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并不如烟》 序 这本书是我对往事的片断回忆，但它不是完整的回忆录。 曾经，最珍贵和最难得的个人活动，便是回忆。因为它是比日记或书信更加稳妥的保存社会真实的办法。许多人受到伤害和惊吓，毁掉了所有属于私人的文字记录，随之也抹去了对往事的真切记忆。于是，历史不但变得模糊不清，而且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被改写。这样的“记忆”就像手握沙子一样，很快从指缝里流掉。从前的人什么都相信，相信……后来突然又什么都不信了。何以如此？其中恐怕就有我们长期回避真实、拒绝真实的问题。 我这辈子，经历了天堂、地狱、人间三部曲，充其量不过是一场孤单的人生，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我拿起笔，也是在为自己寻找继续生存的理由和力量，拯救我即将枯萎的心。而提笔的那一刻，才知道语言的无用，文字的无力。它们似乎永远无法叙述出一个人内心的爱与乐，苦与仇。 寂静的我独坐在寂静的夜，那些生活的影子便不期而至，眼窝里就会涌出泪水，提笔则更是泪流不止，毫无办法，已成疾。因为，一个平淡的词语，常包藏着无数寒夜里的心悸。我想，能够悲伤也是一种权利。 往事如烟，往事又并不如烟。我仅仅是把看到的、记得的和想到的记录下来而已，一共写了六篇，涉及八人（不包括我的父母）。这些人，有的深邃如海，有的浅白如溪。前者如罗隆基、聂绀弩，后者如潘素、罗仪凤。他（她）们有才、有德、有能，个个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可说而不可看，或者可看而不可想。其实，不论贵贱和成败，人既不应当变为圣像，也不应当遭受藐视。 书是献给父母的。他们在天国远远望着我，目光怜悯又慈祥。 章诒和 2003年8月21日于守愚斋 一、正在有情无思间——史良侧影 （本文初发表于《老照片》第二十六期） 史良（一九零零——一九八五）江苏常州人，女。一九三一年后，任上海律师公会执行委员，上海妇女救国会常委。一九三六年被国民党所逮捕，为历史上著名“七君子”之一。抗日战争期间，在武汉、重庆等地从事民主运动。一九三八年后，任妇女指导委员会委员兼联络会主任，第一、二届参政员。一九四二年，任民盟中央常委、重庆市支部组织部长。解放战争期间，为上海民盟执行部负责人之一。一九四九年后，任国家司法部部长，全国妇联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主席。是第二至四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摘自《二十世纪中国名人辞典》 这个辞典上的史良，是以职务为材料，年经事纬，叙列出来的人。在民主党派史料汇编里或共和国部长传记里，对她的介绍要比这个条目详尽些，约有千余字。除了对“七君子事件”的叙述而外，还强调解放前的史良作为享有崇高威望的著名律师，如何敢于同邪恶势力进行斗争，营救受迫害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解放后的史良作为首任司法部部长（她和卫生部部长李德全是当时仅有的两位女部长），如何建立和健全了人民司法机构和工作；作为一个民主党派（民盟）负责人的史良，如何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即使在“文革”期中，也没有动摇对社会主义的信念，等等。这些内容写得准确又周正。但活在我心里、刻在我记忆中的史良，就不仅是条目所写的这么一副干巴巴的样子。 她是我小时候崇拜的美丽女性。只要父亲说上一句：今天史大姐要来。我听了，顿时就血液沸腾，兴奋不已。自己长得不漂亮，常对着镜子自语：不是说女大十八变吗？我啥时能变得有点像史良就好了。史良长得美，也爱美，又懂美。这三“美”相加，使得她无论走到哪里，来到什么场合，都与众不同。 史良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在五十年代初的夏季。她让秘书打来电话说，有事要来我家和父亲商量。那时，父亲官场得意，我家住的是座有七十九间房的大四合院。宽阔的庭院，已是绿叶成荫，晨风拂来，透着凉意。在家中，没有父亲的容许，子女是不能随便跑出来叨扰客人的。我便躲在耳房，两眼直瞪窗外。 那年头的北京，人稀车少。史良坐小轿车从她的住地东总布胡同到我家的地安门内东吉祥胡同，要不了多久。过一会儿，淡施脂粉的史良，身着白哔叽西服套裙，脚穿白色麂皮高跟凉鞋，飘然而至。庭院里缠绕在竹篱笆上的鸟萝松，正绽放着朵朵红花。那小巧的花形和鲜丽的花色，勾起她的兴致，俯身摘了几朵，托在手心，便直奔北屋。接着，从大客厅传来了一声史良的吴侬软语：“伯钧（父亲姓章名伯钧），你家的镜子呢？”父亲带路，引她到母亲的梳妆台前。我瞅见史良仔仔细细地把小红花一个个嵌入上衣的扣眼，嵌好后还左右端详。公事谈毕，她带着胸前的那些“鸟萝松”匆匆离去。 一个炎热的下午，史良又来我家做客。这次，她穿的是用香云纱做的“布拉吉”（即连衣裙）。她走后，母亲把史良的这身衣服夸赞得不得了，对我说：“自从新中国的电影、话剧，把香云纱的裤褂作为国民党特务的专业服以后，人们拿这世界上最凉快的衣料简直就没有办法了。你爸爸从香港带回的几件香云纱成衣，也只好在家休息的时候换上，成了业余装。看看人家史大姐（这一直是母亲对她的叫法），居然能做成‘布拉吉’穿到司法部去。”此后四十余载，我没见过第二个女人像史良这样地穿着。 直到九十年代末，北京的时髦女性在“怀旧风”的席卷之下，拣起了香云纱。我跑遍大型商厦，终于也找到一件用它做的西式衬衫。面对三百多元的价格，我毫不犹豫地拿下。其实，这不是在买衬衫，而是为了复制出一种记忆。 一九五六年，母亲与她同去印度访问，史良是中国妇女代表团团长，母亲是代表团的成员。这些中国妇女界的精英们在参观了医院、学校、幼儿园，瞻仰了泰姬·玛哈尔陵墓，被尼赫鲁总理接见后，由接待人员将她们带到新德里最繁华的地段去逛街，带到一家最高级的服饰店去购物。史良在华贵精美的众多印度丝绸中细挑慢拣，抽出一匹薄如蝉翼且用银丝绣满草叶花纹的白色衣料，欣赏再三。她把末端之一角斜搭在肩上，对着镜子左顾右盼，并招呼母亲说：“健生（母亲姓李名健生），快来看看，这是多好的衣料哇。”母亲凑过去，看了一眼，扭身便走。 走出商店，史良气呼呼地问：“那块衣料，你觉得不好看吗？” 母亲说：“你光顾了好看，不想想我们口袋里有几枚铜板。团员每人八十卢比，你是团长，也才一百八十卢比。买得起吗？” 史良说：“买不起，欣赏一下，也好。” 母亲说：“老板、伙计好几个人围着你转，到头来你老人家只是欣赏一下。这不叫人家看出咱们的穷相嘛。” 她不作声了。 史良是考究生活的，希望别人也能如此，同她一样。我的这个看法，是由一桩小事引起。一个寒冷的冬日，民盟中央的几个负责人罗隆基、胡愈之、周新民、萨空了、楚图南、邓初民、吴晗、闵刚侯、许广平等，在我家开会。但凡家有来客，父亲必给每位沏茶。人多的话，还叫洪秘书事先在玻璃杯外壁贴上一个用白纸剪成的圆形小标签，那上面有用毛笔工整地写着的阿拉伯数字：一，二，三，四，五……客人按先后依次而拿。会开久了，茶喝多了，大人们陆续如厕。我和姐姐的书房紧挨卫生间，谁去方便我都能瞧见，而且这些先生们进进出出，看到我都要打个招呼，聊上几句。第一位如厕且多次方便的人，是罗隆基，因为他有糖尿病。这次的会可能是开得太长了，女士们也开始方便。许广平先来，由于是第一次，不熟悉我家的卫生间，故让我陪厕。 我告诉她：“您用过的手纸直接丢进马桶，用水冲掉。” 许广平听了，极认真地对我说：“这个做法不好，手纸容易堵塞马桶。要放个纸篓，用过的手纸就丢进去，每晚再把它倒进垃圾箱。”她又用手指着水箱底下的一角说：“纸篓可以放在这个地方。” 史良继之。来了，又走了。她没有对我家的卫生间及其使用发表任何看法。翌日下午，我正在做功课，突然门铃声大作。洪秘书跑进客厅，对父亲说：“史部长来了，手里还提着两大包东西。”听罢，父母二人你看我，我看你，显然不解其来由。 史良被请进客厅。她把牛皮纸包的东西往客厅当中的紫檀嵌螺钿大理石台面的圆桌上一放，笑眯眯道：“我今天不请自到，是特意给你们送洗脸毛巾来的。一包是一打，一打是十二条。这是两包，共二十四条。我昨天去卫生间，看了你家用的毛巾都该换了。”她转身对母亲说：“健生，一条毛巾顶多只能用两周，不能用到发硬。”母亲的脸顿时红了，父亲也很不好意思。 我跑到卫生间，生平第一次用“不能发硬”的标准，去审视家族全体成员的洗脸毛巾。天哪！父亲、母亲、姐姐和我的四条毛巾，活像四条发黄的干鱼挂在那里。尤其是我用的那条，尾梢已然抽丝并绺儿了。此后，我家的毛巾不再使到变硬发黄，但始终也没能达到史良指示的标准：一条用两周。那年月提倡的是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我问父亲：“史阿姨的生活是不是过得有点奢侈？” 父亲说：“这不是奢侈，是文明。我在德国留学，住在一个柏林老太婆的家里。她是个犹太人，生活非常节俭。但她每天给我收拾房间的时候，都要换床单。雪白的床单怎么又要换？——我问老太太。她讲，除了乞丐和疯子，德国的家庭都如此。” 在民盟中央，一般人都知道史良与父亲的私人关系是相当不错的。一只小罐焖鸡，也让我看到了这一点。一次，父亲患重感冒，愈后人很虚弱。史良得知后，很快叫人送来一只沉甸甸的宜兴小罐，母亲揭开盖子，一股鸡汤的浓香直扑鼻底。她还带话给母亲：“不管伯钧生不生病，他今后吃鸡都要像这样单做。” 父亲用小细瓷勺舀着喝，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说：“史大姐因高血压住进北京医院的时候，小陆都要送这种小罐鸡汤。” 对父亲吃小罐鸡，我特别眼馋。一日，又见饭桌上摆着那只史良送的宜兴小罐，不禁叹道：“什么时候我能得上感冒，才好呢。” 母亲问：“为什么？” 我说：“那样，我不就也能喝上小罐鸡汤了。” 父亲大笑，并告诉了史良。 史良来我家，每次都是一个人，她的丈夫在哪儿呢？在我对史良产生了近乎崇拜的好感之后，便对她的一切都有了兴趣和好奇。我问父亲：“史阿姨的丈夫是谁？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父亲说：“她的丈夫叫陆殿东，外交部的一个专员，这个差事是周恩来安排的。他的年龄比史大姐小，所以大家都叫他小陆。当时在上海，史大姐已经是个名律师的时候，小陆还在巡捕房当巡捕。” 母亲小声地矫正：“到了（一九）四六年，人家小陆也在上海挂牌当律师了。” “那是跟她结婚以后的事。”父亲接着说：“他们的结合幸福不幸福？大家心里明白。有时我想史大姐一觉醒来，恐怕会发现自己的眼泪湿透了枕衾。”从语气里，看得出父亲对她的怜惜与叹惋。 我认识小陆是在全家去青岛避暑的途中。在火车的软卧车厢里，他对妻子照料之周，体贴之细，令所有的男人自愧弗如，也让所有的女人暗羡史良能有这样的夫君陪伴，实在是福。小陆出出进进，端茶，倒水，提拖鞋，送零食，都不在话下。午饭后，史良说要小憩片刻。小陆听了，立刻打开行李箱，先拿出雪白的睡衣睡帽和一卷镶有法式花边的白色织物；继而取出一个纸口袋，口袋里装的是一把小钉锤，两粒小铁钉，一节软铁丝。我们面面相觑，不知要搞什么名堂。接着，他请来列车长，比比划划，低语几句后，只见小陆携工具爬到上铺，在左右两壁各打进一小钉，然后把那卷织物抖落开——原来是两尺见宽的帏帘。帏帘上端缀着一个个小铜环，小陆将它们套入铁丝，再把铁丝的两端系于两边的铁钉。这样，一副床帏在几分钟之内便做成了。它质地轻薄，尺寸合适，既把上铺遮得严严实实，又开合自如。史良在帘内换上睡衣，戴好睡帽后，小陆从行李箱拿出一个木质衣架，把史良换下的衣服抚平撑好，挂于下铺的衣帽钩。 车在行驶，车内寂静。帏帘将夏日的阳光挡在了外边，也遮住了午休者的睡容。小陆端着自己的水杯，站在通道的窗前，欣赏着窗外的风景。我只要从他身边经过，叫声“陆叔叔”，他都要点点头，圆圆的脸上泛起浅浅的笑…… 后来母亲告诉我，尽管小陆对史大姐的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比保姆还保姆，但人们都认为史大姐应该享有更好的婚姻生活，可惜她失去了机会。 “什么机会？”我追问着。 母亲说：“就是和你的罗伯伯（即罗隆基）呗。抗战时在重庆，他俩的关系已基本被大家默认。史大姐对这件事是认真的，表现得从容大度。可谁也没料到会冒出个浦熙修来，老罗遂又向浦二姐去大献殷勤。史大姐察觉后，立即结束了这段浪漫史。”不想地位那么高、每逢“三·八”妇女节便要向全中国妇女大谈或大写女性解放问题的人，在内心深处同样掩埋着一个普通女性在感情上的伤痛。 一九五六年的夏季，官方在北戴河召开什么会议，参加会议的既有中共的高官，也有民主党派的领导。会议规定：与会者可携带一名家属，那时母亲在北京市卫生局当副局长，干得十分起劲。她说自己没有时间休假，叫我去陪父亲。会议似乎开得轻松、顺利，父亲的脸上总挂着笑容。趁着开会的空隙，他和交通部的人并邀请了苏联专家去视察秦皇岛港（注——父亲时任国家交通部部长）。大概父亲觉得到海上一游的机会难得，便请史良同行。 那天的风浪特别大，我们乘坐的船，是艘类乎快艇的玩意儿，颠簸得厉害。好多男人都受不了。他们一个个在大海的魔力下，像显了原形一样：或东倒西歪，或愁眉苦脸，或钩腰驼背。我干脆就趴下放平，如一只壁虎，紧贴于地。这时，发现整条船上唯有史良在正襟危坐，并保持着正常的表情和原有的风度，连她脚上的高跟鞋也是那么地昂然挺立。洋专家非常佩服这位端庄高贵的中国妇女，特别是当父亲介绍她是中国司法部部长的时候，他们都情不自禁地惊呼起来，赞叹不已，并争先恐后地要求和史部长合影。 翻译把这些俄罗斯男人的要求转达给史良的时候，她摇头说：“不行。”且向父亲及翻译解释道：“我今天来这里，如果是外事活动的话，我一定同他们合影。但在这样的私人活动中，当有我的先生在场。遗憾的是，他今天没有来。没有他或者有他在场却不被邀请的话，我一个人是不和谁照相的。” 吃过简单的午餐，看着苏联专家恭敬礼貌地与史良握手告别的情景，我心生感动。古书上说：“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古人指的是圣人之德行，我虽未遇一个伟大的圣贤人物，但我面前的这个女人，确让我感受到有容、有执和有敬。 转眼间，便到了一九五七年。这年的春与夏，对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来说，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春晖霜露，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季节；对我的父母来讲，则亲历了由天入地的坠落。 二月，是传统的春节，适逢父亲随彭真参加全国人大代表团出访东欧六国。以往过节，父亲要把能找来的亲戚都找来，吃喝玩乐，闹到半夜方肯罢休。这回，母亲带着我和姐姐过了一个清静的除夕之夜。父亲从国外打来电话说：想我们，还想稀饭。 临睡前，母亲说：“爸爸不在家，明天不会有人来拜年，咱们可以睡个懒觉了。”我们母女真的大睡而特睡。万不想初一的早上，约8点来钟的样子，史良便来拜年。 “伯钧不在，你还跑来。”母亲的话，埋怨中透着欣喜。 “知道他不在，我就更要来了。”史良的回答给了母亲极大的快慰。 然而不久，这种快慰便随着暗中变化的形势迅速消失了。 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整风问题的讲话。讲者说：今后在中国，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中共和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在总结了斯大林错误的背景下发表的谈话，着实让父亲兴奋异常。他说：“老毛对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概念的提出，是政治的，也是哲学的，虽是矛盾论的延续，但有其创造性。这个概念还是一把时代的钥匙，运用好了，能建立起一种社会主义的民主生活方式。” 在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后，父亲的兴奋立即转化为动力，起劲地去到农工中央和民盟中央作报告，玩命地组织参加各种座谈会，以帮助整风。在民盟中央除了他积极，罗隆基也积极，史良也没落后。那个有名的“六六六”教授会议，就是在六月六日由父亲和史良主持，有曾昭抡、吴景超、黄药眠、费孝通、钱伟长、陶大镛六位教授参加，在北河沿大街政协文化俱乐部召开的。会上，他们一个个头冒傻气，替我们的中国共产党担心着急，生怕大鸣大放在青年学生中搞出乱子。此时如果谁用刀子把他们的胸膛剖开看一看，我想里面装的都是不逊色于工农兵的颗颗红心。最后，父亲提出大家应该去见周恩来、彭真、康生、李维汉，反映情况。当晚，热情而焦急的史良见到了周恩来，便把情况反映了。 第二天，六月七日国务院开会，父亲和史良都去了。史良见到父亲就说：“前一天晚上我已和总理谈了，可总理未置可否。你是不是趁今天这个机会，再和总理谈一谈。” 会上，父亲写了个条子给周恩来，说明眼下的情况严重，民盟的同志反映问题的态度很诚恳。周恩来看了条子，仍然不置可否。在政界搞了一辈子的父亲，也不想想藏在这“不置可否”的后面是个啥东西？ 六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读后，父亲傻眼了。气不顺、想不通的他，想找个人说叨说叨。他首先想到的是史良，当晚就找上门去。而此时此刻的史良，或许由于长期以律师为业，在判断问题上要比父亲理性得多，或许已有人指点迷津，替她拨正了船头。她掂出了事情的分量，觉得前几天储安平的“党天下”的发言问题严重，已经超出了被容许的界线。所以，为了自己、也为了父亲，趁这个单独会面的机会，她要问个明白：“伯钧，储安平的发言稿，事先和你商量过没有？” 父亲答：“没有，罗隆基是看过的。” 史良的问话，未能引起父亲的警觉，却引发出他的对现实的不满，针对中共的做法，又大发议论。在史良跟前能，把肚子里的话统统倒出来，父亲觉得很痛快。回到家中，母亲关切地问：“你和史良谈得怎么样？” 父亲答：“很好。” 是的，当下他感觉很好。当夜，他睡得也好。母亲躺下后，打算再问问他与史良的具体谈话内容，可那边厢已是酣声大作。 六月九日，十日，十一日，《人民日报》又相继发表了《要有积极的批评，也要有正确的反批评》，《工人阶级说话了》等社论。接着，是密集如雨、锋利如刀的批判会或以批判为内容的座谈会。 六月十日，父亲在民盟中央的座谈会上表态说：“对我的批评，我暂不辩论。我的发言可能是百分之百错误，也可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可能是对抗党的领导，损害党的领导权的大错误，也可能不是那么严重的问题。如政治设计院的问题，讨论文字改革和国务院开会程序等问题，也可能因为我是国家的一个负责人而不适于提出这些问题。也许我的话说得含糊，我决不辩护，不说言不由衷的话。总之，要用一番动心忍性的功夫，向大家学习。” 六月十二日，父亲在农工中央扩大座谈会上说：“我认为在这几次会议曾经谈到政治设计院，国务院会议程序拿出成品和文字改革问题，此外提到国务院机构下各办各委应当改变，权放在各部会，多发挥管理机构的作用……。对这些问题我是有意见的，不是凭灵感和一时的高兴，但语焉不详。可能犯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违背党的领导，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 六月十三日，父亲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我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一文。他承认自己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是思想上犯了严重错误，并写道：“这说明我的立场不稳，认识模糊，以十分不严肃的态度，对待国家政策，以致造成政治上不良的影响，为右派分子所利用。” 父亲早被钦定为右派之首，自己却说“为右派分子所利用”。人家要求的和自己理解的，相距岂止十万八千里。上边看到父亲竟是那么地不长进，不识相，不知趣，决定对其加温，加压，加码。对一个民主人士而言，这个“温”“压”“码”暂时不能直接来自中共，而必须弯曲地通过民主党派内部去实施。实施的步骤从六月十四日的晚上开始—— 六月十四日晚，民盟举行中央小组会议。会上，史良作长篇发言。这个发言可以分作三段。第一段是她继续帮助党整风，给司法工作提意见。史良说：“关于司法，我认为的确这几年来成绩是巨大的，为人民作了很多事情，但缺点和错误是不容忽视的。审判机关历年来在‘三反’、‘五反’和镇反运动中，是错判了一些案件，可是，我常听见一些司法干部、甚至是一些较负责的党员干部说：‘我们的错判案件只有百分之几。’这是一种非常有害的自满情绪。诚然，错判案件在整个判案数中是只有百分之几，甚至是百分之一，但对被错判的人则是百分之百的遭受冤屈和不幸了。我是拥护毛主席关于‘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指示的，我看见很多地方是这样做了。但是我看到也有些司法机关在执行这一原则中是有打折扣的。有的案件判错了经过当事人申请，甚至有关方面和上级司法机关指出，审判人员也明知错了，但不肯承认错误，宣告无罪释放，还要硬找人家一点小辫子，宣判为‘教育释放’，其实应教育的不是无辜被告而正是主观主义的审判人员自己。更坏的是本来错了，还迟迟不愿改正，使被屈的人不能得到及时的平反。这是不能容忍的。其次，在对待我国原有的法学家上也是有缺点的。在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在思想改造中，对待有些老教授们是很不尊重的。当然，必须肯定，一切法律都是为阶级服务的，所有旧司法人员是必须经过改造的。但是对一切愿意改造和批判自己旧法观点，并愿意为我国社会主义服务的法学工作者也应给于机会，使其发挥作用。可是，在院系调整中，不少地方曾对某些教授在一个相当长期内，既不安排工作，又不组织学习，闲置一旁，无人理会，形同坐冷板凳。有的即使安排工作，也有安排不当的，或者无法发挥其潜力。我认为这是由于某些共产党员的官僚主义和宗派情绪，因而对本来想在共产党领导下为我国法学事业贡献力量而又不能发挥潜力的教授们的苦楚心情，是领会不够的。因此，我们认为对原有教授和法学家们愿为社会主义法制服务的热诚及其潜力，应有恰如其分的估计，并进一步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这段话，表现出一个著名法学家的水准，一个司法部长的责任心。 史良发言的第二段是以储安平为靶子，要求民盟中央面对反右斗争的形势，明确表态并划清界限。她说：“这次共产党的整风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整风运动的目的是要整掉共产党存在的歪风邪风，从而加强党在国家事务中的核心领导作用，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突飞猛进。这个目的是必然会达到的。除此以外，整风运动和党外人士的提意见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生了一种新的情况，那就是暴露了右派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从而在人民群众中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政治思想斗争，这场斗争的一方面是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党的领导，另一方面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而要教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主义’死灰复燃。现在在我们民主党派中间发现了这样的一种人：一面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另一面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硬说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根源；一面表示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另一面污蔑共产党存在着‘党天下’‘家天下的清一色’思想；一面说是帮助共产党整风，另一面散播诋毁共产党、辱骂党的领导人的言论，挑拨和煽动人民对党和政府的恶感。对于这样一种言论和行为，这几天已经激起了工人、农民、学生群众和社会人士的义愤，我们民主党派的成员和领导人有责任要尽量揭发批判，把他们的真正面目充分暴露在群众面前，以达到分清是非，教育群众的目的。这也是我们帮助党整风所必须担当起来的一项重要工作。” 讲到这里，史良停顿片刻，并提高了语调，说：“同志们，你们一定都明白，我所说的那种人是谁？那就是储安平，还有公开和暗地支持储安平的那些人。上次座谈会上，邓初民同志建议民盟中央应该对储安平的发言，表明态度。我完全同意，我作为民盟负责人之一，我要公开声明，储安平的整篇发言论点是彻底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我们国家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是宪法所保障的；我们的国家领导人是通过民主程序，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储安平是民盟盟员，是《光明日报》总编辑，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他曾经庄严地举手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参加了国家领导人的选举。他现在公开反对他自己参与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并且把责任推给全国人民所拥护爱戴的毛主席和周总理，诬蔑毛主席和周总理有‘党天下’的清一色思想。这不是要挑拨煽动全国人民对领导我们的党和毛主席周总理引起恶感，还是什么呢？这不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还是什么呢？已经有人这样说，储安平敢于做这样反动的言论，要是背后没有大力者加以支持是不可设想的。因此，我主张我们民盟中央必须明确表示，和储安平划清界限。如果我们中间有谁支持储安平的，应当公开站出来。我们容许批评，也容许反批评，这才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要使人民内部矛盾不转变为对抗性的矛盾，也只有通过公开的批评反批评的方式才有可能。我们反对当面一套背后又一套的阴险做法。” 说到此，史良话锋一转，进入了最为重要的、矛头直指父亲的第三段：“在这里我要向章伯钧副主席提一点意见。在上次中央小组座谈会上，伯钧的发言中，对储安平的批评，我认为是很不够的，是含糊其词、模棱两可的。昨天看到伯钧在《光明日报》上所写的文章，对储安平的批评，态度和立场仍然是不够明确的。虽然伯钧的文章里说：‘储安平反社会主义的错误言论，丝毫也不能代表《光明日报》。他的党天下的论调是和《光明日报》的立场完全背谬的。’但是伯钧并没有说明他自己对储安平的发言，采取什么态度？也并没有分析储安平的错误在哪里？充其量，伯钧只声明了储安平的发言不能代表《光明日报》，而没有说明储安平是在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论调，企图‘达到从根本上动摇人民民主专政和党的领导，破坏社会主义事业’。总而言之，伯钧对储安平的批评，并没有接触到问题的本质。 “我要问伯钧，你是不是也有所顾虑，所以故意含糊其词，或者你是真的不明白储安平的本质呢？储安平的发言，是以《光明日报》总编辑的身份发表的。伯钧是《光明日报》社长，社长应当负报社的政治责任。因此储安平的这一篇发言在事前是否向伯钧请示商量，发表以后伯钧有没有向他追问，你有没有向他表示过同意或者不同意他的意见。像这样的关键性问题，我认为伯钧是有责任向大家交代清楚的。记得上星期六晚间（六月八日）伯钧来找我谈话，我是问过伯钧的。我问他储安平的发言稿，事前和你商量过没有？他说：‘没有，罗隆基是看过。’伯钧又说：‘有人对我说，储安平的话击中了要害。但我看是用不着写社论的（社论即指《这是为什么？》）。而且一再掮出卢郁文来。卢郁文这种人不过是一个小丑而已。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是要几百年后自有定评的。’当时伯钧说这样的话，我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现在看了伯钧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和他那天晚上所讲的完全不同。因此，我必须请伯钧说个明白。我怀疑伯钧是不是也像在你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在这次斗争中‘不够坚定，认识模糊’了呢？是不是伯钧也有两套做法，在群众面前讲的是一套，在背后讲的又是一套呢？前天《人民日报》大字标题写着：‘可注意的民盟动向’。不错，全国人民正在密切注视我们民盟中央在目前这场思想斗争中的动向。我们都是民盟中央领导人。十目所视，十手所指，我们再不能对于对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心怀异志的那些人，有所包庇了。今天我在盟的会议上要求伯钧表明立场和态度。” 史良的结束语，是落在了曾与自己最为亲密的人的身上：“罗隆基现在出国，等到他回来以后，我也希望他能够有所交代。” 史良的讲话是按照要求，适时顺势而发。它像一包定向爆破的烈性炸药，从内部炸开民主党派的围墙，炸出一条预先设计好的线路，使民盟这支进入反右运动祭坛的领头羊，在这条路上蹒跚而行。 会散得很晚，在夜色中父亲回到了家。他只对母亲简单地说了一句：“今天民盟的会，以史良的发言为主，她很有准备。”见他神情沮丧，母亲没好再问。 第二天近午时分，同时送来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均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载了史良发言的全文。这篇新华社的通稿是以史良“要求民盟中央表明态度划清界限，质问章伯钧是不是也有两套做法”为通栏大标题，并将父亲在史良家中说的那段“……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要几百年后自有定评”作为内容摘要，以黑体字排印。母亲看罢，几乎难以相信洋洋数千言，竟是从史大姐嘴里说出来的。 但是，她更加责怪的是自己的丈夫：“那天，你说去史良家谈谈，我满以为你是听听她的意见，请她帮你分析一下当前的形势和自己的处境及问题，谁知道你跑去讲这些！你鸣放得还不够吗？嫌人家手里的辫子还少吗？”母亲气得满脸通红。 父亲一句话不讲。吃午饭了，父亲平时吃饭就快，今天吃得就更快。吃完，把筷子一放，对母亲说：“我相信，史良发言之前是一夜未眠，因为她在决定开口以前，先要吃掉良心。” 从此，章史二人再无往来。这件事，我不知道在他二人心中，各自占据着怎样的位置，留下多深的刻痕。我只是吃惊于三十年后的一件小事——八十年代初，全国政协举行委员活动，母亲和史良在礼堂前厅谈天。民进中央副主席徐伯昕见此情景，特意将我的姐夫拉到一边，愤愤地说：“你岳母怎么还能和史良有说有笑？当年就是她出卖了章先生，我们心里都明白，谁也忘不了，难道李大姐自己倒忘了？” 一九五八年初，民盟上上下下众多右派，被逐一处理。万不想左派们也跟脚一一做了长篇书面检查。这其中既有从一开始就积极投入的吴晗、邓初民，也有半路甩出杀手锏的史良，还有交叉身份（中共党员、民盟成员）的萨空了、周新民等人。可见在毛泽东眼里，不仅章（伯钧）罗（隆基）是右翼，整个民主党派都是右翼。 后来，有人告诉我：在反右后期史良批判“章罗联盟”的文章，皆出自胡愈之之手。连那个“六六六”教授会议，也是胡愈之一手策划铺排的。只不过临到开会，他借故走掉。而且运动的收尾时刻，他把具体操办这件事的干部也戴上右派帽子，全家调离北京，驱赶到大西北。我听了，先是震惊，后也不觉奇怪。在民盟中央，别看沈老（钧儒）的地位最高，是旗帜性人物，可中共党员的胡愈之才是民盟的主心骨。当然，还有统战部在后面指挥胡愈之。 再后来，我又听说：大跃进时期，史良见一批党外人士光荣加入了中共，也向周恩来提出了入党的要求。但毛泽东不同意，周公称她是一名党外布尔什维克，不入党，作用更大。 一九六五年，罗隆基因突发心脏病，半夜死在了家中。他的许多日记和一箱子情书被有关单位收走。母亲偷偷对我说：“你的罗伯伯收藏的情书可多呢，据说还有青丝发。写给他情书的人多是名流，其中有刘王立明，史良……” 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我几次从四川溜回北京。大概是一九六六年冬，我第一次返京，住在已被红卫兵占据的家中，陪伴着体质虚弱且终日担惊受怕的父母。一日，民盟中央的人通知父亲去王府井东厂胡同（即民盟中央所在地），接受革命群众的大批判。会开了整整一个上午，焦急忧虑的母亲，煮了稀饭等他回来。下午一点多，年迈的父亲徒步而归。 他喝完稀粥，把母亲和我招呼过来，说：“我满以为民盟是批斗我，到了会场才知道，我是个陪斗。原来今天批斗的对象是史良。她血压高，那些民盟机关干部，偏要她把腰弯得低低的。开初的批判，不过是些口号和空话。后来，他们居然把搜去的史良写给老罗的情书拿出来当材料宣读，并质问史良到底和这个大右派是什么关系。史良直起腰回答：‘我爱他。’在中国，一个女人能这样做，是很不简单了，也可以说是很了不起的。史良好象又回到了从前。”显然，父亲所说的从前，是指一九五七年以前。 父亲接着说：“当初，他俩的恋爱失败，史良曾经向老罗索讨自己写的书信。这个努生（罗隆基的字）就是不给，把流风余韵系于纸墨之间。现在它们都成了罪证和炮弹，投向这些从前爱过他、现在还活着的女人。” “健生，”父亲唤着母亲的名字，又道：“今天这个会，最让我心痛的是，民盟会堕落成这个样子，一个批斗会搞得如此下作。” 而这个如此下作的批斗会，成了他们最后的会晤。 一九六九年父亲病逝。 一九七八年，我从四川省第二监狱释放回京。母亲说，为了我的出狱，她找了许多关系，托了许多的人。现在要带我去拜见、面谢他们。在这些人当中，有三个老大姐：史良、雷洁琼、李文宜。我们母女先看李文宜，再看雷洁琼，最后去的是东总布胡同二十三号。在路上母亲告诉我，小陆已经去世。去世的情况非常意外：一九七六年周总理逝世，在外交部召开的追思会上，小陆谈到总理对他的关怀时，激动万分引发了心脏病而猝死的。 我们与史良的会面是在一楼客厅。几十年未见，身着白衫青裤的她，略显老态，但依旧是仪态雍容。光泽的肌肤、白皙的面庞和清澈的目光，使人很难相信她已年逾七十。 母亲把我朝史良的面前一推，说：“喏，这就是刚从四川回来的小愚（我的小名），没有你的帮助和搭救，她恐怕至今还蹲在大牢呢。” 我赶紧补充道：“数千人的监狱，我是平反释放的第一人。这都得谢谢史阿姨了。” 史良摆摆手，说：“不要谢我，我没有起关键性的作用，也不可能起到这个作用，不过就是找找人，反映你的情况。我跟他们讲，章伯钧的女儿怎么就一定是反革命？她在日记里写几句对时政的看法，就算犯法？从法学观点看，简直不成道理。所以，我要替你讲话。在这方面，史阿姨是有原则的。我史家有个远房的侄子，前几年犯了罪，判了刑。他的家人后来找到我，想让我为他开脱。我把这个远房侄子的情况一摸，发现他不但品质不好，而且是真的有罪。我对他的父母说，这个忙我是不能帮的。孩子从小游手好闲，现在劳动几年，恐怕对他今后的一生都有好处呢。” 吃午茶的时候，母亲关切地问：“小陆走后，你的生活还好吧？” 不料母亲寻常问语，引出史良眼泪无数。一边拿出白手帕擦拭，一边抽噎着说：“小陆一走，我的生活再也没有好过。他的房间，他的东西，都原封不动地保留在那里。我每天都在怀念他，回忆从前的日子。” 她哭声凄婉，而那样子又很像个冷不防被抢走了心爱的洋娃娃，一个人坐在大房子里伤心抹泪的小女孩。母亲后悔自己不该提到小陆，说了许多劝慰的话，随后告辞。史良从沙发上站起来说：“我就不远送了。” 母亲和我走出大门，便听见有人在喊母亲的名字：“健生！”回头一看，原来是上到二楼寝室的史良靠在临街的窗前，手里左右摇动着那条擦拭过泪痕的白手帕。我俩走一段路，就回头望一眼，那白色始终在阳光下晃动，闪耀。我一向认为人老了，简单的衣食住行，都是无比的沉重与艰难，他们的内心自不会再有炽热之情或刻骨之思。但我面前的史良，以忧伤表达出的至爱，令我感动不已。当我跨入老龄，生活之侣也撒手人寰的时候，史良的涕泣和那方白手帕的记忆，便愈发地生动起来，也深刻起来。是的，脆弱的生命随时可以消失，一切都可能转瞬即空，归于破灭，唯有死者的灵魂和生者的情感是永远的存在。 不管父亲的右派帽子摘不摘，不问一九五七年的事平不平反，母亲都决意要给自己的丈夫写一点文字的东西，留给后人。在搞“章伯钧生平”的同时，她还想搜集一些父亲生前的照片。现在谁还保留着与章伯钧的合影？数来算去，唯史良矣。一九八三年二月，趁着春节拜年的喜庆日子，母亲带着我又去东总布胡同。这时的她已身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要拜晤（包括拜年）均须提前联系，获得同意。这次见面被安排在二楼的小会客室，楼梯的转弯处是一株叶大如盆、油绿乌亮的龟背竹。上得楼去，便从一间敞开的房间墙壁上，看到悬挂着的小陆遗像。像很大，拍得也好，他一生的温厚朴讷都印在那上面。我想，这间屋子就是史良珍藏爱情、持守亡灵的圣地了。 虽是冬日，穿着一件蓝色对襟丝棉袄的史良，却坐的是把藤椅，好象在我们未到以前，她已经坐在那里很久、很久了。此时的她，完全是个老迈之人，稀疏的头发，白多黑少。露出的手臂和手背分布着星星点点的老年斑，目光似乎也有些迟缓、冷淡。见此情状，母亲尽快地说明来意，在重复两遍以后，她听明白了，对母亲说：“这些事由我的秘书处理，他们会告诉你的。” 秘书的答复是：“史委员长的包括照片在内的所有资料都很珍贵，概不外借。很对不起，请李先生原谅。” 我们不便久留。听说我们母女要走了。史良用微颤的手从棉袄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纸卷，递到我的面前，说：“小愚，今天是春节，史阿姨要送你压岁钱。” 我接过来，展开一看，是五元的钞票。刹那间，心头泛起缕缕难以名状的伤感：是伤感于母亲要求的被拒？是伤感于史良的垂暮之态？还是伤感于她视为女童的我，已是中年妇人？——这一切，连我自己也无法辨析。 “清禽百啭似迎客，正在有情无思间。”岁月飞逝，留给我们的只有记忆，好在我们还有记忆。 一九八五年，史良病逝。患有心梗的母亲执意要去八宝山参加追悼会。进得大厅，母亲便痛哭失声，站立在遗体前，几乎跌倒在地，情绪难以自控。民盟中央的一个在职部长低声问身边的人：“她是谁？” 一位老者答：“她叫李健生，是章伯钧的夫人。” 另一个民盟中央机关的干部，问：“章伯钧是谁？” 老者无语，一片沉默。 数年后来，我去民盟中央机关的宿舍，替母亲探望她的几个老友。闲谈中，对其中的一位问及史良身后之事。他告诉我，史良无子女，她的几个侄辈认为史良的首饰可能值些钱，便提出分割、继承的要求。经过请示，决定由他代表组织拿着全部的首饰，领着这些亲属先去珠宝行鉴定其价值。鉴定出的结果是：所有的戒指、胸针、耳环、项链加在一起，也就值个三千块。听到这个价码，后辈一律表示放弃要求。当然，珠宝行的鉴定者，不知道这些漂亮的假首饰所有者，是一位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国家首任司法部部长，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一个叫史良的女人。 我想，即使晓得了姓名，他们也未必知道史良是谁。 20017-9月年于守愚斋 二、两片落叶，偶尔吹在一起——储安平与父亲的合影 说我和她没干系， 原不过像两片落叶， 今天偶尔吹在一起， 谁保得明朝不要分离； 犯着去打听人家的细底？ 但你说奇不，她到东或西， 像太阳的昏暗月亮的缺， 总是那般的使我， 比自己的事更关切，更留意。 说，这是自己的愿，不是勉强， 帮她的忙，为她提只箱； 或者问一问天会不会下雨， 路上有没有风浪。 但要是她真的说出了这话： “谢谢你，用不着先生—— 这样关切，这样忙，” 怕我又会像挨近了绝崖般， 一万分的失神，一万分的慌张。 ——储安平诗 《自语》 1931年元旦作于北平西郊 在我所结识的父辈长者当中，最感生疏的人，是储安平。而我之所以要写他，则是出于父亲（章伯钧）说的一段话：“人生在世，一要问得过良心，二要对得住朋友。1957年的反右，让我对不住所有的人，其中最对不住的一个，就是老储（安平）。” 父亲最对不住的，确要算储安平了。原因很简单——把他请到《光明日报》总编室，连板凳都来不及坐热，就顶着一个大大的右派帽子，独自走去，一直走到生命的尽头。虽然“党天下”这句经典右派话语，是储安平自己说的，但祸根不在于自身。事情还须从头说起…… 1949年的春季，新政协召开在即。民盟总部（即民盟中央的前身）的人特别忙碌，也特别积极，几乎天天在父亲下榻的北京饭店113室开会。 4月9日下午3时，在这里举行民盟总部第6次会议。出席者有沈钧儒、黄炎培、潘光旦、张东荪、曾昭抡、楚图南、千家驹、周鲸文、吴晗等，共29人。会议主席是父亲，会议内容之一是沈钧儒提议：中共指定《中国时报》交由民盟接管，究竟本盟应否接管，请予公决。经讨论，形成并通过了民盟决定筹办报纸、成立盟报筹备委员会等三项决议。要知道，民盟素有办报办刊的志向和传统。早在1941年3月，民盟在重庆成立的时候，它的机关报《光明报》于9月即在香港出版，是由民盟委托梁漱溟一手操持的。 4月16日下午，民盟总部在北京饭店举行的第7次会议上，暂时负责《中国时报》报馆接收工作的胡愈之，做出书面报告说：《中国时报》不甚合用，请改为接收伪《世界日报》。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办报的事情有了进展。5月14日下午，在北京饭店113室举行了民盟总部第11次会议。这次会议就中共中央统战部函请民盟接收伪《世界日报》的事宜，做出公决。在沈钧儒的主持下，经22人讨论后，通过决议如下：（一）由章伯钧、胡愈之、萨空了、林仲易、严信民、谢公望、孙承佩等7人组织盟报筹办委员会；（二）盟报名称定为《光明日报》；（三）于5月16日接收报馆，6月16日出版新报；（四）开办费请政府拨款；（五）办报的政策与方针，另会讨论。 6月6日下午2时，在北京饭店113室举行民盟总部第14次会议。会上，由父亲、胡愈之、萨空了、林仲易拟就的《光明日报》组织大纲，经修正获得通过；推章伯钧、刘王立明、胡愈之、林仲易、萨空了5人，为社务委员会委员；父亲兼该委员会主席。 父亲说：“民主党派的机关报，除了时事新闻报道，报纸主要是承担着以言论政的职责。”为此，他和萨空了等人建议成立一个《光明日报》言论指导委员会，并提议就这个委员会如何组织进行公决。这个提议也很快形成决议，并公推父亲、沈志远、黄药眠、周鲸文、楚图南、胡愈之等9人担任言论指导委员会的委员。父亲为第一召集人。 十天后，即1949年6月16日上午，中国民主同盟在北平创办的机关报《光明日报》，出版了它的第一张报纸。社长章伯钧，总编辑胡愈之，秘书长萨空了，总经理林仲易。 自由——这个概念的内涵对知识分子来说，其中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是最最重要的，也是最最宝贵的。它们几乎与人身自由有着同等的分量，被一些人视之为生命。所以，当父亲得知作为高级知识分子政治派别的民盟能拥有一份报纸，且又由自己负责筹建的时候，其心情活像一个男人在筹办婚礼大典：激动、欣幸、亢奋，还有满脑子的盘算和设想。 单是“光明日报”四字报头的题写，就让父亲大费心思。他甚至叫母亲也来试写。母亲的字极好，连周恩来都知道。那时我们全家从香港抵京，暂住在北京饭店二层的一个套间。我记得母亲从晚饭后，就开始练写“光明日报”四字，父亲一直伺候左右，还让母亲拿出从香港带回的上等纸。每写一张，他就夸一句，可还是请母亲继续写，并说：“可能下一张会更好。” 我先守着桌子看，后坐在沙发上看，再后躺在床上看，再后便睡着了。这其间，好像刘王立明还来访，被父亲三言两语打发走了。等我一觉醒来，发现母亲还在那里书写，父亲仍在那里伺候。写着“光明日报”四个颜体正楷大字的16开纸张，铺满写字台、窗台、茶几、沙发、地板。我想去卫生间小手，竟连条路也没有了。 我不知道“光明日报”这四个字，父亲最终是用沈老（钧儒）写的，还是为母亲所书。但我知道反右刚结束，《光明日报》立即换了报头。 父亲常去报社开会。胡愈之、林仲易以及任《光明日报》印刷厂厂长费振东（费孝通之长兄）也都常来我家汇报工作。一天上午，父亲要到座落在西单石驸马大街的《光明日报》社去谈工作。 我对父亲说：“我也要跟你一道去，行吗？” 父亲同意了，并高兴地说：“到了报社，你一个人先玩。等我开完会，带你去印刷厂参观，看看一张报纸是怎样印出来的。” 报社的会开得特别长，等父亲拉着我的手去印刷厂，已是近正午时分。我的肚子早就饿了，父亲请一位专门剪报的女工作人员到食堂，买了个白面大馒头给我。那馒头香极了，我边吃边走，随着父亲到了车间。父亲请操作工人给我介绍印刷的过程，他自己则站在一边仔细翻阅着当天的《光明日报》，好像并不觉得饿。 家里的报纸有好多种。每当洪秘书把它们送进客厅，父亲打开的第一份，必为“光明”。 1951年冬，民盟召开全国组织宣传工作会议，日程非常紧。父亲一定要大家参观《光明日报》，结果安排在会议结束前一天的晚上。代表们白天游览了颐和园，晚上仍被大汽车拉到报社，一个个疲惫不堪。唯有父亲西装领带，精神抖擞。在印刷车间，他还主动担任讲解。母亲说：“你爸爸为了自己的‘光明’，不顾他人死活。” 后来，有件事大大消损了父亲办报的热情。一日清晨，父亲还没来得及起床，就接到上边的电话，说当日刚出版的《光明日报》有了大问题，要全部追回，首先要追回送往大使馆的。父亲眉头紧锁，一声不吭，也没有去交通部（父亲时任交通部部长）上班，一连几天的心情都很坏。我很想知道报纸出了什么事，可一瞅父亲那张阴沉的脸，便不敢开口了。 过了小半个月，《光明日报》的一个干部来我家做客，我趁机偷偷地问：“前些日子，你们《光明日报》出了什么大问题？” 那人言：排版上出了政治性错误。有个重要新闻，是针对某个事件发表的两个严正声明——一个来自中共中央；一个为各民主党派中央的联合表态，它们均为新华社的通稿。《光明日报》把民主党派的那个声明放在了头一，把中共的声明放在了头二。这就出了大乱子，上边命令追回报纸，全部销毁，立即重新排印；并指示“光明”必须要像《人民日报》那样，将中共列在前，民主党派摆在后。 我搞不懂，为什么民主党派的报纸，非要和中共的报纸打扮得一模一样。我拿了这个问题，又去问父亲。 父亲只是淡淡地说句：“大人的事，不要管。”却很惊异于我的提问。 此后，这份报纸的面孔越发地死板、难看。父亲去《光明日报》的次数越来越少。我却始终惦念着再去报社玩，还惦记着报社食堂的大白馒头。于是，忍不住问：“爸爸，什么时候去《光明日报》办公，再带上我吧？” 父亲答：“报社的大小事务，一般是胡愈之在管。” 慢慢地我才懂得：《光明日报》虽是民盟中央机关报，但它并非属于民盟，是由中共直接插手的，属于意识形态。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要在艺术上百花齐放，在学术上百家争鸣。 6月的一天，李维汉把父亲、罗隆基、王芸生等人请到中央统战部开会，告诉他们：中共打算重新考虑“大公”“光明”“文汇”三报的归属问题，请他们就三报重返民间的问题进行研究和座谈。在中国，似乎再也没有比政策的变动，更能调动人的情绪。父亲、罗隆基、史良等这样一批久立政坛的人，也不例外。顷刻之间，他们的工作热情和自由理想被激发出来。为加速民间办报的步伐，就连一向对立的章（伯钧）罗（隆基）也很快取得了思想共识和行动的一致。 会上，李维汉说：“既然要恢复‘文汇’，那就把‘教师报’改过来吧。” 父亲不赞成，说：“如果恢复，就恢复‘文汇’的本来面目。” 兴奋的罗隆基则在会下让徐铸成、浦熙修主动出击，中止教育部有意拖延“文汇”复刊的打算。就在罗隆基和徐铸成、浦熙修筹划复刊《文汇报》的同时，上边传出消息，大意是说：《光明日报》既为一个民主党派的机关报，除社长章伯钧挂名外，负责具体报务工作的总编辑也应由民主人士担任。 “清露坠素辉，明月一何朗。”父亲得知这个消息，舒展的心境好似清露明月一般。他毫不避讳地在一个公开场合说：“过去，什么事情都要统战部点头，我们有些人常跑统战部。不少职务安排的是交叉党员。现在，民主党派政治自由，组织独立了，我们党内的工作，应由自己负责任来搞，不要统战部过多的帮助……民主党派要有党格，人要有人的精神生活。” 几天后，父亲请徐铸成、储安平和萧乾来家吃晚饭，这是父亲自掏腰包的家宴。别看这三个人，均无官职，但父亲把他们视为贵客，特意叫洪秘书事先把拟好的菜单，拿来过目，改了又改，掂量再三，并叮嘱厨师一定要亮出看家本领。父亲在饭桌上告诉这三个资深报人、编辑兼记者：中共极有可能恢复“大公”、“文汇”、“光明”的民营性质，把“大公”还给王芸生，将“光明”“文汇”做为民主党派报纸，交民盟去办。 父亲兴高采烈地说：“社会主义建设是要靠知识分子的。现在知识分子有些牢骚，《文汇报》要好好地搞搞百家争鸣，《光明日报》今后也要改组，这两家报纸在新闻界放出一朵花来。”又说：“非党报纸应该有自己的见解，在国际方面，要多登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在国内方面，也不要和党报一样。” 父亲的这番话，给了徐铸城极深的印象；萧乾对满桌的饭菜赞不绝口；而储安平则向徐铸成详细询问了《文汇报》编辑部的组织情况，外派了多少记者，还打听了上海关于电影的讨论情况，徐一一作答。 黄酒一坛，佳肴几味，觥筹交错本为联络感情，疏通关系。他们之间似乎不用联络与疏通，彼此就很融洽了。与此同时，似乎每一个人都窥探到共产党办报政策的松动，为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展开的动人图景。大家无不为此而兴奋。 我家的规矩是大人请客，小孩不上席。透过玻璃窗，我看见了这三位贵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自是储安平。他面白，身修，美丰仪。记得一个上海资本家的大小姐曾告诉过我：无论男女，如果其侧影很好看，那他（她）就是个真正的美人了。储安平的侧影，很美。 饭毕小憩后，客人告辞，大家漫步庭院曲径。入夜时分，暑气全消。微风解愠，又送来花的芬芳。萧乾、徐铸成走在前，父亲与储安平行于后。 父亲轻声对储安平说：“老储，我向你透露一个消息。如果请你来办《光明日报》，能从九三过来吗？（储的工作关系在九三学社）” 难以置信的储安平，怔住了。夜色里的炯炯眼神，如荒漠中的流星闪烁。 这一刻，“两张落叶，偶尔吹在了一起。” 而这一刻，也悄然开始了储安平的人生厄运。 1957年1月22日，民盟中央在父亲和罗隆基的主持下，接办原属于民盟北京市委编印的《争鸣》月刊，并将其学术性争鸣刊物，改成政治性刊物，实施他们“以言论政”的办刊方针。不久，在民盟的中常委人选增补会议上，父亲提议储安平接替胡愈之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提议千家驹担任民盟中央《争鸣》刊物的总编辑。上海《文汇报》复刊，经与罗隆基商议，决定由罗隆基负责，徐铸成出任总编辑。 会后，父亲高兴地对别人讲：“以后，我要多管点《光明日报》了！” 一天下午我放学回家，到父亲书房去问候他，只见紫檀雕花书桌上放着一册黄色封面的新书，书名是《新疆旅行记》。打开扉页，上面用钢笔写着：伯钧先生指正，落款是储安平。 我问：“储安平到底是个什么人，是个作家？还是个办报纸的？” 父亲说：“应该说，两个身份他都有。但他的出名，主要是因为他办的一本叫《观察》的杂志。” 我家里订阅和赠送的杂志极多，其中的一本叫《新观察》，却不知还有个《观察》，遂问父亲：“《观察》是什么？” “我带你去看《观察》。”父亲一边领着我去南书房，一边说：“这是解放前两、三年在国统区出尽风头的一个政论性刊物。因为它是纯民营的，所以保持着超党派的立场，有一种在野论政的特色。在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条件下，储安平能以批评政府为业，为言论界开辟出一条道路，是非常不易的。说他是中国自由思想的代表，毫不过份。这也是我最看中的地方。” 南书房是父亲藏书的一长排南房。这里的书架顶天立地，其中的一间房内，藏有几乎全部的民国期刊。父亲爬上为专门拿取顶层图书而作的木梯，从许许多多的老旧期刊里取出一摞《观察》递给我，说：“你拿去读吧。” 从藏书房出来，父亲拍着身上的灰尘，说：“储安平是上海光华大学毕业的。我原以为他是罗隆基的学生。今天才知道，张东荪教过他，而努生（即罗隆基）在光华教书的时候，他已不在学校了。他去英国留学，还是张道藩指示江苏教育厅给予的资助，后来，张道藩又继续资助过他。” 我大为诧异，道：“在学校读鲁迅的文章，老师告诉我们张道藩是坏蛋，反动透顶。他还破坏徐悲鸿的家庭生活。” 父亲笑了，说：“千万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信什么，这其中包括老师讲的和报上登的。”我特爱父亲，也特听他的。 父亲又说：“你知道吗？储安平还是个美男子呢。” “真的？”我记起从玻璃窗看到的那个侧影。 说到男人的相貌，父亲的兴致挺高。他说：“共产党里面有三个美男子，如周恩来。国民党里有三个美男子，如汪精卫。民主党派也有三个，如黄琪翔。储安平也是其中之一。” “爸爸，在这九个人里面，谁最漂亮？” “当然是汪兆铭啦。我们的安徽老乡胡适自己就讲过，一定要嫁他。” “那汪精卫漂亮在那儿呢？”我问。 “在眼睛。他的眼睛不仅漂亮，而且有侠气。这个结论不是我下的，是个新派诗人说的。我看，储安平眼睛也有侠气。” 我又问：“爸爸，那储安平自己愿意到《光明日报》吗？” 父亲答：“《光明日报》很有吸引力，况且九三待老储并不怎么好，所以是愿意来的。听到这个调动，他很不平静，但又有顾虑，怕搞不好。我告诉他调动不是出于某个人的意向。因为人选虽由民盟的主席、副主席提议，但都要经过统战部点头，像报社总编辑这样的职务，还要通过中宣部。至于顾虑，无论来自业务工作，还是来自人事关系，都是可以慢慢消除的。我和民盟中央其他同志一定支持他。如果他认为需要的话，我想还可以把（萨）空了请回到‘光明’，协助工作。” 晚上，我仔细品度《观察》。这本杂志的封面是再简单不过的，几乎就是一张白纸，素面朝天。可它的撰稿人，无不赫赫有名。从胡适到邵燕祥，中国当代文化才俊，被主办者储安平网罗殆尽。政治、经济、哲学、宗教、法律、文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均进入它的视野。对国家出路，朝野风云，国际动向，社会事件，思想活动，生活就业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它都以知识分子一颗自由的心灵，做了观察与回答。 父亲走到我的书桌旁，见我翻阅《观察》，非常高兴地说：“那个时期与政治生活相关的事件，《观察》都有报导和思考。所以，只要是个关心国家公共生活的人，都爱看这个杂志。谁要查阅和研究那段历史，我看储安平的《观察》是必读之物了。现在，不要说是个人，就是机关单位主办的杂志，也难以做到。单凭这一点，你便不得不佩服储安平。”顿时，储安平在我心中，成了和极负才气的罗隆基对等的人物。 我不由得追问父亲：“白天，你和储安平还说了些什么？” 父亲说，他们会晤的时间不算短。老储的话少，他的话多。自己主要是详细讲述了在四十年代创办农工党机关刊物《中华论坛》时的体会，觉得当总编辑，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网罗人才；二是可以肩负起政治责任。 别看父亲没有直接办报，其实，他和储安平一样，对办报、办刊，也怀有一股持久的热情。我记得1956至57年那段时间，父亲在“农工”（即中国农工民主党）也在改进宣传工作。主张内部办“政治通报”，主张恢复解放前的杂志《中华论坛》，还要把半月刊的《前进报》改为旬刊，再由旬刊改为周刊，将来再进一步改为报纸。 父亲说：“从今后的发展趋势看，每个民主党派都要办一张报纸。遗憾的是，‘农工’不像民盟有这方面的高级人才。所以，因人手奇缺而迟迟没有行动。” 2月27日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讲话强调的就是要坚决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老人家的英明睿智、幽默风趣，温热了知识分子因一连串的政治运动而灰冷的心，也扭转了民主党派当于建国后寿终正寝的看法。 父亲兴奋异常，立即在民盟以个人的身份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民盟印发了讲话记录稿。储安平看到父亲在民盟的传达稿，也异常兴奋，立即建议九三学社中央转发。 “春色满园花胜锦，黄鹂只拣好枝啼。”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和章储二人一样，他们的内心渴望着一种承担的机会。这种承担，既是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也是一种自我证实的需要。而毛泽东的讲话，则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渴望和需要。 不久，父亲约了萨空了，与储安平做了一次谈话。这次，储安平大概是有了接手“光明”的打算，便坦言办报的种种顾虑：既然归属于民主党派的《光明日报》需要“放”的办报方针，那么“放”到什么的程度？大知识分子有意见的话，要不要讲出来？要他们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如果报纸还仍旧停留在拥护“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上，发表这样的文章有谁看？——这些顾虑不仅是总编辑面临的大问题，也是一个社长应该考虑的。所以，父亲和储安平都一致主张要向统战部讨个明确意见。于是，既是中共党员也是民盟成员的萨空了很快把问题汇报上去。 时任统战部副部长的于毅夫在3月26日专门写了书面汇报，把章储谈话内容报告给负责新闻宣传工作和统战工作的胡乔木、周扬、李维汉及徐冰（即邢西萍）。据说，胡乔木一直很欣赏储安平的才干，竭力主张由他出任“光明”总编辑。 就在储安平心里早有了接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底牌之后，九三学社中央也决定请他兼任“九三社讯”主编。接到这个任命，他想大干一场。这里，他有意借“社讯”主编之职，做“光明”总编的热身。但除此之外，他还存有一个潜在欲望——储安平在九三学社不过是中央委员、宣传部副部长，这显然较之前任《光明日报》总编辑胡愈之的地位，矮了一截。储安平素无操纵他人的野心，却有着中国士大夫式的心态，懂得这个国度里职务与地位间的差异会给尊严带来的挫伤、乃至危机。为此，他必须付出才情学识与“以身殉道”之精神，求得社会应该给予的政治承认和相应尊重。有了这个潜因的存在，储安平对区区“社讯”，投入巨大的精力和热诚，便是十分自然和能够理解的事了。 他到任后，便对九三成员说：“我要以身作则，扭转大家对社不关心的风习。” 他每周到九三机关办公两次，并事先打电话告诉既是好友、也是九三成员的袁翰青、楼邦彦，希望自己去上班的时候，他们也能去。 他参加社内各种会议。 他四处征求九三成员对“社讯”的意见。 他五次登门拜访许德珩，争取这位九三主席的理解和支持。 他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连编四期“社讯”，陆续刊出《座谈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贯彻知识分子政策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座谈高等学校的领导制问题》、《目前工程技术人员的几个问题》等大块文章。这些文章是在九三中央召开的座谈会的基础上形成的。会前，他特意叮嘱记录：“要记录有思想、有见地的东西，一般性意见，官样文章，就不要整理了。” 会后，文章从开头的题目拟订到收尾的记录终审，他都亲自动手。 这几期社讯内容，即使在今天，也称得上是当代中国文化精英向政府提出的极富政治性和科学性的社会见解了。九三“社讯”在储安平手里摆弄了几下，便焕然一新。它的特色、鼓动性及影响力，使储安平对自己实力和未来，有了信心。袁翰青对储安平三月内的成效，佩服得五体投地，在九三中央力荐他做宣传部长。储安平自己也以试探的口气，向宣传部部长孙承佩摸底：看看是否有意“让贤”。然而，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他在九三施展的第一手，是那么的干净漂亮。可是，等他再想施展第二手、第三手的时候，就感到不是那么顺心应手了。这个感觉，首先来自许德珩的冷静与持稳。五次面谈，储安平从他那里既没有获得鼓励，也没有受到批评；对“社讯”既不肯定，又不否定；是一种有顾虑的信任，有保留的使用。其次，在宣传部里，他大有势孤力单之感，在同级平辈当中，自己干得越欢，周围气氛就越冷。再说，自己本来就不是九三学社的专职干部，怎能与那些各有一摊人马的长期经营者相比？民主党派曾是许多知识分子向往的一块净土，在踏入这块净土以后，储安平才渐渐明白：原来这里也害着我们这个民族的通病——宗派情绪，家长作风，嫉妒心理，官僚色彩…… 随即，他向许德珩提出辞职，并在“社讯”刊出“辞职启事”。其实，递了辞呈的他，并非彻底失望，而仍是有所期待：期待着转机，期待着挽留。他私下打探九三学社内是否有人对辞呈表示同情，表示惋惜。他甚至想在“启事”里写上一句：今后适当时机，仍愿努力为社工作。“恐畏无人识，独自暗中明。”在煌煌九三，他的请辞启事连同他这个人，像一张薄纸飘落在地，无声无息；堂堂宣传部，竟也无一人开口对他说点什么！更别奢望什么喝彩之声，青眼之睐。这次许德珩倒是痛快，以极高的办事效率，批准了他的辞职请求。三个月前，兴冲冲而来的储安平，很快地“从社讯主编的椅子上悄然滚下。（九三学社宣传部某负责人语）” 热血盈腔，无地可洒。难怪父亲说：“老储从九三到‘光明’，是憋了一肚子气的。”难怪他到了《光明日报》，便开始了疯狂的工作。 1957年4月1日，对储安平来说，是个永世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光明日报》党组撤消，他正式就任总编辑。储安平到任的第一件事，是向父亲请示报纸路线。二人经历不同，性格迥异，但在办报的观点与认识上，一拍即合。 4月21日，父亲在家中的大客厅与储安平详细讨论研究了《光明日报》的改组、调整与格局等项事宜。 储安平先是向父亲请示“横排”、“直排”的问题。 父亲本来对文字改革就不满，曾对朋友发牢骚说：“改革汉字，这是共产党不懂语言学。”故对储安平讲：“我看‘光明’可以恢复直排，或者搞局部直排。” 谈到改组版面和调整新闻，父亲的话就多了。两人从家里的客厅，一直谈到吉姆车内，二人同去报社。 父亲说：“解放前的报纸，以人为主，刊登人的活动多；现在的报导，以事为主，忽略了人。而且对事的报导，也都集中在几个共产党领导人身上。这样，报纸怎么能办好，国家怎么能搞好？‘光明’既为民主党派报纸，就要增加民主党派的新闻，这里既包括党派的负责人，也包括党派的基层。” 关于国际版，父亲也讲出了自己的想法：“老储，不要只守个塔斯社，你要努力增加资本主义国家的电讯，如合众社、路透社的电讯，都可以发。总之，‘光明’是我们的报纸，我打算建议由八个党派的精华人物，组织成一个顾问团。报社的大政方针，由社务会议和顾问团定。” 关于新闻报刊的宗旨问题，父亲解放前撰写的《中华论坛》发刊词，很能表明自己所秉持的态度。他认为：“思想与政见是人人不必尽同的，亦事实上所不能尽同的。如强人以相同，或胁之以相同，只是徒劳而已。在不同之中，何以相安？何以共处？则唯有尊重民主之精神，确立民主的作风，尊重异己，接收批评，取人之长，去吾之短，这是择善而从，不必攻乎异端，如能如此，斯能安矣，斯能处矣。本刊愿力守此旨。”他又写道：“运用自由，享受自由，这本是人类社会共有之合理的权利，亦同是人类理性生活之崇高的表现。它从不受暴力的支配，并永远反抗暴力的侵犯。暴力虽时或得逞，然终归于失败。民主自由之神，依然无恙。本来，自由之获得，非出自天赐，非出自任何人的特许。而人类长期斗争的结果，得之愈艰，食之愈甘，爱之愈切。” 这些文字，很能反映出既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又主张非暴力斗争的民主党派的立场。父亲和储安平，前者经营党派，后者经营文字，但都推崇民主政治。从前，他们是在旧政权下，以各自的方式从事民主运动；现在，他们不约而同地渴望在新制度下，继续推动民主进程。 接着，储安平叩响了在东黄城根附近的廼兹府胡同十二号朱红小门，这是罗隆基的住所。罗隆基与他是名义上的师生，故储安平与罗隆基的关系，要比和父亲的关系老多了。见面后，储安平迫不及待地把几天前，他和父亲对“光明”改版的思路及设想告诉了罗隆基。因为他深知罗在民主党派和新闻界的影响力，自然很想获得他的首肯与支持。 等储安平的话讲完，罗隆基立即发表看法，说：“顾问团的办法好。章伯钧的长处是气魄大，短处是粗枝大叶。安平，《光明日报》恐怕要靠他不行，还得靠你自己。” 储安平靠的就是自己。他一生依附过谁？仰仗过谁！ 建国后的民主党派，应该做什么？——这是新政权下，民主人士思考议论的一个重要话题。有人言：今后的任务是政治学习；又有人言：是教育改造。父亲在民盟中央的一次讨论会上就主张搞政治监督，坚决反对把政治学习和教育改造作为民盟工作的重心，并说：“那样的话，我们的盟就要变成教条主义者。” 储安平极赞同父亲的观点，他说：“《光明日报》要成为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的讲坛，就要创造条件主动组织、并推动他们对共产党发言，从政治上监督。”如果说，罗隆基、徐铸成、浦熙修办的《文汇报》，是要从新闻领域去实践毛泽东提倡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话；那么，章伯钧、储安平主持的《光明日报》则是想从民主党派机关报的角度，来贯彻和尝试毛泽东所讲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了。记得粉碎“四人帮”后，中共重提统战政策，于是，在恢复了活动的八个民主党派内部，流行着这样的话：“长期共存？荣幸，荣幸。互相监督？岂敢，岂敢。”——它幽默而微妙地传达出民主人士在经历了1957年以后一系列政治运动对中共的畏惧心理。然而，一切畏惧都是先从不畏惧开始的。那时的章（伯钧）储（安平）就毫无畏惧地按照毛泽东的方针，要从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监督上为《光明日报》作文章。他俩觉得这是又一次与中共合作，是又一次在关键时刻与中共风雨同舟。 勇毅、执拗和富于激情气质的储安平，有一种言必行、行必果的作风。5月7日，他召开了全社大会。会上，他首先向全体工作人员阐释民主党派在现阶段的社会作用，说：“民主党派的作用是双轨的桥梁。所谓双轨，一是教育成员，一是代表民主党派成员及所联系群众，监督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今天的报纸主要是在第二条轨道上起作用……。我听统战部一位副部长说毛主席说过，《光明日报》可以和《人民日报》唱对台戏。请问：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有没有真正拥护和贯彻这一点的准备？来把它检查一下子。” 继而，储安平提出了符合民主党派机关报性质的《光明日报》改版方案。其中以关于民主党派的八点报导计划和四个具体做法为核心内容。第一，要求民主党派的新闻，占每日报纸的三分之一，在数量上应压倒其他一切新闻，只有这样做才能给别人一个“民主党派的印象”。第二，对文教部门工作报导中强调民主党派的组织活动，特别是基层活动及作用。他说：“例如北京大学民主党派的成员，他们都是知名之士，他们过小组生活时，对学校提意见，就一定非常重要，可以多登。共产党组织的活动，不是我们‘光明’的报导的责任，可以不登。”第三，强调对个人的报导、强调民主党派成员的作用。储安平说：“在解放前，报纸是注意人的活动的，解放后一般不登人的新闻了。我们可以从民主党派这个角度登些新人新事。但是登民主党派成员的活动，不能搞像旧社会庸俗的‘时人行踪’、‘冠盖京华’之类。报导民主党派成员的活动同时又和报导文教有关，有些民主党派成员就是从事文教工作的。”第四，即为储安平的根本论点，强调民主党派的监督共产党的一轨作用。要求多发挥舆论的监督性质，反映人民的意见。他甚至认为：今后写社论，要写“监督”的社论。 在报社，他几次重复举了一个新闻监督的事例：1955年城市副食品供应一度紧张，各报都登了来自新华社的一条新闻，解释原因，说明解决的办法。储安平说：“《光明日报》这样一个民主党派的机关报，就没有必要也去登这么一条新闻。” 《光明日报》总编室主任高天（民盟成员、中共交叉党员）问他：“宣传上的重要问题，是不是要向中共中央宣传部联系？” “我们民主党派用不着。”储安平连问题的深浅都不想一下，便如此回答。 又有人问：“有些报导是否要权衡利害？” 他斩钉截铁道：“报纸就是报纸，报纸过去叫新闻纸，它就是报导消息的。只要是事实，我就要发表。” 为什么《人民日报》登的，“光明”没有必要也去登？为什么只要是发生的事实，他不经请示就要发表？——因为储安平一向认为，办报无非是“代表普通百姓说话，体现政治监督”。他在报社公开讲：“我们这些人是以批评政府为职业的。报纸与党派和政府存在着根本的矛盾，那就是报纸要登的，党和政府不许登。”“揭露，揭露，再揭露，我们的目的在于揭露，分析和解决问题是共产党的事。”他说的这些话，在今天某些人听来，依然十分刺耳。不过，储安平讲的揭露和当权者理解的揭露，大不相同。储安平所说的揭露，是特指揭示和提出社会存在的现象和问题。其中内涵着以揭露来促使党和政府改进工作、纠正缺点的政治愿望和新闻观念。 “储安平为什么热心揭露？”我曾这样问过父亲。 父亲解释说：“道理很简单。在思想上，他是个自由人；在身份上，他算得是职业记者和报人。人的本性加新闻本质决定了他的行为。” 那时恰逢中共向民主党派提出“独立自主”的政策，对此，储安平有些将信将疑，故而言道：“我倒要看看怎样让我们独立自主，我要撞撞暗礁，担担风险，用我的肩膀担担斤两，看看到什么时候受到阻力。” 可以说，1957年春天的储安平，没有了时空观念，只身回到了主编《观察》的状态。记得父亲在议论储安平鸣放时的表现，曾这样说：“老储长期搞评论，办报刊，这两样工作都要求眼光敏锐，笔锋犀利，出语惊人。故而像‘党天下’这样的话，只能出于他，虽说‘党天下’这三个字，最早由努生说出来的，但那是在国民党时期。解放后，从政的努生就不会在公开场合讲了。” 也就在储安平上任的这一天，毛泽东经过数月的酝酿，由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写得特别地好，那上面说：由于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处于执政党地位，得到广大群众拥护，有许多同志就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处理问题，部分人甚至形成特权思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群众。因此有必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指示”还说，本次整风的主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方法是和风细雨式的。 无论是储安平、还是父亲，都对毛泽东发动整风的诚意，深信不疑。建国七年，他们看到了中共执政的累累成果，也看到了重重失误。所以，毛泽东登高一呼，他们立即响应，打心眼里觉得要好好地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要好好地帮助中共整风。 储安平得到父亲的同意，经过筹备决定从5月4日开始，《光明日报》分别在上海等九个城市，邀请部分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举行座谈会，给中共提意见。于是，他普遍发送一次组稿信，发信对象是全国九个大城市的百余名知识分子。信中，储安平恭请每一位在《光明日报》发表“对国家事务的各种意见”，“自由地说自己想说的话，写自己愿意写的问题”，要“结合互相监督的方针发言”。在这里，储安平所说监督是有双重性的：一是党派的互相监督，即贯彻毛泽东的统战方针。二是报纸的舆论监督，即张扬新闻的个性与本质。为此，储安平自己亲赴上海。他还写了一个意见交给出去的记者，让记者散发给被邀请的对象。在这个意见里，他指出“应当适当地估计被邀请的人士，平时是否意见较多及是否勇于发言”。这个百名文人参加的意见会，足足开了20天。会上许多人的发言，既揭露了社会现象，又颇具思想锋芒。储安平觉得共产党的“风”如要“整”好，当听取这样的意见；《光明日报》如要办好，当刊登这样的发言。所以，他认为九大城市的鸣放座谈会是成功的典范，父亲也极为欣赏。在座谈会上，一些人从法制的角度对肃反发表的意见，被储安平认为是最具建设性的意见，也是最具价值的新闻。当看到编辑删去其中个别尖锐的字眼的时候，这个职业报人不禁惋惜起来。他说：“这些发言才是政治问题的通论，只有登这些通论，才能把《光明日报》办成知识分子论坛。” 5月25日上午，当他得知北京大学出现大字报的消息后，马上指派“腿快、眼快、手快”的三快记者，令其必须于当日下午赶赴北大进行采访。储安平希望这篇东西能成为《光明日报》的独家新闻。而且，越是别家报纸没有登的或不敢登的，他越想登。其眼光、心胸、魄力、能力水平所构成的新闻职业的本能和素养，使自己全然忘记了什么是意识形态及其后面的权力。 《光明日报》的版面、内容，变得有些新意和活力了。对此，储安平很得意，觉得办报就该是这个样子。他鼓励本社同志，说：“我们跑到《人民日报》的前面去了。” 人的命运就是他的性格——弗洛伊德的名言在于承认性格特征内部含有动力因素，即内驱力。是它构成了人的行为基础，并形成了一个人的生命过程。不知今天的学术界如何评价弗氏的动力性格概念，但用它来解释储安平不惧对个人幸福自由的威胁，而直达其特定目的的行为，却有相符之处。储安平的意志、智慧和力量，完全是由自身所激发的。因此，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一种巨大的危险正在等候着自己。况且，家庭出身、英式教育、职业生涯又使他具备了有效地表达自己的人格和在与他人竞争中肯定自己对生活的独特态度。在一个自古以来就提倡依附权势、讲究人际关系的环境里，储安平完全是凭借他所精通的东西、他所能干的事情而生活。他的自尊也在这里。不可否认，储安平也有进取之想，有时还很强烈。在封建制度下，进取的条件是依附权力，服从权力。然而，无论是在九三编社讯，还是在“光明”当总编，他是想靠竞争，靠人格来谋取成功。这，就注定他是个失败者。 毛泽东说右派分子是资产阶级。我想：假如储安平真是资产阶级，那么其全部资产，不过是他有能力充任自己所期待的角色而已。 5月15日，毛泽东致送《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给中共高干阅读。信中，老人家把共产党人分为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把社会上各阶层人士分为左派、中间派、右派。并指出“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 这边厢，民主党派里的两个元老人物，在中南海受到秘密召见，获得了“东南风转西北风”的天气预报。他们立即三缄其口，静观以民盟、农工为舞台中心，以章（伯钧）、罗（隆基）为主要角色的一台践踏知识分子、打击民主党派的惨剧。那边厢，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还在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整风号召，大讲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光明未来，宣传“鸣放”，鼓励“监督”。 为了把昔日的朋友制造成为今天的敌人，并让全社会认可。毛泽东在上海发出了指示：“让牛鬼蛇神都出来闹一闹，”“这不叫诱敌深入，叫自投罗网。”这罗网，便是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组织、召集的系列整风座谈会。 座谈会是从5月8日起召开的，先后搞了13次，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发表意见，来帮助中共整风。 座谈会的头几天，父亲没有去。一则，他的意见早就发表过了，二则，他正拉肚子。 李维汉很着急父亲不入圈套，便亲自拨电话敦请：“伯老，你一定要去参加座谈，给我们中共提提意见呀。” 5月21日，实在躲（音：托）不过李维汉的面子人情，父亲去了，行前还跟母亲讲：“今天开会，我真不知说些什么好？” 进了会议室，他被请入主宾席——在头排大沙发入座。这显然是一个必须发言的席位。果然，亲自坐镇的李维汉点名要父亲“给中共提意见”。 父亲讲了几十分钟，他谈到政治设计院问题；听意见于基层、放权于各部、会，发挥管理机关的作用问题；国务院会议程序问题；及检查历次政治运动的建议。最后父亲说：“我的讲话不是凭灵感和一时高兴，所提意见也都不是那么严重。无非是希望共产党改革体制，改善领导，在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方面前进一步罢了。”他讲话的时候，李维汉神情怡然。父亲大概以为是称许自己的谈话；殊不知，他这是在为猎物堕网而心安。 如果说，父亲与会是中了毛泽东“引蛇出洞”之计，那么，储安平6月1日在中央统战部的发言，则被许多人视为是“自投罗网”。古人云：“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大概早有一种不怕脑袋落地、弃尸沟壑的气性贯注于储安平的骨血，使他这样一个无权者连前后左右看也不看，利害得失想也不想，便直扑最高权力设就的陷阱。 储安平的发言是准备好了的。有稿子，题目是《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他的通篇谈话如下： “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记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重要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党走，但跟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们所担任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而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的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个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个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提倡能够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个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没有一个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可以被培养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党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 在上为听政，在下为清议。如果不是极端的政治黑暗，中国文人士大夫一般不发动清议，而是采取上书和廷诤方式影响朝政。这是人治皇权社会表达政见的正常渠道，即言谏制度及传统。“凡政事得失，军民利病，皆得直言无避。”故“直言者，国之良药也，直言之臣，国之良医。”所以，“言”就是士的存在方式。言谏的特点，就是直言不讳，百折不挠，甚至冒死而谏，极具道义的感召力。储安平的“党天下”之谏，如石破天惊，动撼朝野，在1957年中国知识分子政治大合唱中飙出了最高音。马寅初等人，当场叫好。《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各大报刊均以醒目标题、显著位置全文刊载。 父亲阅后，激动不已，也钦佩不已。他说：“储安平是个勇士。他对老毛和周公提的对中央政府人事安排的意见，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党外人士都有此看法——难道没有一个民主人士具备副总理的才干？被尊为国母的孙夫人（宋庆龄）到了共产党这里，连当个国家副主席的资格也没有？可我们这些党派负责人，谁也没有勇气和胆量把话讲出来。老储讲了，全讲了，而他不过是个九三的中央委员。” 总之，无论是出洞的蛇，还是投网的鸟，他们在那样一个时刻，热情如此之高，乃至于让人感到一种无可控制的冲动：必须让当权者和社会去了解他们的思想。事后，父亲恢复了清醒，即为储安平痛悔不已，抱憾万分地说：“孟子早就有过告诫：‘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而老储触犯的，乃是皇帝之大忌。” 此外，对于储安平的这个发言，还需要补充一个事实—— 那是在5月19日的上午，储安平事先没有和父亲约定，便到了东吉祥胡同10号。 洪秘书对父亲报告：“《光明日报》的储先生来了。” 父亲说：“他来必有事，快请进来。” 储安平推开北客厅的绿色纱门，发现里面已是高朋满座，且都是农工党的负责人，好像是在开会。虽然父亲对他做了介绍，但终觉不宜逗留，便退了出来。 父亲送他出客厅，问：“你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要紧的事倒没有，还是想来谈谈‘光明’如何体现‘监督’的问题。” 父亲告诉他：“现在的‘光明’已大有改进了，民盟的其他同志也是这样看的。” 尽管父亲只说了这么一句话，而这时正是他在九三辛苦劳作却遭遇冷落的时刻。“古人交谊断黄金，心若同时谊亦深。”两厢对照，他的心情很不平静。所以，他不想去报社上班，想找个人谈谈，谈谈怎么把‘光明’办得更好。于是，来到了离我家不远的罗隆基的住所。或许由于学生对先生的做派有些看法，二人关系一向比较疏淡。故罗隆基对他的到来，略感突然，但很欢迎。 储安平说：自己登门的原因是向他征询对《光明日报》如何体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意见。后来，俩人的话题不知不觉地转到了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座谈会。那阵子，这个鸣放会是上层社会关注的热点，许多党外人士也以被邀请为荣。 罗隆基告诉储安平：自己在（5月）10日做了一次发言，但仍感问题没有谈透。比如，民主党派如何才能长期存在？党派若做到独立自主，需要创设哪些条件？他认为，现在的政体与某些制度，就有碍于民主党派独立自主方针的实施。——说罢，罗隆基问：“你会不会参加座谈？” 储安平答：“如在九三，我被邀请的可能性不大。现在到了‘光明’，情况则不同些。” 罗隆基听了，就像老师指导学生那样，向储安平建议：“你若参加统战部的座谈会，可以给‘老和尚’提些意见呀。” 储安平立即想到改组后的国务院十二个副总理中，没有一个党外人士的事，便问：“这个问题，我是否可以提一提？” 罗隆基认为可以。因为中共对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安排，在民主人士中是早有议论的。只不过这层窗户纸，无人去捅破罢了。 继而，储安平又说：“在人代会上，我还想提一提关于肃反运动的缺点，建议能否由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联合检查一下，同时，被斗错的肃反对象也可以直接请人大常委会做检查。” 这番话，让罗隆基更觉兴奋。因为自毛泽东兴搞各种运动以来、特别是肃反运动，他深感由于缺乏法律的程序和制约，而人权受侵、冤情无诉现象的普遍严重。故点头道：“这个可以谈。不过，关于宪法前言，你也可以谈（罗隆基对宪法前言的看法，详见拙作《一片青山了此身》）。” 人与社会——是人类政治的绝对主题。而储（安平）罗（隆基）二人的思想启蒙和政治思维，都是在“人”的概念和“法”的理论指导下形成的。在他们看来，世界上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政治体制，都不能摆脱人权的观念和法律的形式。这也是任何一种性质的政府，赖以存在的唯一原则。现在的中国既为共和国政体，那么政治上的改善，则必须摒弃传统社会的控制手段，而强调这个“唯一原则”。可以说，储安平的“党天下”腹稿，正是在5·19的罗宅孕育出了原始胚胎。 6月2日，即储安平发表“党天下”言论之翌日，这是一个清新幽丽的清晨。庭院里的喇叭花顶着露珠儿开了，修长的柳叶在微风中摇曳。有着好心情的储安平按父亲约定的早8点，准时到了我家。 他跨进客厅，父亲迎了上去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的发言很好。” “要谈就谈大问题吧。不过，放肆得很。”显然，他已得知发言所引起的社会反响。 “对，鸡毛蒜皮的事在这样的会议上，就不要谈了。要谈就谈大问题。现在的人只能要房子、要汽车，能谈大问题的人不多。” 储安平告诉父亲：这篇谈话的思想要旨，曾和罗隆基交换过意见。 “你什么时候见了老罗？” 储安平笑答：“就是前十天我来这里，正逢你会客。我从你家出来，便去了??兹府。” “唔！”父亲回想起来了，忙道歉说：“那日，农工的同志来谈工作，顾不上你。” 也许是怕父亲误解自己和罗隆基有过密的联系，储安平解释道：“老罗和我有一层师生关系。不过，因为他有点架子，所以那天还是我二十年来第二次登门，而且两次都是为了报社的事。当然，我还很想从他那里了解一下‘文汇’的情况。” 章罗的矛盾在民盟几乎是公开的，身为老盟员的储安平自然很清楚。所以，他没有详谈和罗隆基谈话的内容，只是提到了罗隆基建议将陈新桂调到‘光明’，以加强理论力量。 父亲表示不同意，说：“陈新桂在民盟是专职干部。况且民盟中央机关里的理论人才本来就少。” 因储安平要求调人，父亲不由得想：是不是他在人事上有了磨擦，需要个帮手，便关切地问：“你在报社是不是遇到什么难题了？” 储安平摇了摇头。 父亲说：“你的办报思想，大家都知道，我是支持的。中国缺乏的是民主与科学。《光明日报》要以此为重点，多报导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新闻、民主国家的社会党的情况和我们的民主党派活动。” 自打储安平来到“光明”，从父亲这里得到的都是鼓励和支持。所以，他的点子就更多，干劲就更足了。他说：“从前《光明日报》不能独立办新闻；现在中共让我们自己搞。我们要搞，就要搞和新华社不一样的！” 他还告诉父亲：“今天的‘光明’发了一条关于上海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谈取消党委制的消息。” 父亲点头称道，且一再欣赏他的“就是和新华社不一样”的雄心与魄力。后又问：“报社的改组问题进行得怎么样了？” 储安平答：“我刚来不久，准备再等一等，弄清情况再说。” 父亲连连说：“好，好。毛公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已经讲了学校党委制要取消的事情。上海先走了一步。” 谈话到了快结束的时候，父亲忽然想起一件喜事来，对储安平兴冲冲地说：“去年，我跟周公（恩来）反映的《光明日报》建新址的事情，统战部说有了初步结果。社址选在虎坊桥，要盖座和交通部差不多的那样一座大楼。” 两人的心情极好，一起出了家门。父亲用车把他送到报社，自己再去民盟中央开会。在车上，父亲告诉他：“现在学校的情况很严重，胡愈之准备在6号这一天找几个教授座谈一下。” 储安平问：“打算请哪几个人呢？” “听愈之说，大概要请曾昭抡、吴景超、费孝通、钱伟长几个吧。” 父亲的话启发了储安平，他决定在6号这一天也开一个会，邀请八个民主党派宣传部的副部长，专门座谈一下社论的问题。 （1957年）6月6日上午，章（伯钧）储（安平）两人分别在文化俱乐部和《光明日报》社主持召开了座谈会。而他俩谁也没想到，这竟是自己在政治风云与报业生涯中的绝唱。 反右中被人叫做“六六六”会议，其实是胡愈之在南河沿大街政协文化俱乐部召集的民盟中央紧急会议。其中曾昭抡、费孝通、钱伟长、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六人为教授；另有章伯钧、史良、叶笃义、闵刚侯、金若年与会。此会的倡议者、操办者胡愈之，则在会议开始之际离去。会议由父亲和史良主持。来自高校的教授们，一一介绍了校园内的情况。 费孝通说：“……听说北大有两个学生控诉在肃反中被斗错，听了令人流泪，这种事情在我们知识分子看来是不能容忍的。今天在我内心中产生了一种新的感情……当然要收也容易，三百万军队就可以收，但人心是去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就完了。今天的问题主要是制度造成的。我已声明不参加共产党以表示态度。” 附 储安平作品篇目 著作 〔1〕说谎者（小说集） 上海书店1992年12月影印版 〔2〕给弟弟们的信（散文集） 开明书店1936年出版 〔3〕英国风采录 商务印书馆1945年出版 〔4〕英人法人中国人 观察丛书1948年出版 〔5〕英国和印度 科学书店40年代出版 〔6〕玛纳斯河垦区—新疆旅 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出版 〔7〕新疆新面貌—新疆旅行通信集 作家出版社出版1957年出版 散文 〔8〕关于“睡庙求医”的故事（1928年） 原载《语丝》第4卷第18期，1928，4月30日 〔9〕小病 原载《真美善》第6卷第6期，1930，10月16日 〔10〕残花（1930，5月） 同上 〔11〕母亲（1930，8月13日） 原载《真美美》第7卷第1号，1930，1月16日 〔12〕墙（1930，11月28日） 原载《新月》第3卷第7期 〔13〕一条河流般的忧郁（1931年） 原载《新月》第3卷第12期 〔14〕一段军行散记（1932年1月1期） 原载《新月》第4卷第1期 〔15〕悼志摩先生 同上 〔16〕施用闷药前后的心理与感觉 原载《观察》第2卷第9期 〔17〕来京记（1933年2月） 原载《语丝》第3卷第14期，1933，4月1日 〔18〕豁蒙楼暮色 原载《新月》第4卷第7期，1933，6月1日 〔19〕记田汉先生 原载1935年《中央日报·文学周刊》第38期 〔20〕我们的志趣和态度 原载《观察》第1卷第1期，1946，9月1日 政论和报告书 〔21〕布洛克及其名着—《十二个》 原载《北新》1928，5月16日 〔22〕《新评论》发刊词 原载《新评论》1940，1月 〔23〕论剧本—西南剧展献言之一 原载1944，2月15日《力报》 〔24〕论剧人—西南剧展献言之二 原载1944，2月16日《力报》 〔25〕论观众—西南剧展献言之三 原载1944，2月17日《力报》 〔26〕《客观》政论 原载《客观》第7期，1945，12月22日 〔27〕失败的统治 原载《观察》第1卷第3期，1946，9月14日 〔28〕我们对于美国的感觉 原载《观察》第1卷第11期，1946，11月9日 〔29〕论上海民乱 原载《观察》第1卷第16期，1946，12月14日 〔30〕论张君劢 原载《观察》第1卷第19期，1947，1月4日 〔31〕辛勤·忍耐·向前 原载《观察》第1卷第24期，1947，2月8日 〔32〕中国的政局 原载《观察》第2卷第2期，1947，3月8日 〔33〕三百二十位读者意见的分析与解释 原载《观察》第2卷第12期，1947，5月17日 〔34〕大局浮动、学潮如火 原载《观察》第2卷第13期，1947年5月24日 〔35〕论文汇、新民、联合三报被封及大公报在这次学潮中所表现的态度，原载《观察》第2卷第14期，1947，5月31日 〔36〕学生扯起义旗，历史正在创造 同上 〔37〕读孙科谈话 原载《观察》第2卷第18期，1947，6月28日 〔38〕政府应对〈纽约下午报〉的攻击采取步骤表明态度，原载《观察》第2卷第22期，1947月7日26日 〔39〕艰难·风险·沉着 原载《观察》第2卷第24期，1947，8月9日 〔40〕“为中国农业试探一条出路”刊出后的响应，原载《观察》第3卷第5期，1947，9月27日 〔41〕白报纸！ 原载《观察》第3卷第9期，1947，10月25日 〔42〕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 同上 〔43〕评《出版法修正草案》 原载《观察》第3卷第15期，1947，12月6日 〔44〕论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开除学生全国专科以上学校不得准其入学之不妥，原载《观察》第3卷第16期，1947，12月13日 〔45〕我们建议政府调查并公布白报纸配给情形，原载《观察》第3卷第19期，1948，1月3日 〔46〕风浪·熬炼·撑住 原载《观察》第3卷第24期，1948，2月7日 〔47〕论程梦明案兼社会有心人能否合拢来做一点事情 同上 〔48〕国大评论 原载《观察》第4卷第9期，1948，4月24日 〔49〕第二个“闻一多事件”万万制造不得 原载《观察》第4卷第10期，1948，5月1日 〔50〕评翁文灏内阁 原载《观察》第4 卷第15期，1948，6月5日 〔51〕政府利刃指向〈观察〉 原载《观察》第4卷第20期，1948，7月17日 〔52〕吃苦·苦斗·尽心 原载《观察》第4卷第23、24期1948，8月7日 〔53〕一场烂污 原载《观察》第5卷第11期，1948，11月6日 〔54〕政治失常 原载《观察》第5卷第13期，1948，11月20日 〔55〕我们的自我批评·工作任务·编辑方针，原载《观察》第6卷第1期，1949，11月1日 〔56〕中央人民政府开始工作 原载《观察》第6卷第2期，1949，11月16日 〔57〕在哈尔滨所见的新的司法工作和监狱工作，原载《观察》第6卷第4期，1949年12月16日 〔58〕旅大农村中的生产、租佃、劳资、税制、互助情况，原载《观察》第6卷第5期，1950年1月1日 〔59〕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 原载《光明日报》1957，6月2日 三、君子之交——张伯驹夫妇与我父母交往之叠影 自打反右运动一起头儿，父亲（即章伯钧）就开始琢磨着反右的结局和自己的下场，甚至在毛泽东还没想好怎么处理他的时候，他就在家里把自己处理了一回——让警卫秘书王锁柱把家中所有的工作人员召集到东客厅，请他们围着平时吃饭的圆型大餐桌，一一坐下。 父亲客气又郑重地对他们说：“你们大概已经从报纸上知道了，我现在犯了政治错误。所以，请你们不要再叫我章部长了，可称我先生，也可直呼我的姓名。” 坐于一侧的王秘书赶紧声明：“在我们没有接到正式通知以前，大家都必须继续称呼您为章部长。” 此后，父亲不止一次地对家人说：“我们准备过老百姓的日子吧，回桐城老家更好。” 1958年1月底，父母双双获得“又划又戴、降职降薪”的处理。好像上边对父亲特别宽大，在撤掉交通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中央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光明日报社长等九个职务之后，特意保留了“全国政协常委”的职务。在由行政三级降至七级后，又特别保留了四合院、小轿车、司机、警卫、厨师、勤杂、秘书。国人社会地位的尊卑，往往集中展示于权力所给予物质待遇之厚薄上。父亲既受政治贬损，又得生活厚待。如此发落，大大出乎承受者的预想。 斗转星移，岁月悠悠。慢慢地，父母开始咀嚼出那帽子的沉重和帽子底下沉重的人生。首先便是与中国历史同样渊远流长的世态炎凉。亲近的、亲切的、亲密的，一个接一个地疏远、疏隔、疏离了。而且，越是亲近亲切亲密的，就越发地疏远疏隔疏离。诸如，二十年代一起参加北伐战争的老友，三十年代共同发起“国民党临时革命行动委员会”的第三党人，四十年代参与筹措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民盟元老。好像他们当初当年当时结识章伯钧，便是一种错误。唯有1957年的政治风雨，才拨正了他们所在党派以及本人生命之舟的航向。看着他们批判自己的那副痛心的样子，父亲也跟着替他们心痛。 一日，戴帽的母亲到农工党北京市委会去参加政治学习。在回家的路上，大老远便瞅见个老熟人。这也难怪，五十整的年纪，眼神正好。老熟人是民盟中央的副秘书长，叫辛志超。他不仅和父亲、母亲熟，而且和我姐、和我也熟。我家的门坎儿，他是跨进跨出的。每每在与父亲谈正事之前，都要给我姐妹俩讲上一段故事。故事多半说的是燕都旧话，再与那满嘴的京腔京韵相搭配，我俩听得津津有味。民盟中央的人，从沈钧儒开始往下数，来家里开会、谈事、作客、聊天的，不下几十个。要论个生熟咸淡，眼下这位离母亲不远的人，得算在十名以内。所以，我很能想像母亲认出他时的那股冲动、那般欣喜及那份热情。 母亲挥动着手，向他飞奔过去。辛副秘书长停住脚步,四下里张望。当他那双近视加老花的眼睛透过厚重的镜片，终于辨清来者为何人的时候，即毫不犹豫地转身180度，快速消失在人流中。 母亲傻站在街沿。她对老熟人或许有很多的话要说，或许只想问声好。她有如一个在外面受了委屈的孩子，回到家中眼泪便扑簌簌地滚落出来。在父亲的询问下，母亲讲述了街头刹那间的经历。 站立一旁的我，简值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辛伯伯，怎么会不理我们的妈妈呢？”我为如此熟识的人能做出如此绝情的事而愤怒。心底还有一种母亲受辱自己也跟着受辱的感觉。 母亲为自己的不识时务、不通人情而悲哀，不禁叹道：“解放前看的《红楼梦》和解放后读的马克思，都算白费了。连熟识的人才专做绝情事的起码常识，都没能学到手。” 父亲则劝母亲心放宽些、看得开些，语重心长地说：“大到一个政党的背信弃义，小至辛志超的躲避奔逃，自古就是中国官场的传统。”不过，父亲也从中预见到自己的未来，必是孤独自处的末路。除非钦定的章罗联盟和反右运动被钦定者推翻，而这个“推翻”又是根本不可能的。 忧心忡忡的我问道：“爸，人当了右派，怎么别人就不理睬了？日子也难过了？” 我的问话，使父亲激愤起来，滔滔不绝：“只有在中国当右派，才是这个样子。小愚（我的乳名），你哪里晓得——在西方，右派也是很体面的。议会里，还有他们的席位呢！与左派仅仅是表明政见之不同罢了。议论国家大事的时候，左派、右派、中间派各自发表看法，陈述主张，申明立场。因为各派所持立场、主张、看法不同，它们之间势必要有激烈的辩论、争执以及相互攻击。这一切，都是很正常的政治现像，并受法律保障。西方国家的官方政策，往往也都要经过这些辩论、争执和攻击的考验或矫正。现在，老毛把右派定性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还划了个资产阶级成分。那么，左派与右派便不属于思想差异，而视为革命与反动的政治对立了。在我们这个国度，谁一旦成了统治者的政治对头或被看做思想异端，日子就很难过了。国家、权力、舆论、党派、社会、朋友、甚至家庭，都会纠合成为一股力量，不断地打击、迫害、除灭这个对头和异端。在这个问题上，我原以为新社会要比国民党做得好一点。现在看起来，和过去没有太大的不同。”我自幼就爱听父亲说话。因为他说的，和报纸上登的、收音机放的、课堂里讲的，都不一样。他不从属于别人，他只属于自己。 或许因为情绪激动，父亲说话的声调越来越高。母亲不让父亲继续往下讲，打断他的话头：“当着孩子的面，不要说这些，而且一句一个共产党，一句一个老毛。从前你可以这样说话，现在你是右派，再不可以这样讲了。你在家里讲，万一传到外面，人家真要说章伯钧反动到家了。虽然我们看不惯黄炎培，儿子划成右派，自己跟共产党反倒更加亲近。但是你也没有必要和过去一样傻，把所有的想法都说出来。” 我知道母亲“训”父亲，是因为母亲疼父亲。特别是在眼下，知他疼他的人没剩下几个。整版整版的批判文章，整天整天的批判大会，父亲就像吞大鱼大肉一样，全部咽下。而母亲这番雨丝风片般的“训”，对父亲来说，充其量只能算做一碟清炒苦瓜。父亲听完“训”，一不反驳，二不申辩，三不坚持。自己一个人回到书房。我也紧跟着进去。当父亲坐在写字台前的皮转椅上，他的脸色分明阴沉了许多。俗话说：树怕剥皮，人怕伤心。我在想，社会上已经失去“面子”的父亲，是不是觉得在家庭里开始失去“里子”了。父亲失去的再多，哪怕父亲在外面的存在等于零，那他也是我的爸。我一声不吭，站立在父亲的身后。父亲也一声不吭，双手交叉于胸。他的外表是平静的，然而心里必定很难受。六十多个年头的人生，在心窝子里一次次跌宕翻腾。 父亲面对政治压力和应付社会环境的唯一选择，是独处，也只能独处。假如他是个埋头做学问的，面壁数十载，独处一辈子，也算不得什么难事。偏偏父亲从中国私塾读到柏林大学，也没能塌心做学问，而是起劲儿地搞政治。搞政治可不能清静，得参与，得活动，得闹腾。开会，讲演，结社，游行，拟指示，呼口号，写文章，直至发动战争（可惜父亲的本质是书生，他搞的政治始终未能上升到拿枪杆子的高级阶段）。父亲以此为生活，以此为追求，以此为乐趣。如今这种生活、追求和乐趣，给撅折掐断，戛然而止了。这番光景，好似一个有名气的演员，戏唱得正带劲儿的时侯，被轰下了台。令其振作、陶醉和亢奋的锣鼓，丝竹，灯光，油彩，底班，龙套，跟包，观众，也随之消失得无影无踪。现在一大早起床，父亲不必忙着漱洗用餐，既没有机关让他去上班，也没有单位请他去讲话。上午到下午，父亲不必忙着东奔西跑，既没有事情等候他处理，也没有会议需要他参加。从早到晚，父亲不必忙着前庭后院的穿梭，既没有人按动大门的电铃，客厅里也没有响动的电话，书房里更没有摆放好的文件、报告、公函、书信，亟待拆阅。父亲全天最重要的事，就是从洪秘书手里接过当天的报纸——《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厚厚一叠，他的眼睛像架扫描仪，用不了多大功夫，就都“扫”完了。唯有每日分三版的16开大小的《参考消息》，读得仔细，看的时间也最长。 父亲说：“只有‘参考’上，还有一点消息。”有时侯《参考消息》送进门，正巧父亲要去方便。他能拿着它，在卫生间里呆上几十分钟。要不是母亲催我也叫唤的话，不知他坐在马桶上还得看多久。老实讲，能得到这一点消息，也来之不易。因为父亲在必须接受右派帽子时，向中共中央统战部提出的唯一请求，就是希望今后自己能够继续看到一份《参考消息》。 把看“参考”的事做毕，父亲也就终日无事可做了。在以往杂乱忙碌辛苦劳累疲惫困乏的时侯，他多么向往安宁清静恬淡闲适的日子。现在，他向往的日子来了，却没能给自己带来安宁清静恬淡闲适。1957年以前，那时事情再多工作再忙，父亲每隔一、两个月要抽出一天的工夫，把全家带到郊外去散心。香山、颐和园、十三陵是常去之地。现在，每天都可以搞郊游，父亲却呆在家里，不爱动弹。说来也是，父亲乃职业政治活动家，现在打发他去过既无政治、又无活动的生活，他浑身上下能得劲儿吗？父亲常一个人独坐书房。黄昏时分，书房内一片幽暗，他也不开灯，凄败之色在脸上尽情地铺展，犹如把自己自觉地放逐在大漠之上，而四顾茫然…… 年轻的我很难体会出父亲内心的复杂感受，但我发现自己的日子过得也不痛快了。填好的入团申请书，被告知作废。政治课老师拿我的思想小结或学习心得作为批判材料，在全班散发抖落。班干部和积极分子都不怎么搭理我；干部子女身份的同学把我从圈内踢到圈外；出身不好的同学又不敢把我从圈外划入圈内。一个先是团支部书记后当上学生会主席的同学，时刻用批判的目光打量我，并抓紧一切可以抓紧的机会，随时向我发动攻击。站在学生官儿的位子上，她的每次行动又总能纠集到同伙。一旦我陷入挨批的处境，就觉得自己也当上了爸。这时我心里也着实纳闷儿：本是眉清目秀的少女，只要怀上一颗革命的心，怎就穷凶极恶起来？下午自习课后的自由活动，是我最难挨的时光。看着同学三三两两的闲聊天，拉帮结伙的搞活动，就好像一支行进中的浩荡队伍单把我抛撇在外头。我孤零零地伫立于操场东头的老杨树下，看着渐褪的夕阳，即使什么都不想，只要鼻子一酸，那眼泪就流成了行。为了排遣空虚，我能借个蓝球，一口气玩它几个小时。 我的同学、已是北京青少年业余体校篮球队员的洪钤，瞧我投篮的兴致如此之高，便对我说：“你那么爱好体育，找个机会我推荐你去业余体校学打蓝球吧？” 我回家把这事儿跟父亲说了。父亲这下可找到一个分析事理的机会。他口若悬河地讲起来，认为洪钤的通脱，更多地是接受了其父洪深的影响。然后，告诉我戏剧家洪深出身官宦门第，且毕业于哈佛。再后，又向我讲述了其父洪述祖因宋教仁一案，而如何改变了儿子的人生道路。最后，父亲建议我去看看曾朴的《孽海花》，说那里面影射了许多中国近代史上的名人，很有意思。由此，我发现讲些自己的事，居然能引起父亲的话头。他，真的寂寞。 时间一长，我打球的热情开始消衰，决定不再去体校。下午放学回家，把功课做完，就和父亲一样地无事可做。东翻翻，西看看，从北客厅遛到南书房，又从东客厅逛到西卧室；再不，打开收音机，从孙敬修娓娓道来的童话故事，一直听到斗嘴架势的歌曲《社会主义就是好》。 无事可做的父亲看不惯无事可做的女儿。他问：“你的心上是不是长了草？能不能安安静静地做成一件事？” 人可真是个复杂的东西，像父亲仅在1957年一个夏季，就能给官方提那么多条的批评意见；而我跟他生活了几十年，除了以疑问句方式批评我“心上长草”之外，至今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父亲是否还教训过我什么。 为了能安安静静地做成一件事，我向父亲郑重提出要学书画。理由是：“如果我不学的话，将来你死了，你买的那么多的字画由谁来欣赏呢？”听后，父亲大惊大笑亦大喜。精神之振奋，情绪之昂扬，活像当天我要给他做大寿。 父亲立即张罗起来。首先让母亲把她的西书房腾给我，然后给我送来文房四宝、镇尺印泥、碑帖、画谱。他自己充当搬运工，不叫洪秘书插手。什么康熙时期造的墨，给乾隆爷进贡的纸，紫檀的笔架，端溪的砚台，还有祝允明、文徵明、吴昌硕、金农、郑板桥、吴大澂、康有为等人，以及我当时就认不得、现在也记不起的许多名家写的立轴、手卷、册页。父亲每搬来一样宝贝，都要数落给我听，抖落给我看。 见他两手灰尘一脸汗，我心疼得叫：“爸，别搬了。”他却乐此不疲，止都止不住。 母亲被父女俩昂扬的热情所感染，也陪着我们高兴。可一旦发现父亲有时亮出的宝贝是她压根儿没见过的，便有些愤愤然，对父亲说：“你这个老头子！居然藏了这么多好墨好纸。我给你抄了多少稿子，替你写了多少书信，你都不把好纸好墨给我，现在小女儿只说了一声要学书画，八字还没见一撇，你就把好东西都摆出来了。” 母亲说这话，最初只是嗔怪，后来她还真的呕了点子气。父亲赶紧陪笑。 继而，是关于请谁来当我的老师问题。 父亲说：“教你写字的人不用请，你妈就是最好的老师。” 母亲的书法特棒，这是党派圈内众人皆知的事。抗战时期“民盟”给中共中央的一些信函文件，就是母亲用正楷誊写的。她正经八百一手颜体楷书，连周恩来都知道。五十年代初国家决定在天安门前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母亲接到被聘为纪念碑建筑委员会的委员通知。她大惑不解：自己不是建筑家，又非美术家，怎地成了委员？后来遇见周恩来，周说是他提名的，说：李健生懂书法，对碑文的设计可以出些力。 母亲从如何握笔提腕运气开始教我练字，让我从篆隶练起。挑了一本邓石如的《石鼓文》册页，叫我天天临摹、反复书写。说什么时候练熟了，写得像个样子，才能歇手。我爱练字，更爱父亲给我布置的书房和他给我的每一支笔、每一张纸、每一块墨。每天做学校老师布置的作业之前，先练字。母亲不怎么看我写，写完后她用朱笔批阅。整个字都写得好，在这个字上勾个大圈圈；字的某个局部写得不错，就在这个局部画上小圈圈。一张大字经母亲的批阅，变得像人工绘制的地图。 父亲则是个持久的看客，我只要展纸提笔，他便在我身后走走停停、停停看看。管我写得好歹，父亲是一概欣赏。他在不停地夸奖我的同时，还不断地自责，说从小没有把字练好，现在眼瞅着女儿超过了自己。其实他的自责，仍旧是对我的欣赏与疼爱。在我写字、母批字、父看字的工夫，我们忘记了各自的不幸和共同的寂寞，一起感受着快乐。尤其对于父亲来说，无论是给我布置画室，还是看我练字，都是他枯寂生活中的甘泉丰草，润泽着他的心田。 谁来教我画画儿呢？父亲决定给我找最好的国画老师：“你看，陈半丁怎么样？” 我说：“当然好啦，只怕太高，我够不着。” 父亲笑了，说我傻。因为投师皆投于高门之下。 父亲把洪秘书叫来，让他与陈半丁联系，问问：这个星期天陈半老是否住在西四？上午可有空暇？章某人想带着他的女儿登门拜访。不一会儿，就有了回话儿，说半丁老人非常欢迎章先生和女公子。 听到这“非常欢迎”四个字，父亲实在舒心。 我问：“咱们去之前，干嘛要打听清楚陈半老住不住在西四？” 父亲答：“他有两个家。” 我后来才弄懂父亲说的“两个家”，是个啥意思。 陈宅，是一所很普通的四合院。陈半丁，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老头，面部所有的线条都流畅圆润，眼睛炯炯有神。“面如银盆，目如朗星”，是评书里形容男性的惯用词语。我觉得把这个惯用词语套在他身上，“银盆”略有些过分，而“朗星”却很是得当的。 沙发前面的茶几上，摆着用玻璃杯沏好的两杯热茶，这显然是给我们的。望着杯子里尖细的茶叶载沉载浮和澄清的茶水染绿染浓，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杯水之间，能呈现如此的清幽和美丽。它的诱惑，简值有如饿汉面对着一道美食。实在忍不住，自己先就喝开了，一口、两口、三口，直至喝干，然后兴奋得对父亲叫嚷道：“爸，我喝的这是什么茶呀！会这么香？” 陈半丁说：“这茶叫洞庭碧螺春，是我特意给你们预备好的。” 父亲见我如此牛饮，便道：“陈半老，请莫见笑哇！我不懂茶，更不知品茶为何事，一家人每日下午喝一道红茶罢了。” 父亲细细啜饮，对茶味的醇和与茶香的绵长，赞不绝口：“这里的茶，让我想起‘佳茗似佳人’的诗句和因吃茶把家产吃空的故事了。” 从这话里，我能感受到父亲因获得碧螺春规格的礼遇而产生的快慰。父亲曾说过：如到别家作客，从外国人给你预备的杯盘刀叉和从中国人为你冲泡的茶水里，大半能判别出这家主人对你欢迎和尊重的程度。 父亲问陈半老最近在做些什么，陈答：“我在大跃进。” 父亲困惑不解：“画家怎么大跃进？” “画家的大跃进，就是把画越画越大。”陈半老从沙发上站起来，指着自己的画桌说：“这张桌子够大了吧？不行，不够大，要画更大张的，我就挪到地上画。后来，这样画也不行了，要求画更大更大张的，我就搬到院子里画。” 讲到此，他把我们父女带至客厅门口，让我们目测这所四合院的庭院横有多宽，竖有多长。父亲听得直摇头。 陈半老说：“因为大跃进的缘故，我也是第一次知道这个院子的尺寸。跃进到最后，院子有多大，我的画就有多大了。” 爸又困惑不解了：“这样大的画，该如何画呢？” 陈答：“脱了鞋，站在纸上、蹲在纸上或趴在纸上画。西南角画它一棵松，东北角涂它一架藤，松枝旁边添石头，藤蔓底下开菊花……。至于这幅画的全貌，我也难知。因为画完以后，我家无法张挂。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地方可以悬挂这样的画。” 一阵闲谈后，父亲将女儿想学画的事说了。 陈半老一口答应收我为徒。父亲向陈半老请教，画坛收徒有何规矩及礼仪。陈半老说：“你家是下午喝红茶的洋派，那些规矩就免了。” 我问陈半老，今后是怎样个教法？答曰：“画好一张或数张，拿来我看。” 在归途，兴致不减的父亲还带我到西单商场的旧书店逛了一圈。回家见到母亲，我还没来得及说个子丑寅卯，他老人家便抢先一步“报导”。我很知道父亲足足高兴了一天的原因是什么——陈半丁没把他当右派。 父亲自己也看出来，要陈半老一枝一叶、一山一石地教我这个一窍不通的学生，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决定重新物色个更加适合于我的老师。这时，父亲想到女画家潘素。 我问：“谁是潘素？” “张伯驹夫人。” “谁是张伯驹？” 父亲说：“此人大有名气。他的父亲张镇芳，曾当过直隶总督和河南都督。他本人入过军界，搞过金融，最后成名在诗词文物。你看的旧小说里，形容才子不是常用‘诗词歌赋，无所不晓，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吗？张伯驹正是这样的人。他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被人称为‘民国四公子’。家中的收藏，多为罕见之物，那是他用大洋、金条、首饰乃至房产换来的。别看爸爸有字画五千多件，即使都卖掉，也未必抵得上他的一件呢。” “真的吗？”我不是不相信父亲，而在是我的脑袋里，想像不出有什么东西能这样地值钱。 “你从小背过‘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吧？” “这是李白的诗。” “张伯驹就藏有李白的真迹，叫《上阳台帖》。他把这个帖送给了毛泽东。” “你的罗伯伯（指罗隆基）不是常爱唠叨‘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么？这诗句是谁写的？” “杜牧。” “对，张伯驹就收有杜牧的字。” “你知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吧？” “它是范仲淹《岳阳楼记》里的，我们中学的课本里有。” “张伯驹藏有范仲淹的手卷。”…… 父亲一路说下去，我听着，听着，仿佛觉得他不是在陈述某个事实，而是在编造一个神话。这个神话王国，该是什么样子的？想必张伯驹是风流倜傥，器宇轩昂；想必他家是墨香四溢，金玉满堂。 可父亲又说：“我们去他家，这些东西都看不到了。” “为什么？” “因为张伯驹把这些最好的藏品，捐给了国家。我们只能见到文化部长沈雁冰发给他的一张奖状。” 父亲认为：张伯驹此举虽行于一时，其事却足以传后。 我继续追问：“爸爸，那张伯驹曾经担任过什么职务？或做过什么工作呢？” 父亲笑了，说：“他曾是盐业银行的董事。其实公子哥儿，就是他的工作。”这个回答让我吃惊不小。 父亲随即解释：“别以为说个公子哥儿，就等于游手好闲啦。小愚，你要知道中国文化很有一部分，是由统治阶层里没有出息的子弟们创造的。张伯驹就在玩古董字画中，玩出了大名堂，有了大贡献。” 经过洪秘书的联系，与张氏夫妇会面的时间定在周日上午。如果说，头回去拜望陈半丁是怀着尊敬和不安的话；那么，我这次去拜望则是揣着兴奋与好奇。 我家住在地安门，张宅位于什刹海。两地相距不远，我们还是驱车而往。老“别克”小轿车驮着父亲和我，慢慢驶出慈慧殿，经地安门，向西拐入前海西街。路过一座王府式的堂皇建筑：高高的灰墙紧锁园内的美景，大门正面精致壮观的影壁，足以显示出主人的尊贵地位与煊赫身份。“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司机告诉我们：“郭老（沫若）搬到这里来住了。” 父亲听后，默不作声。我知道，这个从1926年留德归来便相识，一起参加北伐战争、南昌起义，一道流亡日本，搭档数十载，合作默契的朋友，如今已形同陌路了。 车绕过银锭桥，便是后海。岸边的垂柳在风中摇曳，荡漾的湖水在阳光下闪亮。这儿像是一个不收门票的公园，据说是“燕京八景”之外的一景，叫“银锭观山”。老“别克”在一扇朱漆斑驳的小门旁边停下。 警卫员按按电铃，没有响动；拍拍门环，无人应承；再伸手一推，那门便开了。我心想：家藏丰厚的张伯驹，不设门房罢了，怎地连大门也不关？ 跟着父亲走进去，发现这座宅院不大，也不规整，既非中规中距的四合院，也不是错落有致的小洋房。小院地势挺高，座北朝南。进门是个小天井，东头有个门房。向右手拐去，便是一排四间起脊北房，西边是一间偏厦。南头，一张石桌两个石墩依墙而立。东墙，挖了个月亮门，门里另立一栋小阁楼，高高在上，并以石阶将阁楼与北面的正房连接起来。院子里，有几棵桃树，还有一棵大芭蕉。看来，这座宅院的格局完全是主人依需要和情趣而设定的。 一位四十来岁年纪，身着藏青色华达呢制服的女士从北房快步走出。她体态丰盈，面孔白晰，双眸乌黑，腮边的笑靥，生出许多妩媚。惟有开阔而优雅的额头上，刻着光阴碾过的印痕。 “章部长，欢迎您光临寒舍。”虽然说的是北京话，却带着吴音。温声细语，吹气如兰，而这恰与她的端丽玲珑的容貌相配。我断定，她不可能是别人，她是潘素。 潘素用充溢着笑意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我，还没等爸介绍，便说：“这就是女公子吧？”接着，把我们引入了北房正厅。 她见厅内无人，即转向西侧的里屋，喊道：“伯驹，章部长来了。” 与正厅相连的西侧里屋，是画室。张伯驹穿着古铜色中式夹袄，站在阔大而周正的画桌前面，上身微微前倾，双手背在腰后，眼睛半开半阖地打量着铺展于桌面的一幅水墨淋淋尚未完成的画作。听见夫人的喊话，他不紧不慢地离开画室，跨进正厅，把目光投向了我们父女，并用手势招呼我们坐下。 与陈半丁的热情相比，张伯驹待客就要冷淡些。常常是父亲发问，他作答，且措辞简短。倒是满脸笑容的潘素，在一旁插了许多话。夫人的巧于酬酢，越发地显出张伯驹的闲散平淡。父亲是第一次登门造访，西服领带，高车驷马，极其郑重。而张伯驹似乎就没把父亲当做贵客、远客或稀客。好像我们这一老一少，是三天两头来这里串门聊天的。 父亲很快与张氏夫妇切入正题，说：“我这个读高中的女儿，想学点国画。不知潘先生可愿收这个学生？” 潘素走到丈夫跟前耳语几句，尔后一团和气地说：“既是章部长的女公子愿意向我学，我自然也就愿意教啦！” 潘素一句一个章部长，仿佛不知中国有反右，不知父亲是钦定天下第一右。 父亲问潘素：“小女该如何拜师？” 没等她回答，张伯驹把手一摆，说：“不用。” “小愚，快，快给老师鞠躬吧！” 父亲令下，我立即双脚并拢，双手垂直，向初次见面就有好感的潘素，深鞠一躬。遂问：“潘先生，我什么时候到您这里来学画呢？” 听了我的问话，潘素且不作答，走到丈夫的身边，两人又在低声交谈。父亲大概以为他们有什么不便之处，就主动开口：“贵府如有不便，我可以用车接潘先生到我家去教。” 和刚才的情形一样，没容夫人说话，张伯驹把手一摇，说：“不用，不用。” 潘素大概怕我们误会这“不用”二字的意思，连忙带着歉意和解释的口吻说：“有个中央音乐学院弹古琴的学生，也在跟我学画。他叫李泠秋（又叫李祥庭，后改李祥霆），是查阜西先生介绍来的。我在与伯驹商量，是将你们两人合起来教，还是分开来学。伯驹的意思是分开好。” 事情谈妥：我隔周来一次，时间定于礼拜天的上午。那位音乐学院的学生也是隔周一次，时间也定于礼拜天的上午。潘素特别强调：如果我是本周日来学习，那么就让弹琴的孩子，下周日来。 心愿了却，心情便放松了，蓦地想起那些名贵得令人头晕目眩的收藏和崇高得叫人张口结舌的捐献。我坐在太师椅上，环顾四壁，很想找到父亲说的“奖状”。墙壁张有潘素新绘的青绿山水，悬有张伯驹的鸟羽体诗词，还有日历牌，就是没有嘉奖令。也许，它被置于卧室，毕竟是耗尽一生财力、半辈心血之物，弥足珍贵。 一会儿，父亲起身准备告辞。我向张氏夫妇执弟子礼。然而，我礼毕抬头之际，眼睛向上一瞥，却发现“奖状”高高而悄悄地悬靠在贴近房梁的地方。“奖状”不甚考究，还蒙着尘土。这不禁使我联想起另一位颇负盛名的文人柳亚子来。父母曾带着我去他家吃晚饭。从黄昏到夜深，我不记得大人们喝了多少坛绍兴老酒，说了多少古今闲话。我只记得：他家大客厅里有四幅用金丝绒装帧的、与毛泽东等人唱和的诗词手迹。这两个文人做派很不同：一个把极显眼的东西，搁在极不显眼的地方,浪漫地对待；一个将极重要的物件，作了极重要的强调，现实地处理。 此后，我每半月便去张伯驹家学画，从临摹开始。在一点一滴的临摹中，潘素向我讲述国画的基本法则与技巧。在教学的时候，张伯驹不进画室。他做自己的事；没事，就闲坐在客厅。他家不像我家有那么多报刊杂志，似乎只订有一份《北京日报》。而且，张伯驹看报，再大的新闻、再长的文章也是一晃而过。 我把第一幅完整临摹老师的山水习作，呈上。潘素仔细看后，连呼：“伯驹，你来看，这孩子画得蛮可以。” 张先生闻声进来，瞧了瞧，点点头。他没有妻子的那份激动、那种肯定。 我每画完一张，潘素看后，都要拿给张伯驹过目。潘素总说我有慧根,好教。张先生总是点头而已，既不夸奖，也不批评。 他的模糊态度，叫我忐忑不安。忍了好久，我终于开口了：“张伯伯，我的习作您也看过不少。能说说吗？” 张伯驹对我说：“你的每张习作都有进步，足见你的用功、用心和接受能力。一个人即使聘请再好的老师，若无这些条件，是学不了画的。但是艺术和其他门类不同，它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不能传授的。她（指潘素）当老师，仅仅是向你讲解一些绘画的规则、技法罢了。拿作诗填词来说，也是一样。老师只能讲些格律音韵，或者告诉你，什么样的诗才是好诗。至于能否画出一张好画、写出一首好诗，那就是学生自己的事，要看他的修养、悟性和创造力。” 我与张氏夫妇混熟了。潘素不让我称她为先生，于是，我一口一个地喊着：潘姨，潘姨。说来，中国的称呼也怪。人的称谓变了，人的关系跟着也就变了。我和潘素是融洽的，而我和潘姨是亲热的。除了授课，我们还说闲话；后来，除了说闲话，我们还说私房话。潘姨说我不仅懂画，而且懂事，她喜欢懂事的女孩儿。 在张伯驹面前，我保持着敬重，但不再拘谨。我渐渐发现，在授课之后张先生时不时地要和我闲聊一阵子，谈棋、谈诗、谈字、谈戏，其中尤喜谈戏。孟小冬的名字、余叔岩的故事，我都是从他嘴里知道的。他是河南口音，标准中州韵，话又说得极专业，很多地方我听不大懂。可我从不打断他的话头，也不发问，更不会对他说：我听不懂。我自己常纳闷儿，一位饱学之士，怎么能和一个毛丫头聊天呢？琢磨来，琢磨去，我想：一方面是因为在“三面红旗”“大跃进”“政治挂帅”、“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时代烈焰之中，还有我这样一个女学生跑到冷落的宅院，去听被时人冷落的老话、旧话、无用之话。这情景多多少少也能牵动出他的热情。另一方面是出身，修养，禀赋，学识，品行，爱好，趣味等诸多因素在他身上融合而成的文化自豪，使其自觉不自觉地要充任一个文化的传播者。而后者的成分可能更多些。 渐渐地，我看出这对夫妇相处，是完全以张伯驹为轴心的。一位与之相熟识的老中医告诉我，潘素对张伯驹是百分之一百二的好，什么都依从他，特别是在收藏方面。解放后张先生看上了一幅古画，出手人要价不菲。而此时的张伯驹，已不是彼时的张公子。他不供职于任何一个政府部门。而所担任的北京棋艺社理事，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副社长，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北京古琴会理事，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副主任理事，中国民主同盟总部文教委员等等，皆为虚职，并无实惠。潘素作为家庭主妇，支撑日常生活的诸多开支，应付昔日名门的琐细关系，并将家里家外维持在一条不低的水平线上，就够她操心费劲的。每月不仅把所有的工资花光，而且尚须从“家底儿”中掏点出来，以为贴补。今非昔比，丈夫相中的古画虽好，但想到现实的经济状况和未来漫长的生活之需，潘素有些犹豫。张伯驹见妻子没答应，先说了两句，接着索性躺倒在地。任潘素怎么拉，怎么哄，也不起来。最后，潘素不得不允诺：拿出一件首饰换钱买画。有了这句，张伯驹才翻身爬起，用手拍拍沾在身上的泥土，自己回屋睡觉去了。 一个晴朗的周日，我向潘素学习“浅绛”。画得正起劲，张伯驹把妻子叫出去，耳语几句。没过多久，张伯驹又进来，又看看我俩。不大功夫，张伯驹再进来，再看看我俩。如此往复数次。 我问：“潘姨，张伯伯有事吗？” “就是有事，他才这个样子。” “那您和张伯伯去办事吧。今天我就学到这里，告辞了。” 潘素笑道：“什么事呀，是你张伯伯叫我们吃饭去。” 正说着，张伯驹又进来。潘素边看表，边对他说：“刚十点多，还早。” “走。”张先生声音不大，可语气坚定，一点没商量。潘素忙着收拾画具，尽管嘴里还在嘟囔。 张宅没有电话，我无法把要在外面就餐的事告诉父母了。心想，反正时间还早，等我饭毕归来，可能家里的菜还没做得呢。顺便说一句，1957年前，父母公务繁忙，饭桌上即使见不到我们，也极少问及。自戴帽后，骨血之间，亲情大增。别说是吃饭，就是佐以饼干或面包的午茶，父亲无论如何也要等我放学回来。“小愚儿，快来喝热茶，我和老妈妈都在等你呢！”第一次听父亲这么说，让我好感动，也好感谢“反右”。 我们师徒三人，从细窄细窄的烟袋斜街穿出，沿鼓楼大街向南走去。我以为不过是在这条北城最热闹的街上找个饭馆，就近而餐罢了。可看张伯驹双手背在身后目不斜视，大步疾行的样子，似乎眼中早已有了就餐目标。我们走过地安门南大街，又走过景山东街。张伯驹远冲在前，像只领头羊，潘素和我则紧紧尾随于后。天气转暖，太阳高悬，幸好我穿得不多。 体态丰腴的潘素，掏出白手帕擦去额角的汗珠，对我说：“只要上街，你张伯伯就是这样走路，一个人像在打冲锋，不管别人。” “我爸走路和张伯伯一个样儿。有一年春节全家逛厂甸的书肆，我爸带着警卫员把我和妈妈甩出半里地远，害得我们母女啥也没看，只顾拉直脖子，活似两只呆头鹅。四只眼不停地搜索前方，生怕两下走岔了。回到家里，我妈大大发了一顿脾气，说今后不再与他同行。我爸二话不说，满脸陪笑。我妈回到寝室，他跟到寝室；我妈躲进书房，他跟到书房；直到消气为止。”潘素听了我这一番话，略感自慰。原来天下男人的许多毛病，是一个模子“磕”出来的。 我们三个人，继续南行。我忍不住问：“潘姨，咱们这是去哪儿呀？” “去欧美同学会（曾改为政协的文化俱乐部），你张伯伯喜欢吃西餐。” 从后海到南河沿，我掐指一算，至少五站路的里程。旁边就有通往目的地的公共汽车，咱们干嘛不坐车？我心里这么想，嘴上可不敢说，乖乖地跟在张伯驹的身后，走着，走着。 阿弥陀佛，终于走到了。我们刚踏进门，欧美同学会西餐厅的男侍便迎了上来。看来，他们都认得张氏夫妇。在吩咐几句之后，凉菜、汤菜、热菜、面包、黄油、果酱依次端上。 这里，也是父亲常带我来的地方。每次在点菜前，父亲要问我和姐姐：“想吃点什么？” 我便举着叉子，高叫：“冰淇淋！” 可眼前的张伯驹，没有问我想吃什么。在小心翼翼中，我吃完属于自己的那份西餐，并恭敬地向他俩道谢。 三人刚走出欧美同学会的大门，张伯驹立即对我说：“小愚，你赶公共汽车回家吧。” 我问潘素：“那您和张伯伯呢？” “张伯伯要走回去。” 我坐上了公共汽车。隔着玻璃窗看见他们夫妇在便道上，一前一后地向北走着。张伯驹的鬓发在正午的阳光下，呈现出近乎透明的色泽。坐在汽车里，我感到了累，小腿酸，脚板胀。仍在徒步而行的人，不觉得累吗？——看来，喜好与兴致对张伯驹真是个极其顽强的东西。 回家即对父亲描述了这顿拉练式的西餐。父亲听后，大为不安。说：“事情被颠倒了。学生居然吃起老师来了，该请客的是我们。” 父亲决定让厨师备上一席佳肴，回请张氏夫妇。我家的这位大厨师姓梁，东兴楼出身，是高岗出事后调到我家的。他平生所好，就是京戏。听说来客是名票张伯驹，便发誓要拿出真本事。再者，我家好久没请客，作为掌灶的他，早就手痒难耐了。 一个周末的下午，父亲叫司机用车把张氏夫妇接到家中。张伯驹穿的，还是那件中式旧夹袄。一袭剪裁得体的黑丝绒套装，将潘素的白晰娇好，映衬得分外动人。离吃晚饭的时间尚早，大人们开始闲谈。由于我是名正言顺的学生，自可一侧旁听。况且听大人的谈话，自幼就是我的癖好。 在一番寒喧和闲谈之后，父亲拿出张大千的画，请他过目。 张伯驹比较欣赏其中的十二幅黄山山水图，说：“东西不错。虽然属于大千的早期作品，但构思、布局别具匠心。笔法也很空灵。”张伯驹又转身对我说：“小愚，你在家要跟着父亲多看。因为绘画作品的真价，不是从认识、而是从直观得到的。” 藏品受到肯定，父亲的脸堆满了笑，别提多高兴了。他告诉张伯驹：“我主要是藏书，其次才是藏画。买书画的目的，也很偶然。是因为1949年从香港初到北京，就在马路上看到一车车的线装书送往造纸厂，心疼得不得了。于是乎，赶快把情况告诉了郑振铎，请他制止这种行为。西谛回答说：‘文物局要办的事太多。这样的事，一时顾不过来。伯钧，你发动党外的朋友，大家都来收藏一些吧。’这样，我除了日常开支，所有的钱就都用来买书、买画。健生也很支持。” “书画还算幸运，另有一些文物想要保存下来，恐怕就困难了。” “你是指城墙，大屋顶和牌楼吧？”父亲问，张伯驹点点头。 父亲慨然道：“对中共的某些领导人而言，他们没有昨天，所以也不需要昨天。这样一来，从昨天延续到今天的许多伟大之物，如城墙、牌楼，自然也就不屑一顾了。” 谈到当代画家，父亲用请教的口气问张伯驹：“你觉得刘海粟的画，水平如何？” “他和谢稚柳，都不错。” 父亲说：“我也觉得他的画很好。刘海粟和朱光潜，一个是画家，一个是学者，两个都是我们安徽人。解放前，他们就已经很有成就了。可是解放后，因为政治历史问题，两个人都抬不起头。连人都不好做了，还怎么做画，做学问？1956年冬我和彭真一道出国的时候，跟他谈了谈杨啸天（即杨虎）的问题。我联络任公（即李济深）和其他几个党外人士愿意做担保，希望能把他放出来。那次是全国人大代表团，走访的国家特别多。日程排得满满的，几乎没有私下交谈的时间。彭真和我商定等回国后，再找专门的时间，约上罗瑞卿一起讨论这件事情。我打算在谈杨虎问题的时候，也反映一下刘海粟和朱光潜的处境。有政历问题的高级知识分子，到底应该如何对待？怎样使用？中共有关方面负责人和党外人士能否坐下来，共同研究研究。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关系到人的后半辈子，关系到中国的艺术和学术发展。” “后来呢？”张伯驹关切地问。 “1957年春，我们这个人大代表团才回国。回来就是整风，接着便反右。我失去了说话的资格，替谁都讲不了情。我现在和今后的情况，可能比刘海粟、朱光潜还要槽糕。” 而后，他们话题又不可绕避地转到了“反右”。 父亲说：“共产党可以不需要我们这些搞政治的人，但需要科学家、艺术家。1956年因为文化部和中国美协有轻视国画的倾向，我联络努生（罗隆基），再拉上李任潮（即李济深），向周恩来反映了这个问题。后来又与叶恭绰、汪慎生、王雪涛、徐燕荪等人，一道发起成立北京画院，为的是把国画创作和研究独立出来。结果凡是与此事有关的画家，除齐白石外其余一概划为右派。叶誉虎（叶恭绰）是我把他拉到北京画院当院长的，不想也给这位老先生戴上了帽子。你和京剧院的叶盛兰，叶盛长兄弟、李万春等人，也因为参加农工（即中国农工民主党）或参加农工组织的鸣放座谈会，也都划了右派。总之，这些事使我的罪疚心情，永难消却。但我很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你捐献了那么多有价值的文物，居然在政治上没有起到作用？” 张伯驹摆摆手，打断了父亲的话头：“章先生，你不必向我讲这些话。你是个懂政治的人，都成了右派。那么，我这个不懂政治的人划成右派，也就不足为怪。再说，右派帽子对你可能是要紧的，因为你以政治为业；这顶帽子对我并不怎么要紧，我是个散淡之人，生活是琴棋书画。共产党用我，我是这样。共产党不用我，我也是这样。” 那时，到我家做客的，已多为同类。无论是博学雄辩的罗隆基，还是北伐名将黄琪翔，只要提及自己的“划右”，不是愤愤不平就是泪流满面。没有一个像张伯驹这样泰然、淡然和超然的。社会主义政治课教给我们对待挫折的一句豪迈的话语是：“跌倒了，算什么？爬起来！再前进。”可跌倒了的张伯驹，怎么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没跌倒，所以，张伯驹不必“爬起来”，而我父亲，罗隆基，黄琪翔，就要“爬起来”，他们自己也很想“爬起来”。 父亲听罢翘起大拇指，赞道：“张先生，真公子也！” 提及公子二字，父亲想到另一个公子——袁克定。父亲问：“袁克定后来的情况怎么样？想必张先生是清楚的。” 父亲的提问，使不太爱讲话的张先生有了话头儿。他开始侃侃而谈：“克定大半生随父，为袁世凯出谋划策，自己也身受荣华富贵。到了抗战时期，克定的家境就每况日下，手头拮据。那时他还想通过关系，请求蒋介石返还他被没收的袁氏在河南的家产。老蒋没答应，克定只好以典当为生。华北沦陷，有一次曹汝霖劝克定把彰德洹上村花园卖给日本人。袁家的亲戚听说这个消息，也都议论纷纷。赞同的、怂恿的颇多，其目的无非是每个人借机能分得些‘条子’（金条）罢了。克定坚决不同意，说这是先人发祥地，为子孙者不可出售。当时占领华北的日本陆军长官土肥原贤二，由于从前与老袁认识，所以在网罗到吴佩孚、靳云鹏之后，还想拢络袁氏之后，尤其是长子克定。如果克定能在华北伪政权任职，恐怕对北洋旧部还能施加些影响。克定曾几次向我谈到这事。他掂量再三，说出任则从此有了财源，但也从此当了汉奸，得不偿失，决计不干。所以，一直住在颐和园内。” 张伯驹讲到这里，不无感慨地说：“人知梅兰芳蓄须明志，其实北京沦陷八载，克定身处困顿之境，拒任伪职，也是有气节的。可惜知之者甚少。后来，我看他家产耗尽，生活难以为继，便将他从颐和园接到我的承泽园寓所。他住在楼上，满屋子的书，以德文书最多。他这个人，儒雅正派，每日读书译述。我们家里的诗词书画，弦歌聚会，他是不下楼的。后来，我把承泽园卖了，把家搬到了城里。1958年克定八十大寿，他是在我家过的，也是在我家中去世的。” “他的生活由谁负担？有经济来源吗？”父亲问。 “克定每月有五、六十元的收入，也算是工资吧。这还是行严（即章士钊）以中央文史馆馆长身份，在文史馆给克定弄个名义，按月发下的生活费。他每次拿到钱，都要交给潘素。我不让潘素收他的钱。我既把他接到家里住下，在钱上就不能计较了。” 张伯驹说话的口气，平静如水，清淡如云。可我扳起手指一算，袁克定在张宅整整寄居了十年，且又是个七、八十岁的垂暮之人。这样一件天天费神化钱、时时劳心出力的事要是轮到我，说什么也得在人面前念叨念叨。 我家的厨师把晚餐伺弄得极其精美，连盛菜的盘碟，也一律换成了官窑清（代）瓷。席间，张伯驹只是吃，既不评品菜肴的窳劣，也不留意杯盘的质地。喜欢听两句好话的父亲和站在那边厢等着叫好的梁师傅，算是白费了心机。倒是潘素，每上一道菜，都要微笑着点点头，连连夸道：“这个菜做得不错。” 饭后，他们夫妇稍坐片刻，便起身告辞。爸叫洪秘书通知司机将老“别克”开出来，送客归家。 潘素听后，忙说：“不用叫车。地安门离什刹海很近。”而此刻，张伯驹什么客气话也不说，背着双手走出大客厅，一个人站在庭院当中，打量起我家的这座四合院来。 从此，父亲每年都要在家请张、潘夫妇吃几次便饭。其中的一次，是固定在春节初五至十五之间。我想，这顿饭，是在替我谢师了。父亲若是新购得几件字画，饭前必拿出来请张伯驹过目，说说真假，评评优劣。他们不谈政治。 父亲曾问：“你认为徐邦达的鉴定水平如何？” 张伯驹摇着头，说：“不行。他的毛病是把真的说成假的。” 张伯驹在看过父亲的藏画目录后，认为爸的收藏除了尽量搜集皖籍文人、画家的作品，显示出明确目的之外，其余的藏品过杂，建议今后以明清佳品为主。他说：“现在想找宋元字画，已经很困难了。如今，有了什么好的东西，不是交公家，就是拿给康生、邓拓。你莫说买，连见都见不到。” 父亲苦笑着说：“我哪有野心和财力去买夏圭、马远，能弄到一两幅石涛、八大，就很满足了。我现在是右派，好东西更不易搞到，工资也减了很多。就是当部长的时候，文物商店有了好字画，也都是先通知中共领导干部，或者直接送到他们的家里。对他们，价格也是出奇地低。所以，不要讲康生、邓拓，就我所知道的李一氓，家中的字画不比我多，却比我好。而他们化的钱，却要比我少。有时候，一幅字画在跑了几个中共首长之后，人家不要，才送到我们这些人手里。价钱嘛，标价是多少，我们大概就要掏多少。乃器（即章乃器）算有是钱的。而我就只有靠工资了。1957年以后，我的工资大减。有时买些古书，字画就很少问津了。再说，从前还能借些钱，现在谁借给你？” 说到字画的价钱，父亲遂问张伯驹：“你的那些名贵字画，听说全是用金条、房产换来的？” 张先生点头，对我们讲：“陆机《平复帖》是用四万大洋从溥心畬的手里买的。这个价钱算便宜的，因为溥心畬开口就要二十万大洋。买展子虔的《游春图》，是我把公学胡同的一所宅院（据说是李莲旧居）卖给辅仁（大学），再用美元换成二百二十两黄金，又让潘素变卖一件首饰，凑成二百四十两，从玉池山秀老板那里弄来的。那老板张口索要的黄金是八百两！《三希堂帖》、李白字《上阳台帖》、唐寅《蜀官妓图》，当时老袁的庶务司长郭世五愿以二十万大洋卖我。我一时也搞不到这么个数目的钱，只好先付六万大洋的订金，忍痛把《三希堂帖》退给郭家。范仲淹手书《道服赞》是我用一百一十两黄金购来的。” 讲到这里，张伯驹喟叹道：“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为了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唐代韩干的《照夜白图》，就是溥心畬在1936年卖给了外国人。当时我在上海，想办法阻止都来不及。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人搜刮中国文物就更厉害了。所以我从30岁到60岁，一直收藏字画名迹。目的也一直明确，那就是我在自己的书画录里写下的一句话——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潘素还告诉我们，抗战爆发以后，他俩为保护这些文物珍品，把所有的字画一一缝入衣被，全部携往西安。一路的担惊受怕，日夜的寝食不安。怕土匪抢，怕日本人来，怕意外的闪失，怕自己的疏忽，时刻地小心，整日地守在家中。外面稍有动静，气不敢大出，心跳个不停。总之，为了这些死人的东西，活人是受够了颠簸和惊吓。 我知道，朱自清、闻一多是极有气节的爱国者。可我翻来覆去地想，怎么都觉得张伯驹也是个极有气节的爱国者。我搞不懂：为什么像“民革”里和共产党动过刀枪的人物，在57年风浪中被认为表现良好；而“民盟”里传播知识的教授，如潘光旦；“农工”里治病救人的大夫，如李宗恩；以及眼前这个把用黄金房产买下的、用身家性命保下的好玩意儿都捐献给国家的张伯驹，倒成了右派？其实，我的搞不懂，也是父亲的搞不懂。 客人走后，我对父亲说：“听张伯伯讲买字画又捐字画的事，心里很不是滋味。把你划为右派，你到底还说过共产党的长短，可人家张伯驹呢！把家产都拿去共产了，共产党也给他扣上个右派。他把李白的字拱手送给毛主席，毛主席怎就不对他高抬贵手？” 父亲用一句话回答了我：“老毛的动机从来不是出于私人的。” 在中国的文化里，诗的地位是最高的。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也是诗的。张伯驹在任何场合，都忘不了诗。随时可吟诗，可赋诗。这风度，倾倒了包括毛泽东、陈毅在内的许多中共高官。别说是外出作客、看戏归来，他有所感。就是午眠乍醒、夤夜起风，也能引出诗兴。于是，隔三差五，便有新作。他作诗吟联填词，比我心算一加二加三等于几还快。我随便出个题，他张口就来。既合格律又切题，真叫绝了。这是什么？这就是文思、才思和神思啊！与他的诗相匹配的，是他的字。因独创一格，人称鸟羽体。我甚至觉得张伯驹在自己的生活中就扮演了诗作中的人物。或者说他的诗作是一面镜子，里面映照出来的一个风流俊赏之人，那便是张伯驹自己。 张伯驹瘦削的脸型和冷漠面容所显示的一种尊贵神情，常使人感到难以接近。其实，素不相识者只要踏入他所精通、爱好的领域，便可体味到一个诗人的天性——浪漫的自信与理想主义的热情。正是这个天性，让张伯驹在一般中国人尚不知书法、韵文为何物的五十年代，就组织了“北京中国书法研究会”“北京中国韵文学会”等民间团体。他经常亲自出面，办展览，开讲座。不仅在北京搞，还跑到济南、青岛去搞。因为活动内容的高质量，单是书法研究会的会员在1957年就从一百多人激增到三百多人。张伯驹这样做，无非是希望喜好诗的人，能写出合乎规范的好诗；但愿喜好书法的人，能通过指导写出好字来。反右时，那些左派说他如此卖力是在扩大个人影响和共产党抢夺文化阵地，实在是冤枉。 父亲也好诗。在他的藏书里，单是杜甫诗集的版本，就不下几十种。反右以后，就更爱读诗了，而且开始学写诗。偶尔诌几首绝句、律诗什么的，就举着涂改得一塌糊涂的诗作，从书房里狂奔出来，大呼小叫地让我和母亲都来听他的吟诵。 我对父亲说：“怎么张伯驹作诗填词，连想都不用想。你把一本《白香词谱》放在书桌上，翻来翻去，颠来倒去，也没当成诗家词手？” 已是一张老脸的父亲，被我说得还真有点不好意思，不无辩解地说：“我怎么能和张伯驹比？他九岁就能诗，人称神童，是极有天赋的。写出来的东西，颇有纳兰之风。你的爸爸本科读的是英语，留学攻的是西方哲学，以后搞的是政治，成了右派才学诗呢。” 父亲写的诗，仅用于自我欣赏。他拿给母亲和我看，也是为了能获得我们对他的欣赏。他有一首题为《车叹》的五言绝句。 轴与轮相辅，方可成器宇。 二者去其一，行旅徒呼苦。 这诗一读，便知父亲还处在练手阶段。 写在这同一张纸片上的，还有题为《我说》的另一首五言绝句。 先我原无我，有我还无我。 我既非常我，今我实非我。 这首诗，有点意思，不过与其说它是诗，倒不如讲更像是一段哲学短语。总之，父亲很想把诗写好，这个念头从1957年一直持续到病重之时。 “张先生的诗词，何以做得又快又好？”父亲恭敬地向他请教。 张伯驹答：“我这个人要学什么，非要学到精通不可！尽管诗词创作的方法与技巧很多，但其要则只有两条。一是谙熟掌故，二是精通格律。而要做到这两条，唯一的办法就是强记。”接着，又补充道：“我真正致力于诗词，还是在三十岁以后。但是自幼记忆力就好，朝诵夕读，过目不忘。有一次去个朋友家，随便翻阅主人的藏书。过了段时日，再去作客聊天，竟然还能背诵出主人藏书里的诗句，而那主人什么都记不起了。” 张伯驹一席话，令我痛下决心：这辈子是永不学诗的了。因为我的记性差得惊人。记得考入北京师大女附中，初中一年级才读了半载，在学校的失物招领处，就找回自己不慎丢失的东西大大小小34件。刚刚发生的事情，我先后说给三个人听，那就一定是讲述了三则大处相同、小处各异的故事。三人同时质对，我委屈万分，诚恳辩解——决非添油加醋，实实地是记性不好。 张伯驹创作的诗词不求发表，是兴之所致，是习惯使然。一段时间下来，他就自掏腰包，把这些新作油印成册。这些灰兰封面、薄薄软软的小册子，一摞一摞地码放在客厅沿壁而立的竹质书架上。我有时会觉得它们酷似一个身著素色长衫的文人，长久静立，沉默无语。我有时一不小心碰及书架，那老竹杆发出的“吱吱”声，仿佛在提醒人们：这里还有诗。 我对张伯驹说：“您的诗集，能给我一本吗？” 他抽出两本，递过来。道：“拿一本给你的父亲。” 张伯驹既不在诗集的扉页上题款，也不说请我父亲指正之类的话。以后，但凡有了新作，张伯驹一定送我，且一定是两本。每本我大多翻阅前面几页，然后束之高阁。不是不爱看，而是由于用典太多，我读不大懂。好在张伯驹从来不问读后感想。 四、最后的贵族——康同璧母女之印像 康同璧，女，字文佩，号华鬘，广东南海人，1886年2月生。康有为次女。早年赴美国留学。先后入哈佛大学及加林甫大学，毕业后回国。历任万国妇女会副会长、山东道德会长、中国妇女会会长。曾在傅作义召开的华北七省参议会上被推为代表，与人民解放军商谈和平解放北平事宜。1951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馆馆员，是北京市人民代表，第二、三、四全国政协委员。1969年8月17日病故，终年83岁。 ——摘自《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传略》 我在校读书的时候，有位同窗是城市平民出身，那个年代由于阶级成分好，很受组织信任。当我毕业发配到边陲，她被留校当了研究人员。到了“文革”时期，自然又是造反派成员。“改革开放”以后，她突然宣布自己本乃末代皇帝宣统一个妃子的近亲。“哇！灰姑娘一夜成公主。”——自信息发布，与之共事数十载的同事，无不愕然。适值单位最后实施福利分房，她给统战部打了报告，言明皇亲国戚的贵族身份，以求统战。报告转给了文化部（我所供职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直属该部）。结果，满足了“被统战”的期待，实现了分房的要求。 而今随意翻开一张报纸，“贵族”两字随处可见，什么世袭贵族、东方贵族、白领贵族、单身贵族、金卡贵族、精神贵族。与之相搭配的图片，不外乎豪宅别墅，靓车华服，美酒佳肴。把这些东西摞起来，简直就是一本时尚大观，看了足以让人头晕目眩，进而想入非非。可以说，贵族生活、贵族气派、贵族气质，已是当今众多少男的理想，无数少女的美梦。 总之，解放后曾与“地富反坏右”一样被视为弃履的“贵族”二字，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又陡然时兴起来，登时身价百倍。而我真正懂得什么是“贵族”，是在认识了康同璧母女以后。其实，它根本不是什么用来炫耀、用以兑换到各种利益或实惠的名片，也非香车宝马、绫罗绸缎、灯红酒绿的奢华生活。 我们一家人认识康同璧，是反右以后的事。 1958年初，反右运动结束了。戴上头号右派帽子的父亲（姓章名伯钧）经过无数次亲人检举、朋友倒戈、同僚揭发的教训以后，在待人接物方面很开窍了，也很收敛了。比如，在公开场合，他一般不主动招呼人，哪怕这个人是从前的下属。又如，在非公开场合，一般不邀请他人聚会，哪怕这个“他人”是昔日之好友。 既然人家都不跟你玩了，那只好自己跟自己玩吧。于是，不久便形成了一个右派小群体，或叫小圈子。由于父亲是右派之首，也由于我们全家好客，加之，上边给父亲保留了大四合院，小轿车及好厨师等等。所以，一群“乌合之众”的落脚点，大都选在东吉祥胡同10号。这是我家的地址，现在它已一分为二，正院住的是中共高官，先搬进去住的是万里，后为段君毅。跨院分给了艺坛领导高占祥。 右派圈子的人，聚拢一起也很热闹。清茶一杯，有说有笑。聊国际政治的是罗隆基；谈佛学和古诗词的是陈铭枢；既说社会新闻、又讲烹调艺术的是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在有来有往中，彼此尊重，相互关心。一人病了，其他几个会自动传递消息，或电话问候，或登门探视。在无所事事的日子里，这种交往是他们的生活内容。在孤立压抑的环境中，这个聚会是他们的庆典和节日。一般人是害怕这个右派圈子的，而唯一没有右派帽子的加入者，便是康同璧及其女儿罗仪凤。 记得是1959年的春季，父母同去全国政协的小吃部喝午茶。傍晚归来，父亲是一脸的喜色。 我问母亲：“爸爸为啥这么高兴？” 母亲说：“自我们戴上帽子，今天头一回遇到有人主动过来做自我介绍，并说希望能认识你爸爸。” “难道这人不知道咱老爸是右派吗？” “当然知道。但她说以能结识章先生为荣。” “他是谁？” “她就是康有为的二女儿，叫康同璧。” “她有多大？”我问。 “大概有七十岁了。”母亲遂又补充道：“康老和她的女儿说，后天请我们去她家做客呢！” 父亲好久没当过客人了——想到这里，我替父亲高兴。 第三天，父母去了。康氏母女的盛情款待，令父母感动不已。 母亲说：“一切都出乎想像。康老住在东四十条何家口的一所大宅院。我们原先以为不过是小坐，喝茶罢了。到了那里，才知道是要吃晚饭的。而且请我们吃的菜肴，是她女儿罗仪凤亲自下厨操持的。尽管属于粤菜，那味道与街面的菜馆就是不一样。单是那又糯又香的广东罗卜糕，你爸爸就夹了好几块。” 父亲欣赏康同璧的个人修养和艺术才华。说：“果然名不虚传哇！难怪康有为那么疼爱这个女儿。她英文好，诗词好，绘画好。今天老人家拿出的几幅自己画的山水画，可谓苍古清隽，情趣天然。依我看，她的画和那些专业画家不相上下。” 其实，我心里清楚：让父母最为赞叹的，是康同璧母女对自己的态度。 过了一个礼拜，父亲提出来要在家中回请康氏母女。 未及母亲表态，我高举双手，叫道：“我同意！我赞成！” 父亲也举手，并向母亲叫道：“二比一，通过。” 三人复大笑。 母亲用手指着我的嘴巴，说：“是不是嘴谗了？” “不，”我辩解道：“我想见见她们。” 经过紧张的准备，一切就绪。父母视康老为贵客，又是首次登门的缘故，所以决定不让小孩上席。我听了，不怎么怄气，反正能躲在玻璃隔扇后面偷看，偷听。 杂花生树，飞鸟穿林，正是气候宜人的暮春时节。下午三点，父亲让司机开着老别克小轿车接客人。 康同璧母女一走进我家阔大的庭院，便驻足欣赏我家的楹联、花坛、鱼缸及树木。老人看见正房前廊一字排开的八盆腊梅，不禁发出了惊叹：“这梅太好了，枝干苍劲、纵横有致，可以入画了。” 父亲说：“康老，你知道为什么这八盆腊梅这样好吗？” “当然是你养得好哇。” “不，因为送花的人是梅兰芳。” 康同璧听罢，一直站在那里不肯走。我则一直站在玻璃窗的后面打量她。应该说，脸是老人全身最美的部分。那平直的额头，端正的鼻子，细白的牙齿，弯弯的细眉，明亮的眼睛，可使人忘却岁月时光。她身着青色暗花软缎通袖旗袍，那袍边、领口、袖口都压镶着三分宽的滚花锦边。旗袍之上，另套青紬背心。脚上，是双黑色软底绣花鞋。一种清虚疏朗的神韵，使老人呈现出慈祥之美。系在脖子上的淡紫褐色丝巾和胸前的肉色珊瑚别针，在阳光折射下似一道流波，平添出几许生动之气。染得黑玉般的头发盘在后颈，绕成一个松松的圆髻。而这稀疏的头发和旧式发型，则描述出往日沧桑。 跟在康同璧身后的，是女儿罗仪凤，从外表判断，约有四十岁上下。她全身蓝色：蓝旗袍，蓝手袋，蓝纱巾，以及一副大大的灰蓝色太阳镜。港式剪裁的旗袍紧裹着少女般的身材，并使所有的线条均无可指摘。虽然一袭素色，但一切都是上等气派的典雅气质。走进客厅，罗仪凤摘下眼镜后，我才得以看清她的容貌。老实讲，娇小玲珑的她即使年轻时，也算不得漂亮。脸上敷着的一层薄粉，似乎遮盖不住那贫血的苍白。嘴巴宽大，嘴唇亦无血色。她的眼珠特别地黑，往里深陷，在一道青色眼圈的映衬下，非常幽深。这高贵神态的后面，似乎还隐含着女性的一种伤感气质。 大圆茶几上，摆满了母亲从北京最好的食品店里买来的各种西点和水果。父母与客人聊天。刚开始，还听得见康氏母女说话。半小时后，客厅里就只有父亲的声音了。我躲在连通客厅的玻璃隔扇后面，目不转睛地瞧着。忽然，我发现罗仪凤把鞋穿错了：怎么一只脚穿的是蓝色的皮鞋，而另一只是白色的呢？于是，父亲说的话，我全都听不见了,只是专注于那双脚，琢磨着那双鞋。而在下定罗仪凤是于匆忙中穿错一只鞋的结论之后，我无论如何也憋不住了，有如父亲发现社会有问题，就非得站出来提意见一样。 我大喊：“妈妈！” 母亲闻声而至，问：“你躲在这里做什么？” 我面带焦忧之色，说：“请你告诉罗仪凤阿姨，她把鞋穿错了。” 母亲不回答我，边笑边往客厅走去，来到罗仪凤面前俯耳说了两句。罗仪凤遂朝着玻璃隔扇，笑道：“请章小姐出来看看我的鞋，可以吗？” 我有些难为情地跨出玻璃隔扇，走到客厅，来到她的面前定睛一看：天哪！原来她的鞋，左右两色，从中缝分开，一半蓝、一半白。 罗仪凤微笑着，解释道：“不怪小姑娘，这是意大利的新样式，国内还很少见。” 父亲也笑了。我知道：在他的笑容里，有替我难为情的成分。 康同璧拉着我的手，问：“你叫什么名字？” “小愚。” “哪个愚字？”老人又问。 “愚，笨的意思。” “哦，大智若愚嘛！” 再问：“那大名呢？” “章诒和。” “诒乐和平。你爸爸给你起的名字太好了！”康同璧弄清了“诒”字后，立即这样夸道，并一定让我坐在她的身边。 我就是在一种尴尬的处境中，结识了康有为的后代。父亲让我尊康同璧为康老，称罗仪凤为罗姨。 后来，康同璧送来她的两幅画作。大幅的山水，送给父亲。小幅的，送母亲。作品的气势、用笔及题款，令人无论如何想像不到它出自一个女人之手，出自一个七十岁女性老人的笔下。从此章、康两家经常往来，而康同璧就成为父亲戴上右派帽子以后，结识的新朋友。父亲欣赏她的才华，更感佩她的胆识。 康有为的后代，人数不少，其中的绝大部分在海外。康同璧就读于哈佛，丈夫姓罗名昌，曾任民国政府派驻伦敦的总领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老人唯一的儿子定居美国，自己却带着唯一的女儿生活在社会主义中国。 父亲曾经问：“康老，你为什么要留在大陆？” 她答：“我要在这里做些事，给先父修订年谱，整理遗书，遗稿。” “除了政协委员的荣誉之外，政府对你还有什么安排？” “中央文史馆馆员。”康同璧停顿片刻，又说：“建国之初，我们的领袖还是有爱才之心，也有容人之量。毛主席和我第一次见面，便翘起大拇指说‘我是支那第一人。’——我听了，非常吃惊。没有想到他看见我，就马上背诵出我十九岁独自登上印度大吉岭时写的诗。这样的态度与气派，当然能够吸引许多人从海外归来。” 老人所言，决非虚词。一次在人大三楼小礼堂举办文艺晚会，我与父亲同去，坐在靠后的位置。为了能看清演出，康同璧坐在了第一排。开演前三分钟，毛泽东进了会场。当他看见了这个“支那第一人”的时候，便主动走过去，俯身与之握手。当时康同璧带着花镜，正专注于节目单。她认清来者，即匆忙起身。微笑的毛泽东，即用手按住了老人的肩膀。许多人见到了这个场面。 我身边的一个官员模样的中年人，对他身边的夫人说：“这老太太不知是哪个将军或烈士的妈妈，面子可真大，咱们的毛主席都要过去跟她打招呼。” 我忍不住，插了句嘴：“她不是谁的妈妈，她是康有为的女儿。” “谁是康有为？”那中年人的夫人追问。 我大笑不止，父亲狠狠瞪我一眼。 一天下午，父母乘车外出，归来时路过东四十条，看天色尚早，决定顺便去看望康同璧。跨进大门，就看见康同璧和一些容貌苍老的人悠闲地坐在院子里。一张大圆桌，上面摆着茶具，杂食及瓜果。正是残夏、初秋的转折时节，整座庭院散发出馥郁的草木气息，几棵枝干舒展的老树，绽放出洁白的花朵。这里，既令人心旷神怡，又呈现出一种令人惆怅的魅力。作为不速之客的父亲一下子面对那么多的生人，脸上的表情一时也好像找不到适当的归宿。康老很高兴，一再请父母坐下，共赏院中秋色。在所有的客人里，父亲只认得载涛。 康同璧用手指那开着白色花朵的树木，对父亲说：“这是御赐太平花，是当年皇上（即光绪皇帝）赏赐给先父的。所以，每年的花开时节，我都要叫仪凤准备茶点，在这里赏花。来聚会的，自然也都是老人啦！”接着，罗仪凤把张之洞、张勋、林则徐的后人，以及爱新觉罗家族的后代，逐一介绍给我的父母。 园中一片旧日风景。显然，这是一个有着固定成员与特殊含义的聚会。在康同璧安排的宽裕悠然的环境里，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成为对历史的重温与怀念。主客谈话的内容是诗，连其中一个相貌清秀的中年女性，也是满口辞章。而这恰恰是父亲最不精通的话题，父母很快告辞。 回到家里，父亲把这件事讲述给我听。在他的讲述里，流溢出一种叹服。在父亲的感受里，康家的举动不仅是出于礼貌，而且是一种美德。这种礼貌与美德，给人以精神抚慰和心灵的温暖。康同璧款待朋友之殷勤敦厚，对前朝旧友的涵容忠忱，是少有的。一切以“忠义”为先——老人恪守这个信条自属于旧道德，完全是老式做派。而那时，官方正在全社会强力推行“阶级、阶级斗争”学说，贯彻“政治挂帅”的思想路线。 有意思的是，康同璧在认识父亲以后，又提出很想结识罗隆基。父亲当然高兴，并很快做了见面的安排。因为都姓罗，所以康氏母女与罗隆基一见面，便“自来熟”。 “五百年前是一家。”罗隆基高兴地对康同璧说：“我正孤单度日，现在我有妹妹啦！以后穷了，病了，有妹妹照顾，我不怕了。” 罗仪凤则说：“我有个哥哥，很疼自己，可惜在国外。现在好了，又来了一个。” 总之，康氏母女都很喜欢罗隆基。后来，父亲又把章乃器、陈铭德、邓季惺等人，介绍给康氏母女。这些人经常聚会，聚会多在我家。我家的聚会只要有罗隆基在场，就会变成个沙龙。而罗隆基身边由于有了一个未婚女性，人也显得格外精神。一有缝隙，他便滔滔不绝，夸示自己很有学问。遇此情况，父亲每每暗自发笑。罗仪凤则很少开口，但很注意罗隆基的谈话。即使在他和父亲谈论民盟的往事，康同璧的这个女儿也很专注。那不移动的注视，意味深长。有时，在她的脸上，还浮散着一阵红晕。 后来，罗隆基除了在我家与康氏母女聚会，自己还去东四十条登门拜访。后来，他又单独在自己的住所请康同璧母女吃茶点、喝咖啡。 三年自然灾害来了，连国家元首都发出了“忙时吃干，闲时吃稀”的号召。一两油，二两芝麻酱，三两瓜子，半斤花生，是市民百姓逢年过节的特别供应。它们似金子般地珍贵。为了多吃一口饭、多争一块肉，兄弟打架，姐妹吵嘴，夫妻反目，父子翻脸的事，屡见不鲜。也就在这个时期，康氏母女凡来我家，罗仪凤必带些糖果或点心。 到了物质极度匮乏的紧张阶段，罗仪凤不再送糖果糕点。一次在我家聚会吃午茶，她趁别人不注意的空隙，朝母亲的手里递上一个两寸长、一寸来宽的自制小信封，并用食指封嘴的手势告诉母亲：别吱声。客人走后，母亲拆开一看，全家大惊：是北京市政府根据侨汇多寡发给在京侨眷的专用糕点票，糖票，布票，且数额不少。 父亲激动地说：“这是康老的儿子从海外孝敬老人的，我们不能收。” 母亲拨通电话，向罗仪凤表示：“伯钧和我们全家，不能接受这样的重礼。康老年迈，需要营养。再说，我们的生活比一般老百姓强多了。” 那边厢，传过来康同璧的声音：“我的生活很好，你们不要客气了。我的生活原则是——有难同当，有福同享。” 在以后的三年时间里，母亲不断地从罗仪凤手里接过装着侨汇票的小信封。母亲怀揣小信封，由我陪着去坐落在王府井大街的侨汇商店买点心，买白糖，买花布。那个商店，永远是满满的人，长长的队。大家都在安心排队，耐心等待。 我和母亲捧着这些最紧俏的食品和物品，一路上谁也不说话，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回到家中。母亲把东西一件件摊开，父亲看后，说：“康同璧不说解放全人类，却从救一个人开始。” 谁都明白，父亲的这句话是个啥意思。 母亲拿着这些稀罕之物，曾招待或转赠别的人。如储安平，冯亦代。他们的处境比父亲更差。 到了春节前夕，康氏母女总要送来一小盆长满花蕾的水仙。罗仪凤还要在每根花茎的部位套上五分宽的红纸圈。如果有四个花键，那就并列着有四个红色纸圈。水仙自有春意，而这寸寸红，则带出了喜庆气氛。 母亲望着它，连连赞叹：“什么东西到了康家人手里，就与众不同了。” 即使到了文化大革命阶段，在康氏母女节俭度日的年月，罗仪凤把铺晒在窗台的橘皮，统统做成酱，还要把这一瓶瓶橘皮果酱塞进我的书包，让我带给父母。母亲舍不得吃这些果酱，连连叹道：“看看仪凤，你就懂得什么叫侠骨柔肠了。”听说我家在使用蜂窝煤炉子取暖，罗仪凤就亲手教我做一种取名为“艾森豪威尔汤”的美式汤菜。并介绍说：“这是艾森豪威尔将军在二战军营里的发明。” 老太太还补充说：“这汤又便宜又营养，只是费火。你一定要给爸爸妈妈多做几次，叫他俩多喝些汤，对身体有好处。” 与康同璧母女几年的交往，使我认识到贵族绅士和物质金钱的双重关系。一方面，他（她）们身居在上层社会，必须手中有钱，以维持高贵的生活；另一方面，但凡一个真正的贵族绅士，又都看不起钱，并不把物质的东西看得很重。所以，在他（她）们心中，那些商人、老板、经纪人，决非gentleman。储安平在他的那本有名的《英国采风录》里，拿出整整一章的篇幅，去描绘、剖析贵族和贵族社会。他这样写道：“英国教育的最大目的，是使每一个人都成为君子绅士（gentleman）。一个英国父亲，当他的儿子还没有成为一个man时，即已希望他成为一个gentleman。英人以为一个真正的君子是一个真正高贵的人。正直，不偏私（disinteregted），不畏难（capable of exposing himself），甚至能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他（她）不仅是一个有荣誉的人，并且是一个有良知的人。”如果说，康氏母女让我懂得什么是贵族的话；那么储安平的这段话，便教会我如何判别真假贵族。 也就在这个困难时期，右派们的聚会成了聚餐，并实行aa制。每次聚会，父母都会带上我。这时，我渐渐发现罗仪凤的衣著，从讲究转变为漂亮。像过去不怎么穿的翠绿色，也上了身。头发油亮油亮的，发式也是经过精心梳理，越发地洋气了。更大的变化是在聚会中，她和罗隆基常开小会，而且说英文。有一次，我们在西单绒线胡同的四川饭店吃晚饭。饭毕，大家步出这座昔日的王府。我们都来到了大门，他俩还拉在后面老远。 我返身要催他俩，父亲一把拽住了我，嗔道：“傻丫头！” 月色下，庭院中迟开的花朵，吐露着芬芳。他俩说的是英语，罗仪凤语调温软，双眸迷茫又发着光。罗隆基的身心，好像都一齐被那双黑眼睛吸了过去。 罗仪凤经受不住罗隆基的感情攻势，也抵挡不了罗隆基的个人魅力。于是，这以兄妹相称的一对，开始了长达数年的恋爱。除了单独约会，电话、书信是他们来往的主要方式。 见此情景，父亲不无担忧地说：“努生（即罗隆基的字）是旧病复发，一遇女性即献殷勤。可怜康有为的这个外孙女，真的是在恋爱了。” 一次，康氏母女到我家作客。人刚坐定，电话铃就响了——是罗隆基打来，问：“仪凤到了没有？” 这个用英语交谈的电话，足足打了半个小时。父亲很不高兴，嘴里直嘟囔：“这个努生，谈情说爱也不分场合。” 电话打完，罗仪凤回到客厅，略带腼腆地霎着眼睛。我发现，她那张原本不怎么漂亮的脸，竟因兴奋而生动，因生动而美丽起来。 不久，罗隆基的好友赵君迈来我家闲谈。父亲关切地问：“老赵，到底努生和仪凤关系怎么样了？” 赵君迈说：“你们不都看见啦？就是那样一种关系吧。” 父亲索性直言：“我想知道努生的态度。他怕是又在逢场作戏吧？” 赵君迈没有立刻做出回答。他起身站到客厅中央，举臂抬腿，打了两手太极拳。然后慢条斯理地说：“伯老，你这不是在给我出难题吗？努生这个人的性情和毛病，你是清楚的。他现在对仪凤是热烈的，将来会不会冷淡下来，谁也不敢打这个保票。” 罗仪凤在明知罗隆基是右派的前提下，奉献出自己近乎神圣的感情——这让父亲非常尊重和心疼她，并担忧这场恋爱的前景。因为自从罗隆基和妻子王右家分手以后，他热恋过不少的女人，却无一人与之携手到白头。故父亲常说：“没有办法！负心的总是努生，可又总是有女人自愿上钩。” 极想成全好事的，是母亲。她兴冲冲地说：“他们要真的成了，那敢情好。老罗的生活有人照料，仪凤的未来也有了归宿。再说，他们是般配的。仪凤的出身、学识、教养，性情哪点比不过老罗？” “李大姐（母亲姓李名健生）说得对。”赵君迈附和道：“我见过罗仪凤写给努生的信，全是用英文书写。句式、修辞、包括语调，都是那么地简洁明净、含蓄优美。一般的英国人，也写不出那么精美考究的书面语言。别看努生总夸自己的英文如何如何，依我看无论是说、还是写，他都不是罗仪凤的对手。” “老罗为什么把情书拿给外人看呢？”母亲的问话，显然是对罗隆基的这个举动有所不满。 “李大姐，你不要误会。”赵君迈赶忙解释：“这不是努生有意公开情书，而是震惊于仪凤的文字表达水平。他挑出一封信让我欣赏。我一边读信，他就一边感叹：‘我的这个妹妹写信的口气，不仅是彻底的西化，而且还是贵族化的。我搞不明白她是从哪里学来的这个本事？’” 而父亲的归结是：“这两人都是在恋爱。不过，罗隆基用的是情，罗仪凤用的是心。至于结局嘛，恐怕主要取决于努生了。” 在给第一批右派摘帽的时候，为安抚父亲和罗隆基，上边组织他们南下参观。父亲参观的线路是江浙；罗隆基走的是湘赣。而与罗隆基相伴的人，是康同璧母女。 在车厢里，父亲悄悄对母亲说：“看来，中央统战部很掌握、也很会利用罗隆基与康氏母女的特殊关系呀。” 此行欢愉而惬意。加之感情的注入，无论罗隆基还是罗仪凤，无不显现出充沛的力量。他们返京后，在我家聚会了一次。父母发现身材消瘦的罗仪凤竟丰满了一些，俩人暗自高兴。 经过一段时光，罗仪凤以为到了收获爱情的季节。她在给罗隆基送去的生日蛋糕上，亲手用奶油绘制出两颗并列的心。心是红色的，丘比特箭从中穿过。此外，还有花，有信。罗隆基接到生日礼物，大惊失色。这是他万万没有料到的。他不知该如何回应，便向父亲求救。 父亲责怪罗隆基不该大献殷勤，说：“你半辈子的罗曼蒂克，有一部书厚。但现在的你是个右派，而人家出身名门，至今未婚，如今能袒露心曲，已是极果敢、极严肃的举动。如果讲般配的话，罗仪凤实在是配得过你，就看你有无诚意了。再说，选择妻子，主要在于心地好，其余的都无关紧要。” 罗隆基说：“我们只能是互称兄妹，而不可结为夫妻。” 父亲问：“你主动接近她，现在又回绝她。努生，你到底搞什么名堂？” 罗隆基支吾半天，说不出一条理由。 “你是嫌人家老了，也不够漂亮吧？”父亲的话，让罗隆基哑口无言。 后来，尽管他们二人的关系再没有向婚姻之途发展，毕竟罗仪凤是康有为的后代，对罗隆基仍以礼相待。每逢端午、中秋或重阳，父母都会收到罗仪凤自制的糕点。有时，母亲打电话问罗隆基如何过节。 罗隆基答：“幸有妹妹送来点心，方知今夕为何夕。” 如果说，恋爱对罗隆基是享受的话，那么，恋爱对罗仪凤，就是消耗。消耗了许多的时间，许多的心力，许多的感情。而进入中年的女人，怕的就是消耗。不久，罗仪凤得知罗隆基在与自己继续保持往来的同时，陷入了另一场恋爱。那个女人虽说不是燕京毕业，也不精通英语，但是精通打牌，擅长跳舞，活泼漂亮，颇具风韵。她与罗隆基从牌桌搭档、舞场搭档关系开始，便一发而不可收拾。为了她，罗隆基还与其兄（时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大闹一场，甚至闹到周恩来那里。这，对罗仪凤是致命的一击。我知道，罗仪凤无论怎样地倾心罗隆基，也决不会跑到公众场合去充任什么牌友或舞伴的。 1963年秋，我被分配到四川省川剧团艺术室工作。罗仪凤陪伴全国政协委员的母亲来成都视察。在锦江宾馆，趁着母亲睡觉，她一连几个小时在述说这件事。 “小愚，如果他（指罗隆基）向我求婚，我也是决不嫁的。”她用阴沉的声音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罗姨，为什么？” “我嫌他脏，肮脏。”她语调平静，嘴角却在颤抖。显然，在这平静的语调里，蕴涵着无比的怨恨。 我发现她一下子老了。 罗仪凤是何等的聪颖，当知罗隆基的浪漫天性及过去之种种。但她仍投身其中，往而不返。之所以如此，大概是要给自己日趋枯涸的人生，编织出一个最后的幻像，一个幸福又奇魅的幻像。罗仪凤曾经将这次令她心碎的感情经历用文字写了出来，以倾吐内心的痛苦与不平。写完以后，却始终未示于人。“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元好问的这首《摸鱼儿》，替天下为情所苦所累者发出了永恒的追诘。看来，比死亡还神秘的，真的就是爱情了。这场锥心刺骨的恋爱从明亮的粉红色开始，到黯淡的灰黑色结束。而从开始到结束，罗仪凤一直瞒着她的母亲。在情感生活中能持久地保持这样一种虔心、凝韧、隐忍的态度，一般女性是办不到的。储安平曾说：“贤良、宽恕及自爱之中尽心与克制，是当今世界上最好的妻子的品行。”罗仪凤的身上就有这种品行，只是应了父亲的那句话：“努生无慧眼，也无福份哇！” 两年后，罗隆基突发心脏病死在了家中。 消息传出，康同璧立即给父亲打电话，问：“罗先生猝然而去，我和女儿夜不能寐，悲痛又震惊。我要写副挽联，以表达哀思。不知写好后，该送至何处？” 父亲说：“老人家，你一个字也不要写，努生是右派。据我所知，对他的死民盟中央是不举行任何仪式的。” “怎么可以这样做？一个普通人走了，也是要做丧事的。章先生，我们是不是可以问问统战部。”康同璧的情绪有些激扬。 不知如何作答的父亲，挂断了电话。 老太太哪里晓得：给民盟中央拿主意的，正是统战部。 我在四川省川剧团的几年，备受打击和歧视。说在艺术室工作，实际上派给我的活儿是白天弄幻灯，晚上打字幕。我不敢把自己工作的真实情况告诉家里，怕父亲伤心母亲落泪，却很自然地想到了康氏母女，贸然地给康家写信，诉说满腹的委屈和愤怒。因为在我的直觉中，她俩是最可信赖的。直到“文革”前夕，我们始终保持着书信往来。康家的复信，显然是由人代笔。但信中表现出的悲悯、温良与仁爱，则发自康氏母女的内心。1964年底，临近圣诞节了。罗仪凤随信寄给我一个极其精美的金鱼书签，它用工笔绘制而成，形态乖巧，色泽艳丽。信上说：“这条鱼灵动又快乐，它就是我们眼中的你。”我捧着它，看着它，爱不释手，又泫然欲泣。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住在康家。这使我对康同璧母女，有了较为深入的往来和了解。从1966年的8月开始，我家就经历着无日夜之分的抄家和洗劫。整座四合院被红卫兵、造反派占领，全家人被驱赶到紧挨大门的传达室和警卫室。 1967年春季的一个深夜，父母和我已经睡下。突然，暴烈的叫骂声、撞击声把我们惊醒。当父母和我从木板床上刚翻身坐起，一群红卫兵已用脚踹开了门。打头的一个，只有十六、七岁的年纪，如果不闹革命的话，该在中学读书。他在问完“谁是章伯钧？”这样一句话以后，就命令大家动手抄家。 我家经过无数次的抄家，只剩下板床，木凳，棉被之类。所以，这次洗劫对他们来说，收获实在太小，太小。这个打头的，看见我们的手腕上还有表。于是，把表“洗”了。其中包括父亲送给母亲的“摩凡陀”，父亲送给姐姐的“劳力士”以及他自己戴的“欧米茄”。他们走后，母亲发现晚饭后放在桌上的一块冰糖，也被红卫兵“洗”了。 翌日，吃过早饭。神色严肃的父亲对母亲说：“健生，这个家太不安全。让小愚到外面去住吧。” 母亲同意了。我不同意，说：“我要和你们在一起。” 父亲说：“你白天和我们在一起，只是不要在家过夜，太危险。” “爸，你让我住到哪儿去？再说，谁有胆量让章伯钧的女儿住在自己家里呢？” 父亲想了想，说：“现在，我们只有找真正的保皇党了。” 母亲怪道：“事情到了这个时候，你还在开玩笑。” “哪里是在开玩笑，我说的保皇党是指康同璧。听说，她的住所至今还没有外人搬进去住。” 我真的佩服父亲，不管处在什么样的险境，都不失清醒。当日下午，父亲叫我拿上睡衣和牙刷，跟他去东四十条何家口。 我说：“我拿睡衣干嘛？还不知道人家同不同意呢？” “会同意的，你把东西都带上。”父亲的口气，不容争辩。 我和父亲搭乘13路公共汽车，便从地安门到了东四十条。当看见我和站立在我身后的父亲的时候，康同璧母女兴奋得将我俩抱住。 康同璧紧紧抓住父亲的双手，说：“这真是一场噩梦哇！同住一个城市，却彼此不明生死。” 罗仪凤则说：“从运动（指‘文革’）一开始，我们就掉进了地狱。”说罢，便去张罗茶叶，拿开水烫茶杯。 父亲忙说：“不要麻烦啦。今天我带着小愚来，是有事相求康老。” 康同璧说：“章先生，你有什么事？只要我能做到，我和女儿尽量去办。” 父亲在介绍了家中屡遭抄家和“打砸抢”的情况之后，说：“我老了，红卫兵再怎么搞我，无非骨头一把，老命一条。可让小愚住在这样的危险环境里，我和健生就很不放心了。我想到你这里或许会安全一些，不知康老能否同意，让她每晚留宿贵府。” 康同璧说：“当然可以，而且我非常欢迎小愚来我家。” 父亲听了，万分地感激。 康同璧打量着父亲，心疼地说：“章先生瘦了，你千万要保重哇！我现在出门不方便，不能去看健生，替我问候她吧。请转告她，小愚在我这里是最安全的。叫她放心好了。” 父亲随即告辞。我挎着父亲的臂膀，送至车站。父亲叮嘱道：“这样的家庭是有规矩的，你要守人家的规矩。稍有疏忽，便成失礼。我敢说，现在除了康同璧，再没有第二个敢收留我们家的人了。” 路上，父亲情绪不错，话也多了。他说：“康同璧的乐于助人，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了家庭的影响。因为康有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接着，父亲告诉我，现在的人只晓得徐悲鸿的画好，却不清楚他是如何成材的。当年的悲鸿在宜兴老家，不过是个教书的。到了上海，穷得连饭都吃不上，还谈什么绘画。这时遇见了哈同花园的总管，是他把悲鸿的一切生活费用包下来。后来，悲鸿想去法国进修深造，为此拜见了康有为。康有为称赞悲鸿有志向，并说要给他弄个留学的官费名额，以便将来悲鸿在国外和蒋碧薇的生活也能宽裕些，得以专心习画。很快，康有为给朋友写信，通过教育总长傅增湘，促成了这件事。所以悲鸿成名后，不论什么时候、什么场合提起康有为都是满怀崇敬与感激。后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一幅徐悲鸿为康有为一家人画的“全家福”。画作是一个富有的温州人从法国购得。有人质疑其真伪，我却一口咬定：它是真的！因为它的美艳、工整与仔细，都应和了徐悲鸿对康有为的虔诚之心和景仰之情。 ——父亲刚走，罗仪凤便忙着为我张罗起来。第一件事，即指点我盥洗间在何处，以及手纸、肥皂、牙刷、毛巾的摆放位置。第二件事，即带我去我的卧室，让我看看自己的床铺、床单、棉被、枕头，拖鞋以及床头灯的开关，闹钟的使用。第三件事，即腾出一个空抽屉，让我存放自己的内衣或小物品。第四件事，向我介绍家中的两个男佣老郭和二陈。第五件事是告诉作息时间，如三餐的开饭钟点。 我说：“父亲有交代，只住不吃。” 坐在一旁的康同璧睁大眼睛，说：“小愚怎么能只住不吃？到了我家，你就要听我的。” 最后达成妥协：我只吃早餐。 由于在这里落脚，我才有了充裕的时间和条件去熟悉这所大宅院。康同璧告诉我：房子的设计师就是自己的丈夫罗先生，风格是外中内西。所谓外中，就是指中式砖木建筑，粉墙黛瓦，四合院格局。进大门，即有一道用原木、树干及枝条搭造的柴扉，粗糙笨拙，显得很原始，很不经意。但仔细打量却发现不经意中，其实十分经意。院落里栽植着不加任何人工修饰的草与树。过柴扉，入正门，当中经过的是一条“之”字形的石板路。石板色泽如砚，脚踏上去凉凉的，滑滑的。这一切让人有置身乡村的感觉，却分明又都是经文化熏染过的、一派文人士大夫式的精致风雅。而所谓的内西，则指房间的使用和陈设。一进门便是一间小小的待客室：高靠背布艺沙发，有刺绣的垫子，菱形花砖铺装成的地面，玲珑活泼。客厅很大，铺着红地板。它按使用功能分做了三个空间，一边是用来吃饭，一边是用来会客，另有一角摆放着书柜和写字台，供读书、作画、写字之用。 客厅里最惹眼的东西，是漂亮的英式壁炉以及与之相配的火具，还有铜制的台灯，烟缸和烛台等摆设。除了挂在壁炉上方的毛泽东水墨画像以外，一切都是康同璧旧日风华的反光。与客厅相通的，是康氏母女寝室：白墙壁，白家具，白窗帘，一尘不染。要不是母女的卧具分别是淡蓝与浅粉的颜色，真圣洁得令人有些发寒。后来，罗仪凤又带我到与盥洗室相连的一间屋子，里面堆满了许许多多的书籍和数不清的家具。那屋子大得似乎一眼望不到头。极讲究的是一道上空下实八屏雕花落地隔扇，木料上乘，雕工一流，它给这间大厅营造出华美气派。 “这么大的房子，原来是干嘛用的？”我问罗仪凤。 “跳舞，开鸡尾酒会。你瞧，那道玻璃隔扇是活的，能移动。移动的位置，是依据来客的多少而定。” 她又说：“你现在看到的是前院，后院的房子更大，也更好。” “那你和康老怎么不住在后面？”我不解地问。 “让给外交部的一个头儿住了。” “……” 当晚，我打开罗仪凤为我准备的全套白色卧具，躺在小床上。和自己家里日夜的惊扰、惶悚相比，这里则是装满了宁静与苍凉。它们随着缕缕清朗的风月星辉，直入心底，令我难以入睡。 第二天清晨，当我梳洗完毕走进客厅，即看见黑褐色菲律宾木质圆形餐桌上已摆好了小碗、小碟等餐具。约过了半小时，康老走了进来。还没等我张口，她便问我昨夜睡得如何？我们坐定后，罗仪凤开始上早餐：每人一碗稀饭，桌子当中上的是一碟炸小银鱼，一碟豆腐乳，一盘烤得两面黄的馒头片。两块油糕，单放在一个小瓷盘里。 康老对我说：“和从前不一样了，现在我家吃得很简单。不过，银鱼下稀饭，腐乳抹馒头也还是好吃的。”她边说边挑了一片烤馒头递给我。在吃过薄薄的馒头片后，老人又吃了一块油糕。 罗仪凤指着另一块油糕，说：“这是给你的。” 我有礼貌地谢绝了。尽管银鱼下稀饭、腐乳抹馒头的味道，真的很好，我却不知该对这顿早餐说些什么。因为我的父母虽然做了牛鬼蛇神，每天早晨还是喝牛奶，吃鸡蛋。私下里，我问也寄居在康家的一位上海小姐：“康老为什么吃得这样简单？” 她说：“罗仪凤没有收入，一家人全靠康同璧在中央文史馆的一百五十元的工资，以及靠后面院子收来的一点点房租。从前老太太的儿子常寄些外汇来。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钱越寄越少，越寄越稀，后来就不寄了。原来她母女吃的早餐也是很齐备的，有蛋有奶，有面包黄油，有水果肉松。如今，家里的开销一再紧缩，却把老郭和二陈的工钱加了又加。” “干嘛要加钱？”我不理解地问。 上海小姐说：“还不是怕他们到居委会去胡说乱讲瞎揭发呗！或到社会上勾结红卫兵，引来造反派。现在的保姆雇工，可是惹不起的呀。” 我把康老的早餐向父母描述了一番，惹得他们十分不安。过一段时间，我觉得康老家的早餐也很不错。尤其是豆腐乳，第一天的味道，似乎与第二天的不同，第二天的又与第三日相异。我把这个味觉感受告诉给罗仪凤，她竟兴奋起来。 一天早上，天气特别好。虽说是初冬，城市披上了灰沉沉的外衣，树叶也完全落光，可这是一个晴天，金色的阳光如美酒，人的心情也舒展了许多。早餐后，罗仪凤问：“小愚，你今天能跑一趟路，帮我买点东西吗？” “当然可以啦！你说，买什么？” “豆腐乳。” “行，这很方便的。一会儿，我回家的时候顺便到地安门副食店就买了。” 罗仪凤拍着我的肩膀说：“章家二小姐，你不是说我家的豆腐乳好吃吗？这好吃的东西可不是随便就能买到的。” “罗姨，我该去哪儿买？” “前门路东，一家专门卖豆腐乳的商店。现在叫向阳腐乳商店了。” “行，我这就去。”我转身即走。 罗仪凤拽住我，说：“别忙。” 我说：“你不用给我钱。” “不是钱，是给你拿盛豆腐乳的盒子。” “什么盒子？” “你呆会儿就明白了。”说罢，她进了里屋。不大功夫，双手举着很漂亮的六个外国巧克力铁盒，走了出来。见我吃惊的样子，罗仪凤笑了。放下铁盒，她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便签递给我。我接过来看，又是一惊。原来那上面排列着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豆腐乳名称。什么王致和豆腐乳，广东腐乳，绍兴腐乳，玫瑰腐乳，虾子腐乳……罗仪凤像交代要事那样告诉我：每种豆腐乳买二十块，一种豆腐乳放进一个铁盒，千万别搞混了。买的时候一定向售货员多要些腐乳汁。 她解释道：“用豆腐乳的汤汁抹馒头，最好。这也就是我非要用巧克力盒子装它们的道理。” 罗仪凤拿出十块钱，非要我收下。我不肯，见她真有些急了，我才把钱放进口袋。 她说：“小愚，我要告诉你，豆腐乳买好后回家的一趟路，才是最累的。因为六个铁盒子一定要平端着走，否则，所有汤汁都要流出来。为了减轻累的感觉，你一路上可以想点快乐的事情。端铁盒走路一定要挺胸，如果躬腰驼背地走路，你会越走越累。”说罢，她捧起装着铁盒的布袋，昂首挺胸地沿着餐桌走了一圈。那神态、那姿势，那表情，活像是手托银盘穿梭于巴黎酒店菜馆的女侍，神采飞扬。 “罗姨！”我叫了她一声，笑着扑到她的怀里。 我按照罗仪凤绘制的前门街道示意图和豆腐乳细目表，顺利地买到了五种豆腐乳（有一种缺货），并让和气可亲的老售货员在里面浇上许多汤汁。在归途，我不但想着快乐的事情，且始终精神抖擞，器宇轩昂。冬天的太阳，也同样的温暖。这时的我，一下子全懂了——虽“坐销岁月于幽忧困菀之下”而生趣未失，尽其可能地保留审美的人生态度和精致的生活艺术。难怪康家的简单早餐，那么好吃！ 一日下午，冬雨霏霏，晚上我没有回到康家。饭后，一家人围炉聊天。 父母对我提起了章乃器。母亲告诉我，1966年8月章乃器被一群红卫兵拉到王府井，参加“集体打人”大会，由于他拒不认罪，态度恶劣，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浑身上下见不到一块好肉。红卫兵把他的家抄个精光，还当着他的面，把新夫人王者香活活打死。一个蹬三轮的车夫，见他还有一口气，便把他拖上车，拉回了家。谁见了，谁都说他活不过三日。可章乃器不愧是条硬汉，靠着气功和意志，居然活了下来。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的那些干部，没有一个理他，同情他。倒是原来粮食部的一个司机，隔几日便悄悄在他家门口，放上一屉热馒头。他就是这样挺了过来。 父亲半晌不语，约莫过了十几分钟，才用一种迟缓的语调对我和母亲说：“乃器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我们一点消息也没有。他一个人如何生活？我很想见见他，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再见到他。”母亲和我听了，无以为答。 数日后，我把父亲想见章乃器的心事，告诉罗仪凤。 罗仪凤眉头微皱，说：“这个会晤当然好啦，但事实上很难办到。” 康同璧嫌我俩说话的声音太小，便起身坐到我跟前，说：“你们刚才说些什么？能不能再讲上一遍，给我听呢？” 罗仪凤用粤语把我的话，重复了一遍。康同璧听清楚后，问道：“小愚，是不是你的爸爸很想见见章乃器？” 我点点头。坐于一侧的罗仪凤，用手指了指窗外说：“外面到处是红卫兵、造反派，街道的人（即居委会的人）都成了革命政权的耳目和爪牙，我们这样的人一举一动都被监视。听说俞平伯想吃点儿嫩豌豆，又怕邻居发现。老俩口想了个办法，晚上蒙着被单剥豌豆，夜里把豌豆壳用手搓成碎末儿，掺和在炉灰里，第二天倒了出去。结果，还是被检查垃圾的人发现，又挨了批斗，骂这个反动学术权威还继续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你想，一捧豌豆壳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更何况是这么两个大活人、大右派的聚会。一但被别人发现，真的要大祸临头了。” 这时康同璧把脸扭向女儿，用一种近乎拷问的口气，问道：“你怕吗？” “我怕。我是惊弓之鸟。当然怕啦！”罗仪凤说罢，双臂交叉扶着肩膀做出一副害怕的样子。 康同璧正色道：“你怕，我不怕。我就要是请两位章先生来我家见面。” 罗仪凤怔住了，我一时也不知该如何表态。 “你怕什么？”老人继续追问女儿。 “怕咱们担不起搞反革命串联的罪名。” “小愚，你也害怕吗？”老人转而问我。 我迟疑片刻，遂答：“我怕连累你们母女。” 康同璧突然起身，面向我们站立，像宣布一项重大决议那样，高声地说：“下个礼拜，我以个人的名义请小愚的爸爸和章乃器先生来这里做客。”这令罗仪凤手足无措，表情显得十分尴尬。 康同璧则为自己陡然间做出的大胆决定而兴奋，她拍着胸脯，说：“我不怕承担反革命串联的罪名，一人做事一人当！”接着，手指地板，说：“会面的地点，就在我家，就在这里！” “就之如日，望之如云。”看着老人因情绪激动而泛红的脸颊，我无法表达内心激动、尊崇、惊喜以及歉疚的复杂感受。只是觉得自己惹了事，让康氏母女二人，一个担着风险，一个感到为难。尽管老人慷慨激昂地说“一人做事一人当”，但我知道真正要担待的，是她的女儿。罗仪凤不仅要担待，还要去操办，她肯吗？ “罗姨，你看怎么办？”我用充满疑虑的眼光看着她。 “怎么办？还不得按她的主意办。要不听她的，她能跟我拼命。”她苦笑着回答。 我无论如何想像不出来，老太太和女儿“拼命”是个什么样情景。我只知罗仪凤是出了名的孝女，有口皆碑。康同璧让女儿立即着手准备。比如：确定会面的日期；确定如何通知章乃器的方法；决定会面时喝什么样的茶；买什么样的佐茶点心。 康同璧叮嘱女儿：“点心要好的。” 罗仪凤背转身，向我做个鬼脸，偷偷地说：“她嘴馋。买来好点心，请客人吃，自己也能吃。” “你们两个又在说什么？”康同璧问。 “康老，我们没说什么。”我走到她跟前，用手梳整她那稀薄的头发。 “我知道，她又在说我。而且，还不是说我的好话。” 我笑了，觉得老人可爱得像个孩子。 罗仪凤也笑了，说：“她说自己耳聋，其实是假的！” “你们一笑，就说明我的话是对的。怎么样？”老人一副得意的神情。 第二天，吃早餐。康同璧发现属于她专用的一份油糕，没了。她东瞅西瞧一番后，问：“仪凤，我的油糕呢？是不是老郭给忘了。” “老郭没忘。妈，咱们家不是要请小愚的爸爸和章乃器吃茶吗？你还特地吩咐要请他们吃好点心。我现在就要筹划，你的油糕刚好吃完，暂时不忙买，你说呢？” 老人“哦”了一下，不再吱声。过了会儿，她对我说：“小愚，为了这次会面，我很愿意不吃油糕。” 我一把握住她的手。我知道：自“文革”开始，老人的零食已经从西点、粤点降为北京油糕。现在，北京油糕也取消了。关于取消油糕的事，我没有告诉父母，怕自己说得心寒，怕他们听得心酸。 大约过了近十天的样子，一切由罗仪凤铺排停当，由我和章立凡（章乃器之少公子）联络，父亲和章乃器在康同璧家的客厅得以见面。这是他们“文革”中的唯一一次见面，也是他们相交一生的最后会晤。 父亲一身老旧的中式丝绵衣裤。母亲说：“去见康老和乃器，还不换件衣服。” 父亲答：“越旧越好，走在街头好让别人认不出我来。” 章乃器穿的是洁白的西式衬衫、灰色毛衣和西装裤，外罩藏蓝呢子大衣。我说：“章伯伯，你怎么还是一副首长的样子？” 章乃器边说边站起来，举着烟斗说：“小愚呀，这不是首长的样子，这是人的样子。” 会晤中，作为陪客的康同璧，穿得最讲究。黑缎暗团花的旗袍，领口和袖口镶有极为漂亮的两道绦子。绦子上，绣的是花鸟蜂蝶图案。那精细绣工所描绘的蝶舞花丛，把生命的旺盛与春天的活泼都从袖口、领边流泻出来。脚上的一双绣花鞋，也是五色焕烂。我上下打量老人这身近乎是艺术品的服装，自己忽然奇怪起来：中国人为什么以美丽的绣纹所表现的动人题材，偏偏都要装饰在容易破损和撕裂的地方？这简直就和中国文人的命一模一样。康同璧还让女儿给自己的脸上化了淡装，抹了香水。 她的盛装出场，简直“震”了。我上前拥抱着老人，亲热地说：“康老，您今天真漂亮！是众里挑一的大美人。” “我不是大美人，但我要打扮。因为今天是贵客临门啦！” 我故意说：“他们哪里是贵客，分明是右派，而且还是大右派。” 老人摇头，道：“右派都是好人，大右派就是大好人。再说，我不管什么左派、右派，只要来到我家，就是我的客人，我都要招待。而且，你的爸爸和章乃器不是一般的客人，是贵客。”讲到这里，便开始抱怨毛泽东发动的政治运动，她用手指了指领袖画像，说：“人活八十，我见的世面多了，但是从没有见过像他这样治国的。中国自古是礼仪之邦，现在却连同城而居的好朋友都不能见面，还美其名曰文化大革命，一点文化也没有。”说着说着，老人二目圆睁，还真生气了。 罗仪凤为这次会晤，可算得倾囊而出。单是饮料就有咖啡，印度红茶，福建大红袍，杭州龙井。另备干菊花、方糖、炼乳。一套金边乳白色细瓷杯碟，是专门用来喝咖啡的；几只玻璃杯为喝龙井而备；吃红茶或品大红袍，自是一套宜兴茶具。还有两个青花盖碗摆在一边。佐茶的饼干、蛋糕、南糖，是特地从东单一家有名的食品店买的。罗仪凤还不知从哪里弄来两根进口雪茄，搁在一只小木匣里。 父亲举起一根雪茄嗅了嗅，放回原处，不禁叹道：“坐在这里，又闻雪茄，简直能叫人忘记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也忘记自己是牛鬼蛇神。” 康同璧在劝茶的时候，说：“两位章先生，吃一点东西吧。这些是我女儿派人昨天从法国面包房买的，味道不知如何，东西还算新鲜。” 罗仪凤纠正她的话，说：“妈，东单的那家食品店，不叫法国面包房，改叫‘井冈山’啦！” “怎么回事？井冈山是共产党闹革命的地方，这和面包房有什么关系？”康同璧的吃惊与质问，让我们都笑了。 一阵寒暄之后，康同璧母女做陪，父亲和章乃器开始了谈话。父亲问章乃器现在民建和工商联的情况。 章乃器说：“我是被他们开除的，具体情况不大清楚。好像在中国的资本家里，毛泽东只保了一个荣毅仁，其他人都受了冲击。” 罗仪凤在一旁纠正道：“荣毅仁其实也没能躲过。他在上海的公馆是有名的，极漂亮。北京高干出身的红卫兵说整座楼都属于四旧，于是放了火，火苗从一楼窜到顶层。他们又把荣太太用皮带套着脖子，从顶楼倒拖至一楼，现在还有脑震荡的后遗症呢。不过，毛泽东检阅红卫兵时，让荣毅仁上了天安门，还特意和他握了手。寓意是——我们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没变。” 章乃器说：“我讲定息二十年，结果共产党把定息全取消了。中国原来只有政策而无法律，现在连政策也没有了。” 罗仪凤朝章乃器一摆手，说：“快别提你的定息二十年吧！三五反、公私合营，就已经把资本家弄惨了，而这次运动，他们算是彻底完了。工人造反派把每个资本家的底细摸得透透的，非要他们交出多少多少钱来，不够这个数字，就往死里打。结果也真厉害，资本家交出的私人钱财数目和他们算的数字，基本一样。咱们的银行也积极配合，把替私人保密的存款底单一律公开，把保险柜一律打开或撬开。金银首饰，美元英镑，统统没收。抄家的时候，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才叫大显身手。把藤椅用刀斧和锤子砸碎，能从藤芯里抽出美钞。家里烧锅炉用的煤，哪怕堆得像座山，也都筛上一遍，居然能从里面筛出用黑漆布紧裹的存折来。当然，这样藏匿私产的资本家，都会被打死或打得半死。” 康同璧还把同仁堂老板乐松生惨死的情况，讲给章乃器听。 章乃器向父亲询问起民盟一些老人的情况。他也和父亲一样，庆幸罗隆基死得早，并说：“努生的个性是矛盾的。他脾气倔强，可质地脆弱，算不上硬汉。单是红卫兵的暴打和抄家，他就受不了，一定不会像我这样硬挺过来。” 父亲慨然道：“即使是条硬汉，也难过此关。黄绍竑不就是个例子吗？” 话说到这里，客厅的气氛便沉闷起来。罗仪凤忙提着滚烫的铜壶，给他俩续水。康同璧用微颤的手端起玻璃大盘，请他俩吃水果。 此后的话题，自然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章乃器说：“从表面看来这个运动像是突然发生的。但历史和自然界一样，从来没有东西是突如其来的。其中不为人知的原因，恐怕已酝酿多年。毛泽东除了没有做法律上的准备，事前的一切准备都很充分了。” 父亲讲：“依我看，老毛动的这个念头（指发动“文革”），内因是源于他的帝王思想，就怕人家抢了金交椅。外因是有感于苏联的现实，看到斯大林死后出了个赫鲁晓夫，他就忧虑得睡不好觉了，还给人家起了名字，叫修正主义。于是，在反修的旗号下，趁着自己还活着，就先要把中国的赫鲁晓夫挖出来。至于他和刘少奇的矛盾，决不像共产党报纸上写的那样吧。” 谈到“文革”的政治后果，章乃器皱着那双淡淡的眉毛，说：“一场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形成了两个极端。一个是极端个人崇拜；一个是极端专制主义。这两件东西，自古有之。毛泽东是把它发挥到顶峰了。而他手下那些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不是迎合，便是依附。” 父亲说：“‘拈草树为刀兵，指骨肉为仇敌。’搞这个运动都是什么人？就像德国卢森堡当年形容的革命专政——少数几个首领，一些随机应变的政治骗子，还有一群被同化的弱者尾随其后，而他们根本不知道在这场革命中自己需要什么！这场标榜文化的革命对灵魂来说，是件极坏的事情，把人统统变成懦夫，这无异于政治奴役。运动过后，病势深重的是人心与人性。” 罗仪凤则十分不理解毛泽东的搞法，愤愤地说：“要搞刘少奇，就搞刘少奇一个人好了。他为什么要把全国的人都发动起来。又是抄家，又是武斗，又是毁文物。《圣经》上说：‘有时候，我们的英雄似乎只比土匪头子稍稍强一点。’我看两千年前犹太人说的这句话，在两千年后的中国应验了。” 康老在这里插了话：“今天哪里是两个大右派的聚会，我看是三个右派的沙龙。”她的话，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有些兴奋的章乃器，探过身对老人说：“康老，我念一幅最近写的对联给你听，好吗？” 五、斯人寂寞——聂绀弩晚年片断 聂绀弩是当代作家。许多年轻人、甚至中年人不知道他是谁。我所供职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算是高级知分子的一个密集点。最近和同事一起吃饭。提及聂绀弩，竟十有八不知。而知者，则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聂绀弩在小说、诗歌、杂文、散文、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贡献，是继鲁迅之后的第二人。特别是他的旧体诗，形类打油，旨同庄骚，读来令人欲笑而哭，自成一格，人称“聂体”，是“异端”诗的高峰。 聂绀弩敢想、敢怒、敢骂、敢笑、敢哭。鲁迅说：“救救孩子。”聂绀弩“孩子救救我们。”鲁迅撰有《我们怎样做父亲》；聂绀弩写下《怎样做母亲》。看过《红楼梦》的人大多不喜欢阴柔的宝钗、袭人；聂绀弩认为“不写宝钗、袭人是坏人，《红楼梦》的反封建的意义就更深。”人家学习马列，图的是政治进步；聂绀弩看《资本论》第一卷，读到少年女工自觉是女性后，常到河边偷看男工游泳的段，能联系“王安石诗，《聊斋志异》的‘绩女’，鲁迅的文章，融会贯通，有所彻悟。”举一反三，探究“聊斋”的思想性。蹲过大牢的人，都恨监狱；聂绀弩常常怀念监狱，说“监狱是学习圣地，监狱里医疗卫生方便”。 他在号子里回忆过去读过的旧小说，偶有所见，就记在笔记簿上，居然写了一二十册。聂绀弩受胡风事件牵连数十年，数十年间不断地怀念胡风，不停地写诗赠故人：“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胡风因三十万言书获罪，受三十年牢狱流徙之灾）”。所有胡风分子无不憎嫌以出卖胡风为进身之阶的人；聂绀弩为其开脱，说“媚骨生成岂我侪，与时无忤有何哉？错从耶弟方犹大，何不纣廷咒恶来？”——聂绀弩种种特立独行的做派和一贯到底的反叛精神，使得自己的大半辈子在批判、撤职、监督、察看、戴帽、劳改、关押、冤屈、丧亲、疾病中度过。人生成败若以幸福快乐为标准去衡量，他是彻底的败者。 父亲（章伯钧）不认识聂绀弩，他是母亲（李健生）的朋友，而且是后期的朋友。这个后期的具体划分是在1970年前后。我因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20年，服刑在四川；聂绀弩因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关押于山西。母亲与周颖原本相识，因同为反革命罪犯家属而骤然接近起来。相似的境遇，相近的心情，使母亲和周颖成了亲密的朋友。她们有两个固定话题。一是交换聂绀弩和我在狱中的情况，特别是收到我二人信件的时候，要共同探究，力图解读出字里行间的全部内容。二是不断地打听消息，分析形势，寻找各种关系，商议能够营救我们出狱的良策。比如，搜集到中央近期要召开某个全国性会议的消息，二人立即分头行动，各自写出递交首长的“求情信”。然后，母亲去叩响农工中央主席季方家的大门，恳请他会见四川省省长，为我“高抬贵手”。周颖则直奔民革中央副主席朱学范家中，烦劳他找到山西省负责人，能否为聂绀弩“法外施恩”。其结果，往往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周颖的精神状态不如母亲，情绪波动，极易受到外界的影响。母亲是很理解人的，心怀悲悯的她对周颖肺肝直陈：“老聂岁数比小愚（我的小名）大多了，身体也不好，所以，我要先救老聂。”感动万分的周颖老泪纵横，涕泣不止。 母亲一诺千金，有言即有行。她四处奔走，寻找机会和办法。1971年的秋季，农工党老成员、因1957年划为右派而身处困境的朱静芳，从淮安乡下来到北京谋生。她下了火车，便直奔我家，希望获得母亲的帮助。住房紧窄的母亲二话不说，让朱静芳与自己食住在一起，有如家人。母亲工资一百四，她几乎每月都要拿出二、三十元，偷偷塞进朱静芳的口袋，直至右派问题得到圆满解决。朱静芳解放前就攻读法学，划右前是山西省法院的一名陪审员，感觉敏锐的母亲觉得搭救聂绀弩的机会到了。这大概是在1971年。母亲把朱静芳介绍给周颖。周颖看着南京来客落泊寒酸的样子，心想：连自己都要投靠别人，这样的人能管用吗？故态度很有些冷淡。但面对母亲的热忱，也碍于情面，她还是把聂绀弩的“犯罪”情况和关押情况告诉给朱静芳。朱静芳当然察觉到周颖的冷淡，但看在母亲的情份上，也看在聂绀弩的名分上，她表示愿意帮这个忙。会面的当日，周颖便向朱静芳提出去山西稷山县看守所看望聂绀弩的要求。母亲说：“还是让老朱先探探路吧！她的盘缠由我承担。”巧了，朱静芳从前在法院工作的一个同事的丈夫，正担任看守所所长。她表示愿意前往，并说自己必须假称是聂绀弩的亲戚才行。三人的茶水喝了一杯又一杯。茶越喝越淡，心越靠越拢。 当聂绀弩在看守所所长办公室，看到一个叫朱静芳的女人口口声声称自己为“表姐夫”的时候，惊异得直眨巴眼睛。而朱静芳见他的身体和气色都还算不错的时候，一颗悬着的心也就放了下来。所长告诉朱静芳：由于觉得聂绀弩人好，又很有学问，索性没有叫他干什么劳动。朱静芳带来由母亲和周颖买的罐头、茶叶、香烟、白糖、点心。所长叫一个姓李的年轻人将它们拿回监舍。在所长办公室，朱静芳和“犯人”的会见持续了三天。在这个看守所历史上，是个绝对的例外。聂绀弩是有问必答，只是在问到“犯罪案情”的时候，才变得支支吾吾，说自己也搞不明白，为什么还没有判刑就被押送到了稷山。而暗地里，瞅着这个操着苏北口音、高大结实的女人直纳闷儿：这个“朱大姐”到底是谁？ 从哪儿钻出来的？他把自己的亲戚和周颖的亲戚在脑子里翻了个遍，也没能考证出来。见到了人，人又还健康——母亲觉得朱静芳是首战告捷，便毫不客气地对周颖说：“你该请客！为老朱接风。” “请客，请客！”周颖一个劲儿地点头。 饭是在座落于交道口大街的康乐饭馆吃的，周颖做东，全家出席。席间，气氛热烈。母亲不停地给朱静芳夹菜递汤。朱静芳直到今天都记得有道非常好吃的菜，菜名儿叫黄鱼羹。 聂绀弩在稷山看守所的四年时光，寂寞中也有快慰，冷冽中亦有温暖。同号同铺的小李，不但照顾他的生活，还一起读马列，小李每有所悟，聂绀弩会惊喜异常。聂绀弩搞不懂马克思论述的“级差地租形式”，小李便给老人补习数学知识。潜心于理论不光为打发时间，更重要的是聂绀弩想以此验证自己的人生观。 另一个同号的囚犯，是一个叫包于轨的人。他与聂绀弩是共用一副手铐押赴稷山的，故聂绀弩有“相依相靠相狼狈”的诗句相戏，相赠。这个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的包先生，博学多识，通文史，精诗词，尤擅对联，曾在王府井画店举办个人书法展览。聂绀弩对他的学问佩服的不得了，称他是活字典。“鬼话三千天下笑，人生七十号间逢。”监狱不得高声喧哗，聂绀弩又有些“耳背”，所以俩人经常交头接耳，“鬼话”连篇，用同心之言彼此抚慰受伤的筋骨、受辱的心。后来包于轨病死看守所，草葬于狱内空地。这令聂绀弩哀痛不已。 1974年年底，聂绀弩被判处无期徒刑，这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他情绪激动又万念皆灰，十多天的眼睛都是红红的，“是泪是花还是血？频揩老眼不分明。”悲愤难忍的聂绀弩向周颖报告了这个最坏的消息，觉得自己只欠一死，别无它途。周颖跌跌撞撞地来到我家，对母亲和朱静芳说：“事情不好了，老聂判处了无期徒刑，他不服，上诉被驳回，维持原判。”她拿出聂绀弩的信，信中写道：“我是永远回不了北京城。” 母亲黯然无语，而周颖早变成了木石，呆坐在沙发。 冷静的朱静芳问：“周大姐，你可知老聂现在关押何处？”“临汾。”朱静芳想了想，说：“那就在省第三监狱了。”遂安慰周颖，道：“不要急，有办法，省三监我有认识的人。”周颖听到这句话，情绪稍许安定。她走后，朱静芳告诉母亲：“我如今是个农民，靠种庄稼吃饭。所以，现在必须赶回南京乡下插秧，等秧子插完，就赶来北京，专跑老聂的事。”母亲马上给朱静芳买了南下的火车票，并反复叮嘱：“老朱，你要快去快回呀，咱们救人要紧。” 朱静芳前脚刚走，周颖后脚病倒在床。学医出身的母亲话不说，把周颖接到家中，一住数月，亲自护理侍候。返回北京且落脚我家的朱静芳看着母亲跑前跑后，炖汤拿药的情景，慨然道：“这才叫患难与共，肝胆相照呀。” 经过反复思考，朱静芳认为：放出聂绀弩只有一条路，即保外就医，而获得保外就医则必先获得减刑，改判为‘有期’，才有可能。“老聂怎样才能减刑呢？”周颖的反问，却令她一时无法回答。母亲建议朱静芳还是先与她所认识的监狱管理人员联系，再商讨减刑之策。谁料想事情又那么凑巧，朱静芳与山西省第三监狱的狱政科长老彭元芳相识，且私交甚好，而老彭的爱人姓杨，是这所监狱的监狱长。朱静芳随即给老彭写了封信。信中说，自己有个姓聂的表姐夫在省三监服刑。母亲把信看了一遍，问：“你为什么不写明自己的亲戚是聂绀弩呢？”“不能写明，这样的事只能面谈。” 老彭没有回信，这令母亲和周颖有些失望。朱静芳却说：“周大姐，我们可以去临汾了。她是不会复信的。” 母亲为朱静芳买了去太原的车票（周颖的车票是自己买的），又给了她几十元钱，做逗留临汾和返程的花销。 1975年盛夏，周、朱二人坐了火车坐汽车，近午时分到了监狱。老彭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热情地接待昔日老友，请朱静芳坐沙发，把周颖理所当然地视为罪犯家属，端个矮脚小板凳叫她靠墙角呆着，还叫了一个管理人员陪同。见此情状，朱静芳觉得无法进行实质性谈话。当晚，朱静芳决定让周颖住县招待所，自己则搬到老彭的家里。晚饭后，朱静芳向老彭详细介绍了聂绀弩的身份、资历、为人、成就等情况，还拿出了一本随身携带的聂绀弩作品，请她翻阅。为摸清案情，朱静芳提出想看看聂绀弩的档案，老彭同意了。 可翻开卷宗，内里只有一张判决书。内容简单得像简历，案情概括得像口号，且通篇措辞严厉。指认他犯有现行反革命罪，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判决书上的最后一句是：由于认罪好，特宽大处理，判处无期徒刑。 第二天接见“犯人”，老彭的态度明显改变，接见地点没有安排在固定的“犯人接见室”，接见时间也没有遵守“只许半小时”的规定。穿着囚衣、戴着囚帽的聂绀弩，从关押区向管理区缓慢走来。他很快认出了朱静芳，眼睛里流露出笑意，说：“朱大姐，你长胖了。”这本是句淡话，不知怎地令朱静芳辛酸无比，泪珠在眼眶里直打转，赶忙掉过头，泪水便沿着面颊滚滚而落。她请老彭离开办公室，自己也站到院子里，好让周颖单独和聂绀弩会面。 会面结束了，朱静芳迫不及待问周颖：“你问清楚了没有，老聂到底犯了些什么？”周颖答：“他告诉我主要犯罪事实是辱骂了江青和林秃子。”“辱骂的具体内容呢？”“说他讲‘江青和林秃子有暧昧关系’，但老聂始终没有承认；人家追问这话是谁说的，他东扯一个西拉一个，都没能落实，所以公检法认定还是他自己讲的。”“还有呢？”朱静芳问。“还有，就是他想吃五香牛肉。”监狱哪儿有什么五香牛肉？好心的老彭特地跑到附近部队驻地借了五斤肉回来，给北京来客和聂绀弩包了顿饺子，算是改善生活。 患难夫妻的会面长达四、五天之久，在此期间朱静芳加紧做老彭的工作，最后，索性摊牌：“无论如何，你们也要把人给我放出来。”老彭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老聂的身体不好，害过一场大病。我们把他弄到太原的医院，治了几个月才救活的。按这里的做法，判了无期的犯人是要押送到北大荒的，我们觉得他身体太差，就没有叫他去。在这里，也是做些轻微的劳动。”“什么叫轻微劳动？”朱静芳问。“比如在监狱的厨房洗洗菜。”朱静芳说：“你一定要想办法。先要保证他的健康，再做到保释就医。”又说：“老聂是个作家，给他一些书看，精神上也好有个寄托。”分手的时候，心里拿定主意的老彭把客人一直送到监狱大门，对朱静芳说：“你放心吧，我保证把老聂健康地送还给你们。” 回到北京的朱静芳连续给老彭写了几封信，均无回音。但她得知：聂绀弩的生活条件有了改善——从大牢搬到小屋；屋里放了书桌，书桌上摆了纸笔；北京寄去的或托人带去的罐头、腊肉、香肠、咸鸭蛋等食品一律由老彭转交。老彭和一个姓张的劳改干部命令在厨房干活的犯人，每天给他或蒸一碟腊肉，或切一盘香肠，或开一个罐头，或送一个咸鸭蛋。聂绀弩从心眼里感激朱静芳，说：自她去了监狱，自己的生活完全变了，如此特殊的待遇是监狱里从未有过的。而朱静芳打心眼里感谢老彭、老杨和老张，说他们如此地敢于担责冒险，真的够朋友。过了几个月，情绪又开始消沉的周颖对朱静芳说：“我想离开北京，在老聂的监狱附近找个房子住下来，就在旁边陪他到老。”朱静芳说：“你要这样也可以。不过，我和李大姐还是要尽量想办法，把老聂搞出来。”话虽如此，却无良策。尽管劳动改造表现好的犯人可以减刑，可聂绀弩早已不参加劳动了，减刑又从何谈起？老彭他们也是干着急。 1975年冬季，毛泽东决定对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一律宽大释放，并适当安排工作。愿意回台湾的，可提供方便。这个“决定”在全国范围迅速传达，果断落实。这个文件我是在四川监狱里听到的，与我同牢而居的国民党旧军政人员先是不敢相信，后是彻夜不眠。那些够不上县团级的老反革命第一次恨自己罪恶小、军阶低。 “决定”到了山西政法部门。根据档案，上边通知山西省第三监狱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共有8名。经核对，监狱领导发现只有7名，其中一人已病亡。老彭他们觉得让聂绀弩出狱的机会到了。因为只要能顶上这个空额，便可蒙混过去。但完全蒙混也不行，于是，他们开始翻查聂绀弩的档案，看看是否能够在他的政历上找到一丝与国民党的联系。这时，得知“决定”的朱静芳火速投书，信中也提出了相同的主意。毕竟她是经过母亲介绍认识的周颖夫妇，所以并不十分清楚聂绀弩的全部历史。还是监狱领导在提取的聂绀弩档案里，发现他有“于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学习”的经历。有了黄埔军校的履历，就足够了。老彭立即告诉朱静芳：事情办好了。聂绀弩以老共产党的身份进的监狱，以老国民党的名义出的牢门；以现行反革命的犯罪抓进去，以历史反革命案情放出来。 1976年秋，母亲征得周颖的同意，拜托电影家戴浩去山西接获释的聂绀弩返京。戴浩也是右派，每月领取生活费30元。他从母亲那里接过买车票的钱，又向母亲借阅一套明朝版线装书，说是“以破长途之寂”。生性慷爽的母亲不忍拂其意，犹豫片刻，还是将书拿出。结果，人接回来了，书却丢了。许多年以后，母亲对我提起那套明版书还心痛不已，带着埋怨说：“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戴浩非要那套书？要知道，那是你老爸爸的遗物。”聂绀弩回到北京，却报不上北京户口。仍是朱静芳抛头露面，找到与派出所、公安局关系极好的一个老太太（即文怀沙之母），请她出面为聂绀弩报上了北京市居民户口。 急人之急女朱家，两度河汾走飞车。刀笔纵横光闪闪。 化杨枝水洒枯花。劝君更进一杯茶，千里万里亦中华。 聂绀弩对朱静芳心怀感激，写了这样一首六句诗送给她。聂绀弩获释经过，朱静芳对外人谈及很少。后来，周颖曾对别人便讲：“我们老聂能够出来，是由于某首长出面。”话传到朱静芳耳朵里，惹出一肚子火。气愤的她当着聂绀弩的面，质问周颖。又说：“你这是忘恩负义，过河拆桥。”“我讲不过你。”理屈的周颖说罢，便去卫生间。趁着这空当儿，坐在一边旁听的聂绀弩乐滋滋对朱静芳地说：“她怕你。”过后，朱静芳心里很难过。她对我说：“小愚，我想办法救老聂，一方面是由于你的母亲待我太好，一方面是因为老聂实在是太冤。” 我说：“朱阿姨，没有你的帮助，聂伯伯也能出来。不过，他要在监狱里等到胡耀邦上台平反全国的冤假错案，时间至少要推迟三至四年。等一年，就意味着再坐365天的牢。对个老弱病残来说，在一千多天的日子里，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 朱静芳不住地点头，感叹道：“别看周颖一头白发，还不如小愚懂。” 关于聂绀弩的“犯罪”，不禁让我联想起戴浩对我讲的一段话。我出狱不久，戴浩来我家闲聊，母亲留饭。饭后，我送戴浩去建国门大街的1路汽车站。正值残夏，阳光耀眼，热气灼人，几只蜻蜓在空中盘旋。我俩拣着有树荫的地方走。走着，走着，他停下脚步，突然地说：“现在背着李大姐、周大姐、朱大姐以及陈大姐（即陈凤兮），我向你提个问题：把你关进大牢，冤不冤？” “当然，冤呀！” “我也认为冤。章诒和不就是章伯钧的女儿吗？小愚不就是有感于江青从政，在日记里写下‘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么一句话嘛。” 我点点头。 接着，他又问：“你说把聂绀弩关进大牢冤不冤？” “当然，也冤呀！” “错了，与你相比，老聂可不冤哪。” 看着我瞠目结舌的样子，他笑了，拍着我的肩膀，说：“用不着吃惊，戴叔叔解释几句，你就明白了。用今天的法律去判断，老聂是冤枉。可拿当时的政策去衡量，聂绀弩可是真的有罪。” “为什么？” “因为他真是像判决书写的那样，恶毒攻击了无产阶级司令部。我现在可以告诉你，老聂骂林彪用的是最粗鄙的语言，粗鄙到我无法对你重复他的话。” “真的？” “真的。在接他回京的路上，老聂把自己的‘犯罪情节’全都告诉给我。我曾经告诉给你的母亲，她叮嘱我今后不要再对别人讲了。” 在以后的接触中，我发现性情狷介的聂绀弩对自己所反感的事物，用语常常是很刻毒的。戴浩的话，一点不假。聂绀弩为什么如此肆无忌惮底辱骂“副统帅”呢？我觉得除了性格因素、本性使然，资历也是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不错，聂绀弩是名作家，但他又是个老革命，且“老”到与林彪同读黄埔（聂为二期、林为四期），同为湖北老乡。有着这样的一个背景，即使对方变成了革命权威、政治领袖、毛泽东接班人，他也决然不会去仰视、去拥戴的。在聂绀弩的眼里，林彪就像面对面办公的同事、隔壁而居的街坊那样普通熟悉。因此是可以随时随地的批评乃至诟病其缺陷的，这缺陷包括他的野心、虚荣、伎俩和作风。周颖来我家，一坐便是一天。母亲定是留饭的，擅长烹饪的姐夫洗手下厨，烧出的菜虽非美馔，却颇适口。周姨每次吃了，都说：“好，真是太好了，我还要带些走呢。” 聂绀弩释放回京以后，她带菜的习惯仍保持着，且加大了力度——带走的菜肴都改用我家大号铝饭盒，且塞得满满的。周颖一边把菜装饭盒，一边解释说：“我们老聂就爱吃小柴（指我的姐夫）做的菜！”每听此言，母亲脸上泛起微笑，姐夫则一副得意神情。菜带得再多，全家也心甘情愿。后来，有一次母亲要去王府井八面槽有名的全素斋买些素什锦回来，竟发现家里所有的饭盒都没了。问姐夫，回答说：“章家的饭盒都在聂家碗柜里放着呢！” 母亲去看望聂绀弩，常让我的姐夫陪同。姐夫自会带上许多新鲜鱼肉及蔬菜，亲自做给“聂伯伯”品尝。看着满桌子的可口菜肴，聂绀弩特别高兴。他说：“我颠簸了一辈子，吃到的快乐远没有吞下的苦水多。但今天我是快乐的，大家是快乐的。” 一天下午，母亲正在清理父亲生前收藏的清代茶壶。1966年8月红卫兵抄家时只认得瓷器，不知道这些用泥巴做的茶壶也是古董、“四旧”、好玩意儿且价格不菲。所以经过无数的洗劫之后，家里还剩得几把宜兴老壶。母亲刚把茶壶擦洗干净，摆在地上晾干，周颖、朱静芳二人就进了门。周颖见每把茶壶都那么漂亮，便说：“李大姐，这些壶真好看，送给我一把啦！”见母亲没有吭声，即又说：“我们老聂总爱靠在床上，用杯子喝茶很不方便……”一听是拿回去给聂绀弩使用，母亲就让周颖任意挑一把。自然朱静芳也挑了一把。事后，母亲提起这两把茶壶又很有些心疼，并念叨：“也不知老聂用上茶壶没有？” 出狱后的聂绀弩很想为母亲做些事。一次，他知道母亲在大街上摔伤了胳膊，就毛遂自荐，说要领着母亲去找个医生。母亲问：“你带我找中医，还是西医？” “中医。” “此人有名吗？” “此人大大地有名。” “他是谁？” “萧军。” 母亲嗔怪道：“老聂，你别是在跟我开玩笑吧。萧军是个作家，你带我找他做什么？”聂绀弩笑了，笑里透着得意。说：“李大姐，你说得不错。但你不知道，他还是个正骨中医。”受聂绀弩热情诚挚的感动，母亲同意了。他们一起到了座落在什刹海附近的萧军的住所。“这是李大姐。李健生，章伯钧夫人。”红光满面的萧军听了聂绀弩的介绍，紧握母亲的手，说“认识你，真是太好了。今天我一定要好好款待你们。” 聂绀弩说：“我们不是来做客的，是来看病的。”结果，既做了客，也看了病。母亲的胳膊让健硕无比的萧军“三下五除二”地给摆弄好了；他们也成了朋友，同聂绀弩一道，又去烤肉季吃饭，又在湖边合影。 1977年11月，北京市政协重新开张，恢复活动，召开了五届一次会议。从前一直是北京市政协委员的母亲却未接到“当选委员，参加会议”的通知，而其他老委员都先后收到了。她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独独没有自己的份儿。她来到聂家，对聂绀弩夫妇说，自己很想不通，也很不服气。聂绀弩对周颖说：“你去买些酒菜来，中午我请李大姐在家里吃饭。”周颖不善家务，也没有雇佣固定的保姆。所以一般情况下，母亲是不在他家吃饭的。但今天例外，母亲同意了。饭桌上，聂绀弩持箸进菜，殷勤相劝，又向母亲举杯，而且一定要“干”了。过后，对母亲说：“李大姐，我送你一首诗吧！怎么样？” 幺女归才美，闲官罢才清。中年多隐痛，垂老淡虚名。 无预北京市，宁非李健生。 酒杯当响碰，天马要行空。 听着听着，母亲的脸红了。“李大姐，你看我说得对吗？”聂绀弩问。“对得很。‘无预北京市，宁非李健生。’这两句多好。”母亲笑了。“你说好，那就好。”三日后，聂绀弩将诗写于信内，寄来。在以后的日子里，母亲偶遇不快，便常吟这首《李大姐干杯》。 1978年秋，我被释放出狱，回到北京，却尚未平反。 一天上午，母亲对我说：“我要带你去认识一下聂绀弩。”我俩是搭乘公共汽车去的。头天，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熟食和水果。母亲路上叮嘱我，千万不要谈论有关子女的事。这时我才知道聂绀弩和周颖有个独女，叫海燕，在歌剧院供职。女婿姓方，人称小方。令老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出狱前的一个月海燕自杀了，死因不明。小方被批斗，其所在单位领导和群众一致认为他对妻子的死负有不可推卸之责。没几天，小方也自杀了。周颖对聂绀弩瞒着这宗命案，谎称海燕出差在外。聂绀弩思女心切，很快病倒在床。过了半年多的时间，经母亲和其他几个老大姐商量，觉得总瞒下去不是个办法，再说聂绀弩也不是个承受不了打击的人，于是决定由陈凤兮找个单独的机会告诉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陈凤兮静静地讲，聂绀弩默默地听，讲者与听者的眼睛里都闪动着泪花。当晚，聂绀弩彻夜无眠。第二天早晨，周颖进丈夫的卧室，“只见绀弩面朝墙壁睡着，半边枕上犹有湿痕。桌上的烟盒空了，地上有一堆烟头。笔筒压着一张薛涛纸，纸上是一首七律诗。”但在聂绀弩的心里，仍藏着一个死亡之谜，即女儿为什么要自杀？ 周颖把家从地安门附近的东不压桥胡同34号的平房，搬到了左家庄地区的新源里单元楼。回到北京的聂绀弩按被释放的国民党军警特人员待遇，每月从街道领取18元生活费。他不能安于这样的身份，也不能安于这样的生活，便给担任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写信，说明自己莫名其妙被抓和莫名其妙被放的情况。邓小平将信批转给时任全国政协秘书长的齐燕铭，齐燕铭向邓小平汇报了聂绀弩“军警特”待遇的近况。邓小平听后，两眼一瞪，说：“他是什么军警特！”齐燕铭遂立即派人，给聂绀弩送去二百元营养费；跟着，齐燕铭责成有关方面，将“文革”中红卫兵抄走的现金——约有七、八千元，如数退还。 聂绀弩单薄、瘦削。无论行走，还是坐立，身体都有些前倾，背微驼。从我看到的第一眼开始，便觉得聂绀弩是一幅线条洗练、轮廓分明的肖像版画。令人难忘的是他在文人派头里所显示出的鄙夷一切的精神气质。即使有客人对面而坐，聂绀弩也常沉默不语，似乎总带有几分痛苦。其实，聂绀弩并不忧郁，只要一笑，眯缝着两眼，让人觉得慈祥可亲，是个仁厚的长者。当他正眼看你的时候，那目光竟是那样地坦白，仿佛可以一直穿透你的胸膛直达心底。 我向他浅浅地鞠了个躬，母亲介绍说：“这就是小愚了，刚放出来。” 聂绀弩问：“你是在四川的监狱吧？” “是的。” 周颖说：“小愚关押的时间比你长一些。” “你在哪里做什么？”聂绀弩又问。 “我种了五年茶，织了五年布。聂伯伯，你呢？” “我没有怎么劳动。” 我还告诉他，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和母亲在莫斯科餐厅吃西餐的时候，就曾见到过他。聂绀弩说：“想不起来，忘记了。”我说：“那时餐厅的服务员都神气得很，催她们上菜，带搭不理的，还从眼角看人。你生气了，对我和母亲说：‘什么叫养尊处优？还用查字典吗？她们的脸就是注解。凡掌管食品的人，都是养尊处优。’”聂绀弩大笑。我又说：“在咱们四个人等着上菜的时候，母亲问你的工作情况。你说：‘眼下的工作单位好极了。’母亲问：‘好在哪儿？’你的回答是：‘我都和孤家寡人（指溥仪）在一起了，你说这个单位（指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室）还不好？’”聂绀弩又是大笑，并夸我的记性好。 我说：“我脑子里净记这样一些没用的东西，不像你满腹经纶，记的都是学问。”聂绀弩听了，向我瞪着眼睛说：“我有什么学问？不信，可以翻看我填的任何一张履历表，文化程度——高小。” 囚服去身，阳光重沐。聂绀弩的情绪该振作，心情应舒畅。可我感觉他的心情并不怎么好，脾气也不够好。 母亲的解释是：有本事的人，都有脾气；有本事又有冤枉，脾气就更大了。周颖是不参加我们谈话的。不一会儿，她拎着个黑塑料提包走过来，对母亲说：“李大姐，你们聊吧，我到外面去办点事儿，老聂今天特别高兴。” 周颖刚出门，聂绀弩的脸色蓦地阴沉起来，说：“小愚出来了，很好。可我想回去。” “聂伯伯！”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对母亲说：“李大姐，还是监狱好。” 母亲说：“老聂，有些事要看得开，想得通，我们才能活下去。” “我想不通，海燕到底为什么死？说他们（指海燕夫妇）夫妻关系不好，小方有外遇？可死前两口子还发生了性关系。按说我坐了牢，母女（指海燕和周颖）应该是相依为命的。可我后来读到海燕早就写好了的遗嘱，才知道事情很复杂。女儿在遗嘱里说：‘我政治上受骗了，生活上也受骗了。’又说‘我的两个小孩千万不要让母亲带。’为什么女儿不信任母亲？所谓‘生活上也受骗了’，是指谁？是小方一个人骗了她，还是连同周颖两个人都骗了她？海燕是怎么知道自己受骗的？她看到了或者发现了什么？这些到底都是怎么回事？李大姐，我总该弄清楚吧？” 母亲是看过遗嘱的。这一连串的发问，却令她无法应对。只能宽慰他，说：“老聂，事情已然过去，你要超脱出来。周颖一人在外，实在也是万分困苦。我希望你和她彻底安顿下来，以前的，都不去想啦！还有许多事在等着你去做呢。”聂绀弩摇头，说：“事情我要做，问题也要想。再说，海燕的死是有果无因，怎么能说‘事情已然过去’？”母亲再无话可说。海燕的死因及遗嘱，是聂绀弩脑子里的谜团，也是心中的死结。 我是第一次登门拜望，聂绀弩说什么也要留我们母女吃午饭。我第一个把饭吃完,按照规矩，将一双竹筷平架在空碗的正当中，欠身说：“聂伯伯，谢谢。你们慢用。”低头吃饭的聂绀弩抬头望望我，笑了。微笑中带着挖苦的神态，说：“不要谢我。”遂指着周颖说：“谢她。我现在是靠老婆养活的。” “你不会永远拿18块。”母亲说。饭毕，即告辞。母女同行一路。许久，母亲长叹一口气，说：“老聂，可怜。” 1978年年底，我的丈夫（唐良友）从成都来到北京。母亲说：“你们夫妻好不容易团圆了，带些糖果，算是喜糖，一起去看看聂绀弩吧。”说着，把写着东直门外左家庄新源里西9楼3单元33号地址的便条，递给了唐良友。 我问：“万一聂伯伯不在家，要不要事先打个电话？” “周颖可能不在，绀弩是一定在家的。” 临走时，母亲对唐良友说：“记住，不要在他家吃饭。。” 给我们开门的，是聂绀弩。 进屋后未见周颖，便问：“聂伯伯，周阿姨呢？” “出去了。”看来，母亲的话是对的。 聂绀弩坐在了床沿，指着床旁边的一张旧藤椅叫我坐下。然后，他上下打量着唐良友，直声问：“他是谁？” “我的爱人，唐良友，你叫他小唐好了。” “你的爱人？”聂绀弩毫不掩饰自己的怀疑与惊异。 我点点头。 “真的？”他轻轻摇着头，问唐良友：“你是做什么的？” “在川剧团搞器乐。” “什么乐器？” “从唢呐到提琴。” 他笑了，笑得很冷，又很怪。我不知道丈夫是个什么感受，但我从这样的笑容里，读出了几层含义：一，聂绀弩不仅觉得唐良友过于年轻，更觉得他过于漂亮；二，对这种年纪、相貌以及职业，有些鄙薄；三，这种鄙薄也推及到我，即鄙薄我对男人的选择标准，或许还有对男女性关系的联想，等等。我很想对他解释一下，讲讲自己所经历的如电视连续剧一般曲折的婚姻故事。但我忍了，忍受了他的笑，也接受了笑中的鄙薄。我清楚自己面对的不是一个小市民。 很快，我们进入了谈话的正题。正题就是对监狱的认识与感受，这是我和聂绀弩唯一的共同点，恐怕也是唯一的话题。 “小愚，你对坐牢都有些什么体会？”聂绀弩首先发问。 “我初到监狱，有三个‘想不到’。” “哪三个？” “一想不到监狱犯人如此之多；二想不到犯人刑期如此之长。” “那三呢？” “三想不到监狱状况如此之差。” 听了这三个“想不到”，聂绀弩似乎觉得我多少是个可以聊上几句的人，而非只会选漂亮男人做丈夫。他伸手去拿搁在写字台上的香烟，唐良友忙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打火机，打燃。他点上烟，舒服地把上身斜靠在床头，两条腿挪到床沿边，平搁着。 见他有了兴致，我的心绪平稳了许多，说话的声音也放大了：“聂伯伯，后来我发现所谓的三个‘想不到’，不过是表面现象罢了。” “你还有更深的认识吗？说来我听听。”眼神里，流露出关切和暖意。 我说：“有两点来自对人的认识。首先，人是不能改造的。罪犯充其量只能做到遏制自己，即遏制犯罪本质。换句话说，人不是不想做坏事，而是不敢做坏事。另外，从前我以为坏人就是坏人，蹲上两年（大牢）便明白一个人坏了，可以再坏，再坏以后，还可以更坏。坏是无底的。” “举个例子，说说看。” “比如，一些年轻女犯是盗窃罪，即惯偷。劳改队的劳动强度大，肚子总填不饱。除了在农田里偷些可食之物以外，她们便想方设法找男人‘野合’。搞一次，得一个窝头，一个窝头也就值五分钱。她们本来坏在偷盗上，现在又多了个卖淫的毛病。犯人谁不想出狱？我们的劳改条例又鼓励密告。对他人有重大检举，自己可获减刑。于是，告密成风。再沾上这一条，人就更坏了。” 聂绀弩笑问：“你告过密吗？” “我告过，而且后果严重。” “什么后果？” “把人给毙了。” 他问得突然，我答得直接，我俩不由自主地被对方的态度所感染。聂绀弩忽然发现没有给客人倒水沏茶，便起身趿拉着鞋，取茶杯、提暖瓶，找茶叶，并抱歉地说：“对不起，我现在才给你们泡茶。”用不怎么开的水泡上两杯绿茶后，他又靠在床背，恢复了原来的姿势。这时的他，像个等着听故事的孩子。从这一刻开始，我感觉双方才是对等的。我说：“聂伯伯，我家庭环境好，受教育好，从无生活恶习。我不过是个政治犯，更准确地说是个思想犯，但进了大牢后，我学会了骂人，学会了打架，学会了偷东西。因为不这样，就活不下去。打架骂人，是犯人之间流通的公共语言。我能像原始人那样用拳头撕扯扭打；像老泼妇那样当众骂街。偷，专偷吃的，是因为饿。饿是什么？是一种关乎生命的本质性痛苦。说句不好听的，除了厕所里捞出来的，不吃，我什么都吃。你的岁数大，又不劳动，肯定对这种痛苦体会不深，而且，可能还把食物和朱阿姨带给你的食品，分给帮助照料你的年轻犯人吃，对吗？”聂绀弩点头，道：“是这样的。”继而，他把话题拉了回来：“你跟我说说那件后果严重的事情。” 我开始了讲述：“最初的几年，我是在苗溪茶场。三十多个新、老反革命女犯挤在二十多平米的监舍。睡在我斜对面的一个浓眉大眼的中年妇女，叫张家凤。她生性活泼，多才多艺，有一条好嗓儿，会唱许多中外歌曲。高兴起来的话，还要讲几句英语。我觉得她是众多女囚中最可爱的，但是组长警告我说：‘张家凤是个抗拒改造的反改造分子，你不要接近她。’很快，我便发现她的精神不够正常，自说自唱，神神叨叨的。越是春茶采摘的季节，她越是发作。别人一天采茶二十多斤，她的茶篓却是空的。消极怠工，就是抗拒改造，晚上要挨批斗，犯人斗犯人。多数犯人为了表现自己靠拢政府，接受改造，批斗时就掐她的胳膊，扯她的头发，煽她耳光，我吓得躲在旮旯，但张家凤却习以为常，甚至面带微笑。组长又告诉我：‘她的态度如此嚣张，是仗着自己军人出身、军大毕业。打过几次杀威棒，好些了。她犯罪的起因是被一个首长搞了以后，甩了，从此对共产党怀恨在心。’” “这样经历的女同志，在建国初期是不罕见的。即使有些年轻女同志被组织安排给了某首长做老婆，多数也不幸福。”聂绀弩插了一句。“大概是第二年采摘春茶的时候，张家凤的旧病复发了，而且很严重。她咒骂的不光是那个曾经玩弄自己的部队首长，也不单是把她送进监狱的军事法庭。她咒骂的是毛泽东。很多犯人都听见了，大家争先恐后地去揭发。事情汇报上去，管教干事发话下来，说：‘章诒和的文化程度高，叫她不要采茶了，拿着纸和笔，跟在张家凤的后面。听到一句反动话，就写下一句。再布置另外几个犯人靠近张家凤劳动，一边采茶，一边用心记下她说的，晚上让她们找人写成揭发材料，作旁证。’当时正是下午四点钟的样子，从清晨四点开始爬上茶山，人已经干了一圈儿（即12小时）。我累得要死，腰痛得要命，好像就要断了。一听到这个任务，忙甩下茶篓，心里别提多高兴啦。只觉得自己可以从筋疲力竭中逃出来，而不去想想我记录下的材料是干嘛用的。我跟了她两个下午，她在咒骂的时候，仍称毛泽东为毛主席。她真的疯了——这一点，别人不懂，我应该懂。大约过了半年，在‘十一’国庆节之前，张家凤被押走了。9月30日，劳改茶场召开宽严大会。宽大处理的样板是我们的那个组长，减刑半年；从严惩治的便是张家凤了，因恶毒攻击伟大领袖而判处死刑。宣判后的二十分钟，远处传来了两声枪响，数千人的会场如一潭死水。子弹射穿她的同时，仿佛也击中了我。张家凤死了，我觉得是我用笔和纸害死的。”我说不下去了。聂绀弩起身把茶杯端给我，说：“喝口水，喝口水。” “聂伯伯，你知道吗？从抓我的那一刻起，我一直认为自己无罪。但从枪毙张家凤的那一天开始，我便觉得自己真的有罪了。” “罪不在你，错不在你。”聂绀弩的目光沉郁，仿佛人类的善良、忧患及苦难都随着目光，流溢而出。他吸烟的时候，嘴唇原是紧闭的。这时却张开了，一股青烟冒出，随即散开，在空中形成淡薄的雾气。他仰着头，看着这飘动的青烟渐渐散去，语调平缓地说：“密告，自古有之，也算个职业了，是由国家机器派生出来的。国家越是专制，密告的数量就越多，质量也越高。人们通常只是去谴责犹大，而放过了残暴的总督。其实，不管犹大是否告密，总督迟早也会对耶苏下手。” “聂伯伯，我在狱中呆了十年，体会到对一个囚犯来说，贪生可能是最强烈的感情。而狱政管理的许多做法，正是利用了这种感情。”我们还谈起各自的“犯罪”情况，一对案情，俩人都笑了。原来在我俩的判决书上都有“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罪状。 我说：“我们的毛病都是太爱说话。”我的这句话，聂绀弩有些不受听。气呼呼地说：“祸从口出——这条古训，中国的老百姓谁敢不牢记在心？他老人家不开口则罢，一开口，必是雷霆万钧，人头落地。我们这个国家什么工作都可以瘫痪，惟独专政机器照样运转。而且，人被戴了帽子，被关押，被劳改，被枪毙，可革命照旧进行，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这就是我们这个国家最可怕的地方，也算是社会特色和特征吧。”聂绀弩停顿片刻，突然提高了声音，说：“但是，无论我们怎么坐牢，今天的结果比老人家强。” “你认为，他老人家的结果是什么？” 聂绀弩伸出四个手指，说：“四句——身败名裂，家破人亡，众叛亲离，等到一切真相被揭开，他还要遗臭万年。” “聂伯伯，‘文革’中我的父亲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认为——毛泽东几十年的执政错误给中国的每个家庭，都制造了灾难和痛苦，别看现在是‘红海洋’，将来会是个悲剧的收场。” “你的父亲是先知先觉，你的母亲是大慈大悲。你虽受了父母的连累，但你该为他们自豪。” 我说：“我在牢里，支撑我的就是死去的父亲和活着的母亲。即使我死了，我的灵魂也会回到他们的身边。” “好。”说罢，他把目光投向了窗外。 我怕他联想起海燕，扯开话题，问起他狱中生活。他告诉我，自己有书看，还能写东西，处境比我好。 “聂伯伯，你看些什么书？” “主要是看《资本论》，一遍一遍地看，一直看到被放出来。说来你也许不信，我一共读了17遍。读《the capital》，有鱼跃于渊之乐。” 我大为吃惊：“天哪！你该不是把《资本论》当成了《圣经》吧？” “算你说对了。”他有些兴奋，好像很欣赏我的这个比喻：“我就是把它当作《圣经》，其实，《资本论》也像《圣经》。” “为什么？” “因为它是从哲学的观点出发的；又因为它写出了真理；还因为它的文笔。‘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弱都无济于事。’小愚，你说这段话像不像《圣经》？你说马克思的文笔好不好？《资本论》当然是论述经济问题与规律的，但它把权力、选举等政治因素概括进来，又涉及思想、舆论、信仰、情感等精神事物。分开来读，每个部分都说得很明晰；合起来看，整部书又非常完整。这个特点不也很像《圣经》吗？中国人当共产党，有几个人读了《资本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共产党员，为什么要参加革命？原因分析起来，不外乎两个。一部分人是为了寻找个人出路；另一部分人是出于对当地政府或顶头上司的不满。怀着这样的动机，哪里需要《资本论》？从前的我，也是不看这种书的。”聂绀弩又赞叹道：“《资本论》可是好文章呀！在山西写下的读书笔记，有几大本。可惜，让他们（指监狱管理人员）都拿了去。” “聂伯伯，你读《资本论》17遍之后，有什么感想？” “最大感想就是怀疑理想。共产党建党至今，不知道给我们树立了多少理想。理想有高，有低。高到共产主义，低到公共食堂。无论高或低，几乎都很少实现。即使实现了，也很快失败。包括现在我们这个不高不低理想——社会主义，也不成功。为什么总是实现不了？我们都是在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上找原因。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理想错了。我们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说的共产主义和德国大胡子讲的共产主义完全不同。而且，事实证明——基于反抗压迫的革命，并不一定通向自由和幸福。” 我说：“父亲讲，读马（克思）恩（格斯）要看德文版的，苏联的俄译本不行，中共的译本就更不准确了。1960、61年的时候，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核心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父亲听了怒不可遏，说：‘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叫混蛋逻辑。’话的尖锐以及声音之大，把我和妈妈都吓呆了。他很反感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父亲认为，想用一种理论囊括所有的事物是根本不可能的，也是没有的。他还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本质是书生，学者。马克思主义是学术性质的，中国文人说法叫书生之见。只是后来的列宁、斯大林和再后来的毛泽东，把它完全政治化、而且当作了工具使用。谁读了德文本的马恩全集，谁就能把这些荒谬矫正过来。” “你父亲说的是内行话。” 就这样东扯西拉，不觉已近中午。唐良友看了看表，我忽然想起母亲临行前的叮嘱，便对聂绀弩说：“我和小唐告辞了。” 他从床上起来，握着我的手说：“问候你母亲，下次和她一道来。” 出了聂家，发现唐良友一声不吭，脸上阴云密布。我恍然大悟：刚才两个小时的谈话，聂绀弩居然没和他说上一句话，哪怕是扯上一句闲话。 半年后在成都，5月的一天，唐良友突发急性胰腺炎，大叫一声断了气，死在我的怀里。死的那一刻，从眼角流出一颗硕大晶莹的眼泪，滴落到我的手臂。在他的追悼仪式和我的平反大会举行后，我从四川返回了北京。回京的第二天，周颖清早就来看我。踏进门，就哭着对我说：“小愚，你的命咋这样苦？”我似乎已经麻木，怔怔地望着她，出神。周颖又道：“聂伯伯要我对你说：‘小唐前后只和你生活了几个月，却于牢门之外守候十载。他是个好男人，是你的好丈夫。’”绿水千里，青山万重。聂绀弩的称赞，不知黄泉路上的匆匆行者可否听到？——我觉得生活也是一部法律，甚至是酷法。普通人除了服从以外，又能怎么样？ 1979年的年初，中共中央决定给百分之九十九的右派平反。在正式发文以前，社会上就传言“57年的反右要一风吹”。又风闻“要给右派补发工资。”一日上午，我和母亲正在看报，忽听履声跫跫的来了一阵，来者是戴浩。他兴冲冲说：“李大姐，你知道吗？共产党要解决右派问题了，章伯老该是头名。”母亲一摆手，说：“都是社会上吹出来的风，中央统战部可没透一点消息。”我插了话：“戴叔，你别忘了，发落右派的各种原则和招式，可都是邓大人一手制定和操办的。”接着，戴浩给我们母女讲了一些关于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狠抓落实政策的事情，我却坚持认为他对现实的判断过于乐观。而母亲并不关心自己的右派问题，只是想着父亲冤屈。过了些日子，戴浩又跑来，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说：“电梯坏了，我是爬楼梯上来的。李大姐，小愚，我给你们看一样东西。”说着，从上衣口袋里掏出几张纸。纸又薄又皱，用原珠笔复写的。原来这是一份中发关于右派分子平反的文件。 “老戴，你从哪里搞来的？”母亲问。 “李大姐，文件的来路就别管了，总之很可靠。从文件精神来看，右派真的要一风吹了。” 母亲说：“这还仅仅是文件，不知落实起来会是个什么样子？” 戴浩把复写的文件小心翼翼地重新装入口袋，对母亲说：“我要去告诉老聂。” “你在这儿吃了午饭，再去不迟。” “不，我马上就去。” 母亲说：“那我们就等你来吃晚饭。”他答应了。 几小时后，戴浩回到我家，那最初的兴奋之色，一扫而空。 母亲问：“你怎么啦？” 戴浩一头倒在沙发上，苦笑道：“我去报喜，反倒挨骂。” “是老聂骂你了吧？”母亲给他递上茶与烟。 浓茶下肚，嘴吐出一个个烟圈儿，戴浩恢复了精神。他告诉我们：“周颖先看的文件，一边读，一边说：‘有了这个文件，事情就好办了，咱们的问题都能解决。’周颖要老聂也看看，老聂不看。他还带着冷笑讥刺我和周颖：‘见到几张纸，就欣喜若狂；等平反的时候，你们该要感激涕零了吧！’李大姐，你瞧他的话，有多刻毒。”母亲认为，聂绀弩的话不是针对戴浩的。我想，聂绀弩的满不在乎，是另一种凄然。 这一年的10月，在北京举行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十分紧张。几乎所有的作家艺术家，都要求参加。老的，要借此恢复名誉，新的，要正式登台亮相。总之，能成为一名代表简直就是粉碎“四人帮”后，重新进入文坛艺苑的身份确认及社会认可。许多人为此四处奔走，八方联络，各显神通。那时负责大会组织工作的林默涵家里的电话，铃声不断。 对此，聂绀弩表现得十分冷淡。周颖对母亲说：“老聂说了，这种会参不参加两可。倒是别人比他自己还要关心这件事。”文代会开幕前夕，母亲接到周颖电话，说：“我们老聂正式接到开会的通知了。”不久，又来电话。母亲把话筒递给我，说：“周颖找你，说有点事要办。”我能办什么事？那边周颖传来的声音： “小愚呀，再过几天就开文代会了，我家现在的来客人就不少了。你的聂伯伯也要去参加。我把从前的衣服翻出来，看了看，衬衫裤子他都能穿。只有那件华达呢风衣，大概时间搁久了，被虫子咬了几个洞。你不是在监狱里学过织补吗？你自己织补的呢子大衣多好呀。所以，我想现在就把风衣送过来，你用一、两天的时间给织补好，再烫平整，好吗？算你替我给聂伯伯做件事。”我说：“周姨，非要我织补当然也可以。但我总觉得，这次聂伯伯参加文代会，你该给他买件新的才对。”“那好吧，我去买新的。”电话被挂断，从语调上看，周颖显然不满意我的态度。可母亲称赞我：“拒绝得好。就是不开会，她也该给老聂买件新大衣。”母亲为周颖的抠门，还真的生了点儿气。 文代会结束以后，周颖来我家聊天。她说：“聂伯伯要我谢谢小愚。”“谢什么？我又没能给他织补大衣。” 周颖转脸儿对母亲说：“老聂夸小愚知道疼人，还说比我强呢。”我被这样的一句简单夸奖，竟乐得合不上嘴。母亲问；“老聂认为文代会开得怎么样？”“咳，他压根儿就没去会场，所有的工夫都拿来会友，聊天。他的房间从早到晚客人川流不息，连门都关不上。来的人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反正都是别人来看他。他自己不出门，一个都不去拜访。这次大会最出风头的是萧军，人也活跃，会上发言说自己是‘出土文物’。有人劝老聂讲几句。他不干，私底下说：‘别看都是文人，可文坛自来就是一个小朝廷，不歇风雨。’又说，‘如果这个文代会能计算出自建国以来，我们的领袖为歌颂领袖，我们的党为歌颂党，花了多少钱？再计算一下从批判《武训传》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因为思想言论丢了多少条命？该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人在黑暗中才能看清现实，聂绀弩看清了现实。看看那张沧桑的脸，便知道他是把一切都看清了，也记下了。我能想象出聂绀弩说这话的神情——笑眯眯的，带着一点调侃。这讥讽的神情和轻描淡写式的语气，使我透过文学帷幕感受到他对现实的基本态度——一个服从社会背后掩盖着的不服从。正是这样一个“不服从”的灵魂，让聂绀弩在一个要求“向前看”的场合发出“向后看”的呼吁，在和谐的乐章里弹奏出非和谐音符来。 1980年，聂绀弩病了，病得不轻，住进了医院。母亲约了朱静芳、陈凤兮一起去探视。周颖告诉母亲：老聂住在邮电医院。母亲去了，还买了许多补品。聂绀弩见到这几个大姐，非常高兴。趁着周颖到外面买晚报的工夫，他用一种自嘲的口吻对母亲说：“李大姐，你知道嘛，我住这个医院是沾了老婆的光。我现在不仅是沾了老婆的光，而且还沾了朱学范的光呢。”母亲知道周颖和朱学范在总工会、邮电部、民革中央是几十年的同事、朋友和上下级关系。故劝慰道：“老聂，你说这话，我可要批评你两句了。人家周大姐通过朱学范，让你住上最好的病房，给你找到最好的大夫，又怎么不对啦！”陈凤兮和朱静芳也附和着母亲观点。聂绀弩沉默了。 八十年代以后，国家的形势越来越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既是官方提出的口号，也是每个人渴望的目标。“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等开张”。个个都想做陶朱公，富甲天下。邓丽君，喇叭裤，速溶咖啡，万元户等新事物，如洪水突发，滚滚而至。在意识形态领域，人们觉得比从前宽松了许多，性描写，意识流，朦胧诗，像时装展览一样，不断地花样翻新。也就是从八十年代起，周颖不再常来我家，她在民革中央担任了组织部副部长。母亲也很少去新源里，她对我说：“老聂安心写作，和周颖一起过上好日子，我们也就不必去打搅了。” 但从朋友那里一次次传来的消息，似乎并非是“过上好日子”。他们说，老聂的脾气越来越怪，常对周颖发火。又说，老聂的心情不好，一天说不了几句话，整天价躺在床上。再又说，老聂气色也坏，不爱吃东西，光抽烟。别人送的高级食品和高级器皿，都胡乱堆在地上或旮旯。母亲越听越不放心了，她请朱静芳、陈凤兮去看看老聂，再好好聊聊。患难时期都熬过来了，现在团圆日子反倒过不好了，究竟是什么原因。 第二天，朱静芳和陈凤兮去了。当日下午，朱静芳就来到我家，向母亲“汇报”，说：“去得很巧，周颖、不在家。我和陈大姐对老聂说：‘李大姐听说你心情和身体都不够好，特地要我们来看看你。’老聂见到我俩很高兴，还责怪说，‘我回来了，你们却都不来了？’” 母亲说：“老朱，造成他心情郁闷的原因是什么，你们问了吗？” “问了。” “他说了吗？” “说了。”吐了这两个字，爽快的朱静芳竟停顿下来。 “怎么啦？老朱。”母亲很奇怪。 朱静芳神色凄迷，语气低沉地说：“聂绀弩对我和陈大姐讲：‘你知道我现在头上的帽子，有几顶？’‘几顶？’老聂拍着脑袋说：‘有三顶。’我俩奇怪：‘怎么会是三顶？’‘当然是三顶啦！’我扳着手指给他算——右派帽子一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一顶。还有一顶呢？我问老聂。‘这最后一顶，还用我说穿？’老聂讲到这里，脸色铁青。”母亲惊骇不已。她向朱静芳伸出张开的手掌，仿佛要阻止这个消息的到来。 朱静芳压底了嗓门，继续道：“老聂又讲：‘她要是美人，闭月羞花，也行。英雄爱美人嘛！她要是少女，青春二八，也行，春心难抑嘛！可她什么都不是，是又老又丑。年轻的时候，就有过这种事。一次她彻夜不归，我知道人在哪里。早晨六点，我去了那位诗人的家。推开门一看，俩人睡在了一头。我没叫醒他们，轻轻地把门带上，走了，让他俩睡吧。那时是因为年轻，可现在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坐了大牢，判了无期？老朱，你这个当法官的，能解释给我听吗？’老聂越讲越激愤，他又对我们说：‘现在她和我只剩下一种关系了。’我和陈大姐听不大懂，便问：‘这剩下的一种关系是指什么？’老聂瞪大眼睛，说：‘金钱关系呀！还能是别的？我再告诉你们——我死以前，会把自己所有的稿费、存款都交了党费。一分不留。’” 附 读者舒芜先生的来信 二闲堂编辑先生： 贵刊所载章诒和女士的《斯人寂寞》中说—— 1982年夏历除夕，是聂绀弩虚岁八十，俗话说：做（寿）九不做十。我和母亲由于先要到崇文门新侨饭店拿上预先订制好的大蛋糕，所以赶到聂家的时候，已有不少客人到了。母亲走到聂绀弩的房间，发现有个生面孔坐在那里。母亲朝“生面孔”点个头，便对聂绀弩说：“我和小愚祝你生日快乐。”说罢，转身来到周颖的房间，坐下。房间的一角已经堆着许多蛋糕。 我悄声问母亲：“那个人是谁？” 母亲白了我一眼，没好气儿的说：“舒芜。” 舒芜就是他！天哪，从五十年代初我的父亲赡养他的亲舅以来的数十载，这个名字我可是听二老念叨了千百遍。只怪自己刚才没瞧清楚，我真想再进去看看。 随即聂绀弩跟了进来，对母亲说：“李大姐，你先在这里休息，我等一下就过来。” 谁知不到一刻钟的工夫，陈迩冬夫妇、钟敬文夫妇就挪了过来，再加上个老顽童戴浩，我们这间小屋挤得热气腾腾。后来，舒芜走了。我欢呼着跑到了聂绀弩的房间，大叫：“给聂伯伯拜寿啦！” 这与事实不一样。事实是，那天我并没有去聂绀弩先生家拜寿。因为事先聂绀弩先生就有信阻止我去。 聂绀弩先生是为了他的《散宜生诗》应否加注的问题，要听听我的意见，希望能当面畅谈，故于1983年2月6日给我信云： 请兄春节前后光降一下，作一畅谈。但不可于旧历除夕，因恐是日有起哄而来者，人多口杂，反不易谈清什么问题也。绍良兄能不来亦佳，去年（前年？）他空跑一趟，颇觉无趣，至今犹歉，但亦只好由兄通知他。 信末又有周颖大姐附笔云： 老聂的心意，是要您和绍良同志约着一起来，老聂和您们二人好说话。除夕那天来的人多，他不好和您俩说话。告诉绍良同志，我们有好酒等着他。 我接到他们这封信，当然就没有在1983年夏历除夕那天去聂家拜寿，并且以后历年夏历除夕都没有去过。 事虽细微，仍然希望贵刊能更正一下。 专此布达，顺颂 编祺。 二零零三年九月二日，舒芜上 六、一片青山了此身——罗隆基素描 罗隆基（一八九八——一九六五）江西安福人，字努生。早年留学美国。一九三一年与张君劢等同组再生社，次年改组为中国国家社会党。曾任清华、光华、南开、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新月》杂志主编，北京《晨报》社社长，天津《益世报》主笔等职。一九四一年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为中国民主同盟）。一九四六年代表民盟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并任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一九四七年民盟被迫宣布解散，在上海被国民党软禁。一九四九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曾任政务院政务委员、森林工业部部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等职。 ——摘自《简明社会科学词典》 关于罗隆基的这个条目，似乎缺少了一项重要的内容。那就是他在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六日，被划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而这个身分远比他的任何学位、职务、头衔，要响亮得多，也知名得多，且保持终身，直至亡故。此外，他还是毛泽东亲自圈定的章（伯钧）罗（隆基）联盟的二号人物。这个经御笔定下的铁案，至今也未见发布官方文件，予以废除或更正。我听别人说，在八十年代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曾发过一个文件，说明章罗联盟的“不存在”，可惜这个文件几乎无人知晓。 我很小的时候，父亲（章伯钧）让我对一个西服革履、风度翩翩的中年男人叫：“罗伯伯。” 这个罗伯伯，就是罗隆基。他比父亲小三岁，由于爱打扮，讲究衣着，所以看上去这个罗伯伯比父亲要小五、六岁的样子。似乎父亲对他并无好感。他也不常来找父亲，要等民盟在我家开会的时候，才看得见他的身影。会毕，他起身就走，不象史良，还要闲聊几句。 我对罗隆基的认识和记忆，准确地说是从他划为右派的前后开始的。 那是在一九五七年四月下旬，中共中央发出了整风运动的指示，并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参加运动，帮助整风。 五月，中央统战部举行座谈会，罗隆基应邀参加。二十二日，他在会上发言，建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的“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失误偏差，它还要公开鼓励大家有什么冤枉委屈都来申诉。这个委员会应由执政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组成。中央如此，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相应成立这样的委员会，使之成为一个系统。 ——罗隆基的这个发言，引起一片震动。 他的意见被概括为“平反委员会”，和父亲的“政治设计院”、储安平的“党天下”并称为中国右派的三大“反动”理论。 鉴于储安平“党天下”言论在社会上产生的强大冲击，六月二日，时任国家森林工业部部长的罗隆基，作为中国友好代表团成员飞赴锡兰访问的前一天，对办公厅副主任赵文璧打了个招呼：“部中鸣放要注意，不要过火。共产党政策随时都在变。” 罗隆基说对了，当他还在科伦坡街头的商店，兴致勃勃地给干女儿挑选丝巾和香水的时候，国内形势果然风云骤变，由整风转为反右了。六月二十一日，他如期回国，等候他的不是热烈的欢迎，而是严酷的斗争。 最初，面对报纸刊载的有关他的批判文章，罗隆基是镇静的。二十五日下午，即回国后的第四天，他坐在家中客厅的沙发上，对一脸惊慌的赵文璧说：“你何必那样慌嘛。” 赵文璧的确担心，且提醒罗隆基：“你的群众关系太坏，部内、部外都坏。”还特别点明：“你在生活作风方面，也太不注意了。” 罗隆基立即打断他的话头：“你不要谈我的生活作风，我的脾气不好，这些都是小事，一百条也不要紧，现在主要是政治立场问题……，所以，你要冷静地分析问题，不要沉不住气。” 七月一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文中，在批判该报为资产阶级右派充当“喉舌” 的同时，指责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农工民主党“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都是自外于人民，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而右派份子的猖狂进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后被称章罗联盟）”。 父亲阅后大惊，说：“我这次讲话（指五月二十一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帮助中共整风提意见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是上了大当。”并从文笔、语调、气势上一口断定，这篇社论必为毛泽东所书。 他怃然良久，又道：“老毛是要借我的头，来解国家的困难了”。 罗隆基读罢，也沉不住气了，最受不了的一个名词，就是“章罗联盟”。他两次跑到我家，质问父亲：“伯钧，凭什么说我俩搞联盟？” 父亲答：“我也不知道，我无法回答你。” 是的，对罗隆基来说，最最不能理解和万万不能接受的就是“章罗联盟”。为了表达愤懑之气与决绝之心，平素不持手杖的他，在第二次去我家的时候，特意带上一根细木手杖，进门便怒颜相对，厉言相加，所有的话都是站在客厅中央讲的，整座院子都能听见咆哮之声。父亲则沉默，他也只有沉默。因为“章罗联盟”之于他，也是最最不能理解和万万不能接受的。 临走时，发指眦裂的罗隆基，高喊：“章伯钧，我告诉你，从前，我没有和你联盟！现在，我没有和你联盟！今后，也永远不会和你联盟！”遂以手杖击地，折成三段，抛在父亲的面前，拂袖而去。 章罗是否联盟？或是否有过联盟？——民盟中央的人和统战部的人，当一清二楚，。因为自打成立民盟的第一天起，他俩就是冤家对头、对头冤家。何以如此？物有本末，事有始终。若答此问，则必追溯到民盟的缘起和构成，而决非个人因素所能解释。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即中国民主同盟之前身，原是三党三派，是为组成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在中共的积极支持下，一九四一年于重庆成立。三党是指父亲领导的第三党（即今日之中国农工民主党）、左舜生领导的青年党、张君劢领导的国家社会党；三派是指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梁漱溟建立的乡村建设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后有沈钧儒、史良领导的救国会加入）。这样的一个结构组合，就注定它自成立之日即患有先天性宗派行为症。抗战胜利后，民盟的这个疾症非但没有消弭，反而大有发展。当时在民盟得势的，是沈钧儒领导的救国会和父亲领导的第三党。因为国家社会党和青年党被赶走，职业教育社和乡村建设派，原本在民盟的人就不多。一九四七年在上海，黄炎培去医院看望患有肺病的罗隆基的时候，曾同他商议要把盟内个人份子（在重庆是以组织单位加入民盟的）团结起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单位，同救国会、第三党并列、且相互制衡。后黄炎培转到民建（即中国民主建国会）当负责人，便放弃了民盟，而他的打算则由罗隆基去实践了。当然，退出国家社会党的罗隆基，此时也正想拉住一些人，在盟内以形成一个力量。这样，从一九四六年的上海到一九四九年的北京，在民盟终于有了一个人称“无形组织”的小集团，其基本成员连罗隆基在内共有十位。他们是：潘光旦、曾昭抡、范朴斋、张志和、刘王立明、周鲸文、叶笃义、罗德先、张东荪。这个“无形组织”的宗旨，用罗隆基自己的话来说，它的“主要对象是章伯钧，是不让章伯钧独霸民盟的组织委员会。”而此时，代表第三党的父亲又是与救国会的史良亲密合作。于是，民盟中央内部便形成了楚汉相争的局面。一边是章史联手的当权派，因统战部的支持，他们自命为左派；一边是罗隆基、张东荪为首领的非当权派，英美文化的背景和自由主义者色彩，被人理所当然地视为右派。而民盟领袖沈钧儒、张澜，对这两派也是各有侧重。这个情况，别说是具体管理民主党派的中央统战部，就连毛泽东、周恩来也是心知肚明。一九四九年，召开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前，周恩来拿着民盟出席会议的名单，都是先和沈钧儒、章伯钧商量，再与罗隆基、张东荪讨论，而决不把这水火不容的章罗两派搅和在一起。因为周公知道：他俩碰面只有吵，什么事情也讨论不出一个结果来。 直至反右前夕，这种情况依旧。一九五六年的八月，民盟中央和民盟北京市委召集了一些在京的中委座谈李维汉（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讲话。会议由黄药眠主持，一整天的会，共提出一百条意见。其中针对民盟中央领导的意见，就是宗派问题。 与会者说：“民盟中央的最大特征，就是宗派。大家只须闭上眼睛，就能知道谁是哪一派。” “民盟的宗派，这几年不特未消灭，而且更发展，不过形式更隐蔽更深入更巧妙罢了，事实俱在，不承认是不行的。” “表现在人事安排上，他们要谁，就订出几条原则便利于谁；不要谁，就订出几条原则便不利于谁。” “他们小宗派之间的妥协，表面上象团结，实际上是分赃。” 有的人指名道姓地问：“到西藏去的中央代表团，盟里为什么派黄琪翔去？根据什么原则？”黄琪翔来自第三党，显然，这个质问是针对父亲的。而言者为“无形组织”成员，自属罗隆基手下。可见，章罗关系形同冰炭，在民盟可谓无人不知。了解以上的历史情况，对罗隆基看到父亲承认章罗联盟的消息所持暴烈态度，便不足为奇了。 个性强直的他拒不承认自己是右派，拒不承认章罗联盟，在会上不但面无惧色，还敢指天发誓：“即使把我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党阴谋。” 这么嚣张，自然要被好好地收拾了。罗隆基的主要身分是民主党派，于是，主要由民盟中央出面，组织高密度、长时间、强火力的批判。批判会一个紧挨一个，有时是挑灯夜战，午场接晚场。 6月30日下午和晚上，在南河沿大街政协文化俱乐部，举行的民盟中央第二次整风座谈会，名曰座谈，实为批判。它拉开了揭发斗争罗隆基专场的序幕。 7月3日晚，在文化俱乐部举行的民盟中央第三次整风座谈会，继续揭批罗隆基。 7月5日晚7时半至11时，在同一地点举行的民盟中央第四次整风座谈会，仍是揭批罗隆基。然而，于一周之内搞的这三个“批罗”专场，统战部和民盟中央的左派都未收到预想的效果。 在反右批斗会上，罗隆基的“无形组织”与右派小集团无异，成了众矢之的。有人把北京的吴景超、费孝通，上海的彭文应、陈仁炳，四川的潘大逵，山西的王文光，湖北的马哲民，苏州的陆钦墀，江西的许德瑗，浙江的姜震中，云南的李德家，湖南的杜迈之，青岛的陈仰之，南京的樊光等，也都归到“无形组织”中去。挨批挨骂的罗隆基在对自己的“罪行”死不认帐的同时，不得不向左派求饶，恳请他们能实事求是一些，不要把所有留英留美的教授、学者或与他有私人往来的高级知识份子，都归入“无形组织”。民盟中央的左派及其背后指挥者哪里容得，终将他们一网打尽，个个点名批斗。 7月21日至31日，根据统战部的指示，民盟中央的整风机构和人事安排，做了组织上的全面调整，整风领导小组下设四个工作组。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组，即调查研究组组长和整风办公室的主任均由胡愈之兼任，他的夫人沈兹九任调研组副组长。 上边认为对付罗隆基这样的人，还须对外发动宣传攻势，对内鼓舞士气。于是，7月31日下午，民盟中央邀请《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有关同志，专门研究了对民盟中央反右斗争的宣传事宜。第2天（8月1日下午2时半），邀请民盟中央全体干部参加中央统战部机关党委举办的庆祝八一建军节30周年纪念大会。民主党派的反右将士从中共领导机关那里，获得了直接的教育、鼓励和推动。 8月5日下午2时半，重新组合的以胡愈之为核心的民盟左派骨干力量，全部聚集在东总布胡同24号，即民盟中央主席沈钧儒的家中，召开关于商讨对罗隆基揭发批判问题。这个对付罗隆基的商讨会，开了整整3天，到7日下午结束。 8月9日下午3时，整风领导小组召开了碰头会，具体研究了定于翌日举行的批判罗隆基大会的准备工作。其中重要的内容是布置发言。发言者的名单送统战部批准。 8月10日上午，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负责宣传的工作组，在文化俱乐部举行新闻记者招待会，发布了定于当日下午揭批罗隆基的消息和经过周密准备的某些内容。民盟有些副主席，如素来讲话平平的高崇民，怕不是他的对手，故主持人由其灵魂人物胡愈之，亲自披挂上阵。规模也空前扩大，民盟在京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北京市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各基层组织负责人，共200余人与会参战。批判的火力配置相当充足：长枪、高炮、短刀、暗箭，一应俱全。民盟在赤日炎炎的天气里开的这个批判会，其深度、广度、长度让其他几个民主党派，难望其项背。这让记忆力惊人的罗隆基记了一辈子，恨了一辈子。 下午2时半在南河沿大街政协文化俱乐部，批判会开始（会议称为“民盟中央第六次扩大整风座谈会”）。会上，胡愈之首先点明要罗隆基交代对共产党的态度，具体一点说，是对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态度。罗隆基支吾了30分钟，只承认自己在统战部座谈会上所讲的“平反委员会”是反共的，只承认他和其他右派份子存在着精神上或思想上的联系。其他概不交代，并说：“一定要我交代，我只有扣帽子过关了。” 在大家表示了极大愤慨之后，随即对罗隆基的反动言行进行了有准备的揭发批判。 吴晗代表民盟左派第一个发言。他登台便骂，骂罗隆基是“撒谎大家”，骂他“从腐朽的英美资产阶级那里学会一套撒谎学和诡辩术，无耻到极点”。接着，用大量篇幅揭发罗隆基的反共老底，说他“早在20年前就向日本帝国主义献计，企图联合反共了。” 历史学家吴晗对罗隆基个人历史的叙述还在其次，而其中的两条揭发材料，因颇能突显罗隆基的政治意向，才是最具历史价值的内容。一是解放前夕，吴晗从上海转到解放区，罗隆基托他带封信给沈钧儒，信中罗隆基要求沈老“代表民盟向中共中央提出以下几个条件：（一）不要向苏联一边倒，实行协和外交；（二）民盟成员与中共党员彼此不要交叉；（三）民盟要有自己的政治纲领，据此与中共订立协议，如中共不接受，民盟可以退出联合政府，成为在野党。” 话说至此，吴晗声明：“我当即觉得信中主张十分荒谬，也就没有将信交出，而信内所言条件，自己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后来证明，这封信是张澜、黄炎培等几人在罗隆基的病房里商量好，由他执笔的。 吴晗揭发的另一条材料，是罗隆基与周恩来的一次对话——那是在1949年政协召开前夕，罗隆基到达北平，周恩来与之会面。 周公说：民主党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共代表无产阶级。 罗隆基当即表示，不同意周恩来的意见，说：“你是南开出身，毛泽东是北大出身，我是清华出身。为什么你们能代表无产阶级，而要我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呢？我们成立人民阵线，你们代表一部分人民，我们代表另一部分人民，这样来共同协商合作组织联合政府。”——吴晗对此批判道：“罗隆基的这一段话是十分露骨地表示他是不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狂妄地自封为代表一部分人民和共产党面对面讲价钱。” 对吴晗的发言，罗隆基很不以为然，他和父亲一致认为：吴晗的积极反右，意在表白自己的左，含个人目的。即使在反右以前，十分对立的章罗在对吴晗的看法上，却十分相同。 梁思成的发言，是从罗隆基在1929年于《新月》杂志发表的《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这样两篇文章谈起，批判他“一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是创造‘党天下’谬论的鼻祖。” 梁思成的话是对的。的确，罗隆基在政治思想上，一向反对“一党独裁”，“党在国上”。他认为：在这个世界上，第一个试验“一党独裁”的是俄国共产党，故在文章里写道：“国民党可以抄写共产党的策略，把党放在国上，别的党又何尝不可抄国民党的文章，把党放在国上。秦始皇、刘邦、曹操、司马懿打到了天下，当然做皇帝。这就是‘家天下’故事。国民党革命成功，可以说‘党在国上’。这当然成了继续不断地‘党天下’。” 罗隆基既然早在20年代，就第一个提出了“党天下”的概念，又明确地阐释了它的政治文化内涵。那么，梁思成所说的“储安平不过是重复罗隆基的话”，该是恰当的了。这个与罗隆基同为清华校友的梁思成，既没有造谣，也没有说错。 从1929年即在吴淞中国公学社会科学院与罗隆基共事、有着中共党员身分的周新民揭发的是罗隆基坚持“中间路线”的罪行。由于周新民是法学家（生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所长），所以，他的揭发是切中命脉。 他说罗隆基在建国前，曾为张澜起草一信给沈钧儒、朱蕴山、章伯钧、周鲸文。信中要求民盟中央在发表文件响应中共“51”号召的时候，要留意两点：（一）“积极标明民盟一贯政策为‘和平、民主、统一、团结’并说明此项政策，至今未变，但和平团结之路线，必为政治协商，而民主统一之保障，必为联合政府”。（二）“强调说明民盟为独立而非中立之政治团体，坚守政纲政策，绝对独立，明辨是非曲直，决非中立”。 周新民揭发的另一项内容，是关于1949年12月～1950年1月，民盟开4中全会扩大会议时，章罗两派为争夺领导权而僵持一个多月的事情。这事，民盟中央的人晓得个表皮，但经他的陈述，其内质得以显现。周新民说：“这次全会，在盟章上明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罗隆基、张东荪深为不满，但是他们鉴于大势所趋，又不敢公开反对，乃借人事安排闹得4中全会开了一个多月，无法闭幕。罗隆基、张东荪、潘光旦、范朴斋等4人曾请求周恩来出来帮助和指导。周总理接受他们的请求，约定沈老（钧儒）、章伯钧、罗隆基、张东荪以及其他负责同志于某一日晚间，到国务院西花厅商谈，沈老和其他负责同志均准时到会。等到深夜12点钟，罗隆基和张东荪仍拒绝不来，四处打电话催促，罗、张始写一信派范朴斋送来。经周总理严厉批评，范朴斋又仓皇奔回，报告罗、张，到了深夜一点多钟，罗隆基、张东荪才狼狈而来。”后由毛泽东亲自出面，双方遂达成妥协——盟章上从此明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对盟章总纲里是否写入“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一语，精通政治学和法学的罗隆基是看得很重、很重的。因为在他全部的法律知识和政治概念里面，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党的党纲注明接受另一个政党的领导。事后，他遗憾地说：“盟章有了这样一条，民盟的生命就结束了。” 而那时的父亲，正跟中共并肩作战，亲密无间。眼前的现实，使他难以认识到“接受党的领导”的深远意义。 这里，我又联想起与此相类似的另一件事：罗隆基一直很想参加新中国修改宪法的工作，特别是想修改宪法里的总则部分。1956年他曾对别人讲，现在中国的这部宪法仍是一个各党派拟定的“共同纲领”，实在不象一部法。这也是因为在他看来：世界上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绝无动用宪法去确认一个具体政治党派之领导地位的先例和规矩。在这方面，父亲的觉悟要晚些。他是从事事必须请示统战部、交叉党员过多、民主人士有职无权等行为与现象中，才懂得什么叫“接受党的领导”，并认识其理论荒谬。幸亏罗隆基死得早，没瞧见毛泽东用党章来固定接班人的做法。否则，他那张嘴，不知还要说出些什么难听的话来。 第3个发言的，是费孝通。他必须要站出来揭发批判。因为1956年罗隆基3次在全国政协和全国人大的发言稿里所谈知识份子问题，曾向费孝通征求意见；费孝通所写《知识份子的早春天气》一文也深受罗隆基观点的影响。所以，用费孝通的话来说：“在民盟批判会上的揭批，既是对自己所犯罪行的深刻检查，也是对罗隆基阴谋的见证”。 费孝通气愤地说罗隆基：“做的3次关于知识份子问题的发言，是公开挑拨知识份子和党的关系，拉拢落后知识份子，宣传抗拒思想改造的方针，煽动反党情绪，而且发出向党进攻的号令。” 罗隆基之所以能在那样一个庄严的会场上大谈特谈知识份子，是因为他始终认为新政权存在着一个如何对待知识份子的问题，尤其是如何对待高级知识份子的问题。他说，当前知识份子“花不敢放，家不敢鸣”，是心存顾虑。顾虑有二：一为政治顾虑，一为业务顾虑。是种种顾虑使得中国高级知识份子的潜能没有发挥，个别留学生甚至在“拉板车和摆烟摊”。其原因既来自“党对他们的使用和待遇不当”，也由于“三反、五反、肃反和思想改造运动的偏差”。于是，罗隆基提出了一个“党和非党关系问题”的概念，并认为解决中国的知识份子问题，就是解决党和非党的关系问题。要消除两者间的隔膜，关键在于“党员干部怎样来改进领导方法”。 罗隆基这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从回国就在大学任教，在清华大学、光华大学、南开大学、西南联大都开课。热情高涨的他既用笔、也用嘴，一心要把自己在美国学到的西方国家关于民主宪政的一整套理论及行为模式，带给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带给年轻的学子。建国后，罗隆基做了官，不再当教授，但高等院校仍是其关注的重要领域。他很快发现了问题，对留美归来，在北大任教务长的化学教授曾昭抡说：“高校学习苏联、进行教学改革是教条主义。政府不应该强迫教授去学俄文。对于院系调整许多大学教授都反对，只是没有办法才服从，他们心里是不舒服的。” 在批判会上，曾昭抡把罗隆基的这个谈话作为他反对共产党文教政策的言论揭发出来，并声明：“据我所知，与罗所说的相反，1952年以后，绝大多数的大学教授，对院系调整是真诚拥护的。政府行政部门只是鼓励教师学俄文，并没有强迫任何人学。” 其实，民盟的人都知道这个曾国藩的五世孙与罗隆基私交甚厚，今天他是必须站出来，说出点东西才行。 继曾昭抡发言的是盟员赵文璧，他颇得罗隆基的信任，被罗从上海调至北京，安插在森工部。反右开始的时候，赵文璧对罗隆基是有几分同情的，曾劝他主动交代的，在听了罗隆基伤感地说到“10年的亲密朋友浦熙修当面绝交，八年秘书邵云慈写信检举，还有孙平毅秘书在民盟整风会上也声色俱厉驳斥我”的时候，也是悲哀难咽，不觉泪下。而此刻面对这样一个批判会，他也不得不加入检举者的行列了。因为惟有实实在在的揭发检举，才有可能使自己逃离恶浪狂涛，不致灭顶。 赵文璧的检举揭发的内容分7大类，共52条。一类是罗隆基的近期反动言论，如他说：“胡风问题搞错了，得罪了300万知识份子，使知识份子的积极性发挥不出来。”“社会主义的最大缺点就是没有竞争。”“党员水平低，是造成经济建设上特别是基本建设上的损失的主要原因”。一类是罗隆基在森工部干的反党行为，比如当部长上班第1天，便讲：“在行政单位，是以政为首的，不是以党为中心的，党必须服从政”。再一类是关于“无形组织”继续往来的记录，均有文字为凭。还有一类是有关罗隆基的品质问题，如说罗隆基是“无钱不想，在昆明（解放前）作药生意”，“托梅（梅贻琦）夫人由重庆带药”……等等。 罗隆基对赵文璧的发言，可谓印象深刻。因为在几年后，他对父亲谈起反右批判会的情形，总说：“我自己说的话，常常忘了，而有人记性好，多少年的事儿，说出来的时间、地点和当事人，没半点含糊。”这其中所指“记性好”的人，便有罗列52条罪状的赵文璧。 罗隆基与民盟主席张澜的关系一向不错，现在一些报刊发表罗隆基的照片，大多取用1949年5月2人在上海的合影。他俩身着长衫，面带微笑，悠然的神态与融洽的关系，在洋楼与松柏的映衬下，是那样地生动。罗隆基非常珍视和喜欢这张照片，因为它记载着1947年冬民盟被蒋介石宣布非法后，罗隆基同张澜共患难的岁月沧桑。1948年9月，中共中央也是邀请张澜和罗隆基同赴解放区的。张澜患有口吃症，所以对外工作，如接见新闻记者和外国记者，都十分倚重罗隆基。了解到这样一个历史情况，民盟整风领导小组和统战部让张澜的秘书吕光光出场，则显得很有必要。而吕光光的发言，也正是控诉罗隆基“为了实现反共阴谋和政治野心，一贯要挟、劫持、陷害、辱骂张主席的罪行。”控诉之前，特别声明“别以为张主席死无对证了”，他“作为张主席生前的秘书，有责任就张主席生前告诉过我的事实，揭发出来。” 浦熙修是与罗隆基同居10载的女友。她是拿着《罗隆基是只披着羊皮的狼》为题目的发言稿，最后一个登台的。她的揭发，从罗隆基的家世说起。浦熙修说：“罗隆基自己讲是出生在士大夫家庭，其实，这个士大夫家庭就是江西安福县枫田乡的一个地主家庭。早在1929～1930年的时候，他的家就被共产党清算了。父母双亡，主持家务的寡嫂亦被斗。罗隆基曾说自己从小由寡嫂抚养，他不能不管，每月都要寄钱回去维持寡嫂和侄儿们的生活。而这件事就足以证明罗隆基对于共产党的阶级仇恨是刻骨铭心的。” 浦熙修以生活中的例子，证明罗隆基的这种仇恨。那是在解放前，罗隆基住在上海虹桥疗养院，她穿着一双新买的红色胶鞋去看探视。罗隆基忽然勃然大怒，浦熙修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怒从何起。批判会上，浦熙修找到了“怒从何起”的由来，她说：“原来罗隆基是怕红色，还责问我为什么要买红色胶鞋？” 浦熙修又讲了个蒋介石观剧（曹禺话剧《蜕变》）看到一个红肚兜，即大发脾气的故事。她把两者并列在一起，说：“罗隆基怕红胶鞋，蒋介石怕红肚兜。这正说明罗隆基和蒋介石是站在同样的立场上，对共产党有着深刻的阶级仇恨。” 为什么说罗隆基是只披着羊皮的狼？浦熙修是以他虐待家庭女护士王爱兰的例子做实证。虐待的起因是罗丢了200元钱，怀疑是王所为，王不承认，便大发脾气，后罗隆基又借故说王偷看《参考消息》，私拆信件，以要扭送公安局相威胁。事后查清，偷钱者为勤务员。王爱兰要求罗隆基写张个人行为清白的证明信，以便另谋生路，罗却置之不理。——王爱兰是个劳动者，罗隆基对劳动人民象狼一样凶狠。跟着，浦熙修又叙述了另一件事情，即1948年7月南京《新民报》停刊的时候，罗隆基在疗养院挥汗如雨整3日，帮助报业女老板邓季惺向国民党写万言哀诉书；1949年6月罗隆基刚到北京不久，又帮助邓季惺写向人民悔罪的检讨书，以求过关继续办报当老板。——老板邓季惺是个有产者，罗隆基对资产阶级似羊一般温顺。 “对劳动人民象狼一样凶狠，对资产阶级似羊一般温顺。罗隆基不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又能是什么呢？”浦熙修大声质问坐在台下的罗隆基。 罗隆基把头扭到了一边，眼睛盯着窗外。 罗隆基的傲慢点燃了浦熙修心头不可遏制的怒火和怨恨，她继续揭发，说：“罗隆基解放后对于美帝国主义并未死心，在家中曾说张东荪勾结个美国的三等特务，太不争气。而他自己始终想和美国头等特务搭上关系。” 听到这样的揭发内容，罗隆基全身冰凉，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张纸或一片叶，被暴风雨随意吹打。 发言至末尾，浦熙修也已完全进入了情感状态。她说：“周恩来在人大政治报告中说：‘我们希望，经过外力的推动，生活的体验和自己的觉悟，右派份子能够幡然悔悟，接受改造。’我不幸堕落为右派份子罗隆基的俘虏，感谢这次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清醒了我的头脑，我愿意痛改前非，照着周总理的话去做。但周总理谈话中更重要的是生活的体验和自己的觉悟。当我一步一步地重新认识了罗隆基的丑恶面目，揭露了罗隆基的罪恶行为的时候，我的精神就觉得轻松而愉快些。” 由于罗隆基曾说自己和浦熙修是“十年亲密的朋友关系”，所以浦熙修在此，必须用事实对“亲密朋友关系”做出一个否定。她声泪俱下，说：“象狼一样的罗隆基毫无人性可言，对我也并不好些。1949年，我从南京出狱后，想即去香港到解放区，他扔出刀子来威胁我。解放后，每当我一有进步要求的时候，他就暴跳如雷，例如我要求入共产党，我要去《光明日报》工作，1950年我想脱产学习，他都不知对我发过多少脾气，最后使我屈服而后已。” 末了，她向罗隆基发出绝情的最后通牒：“让这所谓的亲密的朋友关系丢进茅坑去吧！我再一次警告罗隆基，你永远不要想利用我了！ “……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是一贯的，他说，他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实际上，他的骨头烧成灰，就是剩下来的灰末渣滓也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父亲读罢这篇发言，对母亲说：“无论是出于解脱自己，还是真的以为努生反动，看来，浦熙修是下决心要和老罗分手了。” 仅隔一日，8月12日民盟中央继续召开罗隆基的批斗会，被称之为民盟中央第七次整风座谈会。会议仍由胡愈之主持，首发阵容是抱病而来的马叙伦。老头可怜，只讲了5分钟。说了句“罗隆基一贯坚持‘中间路线’，所以反党反人民是深入他的骨髓和细胞的。”便被人搀扶着离开了会场。实际上，上边也不需要马叙伦多说，表个态就行了。 相继发言的人有：高天、冯素陶、许广平等人。大轴，仍由浦熙修担纲。 8月19日民盟中央举行第八次整风座谈会。这次批斗罗隆基的会议，由史良主持。也许是因为民盟左派事先准备不够充分，也许由于史罗之间曾有过的感情瓜葛，这一天，罗隆基的表现尤为恶劣，不仅对别人的揭发，概不认帐；而且“把上次说过的话，又全部赖掉”。站在台上的史良，气得痛斥他“是一个以狡猾无赖著称的家伙”，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民盟中央吸取教训，秣马厉兵整10日。这其间于28日下午3时，在沈钧儒家中，举行了整风领导小组会议。会上，史良报告：（一）罗隆基交代与张东荪的关系问题的这部分，因涉及张东荪叛国案，《人民日报》未予发表。这是中共全面考虑问题，是正确的。（二）本周内决定连续两次批判罗隆基。（三）虽然大家要揭发彻底，但一定要责令罗隆基自己老实交代。 民盟中央果然有办法，在统战部的大力支持下，借鉴了“肃胡（风）”运动的手段，收缴到罗隆基从1949年至1957年的大批私人信函，并制成批判的武器。 一切准备停当，于8月30日和31日，连续举行第9次扩大整风座谈会，继续批斗罗隆基。会是以他的交代做开始的，他交代自己同李宗仁、同胡适、同张东荪等人的关系问题以及关于“无形组织”的问题。尽管他足足讲了两个多小时，但是以胡愈之为首的民盟中央左派认为，罗隆基“仍旧是避重就轻，避近就远。”“只承认了一些鸡毛蒜皮，不肯交代重要的事实，只承认自己思想落后，特别是对于他的反共集团在1952年以后的阴谋矢口否认。” 为什么统战部和民盟左派会认为罗隆基的态度恶劣？除了批判会上的态度恶劣，他私底下的表现也恶劣。会上，罗隆基秘书邵云慈揭发他在家里不老实写交代问题，居然给刘少奇委员长写信，说：“人大江西小组和民盟中央只许交代，不容解释。解释则说成狡辩……就是法庭被告亦应有解释权利。”又说：“上边（指中共）对我们是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大冤狱的事自古皆有，岳飞不是屈死的么？”这样的话，令领导反右的人和拥护反右的民盟左派无比愤怒。 有着中共党员身分的李文宜和萨空了，亮出罗隆基写给赵文璧、潘大逵、范朴斋等人的“密信”，边宣读、边分析、边批判，有力地证明罗隆基反共集团所进行的阴谋活动。可以说，每一封信都是射向罗隆基心窝的利箭。 继而，浦熙修、赵文璧、叶笃义、曾昭抡在一条又一条的补充揭发中反戈一击、争取立功赎罪。全国政协国际问题组副组长吴茂荪、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徐伯昕、黄炎培之子黄大能、张澜之子张乔蔷，还从各自的角度相继揭发罗隆基的反共言行。 与民盟批斗会相穿插的，还有全国人大组织的、全国政协组织的、森工部组织的、新闻界组织的、外交界组织的批判会。罗隆基在哪里兼职，哪里就有批斗。兼职越多，批斗也越多。于是，罗隆基活象一个赶场的名角，赶了一场又一场，回到家中，已是疲惫不堪。每次批斗会上的发言经过整理归纳，形成新华社通稿，第2天载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各大中央报刊。民盟更是及时地把这些材料归纳整理，打印出来，并装订成册，发送到每个中央委员手里。 人缘这东西，在中国厉害无比。罗隆基的批斗会之所以开得最多、最长。态度恶劣、拒不认罪是一大原因，而脾气坏、人缘差，则是让他吃大亏的另一个原因。罗隆基雄才大略，却又炫才扬己。忧国忧民，但也患得患失。他思维敏捷，纵横捭阖，可性格外露，喜怒于形。他雄心勃勃有之，野心勃勃亦有之。他慷慨激昂，长文擅辩；也度量狭窄，锱铢必较。有大手笔，也耍小聪明。他是坦荡荡君子，也是常戚戚之小人。中国官场的秘诀是少说少错，多说多错，不说不错。罗隆基终身从政，却口无遮拦。研究“57”反右运动史的人，都在寻找毛泽东于15天的时间长度里，决定由整风转为反右的具体原因及文化心理因素。据说，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罗隆基讲的那句“现在是无产阶级的小知识份子领导资产阶级大知识份子”的话，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伤了脸面，刺痛了心。当然了，老人家势必要记恨的。因为罗隆基这句政治话语，表达的却是一种最深刻的文化歧视。 父亲对罗隆基的性格是有认识的。他常说：“努生的脾气在欧美无所谓，在中国就要得罪人。”有一次，还举了个得罪邓初民的例子。 我问：“是不是罗伯伯做了对不起邓初民的事？” 父亲答：“不，他没有做亏心事，只是因为一句话。” 那是在1956年，为了商量《文汇报》复刊的事，罗隆基在家里请了陈叔通、郑振铎、叶圣陶、章乃器、徐铸成等人，做个复刊筹划。邓初民、陈劭先也赶来，这两个人一到，罗隆基的心里就不大高兴。可作为主人，又是在自己家里，敷衍敷衍也就算了。罗隆基偏不，把脸一拉，说：“现在有两个教条主义者在座，我不好谈话。”话一出口，把个邓初民气得要死。 父亲说：“努生这样做，自以为占强，其实吃亏的多是自己。我主张中庸，民盟中央开工作会议，我请地方同志吃便饭，在饭桌上我半开玩笑地讲：‘把父母、兄弟、夫妻、同事、朋友之间相处的社会关系搞好了，就是最好的马列主义。’这话让人家批判我是搞两面派，政客作风。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我认为必须这样处世。努生的性格有可爱之处，有度量的领袖还可以容纳他，但与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不相容的。包括他的生活作风在内，恐怕只有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才有他的活动天地。” 果然，在众多的批斗会上，罗隆基爱发脾气、喜好女人和斤斤计较的性格缺陷，成为一个政治攻击点，一个搞臭他的道德缺口。民盟领导反右运动的人，当然也鼓励大家从这个地方入手。他们找来一些人专门揭发这方面的事；搜集整理罗隆基反动罪行材料，也不忘将这方面的事纳入其内。 在罗隆基家当护士的王爱兰是被请到民盟中央批判会的人，她的发言集中于生活琐事，很有吸引力。她说：“我在他家3年零6个月，朝夕挨骂，每天在饮食上总是要找我的岔子，要是杨薇（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女演员）来吃饭，我就更倒霉，责怪我把菜弄少了，而浦熙修来时又说我菜弄多了。只要杨薇一来，任何人都不见，浦熙修几次打电话要来，因为杨薇在，他总说有人在开会，或者说要出去开会，其实他和杨薇不知道在搞什么。” 罗隆基爱摆弄一个小巧的收音机，一天，大概是他的情绪不错，边摆弄边对王爱兰说：“这个收音机是进口的，你知道是谁送的吗？”王自然想知道。罗隆基告诉她：“是周佛海的小老婆送的。”王爱兰记住了这个“周佛海的小老婆”，揭发出来，使得会议主席胡愈之令其交代和周佛海小老婆的关系。 这个护士还揭发了罗隆基卖药的事实，说：“他曾叫我清点链霉素还剩多少，并说：‘这些药都是朋友送我的，留着不要用，要药就到北京医院去拿。’1953年秋，他问我：‘药过期了没有？’我检查一下说：‘快过期了。’他说：‘给我卖掉。’我问；‘拿到哪里去卖？’他很不耐烦地说：‘拿到王府井药房去卖，还不知道吗？’我费了很多力，才卖掉40瓶。这些链霉素是美国特务司徒雷登送给他的。最可恨的是毛主席送给他的中药，他也叫我去卖，结果没有卖掉，从这里可以看出罗隆基是如此惟利是图。” 王爱兰的发言时间不短，但她仍说：“今天因为时间限制，我不能把每天的苦情倾诉出来，总之，1年365天，一天一小骂，三天一大骂，从来没有见过他一次好脸，但是他对杨薇却是低声和气，满脸笑容，他对张东荪也格外亲密。” 罗隆基的警卫员张登智，是被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请来的第2个做重点发言的人。一上台，他即表现出极大的义愤，说：“罗隆基骂我们的人民警察是‘警官’叫派出所是‘拘留所’。他去缝衣服，又辱骂裁缝偷了他的布。他对烧暖气的工人百般为难，他规定暖气只烧到75度。高了也不行，低了也不行。有时烧得高一些，他就骂道：‘你们要热死我吗？快给我拿扇子来！’有时烧低了一些，他又骂道：‘我是病人，你们要冻死我吗？’罗隆基还常骂警卫：‘我要打电话问罗瑞卿，是叫你们来保卫我的，还是监视我的？’”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揭发罗隆基在国外斤斤计较生活享受的事情。说他每到一个地方，总同别人比住的房间，比汽车，甚至连抽中华牌香烟也要比，看谁抽筒子烟，谁抽纸包的。1955年到赫尔辛基开和平大会。代表团第1天的深夜抵达莫斯科，大家都很疲劳，而住在六层的罗隆基忽然打电话给住在一层的工作人员，问：“你们怎么分配房间的？为什么我的房间里的浴池没有水？”等翻译找到旅馆的服务员一同爬到六楼，他又说：“不用修了，我今天不洗澡。”这些工作人员还说，他每次出国对开会没有兴趣，最感兴趣的是看美国电影和杂志，遛大街，办货。他借公家许多外汇买衣料、药品和香烟。不仅自己买，还给浦熙修和干女儿买。 体育运动委员会办公厅的人揭发罗隆基每逢体育馆有精彩的球赛，总来要票，一不如意，就大发脾气。他曾直接打电话质问：“为什么党员部长可以坐主席台，而我这个四级部长却不能？主席台的请柬都发到哪里去了？” 全国政协的工作人员说罗隆基1956年11月入川视察，大摆老爷架子，坚持单独坐一辆小轿车，不与他人共乘…… 罗隆基这个人的个性表现，就象一出戏。好不好、精彩不精彩，全都演在你面前。他曾说：“小事一百条也不要紧。”象他这样的政治家，没有想到世界上另有一种政治斗争。古人讲：“以一毫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千万别低估这些小事、琐事，它们或被放大、或被歪曲、或被捏造，若捆绑在一起，便有了很强的杀伤力，不仅让爱面子的罗隆基丢尽了面子，而且还给他制造出一副形同恶棍的嘴脸。当一个人被推至险境，这种无可逃遁的告密、叛卖，也最为惊心动魄。 七斗八斗，从盛夏斗到寒冬，特别是12月21日、22日、23日连续3天在丰盛胡同中直俱乐部进行的战斗，使心力交瘁、气血两空的罗隆基在12月26日这一天，终于低下了高昂的头：从发誓“把自己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社会主义”，转化为承认自己“企图把民主同盟造成一个大党，同共产党分庭抗礼，这绝对不仅是思想认识上的错误，而是章罗联盟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阴谋活动。”——这个检查由于符合毛泽东定下的结论，而获得毛泽东的认可。统战部、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以及胡愈之本人，都大松一口气。因为经统战部核准的《民盟中央10月至12月3个月反右派斗争计划要点》里，必须按时全部拿下中央一级的右派。罗隆基是最后一个被拿下的。而这一刻，距离规定的期限仅有4日。在拿下他的当晚，工作步骤已经落后于其他党派的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立即遵照统战部要求，着手讨论右派份子的处理问题。 美国一位专门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认为，毛泽东于建国后在知识份子群体中搞的一系列政治思想运动，无一不是在反反复复、铺天盖地、无休无止的检查、反省、交代、检举、揭发、批判、斗争中，控制环境，控制被批判者人身。利用人们的内疚和自惭，产生恐怖心理。而孤立的处境，紧张的情绪，加上持久的社会压力和反复的思想灌输，在摧毁一个人的内在个性的时候，被批判者只有屈服于权威，至少是暂时接受“新”的思想和观念，此外别无出路。西方学者的分析很精辟，但父亲和罗隆基的认罪服输，又略有不同。 父亲认罪在先，而且很快，对此，章乃器曾嘲笑他“没有骨气”。而父亲是这样对家人解释的：“你不认错，难道让中共认错？老毛什么时候承认自己错了？再说，我不低头，继续顶下去，这个运动怎么收场？那些受我牵连的民盟、农工（指农工民主党）的成员，又该怎么弄？我不晓得自己现在是政治家，还是别人说的政客，但我知道既然搞了政治，就要有接受失败的能力，尽量做好可能挽回的事情。” 罗隆基投降在后，且迟疑再三。7月上旬，他从统战部谈话回家，对秘书说：“李维汉对我还是很客气，当年对张东荪可不是这样。”那时的罗隆基，对自己的结局还没有做充分的估计。8月在人大会议期间，罗隆基虽感到前途不妙，但仍在家对秘书说：“人大顶多撤消我的部长职务，不会取消我的代表资格。”几天后，在会议闭幕前夕，他决定写一份“初步交代”，忽然听到父亲和章乃器要在大会上做检讨的消息，他急了，催秘书尽量快抄自己的交代草稿，并说：“我不去交代，要吃亏。”在对他的批斗达到围剿程度的时候，罗隆基不仅感到了“被逼”的可怕和心碎气绝的哀痛，而且开始把交代认罪与事情的后果，直接联系起来考虑了。于是，他一再对秘书讲：“这事将来怎么收场呢？总不会送我们去劳改吧！”所以，他是在不断地打探摸底、权衡利害中步步退守，心力耗尽后慢慢倒下的；是一种非常现实的原因，使他认了输，投了降。我今天能描述出罗隆基节节败退的过程，当然也得益于罗隆基的性格：身边的秘书分明是个告密者，他还一直视为贴心人。 1958年1月下旬，父母双双接到民盟中央的通知，要他们去参加26日下午2时半在北京南河沿政协文化俱乐部举行的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举行第17次（扩大）会议。父亲请了假，让母亲去，说：“有一双耳朵听，就够了。” 会议开到6点多，肚子空空而并不感到饿、满身凉气却不觉得冷的母亲走在归途，已是华灯初上。门铃声一响，久等在家的父亲立刻从沙发上站起来，并叫我：“小愚（我的小名），快去接我们的妈妈。” 母亲懂得父亲欲知详情的急切，洗了把脸，接过热茶，便细述会议的情况。她说：“老罗（隆基）去了，还看见潘光旦、曾昭抡、钱端升、郭翘然、马哲民、费孝通、黄药眠、吴景超、浦熙修、黄琪翔、钱伟长、刘王立明、陶大镛。广东的丘哲、上海的沈志远、四川的潘大逵、陕西的韩兆鹗没有来。会场的空气非常紧张。别说左派不理右派，就是右派之间，也互不理睬了。” 其实，心情紧张的不止是被宣布处理的右派，还有坐在主席台上的史良，她非常担心罗隆基不服处理，所以在头天（25日）晚上举行的整风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反复强调并一再叮嘱：“在座的同志要做好思想准备，若右派份子对自己的处理表示接受，确已低头就很好，万一他们钻空子，态度表现不好，我们应及时展开批评。” 会上，胡愈之先做人员出席情况说明，由沈老（钧儒）宣布开会，过了不久，便由史良接替他当主持。高崇民代表中央整风领导小组作《中国民主同盟反右派斗争的基本情况报告》。杨明轩作《关于处理本盟中央一级右派份子的工作经过说明》。然后，由李文宜代表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提出《各民主党派中央关于处理党派内部右派的若干原则规定》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本盟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右派的决定》（草案）。这些规定和决定在史良主持下，举手通过。 当“不划不戴”、“划而不戴”、“又划又戴”（“划”指划为资产阶级右派份子；“戴”指戴上资产阶级右派份子的帽子）等一大串名词儿从母亲嘴里“蹦”出来，我倍感新奇。它们活象食谱菜单上的“干炸带鱼”、“五香带鱼”、“红烧带鱼”等名目，那么地丰富、别致，且又能在同一品类中体现诸多差别。父亲和罗隆基同属“又划又戴”类，受降职、降级、降薪处理。 母亲说：“民盟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59人划了右派，全都戴上了帽子。他们占中委和候补中委的三分之一。听到这个数字，我非常难过。可民盟中央的人，从大会主席到普通干部，居然都很振奋。会议的最后一项内容是讨论和发言。发言的人里有左派，如徐寿轩，陈望道、楚图南、刘清扬、邓初民，也有右派，如浦熙修、费孝通、叶笃义。左派表示衷心拥护党和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的决定，庆祝民盟取得反右斗争的伟大胜利。右派表示衷心感谢党和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的决定，及时教育和挽救了自己。右派当中，最获宽大的是浦熙修。她自己激动地说——是党和盟组织使她从右派泥坑里爬出来，看见了敞开的社会主义大门。在讲这话的时候，我瞥了老罗一眼，只见他的脸气得铁青。” 全家在沉寂中，用罢晚饭。母亲让我早早睡下，她和父亲卧室的灯一直亮着…… “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从此，天下所有的坏名声，都归集到章罗的身上。他们，开始了右派帽子下的另类人生。 1958年春季，民主党派结束了运动，恢复了正常秩序。在我的印象里，反右以后的民主党派工作，似乎只剩了两项事情，即政治学习和学习政治。父亲接到了民盟中央数次参加政治学习的会议通知之后，觉得总是请假，也不大好。一天，他去了，去得有些早，便选了一个旮旯的座位坐下，静候开会。没多大的工夫，吴晗、邓初民等人相继到会。他们一眼就看见父亲，却跟没瞧见一样，选的座位都离父亲很远。罗隆基来得最晚，他走进会议室，发现基本满座。虽有零星空缺，但左派们的脸色，个个难看。显然，谁都不想与他为邻，倒是父亲旁边有空位子。 他犹豫片刻，才走过去。对父亲低声道：“今天，我暂时和你联盟吧。”这话，让父亲记起了那根摔成三节的拐杖和永不联盟的誓言。 他俩并排而坐，互不交谈，只是在听别人大讲思想认识，大谈心得体会。结束时，胡愈之在做内容归纳的同时，仍不忘批判章罗联盟。宣布散会了，罗隆基站在民盟中央朱红大门的一侧，看着父亲坐着老“别克”车开走，自己慢慢拐出了胡同。 翌日上午，父亲接了一个电话，笑着对母亲说：“健生，你猜是谁打来的电话？” 母亲答：“不知道，现在还有谁给我们家打电话。” 父亲说：“是努生。他也不问候一句，便说：‘伯钧，看来先低头认罪的人，还是得了些好处呀！’” 母亲不解其意。 父亲道：“他这话是有感于昨日散会时，我坐车、他走路的情景。” 我问：“爸爸，你和罗伯伯不都是降职降薪吗？为什么你能坐车，他却要走路呢？” 母亲告诉我，虽然两个人都是降职降薪的处理，但二人被降的幅度、尺寸不同。父亲是从行政3级降到7级，后来徐冰（即邢西萍，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还把50元的保姆费，加了进去。罗隆基是从4级降至9级。人降到9级，专车便没有了。 父亲又补充道：“这也难怪努生把坐车的事看得那么重，因为在缺车少油的中国，坐小汽车是个权力和地位的标志。把我的车从苏联老大哥的新车‘吉姆’，变为美国的旧货‘别克’，也是在于要体现一个‘降’字。” 由此，父亲和罗隆基开始了电话联络。最初的情况，往往是在双方收到了民盟中央或全国政协的会议通知的时候，彼此问问去不去赴会。 数月后，大概是1958年9月间，罗隆基打来电话，说：“伯钧，我想到你家坐坐，欢不欢迎呀？再问问李大姐（这是他对我母亲的称呼），她接不接待呀？”父母自然欢迎，因为他们正过着寂寞清冷的日子。 秋日载阳，整座四合院染上一层金黄，院子里的核桃树、柿树、石榴树、枸杞树的累累果实，嵌缀在绿荫之中。这些花果树木是父亲在1950年从北京饭店搬到这座大四合院，亲手栽植的。光阴七载，匆忙之间没有谁留意它们的生长。待到如今，看到的已是临近坠落的成熟。放下电话的父亲，徘徊于秋阳绿荫之间。母亲在耳房准备茶食，尽管客人只有一个。我按捺不住兴奋，毕竟好久好久没有看见罗隆基了。他还象从前那样西服笔挺，风度翩翩吗？ “唉，‘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哪！”罗隆基的身影和这两句诗，一起飞临而至。 父亲含笑与他握手，道：“我们都是下乔木而入幽谷哇。” 人方坐定，母亲即把擦手的小毛巾、大中华香烟和一杯清茶，摆到了跟前。香茶弥漫，客心安然。罗隆基环顾客厅，长出一口气，说：“到了你们这里，觉得是在家。自己的家，倒象个客栈了。” 父亲很高兴，知道我躲在客厅的玻璃隔扇后面，故高声说：“小愚，出来看看罗伯伯吧。” 罗隆基从沙发上站起来，拉着我的手说：“一年时间，我们的小愚，长成大姑娘了。好好看看你的罗伯伯，变老变丑没有？” 他一点没有变，风度依旧，性格依旧，话未说上三句，便对父亲讲：“今天来你家，我是向政协要的车。” 父亲听懂了，吩咐洪秘书到传达室，叫政协的司机把车开回去，对罗隆基说：“等你走的时候，用我的车。”他听了，很满意。 他们的第一话题，是反右。对此，罗隆基感慨万端，说：“伯钧呀，这个反右，毛泽东搞的是诱之言，陷之罪哇。而我们是转瞬之间，百暖百寒，一身尝尽矣。自己是想做官的，但做官做到饱受屈辱，人格丧尽，是谁也没有料到的。对三五反，我就有些看法。被认为有问题的人，都斗得很苦，象潘光旦，刘王立明。一个老百姓不管有无问题，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何况是潘光旦这样的学者教授。在民主党派里，三五反使民建（即中国民主建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肃反时的搞法，我更是不同意的。被冤枉的人不少，又无法申诉。这么，我才提出建议成立一个平反委员会，它必须自成系统，而且一定要和共产党的领导机构分开来。我的这个提议，目的无非是为受委屈的人解决问题。后来毛公又搞胡风，我当时就跟范朴斋、张松涛讲，共产党这次肯定也是错了。我的主要讲话，大部属于人大、政协、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按说是应该受法律保护的。结果，都成了共产党划我做右派的罪状。” 父亲则告诉他，自己的划成右派的依据共五条。第一条，是主张轮流执政。而这么至关重要的话，并非自己所讲，乃出自程潜之口。第5条是反对文字改革，纯学术问题，也充做反党言论。罪状由共产党定下，概不与本人核实。 你一言，我一语。罗隆基越说越起劲了：“对共产党，有些道理是讲不通的。宪法制定的时候，我早说它不大象法，仍旧是属于‘共同纲领’性质。现在怎么样？事实说明问题。我们还没有犯法，就由毛主席宣布‘有罪’。国家主席或执政党领袖的讲话，即可成为判罪的标准？一点法律上的正当手续也没有，何况它本来就是一部没有诉讼的法。国家宪法的要义，就是政府守法。老实讲，毛泽东的搞法是违宪。——伯钧哪，可以说我们是为真理而沦为贱民。” 罗隆基的九载清华校园生活以及留学生涯，使他对西方近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有着跟他同代知识份子很不一样的认识份子。这些个人的亲身经历与所信奉的思想牢牢地黏合在一起，便能产生出一股持久的力量。我想，已是右派的罗隆基之所以在政治思想上保持着自信，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此。国家尚无法，中国人的基本权利问题没有解决——这是罗隆基在新中国成立后，坚持的一个基本观点。经历反右运动，他是愈发地坚持了。 用车把罗隆基送走后，父亲对我说：“老罗的话虽不错，但他太天真了。” 我问：“罗伯伯天真在什么地方？” 父亲讲道：“他的天真表现在和共产党打了半辈子交道，还没有认识共产党。比如，努生常讲的那个立法问题。不是国家不立法，宪法也有了。实际上是共产党管理国家的办法，不需要法。‘如今还是半部《论语》治天下。’这话，我在鸣放时讲过，被人揭发，伤害了老毛和中共领导人。但是，既然大家都搞政治，那就要正视现实。现实是什么？现实是我们今天的制度，有一半是封建社会专制主义那一套；另一半是向苏联学习，搬来老大哥的秘密警察那一套。秦始皇加克格勃，我们国家的政治是用这么一部机器操作的。老罗所说的法，即使有了，如制度不改变，中共也只会摆在那里，做做样子。” 附 罗隆基著译篇目 〔1〕《美国未行考试制度以前之吏治》，《新月》1卷8～10月号（1928，10～12月） 〔2〕《美国的吏治与吏治院》，《新月》2卷1号（1929，3月） 〔3〕《专家政治》，《新月》2卷2号（1929，4月） 〔4〕《论人权》，《新月》2卷5号（1929，7月） 〔5〕《告压迫言论自由者》，《新月》2卷6，7号（1929，9月） 〔6〕《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新月》2卷8号（1929，10月） 〔7〕《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新月》2卷12号（1930，2月） 〔8〕《汪精卫论思想统一》，同上 〔9〕《论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理论上的批评》，《新月》3卷1号（1930，3月） 〔10〕《我们要财政管理》，《新月》3卷2号（1930，4月） 〔11〕《汪精卫先生最近言论集（书评）》，同上 〔12〕《行政学总论（书评）》，同上 〔13〕《漱溟卅后文录（书评）》，同上 〔14〕《政治思想之变迁（书评）》，《新月》3卷2号（1930，4月） 〔15〕《我的被捕经过与反感》，《新月》3卷3号（1930） 〔16〕《服从的危险》（拉斯基著，罗隆基译），《新月》3卷5，6号（1930） 〔17〕《约法与宪法》，同上 〔18〕《政治家的态度》，同上 〔19〕《平等的呼吁》（拉斯基著，罗隆基译），《新月》3卷7号（1930） 〔20〕《总统问题》，同上 〔21〕《人权不能留在约法里》，同上 〔22〕《上海民会选举》，同上 〔23〕《对训政时期约法的批评》，《新月》3卷8号（1930） 〔24〕《国民会议的开幕词》，同上 〔25〕《我们不主张天赋人权》，同上 〔26〕《美国官吏的分级》，同上 〔27〕《现代国家的文官制度》，同上 〔28〕《现代文明里的世界政治》，同上 〔29〕《论中国的共产——为共产党问题忠告国民党》，《新月》3卷10号（1930） 〔30〕《美国官吏的考试》，同上 〔31〕《“人权”释疑》，同上 〔32〕《答复叶秋原教授》，同上 〔33〕《什么是法治》，《新月》3卷11号（1930） 〔34〕《告日本国民和中国的当局》，《新月》3卷12号（1930） 附录 1、越是崎岖越坦平——回忆我的父亲章伯钧 章诒和答记者问 问：凡50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章伯钧是中国头号大右派，能否谈谈他的生平？ 答，现在的人，只知章伯钧是大右派。他以此获罪，又以此留名。历史本身就隐含着无法估计的因素在内。 1895年阴历十月初一，我的父亲出生在安徽桐城的一个地主家庭。所谓地主，不过小康之家。6岁那年，他的父亲不幸溺水而亡。从此，他与二弟章伯韬（3岁）、三弟章伯仁（5个月）由两位叔叔抚养。 他先入私塾，一年后转入乡间育才小学。我父亲自幼喜读书作文。每日归家放牛，以牛背上的吟诵为一大乐事。小学毕业遂投考省内有名的桐城中学。因数学不及格，几将落榜。后因文章着实写得漂亮，被校长（桐城派文人）破格录取。章家距学校90华里，那时的寄宿生须自带伙食。于是，我的父亲每月利用假日，由家肩挑大米、菜油，跋涉返校。他得知叔父为侄儿的求学上进，不断变卖田产，经济日渐拮据，便更加刻苦自励。 1916年20岁的父亲赤脚草鞋来到武汉，考入武昌高等师范英语系。这时，新文化运动正以磅礴之势在全国兴起。他酷爱西方哲学著述，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明确意识到中国人必须用民主科学态度去重新审视历史，正视社会现实。从此，民主主义开始成为他政治上追求的理想。他一面勤学功课，一面结交有志之士。其中有恽代英，这个与他同龄的江苏武进人在武昌成立了《利群书社》、《互助社》、《共存社》。我父亲常去书社读书学习，与恽代英相处甚洽。后又与肖楚女相识，肖乃湖北汉阳人，熟悉武汉社会情况，遂多与之探讨有关改造社会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父亲在武昌高师曾发起组织读书会，继而又参与组织学生会。五四运动爆发，他作为武昌高师学生会代表参加了武汉学生联合会，积极组织武汉学生开展反帝反封的爱国运动。 1920年，刚毕业的父亲即被聘为宣城师范英语教员。不久，升任该校校长（宣城师范又名安徽省第四师范）。为了把学校办成传播进步思想的园地，他先后聘请恽代英、肖楚女、陈霞年（陈独秀之侄）来校任教。恽代英任教导主任兼国文教员，月薪与校长相等，大洋百元，父亲与他商讨革新教育的方针、计划，决定从充实教材、改进教学方法入手。不仅使学生学好书本知识，还要懂得人生意义，树立革命理想。为此他俩付出很多心血。利用课堂宣传民主科学，带领学生走出校门，去了解中国社会现状。 一次，恽代英领着学生远走黄山，沿途作社会调查，数日不归，家长纷纷跟父亲要人，认为这是把孩子引入歧途。他再解释也无济于事，最后闹得满城风雨，还告到芜湖和安徽省当局。半年后，恽代英被迫离职，我父亲通过高语罕介绍他到芜湖省立第五中学教书。为实现改革教育的理想，继恽代英之后，父亲又邀请肖楚女任教。肖楚女的作风不减恽代英，又极善讲演，把个课堂作为传播真理、批判封建思想的讲坛。结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芜湖与安徽省教育厅，又免去肖楚女之职，父亲也愤然挂冠而去。他任宣城师范校长仅一年，其敢作敢为，改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教育举措，至今在安徽老一辈人心中仍传为佳话。后来的宣城四师，一直是皖南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当然，现在“宣师”的学生已不明细这段历史，据说该校园里高悬着恽代英、肖楚女的肖像，却无人再提章伯钧。 1922年，省长许世英以安徽省公费送我父亲赴德留学。他在柏林大学哲学系攻读黑格尔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他与朱德同住一室，又经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党小组副组长。1925年邓演达被迫前往欧洲游历，在这群留学生中与我的父亲交往较密，常促膝长谈，探索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道路。对这两个问题，两人观点极为接近，可谓志同道合。邓演达的精辟思想，据我父亲的阐释和回忆，可以归纳如下： ●资本主义在中国尚未形成，在经济上受制于帝国主义。 ●中国资产阶级并未掌权，国家政权实际上是军阀、官僚、买办的统治。 ●各中小城市虽被外国商品侵入而涂上一些资本主义色彩，但土豪劣绅依然垄断了乡村，广大地区笼罩着封建主义制度。 ●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结构，是处于“前资本主义时期”，是一个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压迫下不断挣扎、日趋腐朽破碎的社会。而所谓前资本主义，则是指中国从东方式的封建社会走向近代资本主义的转变阶段。 ●这种社会规定了现阶段中国革命性质，是带有民族性的平民革命，建立农工为重点的平民政权，实现节制资本（国家资本主义）和耕者有其田，以准备向更高的社会阶段过渡。 邓演达的观点，不仅为父亲所接受，而且运用于后来的革命实践。在福建事变中他就是以这种理论为指导的。后来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言论，也一贯以这些理论来表明自己的主张。北伐出师，我父亲一直在邓先生左右进军到武汉，并深受倚重。邓演达被杀害，父亲继承着邓演达这面旗帜，一直到新中国成立。第三党几次易名，但都是以邓演达手拟的纲领作为党章的基石。 父亲对别人曾说：“要像寡妇守节一样，守住邓先生的精神。”我想，父亲用他的一生完成了自己的承诺，并付出了失败、流放、通缉、被黜出以及凄孤而死的代价。 我父亲在柏林大学的四年，系统地研习了马克思主义原著和充满辩证精神的黑格尔哲学。因而，他有着建立在丰厚社会科学知识基础上的理论坚定性和崇尚真理的革命意志。这一切，为其后来无条件献身社会、追求进步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他在北伐失败后，参加发动南昌起义；在南昌起义失败后，参加发动福建事变；在福建事变失败后，流亡日本；在日本一边重新学习、反思自省，一边又重振组织；日寇发动侵略的枪声一响，他立即潜回香港，率先响应中共《八一宣言》；在蒋介石宣布解散民盟的时刻，他流亡香港与沈钧儒一道宣布恢复民盟……。这一系列不屈不挠的表现，都与他在德国的初衷相一致。在家庭生活中父亲从来不怎么检查我的成绩单，但极其重视“如何做人”的教育。他常说：“要做一个真正的人，最起码的条件和最终的要求就是表里如一，始终如一。无论生忧患之中，还是处落魄之境，无论自幼至长，还是自长至老，在这个问题上应无一刻的松动。” 我父亲的奋发求学与精神气质，对他的两个弟弟起着表率与带动的作用。在他去德国之后，二弟伯韬赴法国留学，为中国留法勤工俭学语文部主任，且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三弟伯仁到日本留学，后去苏联也成为共产党员，继陈绍禹（王明）之后，任苏联远东区伯力学校校长。一家三兄弟相继出国深造，被家乡亲友同学称为“一门三国”、“一门三龙”。而且，这“三国”、“三龙”还都是共产党。但兄弟三人均未能善终，我父亲成了反党右派；我二叔操劳早逝；我三叔在斯大林清洗中被枪决。 问：章先生最初是共产党，为什么又离开了共产党？ 答：这个问题我现在只能回答一部分原因。大革命失败后，我的父亲对当时共产党内连续出现的“左倾”路线极为不满。对第三国际亦大有看法。他作为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也深感自己不能适应。 所以在与中共失去联系之后，再也没有主动恢复。他愿意追随邓演达创建第三党。邓殉难后，他矢志奋斗到底。在漫长的斗争中，他历尽险阻，贫病交加。蒋介石用高官利诱，用权势威迫，他都不为所动，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民主战士。 问：据我们所知，章伯钧先生不仅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领袖人物，而且还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始人和实际负责人。 答：是的，但现在实际上已经把章伯钧遗忘了。记得1981年民盟中央召开了一次纪念建盟40周年的座谈会。母亲就是兴冲冲而去，悲戚戚而归。 谁都知道，民盟是在抗日战争的紧要关头建立的，它承担着国共两党之外“第三者”角色和重要的调停作用，以推动两党团结抗敌。它是由三党三派组合起来（即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职业社、乡村建设派和无党派人士）。本着“一则团结各党各派，抗拒蒋介石的打击；一则同共产党合作”的目的，父亲怀着巨大的热忱，拿出全部的精力投入了民盟的酝酿、筹建及日常工作，在周恩来的支持帮助下，奔走各方，沟通意见，尤其是争取青年党的加盟，我父亲不知与李璜、左舜生打了多少交道。 1941年3月29日民盟秘密成立。父亲是五人常务委员会之一员，兼任组织部长。 1958年1月26日，民盟中央宣布撤消章伯钧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兼组织部长的职务。 我是章氏后代中唯的一盟员。但只要提到民盟，我内心总是隐隐作痛。因为为了这个组织，我父亲几乎送命，他的家庭几乎破裂，我和姐姐整天被搁在乡下的红薯地里，形同孤儿。它存留在我心中。 问：现在出版的关于反右运动的书不少，您都看了吗？ 答：现在出版的关于反右运动的书，我翻翻而已，如叶永烈的，如化名为姚杉尔的“中国百名大右派”，它们算是文学作品吧。从前的血泪，可以成为现在的资本；写别人的血泪，可以转换为自己的资本；不懂得民主党派，不熟谙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是弄不透反右运动的。别以为把那些旧报纸上的东西用粗针大线穿起来，就自诩为“本书是一部系统研究1957年右派的问题的开山之作”，是对“那个悲剧时代的悲剧人物进行了真实的记述，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史实”。我同意这样的观点：文学也在分化，就整体而言，几年来，中国当代文学基本上无所作为。文学不再是艺术，而是商业活动的特殊形式。他们不是创作作品，而是制造作品，用发表过的文章或资料加以组合，再“返销”给出版社。其中，纪实文学、内幕故事和名流生平、隐闻是其着重关注的领域。 问：那么，您能谈谈反右中章先生的情况吗？ 答：对这个问题，我只能简而言之。 新中国成立，我父亲在政府部门和其它部门担任许多职务。诸如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委员、交通部部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中央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光明日报》社社长等等。每年都要出国，参加世界和平代表大会。他春风得意，心情舒畅。他认为自己是靠拢共产党的，共产党也是善待他的；与此同时，作为一个追求民主科学的职业政治家，对当时在权力行使、方针决策、政策贯彻以及意识形态、外交业务方面存在的问题，他都有所察觉，也有所议论。 1957年4月30日，他聆听了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非常兴奋。认为“人民内部矛盾”概念的提出，“今后主要是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的总体方针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相互监督”的方针确立，是毛泽东对自身理论的突破。而这种突破将有益于他的社会实践。父亲说：第一代领袖是决心要把国家前途掌握在自己手里的领袖；第二代领袖是要能满足人民生活渴望的领袖，而生活又是不那么容易满足的。毛泽东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和解决途径，他很可能要去完成两代领袖的任务。当中共提出以反对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我父亲是相信的，相信毛泽东当初的确想整风，也要整风。但为什么忽然从整风转变为反右，又是在什么时候确立了这种转变，父亲却一概不知（现在有人考征是罗隆基的一句话触怒了毛泽东同志，我不完全相信此说）。 既然确立了反右，也就同时确立了反右目标。于是中央统战部出面召开座谈会，让目标“入围”。于是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亲自电话催促父亲，一定要出席座谈会，给中共提批评意见。父亲再三推托，声明自己的观点意见平时都讲过了。“平时讲的不算数，一定要在会上讲。”——看来，非去不可了。1957年5月21日下午，腹泻不止的父亲坐在“吉姆”车内，心里还不知一会儿该说些啥？想来想去，想出个“设计院”，还有些即兴内容： ●今天，我谈个人意见。近20天来，全国各地都在谈论民内部矛盾，帮助共产党整风，提出了很多意见，看来是正常的。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的政策，共产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民主精神，已经取得了极大效果。 ●鸣，放，并不影响共产党的领导，而是愈益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 ●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给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 ●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 ●政协、人大不要待到期满，今年就可以进行明年要做的大事的讨论。不能全靠视察制度，对国家准备做的事情要经常讨论。 ●近一两年来，政府对老年知识分子问题，有所安排，收到了极大效果。但是还有些名望较小的知识分子，思想已经起了很大变化，生活也有困难，政府应当有适当的政策，逐步地解决他们的问题。 ●国务院开会，常拿出成品，这种形式主义的会议可以少开。 ●镇反、三反、肃反中的遗留问题，党和政府应该下决心，检查一下，检查要有准备，要好好做。 ●今后有关国家的政策、方针性问题，多听听多方面意见。如果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的。如文字改革，我认为既不是国防机密，又不是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却只由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讨论。如果文字改革问题，等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没意见，我不反对；如果是文化问题，就应该在党内外展开讨论，应该多从学术、政治、道理上进行讨论。 以上这篇刊于1957年5月22日《人民日报》的发言，最终成了我父亲划右的罪状和定性材料。罪状的第一条是主张政治设计院；罪状的最后一条是反对文字改革。另加了一条是主张“轮流坐庄”。 1980年中共中央决定给百分之九十九的右派平反决定保留五个右派分子，以证明反右是正确的，必要的，领导者的错误在于“扩大化”。在此决定下达的前一天，中央统战部把我母亲（由我陪同）找去谈话。谈话大意是：“既然中央给反右定性为扩大化，那么就需要保留一些右派，要保留右派，就需要保留右派中的头面人物；要保留右派的头面人物，自然就需要保留章伯钧先生。” 又说：“当年给章先生划右的材料都不确实，从政治设计院到反对文字改革，都不能成立。而‘轮流坐庄’则是程潜批判右派时说的，也被按到章伯钧先生头上。现在我们重新整理了材料，右派定性用的是孙大光的揭发材料。”说罢，问我母亲有何感想。母亲说：“对此决定，我只能服从，而不能赞成。”有关领导说：“服从就好。以后我们对您及章家会有所照顾的。” 从府佑街出来，母亲默然不语，两手冰凉。她临终前还一再对我说，自己心底还有一桩事。我知道母亲的心事。其实，父亲的事在1957年夏季就完全、彻底地结束了。我希望右派这两个字永远保留下去。它永远属于章伯钧，属于我最亲爱的爸爸。 问：反右之后，章先生的心情如何？ 答：这个题目是一个中篇题材。 划右以后，他从一个忙碌的政治家变为孤独的思想者。从此，灵魂在自己躯壳里无法安放。以至那副躯壳对于灵魂似乎都是“异已”的。棋天跼地，拘手挛脚。肉体的不自由，伴以心灵的不自由。人作为“人”被有形、无形的外在力量所剥夺。只把一小部分（而且是一部分的内心生活）留给了自己。除了被批判和被抛弃之外，父亲一无所有。他看到的是头顶上的一块天空，面对的是一个妻子两个女儿。也是到了这个时候，现实才终于提供了必要的距离，使得原本就极具哲学思辨力的父亲得以看清表现为历史过程的“大跃进”、“三面红旗”、“文革”，成为一个孤独的思想者。 我这里仅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当大家都在大跃进，欢呼“1天等于20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时候，父亲对我说：“对一个贫穷国家来说，经济就是政治。现在我们的社会主义是畸形，我想连毛泽东本人也不知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政治上是巨人，经济上则是侏儒，加上我们总爱学苏联，把军备开支列在第一。现在一时看不出来。就像刚出娘胎的畸形，过几年，我们作为社会的每个细胞，就会承受这种畸形的痛苦。对共产党的最大威胁是什么？不是抗美援朝，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而是一旦国门大开，老百姓发现外面的生活比自己好的时候，对一个执政党的真正威胁便来临了。” 当在反右之后，又搞反右倾，拔白旗运动，父亲偷偷对我说：“近代中国之败，败在热衷权力的人太多，始终忠于理想的人太少。发动批判的人如不能自我批判，他一定是把批判当作获取权力的另一种形式。” 当“文革”一临，数亿人都处在癫狂状态的时候，爸爸告诉我：“中国现代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开始了。对一个追求民主与科学的人来说，生是地狱，死是天堂。马克思万万想不到他的哲学被糟蹋成这样。报上宣传的思想，与其说是哲学，不如说是宗教。只有一个主义欢迎它，那就是法西斯。”他对“统一思想，统一指挥”的五统一提法，觉得非常可笑，并建议我将来能读读1945年他在《中华论坛》写的发刊词。他去世后，我读到了，父亲是这样写的：“思想与政见是人人不必尽同的，亦事实上所不能尽同的。如强人以相同，或胁之以相同，只是徒劳而已。不同之中，何以相安？何以共处？则唯有遵守民主精神，确立民主的作风，尊重异己，接受批评，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这是择善而从，不必攻乎异端，如能如此，斯能安矣，斯能处矣。” 除了可以思想，父亲还有深深的痛苦。他说这辈子面对共产党，他问心无愧。但面对数十万右派，数百万知识分子，他的理智备受煎熬，他的情感处在永无休歇的歉疚之中。 反右运动中，与罗隆基、章乃器相比，父亲认错、认罪是最早的，而且是按着指定的调子去检查。 为此，他反复思忖，最终很快下了决心，他对妈妈和我说：“难道让上面认错吗？我不认错，这个运动能收场吗？再不收场，扩大蔓延下去，到了乡镇小城就是抓人、坐牢、杀头，老罗和乃器哪有我清楚。” 一直到死，父亲不断地和我谈论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每次谈及都无比激动，无比痛心。父亲认为，中国多的是知识者小人物。这种小人物也正是所谓小知识分子。贫穷的中国既然不可能支撑一个宠大的贵族知识者层，中国知识分子当中的大多数就被注定了要与使用双手的劳动者一样忍受屈辱和饥寒。安于卑屈的地位，以诚实勤奋的精神劳动来维持一个紧窄狭小家庭的生存。在生命价值与知识价值日趋低廉的国度，自然很少有发挥才力的场合，秀木却又极易被外力摧折。不是中国人，不是知识分子就很难估量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史上承受过的压力及分量。 问：关于您的母亲，我们只知道她生前是全国政协常委，农工党中央咨监委员会副主席。您能不能较为详细地谈谈她，以及她与章先生的婚姻？ 答：我母亲原名李淑娴，其父在当地最早兴办洋学堂、女子学堂，开教育之先河。她自幼接受良好的正规教育。初中读的是河北宣化中学，高中考入享有盛名的北京女师大附中，入学不久，即被推选为学生会《学生月刊》主编。1927年，传来北伐战争胜利的号角，热血沸腾的她，怀揣六枚铜板，跟罗瘿公之子罗中震毅然南下投奔革命。那时，一向关怀并支持她学业的大姐李哲民（北京女师大化学系助教兼附中化学教师）正在武汉兵工厂任技术员，并与担任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的章伯钧结为伴侣—— 问：对不起，我插上一句，是不是章先生有过两次婚姻？ 答：不，准确地说，我的父亲有过三次婚姻。 第一次是1921年在安徽桐城，由他的寡母包办，娶当地农家女林氏，生子章师明。翌年，父亲留学海外，获哲学博士学位。1926年与好友孙炳文同船归国，在广州应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郭沫若之聘，任该院哲学教授。月薪280大洋，交党费200元，80元自由。须加以说明的是，我的父亲是在德国经同窗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当年在中大管理党费的是徐彬如（前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徐老晚年每每对我提及这段生活，总得意地说：“这200大洋可管用啦！那时的共产党穷啊！” 1927年父亲与郭沫若一道参加北伐战争，他俩从此搭档工作30载，1957年夏分道扬镳。父亲回忆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生活，常面带笑容。他说：“那时人年轻，工作严肃紧张，生活简单，情感上其实还是浪漫的。像郭沫若追求于立群，黄琪翔倾心范志超。在武汉政府工作，只要听说有女士来投奔革命，一班光棍干部都禁不住跑出来看，我就是这样看中你母亲的姐姐的。”1932年李哲民患肺结核，病逝于北平。断气前，她把自己的妹妹托付给丈夫。——这是章伯钧的第二次婚姻。它的时间虽短，但给父亲留下了很长的回忆。或许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恋爱。我已经长大，爸爸还曾举着一张他与李哲民上了水彩的结婚照片对我说：“好好看看，是你妈妈漂亮，还是大姐（指李哲民）漂亮？” 1933年，父亲正式写信给母亲，要求与之续弦。正在北京大学医学院读五年级的她，思前想后，既痛死者，又怜生者，遂于这年的暑假在上海与章伯钧共结连理。有人说，女人是男人温暖的港湾。我的父亲在游离了两个渡口之后，最终停泊靠港了。我的母亲也是在一种异常复杂的心态下，允诺了这桩姻缘，可以说，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从此，他们双双携手，步向生活，共同面对不可测知的时代风云。同时，也开始了她一生一世的牵累。 问：章伯钧先生是您母亲一生的转折点，否则，她可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医生。对么？ 答：对，但又不完全。因为扭转她人生轨迹的，还有邓演达。 邓演达与家父过从甚密。邓演达从德国归来，他们便一道在上海筹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今日中国农工民主党之前身），人称第三党。这个党的构成，一部分是国民党左派，如邓演达、黄琪翔；一部分是从中共脱离出来的知识分子，如章伯钧、张申府。 1932年邓演达从东北返回北平，逗留了一周左右。他听说李哲民的妹妹在此读书。邓一向对哲民有很好的印象，据同志们介绍其妹也表现不错，于是决定抽空亲自去北大医学院宿舍看看。 当邓演达出现在我母亲面前的时候，她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这个操着广东口音的中年男人，就是参加辛亥革命，讨伐陈炯明叛军，组织领导北伐战争，一身兼四任，国共两党军事精英皆出其门下的邓演达，邓见母亲的宿舍堆满医学书籍，便问她是否想做个名医。母亲遂将自己愿以知识、智慧报效国民，服务社会的志向告诉邓先生。邓演达肯定了我母亲的求知心，接着又向她讲述了个人的观点：治病固然好，但对于国民、社会来说，最为重要和紧迫的是革命。职业是医生，天职是革命。中国革命道路漫长、曲折，需要许许多多有知识、有理想的青年去肩负革命，作持久的奔跑。邓演达的讲话态度谦和、手势生动，浑厚的声音非常富于吸引力。最后，邓演达看了看腕上手表，即起身离去。他的来去似一只鸿雁，了无痕迹，而他的话，却像刀镂斧凿，永铭于母心。 问：您在刚才的谈话里，为什么要特别提到邓演达看表的细节？ 答：您是一位精细的记者。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在上海愚园路被捕。 戴季陶乘机向蒋介石进言：中国当今政坛最可怕的敌人，不是汪、日，唯有邓演达一人。这时，蒋介石收到历届黄埔毕业生请求释放邓的联名信。此举使靠黄埔起家的老蒋大为震惊，他决心杀邓。11月29日蒋亲自派其卫队，将邓杀害于南京城东。噩耗传来，举国骇然。特别是当我母亲听说一位看守托人辗转送出邓的遗物是一副对联（上书：人生自当忙不息，天地原来未瞬留。）另有带有汗渍与血痕的手表。她泣不成声，不由得想起邓先生以革命为天职的叮嘱，想起邓将军临别时朝手表投去的匆匆一瞥。在悲痛欲绝的哭号中，她感到自己未来的人生旅途将永远和邓演达创建的第三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她要将毕生的精力与心智无条件奉献给革命。在那几天，我的母亲与同学连夜印发《宋庆龄宣言》，赶写反蒋标语。一月之内，标语传单遍布全城。她甚至与一些女学生黑夜摸到狮子胡同的北平卫戍司令部去张贴。 在我父母的婚后，父亲双手赠她一个用白绢包裹的物件。打开一看，是邓演达的那只金表。此后，我母亲奔波流离数十载，始终带着这件遗物。它浸透着那个时代的风雨烟尘。1966年，红卫兵连抄我家无数遍，这只手表被抄没。最珍贵的东西，以最粗暴的方式毁灭——中国的人与物之命运，常如是。 1978年我无罪释放，妈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带我去南京祭扫邓墓。秋阳下我母女二人含泪伫立在邓演达墓前，墓边绿草如茵，横七竖八地躺着一群青年，且又吃又喝。当我们默然离去时，只听得背后传来议论：“这邓演达是谁？”“大概是邓颖超的哥哥吧？” 问：想必你母亲李健生先生在“反右”及“文革”中，都受到很大冲击吧？ 答：是的。“反右”红火的时候，上级派人来动员她与我父亲离婚，让她远看刘清杨、近学浦熙修（这二人都是在丈夫张申府、罗隆基倒霉之际，宣布“划清界限”的）。我母亲听了摇摇头说：“我封建思想严重，在这个时候要老婆离婚，绝对办不到。”翌日，这段话就上了首都各大报刊。自然，我的妈妈也戴上右派帽子。 谈到“文革”，我的心情极其沉重。以后，我会专门撰文追述这段锥心裂肺的岁月。总之，一切惨烈无情都指向了两个孤立无援的老人。那时的民主党派以及政协均被红卫兵、造反派一律当成牛鬼蛇神。而我的父母便是牛中牛，鬼下鬼。别瞧民主党派从未执政，可整起人来一点也不逊色。 问：能否再介绍一下包括您本人在内的章氏后代的情况？ 答：我父亲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 儿子叫章师明，即我的大哥。他1920年生于我父亲的老家安徽桐城，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现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 我的姐姐章诒学，1939年生于香港，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现为北京第二光学仪器厂研究所所长，教授级高工。北京市政协常委，全国妇联执委。 我叫章诒和，1942年生于重庆，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现在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 问：如此看来，章氏后代皆为民主党派成员，而且在事业上都有所成就。 答：成就二字不敢讲。但我们几个平素为人及工作成绩，至少在民主党派的圈子里大家是清楚的。从职业上看，我的兄长有那么点子承父业的意思。姐姐与我，一理一文。这与1957年后父亲对职业的看法有关。家父历尽政治风波，饱受精神折磨。1957年6月8日前，称他为民主人士，高官厚禄；6月8日后，说他是马路政客，人格全无。作为一个职业政治家此时似乎才明白政治为何物。60年代初，我就择业问题请教他，父亲说：“年轻时留学柏林，德国人告诉我，他们最尊崇的职业是医生和律师，因为人命关天，故学这两个专业的学制也最长。不想，当年我问异国人的问题，如今你拿来问我。这里，我只讲一句话，你选择什么职业都可以，但我唯一尊敬的是科学家或艺术家。因为他们比较干净。” 问：听说《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人民政协报》、香港《文汇报》曾刊出章伯钧子女家属出资20万元，为章伯钧夫人李健生在其家乡河北省怀安县建立了李健生教育基金会。请问什么是李健生教育基金会？它是由谁建立的？ 答：这是由私人捐款，以个人姓名命名的教育基金会。该会设立在河北省怀安县，旨在奖励这个地区的先进教师和优秀学生。李健生是章伯钧夫人，捐款人是章伯钧的子女。也就是说，是我们兄妹为纪念母亲，为发展其家乡的教育事业而办的一件善事。 问：你们兄妹怎么会想到要建立教育基金会？据我所知，你们当中谁也不是富翁大款。 答：自1957年始，我们三人在不同的地方均受着政治压力与社会歧视，人生道路坎坷不平。譬如我，“文革”中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20年，坐牢10载。父亲殁于被捕之初，女儿生于团圆之内，丈夫亡于平反之前。生活搅拌着血泪，血泪熔炼了灵魂。 我对这样的人生并无怨悔，反觉自己有幸出自于这样的家庭，非常珍惜它。尽管父亲的骨灰摆进了八宝山，其实在他背上还背着黑锅。越是如此，子女就越应自强。我们兄妹性格迥异，待人接物亦有所不同，但都自觉尊守一条“法则”，那就是自己的行为不能给父母抹黑。现在，我们三人均已年过半百，更感到有必要为父辈、为社会做点事情。 问：听您的谈话，是否还要为章伯钧先生做点什么？ 答：是的，只要主观条件具备，客观环境允许。 2、但洗铅华不洗愁——写者、编者谈《往事并不如烟》 写缘与编缘 王培元：在我的近20年的编辑生涯当中，还从来没有一本书，像这一部这样，整个编发书稿的过程，自始至终伴随着魂灵的震悸、泫然的泪水，哀痛和幸福的情感交汇在一起，荡涤着我的身心，仿佛经受了一场精神洗礼。鲁迅说，从水管里流出的是水，从血管里流出的是血。我觉得，这部书，字字句句都是从血管里喷涌出来的。可以说，这是充满着血泪的、“撄人心”之作。 世事沧桑，历史如烟如梦。几十年逝去了，史良、储安平、张伯驹、潘素、康同璧、罗仪凤、聂绀弩、周颖、罗隆基，当然还有作者的父亲章伯钧、母亲李健生，这些作者所熟悉的、已经走入历史的人物，作者至今依然无法忘怀，笔酣墨饱地把他们叙写出来，折射出整整一个时代的风光云影，读来不能不令人感慨系之矣。 章诒和：我写这几篇文章的动机，如《自序》中所言，是为陷入绝境中的我，寻找一个继续生存的理由和支撑，以拯救自己即将枯萎的心。还有一个远因——我在入狱前，是接受了父亲撕心裂肺般的重托的。具体情况，我以后会讲述，如果我的条件也容许我讲述。 命名与叙述 王培元：梅志写过一本叫《往事如烟》的书，黄秋耘也出过一本书，书名和这一部完全一样，一字不差。“往事”二字，何以使三位作者如此“钟情”？恐怕原因在于，在他们看来，曾经亲历的往事，那些熟悉的人物的歌笑悲哭、哀乐离合、生活命运，风烟散尽、已然消失的无影无踪的历史，是刻骨铭心的、决不能忘却的。鲁迅曾痛心于、悲愤于中国人的麻木、健忘。这种写作与命名本身，就已具有一种抵扼遗忘的意义和努力。 从历史记忆到历史书写，不仅需要责任感和使命感，而且还需要历史叙述的独特方式。在章诒和的笔下，历史是真切的、形象的、活生生的人的历史，时代、社会是人物活动的不可或缺的场景和舞台。她刻画的历史人物，人人有血有肉，个个呼之欲出。正由于作者每每以她所擅长的以个性化的对话和生动的细节，来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物灵魂，这部书的很多地方，即使并未描写人物的外貌，却可使读者看了对话和细节，便好像目睹了谈话与行动着的那些人，可谓“如临其境，如见其人”。 着力写细节，写颇具戏剧性的场景，甚至会让人读来有看小说之感。其实，这恰恰是司马迁开创的中国史传文的优秀传统。然而，作者对这一优秀传统的继承，又决不仅仅是叙事方式、写作技巧层面的。《史记》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像郭预衡先生所说，鲁迅之所谓“绝唱”，主要是就扬雄《法言·重黎》所称的“实录”而言的（《中国散文史》第一卷295页）。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指出：“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物，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善，故谓之实录。”《往事并不如烟》（以下简称《往事》）虽不是《史记》那样的体制完备的正史，但是“不虚美”、“不隐善”的“实录”精神，却是一脉相承的。刘知几说过，“史之不正，代有其书”（《史通·曲笔》）；又说，“世途之多艰”，“实录之难遇”（《史通·直书》），诚哉斯言。叙写历史者，敢于秉笔直书，敢于“实录”，殊为难得，极其可贵。章诒和致力于此，她对自己的描写对象，不为尊者讳，亦不为亲者讳，并未因为他们是父母的友人、是自己的亲人，就回避其性格、为人等方面的弱点，如“坦荡荡之君子”与“常戚戚之小人”集于一身的罗隆基的刻画，便是如此。 回忆：“唯一”的生活 章诒和：关于记忆，我只想说明这样一个情况：1957年以后的我，过着没有同窗友谊、没有社会交往、没有精神享受、没有异性爱情的日子。再以后便是被孤立、被管制、被打斗、被判刑，且丧父、丧母、丧夫……数十年间，我只有向内心寻求生活。内心生活为何物？那就是回忆，也只有回忆。特别是狱中十年，我是靠不停地翻检记忆，获得灵魂的呼吸，抚慰飘摇无着的心。20世纪80年代，我重返社会，即开始了对回忆的记录。从狱中故事到罗隆基、储安平、张伯驹的第一稿，均写于1980～1989年之间。某些草稿保存至今，纸都脆了。何况，那些纷纷离我而去的人，是那么的美丽，想忘都忘不了。而记忆是必须包括细节在内的，只知道个大概，还叫记忆吗？我现在还清楚记得35年前——宣判公审大会上悬挂的十条巨幅标语，判刑后第一天清晨从铁窗外看到的天空颜色，在劳改队过第一个春节时的菜单，等等。 王培元：当然，如作者在《自序》里所说，《往事》只是“对往事的片断回忆”，并不是“完整的回忆录”。这是作者本人的历史记忆，是她个人化的历史书写，是事过境迁之后，透过茫茫烟云，穿越历史时空，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重新打量、追忆和叙述。它不但使我想起以“实录”而为“绝唱”的《史记》作者司马迁《太史公自序》里“圣贤发愤著书”、“述往事，思来者”的说法；而且让我也想到了鲁迅的关于历史的若干议论，如：“历史（指官方之史——王注）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坟·忽然想到四》）。自然，《往事》一书，野史而已。它让你感到沉痛，感到悲怆，感到苍凉，心潮滚滚涌起，久久难平。而鲁迅在他著名的《病后杂谈之余——关于“舒愤懑”》一文中，就这样说过，“俞正燮看过野史，正是一个因此义愤填膺的人。” 野史之价值，也就不言而喻了。 章诒和：我是个绝对悲观主义者，想得最多的是关于死亡；最大的快乐是到天国与父母团聚。我这个人没有什么成就，也没有多大志向，深知自己几斤几两，既不懂外文，也不通古文。至于现代作家的种种手法，别说学，我连看都看不懂。再说到了这把年纪，学什么都晚了。我不是作家，也不想当作家。朋友看了我写的东西，称赞自己，那都是鼓励，怕我一个人活不下去。 王培元：说起回忆录，我还想到了两部我最喜欢的外国作家的著作，不能不提，一是俄罗斯作家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一是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两者都既真实地再现了作者亲历的往事，成为一个时代的有力见证，又栩栩如生地描绘了众多同时代文化名人的肖像和个性。类似于小说的精彩片断，在书中亦随处可见。看来，浓烈的文学色彩，不光是中国史传文学之特征，外国作家的此种佳作也有相似之处。这种文字，这种历史叙事方式，不但可以“启人思”，而且能够“增人感”（鲁迅语），自有其独特的优长。 有看过《往事》的朋友说，作者的记忆力实在令人惊叹，几十年之前的事情，竟记得如此清楚！说来简直有些不可思议。龚自珍《己亥杂诗》有云：“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章诒和早慧，小时候就对大人们的事情，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年幼的她，过早地进入大人们的世界，感染父母及其友人的忧愤和焦思、痛苦与无奈。书中多次提到，家里来了客人，她也喜欢往客厅里凑。父亲有时训她，“小孩子不要听大人的谈话！”于是，她就悄悄躲在客厅的玻璃隔扇后面，偷听偷看。她说：“对我来说，听他们聊天就跟读书听课一样。”书里多次出现的这个躲在玻璃隔扇后偷听的小姑娘，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种特殊的人生阅历，对她几十年后撰写《往事》，都成了不可或缺的准备和积累，成为一种精神宝藏。 章诒和的记忆力确实惊人。70年代末，她和母亲去拜访聂绀弩，还一清二楚地记得，三年困难时期，在莫斯科餐厅见到聂，他当时说的两段话。而有意思的是，章诒和又总是说自己记性不好。人的记忆，大约是有选择性的，有的事铭记心头，有的事则忘得干干净净。不知读者是否注意到，章诒和出狱回京后，第一个夜晚，与母亲、女儿，三代人共眠一榻。母亲讲述父亲之死的每一句话，她都“死死记住，记到我死”。我把作者的历史记忆和历史书写，视为对价值理想、对文化传统的无比珍爱，对传统人文精神的格外尊重。 关于“贵族精神” 章诒和：文化上的事情极复杂，自有其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规律。传统不是你想抢救，就能抢救的；作品不是你评为经典，就是经典。而且，动机和效果常常相悖。就拿我所熟悉的中国戏曲来说，“推陈出新”的方针多好，在官方诸多的文艺方针政策里，这个方针可能是最正确的。半个世纪过去了，谁也没想到“推陈出新”的最终结果，是凋敝、衰败和灭亡。举个简单例子，袁世海会四百出戏，如今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会的戏也只有十几出。所以，在文化上，今人未必胜古人，现在的杰作未必超过了前人的著述。我正在阅读沉樱，她的散文简约纯朴，感情真挚，不眩惑于奇巧华丽，不刻意追求艺术特色。我能学到她的一半，便满足了。可能一半也学不到。文学艺术属于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有主流，有支流，也有逆流。在一段历史时期，主流盛行，支流枯竭，逆流消失。但无论什么样的文化流脉，它们所蕴涵的精神价值都会沉淀、积累下来。即使消失了的，其中有价值的那一部分，也终将被重新开掘出来。 王培元：一位友人认为，无论《往事》的内容，还是其文字，都具有一种“贵族精神”。我很赞同这个看法。为什么会有这种精神呢？因为作者所写的人物，几乎都是现当代中国大名鼎鼎的知识分子、文化名人。他们的诉求与失败，他们的喜忧与哀伤，他们的人格与遭际，通过作者的史笔，绘声绘色、惟妙惟肖、酣畅淋漓地表现了出来，使全书从字里行间蒸腾起一种高层次、高格调的文化气息。像持守着“以不变应万变”的处世原则、侠骨柔肠的康同璧、沉迷于琴棋书画生活中的、散淡的张伯驹这样的文化名流，他们的人生经历，他们的遗闻佚事，对于今日的读者来说，大都是闻所未闻的。他们表现出的贵族精神及其文化气息，在我们的文化和文字中，似乎是久违了。作者以凝重而又优雅的文笔，细腻而又润泽的语言，极富表现力地展示了上述人物鲜为人知的独特人生和卓异个性，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他们的人格尊严、高贵心灵、渊博学识和优雅风度，极大地满足了读者了解其人其事的强烈愿望和浓厚兴趣。 譬如，作者把张伯驹对传统文化的痴迷、对旧戏曲的珍爱，以及他的精神的落伍与孤独，他的人生态度的泰然、淡然和超然，写得出神入化，读者也由此而进入了人物的内心世界，真切地感受他的文人气节的人格尊严，犹如一曲中国传统文化的挽歌，如泣如诉，余声袅袅不绝。解读了张伯驹这个人物，恐怕也就理解了章伯钧说的一句话：“最优秀的，往往是最固执的。” 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书写历史、回忆人物的时候，往往有一种多角度的大视野观照，有一种超越性的襟怀与气度，不光是写了人物与政治的纠葛冲突，而且更写了人物的性格、人物的命运，透视出人与时代、性格与命运的繁复错杂的互动关系，让你既感到沉重，但又不压抑，意蕴丰富深厚，韵味绵长。 关于批评 章诒和：关于批评。我一向认为，各种批评的最大差别在于和意识形态发生的关联上。说意识形态和批评的关联，并非是讲批评代表着某个政治观点，而是指它是一定意识形态氛围下形成的，批评主体（即批评家）又是受到一定社会文化模式的支配。比如，一个北欧的文学批评家，看了《斯人寂寞》后的感想是：好汉无好妻。这让我哭笑不得，但这个“哭笑不得”又极能说明问题——即对作品的臧否褒贬无不是批评家自己经过思考作出的。但他们的意见，其实都是各自所属的文化背景下可能产生的种种意见当中的一种。所以，面对一篇文章，众说纷纭，才是合乎常规、符合常态的批评现象。我这个人的大半辈子是在被批判中过活，很习惯。 王培元：对于《往事》，印在封底的龚育之、严家炎、孙郁诸位先生的评语，从各自不同的视角，或整体宏观、或深入细致地进行了简练、精辟的评说，亦可谓见仁见智，各抒己见。每位读者读了这部书，恐怕都会有自己的感受和理解吧。 章诒和：一个作品写出来，作者就和它没什么关系了。写作的冲动、愿望、目的、成败、意义及其想要达到的效果，都靠作品本身来判定。所以，我反对作家自己跑出来大谈创作感受和经验，更觉得那些用别人的钱来研讨自己的举动和场面，更是庸俗，甚至卑劣。 2003年12月12日——2004年1月22日，于北京东城 3、心坎里别是一般疼痛——忆父亲与翦伯赞的交往 1942年秋，我出生在重庆北碚李子坝的半山新村。 新村有两幢二层小洋房，每幢可安置两家。第一幢里，一号住的是庄明远，二号住的是邓初民。第二幢内，三号住的是我们全家，四号住的是翦伯赞夫妇。所以，章、翦两家是紧挨着的邻居。 如果说我从娘胎里出来，第一眼是认识了父母的话。那么，我的第二眼就是认识了翦伯赞。 有一天，在温暖的阳光下，母亲、姨妈和戴淑婉（即翦夫人）把我抱到院子里，仔细端详。母亲突然发现我的左眼角有个小小的黑点儿，以为是早晨没把脸洗干净，便让姨妈抱着我，自己跑到卧室找了块湿毛巾，给我擦洗。可那黑点儿，怎么也擦不掉。翦伯母看了，立即跑回自己的房间，举着一把白色鬃毛的小刷子出来，对母亲说：“可能是毛巾太软了，我拿干净刷子试试。” 母亲用两只手，将我的头固定住。戴淑婉就用小毛刷在我的眼角蹭来蹭去。结果，黑点儿依旧。还是从事幼教事业的姨妈看出来了，说：“这是块记！” 后来，小黑点儿变成了一片树叶形状，颜色随之越来越淡。父亲（即章伯钧）和翦伯赞还对它做过讨论。 父亲说：“女孩子的记挂在脸上，不如长在屁股上。” 翦伯赞瞪着眼睛，说：“小愚的记挂在脸上，有什么不好！还不容易搞丢呢。丢了，也好认。” 父亲笑了。 以后，我长成了大姑娘，翦伯赞见到我，也还要搬起我的脑袋“辨认”一番，严肃地说：“记还在，这丫头是小愚！” 重庆又称陪都，党、政、军、学、文各界精英，于1940年前后不约而至。天下之士，云合雾集。起初，翦伯赞居无定所，在重庆市内搬来挪去。是父亲的安徽老乡陶行知介绍他来半山新村的。 乍一听房子建在半山，山高坡陡，上下要走三百个石阶——体力欠佳的翦伯赞有点发怵。可陶行知说：“房子虽在半山腰，但你有好邻居呀。” “谁住在那里？” “紧挨着你的邻居是章伯钧。还有邓初民。” “去，去，我去。”翦伯赞为了邻居而不惜爬山，立即搬了过来。 新村三面环浅山，一面临路（由北碚至重庆的公路）。四周树木稀疏，梯田层叠，大多种植水稻和红薯。翦伯赞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山路行走方略。即上山时，每走三十台阶，歇一次，共歇十次；下山时，每走五十台阶，停片刻，需停六回。经反复实践，很有效，亦不觉其累。于是，到处推广。父亲效仿，果然灵验，尽管行走、间歇的规范性和精确度远赶不上翦伯赞。 那时的翦伯赞和父亲都是活跃人物。父亲忙着抗日民主运动，忙着把第三党的人拉在一起。翦伯赞除了忙于动笔撰写《中国史纲》之外，还担任冯玉祥的历史教员，还到陶行知的育才学校讲课，还应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之邀，去做学术讲演。但两人再忙，也总要凑在一起聊天。搞政治的父亲，偏偏喜好文史。翦家若有史学界的朋友来做客，父亲是一定跑去掺合。去时揣上一包香烟，既不看看里面还剩几支，也不管烟丝有多劣质。抽到烟雾缭绕，山穷水尽时，聚会才算结束，各自散去。 1943年，翦伯赞先后出版了《中国史纲》第一卷和《中国史论集》第一辑。翦伯赞的文好，诗也好。他常与郭沫若、柳亚子、田汉彼此唱和。这让站在一边却不会作诗的父亲欣羡不已。当然，翦伯赞也有败笔。败笔就是他在《群众》周刊上发表的《杜甫研究》。“此文刊出，读者大哗。”“对杜诗的误解以及这样那样的硬伤，不胜枚举。”有人写了文章，一一指出其中的失误。翦伯赞不作答辩，始终保持沉默。 1944年3月中下旬，郭沫若写出《甲申三百年祭》，以纪念明朝灭亡三百周年。跟着4月15日，翦伯赞拿出了《桃花扇底看南朝》。他还写了极富革命战斗性的《评实验主义的历史观》，文章是为批判胡适而作。 半山新村的房子，不但是我家的住所，还是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即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又称第三党）中央机关之所在。许多第三党骨干分子来这里接头工作，开会议事。母亲大锅大锅地煮饭，请娇小玲珑却能干万分的戴淑婉过来帮着烧菜。可到了晚上，住宿便成了问题。像杨逸棠、郭则沉、张云川这样一些朋友就跑到翦家或邓家去住。 周恩来有要事相商，会跨过三百台阶到我家。那时的周公与民主人士在一起，说到高兴的事，他要哈哈大笑，遇到麻烦，他会紧锁浓眉。言至伤心处，他要落泪。重庆只呆了数月、身体一向欠佳的林彪也曾登门，态度谦和而礼貌。徐冰（即邢西萍）则是常客，也是食客。米再糙，菜再次，他都不计较，有酒即可。如无，他便要瞪眼，还时不时骂上一句：“王八蛋。” “你怎么又吃又骂，这王八蛋是指谁呀？”母亲问。 邢西萍笑着解释道：“我骂东洋鬼子呢！都是他们搞得大家吃不上一顿好饭菜。” 饭菜做好，父亲就要对母亲说：“快去把老翦叫来。” 总之，那个时候中共和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才叫“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呢！ 在半山新村，父亲创办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央刊物《中华论坛》，且自任主编。在发刊词里，他阐明尊重思想言论自由，维护和发扬民主的信念与态度。这个半月刊既是第三党的舆论宣传工具，又具有面向社会的学术性质。为此，父亲常常是自己出面向学者约稿。其中，最踊跃的投稿人，就是隔壁邻居翦伯赞。他的《南明史上的永历时代》、 《论王莽改制及其失败》、《学术与暴力》、《春秋之义》、《两汉的尚书台与宫廷政治》、《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等学术论文，皆经父亲之手，刊于《中华论坛》。每次交稿，翦伯赞一定要让父亲“审阅”，父亲则必拱手相谢。 每期刊物出来，父亲定拿数册给翦伯赞，请他转送学界朋友。翦伯赞在《中华论坛》还读到邓初民的《历史、历史记载、历史科学》、《略论清代的学风与士气及其文化政策》、《中国民主运动的两条路线》，周谷城的《论民主政治之建立与官僚主义之肃清》、《英国民主运动之发展》，侯外庐的《康有为在民国初年的反民主理论》、《“五四”文化运动与“孙文学说”的关系》、《我对“亚细亚生产方式”之答案与世界历史家商榷》，胡绳的《“猛回头”“警世钟”及其作者》，施复亮的《扑灭烽火求生路》，祝世康的《当前的经济问题》、《战后经济民主化管理的我见》，陈家康的《真知与真情》，吴泽的《名教的叛徒李卓吾》、《刘伯温论元末》、《个人领袖英雄的历史作用论》，石啸冲的《环绕地中海的美苏斗争》、《看国际形势》、《国会选举的美国政治动向》、《评印度局势》，吴晗的《论中立》，夏康农的《正视弥天的战火》、《论中美商约棒喝下的第三方面》，茅盾的《关于吕梁英雄传》，秦牧的《牛羊阵》、《西园庵的挂绿》等等。几期下来，《中华论坛》很受知识界的中上层的欢迎，称它是“民主政治的号角”。 许多史学家，不仅和父亲相识，且为好友。他们发表的新作，在送给翦伯赞的同时，也必送父亲。记得文革抄家后，父亲从地板上拣起一本侯外庐的书——《船山学案》，灰色封面上，毛笔楷体写着：“伯钧兄教正”。封底注明：重庆三友书店发行，中华民国33年4月。以后的二十年间，这本书连同翦伯赞、郭沫若等人送的书，经重庆带到上海，从上海转至香港，由香港运回北京。“文革”中，父亲拿出被抄家红卫兵遗失的这本书，对我说：“人（指侯外庐）看不到了，只有看书。” “山色入江流不尽，古今一梦莫思量。”我想，父亲定是回想起重庆北碚和翦伯赞等朋友一起生活的那些日子。 1944年的7月，日军攻陷了围困47天的衡阳后，直逼常德、桃源。11月19日桃源沦陷，那是翦伯赞的家乡。26日常德亦失守。夜不成寐的他，含泪写下了著名的《常德、桃源沦陷记》： “桃源，这个具有神奇传说的地方，是我的家乡。在这里，我度过了我的幼年时……” “常德，这座洞庭湖西岸的古老的城市，在这里，我度过了我的中学时代。 “静静的沅江，灰色的城墙，古旧的庙宇，旧式门面的商店，各式各样的手工业作坊，用石板铺成的大街小巷，自有城市以来，也许没有什么改变。如果说这里也有近代的装璜，那就是有一座西班牙天主教堂的钟楼，耸立在这个古城的天空——然而，这两个小县城，被攻陷时死者两万有余，伤者五千，被强奸的妇女七千多，财产损失不计其数。” 父亲阅后很激动。对翦伯赞说：“把稿子给我吧！把它登在《中华论坛》上。” 在重庆，父亲穿着件旧长衫，白天东奔西跑，搞社会活动，夜里伏案奋笔，写政论文章。凡是由父亲署名的文章，不求他人代笔。 翦伯赞很佩服，对母亲说：“伯钧是个干大事的人。” 那时还真有件大事，就是成立民主政团同盟（即中国民主同盟之前身）。它由三党、三派以及社会贤达（即今日之无党派民主人士）组成。酝酿筹建期中，针对同盟的纲领、章程、领导人选等诸多棘手的事，只能以沟通，调停，甚至妥协的方式去解决。在这个过程里，父亲是个中坚力量。每遇难题，常和翦伯赞研究、商量。而翦伯赞在应对现实政治方面，表现出燮理阴阳的智慧。父亲非常佩服，叹道：“说老翦是个历史学家，那是低估了他！” 1946年月1月，旧政协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共产党、民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共三十八人。民盟由张澜、罗隆基、张君劢，张东荪、沈钧儒、张申府、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九人组成代表团。父亲与罗隆基两人是宪法草案组成员，他还担任国民大会组成员。在二十二天的会议期间，工作量大，要动脑筋的事情也多，急需建立一条和中共的联络渠道。于是，身为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兼组织委员会主任的父亲，提议聘请翦伯赞担任民盟出席政协的顾问。此议立即获得通过，在1月10日给他发了聘书。 应该说，翦伯赞从重庆的半山新村起步，长期周旋于民盟、中共之间，成为一个统战高手。也就从这里开始，他既要徘徊于历史科学的殿堂，又要穿梭于现实政治的庙廊，且于同一时刻进入两个不同的社会文化圈子。为靠拢、联络中国的名流、高士、贤达、俊杰一起抗日并对付老蒋，当时的中共要的就是像翦伯赞这种复合式、应用性的高级人才。但对翦伯赞而言，身为史家而心系革命或者说心为史家而身系革命，无论判定为前者还是断定为后者，其性格的复杂性，也就此注定。其未来命运，也就此注定。在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分歧，学术和政治的冲突，由来已久。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这个分歧和冲突或许还难以凸显，可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年月，翦伯赞则无时无刻不在体味这种分歧和冲突了，随即也陷入了不可排遣、更不可抵御的思想矛盾和现实挤压之中。我觉得，共产党对中国文化学术圈的思想渗透，对中国思想文化精英的政治梳理，是从陪都重庆开始的。而这种渗透与梳理，既通过中共的直接宣传以及毛泽东、周恩来等负责人的直接出面进行，也是靠翦伯赞等统战高手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来操作。 父母在半山新村过着又穷又忙的日子，哪里顾得上姐姐和我，常常是白天把我俩放在红薯地里。饿了，俩人就用手挖红薯吃。一直呆到天黑，眼巴巴望着通向公路的石阶，泪汪汪地等着，等着。时近黄昏，身躯瘦弱、面带倦色的母亲出现在远处。我立刻举着沾满泥巴的手，哭个不歇。 我人小肚皮大。一天到晚，总有饥饿感，跑到厨房去翻，什么也没有。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偷偷溜到翦家的厨房。哈！居然让我发现一笸箩的锅巴。锅巴又硬又冷，可我瞧着它就要流口水。用手掰了一小块儿，塞进嘴里——天哪！又香又脆，实在是太好吃了。我又掰，再掰，反复地掰，且越掰越大。后来，索性就拿一整块了。再后来，就几块几块地拿。这样，我每天都要溜到翦家的厨房去，看看有没有锅巴。如有，就必偷，必吃。 一天，母亲叫我到她和父亲的卧室去。进门，就见戴淑婉坐在藤椅上。平时的她总是笑眯眯的，今天的脸上怎么一丝笑容也没有了？——锅巴！忽然想到了锅巴，那万恶的锅巴，害得我去偷吃它！还没开审，我的脸就红了。 母亲向戴淑婉努努嘴。原来绷着脸的她笑着问道：“小愚，我放在厨房的锅巴，是不是你偷吃了呀？” 我站她跟前，羞得抬不起头。 “你说，是不是偷吃了！”母亲的追问，比戴淑婉的声音严厉多了。 我点点头，眼泪就流了出来。 母亲厉声再问：“你为什么要去偷吃别人家的东西？” “我饿，翦伯母的锅巴又太好吃。”说到这里，我放声大哭。 戴淑婉，我的翦伯母，一把将我搂在怀里。母亲的眼圈也是红红的。 抗战胜利后，我们一家去了上海，住愚园路联安坊（现为上海市长宁区政府所在地）。翦伯赞一家，先去南京，后到上海，住愚园路中实新邨。因国共内战爆发，政治形势紧张，章翦两家虽同住一条马路，但不能像在重庆那样朝夕相处、随意走动了。 翦伯赞与妻子食宿于斗室，朴素简单，而工作却是千头万绪。作为中共党员，翦伯赞和中共上海工委书记华岗保持联系，参加各种秘密活动，传达党的指示，执行党的任务。作为史学家，在坐黄包车到大学授课的同时，继续写著《中国史纲》。1946年夏，他出任大孚出版公司总编辑，出版了《中国史纲》第二卷和《中国史论集》第二集。他撰文继续批判胡适，发表《正在泛滥之史学的反动倾向》等文。对北平一些注重考证、潜心学问的老史学家也作了批判，提出在今天的形势下，“研究与运动不可偏废”，即要把学术研究和反内战、反独裁、反老蒋的政治运动紧密地结合起来。不知道别人怎样看待他，而双重身份的翦伯赞是必须这样去做，一心二用。年行半百，头发半白。忙，穷，累，病，他都齐了。 1947年中国学生对社会动荡局势的关注和参与，成为一种以学潮为形式的斗争势态。4月，翦伯赞和张志让、周谷城、夏康农、吴泽、邓初民等名教授发起成立“上海市大学教授联谊会”。5月初，他在父亲创办的《现代新闻》第一次座谈会上，以《现阶段的民主运动》为题做了发言（后载于该刊）。正在这个时刻，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二零”血案，国民党政府使用暴力，对付请愿游行的学生。义愤填膺的翦伯赞连续写出《学潮平议》、《为学生辩诬》、《陈东与靖康元年的太学生的伏阙》三篇文章。 《陈东与靖康元年的太学生的伏阙》一文，说的是北宋末年发生在京城汴梁的一次太学生运动。那时，金兵南下，包围了汴梁。宋钦宗准备投降，罢斥主战派李纲。二月初五，即京都被围的第29日，陈东率太学生和京城居民十万余人拜伏于宫阙，向皇帝上书要求革除奸佞，起用主战派李纲。钦宗迫于压力，恢复了李纲等人的职务，金兵撤退——-翦伯赞在分析了这场古代学运的起因、经过与结果之后，写道：“学生在请愿的当时，总算平安度过，但当时的权奸并没有忘记昨天的仇恨。当请愿队伍解散以后，他们便开始对付学生……太学生率众伏阙，意在生变，不可不治。”结局是显然的，也是必然的——此后，不断发生迫害太学生的事情，陈东被杀。 翦伯赞最后是这样总结的：“靖康元年的太学生伏阙，已经是八百年前的历史，但二月五日却是中国知识青年应该纪念的一个日子，陈东也是八百年前的人物，但是这个人物也是中国知识青年应该学习的人物。” 文章登在7月1日出版的《大学月刊》上。刊物一出，夏康农就赶忙拿着它跑到联安坊，叫父亲先睹为快。 “好文章呀！”父亲读后，连声称赞。 感怀旧事之际，上海已是一片白色恐怖，民主人士成为迫害目标。据说单在10月份，上海、杭州、北平等八个城市，就有二千多人被杀，六万人列入黑名单。危险似乎比死亡还要可怕。民盟中央常委、西北总支负责人杜斌丞遇害的消息传来，父亲彻夜无眠。他把形势估计得很严重，立即命令母亲把我和姐姐终日关在家中，不准出门。经验老到的父亲，一向认为：在中国，进步是点点滴滴的，艰辛又缓慢；但要倒退起来，那肯定比坐飞机还要快了。别说是百姓，头脑聪慧的知识分子也多被搞得措手不及。 果然——10月22日民盟总部被特务包围。23日，中共上海地下党通知翦伯赞转移香港。 父亲走得晚些。怕我扭住他不让走。走的当日，特意带着我去看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电影，兴奋万分。看到电影里的好人受气受苦，我又泪流不止，完全忘记了身边的人和事。等出了电影院，竟发现父亲没有了。我嚎啕大哭，跌坐于地，谁劝都不行了。 天气更冷的时候，母亲带着我们也偷偷去了香港。 1947年——1948年，中国当代政治文化精英数百人，云集香港。我们一家先住柯士甸道，后搬至胜利道。翦伯赞先住在山林道，后迁居尖沙咀防海道。一到香港，他即与胡绳会面，接上组织关系。在继续统战工作的同时，他在香港达德学院讲授中国历史，并兼任《文汇报》“史地周刊”的主编。父亲到了香港的头等大事，就是为恢复民盟而忙碌，几乎天天不见人影。那时的我，做了培正中学（兼设小学）的一名学生。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提出，召开新政协，筹备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5月5日，民革的李济深、何香凝，民盟的沈钧儒、章伯钧，民进的马叙伦、王绍鏊，农工的彭泽民，致公的陈其尤，救国会的李章达，以及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等，联合致电毛泽东，表示拥护“口号”里的号召，共商建国大计。月光斟满了志士的酒杯，诗请激荡着文人的胸怀。他们已然望见了光明。 5月8日，翦伯赞在香港《华商报》举办“目前新形势与新政协”座谈会上，做了题为《拥护新政协的召开》的发言，出席的民主人士和有声望的文化人多达数十人。这是中共香港工委展开新政协宣传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中共南方局的运筹下，翦伯赞和父亲在这一年乘船离开香港。 等我再见到翦伯赞夫妇的时候，已是在1949年的北京了。两家均住在北京饭店的二层。我家住214号房间，是套间；翦氏夫妇住201号房间，是单间。 戴淑婉见到我，劈脸即问：“小愚，我家的锅巴好不好吃呀？” “好吃，好吃，我还要偷吃！”我这样嚷嚷着，一头扎到她的怀里。 全家大笑。 翦伯赞刚安顿下来，即让吴晗陪同，拜访北京大学的向达，俞平伯，辅仁大学的余嘉锡等著名学者、教授。这是礼节性拜访，彼此客客气气。但父亲说：“这是老翦的高明之处。” “你为什么说他高明呢？”母亲有些不解。 “当然高明哪！你想呀，他从前批判那些不问政治，专心学术的人，现在这些人都要和自己共事了。再说，他的‘史纲’被不被这些人承认，还是个问题。” 翦伯赞从香港转来北京，并没有进入北大、清华、北师大、辅仁的历史系任教，是被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聘为教授。那时的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有郑天挺、向达、杨人楩、朱庆永、张政烺、余逊、邓广铭、胡钟达、杨翼骧、汪籛等十余人。这些人聚拢起来，即为胡适校长在任时的全班人马；分散开来，个个皆为饱学之士。1949年前，这些人不喜欢国民党，也不想沾共产党。现在共产党来了，为了保住饭碗，恐怕也得凑上去学学马列主义吧？于是，决定让时任北大历史系系主任的郑天挺，去请马列主义史学家来校座谈。 应邀而来的宾客是郭沫若、翦伯赞、杜国庠、侯外庐。来听讲的是北大历史系全体教师。宾客本该主讲，胡适旧部理应恭听。谁知半路杀出一个青年教师，对这四位来宾的学识颇不以为然，便针对奴隶制社会问题，引出对西方史学的长篇论述，竟旁若无人地讲了一个多小时。会后，翦伯赞大怒。出门，即愤然道：北大的会是在唱鸿门宴，幕后导演则是向达。 这事的确深深地伤害了翦伯赞的自尊心。 1952年1月，中共展开了“三反”运动。它落实到民主党派和高等院校教授群体，便成为一个反复检查个人政治立场、学术观点和工作态度的思想改造运动。身为燕京大学哲学系系主任，同时又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民盟中央政治局委员张东荪成为了运动的重点、民盟的焦点和社会的看点。在燕大与他一起列为改造对象的还有校长陆志韦，以及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在这三个人里，张东荪的分量最重。对他的批判和处理，由统战部直接掌管，毛泽东亲自过问。 运动一开始，张东荪就轮流在燕大历史、哲学、国文、心理系（又称小文学院）检讨，一次又一次，次次通不过。这也毫不奇怪。民主观念浸入骨髓的他，从来就对“检讨、检查”之类的做法非常反感，认为这是中共控制思想、侵犯人权的行为。鉴于张东荪的“检讨不老实坦白”和“对群众的批评置之不顾”，燕大以节约检查委员会名义在2月29日这一天举行了全校师生员工批评张东荪大会，“讨论他的三次检讨”。大会长达五个小时，共有二十五人发言。发言的内容显然是事先安排好的，主要是对其清算历史。 在这个大会上，有两个人的发言引人注目。一是担任燕大教务长的无党派人士翁独健，这个哈佛毕业的大蒙古史专家的发言，太令官方失望。总共不到二百字，讲了不足五分钟，只是希望张东荪“真诚向人民低头认罪”。另一个就是已经调到历史系并有权代表历史系教师发言的翦伯赞。他的讲话辞锋凌厉，暗含杀机，指认张东荪所谓的“中间路线”完全是幌子，思想上是“一贯反苏、反共、反人民的”。张东荪敌视马克思主义的言行，是他发言的中心主题。为此，翦伯赞列举了以下事实作例证：（一）张东荪在1931年出版的《道德哲学》一书里，就说“资本主义不会灭亡，共产主义不能实现。如实现则劳动者都就会饿死。”又说“把马克思主义列为学说，乃人类之奇耻，是思想史上的大污点。”（二）在1934年出版的《唯物辩证法论战》一书里，张东荪说“马克思派的企图不但不会成功，其结果只弄成既非科学又非哲学的东西，终谓四不像而已。”（三）1946年出版的《思想与社会》一书里，张东荪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民主的，结果必变成少数人的专制，而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除此以外，翦伯赞还揭发了张东荪私下里讲“解放三年来一直觉得不自由”等言论。 翦伯赞的发言意义在于为张东荪的历史问题定下了“四反”（即反苏、反共、反人民、反马列主义）基调。伴随翦伯赞等人系统的揭批，是不断响起“彻底肃清反动亲美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的口号。中国民主同盟“燕大”分部的全体盟员立即要求上级撤消张东荪在盟内外的职务。与此同时，《新燕京》校刊特意把张东荪在《唯物辩证法论战》（1934年版）一书的题辞——“如有人要我在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二者当中选择其一，我就会觉得这无异于选择枪毙与绞刑（柯亨语）。”重新公开。顿时，硝烟弥漫，人心骇然。 疲惫不堪的张东荪深受震动，他致函民盟中央（张澜、沈钧儒）表示如果群众还不满意他的检讨，自己愿意再作一次更深刻的交代。其实，张东荪心里也清楚——哪里是群众（包括翦伯赞在内）不满意他。不久，在张澜家里，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副部长邢西萍、由沈钧儒和父亲陪同，与张东荪谈话。张既表示悔悟，也说明许多揭发并非事实。接着，经过民盟中央召开的第二十五次会议，一致决议撤消了张东荪的盟内职务。张东荪又开始了检查，一次又一次，次次通不过。突然，他的问题从“四反”变成了“特务”，由“思想改造”变成了“叛国罪行”。别说是翦伯赞，章伯钧，就是张澜，沈钧儒也惊呆，吓傻了。 至今张东荪案件的内幕，谁也不清楚，连公安部长罗瑞卿都蒙在鼓里。唯有一人是明白的。他，就是毛泽东。 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一样，像燕京大学这样的教会学校也是必须改造的。改造的方式就是拆掉。 “如何同枝叶，各自有枯荣。”令父亲万万没有想到的是，1952年在官方进行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过程里，郑天挺被调到南开大学，清华历史系资格最老的雷海宗教授，也被弄到了南开。接替郑天挺出任北大历史系系主任的，不是别人，正是翦伯赞。 作为翦伯赞的老友，父亲为他高兴，但同时又很替郑天挺惋惜，对母亲说：“郑天挺从二十年代起，便在北大任教。三十年代，就任北大秘书长。抗战胜利还是北大秘书长，兼任史学系主任。史学功底比老翦深，可南开的学术环境怎么能跟北大比？可惜呀！他搞的不是马列主义史学，位子自然要让给老翦了。” 记得中学毕业的我决定报考大学文科的时候，父亲还说：“除了报北大历史系，你还可以报南开历史系嘛，那里有个郑天挺。” 我问：“他的学问有什么好？” 父亲说：“他的学问是遵循严格的治史之道训练和积累起来的。特别是清史研究，如果你要想知道清朝的礼仪、习俗，皇室的氏族血统和八旗兵之类的问题，就去请教他。” 父亲还拍着胸脯说：“要是考上南开历史系，我就修书一封，让你去做郑天挺的入室弟子。” “干嘛要入室？” “入室弟子和一般授课，质量是大不一样的。” 郑天挺前脚刚走，翦伯赞即到北大赴任。上任之初，曾担心自己领导不好这样一个由三部分人（胡适旧部、蒋廷黻旧部、洪业旧部）合成的北大历史系教师队伍。但翦伯赞是统战高手，有调和鼎鼐的功夫。很快，系里的工作就上了轨道，大家相处也还不错。当然，经过院系调整，包括北大在内的高等院校之所以依据中共的意志恢复了秩序，还有另一层原因——那就是通过政治思想改造学习运动，批判亲美、崇美、恐美思想运动和三五反运动，高级知识分子已无人存有抗拒新领导的胆量和勇气了。再说，他们之中谁不想保住教授的饭碗呢？后来，父亲问向达。向达大叫冤枉，说：“谁敢给这四个人设鸿门宴！何况，我也不会去当舞剑之项庄哇。” 父亲认为向达讲的是老实话。 翦伯赞在行政领导工作方面还是顺利的，无论老、中、青，他都能善处。但教学业务方面则显现出和北大老教授的分歧。1952年秋季，系里讨论如何编写中国古代史教材讲稿。他主张按照自己的《中国史纲》的框架模式去编写，任何朝代都先讲经济基础，再述上层建筑；在上层建筑领域，先讲政治，再说军事、科技、文化。但不少教师心里是反对的，觉得凭空地先讲一些经济现象，反倒使历史的脉络变得模糊不清，应当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社会的各种因素揉和在一起，做综合性论述。为了让翦伯赞放弃自己的主张，聪明的邓广铭搬出了由斯大林亲自定稿的苏联官方颁布的一个关于怎样讲授历史的决议来。那上面明确写道：不要把历史讲成抽象的社会发展史，而是要严格依照历史的年代顺序，具体讲授那些丰富又具体的历史事实，历史现象，历史问题，历史人物等等。“苏联老大哥的权威毕竟高于翦伯赞的权威，这场争论就因此而结束了”。 把宽阔宛转的历史之河，拉扯成一条干巴粗糙的社会发展线，其教学效果可想而知。我的好友、五十年代就读于北大历史系的曹女士说：“那时，老师讲中国古代史，总是经济基础、阶级斗争、农民起义那一套。讲文化很少，甚至不讲。但也有例外，邓广铭先生讲唐史，就介绍了元稹的《会真记》，还兴致勃勃地吟诵了其中的诗句——‘自从别后减容光，万转千回懒下床。不为旁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同学们听得都入了神。我当时就把这首诗记住了，一记竟是四十多年。” 在把一部历史削成一根冷漠树干的时候，邓广铭的授课，无非是修复出纠缠的枝叶罢了。 翦氏夫妇搬到北大燕东园后，父亲去探望过他。 回得家来，父亲高兴地向我们描述了他的居所，说：“共产党给他的待遇不低呀！一幢小楼，有专车，有炊事员，有保姆，有秘书。我看，这是官员的规格，而非教授的享用。”但父亲又生发出另一番感叹：“中共对知识不见得重视，受重视的是政治。对人的评价也多是政治性的。” 其实，中共给他的待遇还真是从政治出发。只不过那时的父亲，不知道翦伯赞是中共党员。 院系调整后，在知识界紧接着进行批判胡适、批判《红楼梦》、批判胡风的运动。北大处在这些运动的中心，高级知识分子谁也别想跑掉。尽管翦伯赞在解放前也撰文批判胡适，但对于这样一些带有思想清洗和政治迫害性质的运动，身为系主任的他只限于政治表态、口头发言。运动的领导组织工作，均由系党总支负责。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翦伯赞不能从容不迫且又游刃有余地协调和化解政治需要和学术良心之间的矛盾了。他毕竟是个学者、史学家。历史的思辨能力赋予他洞察现实的眼光，善良的本性让他保持着正直，而倔犟的脾气又驱动着他发出了属于自己却并不怎么符合政治要求的声音。 比如，1953年他在作“访苏（联）报告”时，说：“在卫国战争的严重时期，苏联的博物馆工作者，也没有停止科学研究工作，他们仍然积极进行考古的工作，研究艺术上的问题，并且不断地提出争取学位的论文，举行学术性的专题报告。”——显然，翦伯赞的这番话是针对中国高等教学机构和研究机构因政治运动而业务停摆的情况，有感而发。 又如，在1954年10月22日的一次院级领导会议上，他说：“关于学习苏联教学方法的问题，我原则上是同意的，但不是同意立刻按苏联办法全部实行，江（隆基）副校长提出的变通之法，我倒是赞成的（按：江隆基提出北大各系贯彻苏联教学法可分成三种类型——1全部实行；2部分实行3暂不实行）。有人说我工作做得少，但我夜里常常工作到十二点。不是为北大工作，也是在为国家工作。现在学校工作安排得太多了，影响了经常性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例如目前就有调整工资，修订教学大纲，批判胡适，成立教学研究会等工作，使群众感到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我建议：第一，不要为突击性工作影响经常性工作；第二，不要因为外来工作影响本位工作；第三，不要因为未来的工作影响目前各种教学工作。就好象天天研究如何吃饭，而实际上没有饭吃或吃得很少一样。” 他还说：“领导希望我们一步登天，学习苏联要‘愈像愈好’。”又说：“如果给了我们木船，我们还要汽船，那是我们保守。但如果不给船，要我们泅水过去，那就是领导冒进了。教务处说我们过去对教学的专门化注意不够是一个偏向，但我认为过去根本没有力量搞专门化。” 此言一出，四座皆惊。有人立即将他的谈话汇报上去。 可以说，在北大历史系，脚踏政治、学术两只圈子的翦伯赞在竭力维护和保持两者之间的平衡。这特别体现在对青年教师的培养上。他一方面引导他们学习马列主义的具体理论，另一方面则强调对历史资料的广泛搜集。几年下来，到了反右前夕，他领导的历史系已经有了一批业务优秀的教学人才和骨干。 1956年夏季，翦伯赞等人参加了全国人大代表在湖南省的视察。他专门考察了长沙市的文化教育工作，看得相当认真，但是越看越生气。为了说出一肚子的不满，在座谈会上他特意拉上身份却非同一般的章士钊。 翦伯赞的发言，可谓开门见山。他说：“我对文教工作大为不满。这方面缺点是省领导忙于经济建设，放松了对文教工作领导所造成的。例如，《新湖南报》就很少关于文化、艺术、教育等方面的报道，很单调（章士钊插话，说：对，对，我们要知道的，报上都没有）。新华书店尽是宣传品，自然科学书籍实在太少，连近代史资料都没有一套。考古和文物发掘、管理方面，文化局就没有管。文物发掘工作者发掘了七百箱文物，发掘后就封箱，所以考古工作者反映，这些文物是‘出土入土’。中山图书馆有五十万册书（一说六十万册），由于图书馆书库不够，分散在长沙、岳阳等地六、七处地方，有二十万册放在烈士公园一个要倒塌的潮湿房子里，有的放在河边潮湿的房子里。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保管的一部分宋版、抄本等极有价值的书，因为没有房子放，放在走廊上，任凭风吹雨打，一部分已经完了。据我了解，还有大批珍贵文物进了造纸厂和造铜厂。中山图书馆每月买书经费只一千多元，买不了好书，书库又少。图书馆几乎成了看连环画的儿童阅览室。因此，好像湖南人只要吃饭、吃肉，不要文化一样。”说这些话的时候，章士钊在一旁不住地点头。 他又接着说：“从教育方面来看，师范学院师生们反映图书不够，科学研究工作没有条件。小学更糟糕些。我看了一个最坏的小学，墙壁出水，地下出水，光线不好、没有操场，厕所靠近教室，许多小孩子因为没有一角六分钱买药，一肚子的蛔虫。其他中学、小学有的也不像学校的样子。” 一向喜欢民间艺术的翦伯赞谈到湖南地方戏情况，竟激动起来。他说：“戏剧工作最糟糕。艺人们反映，没有从人民政府那里得到一点帮助（指私营剧团），得到的只是轻视和侮辱（章士钊插话，说：是，是）。省文化局一个副科长曾对艺人说：‘戏子、王八、吹鼓手，都不是好人。’有的戏院都快倒了，下雨天真的不敢去看戏。有的化装室面对厕所。艺联戏院艺人住的宿舍是一间大而潮湿的房子。一个房子住几对夫妇，中间以蚊帐为界。有个剧团演《文天祥》，主角没有宿舍，睡在走廊上。一个得奖的年青女演员金国纯，很有天才。但每月收入只有十五元。这十五元她要买旦角用的粉、红。每月吃不到肉和蛋。有个清唱馆，平均每人每月收入四元。这个清唱馆名为公私合营，但公家却未管过。为什么不管呢？可能是其中有些过去是妓女（章士钊插话，说：因为文化局干部认为跟她们接触是可耻的）。就是妓女也要管，这并不可耻。总的来说，在戏剧界存在三个矛盾：国营与私营的矛盾；干部与群众的矛盾；艺术与生活的矛盾。这是领导上对艺术的政治教育作用了解不够所致。” 继而，他提及湖南的少数民族情况。翦伯赞是维吾尔人，对中国的民族问题既有历史研究，又保持着现实关怀。故此番视察，他去了有维族居住的地区。看后，心潮难平，语调沉重地说：“常德有一千多个维吾尔族人，有一个维吾尔清真寺，现在成烂泥坑。维吾尔人很伤心，曾经请示上级修理，但没有批准。这说明宪法上规定宗教信仰自由是假的！这次我去看了，心里很难过，但还是向他们解释了。有一个伊斯兰教小学，是我小时候读过书的地方。它现在和我以前读书时一样，没有增加过一片瓦、一根柱头，维吾尔人民说：不但没有添加，还有‘五不’来限制。‘五不’就是不增加班次，不增添房屋，不增加经费，不增加教员，不增加学生。这简直是要我们维吾尔族永远落后。这个‘五不’实在不应该。常德专署专员问我：‘这次撤区并乡，桃源枫树乡维吾尔族民族乡是否也可以撤消？’我坚决反对！撤区并乡不要太机械化了。我到老家桃源枫树乡去了。我去时，农民包围了我。我只接见了解放前后都是贫农的人。我一问生活，大家就哭，说没有饭吃，吃树皮、野菜、菜饼、糠。原因是去年定产太高，征收公粮后就缺粮。贫农就连糠也买不到，因为干部说：‘糠不卖，要喂猪！’（章士钊插话，说：人还不如猪）。全乡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饭吃。现在已经饿死了一个人。我问他们为什么不找干部，他们说怕干部‘戴钢盔’（即扣帽子）。有个老农民说：‘满清时候的官还让我们说话，现在干部反而不准我们讲。’（章士钊插话，说：现在还不如满清啦）。我在乡里给群众解释了党的政策，说共产党、毛主席是好的。农民说：‘共产党、毛主席好是好，就是吃不饱。’我看到的人，都是哭脸。乡里的房子越来越少，鸡犬无声。过去是机杼之声相闻，现在一切副业都取消了。乡干部作风太恶劣，得罪了所有的贫农。我看一定要撤职。他们给党带来了太不好的影响，应该加以挽回——上面的话，我发誓，没有一句夸大了的，而且我说的时候还没有农民那样激动。因为，我没有他们那样的情绪。当然这些话，我也不会拿到群众中去讲。” 最后，翦伯赞说：“我看有些人就有大汉族主义，不然，为何来个‘五不’呢？有大汉族主义，就会有狭隘的民族主义。虽然，两者都是反动的，但狭隘的民族主义是为了抵抗大民族主义产生的。取消民族乡，我就坚决反对。我要向中央民委反映这个意见。我是维吾尔族，我就有这种民族性格。” 翦伯赞讲完后，章士钊遂作简短补充：“文教部门我是同翦老去的。他讲的话，我都同意，只是繁简不同。总之，忙于经济建设，头绪纷纭。”言罢起身，语气很重地说：“官僚主义很严重，简直就是无政府状态！” 这个分量很重的视察发言，被很快整理成材料反映上去。 陪同视察的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秘书长则对别人说：“农民在和翦伯赞谈话时，可能有夸张，而翦伯赞不知道。” 一年后，即1957年的夏季，毛泽东发动了反右运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蜜月”正式结束。民盟、农工这两个民主党派，被毛泽东确认为运动的中心。身兼两党要职的父亲，自然被置放在运动中心的中心。自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后，父亲便到处接受批判。 批判会结束，身心疲惫不堪的他坐在沙发上发愣。愣上一阵子以后，又自语：“我怎么就错了？我这是错在哪里呀？” 无人回答。 一个下午，父亲对母亲说：“健生，我想请民盟的一些人，来家里坐坐谈谈。” 话说到这里，被母亲一口打断：“你还要座谈什么？” 母亲的激烈，令父亲吃惊。他瞪大眼睛，似乎想以同等激烈回敬母亲，但很快平静下来，苦笑着说：“你不要那么急呀，听我把话讲完。” “你说吧。”母亲恢复了往昔的平和。 父亲起身，站在母亲的面前，说：“现在，大家都说我错了。我呢，也口口声声说自己错了。可我从心里想不通，我为什么错了？我今年62岁，年过花甲。读了书，留了洋，在政界搞了几十年，也算得上是会思考、能想问题的人吧。可我现在怎么也看不透老毛搞的这个反右！更想不通章伯钧怎么就错了？讲老实话，胡愈之的讲话，吴晗的发言，我都用心听了，通篇哪有一点道理，不是帽子棍子，就是扯历史旧账。连‘右’的事实都排列不清楚，更不要说分析我之所以‘右’的原因了。要我检讨容易，我现在不是就在天天检讨、处处认错吗？但我自己还是要想通问题。做不到全通，也要争取想个半通。所以，我想请几个人来，专门给我提提意见，帮助帮助我分析问题。你看怎么样？” 母亲同意了。接着，母亲和他一起商量到家里来提意见的名单。当然，这里面不包括积极投入反右运动、并领导民盟中央反右运动的史良、胡愈之、吴晗、邓初民。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他们来了。其中有周新民，楚图南， 郭则沉，萨空了，共八、九人。自听到父亲要开这个“意见会”的决定，我也给自己做了决定——-一定要偷听这个意见会，听听他们是怎么给我爹提意见的。 太叫人失望了。我从大客厅的玻璃隔扇看去——个个呆坐着，呆到连眼珠都不转一下，好似庙里无言对坐的泥塑菩萨。白天在民盟反右批判会上，那义愤填膺的表情和抑扬顿挫的语调，咋都没了？ 我站在那里半天，终于听到萨空了的讲话。他干咳一声，说：“伯钧，我来给你提一条意见——你的政治生活不够严肃。你我的交往很久了。你的知识，见解，气度和能力，我是知道的，在座的也都清楚。就民盟这个范围来说，你最突出的表现和成绩，是在发起组织民盟和民盟被国民党宣布非法以后，这么两个阶段。那时的你不怕风险，艰苦奋斗，谦虚谨慎，也很能团结人，为了抗日反蒋和共产党并肩作战。新中国成立后，你当上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的政务委员、交通部部长、农工民主党的主席、民盟的第一副主席、《光明日报》社长，后来又当上了全国政协副主席。还在许多对外机构任职。我看你变了，首先是产生了骄傲情绪。觉得这个不如你，那个也不如你。骄傲的骨子里是个人主义思想。你总以为自己是最正确的，是最被中共信任的。在民盟你和罗隆基长期不和，这里面有政见分歧。应该说在建国以后，你和他的政见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为什么还闹矛盾？这就是个人主义对付个人主义了。罗隆基原本就骄傲，但凡不是留学英美的，他一律看不上眼。现在你觉得自己的地位比他高，好像共产党也更信任你。于是乎，你也骄傲起来。民盟只要讨论问题，特别是人事问题，你俩的私心就来了，钩心斗角。” 萨空了呷口茶，继续说道：“骄傲情绪改变了你的工作态度以及日常作风。在重庆，在上海，在香港，你是最能干的，也是最能吃苦的。现在呢？东搞搞，西搞搞。在交通部呆上一阵子，又去民盟开会。开完了，你对别人讲：‘我还有个小摊子，需要去收拾。’包括我在内，民盟的朋友都知道，你所说的小摊子，就是指农工。农工，这是一个政党！伯钧，你怎么能把它叫做小摊子呢？很不严肃。所以，我建议你通过这次政治运动，今后能严肃起政治生活来。” 郭则沉立即附和，说：“空了的意见，我很同意。他不讲，我也会提这个意见。你的不严肃性还表现在爱逛旧书店，爱玩古董上。我看你对这些事情的热情比对交通部、民盟或农工的热情都要高。自己的工资花干净了，还跟公家借钱买古书和字画。伯钧，有句老话叫玩物丧志。你快到玩物丧志的地步了。” 此后，即使有谁讲话，或零零落落，或支离破碎，再无人提出什么像样的意见。 周新民大概是最后一个讲话的。他的态度有些犹疑不决，语句不很流畅地说：“伯钧，现在你要大家给你提意见，恐怕一时也说不好。依我之见，关键问题还在于你的立场和态度。批判会上的发言是比较激烈的，但你要正确对待，细心体察别人的用意——忠言逆耳呀！” 显然，这番讲话是总结性的，也是暗示性的，暗示着——散会。 会散了。大家一致不让父亲送客，每个人匆忙离去，消失在夏夜庭院的浓荫之中。 茶几上摆放的玻璃茶杯里的茶水，几乎都是纹丝未动：满满的，亮亮的，绿绿的。前来收拾杯盘的女佣直心疼，不停地叨唠：“早知不喝，我还不沏呢！可惜了的好茶叶。” 父亲苦闷而沮丧，目光散散的。其实，父亲真的是想听取意见，内心隐藏着被理解的渴望，但民盟的这些老友什么也没给他。他感受到的是敷衍、搪塞、疏远和冷漠。父亲太可怜了。我不能躲在旮旯看着父亲那可怜的样子，便一脚从玻璃隔扇跨进了客厅，趴在他背后，摸着他的头说：“爸，你们刚才的会，我都偷听了。”父亲没责怪我，只是把我的手从头顶拿开。 父亲的气度一向如山如海，思量事情皆出之以冷静。这次可大不一样了，冰窖似的寒冷，无名的惆怅，难堪，焦灼都一起朝他侵袭过来。他叹了一口气，对母亲说：“健生，你听见了吧，他们提的都是些什么意见——私心，个人主义，工作不严肃，买古书，玩古董。好！这些我都承认，但这个缺点同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有什么直接联系？两者的性质完全不同呀！” 母亲无以为答。 我猛地从太师椅的背后，站到父亲的跟前，大声说：“爸，他们在这里讲的不痛不痒，就是想在批判会上说得你又痛又痒。” 父亲笑了。说：“调皮是小愚，正经也是小愚。” 父亲笑了，就好。 第二天的晚上，我在父亲的书房玩。 他对我说：“去把你妈妈叫来，有件事要商量。” 母亲来了，站立在大写字台一侧。问：“什么事？” 父亲说：“想叫翦伯赞来一趟，请这个历史学家分析分析我现在的问题。健生，你看怎么样？” “好，太好了。”母亲十分赞同。我特别高兴，又能见到从娘胎里钻出来就认得的翦伯伯了。 洪秘书马上联系，得到的回话儿是：一定来，但最近很忙，具体会面的日子，通过电话商量。 这话，已经让父亲很知足了。一有电话铃响，父亲就竖起耳朵听，听听是不是翦家打来的。隔了两、三天的样子，翦家的电话来了，说是当日下午来看章先生。父亲按捺不住兴奋！内心积攒了无数的话，无数个问。他自己要问个彻底，也要翦伯赞说个明白。 翦伯赞下午没有来。父亲坐不住了，东张西望，来回转悠。后翦家打来电话，说：晚上才能来。这样，父亲又催着开饭。于是，全家早早地围坐于东屋圆餐桌，顶着盛夏火一般的夕阳，大汗淋漓地吃着晚饭。父亲一句话不说，三刨两扒地把半碗米饭吞下，甩下筷子走了。那样子比情人约会还着急。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在银白的月色下，庭院中的假山、影壁、柳树叶，马尾松，呈现出怪异的姿态，花也格外地香——那是两棵高高的洋槐散发出来的。门铃响了。听到这声音，不知怎地我一整天的喜悦，突然没有了。而这时的父亲，眼睛里闪着光。 父亲事先跟母亲和孩子都打了招呼，谁也不准“参加会晤”，尤其是我。父亲事先也跟洪秘书交代了：翦伯赞来，引至西屋。西屋是啥屋？是父母的卧室，从不接待客人。虽有两张单人进口沙发，但那是供父母歇脚的。 不参加会晤，偷听总可以吧。我蹑手蹑脚地溜到西屋，躲在磨花玻璃门后面。在明亮的灯光下，翦伯赞那极其漂亮的浅灰色西服和极为鲜艳的绛紫色领带，差点没让我因吃惊而大叫！恐怕父亲也没见过老翦穿这套行头。我想：端正正，新崭崭的，翦伯怕是来和父亲告别的吧？再不，就是刚参加了什么重要的外事活动，来不及改戏换装了。 父亲把民盟、农工以及交通部从整风到反右的过程叙述了一遍，又把自己从整风到反右的表现讲解了一回。再把前两日在家里召开的“提意见会”的情况介绍了一番。翦伯赞仰头闭目，靠在沙发上。精神显然不够好，但父亲的每句话，他是听进去了。 接着，父亲问：“老翦，我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突然成了政治上的右派？而且，这个右是用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做注解的。” 翦伯赞不回答，眼睛却睁开，望着雪白的天花板。 “老兄，我请你来，就是想求得一个答案。没有答案，有个合乎逻辑、合乎事实的解释也可以。” 翦伯赞仍未开口。 “老翦，你知道吗？自从6月8号的《人民日报》社论登出来以后，我就不停地在检讨，承认自己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但是，在我的内心，没有一分钟是服气的。在思想上，没有一分种是想通了的。” 翦伯赞还是默不作声。 父亲有些激动了，站到他的面前，说：“我不揣测别人怎样看待我，也不畏惧老毛会怎样打发我。但我自己必须要把问题想通——” 翦伯赞唰地站起来，和父亲面对面，带着一股凶狠的表情，说：“你能做个老百姓吗？或者像个老百姓，称他为毛主席吗？” 父亲愣在那儿，一动不动。 翦伯赞捧起茶杯，一饮而尽。 “我叫他三声主席，再三呼万岁，他也不会视我为百姓。”父亲的语气凝重。 “讲对了。你的问题如果能从这里开始想下去，就想通了。” 父亲大惊，问：“为什么？” “伯钧，你知道自己现在的地位吗？”说这话的时候，翦伯赞解开西服上衣的纽扣，在房间徘徊。不知怎地，我觉得他此时很激动。 “我知道——部长，两个民主党派的负责人，还有政协副主席。” 翦伯赞直视父亲，说：“不，你现在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搞明白了吗？” “我不这样看自己。” “你是不是这样看，已不重要。事实如此。” “事实如此，那又怎么样呢？” 翦伯赞一手扶墙，背靠着父亲。听到这个问话，猛地转过身来，正色道：“你怎么还不明白？愚蠢到非要叫我说穿？” “要说穿，因为我现在是最愚蠢的。” “我问你，‘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是个什么含义？” “什么含义？” “含义就是你们的关系变了。从前你和他是朋友。现在是——”说到此，翦伯赞有些迟疑。 “现在是君臣关系？君臣！对吗？”父亲毫不犹疑地替他把话说完。 翦伯赞不说对，也不说不对；不点头，也不摇头。 始终站立的父亲，缓慢地坐进了沙发。自语道：“懂了，全懂了。我们只有‘信’而无‘思’，大家只有去跪拜……” 翦伯赞的三言两语，像一只古旧却依然管用的探海灯，在父亲眼前顿放光明。这使得由毛泽东掌舵的社会主义政治舰艇浮到了水面，面目狞恶可怖。而父亲和罗隆基这些人立于礁石之颠，还在欢呼雀跃。殊不知航道已改，礁石四周皆为绝壁悬崖。 父亲拍着宽大的沙发扶手，说：“可笑之至，愚蠢之至。我居然还请民盟的朋友来提意见。” 翦伯赞很快结束了谈话，并告辞。 临歧握手，曷胜依依。翦伯赞怆然道：“半山新村的日子没有了。” 父亲说：“我很感谢，很感谢。” 是夜，月色如镜。我懂事了，也失眠了。君臣之说，让我感到父亲的未来定是凶多吉少。 夜深了，只见父亲披衣而起，走到庭院，惶然四顾——明知眼前一片汪洋，却无所之。 是呀，自古以来中国文人的抱负都建立在君主的依附上。但对历代君主的认识和君臣关系构成的矛盾，又是他们事先缺乏思想准备的。包括像父亲、罗隆基这样的政治型文人，在参政前对君圣臣贤的关系也都存有不少想象的成分。而参政后，才在屡屡挫折中丢掉幻想——原来君与臣之间的不协调是绝对的。自己不是工具，便是点缀。所以，文人的责任感愈是强烈，遭到的打击也愈发的惨重。 翌日，父亲吃早饭时，情绪颇好。对母亲说：“希望已绝，人倒安心了。” 我听不大懂，遂问：“什么希望？” “还想当个左派的希望呀！”说这话的时候，父亲脸上竟泛出微笑。 又过了两日。晚饭后，见父亲没有到庭院乘凉，摇扇。便跑到书房去看他，想拉他到院子里散步。 我一把将父亲看的德文书阖上，用嘴对着他的耳朵悄声说：“爸，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事？” “那天翦伯伯和你在西屋的谈话，我都听见了。” “你怎么听的？” “还是偷听的呗！” 父亲无责言，亦无怒色。 我又说：“爸，翦伯伯会不会把那晚上的谈话，汇报给统战部？” 如冰水激肤，父亲的手有些颤抖。他用一片怜爱的目光打量着我，说：“也许会，也许不会。你想的这个问题，我居然没想到。” 我说：“我们同学里面，就兴思想汇报，而且专门汇报别人。” 书房里寂无声息，与父女为伴者，荧然一灯。我和父亲甚亲，而心甚戚。 父亲注意到，在7月14日——24日中国科学院召开的批判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即章（伯钧）罗（隆基）以民盟中央名义制定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座谈会上，与父亲私交极深的院长兼会议主席郭沫若开口一个章（伯钧）罗（隆基），闭口一个章罗地批判着。而翦伯赞的通篇发言，一个右派的名字也没点。在发言结尾处，竟这样讲：“我们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包括我在内）在大鸣大放期间都说了一点，走了点火，虽然大小程度各有不同，是不是都算右派呢？不是的。我的动机目的是要搞好研究工作，对党提些意见，虽然过分一些，偏激一些，不要紧，只要动机是好的，不是想搞垮党，搞垮社会主义，相反的是想搞得更好，那么言者无罪，而且今后还可以讲……” 到了9月18日，在由郭沫若主持的社会科学界批判右派的大会上，翦伯赞所做的题为《右派在历史学方面的反社会主义活动》的长篇发言里，调子大变。他说史学界“有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具有右派思想的人，他们一直是在不同程度上抗拒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这些人在过去几年中尚有所顾忌，在章罗联盟发动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前后，就明目张胆地发表了各种谬论，并假借学术名义对共产党进行政治性的攻击活动，彻底暴露了他的本来面目。”接着，他把揭发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学术威望很高的雷海宗、向达以及荣孟源。 4、人生不朽是文章——怀想张庚兼论张庚之底色 去秋（二oo三年），戏剧家张庚先生病逝，终年九十二岁。我先是他的学生，后为他的下属。住医院期间，我没有去问病；撒手人寰时，我没有去告别。连戏剧界召开的追思会，我也是缺席的。 “人去愁千迭，心伤恨万端”。我不是不想去，而是怕去。怕去了自己也倒下，再也爬不起来。我打电话告诉先生家人，说：我会以自己的方式纪念他。这个方式就是要写一篇记述他的文字。其实，老师活着的时候，我就想写，内容也是早想好的——一个涉及人的底色的话题。 有人言：张庚是延安牌的老革命，是“跟着毛泽东在陕北窑洞‘落草’，是‘秧歌王朝’的文人”。和北大教授、社科院的学者相比，属于半路出家，算不得正宗学者。另一种看法则与之相反。说：张庚是独占一方的学者，由他领导的中国戏曲研究院（后在此基础上扩充、提升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培养出一支戏曲研究的专业队伍，这支队伍五十年来始终围绕着他，齐心协力或不齐心也协力地完成了一项又一项的戏曲学科的奠基工程。加之，他的手下人在学术观点上比较一致或接近，便被称为前海学派。总之，政治圈子的人认为他是跳进了学术圈子里的文人；学术圈子的人认为他是来自政治圈子的干部。表面看去，他两头获益。其实，张庚这辈子是两头不吃香。 记得一九九九年中央文化部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举办了空前的社会科学成果评奖活动。其中有一项成就奖，属荣誉性质，是专门奖励长期从事艺术学科研究并取得成就的人。在评议中，张庚被与会者首先提名。立刻，有人起立，情绪冲动。正色道：“我提周贻白！他也该得成就奖。” 无人反对，也无人附议，全场寂然。 散会时，那个仍然冲动的人在大楼的宽敞通道里，对人说：“他不就是从延安来的嘛！”我知道：这个“他”，指的是张庚。 后来，张庚、周贻白都获得成就奖。是的，俩人都该得。但在我的心头泛起一缕惆怅，感叹世事变幻无常。曾几何时，延安还是个多么闪光的字眼，怎么一下子，“来自延安”就成了一个不入档次的案底？好像张庚的底色就是陕北的漫天黄土。如果，不是黄土的颜色，那又该是什么色？ 一九七九年，我从四川省文化厅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一般人对我比较冷淡。这其中也包括张庚。 刚来，即遇调整工资。母亲径自找到时任中国农工民主党副主席、兼任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的徐彬如，对他直言，道：“小愚（我的小名）十年大牢坐得实在太冤。这次应该给她提工资才对。” 徐彬如一口答应，说：“我去找张庚说说。” 不久，我的同事加了薪，没我的份儿。 母亲再问徐彬如。 徐答：“小愚的事，我第二天即对张庚说了，但他一声不吭。” 后来，我从同事那里得知，张庚对下属的关心主要表现在业务上。 初来乍到的我，主要业务就是会议录音、录音整理或编写简报。一九八二年上海昆剧团在俞振飞的率领下，晋京演出《牡丹亭》。这个以一个生死之环扭结而成的凄迷恍惚的传奇故事，表达了“情到深处，便生死无别”的哲理。几场演下来，轰动了京城。戏正红火，不想传出一位诗人出身的文化部副部长的讲话，说：《牡丹亭》里有黄色的东西，要修改。 官员的讲话，就是指示。指示传出，业内哗然。俞振飞夫妇关在宾馆房间里，摇头叹息。而我则无论如何不明白，诗人一旦为官，怎地就不懂了诗？ 两天后，张庚对戏曲研究所的人说：“想和《人民戏剧》（即《戏剧报》）的同志谈谈《牡丹亭》，能不能叫章诒和过来记录？” 我去了。人刚落座，张庚便开始了谈话。他说：“有人说《牡丹亭》里有黄色的东西，这大概是指杜丽娘梦中和柳梦梅在太湖石边媾合的场景，以及那只‘混阳蒸变’的曲子。这是个很大的误读和曲解，误读了原作，曲解了汤显祖。当然，这也与导演的舞台呈现方式有关。从前的演出，没有那些花枝招展的花神和轻歌曼舞的表演。‘混阳蒸变，虫儿般蠢动把风情搧。娇凝翠绽魂儿颤。这是景上缘，想内成，因中见……他梦酣春透了怎留连？拈花闪碎的红如片。’【鲍老催】这支描写男女欢好的曲子，汤显祖特别标明了由大净演唱。装扮是—‘束发冠，红衣插花’。演员站在空旷的舞台中央，以洪钟大吕之声独自演唱，场面庄严，观众肃然起敬，感受到的是生命结合的神圣，哪会叫人想入非非呢？就更谈不上黄色了。请大家注意，这里是一个梦境。柳梦梅并无其人，不像《西厢记》真有个张生。和崔莺莺相比，杜丽娘更无意识。汤显祖这样处理是有用意的，他就是要告诉我们—一个女孩子到了这个年龄，就是要想这个事情。足见，人的天然本性是多么顽强！而程朱理学提倡的‘存天理，灭人欲’在这个本性面前又是多么地不堪一击。的确，爱情活动中的肉体关系在我们的艺术领域始终是个问题。怎样的肉体关系描写和表现才是健康的，或者说是被容许的？现在一些搞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人还不能清晰地区分。依我看，汤显祖是分得清楚的。” 谈及《牡丹亭》的文学成就，张庚说：“现在的文坛不是兴意识流吗？大家认为这是洋人的发明创造。觉得中国人写的东西，没有心理技术。其实，《牡丹亭》里就有心理技术，而且很高明。游园惊梦的手法是什么？就是意识流嘛！杜丽娘对爱情的热望，对美好年华逝去的眷恋，因虚度青春的悲愁，由精神压抑而产生的苦闷……总之，能够说出来的感慨，不能说出来的情思，从热望追求，到咏叹憧憬，再到失落绝望，都很有层次地表达出来了。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话来说，就叫作三个单元一条贯穿线。” 他一番谈话，被我很快整理出来。张庚过目后，表示满意。对他的满意，我是在意的。直觉告诉我，老延安的张庚有着很高的判断力。这种判断力，既是思想的，也是审美的。 长期以来戏曲研究所从事的工作，多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介绍、推荐优秀作品，批判封建糟粕。在当时一切照搬苏联文艺理论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教条主义盛行的情况下，其研究成果只能说在局部问题方面是有建树的，而就其学科的整体而言，就其艺术研究的本质而言，应该说是处在十分微弱和稀薄的状态。这个微弱和稀薄，既指研究人才的微弱，也指学术积累的稀薄。从这样一个具体条件出发，为了取得戏曲基础理论的总体推进和戏曲学科在学术本质意义上的突破，张庚把学科研究的总体框架，确立在戏曲资料——戏曲志书集成——戏曲史——戏曲理论——戏曲批评这样五个层面上。每一个层面都是一个学科范畴和分支系统。与这个总体框架相配套的，则是戏曲学科奠基工程的实施。其中包括中国戏曲志、中国戏曲大百科全书、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曲通论、当代中国戏曲、中国戏曲发展史、中国戏曲近代史、中国戏曲表演体系等七项国家艺术学科项目。它的完成标志着彻底结束了远自宋代以降，近自王国维以来中国戏曲艺术学科研究分散、无序，缺乏理论形态，在个别领域有所成就，而在总体水平上无甚进展的状态。 这几项浩大工程进行了二十余载，至今还拖着一条尾巴。现在有人对此颇多非议。其实，当初就有非议。上海戏剧学院前院长，曾对我们的一个研究骨干的子女说：“可惜你的父亲，去干那么多集体项目，成全了张庚一个人，却耽误你父亲多少部个人专著。”后来，随着工程的结束，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去寻求和实现自我价值。结果又如何？死的死，退的退，拉出来单干的人，或为官，或转行，即或出了一两本专著，也如石投大海，连个响动也没有。个别人算有些成果，但也会被逐渐遗忘，消失于中国近现代戏剧史的叙述之外。 在这里，我觉得有必要对他主持的学术项目或课题，做些解释和说明。张庚是真正的学科带头人。他凭着自己的见识，提出有价值的课题。在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的情况下，组织多人进行，亲自指导，并直接参与写作。“最后成果当然是集体的精神劳动，但主要代表主持者的思想，体现他所付出的心血。而且参加的后学者通过这一实践在学术上大有收获和提高。这当是‘主持学术课题’之本义。”这显然与眼下盛行的“课题”有所区别。近来学术界的“工程”、“项目”、“课题”非常之多，甚至成了一种时尚。课题费与日俱增，课题含金量急剧下降。也就是说，在学术日益“课题化”的同时，“课题”却日益非学术化。其主持者非官即商（即掌握某种财权），行政领导者与学术带头人混为一谈。某些学术带头人也是自封或官封的。而且，现在一些学术带头人和课题参加者的资格都不知如何论证，最后的成果不知当如何鉴定。话说至此，不胜感慨。“前人治学本无‘课题’之说。读而思，思而有得，形诸笔墨，遂成著述。这里思想是自己的，题目是自选的，时间没有特殊规定，短则一两年，甚至以毕生之力成就一部传世之作。”应该说，这是学者的理想境界。张庚是以毕生之力追求这个境界的。因为他把学术视为自己的精神命脉。 我和张庚有较为密切的接触，始于《中国戏曲通论》的撰写。也从这里开始，我对张庚的思想个性才有了认识与了解。担任主编的他，负责撰写“总论”和第一章“戏曲与社会”。谁都知道万事起头难，何况还要牵涉到许多政策性问题，而后者，是一般学者都不愿意涉足的。在这个班子里，我们每个成员都必须写出详细提纲，并拿出来反复讨论，张庚也不例外。 在我记忆中，他是第一个讲述写作提纲的。其中的许多见解，令我震惊。比如，对官方制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戏曲方针的看法。他说：“在我们党的各种文艺政策里面，毛主席为戏曲艺术制订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是比较正确的。但在贯彻过程中，问题往往出在对‘新’与‘陈’理解上。理解的错误、片面，不仅出在底下的文化部门，也出在我们的这些人的身上。我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五十年代初，我和戏剧界的朋友组成中国戏剧家代表团到苏联访问。大家热情很高，都想看看社会主义艺术是些什么样的作品。到了莫斯科安顿下来以后，给我们看的第一个剧目是芭蕾舞《天鹅湖》。接着又连续看了莫索尔斯基的歌剧《鲍利斯·戈东诺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以及契訶夫的《海鸥》。一连几天下来，看的都是沙俄时代的东西，大家感到很奇怪，到了第四天，终于忍不住了。便去问苏联的文化部长：‘什么时候可以让我们看看你们国家的社会主义艺术作品？’部长很奇怪我们的提问，说：‘请你们看的所有节目，都属于社会主义作品。’我们十分不解，又问：‘这些作品不都是创作于沙俄时期吗？’‘是的。’部长说：‘是沙俄时代的作品，但是，今天被我们拿过来了。只要拿过来了，那就属于社会主义文化。’这番讲话给我们以很大的启示--说明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当有一个无比广阔的胸怀。”张庚由此联系到中国戏曲的“推陈出新”方针的贯彻情况。他说：“和苏联相比，我们对政策的理解就偏狭得多，总认为社会主义文化应该是全新的，也就是说唯有今人创造的作品，才有资格进入社会主义文化领地。而从前的东西，包括《西厢记》、《红楼梦》在内，不管怎么优秀，都属于封建文化性质，或者说是封建文化中的精华部分。抱着这样的观点去理解‘推陈出新’的‘推’字，势必是推掉，推倒，推光。而且，永远也推不完了。因为昨日之新，乃今日之陈，而今日之新，又为明日之陈了。” 如何对待戏曲艺术，其实质，乃是一个如何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说到这个问题，张庚的心情往往很沉重。他说：“不要以为只有我们这个国家才有这个问题，可以说，它是任何一个国家政权都必须面对的一个课题，也是一个难题。文化传统越悠久，解决这个课题的难度就越大。而且，对待的态度也大都有一个过程。例如日本的明治维新，最初日本国人一致要求维新，维新，再维新，对文化遗产扫荡了十年。此后，才将东方文化摆放到一个正确的位置。又如苏联，十月革命后出现了无产阶级文化派，非常左，凡是他们看不惯的，对人、对作品都采取否定态度，搞得很凶，很残酷。以后有一些纠正。我们的五四运动是伟大的、有所贡献的运动。它标志着中国现代社会历史的开始。但是，五四运动有两个弊端。其中之一就是文化上的虚无主义，一切学西洋。抗战以后，才有所认识。原来在文化上，仅学西洋是不够的，也是不行的。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把民族文化现代化起来。共产党、毛泽东在政策上有过许多左的口号和做法。比如--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大炼钢铁、赶英超美等等。但是对戏曲提出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却是比较正确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的毛病主要来自政治上的急功近利所导致的艺术短视症。” 他讲这话的时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的艺术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商品经济和外来文化的猛烈冲击。文化部新上任的作家部长适时地提出了“以副养文”的口号，以及让中国戏曲等传统艺术“自生自灭”的主张。有隐忍功夫的张庚终于忍不住了。借一次“通论”写作小组的讨论会，他直言道：“艺术上的事情很复杂，自有其规律，多数情况是劣胜优汰。优秀的东西并非能够存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昆曲。昆曲在艺术上的成就是最高的，但它却衰落了。所以，文化行政部门如果对传统艺术不扶持，自生是不可能的，结果只有自灭。” 他的这些这个观点，我是接受的。在我以后的教学生涯中，但凡讲到戏曲艺术的方针问题，必以张庚的观点为观点，做出说明。学生们听了，也是接受的。 在“通论”里，我参加了关于戏曲思想内容一章的撰写。第一稿打印出来后，送给每个成员审阅。在讨论我所写的这一章节的会上，张庚没提出什么意见。散会时，却叫住了我：“诒和，这份儿稿子我看过了，你拿回去再看看。” 回到家中，打开一看。天哪！稿纸的上下左右，都有他的字迹。连错别字，都一一校正了。比如，我在论述戏曲剧目里的封建道德问题时，以京剧《一捧雪》为例，简单说明替主赴死的义仆莫成形象的道德含义。张庚在这一段的旁边，密密麻麻写了足有上千字。内容是向我介绍明末的时代背景和贵族、官僚拥有大量家班、家奴的情况。他写道：“你研究那个时期义仆戏，切不可脱离具体的社会环境。”又如，我在谈及研究方法的时候，认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引入，有可能提高我们的研究水准。张庚在这一段文字的旁边，写道：“三论是当前研究自然科学的新方法，是从外国引入的。应用到社会学科，需要谨慎。切不可生搬硬套。” 我根据他的意见作了修改，又拿给他看。他接过稿子，对我说：“我对你还有个意见，不过没有写出来，是想直接告诉你。” 我说：“哪儿错了，告诉我。我马上改。” 张庚笑了，说：“不是‘哪儿错了’，是文风问题。” 或许是见身边有人，他压低了声音，说：“诒和，你要记住—文章是写给别人看的，所以，最根本的要求是要别人看得懂。你的文章过于追求文采，还喜欢用新术语、新概念。这就妨碍了表达的准确性。对学术论文来说，正确性、准确性永远是第一位的。” 这话不禁使我联想到自己使用的“审美接受”、“审美中介”等新名词儿，脸笃地红了。 后来，我又承担了“关于戏曲改革”一章的撰写任务。在戏曲如何改革的问题上，我提出用现代社会的先进文化改造落后封建文化的命题。 张庚看后，指着这段文字对我说：“先进文化这个词，用得不够准。一般来说，对与错、是与非都是针对政治方面和思想方面的。我个人认为，在文化上、特别是艺术上，只有优劣、雅俗、高下、文野、精粗、美恶之分，无先进落后、正确错误之别。例如原始文化，你能说它落后吗？我们现在许多搞创作的人，不正是从原始文化中发现和寻求美的成分，以丰富今天艺术表现吗？同样，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它的文化先进吗？应该说，资本主义文化有优秀的部分，也有不怎么优秀的部分和很丑恶的东西。” 需要说明的是，张庚的这次谈话时间是一九八四年前后，那时上边还没有提出“三个代表”。 在搞“通论”的那个时期，西方文化思潮扑奔而来，新式批评蜂拥而至。我整天价看看这，摸摸那，什么超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模糊主义、新实验主义、新历史主义、精神分析，接受美学……塞了一脑子。我和我的一些同事，都不由自主地在尝试着运用这些新玩意儿，来解释我们的老遗产。这时，张庚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西方各种文化思潮的东西，你们当然要看。但需要说明的是，东方和西方有很大的不同。西方人由于长于理性分析和逻辑思维，所以很快能弄出一套理论来。你再看看它的实践，可能只有几出戏。而中国就恰恰相反，戏曲有近千年的历史，有庞大的剧种群，有数以万计的剧目，但理论总结很贫弱，且多是文人评点，散见之于序、跋。所以，我们的戏曲研究不是单独去搞一套理论，而是要把悠长又丰厚的实践提升到理论的高度。唯有理论才能说服人，但理论也能吓唬人。大家不要被西方这个理论、那个说法吓倒，先要拿出东西来看。我这里说的东西是指实践。看看它究竟是什么，再看看它的那些理论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我从来就不赞成‘一窝蜂’。人家兴个什么，自己也跟着搞。人家的实践可能只有两出戏。即使搞失败了，也没什么关系。我们的戏曲搞失败了，其损失就很大，很大。” 这个时期，在张庚的提议下，经过有关部门批准，湖南祁阳县重新搬演了传统老戏《目连传》。这个连演七天七夜的宗教剧在数百年的流延中，已彻底世俗化、戏剧化。它那汪洋恣肆般的浩大排场，惊心动魄的绝技高招，无所不包的民俗活动以及“越看越怕看，越怕越想看”的观剧心理，让我目瞪口呆。演出过程中，巨大的吸引力、刺激性和娱乐性使县城有如一锅开水，整日价沸沸扬扬。最后，开了个座谈会，人们都知道目连戏因其宣传因果报应的内容和弥漫于舞台的恐怖气氛而被长期禁演。故谁也不肯先打头炮，大大的会议室冷场了，喝茶的喝茶，点烟的点烟。 张庚左右看了看，便第一个开了口。他笑着说：“这个戏怎么样？不太好讲吧！我先来说几句，完全是个人看法。目连戏的包容量非常大，有丰富的曲牌，有各种表演技巧和特技，有许多场子可以独立演出，成为折子戏。其中还穿插了许多杂耍、武术、魔术、科诨。所以，它被称为‘戏娘’。但在流传数百年后，渐渐衰落了。解放后，又被禁演。事情过去了几十年，当我们把它从箱底翻出来重新打量，才发现--昨日以为是者，今日未必为是；昨日以为非者，今日未必为非。”有了这样一个开场白，座谈会气氛一下子轻松起来。 张庚接着说：“这两句话怎么理解，我想举例说明。目连戏的主角是罗卜，过去这个形象是被完全否定的，认为他宣扬了封建迷信思想。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达，使我们整个社会的认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在这样的前提下，老百姓对什么是封建迷信活动，有了一定的识别能力。戏里不是有罗卜为了拯救母亲，自己来到阴曹地府下油锅、上刀山的情节吗？但是今天的观众不会相信这是真的，他们不过是欣赏其中的表演技艺罢了。但是罗卜为了救母这样一个愿望，坚忍不拔、百折不回的精神和悲悯情怀，不也是可以肯定的吗？如果对比‘文革’中某些人为了一己私利，不惜出卖同志和亲友的行为，就不难发现罗卜形象的道德伦理方面还是有些意义的。他的母亲刘青提因为在斋戒期中开了五荤，而受尽惩罚。在戏里，她是个反面人物。但是我们看演出的感受，也非这样简单。她游十殿阎罗，受尽苦刑。披头散发、浑身是血的她，泪眼望青天，质问人间：‘我不就是吃了几块肉，为什么受这样多惩罚？有些人为非作歹，为什么享尽富贵荣华？……’戏唱到这里，刘青提的形象，就有了一些社会批判性内容。所以，我要讲‘昨日以为非者，今日未必为非。’” 此后，湖南省戏曲研究所挖掘、搜集、编纂了多卷本的湖南目连戏资料集。张庚委托我代笔作序。继而，其他几个省也挖掘出许多目连戏史料。 目连戏研究吸引了海外学者的目光。不久，在美国举办目连戏国际研讨会，中国被邀请的两名学者，一个是吴晓铃，一个是张庚。在八十年代中期，有资格去美国做访问学者，是令所有人艳羡不已的。张庚却表示放弃，并希望把自己的这个名额，让给一位在湖南专门从事目连戏研究的学者。 我问：“张老师，现在谁都想去美国看看，你干嘛不去？” 张庚透过老花眼镜的上沿儿，瞪我一眼，冷冷地说：“美国有什么目连戏！” 继目连戏以后，从事戏曲研究的一些人掀起了傩戏热，先后成立了傩戏学会。海外学者热情甚高、兴趣甚浓，连续召开了几次国际性的研讨会。每次邀请张庚参加，他都谢绝出席，表示出明显的冷淡。他说：“非要把戏曲的起源和傩戏直接联系起来，是没有充足依据的。中国到底有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戏剧？也是个问题，或者说是个疑问。我们搞研究不能看着洋人感兴趣了，我们也跟着有兴趣了。学术研究无所谓冷和热，它是持之以恒的工作，目的是探求规律。没有坐冷板凳的准备，就别干这行。在戏剧领域，热的是戏台，红的是演员，还有那些导演、作曲等从事具体舞台实践工作的人。搞学术研究，要能甘于寂寞。” 一九八六年随着新任文化部长的上任，我们研究院的领导也相应更换。撤掉了张庚、郭汉城、王朝闻、马彦祥、葛一虹等一批对艺术学科颇有研究和建树的老人，转而由一位红学家主政。接着的变化，是红学研究室提升为所。再接着的变化，是增加了建筑所、陶瓷所、以及宗教戏剧中心、服饰研究中心。后来，又有讲如何美容，讲如何医治糖尿病等等的机构开张和三十三个公司挂靠中国艺术研究院。一日上班，发现迎面而来、匆忙而去的面孔，尽已不识。我几近愤怒，觉得艺术研究院成了一锅荤素大杂烩，学术研究的方向也大有问题，便跑到张庚家里去大发议论。 听完我的一顿牢骚，张庚劝我不要太生气。说：“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的。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席卷下，学术单位难以成为净土。” 看着他一脸的澹泊宁静，我似乎已经感受到未来学术的凄凉。犹豫片刻后，我说：“我们的新领导大概都没有做过官吧，要不然咋有这么大的干劲？有人说高级的艺术需要安闲的条件，我看今天的艺术恐怕是在无为而治的前提下，才能出成果了。” 张庚眯缝着眼睛，没有批评我。却说：“从前我们建所是极审慎的。因为建所，就是建学科。比如红学研究，它属于文学研究。当初建立研究院是有分工的。文学方面的研究主要在社会科学院和北大等高校。我们的学术研究限定在艺术学科范畴，因此，便把红学定在一个研究室的规模。至于建筑学、陶瓷学，当然包含了艺术因素和美学成分。但在根本性质上，是和艺术学科有所区别的。再说，建立一个学科门类的研究所，起码要有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我问：“哪三个？” 他说：“一没有资料或只有很少的资料，不能建所。二没有一定数量的高级研究人才，不能建所；三没有学科带头人，也不能建所。”说到这里，张庚又补充道：“而且，这个学科带头人不是行政机关封他为带头人。你看我们美研所的王朝闻，音研所的杨荫浏，是封的吗？” 后来，院里又成立了一个文化所，网络了许多社会英才。对它的成立我也是不大理解的，遂又对张庚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我说：“美国的学科是分得很细的。但怎么分，也没见分出一个文化学科来，大学里也没有一个文化系。西方学者认为文化学科的概念不好把握，内涵不准，外延太大。” 张庚点点头，又轻叹一声，语调平缓地说：“在我们这个国家，每隔几年就要发生新的浪潮，教育界、学术界也不能例外。这里面有的东西就消失了，有的事物就兴起了。” 我说：“戏曲和戏曲研究就属于要消失的东西。” 张庚立即批评我，说我对形势的估计太悲观。其实，他的内心也苦闷。 古老的中国戏曲进入了新时期后，已是一派颓势。如何才能振兴？无论官方还是民间一致性结论是--必须要有新戏、好戏才行。所以，从文化行政部门及其领导每年一度召开的创作工作会议，到部级、省级、市级设立各种戏剧奖项，无一不是在鼓励创作，喊出的口号是“出新人，出新戏，出好戏。” 八十年代的张庚，在文化部主办的第四次戏曲演员讲习班上，针对这个问题，谈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解放前只要有好演员，就能出好戏。比如梅兰芳挑班，就是这种情况。因为中国戏曲艺术的核心是演员的表演，戏班是以‘角儿’为中心的，一切都是‘角儿’说了算。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光有好演员也不见得能出好戏，一定要有好领导才能出好戏，因为剧团的领导在负责艺术管理。他们如果懂艺术规律，按规律办事，那么就可能搞出好戏来。有时光剧团的领导好，还不行。要省、市文化行政的领导，也懂得艺术管理才行。比如，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川剧就搞得不错。老戏保留得多，新戏也推出不少。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中共）四川省委有个懂川戏的宣传部长李亚群，成都市有个爱川戏的副市长李宗林。有了这二李的领导，川剧创作就比较繁荣。”听课的学生都是来自剧团，他们无不点头称道。 后来，我去崇文门西小街一号楼（张庚宅址）闲坐。那日，苍碧一天，倐然无云。老人心情、气色都好。我不觉又重拾“如何出好戏”的话题。张庚没有正面回答我，却讲起了唐诗。他说：“回顾中国的历史，不是每朝每代都有杰出的文学艺术成就。出大成就，则必有条件。就拿唐朝来说，文学上是有大成就的。成就中，诗是高峰。唐分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这四个阶段都有诗和诗人。初唐有四杰和陈子昂。” 说到这里，他分别背诵了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各一首诗。我只记得其中的《在狱咏蝉》一首—“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张庚背完以后，对我说：“诒和，你看！骆宾王写这诗的时候，正值被诬下狱。他借蝉自况，抒发幽愤。但调子不低沉，寄托遥深，字里行间透出一股气。到了盛唐，这股气就飞扬起来。这在边塞诗里表现得很突出。高适，岑参且不说，王昌龄写过两首《青楼曲》。其中有一首是这样的四句——‘白马金鞍从武皇，旌旗十万宿长杨。楼头少妇鸣筝坐，遥见飞尘入建章’。诗人虽是从少妇眼里写远征凯旋之状，却自有一股豪情在内。” 我吃惊于他对诗的熟悉，更惊异于他对诗的记忆。 接着，张庚又背诵中唐诗人的作品。第一首是柳宗元的《别舍弟宗一》：“零落残魂倍黯然，双垂别泪越江边。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桂岭瘴来云似墨，洞庭春尽水如天。欲知此后相思梦，长在荆门郢树天。”第二首是韦应物诗：“凄凄去亲爱，泛泛入烟雾。归棹洛阳人，残钟广陵树。今朝此为别，何处还相遇？世事波上舟，沿洄安得住？”之后，他说：“诒和，这两首诗尽写相思别离，情意浓挚，却又模糊迷离。因为进入中唐，诗在气韵上发生了变化。” 说到晚唐，张庚又一连背了三首诗。有温庭筠、杜牧和刘禹锡的《杨柳枝》。他最后背诵的是—“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吟罢，老人很感慨地说：“李商隐的《乐游原》是绝佳之作，但已无气，透出的都是对衰暮之美的叹息了。” 我认真地听，明白他的讲解，却不明白他的用意。 他大概看出了我的茫然。遂道：“不同阶段的唐诗里，都有一股气贯注其间。盛唐的气最盛，晚唐气已衰。” 我问：“这气是怎样形成的？” 张庚笑了，说：“这股气是多种因素的结合，其中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有个一代英主李世民。这就是在封建王朝，我们的文学艺术能出大成就的条件。” 说到张庚的性格，似乎用一句话很难概括。他那张不怎么可亲的面孔和脸上常挂着的严峻神色，让人觉得难以沟通和交流。所以，与他长期共事的人可以讲述他的学术成就，却很难描述他的行为举止。我则是一步一步接近他的，是通过一件一件小事认识他的。 我刚来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就赶上粉碎“四人帮”后的清理“三种人”。“三种人”之一种，是指在“文革”中搞“打、砸、抢”的。在研究院工作的一个男青年（后调至其他单位），在“清理三种人”的过程中，受到清理。一切证据都表明他打过张庚。专案组人员找到了张庚，作最后的印证。 问老人家：“黄××，是不是打了你？” 张庚沉默。 再问。 张庚答：“有人打过我。他是不是打过，我记不清了。” 如此回答，令同事们惊诧。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确认：张庚是知道黄××打过自己的。 这样的慈悲宽厚，让人难以接受和理解。于是，有人跑去问张庚：“事情是明摆着的，为什么说‘记不清’？” 张庚说：“他还年轻，我不想让这件事影响他以后的生活和工作。” 一九八四年，全国剧协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是选举新的领导班子。选举的结果是--原来的专职副主席××落榜，而从未做过官的吴祖光当选。如此一上一下，轰动剧坛。会后，××四处托人，八方奔走，并指责“剧协存在一个小圈子，并搞地下活动。” 张庚闻讯后，径直找到××，开门见山地说：“××同志，我今天找你，是想告诉你一个情况。我们剧协和作协（即中国作家协会）不同。作协从三十年代开始，就有宗派，而且这种宗派活动和个人恩怨纠缠在一起，延续直今。但戏剧界没有，这是很难得的。请你注意这个问题。” 这番话对××来说，真可谓出乎意料--在他还没回过神儿来的时候，说完话的张庚已飘然而去。 这种出乎意料的话，张庚说过许多。记得在一次专题讨论会上，大家讨论在什么是中国特色。我们戏曲所里一个年轻的研究人员说：“什么是中国特色？中国特色就是在‘公’字的旗号下，无不为‘私’字而奔走。在无限忠于党的同时，随时准备出卖朋友……” 没容他讲完话，一个老资格的研究员拍案而起，喝道：“你这简直是反动言论！” 全场愕然。 这时，只见张庚摆摆手，要那个愤怒的同事坐下。然后，对他说：“我看××讲的话有些道理。” 散会后，有人感叹道：“看来人的思想僵不僵化，真的不在于年龄。” 一九八六年前后，研究单位开始了评职称的工作。搞研究的人，可以不出国，不提级，不当官，却非常重视评职称。由于评议过程的透明度不够，大家对结果不满。我写了封公开信，表达了这种不满。不想，这信把一座恭王府搅得风风雨雨。 已经不再担任领导职务的张庚接到了信，立即召开了有中青年研究人员参加的小型座谈会。 会上，他首先讲话。说：“这些年，我一个人住在十二层楼的房子里，脱离大家，高高在上，不了解同志们的实际情况。虽然我没有参加戏研所里评职称的事，但我也是有责任的。今天把大家请来，就是想听你们的意见。特别是想听听你们对我的意见。” 第一个发言的是个中年人，姓栾，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他严肃地说：“张老，我六十年代初分配到研究院，大家叫我小栾。二十多年过去，现在我快五十岁了，住房窄，工资低，没有提干，更没有出国，这些我都能忍。但是评职称不同，是学术范畴的事，更是对我大半辈子的研究成果及能力的核定。所以，我希望做到起码的公开和公正。同时，我也希望你老人家和其他同志今后不要再叫我小栾。” 会开了整整一个下午。张庚自始自终都在认真地听。谁发言，他的眼睛就瞅着谁，诚挚又专注。最后，他做了一个小结，说：这件事他是要负责任的。一定给大家一个答复。 此后，张庚再没有管那个姓栾的叫小栾了，而我们却还是小栾小栾地叫着。 我的公开信也递交到文化部。一天我忽然接到通知，说作家出身的文化部部长要接见我。我紧张得连觉也没睡好。脑子里反复琢磨自己当如何回应部长的垂询，细细编排自己该怎样简明扼要地介绍单位评职称的情况。 记得那是一个周六下午，我穿着白衣黑裙，手提包里装着材料，跨进了部长办公室。 部长随和又平易，倒了一杯茶。上级和下级对面而坐。接着，他问我的出身，问了我的学历，问了我的家庭，问了我的父母情况，还问了我为什么坐牢……我是有问必答，且心生感动。瞧，咱部长多好，那么关心“普通一兵”。谈话的时间不短，记得在此期间，部长还接了胡绳同志打来的电话，好像对方有件什么事要办，部长说：“我是晚辈，自然是我该上您那儿办事啦。” 部长对我的询问结束，我们的谈话也跟着结束。 我被礼貌地请出了办公室。 “那我们单位评职称的事儿呢？”出了门的我，扭脸儿叫了起来。 “哦，有关部门会办理的。”部长如是说。 几天后，部长对他的一个新疆朋友说：“我见到章伯钧的女儿了，她好像有点儿神经质。” 我听了这个新疆朋友的转述，霎时胸口憋闷，监狱生活培养出的老毛病犯了--不禁破口大骂：“王八蛋！” 新疆朋友很害怕，劝我别骂，说：人家是部长。 我高喊：“本不该骂人，可现在我都神经质啦！还不该骂？” 新疆朋友走后，我的眼泪簌簌而下。我不禁想起了张庚，想起了他召集的座谈会，想起了他那专注的目光，想起了他说自己“高高在上”。 也不知什么时候，戏剧界搞起了评奖。先是剧协搞，设立了梅花奖，曹禺奖。后来文化部也搞，设立了文华奖。再后来宣传部也搞，设立了五个一工程奖。登时，戏剧界沸腾了，热闹了。演员、导演、编剧、作曲、舞美一齐朝它飞奔而去。又不知什么时候，兴给评委送礼了。最初的礼物是土特产，后来升级为红包。当然，不是每个评委都送。送能送的，不送不能送的，张庚属于后者。一次，广西的某个剧团进京演出，由广西有名的老演员挂帅。剧团做东，在一家餐厅与首都戏剧界见面。宴毕，广西的一个同志给每位北京来宾递上一个牛皮纸信封，所有的人都明白那里面装的是啥，故无人拆看。递到张庚的面前，老人家还以为是戏票、通知之类的东西，便打开了：原来是二百元人民币。 张庚把钱和信封往餐桌上一扔，对坐在自己身边的广西一号女演员说：“××同志，你请我们吃了饭，怎么还要送钱？” ××同志的脸涨得通红，一句话也答不上来。大家都愣在哪儿，场面尴尬又有趣。 张庚丢下信封走了。 后来，送红包的方式有所改进，改进为送到评委家中。一个冬日的周末，我在张庚家里吃晚饭--涮羊肉。饭后约八点来钟，门铃响了。我去开门，一个相貌清秀、年龄在四十岁上下的女子站立在门口。脸色疲惫，神态胆怯的她，自报家门：“我叫×××，是北京京剧院的演员，想拜望张老。” 我忽然想到：眼下正值评奖前夕，她恐怕是为奖而来。于是，本打算告辞的我，决定暂时不走了。 张庚夫妇在客厅里接待客人，我则坐在紧挨着客厅的书房里，隔墙旁听。 ×××说：“我快满四十五岁了，想参加这次梅花奖的评选。” 梅花奖的评选规则是限于四十五岁以下的演员参评，故张庚夫妇一致鼓励她参评。这个女演员说，自己已经报了名，剧院领导也很支持。但是，她发现一起参评的演员都在走“门子”，送红包。尤其是外地的演员，有剧团、文化厅（局）的支持，开着公车，拿着评委的家庭地址联络图积极奔走，且出手大方。而自己则腰无分文，剧院也是一贫如洗。院长对她说：“咱们连发工资都困难，哪儿有钱送评委？”话说到此，这个女演员的声音已带了“哭腔”。 这时，我只听见张庚问：“那些参评的演员是不是都在送钱，送礼？” 对方怯生生答：“是的，个个都在送。” 张庚大声说：“我告诉你—如果大家都在送，就等于都没有送。你回去安心准备演出。把戏演好了，不用送礼，肯定也能获奖。” “张老，真的是这样吗？” 张庚没有做出回答，只是说天色已晚，气候寒冷，快回家吧。 一个多月后，梅花奖揭晓。我从报纸上看到，那位唱青衣的北京女演员评上了。名次是按得票多少的顺序排列的。她排在倒数第二、三的位置。 文华奖是政府奖，分量自然比梅花奖重得多，评委会的规模与结构也更为庞大。主任由一个爱好戏剧、喜欢演员的副部长亲自担纲。评委多由文化官员组成。其中包括文化部的艺术局局长、副局长、戏剧处处长、副处长、直属院团领导，还有来自外省文化厅的厅长、副厅长。张庚和另外一两个专家被聘为顾问。 这个奖因官方色彩而受到普遍重视，竞争激烈，评议也激烈。张庚看戏认真，评戏也认真。他对于只看重内容，一味强调题材的倾向是不满的，认为戏曲创新已经到了必须讲究形式的阶段。然而，评选的结果令他失望，一连两天的情绪都不好。第三天，正好在研究院出席一个什么会。散会时，他对也是文华奖顾问的一个同事说：“不知道你是怎么一个态度，反正，明年的文华奖若再叫我当顾问，我是不接受的。所谓的听取专家意见，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还是长官意志。” 那位同事对张庚的观点非常认同，也当即表态，自己明年也不参加了。第二年，我发现只有张庚不是顾问。别人仍在以当文华奖评委、顾问为荣。 生活中的张庚，态度安详，表情有些漠然，却不忧郁。目光散散的，说话的语调低缓。前额的皱纹和略微下垂的嘴角，总显出一种历尽沧桑的疲惫。而掩盖于安详神态朴实外表之下的，是火，是爱，是热情。 张庚出生在湖南长沙，母亲曾宝菱是曾国藩的重孙女，习诗书，通文墨。年幼的张庚，是从母亲那里接受文化启蒙教育。父亲姚源纶虽官宦出身，却是个吟走文人。他不谋职当差，不存恤妻小，一生无所作为，浪迹天涯。一九五o年，仍不肯就范于社会规则的他，就范于家庭。他厨艺高超，一日三餐亲自掌勺。当家人津津有味地吃饭，他就坐在一边津津有味地看戏文，读唱本。父子之间淡如水，轻如云。然而于父亲去世入殓之际，第一颗铁钉在敲击声中钉入棺木，张庚仰天痛哭。其声哀，其情恸。那清淡似水如云的骨血关系，原是一把刺入深心的锋刃。 进入九十年代，我去张庚家里闲聊的次数越来越多。老人也寂寞。 有一次，我指着他家客厅里的两个多宝槅，说：“张老师，你这个多宝槅里配置的瓷器小摆件很不错。款式错落，颜色各异。” 老头儿听了一下子兴奋起来，提高了声音说：“诒和，我要是不搞研究，自以为还有两件事可做。” 我说：“你都这么老了！除了研究，你还能干啥？” 张庚站起来，让我看看他陈设的几套茶具。说：“这是我摆放的。你觉得怎么样？” “挺好。” 他得意地说：“我可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搞室内设计。” 我大笑不止，遂问：“那第二件呢？” 张庚坐回沙发，对我说：“搞创作。” 我又笑。 等我笑够了，张庚说：“我一直想写一本书。” “你想写自传吗？” 张庚摇摇头。 “我想写一个人。” “写谁？”我问。 “玄奘。” 我暗自吃惊：怎么和我翦伯伯（伯赞）晚年的心思一模一样？便再问：“你为什么要写他呢？” 他告诉我，自己这辈子最钦佩的人，就是玄奘。 我说：“你是共产党员，最该钦佩的人当是马克思才对。” 张庚说：“这事和政治思想无关。我对玄奘的兴趣从青年时代就开始了，并保持到今天。可惜一直没有时间。等我彻底闲下来，就一定去做。”接着，他向我介绍了玄奘的一生。并说：“专心于一件事，由始至终，无一日懈怠。其间无论遭遇怎样的险阻艰难，百折不回。这就是我特别尊敬和钦佩的人了。” 我一直等着他闲下来。但到死，张庚也都没有闲下来。 玄奘没能来到他的笔下，却一直搁在他的心里。有时，我觉得他的精神就很像玄奘。 张庚是个老革命、老党员、老延安。他的理论著述渗透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每年的五月，张庚都要撰文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发表—重申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命题。他在理论上，也是懂得政治的。我平素在私人场合就听他讲过一些很精辟的政治见解。比如，在议论中国现代化问题时，张庚一语惊人。说：“中国现代化的关键是对农民的改造。农民造反的理想是什么？就是--我要坐了金銮殿，就干他娘娘。”但进入现实环境，张庚的政治表现常常又不怎么杰出。可以说，他一直是戏剧界右倾思想的代表。四十年代在延安，毛泽东强调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张庚却不识时务地为戏剧的正规化、专门化辩护，在戏剧系按斯坦尼体系教学，排演《日出》等大戏，并说“我们共产党的文化运动搞了那么多年，难道不要提高吗？”。六十年代，关于“封建道德问题”的一场讨论，由于坚持“封建道德的全民性、继承性”等观点而被《戏剧报》批判了整整三年。后被弄到徐水的一个县，去当个县委副书记。“文革”中，张庚成为反动学术权威，批判，检查，抄家，劳动。到了七十年代，由于他不明党内斗争的底细，在批邓运动中由别人代笔写了一篇批邓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不久邓大人复出，他又不像同写批判文章又同登于一版的名医学习，及时道歉自责。总之，张庚一生屡遭贬斥，长期被权势冷落，好在他始终没有多少仕途之想。学术研究是他的最佳生活方式。他曾对我说：“如果开一整天的会，没有写字读书，我就觉得这一天是浪费了，心里很别扭。” 张庚在世时，我们曾经认为老学者应该给年轻学子腾腾地儿，挪挪窝儿。现在他走了，腾了地儿，挪了窝儿，却无人能填补，亦无人可企及。留下的，是永远的空白。更为重要的是：透过他的经历和著述，人们看到了一代知识者的苦苦追求和挣扎。在这动荡纷乱的时代，身处风云变幻之中，张庚始终坚守住自己的精神阵地，坚守住自己的道德、情操、人格与价值。面对说不尽的太平盛世和看不够的繁华夜景，我们这些现代人在物质主义的重压下，早已没有了灵魂的栖息地。从这个意义上看，一生从未红火过的张庚，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再说，具有学术震撼力的巨响，可以是沉寂。陈寅恪是沉寂的，钱锺书也是沉寂的。 张庚和那一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具有知识者和革命者的双重身份。处在那样一个危机四伏、动荡不安的时代，一颗忧国忧民之心，使他们对现实社会无比关注，热血沸腾地投身其间，义无返顾地担当起匹夫之责。然而，他们的真正兴趣志向在于埋头学问，著书立说，兴办教育，无须假于政治或仕途以求名利。这样，他和翦伯赞等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一入世，即脚踏政治、学术两只船，游弋于学海、宦海之间。而学术和政治之间的碰撞、磨擦，不但使他们很难保持内心的平衡，且给他们人生带来许多的遗憾和精神苦闷。所以，以一种颜色，去涂抹他们的底色，都是不行的。 不错，张庚是共产主义的追随者，但他更是一个文化的信奉者。他一生孜孜以求的目标和为这个目标所付出的全部心血，说明在灵魂深处他相信，只有文化才最终具有穿越时间和征服人心的力量。“人生不朽是文章”。而这，才是他底色中的主色。你是一朵鲜花也好，你是一株野草也罢，当有自己的样式和表现。张庚是有自己的样式和表现的。 二ooo年春，我的丈夫（马克郁）身患绝症。我在绝望与希望中徘徊，他在挣扎和放弃中穿梭。二十载平淡夫妻，在这最后的岁月进入了痛绝空无之境。一年后，花正飘落之际，丈夫最后拉了拉我的手，叫了声“小愚”，倒在去医院的路上……已数不清自己是第几次接触死亡，但这一次我深感天命之不可强求。 我独自归家，对着同样落泪的小狗，生离死别，一时尝尽。入夜，春风如丝，泪水如雨。一个孤立无援的我，已无法承受那四面涌来的感情。 突然，有人叩门。张庚的夫人张玮，素衣裹身，带着白菊，站立在我的面前。 我说：“这么晚了，还来？” 她答：“是你的老师一定要我来的。”说罢，递给我一封信。是张庚写的，那上面歪歪扭扭写满了劝慰之语。张庚因患眼疾，连电视都已不能看了。这信，不知是怎样写的？又写了多久？ 后来，我又得知：张庚下午听到噩耗，十分难过。 张玮宽慰他说：“诒和很坚强。” 张庚半纠正、半补充地说：“她还很重感情！” 我嚎啕大哭。原来，心是可以触摸的，片言只语，可使人魂悸魄动。 处在绝境中的我拿起了笔，开始了对往事的回忆。第一篇、第二篇稿子，我送给张庚，请予指正。文章是由张玮读给张庚听的。夫人读罢，说：“我要劝劝诒和，别写从前的事了，人太痛苦。还是向前看吧。” 张庚摇头，说：“你是劝不了她的，她是一定要写的。” 二oo三年，张庚病重住进了医院。一进去，院方即问：（患者）是一线？还是二线的？没两天，就下了病危通知。但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位副委员长要来这里探视另一个病人。为了安全，把已经昏迷、且切开喉管的张庚从病房里拉出来，塞进另一个房间，等我们的人民公仆走后，再又推回原位。我和同事们听了，除了愤怒，还能怎样？老延安敌不过新权贵。 生与死的距离，原本就是很微小，一口气就能跨越过去。一个秋日，张庚踏上了归途，捐出自己留在人间的最后一份力量。 “叶落人何在，寒云路几层”。这个世界熙熙攘攘，大家各自忙碌，很少知道心中所想。张庚在我心里，是一位白发皤然的得道高僧，而我是一个永难阐悟人生真谛的愚钝弟子。如今，我们这些学生也年华老去，来日无多。但我们应像他那样，不妄求，不苟取，望着一个固定的方向，走去。 5、一阵风，留下千古绝唱——马连良往事 父亲（章伯钧）爱看戏。父辈似乎都爱看戏。在这个爱好上，分辨不出国民党官员、共产党干部和民主人士政治身份的差异来。难怪从前的艺人地位虽低下，但心理上却是自傲的：“甭管哪朝哪代，你们都得听戏。” 事实还真如此。罗瑞卿当学生时，为瞧一出梅老板（兰芳）的戏，大冬天把铺盖都卖了。1949年后，当了公安部长的他，还把这故事亲口告诉了梅兰芳。梅先生感动得直说：“以后我请您，我请您。” 1956年，禁戏内部演出。其间，由小翠花演一出跷功戏，剧目名称忘记了。父亲和我临开演前十分钟进的剧场，竟发现已座无虚席。跟在后面的人是贺龙。他一拳打在父亲后背上，父亲转身拍着他的肩膀，说：“你也来了。” “我当然要来。” 父亲说：“好像没有座位了。” 贺龙望了望前面几排就坐的人，笑着说：“他妈的！所有的部长都来了，比国务院开会还积极！” 二人相视，哈哈大笑。 这年年底，四川的川剧团在中南海怀仁堂演出《谭记儿》，台下的四川籍首长一边看戏，一边说笑。态度随意，评头品足，语言放肆，一点“首长”的样子也没有，大家又回到了草民时代。 1957年年春，安徽的庐剧、泗州戏进京演出。父亲、张治中、李克农三个安徽人，不但相约去看家乡戏，还把剧团的人轮流请到家里吃茶点。 婉转之曲调伴以优美文辞；精雕细刻的身段配以多愁善感之表情。一个唱腔，千回百转；一件蟒袍，镶金绣银——当其以繁华声色呈现于舞台，那些有文化、有身份的人，亦日愈陶醉其间。不管你由朝而野，还是由野而朝，自身的生活经历和社会认识必然对剧中的人情世态、悲欢离合，感到十分投合。民族民间生成性质的中国戏曲在得到平民百姓喜爱的同时，故也得到文人、士大夫的青睐。特别是对于像父亲等一批已身居荣耀的人来说，观看再现真实世相与生活琐细的戏曲，是心理上一种必要的替换，是精神上的安慰，是情感上的温暖回忆。况且，耳目声色之消闲娱悦，是阅读思辨所不可替代的、另一个美的世界。 说起父亲与艺人的交往，均在1949年以后。他较早结识的艺人是梅兰芳，而与父母关系比较密切的艺人，要数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的马连良和参加了中国农工民主党的李万春。 最早关于马连良的故事，我是从表舅那里听来的。表舅一生喜好两件事。一是烹调，且手艺高超。他是“民革”（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民革负责人王昆仑在家里请客，常请他去掌勺。后来，表舅成了历史反革命分子，被踢出民革中央，所有食客竟没替他说一句话。母亲为此愤愤不平，抱怨道：“与其给他们炒菜，还不如给我们做饭呢！”表舅的第二个喜好是听戏，主要是听京戏。什么梅尚程荀，什么南麒北马，没有不知道的。他非但说戏，还能讲戏外趣闻。而这，正是我最爱听的。表舅告诉我，马连良是在1951年由周恩来派人至香港接回大陆的。同时回来的还有张君秋。 我问：“他愿意回来吗？” “愿意。” “为什么？” 表舅说：“那弹丸之地，有几个喜欢听京戏？马连良唱到后来一场戏还要赔上几十块，这使得他有些灰心。一不上座了，再大的角儿也呆不下去。马连良又是有名的孝子，年近九旬的老母还在北京。虽说他每月必到银行给母亲汇款，但总不如堂前行孝。” “怜君身似江南燕，又逐秋风望北飞。”马连良夫妇回到了北京。 马连良天赋条件并不十分好，但勤学苦练。吊嗓子，练白口，无一日懈怠。据说他家隔壁有个保姆，每天清晨洒扫庭院，必听马连良的唱念。居然也会了《十道本》。马连良十分注意保养，嗓子从来没坏过，宽窄始终够用，且维持在一个相当水平。所以，观众对他有“用不完的嗓子”的好印象。至于马派唱腔，业内评价各异。大多认为是柔靡纤巧，也有人指责为“靡靡之音”。不管别人如何议论，马连良的唱腔既可风靡一时，又能流行后世，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他做戏潇洒飘逸，表演入微。每一出戏都有特点、特色，受到业内的一致称赞。他演戏，一切唯美是尚。动作规范，无处不美。拍他的剧照，没有废片，张张漂亮。他的戏班扶风社，讲究“三白”（即“护领白”“水袖白”“靴底白”）。他要求同仁扮戏前一定理发刮脸。在后台，他还准备两个人，一个专管刮脸，一个专管刷靴底。马连良本人的行头，极其精美和考究。在扮戏房（即今天的个人化装间），有专人管熨行头、熨水袖，挂起来，穿在身上就没有皱折的痕迹了。而选用的衣料，其质地、色泽、花纹都是上等的。为了悦目，马连良八方寻求。“一年，故宫拍卖绸缎。他不惜钱财，买入许多大内的料子，存起来慢慢做行头。在颜色方面，他提倡用秋香色、墨绿色（如《甘露寺》乔玄的蟒）、奶油色（如《打渔杀家》萧恩的抱衣），看起来漂亮得很。” 1937年，马连良与别人合伙，在北京的黄金地段——靠近西单的西长安街盖了一座新新戏院，这就是后来的首都电影院（可惜今已拆没了）。有了自己的剧场，便开始考虑美化舞台。在剧场的舞台上，马连良设计了一个“守旧”（即“天幕”）：米色绸子做底，中间绣着棕色的汉武梁祠图案，上挂沿幕，下垂黄色穗子，并且横悬五个小宫灯。舞台一侧的伴奏乐队，用绘有蓝色云龙的纱幕围起来，不让观众瞧着杂乱无章。戏院开张的那天，大幕拉开，观众一看，立即热烈鼓掌。从此马连良外出演戏，都要带着这个大幕。因为它实在是太漂亮了！到了后来，“守旧”成了标识，走到哪儿，只要张挂出来，人们就知道是扶风社的马老板“在此作场”。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很多名角在收徒弟和挑配角方面，由于怕他们盖过自己，故而都不选强手、高手来配戏或培养。但马连良的舞台阵容全是精选之才。为此，他创设了一套方法，即签订合同。这在梨园行是首创。订了合同，即可安心演戏。有本事的人，谁不乐意？小生叶盛兰还没出科，便被马连良相中。杨宝忠改行操琴，张君秋崭露头角，袁世海浮出水面，也都即时签下合同。强大的演员阵容，配以干净、整齐、清爽的台风，马连良的戏，真的是很好看。他演戏一丝不苟，极其认真，非常讲究舞台上的配合与谐调。一次，在天津演《八大锤》。他扮说书的王佐，叶盛兰演陆文龙，两人旗鼓相当，演出十分精彩。再棒的“角儿”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在过场进出之际，马连良一时疏忽，伸错了臂膀。观众发现王佐刚才断的不是那一只臂膀，便哄然而笑。据说那晚散戏后，马连良自己气得要跳天津万国桥。从此，他再也不演《八大锤》。 为了艺术生命的持久，马连良的生活很有规律，对饮食更是讲究。就像研究梅兰芳必须研究他的八卦情史一样，研究马连良则必须研究他的请客菜单。马连良最爱吃前门外教门馆两益轩饭庄的烹虾段。每逢渤海对虾上市，他必请好友同往。叫这道菜时，必吩咐要“分盘分炒”。即炒三、五对虾，用八寸盘盛上。吃完一盘，再炒一盘。有时连吃三、四盘。抗战胜利后，马连良一度还将西来顺的头灶，延为特约厨师，饭庄熄火，厨师便来到马家做宵夜。那时梨园的各路俊杰，无不以一尝马家的鸡肉水饺、炸素羊尾等菜肴为天大的口福。马连良在东安市场的吉祥戏院演出，常去北京有名的爆肚冯清真馆吃饭。不用马连良开口，冯老板必上一盘羊肚仁。他的这盘羊肚仁与众不同。何谓肚仁？用医学名词来说，即为羊的储胃冠状沟，是一条“棱”。一条百十来斤的大羊，这条“棱”不超过四两。把“棱”分成三段，最后一段叫“大梁”。一段“大梁”有多大？也就大拇指大小。把这块拇指大小的东西，再剥皮去膜，剩下的也就几钱肉了。马连良吃的就是这几钱。难怪冯老板无限感叹地说：“马先生的吃就和他唱的戏一样，前者精致到挑剔，后者挑剔到精致。”马连良吃爆（羊）肉，专门叫伙计到“春华斋”买大鸭梨。洗净，切粗丝，备用。爆肉好了，临出锅时放入。在马连良指导下做出的这道“爆肉梨丝”，后来成为“爆肚冯”的名菜。当然，平素里窝头、蔬菜、水果是马连良的日常饮食。 马连良喜欢泡澡。只要晚上有戏，他下午一定去澡堂。先是在前门外的“一品香”，后改去西珠市口的“清华池”。再后来，他常去的是八面槽的“清华园”。泡完澡，还要请专门师傅修脚。这是因为唱戏常年穿靴子，有鸡眼的缘故。每次去浴池，马连良都要带些香烟和茶叶，送给师傅和工人。有时在泡澡泡舒服了以后，他就溜达着到金鱼胡同的餐厅喝一盘鲍鱼汤。 马连良来我家作客，不过是清谈。虽为艺人，却谦冲有礼，谈吐不俗。后来，父亲说要请吃饭。他不仅答应了，而且很高兴。 父亲知他是回民，遂问：“当是个什么吃法？” 他笑着说：“您只管付钱，一切由我去办。” 马连良走后，一家人反复琢磨这个“一切由我去办”的内涵。母亲说：“马先生肯定叫人去清真馆子订办一桌菜，到时候送过来。”父亲同意这看法，事情果然如此。但是当马连良请的人和订的菜，一起送过来的时候，着实把我们全家吓了一跳。 父亲是请吃晚饭。可刚过了午眠，几个身着白色衣裤的人就来了。进了我家的厨房，就用自备的大锅烧开水。开锅后，放碱。然后，碱水洗厨房。案板洗到发白、出了毛茬儿为止。方砖地洗到见了本色，才肯罢手。说句实在话，自从住进这大宅院，我家的厨房从来没有这么干净过。 时任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的母亲欣喜万分，叹道：“这哪儿是来作客吃饭？简直就是来帮咱们搞清洁卫生啦！伯钧，你见了马连良，可要好好谢谢了。” 再过一个时辰，又来了一拨身着白色衣裤的人。他们肩挑手扛，带了许多“家伙”。有两个人抬着一个叫“圆笼”的东西，据说整桌酒席，尽在其内。还有人扛着大捆树枝和木干。 我问扛木者：“这些树枝是什么？” 答：“是果木。” “什么叫果木？” “就是苹果木。” “干嘛用的？” “烤鸭。” 瞧这架势，我惊奇不已，也兴奋不已，便跟着这些白衣人满院子跑来跑去。看久了，便产生了一种错觉：好像是马连良在请我们一家人吃饭。 我问母亲：“这到底是谁请谁呀？” 母亲笑道：“我也分不清了。” 站在一边的父亲，也咧着嘴笑。 时近黄昏，天空呈现出琥珀色的光辉。墙头、屋脊、树梢也都涂上一抹残阳。 “马连良来了！” 随着一声喊，我们全家连同秘书、警卫、勤杂、厨师、司机、保姆都来了精神，真可谓翘首以待。这时，我体会到一个名艺人比一个政治首领的吸引力，可大多了！马连良身着藏青色西服，身材修长，前额开阔，鼻梁笔直，眼睛明澈。脸上，泛着浅浅的笑容。 提及艺人的家世，马连良告诉父亲：自己世居北京。打祖父起就在阜成门外开茶馆，人称“门马家”。茶馆的院落挺大。时间长了，居然成了戏迷聚会的地方。在那样的环境里，马连良的父辈玩票、也都拜师学戏，还都学的是老生。到了自己这辈，兄弟先后进了梨园行。马连良没有谈及家庭情况，父亲知道对一个艺术家来说，最难言者乃世间情爱与家庭，自然不便多问。 之后，父亲向他介绍了民盟的情况。说，民盟虽然被统战部划为以高等院校为主要成分的党派，但像马连良这样有成就的艺术家，当也是吸收的对象。马连良一再说，自己是很愿意和文人往来的…… 在院子一角，柴火闪耀，悬着的肥鸭在薰烤下，飘散着烟与香。我又入厨房，见所有的桌面、案板、菜墩都铺上了白布。马连良请来的厨师，在白布上面使用着自己带来的案板、菜墩和各色炊具。抹布也是自备，雪白雪白的。我看了看，觉得只有水和火是我家的了。这哪里是父亲在家请客？简直就是共赴圣餐。这让我想起父亲对我说的那句“有信仰的人跟没有信仰的人大不一样”的话来。心里不由得生发出一种神圣感。 饭前，父亲还请马连良欣赏了自己收藏的折扇，鼻烟壶，玉质小摆件。马连良客气得很。对每一件都说好，好。父亲告诉他，自己主要是收藏古书，不是专门收藏古玩的人。 马连良说：“我不是收藏家，只喜好一些小玩意儿。” 父亲知道马连良也有逛琉璃厂、火神庙的爱好，对玉石类的古董很有鉴赏水平。他收藏的翡翠、白玉、玛瑙雕刻和鼻烟壶相当名贵，圈子里的人都知道。艺人生活的文化情感，常与泡澡，品茶，神聊，遛弯儿，养鸽，烧酒，绸缎，鼻烟壶，檀香等小零碎拼凑起来。这既是俗常的生活享受，又是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自然理解与精细品味。艺术与生活在这个文化层次上融合无间。它深入骨髓，深入到常人不可思议。所谓气质，风格，情调，韵味等等，属于审美范畴的东西，往往就是被这样一些具有文化渗透性的家常琐屑浸染而成。不管北京城头悬挂什么旗子，报纸上宣传什么主义，像马连良这样的艺人都细心地过着自己的日子，精心地琢磨那份属于自己的舞台和角色。艺术是拒绝抽象的。从事艺术的人，大多个性饱满。他们只能活在个体的生动感觉中，以自己独特又隐秘的方式活着。 已是夜阑灯炧，马连良告辞，父亲送至二门。悠然而至，翩然而归，我觉得他简直是个神仙。 马连良善于肆应，又具仗义之风。对亲戚，对朋友都是一副热肠子。他演义务戏一向热心。有义务戏演出，只要人在北京，他是一定参加的。每年年终的梨园公会演义务戏，更是当仁不让。他和杨小楼、梅兰芳一样，也有私房龙套。马连良从不亏待他们。每月都有固定的私房钱给他们。到了年关，还额外送些米、面、菜等实物。 30年代，马连良曾有过一次难忘的救弟经历。那时，天津有个当警察分局局长的人，叫徐树强。他倚势欺人，横行霸道。一天，他带着花枝招展的小老婆，在圣安娜舞厅跳舞。人刚入座，临座的一个青年多看了那小老婆几眼。徐树强哪里容得，立即叫来便衣，把那人架走。在刑讯室里，打得血流满面。又叫个剃头匠将乌黑油亮的头发，剃个精光。再让从厕所提来一盆尿，给那人强灌下去。之后，又轮番抽打，人很快昏死过去。苏醒后，一个叫李宝荣的警察悄悄问他：“你姓啥？你是回民吗？” “是。”接着，那青年央求李宝荣到中国大戏院给马连良送信。 “你是马连良的弟弟。”那警察问。 他点点头。 马连良应邀在天津中国大戏院演出，下榻在惠中饭店。当晚，见弟外出未归，便十分着急。李宝荣找到中国大戏院经理孟少臣后说明情况，马连良立即恳托孟少臣设法营救。几经周折，最后通过人称“张二爷”的帮会头目，才算把人放了出来。别人都说，能从徐树强手里活着出来，多亏有个马连良。这个姓李的警察老来写了篇自传性质的文章，里面详细描述了这件事。 小翠花是花旦，与四大名旦齐名而独树一帜，擅长表演风流泼辣的角色，自九岁登场，四十年没离开过舞台。1949年后，废除跷功，他的一部分戏不能上演。文化部宣布一批禁戏，其中好多是他最叫座的剧目。戏改中的清规戒律，更使他胆颤心寒。觉得演这个是丑化了工农，唱那个是侮辱了妇女。于是，什么戏都不敢演了，也解散了自己的戏班——永和班。后深居简出，索性连功也不练了。1956年，上边提出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艺方针，戏曲界开始挖掘整理传统戏，像《四郎探母》等禁戏也开始恢复演出。小翠花先后演了《一匹布》等几个小戏，大受欢迎。他兴奋得夜不能寐，算了算自己现在还能演的大戏有十来个，小戏近二十个。这样，他希望重新组班，再现江湖。小翠花向文化局提出请求。文化局则要他先造个组班的册子。没想到的是永和班的人，大多有了去处。他也不能“挖角”。这个情况被马连良得知后，立即邀请他参加北京京剧团。当然，形势很快急转直下，事情也就没有了下文。但小翠花心里明白“没有下文”的责任不在马团长。他已经很感激这份情谊了。 1958年，北京京剧团在公安部礼堂演出。前面是杨盛春的《艳阳楼》，后面是马连良的《淮河营》，演出一切正常。当夜，长期与马连良合作的杨盛春猝死于家中。杨盛春梨园世家，四代武生，在剧团担任演员队队长，工作铺排得有条不紊，人缘又是极好。年仅45岁，抛下了五个孩子，其妻（继室）为谭小培之女。噩耗传来，马连良泪流满面，悲痛不已。那时杨之长子杨少春是中国戏曲学校即将毕业的学生，家境困难。马连良亲赴学校，找到校长，要求杨少春转到北京京剧团。调到剧团，他对杨少春说：“从今儿以后，你父亲什么待遇，你就是什么待遇。”马连良说到做到。以后年轻的杨少春，一直拿着杨盛春的工资。杨少春是个普普通通的学生，马连良为了他日后成材，特请武生高手王金璐传授技艺。拜师那日从安排到花费，都是马连良一手操办。此后，马连良又去北京戏曲学校，和领导商议把杨盛春另两个孩子转入北京京剧团学员队，让他俩打打武行，得以养活自己，对此，剧团无人提出异议。 王金璐是1936年的童伶生行冠军。他迷马（连良）又崇马（连良），故而拜马连良为师。1959年，他在西安演出《铜网阵》摔成重伤，在家调养整整十八个年头，日子过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马连良为在经济上能有所助，便请王金璐的夫人给自己抄剧本，做些文字工作，这样可挣些钱，贴补家用（“文革”中马连良去世，可怜王金璐夫妇就只能靠糊火柴盒度日了）。总之，梨园行无人不佩服马连良的侠义心肠。 另有一事，我也是记忆至深。一日下午，我在家做完功课，跑到院子里踢毽子。忽然，洪秘书领着一个年轻的女性，跨进二门。她衣淡雅之服，修短合度，端庄秀丽，婀娜而刚健。 在把客人送进大客厅后，洪秘书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我连忙跑过去，问：“那女的是谁？” “她叫罗蕙兰。”洪秘书答。 “这么好听的名字。是干嘛的？” “是唱京戏的。” “太好啦！”我不禁欢呼起来，遂又问：“她为什么来咱们家？” “找你父亲。” 我说：“她找我爸有事吗？” 洪秘书说：“当然是有事才来。” “什么事？” “想在北京落脚唱戏。” “这事儿，我爸能行吗？” “你父亲要请马连良帮忙。”洪秘书这样说。 谈话的时间并不长。主客二人从大客厅出来。父亲对那罗女士说：“有了消息，会通知你的。”遂转身对洪秘书说：“替我送送客人。”那罗女士对父亲深鞠一躬，并一再道谢。 没过多久，马连良托人送来四张戏票——是他和罗蕙兰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演出《审头刺汤》。 我举着票，嚷着：“爸，咱一起去呀！” “去呀，去呀！”父亲也跟着叫。 我搂着父亲，大笑。 到了演出的那一天，父亲恰好有外事活动，不能去了。我看戏归来，父亲问：“小愚儿，那罗蕙兰演得怎么样，漂亮吗？” 我说：“漂亮，比马连良还漂亮！” 听了这句话，没看戏的父亲也和我一样高兴地直乐。 马连良有没有短处呢？有短处。短处是抽大烟。这在梨园行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与当今的演艺圈非常相似。他抽，其他几个名角，也抽。 我听说这类事后，很奇怪，问母亲：“听说抽大烟能上瘾。什么叫‘瘾’呀？” 母亲说：“鸦片也好，杜冷丁也好，主要成分都是吗啡。吗啡是作用于神经系统的。一旦占据了人脑，就能产生轻松解放的感觉。而且，这个感觉一生都无法忘记。所以，有了瘾，就有了病，终身不愈。” “戒得掉吗？” “戒不掉。” “为什么？” 母亲犹豫片刻，说：“从医学角度看，现在还没有答案。”母亲还认为，吸毒于社会是罪恶现象；但于个人可能与道德品质无关。由于它是一种疾病，所以，靠说教和硬挺是戒不掉的，特别是对那些特殊身份的人，就更难戒掉了。母亲的话，令我非常吃惊。因为这和政府宣传的完全不同。1949年后，政府虽将抽大烟的名角儿集中起来，用了几个月的时间统一进行戒毒，果然收效不大。最后，政府暗中做了妥协，由彭真特批，他们可以“抽”。不过，量小且严格控制。 毒品是情绪的润滑剂。无论你有多大压力，遇到什么样的麻烦，也不管体力如何地不支，心情如何地不好，一针下去，一切都消失了。刚才还无精打采，瞬间即可激情四射。舞台情绪本来就是靠不断的神经活动兴奋点形成。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必须去主动适应这样一种非常态生活，恐怕是从前的梨园行、眼下演艺界“抽”的主要原因。但是取其提神小利，却忘了成为痼疾之大害。应该说，马连良对大烟的人间至乐与至痛的同一性，是深有体会的。1942年，伪“满洲国”成立十周年，伪总理大臣特请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派遣演艺界前往祝贺。开出的条件，除了包银，还有烟土。当时北平的烟土不好买，马连良为此而动心，也为此而前往。抗战胜利后，1946年有人检举这事，遂以汉奸罪坐了班房。后经回教协会理事长白崇禧的斡旋，1947年才脱了干系。人出来了，家却负了债。马连良的东北演出，在官府眼中是个案子。但在梨园行和一般人看来，就是“谁当皇上，都得听戏”的事儿，与政治无涉。比如：溥仪大婚三天堂会，京中名角齐集。抗战胜利，梅、程曾到南京给蒋介石演出，艺人们也都没觉得这是什么政治行为。同仁为了安慰出狱的马连良，在长安大戏院唱了一场合作戏《龙凤呈祥》。马连良的前乔玄、后鲁肃，程砚秋的孙尚香，金少山的张飞，李少春的后赵云。演刘备的谭富英，从第一场的“过江”一直唱到后面的“回荆州”，卯足了气力，一句一个好。江湖规则，朋友义气，给马连良以万分的感动和一生的感激。 马连良这一趟的“伪满”演出，一直被上边视为“污点”。但为了政治需要，所谓的“污点”有时也是可以拿来利用的。比如，1961年的国庆，全国政协举办的欢迎华侨、港澳同胞归国观光酒会上，官方特地安排溥仪和马连良坐在一起。这一景观，顿时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记者和一批又一批的华侨。后来，父亲看到他们拍的一张照片，不禁摇头叹息，道：“亦荣亦辱，非荣非辱。”马连良为了这事，背了半辈子的政治包袱。有“短处”被上边捏着，他也明白自己的“短处”。而自知，知止，从来就是一种聪明。 1953年10月，贺龙率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到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共有四十个团，三千多个艺人和文艺工作者参加。京剧名演员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尽在其内。很想投入新政权的马连良闻讯后，主动要求赴朝慰问演出。齐燕铭批准了他的请求。这是马连良第一次出国，也是他最后一次出国。 一天，他们在朝鲜战地的露天剧场演出。秋末黄昏来得总是很快，太阳早就落进了西山。裹着浓重凉意的山岚，渐渐地和夜色混和在一起。晚饭后，老舍和周信芳在营房外面散步，一阵胡琴声音清晰可辨。他俩寻声而去，操琴的竟是两个炊事兵，一个姓牟，一个姓王。短暂的宁静、熟悉的旋律与士兵的悠然，激发了他们在大自然怀抱里清歌的热情，也许他们今后一辈子再也遇不到这样的奇异场景和奇特感受了。很快，临时组织了一个清唱晚会，由这两个部队炊事员操琴。马连良最积极，唱了两段，先唱《马鞍山》，后唱《三娘教子》。周信芳唱《四进士》，老舍唱《钓金龟》，高元钧说山东快书《武松打虎》，最后是梅兰芳的《玉堂春》。听者，忘了自己是战士；歌者，忘了自己是演员。后来，他们又在平壤牡丹峰的露天广场演出。所有的演员里面穿着行头，外面披着棉大衣，坐在戏箱上。看着天上的星星，等候自己的出场。那一个晚上，连演七出戏。它们依次是：袁金凯的《乾坤圈》、李玉茹的《小放牛》、黄元庆的《狮子楼》、周信芳的《追韩信》、程砚秋的《刺汤》、马连良的《借东风》、梅兰芳的《贵妃醉酒》。后来，梅兰芳曾把这次演出的几张剧照，送给父亲。照片的质量不大好，但父亲一直保存到“文革”。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要求参加“赴朝慰问”的马连良，没有能懂得这一任务光荣伟大的意义，竟要求每场一千零七十万（旧币，折今1070元）的报酬。 在“讨价还价”中，有人提醒地说：“这是慰问最可爱的志愿军。”于是，他和剧团答应每场减七十万（旧币，折今70元）。又有人再次提醒地说：“别的剧团只收演出费。”于是，他和剧团决定每场再减五十万（旧币，折今50元）。 吃戏饭的就得靠戏吃饭——马连良是按照梨园夙习、戏班规矩行事。是呀，即使给皇上唱，那也得“赏”下来，而且“赏”得不少。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他哪里晓得中国眼下的唯一规则是革命——无条件地献身革命。“你给最可爱的人演出还要钱？！”这一下，引起了震怒和众怒。上边认为这是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是对正义的亵渎，是对革命的反动。《戏剧报》做了报道与批判。文化部做了类似反革命行为的结论，并写入档案。一个外国人讲：“艺人要比一般人懂得少。”而对于中国的政治，马连良恐怕比与之同行的梅兰芳、周信芳懂得更少。当时的梅兰芳是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有工资，还另有演出收入。周信芳是华东戏曲研究院院长。马连良是一个民间职业剧团的团长。按说，有所开支的民间剧团收取酬劳，都应视为合理。但是上边与革命群众不能容忍的是马连良索要与自己名声相匹配的价格！价格的背后是态度。价格越高，态度就越差。什么人敢把个人和艺术摆放在革命政府、正义事业、神圣战争之上？错的当然是马连良。他先是在剧团做检查，后在《戏剧报》发表了自我检讨性质的文章，公开向解放军同志表示歉意，并向批评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1954年8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艺人周信芳、梅兰芳、程砚秋、袁雪芬等人都成为代表。马连良为什么没有当选，他心里清楚，父亲心里也明白。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马连良通过与父亲、吴晗的往来，开始接触民盟。那时的吴晗是有职有权的北京市副市长和民盟北京市委负责人，这在民主人士中也是少有的。一天晚上，吴晗来我家谈民盟的事情，父亲对吴晗说：“马连良是不是可以发展成为盟员？以盟员身份在北京市政协担任委员。你要不要找彭真谈谈？”吴晗点了点头，并一直把这事放在心上。 50年代，梨园行一个翻天覆地变化是体制变化。而这个变化，也彻底扭转了20世纪后50年中国戏曲艺术发展的道路和艺人的命运。那时的剧团多为民间职业剧团，它是由从前的业主班转换而成的共和班，其性质仍属民营。1956年，全国范围掀起了农业合作化，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梨园行也闻风而动。见大大小小的商店、药铺、饭馆以及像样和不怎么像样的作坊，都挂上了“国营”或“公私合营”的牌匾。所有的店员、伙计、跑堂的都拿上了工资。瞅着这番既光荣又实惠的景致，成不了“角儿”的演职员眼馋了，说：“连资本家都穿上了干部服，怎么我们仍旧是艺人？”于是，纷纷要求剧团改“国营”。很快，要求变成了呼声。“国营”二字简直成了可羡慕的归属，可炫耀的身份。 浪漫的艺人台下又都很现实。别说是跑龙套的想“国营”，角儿们也跟着动心。张君秋南下到武汉去演出，湖北文化部门接待他的人问：“您的剧团是国营的吗？” 谁承想随便一句问话，正好捅到心窝子。能背大段唱词的张君秋，一时竟慌了，不知该怎样应答。还没“国营”的他，不能说“国营”；尚处“私营”的他，又羞于说“私营”。支吾一阵后，张君秋红着脸，含含糊糊地说：“我们是归公家领导的。” 人家到底是角儿，事情应付了过去。一回到北京，张君秋立即要求“国营”。 那时，官方也希望民间职业剧团改为国营。一份由北京市文化行政机关草拟的建议把民间剧团改为国营的陈述报告里把原因归纳为两条。一是出于政治因素，认为“戏曲和其他文学事业一样，不应成为私人营业性事业，它是一种思想武器。戏曲过去在人民中起过移风易俗、影响人民思想意识的作用，今后还会发生这种作用，特别由于戏曲艺术具有受人民喜爱的通俗易懂的形式，因而宣传的力量很大。专业戏曲团体应该成为党和国家领导的国家剧团，使它更好的成为教育人民的工具。”另一个原因，则是来自经济方面的考虑——“如果将一部分有保障的剧团改为国营，剧团本身即可以供给管理干部的开支，即可解决干部编制问题。”别看只有一句话，它可是太重要了。用演员养干部多方便呀！况且，一个名演员能养这么许多干部，也真是太管用了。 在中国任何事情只要成了风，就变得可怕。在一片“国营”浪潮中，不知政治为何物的大小角儿们，情愿或不情愿地都发出了“热烈响应”与“强烈要求”的政治呼声。尚小云剧团和燕鸣京剧团递上要求“国营”的申请书；新兴京剧团清点了物资，准备移交；鸣华京剧团梁益鸣把自己的戏箱捐给剧团，静待“国营”；几个评剧团及天桥地摊儿联合，急切要求合并。艺人们既是兴奋也是不安地等候上边发出“国营”的指示。一个擅演“粉戏”的女演员，激动地说：“我们要求国营不是向国家要钱，而是希望政府派人帮助我们办好剧团，加强政治学习，有机会参加一些运动，如三反、肃反，以更快地提高我们的思想意识。”在这样一个革命形势下，北京市文化部门的领导认为第一步“需要走合作道路”。这样，在“剧团自愿原则下”，由政府有关部门出面“协助马连良剧团和市京剧二团（谭富英、裘盛戎）合并，成立了北京京剧团。”文化官员还告诉艺人，特别是告诉马连良这样的角儿：将来即使“国营”，也并不等于全盘包下来，依然是自给自足，按劳取酬，对艺人私有财产会采取定息的办法，也暂不改变原有的各项制度和工资份额——显然，采取这些做法是力图避免让松散自由惯了艺人感到“国营”以后处处不方便。当然，也是让他们感受到共产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帮助是很现实的。 这一年的春夏，官方宣布实施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它不仅被民主党派认为是最好的日子。同时，也被艺人们视为最美的季节。前者叫好，是因为觉得当局在广开言路，因为说话是文人的本能。后者叫好，是认为官方要拓宽戏路，开放剧目。唱戏是艺人的饭碗，也是他们唯一的赖以生存的资源。戏路的宽与窄，剧目的多与少，意味着他们生存资源的厚与薄。从五十年代开始，中国戏曲剧目的管理，始终紧紧围绕着戏曲改革运动（简称戏改）而上起下伏，左摇右晃。 3月，刘少奇在文化部党组汇报工作会上说：“戏改不要大改”，“有些老戏很有教育意义，不要去改。”又说：“新文艺工作者到戏曲剧团改编……改得不要过分，不要过早地改。”他还特别关照京剧改革，说：“京剧艺术水平很高，不要轻视，不能乱改。”应该说，刘少奇的讲话是有针对性的。那时，戏剧界的形势十分严重。戏曲剧目贫乏，上座率低，剧场经营困难，演员生活无法保障。以北京市为例，原有的京（剧）评（剧）传统剧目据粗略统计就有一千二百多出。但1955年经常上演的京剧只有七十四出；评剧五十八出。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情况？北京市文化部门专门开会研究戏曲剧目少、上座率底的情况及原因。会后提交上级的报告这样写道：“狭隘要求戏曲剧目的人民性和教育意义，致使剧团演员为了怕批评、而不得不演几出‘保险’戏。我们的戏改（指戏曲改革）干部也受了这些错误观点的影响，在具体工作中支持了这些不正确看法，对上演剧目轻易予以否定，也是造成剧目贫乏的原因之一。例如，裘盛戎曾排演过《铡包勉》，当时文化处戏曲科的科长杨毓珉认为舞台上当场开铡，形象恶劣，于是这出戏以后就没再演过。新兴剧团演过《苏秦》，戏曲科的一个干部认为这出戏歌颂苏秦这一知识分子的向上爬思想，在《新民报》上写了一篇标题为‘《苏秦》是一出坏戏’的文章，剧团看后即刻停演。” 6月1—15日文化部在北京召开戏曲剧目工作会议，全国各省市六十多个代表参加。大家一致认为应该有组织地进行各剧种的传统剧目的发掘、整理和改编工作。大会选择了《四郎探母》《连环套》《一捧雪》《大登殿》《乌盆记》《宁武关》六个剧目进行热烈讨论。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到会讲话。他特别强调文化部门的工作干部对戏曲事业必须按照它本身的特点去领导，要积极树立自由创造的艺术空气，坚决反对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 6月27日，文化部负责人就丰富戏曲上演剧目问题向新华社发表谈话，以“清官”和“鬼魂”为例，认为“包公、况钟都是可以肯定的正面人物”；而“焦桂英、李慧娘完全可以在今天的舞台上出现。”为配合会议，北京市文化局组织内部观摩，演出了《祥梅寺》《打樱桃》等许久不曾演出的剧目。搞这样的演出，张伯驹是最积极的一个。演出即示范，人们眼界大开，并意识到现在的演出剧目，真的很贫乏。一位业内人士撰文直呼“应该反对那些清规戒律；反对各种明的、暗的‘艺人自动’式的禁演办法；反对因一肢而废全身的粗暴否定的态度，要大力发展剧目生产，发掘各剧种的固有剧目。” 7月，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为丰富上演剧目，又选择了一批内容虽有缺点，但艺术性较强的剧目，先后举办了六场试演晚会。其中的剧目有：《王宝钏》《连环套》《一捧雪》《四郎探母》《恶虎村》《落马湖》《战宛城》《青石山》《一匹布》《走雪山》《梅龙镇》共十八个。参加演出的演员有：马连良、张君秋、小翠花、杨宝森、侯喜瑞、孙毓坤、马富禄、李万春、奚啸伯等。 社会在发出扩大戏曲剧目呼声的同时，也发出了关心艺人生活的呼吁。比如，史学家翦伯赞随全国人大视察小组到湖南视察。在省里召集的座谈会上，他谈到湖南地方戏艺人情况，激动地说：“戏剧工作最糟糕。艺人们反映，没有从人民政府那里得到一点帮助（指私营剧团），得到的只是轻视和侮辱。”（注：详见拙作《心坎里别是一般疼痛》）翦伯赞认为戏剧界存在三个矛盾：国营与私营的矛盾，干部与群众的矛盾，艺术与生活的矛盾；三个矛盾都是领导上对艺术的政治教育作用了解不够所致。翦伯赞的讲话，引起了上边的重视。《戏剧报》刊登了《关心艺人的生活，尊重艺人的劳动》的专论以及“保护女艺人和她们的孩子”、“认真抢救遗产”等文章。内中，透露了戏曲艺人生活和民间职业剧团的处境。不仅各地方的文化机关可以随便指挥他们，税务机关、公安机关、粮食机关以至民兵都可以看白戏或随便来干涉剧团和艺人。如果剧团稍微做得不周到，马上就要横祸飞来。 田汉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到地方视察后，发表了《关心艺人生活》一文，社会反响强烈。周恩来特批五百万救济金，并免娱乐税两年。田汉在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团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揭发了戏曲工作方面和有关戏曲艺人生活福利方面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决定创办中国戏剧出版社的同时，创办“剧人之家”。 北京市为了更好地关心艺人，专门开了一个会。会上，确立了文化局系统的高级知识分子名单。其中，京剧演员十八名。他们是：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尚小云、荀慧生、吴素秋、赵燕侠、杨宝森、奚啸伯、李万春、孙毓坤、姜妙香、裘盛戎、侯喜瑞、马富禄、李多奎、孙甫亭、郝寿臣。 这一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京剧彩色电影《群英会》《借东风》。演员有马连良、谭富英、萧长华、叶盛兰、裘盛戎、袁世海等。这一年的年底（1956年12月25日）马连良向民盟北京市委递交了入盟的申请表。两天后，即被批准成为中国民主同盟的成员。 在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春风吹拂之中，人们进入了1957年。像田汉、翦伯赞这样的大人物都在为戏曲打抱不平了，像《戏剧报》这样的刊物都在为自己说话了，业内人士怎地不兴奋？那些肚子里有玩意儿的名演员，就不只是兴奋，他们从心底生发出一股冲动——诉说的冲动，表达的冲动，登台的冲动。农历春节前，这些角儿们为筹备福利基金会，救济贫苦同业，举行联合演出。一共演了三场，其中有马连良、张君秋、萧长华、李多奎合演的全本《一捧雪》，小翠花、马富禄合演的《一匹布》，李万春等合演的《八蜡庙》。为了保存住戏曲宝贵遗产，马连良、郝寿臣、刘砚芳、程玉菁、小翠花、李万春、赵桐珊、王连平、毛世来等京剧艺人还把所藏之秘本毫无保留地奉献出来。从2月份开始，北京戏曲编导委员会根据这些藏本，着手编辑《京剧汇编》，由北京出版社分集出版。直至1962年4月，共出版了九十四集。3月，马连良率领北京京剧团到武汉演出。经父亲给湖北民盟省委负责人马哲民打招呼，3月19日，中国民主同盟武汉市邀集了高百岁、陈鹤峰等一百余人，举行座谈会，欢迎来自北京的马连良、马富禄。民盟举办的座谈会，场面大，规格高，发言的水平也高。不仅有同行出席，还有知识界和政界人士，这给马连良挣足了面子。回到北京，马连良一打听才得知，是民盟中央的第一副主席章伯钧的关照，他特地登门道谢。 3月25日至4月1日中共北京市委召开了宣传工作会议，讨论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与会者既有党内干部，也有党外人士。会议用了三天半的时间进行大会发言。共有六十一个人登台讲话。其中，曲艺界的曹宝禄和京剧演员李万春对文化工作提出了意见。李万春反映在戏曲剧团工作上，存在“重公轻私、重大轻小”的现象。他说：“国家剧团收罗大批人才，编演新戏是他们的专利品，但优秀演员一年到头不演戏。对国营剧团补助多、宣传多。庞大的开支是靠国家养着。”李万春还觉得政府对民间职业剧团重视不够，舆论界也不怎么介绍。“小剧团不知费了多少心思和劳动，才凑出一笔广告费。结果，广告往往被放在‘寻人’或‘启事’栏内。演出上一有毛病，指责也受得多。所以，演员每演一出戏，都要捏着一把汗。”发言的最后，他特别强调：“我的意思决不是把大剧团（国家剧团）和小剧团（民间职业剧团）对立起来。我主张在组织上可以分大小，在艺术活动上不要分大小，大小剧团可以互相往来，互相支持。” ——李万春的发言赢得掌声一片。会议的主办者和与会者，一致认为李万春的发言很好。《北京日报》在4月18日，全文刊登了他的讲话。题目就叫《重大轻小、重公轻私》。会议的最后，彭真到会讲话，他说：“怕放、怕鸣的人都是怯懦的人，是没本事的人。我们要欢迎齐放、欢迎争鸣。”“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放得不够，鸣得不够，要放手放、放手鸣。”台下听众两千八百名，个个热血沸腾。4月10日至24日，北京举行第二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在闭幕式上讲话，他指出：“对人民只能讲民主，不能讲专政。而且不同思想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只准有美，不准有丑是不合辩证法规律的，没有丑，哪里有美？”他着重分析了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与官僚主义的祸害，并反对禁戏。5月11日，中国京剧院的主要演员叶盛兰、叶盛章、杜近芳等，在《人民日报》举行的京剧界座谈会上，揭露中国京剧院存在有严重的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行政命令干预艺术创造，机构庞大，演员“窝工”等现象。 5月17日，文化部开放全部禁演剧目，属于京剧的，有十七出。随即小翠花公演了他的拿手戏《马思远》，吴素秋演出了《纺棉花》。同日，《戏剧报》邀集了中国京剧院一部分演员举行座谈会。谷春章、江世玉、李洪春吐露了没有戏演的苦闷。武旦演员李金鸿说：“其实，我对完全废除踩跷是有意见的，就是不敢讲。”黄玉华说：“京剧院三个团有一百七十个演员，可是行政干部却有几百个，多出演员两倍，这样就是把演员累死了，也企业化不了。”也就在这个5月，父亲、黄琪翔和李伯球三个人商量好，决定在北京市的医药卫生、工程技术、文教、农业、文艺方面，后来又加了京剧界，共六个方面召开农工民主党内外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京剧界座谈会是以三叶、三李（即叶恭绰、叶盛兰、叶盛长、李伯球、李健生、李万春）的名义邀请的。先后于6月5日、13日在政协文化俱乐部和北京饭店召开。会上，积极的母亲一再动员大家要敢于提意见。说：“不要怕打击报复，民主党派可以给你们撑腰。”热情的父亲则主动叫司机用自己的小轿车去接送名演员。座谈会开完，又掏腰包在北京饭店请客。那日父亲牙痛，便先去北京医院看牙，紧接着赶到饭店。他不敢喝酒，只喝了些汤，可那也高兴。原本父亲对中央统战部规定农工民主党只能在医药卫生界发展成员的限制，就有所不满。这次趁着大鸣大放大发展的机会，能有一点突破，他颇为得意。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鸣放很快变成了反右。在戏剧界第一个受批判的是张伯驹，接着，是吴祖光。继他们二人之后，便是由母亲和李伯球介绍参加中国农工民主党、并在母亲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的李万春了。 北京京剧团在上级的布置下，召开了批判李万春的大会。马连良不仅必须出席，而且必须讲话。因为李万春是他收的第一个弟子。在共产党的斗争战略里，关系亲密者向来是他们的着力点。会前，上边已经跟马连良打了招呼，一定要“立场鲜明”。会上，他听这个批判，等那个讲完，一等再等，一拖再拖，眼看着大会要收场了。实在没法子，他把牙关咬紧，鼓足勇气，上了台。虽是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可讲了两句，就没词儿了。满肚子的戏词儿，也都派不上用场。一向从容自如的马连良，感到从未有过的尴尬和慌张。他急忙忙下了场，下场时还按老规矩，给大家深鞠一躬。 散会了，大家走出了前门外粮食店中和剧院。走在了最后的李万春，觉得袖子被谁拽了一下，抬眼看来，却是马连良。从递过来眼神里，他判断：三叔（即马连良）有话要说。于是，跟在了后面。出了粮食店，过了马路，爷儿俩一同钻进了马连良的小汽车。司机按照吩咐，一直把车开到了坐落在李铁拐斜街的鸿宾楼饭庄。马连良走在前，李万春跟在后，进了个单间。 上了菜，马连良不好意思地开了口：“万春呀，希望你不要记恨我。不是我要批判你，是他们要我批判你。我是没辙。我还听说，这回内定的右派本来不是你，是我。后来听说上边没批，才改了你。可是，不管是你还是我，谁也不敢反党不是？就是给咱们爷儿俩一人一杆枪，咱们也不会去反社会主义不是？你先受点委屈，总有一天能说清楚的。今儿个三叔请你吃饭，是给你赔个不是。” 李万春赶紧说：“三叔，您这话说远了，我还不知道是他们逼您说的！您说什么我根本没往耳朵里听。我才不往心里去呢，您也不用往心里去。快吃，快吃，菜一凉就没劲了，不好吃了……”。 马连良自以为这顿饭吃得谁也不知道。其实，上边早派了人盯梢。很快，领导找马连良谈话，受到严厉申斥。 鉴于李万春“态度恶劣、罪行严重”，北京市文化局决定在7月22日和23日，连续两天进行批判，所有的京剧名演员都到场，包括马连良在内共一百多人出席。一些人的发言带有很大的挑拨性。李万春或许是舞台正中站惯了，竟镇定自若，神色如常。有人揭发他在批判会的前夜，居然还跑到剧场后台，对别人说：“没事儿，我在家抱孩子哪！明天是我的‘正戏’，你们整风小集团组织好了吗？”霎时间，会场似狂风，群情如沸水。 1958年，到了反右斗争的收尾。李万春、叶盛兰、叶盛长三人，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李万春调往内蒙，叶盛兰留在中国京剧院，叶盛长则成了劳教人员。马连良没有划右。但有人传出话来，说：马连良在反右运动中，多亏彭真的保护和关照，才涉险过关。 整风反右运动使八个民主党派彻底垮台，其中最惨的要数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农工民主党。由于马连良是在1956年底加入民盟的，故被戏剧界领导和剧团的左派，称之为“火线入盟”，算是政治上的又一个严重问题。马连良的“赴朝收费”与“火线入盟”的行为，说明他这样的艺人只生活在艺术里。其聪明、才智与能力也只存活于艺术。一接触现实，便分不出好歹与利害，辩不明对错和黑白。在革命和政治面前，更是一个糊涂虫了。 “问春何苦匆匆，带风伴雨如驰骤。”中国又开始了大跃进，真是一阵锣接一阵鼓，没个消歇。文化主管部门立即着手进行对于戏曲民间职业剧团的改造。有一份报告是这样写的：“它们（指戏曲民间职业剧团）不但社会主义改造任务没有完成，而且民主革命还残存着很大的尾巴。这种状态与我国全民在党的领导下，大办公社，生产上大跃进，正在加速建设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伟大时代是极不相称的。因此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这支戏曲队伍真正成为国家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成为一支积极力量，由国家统一调动，听党的话，成为党的驯服的宣传工具。”经过整风、反右、大辩论和向党交心，艺人觉悟大大提高。通过对坏分子的下放、管制、教养，戏曲的队伍纯洁不少。现在终于到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时候，官方动手进一步改造剧团的条件已然齐备。这种改造，包括“对戏曲队伍的彻底清理，搞清楚剧团每个成员的政治历史面貌，把地、富、反、坏分子按情节轻重分别给予处理；建立人事制度；配齐管理干部；建立党的组织；继续两条道路的斗争；解决上层演员对党三心二意的态度和严重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演出剧目以现代戏为主，清除表演上的低级庸俗作风；组织剧团上山下乡，一边劳动锻炼，一边演出；提高艺人（有百分之五十的文盲或半文盲）的文化程度等等。”在这所有的改造措施里面，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改革经营管理制度，而在改革经营管理制度，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经济分配上准备逐步实行合理的工资制度。其做法是——“经群众大鸣大放，在群众自愿自觉的基础上改革一切不合理制度，把高薪适当地降低。” 在那个时候，哪个剧团艺人的工资最高呢？当然是名角荟萃的北京京剧团。“威行如秋，仁行如春。”很快，一纸《关于降低北京京剧团演职员工资问题的报告（1958年）》就呈了上来。这份报告说：“北京京剧团演职员的工资标准很高（最高的1700元，最低的50元），这在所有民间职业剧团中是最高的。因此，造成一些名演员生活上的铺张浪费，严重影响到他们的思想改造和剧团为工农兵广大劳动群众的方针贯彻。”但是“经过整风运动，剧团成员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主要演员马连良、谭富英和一般演职员都纷纷提出降低工资……特别是最近的向党交心运动，降低工资已成为全体成员的普遍要求和急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在整风领导小组和团委会的领导下，按第一、演职员自愿，自报公议，领导决定。第二、降低工资既不影响一般演职员的生活，而主要演员还保持较高的生活水平。第三、以上降下不降的原则，对特高薪（一千元以上的）降百分之三十左右，高薪降百分之二十左右，100元以下的不降，只作个别调整，为降薪幅度的控制标准。”报告里还明确指出：“我们意见，为了与目前蓬勃的大跃进的时代相适应，贯彻剧团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这种高工资制必须予以改革，因此我们同意该团提出在群众自愿基础上有计划的降低演职员的工资方案。” 那时的中国人，已是被革命观念冲昏了头脑的群体。即使心里明了利害与得失，但“多数的力量”也使他们情不自禁地放弃个人立场。加之，任何个人（包括名角马连良在内）在群体中都是没有地位的，作对就是错误。一石投下，激起层层涟漪。北京京剧团以外的演员也跟着强烈要求降薪。其实，这个连锁效应早在官方估计之内。瞧，“报告”的最后一段，已经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北京市其他一些京剧团也存在着同样性质的问题，如京剧四团吴素秋、姜铁麟，新华京剧团徐东明，青年京剧团李元春、李韵秋等在整风后也提出降低工资的要求。预料通过北京京剧团降薪，会起很大影响，我们意见亦按北京京剧团的降薪原则，有计划、有领导地作适当的降低与调整，使之能够巩固整风成果，进一步具体贯彻剧团深入工农劳动群众，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方针。北京京剧团这次降低与调整工资，是很不彻底的。我们准备在不断革命中来逐步解决北京京剧团及其他京剧团不合理的薪金问题。”像马连良、谭富英这样的角儿，工资一下子降了五百元，降幅颇大。跑龙套的，如贾荣生原薪三十（自报降为二十六元）、杨长生原薪二十六（自报降为二十元），本不属调整之列，也都降了薪，且降薪数目比自报的还低，每月工资十八元。降薪方案的顺利完成，其关键是在剧团“迅速配备党员干部，建立了党的领导核心”，且“经过充分发动群众”。方案已定，但它的实施却因三年困难时期突至而搁浅。 继而，是干部下放劳动。剧团“国营”了，艺人“干部”了，党让干啥，就得干啥了。在“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群众知识化”的口号下，许多剧团“一锅端”，全体演职员开到京郊工地劳动锻炼，改造思想。剧团一些积极分子，看到民工的高度责任心和英雄的干劲，极为感动，也大干起来放“卫星”，连续劳动十二小时。放完“卫星”以后，还强烈要求文化局领导能让他们经常参加劳动，并订为制度。当然，听到汇报的文化局领导也知道：京剧团下放劳动的表现最差，仅有百分之三十的人参加了劳动。特别是那些有名气的演员即使下去了，干劲也不大。 在这个时期，父亲和马连良有一次偶然的会晤。大概是1959年年初，一场大雪过后，人行道上的残雪和沙尘混在一起，被踩成坚实的硬块。马路两旁堆着累累的积雪。由于气温回升，有些雪堆变成了灰色，变得松软。街道泥泞，从四合院灰色屋顶上的融雪开始滴落下来。天空是蔚蓝的，高挂着金黄的太阳，没有一丝云影，空气寒冷却清快。 父亲忽然来了踏雪的雅兴，说：“我想去公园转转。” 母亲说：“小愚陪你去吧。” 我高兴得大喊：“万岁！”因为父亲好久没出去玩了。 父亲看看表，见已是上午十点，便说：“去颐和园是不行了，我们去中山公园吧！” “好，”母亲说：“你们顺便到‘来今雨轩’看看，有没有冬菜包卖。” 没用多大工夫，老别克车把我们父女带到了中山公园的西门。我挽着父亲，一路走，一路看。父亲不时还做深呼吸，见一块空旷之地的雪既厚且白，便弯下腰双手捧起一团雪，说：“好干净的雪，可以捧回家煮茗。” 我笑着，把他手上的雪打落在地，说：“你觉得干净，妈妈一定说它脏呢！” 父亲也不争辩，只是笑。父亲高兴，我就高兴。公园松柏参天，人迹稀少，幽雅中也带着一点悲戚。我们走了一段，忽见远处，隐约有一人影，径直而来。他行止温雅，风度翩然。 父亲停下脚步，眯缝着眼，一看再看，说：“这个人好像是马连良。” 天哪，真的是马连良！马连良亦判别出我们，遂加快了脚步。“章部长，身体可好？”他行至面前，挺腰敛胸，握手鞠躬，稳重又飘洒。“好，好。”父亲惊喜得连声答道：“我要是身体不好，能到这儿赏雪景吗？” 他俩一问一答，拉起了家常。话题又扯到（19）57年事，父亲说：“反右的时候，你在剧团情况怎么样？因为我的关系，给你带来许多的压力吧？” “还好，还好，他们也就说我是火线入盟。”他告诉父亲，多亏彭（真）市长的保护，最后才平安无事。而李万春就未能过关。 我站在一旁直直地看着他——觉得马连良在台下，其姿态神情也是很可欣赏的：说话不疾不徐，目不他瞬，脸上泛着笑意。他动止中节，一言一行都像有尺寸管着。极自然，又极艺术。有一种做人圆通却令人不觉圆通的感觉。这并非是应酬的纯熟流利，而是一股渗透于性情、弥漫于眉宇的宁和之气。 谈到演戏，父亲问：“马先生还经常演出吗？” “演，每月有个十来场。” “有好戏吗？” “还是《审头》《甘露寺》《借东风》那些老戏。不过，剧团可能会排演《赵氏孤儿》。如果排好了，到时候我请您看戏。” 父亲说：“一定去看，我自己买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