚斯之后积蓄了近两年的感情在奔涌。就像我感觉的一样，斯特凡也并没有像他说的一样重新出现在我的门前。一个星期过去了，我再也忍不住不去见这在异国他乡的孤寂中唯一让我感到快乐的人。 我径直下楼去敲斯特凡的门，他穿着很随意的衣衫，脖子上系着一条小纱巾，在中国小纱巾是女孩子的专利，但在西方，男子系一条纱巾你不会觉得他女里女气，反而感觉很别致。我和斯特凡都很客气，互相很有礼貌，就是没有碰撞。在斯特凡的房间里待了一阵，我带着失意离去，随之而来的却是对斯特凡更强烈的渴望。 从那之后的几天，我都是在思念和压抑中度过的。一周，我能忍住不去找斯特凡，但到了周末我就再也忍不住，让我疑惑的是，我周末却找不到斯特凡，他根本就不在。回父母家了？大部分德国学生并不是每个周末都回家的。为了解脱一下自己，我和朋友去荷兰度假了。 度假回来后，我感到轻松了一些，强忍着不去找斯特凡，挣扎着去会一些别的朋友，以免独自在房间里挨过思念的时光。一天晚上，斯特凡突然出现在我的宿舍门前，我请他进房间，他笑笑地问我为什么晚上经常不在，说他看我的房间没有灯。我心里高兴，为他还会注意自己的行踪而激动。 斯特凡说他是来履行他的许诺帮我学习德语的，做听写练习，斯特凡念一段文章，我速记，然后斯特凡再做语法修改。我们两个认真地学习了一会儿，突然接吻上了，当两个人再度分开时，已过去了两个小时。我是在沉醉中度过那两个小时的，不知斯特凡怎样，因为当两个人眼睛再度相对时，斯特凡又是那么沉静和不即不离了。 后来我们出去散步，初春的夜晚吹来阵阵凉风，我的心却热得要醉，那时我的恋爱经验只有初恋，虽然不成功，但和中国的男朋友两个人都是百分之百投入的，从一开始就没有距离感。到德国后我遇到了马蒂亚斯，他是那么真诚而富有同情心，如今身边的这个男人，我很为他着迷，但直觉告诉我他不可信赖，或者说，他保持着距离，不给我这份信赖。 斯特凡偶尔会用手扶一扶我的腰，我必须抑制住自己不倒在他的怀里。“上帝啊，他就偏偏不真诚地拥抱我。”我痛苦地要叫出声。我的直觉告诉我斯特凡不可信赖，这直觉千真万确，但我却柔情如水。 当斯特凡把我送回宿舍房间门口时，我依然感到自己的脸烧得通红，迎面碰到的却是斯特凡平静的面孔和带着笑意的眼睛，他温柔地揽了一下我的腰，一只手从我的面孔抚下，另一只手随即把我送了出去，转过身去，他的手又从我的脖颈滑下，我的整个身体都要瘫软了。 上帝作证，斯特凡在和我调情，我拼了全身的力量把他推开。斯特凡要走，看到我失望的面容，他抚摸了一下我的头：“梅，你知道吗？对别的女人我能随便，对你我不想。”我心里痛苦地大叫：“你为什么要对别的女人随便，又为什么不想对我随便？”嘴上却什么也说不出。只问斯特凡是不是还会来看我，斯特凡说好，下周二来。虽然要熬一个周末，我还是快活地点点头。 周二的晚上我守着一枝玫瑰苦苦地等，一遍又一遍地走出门去看斯特凡的窗口什么时候亮起灯，深夜里我等得胃一阵阵地绞痛，斯特凡窗口的灯却始终没亮过。 到了凌晨三点左右，我去敲斯特凡的门，手抬起时，我的手居然碰到了钥匙，就在门上。我顺手开了门，发现斯特凡已躺在床上了，他好像一点也不吃惊，静静地问：“梅，是你吗？”我无声地坐到床沿上，借着窗口透进的月光看了斯特凡一会儿：“我们不是有约会吗？”我的声音并没有什么气愤。“哦，我忘了，去同学那儿聚会去了。” 一个忘记了约会的男人，你对他生气又有什么用呢？我心里这么想，说话声音就冷了下来，音调不高：“斯特凡，我在你身边躺一会儿，好吗？” 斯特凡无声地掀开被角：“梅，你在发抖，身体很热。” 我回答：“我等你等得胃都疼了。” 斯特凡行云流水般地开始抚摸我，这种抚摸介于性与无所谓之间，我不言语，感觉胃痛好了一些后，我起身离去。月光下斯特凡还是那样静静的，也不言语。 经过这个晚上，我彻底放弃了“爱”，“情”却更加放肆地奔腾。我对自己说：好吧，就不问过去和将来，不谈责任和彼此拥有，放任地去享受他的温柔，放纵自己的情和欲吧。 我变得轻松了，不再羞羞怯怯，不再压抑自己的思念，想斯特凡就去看他，斯特凡似乎迅速感觉到了这一点，对我有时很冷淡，我难受，但也不知怎么办。我心里想：爱情不是单相思，而是碰撞，斯特凡明明喜欢我，也明知我为他着迷，可他就这么平静地让我独自燃烧，而从两个人之间的感觉来看，斯特凡对我不投入简直是不正常的。 答案很快就有了，我发现斯特凡每个周末都回家。哪个男子不钟情？如果他没有别的女人，他一定会愿意留在我身边和我一起过周末。我默默地看到了这一点，并不去点破斯特凡，只是笑笑地告诉他和他在一起时自己是全心全意的，问斯特凡是不是也一样。斯特凡望着我，眼睛稍微动了一下，说他和我在一起时就只想我，我说那我就满足了，我把“满足”这个词拖得长些，斯特凡定睛地望了望我，似乎想说什么，但终于没有说出来。 后来，斯特凡主动告诉我，他有一个女朋友，相处很多年了，所以周末回家。出乎我意料的是，我说我不在意他有女朋友，其实我那时内心深处已决定不在意斯特凡。 斯特凡好像对我很是难舍，和我的关系就有一搭没一搭地温柔地往前走着，我们一起去看由杜拉斯的小说改编的法国电影《情人》，坐在斯特凡身边，我平生第一次体会到什么是情人，体会到情人不能真正拥有的痛苦。那之后的一段时间，无论是共同散步还是共同做饭，我们俩都会不约而同地哼《情人》的主题音乐，共同回味电影中的画面。有时空气突然凝固了，我们彼此对望，我觉得身体中烈火在燃烧，但是我总是咬着嘴唇对自己说：你是中国女孩，宁愿独自燃烧变成灰烬，也不许让自己变成一堆无骨烂泥。 第五章 那场跨国恋 在德国的华人圈子里传言，我用神奇的东方床上魔法一夜之间就搞定了德国的白马王子。事实上，我和吉姆意乱情迷的第一晚就差点闹崩。 后来我和吉姆环保同居、又举行了绿色婚礼。 曾经以为我们的婚姻会永恒，我会和吉姆生具有天生优势的孩子…… 我与吉姆 我是幸运的，我错过了会弹钢琴的马蒂亚斯，决然离开了会弹钢琴但是已经有女朋友的斯特凡，但是我又遇到了会弹钢琴的吉姆，到底是什么让吉姆这么爱我呢？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问过他。 在德国华人的圈子里，一则消息不胫而走：一个中国女生一夜之间就搞定了一个德国男人。这个消息被乐此不疲地传着，一传十，十传百，有声有色：她搞定的不是一个老男人，也不是一个丑男人，而是一个高高个子、中国女孩心中白马王子一样的德国男人，这个德国男人的家庭更是有钱，就住在德国最有名、最富裕的汉堡的布兰科尼热区的易北河畔。她是用了一种什么样的东方床上魔法啊，这种魔法只有她才有，一般别的中国女孩没有，因为她在中国就是一位最有名的美学大师的学生，她具有研究精神，不仅仅能在德国大学攻读博士，而且能在床上攻读博士。德国男人一夜之间就离不开她了，除了娶她、爱她，别无选择。这个传言，越传越玄，最后好像全世界都知道了，唯有我和吉姆不知道。而这个女生就是我。 实际上我和吉姆恋爱后，第一次做爱时，关系就差点闹崩了。当我情意迷蒙的时候，吉姆若无其事、动作娴熟地从他的钱夹里取避孕套，我惊讶地睁大了眼睛：“你和几个女人睡过觉？” 吉姆边取避孕套边笑嘻嘻道：“20个吧。” “你给我滚出去。” 吉姆意识到了一点问题，依旧笑嘻嘻道：“那就15个。” “睡床下吧。” 吉姆依旧笑嘻嘻道：“那就10个。” 我很气愤，使出全身解数惩罚了吉姆一夜，或许我潜意识里想在一夜间就赢过他以前的20个女人。第二天早上，吉姆睁开眼：“这很健康啊，很健康。嚯，看来中国很神秘，中国女孩有魔术。”我心里却在叹气：我在中国只谈过一个男朋友，性经验几乎为零。不像你，睡过觉的女人可能有几打。到德国后，我在大学中文系图书馆里发现了国内从没有看过的中国美术画册，性爱主题的，我好奇又渴望，悄悄坐在角落里翻看，实践中我也许会不由自主地中西结合。做爱虽然不是一场隆重的音乐会，但是爱床也像一个小小的舞台，既然躺在上面了，拉开了序曲，快板、慢板、间奏、高潮、尾声总会随心而行，随身而至。但是做爱绝不是做化学实验，想变颜色走进实验室拿起空瓶子就开始点滴。初次做爱，我们的序曲都拉开了，他还能放下弓弦，从容不迫地去找钱包，拿避孕套，当然让我无法理解。 为了教育我这个中国女孩，吉姆带我和他的好朋友沃尔夫冈一起喝酒，吉姆让我问沃尔夫冈和多少女孩睡过觉，沃尔夫冈哈哈大笑：“30多个吧，从17岁到现在十几年了啊。”吉姆可怜兮兮又狡黠地眨着眼：“这个世界不公平，有人撑死有人饥，沃尔夫冈总是吃得饱饱的，我呢，有时饿得慌。”我问吉姆是否让别的女人怀孕过，吉姆轻松地回答：“没有，我都戴着避孕套啊。16岁母亲就教我用避孕套了，可我老实，19岁才把它派上用场，比沃尔夫冈迟了两年啊。” 吉姆和沃尔夫冈喝着啤酒哈哈大笑，我恨不得拿起桌上的啤酒瓶将这两个德国男人的脑袋敲开花。 被吉姆的父母首肯 吉姆向他父母宣布他有女朋友了，是个中国女孩，他的父母都很好奇，尤其是吉姆的妈妈，希望他带女朋友回家看看。我心里对走进一个德国家庭有种说不清的压力，就找各种借口不去拜访吉姆的父母。一个周五，吉姆和我通电话，我们本是例行商量两个人怎么过周末，但是吉姆在电话里就直接通报：“我的父母明天，就是周六，到法兰克福，其主要内容，就是来看我的中国女朋友。” 电话那头的吉姆好像有点紧张了。 周六上午，吉姆的父母到了，正在上大学的弟弟也跟来了，德国的年轻人周末都有自己的安排，很少跟父母行动，看来弟弟对哥哥的中国女朋友也很好奇。 吉姆的父母在我眼里是电影演员般的人物，身材修长，举止优雅。因为吉姆家的姓的意思是“好房子”，我整天都恭恭敬敬地称呼吉姆的爸爸“好房子”先生。他言谈机智，让我完全忘记问他的“好房子”值多少钱，而是感觉他的“好房子”里蕴藏着无穷的智慧。 吉姆早就说过他小时候很崇拜父亲，所以大学学的专业就是父亲的专业，而父亲在这个专业上是全德国乃至全世界著名的教授。母亲呢，性格开朗，虽生过4个孩子，但还是少女身材。 那一天，吉姆和我陪着他的父母和弟弟参观法兰克福的当代艺术博物馆，它是1981年才落成的，第一任馆长是赫赫有名的瑞士艺术史学家、策展人让-克里斯多夫·阿曼（jean-christophe ammann），阿曼曾经是哈德罗·泽曼（harald szeemann），美术界公认的全世界第一位“策展人”的助手。阿曼29岁就出任瑞士卢塞恩市立美术馆馆长。当时的法兰克福当代艺术美术馆从建筑、收藏品到馆长都名噪一时。 当经过世界当代最重要的德国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的作品时，我停下来讲解：“德国每5年一届的卡塞尔文献展与圣保罗当代艺术展、威尼斯双年展并称世界三大当代艺术展。博伊斯1964年在第三届卡塞尔文献展上开始亮相，他第三、第四届的参展作品都还是‘老实不动’的装置作品。到第五届文献展时，博伊斯开始大闹天宫，他坐在他的行为作品‘组织公民投票直接民主信息办公室’里，一百天无休止地亲自和观众对话争论。第六届卡塞尔文献展上，博伊斯的作品《工地现场的蜂蜜水泵》最引人注目。博伊斯在博物馆里挖了一个几米深的坑，里面装了两台水泵。发动机把蜂蜜沿着水管压到屋顶，整个展厅到处喷满了甜滋滋的蜜糖。人们只能在心里琢磨‘难道这也是艺术’。第七届卡塞尔文献展上，博伊斯此次已不在博物馆展览，嫌室内空间不够大，闹得不过瘾，就搬到广场上并在全卡塞尔市行动。他要送给卡塞尔城7000棵橡树，他先搬来7000块石头堆在广场一角。他的艺术行为招来一些反对者，他们把一些石头涂成粉红色，还把部分石头扔进河里。开幕后，博伊斯开始亲自栽植第一棵橡树，并在每棵树前立起一块石头。他的这个大型环保艺术作品吸引了大量艺术家和普通人参与。1986年，博伊斯去世了，他的儿子在1987年第八届卡塞尔文献展上挨着父亲栽下的第一棵树，种下了最后一棵橡树，历时5年，7000棵树苗的整个‘社会雕塑’终于完成了。1987年第八届卡塞尔文献展博伊斯还有一幅作品参展，后来被法兰克福当代艺术博物馆收藏，这幅作品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而‘大闹天宫’的人在中国就是孙悟空，孙大圣带领着那些好玩的猴子在花果山上撒野啊。” 吉姆的一家都被我的讲解逗笑了。吉姆的爸爸眼睛发亮地夸奖：“梅，我们听你这位中国姑娘讲解德国艺术特别有意思。” 第二天吉姆告诉我：“我爸爸妈妈夸你聪明，你知道吗，聪明智慧是他们推崇的找儿媳的第一品质，他们很喜欢你，尤其是我妈妈。”我纳闷：为什么吉姆妈妈更喜欢我？我和他爸爸谈话更多啊。是不是因为我把中国的一句成语笑话“不堪回首”讲给他妈妈听了？我在中国的一位熟人是个舞蹈演员，六十多岁了，衣着时尚，从后面看身材还是妙龄少女的样子，公交车上油头滑脑的年轻人不断对她轻浮无理，最后她转身摘下墨镜：你看清楚了，叫我奶奶吧。舞蹈演员很瘦，老了满脸皱纹，已经“不堪回首”，年轻人看了可能吓一跳。因为吉姆的妈妈还不老，我就只对吉姆妈妈讲了这个笑话的前半部分，而略去了这个笑话的后半部分，我夸她就像中国的那位著名舞蹈演员，身材永远是十几岁的妙龄少女。 从那以后，吉姆和我的恋爱关系又深了一层。 吉姆的父母都先来看过我了，我再不去吉姆家就失礼了，再说我心里其实也向往吉姆的家庭，因为早就知道吉姆的一家都弹琴唱歌。不过第一次去吉姆家，我带去的礼物不是歌声，而是用中国的美食出彩的。那时从国内来的一位宋总，在法兰克福市远郊开了一家中国餐馆，他经常有很多语言上的问题求我帮忙，我从来不收取报酬，现在为了给吉姆的一家带一份特色礼物，我问宋总能否送我一只北京烤鸭，宋总哈哈大笑：“你帮我这么多忙，别说1只，10只也行啊。这样吧，我们的烤鸡也做得很香，烤鸡、烤鸭，你要的那天自己来拿吧。”去吉姆家的当天，我和女朋友欣去宋总的餐馆取了新出炉的烤鸭和烤鸡。晚上，吉姆全家吃着中国烤鸡、烤鸭，吃得很香，不断地夸我送的礼物好。 去过吉姆家后，吉姆告诉我，他父母对我的评分越来越高。哈哈，我从小到大都很擅长考试。从此，吉姆对我更好了。我倒是没有想到吉姆交女朋友这么看重他父母的认可。后来吉姆和我要结婚了，吉姆才对我说：“你知道吗？聪明、智慧、知礼是我父母最看重的。也许他们就是这样挑选儿媳妇的，以前尽管我的父母从来没有对我带回家的女朋友表示反对，但是他们也从来没有对她们特别好，他们喜欢你要甚过喜欢我了。”吉姆说这话时有意无意中语调酸酸的。 简约环保的家 吉姆并没有马上向我求婚，但是他有办法先拴住我。 吉姆马上放弃了自己舒适的单身公寓，另找了房子，和我同居。 和吉姆同居，我平生第一次感觉和另一个人共同拥有了一个家，但是又感觉这个家是我一个人来布置的，因为吉姆除了买了一架他的钢琴，把买钢琴的账单寄给他妈妈，他就什么都不管了。然后还给我提出一个要求：梅，家你怎么布置都行，只要环保。 我平生第一次开始布置一个自己的家。在国内我研究生毕业后雄心勃勃，工作一年居然挣了一万多块钱，是普通人工资的10倍，我自己挣钱了准备痛痛快快地开始消费。但是我更向往德国，我把挣到的钱买了张机票飞到德国，其余的全部换成美金带到了德国。到了德国，我花自己的钱，哪怕是打工的钱，我也很自在，但花吉姆的钱，我总是不自在。我想花很少的钱布置一个家，而且还要达到吉姆的要求：环保。 怎么办？ 我制定了一个大方针：一切从简、家具一切用原木、电器一切用节能省电的。 家里我用的书桌是吉姆上大学时用的，一块约一米宽、两米长直棱直角的大木板架在两个木制三脚架上，就这样简单。我觉得这个书桌虽然简单，但是不难看，为了家里风格统一，又为了省钱，我问吉姆：“告诉我哪里能订原木板和三脚架，我就照这个风格订一张饭桌吧。” 吉姆说：“去包豪斯，那儿肯定有。” 我纳闷：“包豪斯”不是德国著名的美术流派和美术学院吗？怎么成了商店了？不过我还是打听到法兰克福当时唯一的一家“包豪斯”店。 “包豪斯”店不像其他商店在市中心，而是有点偏远，我坐着公共汽车找去了。对那个“包豪斯”店，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木板切割机，那里有无数的工具，剪花的、钻墙的、修理汽车的，反正我在出国前没有见过。我在机器嘈杂声中依照厨房半面墙的准确宽度（我和吉姆计划放饭桌的地方），订购了一块80厘米宽、1.4米长和吉姆的书桌风格协调的木板和两个三脚架。一周后我坐公共汽车分两次，一次搬木板，一次搬两个三脚架，独自将“包豪斯”饭桌搬回了家。 这样，一块木板架在两个三脚架上的“包豪斯”饭桌就可以用了。我每天都为吉姆烧晚饭，每天晚上和吉姆在“包豪斯”饭桌上温馨地用晚餐。我晚上七点开饭，吉姆一般六点半到家，如果超过七点，晚到家五分钟以上吉姆都会受到我的抱怨，吃饭时被我用勺子敲头：“我每天做菜的用心不比你上班的用心差，你应该准时回家品尝啊。”吉姆总是说：“对，对，你做的菜每天都好吃。” 直到有一天，橙子青椒炖肉，把两公斤橙子连皮炖在肉里，我想象那黄黄绿绿的颜色和酸酸的味道应该对德国人的胃口，结果吉姆“哇”的一声往外吐，连叫吃不下。看着他那狼狈的模样，我差点笑破了肚皮，也大叫：“怎么啦，怎么啦，小时候妈妈给我做过橙子皮蒸肉防治感冒，记忆中很好吃啊。今天我看你有点感冒，特意为你做的啊。” “包豪斯”饭桌用得不错，后来我又跑了几次“包豪斯”店，按照家里量好的尺寸订购了一个书架，通过为家里添置这些“包豪斯”家具，我理解了德国“包豪斯”店的理念。 德国的“包豪斯”店就是德国“包豪斯”实用美术精神的日用延伸，在德国，每个地方都有“包豪斯”店，它有点像中国现在的建材商店，但是其精神仍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现在的建材商店，大部分是装修时为了节省钱或者保证质量，自己去选购，然后交给别人施工。但是德国“包豪斯”店的最大特色，我认为是工具，德国人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好的工具，生活需要的每一个细部都有工具。甚至德国人衡量好丈夫的最大标准就是看他是否能做手工活，德国每家的地下室都堆满了工具，有的甚至干脆在花园里自建了一个工具小屋，专门堆放工具。 有了质量好的、全面的工具，勤奋的德国人会在自己家里搭高架床，我认识不少尤其是住在三米多高老房子的德国家庭，为了利用空间，孩子的房间将床架到高处，留出下面的空间作为游戏或者电脑空间，还有的家庭将最大的卧室留给孩子，夫妻住小的房间，不够大，也将床架到高处。用质量好的工具、好的材料干活，不仅别具特色还有成就感，有一次我去一个德国朋友家，问他们那年的假期准备做什么，丈夫马上把我带到客厅的一角，指着那里已经堆满的瓷砖、泥灰和工具，对我说：“今年我们哪里也不去，你看，我们的客厅只有一个供客人用的小卫生间，我将把这个扩大，加一个淋浴房。现在我每天下班回来只能干一点点，下个月开始我将连休五个星期的假，全面完成它。”那时我到德国没多久，对这个德国丈夫从贴瓷砖、铺地板到建淋浴房都自己干感到惊讶，后来我就习以为常了。在德国，我认识不少这种手工能力很强的男人，但吉姆是个例外，吉姆除了修他的自行车，并不爱“修理”家，他的户外爱好太多了，长跑、登山、滑雪、冲浪、潜水…… 吉姆对我勤俭、创意持家的本事赞不绝口，我给他讲了自己理解的“包豪斯”理念，没想到当吉姆和他妈妈通电话时，他一大半时间都在吹：“梅在‘包豪斯’店订做了一张饭桌才花了150马克。（两年后，1995年，当我们搬家到柏林时，我为家里添置的饭桌是精致的纯实木桌面，特价，但价格也高达999马克。如今，十多年过去了，桌面依然光洁如新。而当年的‘包豪斯’饭桌，则被挪到地下储藏间）梅在‘包豪斯’店订做的书架才200马克，买新的至少要五六百。梅为家里添置了电炉、电冰箱、洗衣机，虽然全是二手货，但是节能省电，总共才花了500马克，这三件每一件买新的都要超过1000马克。总之，梅花钱很少，家收拾得很不错，梅认为家的风格很重要，我和梅的家是统一的‘包豪斯’风格。” 大约因为吉姆一口一个梅和包豪斯，这引起了他妈妈的好奇心，不久，他的父母果真就要求来看吉姆和我法兰克福的“包豪斯新家”了，而且既然有了“包豪斯”饭桌，吉姆把牛都吹出去了，当然应该让客人在“包豪斯”饭桌上好好享用享用啦。 我全力以赴，下午请吉姆的父母在原汁原味的“包豪斯”饭桌上品尝我做的“苹果派蛋糕”，“苹果派蛋糕”是个好听的名字，实际上在德国是一种最家常最普通的蛋糕，当时我在德国第一次有了家，刚刚开始学做蛋糕，也就只能做“苹果派蛋糕”，将面粉、水、黄油、鸡蛋、糖严格按比例配好，用搅拌机搅好，放进烤箱烤20分钟，出来的就是半成品——蛋糕的底座，然后将事先切好的苹果片放到底座上，一半嵌入其中，再放入烤箱烤15分钟，简单新鲜的“苹果派蛋糕”就做好了。吉姆的父母一边品尝我做的蛋糕，一边夸我做蛋糕自学得快，同时还夸我把家收拾得比吉姆说的还好。“包豪斯”饭桌的确又简单又便宜，桌面加工也不错。 晚饭时，我在“包豪斯”饭桌上铺上了同学阿明从波斯带给我的桌布，图案细致质朴，不像一般的波斯地毯那样华丽，“包豪斯”饭桌风格迥然一变，简约，讲究，用心，然后我配上了一个简单的烛台。我按照德国的饮食习惯，先上了一道酸辣汤，让宾客打开胃口，期待我的主菜，而且我的主菜不像吉姆妈妈一样通常是从烤箱拿出来的或者事先煮好的，我的主菜名叫“三丁爆炒三肉”，即：我事先将红椒、黄椒、青椒都切成了丁，将猪肉、牛肉、鸡肉也切成丁，调好了葱姜蒜外加微微辣的汁。喝完汤后，我起身现场爆炒，最后淋上汁，因为德国人吃菜喜欢汤汁，真正爆炒干炒的中国菜他们还是吃不习惯的。我只做了一个主菜，但是分量很足，用了猪肉、牛肉、鸡肉各大半斤，两大盘端上桌，中间放白米饭，红椒、黄椒、青椒丁色彩鲜艳，吉姆的父母吃得很带劲。主餐后的甜点我准备的是冰激凌加汤圆，每人粉红草莓、绿开心果、黄奶油3个冰激凌球外加2个滚烫的白色汤圆。到了德国，我在厨房里是中西结合，一通乱来，通常获得意外的效果。告别时，吉姆的妈妈对吉姆说：“吉姆，你从离开家上大学后就从来没有收拾过你的住处，从来就没有过这么好的生活，这都是梅的功劳，你要好好对待梅啊。”吉姆的眼里闪着幸福和骄傲的亮光，说起话来更放肆：“妈妈，你和爸爸来了，梅很尽心，你看，我们的厨房要是像你的一样装备齐全，加上梅的手艺，下次你们来就能更好地招待你们了。”他妈妈大笑道：“好，好，你应该和梅一起再去‘包豪斯’或别的商店采购，厨房里缺的东西全买上，账单全寄给我。” 我感觉得到，自从吉姆和我谈恋爱，吉姆的母亲对吉姆更好了，总是有求必应，非常大方。我是受中国教育长大的，我在中国拿到第一份工资后就孝敬了父母，给他们买了一台彩色电视机。我并不适应德国年轻人从父母那儿盘剥，但是我也羡慕吉姆的父母很殷实富有，而我的父母是中国普通的工薪阶层。我有时对某些小事也很上心，多年以后，我总是记得为吉姆的父母做的饭，用的食材都不够好，比如肉，我没有舍得买上等的里脊肉，大虾我也没有舍得买，那时我不知道连吃的食材也有绿色食品店了。我心里很想为吉姆的父母做更精致美妙的饭。 吉姆的环保生活包括他坚决不买汽车。但吉姆酷爱骑自行车，所以他为自行车花钱不少。1992年，他开始工作后，拿到工资的第一件事是为自己买了一辆13个挡的自行车，当时价值一千三百多马克，合人民币五千多元。 有了我这个女朋友后，吉姆做的第一件事是送给我一辆自行车，远没有他的贵，但是比我原来的好得多，目的是让我跟着他骑车。周末吉姆和我大多骑车出游，城市周边的森林，城市周边的小城是我们的目标，远一点的地方，就先坐火车，将自行车搭在火车上，到达目的地后，人和自行车一块下车，然后继续骑车前行。 第六章 与吉姆的婚姻生活 经济危机中面临失业的吉姆，希望我在德国做个秘书之类的工作能有收入，而我却想做学术研究。心情郁闷的我，拿了我们两个人共同账户里的1500美元，独自去了美国旅行。从美国回来，我就看到客厅餐桌上吉姆单独起草的分居协议书。 我是爱吉姆，还是爱吉姆会弹钢琴，还是爱有很多人会弹钢琴的德国，我对此一直很迷惑。尽管迷惑我还是嫁给了吉姆，既然嫁了就想将婚姻进行到底。然而，德国的选举之夜彻底改变了我的一生…… 跨国婚姻中的压抑与鸿沟 我嫁过吉姆，即使一切曾经近乎完美，但我们还是离婚了，离婚的时候我们都还年轻，按说离了婚也就不用想了。 但是我想，我不能不想，因为我嫁给了吉姆，不仅仅是嫁给了一个人，我以为自己也嫁给了一个家庭，一个我很喜欢的、在异国他乡给我温暖给我归宿感的文化大家庭，我以为自己也嫁给了一个国家，一个我很向往也很在乎的国家。 一个年轻的女子，在她怀着梦想来到一个她崇尚的国家，又获得一个大家庭的接受，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那是一种不再漂泊的感觉，一种被接纳、被认可的感觉，一种不再孤独的感觉，一种能落地生根的感觉，一种幸福的感觉，这种种感觉都促使我想做一个好妻子、一个好媳妇、一个有出息的人。在一个我降落到这个国家的土地上才从零开始学习其语言的国家，我要付出双倍的努力才能成功，我马上就要成功了，但是我的婚姻破裂了。 和吉姆曾经近乎完满的恋爱和婚姻生活，对于我来说，却总有跨越不了的鸿沟和解脱不了的压抑！ 和吉姆恋爱之初，他的父母先来看过我了，我一定要去吉姆家回礼的。为了带一点特色礼物，去吉姆家的当天，我和女朋友欣去法兰克福市远郊宋总的餐馆，取新出炉的烤鸭和烤鸡。车要坐好远，来回长途票很贵，忽然我很舍不得买，只买了张短途的，偏偏查票的人来了，将我和欣带下车询问。我又羞愧又懊恼，就撒谎说：“我们是学生，去那里打工，车来了我们一紧张就买错了票。”查票员犹豫地看着两个中国女孩，最后没有罚我们。在德国，如果乘车不买票，哪怕买错了，罚款当时是60马克，相当于人民币300元，也相当于我出国前3个月的工资。后来吉姆全家吃烤鸡、烤鸭，吃得很香，不断地夸我送的礼物好，我却一块也吃不下，觉得很羞耻，堂堂一个中国名校毕业的大学生到德国坐车不买全票，还被逮着了。 这种羞耻和羞愧有多大？持续多久？对于我来说，它持续终生，在我后来的人生中，我很多次吃烤鸭或者坐地铁的时候都会想起当年的窘迫。在心底的深处，我知道自己只是为了所爱的人、所爱的人的家人去取那些烤鸭、烤鸡，只有爱的安慰能让我稍稍为自己的行为开脱。我学着放松自己，甚至觉得自己做了件潇洒的事，问题出在我不是在轻喜剧的熏陶中，而是在接受莎士比亚的悲剧和崇高中成长了，我不能百分之百说服自己。 我和吉姆很少吵架，大半我记不得原因，记不得原因就意味着争吵也不厉害。吉姆知道抚慰我的灵丹妙药就是去买一束花出现在我面前，有一次周日吵嘴，吉姆又跑出去了，我纳闷周日商店都关门了，吉姆去哪儿买花。不一会儿吉姆冲进门来，单腿跪在我面前，得意地哼着贝多芬《命运交响曲》的开端：咪咪咪哆……一束花魔术般地出现在我眼前，吉姆笑嘻嘻地告诉我，他是跑步到火车站买的。周日只有火车站的花店还是营业的，这个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我惊喜地连忙擦去眼中的泪水想看真切，然后破涕为笑。 结婚前有一次我们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我非常伤心，而且让我刻骨铭心，吉姆买花送花也绝对化解不了。争吵的原因我也记不清了，只是吵着吵着就严重了，吉姆说我和他在一起是想有一天和他结婚，然后获得德国的居留权。我垂头落泪，然后硬起心肠反击：“如果不是因为哲学，我根本就不来德国，如果我来德国没有碰到你，我根本就没想留在德国，我原本以为我到德国不出两年就会去美国，我的大学同学都去美国了。退一万步说，我聪明又智慧，为什么我就不能在德国留下来？为什么德国要拒绝我？而你，尽管你是一个德国人，可是你的工作不够出色。”我这下可戳着了吉姆的痛处，吉姆爱他的工作，他工作非常认真，他希望能够胜任一份专业工作，使他获得社会的认同和家人的认可。吉姆大哭，仰面倒在床上，大眼睛瞪着天花板大叫：梅，你故意伤害我，你故意伤害我。当垂头落泪的我抬头看见仰面而哭的吉姆时，我很惊讶德国人怎么仰面大哭，伤心的中国人不是掩面抽泣吗？ 我在中国是学业和工作能力都非常强的人，到了德国我虽然没有正式工作过，但是我做学生时在德国大公司做秘书和助手的兼职工作都很受同事和老板尊重。因为我在秘书和助手的工作岗位上也奉献我的文化与创意。1993年暑假，我到德国著名的制药公司迈兹（merz）公司工作，该公司的口服美容补品的一句广告语传遍全德国：真正的美发自内在。在这个公司我的打工待遇是：每小时工资22马克（当时合人民币约120元），后涨为24马克，另带休假和加班工资。我暑假在该公司工作10周，够我做学生一年的开销。在迈兹公司工作时，我的部门老板是迪尔（dill）博士，他是个经验丰富的长者，迪尔博士有一个长长的大客户名单，上面记录着每个人的生日，他每年不发送惯常的圣诞贺卡，但是送生日祝福。迪尔博士每年都费心构思独特的生日祝福。我在他那儿工作时，曾给他提建议：中国的孔圣人有一段话，‘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您的朋友所有年龄段上的都有，对照中国孔圣人的话，他们一定会各有各的体会。无论是哪个年龄段的人，中国的圣人都主张‘吾日三省吾身’。在工作紧张的社会里，如果我们还能够每日三省吾身，那一定对身心都有好处。”迪尔博士对我的建议仔细聆听，详尽询问，把中国孔圣人的话录入他那年的生日祝福词中，依次发给他的两百多个大客户。而迪尔博士自己拟写的前一年的生日贺词中的一句话也给我很大的启发：亲爱的朋友，你一定很需要获得认可……那时，在我的观念中，犯了错误很难马上口头认错，有了成绩也不好意思直接请求别人的认可。若干年后，我从德国回到国内，收到很多求职信，我很惊讶，年轻人都很不吝啬推销自己，求职信上都潇洒地写着：相信我，我一定能胜任；给我一个平台，我将大展宏图。这样的话很轻易就说出口。这些年轻人工作中出现了错误，口头认错非常轻松，“请相信我，下次不会发生了”，而下次再犯错这些年轻人也还是很轻松。 我有一段时间感到自己在国外确实落伍了，别人对自己的认可和自己对别人的认可对于人生是多么重要，用适当的语言表达自己是有必要的，但是该怎样积淀自己，让自己不轻易跟从广告式的语言呢？ 我从小到大学习和工作都是如鱼得水。和吉姆一起生活，我每天都听吉姆下班唠叨工作上的事情，虽然吉姆大部分时候是在笑话和不满老板或者同事，我却能判断出吉姆的工作能力、处事方法都有些问题。对于自己的丈夫，我只能好言相劝，或者和丈夫一起笑话老板和他的同事。我不能完全判断德国公司，更不愿伤害打击丈夫。 但是现在吉姆如此地刺痛了我，我就开始无情地刺痛吉姆。 我刺痛吉姆，有关吉姆工作的成就问题后来长时间伴随着吉姆。 吉姆刺痛我，有关爱情与居留的问题成为我们日后分手的隐患。 要结婚了，我和吉姆走在森林中，空气清新，我的心中充满了爱和感激：“吉姆，你妈妈对我多好，结婚后，我就叫她妈妈。”我感激地想着未来的婆婆，吉姆的回答却给了我一计闷棍： “你怎么叫她妈妈，她已经有4个孩子叫她妈了。” 我暗自伤心，问：“那我怎么叫啊？” “就继续叫她名字好了。”吉姆很自然地回答。 “卡琳？”我该叫我的婆婆卡琳！吉姆让我这么叫，我无奈透顶。初到吉姆家的时候，我觉得，按中国的习俗我应该叫吉姆的妈妈为阿姨，可德国没有阿姨这一说，吉姆说德国就叫名字啊。于是我拿腔拿调地就叫吉姆的妈妈卡琳，刚开始有点别扭，叫久了又有点西化的洋气，还有点西化的轻松，但是我的内心深处总是有点不是滋味。现在要结婚了，吉姆让我结婚后仍然直呼婆婆的名字，而且是对我心里真的很爱的婆婆。 “结婚后，你也准备直呼我父母的名字吗？”我心情沮丧地问吉姆，吉姆反问我他该怎么叫。此时我却不再愿意跟吉姆多说，按中国的习俗吉姆该叫我的父母“爸爸妈妈”，我心想：人家既然不稀罕我叫他的父母“爸爸妈妈”，我干吗穷攀呢？ 结婚那天，吉姆和我一起往中国打电话，吉姆激动地跟着我大叫我的父母“爸爸妈妈”，叫得我心里五味杂陈。但是，结婚后我每叫婆婆一声“卡琳”，都感觉很羞愧，对婆婆不够尊重。 结婚那天，我感到很幸福，植物园中的大树，把所有的笑声和祝福都映衬成绿色。绿色，象征着无边的憧憬、无边的希望。 但是面对这幸福，我仍然有一缕挥之不去的乡愁。 我的父母没有来参加我的婚礼，我压根没有提出让自己的父母来，很麻烦，要办签证，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要花一大笔钱，我没有那么多钱。我的婆婆对我说：在德国，婚礼都是女方办的，梅，我们爱你像爱女儿一样，我们都给办了。这样的情况，我怎么还能提出邀请我父母来呢？ 很幸福，但是总有那么一丝压抑摆脱不了。吉姆的父亲我的公公说，感谢我的父母生养了我这样一位聪明有教养的女儿，向我的父母敬一杯酒——隔着数万公里。我自己其实并没有太想着父母的养育之恩，小时候过生日有妈妈做的荷包蛋面，虽然没有包装漂亮的礼物，但是有时候有新衣服，现在啥也没有了。我不满意有了电话之后，父母也迷上时尚玩意儿，连信也不给我写了。父亲的信、父亲的家训、父亲的书法、父亲的文笔，都曾经是我的精神支柱，现在看来父亲对放弃写信并没有惋惜，他更愿意轻松地接我的电话了。在电话里，他一句话总是会重复好几遍，却不可能吟诵诗词了。中国往德国打国际长途很贵，父母不打，希望我打，不仅父母希望我打，国内的亲戚都希望我打电话，因为来自大洋彼岸德国的电话是令人激动和值得炫耀的事情。我一个人孤独地在德国生活，我感觉从父母那儿、从家人那儿都得不到什么安慰了，我庆幸自己在德国有吉姆和吉姆一家，当然我这种对父母和亲人的失望也是绝对不能对吉姆和吉姆一家说的，我要这个面子，要这个自尊，我还必须让吉姆对我父母好些。这一切我都只能一个人孤独地支撑着。算了，就独自一人嫁给吉姆了，嫁给德国了，父母不用来了，来了只会添麻烦，我也不在意父母是否能来参加我的婚礼了。但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总有一种失落和压抑，摆脱不了，挥之不去。 如果我和吉姆有一个孩子，那我在德国就真的落地生根了。但是谈到要孩子，我没有想到吉姆一句话就让我伤心不已。 吉姆个子一米八五，脸型标致，我梦想和他生个漂亮的孩子。吉姆咧着嘴，说玩笑也玩笑，说认真也认真：“什么，生孩子，像你那样的眯眯眼？”我的自尊心大受打击，跑到婆婆那儿告状，卡琳教育吉姆：“怎么这么傻啊，你和梅生的孩子一定是最聪明最漂亮的，远交是优势啊。”吉姆的大眼睛滴溜溜一转：“嗯，妈妈你说得对。还有一个优势，梅很健康，她每项运动都好，滑雪一下就学会了，比所有德国女孩都快。” 我盯着吉姆的大眼睛却想：我在中国已经被认为是双眼皮、大眼睛，而且是深邃的大眼睛，吉姆就没有体会到他妻子深邃的大眼睛的智慧吗？滑雪的时候他的妻子不仅学得最快，连出租滑雪板的地方都给免费了，集体做游戏时，他的妻子的中国小魔术让所有的德国男士都看傻眼了，参加玩牌盘盘赢，把一个德国女士都气跑了，吉姆不是很为他的妻子骄傲吗？为什么到头来吉姆还是认为我的眼睛小、很奇怪呢？和我生个孩子就会很搞笑吗？ 为什么我就认为吉姆的大眼睛那么好看？为什么吉姆就认为我的小眼睛不够好看？从那以后，我开始用挑剔的眼光看吉姆的眼睛，我开始觉得吉姆的眼睛大却不聚光，更谈不上深邃。 吉姆的失业危机 既然吉姆和我吵架也搬出了德国居留问题，我也就开始挑剔吉姆的智商不够聪明绝顶。 1994年底，德国经济滑坡，失业率大大提高，吉姆也被调离霍尔兹曼总部。他有两个选择，去原东德城市莱比锡或者德国首都柏林。“只能去柏林，吉姆，你的太太是首都人，我是从中国北京来的，我习惯了都市生活。”在德国生活我已经连金融城市法兰克福都嫌小了，吉姆成全了他的妻子，我们共同搬到了柏林，住进了一层别墅，房租不低，因为东西德统一后，德国已经全民公决迁都柏林，全德国的人都在议论迁都要花很多钱。是啊，迁都是很昂贵的。为了吉姆和我“迁都”，婆婆卡琳每个月汇500马克“支持迁都费”到吉姆的账号。没有想到，首都柏林在文化生活方面让我和吉姆百分之百满意，但是吉姆到柏林后，工作就再也没有一天顺心的日子。压力越来越大，每天他早上六点准时起床，六点半准时出门，晚上八九点回家。周一到周五，像在法兰克福一样我们每天共进晚餐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这段时间我用德文写完了博士论文，又用中文开始写一本专著，我梦想建立一个中德文化比较研究所。相爱、相恋、结婚的数年里，吉姆相当喜欢我的文化梦想，对自己的妻子撰写博士论文、写专著、在家里画中国山水花鸟，吉姆内心很欣赏，在同事、家人、朋友面前总是以自己的妻子为傲。如今经济危机发生了，吉姆劝我放弃所学的找不到工作的艺术专业，去做职业培训，然后做一名高级秘书，因为吉姆的姨妈在柏林就是一家大公司的老总秘书，穿着入时，办事干练，生活收入都很不错。吉姆觉得，我干这样的工作也一定会得心应手，我在德国大公司兼职时就很受老板的赏识。吉姆有不少银行存款，德国银行的这种存款表，上面提问如果存款人死亡谁继承，吉姆在第一继承人栏里全都端端正正地填着我的名字，我第一次看到这些表格时心里真不是滋味。如今，吉姆常把这些表翻来翻去，他时不时神经兮兮地对我说：“梅，我把银行的钱和我能得到的遗产都算过了，如果失业，我就骑车去全世界旅游，我的钱刚够我一个人生活和旅游，我养不活你了。”面临学业结束，我在德国突然感觉看不到前途，吉姆却毫不忌讳地对我说：“忘记你的北京大学吧，你很聪明，你在德国做一个总经理秘书也是很好的啊。” 中国名牌大学的研究生，到德国以最优秀成绩获得了博士学位，就只能做个总经理秘书吗？ 我绝不愿在德国做个秘书。 我和吉姆的隔阂一下增大了，生活变得很尖锐。 会七门流利的外语、工作勤奋，但是专业能力不是很强的吉姆在经济危机的时候将面临什么呢？ 德国当时最大最著名的建筑公司霍尔兹曼要开始大幅度裁员了，吉姆的工作难保了。来柏林不到一年，吉姆承受不了可能即将被裁掉的压力，和公司协议提前跳槽到另外一家稍微小一点的建筑公司工作了。果然，1999年到2000年之间，时任德国总理的施罗德先生组织了22亿欧元，以挽救这个有着150年历史、在全球拥有2万雇员的建筑集团（philipp holzmann），但是回天无力，该公司仍旧和其他德国大型企业一样，在施罗德政府时期破产倒闭。吉姆提前跳槽到另一家建筑公司，从一位办公室工作人员变为施工工程师，亲自上工地。第一个项目的工地就是在柏林市中心最著名的大街勃兰登堡门菩提树下大街，在一栋历史保护的老建筑里。我戴上安全帽，跑到丈夫的施工地表示支持，吉姆详细地给我介绍这栋国家文物老建筑，外部墙面全面保留，里面全部现代化。许多年后，每次路过那栋经过全面改造后外表保留原貌，内部结构全部现代化的大楼，我总是充满感情，觉得就是自己的丈夫一手负责施工的。但现实却很残酷，吉姆是一介书生，曾在霍尔兹曼总部办公室工作三年多，在竞争不那么激烈的年代，他能比较好地胜任办公室工作。但是吉姆根本没有施工经验，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一切都很紧张。没过多久，吉姆就感觉到工作的压力及和上司相处难以承受，吉姆解决这种压力的办法是：别的同事一般不愿到外地工作，而他认为为了工作，世界上任何地方他都可以去，而公司的确在世界各地都有工地。我强烈反对：“吉姆，歌剧《漂泊的荷兰人》我们都喜欢。但是生活不是歌剧，我是中国人，我以为到德国学两年哲学我就会去美国，没想到光德语就学了两年才过关，5年才拿到博士学位，我上学上够了。如果你去另外一个城市，我们就分居了，如果你去西班牙、意大利，我就又要学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我不想学了，我想稳定，想去工作，想要孩子，想要一个完完整整、安安定定的家，我不想再漂泊。” 但是吉姆不管不顾了。他不和我商量就主动让公司把他派到另一个城市工作去了，两三周回家一次。他像个大孩子，每次回柏林都背着大大的旅行包，里面是他换洗的衣服，他宁愿背着大旅行包倒火车、倒飞机，也要把这些衣物拿回家来让他的妻子洗。每次下火车或者下飞机，他的表情都让我心动，他四处张望，以为他的妻子没有来接他，脸上充满失落和困惑，最后，他总能看见我拿着一支黄玫瑰在等他，那时他总是极大地满足，每次都喜出望外，有点羞怯地紧紧抱住我，无数的吻不止一次把我的耳环都吻掉在地上，然后两个人又双双趴在地上找耳环。分离让吉姆重新陷入了爱情，情意绵绵中吉姆会温柔地请求：“梅、梅，我不仅想和你在一起，而且还想和你一起生孩子，我们的孩子。我们要有个大大的家。” 大大的家，两三个孩子，这也是我的梦想。可惜现实不一样，隔三岔五情意绵绵的周末不能代替长久分离的思念和寂寞。在遥远的城市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吉姆又和上司关系紧张起来，即使周末回柏林和我相聚也情绪不佳，分离和看不到生活的前途让两个人开始变得陌生了。 分居后重归于好 1996年的圣诞和1997年的新年，吉姆决定去潜水两周，他觉得那是最能让他释放压力和放松的最好运动，特殊时期的我变得很敏感，我极力反对：“你不要去做荷西，你不要去做荷西。”我曾给吉姆讲过三毛与荷西的故事，吉姆觉得中国女孩真是太大惊小怪了。我不愿跟着吉姆去潜水，好像吉姆就是荷西，好像噩耗就要临头。我第一次没有和吉姆一起去度假，而是独自一人逃往美国，花掉了家庭存折上的1500美金，那是我和吉姆共同生活几年，我第一次单独花家庭存折上的钱。家庭存折是吉姆和我结婚后开的户，上面是我和吉姆两个人的名字，由于结婚后我不打工了，没有收入，所以上面的收入全是吉姆的工资。我一直是吉姆心目中最节省的妻子，每月从家庭存折上取出用于家庭开销的钱很少，少得几乎要成为吉姆和婆婆的笑料，但那是在生活和工作宽松的日子，经济危机的时候吉姆自身难保，他挣的每一个马克除了和我一起花，他想的就是失业了怎么办！我从美国回来，见到的是吉姆勃然大怒的脸和吉姆摆在桌子上草拟好的分居协议，他说他认为我不是一个好妻子了，按照德国法律，夫妻必须分居一年以上才可以离婚，所以他要先开始和我分居，然后再考虑是否和我离婚。我心里哆嗦害怕，但是也不哭喊乞怜，傲气的我咬着牙在分居协议上签了字。 第七章 走出癌症 1999年7月23日，儿子出生。 2000年，新千年开始。 这一年，我像一条不知疲倦的龙，舞动了一年。到年底，人生中我第一次为自己和儿子挣下了一小桶金。没想到，命运同时却砸下了另一份账单，一份我不得不终生为之买单的账单：直肠癌晚期、淋巴转移、肝脏上布满小肿瘤。 2000年圣诞夜，整栋医院大楼只剩下刚做完手术不能回家的我和对面病房一位濒临死亡的老太太，我躺在死一般寂静的医院。 圣诞节清晨，老太太的先生过来告诉我：他的太太在圣诞夜随上帝走了。 恐惧向我袭来，我能够走出这间病房回家吗？我能够走出癌症吗？ 坚强的韦伯太太 2000年圣诞节清晨，我身上插满各种输液管，缓慢艰难地环视病房。我多少次梦想过白色圣诞节啊！白色病房，白色病床，窗外绿色的塔松上挂满一层一层白色的雪，整个楼道也是白色的，现在就只剩下我一个病人了。我的身体静极了，心静极了，连自己是否呼吸也意识不到了。如果不是突然病了，36岁的我36年来从来不会这么静，我一直都在激情地活着，又一直都被动，其实生命就是因为被动而想改变被动，所以才会激情地寻求改变，这被称为奋斗。我36年来的奋斗还算颇有成效，令人羡慕。从上小学开始，我学习成绩全校第一，但是由于父母出身不好，我戴不上红小兵袖章，跟父母哭鼻子，觉得自己窝囊被动，这种被动促使我继续奋斗。中学学习继续全校第一，高考上了北京的著名大学，我很激动，但那个年月父母已经受够了批斗，怕我学文科今后弄笔杆子也挨斗，就让我学理科，我考上了著名大学但学不了自己想学的专业，又被动。持续的被动促使我持续地奋斗，考研究生终于学了自己喜欢的专业。研究生毕业后我又出国留学了，但是出了国我发现自己失去了骄傲，几乎成了二等公民，又被动了，被动了还得继续奋斗，于是我以最优的成绩拿到了德国的博士学位。但是在德国找不到工作仍然还是被动，有了和德国白马王子的浪漫爱情我感动又激动，在爱情与婚姻的关系中我发现自己的家庭贫穷，我又被动了。 在被动中必须奋斗，而且我还有激情安分不下来，这是命运让我和德国丈夫离婚的一个原因。我只身来德国求学，在德国没有一个亲人，后来嫁给了吉姆，有了吉姆和吉姆一家人。然而，我后来又和吉姆离婚了，法律上我在德国又孤身一人了。 我的病房是两个人一间的，和76岁的韦伯太太共用。圣诞节前，韦伯太太被儿女们接回家了。圣诞节过去了，我的室友韦伯太太又回到了病房。 手术后，我被推进单间重病室里观察了3天，情况稳定了，被安排到两个人一间的普通病房。被推进门时，我和韦伯太太互致问候，一两天后我们熟悉起来，开始聊天。韦伯太太有白里透红的皮肤、银白色的头发、圆脸圆眼睛，很和气。没想到老太太的生活经历成了我和她每天聊天的话题。圣诞节前，每天都有朋友来看我，没人来看韦伯太太，我问韦伯太太有没有孩子。她笑起来，掰着手指数给我听：“我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56岁了。我的3个孩子都结婚早，孙子、孙女也有几个结婚早，如今我有8个孙子、孙女，9个重孙子、重孙女。” “他们为什么不来看您？”我纳闷地问。 “平时他们要上班，周末我的儿子、女儿会来看我的。”韦伯太太一脸的平和与知足。 “孙子、重孙子不来吗？”我开始想象韦伯太太那儿孙绕膝的幸福样子。可韦伯太太连连摆手：“孙子们就不让他们来了，太多了，他们有他们的生活。” “您的丈夫呢？”我犹豫了很久，还是忍不住问道，因为我怕76岁的韦伯太太的丈夫可能已经过世了，提起来她会伤心。 “我10年前离婚了，现在一个人生活。”韦伯太太毫不迟疑地回答我，并继续说，“我那离婚的丈夫，他后来发生了一起车祸，如今生活在养老院里。”我一下子愣住了。过了一会儿，我忍不住好奇和不解，又鼓起勇气问：“韦伯太太，您有这么多的孩子、孙子和重孙子、重孙女，多好啊，在中国叫四世同堂，是天大的福气，为什么要离婚呢？” 韦伯太太毫不避讳，她给我讲开了：“我这离婚的丈夫并不是我孩子们的父亲，我20岁就生了第一个孩子，接着又来了第二个、第三个孩子，可是孩子的父亲离开了，他离开时最小的孩子才一岁半。” “为什么呢？”我追问道。 “不知道，也许他突然对家庭生活没兴趣了吧，人年轻的时候做过的事，到老的时候回想起来，自己都说不清为什么。”韦伯太太继续说，“那时我们都年轻，我的男人一走了之，但是我不能走啊，3个围着妈妈要饭吃的孩子怎么办？我一个人带着3个孩子，找个男人都难，哪个男人愿意帮你带孩子啊。过了10年，孩子们大些了，才遇到后来这个丈夫结了婚，他也是离婚的，有自己的孩子，不过他的孩子都跟他的前妻一起生活。” “为什么你们又离婚了呢？10年前您都六十多岁了。”我还是很不理解。韦伯太太一脸平和地继续说：“我这个后来的丈夫呢，他工作时我们的家庭还好，他主外我主内，生活有条有理的，男人六十多岁退了休，变得反而有点怪，他在家里待着反而不知道每天干什么好。那时我在外面也有兼职工作了，我每天忙完工作忙家务，活儿满满的，他帮不上忙，反而时常不满意。我们就分开了，离了婚我没后悔过，一个人生活我觉得挺好。” 我听完韦伯太太的故事无语了，心里很沉重，感到悲凉、无奈与恐惧。年轻的时候我是为浪漫的爱情而生的，现在人到中年有了孩子，我依然在梦想一个稳定充实的家。人生将是怎样的？年轻时身体相互愉悦的男人和女人，他们相互需要的到底是什么？年老了，他们会淡漠地分开吗？分开也需要条件，在德国是有这种条件的，老年夫妇分开的前提是至少每个人还有自己独立的住处。中国有种境界“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年轻的时候以为，彼此承诺把手交给对方的那一刻，相爱的双方必须相伴到老，却不知人生的道路上还有多少变迁。外界变化，对方变化，我自己也在变化。我想要接受这种变化，具有接受这种变化的力量和勇气。如今，我有了孩子，孩子还很小，而父母却在渐渐老去，我的生命有了更多的责任和意义。爱，却不再为无谓的爱而消沉，不再为爱而过多地失去自我，不管是否做得到，必须这样去努力，我对自己说。 躺在医院病床上的我还在想： 人性中有没有随着年龄而重新回归自我的一面呢？在奥地利维也纳美泉宫里我曾经呆立在有关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和他的皇后茜茜公主的生平展览厅中，其中一段内容和场面我记忆很深。那是展览快结束时，有一个小房间放置了弗兰茨·约瑟夫一世老年时睡觉的一张单人床。文字表述是，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喜欢年轻时的军旅生涯，喜欢军旅中的单人床，晚年他很想念那种军旅的单身生活。 每一个人是不是都是作为一个个体降生到这个世界，经历年轻时身体与精神的渴望与异性结合，到了老年，身体的渴望减少了，社会关系的连接、精神的结合就变得更为重要呢？如果没有这两者，每个人又回到了自己的本原。我们在成长的年月里，受到了过多夫妻白头到老的教育，记忆中印下了过多的夫妻白头到老欣赏夕阳的照片，其实，个体强烈回归自身本原的人性与问题，是否就被社会或者教育隐藏了？ 韦伯太太一点也不隐藏她的人生，她随遇而安，活在当下，的确是个坚强独立的人。她一下子被开了两刀，首先是膝盖，在膝盖开刀做身体检查时幸运地及时发现了她肠子的问题，接着她的肠子又被开了一刀。76岁的老人被连开了两刀。我进病房时，她已扶着助行车自己走路了，每天笑眯眯的，看不出她的情绪有任何起伏，从她乐观的态度、爽朗的言谈我更看不出她是在德国社会里极其贫苦的人。话是从讲到她离了婚的丈夫退休开始的，我问她是不是尽管离了婚，也分享她丈夫的退休金，韦伯太太没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告诉我：“我有我自己的退休金啊。年轻时带孩子没法工作，但后来孩子长大了，我就去工作了，当然我的退休金不多，660马克一个月。”（德国那个时候还是使用马克，当时一马克约合5元人民币） “六百多马克一个月怎么生活啊？”我脱口而出。韦伯太太说：“办法总是有的，政府有补贴，比如我租的房子是一室一厅的，每月租金580马克，政府补贴我330马克，250马克从我的退休金里抽掉，我每月还可以拿到400马克用于生活，这就够了啊，而且政府每年还发两次买衣服的钱。春季300多马克，秋季400马克左右，够了，还要什么呢！” 原来韦伯太太是个知足常乐的人。 在德国，400马克一个月真是刚够吃饭。极新鲜的、贵一点的菜是买不起的，更不用说下馆子、旅游了。在病房的小桌子上，韦伯太太有个矿泉水瓶子，护士送饭送水时总是和蔼地要为韦伯太太换一瓶新的，韦伯太太总是马上说：“我不要，谢谢，麻烦您给我接一瓶自来水，我喝惯了自来水。”偶尔，她还是会笑眯眯地对护士说：“现在麻烦您给我拿一瓶矿泉水。”不过，韦伯太太的医疗是有保障的，德国的医疗保险只有私人保险和国家保险的待遇有区别，而大部分人是加入国家医疗保险的，国家医疗保险是收入低的人交钱少、挣钱多的人交钱多，但享受的医疗待遇是完全一样的。保险公司为每个病人付给医院的钱是一样的，这就保证了医院对所有的病人一视同仁，医院根本就不关心哪个病人穷哪个病人富有，每个病人从入院到出院和医院没有任何金钱上的直接接触。德国的医院病人由医生、护士24小时值班护理，连陪房家属也不需要。住院部是个非常安静的地方，家属、朋友只能在规定的时间探视。周末，韦伯太太的儿子媳妇、女儿女婿都来看她了，我发现说话最多、最兴致勃勃的还是韦伯太太。 和韦伯太太这样普通的、坚强的人相比，我觉得自己没有埋怨命运的权利。 吉姆，我的前夫，他第一次来看我时，我还在重症监护室里，他冰凉的泪水把我从昏迷中唤醒，模糊中我只看到一束鲜花在摇晃。当吉姆再次捧着一束花来看我时，我能坐起来了。能坐起来，我就一定要读书，吉姆的大衣口袋里果真为我带来了一本书：犹太人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写的《我的一生》。我完全沉浸到书里，与犹太人在德国纳粹集中营里的悲惨命运、与他们的生死抗争同悲同泣，护士多次惊讶地走过来问：“梅女士，再给您加一些止痛药好吗？您不需要强忍，按医生的规定，您的止痛药剂量还剩下很多。”我摇头谢过护士，我并没有强忍，而是沉浸在书中，完全忘记了手术伤口的疼痛。 犹太人能走出集中营，我难道不能走出医院，走出癌症吗？——我嘴里没说，心里这么认定。心里认定的，就一定要去做。 专心、静心养病，当我这样下定了决心，伤口就恢复得很快。2000年12月30日，大手术后第12天，连伤口的线都没有全部拆完，在我的请求下，医生同意我出院了。我没能在家过圣诞节，更渴望在家过新年，我要回家。12月31日，时任全德留学服务中心主任的姜大源老师打来电话，他是极少几个知道我生病的人之一，他关切地问：“你出院了吗？能自己走动了吗？我们非常希望你来大使馆参加新年音乐会，如果能来，我到大门口接你。”感激之情涌上心头，我稍微化了化妆，叫了一辆出租车到了大使馆。众多的熟人中，只有个别人发现了：“梅，你的脸色不大好，你瘦了很多。”在整场音乐会中，我必须时不时抚摸我的伤口，我的精神却异常好，那是手术后我第一次在硬椅子上足足坐了两个多小时。 2001年1月1日，我重新坐到我的电脑椅子上，新的一年开始了，我要以工作开始。 从我走进医院做癌症大手术到出院，仅仅用了12天。当我出院时，我的伤口部分拆了线，还有一部分要过些天才能拆。2000年，新千年岁末，我出院了。医院里没有钟声，外面有钟声，全世界都在敲响钟声，是新千年的钟声。吉姆以为我会死，可是我没有死。 人因为一脚踏进了死亡的门槛，所以更明白要怎么活着。我不想死，我想听着2000年最后的钟声，开启一段新的生命征程。 虽然，癌症大手术后，我的身体终生致残了。 带着伤痛重返工作 2001年1月1日，我重新坐到计算机前工作，伤口还在疼痛，我拿一个柔软的枕头抚着伤口。其实我的心情很激动。 人民美术出版社在全国举办了“翔云杯”儿童绘画作品比赛，从两万多幅参赛作品中挑选出了100幅优秀作品，想要将它们带到柏林来展览，我为他们联系了柏林艺术大学——世界上最高、最著名的艺术殿堂之一。孩子们的作品将在柏林艺术大学展出。届时，十多位学生和十多位教师组成的代表团将参加开幕式，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他们即将到达。 将100幅作品的名称翻译成德语； 将100幅作品的作者姓名、年龄、性别，用中德两种文字做成标签； 将100幅作品的小作者的学校名称翻译成德语，让参观者知道他们来自中国的二十多个省份，五十多个民族。 一幅幅欣赏着孩子们率真、大胆又技艺高超的画，就像看一幅幅祖国的山山水水，昔日民俗、今日风貌，我忘记了自己的病痛，时时沉浸在感动与欣喜的泪水中。 2月初，代表团三十多位成员一起到达了柏林。 在代表团到达柏林的当天，我在接待代表团的忙碌中，还抽空赶往柏林的卡迪威商店为孩子们买了礼物。 当时卡迪威是欧洲最大的百货店，6层楼，商品应有尽有。从一层的化妆品、首饰，一直往上有男女时装、图书、光盘、电器、餐具、家具及厨房用具。顶楼的美食廊不错，坐在棕榈丛下，繁华的市容尽收眼底，不远处即是“断头教堂“——”二战”中毁于盟军战火，反而产生了一种残缺的美和震撼力——历史与现实交织，仿佛就从杯底的咖啡中流过…… 卡迪威有一个角落，我敢打赌没有多少人像我这样钟情于它、爱恋它、利用它，而且十多年后卡迪威重新装修布局时这个角落真的不存在了。当年，3层图书区有一小片卖旧邮票的地方，那里有相当多的邮票是按重量来卖的，50克、100克、200克、500克，有各种分类：德国的、东欧的、西欧的、亚洲的、非洲的、拉丁美洲的，昆虫的、人物的、“二战”前的，“二战”后的等，每一张邮票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张邮票都有一段历史，每一张邮票都是一个特色的构图，最重要的是，每一盒邮票里都会有几十甚至几百张邮票，只需要花几个到几十个马克，也就是几十到几百元人民币，我喜欢去给孩子们挑邮票。包装盒不让打开，我只能从主题和盒子的透明塑料膜窗口中看到部分邮票，我抚摸着一盒盒邮票，把盒子晃来晃去，以便里面更多的邮票在透明塑料膜窗口中轮流呈现出来，那一张张邮票图案变成了代表团的孩子们争抢邮票的笑脸，我仿佛听到了孩子们惊讶和欢快的笑声。 下午，在柏林艺术大学美术教育系的大楼里，中国儿童画展开幕，尽管我化了一点妆，依然脸色蜡黄，这是我后来从照片上看到的。柏林艺术大学的天才音乐少年们为画展开幕表演了音乐节目。 一岁半的儿子坦坦站在我的身边，我谢绝了椅子，坚持和所有人一起站着，站在音乐里，那是我手术后第一次一动不动地站立了一个多小时。 柏林电影节与化疗、放疗 代表团离开柏林的那一天，我开始做化疗。 化疗不痛不痒，但是它让人的白细胞急剧减少，让我全身乏力。我每在计算机前工作一个来小时，都必须乖乖地躺到床上去歇息一会儿。这时我明白了医生为什么不同意我手术后马上做化疗。手术后，我心里充满恐惧，我平时不大关心生理医学知识，成天想着浪漫与爱情，如今突然病倒了，而且是晚期癌症，我觉得自己身体里都是癌细胞，我害怕全身某个部位某个角落可能还潜伏着哪怕一个癌细胞，这个癌细胞会随时向我卷土重来。为了断绝癌细胞扩散的哪怕一点可能，我向医生提出想马上做化疗，医生笑着安慰我：“梅女士，癌细胞并不那么可怕，我们每个人身上可能都潜伏着癌细胞，重要的是要增强免疫力，身体随时都在新陈代谢，不给癌细胞生存发展的机会。现在您刚做完手术，身体还很虚弱，您要积聚力量，恢复身体，这样才能承受化疗可能带来的不适。” “那我能工作吗？”尽管担心癌症复发，我仍然念念不忘我的工作。 “适度工作能让您忘记病痛，保持心情舒畅更是最好的医药。” 医生的话让我放心了，我一直在工作，心里有时仍然害怕，工作疲劳的时候我还是会注意休息一下。 我渴望工作，喜欢我的工作，我还必须工作，因为我不工作就没有收入。我拿的是德国护照，但我即使病了也不愿领社会救济。我无法像一些德国人那样理所当然、心安理得地领社会救济，我认为我来自中国，我能在德国留下来，首先要对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有所贡献。 还有，突然病倒让我有了一种挫折感与失败感，我要工作，在工作中切实感受到生命的存在。 当然，工作也不是我生命的全部，我还爱着很多东西。在我化疗的过程中，2001年2月，第5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举行了，我不想错过。 医生说了，保持心情舒畅是最好的医药。 我是柏林电影节的“粉丝”，到什么程度？电影节每年2月初举行，2000年2月，当时1999年7月底出生的儿子只有半岁，儿子4个月时开始长湿疹，每天夜里睡觉前全身更是痒得不行，小手到处乱抓，折腾得好可怜，我只能给他戴上手套。等他筋疲力尽睡着了，我观察到，夜里11点到凌晨3点他一般不醒。于是我就去看夜里11点半的电影，把儿子一人扔在床上，我奔了出去。这样的作案有两次，看完电影后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家跑，怕儿子醒了，更怕警察已经横在家门口。（德国将10岁以下的孩子独自扔在家里算犯法） 谢天谢地，儿子真争气，妈妈不在的几个小时里他睡得还挺踏实。 第50届柏林电影节，是过大生日，是第一次由德国总统亲自剪彩。2001年2月，我大手术后不到两个月，黄着脸黑着眼圈捂着伤口，我还是坐到了电影院里。不太熟的人像往常一样见面点个头。熟悉我的朋友知道我大病了一场，就默默坐到我身边。 中晚期癌症的根治，手术是关键的第一步，预后化疗与放疗，杜绝癌细胞扩散，是同样重要的第二步。做化疗的时候，我听从了医生的建议，不是躺在医院挂瓶子做传统的静脉输液，而是在胸前开了一刀，一枚现代的医学注射泵被放置进去，连接血管。每个化疗疗程，一个药瓶我每天24小时系在腰上，通过管子和针头注入我全身，持续一周，休息3周，然后进入下一个化疗疗程。对于医生来说，他们为我使用了先进的化疗仪器和方法，对于我来说，这省去了我去医院的时间。在做化疗的那一周中，我挂着输液瓶照常办了一些事情。周末的时候，我甚至还带着儿子和父母一家人利用周末乘火车旅游，我做这些，除了因为亲情，仿佛也想以此证明生命的存在。 工作是我走出癌症的一个力量 2001年，刚刚动完手术的那个春天，我反而更亢奋地投入到了生活和工作中，同时接受化疗与放疗。我共完成了6个疗程的化疗，其间，常常有朋友来看我，和他们的见面和交谈能让我忘记病魔，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化疗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开始同时接受放疗，春天快过完了，我也完成了12次放疗。至此，癌症手术后必做的化疗与放疗都结束了，我全都比较轻松地挺过来了，很少出现常人所说的掉头发、严重的恶心、呕吐等现象，我感到庆幸。 第八章 吉姆和坦坦 曾经梦想我会和吉姆生个具有天生优势的孩子…… 我有了孩子，但这个孩子却不是吉姆的。患晚期癌症后，我永远不能再生孩子了。 但吉姆对我的孩子却像是对自己亲生的一样，而且吉姆也变得特别想要一个孩子了。 我想回中国了，吉姆却希望我留在德国。 吉姆的孩子梦 我病后不能再生孩子了。 我想回中国。 这两点决定了我怎么对待吉姆。 吉姆曾经单独写了一份协议，我记住了这是一份分居协议，并在上面签了字。这份协议的具体条款，我记不住一个具体的单词。德语不是我的母语，我在25岁的时候怀着极大的热情开始学习，后来我用德语写博士论文，其文笔让我会8门外语的教授公公激动得大声朗诵，夸我比德国人写得还好，但是对于烦琐的德语公文，我一读就头疼。有一天，我看到了吉姆摆在大餐桌上，字写得密密麻麻的分居协议。这个大餐桌是我看了无数家家具店碰上的整木面的展览降价品，这个餐桌虽然用了20年了，桌面依然光滑，仍然放在我家的客厅里。那上面曾经每天放着我精心烹饪的各种菜肴，当时却放着吉姆背着我写好的条款繁杂的分居协议，我一看就头疼了，心里害怕了。我感到无助和恐惧，我又傲气又不服气，我咬着牙读都不读就签字了。 吉姆和我分居了，最终他未必和我离婚。但是我签了分居协议，命运就让我往前走了。 最后，我主动要和吉姆离婚的刻不容缓的原因是我有了别人的孩子，一个中国人的孩子，这个孩子不是一个事故，而是我的决定。不管这个决定是对是错，因为对错没法判定，我都是个敢于做决定的女人，而且为自己的决定承担责任，付出代价。 决定要孩子，就决定了别无选择地和吉姆离婚。 命运让我生一个百分之百的中国孩子，吉姆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砰砰地摔了好多盘子和碗。我害怕伤害肚子里那个小生命，为了尽量避免和吉姆发生冲突，我马上搬出了和吉姆共同的家。 这个家，是用吉姆的工资来支付的房租、购买的家具，但是我为之付出了我所有的向往、我的热情、我的能干。岁月流逝，我后来又拥有了比这个家更大、装修上更精致更豪华一些的家，虽然我爱家，很多事情还是亲力亲为，但是自己登梯子刷墙，开着大货车横穿陌生的城市取家具之类的活儿我没有再干过。 我是多么舍不得搬出那个家啊。 我尽管搬出了和吉姆共同的家，但是有些事还必须和吉姆商量。一天晚上我给吉姆打电话，电话里吉姆像从前一样又叫：梅、梅、妹、梅妹。一如既往，7年来熟悉的声音，亲密无间、不设防、信任无比。我又怜又痛又害怕，问吉姆你还好吗？吉姆说当然不好，接着电话筒里就传来嘤嘤的哭泣，也是我熟悉的哭声，只是出乎我的意料。因为在我的意识里，吉姆既然和我订分居和财产协议，那就是拿定主意早晚要和我离婚的了，我和吉姆吵过架，但是从来不提分手，因为我觉得嫁给吉姆了，就不离了，但是吉姆在我刚完成学业，还没有任何职业前景，最茫然无措的时候，单独写分居协议了。当我咬着牙、怀着恐惧在分居协议上签字的时候，我的潜意识里可能也已经为这段婚姻画上了句号，或者说是命运为这段婚姻画上了句号，因为我是多么无奈。吉姆在电话里哭着说：“梅，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爱了你7年，等了你7年，宽容了你7年，培养了你7年，我看着你一天天进步，一天天成熟，慢慢能独立了，取得了成功，我这所有的努力都要接近目标了，我们分居后又和好了，我们会有孩子，有一个完美的家，就因为我到外地工作了。前一段时间我感觉我们的关系还不够稳定，你还不完全成熟，我说要孩子还需要等一等，你竟然立刻就要了另一个男人的孩子，你就这样要永远地离我而去。你打破了我的生活，我现在一无所有，对生活和工作都完全失去了信心。而你呢，你不会找到另一个人像我这样了解你、宽容你了，我会对你绝对忠诚，给你稳定的生活……” 吉姆在电话里不停地哭着说，我在电话的这一边欲哭无泪地听，我体会得到，他最终要彻底失去我的时候感到的痛，而且吉姆的一句话也击中了我，命运是否会应验吉姆说的话，我不会再找到像吉姆那样爱我和宽容我的人了。 吉姆又说：“我不要看见你的肚子，不要看见你的孩子，不要看见你的那个男人，永远不要。你明白吗，你应该明白，我看见了他们，就会想到自己是一个失败的人，你明白吗，是我付出，别人却收获。” 我说：“吉姆，你会找到另一个更好的女子，这么多年来你一直说我不成熟，不理智，你从来不管家，从来不和我一起看家具，我买了家具你说是浪费，我做博士学位你指责我不挣钱，我挣了钱你马上提出我该出房租，我感兴趣的文化事业你认为不实在，我说要孩子，你说我生的孩子会是一条线小眼睛，你害怕我带你的孩子回中国，我为了爱情留在德国你却认为我是为居留才嫁给你……”吉姆否认：“家我没时间管，我要挣钱，可你买的东西我总说好，家里从来挂满的都是你的画，你不挣钱我担心你不独立，你有收入了我要你交房租是想考验你是不是真爱我……” 一切的一切都是一个怪圈，一切的一切都已成事实。 我感觉到了肚子里的孩子，只有沉默。 自从吉姆在电话里把他的痛苦和愤怒都说了出来之后，他平和了一些，偶尔打个电话，主要内容是谈及他请律师办离婚的杂事，本来离婚双方都可以请律师，其目的当然是双方通过自己的律师维护各自的权益，如财产分配、抚养费等。由于我除吉姆愿意给我的，我什么也不要，所以我连律师也不请了，任由吉姆的律师处理。我一贯推崇高于法律的自然情感法则，虽然我和吉姆离婚了，却不和吉姆分财产。有一天，吉姆又打来电话，他说他不想和我离婚，电话里吉姆哽咽了：“梅，梅，我现在不一定要离婚，我现在突然彻底明白了，你不是为了居留才嫁给我，你对我们家的财产也从来没有兴趣，我不想和你离婚，正像我母亲说的，你给了我一个从来没有过的温馨的家，正像我母亲说的，我再也不可能找到你这么好的妻子了。”吉姆这么一说，我心里开始翻江倒海，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吉姆现在才说这些话，我曾经在心里发过誓，准备用我的一生来使吉姆挺拔，让我永远仰望。我曾经在心里发过誓，要做“好房子”家族的好媳妇，要让对我好的婆婆为我骄傲，我在努力，在这个不是我母语的国家，我要付出双倍的努力，我就要接近成功了。 一切都晚了。我再也忍不住，大哭起来：“这些现在都不重要，说这些现在都没有用。没有选择了，我的孩子就要出生了，他是个中国孩子，我们有一天都会回中国……” 中国，塑造了一个我自己并不完全认识的自我，我就是中国湖南出生的湘妹子，吃着辣椒长大，跟着父亲在湘江里学游泳只许逆流而上，不许顺流而下，父亲“自强”二字的家训刻进了我的骨子里，后来我又到了北京上大学，充满理想，还没有学会在现实中迂回婉转。多年以后，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仍然对吉姆充满爱意和歉意，我无法给自己一个解释，无法给人性一个解释。当我没有工作的时候，我看到吉姆写的分居协议，我的恐惧要比后来大无穷倍，我是咬着牙哆嗦着签字的。尽管吉姆可能察觉不到，我也挣扎着不让吉姆察觉到我的恐惧和哆嗦，但是我不可能忘记这种无助的感觉。后来我找到工作了，我的收入不低了，独立女性的思想和感觉都回来了，我变得坚强了，我行我素了。我想，我有能力开始新生活了，即使新的爱情不成功，我扬言自己也能独立养活儿子，我将成为不折不扣的自由女性。自由，我向我身边的女性朋友们朗诵著名的诗篇，并宣布自己崭新的诠释：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自由，为了自由，生命和爱情都无所谓”，我脸上笑着，心里硬撑着。我的女性朋友们附和我：梅，你是对的。夫妻两个人带孩子，那吵的架、耗费的精力比一个人带孩子还多得多，我们羡慕你能自由。完了，我连退路也没有了。其实，我在朗诵这首诗时，我的灵魂、身体的最深处依然无法摆脱那么一丝丝软弱、无助、孤独。 那段时间，所有我在德国受到过的憋屈占了上风，命运在让我用我自己挣钱、用自己的成功来洗刷自尊曾受到过的伤害，吉姆对我曾经的好和爱没能阻止我们的分离。 儿子出生前两个多月，我和吉姆听从律师的安排去了法院。我们是相约在路上见的面，我挺着个大肚子，见到吉姆的那一刻，我并没有幸福和骄傲的感觉，只有不自在，吉姆也不自在，还带着少许的恨恨感。但是路过一个红绿灯时，他轻轻地扶住了我的腰，护住了我肚子里的孩子，那是一个生命，可那不是他的孩子，而是别人的孩子。那一瞬间我的不自在变成了羞愧，我想起吉姆曾经为了我这个中国女孩偶尔闯红灯气得嗷嗷地叫：“红灯、红灯，那是红灯，你看见了吗？你不能做母亲，以后你会带着我的孩子闯红灯，那会被撞死的。”如今，吉姆像往常一样习惯性地轻轻揽住了我的腰，护住了我肚子里的孩子，更小心。而我即将做母亲了，责任心增强，我不会再闯红灯了。 我出门前和回到家里都在和孩子的父亲吵架，就像无数个这样突然发生的关系，激情的关系，短暂的关系，当事人付出了努力，也想要维持这段关系，然而关系却很难维系。孩子还没有出世，我并不幸福，我自食其果，但我什么也不会对吉姆说。 我木然地按照法官的要求在该签字的地方签完了字。 拿着离婚判决书，我失声痛哭。 吉姆和我在共同生活时曾经谈到过婚姻的出轨。吉姆说，婚姻意味着很多共同的东西，多年共同的生活，共同的家，共同的财产，出轨和艳遇也许只是一个短暂的事件，夫妻双方也许可以共同走过和面对。我听了，记住了，从来也没有忘记。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没有能够和吉姆共同走过，因为我的出轨也是真情。如果是调情和艳遇也许就会好处理得多，尽管我知道吉姆睡过几打的女人，尽管我知道吉姆在与我分居的时候也有过女朋友，但是我因为我的出轨依然对吉姆怀有极大的内疚，这也致使我采取了另一个极端手段，怀上一个孩子，让自己没有退路，然后再来解决我和吉姆的关系。但是即使我怀上了别人的孩子，盛怒之后，发现要永远失去我的吉姆仍然说过，他不急于和我离婚，但是我已经决定自食其果了，我以我的方式对孩子负责，对孩子的父亲负责，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全然不顾自己是否能够承受，也没有考虑孩子的父亲是否能对我负责，对孩子负责。多年以后，我和云共同的一位朋友在背后传言，说云最初和我发生了关系的时候，他得意地宣称，他搞了德国人的老婆，而黄梅居然那么傻，抛弃了一切。这个传言对我而言真是打脸，男人和女人对于一段激情的体验和解读都不尽相同，人生只能在付出代价中成长。很多年之后，我经常劝导我那些有孩子又在婚姻中不断争吵的女性朋友，我觉得自己的例子很经典：一个女人关于一场恋爱的决定可能只影响其几个月，一个女人关于一次婚姻的决定可能也只影响其几年，实在不合适可以离，但是一个女人关于要一个孩子的决定将影响其一生。生孩子必须慎之又慎。 说完了以上的话我还时常补充道：女人和哪个男人要一个孩子实在比嫁一次男人还重要。反过来男人也一样啊，男人也不能傻瓜似的随便和女人生个孩子，那麻烦就大了。世界上的男人，生了孩子不管孩子的有，生了孩子就被女人套牢，从此变成傻子的也大有人在。或许因为自己不是当事人，或许一切对于我来说都已时过境迁，我总是沉着地讲得头头是道。但是，当自己是当事人时，命运的轨迹就错综复杂得多。 我的儿子坦坦出生了，吉姆表示祝贺，带着一束花来了：“给，恭喜，你成为母亲了。” 曾经因为我而变得很会挑花的吉姆，重新买花，为成为母亲的我祝福；重新买花，为癌症手术后的我祈祷。 吉姆和坦坦 在德国，结婚和离婚都是成年男女自己的决定，是好是坏，别人无权过多干涉，也不会过多参与。可是女人做了母亲，你会受到所有熟悉和不熟悉的人的衷心祝福，他们夸赞你延续了生命，他们鼓励你承担起责任，他们祝福你享受和孩子一起再度成长的快乐。当你抱着孩子、推着孩子走在路上，你会时不时碰到陌生而友好的祝福的目光，并得到意想不到的细微帮助。我做妈妈了，即使生活有不如意的一面，我也忘我地做着母亲，享受着做母亲的快乐。坦坦不到一岁，他的父亲离开了。当我手里拿着癌症诊断书时，近在身边的只有吉姆，吉姆着急，说出来的又是我听起来刺耳的话：“梅，你要住院了，我要上班，坦坦怎么办？只能把他送到孤儿院了。”吉姆开始帮我查询收养孤儿的地方，我万箭穿心：“吉姆，你不要帮我啦，我不要你帮我，我的孩子不去孤儿院，他的父亲死了吗？” 每次提到儿子，我心里总是不能平静。是啊，和吉姆一起生活了六年多，梦想过和他生个漂亮的孩子，如今我有一个儿子，但不是他的。为了自己对生命的承诺，为了儿子，也为了儿子的父亲，我流着泪和吉姆离婚了，失去了在德国唯一的依靠。癌症手术后，在那个不是我故乡的大都市里，只有这个不是我儿子父亲的、离了婚的前夫吉姆守在我身旁。 出院后，吉姆常常来看我，常常带花来，坦坦和他很亲，看到他就叫：“吉姆，吉姆。”吉姆第一句话总是德语：“你好吗，年轻的小伙子？”第二句话常常变成中文：“这给妈妈，妈妈喜欢花。”吉姆进了屋，坦坦就缠着他。坦坦最喜欢骑到他肩上，那样变得比吉姆还高。吉姆会玩些小魔术，常把坦坦看得一愣一愣的。比如，坦坦顺着吉姆的手指，看到他的中指一下子断了，坦坦就尖叫着笑着满屋子找吉姆断了的手指，而这时吉姆从外边寻根小草，将小草夹在手指缝中间，对着嘴吹起了口哨，坦坦又回到吉姆身边要他手中的小草，坦坦也想吹出旋律，但是吹不出。吉姆说，那么小伙子，我们只能在钢琴上学弹旋律。这是我的愿望，离开吉姆后，我搬进了一所大公寓，第一件事是买了一架钢琴，和吉姆的一样。我听不到吉姆的琴声了，让儿子坦坦学弹钢琴仿佛是天经地义。坦坦在我肚子里时，我就天天为坦坦弹歌曲了，我只能弹简单的歌曲，更多的不会。坦坦跟吉姆学弹琴，弹完了又玩游戏，但是吉姆难得留下来吃饭，他毕竟还要工作。不过，吉姆留下来吃过的几顿饭，次次都和坦坦弄一两个小时，菜吃凉了又热，热了又吃，还边讲故事边玩，最后我只能生气地埋怨吉姆惯坏了坦坦，让坦坦养成了吃饭拖拉的坏习惯，吉姆却不介意地嘿嘿笑，不反驳我也不改正，他只跟坦坦讲话：“好吧，我的小伙子，我们快快吃完饭再玩，妈妈生气了会影响她的身体，不好。”看着吉姆对坦坦的耐心和娇惯，我叹息命运的悖论：当年吉姆和我讨论孩子，我夸吉姆脾气好，吉姆和他姐姐、妹妹的孩子玩得特别好，是个好舅舅。但是吉姆总是扬言如果是自己的孩子就会烦死他，别指望他和孩子玩多少，吉姆的那些言论总是在我想要孩子的兴头上时，给我浇冷水。如今坦坦不是他的孩子，他却比我对坦坦还有耐心。 坦坦3岁时，吉姆开始教他弹钢琴，最开始是德国儿童歌曲《游泳的小鸭子》和《我骑在马背上》等。 菠格尔特 吉姆和我不再是夫妻了，由于我患了癌症，我们的关系重又变得紧密起来。不设防、信任无比的传统在吉姆和我之间保留了下来，这包括吉姆来看我时，时不时向我谈起他生活中的女人，一会儿在酒吧间认识了一个，一会儿在迪斯科舞会上认识了一个，而关于每一个女人的话题一般只会出现一两次就完了。2002年秋天，吉姆第一次有了一个固定的女朋友菠格尔特。他告诉我，菠格尔特还很年轻，是个学医的学生，成绩很优秀，快毕业了，已经在柏林最好的一家医院实习，我不记得吉姆是否介绍过菠格尔特的特点和爱好了，只记得有一次吉姆对我说：“菠格尔特不像你，以自我为中心，她很谦虚，也很爱我。我们去看电影，她是学生，很节省，嫌电影院的饮料、爆米花都很贵，不在电影院里买，可是她却特意从超市买两瓶啤酒带上，知道我爱喝。”吉姆跟我说这些的时候，就像唠家常，声音不带任何色彩，只有中文能让吉姆的声音出现不同的音高和色彩，吉姆说他的德语，说什么都是一个调，这边我听得眼泪涌了出来，完全没有介意吉姆说我以自我为中心，我的声调因为着急而变高：“吉姆，你这个傻瓜，你还等什么，这么好的女孩，你赶快娶她啊，错过这一站就没有下一站了。”吉姆却嘟囔道：“菠格尔特渴望我爱她，还渴望我不停地说爱她，可是我告诉她，我不知道什么是爱，我不会说我爱任何人。如果她太爱我，我就让她离开我，因为我会伤害她。”“这是怎么啦，你以前不是也对我说爱你、爱梅、爱梅、爱我，一天好几遍吗？”这话到嘴边，我感到不对劲，咽了回去，心里却对不相识的菠格尔特有了好感。 从那之后不久，一天早上刷牙时我吐出一点血丝，自从我患癌症后，我变得见血色变。我心里害怕立即打电话告诉吉姆，吉姆说他和菠格尔特有约会，要我自己去医院，我说我不去。20分钟后，门铃响了，吉姆冲了进来：“走，立即上医院。”我被他拉上出租车去了医院，检查了半天，没事。走出医院，我问起吉姆和菠格尔特的约会，吉姆说：“我告诉菠格尔特了，她是医生，她理解，是她要我来陪你的。” 我对素不相识的菠格尔特的好感又多了一些。 后来我在家办派对，请了很多人，也特意邀请吉姆带菠格尔特来，两个人来了，我想和菠格尔特单独聊上几句，可是没有机会。因为客人一波接一波，每波都各扎到一间屋里，菠格尔特后来一直扎在厨房那一波，抽烟的，我就没法进去了。 我想对菠格尔特说什么呢？其实可能根本无从说起，也根本无法和菠格尔特说什么，只是我对菠格尔特有好感，凭我从吉姆那里听到的和我如今见到的和感受到的，我从心里喜欢这类德国女人，她们自立，不矫揉造作，我看到菠格尔特瘦瘦高高的个子，很年轻，但是一点也不卖弄自己的年轻。菠格尔特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我又觉得没法和这一类德国女人轻易沟通，因为她们的独立至少从表面上看拒绝别人的帮助和同情，她们一点都不知道取悦德国男人，或者把德国男人抓在手里，但是她们内心深处毫无疑问也需要男人的宠爱。我还有一位女性朋友琳达，是位出色的乐队指挥，她在指挥台上风情万种，调动千军万马，但是她一走下台，乐队团员们说，我们的女老板琳达的双眼会放射出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光芒。琳达和我面对面一起吃饭，问：“梅，你看我的双眼是放出那样的光芒吗？德国男人往往和这类德国女人失之交臂，他们最终会转向别的国家轻柔娇媚的女人……” 其实我就是想让菠格尔特变成一个德国的我，让吉姆赶快娶她，他们会生儿育女，他们会生活得很好，吉姆不会认为菠格尔特是为了居留要嫁给他，菠格尔特不会因此而伤心。 但是菠格尔特不是我，我不是菠格尔特。 吉姆后来和菠格尔特分手了，吉姆对我说：“菠格尔特说我一定是有别的女人了，不爱她，女人真是不可思议，我并没有别的女人。她让我不要再去找她，心里却等着我再去找她，我找过她。但是这种游戏，重复玩就没劲了。结束了，她休想让我再去找她。”我听了吉姆的倾诉，知道吉姆又和过去一样，陷入了和女人关系的怪圈里，我隐约听吉姆说过，他在我之前和其他女友的关系，最后总是不了了之，女人伤心而去。但是吉姆并不水性杨花，也不是存心伤害女人的男人，只是他不是一个占有型的男人，不主导关系，吉姆娶了我，曾经对我宠爱有加，如果不是因为经济危机，不是因为他自己都要面临失业，吉姆曾经也很为我攻读了博士学位而自豪，很为我出版了专业著作而骄傲，尽管我攻读的是在德国被称为“失业专业”的艺术博士，尽管我出版的专著几乎没有稿费。在我面前，吉姆从来没有过自己不是博士而妻子是博士的自卑，他真心地爱着妻子，这让我很放松。反过来倒是我要克服自己还存在的那么一点老观念，因为在中国，我曾经认为我的丈夫学历要比我高，至少要和我一样高。在经历了和我的婚姻之后，吉姆可能更不愿意主动进入婚姻了，感觉到这一点，我就感觉惭愧。又过了一段时间，吉姆告诉我：“菠格尔特在我电话上留言，她得了癌症，是脑癌。”“天哪，她这么年轻。吉姆，你快去看她。”我失声大喊。吉姆却说：“不去，她不需要我，现在她和我已经没有关系。”我感觉到吉姆的话虽然无情，但是语调格外低沉。我开始一遍又一遍地求他：“吉姆，你应该去，你必须去，她需要你，不然不会给你留言。”吉姆去看菠格尔特了，不时给我传来菠格尔特病情有所好转的消息，后来菠格尔特的病情有了明显好转。吉姆告诉我，他要离开柏林，到德国南部去工作了，我心里害怕的是：从这以后，我很难听到菠格尔特的消息了。 第九章 患癌母亲写给儿子 在我面临死亡的时候，是什么让我坚韧地生？当然是我年幼的儿子！ 时光回到过去，我母亲认为我精神有问题，我愤然离家，遇见托尼，深夜又回到家里。父亲仍然坐在客厅里等着。扫一眼墙上的挂钟，深夜两点半。我与父亲彼此对望，无言。 穿过家里典型的柏林式客厅，走向后面两间自己和儿子的睡房。过道近10米长，贴着一幅幅生肖年历，我想起了本子，想起一年多以前做癌症切除手术时，陪伴我的就是那个本子。我从卧室的小书柜里拿出本子，很快就沉入到过去的场景中了，在本子里我只是儿子坦坦的母亲…… 人生不老的内容 亲爱的孩子： 妈妈如今34岁了，即将做母亲了，德国医生说，我已经超过德国妇女的平均怀孕年龄了。妈妈16岁上北大，20岁做李泽厚的研究生，青春就像丰满的大腿在紧绷绷的牛仔裤里，包着都往外鼓，可是因为我初恋的男朋友比我小几个月，他希望我不显老不显胖，我就节食减肥，天天照镜子，害怕脸上长出皱纹，青春的生命很受压抑。当我25岁来到德国，许多20来岁的德国大学生把我当成活泼可爱的东方少女来追求，我才知道自己原来显得如此年轻。从此，我不再照镜子，开始轻松地享受生活，但是妈妈那时25岁了，要是在国内已是大学教师，毕竟不再像20岁的德国大学生一样无忧无虑了，我有生活的压力、学业和事业的担心，真想再回到十八九岁。德国八九年的生活使我懂得了成熟与内在精神的价值，懂得人生不老的根本是生命的充实。可是，时光流逝，我发现学业有成，浪漫的爱情，或是事业有成，都使我激动不已，但又都不能使我完全充实。如今，小兔子，我惊喜地发现，因为有了你，我感到了生命的再生，我感到若你随着我的皱纹一起成长，那么我的笑容一定是欣慰的，你使我的生命有了永远不老的内容。 亲爱的孩子，妈妈32岁获得了德国的博士学位，也还不算晚，很多德国博士生都比妈妈年纪大，何况妈妈是中国人获得德国博士学位，光德语就学了好几年。我34岁做母亲，医生说孩子天生出问题的比例是四百五十分之一，妈妈不再祈祷你一定漂亮，但是妈妈天天祈祷你一定健康。 自从过了30岁的生日，我突然开始常常盯着别人的孩子看，心里升起一种温馨。前年我博士毕业，开始工作，我突然有了一种紧张感，害怕这出国留学的生活，一晃近10年，万一错过了要孩子……你在我执意渴望孩子的那一天进入了我的生命，妈妈想要一个儿子，你就感应般地成了妈妈的儿子。亲爱的孩子，妈妈想告诉你，34年中我很少强烈明白地想要过什么，但是创造你的时候，我的感觉明确又强烈，那是全身心地投入，希望一次性成功，那种决定要创造和接受一个生命的感觉是无与伦比的，那是血在奔腾，生命中不可模拟、不再重复的境界。 亲爱的孩子，当年你的妈妈出生后，就和你的姨妈、外婆、外公一家四口住在一间16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如今你要降临了，妈妈一定要给你找一个大房子，让你一出世就有独处的空间，让你有蹦蹦跳跳的大地方。你可以有自己独立睡觉的空间，妈妈现在就梦想我将会时常伴随在摇篮边，看着你甜蜜地入睡，如果你觉得孤单，你有权利大哭大闹，那一定会奏效，妈妈会来哄你、抱你，给你吃的，跟你玩。不过，你也必须从小就明白，过分的要求是达不到的，你不是小皇帝。你房间的布置早就在我的脑子里，那是个妈妈小时候就梦想过但是不曾拥有过的色彩斑斓的世界。 独自出游 亲爱的孩子： 不知你会不会秉承妈妈爱旅游更爱独自出游的天性。独自出游是从不会后悔的生命体验，但需要忍受孤独。陌生的文化、陌生的人、陌生的大自然总是对妈妈有无穷的吸引力，每次出游归来，妈妈都有一种新的感觉。初来德国的时候，妈妈独自走过了德国的许多大城小镇，了解了很多德国的风土人情，一度还想写本德国风情游之类的书。近些年，妈妈已去过欧洲的许多国家，还去过埃及和美国。 有了你以后，妈妈最大的愿望就是在你还未出生之前就带你去看一个陌生的地方。可是生活不大安定，总走不出去。搬了新居之后，妈妈实在熬不住了，眼见怀孕7个月了，再不走就真走不动了，趁你父亲出差，一天妈妈路过一家土耳其旅行社，进去就订好了第二天去伊斯坦布尔的四日游。回到家开门时，旅行社的电话响了：“对不起，女士，我忘了您是孕妇，若是怀孕28周以上，坐飞机您需出示医生的许可。”那是个周五的下午，妈妈的私人妇科医生没有门诊时间，无奈之中，妈妈打电话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医生，她说要先对妈妈进行全面检查，然后看看能否给妈妈出具证明。检查的结果吓了妈妈一跳，首先这位女医生告诉妈妈，妈妈的孕妇证上已记载着一些非常不妙的检查结果，如血色素低等，可这些结果妈妈原来的医生从没告诉妈妈其严重性。当日检查时，妈妈的血色素只有8.6，正常人应该至少有11，女医生当即给妈妈注射了一针含铁剂，最后她还是给妈妈开具了旅游许可，嘱咐妈妈开始服用含铁药片。 回到家的当晚，妈妈给几位朋友打电话，其中一位朋友说妈妈已到了白血病的边缘，劝妈妈立即退票，卧床休息。一块乌云落到了头顶，妈妈的心里升起了一股恐惧，身体也感到沉重起来，去不去伊斯坦布尔呢？妈妈犹豫了，尤其肚子里还带着你。但是如果妈妈不去，妈妈简直就有一种在家等死的感觉，而带着你飞出去却会给人以生命的希望。 第二天，妈妈照常上路了，孕妇坐飞机，起飞降落的时候最令人担心，平时妈妈都有点头晕耳鸣。可是和你一起坐飞机，起飞降落时，妈妈专心地抚摸着你这个小生命，全力保护着你不受惊吓，你竟也乖乖地一动不动，一定是在全神贯注地体验。奇妙的是，这次妈妈丝毫没有感到头晕耳鸣。 在伊斯坦布尔的几天，妈妈被伊斯兰文化所震撼，那么多的清真寺，真是欧洲的基督教堂所不及的。妈妈还带你乘普通轮渡过海从伊斯坦布尔的欧洲大陆部分到达了亚洲大陆部分，又坐小公共汽车深入到一个陌生的小镇，看看那儿的土耳其人怎样生活。一路上，妈妈不断地摸着肚子给你讲这讲那，笑着接受土耳其人频繁的问候，津津有味地吃着土耳其的各式甜点，把什么白血病之类的话抛到了九霄云外。 回程的飞机上，妈妈反复念叨着：伊斯坦布尔，伊斯坦布尔。想着你还没有名字，妈妈就念叨，伊斯，伊斯，发音时牙齿咬得太紧；布尔，布尔，好像找不到意义；斯坦，斯坦，还是找不到感觉。在飞机安全着陆的那一瞬间，妈妈突然有了灵感：用思想的思。思坦，取思想开放坦然之意，是不是一个好名字呢？ 后来，妈妈向一个土耳其朋友讨教，"stan"在土耳其语中的意思是“王”。德文或英文“stan”也是一个简洁的名字。亲爱的孩子，妈妈选用思想的“思”，是希望你勤于思考，坦然的“坦”，是希望你坦坦荡荡，从容淡定。 兔子找妈妈 亲爱的小兔子，今年世界博览会第一次在德国举办，爸爸妈妈格外繁忙。爸爸大部分时间盯在国内，妈妈得留在德国。万般无奈，妈妈只得对兔子爸爸说：“老兔子，用个草筐把小兔子带回中国去吧。”兔子爸爸在上飞机前给你买了个折叠儿童车而不是草筐就把你带上了飞机。 11个月的儿子离开了妈妈，从一个半球飞到另一个半球，转机两次，连续飞行20多个小时，才会到姥姥、姥爷和小姨表哥住的中国城市武汉。你走了快两个月了，尽管工作还是很忙，但对你的想念还是占了上风，妈妈求兔子爸爸：“把儿子带回来吧，宁愿少工作一点，少挣一点。” 行李大厅里，你端坐在爸爸行李车的高筐上认真审视着皮带轮上转过的行李，一副可爱的小大人神态，妈妈示意老兔子把儿子先送出来，可老兔子偏偏不理会，直等到行李都齐了，你们才出来。我伸手抱你，你陌生地看着我，我热切地把你抱到怀里，你却哭着扑向爸爸，爸爸笑着把你放到地上，你定定地站住了，两只小脚并不往妈妈的方向迈步。我张开双臂迎接你，你迟疑片刻，转身又扑到爸爸的身边，大脑袋插在爸爸的两腿之间，两手扶着爸爸的腿，依偎着撒娇，把妈妈看傻了…… 还是那个家，还是那些玩具，进了屋子你却感到很新鲜，原来你长本事了。床上地上爬上爬下，左边上了右边下，前边上了后边下，前一天爬床还需爸爸妈妈帮一把，过两天就压根不用了。最让我惊讶的是，你自我保护的本能，尽管在床垫上摇摇晃晃一个劲地往床边走，但走到床边你会自动坐下来，身子一翻，顺着床沿往下滑。 我把你放到钢琴凳上，发现你可以稳稳地自己坐在钢琴凳上弹琴了。刚开始你有些迟疑，妈妈还有些懊丧：得，把儿子送走两个月，他连钢琴都不弹了。过了两天，妈妈又惊讶地发现，儿子现在弹琴，已不再像过去一样扑在钢琴上一阵乱弹了，而是另一种风格。你温柔地、专注地用两只手的不同手指敲击琴键，给妈妈表演古典派，唯有一点是不变的，儿子表演时，没有观众是不行的，妈妈得站在一边，时不时地拍手捧场道：太好了，再来一个。有时妈妈激动了，还给你伴舞，儿子会从钢琴上抬起头来，笑眯眯地赞许妈妈。等你不想弹了，妈妈只需把钢琴凳稍稍移开，你屁股一翻，转身又下地了。 你有意识地模仿大人，大约是从1岁开始的。儿子能模仿妈妈是很大的快乐，拍桌子、拍凳子、拍手，儿子学得快得很，妈妈翻手掌跳舞，儿子也学会了，妈妈跳舞又扭屁股，走路还摔跤，儿子也要学，结果屁股还没动，就坐到地上去了，笑得妈妈前仰后合。不过，亲爱的宝贝，没几天后，妈妈发现你已能很自如地和着音乐扭屁股了。 你还喜欢搬大东西给妈妈，在后面厨房做事的妈妈经常会听到儿子噔噔噔的脚步声由远而近：“兔子，你又给妈妈送东西来啦？”你的手里总是捧着个让你的小身体晃晃悠悠的大玩具，急切地想给妈妈。有一次，妈妈灵机一动藏到了睡房的衣柜，你走过了厨房又寻到卧室，但你没找到妈妈，你转身又急急地走到黑着灯的浴室门口，就哭了起来，等妈妈赶到时，你捶打着浴室的门正伤心呢。我一把抱起你：“兔子，兔子，妈妈在这儿呢。”亲爱的孩子，看着你依恋的神情，我感到儿子又回来了，还是那个从妈妈肚子里钻出来的小兔子。 在幼儿园过灯节 因为妈妈患了癌症，外公外婆来到德国，一步一步“接管”外孙。渐渐地，接送思坦上幼儿园成了外公的“专职”。可是外公只会几个德语单词，因此，外公有时从幼儿园接回的不仅仅是小外孙，而且还有各种内容的小条子，如：亲爱的黄女士，思坦没尿片了；亲爱的黄女士，思坦今天吃蔬菜有过敏反应等。有一天，外公又带回一张小条，不是一两句话，而是满满一篇，外公好奇地问发生了什么事，我读完字条后，宣布是幼儿园要过灯节了。 到了要过灯节的那一天，偏偏我还有重要的工作要做，离家前，我急匆匆抓起幼儿园发的字条又读一遍，向外公外婆分配工作：“妈，请你炸一盒虾片，一盒春卷，春卷要保温，下午4点钟接思坦的时候要热的，带到幼儿园去。爸，麻烦你拿着这个字条到大街角那个便宜的美国店去，给思坦买个灯笼，最好别超过10马克。”出门时，身后是爸爸妈妈的笑声：“10马克不就是40元人民币吗？在中国给孩子过节买东西也不止这点钱。” 下午4点15分，我紧赶慢赶到了幼儿园，幼儿园楼道的顶上、墙上，要么是一片片金黄暗红的落叶、沉甸甸的果实，要么是枯枝上已落上了白白的雪花，我诧异什么时候阿姨们已收掉了盛夏青山绿水的装饰，给整个幼儿园换上了秋冬的衣裳。但我来不及欣赏那些装饰，因为我得不断地和认识的家长及思坦的小朋友们打招呼，幼儿园里真热闹。到了思坦的班上，儿子从午睡房里冲了出来：“妈妈，妈妈。”他一手拿一个大虾片，我眼前是个盛大的“宴席”，但我们的虾片、春卷已被抢光了。外公从午睡房里跟了出来，他得意扬扬地把我领到班里的大活动房：“看这儿！”外公指着一根彩色的木杆，我看到拴在木杆上的彩色电线及电线那端的一个极小的灯泡。“还有这个！”外公又拿出一个彩色纸折叠灯罩，我看到摆在桌子上的十来个灯罩都是一个形状，但色彩各不相同，有花的、红的、蓝的……阿姨走了过来，指着有思坦名字的灯罩笑眯眯地对我说：“梅女士，坦坦的灯罩是他自己选的喔，他一个劲地要绿色、绿色，还要一个绿色，结果他就贴出一个绿灯笼。”我仔细看了看儿子选的灯罩，看到他选的花青、山青等绿调子的灯罩面，微微的欣喜涌上了心头。儿子没有选花的或红亮的灯罩面，他的和别人的都不一样，他执着地选生命的绿色，还会选不同的调子，组成了一个不花哨但经看的、有色调层次的灯罩面，妈妈很喜欢。 阿姨没有觉察出我的感受，她接着招呼我说：“梅女士，您可以拿个盘子，选您喜欢吃的东西。您让坦坦带的虾片太受欢迎了，全抢光了，很遗憾您自己都吃不上了。”我这才想起过道里摆着的丰盛的“宴席”，的确应该好好品尝一下。过道的一排桌子上放满了各家大大小小的盘子，有各种沙拉，炸肉球，德国凉面，各种可爱的糕点，还有水果等，最吸引我的是一大盘阿拉伯米饭，那是个直径约半米的平板铁盘，约10厘米深，满满地盛着米饭，上面盖着一层去皮的杏仁和去皮的松子，最上面是数个烤鸡腿，这种阿拉伯米饭香极了，在聚会时碰上了，我总要好好品尝。这次我边吃边向坦坦的小朋友席娜的妈妈请教，因为席娜妈妈的头上裹着伊斯兰头巾，我猜那香喷喷的米饭就是她做的。席娜的妈妈告诉我，她来自叙利亚，她说许多阿拉伯国家都做这种饭，这是一种在节日里或庆祝时才会吃的饭，因为杏仁和松子都很贵，一般家庭不会每天都吃的。我想起坦坦带的春卷和虾片，都是最普通的小吃，心里有点不安。可是外公再次向我证实，恰恰是春卷和虾片很受孩子们的欢迎，很快就被抢光了。我又向阿姨询问灯节的来历，阿姨告诉我：“古时有个叫圣·马丁的富人，心地善良，将自己的大衣分给穷人御寒，后来穷人选他做主教。为了纪念他，德国历史上就有了每年11月11日的灯节。”吃完饭，所有的家长和孩子，还有阿姨都排上队，孩子们每人提着一个小灯笼，我们围着幼儿园散步，在阿姨的带领下，所有的人都唱起了歌：“我跟着我的灯笼走，我的灯笼也跟我走，天空是星星在闪烁，地上是我的灯笼在摇曳……”一遍又一遍。等到孩子们走累了，大家就唱：“我的灯笼灭了，我们回家吧。”回到幼儿园，幼儿园的游乐场上已燃起了篝火，坦坦是班上最小的孩子，他兴奋地举着灯笼一直紧跟着大部队，后来他累了，我带他回家，一路上他还坚持举着他的灯笼。回到家里，我拿出儿童歌集，打开钢琴，兴奋地和儿子一起再唱那首歌：“我跟着我的灯笼走，灯笼也跟着我走，天空是星星在闪烁，地上是我的灯笼在摇曳……” 几天后，我带儿子去朋友家做客，朋友的女儿5岁，坦坦和我又唱起了《我跟着我的灯笼走》，并问小姑娘会不会唱，小姑娘摇摇头说不会。我诧异地问：“你在幼儿园没过灯笼节吗？”“过了。”小姑娘肯定地回答，“但我们唱的是‘灯笼、灯笼，太阳、月亮和星星……’”哦，原来过灯节的歌还有好多首，我们还要继续学…… 生活沉吗？ 每天早上，坦坦一睁眼第一句话总是：“妈妈，我喜欢你。” 是不是因为我这两天晚上都出去跳舞了，他感到了一些孤独和不稳定，想我了。 坦坦说：“在中国，有一天早上，我说要去看妈妈，爸爸不带我去。我伤心了。我想妈妈都想了很久了。妈妈，我喜欢你，我还喜欢爸爸。” 刚才坦坦刷牙，任性，非要很多牙膏，我不同意，他又哭了。他现在有些多愁善感，跟着我反而哭得多。我狠狠地打了他几下，说：“坦坦，你再哭，我不要你了，送你回中国，去爸爸那儿吧。爸爸一出差，一两个星期不管你，你只能跟着奶奶。”坦坦又哭了，摇着头说：“不，不，妈妈，妈妈，我要跟着你。”这两个月来，他终于体会到只有我会天天送他上幼儿园，天天接他回家。他爱爸爸，但他知道爸爸是不会像妈妈那样陪他那么多时间的。 每次我和坦坦说：“爸爸在中国，很远。”坦坦都会说：“是啊，我都伤心了。” 前两天，我突然跟他说：“坦坦，爸爸在中国，那我们在德国也找一个爸爸吧，这样你在中国有一个爸爸，德国也有一个爸爸。” 坦坦马上回答：“不，不。” 小孩子心里真的什么都明白。 我又问坦坦，两个人在一起好？还是三个人在一起好？坦坦说两个人在一起好。我又问：“就我们两个，连爸爸也不要？”坦坦摇摇头：“不要。爸爸对你不好。” 我默然，感到深深的悲哀，连儿子都知道他父亲对我不好了。 我机械地问：“那谁对我好呢？” 坦坦回答：“吉姆。” 昨天下雨，坦坦说：“妈妈，天上的人都哭了。” 上周五从幼儿园接上他，我带他去图书馆。路上，坦坦盯着我的脚：“妈妈，你又穿新鞋了。”我很惊讶坦坦的观察力，他对细节的观察能力比我强。 有时去幼儿园接他，坦坦突然委屈地说：“你又是最后一个（其实我还不是最后一个）。”我很惊讶，他以前不会这样的，我去接他时，他总是还要玩一会儿，甚至有一两次，幼儿园要关门了，坦坦最后一个被阿姨带到门口等着我来接时，他还在唱歌，不感觉委屈的。现在他竟然感到委屈了。 坦坦的德语现在越说越多了。 昨天从超市回家的路上，坦坦又和我拌嘴，论点是：你挑选的东西我就喜欢吗？你选的东西我都不喜欢。儿子从一个小可人长大成和我生气拌嘴的小伙子了，在超市里买吃的、喝的、玩的，我从营养的角度要拿这个，他从好看好玩的角度偏要拿那个。更小的时候，要是不给他买他要的，他就在超市里大声哭，现在不哭了，就和我吵上了，真需要平衡自己啊。出了超市，我提着两个沉甸甸的购物袋闷着头往前走，过了一小会儿，坦坦小跑着从后面跟上来，主动要帮我提袋子：“妈妈，我来吧，给我一个袋子吧。” 袋子相当沉啊。这是个普通的日子，我和儿子一起买吃的和日用品，我从一个袋子里拿出一包洗衣粉和柔顺剂，这个袋子就变得轻了一些，坦坦把袋子接了过去。 第十章 人生中场答卷 我患了晚期癌症之后，社会机构刚开始的时候颁发给我一本百分之百残疾者证书，几年后评定我为终身百分之六十残疾者，无论是百分之百还是百分之六十残疾，都意味着我可以享受社会救济和优待，我是不是该心安理得地拿着社会救济轻松度日呢？我的生命该怎样前行？ 拿社会救济与向国家交税 我拿着德国护照，但我永远也学不会像一些德国人那样理所当然、心安理得地拿社会救济。在德国，领社会救济的人横一把椅子在劳动局的办公室里坐着，愤世嫉俗地指责政府不能创造出更多的工作位置，而且政府应该为国民创造出好的工作位置，清洁工、垃圾工当然是波兰人、南斯拉夫人干的职业，劳动局的工作人员必须耐心地听他们抱怨，小心翼翼地安慰他们。 芭比年轻貌美，她28岁完成了大学学业，刚工作了两年，30岁的时候，她出了一场车祸，后遗症是双腿走路时不受控制，双手神经质般地颤抖不止，因为双手抖个不停，头脑的注意力也不可能集中。她父母的朋友是位音乐学院的校长，送了芭比一把手风琴，建议芭比去学学音乐，说练习弹琴的时候，也许能克服双手的颤抖，还能帮助大脑集中注意力，芭比的医疗保险为她支付学习费用。于是，芭比开始尝试学习拉手风琴，在她拉了6年以后，她的双手基本不颤抖了，注意力也能集中了。音乐让她的气质更佳，她获得了爱情，结婚了，她的丈夫是一位仪表堂堂而且收入不错的银行主管。如今，12年过去了，芭比幸福地生活着，把家里料理得温馨舒适。为了过温馨高雅的日子，她决定不再工作，而甘愿被评为百分之百的残疾。芭比热爱艺术，因为她是百分之百的残疾，她出入美术馆看展览、出入音乐厅听音乐会都会获得优惠门票，而她的丈夫作为她这位百分之百等级残疾者的陪同人员则获得免票。芭比的手风琴拉得很不错了，她也完全可以胜任一些工作，但是她不再愿意工作了，她愿意就这样一辈子成为幸福的百分之百等级的残疾者。 每次我在美术馆或者音乐厅里碰到芭比夫妇，我都不知道自己是羡慕他们还是不满意自己，但是我内心深处也没有因为自己成功而有骄傲的感觉。 一只脚曾经踏入死亡之门，我更不能接受为了职业和收入去干自己觉得单调、无聊、不能施展的工作。为了干自己喜欢的事，必须有创意、坚定，并有一定的运气，我坚守了自己的文化业务。在做化疗的时候，我挂着24小时化疗的药水瓶子跑律师和公证处，注册了一个小小的文化公司，我没有拿过一分钱社会救济，反而为德国社会创造了工作岗位。在高失业率的德国，创造一个工作岗位意味着什么呢？当我小小的文化公司向德国的劳动局送发一份招聘时，我会马上获得劳动局详细的咨询，获得几十份、甚至上百份的求职申请资料，我想起吉姆找工作时投求职资料的情景……我从自己获得的那些求职资料中，一遍又一遍地看到了详尽的学历、工作经历描述、证书、质量不错的文件夹子……可以说，我面对的求职者以及工作中接触的人都是在德国被定义为“超质量”的人。德国社会发明了“超质量”这个词，特别定义那些获得了很高学位，但是得不到社会使用的人，比如博士，某单位确实有一个工作岗位，出于薪水要求等各方面的考虑，只聘用了一位硕士甚至一位本科生，那么这时，这位失业的博士就可以算作是“超质量”的人。我在德国对那些“超质量”的人失业的精神痛苦感同身受。温饱之苦与精神之苦，孰重孰轻？ 开办一家公司，提供一个工作岗位意味着什么呢？我只有一家很小的文化公司，对此我只有相应的很小的体会，但是这种体会很直接。公司有会计、有税务师，每个季度、每年我都要在一堆报表上签字，搞清楚各种税对我来说不是难事，但是每次听德语的内容我都很头疼，尽管我的德国会计和税务师都很友好、很有耐心。我知道，一个公司就是要给国家交各种税，公司先给国家交税，剩下的钱才能给老板自己和员工发工资，员工的工资先要被国家扣除了所得税等之后才能到达员工的手上。 不管怎么说，即使我患了晚期癌症，即使我成了一位向国家交税的小老板，自己工作的时间越长、越辛苦，压力越大，我越能体会到吉姆的爱，我知道自己的博士学位、自己德语博士论文的发表、自己中文专著的出版都是吉姆当年用爱、用他向国家纳完税之后的工资来支持的，而且吉姆从来没有因此把我当成一个没有收入就必须做所有家务、伺候丈夫的家庭主妇。他对我的学业给予过尊重，有过自豪与关怀。当然，我因为没有生活的压力曾经也做了勤俭持家的妻子，但是时隔多年，我不能停止对自己的审问和批判。其实在吉姆面临失业压力的时候，没有给他足够的理解和支持的是我自己，原因至少有两条：一是我自己当时还没有经历过工作的辛苦，还不知挣钱的不易；二是我太自大了，没有足够的宽容，我觉得自己能力很强，我在骨子里的最深处没有接受吉姆，寻思他为什么连个工作位置都不能轻松保住。我还不想把自己缺少宽容这一点归于我没有宗教信仰，不过我去教堂的次数增多了。 也可能正是由于拥有过吉姆的那份爱，因为自己爱过而且还有爱，我成了一个不放弃的人。即使我患了晚期癌症，即使我成了一位直接的纳税人，我依然不能放弃自己的研究，我继续写文章、翻译书、写书。 大学的时候，我读过爱因斯坦在普朗克生日会上的演讲文章《探索的动机》，印象很深。爱因斯坦讲到，在科学的庙堂里有许多房舍，住在里面的人各式各样，而引导他们到那里去的动机也各不相同。有许多人爱好科学，是因为科学给了他们以超乎常人的智力上的快感，科学是他们自己的特殊娱乐，他们在这种娱乐中寻求生动活泼的经验和对他们自己雄心壮志的满足。在科学的庙堂里，还有许多人之所以把他们的脑力产物奉献在祭坛上，为的是纯粹功利的目的。爱因斯坦说，如果有一天上帝派来一位天使，天使会将以上两种人驱逐出去，尽管这两种人中有许多卓越的人物，他们对建筑科学庙堂有过很大的也许是主要的贡献，在许多情况下，天使也会觉得难以作出决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庙堂里只有被驱逐的那两种人，那么这座庙堂就不会存在，正如只有蔓草就不能称其为森林一样。因为，对于这些人来说，只要有机会，人类活动的任何领域都会去干，他们最终会成为工程师、官吏、商人还是科学家，完全取决于环境。 在爱因斯坦看来，哪些人是为天使所真正宠爱的人呢？ 他们大多数是相当怪癖、沉默寡言和孤独的人，尽管有这些共同特点，他们又彼此不一样，不像被赶走的那些人那么彼此相似。究竟是什么把他们引到这座庙堂里来的呢？这是一个难题，不能笼统地用一句话来回答。首先，爱因斯坦同意叔本华所说的，把人们引向艺术和科学的最强烈的动机之一，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使人绝望的沉闷，是要摆脱人们自己反复无常的欲望的桎梏。一个有修养的人总是渴望逃避个人生活，希望进入客观知觉和思维的世界，这种愿望好比城市里的人渴望逃避喧嚣拥挤的环境，而到高山上去享受幽静的生活，在那里透过清寂而纯洁的空气，可以自由地眺望，陶醉于那似乎是为永恒而设计的宁静景色。 在爱因斯坦看来，叔本华描述了科学探索的消极动机，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积极的动机。人们总想以最适当的方式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像，于是，他就试图用他的这种世界体系来代替经验的世界，并来征服它。这就是画家、诗人、思辨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所做的，他们都在按自己的方式去做。这些人把世界体系及其构成作为他的感情生活的支点，以便由此找到他在个人经验的狭小范围里所不能找到的宁静和安定。 为什么我几乎长篇累牍地抄写了爱因斯坦的这段文字，翻来覆去地琢磨这段文字，这是因为我在患晚期癌症后，在作为文化公司的小老板自己养活自己和家庭的同时，我还进行着撰写、研究与翻译工作，出版了中文、德文近百万字，我也近百遍甚至近千遍地对照爱因斯坦的分类，自问过探索的动机，却没有给自己的动机找到一个单纯确切的答案。 活着是什么？怎样活着？ 世界上的人活得很不同，活得天差地别吗？ 活着是什么？ 怎样活着？ 以上这些问题在25岁出国留学之前我没有认真想过。 从我5岁记事开始，爸爸妈妈作为双职工的工资都是每月45元人民币，两个人的工资合起来每个月能买150斤猪肉。后来父母涨过一次工资，到我离开家乡去北京上大学时，两个人的工资合起来每个月能买200斤猪肉了。后来我出国了，父母退休了，他们告诉我，他们的退休工资合起来每个月还是能买200斤猪肉。小时候，隔壁邻居多是父母国有大单位里的同事，日子过得都差不多，很多人家里有台缝纫机，有一辆或者两辆自行车，后来有的人手腕上戴上了亮闪闪的手表，而买手表的钱都是省下来的，那些人家的孩子们早上吃的是用酱油泡的前一天的剩米饭，然后上学。我家也有一台缝纫机，逢年过节爸爸裁、妈妈缝，我有新衣服穿，但是我家没有自行车，父母每天走路上班，上班前妈妈每天早上给我吃泥鳅汤面或者鸡蛋汤面，然后我再去上学。我的父母手腕上没有亮闪闪的手表，但是家里买了一台留声机，不仅亮闪闪的，还能放唱片，孩子们都围到我家来听音乐。我考上了名牌大学，父母为我买了一块手表，我成了家里第一个戴手表的人。到了北京，我的大学同学都穿得差不多，用的也差不多……我上了大学又上研究生，所有的研究生都是拿国家每月几十元的奖学金，我觉得同学们过的日子也都差不多。 从我到达德国留学开始，我曾经读到和看到的西方生活慢慢变成了生活中的真实，我才真切地感受到生活的差别。 教德语的美丽和气的女老师，一天换一身衣服、一天换一套首饰，每天都是一道风景线。我天天换衬衣，但是外套永远都只有一件牛仔服。 我在高速公路上拦车旅游，好几次都坐上了豪车，车速开到220，车身稳如磐石。开车的人镇定自若，示意我车速极限可以开到260. 过圣诞节，教授家里请客，一栋小别墅，客厅里的吊灯和凡尔赛宫里的吊灯当时在我的眼里只有大小的区别。 而刚到德国的我，是属于马路边捡东西活着的人。 学生宿舍的自行车棚里经常有被丢下不能骑的自行车，热心的男生弄来两三辆，拆东补西就帮我组合成一辆还能骑的车。 德国人的旧家具只能在规定的日子扔到街上，会有车来运走，在这些规定的日子里，我骑着自行车沿街挑选，没有费多少工夫，我捡到一台17寸的彩色电视机。回到宿舍插上电源就能看，就是有些旧了。 初到德国的我发现了不同的生活，但是作为学生，我对此的感受不可能很深，因为我很快就勤奋地打工挣钱了，我在学生中不是最穷的。后来我又和吉姆谈恋爱了，吉姆有收入，家庭又不错，我很快进入了一个衣、食、玩不愁的生活状态，对别的生活状态的感受又淡漠了。 我是中国著名大学出来的浪漫女孩，在大学里接受的是理想教育、学业教育，但是没有接受职业教育。我大学毕业了将接受国家分配，我无法选择工作，工作来选我。好在我考上了自己喜欢的专业的研究生。毕业后在中国，我只在外文杂志社工作过一年，一周开一次会，一个月组一篇稿，一年出一个广告专刊，靠自己拉广告挣到了比一般人多10倍的工资，用这个钱买了国际机票我就出国了。出国后，我打工，深夜蹦迪，高速公路拦车旅游，期待西方王子出现，有浪漫的爱情……后来我和吉姆结婚了，吉姆从小就受到职业教育，他会英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7种语言，他读小说都读原文，他还写过小说，但是上大学时，他既不学文学，也不学语言，他学土木工程了，为什么？为了职业。吉姆所受的教育是，人首先应该有一份职业。我拿到了博士学位，仍然没有工作，我也不急于找工作，我应中国的邀请开始撰写一部学术专著，中国给的稿费，换算成马克正好够我回国交稿来回一次的机票，我梦想在德国建立一个中德文化比较研究所，不上班而做白日梦。吉姆说，梅啊梅，你学我的土木工程就有班上，你学了艺术，艺术教育专业连德国人大部分都没有班上，你去哪儿上班呢？ 在德国，艺术史以及和艺术相关的很多专业被称之为“失业专业”，毕业后很多人找不到工作，更何况我是中国人。与艺术相关的专业在德国又被称之为“富有太太专业”，因为很多女士学这些专业是为了变得有修养、有气质，毕业后成为阔太太是很合适的。本来我也成为准阔太太了，如果没有经济危机，如果吉姆的工作岗位不受到冲击，吉姆对我是否有工作是持无所谓态度的，我出版了中文专著，吉姆也很自豪。其实，我回国交书稿是吉姆掏的路费，我自己的稿费用来孝敬我的父母了。因为出国前我研究生毕业第一个月的工资给父母买了彩电，出国后我反而没有孝敬父母了，我心里很惭愧。后来经济危机出现了，吉姆受了刺激，他从小在优越的条件下长大，完全不知怎样面对危机，面对可能的失业，如果失业了他只够一个人去世界旅游的钱，他觉得带不动我了，养不活我了，我和吉姆分手了。我也受刺激了，不工作就没法活了，我必须工作了。 在和吉姆分居以后，我不再写专著，我放弃了创立一个中德比较文化研究所的梦想，也不再做被养着的家庭主妇，我在柏林四处找工作。很快，我在德国一家做国际培训的公司找到了工作，这是我在德国的第一份工作，收入不低。但是我不满足于这份工作，我攒足了路费就想回中国，脑子里都是与中国和艺术相关的创意。我利用休假在国内讲学，立即有国内的同行请我做美术展览，展览完了照例要在欧洲转转、看看，这些业务我刚开始还和德国公司一起做，我拿工资，业务算公司的。没过多久，我自立了，不仅做展览，还创立了我梦想的中德艺术节。 事业扬帆起航，但是一切的重担也压在我肩上。 患了晚期癌症，动过大手术后的我怎么办呢？ 工作、工作、工作，我在癌症的手术台上还想着工作，我是工作狂吗？不是。我是中国培养的工作模范吗？也不是。那我怎么简直死到临头还想着工作？因为我喜欢我的工作，我还必须工作，因为我不工作就不会有收入，两个原因加在一起，工作的动力是双倍的，动力之大让我忘记了癌症与死亡，也走过了当初云和妹妹给我造成的痛苦。 吉姆和我结婚后，我没有像德国习俗一样随夫姓，而是像新中国习俗一样保留了自己的姓名。我在德国办事的时候，如果提到丈夫的姓“好房子”，对方就会亲切地称呼我为“好房子夫人”。我刚开始不适应自己是“好房子夫人”，但是时间长了，我试着适应德国人称呼我为“好房子夫人”，并试着在电话里直接通报自己是“好房子夫人”。我发现，尤其是在电话里，德国人称呼我“好房子夫人”，声音就非常友好，非常亲切，少去很多陌生感。 当我离开了德国丈夫，要以自己的中国名字来面对所有的一切时，真的很难，我感到这个国家和我的距离又拉大了。 离开了德国丈夫，生了一个中国人的儿子，患了晚期癌症，动了三次大手术，这些成了我的命运。命运并不改变人生的责任，除非你放弃承担，责任很多时候会使人疲惫，我舍不得死，渴望活下去，除了承担责任之外。想活的最原始动力是我还有自己的梦想。 做人的另一些东西，我却是不需要询问动机不需要寻找答案的。 我16岁上大学后就没有和父母一起好好生活过，出国后就没有和父母一块儿好好过过年。年轻的时候，对这一切好像也不在意。没有想到人到中年，我慢慢开始在意起这些。12年前，父母从国内飞到德国照顾我，正是病魔给我送来了和父母的团聚，让我重归父母的怀抱。正是父母在德国照顾我的时候，老家传来了父母终于能分得并购买新房的消息。这些年，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父母终于能够买新房了，我能帮忙了，我毫不犹豫地拿出自己在德国准备首付买房子的钱先为父母买了最大的房子。十多年过去了，最大的幸运是父母依然双双健在。我的父母年纪大了，在中国大型国有企业辛苦了一辈子，我要让父母过无忧而快乐的晚年，不能让白发人送黑发人就是我挣扎要活下去的动力之一。我总记得和吉姆结婚的时候没有舍得让父母去欧洲的事，我希望自己的父母因为有我这个女儿，也能像我在德国看到的满车满车退休的老人一样，经常到处旅游，游遍全中国，也看看欧洲，看看世界。 不能让才一岁多的儿子没有母亲，这是我当时想活下来的最强大动力。十多年过去了，我带儿子回中国上完了小学，让他打下了中文和中国文化的根基，又把儿子送回了德国，上爱因斯坦曾经上过的中学，他快要毕业了。 人生有时候像场考试。 十多年过去了，我在北京和柏林各有一个家，像候鸟一样工作。 做过十多个美术展览，出版过十多本画册。 做过100场音乐会。 翻译出版过两本专业书。 出版了两本小说。 做了16届每届规模为近千人参加的中德青少年艺术节，中央电视台对此报道过两次，德国电视台报道过三次。 36岁本命年患晚期癌症，命运还让我成了单亲母亲。十多年过去了，当我百易其稿，交出这本书的时候，我感觉有点像完成了一场人生的考试，但绝对不是“终考”，而只是“中考”，我交出了一份人生的“中考答卷”。 我很难说自己对这份答卷是否满意，但是我很清楚，今后的人生会有新的内容。我深深爱着中国和德国这两个国家，深深爱着生命，我开始徒步行走德国的父亲河——莱茵河，开始徒步行走中国的母亲河——黄河，希望生命在这两条河流加起来的双倍的养分中获得滋养，希望交出一份更好的人生终考答卷。 感恩写作，它真的具有疗伤的作用。当我完成这本书，尤其是这本书又慢慢获得回响获得认可的时候，我发现书中的过去就离我远去了。 天空已重放异彩。 生命之岛依然宽阔深远…… 后记在绝望中寻找希望 5年前，我出版了薄薄的自传体小说《结婚话语权》，在写作第二本小说的时候，一位做出版的朋友鼓励我直面人生，用第一人称书写自己的经历，鼓励更多的人“在绝望中寻找希望”。这就是呈现在您面前的这本《向死而爱》。 《向死而爱》是我患癌之后人生状态的写照。 在这本书里，我公开了我的部分人生，写作的过程中自然会想到很多人，他们给予过我支持、鼓励和友谊。当我把这本书的部分德文翻译稿首先发给迪特，请他有空帮助我润色一下德文，并问他能否帮我联系一下德国出版社时，没有想到，邮件发过去，迪特立马就来了电话，他在听筒那边大声说：“上帝啊，梅，我读了你的书，太震撼了。你有那些经历，我们认识多年我却根本不知道，我们必须马上见面。”迪特和玛格丽特夫妇都是德国自然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十多年中，我们一起转过柏林所有的探戈舞厅，我以为他们或多或少也知道我的经历，原来他们并不知道。在德国，用德语，我的确几乎没有向谁当面说起过我的故事，哪怕是对共事多年的朋友。迪特促使我动了念头，《向死而爱》要出版之前，我把本书的部分德语和英语翻译发给法国女艺术家、色彩女神朱莉特女士，资深艺术家、意大利那不勒斯美术学院教授葆拉女士，全联邦德国手风琴总会副主席、德国最高荣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十字勋章获得者海蒂女士，希腊自由爵士之父、跨界艺术家弗洛斯先生，柏林欧芬尼亚手风琴乐团指挥梅尔茨女士，德国国家科学研究院的两位研究员、探戈舞者迪特和玛格丽特夫妇，俄罗斯艺术科学院院士谢尔盖·道茨先生，瑞士艺术家夫妇简碧青和法比安·穆勒，德国著名编剧、导演珍妮·米瑞菲教授……我告诉他们：无论在工作中还是作为私人朋友，其实我感觉有时候我不能做到完全自在，其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个人特殊的经历，这些经历很少有人知道，当我把这些经历写成书的时候，我反而自如了。现在我向你们敞开心扉，也希望获得你们的反馈。 中文的版本我第一个发给了我的导师李泽厚先生，还发给了著名艺术史学家、美术评论家易英老师，女艺术家的前辈代表何韵兰老师，我的大学同学、北京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徐信忠……这些都是我敬重的人。 这些朋友的反应比我期待的要快。他们的评价一方面让我多次落泪，另一方面他们的文采又让我多次开怀大笑。在此，我要向他们真诚地致谢。 一次，我和好朋友梅尔茨谈起了黑塞（hesse），她向我推荐了黑塞的几首诗，我喜欢上某一首并把它翻译成了中文： 人生阶段 如所有的花朵都会凋谢 青年会取代老年 但生命的每个阶段都会绽放 每一种智慧都会绽放 每一种品德都会绽放 但只是在属于它的年代 不必永垂不朽 这颗心，面对生命的每一次召唤 同时已经准备好告别 并重新起航 为的是保持活力 并也没有悲哀 将新的纽带交予他人 法师会在每一个开端 给予我们保护给予我们帮助 我们应该高兴地从一个空间奔向另一个空间 但对任何一处都不像对家乡那样牵挂 探索世界的精神既不想束缚也不想限制我们 它只是想将我们一级一级地抬升、拓展 我们才刚刚回到家乡 形成一个亲密不离的圈子 就受到警示 只有准备好重新踏上路途的人 会摆脱懒惰的习惯 也许死亡的钟点也将来临 那里为我们构筑了新的空间 但生命的召唤将永不会终止 再见！这颗心，保持了健康并作出了告别！ 这是一幅80厘米x120厘米的油画。画面中的两个女人都是我。这幅画在我柏林的住所悬挂了二十多年了。 离开德国丈夫时，我一无所有，只有这张油画。 在油画中，正面的女人身穿着传统湘绣宝蓝色旗袍，静坐在椅子上，面部表情端庄，凝视着前方，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开在画面前方。背面的女人犹如一尊希腊雕塑，感性沉醉地回头，身体是裸着的，头结是火红的，与身着旗袍的女人的素白色头结形成鲜明的对比。她站立在睡莲湖中…… 无论是穿旗袍还是裸体，甚至是患了癌症，精神，总在那里。 油画下角有画家韩玉龙1996年创作时的签名。韩玉龙是中国美院的高才生，旅居法国的画家。 人生渴望分享，尤其是对特别的经历。 感谢天地出版社，特别要感谢负责出这本书的张万文先生和责任编辑陈素然女士，自从本书的出版合同签订之后，他们建立了一个“黄梅老师图书出版群”，在这个群里面不断商讨本书的修改、定稿、怎样宣传，书名、副标题、章节标题、章前语、封面……编辑一遍遍读我的书，给我修改任务。我曾经有十多本专著、译著和主编的画册被出版，但是第一次与出版社一起切磋这么多，有时候我有些烦恼，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总能够化解，因为说到底是编辑和出版社希望出好这本书，而我是作者。还要特别感谢极力推荐这本书出版的朋友海珍，她付出很多精力与智慧，为这本书献计献策。 2017-2018年于北京和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