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传》
新版自序:蒋经国的民主与两岸契机
陶涵
1988年蒋经国去世时，他刚完成为时二十年的改革，更于生前最后一年开启自由、多党民主的大门。他晓得在民主体制内，人性的奇想怪行，不论好坏，全都会释放出来，但最后仍能去芜存菁，只有没有监督制衡的社会才会落到最坏的地步。所以能有今天，除了归因于反对党人士持续不断的压力和正面批判，另一就是蒋经国及其同僚的智慧。蒋经国早就了解，国民党及蒋家要能延续，只能朝向一人一票的民主体制；反对党人士也晓得时间站在他们这边，使用暴力只会适得其反，会破坏岛上正在进展的“经济奇迹”。
台湾政治火炬的传递，等同要少数的外省人权力交棒——他们曾经以残暴威权掌权，造成与台湾本省人的长期对立。蒋经国晓得，由于许多台湾本省人向往“台独”，这种转变将威胁到一个中国的原则。可是，诚如本书指出，蒋经国也相信，唯有台湾人民支持，与中国大陆的统一才能完成，而且只有中国大陆变成一个民主、开放的社会，这才有可能——直到1989年前这似乎是进行式，其中有部分正是受到台湾政治自由的催化。
此后二十年，中国大陆的经济增长成绩亮丽，1997年全国七十三万四千个村级单位也开始选举，让一些中国人学到自由的代议制度的规范和程序。
中国领导人相信儒家的观念——良好社会应奠基在和谐之上，若无稳定和纪律，就不可能有和谐。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领导人，包括先前的蒋介石，都以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文化的光荣作为国家的道德、伦理基础。当然，蒋注重的还有“反共”，一场要到他死后才结束的战争；但蒋介石更声称国民党的长期政治目标是自由民主。结果他宣示的理想使旧政权处处受敌，必须对不民主的作风自圆其说，同时也把体制推向渐进改革之途。
儒家也相信，要使社会和谐、井然有序且欣欣向荣，在位者除了要有强大魄力，也必须开明、泽被四方。在这样的体制下，统治者自然偶尔感觉到需要宽容或假装宽容一个相对开放的公民社会。蒋经国时期，甚至他父亲的晚年，也变成越来越“软性”的威权主义。之所以会如此转变，有几个原因，诸如断绝“外交关系”后，蒋氏有需要安抚他们最重要的美国盟友；蒋经国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体认到外省人的独裁体制最多不会再存续超过一个世代；20世纪70年代及80年代初期，中国大陆已结束孤立状态；台湾退出联合国之后“外交困厄”。凡此种种因素之外，台湾人民日益富裕、教育发达、城市化，也都有助于政治改革的推动。台湾——而不只是蒋氏政权——必须找出另一个存在的理由。
与台湾情况相若的是，大陆在经济起飞之际，公民社会也相当蓬勃发展。我20世纪70年代到大陆旅行、80年代长住中国大陆，当时公开存在的组织无一不是党、政、军的机关工具。今天，中国一般老百姓其实能够随心所欲地生活，私底下讲话也相当自由。2009年，中国号称有近二十九万个非政府组织、二百七十万种期刊、一亿五千万网民。
目前促使大陆自制、没对公民自由设限，且主张起码的软性威权主义，有一个既独特又讽刺的因素，就是他们需要去说服海峡对岸的人民，大陆尽管近来改革怠驰，实际上却和蒋经国时代的台湾一样，在个人自由方面，曲折、缓步迈向更加开放的社会。
马英九曾是蒋经国的亲信部属，他在2008年以极为悬殊的选票当选，反映出族群趋于谐和、台湾民主更加成熟。台湾完成第二次政党和平轮替。马英九赢得绝对多数票，意味着2008年绝大多数台湾人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追求“独立”是不可行或危险的事。同时，两岸的经济愈见统一，台商在大陆设立七万家公司、投资逾一亿美元（译按：原文如此） ，有一百万名台湾员工和眷属长住大陆。在马英九主政下，相信此项重要关系还会成长，也有助于双方克服漫长的世界经济危机。更重要的是，它将有利长期的临时协议，或甚至在两岸政治关系出现有创意的正式协议。毕竟儒家不断反复教育的，正是在棘手的争议中寻求符合双方原则与利益的精妙之道。
《蒋经国传》的推手
丁大卫（david dean）
陶涵先生的著作《蒋经国传》，中文版权由时报出版公司取得，即将发行上市。这是西方学者针对这位重要的领袖，首次撰写的一本宝贵传记。《中国时报》董事长余纪忠先生和我自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就多次谈到，企盼有人对中国现代史加强研究工作。我试图劝说余先生将他见证中国这段动荡岁月的一生事迹，写出他的回忆录。余先生在中国大陆经历对日抗战、国共内战，来台湾后创办《中国时报》的成功事迹，对台湾的社会正义和政治革新的正面影响，就足以写成好几卷皇皇纪录。我诚心希望余先生肯口述其一生行谊，嘉惠后世。
我和余先生在交谈当中，产生了给蒋经国先生写传记的构想。我们两人都认为，客观记载蒋经国一生功业行谊，饶富历史意义，尤其他对台湾的经济、政治发展，贡献特别重大。余先生非常大方、睿智、有远见。他答应我，如果我能找到一位经验丰富、学识渊博的作者，肯投注相当时间、精力，收集资料，从事研究，客观地把蒋经国的生平事迹及对他的影响写成专书，他乐于出资赞助这一有意义的计划。余先生认为，蒋经国的经验和他在台湾的成就，对于全球华人都是一个重要典范。
陶涵先生就是我们中意的上选作者。20世纪70年代初期，他与我在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同事，他的知识学问、待人处世，均受人敬重。他也写过好几本颇获好评的专著，更重要的是，他对中国政治发展有深入的背景了解。陶涵先生亲自在中国台湾、中国大陆和美国，访问了一百六十多位认识蒋经国先生、在蒋先生属下追随任事的朋友、旧部，可谓博采周咨，完成本书。我衷心盼望，本书将是研究许多重要的中国政治领导人及彼等对世界历史影响的系列丛书的开路先锋。
我相信，东、西方的读者都会同意，这本传记忠实地记录下一位改变历史的人物之一生事迹。
（本文作者为“美国在台协会”前任理事主席）
《蒋经国传》的由来
傅建中
蒋经国的英文传记即将问世，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分别在美国和英国发行出售，中文译本也同时由台北时报出版公司推出。蒋氏死后不过十二年光景，就有一本评价他一生功过的客观传记，而他那位曾经统治台湾的父亲蒋介石逝世二十五年后，在西方还没有一本盖棺定论的传记，两相比较，蒋经国的声誉已盖过他那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的父亲了。
《蒋经国传》能够诞生，有两位关键人物，一是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丁大卫，另一是《中国时报》董事长余纪忠。1988年，蒋经国去世不久，当时担任美国驻台湾代表的丁大卫就已兴起为蒋立传的念头，而且无时或忘，目前是蒋经国基金会顾问的丁氏，却从一开始就抗拒由基金会出钱替蒋经国写传，因为那样的一本传记，在西方学界和媒体眼中，会被定位为官方斥资赞助的传记，也就是所谓的“授权的”（authorized）传记，其客观性和可信度均将大打折扣，与其出版这样的传记，还不如不出为好。
丁大卫对余纪忠先生一向敬重，两人友谊颇笃。丁氏亦深知余董事长与蒋经国从大陆时代即已开始的不寻常关系，故他早即属意由余氏出面赞助英文《蒋经国传》的写作，但又不愿唐突启齿，因而数度向笔者表露此意，经笔者转达后，余先生表示此事可做，丁大卫遂于1994年底赴台出席蒋经国基金会董事会议之便，亲访余董事长，口头提出请余氏赞助《蒋经国传》之事，蒙余氏慨允。
丁氏返美后，即于1995年1月初正式驰函请余先生支持英文《蒋经国传》计划。初步计划以两年为期，聘请一位专职作家从事《蒋经国传》的材料收集和撰写。写作期间，由余氏提供作者的生活及旅行访问费用。丁氏一度有意找中国通鲍大可（已故）或前《华盛顿邮报》的亚洲专家卞诺执笔。但因鲍健康欠佳、卞诺正在写书未果，最后丁氏郑重推荐他在美国国务院长期共事的老朋友陶涵承伐其事，陶氏欣然受命，并经余先生同意，整个写作计划于1995年夏天开始。
同年8月陶涵专程去台北，持丁大卫的介绍信访问蒋经国生前的门生故旧如李焕、王昇、蒋彦士、钱复、宋楚瑜等数十人。8月19日，余纪忠特别为陶涵来台访问展开《蒋经国传》写作，在《中国时报》召开会议，俞国华、郝柏村、李焕、马树礼、秦孝仪、章孝严、宋时选、熊丸等均应邀出席了会议。余纪忠在这次会议中，宣布他决定支持陶涵撰写《蒋经国传》的计划。
余先生在会中指出，他决心赞助美国作家陶涵写《蒋经国传》，目的在突破中国传统传记的格局，让陶涵放手去写，为蒋经国的生平志业留下一部中外皆能接受的信史。
与会人士俞国华首先发言，强调余先生这样做，真可以说给蒋先生以“公义”（justice）。郝柏村接着说，余先生完全是“道义之举”，他也感念丁大卫以一位美国人能主持正义，主动提议为蒋经国写传。李焕说，余先生以新闻界备受尊敬的巨子地位，赞助此传，相信将来必会有一本“真实而能为人接受的《蒋经国传》”。马树礼则在会中意味深长地说：“蒋经国的传由外国人写，远比中国人写有意义。”他举了日本《产经新闻》多年前连载《蒋介石秘录》的例子，说明他的观点。
秦孝仪、章孝严、楚崧秋、宋时选、胡佛、李云汉亦相继发言，他们相信书成后，可传诸后世，不仅是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记录，对中国政治亦将有其深远影响。
《蒋经国传》作者陶涵是前美国国务院资深官员，通晓中国语言及事务，1962至1965年曾任职台北“美国大使馆”，负责政情报告与分析。在此之前，在台中接受了将近两年的华语训练。美国与中共建交后，陶在北京当过美国大使馆的政治参事，又曾任职于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堪称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中国及亚洲事务专家，且著有专书数种，在学界亦有声誉。
陶氏接受丁大卫的邀约撰写《蒋经国传》，事前提出详细的写作大纲与研究计划。余纪忠先生阅后，认为颇为周详，决定赞助此计划，并授权笔者代表时报出版公司于1995年7月下旬和陶涵在华盛顿签约，预定两年后由作者完成《蒋经国传》的初稿。陶在邀约中要求有“充分、完整的写作与编审独立自主权”。如今书成，陶涵在“铭谢感言”（acknowledgements）中回忆，他当初作此要求，实在是多余的，因为余纪忠自始至终完全让他放手去写，从未干预，遑论过问。余先生唯一做的是在经济上支持他的写作。关于他的写作自由，陶涵有如下一段话：“余先生和时报出版公司从未试图影响我的研究，甚至提议修改书稿的情形都没有。”
陶涵在1998年杀青《蒋经国传》初稿后的一次座谈会上回顾，他第一次和余纪忠在台北见面时（1995年8月），曾向余先生表明他心中的犹豫，不知能否把饱经苏联训练的特务头子写成一位“正面人物”（a positive figure），余先生以鼓励的口气安慰他：“你会发现蒋经国是一正面人物。”现在陶涵完全同意余的先见之明。事实上，书成后，陶在1998年7月8日给余先生的谢函中欣喜地说：“写这本书是一种富于挑战而又极有收获的经验，蒋经国确是20世纪非常重要且有吸引力的人物。”
《蒋经国传》原定两年完成，但由于与蒋经国有关的资料和人物分散于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和俄罗斯，查证这些档案，访问相关仍在世的人物耗时费钱，以致写作和赞助期限均延长一年。全书用了三年时间方才竣事。余先生则始终独力支持，直到完成。
为了完成此书，陶涵访问了和蒋经国有直接关系的人士超过一百六十人，专程去台湾三次、大陆两次，到过台北、北京、南京、宁波、溪口、奉化、南昌、赣州等地，寻访蒋经国当年的遗迹和逸事。
本书的特色之一是通过大量引用莫斯科以及美国国家档案局迄今未公开的资料，发掘了不少以前不为人知的有关蒋经国的秘密。如蒋十六岁尚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求学时，即已娶冯玉祥之女冯弗能为妻，学生名册还把他们名正言顺地登记为夫妻，这是从未见过的新材料，为蒋经国的爱情和婚姻生活平添绚烂的一页。蒋于1945年7月随宋子文访俄密会斯大林时，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分析蒋为人和意识形态的备忘录，也是不曾见过的最新文献。此外，陶涵还运用“资讯自由法案”（foia），要求美国中情局、国防部、国务院等单位提供涉及蒋经国而尚未解密的文件。所以《蒋经国传》引用资料之多、之广、之新，几乎说是空前的，英文版的《蒋经国传》，单单注解和索引即多达九十页。
本书英文初稿八百多页，哈佛大学出版社认为太长，超出一般传记的篇幅，陶涵分别请了两位专业编辑浓缩删减成现在的四百三十五页，以符合哈佛大学出版社的要求，但有些宝贵内容不得不因此割爱，至为可惜。哈佛大学出版社同意出版《蒋经国传》之前，极其慎重地委托哈佛的史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柯伟林（william kirby）从学术观点评价此书是否值得出版，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也受托审查本书，他们给哈佛大学出版社的报告是：无论从史学或政治学的观点来看，《蒋经国传》都是极其精辟之作，建议出版。尤其柯伟林，1998年10月在华府威尔逊中心所举办的《蒋经国传》讨论会上，更是对《蒋经国传》的赞扬溢于言表。他说这本书对20世纪的中国政治，“是一个很重要的贡献”，他虽然专治中国历史，读了陶涵所写的《蒋经国传》书稿后，都觉得“获益匪浅”。
柯伟林指出，在西方关于中国近代人物的传记，多以思想及知识界的领袖人物为主，如胡适、丁文江、梁漱溟、李大钊等人的传记，但写政治人物的传记，迄今连像样的蒋介石和毛泽东的传都付之阙如，陶涵的《蒋经国传》可以说是开山之作。柯伟林认为《蒋传》的取材立论和文学的笔触都是可圈可点的。他说，蒋经国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不易像鸽子笼式（pigeonhole）地加以归类，陶涵能根据访谈、使用档案资料，写出一本“独一无二”（unique）的《蒋经国传》，极为难得。
参加讨论《蒋经国传》的民进党籍“立委”张旭成表示，尽管外界都认为蒋经国是台湾民主化的奠基人和催生者，他却不认为蒋是西方人心目中的民主人士（democrat），甚至在他身边工作或被他咨询过的受美国教育的学者们，对蒋的民主素养与认识，也不曾发生作用。张旭成认为反倒是《中国时报》的余纪忠先生，对蒋经国的影响很大。他相信蒋经国最终决定走民主的道路，余纪忠居功甚伟。张旭成形容余是美国的保守派，但有浓厚的自由色彩，这在威权时代的台湾，已是难能可贵的报人了。
《蒋经国传》的部分内容，对台湾的读者而言，可能已经耳熟能详，但书中大量引用了珍贵的解密资料，对读者来说，仍很新鲜，乃至闻所未闻。诚如丁大卫所言：“《蒋经国传》对美国了解台湾的政经发展及其未来的远景，确有必要。《蒋经国传》可以达到许多不同的目的，但都将是正面的，有利于台湾。”
中文读者看这本从英文翻译过来的《蒋经国传》，真正的意义在于认识一位英语世界的美国作家兼外交家，如何评价“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与他在中国大陆及台湾的革命”（英文版书名，最初书名是“蒋经国：改变了中国的人”）。陶涵在书成后写给余纪忠的信中说：“蒋经国所处的时代是法西斯日薄西山，民主与繁荣新天所带来的希望交会的时候，我相信，蒋经国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实现这样的希望，所做的贡献是深远的。我盼望您和深知他的人们觉得，我已捕捉到他的精神和所处的时代的重大意义。”
尽管陶涵为写《蒋经国传》，大量阅读中外已有的文献，做了极为细致的访问和研究，但终究是外国人，犯了一些中国人不会犯的错误，像把林彪说成是黄埔一期毕业生（译按：应是四期） ，孙立人案的主角郭廷亮少校的官衔误为上校，所幸这些都是小疵，瑕不掩瑜。如真有缺失的话，那就是蒋经国生命中的两位极其重要的人拒绝接受访问，提供他们所知道的第一手资料。一是蒋经国的夫人蒋方良女士，另一是受蒋刻意栽培提携始有今日的李登辉。对此，陶涵的看法是，蒋方良有她的难言之隐，而李登辉则可能是自己有话要说，以致都不愿接受访问。
2000年9月15日写于华盛顿
铭谢感言
陶涵
1995年我在台北与时报出版公司签约，撰写一本蒋经国的传记。合约里有一条重要条款，载明作者将对英文版、中文版都有“充分、完整的写作与编审独立自主权”。
我和《中国时报》董事长余纪忠先生会晤时，强调我会客观记述蒋经国的一生事迹，正、反面评价和争议性评价，都会兼容并包。我提出警告，写作中可能会呈现出蒋氏的若干瑕疵。与蒋经国相识相交多年的余先生回答说，他完全理解，也接受我们的条件。余先生和时报出版公司从未试图影响我的研究，甚至提议修改书稿的情形都没有。显然当年签约时的要求，实在是多余的。哈佛大学出版社后来答应要出版这本英文版《蒋经国传》，并与时报出版公司协议，由时报出版公司根据哈佛版本出版不做改动的中文版。
关于蒋经国在苏联的生活，莫斯科的远东研究中心拉林（alexanderrin）教授和前任驻中国大使李多夫斯基（andrei ledovsky），提供给我宝贵的协助。台北“中央研究院”余敏玲博士与我多次会晤，慷慨把她在莫斯科档案里整理出来的成果，分享给我得知。通过亲自到中国访谈，以及经常的电子邮件往来，当年主持中国现代史研究的杨天石教授，给予我相当宝贵的支持。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蒋介石日记，就是由杨教授热心提供。我也要感谢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相关负责人马振犊（音译）和上海市档案馆相关负责人陈正卿（音译）的协助。奉化的研究学者王宣志（音译），曾经针对蒋经国的早年生活写过若干文章，他协助我到奉化、溪口访问调查，也提供了罕见的材料。
我和奉化的一批研究人员聚会研讨，受益良多。这些人士包括：奉化文艺协会副秘书长王丘石（音译）、奉化副市长斯端仑、奉化台办干部胡元福、竺家惠、夏明曦以及毛炳岳等蒋家远亲。
我第一次到台湾收集资料的得力助手是狄可（halima dick）小姐，后来，沈筱绮小姐的协助至为重要，筱绮不方便时，郑雅玲小姐迅速地顶替了她。蒋经国的旧部楚崧秋、王绍堉以及东吴大学张中训博士，在我赴台期间的协助，至为铭感。美国方面，弗吉尼亚大学若干研究生在研究工作上提供了相当重要的协助，他们是刘德彬、贺松柏。杜智平则从一开始，就是十分积极的好助手。蔻妮莉雅·莱文（cornelia levin）的生花妙手把一千两百页的初稿，修删成为不至于太过芜蔓的版本；犬子约翰，接续完成最后的定稿。
我要感谢许多朋友与学者，他们审阅了不同阶段的稿本，提供了宝贵的批评与建议。他们是：张旭成、高立夫（ralph clough）、丁大卫、傅建中、贾浩伟（harvey feldman）、许倬云、柯伟林、冷绍烇、李洁明（james lilley）、班立德（mark pratt）、楚崧秋、杜智平和魏兴礼（音译，wei xing-li）。当然，消息来源和评阅人士有时候对事情会有不同的解读与诠释。身为作者，我对于它们的呈现方式与内容，必须独当责任。最后，我要感谢爱人贝蒂的爱与支持，旅途中，她更义无反顾担负起伴侣、顾问和调度管理的工作。
第一部 革命岁月
算命先生铁口直断，
蒋介石之子日后必是贵人，官位极高；
蒋经国生于浙江溪口，以十五岁之龄远赴莫斯科，
在冰天雪地中历尽艰辛，思想与处世皆受严苛淬炼。
回中国之后，在江西初露头角，
而后历练东北特派员、上海经济督导员，
奠定了蒋经国的传奇名声与政治实力。
第一章 其介如石
19世纪末叶20世纪初，乃是中国四千年以来最屈辱的时期。1636年，为数两百万的满洲人入关，击败明朝统治下一亿两千万汉人，建立大清帝国。但是，这个“蛮夷”征服者王朝，一如蒙古人等夷狄君主，承认汉文化的优越，采纳其语言、典章制度，维系传统社会，依赖儒绅和乡间精英来安定政权。中国领土虽被征服，大汉文明则昂然得胜。
西方列强在19世纪叩关中国，却又是另一番景象。这些“洋鬼子”不仅兵力强盛，也不接受中华文化的卓绝高妙。历经五十年的否定，虽然间歇起而抗拒，却频频在欧洲列强和日本手下尝到羞辱败绩，中国人的信心已失。中国这种失落、惶惑的感受很难以文字形容。中国博大精深的文明，已经倾覆。
到了19世纪末叶，蒋氏家族在溪口镇山村卜居已有数百年之久。蒋经国的曾祖父蒋斯千拥有五亩山麓竹林和一小块水稻田，后来他取得贩卖盐、酒专利，家境大为改善。溪口蒋家盐铺在玉表公（蒋斯千）儿子肃庵经营下，业务蒸蒸日上，蒋家晋升为“非士绅的精英”之列。肃庵公决心要子弟以中国人的方式——读书，参加科举考试，更上层楼。
溪口镇位于华东滨海的浙江省，距奉化县城坐轿子或步行，足足要花一天的工夫。平民百姓也可以坐船由水路到达宁波这个鸦片战争后开放给洋人通商往来的港埠。山林四周丘陵散布着野花、野鸟、稻田和茶林；不远处是陡峻的高山，距溪口镇十公里路，就是海拔约三千英尺的雪窦山，山上有一座驰名的雪窦寺古刹。
蒋家盐铺有围墙和内庭，一家人就住在盐铺楼上。肃庵公的正室生下一子一女后谢世；第二房太太不曾育子，也先行辞世；1886年，肃庵公第三度做新郎，娶进王采玉为妻。王氏来自一个非常贫穷的村落，当地唯一的农作物收成就是竹子，但是她精明干练。王氏和当时绝大多数中国妇女一样，自幼缠脚。即使两代之后的蒋经国，依然可以见到农民背负着行动不便的妻子到田里，胼手胝足，趴伏在田里劳动。
1887年，王氏在蒋家盐铺楼上一间小房间里，生下一个男孩。祖父玉表公把这个孙子取名瑞元，也就是日后的蒋介石。王氏教子甚严，但是却不脱中国传统，对孙子十分溺爱。
蒋家盐铺慢慢发展成供应一般物品的商店，全家薄有积蓄。1889年，蒋家搬到武岭街上约三十米外的一栋中产之家、两层楼的新房子。新居周围多数房舍属于蒋氏宗亲所有（事实上，整个溪口镇都是）。王氏不久又生下两个女儿，但其中一人早夭。蒋介石的异母兄长蒋介卿自幼聪颖好学，极受父亲宠爱。介石也早早进入私塾，接受古典教育。1894年，王氏又产下一个可爱的男婴瑞青。1896年，肃庵公突然逝世，得年仅五十。家庭骤遭变故，于是将蒋介卿过继给一位伯父，并继承了盐铺。由于当时女子不得拥有财产，九岁冲龄的介石，继承了住家的房子，以及每年可有四五十银圆收入的竹林及水稻田。 [1]
蒋介石十四岁那年，王太夫人决定给儿子成亲，她挑选了邻近岩头村一位十九岁的姑娘毛福梅，毛福梅当时还有一名大约同年龄的陪嫁女婢阿王跟进门。福梅体格强壮，个性和蔼可亲，略为缠脚，较能方便做事，王太夫人特别看中这一点。毛福梅在家时可能也学了几个字，但是基本上，她和婆婆一样只能说是文盲，在晚年还得央人替她读儿子寄回的家书。
婚礼在1901至1902年的冬天举行。毛福梅后来表示，她和夫婿婚后头两个月非常快乐，可是婆婆责备她教坏儿子偷懒，小两口一起出门散步，躲在房里说笑谈天，于是她便听话而对夫婿保持距离，以致夫妻感情不睦。
1899年，义和团这个狂热反外的秘密社团在全中国兴起，拆毁铁轨、杀害传教士。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并以烧毁颐和园来报复义和团的蹂躏。1900年，这场动乱在奉化县跟在全中国一样，更进一步挫伤清廷的威信。
中国国内及海外华人社会已经出现了革命主张。19世纪保守的“自强运动”维新主张逐渐失势，代之以更激进的救国主张。蒋介石还在私塾里读书之际，在香港学医出身的孙逸仙已在世界各地旅行，争取华侨支持他的革命目标——通过平均地权的主张，重新分配土地，把中国改造成为准社会主义的共和国；通过一段时间长短不确定的“训政时期”，把中国带到民主的道路。
帝俄借武力和“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东北满洲取得极大特权。1905年1月的日俄战争，日军把俄国人赶出旅顺和奉天。更戏剧化的一幕是，日本舰队5月间在东乡平八郎（togo heihachiro）大将率领下，歼灭俄国由波罗的海开来参战的大型舰队。四十年之前，日本跟中国一样是个传统、保守的国家，可是在略超过一个世代的时间里，日本富国强兵政策已经奏效，具备工业基础和海军兵力，能一举击败欧洲强权。蒋介石因而有志投笔从戎，决心东渡日本学习军事。
蒋介石由于无法取得日本军事学校的入学许可，于1907年进入北京附近的武备学堂（即日后的保定军校）。不久，他被选拔进入日本振武学校此一日本军官学校的预备班研修。在东京时的周末假期，蒋介石与中国流亡人士交往，并进而加入孙中山成立的革命同盟会。
蒋介石利用暑假回到上海，参加同盟会设在法租界秘密总部的工作，并没有回溪口老家。毛福梅秉持中国礼教，依然忠诚可亲，可是此时的蒋介石已经嫌弃这个老式的配偶不识之无。毛福梅曾向友人诉苦，说蒋介石时常殴打她。 [2] 二十年之后，蒋经国有一封致母亲的信函，提到父亲如何抓住她头发把她拖下楼的往事。 [3]
因此，1909年夏天，毛福梅似乎不会有生子的机会。但是，一位算命先生铁口直断，说蒋介石第一个太太生下的儿子，日后必是贵人，官位极高，王太夫人深信不疑。这是好消息，可是预言若要实现，总得安排夫妻俩有鱼水之欢呀！王太夫人带着媳妇到了上海。蒋介石起先不肯听从母亲的安排，王太夫人以自杀威胁，他才不得不从。毛福梅在这年夏天与丈夫共处了一段时间，总算怀了身孕，才回到溪口。 [4]
1910年4月27日，农历三月十八日，毛福梅临盆。王太夫人请来接生婆，陪嫁婢女阿王也在旁协助。福梅在蒋家宅子楼上待产时，王太夫人和亲友在楼下品茗等候。
好不容易，男婴落地，接生婆剪断脐带，用红盆温水洗净婴儿包好，送给累坏了、可又骄傲的毛福梅抱抱。王太夫人听到婴儿啼声，赶紧上楼探望。同一天，她口述一封信给蒋介石，通知他已为人父，母子均安。她也要求蒋介石准许她把男婴在族谱上登记为瑞青的儿子——瑞青是蒋介石幼弟，极受母亲宠爱，但是四岁就夭折。蒋介石一口答应。因此，根据蒋氏族谱和奉化县的记录，蒋经国不是蒋介石的儿子。 [5]
蒋介石已从振武学校毕业，派在日本陆军当列兵，准备升入军官学校。他没有记下获悉做了父亲消息的感想；1910年夏天，他又回到上海参加同盟会地下工作，也没有回溪口探视。
蒋经国一周岁生日（照中国人算法是两岁）当天，正好是同盟会发动一次最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日子——1911年4月27日广州起义（译按：即俗称“黄花岗之役”） 。虽然革命军起义失败，但是规模之大、牺牲之烈，对革命运动产生极大的心理振奋效用。革命党人再接再厉，计划10月底在长江流域的武汉三镇举事。10月9日，革命党人的秘密炸弹工厂内，一枚炸弹意外爆炸，事机泄露。寄身清廷部队中的革命党人军士，狙杀军官，发动革命。武汉义帜一起，一个月之内共有十三省纷起响应，决定宣告脱离清廷而独立。在许多省份，清军高级军官摇身一变，成为实质上的政府领导人。有些地方甚至是土匪酋首结合军事单位，夺得掌控权。中国开始进入军阀割据时期。
武汉义军起事时，蒋介石人在日本，闻讯立刻离开驻地军营，驰赴东京；他把制服付邮寄还部队，搭轮船赶回上海。抵埠之后，他奉命回到浙江老家，率队攻打省会杭州城内的巡署。蒋介石率领的这支敢死队，成员来自上海秘密社团青帮徒众，以及由奉化县某渔村募来的义勇兵。这位年仅二十四岁的青年军人给母亲一封信，声称献身革命，请恕不能尽孝。占领杭州城，在革命战役中称不上重大事件，但是革命党人的勇敢，民众有目共睹。事后，蒋介石婉谢出任浙江都督，以革命军高级军官身份回到上海。
此后十年，蒋介石一再参与各种军事行动——有传统的攻击作战，有游击式的突袭，也进行恐怖活动。由于当局悬赏缉拿他，通常他必须化名匿迹。身为军人和革命党人，他效法心目中的英雄人物，勇敢、忠诚、自律；但是，当他不参与战事、没有搞规划或读书时，却在上海流连花街柳巷，纵情声色。他几度染上性病，因而失去生育能力，但他在多年后才晓得自己失去生育能力。 [6] 1912年，蒋介石在上海青楼邂逅姚冶诚，把她纳为侧室，此后八年，姚氏与他断断续续同居多时。 [7]
蒋介石在这段时间也发展出许多关键关系，譬如他与曾留学英法的吴稚晖交情深厚；与留学日本期间就结识的戴季陶义结金兰；陈果夫在这一时期开始追随蒋介石，日后与弟弟陈立夫成为国民党派祖师。蒋介石与秘密社团（尤其是青帮）的关系，也在这一时期建立。蒋的行径与上海租界的欧洲人当局、孙逸仙以及日后的领导人并无二致，都试图结纳秘密社团及帮派，作为自己政党及个人野心的羽翼。毛泽东20世纪20年代末期，在江西省井冈山时，也与当地农民武装结盟。帮派分子不论是在上海或在山野，都乐于与革命党人结交，一方面由于传统上反清，另一方面也盼望有朝一日与革命党人的关系能转为助力。
蒋经国在这段时期平静地成长，周围是一些溺爱他的妇人。除了母亲、祖母和婢女阿王之外，外曾祖母也不时来探望。经国是个快乐、听话的小孩，就他的年纪而言，个头较小，也没有侪辈那么强壮。溪口镇当时根本没有接种预防疫苗这回事；为了替他祈福保平安，王太夫人婆媳俩平日勤于烧香拜佛，还要他佩挂铜钱剑护身。然而，经国在三岁那年，还是染上天花。祖母、母亲每天都经武岭街头，到庙里祷告。经过多日烧香拜佛之后，经国复原。王太夫人婆媳俩特意捐资在雪窦寺旁建造一座亭子，还铺一条圆石子路直通雪窦寺大雄宝殿前。然而，经国的脸上已留下童年罹患天花的痕迹。
家里的母亲、祖母烧香礼佛颇为虔诚，经国的童年可谓充满宗教仪规。他经常陪着祖母上雪窦寺，一手搀扶着祖母，另一手还得帮忙提着拜佛用的谢篮。当年他不时跑到雪窦寺，夏天亦常留宿庙里和寺僧一起睡觉、一起到山间散步徜徉。
1911、1912年间发生政治大动乱，类似溪口这样的小乡镇，凡事都得自求多福。中国各地的法律与秩序荡然无存，乡间盗匪蜂起，鱼肉乡里，各地必须自组团练抵抗盗匪。然而溪口这样偏远的山村，大体上逃过动乱，它最显著的变化涉及某些社会习俗。三百年来在发式上代表向满洲人臣服的辫子，一夕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妇女也松开缠足旧习，强征民夫做工也正式废除，不过政府仍期望民间自动自发参与社区计划。
革命过后不久，蒋氏宗亲会借本地寺庙开办武山学校。1916年3月，还不足六岁的经国进入一年级就学。武山学校还不是现代化的教育机构，经国的第一位老师周东是个旧派士绅，以旧方法施教，撷取古书章节，向一年级学生灌输方块字。经国在武山学校念了两三年。
此时的欧洲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导致德、俄帝国瓦解，也给中国提供崭新的革命样板——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然而，欧战立即的结果是欧洲列强无暇顾及中国，日本乘虚而入。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党人先后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夺得大权。很少人体会到这些事件对中国的意义。但是，孙逸仙致电列宁道贺。1919年的国际局势发展，再度震撼中国。列强议定凡尔赛和约，正式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然而在和约中，列强协议把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省的权益转移给日本，未把全部主权交还中国。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游行到达东交民巷，抗议凡尔赛和约罔顾中国权益。警察驱散示威群众，逮捕若干学生领袖，却触发全国各地学生群起抗议。上海等地数以千计的工人亦发动罢工响应。
上海的外国人对这场骚乱不以为意，认为它不外又是过去八年不时爆发的示威与失序的新篇章。然而，国际环境和本地环境都已经起了变化，中国现在已有其他选择。1919年7月，莫斯科的共产政权宣布，将把帝俄沙皇不当夺自中国的一切领土归还中国，放弃对于满洲地区中东铁路的控制权，放弃俄国由“庚子拳乱”应分得的赔偿金，放弃滞留在中国的俄国人之治外法权主张。它只要求北京承认莫斯科的革命政府，作为回报。
受到欧洲马克思主义文章论述的影响，早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上海已经出现若干小型的社会主义研究团体。俄国革命之后，北京大学一夜之间变成革命思想的温床。左翼人物以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和图书馆馆长李大钊为首。他们主张中国应建立一个崭新、活泼、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政权，启发了当时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年轻助理毛泽东。俄国大革命也在国民党内受到注目，孙逸仙即是其中之一。蒋介石的拜把兄弟戴季陶，与陈独秀身边的人士接近，支持陈独秀等人在上海组建一个共产主义核心组织。同年，数百名左翼中国青年前往法国，参加勤工俭学计划，周恩来、邓小平也名列其中。
中国现代革命的头一个十年，由始至终都充满着分裂割据、兵戎相见和阴谋背叛的情事。这段动荡岁月虽已摆脱清廷统治，却仍不脱往昔阴影，使得蒋介石、毛泽东等青年革命家脑海里深铸着一个观念：只要中国依旧有军阀、政党、秘密结社及其他争权夺利团体纠缠分立，列强必将继续荼毒中国。问题是：谁能出而统一中国？
20世纪20年代，国民党唯一能掌控相当规模兵力的地方是广州市及环绕着广州的广东省部分地区。这个时候的蒋介石，不论是潜伏在上海、流亡日本或进行秘密任务，已经建立起个性刚愎、脾气阴晴不定的名声。然而，孙逸仙显然认定这位出身溪口山村的军官是无价瑰宝。蒋介石的脾气令友人不快，令敌人厌恶，然而同样的特质也使他成为国民党阵营最干练的军事领袖。他的自信心、意志力和果敢决断，无人堪可比拟。他虽然似乎有勇无谋，却表现出个人英勇气概。他在革命运动中曾经扮演军人、地下工作人员、组织策划者、文宣作者、股票经纪人的角色，或许也有一两次担任刺客。他和孙逸仙一样，一介不取，不会腐化。他和秘密团体的关系，甚至至少有一次据传涉及抢劫（并无事证可以证实），都是为了革命大业而不拘小节所为。
蒋介石的冲动，经常厉声斥责同仁、僚属，使他一再陷入麻烦。孙中山曾在一封信里提到，蒋常因“脾气刚烈”、“恃才傲物”，与人起争执，很难和其他同事配合工作。孙逸仙也了解他生活糜烂，纵情声色、饮酒无度。
大约在经国十岁时，蒋介石开始有了改变。此时，他似乎已发觉经国将是他唯一的骨肉子嗣，对这个儿子开始关心，亟欲建立身教，不时灌输儿子纪律、道德观念。1920年初，蒋介石回到奉化，亲访他的老师顾清廉，央托他协助教导经国。顾清廉是一位具有现代观念的儒者，受托前往溪口，花时间了解经国的潜质，替他订下研修课表，也可能一度亲自为经国授课。蒋介石在同年2月9日给经国第一封信，提到顾老师向他报告“天资虽不甚高，然颇好诵读”，蒋介石自称“闻之略慰”。 [8] 他又安排奉化县另一位儒师王欧声，教经国诵读古籍和四书。
虽然延聘硕儒教课，蒋介石还是觉得经国不应该像他一样躲在溪口，直到十多岁才出来见世面。经国九岁、十岁之际，蒋介石就把他送到自己曾经念过书的奉化县凤麓学堂上学。蒋介石在1920年2月、3月，分别在日记中记下，他亲自批阅经国的“功课表”。4月间，蒋介石写信训示儿子：“当听祖母及汝母之命，说话走路皆要稳重。”第二封信又指示经国“不可轻佻，须要着重”。11月间，蒋介石曾经回到溪口，与毛夫人讨论到经国的教育，他在日记中记下，毛福梅的观念对儿子有害无益。毛夫人曾经未取得丈夫同意，就把经国带回溪口老家。这件事令蒋介石大为不快，以致决心翌年把儿子送到上海念书。
1920年某日，蒋介石侧室姚冶诚带着一个四岁的小男孩来到溪口。这个小男孩就是蒋介石的养子蒋纬国。小孩的生父就是戴季陶，母亲是戴氏流亡东京时结识的一个日本妇人。由于戴氏在国内已有家室，介石同意认养纬国。纬国和他视之犹如生母的姚妈妈，就在溪口蒋家宅子住下。此时，王太夫人已经病重，蒋介石和毛福梅依然维持正式夫妇关系。根据溪口当地人士的传闻和纬国自己的说法，毛夫人和姚氏相处不睦。毛夫人让她住到大宅子后面一间原本储放柴薪草料的小房间。纬国被跳蚤咬得很厉害，最后是他伯父出面，把姚氏和纬国带到自己家住下。由于经国此时在奉化上学，两兄弟并不常见面。然而，在纬国心目中，当年仅只十岁的经国已是不得了的人物。
注释：
[1] 蒋介石异母兄长过继给伯父，以及兄弟分产的故事，得自蒋纬国1996年6月5日于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所述。原书注6。
[2] 丁衣《蒋介石婚姻生活考》，香港《南北极月刊》1973年元月号。丁衣即是日后写《蒋经国传》遭陈启礼等人刺杀的作家刘宜良（江南）早年另一个笔名。原书注10。
[3] 《纽约时报》1936年2月12日，第12页。原书注11。
[4] 蒋纬国1996年接受本书作者访谈，以及他在1997年过世之后发表的文件，都说蒋介石不是经国生父。纬国立论基础是蒋介石1909年没有跟毛福梅见面，怎么可能跟她生下儿子。然而，根据奉化方面蒋家王姓亲属1996年告诉本书作者，王太夫人携媳妇到上海，似乎解答了这个问题。蒋介石也不可能接受毛福梅与别的男人生下儿子，把他视若己出。原书注12。
[5] 蒋经国登记为瑞青之子，是蒋纬国1996年6月5日接受访谈时告诉作者的。孙义宣也证实这个说法（1996年5月14日）。当年这种做法相当普遍。孙曾任蒋介石、蒋经国父子机要秘书。他的祖母是蒋介石的妹妹，太太是王太夫人家的亲戚。原书注14。
[6] 陈洁如《蒋介石的秘密过去》（chiang kai-shek’s secret past ,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3），第83—85页。原书注17。
[7] 寒山碧《蒋经国评传》（台北，1988），第23—26页。另见柯洛齐（brian crozier）《丢掉中国的人》（the man who lost china ,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6），第44页。陈洁如指称（前揭书第33页），蒋介石告诉她，1916年他躲避军阀刺客追杀时，结识青楼女子姚冶诚（译按：另作姚怡琴） 。蒋介石的养子纬国由姚氏带大，视如己出。纬国声称姚氏是国民党地下工作人员，见蒋纬国1996年6月5日访谈记录。原书注18。
[8] 蒋介石1920年2月9日给经国的信，转引自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1965年香港朗文版），第105—106页。原书注27。
第二章 可教之子
蒋经国与祖母感情十分亲密，王太夫人在6月4日溘然逝世，对十一岁的他是感情上极大的冲击。然而，祖母辞世也使他有机会与父亲有一段最长久、最亲密的接触机会。尽管国民党内部斗争激烈，华南军事局势吃紧，蒋介石却遵奉古礼服丧，在溪口守丧数月之久。他在山上一间小屋静思，将个人生活提升到新的境界，他正心诚意，修行起新儒家的理想，开始摒弃世俗享乐，在行为上有更大的稳定，个性和社会环境也能融洽；对本身、对使命，充满无限信心的蒋介石，俨然重生了！蒋介石此时已毫无疑念——坚信自己就是掌握“中国未来命运”的人！
蒋介石有一天带着经国、纬国散步，回家后在日记里记下：“经儿可教，纬儿可爱。”1922年给纬国的几封信，字里行间流露出现代父亲溺爱子女的心情。譬如，其中有一封信提到：“近来我天天骑马，而且骑得很愉快。将来我回家的时候，必定给你买一匹小马，教你骑马，我自己买一匹大马，同你骑了游行野外就是了。”
蒋介石写这封信时，纬国只有五六岁，以他年纪这么小，加上刚被领养进门不久，足资证明父亲对他宠爱有加，显然纬国比起长兄更受父亲疼爱。不过，蒋介石住在溪口家中，每天也都抽出时间和经国相处。父子俩有时利用傍晚时分坐上竹筏，沿着安静的剡溪泛游，欣赏鹭鸶抓鱼，聆听夏蝉争鸣。然而，大部分时间，蒋介石自己沉思、读书，思索军事计划，对毛夫人则不加闻问。经国对于双亲之间关系冷淡，已经习以为常。
蒋介石把母亲安葬之后，与姚氏协议分手，与毛夫人亦正式离异。起先，他告诉毛夫人不得再住在蒋家宅子，在她哭求之下，他才让步。经国目睹了这段对话经过。 [1] 蒋介石写给舅子毛懋卿的一封信，描述他对结缡二十年的妻子之感想是：“十年来，闻步声，见人影，即成刺激……”
蒋介石决定休妻，是因为他热爱上一个年轻女子陈洁如。陈洁如父亲是支持孙逸仙的一个上海人。蒋介石1919年初识陈洁如时，她只有十三岁——照她自述。她的朋友说她像是十八岁妙龄。蒋介石一见钟情，迷恋上她的青春无邪，甚至诱骗她到旅馆，可是她机灵地跑掉。
1921年9月初，蒋介石一度回到上海，又见到陈洁如。这次，他决心娶她为妻，或纳为侧室——看你要相信哪一种说法而定。陈母起先不肯答应，后来却又答应。照陈洁如的说法，婚礼在1921年12月5日举行，此时她仅有十五岁。她的继子经国，可只比她小四岁！
新婚蜜月期间，她就染上性病。蒋介石为示痛改前非，立下重誓，今生不再喝酒、茶或咖啡。果然，从此之后，他弃绝喝酒，通常也只喝开水，不喝茶。陈洁如说，医生把他们俩的淋病治好了。
十二岁的经国，进入上海万竹小学四年级念书，曾经有一段时间与陈洁如一起住在法租界圣母院路三巷九号。蒋介石大部分时间不在上海，她和经国建立起不错的关系。他管这位只有十六岁的继母，称呼为“上海姆妈”。她既是他的大姐姐，又是他的少年继母，影响到他此后一辈子对女性的罗曼蒂克理想化印象。
少年时期的蒋经国，蓄短发，方脸像母亲，高额头像父亲。当着父亲面前，他拘谨有礼，相当紧张。蒋介石要求儿子每星期天要写一封“两三百字”的信给他，报告课业进修心得，儿子疏于写信，必遭斥责。他建议儿子把他的去函保存下来，有暇就取出来反复温习。然而，他自己本人经常没空写信，就指示儿子要读些什么书。他继续强调“四书”的重要性，尤其要求儿子要细读《孟子》、《论语》、《曾文正公家书》和王阳明文集。孙逸仙的《三民主义》也列在书单之上，但是似乎没有古书来得重要。蒋介石有时候也把自己批注、读过的书寄给儿子。他建议儿子这些古书要“读百遍以上”。
蒋介石也相当注意经国的书法，曾经规劝儿子：“你的书法尚无进步，每隔一天至少应该临摹一两百字。”显然他也承认自己书法不够峻拔，希望儿子能写得一手好字。同时，他也一再强调要学好英文。他说：“现在时世，不懂英文，正如哑子一样。”
1922年爆发的永丰舰事件，是孙、蒋关系密切的一个起始点。蒋介石回到广州工作，发现陈炯明有叛意，向孙中山示警，孙没有接受，他一怒辞职，又回到溪口。6月16日，陈炯明果然进攻孙逸仙设在广州市的总统府，蓄意杀害他。孙逸仙逃到珠江上的永丰舰，拍发电报到溪口，受电文者是蒋纬国这个小孩子，电文说：“事紧急，盼速来。”当然，它是希望蒋介石兼程赶赴广州。 [2]
蒋介石立刻坐船赶到香港，再租一艘汽艇溯珠江而上，6月29日，他赶到泊碇在黄埔小岛的永丰舰，与孙中山会合。孙中山旋即在8月14日避难到上海，并于上海会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maring）。五个月之后，孙中山与苏俄新使节越飞（adolph joffe）签署联合宣言，宣称中国并不存在共产主义发展的条件，中国最高目标是国家统一、完全独立。莫斯科承诺支持中国革命，包括协助孙中山改组他的政治组织——国民党。孙、越联合宣言引起国民党内保守派严重关切，但是蒋介石是热切支持亲苏路线的主要人物之一。
孙中山和越飞亦协商，国民党要派代表到莫斯科考察军事、政府和政治组织，以及取得军火武器。孙中山指派蒋介石为考察团团长。蒋氏在1923年9月2日率领另三名同志，抵达莫斯科，以近三个月时间遍历苏联考察。蒋氏对所见所闻，印象深刻，尤其对政治指导员和俄共青年团的制度，铸下深刻印象。他曾说过：“这［共青团］是苏共最好的政策。”
三十年之后，蒋介石声称在苏联考察期间，已深信其政治体制是“暴政、恐怖的工具”，苏共的目标就是要把中国共产党化为它的工具。然而，在他访苏期间及回国之后写给经国的信函中，并没有批评苏联的文字，更不用说也没有针对共产主义者提出警告。当时人人都晓得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快速扩张，吸收工人、学生入党。但是蒋介石并没有表现出他担心儿子会受到共产主义影响的说法。
孙中山本人不仅对于俄援开始注入国民党大为振奋，对于苏联亦寄予相当大的期望。蒋介石仍在苏联考察，共产国际新派来华的顾问鲍罗廷（mikhail borodin）已经来到广州，立刻着手按照列宁主义路线，改组国民党的政治、军事机构，鲍罗廷本身亦以英文亲撰中国国民党新党纲及宣言的草稿。1924年1月20日至24日举行的国民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这项党的基本改造方案，并且同意共产党员可以跨党，兼具国民党和共产党党员身份。
全代会开会期间，俄京传来列宁逝世的消息，孙中山唁电赞誉列宁是“伟人”。国民党在这次大左转之下，“一大”选出蒋介石为党军事委员会委员，并参与在黄埔筹办军校。蒋在正式奉派出任黄埔军校校长之后，亲自邀请考察苏联时期结识的西伯利亚苏军总司令布柳赫尔将军（blyukher，即加伦将军，后被斯大林整肃而死），担任军事总顾问。显然他并不反对与共产党有关系。
1924年5月3日，蒋介石接任黄埔军校校长，主持开学典礼（译按：黄埔开训是6月16日） 。陈果夫衔命招募学生，又转而向青帮求助。蒋经国原本经常到上海法租界陈家做客，现在因为果夫经常不在家，立夫也在前一年赴美留学，就少上门了。
黄埔学生经历三个月密集训练就结业，一年下来培养出两千名军官。中国共产党在军校学生中吸收若干人入党，譬如黄埔四期毕业的林彪即是。然而，绝大多数准军官都非常效忠蒋介石。这些军校生大部分出身农村地主家庭或城市家境富裕的人家。“黄埔系”成为蒋介石日后二十五年的核心支持者，有若干人更追随五十年，始终如一。
蒋经国在稍早的3月20日，写下一封很有意思的信给父亲，提议溪口的武山小学设立“平民”免费夜校。
我对武山学校有一项建议，不知您是否同意。我建议在武山学校成立平民夜校，专收无力负担上学念书的人。我的学校已成立夜间学校，非常成功。这所夜校情况大约如下：
一、校名：武山平民学校
二、学费：免费，并供应文具
三、上课时间：夜里七点至九点
四、年龄限制：十四岁以上
五、授课期限：十六或二十周
结业时，学员应能简单写字、计数；如果通过考试，则颁予证书。他们可以采用商务印书馆印行的《平民千字文》做课本。我不晓得您是否会接受我的建议。如果在武山成立夜校，必能嘉惠地方人士。 [3]
经国给父亲的这封信，语气尊敬，可又非常坦率，没有传统孝顺、谦卑的字句。然而，蒋介石冷淡地拒绝这项建议，指出溪口电力不足，农民早早就上床睡觉，而且他们也还不理解受教育的重要性。
6月间，距“一大”只有几个月，国民党内保守派第一次陈请中央清党，把共产党员逐出国民党。根据一位友好的传记作者所说，“蒋氏是少数认为当此艰巨时刻，必须团结对抗共同敌人”——华北军阀——的人士之一。6月29日，蒋介石在黄埔公开演讲，赞扬苏联共产党：“俄国共产党党员乐意为国家、百姓工作，不只为个人利益做事。”
1925年1月，陈炯明再度进兵，企图夺占广州。蒋介石率领黄埔师生驰援。虽然只接受几个月的训练，这支部队配备俄国武器（包括大炮），英勇作战，敉平乱军。到了3月底，蒋介石已占领整个粤东地区（译按：东征之役） 。就在胜利声中，消息传来，北上议和的孙中山因肝癌不治。
此时，蒋介石还不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虽然声誉鹊起，绝大多数观察家和圈内人士，还不认为他是角逐高层领导人地位的有力人士。他似乎专心致志以军官身份效忠党国。他屡次基于原则而辞职，更增正直的声誉。不久，他出任广州防卫司令，仍兼黄埔军校校长。
经国小学毕业后，于1925年初升入上海浦东中学，当年春天，也就是孙中山逝世两个月之后，上海爆发一波警方压制民众示威的流血风潮。5月30日，三千名群众围住南京路一个警察分驻所，要求警方释放被拘禁的学生。群众高呼“杀死洋鬼子！”，拥向分驻所。一名英籍警官下令值班华、印警员开枪，当场打死十一名示威者，另有二十人受重伤。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警方把事件归咎为“中国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活动，尤其是国民党激进派”兴风作浪——显然影射经国的父亲是幕后指使者；此时西方新闻界已称呼蒋介石是“赤色将军”。五卅事件的抗议又持续一个星期。
此时，经国受同学推举，四次出来领导群众活动。虽然若干作者述说经国是警局扣押的学生之一，可是上海的档案记录里找不到这项记录。上海、香港及其他地方纷纷爆发大罢工，抗议五卅惨案。《纽约时报》特派员撰发新闻，提出警告说，“激进党”（国民党）决心取消“外国人一切特殊地位、特权和治外法权”，又说日本也可能“与黄种人世界并肩对抗西方”。武汉的英国人组织义勇队以机关枪对付数千名滋事苦力。广州方面，6月23日，包括童子军和黄埔军校学生在内，大批示威群众游行经过沙面岛外国租借地区，岛上英国守军向群众开火，死者五十二人，伤者逾百。国民党和共产党组织人员趁势招揽民众入党，中国共产党员人数暴增两倍，达到三千人左右。
政治热潮迅速蔓延到湖南这类内陆省份的乡村地区。五卅惨案发生时，毛泽东正回到湖南老家，照料垂死的母亲。他立即与同志进入乡村，组织农民社团。湖南军阀派兵缉拿毛泽东，他迅即逃往广州，被委任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刊物《政治周报》编辑，并且主持一个培养训练农民运动组织者的单位。1925年7月1日，国民党宣布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推举亲苏派人士汪精卫为新的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掌握大权。汪精卫大有成为孙逸仙接班人的架势。国民党现在即将面临最大的挑战——统一全国。
蒋介石在行将对付国内局势之际，决定把经国送到好朋友吴稚晖这位著名学者在北京新成立的学校念书。这所小型学校位于南小街，教学兼采新、旧学。北京虽在军阀冯玉祥控制下，学生的安全似乎并没有问题。吴稚晖大概曾得到军阀保证，国民党学生也不会有危险。事实上，冯玉样至少也有一名子女进入这所学校念书。冯玉祥身材高大，说话絮聒，具有社会良知，同情国民党。他再娶一位受过教育、信奉基督教的女士为妻之后，成为“基督将军”，传闻他以消防车水管把部属统统施洗，命令他们信奉基督教。冯玉祥元配所生的儿子洪国和女儿弗能两兄妹，日后在经国的人生遇合上扮演重要角色。
此时经国以“进步的革命党人”自居。他到达北京后不久，国民党籍的著名新闻工作者、上海大学前任副校长邵力子，介绍他认识许多共产党人，包括身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李大钊。
邵力子是中共地下党员，旋即南下黄埔，成为蒋介石的首席秘书。蒋经国很自然就与左翼学生打成一片，定期到苏联大使馆看电影，与苏联大使馆官员经常见面。此时，他开始萌生到莫斯科留学的念头。
1917年革命以来，苏联已经提供军事训练和教育学习的机会给中国及远东其他国家的革命党人。后来，苏联把几个训练学校合并，组成东方劳动者大学。1925年，苏共决定单独成立中山大学，专收中国留学生。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偕同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参与下，甄选中山大学学生，国共两党各自推荐若干学生作为中山大学第一届学生。 [4]
经国与几位朋友决定申请，他要求吴稚晖推荐。吴稚晖问他为什么想远适异国，经国答说为了革命。吴大笑：“革命就是造反，难道你不怕吗？”经国表示不怕。吴稚晖告诉他：“革命不是这么简单的吧，你再去考虑一下。”两星期之后，经国又找吴稚晖，表示依然决心要去莫斯科。吴说：“你去试试也好，青年人多尝试一次，都是好的。”不到一年的时间，吴稚晖成为国民党内“反共”最力的“西山会议派”主要成员，促成国民党“清共”、与莫斯科决裂。但是，1925年夏天政治界、知识界的气氛，与数月之后的状况大为不同。吴稚晖并未劝阻蒋介石的儿子留学莫斯科，也没有提醒他共产主义的可怕。
国民党内的领导阶层也发生剧变。8月20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时，枪手冲进会场，狙杀左翼领袖廖仲恺。保守派涉嫌买凶。蒋介石领导一个三人委员会调查这桩政治暗杀事件。右翼领袖胡汉民虽然未被控涉入本案，却被迫辞职。廖死、胡走，蒋介石不仅成为革命军的高级军事领导人，也是党内除汪精卫之外的政治强人。国民党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似乎为了表态左倾，指派周恩来递补廖仲恺的政治部主任职位。广州许多支持国民党的大地主、产业家、富商、保守派知识分子大为震撼；许多人收拾行囊，避往上海和北京。
中国的政局因而益加混乱复杂，角色剧码倍增。现在有了支持联俄容共的国民党左派、强烈反对联俄容共的国民党右派、奉莫斯科之命行事的中国共产党，还有部分认为与国民党结盟之后将有大祸的苏共及中共党员，和投身与国民革命军合作（换言之，与蒋介石合作）的苏联顾问，有冯玉祥之类接受俄援、悬挂国民党青天白日旗的军阀，也有与日本合作的军阀张作霖、吴佩孚，以及盘踞宁波、奉化之类的各省、各地军阀——他们通常有如墙头草，谁势力大就表面上奉谁为正朔，更有一些激进派军人，得到日本护翼，在东北割据一方。苏联在这场乱局中，许多利益亦不时互有冲突，譬如说，它既希望中国统一可以共同抗拒帝国主义者，又希望中国能出现布尔什维克革命，还希望避免刺激日本，更希望能在东北扩张苏联经济利益。相形之下，西方列强对苏联、日本、中国共产党及左翼当家的中国国民党，也全都心存忌惮。
蒋介石并不相信共产党人，不过他本来就不信赖太多人。虽然基于传统价值，他倾向于排斥阶级斗争等共产主义的极端主张，其实他最困扰的倒不是共产党的政策。最重要的是严苛的政治动态——中国共产党虽然与国民党结盟，却是政治上一股新兴势力与敌对组织，并也跟国民党目标一样，不仅想恢复中国的统一和尊严，也想本身一手掌控权力。最让他不安的是，中共受到北方强邻苏联的支持。
蒋介石在1925年夏天并没有打算把中共从国民党中廓清，也没有计划与苏联决裂。同理，斯大林此时对国民党的政策，只是理论上不同调，行动上并未另有阴谋。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蒋介石和国民党都是“民族小资产阶级”，把他们视为最终的阶级敌人。然而，1924年之后改造的新国民党，却明明白白是个独特的资产阶级政党，它明显由亲苏的左翼领导人主导。毕竟其组织架构及意识形态均由莫斯科方面设计、修订。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和苏联人士，互称“同志”。中共和苏共都认为，共产党员最后极有可能掌控住国民党的领导机器，国民党右翼人士将会分裂出去。孙中山日益亲苏，死前流露列宁主义立场强烈，益使他们认为这种可能性极大。对于蒋介石，他们可就不敢这么笃定，但是1925年夏天的蒋介石，似乎仍是苏联的好朋友，也是坚定的左翼人士。蒋介石不是和鲍罗廷、布柳赫尔合作愉快吗？他不是公开赞扬苏联共产党吗？他不是才委派周恩来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吗？他不是即将要送儿子到莫斯科留学吗？
甚且，在历史的这一刻，斯大林的主要目标是推动中国统一，让中国反帝国主义，与苏联亲善，并作为对付英、日的缓冲。由于以中共为首领导统一中国的可能性还未确定，与势力强大、日益左倾的国民党合作，似乎是莫斯科达成目标的可行办法。
1925年夏天，蒋经国前往黄埔谒见父亲，讨论赴莫斯科念书的计划。经国在见父亲之前，先去探望已经是二十岁的美妇人“上海姆妈”陈洁如，向她报告自己有意前往莫斯科，请她向父亲先争取同意。
据陈洁如的说法，蒋介石起初一口就驳斥这个念头，骂儿子“朽木不可雕也”。蒋又说，他负担不起经国的留学费用。陈洁如替经国讲话，好不容易才说服她丈夫点头同意。如果蒋介石当时已隐伏强烈的反苏、“反共”念头，一定会跟他的好友、结拜兄弟陈果夫［译按：蒋与陈果夫叔叔陈其美（英士）拜把；果夫是蒋亲信副手，应该不是拜把兄弟 ］讨论儿子有留学莫斯科的想法。不久之后就是国民党内最积极“反共”的陈果夫，听到经国的计划不但毫无警告之意，还答应替经国准备厚重保暖衣物。果夫的弟弟立夫当时正在美国留学，1996年接受本书作者访问时表示，他了解蒋介石为什么允许儿子前往俄国——“他当时需要苏联的支持” [5] 。蒋介石在1925年10月1日的日记简单记述：“我再次提示经国。我决定允许他到俄国进修。”送儿子到莫斯科留学，符合蒋介石的政治和事业利益，也相当吻合他当时的意识形态倾向。不过，蒋介石倒是建议只有十五岁的经国，出国之前应先成为中国国民党党员。
注释：
[1] 1994年俄罗斯russian tele-radio（rtr）电视台，由制作人泽里金（samariy zelikin）制作的纪录片《易肤之人：经国先生特殊身世》（the man changes the skin, or the life and extraordinary metamorphoses of mr. ching-kuo ）。蒋经国1935年给母亲的一封信，提到毛福梅恳求留住在蒋家宅子这段事，但是经国日后宣称这封信是在被迫之下写就。见《纽约时报》1936年2月12日第12页。
[2] 孙中山以纬国为受电人，急电召请蒋介石赶到广州，这是蒋纬国1996年6月5日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告诉作者的。
[3] 这封信现存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4] 严灵峰是中国共产党推荐，于1926至1928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的一个学生。见他1995年8月30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的访谈记录。
[5] 陈立夫1996年5月29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的访谈记录。
第三章 红楼一梦
1925年10月底，蒋经国和友人登上泊碇在上海江湾的一艘苏联货轮。他住的舱位原先是作运载牛只之用。船还没开动，他已经反胃欲吐，起了放弃此行的念头。但是，看到同行友人强自撑着，经国晓得身为“黄埔军校校长的儿子”，可不能半途而废。不久货轮开动，沿着拥挤的黄浦江下行，经过西岸鳞次栉比的欧式建筑物，臭气冲天的苏州河，以及绵延数英里的肮脏工厂和船坞。学生们唱起《国民革命歌》和《国际歌》。不到一小时，船已开进混浊的长江口，最后开进了碧蓝大海——东海。蒋经国此去十二年之久，其间不曾再践履中国国土。
九十名学生乘客之中有位十八岁的姑娘张锡瑗，她在一年之内就成了邓小平的爱人。蒋介石的首席秘书、地下共产党员邵力子的儿子邵志刚，还有另一位十八岁的安徽青年共产党员陈绍禹也在船上。陈绍禹在中国共产党内使用的化名是王明，日后成为蒋经国和毛泽东的关键对手。
学生们组成小团体，一起开会讨论、研究和进餐。经国第一次过团体生活，觉得高兴又充实，大伙儿讨论往往持续到夜里。他有机会阅读布哈林（niki bukharin）著作的《共产主义abc》，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这类议题的书籍。几天之后，学生们在海参崴下船，10月31日搭上一班“普通列车”前往莫斯科。
火车蒸汽引擎燃烧木头启动，舱位没有暖气，也没有餐车。车上不仅饮用水结冰，就是厕所也是蹲坑式，没有卫生纸，也没水冲——一样结冰。火车沿途频频靠站，既要装载木料，也要接运新乘客。这时候，中国学生就急着跑去买食物、喝水，甚至急着如厕。 [1] 尽管天寒地冻，条件恶劣，经国和许多同伴依然热情澎湃。有些车站出现工农代表，高举“中国革命万岁”、“中苏合作万岁”的牌子，欢迎他们，甚至往往在车站月台旁举行游行。俄国人和这些中国学生牵手一起游行，还高唱“前进！黎明就在前头！”。
俄国大革命发生在八年前，可是令人有恍如隔世之感。战争、革命、暴虐、饥荒，无情地横扫全俄。列宁死后，建设社会主义新世纪，究竟应采取渐进手段还是激烈手段的问题，使得苏共领导阶层分裂——或者换个更精确的说法，使得争夺权位的领导人借意识形态的名目，行政争之实。争议的根本重点在于：社会主义能在资本主义世界带有敌意环伺之下的一个农民大国中建立起来吗？由这个议题又引出另一个问题的争辩：在殖民地国家或是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国家，苏联应该支持类似中国国民党这样的反帝国主义、具有民族主义资产阶级色彩的革命，还是只能支持由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
右翼人士相信苏联能独力对抗资本主义的包围环攻，苏联农民可以作为建立社会主义的基础，接下来所有进步民族（不只是苏联人民）的当务之急乃是拥护、巩固苏联的革命。在这场辩论中持右翼立场人士的首领，即是《共产主义abc》的作者布哈林，他相信社会主义可以也应该在现有的混合经济基础上渐进建立，工业成长及朝向社会主义的进展，要依赖消费者市场的扩张，而消费者市场扩张将导致农民累积私有财产。这个过程将提供必要的资本，以备工业快速发展。因此，农业与工业可以携手并进。
左翼人士以托洛茨基（leon trotsky）为首，担忧苏联社会受到资产阶级化恶劣影响，也就是受到物欲污染腐化。托洛茨基坚持认为俄国农民不可能是好共产党员，因此要在苏联完全实现社会主义，就必须在更先进的发达国家，成功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托洛茨基的这套政策被称为“不断革命论”。
斯大林则站在中间立场，既要挫弱托洛茨基，又要与右翼结合，以斗垮左翼。1924年初，斯大林已罢黜托洛茨基的军事人民委员（译按：相当于国防部长） 职位，使他不能再掌控红军部队。然而，蒋经国一行人抵达莫斯科时，已经是托洛茨基失去军权近两年以后，托洛茨基和追随他的“左翼反对派”，依然坚持信念，不肯认输。
11月底，这群士气昂扬的中国学生在寒风凛冽下抵达莫斯科中央车站。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karl radek）亲率学校干部到车站迎接，大伙儿上了巴士来到沃尔洪卡大街十六号的中山大学。学校设于一座不起眼的四层楼楼房，房间约一百间，大楼前一排树的树叶早早落光。不远之处，就是已经结冰的莫斯科河。经国等中国学生通过大门，可以看到基督救世主大教堂的圆顶。往后的岁月里，中山大学学生晨间就在教堂前的大广场运动健身，闲暇时就在它漂亮的花园里散步、讨论政治。
校方为学生们取了俄国名字，蒋经国此后就是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叶利扎罗夫（niki dimirovich elizarov），陈绍禹则是古路比夫（golubev）同志。几天之后，学生们参加中山大学正式开学典礼。礼堂悬挂列宁与孙中山肖像和中国国民党党旗、苏联国旗。开学典礼由托洛茨基主持。他在赞扬国民党和蒋介石领导的中国革命之后，话锋一转：“从现在起，任何俄罗斯人，不论他是同志还是公民，若是蔑视中国学生，就不配是俄国共产党员或是苏维埃公民。”
托洛茨基指的是俄罗斯人对蒙古族人、中国人传统上的种族歧视态度。譬如说，蒋经国和其他学生有时在街上会遇到俄国人拦路问话：“朋友，你要买盐吗？”他们后来才了解，俄国人提到的是居留俄境的中国人有一项旧习俗——一旦有人过世，就买盐涂裹尸身，送回中国老家安葬。
中山大学依照俄文字母简称“孙诺夫卡”（sunovka），学生依党籍、年龄和教育程度，分成十一班，每班三四十人。第一优先的课程是俄国语文和讨论共产主义及帝国主义的入门课程。它还教授一些实务技能，如何渗透到政府机关和军队组织，如何制造农民运动和劳工运动。晚间，学生往往被带到剧院观赏叙述英、美帝国主义者如何侵凌、欺侮中国人的戏剧。
每个学生都要写日记，记下自己的政治活动和思想，包括自我批判和批判其他学生，并且在会议中公开朗读日记内容。 [2] 蒋经国非常积极地参加学校所有的政治活动，在这些批判与自我批判活动中也都不落人后。
若是比起俄国当时的经济凋敝、物资困窘，中山大学学生的生活条件可谓相当不错。早餐有蛋、面包、奶油、牛奶、香肠、红茶，偶尔还提供鱼子酱。学生吃腻了俄国口味，校方还雇有一名中国厨子做饭，让学生可以选择吃俄国菜或中国菜。
每次蒋经国到电影院，都可以看到新闻影片播出他父亲和国民革命军游行的镜头。《真理报》、《消息报》（译按：《真理报》是苏联共产党喉舌，《消息报》是苏联政府机关报。） 和莫斯科广播电台经常赞扬蒋介石和国民党。经国颇以父亲为荣。中山大学每个中国学生都晓得年纪最小的经国，就是大名鼎鼎的蒋总司令的儿子。蒋经国很快就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2月间又申请加入俄共青年团。他写了一篇文章《革命必先革心》，被中山大学贴上布告栏《红墙》，校方十分欣赏这篇文章，拔擢这位年仅十五岁的作者作为《红墙》的编辑。
此时，托洛茨基的世界观主导着中共旅莫支部委员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莫斯科支部。同时，中山大学的欧洲教师群亦不乏托派人物。校长拉狄克是俄裔波兰革命者，列宁1917年秘密赶回圣彼得堡芬兰车站时，拉狄克是随行亲信之一，现在他支持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至于副校长米夫（pavel mif）则支持斯大林，显然是奉派来监视拉狄克的。
拉狄克身材短小粗壮，长得一副“猿猴脸”，额头高，聪明外露，戴着厚厚的近视眼镜，不时露出笑容。一个中国学生生动地形容这位无政府主义者的形貌：“他的近视眼十分严重，不戴眼镜就不能走路。他经常头不梳、胡子不剃，每天一袭深灰色衣服，似乎永远不换。不管烟斗里有没有烟草，永远叼着一根烟斗。”
拉狄克比蒋介石年长两岁，立刻成为经国的父亲角色。他教导蒋经国这班学生中国历史，也常找经国私下讨论。拉狄克满怀着社会主义革命若要存活就必须向世界各地散布的想法，视蒋介石这个儿子是中国革命运动未来的领导人，也是世界革命的领导人。他鼓励经国展现出革命人物的大胆、进取，他说：“身为年轻的革命党人，第一，你必须勇敢；第二，必须努力不懈、积极进取……不能按部就班、循序而进，这不是革命党人应有的精神；第三，你永远不应退却。”
拉狄克说，西方资本主义者利用压榨殖民地和类似中国的半殖民地的剩余利益，使本身的“工资奴隶”勉强糊口，因而避免了无产阶级革命。因此，中国若要争取国家自由，就得靠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奋斗，来转移和挫弱帝国主义者的力量。
另一个教授普里哥金（prigozhin）提供托派文件给蒋经国等若干学生。蒋经国成为接受托洛茨基正统立论主张的学生之一。他和一些年轻的左翼中国学生认同托洛茨基的主张，认为共产国际必须以推动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为最高优先要务，否则欧洲、日本等强大的资本主义帝国，将会压制中国这类落后社会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从而摧毁社会主义祖国本身。
此时的中国，北洋军阀爆发战争，产生新的合纵连横局势，莫斯科的中国青年学生听到冯玉祥倒戈和张作霖、吴佩孚抗争的消息，大为振奋。然而，冯玉祥进占天津，兵力过于分散，旋即被迫放弃北京。
1926年1月12日，一位中国共产党籍学生来到中山大学报到。当年二十一岁的邓小平直接由巴黎转来莫斯科；他在巴黎已居住五年，因为负责主编一份油印周刊《赤光》（red light ），得到“油印博士”的绰号。邓小平被校方取了俄国名字伊凡·舍吉维奇（ivan sergeevich。编按：一说邓在中山大学时俄文姓为多佐罗夫。） ，但是不到几星期，由于他的用功，又得到“小钢炮”的诨号。邓小平由于有过一段在巴黎奋斗的岁月，在中山大学既有特权也十分用功，他找到一个店铺可以买到他喜爱的法式牛角面包，也偶尔跑到俱乐部打打桥牌。
据当年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的说法，邓小平和蒋经国分配在同一班，共有二十人；邓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小组长，因而负责评估所有团员的意识形态和表现。 [3] 可惜我们迄今还未看到他对蒋经国的评语报告；不过，邓、蒋两人显然交情不错。邓小平身高勉强才五英尺，比蒋经国还矮，两人因体形相近，反倒倍觉亲近。蒋经国经常借着在莫斯科河边散步的机会，向邓请教他在巴黎的经历。于是邓写了几篇文章，谈论他在法国的工作经验，交给蒋经国的《红墙》发表。邓小平与张锡瑗热恋——张父是铁路局的一位主管，张本人则是与蒋经国一道跋涉到莫斯科的青年学生之一。
同年1月，陈果夫的弟弟立夫完成留学美国的课业，取得工程硕士学位，并于宾州某煤矿场有了一年实习经验，回到广州。陈立夫接受出任“介石三叔”机要秘书的工作。这位年轻、英俊的留美归国学生，立刻见识到蒋介石的火暴脾气；他向蒋报告说，他愿意效忠三叔，但是如果蒋再对人破口大骂，他立刻辞职走人。蒋介石保证以后不再骂脏话，果然此后二十五年都遵守承诺。陈立夫也果然如同兄长一样，忠诚追随蒋氏，日后成为国民党内的要员。
陈立夫的一部分工作就是过滤情报报告。他说，因此“他非常了解共产党的勾当”。这些材料来自于陈果夫在青帮协助下布建成功的线民网，陈氏兄弟把蒋氏在广州及其他地区的敌人及潜在敌人之资讯，源源不断地提供给蒋。3月18日，中国共产党执委会一名成员向蒋密报，有人酝酿阴谋对付他。两天之后，国民革命军的炮艇“中山舰”（译按：即永丰舰改名） 突然神秘地由广州开往黄埔，甲板上的炮亦卸下炮衣。蒋介石当机立断，采取行动，逮捕中山舰舰长（译按：黄埔军校毕业生李之龙） 、船员以及周恩来等二十五名共产党员。此时，蒋已牢牢掌控国民党的军、政大权。他向苏联方面担保，无意破坏与苏方或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关系——他只是对付犯错的个人。他要求回到莫斯科开会的鲍罗廷提早回广州，也请已经奉命回国的布柳赫尔将军，再回广州复任高级军事顾问。蒋氏并发表公开信，昭告黄埔军校学生，他和孙总理一样，相信若不能容共，革命阵线就不能统一。他释放了早先扣押的周恩来等一干中共党员，并逮捕若干右翼军官，以示平衡。
蒋介石原本认定国民党的联俄容共政策，不至于严重威胁到本身的优势。但是，在中山舰事件爆发之前，他已接到陈氏兄弟提供的报告，起了疑虑，遂采取行动，掌控住他在同盟中的权势。同时，蒋氏了解，北伐要成功，苏联的物资援助非常重要。因此，何时、如何与共产党决裂分手，要视事态发展而定。在蒋氏的盘算里，国共合作也可以无限期持续下去，只要苏联和中共不挑战他的权力就行。
事实上，蒋介石此时的世界观依然十分左倾。我们可以从他和儿子在中山舰事件爆发前的往来信函中，看到这种左倾观点。2月12日，经国向父亲问起，日前来函似乎反映出“不脱离宗法社会的语意”，他请父亲说明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蒋介石答说，前一封信里的旧式思想，意在测试经国，他很欣慰儿子本身的“思想、语言”，都很“正确”。他进一步解释说，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就涵盖了共产主义。他说，中国革命“只有在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之下，才有意义。
蒋介石3月16日发出的信函，支持儿子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决定，并表示国民党和共产党原是“革命同志”。蒋介石晓得苏联秘密警察一定会拦截、阅读他给经国的信函，恐怕也刻意要在信中如此表态。但是，它也充分反映出蒋介石在针对中山舰事件采取行动之前四天，仍然持有激进立场。
尽管发生中山舰事件，共产国际却同意继续与国民党结盟合作。中共领导人虽然希望与国民党分手，仍再度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继续维持国共合作。斯大林最关心的是，如何牺牲中国东北权益，讨好日本人（托洛茨基此时的态度与斯大林无异）。苏共政治局接受“今后南满仍由日本掌控”，也同意苏联应与控制东北及华北部分地区的张作霖，维持“和平、稳定的关系”。斯大林明白表示，此一阶段的国共联合阵线应该极力排斥以积极军事行动统一中国的主张，也要回避可能把“帝国主义者推向军事干预之路”的一切行动。
1926年夏天，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吴稚晖代表中央授旗。陈果夫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此一要职。陈果夫在弟弟及他人密切配合下，开始改组广东及邻近省份的国民党党部，将多数中共党员革掉领导职位及一些基层职位。陈果夫开始把他们的秘密“政治组织”渗透进入工会、农民协会及中国共产党之内。7月，蒋介石说服广州总商会，以大笔金额捐助国民革命军。蒋掌握住丰厚财源之后，开始北伐行动，要把全中国统一在国民党旗下。蒋氏面临十倍于国民革命军兵力的各路军阀部队。
蒋经国仍以相当正面的角度看待中国的局势发展。他了解，他的父亲必须坚实掌握力量，对付广州的异议人士。中共党员认为中国的革命以及中国国民党，终究要由他们的先锋党接管。蒋经国和他们看法不同，他相信，国民党在他父亲领导下，不仅将会击败帝国主义、统一中国，也将完成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大局势之下，将是配角，最终将由国民党这个真正的先锋党，把它吸收、整合。
蒋经国在中山大学的中文期刊上发表一篇题为《中国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文章，抨击中共阻碍革命事业，在国民党内散播纷争的种子，集结无业游民、流浪汉起来反抗国民党部队。他指控中国共产党进行渗透活动，扩大控制地区，并建立自己的武装。蒋经国认为，中共替中国真正的革命力量——他父亲领导的国民党，带来麻烦。 [4] 他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自此开始恶化，也是可想而知的。
10月，斯大林把托洛茨基逐出苏共政治局，谴责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是社会民主党偏离分子。可是，中山大学绝大多数中国学生、拉狄克以及若干老师，依然赞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观点，同学们开始称蒋经国是托派的组织者。接着，消息传来，蒋介石不顾苏联反对，率领人数微寡的国民革命军，跨出广东，展开北伐。蒋介石正是拉狄克经常鼓吹的革命党人大无畏的表率。
大约就在这段时间，蒋经国处于早熟的十六岁青春期，也有了一段罗曼史。他和冯玉祥的十五岁女儿冯弗能坠入情网（冯弗能和哥哥冯洪国在5月间抵达莫斯科）。冯弗能写了许多情书给男朋友，芳心暗喜这样一位优秀学生关心她。 [5] 当时，中山大学男生人数远远多于女生，而且绝大多数男生都比经国年岁要大，他竟然能独获美女芳心，的确在同学群中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新闻。
蒋经国身材并不高大，在同学里也称不上英俊貌美，但是他具备农家子弟雄犷的面貌。虽依然瘦削，他已练就一身强壮体魄。同学们都说他幽默风趣、活力十足、信心坚强。跟在上海念书时期一样，他是个天生的领袖，能高瞻远瞩，看清目标，鼓励同侪努力达成目标。
中山大学少数已婚的夫妇档学生，起初被迫分开居住。男生住在中山大学校内，女生则安置在彼得洛夫卡街一个旧俄贵族的宅第。在学生抱怨之下，校方一边开始兴建夫妻宿舍，一边设立“幽会室”，供夫妻档学生燕好之用；未婚的革命情侣也偶尔利用幽会室谈情说爱。
蒋经国和冯弗能的幽会乃是此后他一连串罗曼史的开端。然而，他只追求与他地位相当的女性，不像他父亲多年来净与一些烟花女来往。蒋经国自幼在无微不至的女性呵护照料下长大，到了青少年时期，又碰上年纪足可当他女朋友的年轻“上海姆妈”，对于女性，他有种崇拜的浪漫憧憬。终其一生，他都在追求完美的爱，且发现追求的过程远比达致目标更能留下美好记忆。
蒋经国和冯弗能旋即决定成婚。当时在莫斯科，结婚是很简单的程序，甚至根本不必办理婚姻登记，男女双方情投意合，同居一起，就算成婚。当年（1926年）中山大学的学生名册上指出，妮芝达诺娃（nezhdanova，冯弗能的俄国名字）是“叶利扎罗夫［蒋经国］之妻”。我们猜想他们也分配到一间夫妻档的新宿舍。由于冯弗能并不是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学生，蒋经国的一些社会主义派友人，并不赞同他们俩的结合。 [6]
蒋经国和冯弗能小两口经常前往莫斯科的中国工人俱乐部，那里有全市搜藏最完备的中文报纸；他们边喝茶或开水，边留心中国的局势发展。蒋经国好几次被请上台，就国内局势发表演讲。有一次，他对三千名莫斯科市民，以“中国［国民党］北伐的目标及其最后成功”为题发表演讲。后来，又对三千五百名铁路工人以同一题目演说。
苏联原本担心中国在国民党领导之下统一，将会刺激日本与英国干预，现在疑虑已消。蒋介石在苏联的武器援助和布柳赫尔将军协助下，用兵神速，向北进伐。战役往往十分激烈，伤亡人数很高，但是长沙首先克复，武汉三镇旋即落入国民革命军手中。蒋介石部队打到长江时，已有三十四个各地军阀见风转舵，加入国民党。这批杂牌军日后对国民党的发展，福祸难以一概而论。
1926年8月，莫斯科报纸报道，蒋介石部队攻占华中重镇长沙之后宣称：“革命要成功，就必须联俄以推翻帝国主义……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环……”蒋介石此时很可能还相信，苏联仍将继续支持类似中国境内的反帝斗争，不会从中浑水摸鱼。莫斯科方面绝大多数人非常认真看重蒋介石这番革命言论。蒋经国尤其认为它们证实了他心目中的父亲，乃是真正的列宁信徒，甚至是托派的信徒。
然而，国民党的军事指挥官在战场上的表现，可不像左派人士。中共的活动家在国民革命军部队之前，先到地方上组织农民及工人团体。可是，国民党将领一旦占领某地区，立刻推翻原先没收土地的决定，并取缔解放区内由中共组织起来的各式团体和工会。周恩来培训出来的政治干部在国民革命军部队中据有团级以上的职位。理论上，他们的权位高于这些第一线指挥官。可是，前敌指挥官一再不理会政工人员的命令，3月20日之后，又自己派人换掉周恩来培训的干部。中国共产党决定，命令在国民党地区任职的中共党员辞去政府公职，不愿对各地情势发展承担责任。然而，共产国际推翻了这项决定。
蒋介石可以信赖国民革命军中绝大多数的高级将领，可是共产党员和左翼人士在国民党中央里势力较大。蒋介石8月12日离开广州之后，这些人的影响力迅速增长。国民党内自由派人士（包括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在内）越来越担心，蒋介石意图建立军事独裁。政治顾问鲍罗廷留在广州，在左派人士之中扮演重要角色。10月间，宋庆龄等中央执行委员在广州开会，通过决议暗批蒋介石紧抓政治大权。11月，中执会表决把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移到比较左倾的工业重镇——武汉，不接受蒋介石属意的南昌（蒋的军事总部此时设在南昌）。
武汉开始出现传单，拿蒋介石和墨索里尼相比拟。但是，莫斯科的报纸和纽约等地的马克思主义刊物，继续赞扬蒋的战果。斯大林在11月间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七届大会上，引用北伐成功作为他政策得当的证明。斯大林相信，国民党会听命行事，在国民党领导下统一的中国将会回应他的政策和利益。甚且，他相信国民党的领导权，“无可避免”将落到劳工阶级手中，中国的资产阶级将会出走，或被清扫出国民党阵营。地缘政治考量亦激励斯大林必须支持越来越强大的国民党。斯大林依然认为（他的看法正确），中国统一之后将刺激日本坚定掌握整个东北地区之霸权。当蒋介石向北挺进之际，斯大林开始认为，在中国积弱、分裂之下，日本的扩张主义野心恐怕会更强大。因此，南方若出现国民党一再担保的友好强邻，乃是符合苏联利益的发展。国民党事实上亦派员以“副会员”身份出席11月间在莫斯科举行的苏共党代表大会。代表蒋介石向俄国“同志”提出报告的代表，不是别人，正是蒋介石的首席秘书邵力子。
1927年1月，邓小平离开莫斯科，加入“基督将军”冯玉祥部队，担任顾问。他回国的时机正是中国局势大动荡的紧要关头。桂系将领白崇禧、李宗仁率领的一支国民革命军部队刚刚解放了蒋介石的故乡——浙江省，通往上海之路已经敞开。起先，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包括共产党人在内），希望继续往北京进军。蒋介石则坚持先攻略上海。如果他能掌握上海，就能掌握庞大的财政资源，可望获得列强承认国民政府，也就不再需要事事仰承苏联鼻息。蒋介石部队未经激战，就在3月21日占领上海。
中国传来消息，共产党组织人员在前线迭遭迫害，国民党持续右倾，托洛茨基和拉狄克对此起了警觉，托洛茨基首次公开主张中共要和蒋介石及右派国民党完全决裂。然而，他依然认定，中共不能放弃对左派国民党人主导的武汉国民政府，以及仍在武汉政府掌控下的国民革命军部队的支持。拉狄克立刻遵循托洛茨基路线，要求中共和左派国民党人携手，从蒋介石及右派手中夺回控制权。到了3月底，拉狄克已大胆预测，蒋介石会对付共产党人、背叛革命。
此时的蒋经国相当彷徨，他心仪的苏联英雄托洛茨基和拉狄克，成为他所敬仰的父亲之政敌，而斯大林和苏联官方媒体继续替与国民党结盟辩护，也替国民党领导人辩护。北伐军占领上海的消息传到莫斯科时，俄国首都报纸出版号外，兴奋的群众挤满街头狂欢。中山大学学生也开会欢庆，并拍发贺电向经国的父亲恭喜。蒋经国一马当先，站在学生队伍前排，率领数千名工人在共产国际总部前集会，群众活动持续到深夜。此后数天，中国学生走到哪里，都受到民众欢呼喝彩。俄国女郎还跑到中山大学，愿意以身相许这些年轻的革命党人。此时，由左派控制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武汉召开会议，发布命令，要求蒋介石总司令接受军事委员会节制。中执会又把蒋在党内的职位转移给其主要对手汪精卫。这一来，局势急转直下。蒋介石可能直到3月底，都还未能下定决心镇压中国共产党。他与陈果夫兄弟、戴季陶、吴稚晖等一小撮亲信，就当前严峻态势密商对策。
汪精卫在4月1日抵达上海。翌日，吴稚晖显然在蒋氏知情之下，向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秘密会议提交一封信函。中央监察委员会虽然只是顾问备询单位，却由保守派人物居主导地位。这封信开门见山，直言建议把中共党员“清除”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无异议地通过了这项清党提案。决议案要付诸实行，必须盖上党部关防大印，可是关防大印在武汉；陈立夫于是设法在上海复制一枚党部大印。
4月5日，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部队在北京闯进苏联大使馆，逮捕藏身其内的中国共产党员，扣押藏有秘密文件的保险箱。文件详载苏联涉入中共之地下渗透活动，及近来之街头群众运动的状况。张作霖把逮到的二十名共产党员绞死，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李大钊。蒋经国在北京念书时就认识李大钊，且相当佩服他。
国民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上海再度开会，成立一个委员会，执行清党任务。清党始于1927年4月12日。根据陈立夫的说法，国民党并没有和青帮正式订下合作计划，但是“策划、执行清党的一个主要人物是杨虎；他是青帮领袖”。杨虎“把我们的建议传递给（青帮领袖）杜月笙……青帮就采取行动”。军队进占总工会会所，射杀在会所和街头反抗的工人。国民党部队将共产党工人纠察队解除武装，没收三千支步枪。次日，军队向街头抗议群众开火，接下来就是动刑杀人。周恩来也被逮捕，但是他设法逃走。传说是白崇禧放走了周恩来。4月15日，蒋介石下令广州也执行“清共”。陈立夫的结论是：“铲除内部敌人，手法相当残忍。我必须承认，许多无辜者也被杀害。我们付出惨重代价。”
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正在筹划庆祝五一劳动节；蒋介石和冯玉祥的肖像在学校附近到处都是。群众在五一当天游行经过红场，举着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及其他社会主义知名人士的肖像，蒋介石也是其中之一。蒋氏乃是世界革命运动的英雄，报纸无不同声歌颂这位红色将领的事迹。
但是，中国学生并不清楚斯大林对支持蒋介石有一番嘲讽解释。4月6日，针对托洛茨基及其他批评者的抨击，斯大林觉得有必要回应，对莫斯科的党部工作人员发表谈话，他在这项没有公布的谈话中提起中国问题。他向听众重申，国民党就“好像革命议会”，有左派、右派，也有共产党人。他说：“当右派对我们有效用时，为什么要赶走他们？当他们没有用处时，我们就会摆脱他们。”接下来，他讲出了他对蒋介石的著名比喻——“像柠檬一样挤干、丢掉”。
六天之后，从中国传来的消息冲击了莫斯科，蒋介石已先发制人。中山大学学生闻讯，不敢置信。详情逐渐明朗，学生们转而动怒，迅速召开会议，蒋经国走上讲台，宣称“不是以蒋介石儿子的身份发言，而是以共青团之子的身份讲话”。他口若悬河，谴责他父亲是“叛徒、杀人凶手”，赢得听众如雷的掌声。 [7] 接下来，他发表一篇声明，俄国报纸把它刊登在头版上。他说：
蒋介石曾是我的父亲和革命友人，现在却是我的敌人。几天前，他已经不再是革命党，成了反革命分子。他对革命说尽好话，时机一到却背叛了革命……打倒蒋介石！打倒叛贼！ [8]
继这项谴责之后，《消息报》在4月21日刊载一篇题为《父与子》的文章，摘录蒋经国给父亲的公开信，他在公开信中说：
介石，我不认为你会听到我要说的话，你也可能根本不想读到它们。但是，不管你会不会读到，我都要写出来。今天，我要重复你曾经在信里告诉我的话，谨记“革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要务，我愿意为革命赴汤蹈火……”现在我要说，革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要务，今后我不再认你为父。 [9]
斯大林立刻把这一变故怪罪到中国共产党和托洛茨基头上，声称他早已预见国民党右派会掉头出卖革命。他现在把希望寄托在继续与武汉左翼国民党以及“基督将军”冯玉祥结盟之上。斯大林当时的盟友布哈林在《真理报》发表两篇文章，坚称革命大业并未失败，左派国民党依然实力可靠。他指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多数是左派，他们和中共掌握住武汉国民政府，已整合起来对抗蒋介石。托洛茨基却主张与国民党各派全面决裂，在中国各地建立工农苏维埃夺权。
起先，蒋经国加强支持托洛茨基路线。他出席准许学生发言五分钟的集会，一边翻书寻找引用托洛茨基的话，一边像机关枪般快速发言。有位同学形容他是“条理分明”的演讲者，能充分运用五分钟的发言时间。蒋经国也写文章赞扬托洛茨基立场，张贴到学校的《红墙》等大字报上。他还一度与几位同学一起去见托洛茨基。
蒋介石在上海读到外电报道他儿子的声明。身为中国人，儿子宣称以父亲为敌人，简直就是大逆不道，难以想象。19世纪的中国，父亲可以因儿子稍有拂逆顶撞杀死儿子，还被乡里视为当然。我们不清楚蒋介石对儿子的声明反应如何。他绝口不提此事，可能是因为既愤怒，又掺杂着歉疚。蒋介石在发动上海清党行动之前，显然生怕泄露风声，刻意不通知经国回国，他对儿子处于困境，恐怕有说不出的歉疚之意。表面上，甚或内心里，蒋介石都接受官方解释，认为经国是被迫发表批判父亲的声明。他在日记或任何文件中，绝口不提这件事。
“四一二”上海“清共”事件之前，蒋介石的儿子住在莫斯科也有一个作用，可以证明斯大林支持蒋介石乃是明智之举。蒋氏“背叛”斯大林之后，斯大林听到蒋经国批判父亲的声明，理解到可以拿经国当作有力武器。蒋经国在回忆录中提到，他曾在此时申请回中国。如果确有此事，他一定是表明要加入反蒋革命行动。他若表露有心到南京投入蒋介石新组建的国民党中央，协助对付中国共产党，一定会被认定是“反共”叛徒，斯大林必然一口回绝。
共产国际一位代表通知蒋经国，中山大学规定学生修业两年，虽然他只完成十七个月的学习，将可提早毕业，进入莫斯科一所军校修课，准备上军事院校进修。毫无疑问，他也清楚表明，蒋经国必须放弃亲托洛茨基的活动和信念。
短短几个月之内，十七岁的蒋经国就得面对两项重大抉择。4月间，他必须在父亲和革命理想之间做取舍。现在，他必须决定是放弃托派思想，还是做个烈士，无谓牺牲！
蒋经国胸怀大志，必须英勇决定，但是他识时务，会选择有胜算的目标。当年春天，他“突然放弃托洛茨基运动”。 [10] 这是他一生之中，直觉务实克服情感和智性理想的第一个实例。这个经验让他体会到生命的复杂和无常。此后一生，经验判断左右他对直觉目标的追求。行动必须以坚实的理智做基础，不能全凭情感或政治承诺作定夺。
5月间发生若干事故，凸显出武汉国民党自由派人士和共产党之间的鸿沟。国民党左派主张现代化，也认真推动改革，可是不脱遵守法制的温和派色彩。6月1日，共产国际派在武汉的代表罗易（m. n. roy）收到斯大林一封电报，斯大林训令他，国民党内“摇摆不定的旧领导人”（指的是汪精卫这类左翼资产阶级）必须靠过来，否则就得设法抛掉他们。斯大林的电报又说，主要任务是打定基础，成立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的革命部队。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罗易竟把这封电报交给武汉国民党左派人士过目。
大约在这个时候，邓小平意识到冯玉祥部队正在酝酿“清共”，悄悄溜走。几天之后，冯玉祥和蒋介石在徐州会谈。蒋、冯达成全面“清共”协议。1927年7月15日，左翼掌控的国民党中执会下令把中共党员逐出国民党与政府。左派国民党部队开始捕杀共产党员。中共领导人四散逃亡，有人躲进武汉的外国租界，有人躲进上海的外国租界，也有人躲到中共控制的江西地区。毛泽东、邓小平即潜入江西。鲍罗廷仓皇跑回俄国，冯玉祥部队中的苏联顾问也收拾行囊，取道戈壁沙漠回国。我们不晓得冯玉祥是否考量到他在莫斯科留学的子女之命运，他的儿子冯洪国立刻谴责父亲，也痛骂蒋介石“屠杀工农民众”。 [11]
斯大林又宣称他早就看到分裂的危机，怪罪中共领导人不能执行农业革命，把工人武装起来。他命令中共发动革命攻势。瞿秋白取代陈独秀出任中共总书记，秉承莫斯科的新路线行事。毛泽东组织起一支大约两千人的兵力，在各地发动攻击。地方部队很快就敉平此一秋收暴动，毛率残部逃到江西省井冈山。
“四一二”上海“清共”之后，南京国民党中央训令莫斯科所有国民党籍学生离开中山大学。许多人不知何去何从。俄国档案里有一份蒋经国在7月间写下的自白书，宣称他要和冯弗能终止夫妻关系。他指控说，国民党利用她来监视自己，影响他的政治思想。可是，他们这对青年夫妻的信函往来持续到1927年秋天。8月5日，总共两百三十九名学生（几乎全是国民党员）获准回中国。滞留下来的三百二十名中国学生，绝大部分是中国共产党籍。然而，其中约有五十名属于国民党籍，决心留在中山大学，这里面有蒋经国、冯弗能和她哥哥冯洪国。
11月，斯大林率领苏共政治局成员站在列宁墓前，检阅游行民众和武器，欢庆布尔什维克革命十周年。贵宾席中有一位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她是蒋介石的政敌。由于没有合适的皮靴和冬衣，她在严寒中颤抖了好几个小时。
一群俄国民众走近斯大林时，突然亮出预藏的牌子，高呼口号支持托洛茨基。安全警察和便衣人员冲向这群抗议民众，爆发斗殴，警方在中山大学学生队伍走近列宁墓之前，把这些民众驱离现场。一小撮亲托洛茨基的师生，亮出歌颂托派的布幅标语，高呼反斯大林的口号。人数众多的亲斯大林民众，旋即在安全人员协助下恢复了秩序。
这一幕骚乱替托派命运敲下丧钟。1928年1月，斯大林下令把托洛茨基流放到中亚，拉狄克发配到西伯利亚西部。斯大林又命令米夫铲除中山大学内托派，此后中山大学托派运动转入地下，直到1930年有三十六名中国学生被捕，多数命丧异域之后，托派才被完全扑灭。
这些事件使得冯洪国学到谨慎保身之道，退出托派组织，但是他和蒋经国不同，两兄妹决定回到中国，与父亲和好。冯家兄妹一连数月，处境十分困难，从早到晚躲在图书馆里读着又厚又重的俄文书。
蒋介石在1927年上半年虽然连连得胜，但领导地位并未巩固。7月间，他的部队在徐州遭北洋军阀部队击败，汪精卫等左翼国民党人恢复倒蒋政治活动。8月13日，蒋介石宣布基于南京、武汉国民党派系分裂，僵持不下，辞掉北伐军总司令职位，回到故乡。陈果夫兄弟留在南京，继续努力布建政治、情报网。
蒋介石率领两百多名卫队前往雪窦山。不时一袭长衫在山间小径散步的蒋介石，对访客表示已无意参与政治。事实上，蒋氏晓得国民党少不了他。南京政府立刻发现，没有他，不能筹足经费运作，更不用谈到恢复北伐军事行动。翌年，蒋介石将奠定他身为现代中国领导人的地位，也一跃成为世界舞台的一位重要政治人物。他不久也将娶进一位家财万贯、身世显赫的妻子。蒋介石的唯一憾事就是儿子不认他为父，成了政治上的敌人。
注释：
[1] 见盛岳（yueh sheng）《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moscow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堪萨斯大学东亚研究中心，1971年版，第29页。原书注5。
[2] 俄国历史学家、中国问题专家拉林（alexander georgievichrin）1994年接受俄罗斯rtr电视台纪录片《易肤之人：经国先生特殊身世》专访所述。原书注8。
[3] 余敏玲《俄国档案中的留苏学生蒋经国》，收录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九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6月出版，第111页是余敏玲在俄国当代史文件保存研究中心编号530-4-49中找到的一封信。原书注22。
[4] 见克莱恩（ray s. cline）《悼念蒋经国》（chiang ching-kuo remembered ），1989年华府美国全球战略学会出版，第160—161页。这本杂志可能是《国际评论》，参见潘佐夫（alexander pantsor）《由学生到异议人士：中国托派在苏联》（from students to dissidents： the chinese trotskyites in soviet russia）第一篇，载于1994年3月台北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出版之《问题与研究》，第118页。原书注33。
[5] 余敏玲，前引书，第112—115页。原书注35。
[6] 这份学生名册曾在1994年俄罗斯rtr电视台纪录片中播报。1927年5月的一份文件显示，米夫主张羁押冯玉祥子女，并称冯弗能是蒋经国妻子。见注［4］潘佐夫《由学生到异议人士：中国托派在苏联》（第三篇）第79页。另，余敏玲于1998年6月26日传真给本书作者，提到当年莫斯科的结婚方式。原书注37。
[7] 盛岳，前引书，第122页。《消息报》报道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对上海“清共”事件的反应，提到蒋经国此一演讲。原书注53。
[8] 1927年4月25日《时代周刊》（time ），第44页。原书注54。
[9] 1994年俄罗斯rtr电视台纪录片曾引述这封信内容。原书注55。
[10] 盛岳，前引书，第131页。潘佐夫，前引文，第二篇，第64页。潘佐夫指出，蒋经国是中山大学学生中第一批退出托洛茨基反对派之一。蒋经国在哪一天作出决定，不详。可能是4月底，距上海“清共”事件只有两个星期。蒋经国曾说他在4月提前毕业，两者对照有一致性。但是，我们也不排除，他可能是在7月份武汉国民党左翼人士与中共分裂之后，才决定退出托派。原书注59。
[11] 见1927年8月20日《真理报》。原书注61。
第四章 社会主义党人
1927年秋天，蒋经国与其他四人被选拔进入培训红军干部的列宁格勒托马契夫中央军政学院（central tolmatchev military and political institute）深造。头一年，他研修军事战术、行政管理、交通运输、地形学和火炮原理，游击战争也是一项主要课程。蒋经国的军事战略老师是红军传奇人物，内战英雄图哈切夫斯基（mikhail tukhachevsky）元帅。托马契夫中央军政学院的课程还包括马列主义，以及政治指导员在武装部队中工作的技巧等。
蒋经国还未在托马契夫中央军政学院安定下来，中国方面已传来许多恼人的消息。斯大林下令中共在广州发动暴动，遭到挫败，牺牲了许多共产党员。两星期之前，经国的父亲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盛大婚礼，迎娶孙中山先生的小姨子宋美龄为妻。宋氏姊妹的父亲宋查理（宋嘉树），在美国受教育，回到上海后以刊印《圣经》和生产干面发财致富。他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踊跃捐输，但是乍闻次女庆龄要嫁给年纪大、刚离异的孙中山，却极力反对。（宋嘉树的长女蔼龄嫁给孔祥熙，孔氏日后财富犹胜岳父。）蒋介石公开宣称，他和经国亲近的“上海姆妈”陈洁如从未有正式婚嫁关系，他已经像对待其他侧室一样，付钱给她，结束一段感情。
苏联报章抨击蒋、宋联姻是政治婚姻，这位“国民党独裁者”的军事力量与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财富、权势结合起来。蒋、宋联姻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都产生作用。除了宋家的财富和人脉关系之外，蒋的新娘子家世地位高，身为现代中国领导人，他需要有美龄这样美丽、聪慧、留学美国的美眷来匹配。不过，不容讳言，蒋对宋显然也有浪漫情愫。即使最挑剔的传记作家，也举出蒋氏有许多情书给美龄，充分显露出对她的爱慕之意。
蒋经国虽然在1927年夏天已不再积极参与中国学生支持左翼反对派的活动，翌年1月仍然签署一份正式声明，表明放弃托派思想。“由于当时我本人也不认识托洛茨基理论是否真实，遂遵照‘军校同僚’劝告，终止我和这个团体秘密活动的关系。”显然，他发表这份声明，才得以留在托马契夫中央军政学院。他的档案中从此看不到任何他涉及托派运动的记录。
蒋经国告诉我们，他在托马契夫中央军政学院进修期间，曾在一份历史杂志上发表了好几篇探讨“哲学”的文章。毫无疑问，就和当时苏联境内发表的所有文章一样，经国的文章反映出对生命与政治的唯物辩证诠释。第一年，托马契夫中央军政学院就指派经国担任学生连连长；他也成为苏共青年团正式团员，反映出他的政治、军事及学业表现都相当优秀。可是，苏联当局依然密切监视他的言行举动；据说经国同寝室的室友就是安全部门特务。 [1]
1928年5月25日，冯氏兄妹终于获准回中国。蒋经国自从进入军校研修后，显然已不再和冯弗能通信往来。冯弗能兄妹回国之后，洪国与父亲和好；冯玉祥把儿子送到日本去念军校。
1928年初某时，中山大学几位学生写信给在托马契夫中央军政学院深造的蒋经国，拟议筹组一个江浙同学会，邀请他担任会长。他的安全部门特务室友发现了这封信，向上级呈报。王明此时已是中国共产党旅莫支部首脑，他指责筹组的这个组织是反革命团体。然而，共产国际展开调查后，却找不到颠覆作乱的任何证据。
蒋经国倒是花费心思，培养他和同乡同学的革命感情。当年在中国，有心出头作为全国领袖的人，传统上都会结合盟友；经国从他父亲那里学到这套做法。蒋经国偶尔会变卖个人东西，襄助同学，尤其这些同学来自浙江、江苏，更是他交好、伸援的对象。他的一位同学严灵峰1995年8月25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就提到经国有一次卖掉收音机，接济一位同学。
1928年是中国肇建共和以来，第一次出现一个政府，得到全国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地区承认为当政者。1月间，国民党再度委派蒋介石为总司令，蒋氏新婚夫人的兄长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长。蒋介石借着得自上海资本家的资金和冯玉祥结成同盟，恢复北伐军事行动。
1928年6月4日，在日本军人阴谋下，奉系军阀张作霖乘坐的火车遭到炸弹攻击而丧命。日本希望借机寻衅，得以在东北扩张势力。取代张作霖成为奉系领袖的，正是他比较开明、较富国家意识的儿子——“少帅”张学良。少帅素以花名在外的纨绔子弟形象著称，而且在1926年染上鸦片烟瘾。然而，若有必要，他也会心狠手辣。他的民族主义意识胜过军阀的自满。在日本人要求下，他宣布东北维持非正式的“自治”，可是10月10日南京国民政府改组，少帅宣布东北易帜，接受出任国民政府委员。
现在，中国由乌苏里江以迄东南亚国境，似乎终于完成统一。蒋介石成为全中国的领袖——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者控制的少许地区，以及中共在江西及其邻省建立的一小块“苏区”则不在其节制之下。然而，实质上，蒋介石的势力只及于上海市，以及江苏、浙江、安徽和江西四省。
其他省份的地方及区域掌权者只是表面上服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实则继续维持独立王国运作。接下来数年，投入国民党阵营的许多军阀，又分裂出去自立政权。冯玉祥就是最著名的一个例子。不过，包括冯玉祥在内，没有任何军阀具强劲实力足以掌握全国大权。有实力足堪威胁、挑战蒋介石全国领袖地位者，只有中国共产党。
1928年，中国共产党由于在国内已无一处安全落脚之地，转到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年稍早抵达俄京的周恩来，是出席六大的一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年仅三十岁的周恩来在六大召开的前一年，可谓饱经忧患，几度死里逃生。1927年4月，上海“清共”，周恩来几乎丧生；7月间逃往武汉；8月间参与策划南昌暴动，没有成功，随着起义部队退到汕头，染上疟疾；被送到香港，又于12月间潜回上海。
周恩来滞留莫斯科期间，至少曾见过一次蒋经国。他告诉经国，批判蒋介石固然是一件正确的事，但仍不应忘掉随时给他父亲写信。蒋经国在回忆录里提到，6月至8月这段时间，他曾经提笔给父亲写了好几封信，但是没有付邮寄出。王明和莫斯科的一些中共斯大林派分子并不相信蒋经国，把他当作潜在的敌手。然而，周恩来像斯大林一样，显然认为小蒋日后或许可以派上用场，因此最好留个活路，说不定有朝一日他会和父亲、国民党尽弃前嫌，恢复关系。
这时候中国共产党内的两个主要领导人是唯斯大林之命是从的李立三和王明。可是，中共最重要的活动据点是江西苏区。朱德和毛泽东结合，组成红四军，口号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进，敌疲我打。”同时，邓小平也在广西省实行此后他和毛泽东奉行不渝的原则——革命不只必须流血，而且必然不可不流血。
到了1930年，世界上绝大多数政府都承认南京的中华民国是代表全中国的合法政府。散布在山区的中共只是小问题；但是，蒋介石鉴于中共有共产国际撑腰，认为若要巩固国民党政权，一定先得肃清中共势力。
1928年初，托马契夫中央军政学院学生自报纸上读到托洛茨基被斯大林赶到土耳其的消息。稍后几个月，蒋经国的导师拉狄克认错，接受斯大林的领导；斯大林宽恕了他，拉狄克得以回到莫斯科。这些发展都没有撼动蒋经国对新社会主义世界理想的向往。同年夏天，斯大林号召党的干部“消灭富农阶级”。托马契夫中央军政学院学生很少听到农村大批斗争富农的消息。经国入校的第二年，成为苏联共产党的候补党员。 [2]
此时东北却发生一项外交危机。1929年1月，少帅张学良邀请两位亲日派高级干部赴宴，托词必须注射吗啡离席，遣人把这两人击毙，巩固住对东北地区的控制大权。4月间，张学良又派军警搜查苏联驻东北的领事馆，暴露莫斯科利用其外交单位及中东铁路，搞颠覆及间谍活动的文件。中东铁路自1896年起依合约即由中、俄共管，7月间，张学良以国民政府名义接管中东铁路，逐走俄国主管。
苏联政府认为张学良这么做，侵犯其条约权利，也抵触国际法。11月中旬，苏军越过国境，稍作交战，大败张学良部队。蒋介石坚持先安内、后攘外政策，不与列强发生不必要的冲突，于是下令张学良撤退。稍后，中、苏达成伯力协议，恢复原先状况。中国共产党支持苏联动用武力恢复它在东北经济利益的举动。
中国全境此时普遍动荡不安。由于国际贸易崩溃，中国刚萌芽的丝、烟草、棉花、黄豆之出口生意巨幅衰退。若干农村地区，成千上万老百姓因闹饥荒而饿死。南京政府原本就是由国民党民族主义派、资本家及各色军阀勉强结盟组合，面临艰困情势，更难实现口头上高唱的财政改革和农村改革。世界经济大恐慌产生的政治、心理冲击效应，远比经济效应更为重要。斯大林见到危机当前，认定世界革命高潮更加不稳定，必须加紧自己的内部革命及整肃步伐，在国际政策上（包括对华政策）也必须更加激进——令人觉得讽刺的是，这正是托派的主张。
经济大恐慌因而对全世界左翼、右翼意识形态的勃兴，产生推波助澜作用。这是社会大解体和日常生活大动乱交互作用的乱世。旧体制正在消逝，新危机似乎处处浮现。纳粹主义的怪兽似乎令左翼振振有词可以采取极端立场。纳粹德国萌生征服欧洲的野心；意大利法西斯党人视非洲和巴尔干半岛为禁脔；日本则成为当时时代精神——历史修正论——的沃土。日本右翼国家主义者既痛恨西方列强在亚洲作威作福，又不满美国等地禁止日本移民，遂以白人种族主义作为攻击之目标，也作为本身推动帝国霸业及大和民族兴盛的样板。日本已于1895年占领台湾，1910年掌控朝鲜；军方开始以俄罗斯及中国为进一步扩张的对象。1930年11月，日本一个极端国家主义派青年，狙杀政策温和的首相。从此之后，日本的政治权力落到激进的帝国主义派手中。
蒋介石也开始更加右倾。当他越发依赖德、意军事顾问、教官和器材设备，他就越趋右倾。中国此时别无其他外援来源，就和蒋介石早先依靠俄援在意识形态上染上红色一样，他现在自然会偏向新的支持者之观点。蒋介石虽然用不上种族主义，但法西斯主义的教条鼓励效忠领袖、服从国家，却令他大为激赏。此后数年，他利用若干法西斯主义及共产主义，试图替国民党建立强大的知性及哲学基础，并提振党员无私无我的理想主义。
蒋经国1930年5月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每一科都是“优等”，自托马契夫中央军政学院毕业。他的毕业论文是探究游击战争。他的个人资料档案上，记载他“非常聪明……全校最优秀的学生”。毕业之后，蒋经国再度申请准予回国，不过他的第二志愿是申请准予加入红军担任军官。事实上，他申请留在苏联，颇有在军中求发展的期望。 [3] 斯大林本人可能认为蒋经国不应出任苏联红军军官，因为这将有损他是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声誉，有碍他在未来的用处，因此未准许他如愿从军。
蒋经国在军校念书，使他体魄强健。可是，1930年回到莫斯科时却生了一场大病。这是他在留俄期间几度重病之一次。这些病毫无疑问与他的糖尿病有关联，又因他大量喝伏特加酒而更加恶化。蒋经国酒量好，还教俄国朋友划拳助兴。
10月间，蒋经国病愈，奉派到莫斯科一个重要工业设施——迪纳摩电厂（dynamo electrical nt）当见习生。起先，他要担任机械工具操作员，每天八小时以上繁重的体力劳动，月薪只有四十五卢布。共产国际要他“亲身体验无产阶级的生活”。他每天清晨7时起床，夜里还要到列宁国际学院研修工程科学至深夜11时。农村动荡引起食物短缺的现象，此时已蔓延到城里，经国有时候早上没有饭吃就得上工，然而他善于发挥课堂所学，在电厂里提议做了若干技术改革。五个月之内，薪水加倍。加薪，反映出斯大林突然改变主意，谴责“齐头式的平等”，在工厂内导入论件计酬制，鼓励技术官僚的精英制。依照蒋经国的自述，他热情投入工作，除了在工厂工作、上学研修，他每星期还抽出七个小时，在工厂讲授军事学。
大约在这个时期，蒋经国在列宁国际学院一次会议中批评王明，导致共产国际要他离开莫斯科，到西伯利亚阿尔泰（altai）一个矿场工作。经国以身体虚弱为由，向苏联共产党中央申诉，得以取消此一派令。1930年夏天，王明和一批亲斯大林的中山大学毕业生，秘密潜回上海。这批学生号称“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构成中共党内所谓的斯大林“回国学生派”，此后数年与毛泽东争夺对中国共产党的掌控权。同一时期，蒋介石从与党内政敌斗争的倥偬百忙中抽暇，与宋美龄在上海一处教堂，依基督教仪式再办一次婚礼，并宣誓今后一生谨守基督徒原则。婚礼之后，蒋介石针对江西省红军，发动第一次“围剿”作战。毛泽东和军事指挥官朱德，运用大胆巧妙的游击战术，躲过政府军的攻势。
身在华南的邓小平，获悉张锡瑗在上海难产，母子均殒命。他不久即放弃在广西的作战，前往江西山区与其他中共部队会合，此后成为毛泽东的主要支持者，与“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对抗。1931年4月、7月，毛泽东和朱德又击退蒋介石部队的第二次、第三次“围剿”攻势，虏获数千支武器。
日本驻华及国内军国主义者，也逼促东京当局采取果断行动。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在奉天（沈阳）市郊发动事变，进占沈阳；朝鲜境内日军亦跨越国境，进入中国东北地区。蒋介石认为张学良还不到摊牌的时候，下令把部队退入长城以南。
面临日本入侵，国民党互不相让的各派系暂时捐弃歧见；但是，全国各地掀起一片反外情绪，学生亦抗议蒋介石不能坚决抗日。此后十四年，蒋介石在抗日这个议题上，一直处于政治守势，备受抨击。就中共而言，如果蒋介石与日本作战，中共受到的压力就会消除；如果蒋氏退缩不前，势必因拒绝捍卫中国主权备受抨击。中国共产党既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又责备蒋介石“对世界帝国主义卑躬屈膝”。1931年11月7日，毛泽东正式宣布在江西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自己出任主席。
日本人占领东北，虽然多年来就在预期之中，但莫斯科还是起了警惕。现在日本军队沿着全世界最长的一道大陆边界，与红军对峙。斯大林下令把苏联业已极为庞大的军事经费，巨幅提升，并加快工业化及迁移工厂进入乌拉尔山区的步伐。日本人的动作也让斯大林心中拿定主意，在国内必须流血发动清算，强化备战意志。鉴于远东此一新局势，中国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越发凸显。
日本占领中国东北过后不久，蒋经国突然接到一个讯息——总书记斯大林召见。莫斯科当局至今并未公开这次会面的档案，蒋经国以中文、英文叙述他的留苏生活经验的各项记载，也只字不提这次会面经过。 [4] 然而，我们很可以假定，斯大林希望和小蒋谈谈日本占领东北对苏联和中国有何影响。他必然也向经国问起他对中国国内各项发展的见解，尤其是国共两党彼此之政治动态关系，以及两党各自内部的权力斗争关系。最后，他很可能也问起，国共是否可能成立抗日联合阵线；蒋经国有朝一日是否愿意回到父亲身边，致力于此一抗日救国联合阵线工作。
我们由斯、蒋会面之后紧接着发生的事，隐约判断斯大林曾对蒋经国提出令他大为意外的这些意见。12月初，蒋夫人的二姐宋庆龄在南京拜会蒋介石，讨论国民党抓到的一个叫牛兰（hire noulens）的人的状况。波兰人牛兰在被捕之前，从上海主持中国共产党的地区支部，也被认为负责印度、菲律宾、马来西亚、朝鲜、越南和日本各地的共产党之活动。 [5] 宋庆龄肯定是替莫斯科出面，提议国民党释放牛兰夫妇，换取蒋经国回到中国。
这倒是恰如其时的接触，因为蒋介石开始思念起滞居异国的儿子。1931年1月25日，六年来的第一次，蒋介石在日记里间接提到经国,他记下：“我年轻时，没有努力学好约束自己，因此上不知孝敬父母，下不知疼爱子女。今既思之，实在遗憾。”11月28日，也就是宋庆龄在南京出现的前几天，蒋介石在日记里记下他对经国的感情：“我非常想念经国，我没有好好照顾他，实在不对。我对此殊觉抱歉。”
蒋介石并没有立即对宋庆龄的提议作答，当他和美龄讨论这件事时，谈论的重点是子嗣问题。他和宋美龄成婚四年，她现在已有三十五岁。她之未能受孕（在她之前的姚冶诚、陈洁如也都未曾生下子嗣），证实了蒋介石失去生育能力。在宋庆龄提议的两个月前，美龄凑巧也跟丈夫提到经国的地位问题，以及是否可能回国。现在，美龄力促丈夫接受这个换人之提议。蒋介石不肯，但是对自己的决定颇有天人交战的踌躇之感。
他在1931年12月15日、16日两天的日记里分别记下：“自从他前往俄国，我就不再能见到我儿；而［中华］民国目前犹在襁褓。”“天啊，我既未能忠于党国，又未能孝敬母亲、照顾子女，真是惭愧……孙夫人要求我释放牛兰，换取经国回国，可是我宁愿让经国远谪苏联，甚至命丧异域，也不能放走一个罪人换他回来。人是否有后，国家是否受侵凌，都是天命注定，我岂能逆天？我不能违反法令、背叛国家、伤害父母令誉或虚掷生命。为了我儿，牺牲国家利益，并不值得。”
12月15日，蒋介石再次下野，辞去本兼各职，带着宋美龄离开南京，回到溪口。一般认定蒋之下野是困于国民党内派系斗争，以及未能积极抗日、备遭批评所致。这些政治因素固然是部分原因，蒋氏关切儿子安危，也与他决定下野有强烈关联。
蒋氏夫妇并没有回到溪口旧宅居住。蒋介石和毛福梅协议离婚时，同意让毛夫人及其若干亲戚留在旧宅居住。不过，这些年来他已经扩建家业；工人已把旧宅附近二十五栋房子拆除，另在经国出生的老家旁盖了一栋房子。这栋新房子包括一栋两层楼的主建筑物，中央配置会客室，后进则是传统庭院，辟建一个供奉祖先牌位的厅堂。旧宅是个比较朴实的居住之所，新、旧楼的二楼设有横廊连通。新楼外门上方，蒋氏挂上刻有“丰镐房”大字的石匾，这代表着经国及养子纬国的乳名。（译按：经国乳名建丰，纬国乳名建镐。）
蒋介石和往常一样，在雪窦寺住了几天。再往山里进去一两公里，他在一处悬崖上建了一座朴素的僻静小屋，可以俯瞰千仞之下的良田。这栋小屋题名“妙高台”，有两个小房间。蒋介石躲在妙高台和雪窦寺思索、反省。他在12月27日的日记中写下：
一个人得到后世记住，是因为他具有道德情操和功业成就，不是因为他有子嗣。中国历史上多少英雄、烈士、大官……都没有子嗣，可是他们的精神和成就永垂人世。我为自己担心经国遇害而断了子嗣，大为惭愧。如果经国未被俄国敌人杀害，即使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他，我深信他在我告别人世之后还是会回来。如果我死，他才能回国，我真心希望早早谢世，以告慰双亲之灵。
蒋介石耿耿于怀的就是不能上慰祖先。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然而，身为国家领导人，蒋氏认为他不能因私人目的做出小小让步。四天之后，他依然委决不下：“我情绪极乱……忠孝不能两全，可谓生不如死。”
不过，其他的大事需要他注意。就跟过去一样，各方函电涌至，恳求他回南京主持军政。蒋氏与汪精卫再次言和，带着夫人告别溪口，回到南京。稍后不久，日军攻击上海守军。（译按：淞沪战争）
宋庆龄把她和蒋介石会谈经过报回莫斯科，斯大林研判此时仍不宜放蒋经国回中国。他把经国派到莫斯科郊外柯洛温斯基（korovinsky，今名雷雅札ryaza区）地区朱可瓦（zhukova）村的一处集体农场。 [6] 俄国各地的经济改造进行得相当痛苦，但是莫斯科地区则相当顺利。这些农场供给莫斯科居民粮食所需，附近的“模范集体农场”又可作为宣传之用。
奇怪的是，经国在他的回忆录里只一笔带过集体化的过程，根本没谈到富农的命运和粮食短缺的现象。鉴于朱可瓦村相对稳定，加上当时俄国人人活在奥威尔（george orwell）式备受监视的社会里，经国很可能相信农村必须改革，在斯大林领导下也有“令人目眩神迷、大为成功”的成绩。
朱可瓦村农民绝大多数“没念过书、粗鲁不文”，半数以上饱受虱、蚤缠身之苦。第一天夜里，蒋经国睡在教堂的仓库。第二天上午当他去吃早餐时，几个农民嘲笑他：“瞧，来了一个只晓得吃面包却不会犁田的人。”蒋经国立刻认真学犁田。第一天就一路埋首工作到日落，吃了饭，已瘫倒在床上。农民对他印象大好，十天之后就推选经国“代表他们与镇上的组织交涉谈判贷款、交税和购买农具事宜”，再也不要求他从事体力劳动。事实上，几个月之内，他就成为这个集体农场的主席。可是，1932年10月，他突然又被调职。苏联方面在他的个人卷宗档案里，对他在朱可瓦村经验的评语是：“堪为领导之才，甚至足资在地区党部供职。”
王明此时回到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而共产国际正是掌控蒋经国在俄国生活、学习的机关。王明很不高兴地发现小蒋也在俄京，而且与中国其他流亡人士常相往来。据传，王明又向共产国际建议，最好派蒋经国到金矿场服务——远离莫斯科“数千英里之遥的西伯利亚某地”。虽然每次小蒋挨整受屈，俄国官员往往站在经国这一边，他们却关心莫斯科市内“相当多数”中国流亡人士，与经国同一边，抗拒王明；他们希望能冲淡莫斯科市内中国人彼此之间的派系对立。据蒋经国自己的说法，苏共领导告诉他：“我们希望你留在莫斯科继续学习，可是由于你和中国共产党代表不合，你最好还是离开。”10月间，蒋经国跋涉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后改称叶卡捷琳堡）这个工业城市，展开新工作。
他刚到达乌拉尔山区，立刻又病倒，住院长达二十五天——这是三年内第三次生重病。1933年1月病愈，就被送到西伯利亚的阿尔泰地区。经国没有明说去的地方是古拉格集中营，只描述这段经验是“流亡西伯利亚”。他与“教授、学生、贵族、工程师、富农和强盗们，并肩工作”，这些人都“有一段想象不到的不幸际遇，成为流放人士”。九个月后，作为“工作记录良好”的奖赏，经国奉准回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
目前找得到的俄国材料，包括蒋经国本人1934年正式的自述声明在内，都没有提到他在西伯利亚这段经历。俄国学者找不到这方面的证据；说不定是他刚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立刻病倒，当局送他到阿尔泰地区不是惩处他，而是替他的健康着想——让他远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可怕的污染环境，俾能养病。
回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乌拉尔地区党委会派他到苏联宣传机构号称“工厂中的工厂”的大型机械厂“乌拉尔马许”（uralmash）工作。他先在一个雇用“数千个工人”的机械工厂担任副主管。 [7] 起先，有些工人非常不满意上级派他来做副主管。蒋经国报到上班的第一天，有位女职工玛丽亚·施曼友诺芙娜·安尼克耶娃（maria semyonovna anikeyeva）回家后就向丈夫抱怨，为什么厂里不找个俄国人当副主管。不过，她也不能不承认：“这个中国人……很聪明。”玛丽亚和她丈夫费耶多（fyodor）后来成为经国的好朋友。 [8] 她说：“他脸上永远带着笑容，一副要坦诚相交的模样。我们从来没看到他露出不高兴的面容。”
蒋经国到乌拉尔马许工作的同一年，本地一所技术学校派了几位年轻的女毕业生到厂里工作，其中有位十七岁的金发女郎芳娜·伊芭奇娃·瓦哈李娃（faina epatcheva vahaleva），是个孤儿，与姐姐同住，相依为命。照玛丽亚的形容，芳娜是个“漂亮的平常女孩”，当她绽开笑容，以“她那日本式的双眸”看着你，你一定大为心动。她身材瘦长，娴静寡言，不摆架子，个头和经国大约一般高。蒋经国很快就喜欢上她，而芳娜也抛弃她原来的俄国男朋友，爱上这位中国青年。
6月间，王明发电报把蒋经国召回莫斯科。经国抵达时，王明告诉他，蒋介石在上海宣布：听说儿子即将回中国；如果消息属实，他会当即逮捕儿子。时间又过了两年，蒋介石其实又开始挂念远谪异国的儿子，但他是为亲情牵羁，不是王明所称的怒意未消。2月13日日记里，蒋介石叹息家庭破裂，“儿子远在他乡”。宋美龄显然也又和他讨论到蒋经国。他在日记中写下：“任何人认我为父，就必须承认我妻美龄为母。”
就外交战线而言，国民党中国与苏联增进政治目标的机会也大有改善。蒋介石认为，中苏关系改变或许会有一个附带效果——经国能够回来。1934年夏天，蒋介石“剿匪”战事逐步进展，也使莫斯科修正观点。张学良游历欧洲后回到上海，进入医院，勒戒鸦片烟瘾。蒋介石派他负责“进剿”鄂豫皖边区苏维埃的任务，少帅不负使命，立刻达成任务。国民党部队在德国军事顾问协助下，节节进逼，江西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感到压力大增，开始讨论是否应该突围，撤退到靠近苏联的偏远地区。他们也向斯大林提出请示。
斯大林感受到希特勒崛起的威胁，最近才刚命令共产国际放弃极左的国际路线。莫斯科现在拼命想在欧洲资产阶级政府里寻找盟友。苏联加入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承诺协助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对抗法西斯主义，并与法国、捷克签了协定。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斯大林就期待与中国能有类似的务实外交政策，现在似乎时机成熟，可以推动。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莫斯科当局不能期待中国共产党领导统一的中国，因此斯大林看到中共立刻突围，不再与国民党军事对峙，对苏联有相当重大的好处。中共若仍在江西苏区顽抗，国民党就不太可能接受国共联合阵线、中苏联手抗日的构想。如果中共能杀出重围，撤退到北方，中国民意说不定就会逼促蒋介石接受国共二次合作的构想。再者，如果中共在撤退过程中遭到失败，仍无碍于苏联推动与蒋介石强化合作关系。
蒋经国由莫斯科回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之后，中国政府主动“与俄国正式交涉”恢复南京与莫斯科之双边关系，以及“遣返蒋经国”的议题。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牛兰夫妇仍然羁押在南京监狱；但是老蒋并没旧事重提，拿宋庆龄1931年提议的换人之议来谈。大约这个时候，共产国际毫无疑问秉持斯大林的意旨，建议江西的中共“撤退，另寻安全之地——必要时亦可撤到‘外蒙古’”。
1934年10月16日，中共把大约八万人（其中三分之一持有枪械）分成几个纵队，开始撤出江西的长征。周恩来负责协调突围策略；年方二十七岁的黄埔军校毕业生林彪率领红一军团，彭德怀领导红三军团。在江西负责主编党报《红星报》的邓小平，熬过留苏派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一次整肃，也参加了这次漫漫长征之旅。
斯大林一连几个月都在细细盘算蒋介石要求放经国归国一事。蒋经国在回忆录中提到，从8月到11月，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突然密切监视他的一举一动，两名特务每天形影相随跟踪他。在紧密监视的过程中，蒋经国被拔擢为乌拉尔马许工厂报刊《重工业日报》（heavy machinery ）的副主编。按一般常理，受到严重怀疑的人，不会有机会得到这个宣传机关的职位，因此，特务可能是要查证经国的忠诚度。
过了几个星期，内务人民委员会乌拉尔地区主管李希托夫（lishtov）召见蒋经国，通知他，中国政府要求把他送回国。蒋经国说，李希托夫表示，内务人民委员会希望他写信给莫斯科的外交部，表明“你不愿意回中国”。蒋经国声称他拒绝听命，几天后，李希托夫又对他说，中国大使馆有位秘书希望跟他会面。蒋经国和这位中国外交官单独会面，但邻室坐了两个人。这表示蒋经国不能自由发言。“我当然不敢多说话，也不敢透露希望回中国。我们只能谈谈国内的进步，以及我家人多么盼望我回国等等。”
中国驻苏大使馆立刻把和蒋经国接触的情形，向南京方面呈报。六十多年之后，台北当局还不肯公开当年南京和驻莫斯科大使馆之间就这个议题的来往函电，显然忌讳蒋经国当时亲苏、反国民党的言谈会引起难堪、尴尬。1934年12月14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下：“当我听到经国不愿由俄国回来，知道这纯是俄国敌人编造，故能平静处之。我能对此一笑置之，应该算是有了进步。”
1935年1月，共产国际又要蒋经国回到莫斯科，很可能是要他参加就中国国内以及中共党内各项发展的讨论。［长征展开之后几个月，毛泽东在政治角力中赢了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这批留苏派；邓小平成为毛泽东最倚重的一位副手。］这一次，蒋经国也得以和斯大林共进晚餐，“喝浓汤，吃荞麦面包，还有果汁”。斯大林此时正在国内发动血雨腥风的大恐怖整肃（great terror），蒋经国和俄国国内老百姓一样，必须谨言慎行，必须表现出政治正统立场。所有迹象全都指出，事实上这个阶段的蒋经国，思想大体都符合共产主义正统。
蒋经国回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3月间经由简单的注册程序，和芳娜结为夫妻，此时他月薪七百卢布，相当可观。小两口分配到一户两个房间的公寓，照当时的标准，公寓“相当好”。此后，叶利扎罗夫（蒋经国）公寓每逢假日，不时招待宾客；由于境遇比俄国人好，他不吝以高加索舞蹈、俄罗斯歌曲和客人同欢。蒋家常客有地区党委书记李奥波德·艾维巴赫（leopold averbach，托派分子），以及工厂厂长弗拉基米洛夫（dimirov）同志，蒋经国和芳娜还到克里米亚度假——这可是最受组织赏识的工人和干部才得享受的特殊待遇。
蒋经国在两份工作、研修工程学和社交活动之外，还抽出时间开始替乌拉尔马许工厂写史，就国际事务发表演讲。当他要演讲时，老祖母们都不愿在家照顾小孩，坚持要听听叶利扎罗夫同志演讲。大家公认，蒋经国是仅次于艾维巴赫书记的最好的国际新闻分析家。玛丽亚回想说：“天啊！他真聪明，又博学！”
蒋经国完全没有露出思念祖国的迹象。有位朋友说，他从来没有提到双亲或中国。12月，年仅十九岁的芳娜早产，生下一个仅有三磅半的儿子，经国给他取名“爱廉”（ai-lian。译按：即蒋孝文） ，后来这个儿子的英文名字就成了n。头三个月，芳娜和经国夜里必须轮流起床，以点眼药水的小管喂婴儿。 [9]
1935年春天，苏联正式和法国、捷克签订盟约。虽然中共部队仍在长征途中，斯大林决定应在中国积极推动联合阵线策略。大约在5月、6月间，共产国际指示中共领导人，应该主张和蒋介石合作（直到这个时候，中共一直诟骂蒋是万恶的土匪），唯一的条件是，蒋氏必须放弃“对付自己人的作战”，组成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8月1日，中国共产党正式呼吁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蒋介石立刻峻拒。10月间，毛泽东率领大约九千名残部，抵达陕西省北部荒凉的延安地区；一年前由江西突围时的八万人，现在仅剩下一成左右，加上陕北原本的共产党人，以及张国焘率领的另一支部队，中共现在只剩下大约两万人，而且不是全都配备步枪。蒋介石命令少帅张学良调动兵力进击中共残部；经过一番血战，红军与东北军双方均伤亡惨重。
同一时期，日本军方已在东北扶持成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野心更炽，又夺占北平周围的河北各县，北平数千名学生走上街头抗议日本侵略行为，却遭到北平警察镇压。南京及其他城市亦相继爆发抗日示威。痛恨日本的少帅开始起了是否应该响应抗日联合阵线的念头。然而，蒋介石还是相信，在对抗日本之前，必须先歼灭共产党、强化中国军事力量。
他下令张学良再度对中共增强压力。然而，中共大力活动，号召成立抗日联合阵线，打动了老家横遭日本占领的东北军若干军人的心，许多人开始投向中共。2月间，张学良首次和中共人员秘密见面。
纳粹德国和日本关系日益密切，德国对中国武装部队的援助，势必有中断之虞，不过，蒋介石仍然尽最大能事，维系与德方之关系。1936年他派次子纬国前往慕尼黑军校就读，这个决定跟他十一年前让经国前往莫斯科学习，何其相似。
在这段局势混沌不明的时期，《真理报》刊出一篇蒋经国写给母亲毛福梅的信。 [10] 语气与上海“清共”后他痛斥父亲如出一辙。他谴责蒋介石是“全体人民公敌，因此也是他儿子难以和解的敌人”。经国声称“以这样的父亲为耻”，没有意愿回到中国。他对母亲重提往昔遭到丈夫虐待的苦楚：“母亲！您记得否？谁打了您，谁抓住您的头发，把您从楼上拖到楼下？那不就是蒋介石吗？您向谁跪下，哀求让您留在家里，那不就是蒋介石吗？谁打了祖母，以至于叫祖母死了的？那不就是蒋介石吗？这就是他的真面目，是他对待亲上的孝悌与礼义。”蒋经国又称颂他在苏联的经验：“您的儿子现在非常了解人的生活，以及解放受榨欺、压迫人民的方法……他绝不会回国去宣扬那个吹嘘大话的父亲手中勉强抓住的怯懦的武器。”
根据蒋经国的解释，写这封信是出自王明的主意；王明对他说：“中国方面谣言纷传你在俄国被捕。你应该写封信禀告母亲，你在这里工作、完全自由。” [11] 王明把一封代他写好的信交给蒋经国，蒋拒绝签字。然而，朋友劝他，如果签署这封信，日后可能有机会回中国。他应该就不再坚持，接受了代他拟好的稿本，但是坚持加上一句话，告诉母亲，如果想见儿子，“请到西欧来会面”。
蒋经国在回忆录中记下，他在次日去见内务人民委员会首脑雅戈达（genrikh yagoda）。这个抓了数十万人，把他们送上断头台的情治机关头子，不仅抽空接见蒋经国，还同情他，要求王明销毁这封信。蒋经国自己草拟一封信，信中不提希望回国，但是加了一句话“试图表达出思家之情”，这句话是：“我无日不盼望着再尝尝久已未尝的家常小菜”。据蒋经国的说法，王明接受了这一封信，可是却把原先代拟的那封信送回中国，并透过《真理报》发表全文。鉴于斯大林对蒋经国的重视——雅戈达不寻常地注意王明代撰信稿事件即是一个证据——很可能是斯大林本身认为，刺激一下蒋介石记住与唯一的儿子关系不睦，可能对俄国有某些战术上的好处。
1936年夏天，欧洲、日本局势有险峻的发展，莫斯科展开“大恐怖”的整肃行动，举行第一波的公审活动。当局起诉十六名老布尔什维克党人（大部分是托洛茨基的旧盟友）犯了叛国罪，他们的“认罪”，又牵连出其他人。恐怖行动立即扩张，肇致许多骇人听闻的控诉、光怪陆离的认罪，四处株连，许多人遭到处死或打进劳改营。斯大林的头号打手雅戈达本人也在9月间罢官，最后卑惨地站到他把许多人送去的墙前，在行刑队枪口下毙命。
蒋经国周遭的一些朋友也遭到这类控诉，甚至消失了。蒋经国的导师拉狄克轰轰烈烈地认错，逃过死刑，却难逃牢狱之灾，后来于1939年死于狱中。艾维巴赫过去也是托派，处境艰危，不久即成为一次公审的主角人物（公审中他可能试图诬攀蒋经国）。最后，内务人民委员会以反革命罪嫌逮捕了三百八十万人，处死犯人逾七十八万。1937年，斯大林整肃的矛头指向军方高级将领，包括曾经教过蒋经国军事战略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连他的妻子、两个兄弟也难逃魔掌。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布柳赫尔是判处图哈切夫斯基有罪的军事法庭审判员之一；然而，不久，布柳赫尔将军本人也遭枪决。鲍罗廷活到1940年代中期，然后不知所终。斯大林总共杀掉三万名红军军官，这个数字远胜过日后德苏战争头两年纳粹杀死的俄国军官的人数。几乎所有蒋经国认识的地方及区域级俄共干部，包括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干部，不是命丧黄泉，就是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蒋经国的回忆录只字未提他的朋友、老师遭到整肃的事，也没有透露他对大整肃的反应。或许，他跟当时苏联境内的每个人一样，不敢对此有批评的念头，更不敢发出质疑之声音。甚且，斯大林政权的宣传工具把镇压行动合理化，鉴于国家在东、西两线濒临战争危机，必须肃清内部敌人。多数俄国人显然接受这套说辞，甚至那些被送上断头台的人也认为这么做不无道理。这乃是当时的时代精神——崇拜、歌颂意识形态、战争和死亡。
蒋经国显然依旧对共产主义坚贞不渝。1936年11月16日，他申请加入苏联共产党成为正式党员， [12] 这里头的涵义很清楚——他觉得他很可能要留在苏联终老，回不了中国。大约这时候，中国新任驻苏大使蒋廷黻抵达莫斯科。蒋廷黻赴任前不久，宋美龄私下召见他，对他提起，蒋介石“非常盼望儿子经国能回到中国”。蒋大使与苏联外交部初接触就提起蒋经国这个议题，希望苏方见告蒋经国的下落。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史狄孟尼可夫（stemenikov）表示，恐怕很难打听到蒋经国的下落，但是保证会去设法查查。然而，不到几星期，中国国内发生一桩事件——国共新建联合阵线，为蒋经国回国打开一扇门。
是年春天，张学良曾秘密潜往陕西中共地区，与周恩来会面。周恩来说服张学良，相信中国共产党诚挚希望以抗日为最高优先。稍后，坚决“反共”的山西军阀阎锡山（过去是支持蒋介石的关键角色）也同情张学良替联合抗日辩解的立论。夏天，华南地区与蒋同盟的重要军事将领，把部队开进河南、江西，请命抗日。
是年秋天，与日本对峙的情势进一步恶化。伪满部队在日军飞机、坦克支援下，侵入绥远省，可是蒋介石依然相信在抗日之前，他可以也必须先消灭共产党。不过，蒋介石也和毛泽东一样，相信“打打谈谈”策略。他一方面对中共以军事行动增加压力，一方面授意陈立夫与周恩来秘密会谈。
周恩来在1936年底，偕同共产国际华人代表潘汉年秘密前往南京。双方暂时协商完成联合阵线宣言的大纲：中共同意废除边区苏维埃，解散红军，把部队交给政府军事委员会节制。这正是1937年国共最终达成协议的条件。然而，周恩来要先回延安报告，12月初，周抵达西安，预备先向张学良通报在南京交涉的情况。
蒋介石虽然事先接获情报，明白西安之行可能危险，依然不顾警告，也要到西安，与立场已经动摇的将领们讨论。12月11日，蒋氏与高级将领举行一场气氛凝重的会议，他一再强调必须先解决中共，才能抗日。翌日黎明时分，少帅一支部队突袭蒋氏及随从投宿的西安市郊温泉胜地骊山，正在洗温泉的蒋介石，赤身露体跳窗逃跑，在翻过一道墙时，伤到背部。张部在一处洞穴找到蒋氏，他怒声呵斥张学良部队：“开枪打死我吧！”带队的年轻上尉答说：“我们不会打死你，我们只要你领导国家抗日！”
蒋介石遭到少帅部队挟持的消息传出，延安和南京方面一时都乱了手脚，不知如何反应。南京政府预备派出大批部队进击叛军。中共阵营有些人主张杀了蒋介石，与张学良成立抗日统一战线。但是张学良在12月12日通电各方，表明他志不在推翻蒋委员长，只是要求他出面组织救国阵线。
斯大林接获西安事变的报告，了解其中既有危险，也有机会。他也晓得周恩来、陈立夫稍早在南京的接触。如果西安事变不赶紧落幕，可能在中国引发一番新的激烈内战，国民党很有可能转向日本争取支持。如果共产党能扮演关键角色，促成蒋介石脱险，可能有助于成立抗日统一战线。
《消息报》和《真理报》都发表文章，谴责挟持蒋介石的行为，声称中国国际地位艰难，必须团结对外，中国唯有靠蒋委员长领导才能统一。斯大林拍发一则电报到延安，认为蒋介石是唯一拥有足够的号召力、能领导全国统一阵线的人物。斯大林甚至说，可能是日本阴谋策划挟持蒋委员长的诡计，要让中国深陷内战的泥淖。
毛泽东和周恩来也认为，蒋介石一死，南京可能会出现亲日的国民党政府。毛派周恩来再到西安，斡旋释放蒋介石。同时，张学良也读到蒋的日记，获悉蒋介石有在“剿平”红军之后，与日本作战的秘密计划。中国国内各地亦涌现同情蒋氏的浪潮。
12月14日，蒋经国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读到西安事变的新闻。同一天，共产国际赫然发觉，乌拉尔马许党委即将批准让蒋经国晋升为苏联共产党正式党员！ [13] 共产国际紧急发出电报，主张不应就此一事做出决定，并且训令经国到莫斯科报到。12月16日，周恩来抵达西安，见到蒋介石。蒋介石坚拒与劫持他的人谈判，声称唯有在无条件获释之下，他才肯斟酌联合阵线的问题。周恩来告诉他，中国共产党预备接受他的领导，为示友好，担保经国可以由俄国回来。经国是爱国分子，毫无疑问也会希望父亲抵抗入侵中国的敌人。 [14] 在中国共产党、苏联以及中国各地都涌现释放蒋介石的声浪之下，张学良屈服了。
现在，阻挠蒋委员长获释的唯一关键是：如何处置张学良？蒋介石要求少帅和他一道回南京，接受军事审判。然而，蒋夫人宋美龄曾经向张学良保证，如果放了蒋委员长，他不会受到惩罚。圣诞节当天，蒋介石夫妇飞回南京，受到民众热烈欢迎。虽有蒋夫人出面陈情，军事法庭仍判处张学良有期徒刑十年；蒋氏则把刑期减为无限期软禁、管束。 [15] 蒋介石回到南京，立刻召唤陈立夫到他卧室谈话。陈问：“周恩来在西安的态度如何？”蒋答说：“很好。”陈立夫进言，现在政府大批部队已集结部署在陕西省内及周围省份，该立刻进攻延安，收拾毛泽东及共产党人。蒋介石低头不答。陈立夫觉得蒋氏累了，也就不再多说而告退。
注释：
[1] 严农、彭舍予（音译）《蒋经国在苏联》，收于《蒋氏父子》，浙江省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4年版，第173页。当时苏联的国内安全机关依然称作ogpu，它在1934年改名为“内务人民委员会”（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nkvd），1953年又更名为“国家安全委员会”mittee of state security，kgb）。原书注7。
[2] 蒋经国1934年写了一份自述，附在《尼古拉·叶利扎罗夫（蒋经国）同志所填写的共产党员入党申请书问卷》后，其影印本载莫斯科1991年8月《今日亚非洲》（asia and africa today ），第52—55页。根据这份自述，他成为苏共候补党员是在1930年。不过，克莱恩《悼念蒋经国》第165页则说：“1929年12月，在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压力下，我登记成为俄国共产党候补党员。”原书注20。
[3] 余敏玲1998年6月26日发给本书作者的传真。作者1995年9月26日在北京访问杨天石、李玉贞，两人也有同样说法。原书注27。
[4] 北京一位通晓俄文的学者在莫斯科的总统府档案室做研究时，前苏联驻中国大使雷多夫斯基（redolfsky）给她看1931年斯大林、蒋经国会谈的卷宗之封面，标题“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之政治情势及苏联对蒋介石之态度”，但是俄方不让她看卷宗内容。本书作者1995年9月9日在北京访谈李玉贞，承她见告。原书注33。
[5] 杨天石是北京中国现代史研究所前任所长，专研民国史；此处据他在1996年10月提供给本书作者的书写字条。原书注34。
[6] 克莱恩《悼念蒋经国》，第171页，经国称这个村子名为“谢可夫”（shekov）。而他在注［2］提到的1934年自述中，则称这个村子“柯洛维诺”（korovino）。朱可瓦是他居住的村子之名，柯洛维诺则是柯洛温斯基地区首府。原书注42。
[7] 见拉林1996年1月5日由莫斯科发给本书作者的电子邮件。但是《纽约时报》1936年2月12日第12页引述蒋经国给母亲的信，则说他掌管四千名工人。原书注47。
[8] 1994年俄罗斯rtr电视台纪录片，则指玛丽亚、费耶多两夫妇姓安尼基夫（anikeev）。原书注48。
[9] 见蒋家一位家人1999年2月22日给本书作者的信。原书注65。
[10] 见《纽约时报》1936年2月12日第12页。原书注66。
[11] 蒋经国误把他和王明会面的时间记成1935年，而不是1936年。有可能他是在1935年写下这封信，《真理报》到1936年2月才把它发表。但是，比较可能是他记错年份了。原书注68。
[12] 这一天他把填好的申请入党问卷提送地方党部。原书注73。
[13] 1994年俄罗斯rtr电视台纪录片播出一份文件，“1936年12月15日接受蒋经国为第四类布尔什维克党员的决议”。第四类指的是“人民敌人”的子女。原书注80。
[14] 韩素音《长子：周恩来与现代中国之形成，1898—1976年》（eldest son : chou eni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1898—1976 ），第154页，她引述王炳南对蒋、周这次会谈的说法。原书注81。
[15] 王冀1995年12月9日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称张学良这么说。原书注82。（译按：王冀是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
第五章 抗战爆发及父子团聚
1936年12月，蒋经国到达莫斯科，外交部副部长史狄孟尼可夫告诉他，蒋介石希望他能回中国；史狄孟尼可夫又说，苏联政府认为国民政府是个友好政权，准备接受这项要求。史狄孟尼可夫等人毫无疑问也告诉蒋经国，他回中国，投身抗日联合阵线，是献身革命大业。经国在俄京略为逗留，就回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等候上级指示。数星期之后，共产国际下令结束他在乌拉尔马许工厂及《重工业日报》的工作，当时，经国熟识的一些人，如拉狄克、艾维巴赫等人正在遭受审讯，为了保命，散播出他有不正当思想的指控。斯大林显然对这些指控充耳不闻。
1937年开年，蒋介石依然不能确定是否能再见到亲生骨肉。他在日记中写下：“我深盼儿子能回来……但是若要我牺牲国家利益，我宁可无后。”蒋委员长没有承诺停止内战。此时，他的声望又告恢复，手上握有一百五十万大军；空军虽然只有一百架飞机，与日本相比是小巫见大巫，但是比起根本没有空中武力的毛泽东又强得多。由于听力障碍由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的陈纳德（ire chennault）出任蒋介石的空军顾问。2月间，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不肯支持联合阵线，重申必须加强“剿共”作战。陈立夫和党内占优势的保守派，想搁置和周恩来的协议草案，赶紧打胜内战。然而，蒋介石心中已有盘算。
2月间，莫斯科再次传唤蒋经国由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进京，但是这一次要他带着家人及随身细软。工厂里许多同志来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火车站，向他们认识的叶利扎罗夫同志一家人道别，大家在寒风中在月台上唱歌、跳舞，举行茶会。蒋经国对朋友们宣称：“［苏共］中央派我到中国，以便把家父争取到我们这一边。”
镜头转到莫斯科，红军友人在伏特加酒和丰盛的菜肴助兴下告诉蒋经国，苏联会尽全力协助中国击退日本。当时还未遭到整肃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极可能曾和他见面谈话。史狄孟尼可夫再次接见蒋经国，表达希望在蒋委员长领导下，中、苏关系日益密切。最高潮是经国晋见斯大林话别，谈话主题无疑就是迫切需要成立抗日统一战线。 [1]
3月初某个寒风刺骨的夜里，蒋廷黻大使接到使馆仆役报告，有位中国客人到访，但是此人在未见到大使本人之前，不愿透露姓名。这位满脸笑容、两颊红润的青年访客进来后，立刻表明身份。蒋大使还来不及问话，经国已经问：“你认为我父亲希望我回国吗？”蒋大使向他担保，委员长渴望他能回国。 [2]
几天后，芳娜陪着丈夫与蒋廷黻大使共同进餐。蒋大使在回忆录中形容她“是个漂亮的金发女郎，可又十分害羞”。经国在餐桌上高谈阔论他的改造中国大计划，蒋大使不以为然，建议经国尽量多了解中国各项弊病及其原因，然后才对症下药，提出大计划。
蒋经国情绪十分高昂，过去已是过去。如果父亲愿意忘却过去的不愉快，他也可以抛弃过去种种。经国的务实、乐观精神，加上中国人的爱国心，且信仰马克思主义，使他拥抱突然为他而开启的未来。蒋大使帮他选了礼物——一组乌拉尔山黑色大理石制的桌上装饰品，送给委员长，一件波斯羊皮大衣送给夫人。大使馆另外替蒋经国准备了一套西装，给芳娜准备了一件高贵的长衫和外套。
蒋经国离开莫斯科前夕，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告诉他，他应该向蒋委员长进言，说明中国共产党最为真诚，决心与国民党合作。季米特洛夫又盛赞蒋介石：“我们都晓得委员长是最能干的战略家、最杰出的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最伟大的领袖。”经国接受共产国际的建议，把他在苏联求学、生活的十三年（1925—1937年），每年各写一篇文章记述其梗概；这些文章合辑起来，成为一本小书《我在苏联的生活》（my life in russia ），对他在苏联的经验以及苏联的各项成就，有正面、肯定的描述。 [3]
蒋经国一家启程前往海参崴前，有个年轻人——康生前来拜访经国。康生是中国共产党派在共产国际的代表，专长内部安全侦防。在近月来的大整肃运动中，康生指认苏联境内许多华人是托派分子，后来这些人横遭死刑。康生照会经国，他将陪着蒋家作跨越西伯利亚的漫长旅行。 [4] 登上火车之前，蒋经国拍发电报给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友人，提到他、芳娜和儿子东行途中将会经过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安尼克耶娃夫妇等友人在火车站会见他们，与他们喜欢的这对中俄联姻夫妇拥抱话别。接着，火车补足了木柴燃料，离开这座工业城镇，迤逦东行。这对夫妇自此以后再也不是叶利扎罗夫了！
火车要花好几天时间穿越这块北国冰天雪地，使经国有时间整理思绪，回想他在苏联的日子。与他同时代的俄国人，也罕有人像他这样对苏维埃社会有如此广泛的经验。经国现在已经是二十七岁的成熟男子汉，他的命运再次投注到中国这块土地及其人民身上。到了海参崴，蒋经国让家人先上邮轮，他和康生前往内务人民委员会本地办事处，两人共同署名拍发一封电报给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党部，电文说：“现在，党派我回国，这是一件重大任务……请转告共产国际执委会，我会恪遵党纪……我们由苏联海滨向各位致上共产同志最热忱的问候。”
不论中共或苏共对蒋经国曾经抱持何种希望，这封电报是他对共产党最后一次听命行事！ [5]
蒋经国回到中国之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已接受了周恩来与陈立夫洽妥的政治协议草案原则，把红军置于南京政府指挥调度之下，停止没收、重新分配土地的做法，并在共产党控制地区举行民主选举。蒋介石并不是一夕之间头脑糊涂，对共产党的意图有了天真想法。他日后就说，1937年初没有坚持打下去一举歼灭中共红军部队是致命的错误。但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节节进逼，侵凌中国，蒋若执意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在政治上风险极大；而且，国共联合抗日，使得苏联有可能大量提供军事援助，不仅有助国民政府抵抗日本入侵，也可以扩大国民党军队对中共的兵力优势。甚且，国共和解之下，蒋委员长唯一的骨肉儿子可以回国，而且还带回来一个孙子——总可以告慰先祖了！
蒋经国离开俄国不久，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戴维斯（joseph e. davies）向华府报告，中、苏关系“在短短几天内”有了极大进境。戴维斯研判，中、苏双方已有确切了解，苏联不会再对中国境内独立的政治、军事势力（意指共产党）提供支援。
果然不出斯大林所料，国共联合阵线激起日本军国主义者加速针对中国全面军事行动的时程表。日本军队视中国东北及广大的华北地区为其禁脔，但是它的真正目标和德国一样，觊觎俄国大片领土。日本极端的国家主义者不希望坐视中国成为一个统一、更强大的国家。日本必须迅速征服中国，俾能把主力用到对付苏联之上。
然而，日本的文职领导人只想掌控中国，不想占领中国，有些人更认为“反共”最为重要，生怕日本一脚陷入中国这块大泥淖，无法脱身。即使在1937年，国民党与日本谈判之际，汪精卫、陈立夫等人还力陈，南京政府、东京政府皆有“反共”意识，应该结为盟友，不应互为仇雠。原本是左派的汪精卫，事实上后来即投日，与日方合作。但是，日本军国主义者驰骋全中国的野心不可遏抑。从1895年以来，日本攻无不克，扩张势力相当顺利，令日本海军、陆军野心大炽。欧洲的局势更似乎印证世界的未来应由尚武的民族来掌握。
1937年4月19日，苏联货轮缓缓驶进黄浦江，蒋经国伫立在甲板上眺望，芳娜抱着年仅两岁的孝文陪着他。岸上的工厂、船坞，远比经国记忆中来得多，交通、污染越发严重。江湾岸边，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几艘军舰悄悄泊碇，灰色的帆布掩盖着舰上的炮管。
主席侍从室主任和杭州市长亲自到码头迎接蒋经国一家三口。一行人在保镖护卫下直奔火车站，数小时后已抵达风景优美的杭州市。蒋介石在日记里对儿子回国一事记下：“先母在天之灵一定欣慰经国回来。”但是，蒋氏并没有迫不及待要见暌违多年的儿子。经国回国数天之后，到南京拜访陈立夫。两人互相拥抱之后，小蒋抱怨父亲还没见他。陈立夫说：“你现在还是共产党员，而且还写信骂他，你必须先写信给他，向他报告，你已经不是共产党员，希望加入国民党。” [6]
的确，经国从来没写信给父亲请求宽恕，声明放弃马克思主义，以及表达恢复国民党党籍的意愿。即使平安返抵中国，他脑子里根本没想到这回事。父亲无条件要他回国，没有要求他道歉，因此他也没有道歉认错。但是现在传统的尊父之道，要求经国表示浪子回头，承认过去的不是，宣布对父亲忠诚。
经国提笔写了一封信，并前往拜访吴稚晖，十二年前经国为了前往苏联留学曾去请教于他。吴稚晖一副两人不久前才见过面的模样，平静地问他：“你尝试的经过怎么样？”吴稚晖可能去见了蒋介石，向他转达了经国在苏联的种种际遇。蒋氏终于同意接见儿子。父子会面安排在杭州市的国民政府主席别馆进行，这栋别馆原本是中国招商局已故世的总董宅第。门一关上，经国已跪下，向父亲三叩首。
蒋介石问起儿子对前途有何打算。经国说，他有心在工业或政治两者之中，择一而为。他对父亲说：“我有些主张——进步的主张，希望有机会实现。”他又表示愿意“在最艰巨的条件下”，尝试推动他的构想。 [7] 老蒋强调，谈论分派工作之前，必须先处理一些基本问题。首先，蒋经国现在已经不太能用中文写东西；其次，他的古文已荒废多时，必须密集温习功课。最后，委员长建议经国利用这段时间把他在苏联的经验写下来。然后，蒋介石带着儿子到客厅去见蒋夫人，经国称呼她为“母亲”，并请准把在楼下等待的妻儿带上来介绍谒见。
芳娜可是神经紧张地等候着晋见公婆。这位二十二岁、略敷胭脂的俄国女郎置身异国，即将谒见语言不通的中国第一家庭，怎能不紧张？芳娜是个率真、羞涩，相当单纯的人，只有技术学校的学业水平。芳娜只有两三套简单的衣服，加上莫斯科中国大使馆送给她的那套华服。现在她要见的新婆婆可是富贵聪明举世闻名。
会面进行得十分平顺。蒋夫人对这场家庭团聚可费了不少心思，尽力让芳娜放轻松。或许就在这一天，蒋介石给媳妇取了中文名字“芳娘”。可是经国不喜欢，日后把它改成同音的“方良”。经国告退时，蒋夫人悄悄塞了一沓钞票给经国，嘱咐他给自己和家人备置衣物。
后来，经国和蒋夫人之间意见参差，在政治上相互较劲，但是他一直很尊敬她，即使彼此的关系紧张，但都能相互尊重。 [8] 方良也和婆婆维持合宜、友善又不太亲昵的关系。她绝不和婆婆争风头，也不会模仿婆婆的举止，反而一心一意持家，做个传统的中国妇人。她和俄国以及亲友的关系全都断了，也接受了中国习俗，说得一口道地的宁波话。
杭州父子会之后，《纽约时报》引述“接近委员长的消息人士”的话，指称外传小蒋是个“彻头彻尾的共产党员”，而且还写信诟骂父亲，“全是俄国人编造的故事”。
经国一家人在一小队随从陪伴下，坐船到宁波，再转搭军车沿着新铺的公路，穿过溪口周围山区。浙江早春的盎然绿意，迎接着归乡的娇客；军车驶过蒋委员长在溪口镇边盖起的武岭门，引来一批小童追逐。经国指点妻儿、介绍清澈的剡溪，以及约在一里之遥耸立的青山。不一会儿，他们已经来到扩建得美轮美奂的蒋家旧宅。
虽然有一段时间，毛福梅和蒋方良这对婆媳必须比手画脚，两人却一见如故，相处甚欢。毛夫人一点也不介意媳妇是个外国人，她告诉朋友，方良是她生平所见最漂亮的女人。经国夫妇回到溪口老家后，又遵奉中国古礼办婚事，方良穿上传统的凤冠彩裙，好不热闹。按照习俗，新娘子要烧几道菜（显然一定是俄国菜啰）展露手艺，但是村人嬉闹，偷偷把湿柴塞进灶里，弄得厨房浓烟不散。
接下来的春、夏之季，方良喜欢骑自行车在镇上逛，有时还骑马；甚至还换上泳衣，跑到溪中游泳。这些动作让镇上居民看不过去，可是毛福梅挺身替媳妇辩解，解释说在西方国家的富贵人家妇女也都这么做。
蒋经国通常不睡在丰镐房，而是住在他父亲在城门下临溪而盖的一间待客小屋。蒋委员长给儿子亲挑的老师徐道邻，也搬到小屋和经国一起住。小蒋开始以俄文写下他的回忆录《冰天雪地》，另外还温习写字。老蒋又开始频频写信，指示已经二十七岁的儿子如何学习。照经国的说法，父亲担心他“对中国的道德哲学和民族精神，没有深刻了解”。
蒋介石果然又坚持儿子要专心读曾国藩的作品，尤其是《曾文正公家书》，还要读《论语》、《孟子》和王阳明的文章。他在5月12日致经国一信，要他研读《三民主义》之前，先读两遍《孙文学说》。
多年之后，徐道邻提到蒋经国对于西汉末年的争议人物王莽（公元前45年—公元23年）推动若干社会改革的历史，特别感兴趣。徐道邻又说，小蒋一再称赞苏联社会的平等精神及不重物质享受的特色，也钦佩苏联重视青年动员工作，发动群众支持政府行动的做法等。经国不认为必须隐瞒他对这些事情的看法，把他离开莫斯科前夕写下的他在苏联生活经验的文集，送一份给徐道邻过目。他还把这些文章，配上他新写的回忆录，一起呈送给父亲。老蒋对儿子表示，阅后“非常感动”：“当你记得曾经经历的折磨，就更能体念回到祖国的可贵。”但是，蒋介石要求经国亲自把回忆录迻译成中文，他认为要别人帮儿子把回忆录迻译成为中文，“很难为情”。
蒋经国回到溪口后不久就到雪窦寺参拜，由雪窦寺再往山里走，就是蒋介石盖来软禁张学良的一栋西式洋房。他和张学良发展出一段相交逾半世纪的友谊。他们两人有许多共同的地方：两人的父亲都是著名的军头，都有威权性格。少帅也跟经国一样，为了自认崇高的理想，对蒋介石不忠。他们两人也都是浪漫的理想主义者，毫不矫情、没有架子，又精力充沛。
两人时常相偕在树林中散步，徐道邻偶尔也陪着小蒋上山，对蒋、张两人讲授孔孟之道或中国历史。少帅和经国闲暇之余，也爱喝酒、划拳。张学良与他的红粉知己赵四小姐自此形影不离（译按：赵一荻女士于2000年6月间在夏威夷溘逝，先少帅一步谢世） ，他亦寄情于研究明史、收集中国艺术品，有时也打打麻将。
蒋介石持续写信指导经国读书，直到7月24日最后一封家书抵达。他在这封信中说：“你应该专心学习中文、练习书法……不必为日本侵略分心，我有办法对付他们。”
蒋介石极力回避的全面对日抗战，终于在1937年7月7日于北平城郊卢沟桥爆发。日军和中国守军在夜里发生一场混战，不分胜负。两星期后，日本首相近卫文麿要求“彻底解决中、日关系”。蒋介石立刻回应：吾人当前唯一之路就是领导全国民众，万众一心，奋斗到底。日本军队迅速占领北平，但是中国守军奋勇坚守上海，鏖战三个月，对日军造成极大伤害。
起先，蒋介石并没有采取撤退、焦土政策，他把德国军官训练的精锐师团，以及几乎全部炮兵投入上海保卫战。这就是他在7月24日给经国信上提到的“办法”。蒋介石在上海一役，折损了六成的精锐部队。上海沦陷之后，国民党军队向南京撤退。中国和苏联在日内瓦呼吁国际联盟采取行动。国联以及美国等国家敦促日本撤军，也表示同情中国际遇，可是除了教会团体捐助粮食、药物之外，西方国家并没有伸出援手。中国人认为苏联和中国是世界上唯独愿意挺身抵抗法西斯侵略者的国家——其情的确可悯。
1937年8月21日，中、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苏联船只开始由黑海敖德萨港（odessa）运装军用设备及补给品，千里迢迢，送到广州。数以百计的苏联飞行员、教官和飞机，飞越戈壁沙漠，进驻甘肃省中国基地。当苏联本身面对的威胁大有升高之势时，斯大林援助蒋介石的手笔、规模之大，见证了中国抗战成功对苏联极具战略意义。此后两年，苏联提供给蒋介石大约一千架飞机、两千名飞行员，以及五百名军事顾问。由1937至1945年，中国得到的俄援总值约两亿五千万美元，其中绝大部分是在抗战的头四年提供，当时没有其他国家认为中国版图的完整是一件大事。 [9]
11月间，日本一支侵华部队占领杭州，开始沿着海边南下扫荡。有些地区，中国军队英勇奋战，让敌人付出重大代价；有些地方，守军却闻风溃散。12月13日，日军攻进南京，展开为期七星期的大屠杀，数万名妇女遭到日军强奸，被俘的中国士兵及平民惨遭斩首或以刺刀戮杀，连婴儿、幼童也不能幸免。日军暴行的照片震惊西方世界，可是物资援助依然不来，国民党军队残部沿长江，向武汉撤退。
中共红军遵照与中央政府的协议，正式改编为第八路军，接受国民政府节制。邓小平出任第一二九师政委，该师师长是刘伯承。长征时期流落在长江以南的共产党军队整编成新四军。1938年1月，经国出席新四军成军典礼，并发表演讲，声称国、共两党应该“携手并进”，击败日寇。
国民党军队遭受惨重损失之际，毛泽东的部队避不与敌军正面对抗。这么做符合毛泽东1938年的一篇论文《论持久战》的精神，他定下游击战、政治动员和建立基地地区的策略。中共也比国民党更有效率，在敌后地区建立地下行政体系。共产党借日本大肆入侵激起的爱国热潮，以及与国民党合组联合阵线得到的合法地位之利，迅速发展。中共党员人数由1937年的四万人，膨胀到1940年的八十万人左右。
1938年春天，蒋介石接受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建议，派经国担任设在省会南昌的江西省保安处少将副处长。以二十七岁的青年而言，这个职位似乎蛮高，但是鉴于他在苏联挣得的职位，他在托马契夫中央军政学院的记录以及战事的需要，它并不算过分。
位于赣江旁的南昌是个工业、矿业城市，此时挤满数十万难民，一片混乱。方良刚于2月间产下女婴爱咪（aimee或amy，即孝章）。经国一家迁入一栋朴实、舒适的房子，他立刻投入工作。1938年4月，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蒋介石提示下通过决议案，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蒋经国说服父亲，应以三民主义青年团取代数年之前由情报头子戴笠组织的蓝衣社。这个法西斯主义色彩浓厚的蓝衣社，表面上解散了，实则还是一股坚实的政治力量。经国由苏联回来刚过一年，就出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兼江西省支团主任。 [10]
经国也提议，三青团团员的地位与国民党正式党员相等；甚且，年逾二十五岁之后，三青团团员可以无限期留在团里，不必转入国民党。 [11] 三青团团员这种特殊地位，使掌控党机器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非常不痛快。陈立夫认为这是委员长的“政治动作”，也是领袖搞分而治之政治策略的又一例证。他在回忆录中说：“一般人老是责备我们［陈氏兄弟］在党内成立小派系，其实我们是奉命行事。”陈氏兄弟设法要掌控这个新兴的权力中心，他们心里明白蒋介石成立三青团是要让经国以此为地盘，建立势力。
蒋介石当仁不让，把三民主义青年团最高领导人的位子，加进自己的一大堆官职、头衔之中，但是他指派手下一个干练将领——陈诚，担任三青团中央书记长。身材瘦削、脾气温和的陈诚，不仅干练、忠诚，而且清廉——更重要的是，他也是浙江人。日后，史迪威将军（joseph w. stilwell）对陈诚亦颇有好评。此时的蒋介石视陈诚为政治前途看好的一名将领，甚至有朝一日可以培养为接班人。国民党各路军阀，以及蒋氏嫡系最资深将领何应钦，既把陈诚视为党内同志，也视为政治对手。现在，回国仅一年的蒋经国，已成为另一个潜在的政治竞争者。
陈诚和蒋经国也有许多共同的地方，譬如，陈诚支持小蒋把三青团与国民党腐败的组织隔离开来的构想。但是，陈诚在1938年中期没有太多时间投入三青团事务。他已身兼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陆军中央训练团教育长，以及湖北省政府主席等要职。他挂名担任三青团中央书记长，只是代表他政治前途看好。基本上主持三青团团务的是康泽，名义上是三青团组织处处长。康泽是已经明令解散的蓝衣社重要角色，与戴笠关系深厚。康泽想把三青团纳进国民党军事情报机关的势力范围，并与一些相关的秘密会社挂钩。因此，他对陈果夫兄弟也是一大威胁。陈立夫认为康泽“野心很大”，但是他也是蒋经国非常不喜欢的法西斯型的官员。三青团成立不久，康泽就抽调十二个人（大部分是蓝衣社旧部）“协助”蒋经国筹组江西支团部。根据这批人当中之一的说法，他们想要操纵蒋经国，架空他对青年团团务的权力，却没有成功。蒋经国有心以三青团江西支团部，作为团中央甚至国民党组织的样板模范。这使他和戴笠的蓝衣社成员，以派掌控的省级、地方级国民党党部，统统不合。
蒋经国在江西省的主要职责是政府工作。熊式辉特别为他在省会南昌设置一个保安处副处长的位子，期待经国这个年轻人仕途有个舒适的开端，不必担负太多实质工作。不料蒋经国却全心投入工作。地方党政首长相当狼狈难堪，因为经国竟然在全省各地突袭访视。熊式辉办公室不久就涌进许多抱怨声浪，指责小蒋的工作作风像共产党。
熊式辉为了把蒋经国羁绊在南昌，成立“江西省地方政治讲习院”，并且把这位年轻的少将调为新兵督练处处长。经国在这个职位上，第一次得负责下令把一位逃兵判处死刑！他也制定若干新法令协助农村征募来的兵员，例如新兵在偿付旧债之前可以有三年的宽限期，地主必须继续把土地放租给士兵家属等。
蒋经国因为邀请苏联军事顾问到南昌反法西斯的集会上演讲，本人受邀到新四军驻南昌联络办事处演讲，而招来嫌疑。连蒋介石也接到报告，指控经国过分热心、采取左派做法。戴笠奉蒋委员长指示，召见安徽省“忠义救国军”（戴笠控制的另一个安全组织）负责人文强少将。文强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和蒋经国年龄相若。戴笠告诉他，蒋委员长要他定期和经国谈话，讲解中国国内政情，儿子才不至于受到共产党影响。此后一年半的时间，文强每个月和经国见面一次。
蒋经国和文强见面时很注意聆听，借此机会了解国民党内各个派系以及重要人物之习性、底蕴。但是马克思主义的训练依然影响他的思想，他经常以“大资产阶级”来称呼孔祥熙、宋子文这些蒋家姻亲。后来他接受建议，在谈及知名人物尤其是亲戚时，不再用这种说法。不过，据文强1995年9月26日在北京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的说法，蒋经国从一开始就不想借用他父亲婚姻关系带来的方便。文强也必须提醒经国，不要对苏联迭有好评。文强每次和经国谈完话，都做下笔记，呈交戴笠，戴笠再转呈给蒋介石。1949年之后，文强决定留在中国大陆，这里头意味着当年他颇有可能把报告也送交延安。（编按：文强于淮海战役中与杜聿明一起被俘，一直收押在监狱，1975年始获特赦。）
蒋经国回到中国时，发现国民党布建了相当广泛的情治特务网。当时最大的两个情治单位，一个是戴笠主持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一个是陈氏兄弟主持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此外，各军种、中央警察、省政府、中央银行及其他官僚机构，也全都备有特务，互相查伺，也侦查日本及中共活动。国民党军队政工人员和共产党军队政工人员一样，不但监视军人，也针对特定民间人士侦防。蒋经国了解国民党的情治特务系统之后，感到困惑不安的不是情治机关的任务，而是它们和黑社会——中国传统的秘密帮会——关系深厚。其实，国民党这么做，并不是独一无二，孙中山等人和外国租界的欧洲官员，也全都用了秘密会社、犯罪集团和土匪，来完遂其目的。整体而言，蒋经国在国民党主要安全机构中，并没有居于全国级的领导地位，但是他在自己辖区内，则清除与黑社会的关联。不过，经国依然相信非常需要维持一支秘密警察。
1938年4月，与蒋介石时合时分的桂系将领李宗仁，率部在山东第一次让日军吃了败仗（译按：即台儿庄大捷） 。然而，这并不能阻止日军推进，蒋下令破坏黄河河堤。黄河决堤之后，大水阻滞日军好几个月，但是也冲走四千个村庄，使黄河改道，入海口本来在山东半岛北方，变成在山东半岛南方。夏末，日军沿长江流域深入，进袭武汉。苏联军机猛轰武汉周围日军阵地，火力薄弱的国民党军队亦英勇展开保卫战。7月，日本要求苏联部队撤出中、苏、朝鲜边区，声称这块地区属于伪满洲国领土。日本军队开进这片争议地区，不料苏联远东地区红军部队告捷，击败日军，这也算是日、俄交战中俄国备尝败绩的一个历史转折。
10月25日，日军终于占领断垣残壁的武汉，蒋委员长已在长江三峡上游的重庆，建立抗日陪都。同样在10月间，日军占领广州，切断国民政府的海上通路。蒋介石继续对散布在各地的部队实施统帅权，可是派系斗争已经使得国民政府旗下三百多个实力不足的师级部队，不能有任何重大整合。战争进行了一年，日本已屠杀两百万中国军民；北起东北，南迄中、越边境，占领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土地，破坏许多城市，也摧毁中国的工业和基础建设。
1939年3月中旬，日军第一○一师已推进到距南昌数英里的城郊。难民及政府公务员眷属开始往南疏散。熊式辉下令保安司令部的新兵督练处迁到南边的赣州。南昌在3月27日弃守，几天前，经国一家人坐上军车南撤，一路上尽是流离逃难的长龙。方良紧紧抱住襁褓中的孝章以及三岁的孝文。
江西南部山区的章水、贡水合流，成为赣江，就在两河汇合处有一块平原，赣州城在此矗立。经国一家抵达时，赣县人口大约十万人，城里一条大马路南市街，两旁是经年累月炊烟熏黑了的砖房。黄包车在石子路上颠簸，街上还有一座九层宝塔。
蒋家住进可俯瞰赣州城的一座小山上的西式洋房。蒋经国的新职是第四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这块统称赣南的第四区，涵盖整个江西南部十一个县，人口约两百万。这块地区长久以来受到桂系军阀和地方土匪的控制，非常贫困落后。 [12]
蒋经国邀请几位过去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到赣南专员公署帮忙。其中之一是黄中美，中大同学认为他曾经替苏联特务机关当线民。黄中美出任经国的主任秘书，兼负成立情报网的任务。周百皆和俞季虞两个中大同学，出任科长，另一位同学徐季元则担任缉烟科科长。 [13] 自称曾被下放到西伯利亚劳改营的旧托派分子屈武，也到赣州任职。 [14] 同时，蒋介石命令他在黄埔军校的得意门生胡轨，也到赣州辅佐经国。蒋经国指派胡轨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团干事长，日后胡成为小蒋亲信股肱。
蒋经国奉派行政专员新职之后，立刻有系统地遍访辖区各个角落。他每天走八十公里，不久就走遍一千五百公里，到处与农民、商人、公务员、文艺人士和难民交谈。可是，他所到之处并不是人人都欢迎他。傲慢的地方士绅难掩轻蔑之意，对他疑心十足。奸商不理他，照样经营赌场、鸦片馆，深信已经打点好的贪官污吏会保护他们。乡间强盗拦路行抢，各姓宗族不时互相械斗，老百姓久经欺凌，已经心如死水、漠不关心。
蒋经国认为恢复地方治安是第一要务，定下为期一年的“扫荡行动”。熊式辉应他之请，把赣南已有三千兵力的保安队再扩编；经国另外又成立一个有六百名兵勇的自卫队。不过，他对付土匪是剿抚并用。有一天，他率领几个随从，不携武器，只带几瓶好酒，亲到崇义山区找土匪头子周盛连。周某有如水浒中人，以拦路抢来的钱赈济地方穷人。周某告诉蒋经国，是地方上的贪官逼得他走上梁山，落草为寇。酒过数巡之后，蒋经国提出过去一切罪行既往不咎，请周放弃不法行为，跟随他一起做好事。周某大受感动，同意只要经国在赣南做行政专员，他一定不为非作歹。总共有三十四名土匪头子接受招安。 [15] 据报道说，到了当年年底，共有五百四十一名土匪自首，经国指挥的各路警力也逮捕了两千两百四十六名盗匪，处死若干重犯。
蒋经国认为要降低犯罪、减少盗匪，关键是肃清烟、赌、娼。夏天时，他宣布禁绝吸食鸦片和赌博，“绝不宽贷”。两名地方官吏的太太打麻将赌钱被抓到，被罚跪在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前两天。
蒋经国宣布以一年为勒戒期，一年之后，任何人吸食鸦片，一律处死刑。警告期满，警方逮到一个大商人的儿子吸毒。经国正在考量是否宽赦时，接到熊式辉电报，命令他把犯人移送到临时省会。经国获悉富商父亲进行关说，下令立刻执刑，然后向熊式辉报告，电报收到时已太迟，不及遵令解送犯人。 [16]
取缔娼妓更不容易。赣南十一县共有一百五十家妓院，六百八十七名注册公娼。传统上县库收入有相当比重来自向妓院课税。虽然如此，蒋经国还是在1941年取缔娼妓，安排公娼转到工厂做工，征收妓院税的单位也予以裁撤。据当地一名研究人员说，到了当年年底，赣南地区妓院已销声匿迹。
蒋经国又颁布命令，各种地租一律减租百分之二十五，引进耕者有其田政策，在佃农土地上成立示范农场，并且把荒地放给贫农耕作。贫农领耕荒地，要分期付款。两年之内，农业生产上升百分之二十。小蒋推动这些改革时，“与地方既有体制——如地主士绅，军队和党部要员，几乎完全没有关系”。他努力要终止地主和“地方恶霸”加诸农民身上的许多压榨行径。当时安远县有个地主号称丁老虎，即控制了整个村子，私人拥有一百多支枪的丁勇。蒋经国听到各方对丁老虎的投诉，把丁老虎抓起来，没收他的枪械，还把他当作逮到的老虎，倒吊在竹竿上抬走。
丁老虎这类地方恶霸统统被送到“新人学校”这种再教育中心受训。绝大多数“学员”乃是“四鬼”之一；所谓“四鬼”就是违背禁令吸食鸦片、赌博、嫖妓卖淫和酗酒命令的人。据新人学校的主管说，蒋经国指示僚属人道对待学员，教育第一、惩罚其次。他强调，新人学校的目的是协助过去行为放荡的人重新做人。
蒋经国每周一次公开接见民众。任何人有冤屈、问题，都可到场申诉。1942年接见人数为一千零二十三人。美国记者傅尔曼（harrison forman）1943年到赣州采访，访问了蒋经国，曾经在该年7月《柯里尔》杂志（collier''s ）撰文报道他见到的一幕：
一名店主囤积十二匹布，遭到没收；他陈情说全家五个子女将因之生活困苦。蒋经国命令部属调查此人财务状况，如果此人所言属实，他会准予支付布匹成本，但是要把布匹发放给穷人。一名盲妇带着三个行乞的儿子，希望有饭吃。他指示她到施粥处。
“真的有吃的？”她问道。
“是的。”
“每天都有吃的？”
“是的，每天都有吃的。”
蒋经国派一名童子军带领她和她的三个儿子去施粥处，她脸上绽开了笑容。
一名手上抱着婴儿的孕妇，请求蒋经国帮她还债，因为她丈夫被抓去坐牢，实在无力付债款。蒋经国一口就拒绝，声称私人欠债怎能要政府负责帮忙，但是他主动表示可以免费提供医院服务，直到胎儿平安落地。
傅尔曼也参观了蒋经国证婚的一场三十四对新人集体婚礼。蒋经国推动的种种社会改革中，有一项就是禁止传统的铺张婚礼（新郎官家人往往耗尽积蓄来办一场婚礼），现在赣南地区只准办理集体结婚仪式。
蒋经国也有能力让大批群众情绪激昂。有一天夜里，赣南童子军营火大会在赣州大操场举行，他站在讲台上率领数千名群众高呼口号：“中国万岁！委员长万岁！打倒日本鬼子！”
接下来，小蒋问：“我们应该怎么对付叛徒汪精卫？”［汪精卫已在1939年叛逃，依附日本人。］
“烧死他！烧死他！”群众高声喊叫。
“我们就这么办！”
汪精卫的刍像被推到操场上，点上火。小蒋敲起大锣，群众高呼：“杀！杀！杀！”同时，数千名年轻人赤膊上阵，在三座营火火光闪烁中，舞出一条长蛇阵。小蒋由讲台跳下，跟着长蛇尾巴舞动起来，他沙哑的呼喊已被群众的喝彩声所淹没。
鸟瞰世局，欧洲局势发展将影响到中国战事的方向。1939年初始，希特勒在德国国会高呼，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办法就是发动一场战争，“消灭欧洲的犹太人种”。3月间，德国侵占捷克部分领土，墨索里尼挥师进犯阿尔巴尼亚。英国和法国向波兰提出保证，声称不惜一战以维护波兰的独立。斯大林衡量他在德国及西方国家之间讨价还价的筹码，决定和希特勒达成协议，苏联可以借此协议坐观资本主义国家——管它是法西斯，还是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互相毁灭。这场战争可以让苏联节蓄军事资源，并遏止日本对西伯利亚的野心。1939年8月23日，斯大林正式扭转苏联的欧洲政策，撕毁人民阵线的主张（只有在殖民地或中国这类半殖民地为例外），与纳粹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一周之后，德国和苏联军队入侵波兰。英国、法国对第三帝国宣战，全球最大规模战争在欧洲展开。
希特勒与苏联突然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令日本大吃一惊，也使日本帝国野心方向起了转变，东京放弃侵略俄国的大计，转而觊觎在欧洲陷入战局的英、法两国的东亚殖民地。长久以来即以盎格鲁—撒克逊人为假想敌进行全面作战训练的日本海军，总算有机会放手一搏。日本战争计划逐步把焦点定到东南亚及太平洋之际，中国战场上的战事已渐定型。日本军队攻打对他们有威胁的中国部队，但罕于挺进、占领新地区。日军针对共产党游击队及国民党正规部队，都采取相同的战略——前进、作战、撤退。日军几已停止占领全部江西省的作为。这时候，赣州已是安全处所。
经国对德、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亦大为意外。回国以来，小蒋始终未改信念，认为苏联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一股力量。苏联提供给中国攸关紧要的军事援助，数千名俄国人直接参与抗日战争，苏联媒体对蒋委员长亦不断颂扬。可是，一夕之间，纳粹和苏联达成协议，侵占波兰、芬兰，使日本有理由和余裕全力在亚洲发展。
然而，蒋经国对社会主义母国的信心依旧没有严重动摇。斯大林与柏林签订条约后，仍向蒋介石保证，苏联对华关系（包括提供军事援助在内）并无改变。德、苏两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ribbentrop）、莫洛托夫（molotov）签约之后一个月，蒋经国在一次青年集会中演讲，强调苏联仍然是协助中国抵抗日本侵略者唯一的国家；甚且，苏联是个社会主义国家，绝不会从事侵略行为。他说，协助苏联自卫，对于抵抗侵略的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都会蒙受其利。
注释：
[1] 经国回国后，父亲替他延揽徐道邻在溪口为他教读。徐道邻1953年告诉驻台北“美国大使馆”某官员，蒋经国亲口告诉他，1937年3月回国前曾和斯大林会面。见台北“美国大使馆”1953年3月31日致美国国务院的电文，收在“国家档案馆国务院”1950至1954年档案第四二二三盒rg59号“中国，1950—1954”中。原书注6。
[2] 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the reminiscences of tsiang ting-fu（1895—1965）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口述历史计划，1974年纽约出版，第214页。共同作者是塞德曼（crystal lorch seidman）。原书注7。
[3] 余敏玲《俄国档案中的留苏学生蒋经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九期，1998年6月，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第128页。原书注9。
[4] 《亚洲周刊》（中文版），1998年元月26日至2月8日当期，第30—35页，《kgb档案中的青年蒋经国：政治与婚姻》。这篇文章引述俄国学者贾里茨基（dimir prohorovich galitsky），根据莫斯科大学亚非研究所资料所做的研究，提出此一说法。原书注10。
[5] 根据某些报道，蒋经国在这时候也签署一封信，发给他在乌拉尔马许工厂《重工业日报》的编辑。这封信指控乌拉尔马许工厂厂长弗拉基米洛夫，对其兄弟参与托派活动知情且予以支持。问题出在蒋经国为何不在莫斯科，或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小停时，寄出这封信？如果这封信的确由蒋经国签名、寄发，可能是康生在斯大林示意下要求他这么做，以测试蒋经国。如果蒋同意照办，通过考验，就沦为参与俄国恐怖整肃活动的帮凶。弗拉基米洛夫曾到蒋经国公寓做客，此时已被以重大罪名起诉，经国可能认为他已在劫难逃。蒋经国必然晓得康生的残暴，认为若不合作，全家人恐怕都上不了回国的船。柴泽夫（valentin zaitsev）1996年在莫斯科的《新闻记者》（ the journalist ）撰文，也提到这封信，还说日期为1937年7月1日，是蒋经国回到中国之后两个半月——这里头的矛盾暗示，内务人民委员会可能编造了这样一封信，过几年才把它放进档案里。原书注13。
[6] 陈立夫1996年5月29日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表示。原书注18。
[7] 傅尔曼《小委员长》（gissimo junior），载1943年7月31日《柯里尔》杂志。傅尔曼1943年到赣南访问蒋经国。原书注22。
[8] 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在《宋氏王朝》（the song dynasty ）第380页、450页，引述若干故事，指称经国与继母公开不合。但是，根据蒋经国和他父亲的关系，以及他在这一时期的情感、知性和政治脾气来判断，西格雷夫这些说法不太可能成立。原书注25。
[9] 《中国手册：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china handbook，1937—1945 ），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出版，第89页。俄援是以低利贷款方式提供，中方运交原料来偿付。原书注39。
[10] 蔡省三、曹云霞《蒋经国系史话》，第29—32页。蔡省三于20世纪30年代末期、40年代初期，在赣南追随蒋经国工作。原书注43。（译按：曹云霞是蔡省三之妻。）
[11] 艾启明1996年6月15日在南京接受本书作者的访谈。艾是1944年蒋经国主持的青干班第一期女生队队长。原书注44。
[12] 王昇答复本书作者书面提出的问题，但是他没有注明日期。时间是在1996年春天。原书注59。
[13] 中共江西省委、赣州市委1989年在南昌召集多位蒋经国旧部属，举行一个讨论“蒋经国在赣南”的会议，收集多篇文章结集发表。见《打击吸毒赌博娼妓与流氓》，收在《蒋经国在赣南》第121—129页。原书注60。
[14] 贾亦斌1995年9月21日接受本书作者的访谈记录。蔡省三、曹云霞，前揭书，第71—72页。也列出其他几位的名字，如高素明和彭建华等。原书注61。
[15] 漆高儒《蒋经国的一生》，第30—31页。傅尔曼，前揭文，第11页、61页。王昇1995年9月8日访谈记录。原书注67。
[16] 艾伦·怀汀（allen s. whiting）《台湾的神秘人物》（mystery man of formosa），载1955年3月12日《星期六晚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 ）第26页。原书注70。
第六章 赣南模范
1939年底，日本军事情报机关决定以蒋介石的家乡，尤其是蒋家宅院，作为攻击目标。有一天上午，光天化日之下，两架俯冲式轰炸机出现在溪口镇上空，武岭街上的警报登时大响。毛福梅和女佣阿王正在丰镐房二楼，赶紧扶着后头楼梯（为了方便缠足妇人，刻意盖得狭窄）下楼，预备跑向屋子后方，阿王听到炸弹呼啸落下。她们打开后门时，炸弹已落到庭院。阿王后来伤愈，可是毛夫人当场殒命。
不到几小时，蒋经国通过短波电台听到噩耗，立刻兼程赶往溪口；这段路有七百公里之遥，必须穿越赣、浙两省的山区小路。他的汽车连开二十小时，遇到桥烧毁，还得涉水而过，总算在毛夫人遇害次日赶到家门。检视母亲炸得粉碎的遗体之后，他安排临时葬礼，并且在她遇害的地方立了一块一米高的石碑，这块石碑今天还立在溪口，上面镌刻四个大字：“以血洗血”。
此后四个月，日军连续轰炸溪口十三次，终于在1943年4月进占小镇，并以丰镐房作为总部，日军司令官和汪精卫傀儡政府代表或许出于争取蒋介石的心理，把经国的母亲、祖母等蒋氏先人的坟墓打扫清洁，拍下照片，寄给蒋氏父子；不过，这一招并未奏效。
蒋经国回到赣州后，一连好几个星期不刮胡子，也不见笑容。他全力投入工作，纾解内心的痛苦。他认为要把专区管好，执行改革，必须有一批信得过的助手，尤其是一群廉洁公正的督察员以确保地方官员落实他的改革方案。要得到这样一批干部，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开班培训，他的父亲认可同意，于是中央军校由当期政治训练班一千名结业学员中挑选出七十二人，送到经国在赣州城外数里的赤朱岭新成立的三青团干部训练班学习。通过竞争极为激烈的招考，经国另外录取七十二名学员。蒋经国定期到干训班讲话，有时也睡在学校里，早会时带领学员呼口号，宣誓效忠国家和领袖。
蒋经国极力推动向他父亲效忠的热情，但是不搞个人崇拜。在对保安司令部一群士兵演讲时，他注意到每当他提到“蒋委员长”或“蒋总司令”时，人人都立正。于是他改口称他父亲“老先生”，可是听众还是由座位站起来、立正。经国只好停止演讲，不耐烦地说：“我改口称呼委员长‘老先生’，就是要避免立正致敬这一套。这是法西斯作风，以后都不要再这么做！”
干训班有位学员王昇，出身赣南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王昇果敢勇毅、精力充沛，以第一名毕业，被派为主管三个县的主任督导，由于表现良好，经国在1940年把他召回赣州专员分署，让他管理七个乡镇。
干训班第一期学员当中有位女生章亚若，出身于南昌一个读书人家。亚若十七岁时就依父母之命，嫁给一位表亲。她的丈夫自杀身亡时，亚若只有二十来岁，还有两个小孩。她是个有决心的爱国青年，决定参加抗日工作；听说干训班招生，她把两个小孩托付给公婆，毅然投奔赣州。 [1]
根据她的照片以及朋友们对她的描述，章亚若是个漂亮、活力充沛的女性。她在干训班里最好的朋友就是王昇和另一位女同学桂辉。结业之后，亚若被分派到专员公署的“抗日动员通讯社”工作，由于卖力工作，经国注意到她。她唱平剧（京剧，国民党统治时期，北京叫北平，故称平剧）的功力已臻职业水准，有时候还在赣州城里票戏。某个星期六夜里，经国听完她唱戏，跑到后台称赞。亚若告诉她的昵友桂辉，她当夜失眠！
不久，蒋经国调章亚若为私人秘书。她偶尔会到蒋家，教孝文、孝章做功课。显然她与方良也彼此认识。亚若和经国都是无可救药的浪漫派，两人发展出亲密感情，私底下相处时，她称呼他“慧风”，他则称她为“慧云”。蒋经国只送过她一份礼物——他在重庆旧市场买来的一面欧式镜子，他说要让它照出她的美丽容貌。方良对于他们俩这段恋情，显然毫无所悉。 [2]
由于背景影响，蒋经国非常注意心理作战（包括宣传）的重要性。当时，不少青年在“到延安去”的口号号召下，奔往毛泽东的陕北基地，蒋经国提出“到赣南来”的口号予以反制。他自己办一份《正气日报》，还设立通讯社、新赣南出版社、新赣南书店，以及《江西青年月刊》。这些媒体事业在在和国民党已于江西省及赣州成立多年的单位竞争。国民党地方官员对此颇为不满，认为蒋经国意在贬抑他们，捧自己。蒋介石有一封信提醒儿子：“你应该专心地方上的实际工作，不需要对外界宣传你的作为，因为我们家越能隐蔽，越不致招忌。”
陈氏兄弟掌控的中统，以及戴笠主持的军统，此时已向重庆当局提出报告，指称共产党员已经潜伏进蒋经国的文宣机关工作。蓝衣社旧成员也打报告，蒋经国的办公室本身遭到共产党员渗透。地方士绅重弹经国在南昌时期已经被指控的旧调，认为小蒋的做法和口号，与共产党一模一样。
1940年6月，戴笠手下抓到一个中共地下党员，此人负责中共在江西和广东的青年工作，旋即同意与国民党合作，指认潜伏在赣南工作的若干中国共产党员之身份。
蒋委员长把儿子召到重庆，让他读这些报告。被指控是中共党员的名单中，头五名里赫然包括蒋经国的主任秘书兼情报主管黄中美。蒋经国替这五个人担保。他在回到赣州后，逮捕了其他涉嫌共产党员；12月，保安队在赣南突袭共产党员一次秘密会议，逮捕了二十多个共产党员。
为了处理这类安全问题，蒋经国派王昇担任专区警察首长。此后，王昇就统管赣南的情报和警务工作。蒋经国又派王昇兼任军事科科长，职责包括征兵入伍。按照中央配下来的征兵名额，赣南地区落后，还“欠”中央三千名新兵。王昇处理征兵问题颇有一套，有一回逮捕两百名拿不出身份证的年轻人，把他们统统送去当兵。不久，赣南就符合中央征兵员额的要求了。 [3]
蒋经国扫除土匪和其他“坏分子”之后，发动一项计划要把赣南改造成模范经济区。1940年1月，他公布“三个计划”，提出“五有”的远程目标——人人有衣穿、人人有饭吃、人人有屋住、人人有工作、人人有书读。
专员公署开办经济开发单位。蒋经国到任前赣南的经济主力是矿业和艰苦的农业，生产只够地区消费量的一半。他推动成立一些小型工厂、碾米厂、烧窑厂等乡村企业。新组训的农业官员下乡，鼓励农民养蚕，并发动每个“保”（百户为一保）挖掘一个池塘，不仅可以养鱼，还能用来灌溉菜园。
三年计划里头有一个重要项目，即是教育，包括青少年强制入学念书。他把村子里的宗祠借来办学校，“把新神带进旧庙”。他又命令没念过书的成年人参加识字班，每十家为一组，强迫大家每天花两小时读书、写字、做算术、通晓时事。他用粗纸印出简单的教材，有时候一个村子只够配到一份教材。
小蒋下乡视察时，穿着普通的棉布衫，会检查老百姓的作业簿，听他们念念书，还会检查巡回老师填写的成绩单。有位美国记者跟他一起下乡，看到村民向他下跪，经国立刻扶起他们，一边说：“别跪！别跪！”
1939年夏天，蒋经国的弟弟纬国自德国慕尼黑军校毕业。前一年，纬国身着士官（军官候补生）制服，坐在山地师卡车中开进奥地利。纳粹进占奥地利的过程并未发生战斗；德军轻易就接管了奥地利部队；纬国和其他军官候补生成了指挥奥地利军队的小军官。10月间，德军又占领了捷克的苏台德地区（sudetend）。纬国没有参加这次行动，不过他在1996年6月5日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承认他会乐意参加。
纬国毕业后，中国陆军颁授他少尉军阶。重庆的军政部派他以观察员身份到奥得河（oder river）前线参加德国某步兵师。可是，纬国很遗憾没有机会随德军进占波兰。他在前往德、波边境途中经过柏林，向中国大使馆报到，却接奉新命令，要他到美国受训。他在阿姆斯特丹登船，抵达美国之时，欧战正好爆发。蒋纬国先在一个中国空军访美代表团担任侍从军官，然后到阿拉巴马州麦斯维尔基地的美国陆军航空队学校受训。然而，美国军方获悉纬国有在德军服役、受训的经验，请他到诺克斯堡新成立的装甲兵中心担任顾问。此后四个月，他参加训练以及师级的兵棋演练，也因此学会一口流利的英语。 [4]
1940年11月，蒋纬国由夏威夷搭机回远东，中途停了六站，才抵达香港。此时，中环英国总督官邸还飞扬着英国国旗，因此由国民党控制地区仍可前往香港。在码头上迎接纬国的，是一位童年的老朋友和另一个年轻人。招呼完毕，这位朋友问纬国：“你认得这个人吗？”纬国说：“很面熟。”这个朋友才说：“他是你哥哥呀！”阔别十五年的经国、纬国拥抱成一团。回到思豪酒店，两兄弟竟夜未眠，边喝啤酒边互叙别情。
次日，经国带着弟弟去见宋美龄。纬国出发到德国之前，宋美龄和蒋介石成婚已有九年，可是他从来没见过她，她也不晓得有他的存在。1927年，蒋、宋结婚之前，蒋介石就把姚夫人和纬国送回她老家苏州居住。1928至1936年，纬国都在苏州念中学、大学。这期间，纬国偶尔会到南京住几天，见见父亲；蒋介石刻意安排，不让纬国碰上宋美龄。然而，香港之会，蒋夫人热烈欢迎纬国，对于蒋先生不让他们亲近，殊表遗憾。蒋夫人是到香港治病，经国奉父命陪她到香港。这是经国唯一一次亲睹大英帝国治下东方明珠的景色。蒋家兄弟在香港住了三天，然后分途回内地。
法国在1940年6月21日对德投降，但是到了10月，英国在不列颠之役击败德国空军之进袭。斯大林因此有理由希望，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残酷血战，还会鏖战一段时间。然而，希特勒已经把目标秘密瞄准东方。日本此时宣布要建立“大东亚新秩序”以及“大东亚共荣圈”。9月间，日本、德国、意大利签订三边同盟条约，目标不是共产主义苏联，而是资本主义的民主国家——美国。斯大林批准开始跟东京当局谈判日苏互不侵犯条约或日苏中立条约。苏联对国民政府的援助也开始减少。
欧战战火炽烈之际，中国方面国共之间的紧张亦急速升高。蒋介石命令长江以南的中共新四军，在1940年底以前全部开往长江以北。1941年1月，有一支新四军部队却往长江以南移动，国民党军队对它发动攻击。这场“新四军事件”（译按：中共方面称之为“皖南事变”） 证实，即使抗日战争到了紧要关头，国共双方都对战后必须摊牌对决，非常重视。“联合阵线”自此以后最多只是武装停火而已。
“新四军事件”亦进一步降低了苏联协助国民政府的兴趣。然而，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这个时候送给中国一百架p-40战斗机，并同意美国空军“志愿队”担任飞行员。陈纳德指挥的飞虎队开始对日军造成重大伤害。美国对于力抗法西斯侵略的英国和中国这两个国家，增加物资及财务援助，战争的态势开始起变化。斯大林则乐得在世界政治两极化的大局势里袖手旁观。1941年4月13日，斯大林面带笑容参加观礼，俄国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和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签署一项有效期五年的日苏中立条约。条约中附带一份双边联合声明，苏联保证尊重伪满洲国领土的完整与不容侵犯，日本也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的完整与不容侵犯。日本因而可放手由伪满洲国调动精锐部队，投入即将对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西方民主国家属地的作战。
苏联与日本眉来眼去之际，蒋经国开始公开高唱“反共”。他在《青年日报》上发表两篇“反共”文章，也不再发表演说替苏联辩护。
在莫斯科方面，1941年的暖春似乎预示着俄国人民会有和平的日子过。不料，德军却在6月22日对俄国发动闪电突袭。希特勒邀请日本联手瓜分苏联，可是日本对德国会撕毁德苏协定又是事先完全不知情，它决定按照新订的南进政策扩张势力。7月21日，日本军队占领印度支那（中南半岛）南部，美国宣布对日本实施全面贸易禁运。东京的军国主义者决心南征，认为与美国交战已无可避免，决定突袭珍珠港，摧毁美国海军武力，夺占整个东南亚。
蒋介石和毛泽东，也跟丘吉尔、斯大林一样，非常高兴美国加入战局。罗斯福指派史迪威将军担任他和蒋介石之间的军事联络人、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以及美国对华“租借法案”执行官。史迪威同时与何应钦共同担任蒋介石的参谋长——名义上是蒋的部属，也是美军的战场指挥官。飞虎队正式纳入美国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以将军之阶正式回役。美国已经参战，斯大林觉得他已没有必要协助国民政府或娇宠蒋介石。1942年，苏联新闻媒体再度开始批评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蒋经国在赣南对朋友提到，美国人参战之下，中国内部的冲突会日益激烈，而他们本身的工作，也会越发重要。
1942年1月，蒋介石把他手下的德式装备、训练之第五军、第六军投入缅甸战场，协助英国人保卫其殖民地，尤其是要确保滇缅公路。仰光在2月底沦陷；几星期后，蒋委员长飞到腊戌，检阅国民党军队。蒋经国随侍在侧，但是并未对外公布。史迪威在前往重庆报到途中，由加尔各答飞来，与蒋氏父子同一天抵达腊戌。蒋介石和史迪威有一个简短的会晤。史迪威提到，他受到蒋“热烈的欢迎”——这恐怕是他最后一次对蒋介石的好评。
蒋经国到达腊戌，史迪威并不晓得。经国在腊戌又多逗留一星期，走遍国民党军队第六军每个连队。他每天比士兵早起床，等着和士兵一起做早操。他参观营区厨房、厕所，鼓励军官主动替士兵（几乎全都不识字）写家书。经国和军官谈话时强调部队士气是制胜的关键，一般士兵晓得为何而战、官兵团结，非常重要。回到赣州后，蒋经国还写信给他见过的每个军官。
蒋介石让史迪威全权指挥驻缅甸的中国部队。可是，中国将领常不执行史迪威的命令，有时候蒋介石没有照会史迪威，就推翻史迪威的命令。史迪威虽有驻华经验，也通晓中文，个性却难以与蒋委员长或当时任何一位中方领导人打交道。史迪威沉默寡言、个性急躁、主见极强、作风直率，使他在许多情况下是个优秀的战地指挥官，却不是一个干练的外交官。蒋介石不愿意改组国民党军队，投入攻势作战，或开革腐化无能的将领；史迪威因而倍感挫折，乃是可以理解的反应。然而，从蒋委员长的角度思考，要采取上述任何动作，都会对国民政府派系势力均衡产生重大影响，不能不谨慎从事。史迪威听到外界对经国的好评，可是两人没有碰过面，实在是一大憾事；因为史迪威提议的许多改革，经国也有同感。
蒋经国在赣南主政三年之后，他的父亲对他的表现相当欣慰，曾经拍发一个电报说：“儿任专员已足三载，人民爱戴，建设进步，时用快慰！”蒋介石现在开始认为，经国通晓俄文，又有行政才能，可以培养为新疆省主席。到了1942年，虽然俄援不再经由新疆进来，这个关键省份的政治发展却转而对国民党有利。新疆有崇山峻岭，沙漠广袤、平原不毛，是穆斯林定居的一块大地，一般又称它为大西北。1934年，曾经在北伐时期于蒋总司令麾下担任过参谋的盛世才，借俄国部队之助，掌控住新疆。盛世才的省政府实质上是苏联的傀儡，新疆实际上由俄国顾问经管。但是，1942年初，苏联岌岌可危，显然已濒临遭德军击溃的噩运，盛世才开始重新评估他和苏联的关系。因此，莫斯科与重庆关系冷却之际，盛世才与中央的关系却开始改善。
4月底，也就是蒋氏父子视察缅甸国民党军部队后不久，蒋介石命令经国到西北考察，还要他带纬国同行。此行目的是让经国有机会第一手观察新疆局势，并提供政策建议。
此行非常危险，经常要在前线附近出入。启程之前，蒋介石给经国一颗毒药，以备一旦遭日本人俘虏时可以服用。 [5] 经国由重庆搭飞机飞成都，转火车到宝鸡，再乘汽车到西安与纬国会合；蒋纬国当时服役的装甲兵部队，驻扎在西安郊区。
两兄弟搭火车到达与日军防线相距颇近的潼关；再沿着一条民工以手开挖的壕沟，搭乘卡车到达洛阳。为了防止日军炮火攻击，确保军事运输安全，民工挖了一条四米深、足容两车交会的这条大壕沟。数以万计的中国农民在洛阳城内外，献身国防工事，使得经国大受感动，写了一首普罗大众的诗：“这许多劳动者的声音汇合起来，变成了一支伟大的劳动进行曲。”
两兄弟以二十辆卡车组织一支车队，载满布匹和礼物，预备送给沿路见到的少数民族领袖。他们俩谢绝军方派兵护送，来到长城西端的嘉峪关这个远眺一片大漠的边城。边塞景色壮丽，让经国大为感动，他写下：“西北，伟大的西北……你这个中华民族的古老的故乡，我们祖先的坟墓，我们祖先留下的灿烂的文化、遗产都在那里蕴藏着……那里丰腴的物产，坚强淳朴的人民、灿烂的文化，都是抗战建国唯一的力量……有志青年，应当回到我们这古老的故乡去，有志的青年应当到西北去。”
他对父亲报告：只要经济开发起来，“新疆的政治问题一定可以解决”。他也相信，必须加强在西北地区对抗苏联和中共的努力。蒋经国到访后不久，盛世才加快和蒋介石修睦。1943年初，盛世才重新加入国民党，最后一支苏联部队撤离新疆。同年，盛世才宣称破获苏联和中共一项“阴谋”，大肆逮捕境内共产党员，统统处以极刑。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身为共产党派在迪化（乌鲁木齐）的代表，也未能幸免。
珍珠港事变新闻传抵赣州的两个月前，蒋经国的秘书章亚若告诉经国，她怀孕了。不久，这两位恋人话别。亚若在好友桂辉的陪伴下，坐上一辆破旧的巴士跋涉长途到桂林。她选择景色秀丽的桂林待产，是因为她有个弟弟在桂林附近担任县长。亚若和桂辉在丽狮路觅得一户民宅落脚，见过医生，就隐姓埋名等待临盆。经国给了她们足够的生活费。亚若已经生过两个小孩，可是她立刻发觉比起前两次怀孕，腹部似乎隆肿更大，医生猜测她恐怕怀的是双胞胎。
1942年5月21日，章亚若生下两个男婴，在经国还没赶到之前，她以当时居住的丽狮路各取一字，替他们各取乳名“丽儿”、“狮儿”。几天之后，经国赶到，很高兴地抱着两个儿子，他仅停留两天，就赶往重庆向父亲报告他和亚若的恋情，以及添了两个儿子。 [6] 蒋介石接受这个事实，以祖父的身份给这对双胞胎取名“孝严”、“孝慈”，纳入蒋家第三代的“孝”字辈。可是，蒋介石提议双胞胎跟从母姓。亚若明白这项建议的意义——她和两个儿子不会是蒋家成员。
章亚若是个解放女性，不愿过着隐姓埋名的日子，开始在桂林活动。当时桂林有十多个美国机构，她请了一个美国人教她英文。桂辉说，大约六个月之后，11月的某一天，她和亚若上街买东西，感觉有人跟踪她们。两天后，有小偷侵入她们住处。广西省民政厅厅长邱昌渭闻讯，派兵保护她们住家。亚若到邱家致谢；当她回到家后，开始泻肚子，腹部严重绞痛。
桂辉赶紧把她送到医院，彻夜陪伴着她。亚若在剧痛中要求桂辉，如果她不幸死了，务必代为照料两个小孩。她说，蒋经国曾经答应她，日后会让儿子认祖归宗。她也把蒋经国送给她的镜子、粉盒给了桂辉。翌晨，亚若腹痛未止，但似乎病情好转。医生检查完，给她打了一针。几分钟后，亚若惊呼她眼睛看不见！医护人员冲进病房，派桂辉去取冰块。桂辉回来时，医生告诉她，亚若死了。按照南方的习俗，第二天就埋了。王昇把噩耗向蒋经国报告，经国放声痛哭，此后一连多日戴着墨镜，遮掩哭肿的双眼。
桂辉把双胞胎送交给亚若的母亲周锦华，并告诉章母，她怀疑有人下毒手。照她的说法，章家也相信亚若遭到谋杀，背后另有主谋。他们担心双胞胎也会遭遇不测，故意把小孩登记出生在不同年份，以掩人耳目。直到今天，依然有人传闻、臆测亚若的死因。赣州《正气日报》编辑漆高儒，在他写的蒋经国传记中声称，亚若死前不久，他偶然听到黄中美（蒋经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说，章亚若在桂林自称是蒋经国夫人，制造出麻烦。据说，黄中美指示一名部下，“把她杀了，我来负责”。漆高儒还记得，黄中美曾抱怨他替经国做了不少事，可是小蒋“不了解我”。漆高儒猜测，黄中美自作主张，下令杀害章亚若。许多中国传记作者都相信这说法。可是，除了漆高儒事隔数十年后这段记载，以及桂辉的猜疑之外，我们找不到其他根据支持亚若是在中共、蒋介石或蒋经国本人命令之下遇害。
方良对于先生和章亚若的恋情、生下双胞胎，浑然不知。她从来不问先生的公事，他对她的交往也定下严格规矩，譬如不准方良和富商太太等有心攀附的人来往。她和经国似乎是一对摩登的亲密夫妇。方良经常在机场迎送丈夫时，拥抱他、吻他，旁边的中国人有时还挺难为情。这段时间，经国和太太在一起，经常以俄语交谈。经国也还喜欢读俄国文学作品，譬如美国记者傅尔曼就曾经看到他读19世纪乌克兰诗人舍甫琴科（shevchenko）的作品。后来为了免人猜疑他们的亲苏，他和方良放弃了与俄罗斯的文化关系。
蒋经国在1942、1943年仍在赣南盯紧推动三年建设计划。访宾对于原本十分穷困落后的赣南，与中国其他地方的情况相对照，印象格外深刻。《纽约时报》记者阿特金森（brooks atkinson）报道，经国的改革计划使得赣南地区面貌一新。战前，赣州只有三家工厂，现在已有四十四家工厂，包括一家酒厂、一家面粉厂、一家火柴厂，若干纺纱厂。通过一年两作及新的农耕方法，赣南原本是粮食严重短缺的地区，现在的产量却足可供应十个月的消耗量，预期到了1944年就可完全自给自足。在阿特金森眼里，赣州是中国最现代化、最干净的城市。 [7]
1943年，数千名青少年失去父母，住在贡水岸边难民营里的破房子、破帐篷里。蒋经国下令在离赣州城一小时车程的贡水岸边，兴建一所学校（命名为中华儿童新村）。学校盖好后，大约一千三百名中、小学学龄青少年孤儿迁入新村。蒋经国打破中国传统，禁止校中有任何体罚，他要学生组成自治会，推选自己的村长，选派自己的纠察。 [8]
1943年夏天，经国经常住在新村学校里。他早晨和学生一道起床，带领学生做体操，然后跳进冰凉的溪水里。他的办公室门口只挂着一个牌子：“蒋经国先生”。今天的访客在接待室还可以看到一排泛黄的旧照片，其中有一张是经国和方良夫妇合影，还有一张照片当年一定不会在那里，影中人正是漂亮的章亚若。楼上是一间小办公室，摆着一张破旧书桌，经国在这里至少接见了两个美国客人，一是新闻记者傅尔曼，一是美国驻桂林领事馆副领事谢伟思（richard service。译按：与派驻延安的谢伟思john service同姓，但不同名） 。
陈纳德和史迪威自从1942年以来就为战略观点争执不下。陈纳德主张空战优先，史迪威却认为首要目标应该是建立训练精良的地面部队。蒋介石和罗斯福支持陈纳德的观点，于是陈纳德1943年沿着国民政府统治地区外缘，开始构工兴建一系列机场。陈纳德计划以这些机场作为b-29轰炸机出击基地，它们可以远及日本本土，以及日本在泰国的基地。根据这项战略，美国第十四航空队要在赣州附近盖一座机场，以便p-38侦察机由日本上空执行任务回航途中紧急降落之用。
谢伟思搭乘一辆载运武器的货车颠簸到赣州，安排机场兴建事宜。谢伟思在新村学校蒋经国的办公室见到他；这位美国外交官记得经国“很友善，合作，肯帮忙”。他跟谢伟思驻华多年所见过的绝大多数中国官员不一样，“真心关怀民众福祉”。经国邀请谢伟思到他家吃饭，这也是谢伟思第一次获邀到中国高级政府官员家中做客！
谢伟思记得蒋经国那位漂亮的俄国太太，说得一口宁波话，但是她不多话。每个人“尽欢，尤其是划拳划得真热闹，经国是划拳高手，老是赢”。经国随口就是一些笑话，逗得客人大笑。餐后，经国表演一套绝技，更令人佩服。他拿出一排三张椅子、躺上去，头在第一张椅子，脚搁在第二张椅子，屁股放在中间的第三张椅子。方良把中间的椅子抽走，他竟能悬空好一会儿。美国宾客认为经国这类大男人英雄表演，和他在俄国多年沾染的脾性有关。
据谢伟思说，蒋经国治理赣南十一个县，在美国人心目中，仿佛“在中国打造出乌托邦”。蒋经国消灭娼妓、赌博，让犯人做工，训练犯人有一技之长，出狱后能找到工作，甚至史迪威也在日记里记下，他听说蒋经国“表现很好”。
赣州机场兴建期间，经国几乎每天都到现场观察，与美国陆军工程师结成朋友，邀请他们到家里吃饭。机场竣工，他还开车到桂林，在美国总领事凌华德（arthur ringwalt）寓邸，和谢伟思等人吃晚饭。席间，蒋经国还是很风趣、可亲、开放。据谢伟思的回忆，小蒋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可是“已经隐然有要人之姿，不是池中物”。当时绝大多数美国驻华外交官员认为，蒋委员长对于调度对日作战和治理中国，都显然心余力绌，可是他这位三十三岁的英年长子，却给人“中国就是迫切需要这一型领导人——精力充沛、干练又廉正”的印象。
谢伟思还记得涉及蒋经国的另一桩事件。1944年中，甘介侯将军告诉谢伟思，省里军事领袖底下有个秘密组织，对于战事的进展不满意。谢把他和甘介侯谈话内容以密电呈报给驻重庆美国大使馆。美国大使却犯了专业上的重大失误，把电报交给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过目。虽然电文没有提名道姓直接点到甘介侯，宋子文却认出这项报告的消息来源。戴笠手下立刻以泄露敏感资料给美国人的理由逮捕甘介侯，军事法庭判处甘介侯死刑。谢伟思找到蒋经国，蒋介入此事，救了甘介侯一命，戴笠为此大大不高兴。 [9]
蒋介石继续在百忙中写信给经国，指示他读书、做学问。1943年8月，他曾教诲儿子，读书学习“欲速则不达”。他建议经国，学习算学和英文“每周均不宜超过六小时”。除了要经国研读中国古籍、总理遗训之外，他还鼓励儿子多读《圣经》和其他基督教书籍。1956年经国在介绍父亲行谊时，强调基督教信仰在父亲一生中起极大作用。显然父亲的宣教工作收到成效。蒋经国1939年抵达赣州后不久，就开始读起《圣经》。1943年复活节，经国一家人在重庆由毕范宇牧师施洗，正式成为基督徒。
蒋经国受洗成为卫理公会信徒（methodist），就跟他尊奉孔、孟圣贤之道一样，是出于父亲的意旨。他和父亲一样，对誓言遵奉不渝，此后一生，经常带着两本书——一是日记本，一是《圣经》。在父亲推荐下，经国也读《荒漠甘泉》。这是一本每日一题、阐述基督精神的文集。蒋介石每天读后，就在空白处记下自己的灵思心得，他建议经国一样读完做眉批。《荒漠甘泉》的主旨大致是面对失败、灾祸或悲剧要如何坚毅忍耐、信念不渝。蒋介石每日批注的那本《荒漠甘泉》，现在陪着他的遗体放在慈湖的棺木中，等候有朝一日落叶归根，归葬故土。不知是出于孝心，还是真心喜欢，《荒漠甘泉》也成为蒋经国喜爱的读物之一。20世纪50年代初期，美军官员可以看到蒋经国在战地翻读一本已经快翻烂了的《圣经》。陪他一起出差的副官，夜里到他房里听取最后指示时，经常看到床头或桌上有一本《圣经》。蒋经国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了好几遍，每读完一遍，他在第一页就做个记号，在他逝世时，总共有十七个记号。
但是，据蒋家在台湾的家庭牧师周联华说，经国在宗教信仰及其他问题上，都不坚持教条，不会有封闭心态。他只是“追求者”（seeker）。他自己研读《圣经》，不跟周联华或其他传教士讨论宗教问题，也仅只偶然参加做礼拜。他可以到卫理公会以外的基督教会做礼拜，也可以到佛寺上香，譬如雪窦寺就是他年幼时常去的地方。
蒋经国对于三民主义青年团不能成为动员中国青年的大力量，颇有挫折感。他认为，跟他主持赣南专区一样，三青团要成功，就得靠一批廉洁、坚贞的青年干部。1943年蒋经国到重庆出席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中他提议扩大干部训练班，成立青年干部学校，大量培养青年领袖。在父亲的赞同下，大会通过这项提案，12月间，蒋介石任命经国为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负责筹办工作及从零开始规划课程。
蒋经国仍保留赣南行政专员职位，经常往来重庆、赣州两地。日本军机两次追逐他搭乘的飞机，不久他就把大部分时间花在重庆。王昇和他在赣州的若干部属，跟随他到战时陪都重庆，进入中央干部学校当学员。1944年1月17日，日本发动“一号作战”，针对美国空军新辟建的一系列机场进袭。数天之内，日军已推进到赣州城郊，经国赶回赣州处理此一危机。情势显示赣州守不住时，他把跟政府以及他本人关系密切的人统统疏散，方良、子女和毛夫人的侍婢阿王也都撤往重庆。2月3日，山区里枪声阵阵，蒋经国搭乘dc-3飞机从他替美国人盖的机场起飞。2月5日，日军进入赣州城，已是十室九空。
扣除掉宣传和传闻的部分，蒋经国在赣南的治绩按照当时的环境条件，殊为不易。他最可观的一项成绩是推动治安，又不失地方民心。其中关键诀窍在于他个人清廉正直的官声，真正与百姓同甘苦，因此得到百姓信任他的确为民服务。上级交付的征兵员额，他可以如命达成；但是和中国绝大多数地区不同的是，在赣南农村征兵，并没有造成百姓害怕、仇恨当局的情绪。至少，在赣南没有人记恨，也没有这类记载。
但是，撇开领导人独特的意志以及一批忠勤干部的努力不谈，在全中国要推动打造新赣南，还有其他原因，使得它困难重重，甚至寸步难行。譬如，地方上收缴的田赋，通常要上缴省政府，经国却可以保留而增添财源——这个政策其他的地方官员就无法延用。或许，他比其他同层级官吏，更有本事说服银行做低利放款。此外，经国得到省政府、中央政府的援助，也是其他行政专区专员所无法企求的。据当时在赣南工作的一位中国新闻记者说，经国得到的特殊协助包括保安队、自卫队的兵丁员额增多，宪兵、警察员额也多。此外，他可以直接指挥调度这些单位，其他的专员就没有这种权力。赣南的政府文职公务员也比其他专区多。根据一个消息来源，经国的办公室属员一百人，其他专员平均只有二十来人。中央政府特别拨款，或许蒋夫人自掏腰包协助，帮助赣州若干项目（如大型操场）的建设。
赣南经验为蒋经国的前途打下坚实的基础，他挣得干练、有活力、有创意、清廉正直的领导人之名声，具有行政及地方发展的经验，包括教育、青年工作和地方治安等工作经验。他也累积起一批可信赖的部属追随左右，当然同样也树立若干政敌！蒋经国通过在江西省的经验，深刻了解到国民党的弊病——贪污腐败、派系斗争。他深入了解新兵受到的非人待遇、军队组织吃空缺等问题。他到重庆，也有助于掌握国民党军队中的基本问题——派系林立、割据为王、兵力不足等。他愈来愈不能相信中国共产党。他在演讲和编造口号上，能巧妙地把他重视平等、反抗既有体制的名词，与他父亲钟爱的新儒家思想结合在一起。可是，国民党内最保守的一些人士晓得经国不喜欢他们，因此以牙还牙，一再传布谣言，指控经国是苏联的秘密工具。
蒋介石这人没有真正的朋友，现在只剩下太太和儿子两个人可以信任。父子之间开始交换日记阅读——这是父子关系密切的迹象。此时，经国与继母相处上没有问题。至于纬国，并没有重要的政治角色，因此他跟蒋夫人的关系纯属家庭亲人关系。一般人认为宋美龄比较喜欢纬国，因为他英俊、儒雅，说得一口流利英语。然而，经国在孝道上也无懈可击，农历新年，他会到重庆向父母亲拜年，致敬；他穿传统长袍，进门就跪下磕头。 [10] 不过，经国在江西的生活与工作，跟他这些遵守礼仪的动作大相径庭，呈现出他不肯太死板、顽固的一面——这种平易作风在重庆、延安高级领导人当中，都相当罕见。
注释：
[1] 章孝严1996年5月15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之记录。原书注9。
[2] 王力行《蒋孝勇的最后声音》，载1996年9月15日《远见》杂志。这是蒋经国和方良幼子蒋孝勇接受访问的一篇文章。原书注13。
[3] 见王昇1995年9月8日接受本书作者的访谈记录。原书注20。
[4] 蒋纬国《千山独行——蒋纬国的人生之路》，台北天下文化出版，1996年，第78页。另见本书作者1996年6月7日访问蒋纬国的谈话记录。原书注25。
[5] 蒋孝勇1996年5月19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的访谈记录。孝勇的祖父告诉他，每次派经国从事危险任务，都会给他毒药。原书注40。
[6] 章孝严1995年9月15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的访谈记录。原书注49。
[7] 阿特金森的报道刊在1943年11月5日《纽约时报》第5页。原书注58。
[8] 作者1996年6月13日走访新村学校，访问了当地方姓导游所悉。原书注59。
[9] 谢伟思1996年4月11日接受本书作者电话访谈。原书注63。
[10] 某位与蒋夫人关系密切的华裔美国人，1995年12月接受作者访谈时提起这个故事。原书注80。
第七章 教育长和将军
中央干部学校设在重庆市郊十几公里外几栋旧建筑物里，于1944年5月5日正式开训。蒋委员长预期中央干校在革命之中的作用“就像黄埔”，干校也开始自命“第二个黄埔”。这个比喻引起若干人士忧虑，因为它透露出即将以三青团和蒋经国为核心，出现一股新的政治力量。
蒋经国通过招考，甄选了两百八十名第一期学员。他们是最近才从大学毕业的青年，或是对青年工作饶富经验的干部。另外还有六十至七十名女性的女生队。学生多数来自中、上阶层的城市家庭。他们知识水平高、爱国精神强，又充满理想；在他们心目中，经国是他们向往的新领袖。1944年刚由大学毕业的陈正卿就是一例，他极端“反共”、“爱国”，但是认为国民党“腐败、没有希望”。他和朋友听说蒋经国是委员长的儿子，在赣南心口如一，积极改革。陈正卿前往中央干校参加招生考试时，看到校门贴着标语——“做官的莫进来，发财的请出去”，穿着工作服在门口招呼考生的，赫然就是教育长蒋经国。
经国喜欢这份办学的工作，甚至到了他贵为最高领袖，最亲近的老部属私下都还喊他“教育长”或“校长”。教育长住在学校一间小房子，与学生一起用餐、从事劳动。有一次突击检查内务，他发现某个房间里有斯大林传记和马克思、恩格斯的作品，他顺手翻翻，没说话就走开。早晨点名、早操完毕，尽管天气冷峭，教育长把上衣一脱，带领学生冲上附近一个山头，口里喊着：“男子汉跟上来！”不久，这里就被取名“好汉坡”。他经常跟随一群干校师生到重庆听戏。有一天夜里，大雨滂沱，经国却豪兴大发，要求全队跑步十几公里回校，沿路还大唱爱国歌曲。 [1]
跟在赣南办学校一样，他在中央干校也成立学生自治机构。学校实施军事管理，但是经国不准学生向他敬礼。校规令出必行，没有偏袒。他最重视无私、无我的奉献服务。有一群学员建议，毕业后应该获颁硕士学位。下次集会时，蒋经国表示，他很惊讶怎么大家入学不久就这么关心学位问题。
他说：“好吧，我颁给每位革命博士。”学生们笑了开来，此后大家再也不提学位问题了。 [2]
虽然自赣南撤退，头半年中央干校师生士气十分高昂。蒋委员长与蒋夫人的声望空前高涨。蒋委员长出席开罗会议，与罗斯福、丘吉尔并坐合影的照片广为流传。同盟国终于放弃帝国主义时期遗留下来的“治外法权”特权，从此以后，西方国家居住在中国的公民得以不受中国法令管辖的这项特权不再存在。由美国训练的新一军（军长是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毕业生孙立人）和新六军亦由缅甸战场传来捷讯，令人心为之振奋。史迪威不改尖酸脾气，即使赞美也还要加几分侮慢口气，称缅甸战场告捷是“中国有史以来对抗第一流的敌人，第一次展现出强劲持久的攻势”。同一时期，美国海军在珊瑚岛之役歼灭日本残留的海军舰队大部分武力，美军陆战队在伤亡惨重下，亦在太平洋诸岛稳定进展。
然而，中国战场上的发展就不是太顺利。陈纳德的飞行员和中国陆军都没有能力阻挡日本“一号作战”的攻势。中国高级军事指挥部不能合作，总部对不得宠的将领不肯提供补给，而且蒋委员长下令投入好几个师兵力防卫实际上已遭包围的城市，也造成巨大的伤亡损失。日军“一号作战”对国民政府产生重大的军事及政治危机，而使美国政策丕变。史迪威要求上级罢黜陈纳德，可是罗斯福反而把史迪威解职，换上较谙外交之道的魏德迈将军（albert c. wedemeyer）。魏德迈这位新任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与蒋介石处得不错，不过他呈报给华府的密电中，观点与史迪威并没有太大差异。
中国军队在上海、武汉、长沙及其他战役中，都显示出面对强敌无畏抗战的勇气，也有陈诚、白崇禧、李宗仁、孙立人等一流的军事领袖，可是领导权不统一，加上新兵（绝大多数是农民）待遇奇差，摧毁了部队的战斗精神。当日军部队的优势兵力再次击溃中方防线时，蒋经国的挫折感大增。有一天，他带父亲到重庆附近一个营区视察。蒋介石目睹士兵在被子里饥病而死，大为震怒，用手杖怒击主管军官，当场予以解职。1944年8月，重庆市政府工人由街头载走一百三十八具士兵尸体。蒋经国把这个状况报告给父亲，但是委员长这次并没有亲临现场检视。
根据长期担任蒋经国办公室执行官的一位军官所述，蒋经国从来不当面顶撞父亲，会委婉建言，让委员长相信这是他自己做的裁定。 [3] 蒋经国经常告诉父亲，中国迫切需要的一支新军，由爱国知识青年组成，并由情操高贵、献身报国的忠贞将领领导。三民主义青年团与国民党的关系既密切，又不尽然隶属国民党，正是征募这样一支精锐部队的绝佳来源。
美方在这个时候已承诺要替国民政府训练装备三十九个师的兵力。蒋介石接受儿子的建议，决定以其中九个师的编制（大约十万名兵员）组织起这样一支知识青年新军。10月10日，蒋委员长号召全国青年投身这支精锐部队。（译按：“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应运而生。） 虽然期待许多人志愿从军，尤其是加入军官团，蒋委员长仍特别组织一个全国委员会处理征集知识青年的工作。
在中国，征集高中、大学学生及毕业生入伍服役乃是创举。抗战已经进入第八年，国民政府除了征调医科、工科及英语专修学生（后者是担任翻译官）的大学生及毕业生之外，并没有全面征集大、中学生服役的动作。抗战开始之际，全中国只有大约四万名大学毕业生，当时认为这些精英及其他培养不易的知识青年，宜用于维持经济建设和政府运作上。 [4] 比较难以解释的是，高中学生及毕业生也常常逃避兵役。蒋委员长一声令下，将扭转此一局势，至少若干知识青年的命运会有所变化。11月，蒋委员长替这支新军正式取名“青年远征军”，派军政部长陈诚为总司令，蒋经国出任青年军政治部主任。蒋委员长把青年军政治部归属在军事委员会训练处之下，并不隶属总政治部管辖。这个不寻常的做法使得蒋经国和青年军享有独特地位，不受军方原有的政工制度节制。蒋经国决心培训出一个真正有效率、强悍的政治作战干部队伍。到了年底，征集及自愿入伍的青年军人员已有十四万人。蒋经国的军官得以从中组成九个师的兵力——番号为第二○一师至二○九师，以及一支三千人的女青年作战辅助大队。蒋经国委派由委员长正式挑选的资深军官，作为青年军专业的指挥官；同时，政治指导员全由经国本人亲自甄选，大部分由军队之外取才。中央干校第一期学员接受了约六个月的训练，提前结业，一百多名毕业学员加入青年军政治工作干部行列。
到了1945年2月，青年军新兵已有四万人在训练中，另十万人等候设施腾出来才能受训。根据青年军退役老兵的说法，蒋经国一本平日习惯，每天早早起床，与新兵一起做操，然后检查厨房、厕所。蒋委员长有一次对第一期军官团学员讲话，称呼他们是“革命先锋队”，要发挥“以一当十”的作战精神。青年军是蒋介石倚为股肱的力量。
蒋介石又派他儿子担任另一项工作——三青团政治部主任。陈果夫两兄弟担心的状况果然出现：团员人数达五十万之众的三青团，加上青年军，乃至一般青年工作，即将是蒋经国的势力范围派成员和康泽的蓝衣社旧属，迟早会丢掉在三青团内的要职，被派到前线，届时是否战死就很难说了。（译按：康泽后来被俘，并未战死。）
时常面带微笑的蒋经国，培养出在工作时不苟言笑的习惯。他的父亲非常重视仪表外貌，一再劝他严肃自持。但是，蒋经国一生都维持平易近人的精神，看到有人进到办公室，他一定起身招呼。工作余暇，吃了饭、喝过酒之后，他会和部属勾肩搭背讲笑话、划拳助兴。虽然工作之余喝了不少酒，此时他的糖尿病痼疾还未发现诊治，仅只偶尔有些麻烦。经国此时体力、健康可谓处于巅峰期，依然瘦削、活泼、自信、充满精力。
蒋经国担头重负越来越多，没有太多时间与方良、子女相处。1935年以来慢慢演进的生活方式，现在逐渐定型。根据长久追随他的部属的说法，经国把他的工作、家庭生活和社交生活分开来。他深爱家人，有机会也与子女玩，但是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若干貌美、聪明的女性受到他的吸引而与他亲近，已婚、单身的都有。有一位女性友人是某空军将领的女儿，怀了身孕，前往美国。 [5]
1944年12月，日军突然停止“一号作战”的攻势。太平洋战事频频失利，日本不想再多占领中国领土。中、美双方正在规划一项军事行动计划，由中方发动攻势，美军则由海上在华南登陆。但是，“一号作战”的危机甫解，蒋委员长比以前更重视与共产党的对决作战。他指派陈诚兼任敌后作战总司令。积极组建三青团以防止中共吸收青年学生，也成为当务之急。
许多在1940年代中期接近蒋经国的人士相信，蒋介石在这个时期开始考虑，陈诚是个可能的继承人，经国则是第二人选。就经国本人而言，他晓得有些人现在开始背地里称他“太子”，而且他父亲至少已经起了念头，有朝一日儿子可能成为中国的领导人。陈诚和蒋经国也努力维持平顺关系，相处上大体也不错。陈诚是蒋经国尊重的少数几位国民党将领之一。但是两人之间也无可避免地会产生竞争的紧张态势。蒋经国曾经对一名随从透露：“如果陈诚对，我服从他；但是，他错了，我又怎么能服从他呢？” [6]
全球战局现在情势一片大好。美军陆战队攻陷硫磺岛，以冲绳为起降基地的美军b-29轰炸机在日本领空如入无人之境。2月初，孙立人率领新一军重新打下腊戌，打通滇缅公路，中国从此不再受到封锁，可以与海路接通。
近1944年底时，美国新任驻华大使赫尔利（patrick hurley）在前来重庆途中，经过莫斯科。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对他表示，苏联已经对中国共产党完全失去兴趣，苏联希望与国民政府增进关系。赫尔利抵达重庆不久，苏联驻华大使馆代办向蒋经国建议，宜安排斯大林和蒋介石会谈。然而，这件事没有下文，很可能是斯大林决定暂且按下，等到雅尔塔会谈之后再说。 [7]
这时候，美国军方相信，唯有借由地面作战才能在亚洲大陆击败日军，而中国军队没有能力完成此一任务。日军“一号作战”及其他事件（如蒋介石一度声称他若未多得到美援，即将退出战局），使得罗斯福对国民政府失去信心。美国外交官员、新闻记者及驻华机关其他人员一再抨击国民党，史迪威也不时批评重庆当局，又加上好消息似乎总是由延安中共阵营传来，对华府的对华印象起了重大影响。基于种种原因，罗斯福总统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高峰会议里，预备瞒着蒋介石政府及中华民国，让中方付出重大政治代价，换取苏联承诺出兵中国东北，攻打日本。
美方同意把旅顺港和中东铁路交还给苏联控制。至于中国另一块领土——“外蒙古”，罗斯福同意“外蒙古”地位问题由苏联操控的公民投票来决定。他还同意，在德国战败、苏联能把二十五个师兵力部署到远东之前，不通知重庆的美国盟友这些影响到中国领土权益的条款。
斯大林告诉身染重疾的罗斯福，中国共产党是“萝卜共产党”（radishmunists）——外红内白；斯大林又保证，派兵进入东北之前，他会与国民政府签订一项友好同盟条约，恢复对重庆提供军事援助。实质上，斯大林此时相信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得胜的话，可以在远东地区带来苏联红军在东欧、中欧所导致的相同之地缘政治大转变。 [8] 毛泽东的武力已稳定成长。重庆的美国大使馆已经在拍发给美国国内的电文中预测，抗战结束之后，中国已无可避免要爆发内战。由于国民党部队的腐化和无能，绝大多数美国的外交官和新闻记者相信，中共极可能赢得国共内战。苏联驻华大使馆的分析，以及斯大林驻延安代表的报告，毫无疑问也与美方见解相同。俄国人晓得，一旦苏联占领东北，中国共产党在战后的前途更将情势大好。
盟国在雅尔塔会谈及稍后的德黑兰会谈中，议定战后世界地图，同意朝鲜及德国分治。从斯大林的观点看，中国分治（一半共产党、一半国民党）将有许多利益；但是，若是整个中国都落到中共控制更好。蒋介石直到6月份才被告知雅尔塔会谈有关远东的协议，斯大林可能早就通知了毛泽东。莫斯科与延安早已做好军事规划，中共部队将在苏联红军打进东北之后，紧随着抢进。然而情势发展却比任何人的预期发生得更快。
国共双方在美国人力劝之下，自从1944年底即就组织联合政府一事，不时谈判。周恩来代表中共在重庆谈判，迭次坚持先成立联合政府，中共才肯解散其军事组织。国民党政府则坚持，中共先解散军事组织输诚，再成立联合政府。3月份，蒋介石提议召开国民大会，结束一党专政、起草新宪法。中共为了强化“外红内白”形象，4月间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在党纲中取消言必称苏联及推动世界共产革命的文字。中共新党纲通过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针。
国民党也在4月间于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六大”会场却爆发对领导体制的公开批评。这股批评浪潮肇始自三青团团员，虽然没有指向兼团长的蒋介石，却对党、政、军普遍的腐化、无能现象炮声隆隆。毫无疑问，已具党中央委员身份的蒋经国，在取得父亲首肯下，批准三青团成员对国民党领导体制发动口头攻击。蒋介石可能认为，借着这类批评可以驳斥外界指控国民党不民主的说法，或许也可以迫使党进行肃清、改造。国民党“六大”反映着蒋经国的意愿，批准三青团结束与国民党的松散关系，把它转型为一个专司青年组训工作的政府组织。
1945年5月8日，纳粹德国无条件投降。5月底，斯大林告诉杜鲁门总统的特使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俄国可以在8月8日开始对东北用兵，苏联愿在发动对日作战前，与蒋介石交涉中苏条约。斯大林重申他在1927和1937年的说法，强调蒋介石是唯一能领导全中国的领袖。他保证允许蒋氏的国民政府在苏军进占的东北地区组织地方政府。6月间，美国照会蒋委员长有关雅尔塔会谈的协议，也告诉他苏联有进攻东北日军的计划。
蒋介石陷入必须奋力突围的困局。他若想在战后的国共斗争中取胜，必须有美国的援助，以及莫斯科不插手，至少也得节制的条件。蒋介石晓得苏联必将占领东北，更亟须争取一切可能，与斯大林获致新协议。
新疆是国民政府必须赢得苏联节制的另一个重要地区。蒋介石父子相信，如果他们让步，同意“外蒙古”独立，斯大林可能会在东北及新疆问题方面与国民党合作。苏联自1943年退出西北以来，依然插手该地区事务。同时，盛世才的政策使得本地区居于多数的非汉人疏离。1944年底，蒋介石迫使盛世才离职之后，乌孜别克族领袖法哈德（farkhad）在距迪化一百二十公里处宣告成立“共和国”。
国民政府派到新疆的新任省主席与新疆军事指挥官不和，使得局势更加恶化。蒋介石派经国前往新疆化解。他在1945年4月13日抵达迪化，与新疆的官员开会，也见了前往重庆履新、路经乌鲁木齐的苏联新任驻华大使彼得罗夫（a. a. petrov）。根据美国驻迪化领事华德（robert s. ward）拍发回华府的电报，经国出现在新疆似乎代表“中国方面首次真心寻求苏联善意表现”。甚至在迪化方面还激发一种揣测，希望蒋经国会出任新疆省主席。6月间，重庆方面有位“特别代表”建请华德，让美国政府出面向蒋委员长提议，派经国为新疆省主席。 [9]
新疆省主席必然会涉及和苏联打交道，经国的资历、条件非常充分。甚且，他和许多汉人官员不同，非常乐意到西北工作。但是，蒋委员长虽一度打算儿子下一个历练的职务是新疆省主席，到了1945年春天，却已另有想法。鉴于苏联即将出兵占领东北，抗战结束指日可待，蒋介石希望经国留在中央，随侍在侧谘商，父子俩也可以持续增进亲密关系，不过，这趟第二次新疆之行倒有助于蒋经国的下一个任务——在阔别八载之后，回到莫斯科。
6月间，蒋夫人的哥哥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长，仍兼外交部长。蒋介石指示宋子文立即率团赴莫斯科商讨中苏条约，并建议宋子文带蒋经国（身份是顾问）一起到俄京。宋子文虽然不喜欢小蒋，但小蒋是他父亲俄国事务的第一号专家，当然从命带经国同行。事实上，宋子文在旧金山（译按：盟国筹组联合国） 开会的两个月期间，蒋介石父子已经议定与斯大林谈判的策略大纲。这项政策就是，中国可以在“外蒙古”问题上让步，交换苏联承认中国在东北的主权，以及苏方坚决承诺不对中国共产党和新疆的反叛团体提供援助。起先，中国代表团并不预备透露在“外蒙古”问题上有任何弹性，可是重庆报纸显然奉上级指示，暗示有妥协空间。
宋子文一行借用一架美国飞机及组员，于6月26日由重庆出发。蒋经国在青年军中官拜中将政治部主任，在访苏代表团中却只配挂上校军阶。莫洛托夫在军用机场热切欢迎中国代表团——他在同一个机场，也曾于1939年热切欢迎希特勒的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另于1941年迎接过日本特使松冈洋右。宋子文与斯大林有五次会谈，蒋经国至少出席了其中两次会谈。宋子文是哈佛大学毕业生，以英语发言，一名苏联译员译成俄语。斯大林非常亲切，说话相当友善。
蒋经国在代表团里姿态虽然很低，却在谈判中扮演关键角色。令宋子文大为不满的是，小蒋竟然与斯大林有一次私下密谈。我们很可以假设，蒋经国传递了他父亲的讯息。而斯大林再次盛赞蒋介石，保证苏联将与国民政府密切合作，也问起蒋方良和他们在俄国出生的长子近况如何。斯大林还交给经国一支枪，作为送给孝文的礼物。蒋经国注意到，斯大林办公室外头墙上挂了张彼得大帝的画像，他记得多年前这块地方悬挂的是列宁站在坦克车上的一张画像。他在脑海里一转，认为换了画像，反映出斯大林观点变了，民族主义胜过意识形态——他认为，这是可喜的讯息。
中国代表团7月中旬回到重庆时，经国抱持乐观心情。斯大林向中方担保，日本投降的三个星期之后，苏军就开始撤离东北，三个月内完成撤军行动。7月20日，尽管国民党内部反对就“外蒙古”地位做出任何让步，蒋介石批准最后训令，只要斯大林预备承诺不干涉中国内政，在这个议题上不必再坚持。宋子文在回到莫斯科之前告诉赫尔利，任何人执行这项训令，必然毁掉政治前途。他不愿作为送掉“外蒙古”的中方官员。宋子文后来同意率团到莫斯科，但是在中苏条约签字前就先离开。
蒋经国没有参加第二次访苏代表团。蒋委员长显然预料到，右派人士反弹声浪一定十分猛烈，决定不让他去，以减弱遭抨击的强大压力。此外，8月6日（也就是中方代表团启程前一天），中国听到原子弹摧毁广岛的新闻。华府事先并未告知中方美国已有原子弹的消息，但是蒋介石当然高兴原子弹派上用场。核爆一方面可以强化斯大林尊重美国的实力，也可有助于中国最后一轮的谈判，同样也会鼓舞苏联实现中、苏条约。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于1945年8月14日，保证一旦再有日本侵略事宜，两国相互支持，互相尊重主权及领土完整的原则，互不干涉对方内政。在交换备忘录时，中国同意在苏联主导的公民投票下，“外蒙古”人民若表决赞成独立，中国将承认“外蒙古”的独立。莫斯科方面则承诺在道义上支持国民政府，所有的军事援助全都交付国民政府，并针对新疆最近之发展宣布“无意干预中国内政”。
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的翌日，苏联宣布对日本开战，七十万名在西线战场战斗经验丰富的红军，冲进中国东北。莫斯科在中苏条约中重申，保证在日本投降之后三星期开始把红军撤出东北，三个月之内完成撤军行动。中方可就东北解放地区派出政府代表及随员，任何地区若不再是立即交战区，也比照办理，由国民政府恢复全面权力。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提出警告称，俄方对东北态度放温和“只是表面文章”，斯大林将通过运用“受培养接受其纪律要求、分享其意识形态的人士”——亦即中国共产党——继续追求在东北地区最大的影响力。 [10] 但是，同盟国除了接受苏联会有善意之外，别无其他选择。苏联对于盟国击败纳粹，做出至关紧要的贡献，而且遭受极大的伤亡损失。战后新秩序必须初步以苏联合作为假设基础来架构。 [11] 8月14日，中国新任外交部长王世杰签下中苏条约。翌日，日本裕仁天皇以“天鹤之声”下达旨令，宣布投降。
过去二十五年（其中八年陷入血腥交战），人类文明在崭新的革命动能、知识和权力时代里，发生方向何去何从的激烈竞逐。差不多在20世纪的中间点，启蒙时代（enlightenment）的两道潮流——雅各宾（the jacobin）和民主（后者也有中国这样的威权政府盟友）——战胜了法西斯主义这股原始的反潮流。20世纪下半叶将是这场全球大内战的第二阶段——激进／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者，和自由／民主阵营，彼此各抓着一批第三世界追随者展开斗争。这场斗争的初期在中国爆发，尤其是在东北先发生。这场斗争的一方是中国共产党，另一方则是中国国民党，结合着各种意识形态及政治势力的大混合，国民党一直要到与中共决战前夕，才宣布要实施代议制民主，但是又没有充足的时间与坚定的意志去落实此一理想。
注释：
[1] 蔡省三、曹云霞《蒋经国系史话》，第107—108页。蔡是三青团秘书，前此在赣南追随蒋经国工作。原书注6。
[2] 李焕、林荫庭《追随半世纪：李焕与经国先生》，台北天下文化1998年版，第30页。原书注8。
[3] 温哈熊1996年5月17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的访谈记录。原书注12。
[4] 陈立夫与张绪心（sindey h. chang）《中国风雨已过》（the storm clouds clear over china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1994年出版，第170页。陈立夫由1938年元月担任教育部长至1944年12月为止。原书注14。
[5] 消息来源是与蒋夫人关系密切的华裔美国人。1996年，这位女士仍住在华盛顿地区，但不肯接受访问。原书注24。
[6] 贾亦斌1995年9月21日在北京接受本书作者的访谈记录。原书注25。［译按：贾亦斌曾任青年军复员管理处组长，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副局长、代理局长（局长原本是蒋经国），1949年4月率领预干总队在浙江投向共产党。 ］
[7] 陈立夫，前举书，第178页说，蒋委员长担心会遭绑架，没接受斯大林邀请。原书注26。
[8] 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探索近代中国》（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1990年版，第482页。1945年4月，中共号称党员一百二十万人，拥有九十万名武装部队，占领地区辖有人口九千五百万人。原书注27。
[9] 美国驻迪化领事馆1945年6月22日电报，收于《美国外交关系》第七卷第1001—1002页。原书注34。
[10] 《美国对华关系，特别是1944至1949年期间》（united states’r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 ），俗称《美国对华政策白皮书》，第123页。原书注43。
[11] 苏联阵亡军人达六百万人、中国军队亦有二百二十万人阵亡。见帕谟（r. r. palmer）和柯尔顿（joel colton）《现代世界史》（a history of the moden world ），第860页。原书注44。
第八章 东北交涉
曾是志得意满的日本关东军及伪满部队如今弃械投降。林彪率领十万名八路军紧跟着苏联部队拥入东北。除了大城市之外，中共迅速在各地接管地方行政，扫除伪满傀儡部队，占取由苏军掳获的日军武器。魏德迈将军认为，国民政府实力不足以同时接收东北，又在华北重建权力，他建议蒋介石提出东北暂时交与中、美、英、法、苏五强共管的方案。蒋介石立予峻拒。
国共斗争的动态关系，加上国民党内持续角力，使蒋介石实质上没有选择，必须峻拒魏德迈此一建议。广袤的东北有五千万人，与苏联毗邻，又蕴藏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及矿产资源，中、日之所以爆发战争，可以溯源至日本侵占东北，国民政府若不能在东北宣示恢复治权，就是积弱不振的表征。靠拢到国民政府旗帜下对日抗战的东北军，势必因此不再支持蒋介石。而且，国家统一的问题乃是最关键的重要因素。自从1911年以来，不论是国民党、共产党或民主人士，统一是全体中国民族主义者的首要目标。接受魏德迈建议的方案，就代表蒋介石默认中国分裂。他不但基于历史因素考量有所戒惧，也因为此举势必使他丧失领导人地位。 [1]
况且，蒋介石相信他可以在东北胜过共产党。蒋介石在他的头号苏联事务顾问蒋经国的鼓励下，认为借退让及展现实力的综合运用，可以取得苏联的合作。蒋氏父子估计，斯大林有理由遵守承诺。苏联现在是全世界两个超级大国之一，声望达于鼎盛。但是苏联迫切需要休养生息、恢复秩序、重建严重残破的国家，并且必须发展核武器，以打破美国的垄断优势。因此，在东北这类关键地区采取合作政策，应该符合其利益。针对中国这块土地，苏联首要的短期目标是促使美军撤离，这也需要苏联做出合理的善意表示。
两蒋认为对莫斯科的外交交涉有可能成功，但是他们父子俩也相信，这项策略必须有强劲的军事力量做后盾。美国军机对国民政府提供协助，载运十一万名国民党部队飞往北平、天津及华北其他城市。然而由于苏联作梗，美机无法降落，国民党军队根本进不了东北。同一时期，美国对国共双方加强压力，迫使双方找出政治解决方案。赫尔利大使飞到延安，陪着毛泽东、周恩来到重庆，进行一段相当长时间的谈判（从8月28日进行到10月11日）。毛、蒋自1926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以来即未再晤面，现在国共双方态势已有变化——苏联占领东北，中共部队（不再是“军阀”）则占据华北及长城以北的乡村地区。
蒋经国也列席国共重庆会谈，与毛泽东也有了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握手。国共双方努力摆出真心要达成避免内战协议的模样，气氛可谓正面、积极。然而，华北地区国共部队仍然不断发生军事冲突。
1945年9月4日，蒋经国奉派出任外交部东北特派员。蒋介石亦派熊式辉出任东北行辕主任，这是国民政府派到东北的最高级官员。因此，政学系领袖熊式辉再度成为蒋经国的上司。10月1日，苏联通知国民政府，苏军将在10月底开始撤离东北。12日，经国与熊式辉飞往长春；同行者还有知名的银行家、经济学家张嘉璈，他的职责是与俄国人交涉经济事务。苏军参战，打进东北，已近两个月，中共部队现在已于沈阳、长春近郊扎营。不过，蒋经国对于即将与东北红军总司令马利诺夫斯基（rodion y. malinovsky）将军交涉，仍抱持乐观态度。蒋经国在和张嘉璈谈话时，强调中、苏关系对于中国之未来“十分重要”。中、苏双方在10月13日会面。魁梧、粗壮、讲话直率的马利诺夫斯基是苏联的作战英雄，在朱可夫（zhukov）率领下捍卫斯大林格勒（编按：即今伏尔加格勒） 转败为胜的一名骁将。稍后，马利诺夫斯基率领红军，横扫中国东北。这位苏军将领表现出相当友善的态度。中方代表还没发言，他就主动保证，红军会把东北的非政府部队解除武装。经国要求马利诺夫斯基，准许国民党军队在依据雅尔塔协定已由红军占领的旅顺、大连登陆。苏方不肯，理由是大连是商港，旅顺是自由港，不宜供军队登陆。马利诺夫斯基建议蒋介石在葫芦岛登陆。美国军舰载着国民党军队，迅速开到葫芦岛，不料中共部队已经占领葫芦岛。美军特遣舰队最后把国民党军队载到长城之南上岸，根本没能进入东北。
等到要苏联履行其他承诺时，蒋经国又一再碰壁。如果他想和马利诺夫斯基或其参谋约个时间会面，苏方常常答说不晓得上级长官现在在哪里，而且往往一连多日不给个回音。经国在日记里记下：“国家无实力，不得不动心忍性也。”张嘉璈想和苏方详细磋商经济事务，也不顺利。苏方要求把东北全部工、矿企业实际上由中、苏共管。
东北战区司令官杜聿明于10月29日抵达长春。杜聿明是黄埔军校毕业生，曾随史迪威在缅甸作战；史迪威一度认为杜“不错……精通战术”，但是后来对杜观感大变。当月，五百名国民政府官员、僚属抵达长春，预备分派到各地接收地方政府。但是，一连过了好几个星期，苏联人不准这些官员离开长春。马利诺夫斯基的政治指导员，反而责备国民政府在东北各地煽动反苏活动，以致地方不靖。蒋经国答说，煽动反苏活动的是日本人或“叛徒”。然而，在同一时期，陈立夫在中国各城市策动学生举行一系列反苏示威活动。蒋委员长在经国要求下，斥责陈立夫不应该搞反苏活动。
马利诺夫斯基终于允许国民政府官员接管各地地方政府，经国请求借汽车、飞机输送这些人出发接收，马利诺夫斯基又拒绝所请。事实上，国民党政府官员依然困在长春，动弹不得。马利诺夫斯基又照会经国，国民党军队只能在苏军撤退的四天之前，由空运送到驻地，可是苏军何时撤退则是遥遥无期。这位苏军指挥官再度指控，有数千名国民党秘密人员破坏苏方设施。当蒋经国问起日军投降后其武器的去向时，马利诺夫斯基却说这些武器统统运回苏联去了。
11月9日，马利诺夫斯基告诉蒋经国，奉莫斯科当局命令，要把所有的邮政、电信设施及剩余武器交给国民政府。可是，三天之后，林彪两千名部队已开进长春市。然而，经国依然极力主张忍耐为重。在这方面，他与熊式辉观点日益分歧。经国认为熊是个“老官僚”，反苏态度“肤浅”，缺乏“战略见识”。譬如，尽管苏方反对，熊依然希望派遣文职人员出外招募、组织地方部队。经国认为，若是这么做，必然后患无穷。
经国继续要求同僚，必须尽最大努力对苏联忍让，以阻止中共在乡间稳固控制力量。可是，11月7日，共产党的军队却把经国和数百名国民政府官员，包围在长春的南满铁路会社大楼里。几天后，马利诺夫斯基通知杜聿明，苏联将分三阶段撤出东北；他说，12月25日以后，除了俄国人控制的旅顺、大连之外，国民党军队可以在任何地区自由登陆。
大约与此同时，美国总统杜鲁门照会蒋介石，他希望派遣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将军来华，调停国共争端。陈立夫对蒋提出警告，认为马歇尔露面将会引起和苏联的问题——而且，一旦马歇尔调处失败，恐会怪罪国民政府。陈立夫建议，最好是跟苏联讨论国、共问题。蒋经国同意这个做法。
根据这个方向，蒋介石致函斯大林（时间可能是11月初），建议双方会商解决危机。11月13日，经国接到父亲手谕，得知政府决定撤回东北行辕。蒋氏建议：“让我们等一两天，瞧瞧苏联的反应如何。如果仍有希望挽回局势，我们就可以表现出，我们的确并不希望在东北建立军事力量，我们也不希望挑激任何人。我们可以借普选，来建立地方政治组织。经济上，我们可以和苏联合作。”蒋介石给经国这道手谕，最令人关注、不解的一点就是，暗示在某种条件下，国民政府可以不在东北寻求建立军事力量，也会同意与苏联在东北广泛实施实质经济合作。这样的文字很可能是由经国起草，它似乎暗示许多可能性，包括国共部队撤出整个或部分东北，让苏联军队留驻这些地区。同时，中、苏可在东北全面经济合作，并举行地方选举。
同时，重庆当局照会苏联大使馆，由于中共部队在长春的干扰、威胁行动，国民政府别无办法，只好退出长春，并警告苏联必须为此结果负责。除了蒋经国、张嘉璈等少数人员留下，国民政府派到东北的文职人员在11月17日退回北平，国民党军队军事总部也移驻山海关。
苏联的交涉态度突然一变。11月21日，马利诺夫斯基告诉蒋经国，他对国民政府退出关外殊觉遗憾，又声称他并不晓得中共部队曾包围国民政府官员总部。接下来，俄国人以貌似认真的态度开始谈判经济问题。张嘉璈和蒋经国认为，国民政府退出长春，以及美国施压威胁，促使苏联坐下来谈判。11月底之际，杜聿明部队（包括孙立人的新一军）正沿着海岸向北推进，相信这也影响到苏方态度。大约12月初，斯大林回复蒋介石的信，提议南京派代表到莫斯科，讨论东北僵局。
张嘉璈和蒋经国主张政府不应太注意在东北可能的经济损失。在经国的坚持下，国民政府甚至没有针对苏联明目张胆掠夺东北之工厂、机器设备的行径公开争吵、抗议。蒋经国指出，被掠夺的设施大部分是日本人所造，在现实上，中国也必须“靠向苏联”。11月24日，苏方向张嘉璈提出一个方案，建议中、苏合作经营东北百分之八十的重工业。张嘉璈和蒋经国都赞成，同意苏方要求，依据这个方向达成协议。
几天后，主持东北事务的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前往重庆，与主席蒋介石、行政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王世杰开会。宋主张，与苏联讨论未来的经济合作之前，中、苏之间的政治问题必须先解决——亦即苏联必须自东北撤军，国民政府必须有效地恢复全面控管行政、经济。王世杰也反对在这个时刻，在经济上做出重大让步。蒋介石显然支持宋、王两人的见解。他授权经国通知苏方，有关经济合作的详细讨论要在苏联撤军后才进行，但是双方可就东北经济重建开始起草合作计划。
这项建议似乎起了正面效果。马利诺夫斯基12月5日和蒋经国会面，同意了若干重点。他保证，国民党军队一个师的兵力可以安全在长春降落；也不反对另两个师经由铁路运送到沈阳。他又说，苏联正在加紧努力促使政府不承认的部队缴械。此外，他同意政府派任的县市长可以就职、任事。同一天的会议里，苏方表示，为了有秩序地移交，撤军必须推迟到1946年2月1日。
事实上，希望苏联慢点撤军是毛泽东的主意，但是蒋经国不晓得，反而相信苏军缓撤对国民政府有利，而说服蒋介石接受。 [2] 四天之后，蒋经国通知马利诺夫斯基，中国政府接受苏军延迟撤退期限。又过了几星期，蒋介石甚至批准付款给苏方，弥补它“因推迟撤军日期……而发生的费用”。苏联等则向外散布“延迟撤军是出于国民政府要求”的消息。
蒋经国和张嘉璈由于苏联态度一新，相当“欣慰”。蒋介石12月21日告诉马歇尔，俄国人“已经停止协助中共”，因此，共产党军队在和国民党军队交战时遭受重大损失，为了争取时间，他们现在才说希望政治和解。然而，蒋氏父子依然相信，国民政府非常需要展现在必要时有意愿也有能力以军事接管东北。
事实上，国民党军队已经迅速沿海岸及铁路干线向东北集结。到了12月底，国民党军队已经接收了东北绝大多数港口，只有旅顺、大连由苏联控制。马利诺夫斯基却秘密允许中共在大连兴建军火库，并从大连市及近郊征集数千人入伍。孙立人率领的新一军已进入东北中区，向中国的重要工业城市沈阳前进。
孙立人此时已声誉卓著，被公认是不玩政治的“百分之百的军人”。对日作战结束，艾森豪威尔（译按：当时是盟军欧洲战场总司令） 邀请孙立人参观欧洲战场，确立了美方推重孙氏的地位。可是，孙立人有话直说的脾气，使得他与上司杜聿明的关系并不和谐。据他一位旧部的说法，孙立人若是美国人，他的绰号大概就跟史迪威一样，也是“酸醋乔”（vinegar joe）。 [3]
国民党军队占领交通线和大城市之际，林彪却在乡村地区强固控制。经过四个月的广泛征兵、整编伪满傀儡部队，他把麾下人民解放军正规部队扩大，组成一支大约十五万兵力的人民自卫军。他又吸收了张学良东北军旧部两万五千名兵力。张学良的弟弟（译按：张学思） 被任命为这些部队的长官，并担任辽宁省人民政府主席。相形之下，蒋介石派到东北担任重大职位者，其实全不是东北人。
蒋经国认为在争取东北民心上，比起共产党，国民党实在太逊色。1945年秋天，有一批人进谏蒋介石，准许张学良复出，负责筹组一支在地方上征兵的崭新东北军，经国几可确定是进谏者之一。可是，蒋介石不接纳，张学良依旧遭到软禁。不久，张学良、赵四小姐和卫兵就迁移到赣州城外山区的新住处——这是经国家人喜欢避暑的佛教岩洞。在这个宁静的地方，这位在东北仍有号召力的国民党将领，投闲置散、眼睁睁看着国共双方竞逐东北的接收。
蒋介石派经国到莫斯科，亲自和斯大林讨论东北问题。行前，经国接触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官员李多夫斯基（andrei ledovski）。这位苏联官员告诉蒋经国，他在苏联的声誉不错，跟斯大林谈话时宜直接切入重点，不要阿谀奉承斯大林。 [4] 蒋经国对李多夫斯基透露了一个重要讯息，中方在全盘解决方案中预备做一项重大让步——将来不准美国到东北做资本投资，美国在中国若享有任何经济权利，苏联一体适用，一样不少。 [5] 蒋经国在1945年圣诞节当天只身出发，前往苏联。此行在国民政府内部秘而不宣，但蒋介石通知了马歇尔。
蒋经国12月30日、1月3日两度与斯大林会谈，这个时候正是孙立人所部持续推进，马歇尔的调处也出现第一个成绩的时刻。国共双方接受马歇尔提议，宣布1月10日起全面停火，并同意按照蒋、毛10月间原则接受的方案，召开各党派人士的政治协商会议。若是斯大林预备接受中共不接管整个东北的解决方案，这些发展应该有助于经国和斯大林就东北未来前途达致协议。
可是，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呈给斯大林的汇报备忘文件中，却对这位年轻的旧布尔什维克同志，持着怀疑的评估意见：
现在，我们来看看蒋经国。蒋介石企图在美、苏之间玩手法，经国身为一位旧布尔什维克党人，也跟他父亲没有两样，企图在我们和他父亲之间玩弄，伪装他是苏联的真心朋友。经国可能甚至不惜以批评他父亲为方法。然而，蒋介石除非百分之百肯定儿子会遵循父亲的政治目标，否则绝不会派儿子来莫斯科。接近蒋介石的人士不喜欢他儿子，不仅因为过去他是左派，更因为他是政治继承人。实际上，经国非常平庸，根本比不上宋子文的老练。结论：蒋经国非常不可能被授权和我方签署任何协定。他这次到莫斯科来的目标只是谈谈，可能替蒋介石本人亲自到访先做准备。 [6]
莫洛托夫报告说，蒋经国一定会寻求斯大林针对“即将来自左翼（中共）的危险”提供“道义与政治支持”，并盼望莫斯科支持国民政府，设法让中共部队停止争占东北及华北的战事。他指出，经国会就美国未来在华角色，丢出若干让步的讯息。他提出经国已经暗示，作为整体协议的一部分，国民政府会不让美国资金进入东北，美国在其他地方享有的权利与苏联相等。莫洛托夫也判断，蒋经国一定会就苏军迟迟不退出东北提出质疑。
莫洛托夫建议斯大林反将一军，要求美军立即全部退出中国，南京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中、苏以五五对等共同经营日本原先在东北的企业。撤军问题则能拖则拖，托词苏联可能需要驻军两三年，以保护铁路线及苏联侨民。
蒋经国在会谈中的确要求斯大林介入国、共谈判，也表示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关系，可以恢复到类似1923至1924年水乳交融、携手合作的地步。蒋经国又暗示，中国可在苏联和美国之间保持中立，并放松目前与华府的关系。 [7] 他承诺，美军只要完成解除日军武装、遣送日本人回国任务，立刻统统离开中国。蒋经国很可能也重提中方附带条件的保证，也就是莫洛托夫所报告的，排除美国资金参加东北经济活动之议。甚且，他也有可能抛出父亲11月13日手谕所指称的政策路线试探苏方反应——蒋介石在手谕中告诉儿子，国民政府不寻求在东北建立军事力量。
斯大林在答复时宣称：国共应该共存，否则国民党会越来越腐化；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是帝国主义者侵略的工具；国民政府表面对苏联友善，实则敌视。斯大林警告说，如果这种情形持续下去，中、苏双边关系不能持久。他指控美国想以中国为工具，必要时就会牺牲中国的利益。斯大林又说他并不想干预中国内政；苏联乐意与邻国保持亲密关系，但是美军持续屯驻中国，使得局势变坏。苏联可以协助中国在东北建立重工业，在新疆开发经济，但是苏联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中国不应该允许美国有一兵一卒留在境内。
斯大林在结尾时放缓口气，告诉蒋经国，如果美军撤离中国，他会让中共与蒋委员长达成理解，并支持国民政府。经国答说，如果苏方表现出若干善意行动，他或许可以设法说服父亲同意这个条件。斯大林就建议，他和蒋委员长可以在边境某地会晤，以讨论种种议题。 [8]
蒋经国借着和斯大林会谈当中的空当，来到已经结冰的莫斯科河滨散步，这正是他和冯弗能、邓小平和张锡瑗俪影双双、徜徉散步的旧地。他转到沃尔洪卡大街十六号的旧楼，二十年前，他和一批青年朋友就在这里心怀宏伟大志，决心改造中国和世界。望着台阶，他或许看到门廊幽暗处，革命家拉狄克的幽魂悄然隐没。莫斯科的确有许多幽魂漂泊着。
蒋经国1月14日回到重庆，方良到机场迎接；然而他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去向父亲报告。斯大林的提议是国民政府先把美军送出中国，然后才与苏联在东北达成协议，蒋介石听了无法接受，虽然和美方偶有龃龉，现阶段的蒋介石还没有到以依然大方慷慨的美援，换取斯大林空洞承诺的地步。
蒋经国安抚苏联、冀望争取合作的政策失败，引起国民党内强烈抨击。宋子文对这个议题一向采取“置身局外，漠不关心”的态度，外交部长王世杰则是“极端审慎”。回到长春，蒋经国发现赣南时代的旧师辅已奉派到当地担任戴笠驻东北的分身。1995年，此人在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否认他奉命监视经国在东北的活动。但是，小蒋的托派背景、留俄经验、亲俄声名，使得认定共产党谍影幢幢、阴谋处处的国民党人对他特别不放心。蒋介石在党内的政敌现在把对苏政策失败，怪到老先生决定让儿子独挑此一重任的决策头上。结果，经国在东北的角色突然消褪。张嘉璈指出，在1月底，中、苏之间的猜忌、不信赖与日俱增。
2月22日派陈氏兄弟又在北平及其他城市策划一系列大规模反苏抗议活动。示威学生捣毁重庆中共报纸办公室，也打进苏联大使馆。蒋经国在中央干校的旧部、从赣南时期就追随他的蔡省三，计划率领干校学生参加示威活动。可是，蒋经国一听到消息，立刻指示蔡省三取消计划。
蒋经国说，这类示威抗议，对苏联、对中共都不会有重大影响，只会给政府带来麻烦。果然不出经国预料，东北的苏联军人以这些示威指称国民党在东北幕后策动反苏活动。他们表示，这些活动扰乱公共秩序，因此使得苏军不能遵守撤军的承诺。
3月初，国民政府要求全体苏军立即退出东北。这时候，马歇尔等美国官员相信，国民政府已倾向以军事全面占领东北的政策，若是遭遇到共产党军部队，预备立予歼灭。显然，中共也有同样的决心与目标。1月10日的停火协议实施不久，中共部队继续大量部署、集结到东北。到了3月中旬，林彪的部队可能已超过国民党军在东北的十三万七千名兵力。3月27日，苏联照会国民政府外交部，苏军将在4月底以前撤出东北。
这时候，国民政府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一项决议，要求调查熊式辉和蒋经国处理东北问题的政策。熊式辉还被控在东北侵占古玩珍宝，装了一百五十大箱运回关内。这项决议要求中央把熊式辉立刻解职，并结束谈判交涉“地方化”——也就是停止蒋经国的外交部东北特派员任务。 [9] 某些代表甚至直接抨击蒋经国秘访莫斯科交涉的行动。 [10]
蒋介石公开宣布，国民政府力图在东北达成合理的和解，中国人民不应受到“没有根据的臆测”之误导。他下令把对苏交涉东北问题的职责“交回给中央政府”，换言之，由长春交还给外交部。这代表宋子文胜利，蒋经国受斥责。然而，蒋介石同时也惩戒陈立夫策划学生示威活动显欠稳当。
4月15日，苏军撤出长春的次日，业已进到城里的中共部队完成占领工作。照美国国务院白皮书的说法：“这是悍然违背停止敌对行为命令的行动……它使得东北的中共将领得胜之余，过分自信，更不肯妥协；可是，它也……大大强化政府内极端反动派的声势。”
中共亦占领东北北部大城，例如人口八十万、距中苏边境六百公里不到的哈尔滨。国民政府中枢此时已迁回南京，南京方面却认为军事前景看好。孙立人的新一军继续由沈阳往北稳步推进。春天，新六军在沈阳东面击败共产党部队，与孙部会师。这两支美式装备的劲旅在5月23日占领长春。6月初，又推进跨越松花江。可是，在马歇尔强大压力下，6月6日国共再次停火；这一来拯救了林彪总部，也使得东北中部地区战线，终1946年，沿着松花江稳定对峙。日后蒋介石承认，这时停火是他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
此时世局发展使得莫斯科、南京和延安的好战声势大涨。冷战进入初期阶段。3月5日，丘吉尔宣布，欧洲已降下铁幕。蒋介石在信心增强下，要求共产党军队退出华北若干特定省份及城市，才能达致和平协议。毛泽东立予峻拒，并未出人意料。
张嘉璈认为东北外交交涉失败，不仅是苏联野心作祟，也要怪“国民党内激进派，激起疯狂的‘反共’、反苏运动，终于导致中、苏谈判破裂”。张嘉璈也认为，鉴于苏联的实力和东北的局势，国民政府要在东北取得军事胜利，也是极为不可能。因此，他的结论是，南京应该接受能和苏方获致的最佳交涉，接受中国以长城为界分治的事实。
另一方面，蒋经国则相信，国民政府若能一方面展现军事实力，一方面对莫斯科做出重大让步，就有可能获致某种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譬如东北的“暂时”分治。虽然蒋经国在苏联事务上采取低姿态，他仍在幕后深深涉入其中。他还是父亲实质的首要苏联事务顾问，仍主张保持门户畅通，改善双边关系。蒋经国与苏联驻华大使馆依然保持联系，4月、5月间曾拜访苏联驻华武官罗申将军（roschin）。蒋经国在谈话里，一度重提蒋介石、斯大林举行高峰会议的话题。据罗申的说法，斯大林接受这个主意，提议在莫斯科会谈，也下令一架苏联飞机待命，交由蒋介石使用；可是，这件事却没有下文。 [11]
蒋经国不放弃与莫斯科修好的希望，还有一个有趣的例证。他在1946年4月18日向魏德迈将军办公室表达，坚持美国空军放弃南京某一招待所，以便腾出来交给苏联，供部分大使馆人员使用。 [12]
此后一年之内，军事均势发生变化，东北果然变成魏德迈、张嘉璈等人所忧心的大陷阱。然而，蒋介石觉得必须把一切筹码投注到东北的未来前途上；从政治甚至从军事的角度来看，他这项决定可能也正确无误。不这么做，中国一定分裂，原本已经发生的内战，很可能更加惨烈。这场冲突也很有可能把美国牵扯进去。
蒋经国因为在东北交涉失败，备受抨击，政治地位下降。此后两年，他的曝光率极低，然而这却另有一层意料不到的效果，在随后发生的经济、政治、军事大崩溃局势中，他的责任降低许多。
注释：
[1] 顾维钧在说明蒋介石的决定时，特别强调这一点。参见《顾维钧回忆录》（reminiscences of wellington koo ），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第361—362页。原书注3。
[2] 毛泽东要求莫斯科推迟撤军，可参见冈察洛夫（sergei n. goncharov）、刘易士（john w. lewis）和薛理泰合著之《不确定的伙伴：斯大林、毛泽东和韩战》（uncertain partners：stalin，mao and the korean war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页。原书注25。
[3] 温哈熊1996年5月17日接受本书作者的访谈记录。原书注33。
[4] 李多夫斯基1997年9月提供给本书作者的文件。原书注37。
[5] 莫洛托夫在1945年12月29日呈交斯大林的第453-l号备忘录《关于蒋经国先生之到访》，第1—2页，收在苏联外交部档案中。李多夫斯基1945—1946年供职苏联驻华大使馆，后出任苏联驻华大使；他把这份文件提供给本书作者。莫洛托夫在备忘录中指出，蒋介石在经国出发前即做出这些承诺，条件是要得到全面协议。原书注38。
[6] 同上注，第453-l号备忘录，第4—5页。原书注39。
[7] 艾伦·怀汀说，有位消息灵通的中方官员在20世纪50年代，告诉他这个消息。见怀汀著《新疆：俎上肉或枢纽》（sinkiang： pawn or pivot ），密歇根州立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41页。原书注43。
[8] 见1949年1月4日南京美国大使馆致国务院电文。屈武这位旧托派分子叙述蒋经国与斯大林这段对话。屈武的话未必正确。原书注46。
[9] 见1946年4月1日，上海，《申报》。原书注53。
[10] 见1946年4月1日，南京，《中央日报》第二版，以及同日之《纽约时报》、上海《申报》。原书注54。
[11] 见1949年1月4日南京美国大使馆致国务院电文。李多夫斯基说，蒋经国和罗申在4月24日会面，见李氏1997年9月发给本书作者的电子邮件。原书注62。
[12] 南京总部吉连（gillen）将军1946年4月22日致驻华司令官魏德迈之最高机密电报，收于马里兰州国家档案馆rg334，第90条，第三盒，第九项。原书注63。
第九章 溃败
国共内战的初期，国民党武装部队兵力由1945年8月的三百万人，降到1946年的两百六十万人。美方一直建议国民党军队精实，经国转到南京国防部任职，负责青年军复员工作。一般士兵解甲复员，若能拿到一点退伍金已是幸运；青年军不然，复员军人享有各种支援，还有高层长官关心他们的福利。 [1]
蒋经国为青年军复员军人制定了类似美国大兵法案（g. i. bill）的退伍就学、就业辅导条例。 [2] 青年军复员军人得到许多优惠——譬如，争取教员职位优先考量——因此构成拥护小蒋的核心。经国和他父亲也认为青年军复员军人可以组成国民党军队后备军人的精英团队。 [3]
为了维持复员军人为一股有组织的力量，经国在北平、上海等城市普设复员青年军联谊会，希望能发挥力量，反制亲共青年的政治活动。 [4] 同时，经国的亲信胡轨出任干事长，负责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日常事务。 [5]
蒋经国在南京，住在中山路军方一间招待所里（直到20世纪90年代，这间招待所依然挂名中山宾馆营业），他的前任随从秘书楚崧秋与他同住一室。就官拜国民党军中将的他而言，这是很简朴的安排。中山路沿路，政府机关林立。从招待所步行十五分钟，就到了总统府和国防部。此后两年，经国每天晨起，先跑步运动，沐浴完毕，即晋见父亲。他在国防部内埋首工作，亦不时视察全国各地三青团、青年军单位。
根据他的僚属说法，经国把家人安置在杭州，是因为工作忙碌，且不时要离开南京出差。他也希望子女尽可能不因身为蒋介石的孙辈而受到瞩目与娇宠。不过，经国定期回家，有时候方良也带着儿女（1945年，他们夫妇又添了一个儿子孝武）到南京探望祖父母。蒋介石夫妇对这些漂亮的欧亚混血孙儿女，非常疼爱。
有位副官记得有一回带十二岁的孝文去游泳，可是小家伙实在调皮不听话，被他修理了一顿。至少有一次，章亚若的弟弟悄悄带着孝严、孝慈这对双胞胎到南京见蒋经国。然而过后不久，经国立下誓言（可能是向父亲发誓，但比较可能是对自己立誓），今后不再见这对双胞胎。
虽然他继续通过王昇提供资助，后来也从旁建立亲情关系，却终其一生很奇特也很不可思议地守住此一誓言。 [6]
蒋方良住在杭州，又是一个举目无亲的陌生城市。她到中国已经十年，依然是个外国人。不过，她的宁波话在杭州，可比在赣州或重庆能通行，她也和几位地方官员内眷交了朋友。方良闲来学画国画、打打麻将，但是经国对于打麻将并不以为然。
贾亦斌指出，由于蒋经国为官清廉，太太必须量入为出、勤俭持家，蒋夫人也不让经国知道她私底下经常送点钱补贴家用。尽管夫妻分隔两地，经国很可能偶尔与其他女性有些恋情，他和方良的夫妻关系在外表、实质上都还和谐。这时候，他在莫斯科时期的恋人冯弗能，已经另嫁他人，也住在南京，但是并无迹象显示两人曾再见面。 [7]
抗战结束后不久，经国和父亲回到溪口老家，安排工人修建毁于炮火的丰镐房及蒋家其他产业。12月，经国带着家人又回到溪口为母亲迁葬。经国的祖母王太夫人坟地居高俯瞰山色，母亲安息之地只是镇外一座小庙后方八尺土冢。他遵循古礼，请名人给墓碑题字，老师吴稚晖受托，题下“显妣毛太君之墓”，小心翼翼地不提死者和蒋介石的关系。据当天参加安葬仪式的艾启明说，经国痛哭流涕，哀痛逾恒。
经国经常到上海处理学生骚动事件。他在上海反制共产党校园活动，握有一项重要资产，就是上海有数千名青年军复员军人，尤其其中五百多人已转入大学念书，虽然可以动用此一群众组织强力对抗，他却不肯这么做。当时主持上海复员青年军联谊会的陈正卿，回忆起有一次经国处理复旦、暨南大学学生示威活动的情形。蒋经国指示陈正卿，把已转为大学生的青年军复员军人动员起来，号召复课。青年军复员之大学生如命集会，可是大批左派学生闻讯，组成人墙，挡住复旦大学校门，不让他们进去。蒋经国不仅没有下令突破人墙，闯进复旦校园，还指挥他们移到虹口公园，听他演讲。蒋经国在演讲中强调，阻学生进入自己校园的是共产党，这充分显示“未来，我们在大学里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东北战事仍持续进行。蒋经国在8月和10月，再次接触罗申，否认国民政府走亲美路线，也再次提到中方与斯大林举行高峰会议的可能性。8月间，杜鲁门总统向蒋介石提出警告，除非和解有真正进展，美援不太可能持续。然而，国共停火还是无法持续。中共部队此时已改称“人民解放军”，国民党军队在华北攻占由中共长久控制的两座主要城市。林彪的部队跨越结冰的松花江，攻击孙立人部队，旋即北撤。1946年12月，杜鲁门重申美国不干预中国内战的政策。美军陆战队撤出华北，马歇尔也回国就任国务卿新职。马歇尔离华前发表声明指称，美方调处失败是因为国民党“反动派”和共产党“激进派”掣肘之故。
1947年台湾爆发二二八惨剧，凸显出国民党根本上的弱点——大批高级官员把官职当作自己乃至家人、部属发财的大好机会。日本自从甲午战争之后的1895年就抢走台湾，1945年9月，国民党军队在一小支美国部队协助下登陆台湾，接管行政。台湾在日据时期经济繁荣起来，农业方面可以自给自足，工业也略有基础。虽然受到战火波及，港口和交通设施严重损毁，台湾经济比起中国大陆任何省份都要强得多。岛上居民百分之九十八为汉人，他们一向痛恨日本人的高压殖民统治，光复之初，非常欢迎国民政府来解救。
蒋介石派遣1911年起即追随他的陈仪，担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六十二岁的陈仪，率领大批大陆人到台湾，接收政治、行政及安全方面的要职。大陆人也接管了公营事业，并立刻搜刮、自肥。极力帮助国民政府的魏德迈将军都说：国民党军队的行为“有如征服者”。
2月28日，台北街头因为警察拘捕一名贩售香烟的妇女而引发抗议，旋即升级为动乱。陈仪认定乱事是台湾精英中的亲日人士，以及反对台湾回归中国的激进分子在背后煽动。蒋介石派出一个高级代表团到台湾，和地方领袖会商，并决定改组省政府。台湾各界匆匆组织一个台北处理委员会，也采取温和语调，收回早先提出的撤销台湾警备司令部、解除国民党军队武装之主张。可是，街头的异议分子已失去控制，若干极端分子攻击政府机关及军警单位。 [8]
3月9日，国民党军队枪决数百名为首者，在街头也屠杀数千人。这正是传统的杀鸡儆猴——“清乡战术”。（1995年，国民党为处理二二八事件过当正式道歉，承认遇难者高达一万八千至两万八千人之多。）3月17日，国防部长白崇禧率领一个由军政大员（包括蒋经国在内）组成的代表团到台北，调查事件始末。在台湾停留三星期之后，白崇禧发表一份声明，为陈仪处理事件之做法辩护。4月17日，美国大使提供一份观点全然不同的报告给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隔了几天，蒋介石派出文人接替陈仪（译按：行政长官公署撤废，改为省政府，魏道明接任省主席） ，但是另派新职给陈仪。
1947年初，虽然林彪部队几度跨越松花江，取得小胜，东北军事主动权大体还掌握在国民党军队这边。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攻占延安，声势达于鼎盛。
这时候，国民党党内斗争并未稍止派和蒋经国为了争夺对中央政治学校的控制权，爆发了一场内斗。蒋介石派蒋经国取代陈果夫，出任中央政校教育长，但是在陈氏兄弟发动学生抗议、反对之后，经国辞而不就。 [9] 在东北战场上，林彪集结四十万部队，强渡松花江，孙立人寡不敌众；人民解放军深入国民党统治区，夺走大量军事设备和补给，向沈阳挺进。杜聿明利用空中武力优势反攻，林彪又退回松花江。此后，国共双方都伤亡惨重，但是共产党军队的力量显然已转强。
蒋经国对东北局势开始转为悲观。他没有点名批评杜聿明，但是私底下却抱怨，派到东北去的国民党军“没有得到人民支持，也没有和地方武力维持良好关系”。经国说，到头来，杜聿明部队将是政府的“负担”，而不是“资产”。 [10]
1947年7月4日，国民政府决定全面动员戡乱。蒋介石改组东北军事指挥结构，解除杜聿明职务。9月间，毛泽东也下令人民解放军发动战略攻势。原本看好的军事局势，突然为之一变，蒋经国等人和美国国务院的“中国专家”看法相同，认为东北挫败乃是国民党的党、政、军高层持续腐化、无能之故。蒋经国目睹考察的台湾二二八事件，凸显出此一事实。
蒋经国的左右彼此又讨论起，以三青团为骨干组成政党，向腐化的国民党挑战的议题。蒋经国本人也写了一本小册子《我们对团的建议》，似乎暗示组党之意。9月初，三青团在避暑胜地庐山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前，经国的亲信在他房间与之会面，讨论组党之议。
陈立夫、黄埔系及国民党其他元老听到此一消息，冲进蒋介石办公室痛斥这个想法。蒋介石本身虽然对党、对文武百官的表现颇有挫折感，却反对三青团另树一帜组党的主意。鉴于父亲的立场，经国打消组党念头，可是部分身边的人仍坚持此议，在大会中提出来。蒋介石上台，明确表态：“你们实在糊涂！……我已经是国民党总裁，还能同时再领导另一个党吗？”
蒋介石叹息国民党和三青团都“只是空壳子，没有实力”。不但不另组新党，蒋介石反而下令将三青团并进国民党，取消三青团中央干事会；三青团原本形式上是独立组织的地位，也就昙花一现断送掉了派陈氏兄弟和党内其他派系都很高兴。蒋经国第一次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作为补偿，此外还担任中央党部干部训练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委由他父亲挂名兼任。 [11]
蒋经国苦思如何在组织战上对抗中共，随即想出一个主意，即以青年军复员军人为骨干组织“戡乱建国总队”，派到战场从事政治工作，争取民心，不让民众支持度随着国民党军队的失利而丧失殆尽。蒋介石批准这个计划，经国立刻组成好几个大队，他正式出任戡建总队领导人（译按：江南在《蒋经国传》里说，胡轨系戡建总队总队长） ，但是，为时已迟，戡建总队实质上没有起作用。
共产党军队在东北恢复攻势，一再切断连接大城市的铁路线。国民党军队守备部队越来越仰赖陈纳德新成立的民间公司“民航空运公司”（civil air transport，cat）的飞机运补。蒋介石明白，军事上、政治上，他都失去了主动权。蒋介石对手下高级将领越来越失望，迭有恶评。他一度说，大部分指挥官士气低到谷底，精神涣散，甚至还表示佩服共产党军队军官的纪律严整，操守廉洁。
12月间，南京突然笼罩着悲观气氛，外交部次长叶公超告诉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苏联最近频频送上修好的讯号。据叶公超说，苏联通过一群曾在苏联受训、通晓俄语的国防部高级军官——最著名的就是蒋经国——这个渠道“频送秋波”。蒋经国等人主张与中共政治和解是“唯一方法”，要寻求与苏联“拉近了解”以达成此一目标。据报道，苏联驻华武官罗申将军鼓励蒋经国这群人。 [12]
1947年下半年军事失利之后，蒋经国事实上再度主张试探与莫斯科接触、修睦。蒋介石认为这么做，至少有可能对美方施加压力。这个想法在12月初十分明显，立法院长孙科公开提出警告，如果美国政府不对国民政府提供重大援助，国民政府会投入苏联阵营。 [13] 大约同一时期，小蒋告诉罗申，他父亲现在预备考量斯大林1946年1月与蒋经国会谈时所提议的见解，蒋介石也愿意访问莫斯科。 [14]
张治中将军告诉司徒雷登大使，12月19日他和蒋介石父子一起午餐，蒋介石授权他试探莫斯科当局，是否国共有可能复开谈判。蒋亦表示，经国已就这个题目与苏联大使馆有过初步接触。司徒雷登向华府报告，猜测蒋介石透露试探莫斯科意向的消息，或许是要激起美方兴趣。司徒雷登的结论是，由于中共在各方面都占上风，似乎不大可能会接受和谈。
斯大林读到驻南京苏联大使馆电文，报告蒋氏父子的试探动作时，可能暗笑在心。斯大林在这个阶段，只有取得毛泽东同意才会对这些探询作复，不过他显然从来没有授权部属对中方作答复。 [15] 斯大林苦等这个机会已经二十年，现在总算等到把蒋介石当柠檬挤完而甩掉的时机！
新任国民党军队“东北剿匪总司令”陈诚，宣布东北军事危机已经过去，语声稍落，林彪已经占领辽宁若干重要城镇，打开与山东的海路交通。国民政府此时在东北部队兵力近五十万人，却只掌控住百分之一面积的土地。林彪停下来整编部队，让他们适应新近掳获的美式装备武器。陈诚称病，离开设在长春的总部。
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包大维少将（david barr）劝蒋介石在国民党军队兵力被歼灭之前，退出东北。如果蒋介石能保住将近五十万的兵力，及东北的庞大兵器力量，最后在长城之南的淮海战役（译按：国民党称之为徐蚌会战） 大对决，结果可能就会不一样。
可是同1945年一样，蒋介石显然认为此时退出东北，代表失去“天命”，宁可让国民党军队奋战到最后一兵一卒。
到了1948年初，斯大林晓得毛泽东大约一年之内就可以占领整个东北。美国直接介入中国大陆战事，似乎极不可能。就斯大林而言，东北前景证实了全球革命浪潮又将站上高点。中国似乎不可避免要落入共产党手中，这场巨变将是“世界力量相对关系”变化的重大因素。
这一年中某日，苏联科学家向斯大林报告，苏联可望在1949年试爆第一颗原子弹。苏联为了展示实力，6月间下令红军封锁西柏林，盟国以展开大规模空运对应。捷克共产党把布拉格民主政府赶下台；马来西亚共产党开始对英国殖民当局发动游击战；胡志明在山区积极练兵，等候他的中共盟友推进到中越边界会师。
此时莫斯科的一大挫败是，南斯拉夫的铁托与斯大林决裂。西方国家有些人盼望毛泽东有朝一日会变成中国的铁托。斯大林并不全然相信毛泽东，但是他在1948年认识到，他的全球战略若要成功，他就不能把毛泽东当作其他一般共产党领袖看待。他了解中国将是“他的伙伴，不是俎上肉”。
8月溽暑某日，林彪对他手下七十万大军做最后校阅。他们已经准备好进击困守在长春、沈阳及其他少数城市据点的国民党军部队。人民解放军装备精良、士气高昂。林彪手下三个精良的师是由东北的朝鲜族后裔组成，而国民党军士兵大部分来自华南。
1945年苏联在平壤扶持成立共产政权之后，迅即派出顾问建立一支兵员庞大、装备精良的朝鲜人民武装。金日成在1946至1948年间，得以提供人民解放军两千多火车车厢的作战物资，甚至还以苏联培训的朝鲜部队用“自愿队”名义支援。朝鲜扮演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后方基地及安全庇护所之角色，是东北争夺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朝鲜此时义助中共，换来日后毛泽东派出“抗美援朝志愿军”参与朝鲜战争，拯救金日成。
打开中国作战地图，现在国民党军队除了控制若干大城及连接各城的铁路沿线之外，黄河以北已经“赤焰处处”。然而，就许多中国人来说，当前头号大敌是通货膨胀、物价飞腾，而不是共产党。战争费用创造出巨额预算赤字，投机客借机操纵图利，助长通货膨胀，大火燎原。上海趸售物价由1945年9月至1946年2月，上涨五倍，一年之后又涨了三十倍。政府采行各种措施，包括把工资盯住生活费用运动、冻结物价与工资、工业物资及消费物品实施配给，等等，但是统统不能奏效。一包米在1948年6月售价法币六百七十万元，8月份已涨到六千三百万元。
8月18日，国民政府颁布命令，要求老百姓交出所有的金、银及旧钞“法币”，换取新钞“金圆券”。兑换率是三百万法币换一元金圆券。同时，政府禁止工资与物价上涨，也不准罢工及示威游行。这时候，民心普遍希望（虽然还不到相信的地步）政府这次言出必行，会严格执行法令规定。政府的三大经济管制区集中在上海、广州和天津。上海管制区还涵盖南京市及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可以说是成败利钝的考验关键。如果经济改革在上海能成功，其他各地也可能成功。
8月21日，蒋介石任命俞鸿钧为上海经济管制督导员，赋予警察权。俞鸿钧出身上海富商家庭，曾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念过研究所。不过，俞鸿钧只是名义上的督导员，蒋经国奉派担任他的副手，但大家都晓得真正担纲做事的是蒋经国。蒋介石在日记里记下：“虽然我晓得这个职位可能使经国遭到忌恨，甚至断送前程，但是我必须派他去。经国是可以承担此一任务的唯一人选。”
蒋经国8月20日抵达上海，立刻投入工作，当地英文报纸形容他是“在上海打经济战的主帅”。 [16] 他第一道命令就是要王昇把戡乱建国第六大队带到上海。戡建第六大队抵埠之后，蒋经国以上海市复员青年军注入，扩大编制员额，也派出其他大队分驻辖下三个省。蒋经国不信任上海市官僚，派戡建大队人员进驻各个治安机关，如上海市警察局、上海警备司令部、铁路警察局等单位。
上海各地旋即出现公告，凡检举违反经济管制者，经查属实，可以得到没收的黄金、银子、外币或囤积物资价值之三成作为奖金。老百姓也可以把密报消息，投进设在街头的建议箱，各方报告开始涌进蒋经国设在中央银行内的办公室。同时，大批青年男女亦主动支援警察及王昇的戡建大队检查工作。上海街头到处突检市场、仓库、工厂囤积的物品，查核申报存货与现场实际数量是否吻合。
蒋经国和部属审阅检举函，必要时即对可疑设施突击检查。对奸商速审速决，罚款、坐牢，不予宽贷。官吏贪污，刑罚最为严重。财政部一位秘书（译按：陶启明） 和上海警备部两名军官（译按：张亚尼、戚再玉） 经特种刑庭判处死刑。
孔宋家族成员孔令侃在上海经营一家扬子公司，从事进出口贸易，孔令侃在商界的诨号是“南京老虎”，他和青帮首脑杜月笙关系不错。杜月笙的绰号是“大耳杜”，有时候被称为“经济老虎”。
杜月笙不但是黑社会头子，在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也位居要职。他长久以来和宋子文、孔祥熙有密切往来，传说跟蒋介石还是拜把兄弟。当经国抵达上海时，杜月笙请他吃饭，小蒋婉谢。杜月笙可不习惯被人这样谢绝。
另一只“老虎”是杜月笙的“外甥”万墨林，因于日本占领时期从米粮上赚得大钱，绰号“米粮老虎”。蒋经国的检查小组一开始就逮捕万墨林，罪名是非法囤积稻米，迫使米价上扬，不当侵占政府米谷贷款。蒋经国更放胆逮捕了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理由是投机炒作、囤积居奇，非法在股市交易。同一天（9月3日），他逮捕了一家棉纺厂和一家香烟公司经理，宋子文投资的永安棉纺厂经理也不能幸免，甚至将棉布商公会、纸商公会、食用油商公会以及米商公会会长，统统抓起来。戡建大队喊出“我们只打老虎，不拍苍蝇”的口号，赢得“打虎队”的美誉。
蒋经国命令各业公会会长转令会员厂商，“以8月19日的市价，将货品上市供销”。譬如，永安就被控，在实施物价管制后，把生产的布匹囤积在仓库。除了杜维屏等少数人之外，这些商人准予交保释回。次日，又有许多商界闻人一一被请进牢房。9月7日，上海银行公会同意，市内全体商业银行把持有的外币和金块交给中央政府。蒋经国掌握情报后，赶往南京，坚持逮捕财政部钱币司司长戴铭礼。据报道，戴铭礼供出许多高级官员和金融界人士，非法由上海的银行私运外币、黄金到香港。
上海的外侨对于这些表现大为赞佩。英文《华北日报》9月11日指出：“过去三星期的经验，让老百姓觉得现况有了更张，产生相当大的希望。”
此时，经济改革实施已近一个月，物价明显稳定下来。这段时间趸售物价指数，只上升了百分之六，有三千多名套利者被捕。但是，蒋经国认定通货膨胀不是关键问题，国民党若要扭转颓势，唯一的方法是不再扮演既得利益团体的政党，要再度成为社会革命政党。9月12日，他在上海体育场对五千名复员青年军群众演讲，并率领群众唱《两只老虎》歌曲，呼喊口号“打倒奸商、投机客！”“搞革命！”“扫除腐败势力！”，全场热情澎湃。
蒋经国明白宣示，他的目标不只是控制住物价，还要终结全国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他在演讲中只有一次提到共产党，讲话重点集中在富人的巧取豪夺：
我们过去和外国敌人……帝国主义者……作战，现在我们在国内有了新敌人，就是乡村的土豪劣绅，城市里的奸商、投机客……政府颁布的经济新政策，不仅只是法令，也有心发动社会革命运动，象征着实现民生主义的开端。稳定物价只是技术工作，我们的目标是终止财富分配不均。明白地说，我们应该防止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现象。
有人批评说，经济管制可能迫使工厂关门，蒋经国提出驳斥：“有钱能买香水、吃许多猪肉的人毕竟是少数。如果猪肉、香水从市面上消失，没有什么问题。只要老百姓不饿肚子，所有的百货公司、大餐厅关了门，不会有问题。”
蒋经国在日记里对富人的不齿更加鲜明，他写下：“他们的财富和洋房，是建立在人民的骨骸上。”他向商界保证，政府会持续保护私有财产、鼓励民间企业，但是他也抨击“所谓的经济学家声称，要解决经济问题，就应从经济观点着手”的看法。他说，这种人错了，“经济结构是以社会、政治力量为基础”。
这一时期，蒋经国还在读马克思主义书籍。某个星期天上午，有位部属到他住所晋见，看到他在读俄文本的《列宁全集》。蒋经国也替遍贴全市的海报亲撰口号，其中有一句是“打倒豪门资本！”。一般解读，这是影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于是他把它改成“打倒官僚资本”，这又是一个左派词语。
蒋经国最得意的口号是：“搞革命，双线作战！”照他的解说，“搞革命”就是实行总理遗教，支持总裁，依据三民主义完成国民革命。“双线作战”就是“反共”，同时还要和国民党内贪污腐化反动势力，以及土匪恶霸作战。
蒋经国对于中国人民面临的挑战，用很简单的话表述：“中国是资源丰富、人力充沛的优秀国家。如果在能干的领导人率领下充分利用这些资源，中国不仅可以成为强大的国家，还可以领导世界。”考验的时刻即将到来。他对友人说：他们此举“成败关系到国家命运……以及我们团体的命运”。
一年之前一般还认为国民政府不可能败北，此时却似乎风雨飘摇，岌岌可危。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辽沈战役惨败，局势逆转。毛泽东发布格杀“人民公敌”之令，名单中当然少不了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以及宋庆龄除外的全体孔、宋家族成员。共产党地下组织等在市内甚为活跃，甚至渗透到蒋经国的办公室。可是，经国并没有强调共产党颠覆渗透的危险。他在公开场合讲话时，除了偶尔例行性地称他们为“共匪”之外，继续避免针对中共政治谩骂。他不希望重复父亲1927年在上海“清共”的大动作。更重要的是，他认识到任何大规模“清共”屠杀行为，都会引起反弹。
虽然蒋经国每周七天，天天辛勤工作，夜里却往往与朋友饮宴酬酢。有时候，莫斯科时期的同学王新衡（当时在上海市负责军事调查统计局的情报活动）会安排上海电影明星和“社交花蝴蝶”参加聚会。蒋方良偶尔带子女到上海相会，但大部分时间住在杭州。然而，据一位亲信副手的说法，蒋经国在上海这段时间并没有婚外情。
蒋经国取得父亲的同意，他在上海的基本政策可以放手去做，但是要让俞鸿钧和上海市长吴国桢知情。基本上，他主持上海的经济、金融、商业和相关警察功能，不需请示别人。吴国桢毕业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与蒋夫人关系密切；他认为没有面子，向蒋介石提出辞呈。蒋介石不准，退回辞呈。另一位上海吴先生——蒋经国的老师吴稚晖则支持经国，鼓励他坚持下去。有一天，有位受到调查的商人持吴稚晖的信到经济管制处拜会蒋经国。这封信要求经国不要对持函人被指控之经济犯罪施惩。半小时之后，吴稚晖派人送来另一封信，说明吴老所认识的这个生意人登门求助，还说吴老若不写信给经国替他求情，他就要自杀。吴稚晖要经国不理会第一封信，凡事依法处理。
9月下旬，经国一度陶醉在他希望把赣南经验搬到上海乃至华中成功推动的喜悦心情中。据“中央通讯社”报道，上海工人狂热地相信，“只要‘小人物的大朋友’与他们站在一起，他们就可以放心，不会再受到大投机客的压榨”。然而，“中央社”也报道，“大企业和权势家族”正在酝酿搞走蒋经国。
谢伟思此时已调到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任职。他向华府报告，青帮头子杜月笙非常生气儿子遭到逮捕。为了向经国证明他儿子是被刻意挑中、打击，杜月笙提出“四大家族”以及若干华北军事将领在上海从事经济犯罪的证据。隔了几天，谢伟思又报告，宋子文派妻子到上海，劝经国对永安案宽大处理。
蒋经国向父亲报告逮捕杜维屏的始末，9月24日，蒋介石发电报给杜月笙，电文却见诸上海《申报》：“我兄若能协助经国在上海经济管制工作，无任感荷。”这似乎等于老先生公开声明，他不会介入让杜维屏获释。这里面的内情含混不清，但是，显然杜月笙接到电报后，前往拜会经国，抱怨他们父子被挑出来遭受刻意打击，他交给经国一份非法囤积物资的公司名单（包括孔令侃的扬子公司）。
几天之后，蒋经国的朋友贾亦斌对上司捶桌抗议：“如果孔令侃没犯法，还有谁犯法？”经国没有回答，但是事后告诉贾亦斌：“我无法忠孝两全。”贾回到旅馆，给经国洋洋洒洒写了十四页的长信，叙述他的失望：“我原本认为国民党已经没有希望，但仍寄希望在君身上……但是这件事点醒我，君只拍苍蝇，不打老虎。” [17]
贾亦斌离开上海。在当年年底之前，就与中共取得联系，开始秘密和共产党合作。 [18] 过后不久，蒋经国根据杜月笙提供的资料，控诉扬子公司经济犯罪，逮捕孔令侃若干职员。据一个说法，经国把孔令侃软禁，基于礼貌，通知了蒋夫人。宋美龄闻讯立刻赶到上海，和经国及外甥一起见面。她对两人说：“你们是手足，没有理由互斗。”孔令侃暗示，经国如果不撤销控诉，他会不惜暴露让蒋家及政府难堪的事。 [19] 最后，孔令侃做出和解，据说交给政府六百万美元，然后前往香港，再转赴纽约。杜月笙也离开上海，前往香港。不久，杜维屏缴了大笔罚款给政府，获准结束事业，前往香港和父亲会合。永安公司以低于成本四分之一的价格，抛售囤积的大量棉花。永安的大股东郭氏家族，也移居香港，上海终于扫除了孔、杜家族。但是，这时候蒋经国的经济管制措施已在瓦解，一般印象是，他在扬子公司一案被迫屈服。 [20]
资本主义社会，即使具备最佳条件，也很难持续实施物价管制。除非通货膨胀的根本病灶——通常是公共部门产生巨额预算赤字——得到解决，物价管制注定失败。国民政府推动的币制改革，六个星期就垮了，包括唯一一个认真推动、执行的地区——上海，也都失败。基本症结是未能全国普遍一致执行币制改革。由于上海以外地区物价迅速攀升，商人和民众拥入城里，买尽一切商品、物资。虽然当年秋天浙江、江苏省谷物大丰收，上海却严重缺粮。原料也一样缺乏，生产商遂停止生产。
币制改革的第一周，中央银行发行三千万元金圆券，换取百姓缴交的黄金、白银和外币，可是当乐观消退，那些迟不兑换的人证明比较明智，可是守法者（绝大多数是中产阶级老百姓）家财全毁了！办法的严重不平等也是显而易见。凡在国外持有超过三千美元以上外币或金银资产的人，只需申报，不需缴出来。这项例外规定适用存在香港的外币及金银资产，因此对孔、宋家族和杜月笙等人乃是开恩之举。那些具有不足三千美元外币资产（就一般中国人而言，已是大笔财富）的人，则根本不必申报。《时与文》杂志叹息，这整个过程只是“表面弄点改革，实则维持旧秩序”的把戏。蒋经国呼吁要采取措施，减低贫富悬殊，根本没被政府理会。到了10月底，棉花、药品、卫生纸、棺木寿具及其他物品，全部从市面上消失。教员、专业人士以及小生意人，过去从来没有支持共产党的念头，开始认为不管换了谁上台当政，都比国民党要好。
经济危机告急之际，前线又传来噩耗。山东省会济南未经太多抵抗，于9月24日失守。国民党军在东北守住的几个城市也岌岌可危。东北新任“剿匪总司令”卫立煌建议突围，把部队由海路撤回华北。蒋介石命令他奋战下去，七个星期之内，蒋介石折损四十万兵力，另十四万人坐船逃回关内。
10月底，蒋经国对中国之命运忧心忡忡之际，接到父亲紧急命令，召他到南京开会。行政院决定解除全国对物价冻结之前令，这道命令还画蛇添足地声称，日后将与商界研商，再依据生产成本冻结物价。次日，蒋经国的办公室发表一纸声明，他向上海市民道歉，告诉他们业已清楚的消息——他的任务失败了！他承担起让上海市民痛苦加剧而非减轻的全部责任，然而声明的口气挑衅大于后悔，他说：“我绝不愿将自己应负的责任，推到任何人身上去……我坚决相信，自己所指出的［9月21日演讲的］《上海何处去》的道路，是绝对正确的。我恳切希望上海市民应用自己的力量不再让投机奸商、官僚政客和地痞流氓来控制上海，我始终认为上海的前途，一定是光明的。”物价立刻飞腾。到了11月6日，上海物价比起8月间，涨了十倍以上。中央银行印制所日夜赶工，印制已经不值钱的金圆券。
1948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杜鲁门意外胜选，力挫杜威，终止了国民党政府盼望美国对华政策会有转圜的希望。几天之后，国民党军队最后一支部队撤出东北。毛泽东花了三年的时间，征服了广阔的东北，也占领了大块华北平原。现在，他和同志们预备发动下一阶段战事——把国民党军队赶到长江流域去。
蒋经国进谏父亲，大幅改组政府、军方人事。可是，蒋介石不准行政院长翁文灏辞职，接近蒋经国的人士认为此举代表蒋介石无意大幅更张人事。蒋介石现在接受已无法避免在中国大陆落败的命运。虽然他必须精心设计，让毛泽东摸不准他会转进何处，却已开始规划退到台湾。未来，忠心比什么都更重要。他认为，目前不宜清派、黄埔系和宋家姻戚等支持者。但是，他在军中恢复设置政治部（原本在美国压力下，政治部改名新闻部），让经国非正式接掌。蒋经国立刻开始重新部署政治指导员，配属到营级单位。
11月5日，蒋经国回到上海，召集亲信开会。他说：“现在，我们失败了。我不晓得我们应该往哪里去，也不晓得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以后可能就知道。将来各位应维持纪律，照顾好自己。我不确定我们是否会再一起工作。”他和众亲信话别时，痛哭流涕。
他的部属立刻星散。蒋经国命令王昇率领戡建大队南下。剩下的部众改编为青年救国第一总队，由胡轨率领。由这个大队及其他地方甄拔的复员青年军干部，构成派到国民党部队的政工人员之主干，而这些国民党军队单位已预备撤退到台湾。
人民解放军推进到徐州，距南京不到三百公里。朱德现在是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投下六十万兵力打淮海战役，这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会战，战事延伸到山东、安徽和江苏三省。
淮海战役激战六十天。邓小平是人民解放军参与会战的一支部队（二野）政委。蒋纬国是国民党军队一个装甲兵团长。接近年底时，徐州地区残存的国民党军队，绝大多数投降，部分退到南京，蒋纬国的美式m3-a1坦克车也大部分撤到南京。这批坦克没有留下来保卫南京，而是装上火车运往上海，准备撤退到台湾。 [21] 美军驻南京顾问认定：“国民政府的军事地位已经跌到无可复原的地步。”
年底之前，国民党若干高级领导人及高级将领主张与中共和谈。副总统李宗仁是主和派首脑，他的桂系战友白崇禧及许多国民党官员纵使不为别的，只为争取时间，也力主停火、恢复和谈。然而，在淮海之役以后，毛泽东愿意谈的，只剩下国民党无条件投降这一项目。
注释：
[1] 王绍堉1996年5月11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的访谈记录。王绍堉1946—1947年供职南京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在局长蒋经国麾下工作。原书注2。
[2] 贾亦斌1995年9月21日在北京接受本书作者的访谈记录。贾亦斌1946年是复员管理处教育组组长。原书注3。
[3] 江南（刘宜良）《蒋经国传》（美国，加州论坛报，1984年出版），第130页。原书注4。
[4] 陈正卿1995年9月25日在上海接受本书作者的访谈记录。陈正卿自1946年到1949年，担任复员青年军联谊会上海分会主持人。原书注6。
[5] 艾启明1996年6月15日在南京接受本书作者的访谈记录。艾启明曾追随经国在中央干校、青年军及复员管理处工作。原书注7。
[6] 章孝严1996年5月23日接受本书作者的访谈记录。原书注9。
[7] 冯弗法《我的父亲冯玉祥》，收在北京1982年出版的《文史资料选编》第15卷第19页。冯玉祥此时担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弗能也住在南京。据她的妹妹冯弗法的说法，弗能“在国外结婚”，但没有多叙详情。原书注12。
[8] 本章有关二二八事变的叙述主要取材自赖泽涵、马若孟（ramon h. myers）和魏萼《悲剧性的开端：台湾二二八事变》（a tragic beginning : the taiwan uprising of february 28, 1947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原书注17。
[9] 见蔡省三、曹云霞《蒋经国系史话》第161—167页。不过，陈立夫在1996年5月29日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却声称整件事是误会。原书注19。
[10] 王楚英1996年6月15日在南京接受本书作者的访谈记录。王当年是五十二军军官，在辽宁省作战。原书注20。
[11] 陈正卿1997年9月30日接受本书作者的访谈时所说。原书注25。（译按：江南在所著《蒋经国传》里则说，主委是张厉生，姑且存记。）
[12] 美国驻南京大使馆1947年12月19日呈报美国国务院之电报。原书注28、29。
[13] 美国国务院致南京美国大使馆之电文。原书注30。
[14] 美国驻南京大使馆1949年1月4日致国务院之电报。这封电报的消息来源是迪化市长屈武。屈武是蒋经国留学苏联时期的朋友，也是托派分子。屈武的话必须存疑，但是它吻合叶公超和张治中跟司徒雷登的谈话内容。原书注31。
[15] 1948年12月，屈武声称苏联对1947年12月国民政府方面的探询给予正面反应，但是经国照会苏方，局势转变，蒋介石不能赴苏京访问了。有可能是，蒋夫人和宋子文听到这项向苏联接触的消息，说服蒋介石改变主意。然而，屈武说苏方有正面反应时，罗申在场，他并没有否认。见南京美国大使馆1949年1月4日致国务院的电文。冈察洛夫说，斯大林在1948年夏末，曾把蒋介石一封信转给毛泽东，可能指的就是1947年12月中方试探这回事。见冈察洛夫、刘易士、薛理泰合著的《不确定的伙伴：斯大林、毛泽东和韩战》，第25页。原书注34。
[16] 见1948年9月1日上海《华北日报》。原书注44。
[17] 贾亦斌1995年9月21日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79。
[18] 见贾亦斌1997年2月24日给本书作者的电子邮件。原书注80。
[19] 同注［17］。原书注81。
[20] 调查结论的扬子公司的确“囤积、走私物品，并且逃税”，而且上海市长吴国桢还设法保护扬子公司。参见金越光《扬子公司案调查报告》。原书注83。
[21] 蒋纬国1996年6月5日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所说。原书注99。
第十章 转进
1949年（牛年）伊始，蒋介石拒绝接受他已不再拥有天命的事实。他在《荒漠甘泉》之中寻求慰藉，从《孙子兵法》，尤其是“欺敌篇”中寻找灵感。蒋介石一辈子恬淡自持，此时益发坚韧。面临中共胜利，他一如频遭日军击溃的逆境一样，坚信如能撤退、苦撑，世界局势终有转为有利的一天。但是，他需要尽可能争取时间执行转进台湾的计划。毛泽东也一样需要一段时间准备部队，准备渡江作战。蒋介石冷静地策划保存实力，不过他必须先付出重大代价。撤退到台湾，现在只是时机和战术问题。他需要审慎构思自己的政治动作，与大陆即将失陷这个危机保持距离，争取时间，让毛泽东难以下达军事决定。
蒋经国天生的乐观、热情也又恢复。蒋夫人正在美国大力推动“自由中国”，儿子成了蒋介石唯一的亲信。12月，国民党中央发表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但是他并没有急急忙忙到台北接篆。这个反常现象也是要让中共摸不清蒋介石的意图。蒋介石住在南京城外紫金山上宋美龄盖的大宅，经国随侍在侧。
谈到撤退转进的优先，就出现两大项目，一是中国丰富的艺术珍藏，一是黄金与外币储备。在日本1937年发动侵华战争之前，北平故宫博物院就把庞大的珍藏装箱后运走，先送到南京，后转运重庆。抗战胜利，故宫人员又把这些宝物运回南京，转运过程中有不少宝物遗失或遭窃，包括北京猿人骨骸此一考古人类学的无价珍宝也不见了。不过故宫典藏实在太丰富，少了几样也有如九牛一毛，无损其价值。
1949年1月初，蒋介石派经国负责把故宫宝物安全运送到台湾。数天之后，经国已经出现在海军码头，监督水兵把上百箱宝物运上两艘军舰。夜里，两艘军舰悄悄拔锚，全速沿长江而下。它们在上海不停留，载着这些无价珍宝直接开往台湾北部的基隆港。 [1]
接着，蒋经国秘密前往上海，开始设法把中央银行库藏黄金、银圆和外币运走。他遵照父亲指示，把第一批资产运到福建厦门，这是蒋介石要让毛泽东摸不清他是否会固守大陆部分疆土的策略。
1949年初，挤满难民的军舰、商船已经不断穿梭往来于大陆和台湾的基隆、高雄。有一艘轮船不幸沉没，一千多人沦为波臣。蒋介石下令把张学良和赵四小姐迁移到台湾，把他们及守卫安置在新竹。 [2]
许多人并不以台湾为最后落脚的目的地。在美国或海外其他地方存藏了钱的人，计划退到更安全、更接近他们财产的地方。蒋经国一度想到把妻子儿女送到香港或英国，但是他没有钱供养他们，又不肯接受宋家的资助。 [3] 更重要的是，他晓得这么做，对他父亲是雪上加霜。经国送信给杭州的蒋方良，要她准备好随时接到通知就全家行动。他也通知了章亚若的生母章周锦华。章家包括孝严、孝慈，祖母和舅舅，以及舅母，六七个小孩，及时转进到福州，政工人员协助他们上了一艘军舰，前往台湾。 [4]
1月15日，华北重镇天津被围困不久，即向人民解放军投降。此时已经秘密和中共有联系的贾亦斌，到南京励志社招待所见蒋经国，发现他正在烧毁文件。贾亦斌问他，为什么把一叠请帖也丢进火里？经国说：“我们不会再请客吃饭了。”
1月19日，蒋介石主持他在大陆时期最后一次行政院院会，在李宗仁带头下，与会者过半数呼吁停火、和谈。两天之后，蒋介石宣布由总统职位上“引退”，但仍保留国民党总裁职务。同一天，蒋总裁率领儿子及比平常较少的随扈，搭乘蒋夫人私人拥有的飞机“美龄号”离开南京。蒋纬国正在上海，忙着监督把坦克装上轮船，让他懊恼的是，经国竟然忘了通知他，父亲即将宣布引退，离开南京。他从报上读到相关消息。
蒋氏父子由南京出来，先到杭州。当年主持台湾省政失当，导致二二八血腥镇压的陈仪此时担任浙江省主席，为他们父子举行盛宴。蒋经国并没有笑容。陈仪的日子已经不多！
“美龄号”载了蒋方良母子，再次降落已是象山机场。一队军车载运“未能视事”的总统、经国全家人以及卫队、随员前往溪口。车队穿过武岭街上城楼时，村民如往常出现欢迎。只是这一次，除了小孩子之外，蒋氏老家乡亲神情相当紧张。当天夜里，全家睡在丰镐房。蒋方良把子女放到楼上冷冷的房间睡觉，故作镇静，装作这是另一次到溪口度假，不是逃亡。
第一个早晨早餐时，蒋先生对经国说：“我们将在这里住三个月。”这个预言还真准确到一天都不差。他还要经国转令空军立即在舟山岛定海兴建一座机场。舟山离宁波不远，距上海也只有一百多公里。蒋介石脑海里盘算的是，他的部队如何从上海这个大都会撤退。当天第一通电报赫然就是报告北平守将傅作义率领二十万守军不战而降，毛泽东兵不血刃，大军开进北平。同一个上午，毛泽东在故都市郊夏宫圆明园废墟附近，边喝茶，边读蒋介石到达溪口的报告。毛主席很可能抚着下颌微笑，尝试研判宿敌的下一步往何处去。
蒋经国飞回上海监督押运中央银行的黄金和其他资产——这次送到台湾。蒋介石提醒儿子务必保密，因为李宗仁一定会想利用这些黄金库存，作为与共产党谈判的筹码。2月10日，经国动员青年军旧部当司机和守卫，深夜把最后一批黄金搬上停在军用码头的一艘军舰上。
黎明之前，船已启碇，驶往基隆。搬运到台湾的这批资产，依1949年总值是三亿到五亿美元之间，照1998年币值换算，则至少为一百亿美元。 [5]
但是，经国向父亲复命时，蒋介石还不满意。他记起来，政府战时向个人没收充公而来的一大箱钻石和珠宝，还存在中央银行库房里。他派经国再去取这些珠宝。这时候，代总统李宗仁获悉经国运走整个国库黄金、外币，大发雷霆。他下令中央银行不得把珠宝交给经国，把掌管库房钥匙的官员派到香港出差，经国觉得不值得为这批珠宝和李宗仁公开争执，空手回到溪口。这下子，换成蒋介石震怒。他说：“当我们在台湾需要付兵饷时，每一分钱都重要。”
播迁台湾，还有一个重要的准备动作——逮捕浙江省主席陈仪。李宗仁对此，事先并不知情，指控是经国在幕后安排。陈仪不备，束手就擒，被押到台湾，旋即以“阴谋勾结共产党”的罪名被枪决。然而，蒋经国真正的动机在于平缓台湾人对二二八事件的民怨。 [6]
大约在蒋介石父子抵达溪口这时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anastas mikoyan）秘访北平近郊的中共总部。中共官员日后声称，米高扬替斯大林传话，力促毛泽东不要争取全面胜利，因为这样做可能刺激美国人替国民党出面介入，因此建议人民解放军打到长江就止步。 [7] 米高扬就此行向斯大林提出的报告现在已经公开，指证此一说法不确。事实上，米高扬力促毛泽东不要松手，要加快占领上海及其他城市、建立新的共产政府的动作。毛泽东和斯大林在函件往来中讲定，向国民党提出的和平条件，应刻意安排成不会成功，革命战争应坚持到底。 [8]
在外交政策方面，毛泽东重申他预备在反帝战争中，让新中国与莫斯科结盟。米高扬投桃报李，讨论到苏联未来对共产中国可提供军事及经济援助。不久，毛泽东就对全世界公布，一旦爆发第三次大战，中国共产党将与苏联站在同一边。
溪口方面，蒋介石大部分时间住在二十八年前他在雪窦山上盖的那栋小屋，距母亲王太夫人墓地不远。有时候，他身穿黑袍，花很长时间散步。蒋经国通常也一样穿着，随侍在父亲身旁。有时候父子俩一起拾径而上，走到雪窦寺。当问起蒋介石当时都在做什么，目前还在世的旧属夏功权说：“他都在沉思。”然而，不久，访客蜂拥而至，忠心的军事指挥官、焦虑的党政官员，纷纷前来向总裁请示。每天上午5点，有一班飞机由上海飞来，夏功权忙着迎送，这段时间每天只能睡上三四小时。
蒋经国也把贾亦斌、胡轨、陈正卿等部属，召来溪口个别会晤。陈正卿表示愿意冒险留在大陆，经国给他一些银圆，以备他改变念头时可做路费。已经秘密投向共产党的贾亦斌，担心经国已经对他起疑心。不过，即使经国曾经起疑，此时也已不再介意，他要贾亦斌率领预备干部总队这支约一万人，拟培训为排长、连长的人马，前往福建，准备撤退到台湾。
美国此时的政策是接受共产中国无可避免会出现，盼望最后会出现中国的铁托主义。然而，台湾依旧是个棘手的政治、道义难题。1948年底，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照会国家安全会议，台湾若遭共产党掌控，将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严重不利”的战略影响。白宫和美国国务院也希望台湾不致落入即将“赤化”的中国手中。但是他们也相信，在大陆如此惨败的国民党政权，即使得到美国大规模物资援助，也不可能守得住台湾。
同一时期，参谋首长联席会议表示，美军若公开表态承诺防卫台湾，“只要我们的军事实力和我们的全球责任，仍存在当前的差距”，殊为不智。同样重要的是，美国的盟国也会强烈反对美国以兵力直接介入，阻止台湾落入中共手中。因此，美国在1949年一整年，直到1950年6月为止，采取各种不同的政治、经济措施，企图阻止中共掌控台湾，但是并没有抱太多希望，认为这些作为能够成功。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美国国务院开始评估以下各种可能性：在国民党内扶植更有效的、民主的领导人，取代蒋介石；鼓励“台湾独立运动”，或在台湾建立联合国托管。起初，国务卿艾奇逊一度认为，如果国民党没有了蒋介石，还不能统治台湾、确保台湾不落入共产党手中，则美国应该检讨发展“自发性的台湾独立运动，进而导致联合国就台湾前途达成协议，国际间可准许美国干预”的可能性。负责调查这些可能性的美国外交官员莫成德（livingston t. merchant）认定，美国依然有好感的陈诚，应该不能产生比现有政府更有效率、更得民心的政府。依据莫成德的建议，美国官员向南京的代总统建议，请李宗仁派孙立人取代陈诚，出任台湾省主席。
孙立人此时在台湾，指挥青年军的三个师，还负责主持高雄附近的陆军训练中心。他征召台湾青年入伍，补足兵力员额，可是并没有太多军火弹药，也没有重机关枪或大炮。3月初，麦克阿瑟邀请孙立人到东京访问。孙得到蒋介石同意后，飞往东京。麦克阿瑟已经先跟莫成德交换过意见，他告诉孙立人，国民政府气数已尽，如果孙立人承担起台湾安全的责任，美国愿意支持他。孙的答复是，他忠于蒋介石。回到台湾后，孙立人立刻把麦克阿瑟一席话报告给陈诚，陈诚急忙到溪口向蒋总裁面报。 [9]
隔了几星期，孙立人也亲自晋见蒋介石表态效忠。蒋告诉他：“回台湾，好好训练部队。”同时，代总统李宗仁告诉司徒雷登大使，他没有实权派孙立人为台湾省主席，只有已经下野引退的蒋介石有办法发表派令。 [10] 美国就此作罢。可是，这件事却让蒋介石证实了已经很明显的事态——华府当局亟欲摆脱他。这件事当然也让他确认了孙立人的忠诚，但是同时也加强了他们父子对这位美国宠儿的戒备。美国人这次接触孙立人，难保下次不会再试探孙的心意。
事实上，孙立人也继续向美方表示对时局的悲观评估。5月间，他告诉美国驻台北总领事馆官员，上级许诺派他出任台湾地面部队总司令，可是由上海撤退来台湾的部队却又不交给他节制。孙立人说，他认为台湾会陷落，原因将是内部斗争和缺乏组织，不是因为外敌来犯。
美方对台湾的前途可比孙立人还更焦急，但是他们此时认为，任何企图弄垮蒋介石及其军事班子的行动，都不可能成功。国民党对在台湾武装部队的掌控，在蒋经国指挥布建的政工人员运作下，非常坚牢。联合国托管的构想也已消散。蒋介石必然不会答应，苏联一定会作梗阻挠，英国及其他的美国盟国也不会支持。台湾“独立”则更不可行。3月间，中央情报局的结论是，短期内“相当不可能”出现台湾本省人起事成功的情势。
此后十五个月，美国国内针对中国局势发展的政治压力有增无减，杜鲁门政府的官员继续苦思，美国不用军事干预就能解救台湾的方法。同一时期，美国的经济、军事援助继续送到台湾，美国政府也支持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joint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jcrr，即农复会）这个规划、协调台湾农村开发的中美政府合作之机构的运作。
1949年4月初，张治中将军率领国民党一个和谈代表团到北平，惊觉大势已去，事不可为，他和几位代表（包括蒋介石的秘书，1925年介绍蒋经国在北平认识中共领导人、显然长期潜伏的地下党员邵力子在内）一起投向共产党。张治中是蒋介石最亲信的部属，因廉洁正直颇受经国敬重。他的投向共产党对业已低迷的国民党士气构成严重冲击。邵力子向中共输诚，也使经国吃了一惊，开始担心共产党人是否已渗透到他周遭的亲信当中，过去他对此种威胁并未太过重视。当他获悉，几个星期前才刚说过话的贾亦斌，率领一万名预干总队学员起义，更加强了这份忧虑。
李宗仁相信，蒋介石已决定弃守中国大陆，如果李领导的政府能设法守住长江防线，蒋一定不会高兴。如果情势如此转变，可以使美方转变态度，对李提出具体支持。可是，蒋介石却把海、空军调到台湾，又把许多中央军残部派到上海，使得李宗仁在军事战线上取得上风的机会全然不存。
蒋氏父子有一天正在溪口武岭学校听平剧表演，消息传来，陈毅率领人民解放军沿长江三百五十公里阵线抢渡，攻克南京。李宗仁率领政府逃出，迁到广州。南京失守当天，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诺兰（william f. knond）在美国国会提案，要求调查美国在远东的外交政策。几天之前，参议员布里吉（styles bridges）才指控国务卿艾奇逊，“破坏中国国民政府欲图至少保住部分中国自由的英勇行动”。
溪口方面，蒋介石下令转进，但是坚不透露目的地是福建还是台湾。4月24日，蒋经国和方良及四个子女话别，他们将坐车前往宁波附近的机场。小婴儿孝勇发着高烧。蒋家母子在忠心耿耿的女仆阿王陪伴下，坐上军机，第四次逃避敌人追击。他们降落在当时人口还不多的台中。次晨，经国和父亲到祖母王太夫人坟前祭别，蒋经国也独自到母亲坟前话别，然后登上溪口镇后的小山，对这块祖先家园投下最后一瞥。
蒋先生带着经国、夏功权少校、几位秘书、一位医师及一小队员额减少的安全随扈，乘车离开溪口。蒋经国行李里头东西不多，有一样是母亲墓碑上拓下的题字，一是原来摆在武岭学校里的一本蒋氏家谱。这时候，溪口镇已经少了许多人。有点办法的蒋姓人家多已上路，退往台湾。地方上的警察及蒋介石相当多的卫士，绝大多数是奉化老乡，却被弃置。
一伙人在象山小码头准备上船时，蒋介石瞥见夏功权，问他：“你在这里干什么？”夏功权说，帮忙转移人员、搬运东西上船。蒋老先生命令他：“回溪口去，从上海调条船把所有的警察、卫士和他们的家属送到厦门。”很可能是蒋介石没有想到遗弃了一堆低阶随从在溪口，蒋经国提醒了父亲。上了船之后，蒋先生第一次宣布，他既不去台湾，也不去厦门，而是要到上海。这个宣布让经国等人大为意外，因为上海局势已十分危险。
夏功权回到溪口，通过无线电，调来一艘登陆艇，把四百多名安全人员及其眷属接上船。夏功权旋即搭军机到上海，向蒋介石报到。夏功权报告已经安排好随员由溪口撤退事宜，但是他问道，把大家直接送到台湾，而非厦门，不是更好吗？蒋先生在办公室内踱步，接着宣称：“陈诚有政治上的困难。”夏功权敬礼，赶回溪口。他了解，把安全人员送到厦门，其实也是混淆中共地下党对蒋意图研判的策略，另外也让陈诚争取时间，加强台湾防务，巩固国民党的掌控。
另一场欺敌戏则在上海演出。蒋介石发表好几场演讲，宣称上海将是另一个斯大林格勒，国民党军队将坚决固守，奋斗到底，预料三年之内即可全面胜利。汤恩伯的部队及大批民夫、苦力砍尽大树，连高尔夫球场内的树木也不能幸免，构筑工事，沿着上海挖筑一条大壕沟，并削尖竹子竖立一道三米高的栅栏。美国总领事报告，“部队在屋顶设置阵地，在主要建筑物和街口布置砂袋……显然预期会爆发激烈的街头作战”，然而，美国外交官没有注意到，飞机、船舰正在把大部分汤恩伯的部队运往台湾及舟山。蒋介石虽然经常命令岌岌可危的城市之守军坚持到底，他却无意死守上海。但是他也不希望整个军队在这个时候一起奔向台湾。
5月5日，李宗仁送一封私函给杜鲁门，责怪蒋介石把中国断送给中共，要求美国支持他。华府很为难。经国批判李宗仁这封信“向外国人乞怜摇尾”。这时候，上海的工人如果够幸运，可以拿到产品当工资，挤上街头换取本身需要的实物。数十万人挤满了黄浦江码头和城西的机场大厦。在这种紊乱局面下，令人担心共产党会大举渗透到台湾。经国手下政工人员忙着防堵安全漏洞。每个难民登上航向台湾的飞机、轮船之前，都得出示政治部准予疏散的文件。
5月6日，蒋家父子登上一艘军舰，它在翌日清晨缓缓驶出蜿蜒迟滞的黄浦江。中共三野部队已经占领大运河边的古城苏州，距上海只有八十公里，但是蒋介石似乎依然不慌不忙，好整以暇。盯住这艘军舰行动的中共间谍大惑不解；它没有开往台湾，反而停在舟山群岛。蒋介石在舟山镇静地检阅从上海撤下来的由十二万五千名官兵组成的部队。
5月15日，蒋先生指示经国飞回上海督导。经国抵达时，已可听到远处传来炮声。江湾挤满了附近县市拥进来的难民。轮船甲板挤满乘客，缓缓驶出港口。蒋经国与后卫部队指挥官开会，指示他们退出上海之前，不必做破坏动作。逮捕、公开处决黑市奸商和涉嫌或实际共产党间谍的动作持续到最后，不过显然只有数十或数百人受到惩处，不再是成千人受惩处。
翌日，蒋经国飞到台湾西岸海峡中的澎湖，再转往福州，与福建省主席商量兴建防御碉堡事宜——这又是刻意混淆的动作，要让中共地下党抓不住真正动向。回到台北，经国和陈诚讨论如何处理难民涌入。提供粮食、住处给数十万挤在两大港口的男女老幼甚至士兵，就是一项不简单的任务。每天约有五千名难民涌入。蒋经国也跟陈诚、彭孟缉检讨防务部署及内部安全准备。
彭孟缉1945年奉派到高雄担任要塞司令，因1947年镇压二二八事件有功，此后即主掌台湾省保安司令部。他统辖的六万至八万名部队有粮有饷，因此较守纪律。然而，某些国务院官员认为他是“中国陆军中最彻头彻尾的无赖之一” [11] 。这是台湾人所说的“白色恐怖”时期的开端。陈诚已宣布戒严，彭孟缉的保安司令部和其他安全机关忙着清扫嫌犯，不论是共产党员还是被认定为台湾民族主义者，全在扫除之列。台湾大学学生读书会里不少人遭到逮捕、杀害。
蒋经国利用在台北的这段时间，替家人在长安东路十八号租下房子。这栋房子和土地的共同主人是华南银行和第一商业银行。两家银行立刻表示愿意廉价让售，经国不肯。四十年后经国故世，他跟方良从来未曾拥有过一份不动产。
夏功权5月22日在台北读到上海传来新闻，指出上海市危在旦夕，即将失守。他急忙赶到无线电通信室，拍发急电给仍在上海监督坦克车装船的蒋纬国。纬国反过来协助夏功权母亲及自己的太太上了最后一班船。经国告诉夏功权，虽然上海已被重重包围，他仍要回上海。5月25日，他们搭乘c-47运输机起飞，越过台湾海峡。距上海机场还有二十分钟航程，塔台紧张地报告，人民解放军部队已打到机场周边外围。夏功权把飞机转向南方，向蒋介石的座舰（当时在舟山附近）以无线电报告。夏奉指示，把飞机降落在定海。人民解放军就在这一天进入上海。
上海市“软性终结”（soft ending）。美国总领事馆官员预测蒋经国会“乐于夷平上海”，破坏“全市公共设施、码头及其他基础建设”。事实上，他下达命令，尽量别去破坏。根据美国人接下来的报告，国民党军队的飞机并未滥炸上海，而是集中轰炸市郊的机场和储油设施。同一位总领事评估经国下令退出上海之后一个月的经济情势，指出公共设施照常运作，大约还有四十天的燃料油库存，基本粮食亦供应无缺。码头没破坏，工厂未遭祝融，上海棉纺厂甚至还有约六星期的原棉供应量。
汤恩伯的后卫部队撤退时，上海市副市长吴绍澍并没有跟着逃走。他留下来，而且把国民党在市内各组织之成员名单、档案交给中共，蒋经国的三青团和复员青年军联谊会旧部属名单统统曝光。吴绍澍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参事，显示他恐怕早已是潜伏在国民政府的中共地下党员。
蒋经国忙得不可开交之时，他父亲继续在舟山逗留好几天，汤恩伯的部队则卖命地构筑工事。蒋先生到一座观音寺以及当地著名的两座寺庙参拜，花很多时间沉思。灾难临头，犹能镇静自持，不慌不忙，从容沉思，正是蒋介石的个人奇特魅力。他能临危不乱，说明了何以国民政府许多文武百官在必败之局犹能坚守岗位。数以千计的国民党军队的官兵依然拼死一斗，迟滞人民解放军向舟山的对岸海边推进。诚如夏功权所说：“我们对他盲目地信服。”
蒋先生座舰悄悄驶进高雄港时，孙立人将军亲自迎迓。6月25日，蒋介石父子飞往台北，参加一项重要的军事改组会议。经国坚持，军中有些事必须立即改革，如金钱银饷（包括发放粮饷）必须全部集中管控。指挥官不再掌控属下部队的粮饷。然而，军中更基本的改革还得再等候一段时间。蒋介石搬进台北近郊草山（后改称阳明山）顶上一栋房子，它的产权属于国营事业——台湾糖业公司所有。这座房子可以眺望美景，可是却有一个缺点——美国“总领事”拥有的一栋周末度假别墅，可以看到官邸的院子。蒋介石入住之后，中方安全人员立刻筑起一道高高的竹墙，阻住美国“总领事”的视线。美国人提出抱怨，但是毫无结果。
在国际政治前线上，有许多人提出警告，认为共产中国对美国的亚洲地位构成强大威胁，应该保全台湾作为未来“反共”斗争中的主要盟友，毛泽东的言行使得这些人士更是振振有词。毛泽东不仅向米高扬强烈保证合作、团结的意思，4月4日公开宣称第三次世界大战在所难免，更在6月30日发表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再次鲜明地正式表态，共产中国意欲与苏联结盟。他在这篇文章里说，“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毛泽东讲话后次日，他的重要副手刘少奇由北京前往莫斯科秘密会谈。刘少奇此次访苏，在意识形态及政治局势上而言，都是一道里程碑。斯大林在和刘少奇会谈时，宣布他的世界观有一项重大新发展——新兴的社会主义中国和苏联之间要分工，这等于明白承认中苏是平等伙伴关系。斯大林对刘少奇表示，世界革命的重心已从欧洲移到亚洲。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就是领导亚洲的反帝国主义革命。
斯大林相信，第三次世界大战在所难免，这场大战会对帝国王义和资本主义发出致命打击。苏联需要尽可能争取时间增强实力，同时要设法让美国分心，并削弱美国的同盟体系。针对这个目标，斯大林鼓励共产中国在亚洲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既让中共在苏联大伞之下活动，可又不至于让苏联直接涉入。这个全球战略有一个关键的运作目标：共产中国持续与西方国家孤立，并仇视美国。
胜利来得太快，使毛泽东、斯大林都亢奋、自信满满。可是，冷战在欧洲呈现僵持对峙，核子对峙接踵而至，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斗争，焦点现在转到亚洲。在这个战场上，苏联与中共结盟，将发挥关键影响。可是，刘少奇要求苏联直接提供海、空支援以解放台湾，斯大林予以拒绝。他说，帝国主义者会利用苏联伸援为借口而发动世界大战，而社会主义阵营还未做好打世界大战的准备工作。斯大林只愿提供军事设备及顾问协助，包括协助中共建立现代化空军。苏联军事顾问旋即大批抵达中国，苏联米格战机也进驻上海附近的机场。
刘少奇和斯大林讨论中苏新伙伴关系，金日成也在准备进攻韩国，蒋介石也没闲着，他努力争取东亚地区“反共”政府的支持。1949年7月11日，蒋介石父子飞到碧瑶会见菲律宾总统季里诺（elpidio quirino），发表一项联合公报，号召在东亚成立“反共联盟”。蒋介石也悄悄向季里诺提到，万一局势需要，要把一部分国民党在台湾的黄金储备移到菲律宾。蒋氏父子旋即飞到广州，和代总统李宗仁会谈。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发表谈话，承认对当前败局他必须承担相当大责任，可是广州必须死守，他本人“愿意与广州共存亡”，可是他又不肯应众人要求，把国民党空军部队调回大陆，协助防守广州。
蒋经国在这些行程中，扮演父亲的私人助理。蒋介石在广州时，李宗仁以广东菜招待贵宾。李发现，用餐时，小蒋“忙进忙出”。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提到，小蒋检查每道菜的材料和烹煮。李宗仁认为：“他显然怀疑我要毒害蒋先生。”
8月7日，蒋氏父子又到韩国会见支持“反共联盟”之议的李承晚总统。稍后不久，季里诺总统到华府访问，接下来，他和李承晚总统都搁下这个提议。同样在8月里，美国国务院发表对华外交白皮书，把国民党大败归咎于民心普遍不满、政府无能又贪渎成风。
胡宗南率领的三十万大军，此时仍在四川。8月24日，蒋氏父子飞往重庆视察胡宗南部队，逗留几近一个月。在如此危急关头，逗留如此之久，使人相信蒋介石的说法，认为他有心在四川及其周边地区再度集结兵力，徐图再起。同一时期，白崇禧率部由湖南退守广东、广西。
到了11月，总数几近两百万的军民撤退到台湾。尽管人口暴增百分之三十，由六百余万跃升为八百万军民，美方预测会出大乱，陈诚和农复会却能增加农业生产，台湾并没有发生粮食短缺和重大公共卫生危机。陈诚告诉美国官员，他定下收容难民的限额，暗示如果有机会，还有更多难民会涌入台湾。他也监督推行由农复会设计的一项土地改革计划，这项计划手段渐进，影响至为深远。国民党在大陆执政二十三年，无法有效推行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既有的经济和社会利益纠葛，一再破坏国民党推动土地改革的努力。但是到了台湾，国民党可以改革别人的土地——反正土地大多属于台湾乡绅所有，而他们多数被视为亲日分子。台湾可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一属于日本人所有，国民政府没收过来，也可以把它们出售给贫农。
土地改革先于1949年8月推出强制大幅降租（译按：三七五减租） ，它的成功立即产生重大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效应。此后七年，陈诚陆续推出土地改革的其他项目，台湾农民成为国民党的重要支撑基础。旧地主释出土地，拿回公债及政府接收日产成立的公营事业之股票，终于演化成为新的资产阶级，政治稳定攸关到他们的重大经济利益。
蒋经国在这些经济决策中没有任何角色，但是根据某些参与经济决策的人士透露，他经常列席一些讨论土地改革之类重大议题的会议，把会议情形回报给蒋先生知悉。 [12] 1949年底，蒋经国亦与好几位台湾大地主会晤，促请他们在土地改革计划当中配合。其中一位大地主辜振甫，回想起当时蒋经国提醒他，辜家一向爱国不落人后，要求他协助劝说其他地主支持土地改革。 [13] 毫无疑问，蒋经国鼓励父亲，迅速、果断地推动陈诚主持的土地改革，它远比小蒋当年在赣南能达成的成绩影响更为深远。
9月，蒋介石派孙立人为台湾卫戍司令，部分原因是为了讨好美国人。孙立人统辖十个师的兵力，其中有五个师（青年军三个师，及五十二军的两个师）原先由美方训练及装备。然而，孙立人告诉美方，陈诚是区域军事长官，拒绝给予孙适当的支持及补给。因此他认为大陆方面入侵的胜算很大。他预测，中共可以发动一千艘民船，二十四小时之内登陆二十万兵力，而他所辖三十万部众，只有六万人是战斗兵员。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站上紫禁城城楼，宣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站在第一排的人士，有中共第二梯队领导人，如邓小平、杨尚昆这两个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生（译按：邓小平只是短期进修） ，以宋庆龄为首的一群民主党派人士，以及若干蒋介石的旧部，最著名的是傅作义和张治中。再次一级的贵宾有些是蒋经国自莫斯科时代及稍后所结交的朋友，如邵力子夫妇及儿子，以及屈武、贾亦斌等。
几天之后，白崇禧放弃广州，率领久战已疲的部队退回二十多年前他们起家的广西。蒋介石在台北发表双十节谈话，谴责苏联帝国主义，保证奋战到底，击溃共产主义才罢休。五天之后，广州陷落。国民党军队若干部队逃到海南岛，政府迁到重庆，而非台北。
不过，最后总算发生几件让国民党振奋的大事。10月底，人民解放军占领厦门后，数千人登陆金门，被守军击退。人民解放军另一支部队进攻舟山，一样失利。11月3日，美国“驻台北总领事”亲自送达一份美方重要政策文件给蒋介石——这是1948年以来，美国官方第一次与他接触。这份政策声明反映出华府当局对于台湾朝不保夕的焦躁，其目的在于震醒蒋介石，强调“对台失政”，目前台湾本省同胞有不稳趋向，要让他知道美军不会援助他。这份文件宣称，美国对台湾的态度“大体上要看目前国民党是否能建立有效行政，设法为人民带来更高水平的政治、经济福祉”而定。
蒋介石见过美国“总领事”之后，立刻召集蒋经国、陈诚、吴国桢及少数几个人讨论，会议持续到“深夜”。蒋先生不仅没有觉得受到羞辱，反而十分兴奋。美方官员亲自传递讯息给他本人。他说，美国人现在再次“愿意和他打交道”了。而且，美国似乎表示，如果蒋先生能实行充分改革，美方可以从基本上改变援助台湾的态度。蒋介石11月10日召见美国“总领事”，读出答复，其口气“不像受到警告通知的人，倒像是华府的伙伴，要英勇拯救台湾”。当然，他向美国“总领事”担保，华府希望见到的改革，他统统会去实现。陈诚也向美方表示，愿意照单全收美方的建议。
蒋介石受到美方接触的重大鼓舞，意欲展现出他依然未放弃大陆。11月14日，他和经国搭乘夏功权驾驶的飞机，再次飞往重庆。四川的局势显然已无希望。邻省云南省主席卢汉，8月间曾答应蒋氏父子他会奋战到底，此时正在香港和中共代表秘商投诚事宜。蒋总裁抵达重庆之后，白崇禧率部由广西转进越南。代总统李宗仁通电，照会蒋总裁，他要赴美国治病。逗留重庆时，蒋介石派经国到西康山区国民党军队某基地，传达“告诉他们要轰轰烈烈战死，绝不放弃”的指示。
由西康回来后，经国劝父亲事不宜迟，应该离开重庆了。但是老先生不肯，声称他要等负责殿后护卫的指挥官由前线回来，指示他如何执行转进任务。几天后，这位将领回来听令。翌日，蒋先生带着经国到重庆市军事委员会视察，发现已经人去楼空。省政府官员也逃跑了。
由于难民太多，蒋介石座车开不回老鹰岩寓邸，父子只好弃车步行回到下榻之处。当天夜里，他们听到阵阵炮火声。天未破晓，夏功权叫醒大家，乘车前往机场。
蒋介石命令基地指挥官杜将军，机场一队p-47飞机若是不能飞走，统统把它们炸毁。天一亮，蒋氏父子一行起飞前往成都。翌日，杜将军抵达成都，报告说，由于天气不佳，加上人民解放军同时进袭，一大批军机来不及炸毁。过了几天，邓小平率军进入重庆——二十九年前他前往法国留学时即已阔别的大城。他接任重庆市长，又兼任西南军区政治委员。
蒋氏父子在成都，到自杀身亡的纬国生父戴季陶坟前上香。1949年12月8日，“国民政府”终于正式播迁到台北。（美国“大使馆”也迁至台北。译按：南京易手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仍滞留南京，美方心存观望，期待与中共有所接触未果，此时才随“国民政府”中枢迁台北。） 12月16日，邓小平大军已进逼到成都市郊，蒋家父子才搭上一架满载燃料的dc-4运输机。夏功权担任导航员。云层挡住观察地面方位，也没有无线电台提供方向。夏功权只能大胆推断，飞机飞越业已被共产党占领的莽莽神州上空，天色逐渐暗下来。夜里9点钟，云层略为打开，夏功权往下一望，依稀辨认出底下就是福建外海的平潭岛。他走到乘客舱位向蒋先生报告，二十四分钟后将在台湾降落。夏功权立下大功，可是老先生只是点点头，跟平常一样，没有说声谢谢。 [14]
回到台北，国民党内发生激辩。陈立夫等人力促蒋总裁复行视事，恢复“总统”职位。蒋经国坚决主张不应该这么做。他认为，如果父亲回任“总统”，就会让“代总统”李宗仁有借口，把未能争取美国支持的责任全推诿到蒋介石身上。蒋先生接受了儿子的建议。他又做出另一个重大决定，指派前任上海市长吴国桢出任台湾省主席。吴国桢悄悄对美方施压，争取美方承诺援助，以强化他对抗国民党内反对改革的死硬派之地位。孙立人也加入，呼应要求美方援助。美国驻台北“总领事”与孙立人谈过话后，报告说孙立人的工作显示出成绩，“就本岛防务而言，整个局势可以说比起两个月前，更有鼓舞迹象”。同样的，通货膨胀也被控制住，两千名台湾本省人进入省政府担任中、下级职务，吴国桢亦颁布规定，举办地方选举。
现在是稍事休息的时刻。蒋先生带着儿子来到台湾中部山区名胜日月潭。刚到达，电报呈上来，国民党军队在大陆最后一个基地失陷！蒋介石静坐约一小时，起身跟儿子说：“我们到山上走走吧！”挥手示意卫士不用跟上来，他们走到树林边，老先生又坐下来沉思良久。然后，一名渔夫摇船送他们到湖中，老先生撒下网，等他收网时，发现逮到一条大鱼。可能是夸张吧，渔夫大声说他二十年来从来没抓过这么大一条鱼。蒋老先生说：“这是好兆头！” [15]
然而，此时也有其他“恶兆”。苏联试爆原子弹，对美国人产生的震撼犹胜最近的世界大战。毛泽东的言行更证实了新兴的红色中国与苏联结盟，对美国及其盟国威胁极大。毛泽东坐着原来蒋介石使用的装甲专车，在天寒地冻中经过十天旅程，于12月16日抵达莫斯科，会见中苏集团的老大哥、世界共产运动的领导人斯大林，更彰显出新世界势力的相对关系。
蒋夫人在美国代表她丈夫积极奔走，得到强大的游说团的支持。游说团乃是政客、商人、利益团体、保守的新闻媒体人士、退役军事将领及其他强烈支持蒋介石立场的一批人物之非正式大集合。麦克阿瑟与游说团呼应，也由东京致电向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力陈，防止台湾失陷的极端重要性。美国国防部长约翰逊（louis johnson）也竭尽全力要扭转对台政策，甚至把进展不时透露给蒋夫人知悉。接近1949年底，美国联合参谋本部改变立场，建议政府提供少量军事物资援助给台湾。不过它依然重申反对派出美军部队到台湾。国务卿艾奇逊反对军援台湾，理由是这会让莫斯科有机会在外交上、宣传上大做文章。尽管台湾的防卫战备已有改善，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的评估意见依然不变——中国共产党将在1950年底以前占领台湾。
注释：
[1] 夏功权1996年5月22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所透露。原书注2。
[2] 一名熟识张学良的华裔美国人告诉本书作者。原书注3。
[3] 夏功权的访谈记录，又蒋徐乃锦1996年5月22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也证实此说。原书注4。
[4] 章孝严1995年9月15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所说。原书注5。
[5]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1974年版，第506—507页。原书注15。
[6] 同上注，第511页。原书注18。
[7] 聂荣臻《聂荣臻元帅回忆录》（inside the red star : the memoirs of marshal nie rongzhen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88年版，第585—586页。原书注19。
[8] 《米高扬1949年1月、2月访问中国向主席团提出的报告》，文件p2375号，见李多夫斯基《米高扬1949年1月、2月秘访中国》，载于1995年莫斯科《远东事务》（far eastern affairs ）第73—93页。原书注20。
[9] 1988年3月22日台北《联合报》。目前还未出现美方对麦、孙谈话的记录。见芬克斯坦（david m. finkelstein）著《华府的台湾困局，1949至1950年》（ washington’s taiwan dilemma ，1949-1950，乔治梅森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页。原书注31。
[10] 同上注。原书注32、33。
[11] 见1949年6月8日美国国务院官员克伦兹（k. c. krentz）致鲍特华斯（butterworth）和石博思（sprouse）之报告。原书注58。
[12] 李国鼎1995年9月4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74。
[13] 辜振甫1995年9月11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75。
[14] 夏功权1996年5月22日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所说。原书注86。
[15] 董显光《军人政治家蒋介石》（chiang kai-shek，soldier and statesman ）（台北，“中国出版社”，1953年版），第477页。董显光称这条鱼近两米之长！原书注89。
第二部 立足台湾
国民党败退台湾，风雨飘摇，岌岌可危，
蒋经国自情报安全系统入手，稳定台湾局势；
并在孙立人案、陈诚过世之后，掌握军方系统，
1969年后，蒋经国以强人之姿，
集“党”、“政”、“军”权于一身，
审慎改革、推动开放、解除报禁，
力促台湾繁荣，推动两岸交流。
第十一章 意外的苦果
迁到台湾不久，蒋经国立刻在高雄成立了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统筹协调1949年挤到岛上的许许多多情报人员及秘密警察活动。 [1] 除了经国之外，政治行动委员会高级成员还有彭孟缉、“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和“宪兵司令”。但是，这一年绝大部分时间，经国忙着陪父亲四处巡察旅行，只是略微参与，另委由三位幕僚主持委员会功能：一是小蒋的化身王昇，一是莫斯科留学回来的郑介民，一是戴笠（坠机）亡故后接掌军事情报系统的毛人凤。毛人凤与蒋夫人关系密切。 [2]
有些台湾人估计，1949年这一年，秘密警察逮捕约一万名台湾本省人侦讯，军事法庭判处许多人长期坐牢，还有一千多人遭到枪决。 [3] 《纽约时报》记者在现场目睹，形容其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凶残暴虐”。驻台北的美国官员对于特务暴力颇有恶评，美国国务院偶尔也批准通过外交管道，针对此一议题向台湾当局提出抗议。
1950年上半年，经国开始积极领导岛内安全事务。针对台湾本省人的压力显著放松。蒋氏父子现在把注意力集中在调集所有资源，以备应付解放军预期在初夏季节大举攻台。秘密警察因此开始贯彻全力，搜捕去年乘乱混进台湾的中共间谍。1950年上半年，治安机关就侦破三百起“共党间谍”案件，涉及三千多人。 [4]
中央情报局的报告指出，毛泽东的情报单位一心渗透国民党军队军事单位，尤其以海军、空军为主要目标。国民党高级军官涉嫌是共产党潜伏分子而遭到枪决者有：“副参谋总长”及其妻子、兵役处处长、“国防部”次长、“陆军供应部”司令，以及第七十师师长。1950年5月一个月之内，号称四百个“共党匪谍”自首。其他机关扮演重要角色，不过逮捕行动大部分是经国指挥的政工人员杰作。这期间逮捕的“匪谍”约有一成半遭到枪决。
蒋经国成立了一个再教育学校关押其他犯人，这所“新生招待所”即他在赣南设立的新人学校的翻版。进来的人没有固定刑期，何时释放要看“思想改造有多快”而定。经国也经常到设在东部外海绿岛的这所学校视察，检查“学员”的生活环境、所受待遇。
许多留美回台的官员不喜欢安全单位大举抓人的举动。吴国桢私底下对美国人抱怨治安机关及政工人员过分积极抓人，他认为这些人本身需要被扫除。孙立人也告诉美国“大使馆”官员，问题出在国民党的秘密警察全部从大陆挤到台湾，必须争相表现，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
出国一年多的蒋夫人在1月13日回台。美国右翼人士大声疾呼，猛烈抨击华府抛弃国民党当局。五角大楼强烈建议送补给及器材设备给被围困的台湾，可是杜鲁门总统公开重申美国不介入中国内战的政策。他表明美国不会提供军事援助或顾问意见给台湾的国民党部队。杜鲁门公开声明后不久，艾奇逊也公开形容美国在东亚的防卫半径不包括韩国和台湾在内。 [5]
毛泽东正在莫斯科与斯大林会商，两人对美方声明极感兴趣。这项中苏第一次高峰会议已历五十年，北京中方人士对感兴趣的西方人士强调，毛泽东第一次访苏一事无成，毛主席本人抱怨“除了吃饭、拉屎，我没事可干”就是证明。 [6] 毋庸讳言，中苏之间有点不平顺，但是针对中苏文件的最新研究，却显示两国领导人对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兴趣，把两人拉近。斯大林认为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结盟，是他全球战略的重要部分，其“重要性堪称和三强在战时合作相等”。毛泽东则相信他自己的根本目标以及中国的目标，需要展示“对斯大林的效忠，以及乐意遵守苏联要求……同时亦伺机展现出他的独立和老练”。在斯大林眼里，毛泽东的任务是“促进在越南及东南亚的革命斗争，威胁要进攻台湾，协助金日成进占韩国……因而促成美国兵力分散，在两个全球战场上面临作战”。 [7]
目前找不到任何官方记录记载毛、斯讨论到金日成计划南进，但是赫鲁晓夫在回忆录里提到，毛泽东同意金日成南进，也表示他认为美国不会干预。 [8] 毛泽东过世之后，有些中国作者指出，毛主席曾经审慎促请朝鲜考量美国会介入的因素，但是认为金日成心意已决，非攻打韩国不可。毛泽东很可能记得他在争东北时得到朝鲜援助，遂向斯大林建议，他们“应该协助”。毛泽东人还在莫斯科，已应金日成之请，下令把一万四千名朝鲜裔的解放军移交给朝鲜陆军。
就军事方面而言，夺占韩国似乎没有比进攻台湾来得艰险。韩国只有十万兵员，仅有六万五千人的装备，既无坦克，也几乎没有飞机。毛泽东可能推而认定，如果金日成先有所动作，占领韩国可以彻底摧毁台湾残存的士气，很可能解放军就不必挥兵进攻台湾。为了加速准备针对韩国、台湾用兵，苏联军火开始大量通过东北铁路线涌进中国，沿着跨西伯利亚铁路进入朝鲜。接下来数年内，苏联供应中国将近两千架崭新军机（包括最现代化的米格–15型战斗机）以及飞行员、教官、零组件。
台湾方面，国民党在情势诡谲之下也试图进行改造。陈立夫和哥哥陈果夫长期掌控国民党机器。当时他认为陈诚和蒋经国两人向老先生进言中伤他，遂决定辞职，不久就远走他乡，到了美国新泽西州，以私蓄的四千美元，加上向孔祥熙借的一笔钱，和朋友买下一家养鸡场经营。然而，不少旧部留在职位上，光是“立法院”、“国民大会”里就有两千多人。此外，新的骨干也进驻到位——这些中年的党、军、情治官员，包括军中政工，其人生观、统治观和那些自从1928年即主导国民党的近视世代，并无殊异。
1950年3月，蒋介石复行视事，提名低调、廉洁的陈诚出任“行政院长”，并拔擢若干有留美背景的官员，如吴国桢为“台湾省主席”，叶公超为“外交部长”（叶公超是美国艾默赫斯特学院、英国剑桥大学毕业）。蒋夫人坚决支持所有这些留美归来的学生。另一位受提拔的“中央信托局局长”尹仲容则是上海美国教会办的圣约翰大学毕业生，他在这个混乱之世完成一项几近奇迹的成就——稳定住新台币的发行币值。
蒋介石正式任命蒋经国为更名后的“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新官上任，依据苏联方式，规划政工干部制度彻底改造，例如，在军中设立新的监察制度，强化反情报活动，在军中恢复国民党党团活动等。同时，这一年在军中又掀起新的一波逮捕涉嫌共产党分子的行动，与李宗仁有亲密关系的将领也被禁锢。
高级将领当中，孙立人对政工人员越来越活跃且独立作业不受节制颇有怨言，不断向美方人员表达其不满之意。中央情报局在3月20日呈一份报告给杜鲁门总统，引述报道称孙立人打算兵变。如果中央情报局听到这种风声，蒋经国一定也听得到。这位弗吉尼亚军校毕业生虽然将星熠熠发亮，但针对他及其亲信部属的监视活动已经加强。
2月某日，已经晋升为上校的夏功权到高雄参观孙立人的训练中心；回到台北后，夏在一次早餐汇报里向蒋氏父子报告，训练中心办得很好，比他过去在大陆所见过的好得太多。老先生吃完早饭，就说：“我们到孙立人的训练中心瞧瞧！”
孙立人只有一个小时准备迎接领袖带着夫人、经国等一行人前来视察，在机场迎接的仪队只是一名号兵。蒋介石一行视察中心的训练活动，经国印象极佳，蒋夫人更是高兴。同一天稍后，蒋介石在“海军司令部”校阅场登上讲台，许多海军将领簇拥在侧，但是蒋先生招呼孙立人，“孙将军，你站到我右边来”。大家都晓得下一任“陆军总司令”非孙立人莫属。果然，不到一个月，蒋介石明令发表孙立人出任“陆军总司令”。孙的成就之一就是征集、训练了一批新兵，这三万五千名自愿兵绝大多数是台湾本省青年。
忠心耿耿追随蒋先生的周至柔出任“参谋总长”，成为孙立人的上司。但是除了周至柔之外，蒋介石底下其他五个高级职位，包括身兼“陆军总司令”及全岛防卫司令的孙立人，全都由美国人及美国政府尊重的人士出任。五人当中的四个人，曾在美国读书，得到学位，能说流利英语；三个人年纪才四十出头。这是一支颇有吸引力的团队，美国很难骤予放弃的团队！
蒋介石暂时引退以来的种种策略，使他争取到一年的时间，让台湾做好迎战的准备。国民党拥有的部队成长至六十七万士卒之众，其中三十七万七千人已经随时可以投入战斗。国民党军队拥有两百五十至三百部轻装坦克车，由纬国担任指挥官，另有两百七十架第一流的作战飞机。这时候，蒋介石已经放弃海南岛和舟山群岛（不过，经国曾力主保存舟山）。蒋介石计划，除了两个重要外岛基地之外，把力量集中在台湾。
这两个重要据点，一是厦门港外的金门，一是扼福州港咽喉的马祖。如果国民党军队能守住这堆花岗岩岛群，就可以成为蒋介石势力不仅局限台湾、澎湖一隅之地的象征。它们在战略上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可以侦测、设法化解解放军跨海来袭。经国时常到金、马视察，也向父亲报告，它们的确固若金汤。蒋先生下令撤出舟山时，下令把军事资源投注在金门、马祖，他还命令坚守大陈等一群小岛，作为突击队袭扰大陆的基地。
但是，当夏天的脚步一近，所有这些小外岛的命运似乎都无关宏旨。5月间，美国中央情报局重申它的评估报告，认为中共可能在年底以前夺取台湾。中央情报局估计，解放军三野的三十七万大军已部署在沿海阵地，林彪的四野至少还有四十五万之众可以支援攻台作战。解放军已经征集大约五千艘民船和拖船，作为攻台之用。蒋经国为了万全之准备，与菲律宾方面安排妥当蒋先生必要时前往避难的计划。 [9] 孙立人预期解放军会在台风季节来临之前攻台，下令部属昼夜赶工，沿着台湾西海岸，挖掘枪炮阵地及坦克陷阱。
金日成自1950年3月30日至4月25日在莫斯科访问。他告诉斯大林，只要三天工夫，他就可以成攻进攻、占领韩国。斯大林原则同意金日成南进用兵计划，但是又说西方的局势发展占了苏联的注意力。他促请金日成和毛泽东商量，因为毛“对东方事务颇为了解”。斯大林也告诉金日成，假如美国干预，苏联不能加入战局。换言之，朝鲜不再属于苏联势力范围。根据中苏新伙伴关系，它是中国的责任。金日成转去见毛泽东，毛泽东表达了若干保留意见，但是最后还是预祝朝鲜成功。
同一时期，麦克阿瑟将军和国防部长约翰逊继续在幕后运作，希望能扭转杜鲁门总统的对台政策。 [10] 麦卡锡（joseph arthy）参议员突然把他的攻击重点转到中国问题上面，使得事态愈加复杂。2月间，他透露他掌握住国务院里潜伏的共产党间谍之名单。许多共和党国会议员，嗅到政治血腥，集合起来声援麦卡锡。但是多数的共和党人，以及民主党人、美国一般大众，依然对美国为了台湾而与共产中国实际交战的主意颇为踌躇。白宫继续不理会台湾，认定它已经丢定了。
台湾大难罩顶之际，美国政府内部因这个议题的斗争却升温。包括国务院主管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腊斯克（dean rusk）在内，华府越来越多官员心仪凯南（george kennan）的一项见解——推出一位自由派领导人取代蒋介石，寻求台湾交由联合国托管。当时最常被人提到的可以取代蒋介石的人选，是1938至1942年担任驻美大使的胡适之博士。可是这个策略有个关键缺陷——蒋介石不会默默交出权柄。推动易人之想的人士只得又回到原点——拥立孙立人。
一年之前，麦克阿瑟建议孙立人承担起台湾的政治领导人大任，孙立人拒绝了他。但是，即使孙立人现在肯干，对台湾局势有深入了解的人士（麦克阿瑟绝对不是其中之一）也不认为孙立人有力量发动政变。要发动政变，他必须先扫除一百多位赤忱效忠蒋介石的高级将领（蒋经国也在其中）。蒋经国布建的监察系统好到任何人都不认为政变阴谋可以成功。何况，孙立人在台湾南部的三个师精锐部队是青年军，他们对蒋经国的忠心，不会亚于对孙立人的忠心。陈诚已经把孙立人属下的其他精锐部队（五十二军）移防到澎湖，他们也不可能参与任何政变活动。还有另一项反制政变阴谋的动作——陈诚部署在高雄和台北之间的部队，并不是由孙立人指挥。 [11]
解放军进攻台湾迫在眉睫之际，孙立人似乎改变原先的主意。1950年4月，美国驻台北的军事武官报告，某位高层官员（应该指的是孙立人）告诉他，在蒋介石领导下前途无望，需要采取“激烈措施”。腊斯克和保罗·尼采（paul nitze）都看到了这封电报。尼采当时取代凯南，出任国务院政策计划局局长。尼采自己有一套构想，要在中国大陆和台湾都策动政变。5月30日，尼采、腊斯克和其他高级官员起草一项计划，要告知蒋介石：避免中共武力占领台湾的唯一办法，是蒋提出要求，让联合国托管台湾，然后蒋离开台湾，把政权交给孙立人。 [12]
腊斯克推荐进国务院担任顾问的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是负责传递口信给蒋介石的人选。他通知蒋先生，要美国军事保护台湾，条件是蒋先生辞职下台。杜勒斯是个强烈的保守派，私底下基本上赞同“台湾独立”的方案。他曾在信中对范登堡（arthur vandenberg）参议员表示：“采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理论，因而台湾人必须接受红色政权与国民党军队决战战场的残酷命运，可谓相当可耻。”腊斯克和杜勒斯都不了解，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极力抗拒中国永久分裂的力道有多强。
腊斯克1990年接受台北《中国时报》副总编辑杜念中的访问时，证实他在1950年6月接到孙立人派人亲送的密函，信中孙立人本人提议领导政变，推翻蒋介石。 [13] 孙立人要求美国支持或默许。腊斯克生怕消息若传回台北，蒋介石会杀孙立人，立刻把密函烧了，并直接向国务卿艾奇逊报告。艾奇逊答应他，会向杜鲁门总统报告。
美国“驻台北代办”在评估台湾局势的电文中强调，蒋介石晓得华府苦思各种方案，但是他绝对不会自动把政权交给孙立人。美国军事情报报告说，解放军部队在台海对岸大量集结，解放军的米格战斗机首度出现在空中。美国国务院促请美侨离开台湾。然而，所有的情报机关都不晓得，毛泽东已下令把攻打台湾的计划推迟到1951年夏天。根据一项记载，北京的中央军委认为人民解放军部署到东南沿海的时间，远比预定时间要久，因此部队无法在台风季节之前准备就绪。但是，最重要的考量可能是中共已晓得金日成有用兵计划。毛泽东不晓得朝鲜动兵的确切日期，但是知道朝鲜半岛即将爆发战事。他下令推迟攻台军事行动，可能是盼望韩国被攻陷可以使得他不战而取得台湾。
6月23日，腊斯克和定居纽约的胡适晤谈，他们的谈话主题肯定是，如果蒋介石下台，胡适是否可以出山。胡适显然拒绝了，现在，要除掉蒋介石唯一的办法，只好采取支持孙立人发动政变一途。但是就在腊斯克和胡适晤谈的同一天，艾奇逊召开记者会，宣布美国政策不变——美国不会干预台湾问题。艾奇逊的公开谈话反映出杜鲁门的立场不变，他不肯采纳腊斯克、尼采、杜勒斯的方案，不接受孙立人发动政变的秘密计划。麦克阿瑟最近重提以军事物资援助台湾之议，也不为总统采纳。
杜鲁门了解，在台湾政变若是失败会造成大乱，国民党军队士气原本已低迷，势必更受打击，还可能鼓励毛泽东发动攻台行动。批评者会责怪美国政府，声称就是杜鲁门和艾奇逊阴谋倒蒋，才直接导致台湾失陷，落入中共之手。孙立人本人为什么在6月认为他的政变可以成功，则是一个谜。 [14]
蒋经国虽然晓得必须盯紧孙立人，我们不清楚他手下特务是否知道孙立人6月密函给腊斯克这件事。他们可能知情。他们即使知情，蒋氏父子决定不在6月底抓孙立人，让他继续担任要职。没有必要逮捕美方钟爱的这位国民党军将领而激恼美国人嘛！世界局势已经变了！美国又回到台湾当局这一边。
1950年6月25日，蒋经国的部属一大早就吵醒他，呈上台湾当局驻汉城“大使馆”传回来的报告。凌晨4点钟，朝鲜开始炮轰三十八度线以南的瓮津（ongjin）地区，说不定这又是一次边境事件。经国穿好衣服，赶到他在“总统府”里的办公室。大约上午6点钟，朝鲜步兵及装甲车（半数曾在中国受训）越过边境，并于东海岸进行两栖作战登陆抢滩，应该叫醒父亲，向他报告了！果然如蒋介石钟爱的书本所预测，荒漠出现甘泉，这条潺潺小溪不久即蔚然汇成洪流。
杜鲁门总统翌晨在布莱尔宾馆召集艾奇逊、腊斯克和联合参谋首长开会。金日成的推想、毛泽东的盼望统统落空，美方没有把这件事看作朝鲜内部事情。美国人看到的是，在美国扶持下成立的一个弱国，突然受到共产大国撑腰的武装侵犯。中苏最近缔盟，立刻浮上每个人脑际。朝鲜的行动看来是共产主义在亚洲发动总攻势的一部分。
杜鲁门下令以军事行动援助韩国，并训令第七舰队派出兵力进入台湾海峡。自由派与温和派因为台湾问题，早已遭受极大政治压力，其实要他们抛弃台湾，他们私下亦颇有罪恶感。甚且，要争取共和党及一般民众支持政府保卫朝鲜的政策，也必须一改对台政策，试图消除对亚洲政策的激烈分立。次日，杜鲁门下达命令给第七舰队，凡对台湾有任何攻击行动，立予反击；他也呼吁台北当局停止针对大陆进行的海、空行动，更宣布“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恢复安全，与日本订定和约，或由联合国考量”。
蒋介石在夫人及经国陪侍下，于星期天一大早就在台北召开一连串决策会议。与会人士批准由“外交部长”叶公超发表声明，宣称台湾接受美方要求，停止针对大陆的一切海、空行动，但是声明亦再度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杜鲁门的谈话“并不影响中国对台湾的管辖”。叶公超也提议，蒋介石提出派国民党军队参加韩战的方案。蒋介石和其他人起先反对国民党军队参战，叶公超担保美方一定也不肯接受之后，他们才同意，果然美方也不接受国民党军队介入韩战之议。 [15]
假设金日成不先攻韩国，换上毛泽东在6月25日进攻台湾，美国很可能就不会出兵干预。可是朝鲜先动手，朝鲜战争让蒋介石在台湾岌岌可危的政府得到新生命。 [16] 美国在朝鲜及台湾海峡迅捷、有力地做出反应，令毛泽东大为震惊。不过，他把这项危机视为在亚洲掀起反美革命热浪的大好机会。这项冲突也排除了人民解放军计划攻台所牵涉的高度风险。
杜鲁门和艾奇逊希望在对蒋提供承诺时有所限制，以避免中国共产党介入朝鲜战争，或在台湾海峡发生冲突。然而，麦克阿瑟从头就坚持全力支持国民党政权，利用台湾这个战略资产保护及发挥美国的力量。麦克阿瑟未经国务院同意，就在7月1日飞抵台北，和蒋介石会面。麦克阿瑟答应台湾可以得到它需要的所有军事设备和补给供应，他的幕僚也立刻在台北成立联络办事处。 [17] 美军顾问团和大批军需武器要到次年才出现，但是第七舰队巡弋台湾海峡已使台湾没有实质危险。
9月初，即将卸任的美国“驻台北大使馆代办”抱怨，蒋介石及国民党当局高级官员与麦帅派在台北的幕僚来往，公然不理会他这位“政府正式代表”。蒋经国派了几位亲信（包括楚崧秋在内）前往麦克阿瑟东京总部担任联络官，他们每天可以接触到对战事的情报报告，以及对中国大陆动态的情报分析。 [18] 美国“代办”离开台北，一向强烈支持国民党当局的职业外交官蓝钦（karl rankin）出任“大使”。此后，美国“大使馆”的报告再也没有抱怨麦克阿瑟或是台湾的秘密警察活动之类的内容。蓝钦在阳明山的官邸前那道竹林墙也拆了。
虽然美国对台湾未来前途的官方政策仍不明朗，蒋氏父子觉得他们地位已够坚强，可以完成自1949年即规划的党的改造工作。距朝鲜战争爆发不到一个月，蒋介石裁撤成员两百八十六人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指派十六名同志（包括蒋经国与陈诚）成立改造委员会。中央改造委员会不仅负责国民党的组织变革，还将担任党的执行机构。
改造工作有一项重要任务——清理党籍（译按：办理党员重新登记） 。年轻、受过良好教育的干部（许多与蒋经国有关系）接掌中央党部工作。蒋经国采取一项变革措施：新进党员限大学毕业以上！现在，党内不再有争斗和派系，党员、干部必须互相攀附、竞争。此后，提名谁出任中央委员，必须得到总裁蒋介石的批准。其结果就是对国民党的组织与运作，有了比大陆时期更紧密的控制。即将卸任的美国“驻台北大使馆代办”在呈送华府的最后电文里说，国民党改造的主要效应，就是赋予蒋介石的长子“掌握党、政、军、警大权”。
国民党新的政治纲领在1950年9月1日正式颁布，对政治权利并不重视。蒋经国、他的父亲，乃至整个国民党领导阶层都晓得，全面开放自由、民主选举会产生一个台湾本省人的、非国民党的，可能还倾向独立的政府。一党式的地方选举，但是允许无党无派人士参选，就是对主张民主政治者的唯一让步。这是为了让台湾本省人参与新体制、使美国人不吵的最低限度让步。
新纲领也反映出在国民党老一代和蒋经国这一世代之中，其经济思想依然具有社会主义色彩——至少在国家集中制上面是如此。国民党宣称鼓励家庭农作、私人企业，也预备把许多工厂民营化。可是它也把许多接收自日本人的主要工业，如钢铁、工矿、石油、电力、造船、糖、肥料等，由省政府移转给“中央政府”。省政府保留对烟酒和林业的所有权及经营权。
尽管北京涌现敌视、谩骂言辞，中美部队并没有爆发军事冲突或小摩擦。1950年8月及9月初，朝鲜继续节节进逼被打得抬不起头的韩国部队，以及第一批赶到朝鲜半岛支援的美军部队。这时候，麦克阿瑟采取了他戎马一生最后一次精彩的战术表演——9月15日，联合国部队（绝大多数是美军）在汉城南侧的仁川登陆。朝鲜部队战线拉得太长，又被切断供应补给，大败溃散。朝鲜溃败后撤之际，斯大林致电毛泽东，问起中国能否派兵援助朝鲜。周恩来兼程赶到莫斯科会商。斯大林提出中苏新的全球伙伴关系之后第一次具体执行分工的方案：中国提供人力援助朝鲜，苏联供应弹药、飞机、大炮、坦克及其他装备。
斯大林认为，鉴于美国在核子领域方面独占优势，不惜任何代价，必须避免与美国爆发核子大战。但是，他估计，苏联以大量物资援助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作战，甚至有限度地运用苏联飞机（换上中国人民志愿军或朝鲜人民军的徽记），是值得一试的赌博。朝鲜战争拖延着打，让美国人分心，苏联就可以在欧洲争取利益。当然，若能让美国结结实实吃败仗，就有更深远的影响。同时，斯大林为了把美苏人员直接冲突的机会降到最低程度，下令所有的苏联顾问撤离朝鲜。当周恩来离开他的办公室时，斯大林已经可以心满意足抽着烟斗。美中对打，中国依赖苏联，天下大势定矣！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朝鲜战争，台北可以从美国得到重大利益，以及长期保护伞对抗强敌。不过，毛泽东也没有因为美国升高军事干预而惊惶。中国与“美帝”的恶斗既然不可避免，最好就在朝鲜开打。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美军登陆仁川之前，其实就已决定投入战局。美国人则不相信毛泽东会不惜付出重大代价、冒着重大风险，大举进兵朝鲜战场。11月24日，麦克阿瑟还对美军说，大家可以回家过圣诞节。三天之后，中共三十万“志愿军”在彭德怀率领下，攻击美国陆军及陆战队的前锋部队。
美国这下子陷入重大危机意识。此后两年半的时间，好几万名美军因与中国人民志愿军鏖战而捐躯。提供军援给在台湾的“反共盟友”，成为美国的高度优先工作。中央情报局与蒋经国的情报机关及特种作战部队配合，经费可以说是不虞匮乏。美国在此后二十多年，承认福建外海台湾岛上的威权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这个政府是美国在远东的重要盟友，地位仅次于日本和韩国。
注释：
[1] 钱复1995年8月29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1。
[2] 1950年及1960年代驻在台湾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自1995年至1998年间陆续接受本书作者访谈。原书注2。
[3] 乔治（george kerr）《被出卖的台湾》（formosa betrayed ），1976年版，第368页。原书注3。
[4] 1996年5月25日，王昇在台北接受作者访问时表示，1949年至1951年间侦破的共产党间谍超过两千七百人。原书注5。
[5] 见1950年1月16日，美国《国务院快讯》（state department bulletin ）第79页。原书注14。
[6] 见沙兹柏里（harrison e. salisbury）《俄、中之战》（war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 ），1969年版，第97页。原书注15。
[7] 见冈察洛夫、刘易士、薛理泰《不确定的伙伴：斯大林、毛泽东和韩战》，第76—129页。原书注16。
[8] 见陶伯特（strobe talbott）译《赫鲁晓夫回忆录》（khrushchev remembers ）第368—369页。俄文原文则见冈察洛夫等著《不确定的伙伴》，见注［7］所引第325页。原书注18。（译按：陶伯特是美国总统克林顿少时拿罗德奖学金在英国念书时的同学，进入新闻界工作，后被克林顿总统延揽到国务院担任国务次卿、副国务卿。）
[9] 见康明思（bruce cumings）《朝鲜战争的起源》（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31页引述美国军事情报文件所称。原书注34。
[10] 唐耐心（nancy bernkopf tucker）《分裂之家：美国、国务院及中国》（a house divided : the united states, the state department and china ），收在孔华润（warren i. cohen）和入江昭（akira iriye）主编的《东亚列强，1953至1960年》（the great powers in east asia，1953-1960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30—331页。原书注36。
[11] 王楚英（音译，wang ch’u-ying）1996年6月15日在南京接受本书作者访问时所说。王楚英当年在台湾五十二军服务。原书注38。
[12] 见康明思，前揭书，第535、537页。原书注39、40。
[13] 杜念中1990年访问腊斯克（月份、日期不详），载于1990年9月1日至7日台北《中国时报周刊》第8—11页。访问之后，腊斯克才赫然惊悉孙立人依然健在，幽居在台湾，会因为他透露内情而难堪。本书作者1996年5月在台北与杜念中交谈，承他见告。原书注43。
[14] 见杜念中报道，第11页。腊斯克说，孙立人没有提议政变“计划”，只是谈到政变的“构想”。原书注48。
[15] 腊斯克在他的回忆录《我见我闻》（as i saw it ）中告诉巴普（daniel s. papp），“某位非常高级的（台北）官员”告诉他这则故事，几乎可以确定此人就是叶公超。蒋介石出兵之议附有条件，就是美方要以现代化武器完全装备好国民党军三万三千名军人，并提供两年的训练。见《我见我闻》第175—176页。原书注51。
[16] 有一项因素可能是中共部队发生疫病，无力攻台。见史景迁《探索近代中国》，第526页。原书注52。
[17] 夏功权1996年5月22日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夏功权曾出席这次会谈。原书注55。
[18] 楚崧秋1996年6月6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原书注58。
第十二章 秘密战争
朝鲜战争战火日益炽热，台湾成为美国针对中国大陆从事情报收集及秘密作战的重要基地。台湾虽然不见得是“不沉的航空母舰”，对于中央情报局而言，倒不愧为“不沉的基地”。据20世纪50年代、60年代长驻台湾的一位美国军事情报官员告诉作者，朝鲜战争以后的二十年里，中央情报局提供给台湾当局“大量的金钱、武器、设备和训练”。中央情报局一连串的“台北站站长”的言谈、行动，都以台湾岛上主要决策者自居。这些站长养成习惯，凡事都不跟名义上的上司——“美国驻华大使”——打个招呼。
朝鲜战争的头两年，政策协调处（office of policy coordination，opc）——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著名的战略服务处（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oss）改组而成的情报机关——从台湾发动美国一切秘密作战。1949年8月，在政策协调处协助下，陈纳德把他那家已经破产的民航空运公司（cat）以九十五万美元卖给中央情报局。这使得政策协调处及其后的中央情报局，拥有一家民用航空公司——cat同时还继续担任“中华民国国家航空公司”之角色；中央情报局运用它，针对中国大陆及朝鲜进行秘密空中作业，后来转而用来对付中南半岛及印尼的敌人。民航公司及其他掩护公司（较著名者是美国航空公司air america和亚洲航空公司air asia）是由一家名为太平洋公司（pacific corporation）的中情局外围控股公司所拥有，它在此后二十年以台湾为活动大本营。朝鲜战争期间，它出动一万五千次的支援任务，不时飞越敌人领域。中央情报局甚至还拥有一架b-17轰炸机，有二十小时的续航力，可以飞越中国大陆，直抵西藏。 [1]
中央情报局（译按：它是由政策协调处改组而成） “台北站”扩张到拥有六百多名职员。它的活动其实也到了不避人耳目的地步，台北市的计程车司机都晓得中山北路上的西方公司（western enterprises）就是中情局“台北站”。第一任站长庄士敦（charlie johnston）警界出身，浑身干劲十足。二次大战期间，庄士敦即加入战略服务处，一度参与美方与戴笠军统局的联合作业。庄士敦的主要目标是支援蒋氏父子声称仍在中国大陆活动的一百六十万名“反共游击战士”。美军顾问团及军事情报单位不久亦深深介入这类秘密活动，有时与中情局配合，有时则否。
宋美龄依然是她丈夫涉及美国的外交及政治事务的首席顾问。现在，她的触角伸至就情报及秘密活动与中央情报局高阶层联络事宜，直接对蒋先生报告负责。 [2] 但是，督导、掌管台湾整个情报及秘密行动，包括与美方配合行动者，其实是蒋经国。 [3] 他所掌控的“特战中心”负责指挥调度执行秘密任务的单位。这个中心下辖两个特种部队群，员额七千人，另有一支五千五百名兵力的“反共救国军”。美国人形容他们是“非常精良的部队……团队精神很高，但不是经常遵守军纪”。另外还有一支“孤儿部队”，大约六百人，是在大陆作战殉职的国民党军官遗孤，培养他们从事游击作战。美军顾问团支持另两个特战部队群，员额六千人，也隶属在蒋经国的特战中心底下。 [4]
根据若干接近蒋经国的中方军官所言，亦经当时驻台中央情报局官员证实，蒋夫人和她的继子在情报及秘密活动上面，偶尔发生政策歧见。但是，他们不会公开显露不合。通常，他们分别去见蒋先生，讨论他们不同意的问题。
铁幕迅速落下，中央情报局实际在中国大陆毫无可靠的情报资产，因此它急于支持蒋经国的地下情报收集工作，包括进行通信拦截、空中侦察，乃至派员潜入大陆从事间谍活动等。这些情报收集活动立即在台湾雇用了好几千人，中国人、美国人都有。
蒋经国在大陆的情报来源就是戴笠的军统局，以及“国民政府”各个秘密勤务单位留下的人马。台北通过短波无线电与一些间谍联络，但是中共迅速侦破，破坏这些消息来源，许多人摇身一变，成为“双重间谍”，开始送回由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情报机关掌控的情报。
绝大多数美国官员很快就认定蒋经国的特务及潜伏在大陆的间谍所送回的情报价值不高。笔者访问了十多位熟悉国民党间谍提供情报之美国中情局和军方官员，除了一个人以外，全都认为它们基本上没有用处，有时是由共产党甚至国民党本身所制造。当时的许多国务院官员对它们评价也都不高。 [5]
在中央情报局及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译按：美国专司电子情报战的安全单位） 的协助下，拦截大陆的通讯成为最可靠的讯息来源。朝鲜战争爆发不久，美国国家安全局就在台北近郊架设一处繁复的无线电侦听站，蒋经国掌握的侦听单位提供数千名人员记录、分析中国大陆的军事及政府无线电通讯。另外，台湾飞行员还飞越中国大陆上空，记录人民解放军雷达通信。这类的电子资讯提供极佳的战斗序列、兵力部署情报，给予双方最高指挥部。
1950年初，国民党军队将领胡宗南企图重整他已被击溃的第三军残部，在中缅边境成立游击部队。不到几个月，这项图谋失败，胡宗南调回台湾。可是，他的数千名部属在李弥将军率领下，逃入缅甸山区。1950年秋天，这支国民党军残部前途未卜，幸好援助即将到来。年底之前，蒋经国的特战中心规划出运用李弥部队进攻华南的一项计划，政策协调处的美国秘密活动专家支持这个计划，可是中央情报局局长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反对，认为它必败无疑。不料，杜鲁门总统推翻史密斯的决定。这时候，美国保守派要求白宫准许麦克阿瑟对中国境内军事目标发动空袭，也要求白宫不要再绑住蒋介石，应该让国民党军队打共产党，李弥部队可以击敌之所不备，成本也不高，白宫不能放弃这样一个机会。
由缅甸出兵计划的假设前提是，台湾当局声称它在华南散落了数十万游击部队，只要略受鼓励，就会“揭竿而起”。蒋经国心知肚明这些残部败军不可能成为一支有效的部队，但是他们父子乐于一试，反正可以激化中、美敌意，把美国与台湾当局关系拉近，又能替经国的特战机关带来更多经费、器材和工作，何乐而不为？在泰国政府秘密合作下，民航公司飞机开始运送武器、装备、训练员及美国政策协调处顾问，到达李弥的基地。
1951年4月，麦克阿瑟公开呼吁与中国全面开战，包括接受蒋介石提议，让国民党军队开赴朝鲜半岛参战；他还建议美国支持国民党军队“反攻大陆”，在中国开辟第二战场。很少美国人了解，即使有美国海、空支援，蒋介石并没有“反攻大陆”的念头。杜鲁门把麦帅这位太平洋战争的英雄解职，换上李奇微将军（matthew ridgway）为盟军总司令。杜鲁门在朝鲜打有限战争的政策受到猛烈抨击，遂倾向于让主张秘密作战的人士试试运用国民党的游击武力。
6月间，李弥率领两千名部属跨过中缅边境，行军一百公里，进入云南。此时，中共民兵发动猛攻，歼灭许多国民党军队以及若干美国人。李弥率众退回缅甸。另一支部队在稍南之处进击中国，也遭逢同样命运。尽管出兵失利，缅甸政府高声抗议，《纽约时报》也揭露由台湾秘密运补的消息，中央情报局依旧继续支持蒋经国增强游击武力。1951年底，李弥飞回台北，逗留三个月，与蒋经国会商下一步。李弥后来带着七百名国民党军正规部队回到缅甸，于1952年8月发动最后一次大进击。解放军再度重创入侵部队，李弥又退回缅甸，把许多伤亡的袍泽弃置不顾。
史密斯对此败绩大为光火，撤销了政策协调处，把它并入中央情报局的特种作业处。至于国民党的官兵滞留在缅甸，只好另辟新生活。他们娶当地土著妇女为妻，偶尔进击中国大陆“收集情报”，但是绝大部分时间从事获利丰厚的鸦片生意，扮演中间人、运货者或安全保镖。不久，就控制了百分之九十的贩毒生意。
1949年以前，蒋经国在许多中外人士心目中，已经享有清廉、果决、亲切、务实、不摆架子、精力旺盛的口碑，更重要的是，大家公认他是真正关切老百姓福祉的官员。他的政敌认为他太过理想化、天真、左倾，可是几乎人人（甚至共产党私底下也承认）认为他关心民瘼。可是到了台湾，也就是1950年之后，他却被视为白色恐怖的执行者。台湾本省人（譬如20世纪50年代以党外人士当选台北市长的高玉树）承认蒋经国廉洁、关心百姓，但也认为他个人必须对50年代初期的残酷镇压负责。 [6]
美国海军开进台湾海峡，蒋经国和父亲就比较不必担心共产党的渗透或是台湾本省人的抗拒。1950年12月，“保安司令部”宣布有五百个“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自首”。日后，蒋经国说，到了当年年底，中共已经不再对台湾构成威胁。 [7]
但是在1950年6月以后，安全重点转回到侦防涉嫌反国民党及支持“台独”运动的台湾本省人身上。中央情报局报告指出，“高压活动”明显增加，引起台湾“民心转为反对政府”。蓝钦“大使”到任之前的“美国大使馆代办”，形容这是“恐怖统治”，只不过“比其他国家、其他时期较为温柔而已”，即使对“政府”温和批评，也会被抓，甚至失踪。1950年在台北参与中央情报局企业的一名高级官员说他听到体育场枪决犯人的枪声。他说：“经国抓了所有的共产党，但是也株连了许多人。”
其实很少台湾本省人在这个阶段会从事以武力甚至非武力反对国民党政权的活动。1949年刚大肆抓人，1947年二二八事件记忆犹新，台湾本省人似乎被深刻镇压住。1996年王昇告诉作者，“台湾独立运动”在50年代初期，“是个问题，不过问题相当小……不太严重”。
根据中央情报局的资料，以及吴国桢、蒋经国和“保安司令部”的声明来研判，1951年和1952年因颠覆罪遭判决的个人大约五百人，1954年约七百五十人。还有更多人可能被抓，然后开释。 [8] 这个数字在1955年开始下降。20世纪50年代中期，绿岛关押的政治犯大约有一万四千人。 [9] 台湾在1987年取消戒严，从1949至1987年官方宣布的抓人数字是两万九千四百零七人。 [10] 如果王昇估计大约百分之十五被逮捕者遭到枪决是正确无误，这三十八年间，处死的总数在四千五百人左右。这个数字与一位台湾作家、电视纪录片制作人在1997年的估算相符。 [11]
1950年8月，蒋经国再度改组情报及秘密警察体系，抓紧控制。这次改组使他有了无人可与伦比的机会，深入了解台湾所有的文武官员。1954年，他以“国家安全局”为最高的中央情报协调机构。他在“国家安全局”只挂名副局长，但是实际当家做主的就是他。同时，他还兼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六组副主任。“中六组”职司安全、情报事务，使他对情治机关又有另一条直接指挥线。
蒋经国把他在青年军、三青团的旧部，安插进各个主要情报机关，以及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由“保安司令部”改组成立）。“警备总部”功能极多，新闻检查即是其中之一（通常是书刊出版后检查）。蒋经国还推出许多新措施，其中之一是每个大企业都得聘一个退役军官或安全人员担任人事部门高级职位。 [12]
蒋经国改组情治单位，倒是有一项立竿见影的成绩，他把情治单位与各种帮派及秘密结社历史悠久、牵扯不清的关系切断。不少个别的情治人员、军官仍与这些团体保持私人关系，不过此后三十年这种不光彩的关系在官方层级上并不存在。
蒋经国其实并不是残暴的人，他还颇具同情心。然而，他和友人认为为了保存政权完整，进而确保中国统一，有必要实施“白色恐怖”。从他们的政治观点思考，他们面临严重的颠覆可能性之威胁——不仅威胁到他们的统治，也威胁了中国的民族主义。采取极端措施以确保其政权存活，以及中国统一此一政治原则的存活，当然也吻合蒋经国等人的个人利益及权力利益。到了20世纪90年代，还活在人世的蒋经国当年旧属依然声称，如果他们没有把潜伏的抗拒镇压下去，一定会出现煽动台湾本省人起来抓权的声浪，而且还会声势高涨，在随之而来的动乱中，台湾当局的外省籍军人以及国民党内强硬的右派就会接管，发动更惨烈的恐怖统治。
不论用什么合理化言辞来解释，历史并不乏其他例子，有大权威、本质上善良的人却滥用权力，还要找借口替自己的行为合理化。有一个故事反映出蒋经国虽然主持残暴镇压，也不是没有人性，他并没有睚眦必报的性格。有一位自从1942年就认识蒋经国的五十二军军官，向蒋经国报告说，妻儿都在大陆，他希望回大陆和妻儿团聚。经国提议替这位军官物色个太太，但是此君答说，他深爱家人，只想回老家。经国建议换个话题，不要再说下去。可是，几天之后，这位军官突然奉命调到香港国民党的外围单位。此君由香港潜回大陆，经历一连串可怕的斗争清算，熬了过来，在1996年他和家人依然健在人间。 [13]
1951年，蒋经国在台北近郊北投设立政工干校（后来改名政治作战学校），王昇出任教育长、政治教官，并晋升为校长。王昇后来成为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掌旗人。“反共”斗争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它成为政工干校教学课程的基础。政工干校基本课程要上四年，毕业生可获颁相当于大学或军事院校的学位。课程包括军事科学以及历史、外国语文等。在意识形态课目上强调国民党矢志追求国家现代化、重视民生福祉，更要保存中国传统文化。 [14] 这个哲学替威权统治找到正当解释，不过它跟法西斯主义毫无关系，跟极权主义、种族主义或邪恶的民族主义也都没有关系。国民党式的威权社会虽然紧密监视社会、文化、经济生活等层面，并没有要消除这些部门的自治。它声称信仰人本主义、民主政治，可是根本不尊重政治权利。它对未来世代的价值观念产生极大影响。
政工干校毕业生分派到部队担任政治指导员（译按：基层连队政工后改称辅导长、政战干事） 。他们对战斗任务不得置喙，但是负责侦察官员士兵是否不忠或涉及颠覆活动，也有责任纠举贪渎、滥权行为。他们负责对单位里每位军官建立一份政治考核报告。国民党军队更设立心理作战的特别部门，争取敌军投诚，譬如空飘装有传单的气球到大陆，或是用飞机空投传单，都是他们的职掌。1953年，“总政战部”宣布它空投了三亿份传单到中国大陆。一旦风向转变，中共同样也对台湾及金门、马祖空飘气球！
政工人员也负责部队福利——如粮、饷、眷舍及眷属照顾等。几年之内，“总政战部”就大幅改善了国民党军部队及眷属的居住条件，纷纷兴建眷村、军医院和军人子弟小学，还对阵亡官兵之眷属发放抚恤金，对伤残官兵提供复健及就业辅导。这是国民党军队普通士兵待遇上的一大改革。“总政战部”还有一项业务颇受欢迎——它经营三十七家“军中乐园”，聘有约一千名军妓。金门、马祖都有“军中乐园”，女服务生由台湾运来，服务期限六个月。
到了1957年，三军共有一万七千一百三十九名政工人员，换算起来，国民党军队每三十五人就有一人是政工人员。经国和每一位政工人员都握过手，他们的晋阶也都由他亲自批示。其中约百分之八十六曾到过政工干校受训，因而培养出一批年轻、热忱、受过教育的政治干部，他们忠于“党国”、主义，对蒋氏父子忠心耿耿，他们与校长王昇的关系也十分深厚。
蒋经国不但在国民党军队中重新布建政工人员，还在连队以上复设国民党的小组，恢复党对军的控制。到了1954年，六十万国民党军官兵当中有二十一万人是国民党党员。事实上，每个常备军官都是党员，全都参加单位里的国民党党团会议。党的控制使得政工人员恢复大权，他们可以在党团会议里提出对带兵官不同的意见，若有不能解决的问题，也可通过党的管道向上申诉。
许多高级带兵官对于此一状况颇有怨言。譬如，蒋纬国有一次就对王昇高声抱怨政工人员的做法，这些话传到经国耳里，加深了两兄弟之间的“误解”。美军顾问团在1951年进驻台湾，团长蔡斯（william c. chase）少将就毫不掩饰他对军中设置政工人员，大不以为然的态度。蔡斯第一次晋见蒋介石时就说：“军中普设政工人员是一项极可反对的制度，它会压制主动创意、破坏每个阶层指挥官的权威。”1953年6月，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arthur w. radford）海军上将访问台湾，就对蒋介石表示：“过度灌输政治思想、施加政治控制，会对青年军官产生不利影响，制造出不安全感，也挫弱指挥系统。”
蒋介石这一次可不想更动政工制度，迎合美方意见。可是，蒋经国表现出乐意讨论“总政战部”的角色，也乐意听取美方意见，倒让美国人大为动容。他减弱党对军的控制，强调政工人员在部队福利及士气方面的功能，就仿佛他们大部分是在筹划体育竞赛、分发点心似的。在蒋经国邀请下，美方派出一名顾问进驻“总政战部”，以便让美军顾问团多了解这一支陌生队伍的功能。蒋经国为示向美方让步，也正式把国民党军队政治课所占操课训练时数，由百分之二十五降至百分之十。这些姿态让美方并不预备以蒋经国根本改变政工制度，作为美国军援台湾与否的条件。 [15]
虽然如此，美军顾问团初来乍到就反对政工制度，倒鼓励了孙立人更坦率反对此一制度。他对美国官员说，国民党军队的双元领导制度“对于要达成良好的军纪、高昂的士气及有效的战斗力，构成几乎无法克服的障碍”。针对政工人员角色之争，反映出蒋经国和孙立人之间对于未来后蒋介石时代领导地位，产生竞逐的态势。 [16] 某些高级军官（包括周至柔在内）也不满意蒋经国年方四十就高挂二级上将军衔，握有大权。蒋经国为了降低这类感受，刻意不张扬军阶，很少穿军服出现——一如他在大陆时期的作风。
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对于蒋经国及情治人员的活动也越来越不满。据吴国桢的说法，两人失和的第一个迹象是，有位外省籍商人被控与共产党有关系，可是证据不足，他下令予以释放。蒋经国和彭孟缉到吴的办公室拜访，说明奉蒋介石之命要枪毙这个商人，没收其公司财产。吴国桢上书抗议，蒋先生让步，改判这个商人有期徒刑七年。1952年1月，吴国桢又向蒋介石反映，“秘密警察无法无天，军事法庭沦为笑柄”。他声称他向蒋介石进言：“您若爱惜令郎，就别让他担任秘密警察首长，别让他成为人民仇恨的目标。”
尽管吴国桢是蒋夫人的亲信爱将，经国力促父亲把吴调职。吴国桢后来说他要辞职，可是蒋先生不准，却又间接威胁他。后来发生一次车祸，使吴国桢相信有人企图谋害他，在蒋夫人协助下，他带着妻子匆匆前往美国。
翌年3月，流亡在美国的吴国桢公开与蒋介石决裂，发表给蒋先生和“国民大会”的公开信，列举蒋经国种种不义行为。吴国桢指责蒋先生把绝大部分权力委托给经国，他（吴）“几乎无日不与秘密警察苦斗”。吴国桢又声称秘密警察一再阻挠他要在地方层级办自由选举的作为。他指称，在1952年12月地方选举之前，秘密警察以“流氓”罪名逮捕了三百九十八名台湾本省人。可是，台湾本省人听不见吴国桢的指控，反而台北盛传吴国桢卷公款五十万美元而逃。吴国桢事件对经国在台湾岛内的形象毫无影响，在美国则起了重大反响，让大家更觉得他心狠手辣。
艾森豪威尔在1953年1月接任美国总统，提名杜勒斯为国务卿，杜的弟弟艾伦·杜勒斯为中央情报局局长。艾森豪威尔的第一要务是达成朝鲜半岛停火协议。艾森豪威尔在第一次国情咨文演说里，取消杜鲁门不让台湾当局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的限制。蒋介石在摆脱羁绊之后，虽然口头上一再讲“反攻”，提出一连串不实际的计划，却没有向美方提出“大反攻”的认真方案。
北京不肯答应把被俘人员送到台湾，使得停火谈判迟滞一年多，未能达成协议。毛泽东在1953年7月勉强同意不再坚持战俘遣返问题，有两个因素。第一是斯大林在3月5日去世，第二是艾森豪威尔捎给北京一个讯息——如果朝鲜半岛战事不停止，他将批准动用核武器，并把战争扩张到中国大陆。我们找不到任何记录载明，蒋介石父子在这段时间曾公开或私下表示，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阻止朝鲜战争停火协议，他们仍反对美国动用原子弹对付中国部队或是打向中国。
事实上，艾森豪威尔通过两个私人管道向北京示警，这两个管道一是印度总理尼赫鲁，另一则是蒋介石。 [17]
蒋介石毫无疑问很高兴受邀传达警讯。我们也毫不怀疑，负责把美国消息传递给蒋先生当年黄埔军校同事周恩来的就是蒋经国，传话的中间站可能是香港。艾森豪威尔预备动用核武器的最后通牒没吓到毛泽东，倒令莫斯科的新领导阶层大为紧张。苏联跟中国签署了军事同盟，美国若对中国进行核子攻击，势必酿成大灾难，苏联向中方明白表示，应该见好就收，可以宣布在朝鲜打胜美国，结束交战了。虽然北京可以声称跟美国及其盟国打得不分胜负，但是在美国以动用核武要挟，而且在战俘问题上又大失面子，这样子来结束战争，对毛泽东乃是严重挫折。美国到底不是纸老虎；世界革命在亚洲没有得到进展；把蒋介石赶出台湾基地的希望，与三年前相比可谓大为逆转；北京现在得要大大仰仗苏联军力支持，包括得靠莫斯科的核子伞保护才行。
战俘关在韩国巨济岛上一个大营房里。主管战俘营的美国人，加上台湾当局及韩国人员，威胁利诱，使尽各种招数，鼓励战俘“投奔自由”。历史学家富特（rosemary foot）对当时的状况作出强烈抨击。战俘营里，“亲共”和“反共”两派竞争，导致好几起暴动事故，甚至战俘营的美军指挥官还一度被“亲共”的战俘扣住。
蒋经国派出二十三名翻译官和五十五名“教官”到战俘营工作。毛泽东同意战俘可以在国际遣俘委员会面前选择是否到台湾，于是蒋经国派出更多政工人员，训练“反共”的战俘在面谈时如何“正确回答”，不久之后，台北举行盛大集会，欢迎这些“反共义士”到台湾展开新生活，蒋经国兴奋得频频拭泪。这些“反共义士”有许多是国民党老兵，有一部分则还脱不掉军旅生活，这些人被编入蒋经国的特战突击队，奉派针对大陆做小规模的突袭，往往也就送命或又被逮捕。然而，这支衰疲之师大半成了国民党日后头痛的老兵，而这批所谓的“反共义士”日后成为一个极右的政治团体。 [18]
美国方面，麦卡锡参议员和他追查政府机关涉嫌共谋的活动，遭到越来越多的抨击。麦卡锡曾被指责，采用台湾当局情报机关提供的伪证——换言之，就是蒋经国手下的杰作。同一时期，《记者》（the reporter ）杂志、摩斯（wayne morse）众议员及其他美国自由派人士揭发游说团的恶行恶状。蒋经国和他父亲认为，他应该设法在美国建立良好形象。蒋经国一位亲信助理奉命到美国探询，他若访美会受到怎样接待。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都强烈支持邀请小蒋访问美国，希望借此机会扩大蒋经国的“知识境界——其想法迄今仍以苏联的影响为大”。中央情报局分析员称他是“支持威权派”。
1953年9月12日，蒋经国只带一名随员——翻译官兼秘书沈锜，出发前往美国。当天在台北机场送行者，有五百名政府官员和高级将领。美国外交官的观察印象是，经国让人觉得“有点可怕”。旧金山、洛杉矶、萨克拉门托、芝加哥、底特律、水牛城和纽约市的华侨，无不以盛大酒会欢迎他。有人注意到，他在酒会之后往往走到厨房和厨师聊聊谈谈。他本人也要求参观公立学校和工厂。9月28日，蒋经国到了白宫，拜会艾森豪威尔总统。
寒暄客套一过，艾森豪威尔提起缅甸的问题。朝鲜战争已经结束，美国的盟国继续与中立国家缅甸境内一支搞毒品生意流亡的部队牵扯不清，越来越成为国际丑闻。蒋经国告诉艾森豪威尔，大约两千名国民党军队即将撤退到台湾。 [19]
10月1日，蒋经国到中央情报局拜会艾伦·杜勒斯。小蒋抱怨，中情局在台北进行的一些合作计划，某些部分内情连他都被蒙在鼓里，不得其详。他提议双方收集到有关中国大陆的全部资讯都应该充分交换，共同取得结论，并有协同一致的后续动作。杜勒斯原则上接受他的建议，两人同意彼此在台湾的单位应就特定项目改善合作关系。杜勒斯并没有提起国民党在缅甸的游击部队之问题，蒋经国当然注意到这一点。
同一天，蒋经国到国务院去拜访另一位杜勒斯。客套话说完，国务卿就说，他“听到我们一些代表反映，将军的方法有点粗暴”。译员沈锜没有迻译这句话，双方一时陷入沉默。杜勒斯再次提起，他“听说将军在处理安全事务时有点粗暴”。他说，美国人处理颠覆问题时，并没有侵犯基本人权。他表示，希望将军能“斟酌国情，采纳这些方法”。沈锜把这段话翻译出来，经国低声讷讷应话。
蒋经国回到台北后，果然如美国人期望，不仅佩服美国的国力，还赞许它的开放社会。小事一样令他印象深刻。他在胡佛水坝没有见到卫兵站岗，他告诉沈锜，由这一点就可以看到美国不简单。他也发现美国人比他想象中来得守纪律、肯勤奋工作——可不像好莱坞电影里头的美国人那样轻浮。但是，他相信，台湾的情况和美国有别，类似美国这样的民主、开放社会是台湾远程的目标。
他并不太介意有人批评他手段粗暴。他认为，美国对台湾的实际状况了解有限，再加上仰赖受西方教育的中国人之观点，扭曲了许多美国人对台湾的认识；在美国批评国民党的中国人，在中国人当中并没有“基础”，不能代表大众的观点。他访美回台后一年之内，台湾抓人事件其实比起1951年和1952年还更频繁，不过1954年之后，“实际上已不再枪毙人”。蒋经国也明白，尽管杜勒斯国务卿略有微词，美国给予台湾的军援以及中央情报局的协助，不论他的方法有多么“粗暴”，不仅会继续，还会增加。回到台北之后，他由蒋夫人手中接管了与中央情报局和美军顾问团的高层联络接触工作。中情局台北站长奉上级指示，应该比以前更重视与蒋经国发展密切关系。
虽然蒋经国让美国人印象改观，包括杜勒斯国务卿在内的若干人士，对他仍颇有疑虑。小蒋访美两年之后，杜勒斯提到他，还称他是“反美派可能的领袖”。20世纪50年代对蒋经国不利的情报，发自中央情报局的分析部门，与行动部门对小蒋的评价大异其趣。分析部门的根据是并不欣赏小蒋的“许多国民党领袖”私下的评论。 [20]
1953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案，谴责台北在缅甸的活动。台北、仰光和曼谷就撤退游击队事宜达成协议。民航公司把五千五百八十三名国民党士兵、一千零四十名眷属运到台湾。然而，这些撤退的士兵大多是老人，或山地人而非汉人。国民党军多数官兵仍留下来，继续从事鸦片生意。即使经国有心，他恐怕也没办法要求所有的游击队撤退，但是他很可能指示李弥尽可能把有战斗力的士卒留在缅甸和泰国。经国晓得中央情报局也继续与泰缅边区国民党军部队有联系，虽然他和美方都不赞同鸦片生意，但他们都晓得这支孤军如何过活。
注释：
[1] 熟悉这类作业的某台湾空军退役军官，1996年5月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4。
[2] 王昇1996年5月25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所说。原书注6。
[3] 中央情报局及美国军事情报官员所说。原书注7。
[4]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第h-341页。原书注9。
[5] 1964年3月11日国家情报评估（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第43—64号说，台湾当局突击队“迄今提供的情报不多，或不具价值”。唯一一位盛赞台湾当局1950年代、1960年代情报表现的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称它们“比以色列或法国的情报还更精致”。他在1995年11月11日接受本书作者访谈。原书注12。
[6] 高玉树1995年8月30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17。
[7] 艾伦·怀汀《台湾的神秘人物》，载1955年3月12日出版的《星期六晚邮报》第117页。蒋经国说明，20世纪50年代以后继续抓“匪谍”、定罪，是因为中共依然不断派特务渗透，台湾当局方面必须采取的对应措施。原书注19。
[8] 根据中央情报局的资料，1951年有两百六十四件颠覆案定谳，每个案子通常涉及两人以上，因此被定罪人数可能就在六百人左右（见1955年4月16日国家情报评估“台湾的士气”，收在美国外交文件，1955—1957年，第二卷第484页）。据吴国桢说，1952年抓了九百九十八人，若是以三分之一遭定罪的比例推算，表示遭军事法庭判决有罪的个人有三百三十人左右。不过，对比这个时期其他年份的数字，吴国桢可能指的是有九百九十八“件”案子，不是逮捕九百九十八人。见胡德（steven j. hood）《国民党与台湾民主化》（the kuomingtang and the democatization of taiwan ），1997年westview出版公司出版，第35页。1954年“保安司令部”公布，在当年头三季，破获八百五十八件颠覆案，涉及嫌犯一千七百四十五人，导致其中五百九十七人被判定有罪，我们把它推算为全年，则得出约七百五十人遭到定罪。（同上，4月16日国家情报评估）蒋经国曾对一位访客透露，1954年上半年，“我们平均每个月破获十三件共产党阴谋”。（见怀汀《台湾的神秘人物》第117页）这些话表示，军事法庭当年判定三百五十至四百人犯下间谍或叛乱罪。原书注24。
[9] 《顾维钧回忆录》第h-174页记载，1953年台湾当局“司法行政部长”向胡适说到这个数字，但是顾维钧本人在1954年被告知，绿岛人犯只有六千人，见第h-338页。原书注25。
[10] 谢聪敏1996年6月4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不过另一位国民党籍“立法委员”告诉他，这个数字要更高，有六万至七万之多。原书注26。
[11] 这位作家是蓝博洲，见1997年6月5日出版的《远东经济评论》周刊，第70页。“法务部”在20世纪90年代告诉反对党领袖，枪决案件档案早已经销毁。据谢聪敏在1996年访谈时所说。原书注27。
[12] 高玉树1995年8月30日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31。
[13] 作者1996年6月14日在南京访问了这位国民党军官。原书注33。
[14] 见韩廉（joseph j. heinlein）《政治作战：中国国民党模式》（politcal warfare : the chinese model ），华府，美利坚大学博士论文，1974年，第521—525页。本章有关台北政工干校、国民党军队政战制度之描述，很多取材自这篇论文。原书注36。
[15] 见巴博（charles h. barber）《中国的政工制度》（china’s political officer system），载1953年7月号《军事评论》（military review ）第10页。巴博少校是美军顾问团派驻到“总政战部”的顾问。原书注47。
[16] 温哈熊1996年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49。
[17] 见白宫通联记录（约翰逊总统，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美国外交文件，1964—1968年，第二卷，第300页。原书注56。
[18] 丁大卫（译按：“美国在台协会”前任理事主席） 1996年4月30日在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市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参见卡普兰（david e. kan）《龙之火》（fires of the dragon ）第303—304页。原书注60。
[19]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g-133—134页。沈锜1995年8月24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66。
[20] 1955年4月16日国家情报评估，见外交关系文件1955年至1957年第二卷第485页。由中情局主持的这项跨单位情报评估说，“许多国民党领袖强烈不喜欢蒋经国，某些人表示，未来一旦发生紧急状况，他可能会叛逃，甚至可能尝试把台湾交给共产党”。原书注76。
第十三章 家庭、朋友与敌人
1955年，蒋介石已经六十八岁，越来越像是“圣哲之君”。对美国的保护有信心，经国又替他管事，他可以怡然自得地维持着令人敬畏的领导人形象，比起往常更发展出定型的生活习惯。他每天黎明即起，静思、运动，与夫人做完早祷之后，就吃稀饭，配酱菜，还喝一杯冷水，然后批阅经国呈送上来的公文。他每天的其他例行项目——独自沉思，散步三次，读中国古书、新儒家文章和《荒漠甘泉》，认真写日记——都凸显出他已经不太管日常事务。20世纪50年代追随蒋经国工作的一位陆军将领说，即使刚到台湾不久这段时间，蒋介石已经活在“象牙塔”里，与外界隔绝。蒋介石做所有的“重大决定”，但是越来越依赖儿子做他的左右手及耳目。
蒋经国也有一套定型的生活习惯。黎明起身，运动之后冲凉。副官在上午6点半就送来一大堆公文，黄色卷宗代表例行事务，红色卷宗则代表紧急事项。看完公文之后，他自己到厨房吃一顿跟他父亲一样简单的早餐。接着他挑出一些公文去见父亲，每件公文他都做笔记和建议处理方式。
1954年美军顾问团派驻在“总政战部”的政治顾问巴博中校（charles h. barber），在过去两年半里和经国时常接触。巴博报告说，经国在处理人事问题上铁面无私，不讲人情，也不考虑谁会受到伤害；可是在其他方面，经国的和蔼可亲、不傲慢自大，却让批评者失去敌意。“许多人在社交场合跟他初次见面后，对他先前的外貌、性格的观感全部改了。”
《美国新闻暨世界报道》（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周刊特派员马丁（robert martin）自从大陆时期就认识蒋经国，前来台北采访，跟他见过几次面，也两度私底下共餐。马丁对他佩服得不得了，这样一个拥有“赤裸裸大权”，被“政客”与部分将领仇恨的人，竟敢轻车简从，不带保镖到处走动、进出餐厅，而且“不矫揉造作，简朴、客气”，没有“国民党高官身上常见的谄媚逢迎”。马丁印象最深刻的是经国具有“深入追根究底的精神，全然蔑视我们所称的民主权利，可又展现出在此间罕见的忠勤任事、专心致志精神，有一股内心发出的精神力量，驱策他每天上午6点半就起床，全速工作到半夜，而由于他只是个淳朴的人，也能够放轻松，享受一下。”
不过马丁后来跟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官员讲话时，又补充一句：“别忘了，他是一个拥有极大权力的人。”20世纪50年代初期和中期到过经国家做客的访宾，都很惊讶他在长安东路的住所家具陈设朴素，看不出官宦人家的习气。除了一排电话以外，根本没有迹象显示这是岛上第二位最有权势者的住家。经国在家里招待外国访客时，通常换上中国式长衫，而且亲自端菜。美国学者、作家艾伦·怀汀（allen whiting）记得，蒋经国在谈到自己学英语发生的糗事或是儿子们穿着牛仔装满屋子乱跑嬉闹的故事时，黝黑的圆脸冒出笑容的模样。蒋经国爱看电影，喜欢玛丽莲·梦露。晚饭后，蒋家人往往挤进吉普车跑到电影院看美国电影。他们跟大家一样排队买票，然后在拥挤甚至有时还有臭味的电影院里找位子坐下。
蒋经国即使在家，也经常忙着公事，虽然和儿子们玩在一起，在他们心目中，他是个严父。他对儿子们期许很高，他们很怕达不到他的期许。孝勇记得小时候对父亲“敬畏得不得了”。孝文、孝武很聪明，据蒋家朋友说，“被宠坏了”，方良若是告诉经国他们怎么调皮、不听话，经国就会修理他们。经国希望儿子中至少有一人进军校。孝文遵从父亲的愿望，1955年进入陆军官校。然而到了三年级，孝文声称受不了身为“总统”长孙在同学侪辈中受到的压力，希望退学。经国动用他在美国军方的关系，让孙立人的母校弗吉尼亚军校接受孝文。可是尽管经过一番恶补，孝文的英文达不到美国的大学程度，八个星期之后，他颓然退训。
蒋经国和美国人打交道时，相当倚重《英文中国日报》发行人魏景蒙。魏景蒙有时候替经国当翻译，是他的“老友记”、酒伴。有些美国官员形容魏是“帮衬人物”、“弄臣”。经国与他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王新衡交往密切，二儿子孝武还拜王为干爹。可是当台湾水泥公司推选王新衡担任董事长，经国对一位助理说，他不能有一位亲近朋友在商界地位那么高，此后就把王当作一般朋友了。 [1] （译按：这里一定是错了。王新衡来台湾后是“立法委员”，被远东纺织集团董事长徐有庠延揽去旗下生产洋房牌水泥的亚洲水泥公司担任董事长。王从来没在台泥担任董事长。） 另一类型的朋友是不再年轻的“少帅”张学良。经国说服父亲把张学良幽居之所由新竹移到北投，准许张学良在若干公共场合露面，但是不准到私人家中做客。大约每个月，经国会带张学良出来吃宵夜，谣传偶尔还有美女做伴。 [2]
蒋经国的一群朋友经常带着妻子在长安东路蒋家聚会，不时也到阳明山一处招待所饮酒作乐。每道菜端上来，全桌人都把面前的酒一饮而尽，当然划拳是少不了的节目，输的人不是要干一小杯，而是要喝掉整壶酒！男女宾客往往都醉倒到桌下。但是教育长（即使当了“总统”，他在1949年以前就认识的老朋友，仍习惯这样称呼他）似乎千杯不醉。偶尔，宾客可能穿错了外套和鞋子回家，但太太当然不能搞错，不过经国可能是在这些场合，传出与部属妻子发生恋情的传闻。 [3] 公开场合，除了蒋方良，他从没有与其他女人一起出现，但是在20世纪50、60年代他显然有好几个红粉知己。
经国权力日增之后，他试图借星期天下乡的机会与普通百姓保持接触。从1950年起直到1978年出任“总统”，他走遍全省三百二十个乡镇，不经预告就到一般人家访问，甚至到地方上一般小馆子随便吃点午饭。 [4] 有时候他还自备干面条下乡。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的台北，他也偶尔不带侍卫，自己开车到处走。有一天他开着吉普车回城里，还让一个人搭便车。他问清此人目的地，还特别绕路把他送到。此人有眼不识泰山，谢谢他，赏给他十块钱小费，经国也不客气，收下钱，回家后交给方良，他说：“你瞧，我今天可赚了一点钱咧！” [5]
蒋经国与章亚若婚外情生下的孝严、孝慈兄弟，此时也在距台北车程一小时的小城新竹成长。他们跟外祖母周锦华、舅舅章澣若以及他的大群子女住在中央街一所小房子。学校同学几乎全是本省人，因此这对双胞胎不仅会讲“国语”，自小还会讲流利的闽南话。1955年，两兄弟都已经十三岁了，外祖母还没有告诉他们谁是他们的生身父亲。他们还以为生父在大陆，没有逃出来。王昇偶尔来拜访，看看需要什么。澣若依然相信姐姐是被谋杀致死，家人有病也不到新竹的公立医院看病。王昇一再向他担保，他的焦虑没有事实根据，可是澣若不肯相信。
1950年代末期，两兄弟进了高中，各自取了英文名字——孝严是约翰（john），孝慈是温士顿（winston）。这时候，外祖母征得经国的同意，才把他们的身世告诉他们。两兄弟听到自己是蒋介石的孙子、蒋经国的儿子，大吃一惊，他们感到骄傲，可是外祖母严切叮嘱，绝对不能向任何人透露这个秘密。他们也晓得不会得到著名的祖父、有权的父亲公开承认。章孝严相信，宋美龄多年来可能悄悄地间接接济他们。
到了1954年，金门、马祖和更北的大陈列岛驻有好几千名美式训练、装备的特种作战部队。中央情报局由这些地方发动的突击及其他秘密活动，依然瞒着驻台北美国“大使馆”。蓝钦“大使”曾在一封电报里抱怨，为了要知道中央情报局和美军顾问团究竟干什么，他必须依靠台湾当局官员告知，以及“其他小道传闻”。同时，中央情报局和美军顾问团也在较劲，互争对中国大陆发动突击作战的主导权。美国的其他单位也来搅局，譬如美国陆军出了名差劲的第五○○军事情报组，没有照会美军顾问团或中央情报局，更没有通知美国“大使”，也跑来提供训练及器材给蒋经国的单位。蓝钦温和地在电文里指出，蒋经国、中情局、美国军方这些秘密军事行动究竟范围如何，他只能臆测，可是它们攸关本地区的和平或战争，需要“比当前更多地从政策角度来加以注意”。
中央情报局和美军顾问团不让“大使馆”知道这些秘密活动，部分原因是他们晓得外交部门一定会说它们挑起事端、无济于事，尤其是朝鲜战争已经停火，更没有必要招惹中国。蓝钦形容这些秘密活动好像是“拿鸡毛掸子去撩拨共产党大老虎”。这样撩拨可能激怒北京以军事行动对付外岛。1954年，蓝钦两度向“外交部长”叶公超表达对此一问题的关切。叶公超两次都干净利落地推搪掉蓝钦的抱怨，声称他了解驻台美国军方代表对此有相当不同的意见。
朝鲜战争结束之后，蒋介石继续坚持只有消灭北京共产政权，亚洲才能安定、和平。他告诉美国访客，他的六十万大军可以在沿海地区建立坚强的桥头堡，然后中国大陆就会有大批“义军揭竿而起”，届时毛泽东就得逃到莫斯科去。蒋介石承认，要发动此一作战，美国必须先以三到六年时间提升国民党军队武器和设备的水准，包括协助国民党军队大规模建立海、空军武力。
蒋介石晓得他的部队能力有限，也了解全面进攻大陆一旦失败，会毁掉国民党军队的精锐核心部队，甚至可能导致当局垮台。跟往常一样，除非胜券在握，他无意直接由台湾发动“反攻”或大规模突击活动。所谓胜券在握，就是共产政权，包括人民解放军在内，陷于明显的崩溃状态，或是美国预备挑起主要负担。
针对大陆进行骚扰性质的突袭，虽然符合台北的目的，台湾当局在执行这类行动时都十分谨慎。朝鲜战争期间跟蒋经国的特种作战部队在外岛并肩工作的美国军官及中情局人员都说，国民党军队拒绝对大陆发动大规模的突击。有位美国官员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指出，台湾当局生怕如果真的重重伤害中共，中共会采取必要报复手段，把他们驱离外岛。从大陈发动的秘密活动，基本上只等于是鼓舞本地区传统的海盗行为而已，据美国人说，其结果充其量只是骚扰共产党而已。
杜勒斯国务卿在1950年曾私下表示支持“台湾独立”，并不期待能推翻中国共产党。他真正的战略目标是：围堵大陆、保卫台湾。美国学者唐耐心记述，自从蒋介石不再受羁束之后，杜勒斯设法争取掌控蒋先生的行动。1953年12月，杜勒斯与“外交部长”叶公超信件往返，台湾当局再度正式承诺，国民党的部队事先若不与美国咨商、得到美方同意，不会进击中国大陆。 [6]
杜勒斯国务卿决心要避免美国在亚洲卷入另一场地面战争。元月间，他宣布“大规模报复”政策（依靠核武器，不再像朝鲜战争期间只靠美国地面部队作战）业已在远东生效。可是，围堵政策和大规模报复的威胁，不久即在中南半岛遭到严重考验。到1954年，美国对越南的军事援助计划已投下十亿美元，支付法国百分之七十四的作战费用。但是在朝鲜战争停火之后，中国的大炮、迫击炮、弹药及其他补给品由北方源源不断流到越盟手中，大大抵消了美国对法国的援助。艾森豪威尔一度斟酌调派蒋介石的部队入越南增援法军的构想，但是属下反映，这么做有招惹中共大规模介入的危险，他就放弃此一构想。此外，法国本身也拒绝这个方案，指出国民党的部队在越南将“高度不受欢迎”。
3月间，武元甲开始团团围住奠边府一万六千名法国守军。美国联合参谋本部提出一个计划，“动用三颗小型战术原子弹，摧毁越盟阵地，拯救守军”。但是，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都认为，只有在中共公然入侵之下，美方才有理由迎战，并采取如此激烈的措施。问题是没有中共直接介入，北越已经占了上风。不过，在蒋经国督导下，民航公司飞机由台湾起飞，对被围困末期的奠边府提供运补。法国守军于5月间投降，一万四千名未战死者列队成为战俘。可是，美国威胁要动用核武器，倒是促使莫斯科和北京说服胡志明暂时和解，接受南、北越分治。
中南半岛妥协和解，乃是中、苏已经推动一年的和平共存新国际政策之一环。毛泽东接受莫斯科后斯大林时期新领导人此一全球战略，但是他希望向他们及其他每个国家表明，和平共存不代表中国接受台湾由美国永久“占领”。或许出于这个理由，毛泽东立刻在金门、马祖发动危机。国共双方飞机在金、马上空交战，两边也互相以重炮轰炸对方。
美方认为中共对金、马施压，是即将进袭金、马的迹象。在世界及联合国看来，远东地区即将爆发又一场战争。然而，毛泽东几乎肯定没有意愿在此时针对金门或马祖发动重大攻击。当时许多人认为，毛泽东敲山震虎，意在阻挠美国在亚洲筹组反中共的安全同盟或是蒋介石企盼的与美国的“共同防御条约”之签订。其实也不太像。基本上，毛泽东要向国内（包括台湾当局）及世界（尤其是莫斯科和华盛顿）展示，中国内战还没有完，他还未放弃统一中国。
事实上，1954年的金门危机给台湾与美国的“共同防御条约”的构想产生推动力。杜勒斯希望未来和中国大陆保持弹性，并不赞同与台湾当局签署共同防御条约。金、马危机上升，杜勒斯想把危机提到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讨论、处理，可是蒋介石坚持唯有华府签约承诺保卫台湾，才肯把案子交到安理会讨论。1954年10月，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勉强同意签署共同防御条约，条件是蒋介石“愿意在台海采取守势”。艾森豪威尔要说清楚：“我们不会在我们的伙伴［台湾］去进攻［中国大陆］时，来防卫我们的伙伴。”杜勒斯拒绝明白把外岛纳入条约防御范围。但是就蒋介石而言——甚至就毛泽东而言——美国与台湾当局的同盟条约还有一层更重要的意义：它坚定强化了“一个中国”原则。
1954年夏天，大多数驻台美军顾问，乃至中国人，都预料孙立人会是国民党军队下一任参谋总长。孙立人私底下还是继续对政工制度及蒋介石在金、马部署大批兵力的做法不以为然。孙立人对短暂回台述职的顾维钧说起，蒋介石决定全面防卫金门的计划，是牺牲军事战略的政治考量。顾维钧提醒孙立人“多加小心，因为不是人人……会了解或欣赏他的观点或态度”。
关于孙立人的种种报告传到蒋氏父子耳中，使他们相信史迪威的这个旧部有可能即使不在老蒋生前，也会在老蒋百年之后图谋不轨。1954年8月，蒋介石突然解除孙立人的兵权，派他出任位高权虚的“总统府参军长”。1955年5月，宪兵逮捕孙立人旧部属郭廷亮，罪名是涉嫌阴谋在军中煽动叛变。不久之后，宪兵告诉孙立人，他被软禁了！
蒋氏父子晓得美方一定不会相信这样一位受到高度尊敬的将领会涉嫌叛乱，可是却没有料想到美方的反应那么激烈。听完顾维钧说明台湾当局对孙案的侦查经过，雷德福上将惊愕得说不出话。他说，孙立人是国民党军队最干练的将领，“不可能，也绝对不会是亲共分子”。雷德福说：“如果［照控方所说］散布在不同单位的一百位军官自动加入反对蒋委员长的阴谋的话，中国部队一定发生极严重问题。”这位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越说越上火，声称他同意孙立人的见解，“总政战部”不是好制度：“［国民党的军队里］升迁不依指挥官的推荐，要依政工人员的建议……导致士气低落……指挥官不能管控部下。”他的结论是，这样的部队不能有效地作战。关于这场对话的报告，一定让蒋氏父子大为震惊。
蒋氏父子决定妥协。陈诚主持的调查委员会发现，孙立人在军中拉帮结派，指示郭廷亮“加强”这方面的活动，对郭廷亮规划的阴谋也知情。不过，调查委员会又说，孙立人并不晓得郭廷亮是共产党，也没有证据显示孙立人是“阴谋的主要推动者”，建议宽大处理。蒋介石因此下令不进一步惩处，把孙立人责付“国防部”管束。此后三十三年，孙立人过着被软禁的幽居生活。
除了孙立人之外，最敢批评“总政战部”的就是蒋纬国。纬国1955年初由美国回来后，蒋介石有意派他到“国防部”担任参二助理次长。参二主管军事情报，主要是战术和战略情报，如敌军部队部署等，与“国防部情报局”主司间谍和反间谍活动有别。不过，它依旧是情报事务，是个敏感的职位。经国向父亲建议，纬国英文好，在参三作战次长室比较能发挥。老先生点头，发表纬国担任参三助理次长。
外岛的军事危机持续到1955年。杜勒斯向台北提议：如果台湾当局肯撤出大陈，美国行政部门将安排一项国会决议案，授权总统不仅协助国民党防卫台湾、澎湖，也保护“有关阵地”。蒋介石点头，经国前往大陈督导撤迁事宜，坐上最后一班船退出大陈。
同一时间，蒋介石继续在金门、马祖增强兵力部署。金、马各有十万名守军，大肆构筑坑道，广积粮米弹药。金、马增加兵力部署，升高了一旦失守的心理及政治代价，也使美国人不好抽身。4月间，毛泽东热度降低。毛、蒋各有斩获。另一个因素是，不结盟国家组织即将在印尼万隆开会，讨论和平共存议题。
美国行政部门虽然刚在国会促成《台湾决议案》过关，现在却悄悄设法要让蒋介石退出金门、马祖。雷德福上将和助理国务卿罗伯逊（walter robertson）4月间与蒋介石开会时表示，尽管《台湾决议案》经国会通过，艾森豪威尔总统不批准动用美国兵力保卫金门、马祖。如果国民党军队肯退出金门、马祖，美国海军会限制南起汕头、北至浙江温州的中国海岸海路交通。换言之，为了让蒋介石肯退出金门、马祖，美国愿意在台湾海峡地区针对共产中国进行“实质”的交战状态。可是，蒋介石拒绝考虑这个突如其来、影响深远的方案。外岛象征着国民党政权与中国大陆仍有关联，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蒋介石了解，美国提议以海军限制中国海路交通，加上国民党军队撤出金、马外岛，等于把台湾地位冻结成为一个孤立的个别实体。
1955年，尽管对外岛地位意见分歧，华府和台湾当局似乎关系甚为密切。中苏两大共产国家虽然意识形态有差异，也似乎合作无间。莫洛托夫宣称社会主义阵营是由苏联和中国一起领导。他们在和平共存策略上尤其合作无间。周恩来在万隆亚非国家会议上表示，中国希望与所有国家保持友好关系，他提议北京和华府就消除台海地区紧张局势展开谈判。在中国新姿态之下，许多国家与台北断绝关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政府。台北最困扰的是，华府与北京1955年8月在日内瓦展开大使级对话。美方向蒋氏父子解释，对话的目的在于迫使北京在台湾海峡放弃使用武力。但是，台湾当局担心的也正是这一点。如果北京承诺不在台海地区使用武力，台湾当局威权统治的借口也就没了。
事实上，中美大使级谈判进行了几个月，中方就建议中美发表共同声明，表明两国将以和平手段，放弃诉诸武力以解决彼此争端。中方代表王炳南在澄清关键问题时，“表明两国在此一声明中所称之争端，可包括美国与中国在台湾地区的争端”。换言之，毛泽东在1955年预备签署中美放弃武力的联合协议，中方代表愿意在官方记录上载明，承认这项承诺适用于与台湾有关之问题。接受北京的提议，对杜勒斯促进台湾海峡长期和平的目标大有裨益，让台湾地位问题开放等待讨论，也可在未来对中国关系上取得弹性。美国谈判代表约翰逊（u. alexis johnson）大使大为振奋，急电华府，力促接受中国的提议。
这时候，中央情报局的情报评估分析也预测，即使中美关系没有突破，台湾的“国际地位”将持续恶化，同时中国大陆的外交、军事和经济力量将上升。但是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担心，中美之间在台海地区终止紧张关系的任何协议，不论它对美国公布的目标有何裨益，恐怕会激起蒋介石及共和党右翼的愤怒反应，甚至惹出许多国家狼奔豕窜，争相放弃台北，转而承认北京政府。战略上来讲，这个提议是个好交易；政治上而言，它却会惹出大乱。美国政府拒绝中方提议，回到往常的要求：北京必须正式、明确“整体而言放弃使用武力，并特别标明不在台湾地区使用武力”。北京1955年12月此一提议，反映出毛泽东跟赫鲁晓夫之间，对于和平共存究竟是战术政策，还是战略政策，存在哲学思考上的歧见，他在当时准备追随莫斯科，寻求与美国彻底修睦交好。华府拒绝毛泽东在台湾议题上妥协的提议，对毛泽东过后几年的激进化，以及最后与莫斯科决裂，扮演了相当角色。美国此后再也得不到类似的提议！
注释：
[1] 钱复1995年8月29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9。
[2] 王冀1995年11月12日在华府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11。
[3] 晚宴情形是一位参加这些活动的亲密朋友所说。有关蒋经国与一些部属的妻子有染（其中之一传说是某位少将之妻）的故事，来自若干消息来源。消息来源包括班立德（mark pratt，1995年12月2日接受本书作者访谈），以及若干与经国工作关系密切的台北高级官员；不过这些传言从来没有得到他的任何密友证实。原书注12。（译按：班立德20世纪70年代曾担任美国“驻台北大使馆”政治参事。）
[4] 马纪壮1995年8月31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13。
[5] 某位蒋经国的前高级助理1995年8月30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提到这段逸闻。原书注14。
[6] 唐耐心《杜勒斯与两个中国政策的台湾根源》（john foster dulles and the taiwan roots of the two chinas policy），收于殷默曼（richard h. immerman）编《杜勒斯与冷战外交》（john foster dulles and the diplomacy of the cold war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41—242页。另参见唐耐心著《台湾、香港与美国，1945至1992年》，第36—38页。原书注23。
第十四章 股掌间的美国盟友
1957年，大约有一万名美国人住在台湾，很大一部分是中央情报局、军方人员及眷属。春天的某个夜里，台北近郊一间小屋，雷诺上士的太太尖声向丈夫呼救，她正在洗澡，有人偷窥。雷诺拔出手枪，冲出门，一枪打死院子里一个中国男子。根据台湾当局与美国双边协定，美军在台北成立军事法庭审理雷诺杀人案。5月23日，法庭裁定雷诺无罪；美国空军的一架飞机立即把他们夫妻载往菲律宾。
台北新闻界立即大哗。5月24日，死者（译按：刘自然） 太太和数百名年轻示威者在美国“大使馆”门口集结、抗议。群众越聚越多，怒火上升，开始用石头投掷向“大使馆”。美国代办打电话给“外交部长”叶公超要求保护，叶公超联络“警备总部”，要求“警总”驱散示威群众。地区指挥官却说，这类命令必须由蒋介石下达。（译按：当时美国“大使”蓝钦休假，不在台北；台湾省警务处长是乐干少将，宪兵司令黄珍吾中将）
李焕闻讯，立刻向蒋经国报告，经国立即赶到“救国团”总团部（译按：在台北市昆明街和峨眉街口，今天的力霸百货公司） 坐镇处理事态发展。群众越来越暴烈，当他们攀墙进入“使馆”（译按：在台北市忠孝西路北门铁路局办公室西侧） 时，美陆战队卫兵发射催泪瓦斯。叶公超急电经国，请他立刻采取行动。在附近指挥镇暴队伍的“警总”军官也请示上级，准予恢复秩序。经国却指示他，不准使用武力，但是派便衣人员混进暴民当中，试图控制住紊乱局面。
示威群众突破催泪瓦斯，冲进“大使馆”。美国陆战队卫兵退走，暴徒洗劫“使馆”，把“大使”的保险箱由二楼窗子丢出去。中央情报局人员拍下的照片显示，警察袖手旁观不管事。某些柜子被撬开，便衣密探（中情局想象）抓了一大把文件，赶紧跑了。群众又跑到美国新闻处图书馆（译按：在今天中山堂对面的山西餐厅） ，把它捣毁。经国和李焕通宵未合眼，指挥应变。
接下来就是交涉、抗议与道歉。美国最后的评估以8月27日的国家情报评估形式出现，这份报告由中央情报局主稿，得到国务院和国防部情报部门的联署认可。报告试图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它说：“虽然某些官员可能晓得有人策划示威，借机占便宜，但是‘大使馆’遭洗劫可能不是出于预谋。示威转为暴乱之后拖延良久才掌控住暴民，反映出政府遇到紧急状况采取迅速行动的能力严重不足。”
暴乱让艾森豪威尔痛心疾首，可是华府对台湾当局不论是在国内或国际脉络上都有强烈承诺，因而只好刻意淡化处理。美国反应温和，让经国及其父亲确信台湾当局对强大的美国的确也有可以着力影响的地位。
“五二四”事件之起始是“救国团”成员不满雷诺杀人无罪的判决，寻求准予在美国“大使馆”前集会抗议。申请案送到经国本人桌上。回想到自己学生时代的爱国热情，本身对美国军事法庭的裁决也的确气愤不过，经国批准示威集会，但是指示必须和平抗议。可是，群众受到外来者蛊惑，失去控制。
二十年后，面临另一场危机，经国告诉李焕，只要他当权，政府部队就不应向台湾街头民众开枪。 [1] 自从他在1949年底接掌情治安全工作以来，他督导大规模的逮捕、拘禁行动，早期也有数千人遭到枪决；但是这段时间国民党军队或警察从来没有对群众示威集会开过枪。20世纪80年代的一位高级副手当年是“救国团”团员，他表示蒋经国认为美国人有钱，可以再盖一座新的“大使馆”：“让他们新盖个‘大使馆’，总比让警察以经国先生名义开枪射杀街头民众要好。” [2]
可是，这场暴动让美国人对蒋经国疑虑更为深重。1958年，若干共和党籍资深参议员、众议员向国务院高声抗议，也亲自向艾森豪威尔总统表示反对蒋经国前来美国访问。这群议员的发言代表指蒋经国“完全亲共”，他的“救国团”协助煽动“五二四”砸毁美国“大使馆”事件。窦克森（everett dirksen）参议员私下评说：国务院助理国务卿罗伯逊是个“伟大的‘反共’人士，可是他的盲点就是蒋经国”。 [3]
美方接受台湾当局的道歉、赔偿之后，修复“大使馆”，买了新保险箱，也预备迎接新“大使”到任。新任“大使”庄莱德（everett drumright）和蓝钦一样是职业外交官，他秉持美国官方政策立场——台湾当局的力量、安全和声望攸关美国重大利益。几乎在所有的事务上，他比蓝钦还更同情蒋介石和蒋经国的观点。庄莱德打交道的对象是叶公超，在特殊状况下也直接与蒋介石本人沟通，但是和蒋经国业务交往不深，这一部分是中央情报局不想让别人分享的联系关系。
1958年早春，雷·克莱恩（ray s. cline）也到台北担任中央情报局“站长”。中情局在台北的薄纱掩护名称，已经由西方公司改为“海军辅助通讯中心”（naval auxiliarymunications center）。克莱恩是个和蔼、亲切、真诚的读书人。此后四年他和蒋经国建立起来的公、私情谊，在中情局与国外情报首长交往史上，都可谓空前融洽。蒋家与克莱恩家也走动得很勤。经国的儿子称呼这位中情局站长“雷叔叔”，经国还请克莱恩太太玛乔丽（marjorie）替他补习英文，一星期上好几次课。后来，经国1937年刚由苏联回国在溪口奉父命写下的留苏回忆录，要出英文版时的序文，还由她协助修润。
蒋经国夫妇也出席中情局同仁的晚会活动。他们穿指定的化妆服装，如牛仔衬衫，跟大家一起跳舞嬉闹。有一天夜里，经国还披上侍者上衣，在臂上挂块餐巾，参加“理发师合唱团”上台献唱。据克莱恩的说法，人人认为经国跟大家一样，是个平易近人的人。有时候，这两个相貌神似的中年情报头子，还结伴出去寻乐子。 [4]
在克莱恩的推荐下，美国提供几架u-2间谍飞机给台湾，训练飞行员驾驶这种高空飞机。台湾空军负责维修、驾驶u-2高空侦察机，但是所有的飞行任务则由中央情报局紧紧握住。u-2侦察飞行成为在台湾最成功、最重要的合作收集情报活动。在这段时间，蒋介石一再要求美方多提供先进的军事科技。1958年1月他提出八项特别大胆的要求。过了四十年，美国国务院还没有公布与这些要求相关的文件。然而，可能是疏忽，1998年解密的一份备忘录却透露，华府批驳不准蒋介石的一项要求——请美方提供核武器和导弹。 [5]
1958年初，印尼一群文武官员在中部的苏门答腊和东部的苏拉威西（swesi）发动反苏加诺（sukarno）总统的叛变。3月间，蒋介石在台北接见杜勒斯国务卿时表示，如果左倾的苏加诺敉平乱事，将大大增强共产党在印尼的地位，杜勒斯同意他的观察，克莱恩和蒋经国随即拟出一项计划，提供战术空中支持以及武器、补给品给这支反苏加诺的叛军。如果不能推翻苏加诺，这项联合行动的第二个目标是，让印尼共和国分裂——他们的构想假设前提是，苏加诺有意把印尼带进共产阵营。
这项行动立刻就出了纰漏。印尼部队击落中央情报局一架飞机，活捉美籍驾驶员波普（n pope）。这一来使得印尼共产党振振有词，指责在国际关系上净讲法理、秩序的美国，却秘密支持以武力分化一个联合国会员国的勾当。苏联在美国秘密支援叛军的消息曝光后，也急急供应米格–16战斗机给苏加诺。
华府旋即抛弃叛军，政策丕变，转为以强化印尼军队作为“反共”屏障的政策，这时却出现了一个奇特情形。蒋经国底下由中情局支援的b-26轰炸机出动任务支持叛军，可是美国却开始运送武器给雅加达当局，让他们可以用来敉平叛变。华府已经重新思考，或许还可以挽回苏加诺。9月间，杜勒斯私底下跟朋友提到：“苏加诺不像蒋介石那样狂热……他是个工于心计、手腕灵活的政客”。其实杜勒斯太低估蒋介石，他可比苏加诺更把美国人玩弄在掌中。
苏拉威西起事是偶发的意外，而平时蒋经国的特种作战部队其实并不得闲。美军顾问团培训三千名国民党军官兵为特种作战部队，但是在1955年大陈撤退之后，中央情报局和美军顾问团已经金盆洗手，停止涉及对中国大陆的渗透突击。最后，华府当局注意到中共在防患未然方面相当成功，遂正式指令驻台北美国机构，制止美国盟友从事这类活动。
但是，蒋氏父子既争取到庄莱德和克莱恩的撑腰，开始推动升高秘密活动。克莱恩到任后不久，经国和他讨论一项方案——美国替台北代训、装备三万名伞兵，一旦大陆爆发大动乱，立可空降进入敌后。庄莱德大力支持这个构想。国务院答复说，固然不妨小心地与蒋介石讨论这个构想，但是过去这类动作可全都失败！蒋氏父子另外又提出一个必然会遭拒的姿态——提议以国民党军队的兵力组织一支快速部署部队，可以扮演“保护自由世界在亚洲利益”的救火队。美国联合参谋本部答说，亚洲绝大部分国家不会欢迎这样一支快速部署队伍，使用它将使共产中国介入事端。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宣称，和平共存是“基本原则”，不是战术伎俩。这项重大宣布引起听众注意，可是其震撼力远远不及他接下来的话——他严词抨击斯大林的罪行（邓小平代表中共列席这项会议）。毛泽东的第一个反应是也发动一个自由化运动——百花齐放运动，鼓励政治讨论与批评。不料，知识分子批评声浪极大，更鉴于匈牙利发生革命，百花齐放运动突然在1957年6月被扼杀，放胆直言的人士受到批斗。
8月，苏联试射第一枚洲际飞弹，六星期之后，第一颗人造卫星“史泼尼克”（sputnik。译按：俄文“人造卫星”之意） 也进入地球轨道。包括毛泽东在内，全世界为之震动。“史泼尼克”升空一个月之后，苏联和中国签订一项秘密协定，苏联承诺提供科学、技术援助，让中国也能自制核武器。毛泽东受到鼓舞，开始又有惊天动地、掀起革命的雄心壮志。毛泽东11月7日到莫斯科参加庆祝布尔什维克革命四十周年，从苏联一回来，他就开始计划中国农业、工业生产要搞“大跃进”；邓小平热切支持毛泽东的构想。
1958年5月，“大跃进”正式开始。这项激进计划对中共党内政治、毛泽东本人、中苏关系，乃至20世纪60年代中国激进主义的形成，都产生深刻影响。它也对1958年的金门危机产生触媒作用。“大跃进”其实就是毛泽东在政治领域里的“史泼尼克”——他要把人类社会来个旋乾转坤的革命改造。
赫鲁晓夫在1958年7月1日秘密抵达北京，带来一项他认为可以强化双边伙伴关系的宏大计划——中苏合组一支太平洋舰队。可是，赫鲁晓夫来访前，毛泽东已经接到全国各地传来阵阵好消息，他的农村大改革计划一发动，全国风起云涌响应，情势一片大好。毛泽东志得意满，对联合舰队之议，提出赫鲁晓夫不可能答应的条件。赫鲁晓夫提醒毛泽东，处理台湾问题千万小心，不可孟浪。这类劝说反而使毛泽东不悦，证实他原本的疑心——苏联即使没跟美国串谋搞“两个中国”，至少是默许美国放手推动“两个中国”。
8月23日，中共岸炮在两小时内朝金门发射五万发炮弹。接下来五天，弹如雨下，把金门炸翻了。毛泽东并不想拿下金、马，因为它们是中国对台湾享有主权的一个连接点，何况“这两个外岛就像两根指挥棒，让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跟着跳舞”。这就是毛泽东版的杜勒斯边缘政策，他意图威胁，但是不要占领金门和马祖。
8月间，艾森豪威尔在国家安全会议开会时大为光火，美国“由于某个人［蒋介石］的冥顽不化，被卷进我们不认为该做的事［保卫金、马外岛］”。但是他不能，或是不曾反驳联合参谋本部及杜勒斯的论据：由于蒋介石不顾华府强力反对，仍在金门部署十万兵力，金门已经是美国的战略要地，美国现在必须介入，必要时还得动用核武器保卫它。9月4日，杜勒斯公开宣布，美国将派兵保卫金门。虽然莫斯科就像华盛顿，并不赞同盟友在金门的行动，却觉得必须跳出来讲话，警告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国的好朋友、盟国和邻居，攻击它，就是攻击苏联。”
五角大楼专家一致认为，如果中共继续炮轰下去，唯有核武器才能打破它的封锁包围。杜勒斯和联合参谋本部秘密讨论，必要时，需动用哪一型的核武器。美国急急把可以发射原子弹的八英寸口径榴弹炮送到金门。美国大规模海、空部队向西太平洋集结，要去防卫一个美国领导人认为不应固守的小岛。蒋介石部队持续利用金门为基地，对大陆进行滋扰突击，这个事实使得美国现在要出兵保卫金门，似乎有几分理不直、气不壮。甚至杜勒斯在一次会议中都不禁说出：“如果这些小岛被用作对付大陆的敌意行动之基地，美国怎能期待共产党节制，不去攻打它？”
金门危机期间，蒋介石、陈诚频频与庄莱德会晤，经国与克莱恩则是天天碰头。台湾当局领袖对共产党的威胁表示忧虑；对于和北京谈判势必徒劳无功、反增危险，提出警告；又重申一旦金门弃守，后果堪忧，力促美国采取坚强行动，打破封锁包围，并争取美国提供更多先进武器。克莱恩在呈送华盛顿的报告中，应和蒋经国的观点——绝对必要在金门抵抗中共之威胁。经国在炮轰最激烈期间，几度飞往金门前线视察，有一次还带回来一片穿甲炮弹命中一座碉堡后炸开的弹壳钢片，送给克莱恩当纪念品。
蒋氏父子既需要让美国人相信国民党是强大、稳定的盟友，同时还得坚称，“国民政府”在台湾立足不易，万一金门外岛弃守，它也会垮台。当然，金门对于蒋介石的重要性，就跟毛泽东之重视它，出于相同理由。如果国民党军队退出外岛，“两个中国”，甚至“台湾独立”，就远比四年前或八年前，更像是合乎逻辑的下一步。毛泽东制造外岛危机，蒋氏父子也很技巧地玩把戏。金门危机的直接结果是，在原来已经排定的大量军援之外，美国又赶运给台湾价值三亿五千万美元的先进大炮、飞机、坦克、两栖舰艇及其他物资。其中有最新的空对空响尾蛇飞弹，使国民党空军对中共的米格战机取得决定性的优势。可是，蒋介石将因为让华府陷于它并不想要的战争边缘而付出代价。
艾森豪威尔坚持，美国一方面为保卫金门做出备战部署，一方面也要在这个议题上展现有意愿“修好、谈判”。他促成美中大使级对话在日内瓦重新恢复。第一次对话在9月15日举行。突然间，在毛泽东指示下，北京宣布停止炮轰金门。大约同一时间，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收到美国针对金门局势动用核武器方案的全面评估报告，赶紧悬崖勒马。
10月21日，杜勒斯飞到台北，面交给蒋介石一份清单：如果他要防止台湾当局被“清算”，就必须照单办理。这项清单包括：台湾当局“当作与大陆政权已经停火”必须做的动作；表现愿意与北京达成“停火协议”；强调台湾当局不会企图用武力回到大陆。杜勒斯坚持，台湾必须保证避免突击行动及类似的挑衅行为，接受外岛问题的任何解决方案，不过这些方案保证不让一般百姓交给共产党统治或离开家乡；检讨“国民党军队建制的特性，甚或规模，以便达成更大的机动能力……或许亦能减轻台湾人民的负担”。
蒋介石大为震惊。杜勒斯要求蒋介石屏退所有随员，只留下刚发表为“驻美大使”的叶公超当译员。杜勒斯提出警告，国际间视台湾当局“好战……偏好惹起世界大战”，而且“寿命有限”。杜勒斯又说，美国是否能够在现有状况下长久保护台湾当局，都大有疑问。
蒋、杜会谈后几小时，新任“外交部长”黄少谷紧急召见庄莱德大使。黄少谷抗议，杜勒斯提出的建议“具有几乎撼动‘中华民国’基础的性质”。它们等于是要求台湾当局公开接受“两个中国”的想法。
当天夜里，蒋、杜二次会谈。蒋介石只字不提上午杜勒斯的“建议”，反而热切说明为什么需要加强金门防务，反制中共炮击；中共炮击已经让守军快顶不住了。杜勒斯答复说，传统武器没有办法摧毁厦门港附近的解放军炮阵地，“这就好比以卵击石墙”。他宣称，只有核武器才有用，请问蒋先生要“美国用核武器”对付共产中国吗？蒋介石大为意外，答说：“或许可以考虑用战术原子武器吧！”
杜勒斯9月初和联合参谋本部开会以来已经掌握若干状况，开始对蒋介石说明个中问题。要摧毁威胁金门的解放军炮阵地，需要相当于广岛或长崎所用的威力之核武器，可是这种武器在空中爆炸，对解放军炮阵地并不会有影响；可是在地面或地底引爆原子弹，会造成两千万中国人丧生，包括金门军民统统不能幸免。最后，“动用核武器就会涉及台湾，如果轮到［苏联］用核武器攻击台湾，台湾也全毁了”。
蒋介石早先接受配备核武器的美国空军飞机，在美方控管之下进驻台湾，可以说在1958年金门危机以前就默认美国有可能动用核武器对付中国大陆。至少美方有一份情报（其内容细节还未解密）在1958年9月报告，台湾当局想让“美国对中国动用核武器”。但是诚如驻台湾美军协防司令日后所说，蒋氏父子对核战争一直“非常无知”。总之，蒋介石根本没办法和杜勒斯争辩，只能讷讷地说：“如果［在金门危机中］使用核武器会掀起世界大战，或是将美国卷进大规模冲突，我不会希望用到核武器。”我们实在不能理解，他事先为什么没有好好思考这个问题。杜勒斯和美国的联合参谋首长在9月间就已经很缜密地思考过，使用小型核武器在空中爆炸来铲除中共的炮阵地。
毕竟美国曾经成功地运用核威胁结束朝鲜战争，在越南获取暂时和解。这些成绩使得美国政府初步思考，威胁要在金门危机这个战术情况不利、政治和道义层面又颇有可能酿成大难的状况中，再端出核武器。不过，由于艾森豪威尔总统依然有疑虑，美国盟邦不以为然，加上美国媒体与国会批评声浪上升，行政部门不能不痛苦地重新评估利弊得失。
杜勒斯在离开台北之前，同意与蒋介石发表一份联合公报，对于他此行提出的“建议”清单大大冲淡。台湾当局在联合公报中宣称，恢复中国大陆人民自由的“主要方法”是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这个任务的基础建构在中国人民的心中”。双方承认“在目前的状况下，防卫金门、马祖，与保卫台湾，息息相关”。私底下，台湾当局同意由金门撤军一万五千人。
杜勒斯尽管公开声明的语气和缓，但他向蒋介石说得很清楚，即使保守的共和党政府在华府当家做主，也不是那么容易会介入中国的战事，美国人一般不见得支持“法理”上存在“两个中国”，却倾向于“事实”存在“两个中国”的方案。如果北京真想攻下金门，美国的传统武器挡不了它，但是也不会动用核武器。杜勒斯前脚刚走，蒋介石已经和儿子商讨蒋、杜会谈中碰触的棘手话题，决定采取一项戏剧性的动作——设法与北京接触、降温。
台北向北京接触，这个消息的来源是中国最高级别的一个领导人——乔石。1998年交卸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职位以前，乔石长期掌控中国的情报、安全部门。1994年12月，乔石告诉当时担任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部负责人、著名的华裔美籍学人王冀，在中国猛烈炮轰金门时期，蒋介石派人传话给周恩来说，如果解放军再不停止炮击，蒋将不得不听美国人的——撤出金门和马祖，届时时间一拖久了，中国就有分裂之虞。 [6] 这个讯息单纯地标举出毛泽东和蒋介石双方都已接受的一个认识：金门是中国统一的关键枢纽。
蒋经国应该是与中共驻香港的情报单位取得联系，传递了消息。中国不久即宣布“单打双不打”隔天炮轰金门的新政策。对守军的运补可在双日进行卸货作业。危机已经过去！国共双方还是敌人，还会趁隙削弱对方，但是在最高层却有个了解——双方对维持中国统一都有共识，都互有利益，可是他们各自的超级大国盟友只想在台湾海峡维持和平局面而已。
12月，华府终于批驳了1月间台湾争取核武器的要求。接下来，蒋介石批准在台湾建立第一个秘密核武器实验室的计划。据蒋经国说，这个想法由他提出。 [7]
国民党退到台湾时带来将近五十万的无眷单身官兵，以及十多万有眷军官和老士官。到了1959年，至少半数官兵进入三四十岁的年龄阶段，有些甚至年逾五旬。 [8] 由于撤退来台的国民党部队军官比例甚高，这时候这些军官加上士官，人数竟然多过征集入伍的士兵——形成三十二万九千人与二十八万六千人之比。 [9] 陆军还成立一些特别单位“军官作战团”，完全由超额军官组成。 [10]
由于大陆来台官兵对是否能回老家，或是否在台湾成家，有高度的不确定感，为了要维持他们的士气，维系住政治忠诚，“反攻大陆”就成为非常重要的议题。同时，大陆来台官兵一旦退役，如何不让他们成为社会或经济问题、进一步与本省人疏离，也是一个棘手的大问题。
20世纪50年代末期，蒋经国挑起这个重担，出任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美方体认它攸关台湾的稳定，拨出大笔美援支援退辅会的活动。退辅会提供补助费或贷款，协助退役军人做小生意，譬如，摆设小吃摊或当三轮车夫。台湾的民营企业也遭到重大压力要配合政府政策。退辅会还成立荣民工程处，雇用约六千个荣民投入建设工程，兴建中部横贯公路。此外，退辅会还挑起责任，提供医疗、收容居留给予无法工作的荣民。后来蒋经国还批准一个构想：发给每个大陆来台退除役官兵“授田证”，准许将来“反攻大陆”后可以领到一块地耕作（地点在哪里，则没有明订）。退辅会总共发出去七十多万张授田证。
台北近郊的荣民总医院不仅发展成为大型医疗机构，还以医疗照顾品质、医师专业水准的高超，名闻遐迩。蒋家后来还以荣总作为全家治病看诊的医院。 [11] 蒋经国秉持一向的作风，担任退辅会主委期间十分重视细节，经常到各地视察。他亲自托请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推荐一群教授，设计一套性向测验，让退辅会能依据测验结果给每个荣民找到合适的工作。 [12] 他经常到中部横贯公路工程现场视察，与荣民工人一起吃饭，检查他们的营舍、厕所和文康休闲设施是否完备。有位退辅会旧部属记得有一次陪蒋经国视察一所收容荣民的麻风病医院。让卫士大为惊慌的是，经国竟然坚持跟他见到的每个病患握手。有位医生说，有些病人已经二十年不曾跟任何人握过手。 [13]
1957年，蒋介石在国民党内设置副总裁的新职位，指派陈诚出任斯职。他希望借由这个动作，终止外界臆测陈诚与经国不和、互相斗争的传闻。陈诚现在在党政两方面都成为蒋先生正式接班人。在绝大多数观察家心目中，经国仍是台湾第二号最有权的人物，但是他似乎满意在正式官阶上慢慢攀升，他对陈诚执礼甚恭，陈毕竟名义上是他的长官，而且远自20世纪40年代的三民主义青年团、青年远征军时期就一直是他的上司。20世纪50年代初期，经国的安全随扈坚持他不应再在台北街头跑步运动了，他考虑改打高尔夫，可是陈诚告诉他：“人人都可以打高尔夫，就是我们两个人不该打。”此后，蒋经国的主要运动就是下乡或到阳明山踏青健行。 [14]
可是，政治角力无法避免，还是发生了。陈诚、小蒋之间最严重的内斗事件发生在1959年初陈诚与一群和他渊源深厚的将领聚会之后。聚会中出现一个话题：蒋介石要怎么安排接班？大家假设老蒋先生会遵守宪法，于1960年不再连任总统。蒋经国的情报人员监听了聚会谈话内容，不久，与会高级将领纷纷退役或改调不带兵的职位。其中一位将领就是“参谋总长”王叔铭。经国一直设法与“老虎将军”王叔铭交好，可是王叔铭和陈诚的渊源更深、关系更坚强。迭受经国提拔的彭孟缉，则升任“参谋总长”。
蒋纬国大约同一时期调职，可能也和“王老虎”及其他高级将领异动有点关联。纬国与哥哥关系紧张已经历有年矣，不过表面上还保持和谐。纬国第一任太太石静宜难产而死，1957年他计划在东京和漂亮的中德混血女郎丘如雪组织家庭。蒋经国听到消息后，问起婚礼地点能不能改。据纬国回忆，这是第一次他当着哥哥的面发了脾气。不过，他在东京成婚时还是把地点改在台湾当局的“大使馆”。
1958年，蒋纬国出任“国防部”参五计划次长。当年稍后，他回到“装甲兵司令部”任职，不过这项职务他只担任不到一年。王叔铭下台后不久，纬国被派到美国，进入美国陆军防空学校受训。此后，他再没有担任过空防方面之工作，也不曾再担任部队指挥官。
国民党迁到台湾以后，地方上出现派系争取国民党提名，抢着担任地方公职，以及随着这些公职而来的利益和权力。在台北等地出现一些党外人士，在模糊又有点了解的言论尺度之内批评政府。容忍党外人士可使岛内、岛外（尤其是美国）有选举比较民主的印象。然而，蒋经国的岛内安全人员密切监视反对党人士，如果言行超越尺度或彼此串联合作，就对他们发出警告。党外人士言行逾越尺度，会受到政府不同形式的骚扰，如果还不知节制，搞不好在未经起诉或大众不知情之下就被抓起来。
据高玉树自述，1954年他第一次竞选台北市长时，国民党轻敌，不认为他够分量，因此允许自由选举、诚实计票。让国民党大吃一惊的是，他竟然干净利落地赢得多数票。国民党中央党部及“警备总部”本来想宣布选举无效，可是美国“大使馆”已经报告高玉树赢了。他获悉蒋介石调阅他的背景资料，而几可确定出于经国的建议，决定批准选举的结果。（译按：1954年台北市省辖市时代第二届民选市长，国民党提名“半山”王民宁，由“警务处长”转来竞选，却被台北工专毕业、赴日读书回台的工程师高玉树以无党无派独立参选人身份给击败） 私底下，高玉树对包括“美国大使馆”官员在内的友人形容国民党外省人政权是不义的独裁政体，但是他把大部分精力投入改善这个拥挤、污染的城市之建设。三年之后，他竞选连任，但是没有获准派出足够的监票员，因而败给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译按：黄启瑞） 。1960年，选举委员会再次不准他推荐监票员，他放弃竞选。 [15]
杜勒斯1958年10月底访问台北带来震撼之后，蒋经国的特种作战中心减少对大陆的突击、渗透活动。为了让相关部门大批人员有事做，经国又开始运补武器、装备给缅甸的国民党军的游击部队，甚至调派国民党军官兵到当地提供训练。蒋经国的办公室还提出“大陆工作四点计划”，强调扩大情报收集和心理作战，静待“严重反共动乱”的迹象，伺机策应。
1959年3月，“世界屋脊”西藏果然爆发叛乱。根据一般的说法，拉萨骚动之后，谣传驻藏官员计划逮捕达赖喇嘛，把他解送北京。西藏人涌入拉萨以保护他们的精神领袖。这一来，骚乱扩大。康巴人（khamba）袭击解放军据点，达赖喇嘛率领大批僧侣、信众逃离拉萨，进入山区，辗转逃到印度。
3月26日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开会，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报告说：“蒋介石极端焦急，想要有所行动，鼓动‘西藏抗暴运动’继续下去。”经国和克莱恩提出台北及华府如何提供支援给叛军的建议。可是，中情局早已与西藏人有了接触。已经解密的美方档案材料，有许多地方提到中央情报局在西藏叛乱前后，对“反共”藏人秘密大量支援及鼓动。 [16] 中央情报局援助西藏的计划，代号是“st马戏团”（st circus），包括在美国境内训练西藏人；事实上它是“根据美国政府1951年及1956年对达赖喇嘛的承诺”而于1956年开始。秘密运补武器给西藏叛军，始于1958年9月。 [17] 中情局执行这些活动，得到经国的合作，但是他没有直接介入西藏内部的行动。1996年，国民党军队某位高级军官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证实中情局由台湾对西藏的运补，始于1959年以前。这些行动鼓舞了分裂活动、带出了激情与谣言，导致达赖喇嘛决定逃出拉萨。
西藏叛乱开始，庄莱德竟建议华府当局不要和蒋经国联合作业，他认为西藏人一概不喜欢汉人，才不管他们是不是共产党。华府方面也担心台湾介入会伤害到印度及其他国家对西藏人的同情。不过，白宫还是批准了一项秘密援助西藏叛乱之计划，其中包括与台北当局进行“探测性的讨论”。这时候中情局显然已径自执行自己的计划，增加对西藏游击队的武器空投作业。根据中央情报局一名前任官员的说法，在西藏叛乱起事之后的秘密运补，是以印度为基地进行作业。 [18]
5月3日，蒋介石表示非常不高兴，美国竟然没有跟台北合作利用西藏叛乱发动行动，他表示国民党军队也会有动作，暗示将以伞兵空降到西藏。但是，此时藏人反抗运动已经瓦解。早在4月23日，杜勒斯就报告，“反共游击队”已经惨败，企图逃入印度。虽然如此，中央情报局的支援动作没有中止，不久经国的秘密单位也加进来一起伸援。 [19] 一年之后，虽然艾森豪威尔认为美方继续援助无济于事，国家安全会议还是批准延续支援动作。
除了在西藏联手支援民族分裂活动之外，台湾当局现在也推动与美国在中国其他地方发动游击行动。这时候，全世界都晓得“大跃进”酿成大乱。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更增添外界猜疑毛泽东地位下降。1960年2月，蒋经国通知克莱恩，有鉴于大陆民情高昂，蒋介石打算空降两三百人一队的许多突击队到四川等地。经国说，他们将在春天开始行动，如有必要可以单方面行动。克莱恩向华府报告，他设法说服台北对这项雄图“温和点”。
艾森豪威尔总统1960年6月到台北访问，蒋介石表示，在边境地区若干地点设置游击基地的时机成熟了；他保证大陆百姓会“揭竿而起”。台北方面有所求于美方者，就是飞机和电讯设备。艾森豪威尔答应他，美方会研究这项方案。回到华府，五角大厦再次研判认定，这项计划“几乎必然会失败，对于台湾和美国都会有不利影响”。不过为了安抚蒋介石，艾森豪威尔批准为了“鼓励大陆‘反共’运动的目的”，美国与台湾要共同计议、规划。这项计划的详细内容还未解密，但是显然除了规划、训练之外，并没有进一步动作。 [20]
虽然西藏叛乱失败，它却造成中印关系紧张，进而导致莫斯科和北京失和。7月16日，莫斯科照会北京，它决定不仅取消1957年秘密发展核武器的协议，还要召回派到中国的所有苏联军、民技术专家。此时，邓小平已从“大跃进”的大灾祸里吸取痛苦的教训，他正在审慎地推动务实政策，试图弥补“大跃进”造成的伤害。
注释：
[1] 李焕1996年5月18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7。（译按：此处是指1977年的中坜事件，许信良违纪脱党竞选桃园县长时，选民怀疑投票所人员违反规定而捣毁中坜警察分局。）
[2] 马英九1998年3月10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8。（译按：这里作者明显错了，“五二四”事件时，马英九只是小学生，怎么会是“救国团”团员？）
[3] 高立夫（ralph clough）1998年4月22日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窦克森这句话是对高立夫说的。原书注10。（译按：高立夫20世纪60年代曾在驻台北“美国大使馆”任职，离开公职后转入学界，研究中国问题，并沿袭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的说法，提出“海洋中国vs.大陆中国”的概念。窦克森则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重量级参议员，曾任共和党参议院领袖；女婿霍华·贝克﹝howard baker﹞也任参议员，曾任共和党参议院领袖，并在里根总统时期应邀替他跨刀，担任过白宫幕僚长。）
[4] 费浩伟（harvey feldman）1999年1月告诉本书作者这个故事。原书注12。（译按：费浩伟也曾在台北“美国大使馆”任过职。）
[5] 美国国务院1958年12月30日备忘录，收在《美国外交关系文件1958至1960年》第十九卷第509—510页。原书注13。
[6] 王冀1995年11月28日在华府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46。
[7] 这是蒋经国1975年向立法院做半年一次的（施政）报告时透露的消息。见《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 ）1975年12月出版第六十四期，第808页。原书注48。
[8] 1959年台湾的武装部队有六十三万人，其中美国军援计划资助六十万人。原书注49。
[9] 1961年6月20日《国家情报评估》第43—46号，“中华民国政府前景”。孙立人于1949—1950年间首开征集台湾本省人当兵的做法。1951年，有一万二千至一万四千左右的台湾本省人被征兵入伍，想必是在孙立人部队服役。然而1951年之后有好几年，并没有征集台湾本省人当兵。见1954年9月14日《国家情报评估》第295号，《直到1956年台湾可能的发展》，收于《美国外交关系文件1952年至1954年》第十四卷第637页。原书注50。
[10] 前任驻台美军军官所说。原书注51。
[11] 姜必宁1996年6月5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54。
[12] 钱复1995年8月29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告知。台大校长钱思亮就是钱复的父亲。原书注55。
[13] 王绍堉1996年5月11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56。
[14] 郝柏村1995年8月25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57。
[15] 高玉树1995年8月30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62、63。（译按：1960年黄启瑞在没有强劲对手挑战下顺利蝉联，但不旋踵即因涉嫌台北市公共汽车管理处购车弊案遭到停职；当局派周百炼代理市长。1963年，高玉树挑战周百炼成功，再度入主台北市政府。“中央”旋即在1967年把台北市改制为院辖市，照样让高玉树担任官派市长，稍后才把他调任“交通部长”。台北市民则一连近三十年没有选举市长的机会，直到1994年省市长民选。）
[16] 美国国务院历史专家在《美国外交关系文件》第十九卷第x至xi页序言里很不寻常地评论说，由于中央情报局的地位，他们在编辑有关西藏叛乱事件的文件时“不符法令要求的完整及精确标准”。譬如，《外交关系文件》引用中情局在叛乱事件刚发生之后所起草的《西藏行动评估》（review of tibetan operations ）时，就略掉八页文稿，因为中情局不肯解密。从略掉这八页的前后文检索，显示它们包含中央情报局1959年3月以前在西藏秘密活动的详情，见1959年4月1日杜勒斯呈艾森豪威尔，中情局致白宫之备忘录，收于《美国外交关系文件1958年至1960年》第十九卷，第752—753页。原书注67。
[17] 见1968年1月26日致三○三委员会之备忘录，收于《美国外交关系文件1964年至1968年》第三十卷第739—742页。另参见克瑙斯（john keh knaus）《冷战孤儿：美国与西藏人生存之斗争》（orphans of the cold war： america and the tibetan struggle for survival ），1999年版。基辛格后来在1970年代初期下令停止西藏秘密活动计划。原书注68。
[18] 中央情报局不肯把内容解密，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它会让印度政府难堪。原书注72。
[19] 当时驻东南亚的一位中央情报局官员1996年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75。
[20] 见1960年6月19日白宫艾森豪威尔、蒋介石通信备忘录，收于《美国外交关系文件1958年至1960年》第十九卷684—687页，原注2即是本书引文出处。艾森豪威尔同意进行某种规划，可以由蒋介石1960年12月14日向艾森豪威尔致谢之函见其端倪。这封谢函收于同一卷第748页。原书注79。
第十五章 中国大跃退
整个20世纪50年代，乃至60年代，外省人占台湾地区人口的一成半，但是台湾当局、军队、国民党中央、大型公营企业几乎每个高级职位，全给外省人占了。在地方上，外省人的主导地位一样无所不在。例如，1963年全岛二十四个县市警察局局长，没有一个本省人，一百二十个分局长当中，只有五个本省人。 [1]
本省籍人士除了国民党之外，找不到其他政治组织可以依附。安全管控严峻实质上使得民间连温和表示反对都不敢。“警备总部”找不到太多对象需要镇压或甚至严重“警告”。可是，还是有五千名左右台湾本省人被当作政治犯拘押，作为对有心反政府人士的活教材。 [2]
可是，国民党维持法律与秩序不单是靠高压震慑，它在多数台湾农民、商人群中享有程度不等的支持，因为他们不仅是经济政策的受益人，也是国民党推动政治稳定的受惠者。民间企业主有八成是本省人。1949年台湾农民约三分之二是佃农；到了60年代初期，已有三分之二农人自己拥有耕地。这些新地主社会地位和自尊大幅提升，产生荣誉感和责任心。结果之一是，他们以选民乃至候选人的身份积极参与国民党掌控的地方选举。 [3] 然而，一般认为，如果允许出现活跃、自由的在野反对势力，农人、商人对国民党的支持很快就会消逝。
有些党外政治领袖，如台北市前任市长高玉树等，希望美国能支持他们以党外身份在有限的地方政治与选举中掺一脚。可是在60年代中期，高玉树等人很痛苦，因为他们觉得纵使他们有心合作，并没有得到外省人善意回应，也没有得到美方理解。不过他们还是继续在蒋家父子所允许的有限度之参政体系内努力。华府并没有对台湾直接施加压力以放松此一限制，但是美方与台湾境内对这个问题的态度逐渐起了变化。
少数本省人开始在政府及国民党内受到重用，蒋经国拔擢台籍人士徐庆钟出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徐氏回过头来提拔他一位台籍学生、农业专家李登辉。李登辉成为学界、官场一个非正式组织“农经派”成员。20世纪60年代农经派的主干人物是中美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秘书长蒋彦士——一位拥有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农业博士学历的浙江老乡。
蒋彦士由美国回国后，在农复会里晋升极快。20世纪50年代初期蒋介石指示高级助理，要注意物色青年才俊，提供给经国储才养士。有一天蒋彦士突然奉召晋见蒋介石，稍后即接到经国的电话；又隔不久，经国就来拜访他。 [4] 蒋彦士在1961年升任农复会委员；多年下来，他与蒋经国发展出深厚的公私情谊。外界谣传，他们俩交情好原因之一是，蒋彦士也喜欢夜里出游，与女人厮混。
蒋彦士官位上升，也提拔李登辉。蒋彦士和台湾岛内都不知道李登辉还在台湾大学农业经济系念书时，曾秘密加入共产党外围组织。
根据有些报道的说法，李登辉成为中共党员或候补党员。但是他不久就得到结论：共产主义与他的基督徒信仰有太多冲突，因此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之前就正式向他所属小组申请退党。在“二二八”事变当中，知道李登辉加入中共外围的人，不是被杀就是逃到大陆，李登辉的身份没有曝光。1965年，李登辉得到洛克菲勒奖学金到康奈尔大学念书。蒋彦士把李的博士论文《台湾经济发展过程中农工部门间之资本流动》介绍给蒋经国注意。虽然这篇论文题目不动人，但经国显然对内容相当欣赏。李登辉1969年回到台北，被派任为农复会农村经济组组长。1970年，在蒋彦士和徐庆钟促请下，李登辉加入国民党。李遂和经国一样，先为中共党员或候补党员，然后再加入国民党（蒋经国则是恢复国民党党籍）。
台北的经济技术官僚和国际开发总署（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合作，拟订一套十九项基本改革方案，加快经济发展，把台湾推动到可以不再需要美援的地步。许多国民党元老依然矢口歌颂公营事业，不喜欢私人资本（包括日本与美国来台投资在内），也强烈反对改革。 [5] 经国虽然倾向支持公营事业，却没有介入此一政策辩论。陈诚及主要的经济规划官员都大力推动改革计划，蒋介石立即表态支持他们。
根据中央情报局的资料，20世纪50年代末期起，北京好几次通过种种秘密管道试图与台北领导人接触。1937年陪蒋经国坐火车横跨西伯利亚的康生，在党内声势上升，他可能是发送讯息的人士之一。中共表示，中国统一之后蒋介石可以居荣誉职，台湾可以自治，也将大赦“战犯”。虽然中国大陆送出秋波，但没有得到台北回应，经国也不曾向克莱恩透露北京派人传话、接触。美方与北京有自己的双边接触，经国也希望维持一条秘密管道，以备他日再发生类似1958年金门危机事件时可以派上用场。
尽管有秘密管道互通款曲，蒋经国手下情报单位对大陆局势的评估，依然非常政治化。例如，蒋经国的分析人员就没有察觉到中、苏关系之间快速的动态变化。在1961年他们依然坚称北京、莫斯科交恶是要让自由世界失去提防意识的奸计。不过，经国本人对底下分析人员提出来带有宣传意味的情报起了疑心。为了取得比较平衡的观点，他在“国防部”内成立一个特别单位，聘请文职学者担任研究分析人员。后来这个单位演变成独立的智库“国际关系研究所”，逐渐由留美回台学人主导。（译按：“国际关系研究所”20世纪60年代末期由“立法委员”仲肇湘主持，后由吴俊才接棒，与政治大学合作，改组成为“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迁至木栅现址迄今。）
从美国人的观点来看，与经国合作的秘密情报作业，还是在通信拦截及空中侦察这两方面最成功，两者都由美方紧密控制。从1958年起由国民党军飞行员驾驶的u-2间谍机，就中国大陆快速发展的核武器及导弹计划，提供了非常独到的情报。国民党军u-2侦察机多年来共有三架遭中共击落，第一架被击落发生在1962年8月。国民党军队高级飞行员不满中央情报局掌控住u-2的勤务，但台湾当局与美国继续维持此一分工方式。由于这是以台湾为基地进行的秘密活动最成功的两个项目之一，中央情报局根本不愿放弃对u-2的掌控权。
吁求民主的声音并不只限于台湾本省人，20世纪50年代有个外省人雷震让国民党非常头痛。雷震主持的《自由中国》半月刊，主张军队国家化、开放地方自治、实施内阁制等改革措施。支持蒋介石的保守派人士开始怀疑陈诚秘密鼓动雷震等知识分子，以增加自己的接班机会。经国和他父亲宽容雷震的批评，一则是为了表示开放，一则是因为《自由中国》与留居美国的著名学人胡适有关系。（译按：胡适之挂名《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照出版法，杂志文章责任要由发行人负责。） 此外，雷震坚定的“反共”立场，主张“一个中国”，也使政府很难镇压他。雷震主张只有通过和平方式——把台湾转化为繁荣的民主楷模，才是“光复大陆”的不二法门。就知性上而言，这个论点可能让经国心有戚戚焉，因为日后他本人就采行这个方式。
雷震后来由理论、知性的论述转向组织工作，就游走在许可的边缘。1960年他开始计划筹组新党“中国民主党”。成立有竞争力的政党，就是对政权的直接挑战；但是国民党内现在对于如何回应意见分歧。“副总统”陈诚，更重要的是他身边的人，希望在本省人当中建立支持的基础，主张宽容。陈诚公开声明，反对党只要不是“军阀、地痞、流氓的政党”就可以成立，让政治观察家吓了一跳。这番话被解读成——雷震得到绿灯，可以通行。 [6]
蒋经国则采取强硬立场，反对雷震组党。他跟若干美国观察家有同感，认为“如果一个有效的政治反对党可以成立，它无可避免会变成一个台湾本省人的组织，把国民党勾画成是外省人主导的政党……在干净的选举中，国民党几乎注定必败无疑”。 [7] 韩国强人李承晚1960年在一次选举舞弊后被主张民主运动的学生推翻，使得蒋介石父子对于让任何反对势力在台湾抬头，戒心很高。可是美国的政策走向也让他们极为关切。杜勒斯1958年10月底对蒋介石的一席话，其迹象年复一年更加明显——美国——不分共和党、民主党，基于美国的利益和理想，都倾向“两个中国”政策。同一时期，冷战已经转为争取第三世界民心向背的斗争，美国开始对本身及盟国的人权也持较高标准。1960年秋天，民主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肯尼迪强调美国的道德领导。经国和他父亲认为，一旦反对党在台湾出现，美国人会全力推动它的发展。最好的办法是别让这毒蛇猛兽进来，但是得留个印象：来日不见得没有机会。
陈诚针对反对党发表温和谈话后不久，岛内安全单位就奉蒋经国核准，镇压“中国民主党”。通过威胁利诱手段，新党一名领袖离开台湾，两名领袖遭到不明人士殴打，还有若干人营业执照被吊销。9月间，安全单位逮捕雷震及一位助手。陈诚由报上获知雷震被捕。
雷震以“涉及共党阴谋推翻蒋介石”的罪名，被军事法庭判处十年有期徒刑。艾森豪威尔政府起先对雷震案大为光火。国务院电报打到台北给庄莱德，关切雷案是否“具有政治动机”，“任何冻结政治现状的政策，将与美国长期以来的政策目标——朝向负责任的代议政府努力，俾能吸引台湾人民更加支持——直接产生冲突”。这份电报甚至建议：“提出美国对导致李承晚垮台事件的态度……或许可以间接表示，美国希望……不要犯下同样的致命错误。”
庄莱德立刻建请华府当局不可造次。他回报说，由于雷震坚定要筹组反对党，蒋经国的确力主逮捕雷震。庄莱德说，华府可以十拿九稳不必猜测，因为蒋家父子铁定会采取他们认为的一切必要方法来“维系政治控制，包括运用武力”。他认为，美国若是试图改变情况，一定没有用，因为蒋氏“已预备好抗拒美国的干预”。庄莱德宣称，美国若想在台湾推动超越蒋家父子认为明智的民主改革，并不符合美国利益，并举出自由选举会使国民党败选这个严峻事实。他又举出一个颇有争辩余地的结论——他提出警告，由于“台湾人大多是没有原则的机会主义者”，若是美国坚持开放民主，国民党垮台，就会引起局势不安定，“对美国利益是个大灾害”。华府自此不再就雷案对蒋介石父子有进一步的施压。
到了肯尼迪宣誓就职美国总统时，中国实施“大跃进”政策却酿出大乱的相关消息频频传出。每人平均稻谷量由1957年的二百零五公斤，骤降至1961年的一百五十四公斤。很明显，营养失衡已经遍及各个层面。农村地区，包括蒋氏老家溪口，到处可以看到肚子胀肿的人。不久，难民成千上万由广东涌进香港。
自从1949年以来，这是第一次“反攻大陆”的希望乍现！但是蒋介石跟过去一样，除非大陆内部接近崩溃或爆发内战，他不愿孤注一掷，采取大动作。1961年和1962年大陆状况并未符合这些条件。但是，鉴于大陆经济大乱、难民大量逃出、中印（度）争端上升，北京与莫斯科交恶也不再是秘密，蒋介石必须表现已经按捺不住、要发动反攻的姿势。他的领导地位、国民党的统治、美国强大的亲台游说团体，乃至海外华人的殷望，在在逼得他必须表态。何况，通常蒋介石疾言厉色要求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都会导致美国多给些军事设备来安抚盟友的效果。
因此，蒋介石在1961年初指示经国，开始秘密规划突袭中国大陆。 [8] “参谋总长”彭孟缉提出两套剧本：一是由缅甸反攻进去，一是直接跨越台湾海峡进攻。蒋介石比较偏向由缅甸出兵的方案。 [9] 过去两年，经国奉父亲命令，业已运送数千名精锐的特种部队士兵进入缅甸北部地区。这支精锐雄师与1953、1954年“撤离”之后留在缅甸的五千五百多名游击队及其眷属会合。两军会合后，开始跨越边境进入大陆，对大陆进行新的试探性突击。1961年1月初，经国派出“国防部”参二情报次长赖名汤到缅甸视察反攻的前景。
仰光和北京对于这些国民党游击部队在得到生力军支援后的骚扰动作烦不胜烦，双方达成秘密协议，联合针对国民党在孟帕辽（mong pa liao）的基地发动作战。孟帕辽是民航公司飞机由台湾起飞、取道泰国进来的主要起降基地。缅甸及解放军部队发动攻击，占领此一基地，国民党的部队退入老挝。缅甸军在占领的基地发现有美国最近出厂的武器，还有五吨美制弹药。（肯尼迪总统的）国务卿腊斯克大为震怒，台北1953、1954年曾明确保证会与滇缅边区游击队切断一切关系，现在已经违背此一保证。腊斯克训令庄莱德“大使”以罕见的严厉词句指责蒋介石行动“鲁莽”，并要求所有的国民党军队完全撤离此一地区。庄莱德没有直接去见蒋介石表达华府的立场，他另通过克莱恩请蒋经国代为转达。国务院替白宫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它指出美国不宜针对这个议题，或其他议题，对蒋介石施加重压，因为“台湾在我们围堵中国共产党扩张主义压力的战略作为上，扮演极重要角色”。这些战略作为包括“由台湾出发或在台湾岛上进行的各种情报作业”，它们要靠台湾当局的合作。
不过，在华府强烈反应及部队在缅甸失利的情势下，蒋家父子只能再次同意撤出军队。4月间，台湾宣布已撤回四千两百人，但是不承认对滞留在老挝以及缅北山区的六千名游击队和眷属有任何责任。不到几个月，据报道中央情报局开始雇用这些国民党宣称管不到的孤军担任佣兵，在老挝西北部替美国的秘密活动效命。
蒋经国的部队由缅甸撤回的同一个月，中央情报局在古巴猪湾事件的惨败，凸显出认为流亡部队小规模兵力反攻、就会掀起大众“高擎义帜”起来反抗强大的共产政权，有多么愚蠢。蒋介石父子晓得，肯尼迪入主白宫，可比艾森豪威尔政府更会排斥“反攻大陆”的念头。可是，1961年6月，中央情报局台北站报告，蒋介石又在规划跨越台湾海峡的“反攻计划”。蒋经国告知克莱恩，台北将在8月1日开始动员，定于1962年1月或2月发动作战。蒋经国告诉克莱恩，蒋介石已经向“三军总司令”说明，不能期待美方在计划反攻之前就来支持，“但是一旦国民党军队在大陆任何地方建立桥头堡，美国人一定就会提供一切必要援助”。
克莱恩在呈报给华府当局的报告中，并没有表达出怀疑蒋介石会放手一搏，赌定了美国一定伸出援手的鲁莽。一旦国民党军队“反攻大陆”失败，中共进击台湾，台湾抵抗又失利，这项计划已规划好，蒋介石和其他一小群政府领导人“将由台湾疏散到某一安全地点”。后面这一点明显意在让美国人心里有数，反攻一旦失败，台湾有可能丢掉。7月间，克莱恩回到华府述职时，他向肯尼迪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麦克乔治·彭岱（mcgeorge bundy）提出警告，台湾当局对于美国的政策方向十分不安，他们有可能真正执行起自杀性的反攻登陆作战。克莱恩主张，为了安抚蒋介石，美国应该和他联手“对大陆进行某种侦察任务”。在克莱恩不懈的推动下，肯尼迪总统批准了蒋经国特战中心幕僚拟定的一项计划，空投六支由二十人组成的突击队进入华南。几个月之后，两支突击队空降进入华南，但是不旋踵，队员不是被杀，就是被捕。
彭岱对克莱恩有了深刻印象。10月间，在彭岱的授意下，没有告知庄莱德“大使”或驻华府的叶公超，克莱恩与蒋经国就处理蒙古加入联合国问题达成协议。台北原本誓言一定否决蒙古入会，即使因此失掉在联合国中攸关重大的支持亦在所不惜。蒋家父子与克莱恩折冲交涉时，同意了台北不会否决蒙古加入联合国，但是台北方面这项“让步”，换来肯尼迪保证，如有必要，美国将动用否决权，否决北京加入联合国。蒋介石果然再次以不利的动作要挟，争取到美方重大承诺。
1962年1月，中国大陆动荡不安的消息频传，蒋介石父子再度背着庄莱德“大使”，与克莱恩秘谈。蒋先生告诉克莱恩，他希望了解肯尼迪总统是否觉得时机合宜，可以就台湾“介入大陆的条件是否可行、必要，或至少由自由世界战略观点而言是可取的”来交换意见。蒋介石表示，他在做任何动作之前，肯定会跟美国咨商，但是“他希望能得到美国的同情与支持，即使国际因素或许使美国对于同情保持缄默”。蒋先生现在热切地接受中苏分裂的事实，宣称苏联人不会干预。2月间，彭岱访问台北，蒋先生再次争取至少“默契同意”他“反攻大陆”，或许亦秘密提供后勤支援。彭岱含糊其辞，不置可否。庄莱德“大使”和克莱恩都列席这项谈话；庄力促华府不要断然回绝掉蒋介石的恳求。他警告说，否则，蒋先生可能被激怒，铤而走险。
虽然克莱恩已赢得彭岱的信赖，肯尼迪总统的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哈理曼（averell harriman）却对庄莱德“大使”产生偏见，认为他已被国民党掌握，太过倾向接受台北当局的立场。庄莱德在台北驻节四年之后，奉调离开；过后不久，哈理曼飞到台北与蒋介石会晤。蒋介石告诉哈理曼，“反攻大陆”的时机已经成熟，他若没有动作，“可能会失去控制”。哈理曼答说，他不怕蒋先生会失去控制，他强调要忍耐，对大陆情势需要有更好的情报。哈理曼离开台北几周，蒋介石要求克莱恩转达另一个口信给肯尼迪总统，如果当局不能呼应民意压力，尽早有行动对付大陆，会有丧失“对台湾领导及控制”的风险。蒋经国本人也提醒克莱恩，万一蒋介石下台，可能会爆发军事政变，或许就爆发“反美运动”。
蒋经国表示，过去空投进入大陆的突击队一队二十人，规模太小。如果要保持成功的希望，空降的突击队每队至少两百人，比较有胜算。他要求美方提供五架电子定位的c-123飞机，来执行这些秘密任务。克莱恩回到华府，力陈蒋介石所说，如果台湾当局所请被驳回，他可能被迫下野，不是没有道理。一旦蒋介石被赶下台，台湾必然陷入不安定的乱局，各种针对北京的联合情报任务就会发生危险。克莱恩在国家安全会议开会时，当着肯尼迪总统的面，大力促销蒋经国的最新方案。腊斯克国务卿指责这是“愚蠢”，但是哈理曼赞成再以一些动作安抚蒋介石。肯尼迪同意可以开始联合训练与规划两百人一队的空降部队，但是他强调，在双方同意条件成熟之前，不得有空投的动作。他也表示，可以拨给两架经国所要求的（五架）特殊c-123型飞机。可是，这次会议中最有趣的一项决定是：彭岱“很坚定地”训令克莱恩，要他告诉蒋经国，新任美国“大使”履任之时，“大使”将接管过去由中情局所扮演的特殊政治角色。
新任“驻华大使”是由海军上将退役的柯克（n g. kirk），他在1944年6月盟军诺曼底登陆战之役，担任美国海军舰队司令。柯克与蒋介石是同一世代的人，又是杰出将领，可以很权威地告诉蒋先生，针对装备良好、阵地坚强的敌军进行两栖作战其可行性究竟如何。但是柯克直到7月才到任。这段时间，蒋经国加紧在山区秘密进行军事训练，并在金门、马祖增加兵力部署。克莱恩回到台北，他、经国和美军成立一个作战规划小组，称之为四二○小组，评估台湾空降最少两百人一队的计划。同一时期，他们同意与经国的特战中心合作，再空投九支二十人一队的突击队，试图与地下反抗组织取得联系。蒋介石又提出一份清单，要求美方提供十六架b-57轰炸机和二十至二十五艘登陆舰艇。
中央情报局非常满意克莱恩在台北的工作表现，调他回华府担任主管情报分析的副局长。两蒋也很高兴，因为克莱恩现在升官了，居于更能影响政策的重要职位。他也果然剑及履及，运用身为负责全面情报分析的中情局高级主管地位，推动蒋氏父子对大陆局势的研判意见及应对方略。克莱恩在5月17日的会议中向肯尼迪总统报告，大陆局势的控制“正在崩溃中”，蒋介石很难把军事行动推迟到10月以后。克莱恩力促肯尼迪提供b-57，因为要压制中国的伊留申il-28型轰炸机有必要动用，而且台湾的两栖作战部队也需要登陆舰艇。这次会议后几天，蒋经国交给中情局台北站一份计划大纲：拟派出游击队发动及支援福建及广东的“反抗运动”，然后抢攻登陆台湾对岸四个地方。克莱恩不屈不挠争取到中央情报局局长麦科恩（one）的支持，麦科恩力促腊斯克和肯尼迪批准美军开始准备空战及两栖作战器材，以便随时支援国民党“反攻大陆”。
毛泽东显然对于肯尼迪要派一个诺曼底登陆战的海军宿将到台北当“大使”，有他自己一套解读：在国民党军队一旦反攻时，柯克可以对国民党提供专业意见。因此，人民解放军沿着华东海岸大幅加强兵力部署。这时候，肯尼迪和身边顾问认为，日本式的歌舞伎（kabuki）已经演得差不多了。6月23日，美方代表在华沙会谈上告诉中国方面，表示美国将在言行上与国民党军队“反攻大陆”划分界线，如果台湾真的反攻，美国会寻求恢复和平。肯尼迪接着针对这个议题，发表一份更含糊其辞的公开声明。
柯克终于到达台北履新，晋见蒋介石。柯克的意见是，没有美国大规模的海、空、后勤支援，蒋介石的计划肯定要失败。他说，美国不能支持台湾“反攻大陆”，也不会暗助台湾跨海进攻大陆。台湾若有“反攻大陆”的行动，势必严重扰乱区域之稳定。他又告诉蒋介石，肯尼迪已经裁定目前的状况还不宜提供b-57轰炸机及登陆舰艇给台湾。9月份这次会谈之后，蒋介石不肯再接见柯克。 [10]
10月间爆发古巴导弹危机，使得美国人在考量动用核武器时更是顾虑良多，同时也促成美苏想要设法防止意外发生战争，要控制住核武器的扩散。这一来又使中苏争执犹如火上加油。就在古巴导弹危机十天的对峙期间，中共在喜马拉雅山区对印度发动大型攻击。中方把印度打得头破血流后，退回原先的防线。毛泽东显然借这个动作教训印度及苏联别招惹中共。中央情报局针对局势发展，开始执行另一轮“解救西藏人”的秘密行动之紧急应变措施；中情局此举几可确定是与蒋经国的特战部队合作，也可能与印度政府合作。这段时间，原先已与中情局协议好的联合行动展开了，九支二十人一组的国民党军游击队空降进入中国大陆。中共安全单位再度捕杀这些渗透队伍。北京也指控美国助长整个行动。
柯克旋即因心脏病辞职，新“大使”赖特（jerauld wright）又是一位退役海军将领，对“反攻大陆”同样带来负面讯息。尽管有这些挫折，蒋介石公开谈话依然宣称要“光复大陆”，私底下亦不断拿出新计划缠住美国人不放。1963年3月，蒋介石再度修书给肯尼迪，声称中国大陆动乱急剧升高，台湾不能再不理会人民要求迅速采取行动的心声。可是这时候，台湾当局的高级官员，包括“国防部长”在内，已经私底下告诉美国外交官，别拿蒋先生的话当真。 [11] 1963年5月，新任中央情报局台北站站长提出与克莱恩一年前的报告大相径庭的评估报告，认为台湾当局“可能也不预期目前共产中国的局势，或目前的国际局势，有利于……反攻成功”。台湾当局“甚至在规划针对大陆的小型作业时，已展现审慎小心及缺乏整体计划”。
1963年6月，中国共产党发表长文，分二十五点，抨击苏联的意识形态路线。赫鲁晓夫建议两党在莫斯科秘密会谈。邓小平率领中共代表团与会，会谈历时两个星期，没有得到共识。三个月之后，蒋经国到达华府与美方会谈。他带着蒋介石提议进攻大陆的一封信。这项计划代号“秘龙”（secret dragon），国民党军队预备海、空并进，空降许多支一百至三百人为一队的游击队，以及由海面潜入多支三百至五百人为一队的部队。它的目标还是与往常一样，意图引发大陆“革命抗暴”。
蒋经国9月10日与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彭岱会谈，会谈中他对此一计划低调处理，表示削弱及推翻共产政权的方法应该是“政治多于军事”，他强调台湾并没有计划大规模进攻大陆。不过，他力促美国和台湾合作，设法摧毁中国共产党的导弹基地及核设施。翌日，蒋经国见到肯尼迪总统，努力说明“秘龙”计划将是在华南占领一两个省的第一步，不是大规模的进攻。他要求美方提供五架c-130运输机（美方答应提供五架c-123，其中四架已经送达）。答复肯尼迪的问题时，经国表示有把握可以把三百至五百人的特种部队空降到中共核设施附近。肯尼迪再次强调，必须对中国大陆内部情势掌握更充分的资讯。
进攻中共核设施是蒋经国9月14日与中央情报局局长麦科恩会谈的焦点。两人会谈的结论是：双方要研究增进“打击中国共产党政权的能力”，譬如，是否针对大陆核设施等战略目标进行破坏行动或攻击。但是会谈备忘录再次强调，执行这类行动必须双方取得协议，应该“避免有引爆世界冲突风险的行动，或者行动一旦失败将伤害到双方共同利益的动作”。
蒋经国提议针对大陆核设施下手，有可能是刻意呼应中央情报局最近提出的方案。照克莱恩的说法，根据u-2侦察机取得的资料研判，中情局预料北京将在一年内试爆第一颗原子弹，因此向肯尼迪总统建议了几项对策。譬如，向赫鲁晓夫提议，美苏联手攻击中国核设施；或是由台湾发动突击队，炸毁这些设施。肯尼迪业已考量和苏联联手“限制或防止中国核发展”的可能性。然而，接下来几个月，美国政府研判得到结论：中国的核能力不大，只会产生边际的战略及政治冲击。于是乎，借重国民党军队突击队针对深处中国内地核设施攻击的构想，就此搁置。
蒋经国第二次访问华府之后，几乎不再有任何美国领袖担心他的意识形态、思想立场。反倒是，两蒋开始担心美方是否靠得住。经国回到台北后不久，西贡爆发军事政变，推翻南越总统吴庭艳，处死了吴庭艳和他担任秘密警察头子的弟弟吴庭儒。蒋经国1960年曾在台北接待过吴庭艳，并应越方之请，派遣王昇到西贡，就南越军队成立政工制度提供顾问意见。1963年政变不久，各方纷传美国政府在背后支持以杨文明将军为首的政变领袖。西贡政变让蒋氏父子更坚决认定有必要维持甚至加强国民党军队的政治监督制度。三周之后，消息传到台北——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蒋经国是第一个赶到美国“大使馆”致哀的台湾当局官员。
在这个多事之秋，陈诚生病，后来诊断出来得了肝癌。1963年11月，中国国民党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拔擢多位高级情治首长出任“中央委员”，如“总政战部主任”、“国防部情报局局长”、“警备总司令”纷纷入围。陈诚对这些变化非常懊恼、失望。12月，蒋介石接受陈诚“副总统”辞去“行政院长”的兼职，出人意外地挑选技术官僚“财政部长”严家淦出任“行政院长”。一般公认严家淦干练、聪明、清廉，但是政治上“软弱”，不可能挑战经国的权力。严家淦与蒋夫人的关系深，得到国民党内所有元老的支持和接受。由于他过去专注建设开发，台湾本省人也喜欢他。
台湾的经济蓬勃发展，成绩傲人。在这一年告一段落的第三期四年经济建设计划把国民生产毛额提升百分之三十五，每人平均所得提升百分之十九，工业生产增加百分之七十二，成绩格外亮丽。然而，政治上这一年却似乎流年不利。戴高乐总统承认北京政权，关闭法国驻台北“大使馆”。中国在刘少奇、邓小平带领下，似乎由1959年至1962年的经济混乱中逐步复原。
同样在1964年，接替蒋纬国出任装甲兵第一师师长的赵志华将军，发动一场几近闹剧的政变失败后，蒋纬国的政治前途可谓就此断送。1948年底的徐蚌会战（淮海战役）中，赵志华是纬国的副手，被俘后逃出。蒋经国的政工人员对这类军官通常都保持高度戒心，可是纬国力保赵志华。此后十四年，赵一直忠心耿耿追随他。可是1964年1月21日，他召集全师官兵、装甲车集合，通过麦克风宣布要开往台北，接管政府，理由是蒋介石未能坚强有力领导“反共”。
数千名官兵吓了一跳。一位高级政工高喊支持，跑上讲台，此君不是向赵敬礼，而是伺机把他制伏在地。政变历时两分钟就落幕。蒋介石对纬国长期支持赵志华大为震怒，这个兵变事件使纬国的事业前程蒙上阴影。
著名的本省知识分子彭明敏也逐步走向和蒋氏政权对抗。彭明敏私底下与少数思想相近的学生讨论政治局势。蒋经国的特务密切监视这些集会，1964年初“警备总部”逮捕了印制主张“台独”传单的彭明敏和两位学生。接下来的审判过程吸引了海外极大注意，尤其是加拿大和美国特别关切。经国决定轻判，只判决彭明敏有期徒刑八年。坐牢七个月后，彭明敏签署一份由情治人员起稿的悔过书，得到蒋介石特赦，出狱回家。
蒋经国也继续允许高玉树等本省籍政治人物有一些活动空间。1964年台北市长选举，在蒋经国点头下，选务机关准许高玉树可以举荐监票员——他对全市三百六十个投开票所，派出五百名监票员。虽然国民党对市长选举投下极大资源，还秘密支持另外一位“无党无派”候选人分散高玉树票源，但高玉树仍险胜；另外，无党无派候选人在台南市和基隆市亦当选市长。（译按：台北市有五位候选人，国民党周百炼，以及高玉树、陈逸松、李鉎源、李建兴；台南当选人叶廷珪，基隆当选人林番王。）
注释：
[1] 田弘茂《不确定的未来：台湾的政治》（uncertain future: politics in taiwan），收于欧士南（robert b. oxnam）和卜睿哲（richard c. bush）编：《中国摘要：一九八○》（china briefing: 1980 ）（1981年科罗拉多州包尔德市西景出版社出版）第69页。原书注1。（译按：台北、高雄两市在1963年还未升格为“院辖市”，全台只有二十一个县市，当时新竹市、嘉义市也没有升格为“省辖市”，何来二十四个警局？除非把铁路、公路、工矿警察局等列入，或是作者弄错，还是田弘茂先生原作另有所本？）
[2] 1968年2月4日《纽约时报》。原书注2。
[3] 见1963年3月22日台北“美国大使馆”第a734号电报，《台湾的异议声音及造反的可能性》（taiwanese dissidence and the prospects for insurrection），收于美国国家档案馆rg59，国务院文卷，第3669盒。本书作者当年供职驻台北“美国大使馆”，与柯姆（peter colm）共同起草这份报告。原书注3。
[4] 蒋彦士1995年8月29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5。
[5] 李国鼎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taiwan, roc （伦敦，1988年版），第111页。原书注9。
[6] 见1960年6月4日《纽约时报》。原书注13。
[7] 说这句话的人不是蒋经国，而是庄莱德“大使”分析局势之语；不过经国必然大有同感。台北“美国大使馆”1960年10月7日电文，收于《美国外交关系文件》第十九卷第725—726页。原书注14。
[8] 中央情报局1961年6月27日由台北发出的报告。原书注22。
[9] 钱复当年是陈诚的英文秘书，这是他1995年8月29日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23。
[10] 柯克在1962年9月6日晋见蒋介石，高立夫在1995年11月30日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叙述这段经过；高立夫曾负责替约翰逊副总统起草背景文件。原书注48、49、50。
[11] 台北“美国大使馆”1963年2月22日第a649号电报；1963年3月23日第a757号电报。不把蒋介石的吁求当一回事的人士里头有“国防部长”俞大维，及蒋介石的老朋友——“总统府秘书长”张群等人。原书注54。
第十六章 国防部长
1965年1月，“行政院长”严家淦派蒋经国出任“国防部长”。有一天，有位美国国会议员在驻台北“大使馆”二等秘书李鹤伯（herbert levin）陪同下，拜访这位新任“部长”。这位议员表示希望台湾能在今后几年内“光复大陆”；他又说，问题关键在于共产党如果控制一个年轻人超过十年，这个人就“永远是个顽强的共产党员了”。经国本人就在莫斯科浸淫共产主义十二年，闻言点点头，转过身给李鹤伯“一个西方式的眨眨眼”。 [1]
当年春天，陈诚逝世，得年六十七。在陈诚死前许久，经国已是台湾实际的大老板——除了经济、金融财政这几个重要领域之外，他无所不管。蒋介石已经高寿七十有八，越来越不介入日常事务。由于视力减弱，老先生很少读书看报，幕僚也不让他接触到不顺心的新闻。陈诚过世之后，经国让严家淦继续以他及手下一批务实、市场导向的技术官僚希望的方式去管理经济事务。但是，实际上，在台湾人人都晓得，经国的非正式权势现在也已经延伸到这些领域。
蒋经国也是幕后与美国交涉敏感的国际事务（如前一年法国承认北京的事件）之关键人物。尽管华府已经表明不要再通过情报管道和台北有高阶层政策讨论，两蒋依然可以拜托克莱恩担任主要的对话人。可是，克莱恩和中央情报局局长麦科恩依然无法推销蒋介石的提议——运用国民党军队参与越战，以及摧毁中共在大陆的核设施。
1965年春天，中南半岛战事急剧升温，中苏失和由意识形态差异扩大到兵戎相见，亲北京的印尼共产党在雅加达政变失败后实质上已不复存在，北京全面外交政策也变得越来越激进。经国传话给中央情报局，表示他父亲希望再跟克莱恩谈话。华府方面对于老先生一开口，就赶快派出他亲自指定的美方代表去见他是否明智，也产生冗长讨论。后来克莱恩获准再次飞到台北。抵埠之后，克莱恩在“美国大使馆”代办陪同下，与蒋氏父子有一次短短会谈；稍后，经国带着老朋友到日月潭与老先生作五小时的密谈。蒋介石坚称，“反攻大陆”的时机“就在当前，一旦错失，就没有机会了”。克莱恩回到华府力陈蒋先生的主张，但是“华府没人理会”。美方搞不清，蒋介石究竟是为了历史记录和向国内右翼人士表态，还是老糊涂了。
蒋经国本身对他父亲越来越像念经般地喊叫“反攻大陆”也不全然置信。克莱恩到访之后不到几星期，经国与中央情报局新任台北站站长会晤（中情局现在用“美国陆军技术群”为对外名称），坦承他对“光复大陆”及美国与台湾关系的立场是：台湾固然必须培养回到大陆的希望，俾便维持在台湾的士气民心，我这一代的主要人物明白，要在中国大陆重新建立一个非共政府，可能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或许在他们有生之年都看不到。不过我们希望尽其在我，不错失击败“中共野心”的机会，并且争取坚强地位来削弱北平（北京）政权……使年轻一代的领袖……感到他们的主要目标……和策略，应该是与美国维持亲密、合作的了解，并且支持美国的东亚政策。
不久之后，蒋经国到华府参加若干高层会谈，忠实负责地提出他父亲最近的军事行动计划。经国和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robert amara）会谈时表示，他父亲要他留下一份“概念性的文件”，提议攻占中国西南五个省份。这项计划代号是“火炬五号”。不过，经国强调，“火炬五号”不是一项行动方案，还需要双方再研究。他强调的重点是，美国和台湾需要像真实的伙伴行动，不只在共产中国问题上，在整个亚洲的政策和战略上都得共进退。他告诉麦克纳马拉，“光复大陆”要靠“争取到百姓及共产党武装部队的向心”，问题在于如何善加利用台湾的力量而不要触发大战。
他在和腊斯克国务卿等人会谈时针对北京的意图提出分析，被美方认为客观、中肯。他说，他怀疑中国共产党会直接介入越南或东南亚。和约翰逊总统会谈时，经国指出，他提出若干军事方案，但是他的主要目标不是以军事行动对付大陆，而是要与美方有“深入、持续”的咨商，以便“整合”美国及台湾对整个亚洲的政策，不是只顾到中国大陆政策。照蒋经国的说法，大陆将因其内部动态关系影响到它的发展，台湾在长期“改造中国”的进程中，将要扮演经济、文化、社会和政治模范的角色——跟雷震宣扬的主张相当接近。美国官员欢迎蒋经国坦率表明台湾当局立场，他们认为经国此行访美，刻意展现台湾当局弹性大、愿意接纳美方观点。美方的回报是答应改善咨商，多做共同研究。
蒋经国也重申他父亲从前的提议，国民党军队乐意支持自由世界在亚洲的利益。克莱恩在蒋经国结束访美行程之后，再度促请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决定动用国民党军队投入中南半岛，但是国务院和国防部再度认为这项建议太危险，美国的盟国一定会强烈反对而不肯接受它。至于秘密工作人员则是另外一回事。在蒋经国1965年访问华府之时，他手下的特战中心已派出数百名军人到越南，成为第三大的外籍代表团。其中最重要的是一支特战部队“海燕部队”，由天主教神甫阮乐化率领。台北还以其他方式协助南越。最重要的就是民航公司和美国航空以台湾为基地，支持中央情报局在整个中南半岛的空中活动。在王昇1960年初访西贡之后，越南武装部队仿照蒋经国的制度，也成立它们的总政战部。
南越新的军人执政团以阮文绍将军及空军将领阮高祺为首，得到经国幕后援助，在1965年中期掌握大权。蒋经国在西贡的情报人员安排某一华侨富商提供资金给阮文绍，也协助安排阮文绍与中央情报局建立关系。
但是，经国并没有把一切希望押在台湾与美国的关系上面。1965年6月，蒋介石批准他的建议，把秘密研发原子弹的计划从研究阶段推进到发展阶段。某些“国府高级官员和总统顾问”告诉蒋介石，台湾发展核武器的“曼哈顿计划”，在经济上欠稳当、技术上不易实行、政治上不明智。但是经国对这项计划负起全部责任，指派唐君铂将军主司其事。军方的研发单位“中山科学院”成立一个超级秘密单位，负责实验室工作，唐君铂亦规划出一套策略，取得必要的反应炉、精炼设备器、浓缩铀及投射技术。唐君铂延揽的团队里有位刚从军校毕业的年轻科技军官张宪义。可是，中情局这次脚步够快，业已吸收张宪义替它效命当间谍。
蒋经国1965年出任“国防部长”之后，搬到海军招待所“七海新村”居住。七海新村比起长安东路寓所要大，位于圆山饭店附近营区。 [2] 这时候，经国已经五十六岁，终于接受医生的劝告，节制喝酒；另有一说是他完全戒酒。20世纪50年代末期他学国画消遣，可是由于脚部开始疼痛——糖尿病的征兆——不能久站，60年代中期就放弃这项嗜好。他和极亲近朋友的酬酢饮宴，持续到1969年出任“行政院副院长”时才停止。这些聚会和往常一样，就是谈天说笑，当然免不了划拳助兴。但是现在经国是指定“代表”替他拼酒。如果有美国人受邀出席，中国人总是想让他们不醉无归。60年代，中央情报局有位“站长”新到任，“醉得像只狗”抬回家去。 [3]
根据某些消息来源，蒋经国在20世纪60年代停止与其他女性的情缘交往。还有人说，他还继续着婚外情，直到70年代，只是比较节制，温和多了。有一则故事来自女主角的朋友，指他追求台湾最有名的京剧演员顾正秋，可是由于她芳心已属另一位已婚男子任显群，与任显群生了两个小孩，因此一再拒绝蒋经国的爱慕情意。任显群后来出事，因为他为来台的一位表亲作保，1956年以间谍罪嫌遭到逮捕。任显群受到牵连，被判处不长的刑期，但是谣传是经国设计，不要任显群碍了他的好事。但是，虽然顾正秋对于爱人、子女的父亲被捕十分愤怒，她显然并没有责怪经国。她求见这位有权有势的爱慕者，央求他设法宽恕任显群。据这则流传的故事说，经国并没有趁危占顾正秋的便宜，只是遗憾地拒绝释放任显群。 [4]
尽管有这些谣传的或实际的婚外情，它们都没有扰乱经国的家庭生活。方良遵照她丈夫定下的规则，但是有些事则自行做主。50年代末期，由于女儿孝章的反对，她放弃打麻将这项嗜好，可是依旧抽烟。她另外学打高尔夫和保龄球，也到学校做义工。50年代她有一小圈朋友，其中有些是“白俄”，这些“白俄”的丈夫，中国人、美国人都有，还有的是民航公司的飞行员。到了六十，由于经国职位越来越高，她不方便再跟他们来往。她的英文很好。有一次在晚宴上，一位来台北访问的美国国会议员天真地问方良：“你是什么？白俄，还是赤俄？”她毫不犹豫就答：“我想你可以说，我生下来是一种人，后来却长成另一种。” [5]
蒋经国有次对一位助理说：“治国易，治家难。”他一向忙碌，时间不够用，可是很重视家庭责任。有位年轻人毛高文，是经国母亲毛福梅那边的远亲，即将前往美国留学，来向这位声望隆崇的表亲辞行。经国对他的计划垂询甚详，问了一小时话，还笔记记下毛高文的回答。多年之后，毛高文告诉作者，他当时就想：“他真是认真啊！”
孝文在堪萨斯州一所小型学校读了一阵子，就转学到加州的阿姆斯特朗学院。他邂逅了一位美丽聪慧的欧亚混血女郎徐乃锦并娶其为妻。徐乃锦的祖父徐锡麟在1907年企图行刺清廷一位官员，遭到凌迟挖心的极刑。她母亲玛丽亚·伯丹（maria bordan）是德国人。孝文和徐乃锦在加州拉古纳海滩市一座天主教教堂结婚，婚后到华府读了一年书，1961年，她给经国添了第一个孙女——棕发碧眼的友梅。蒋夫人给小女婴取了英文教名“玛格丽特”（marguerite）〔另一个教名是芳娜·玛丽亚（faina maria）〕，但是一般人都称呼她友梅。 [6]
蒋经国除了不准儿子经商之外，还定下严格规矩，避免给人蒋家仗着权势地位发财的印象。他告诉媳妇，即使用她自己的钱，也不能买她喜欢的跑车，也不可以跟她父母一道到澳洲旅游。
孝文是个聪明、英俊、幽默的年轻人。他送朋友书法卷轴时落款题名“醉兵”。可是，他没有父亲的好酒量。孝文还不到三十岁，台北荣民总医院的医师就告诉他有糖尿病，可是他酒照喝不误。
有一天，公营事业台湾电力公司总经理孙运璇，陪同蒋介石参观一所新发电厂。老先生把孙运璇拉到一边，拜托他帮孝文找份工作，指导他做个能贡献社会的人。孙运璇先安排孝文到台电见习，一年后把他擢升为台北一个小办事处的经理。 [7] 由于这层关系，经国与孙运璇熟识起来。孙是个工程师，曾在美国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受过训。蒋经国不久就把孙运璇延揽至政府做事，使孙成为第二代技术官僚的重要成员。
蒋经国膝下四个子女，他和女儿孝章最为亲近。直到临终前，他的桌上一直摆着女儿孝章、孙女友梅的照片。七海官邸的仆人形容孝章是非常善良的女孩，可是个性强。 [8] 当她要到美国念大学时，经国拜托“国防部长”俞大维转请他在美国的儿子俞扬和照顾她。孝章旋即爱上已经四十岁、离过三次婚，在美经商的俞扬和，预备嫁给他。蒋经国闻讯大为震怒。他反对这桩婚事的理由是，男女年纪相差十八岁，男方又是三度离婚。另外，蒋经国也认为女儿不宜嫁给商人，这跟儿子经商并没有两样！蒋夫人写了一封英文信给经国——她的中文一向不怎么高明——要求他接受孝章的决定。当孝章回台北省亲时，经国趁着周末到日月潭，父女俩花了好几小时划船、交谈。孝章答应他，在她未完成大学学业以前不会结婚，父女两人尽弃前嫌，恢复感情。 [9]
可是，孝章回到美国不久，就和俞扬和跑到内华达州雷诺城结婚。消息传到台北，经国正在吃午饭，气得把饭桌都掀了。方良躲到房里哭，以头撞床柱。 [10] 最后，他们夫妇俩也只能接受女儿的决定。徐乃锦生下蒋友梅的同一年，孝章也产下儿子俞祖声。不久，经国爷爷已经跟祖声、友梅在地上翻滚、嬉玩。可是，他从来没有真正接纳孝章的丈夫，因此小两口越来越少回台北做客。
至于经国的次子孝武在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正处于桀骜不听话的青春期。跟他大哥一样，孝武让父母亲伤透脑筋。可是，他在课业上比较用功，也是经国三个儿子当中，唯一自视未来要从政、当领导人的一个。小儿子孝勇就比较不让父母亲操心。经国最引以为傲的是，孝勇进入陆军官校预备班念书。
每到圣诞节和感恩节（后者是蒋夫人最爱的一个美国假日），全家人就到“总统官邸”团聚。到了60年代末期，蒋家人丁可谓不少：除了老先生和蒋夫人之外，经国和方良夫妇带来四个子女（如果孝章在台北的话）、一媳一婿、一个孙女儿、一个外孙；纬国和再娶的太太丘如雪，带来儿子蒋孝刚；此外，还有一位年轻女性桃乐诗·吴，是蒋先生已经去世的妹妹的孙女儿；加上他已故世的同父异母哥哥的几位后代。除了章亚若生下的双胞胎及其子女之外，蒋介石所有的孙儿女及后代，都是欧亚混血儿。晚餐前，全家先到周联华牧师主持的教堂做礼拜。张学良也会带着他终于正式迎娶的赵四小姐参加做礼拜。
蒋经国继续遵守他早年的决定，不见他的两个非婚生子章孝严和章孝慈。在蒋家人当中，只有老先生、蒋夫人、经国，或许再加上纬国，晓得他们的存在。1960年，孝严、孝慈进入台北市郊的私立东吴大学读书。孝慈后来专攻法学，不过他在东吴念的是中国文学系。孝严则着重公共服务，尤其志在担任外交官。两兄弟念大学时必须打工，赚生活费，王昇偶尔会提供“一小笔钱”周济。可是他们还是常常得申请缓缴学费。即使在最好的朋友面前，他们也绝口不提自己是蒋经国的儿子。大学三年级后的章孝严，在“救国团”活动里十分活跃，曾参加大学生的暑期政治干部训练营。蒋孝武也参加，可是并不晓得营里有位异母兄弟，其他学员当然更无从知道了。
蒋介石过去的红粉知己也一一凋零。“姚妈妈”姚冶诚在桃园终老（译按：姚在台中逝世，居浩然有诗证其事，声称是老蒋“泣血台中不认姚”） ，纬国定期去探视、奉养她。经国的“上海姆妈”陈洁如在1961年出现。她得到周恩来的协助，获准由大陆移居香港，住进经国为她购置的一栋房子。1965年，陈洁如收下经国派人送来的十七万美元，交换她的回忆录草稿，并保证不会出版回忆录。（译按：陈洁如回忆录英文本20世纪90年代再现，台湾和大陆都有中文译本。）
彭明敏1964年获释后就失业，赋闲在家。1966年初，意外地出现一位官员到访，表示“国防部长”蒋经国想“听听他的建言”。彭明敏踏进蒋经国的办公室时，经国起身迎接这位前政治犯，问候他的家人，也问起有什么事需要他帮忙。鉴于经国态度亲切，彭明敏表示希望能回到大学教书。经国暗示他会试试看。不久，彭明敏被邀请到经国的“智库”国际关系研究所担任研究员，彭谢绝了。其后几年，彭明敏继续遭到跟监，不过他偶尔仍与想法相近的知识分子来往。同时，经国不时派出情治人员向彭明敏表示，“国民党内的自由派”依然希望能说服他参与体制内的改革运动。
蒋经国虽然打动不了彭明敏的心，却成功争取一名“台独”运动大将回归。1965年5月，长年在东京领导“台独”的廖文毅公开扬弃“台独”运动，飞回台湾。当局旋即把向廖文毅及其家人没收来的财产发还——毫无疑问，这是廖文毅和蒋经国协议的一个重要条件。 [11]
1966年，“国民大会”选举蒋介石为第四任“总统”，同时勉强通过蒋经国推动的一项临时条款修订案，允许办理“中央民意代表”补选，以反映台湾地区人口成长的实际状况。这次“补选”要在三年之后才举行，只有二十六名“立法委员”的名额有待选举，亦即大约整体委员的百分之五。不过，国民党在蒋经国的指导下，已经采取意义重大的小小第一步，要让占人口多数的台湾本省人在“中央民意机关”里有若干代表席次。
同一时期，国民党的组织部门在蒋经国的紧密掌控之下，继续成功地办理有党外人士参选的地方选举。蒋经国的策略是举办干净选举、公正计票，以吸引有声望的党外人士参选，然后依靠严格的竞选限制（包括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以及国民党巨大的财力优势及掌控媒体，来争取多数席次的胜选。可是，当台北市长即将“改选”时，王昇等人向蒋经国提出警告，台北若是继续让高玉树这类党外人士主政太危险。经国同意这个见解，安排好由他父亲宣布台北市升格为“院辖市”，市长改由“中央”委派。可是，在经国推荐之下，蒋介石又令大家吃了一惊，派高玉树为改制“院辖市”后的台北市市长。高玉树虽不痛快，也只能接受此一安排。高玉树奉派之后，经国跟他见面，建议他以后应注重改善贫民日常生活，少搞拓宽马路、种树及“建防空洞”。
外省籍老兵由军中退役的比例上升，可是军官、士官比例依然大过充员士兵，显示出经国不想动作太快，影响到军队体制的稳定。陆、海、空三军将领实质上仍全是外省籍，但是蒋经国了解，这个现象一定要改。
他把高级将领召集到日月潭开会。有一天晚餐后，经国散步回来，有一群将领在阳台纳凉聊到把本省人晋升到高级，在安全上有何风险。他驻足听了一会儿，打断众人谈话，他说：“各位，这是一个严肃的题目。如果我们不把本省人当作中国人看待，我们的麻烦就大了。” [12] 蒋经国不久就让五百名将军、两千名校官（全是外省人）退役，同时本省人进军校就读的人数亦稳定增加，第一个授阶为将官的本省人亦随之出现。
外省籍士兵和高龄荣民是台湾最大一群穷人，他们的处境一向受到经国的关切。有一天他拜访“总统教堂”的主牧周联华牧师，讨论老荣民的士气。经国说，老荣民思家之心日益上升。有些现役的外省老兵及退役荣民，经常到海边朝着大陆方向烧香。蒋经国说：“这是形而上学领域的问题。”他问周联华，愿不愿意到国民党的军队中走走，“向他们传道”。
周联华思考了几天，开始走访国民党军队若干单位，和大群官兵讨论个人价值观和宗教信仰。经国告诉周联华，陆军官兵不太了解他传的道理，空军官兵也有同样的困难，但是，政工人员因为同样关心官兵心灵问题，非常了解他的传道。
美援计划照原定规划于1965年6月正式终止。台湾当年的经济成长率为百分之九，每人平均所得是一百七十四美元（1965年的币值）。就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标准来看，这个数字似乎很低，可是它代表的是过去十五年迅速成长的成绩——是仅次于日本的全世界最高增长率。自从1950年以来，美国提供台湾的经济援助总金额高达十四亿美元。这是以每人平均数值而言的美国对外经援最大的金额。经援在1965年以后，以贷款、剩余粮食销售及技术援助的形式继续供应。此外，就跟日本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兴盛是拜朝鲜战争相关之军事采购所助一样，台湾开始因中南半岛战争大蒙其利。1965年美国在台湾军事采购，用到中南半岛战场的金额达到一亿三千万美元。
就当时住在台湾的人来说，消费、教育、公共卫生水准的上升有目共睹。政治上也明显起了发展。民间部门不分商业、制造业、农业，一片欣欣向荣，几乎全发生在“本省人部门”。
注释：
[1] 李鹤伯1997年10月9日在纽约，与本书作者通电话时所说。原书注1。
[2] 本节所述蒋经国个人及家庭生活，取材自本书作者对他的助理、亲信秘书，经国家的中、美友人以及家庭成员的访谈记录。二手资料另予标明。原书注19。
[3] 有位华裔美国人1995年12月与本书作者的电话交谈时所说，她丈夫当时在中情局服务。原书注20。
[4] 许倬云1997年11月19日与本书作者通电话时所说。顾正秋的回忆录并没有提到蒋经国追求她。参见顾正秋《休恋逝水》（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7年）。原书注21。
[5] 某位前中央情报局官员1996年所说。原书注22。
[6] 蒋家一位家庭成员1999年2月10日给本书作者的信里透露。原书注24。
[7] 孙运璇1995年8月30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25。
[8] 翁元《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的日子》（台北，书华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234—237页。原书注26。
[9] 当时经国身边的一位助理所说。这位助理记得这封信，是因为经国看不清蒋夫人的英文字迹，他奉命把它打字整理出来。原书注27。
[10] 王美玉《蒋方良传》（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7年），第70—72页。有位蒋家成员说，当时俞扬和并不富裕，他和孝章住在旧金山一套只有一个卧室的小公寓。这段话以及方良的反应，是一位蒋家成员1999年2月10日给作者的信中所述。原书注28。
[11] 见1965年6月17日《远东经济评论》周刊第54—55页。原书注34。（译按：廖家是云林、嘉义一带望族，他本人曾留学美国，得化工博士学位。回台后，经国畀以曾文水库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之职。）
[12] lodge loh 1995年9月13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36。
第十七章 经济起飞
到了1966年，情势已经很明显，美国不惜投入金钱、性命来制止它认定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南半岛的扩张。美国的干预反过来让毛泽东相信，他在1950年的世界观一点也不错：“美帝”气焰必须被遏制，革命动力只要有机可乘就得推进。在阿尔及利亚、刚果、拉丁美洲和印尼的事件发展，似乎证实了世界政治的极化现象。它们也使毛泽东急切地决定要把中共和中国社会进行革命大改造。这一来掀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铺天盖地而来的大浪潮，毛泽东要在中国社会里清除僵化、因循、追求私利的恶习，他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在苏联沦亡就是出于这些恶习。因此整肃了邓小平，因为他就是共产党人的具体缩影——这个特质却是邓小平多年来被毛主席倚为股肱的主因。邓小平及其太太和五个子女，被打入牢里。
大陆因而动乱不安，内斗频仍，仿佛《荒漠甘泉》读者的祈祷得到上帝回应了。为了利用红卫兵捣毁中国传统文化做文章，蒋介石发起一项“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蒋经国公开宣称，只要大陆“义军揭竿而起”，国民党军队六小时之内立可出动驰援。他命令特战中心更加紧研究跨海“反攻”的可能方案。
尽管台北当局摆出姿态，蒋经国手下的大陆事务观察家并不认为共产主义已濒临崩溃边缘，主要原因是人民解放军依然巩固团结。王昇表面上只是“总政战部”副主任，但实际上则主导这个单位，他每周两次与“美国大使馆”政治参事丁大卫（david dean）会晤，交换对大陆局势发展的看法。很让美方意外，王昇的分析相当客观。 [1]
美方和台湾当局经常在谈的中共威胁世界和平，现在让苏联等许多国家越看越当真。毛泽东宣布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一样邪恶。他和林彪号召全球掀起“人民战争”，支持印度、缅甸、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国家的游击队。江青阵营里的激进派，接管了对外政策。红卫兵放火烧毁北京的英国大使馆，也骚扰苏联外交官及其眷属。对毛泽东的崇拜运动——“毛主席是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红太阳”——达到堪与斯大林等量齐观的地步。
极端主义在中国抬头，加上台北对美国在中南半岛行动的重要性，暂时强化了蒋经国对于美国与台湾伙伴关系紧密发展的希望。到了1967年，驻台美军及中情局人员加上眷属，人数已达两万人。好几架配备战术原子弹的美国幽灵喷射机，依然驻在台中清泉岗机场，一旦越战升级，大陆像朝鲜战争时期一样介入战局，它们就可以用来对付大陆。
可是这时候也有一股恼人的潮流。华府与一般西方国家越来越透露迹象，想跟毛泽东修好，也不管他的革命行径有多么极端，只因为他已经不再是苏联的盟友。艾奇逊曾经预料中苏关系会破裂，届时就会替美国与中国之间关系正常化打开大门。为了和中国打交道，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提出“围堵而不孤立”的概念，建议美国应该以把中国纳入国际社会为目标。 [2] 地缘政治方面，也出现变化之征兆。1967年6月，中国试爆氢弹，而且约翰逊政府虽然投入数十万兵力在越南战场，却制压不住越南共产党。
虽然与中南半岛相关之活动在台湾仍保持在高档，台湾在美国政府里最重要的盟友——中央情报局，开始削减它对蒋经国以中国为目标之行动的慷慨资助。中情局缩减“台北站”编制员额，也取消以大陆为目标的若干联合计划。中情局甚至出售它拥有的民航空运公司，也取消了特殊的低空侦察飞行任务，后者多年来一直对中共防空设施进行侦测和绘图。台北站站长通知蒋经国，这些特殊装备的侦察机即将撤走，通常很冷静的经国冒火了。中情局站长解释说，美国新的人造卫星侦测功能高明，才使得这项活动没有必要继续下去，可是经国认定美国主要是为了中止对中共的挑衅。 [3] 为了表示他的不悦，经国一连好几个月拒绝跟台北站站长见面或谈话，也关闭了联合作业室。
不过，若干中情局和国民党当局的情报作业，如u-2高空侦察飞行、通信拦截等项目依旧照样进行。双方甚至开始一项新的合作项目——以跨地平线雷达站监测中共发射飞弹。不过，趋势已经明显：美国和台湾的情报机关“彼此开始提防太过合作”。中情局台北站注意到，台湾当局高层官员对他们的世界地位“有某种不舒适的感觉”。
美国悄悄抽身的迹象上升，蒋介石依然偶尔对来访的美国代表大谈美国应支持他“反攻大陆”。可是，经国说服他父亲对美国人表示，虽然“反攻大陆”仍得三分靠军事，现在明显是政治手段优先，展开七分政治反攻之后“可能才需要若干军事行动来清理残局”。经国批准一项“强化敌后作战方案”，明白摒弃“反攻”，原因是国际局势不利于“反攻”，也因为“反攻大陆”反而会让共产党人团结。这个方案要求以政治战、心理战优先，期待以台湾的经济、文化及其他成绩影响中国大陆的政治事务。当时，这套构想听来相当遥不可及，可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可就实现了。
到了1968年，经国晓得他期盼与美国建立紧密战略伙伴关系的希望要落空了。在越共发动春节大攻势，罗伯特·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相继遇刺之后，美国陷于沉郁局面，反战、反军方的浪潮相当强烈。11月1日，约翰逊总统停止轰炸北越。四天之后，尼克松当选总统。尼克松长久以来是国民党好朋友，可是一年前已宣称，世界不能把中国摒弃在国际社会之外。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地位也持续滑降。
1968年夏天，中苏关系恶化导致苏联情治单位国家安全委员会（kgb），对蒋经国投出有趣的试探球。毛泽东认定，美苏签署反核扩散条约，以及莫斯科侵入捷克，乃是苏联未来可能对中国施加军事压力的前兆。周恩来称苏联入侵捷克是“最公然无耻、典型的法西斯强权政治的样板”。苏联红军急调好几师兵力驻防中苏边境，其中还包括火箭部队、配置核弹头的地对地导弹。 [4]
苏联入侵捷克的两个月之后，《伦敦晚星报》（london evening star） 驻莫斯科特派员、俄国籍的维克多·路易（victor louis）〔又名维塔利·叶夫金尼耶维奇（vitaly yevgenyevich）〕与台湾“驻东京大使馆”新闻组官员接触。路易表示，他希望到台湾访问。台湾情报机关立刻而且毫无疑问正确地认定，路易是kgb特务；蒋经国不晓得莫斯科葫芦里装什么药，但是这个要求又相当诱人，不好弃之不理。他同意准许路易来访，并要他的好朋友、已经担任“行政院”新闻局局长的魏景蒙作为接待的窗口。他在此时没有告诉美国人路易即将来访——这乃是“国民政府”与苏联自1949年以来的首次接触。
路易抵达台北，与魏景蒙多次会谈。他说，由于北京对苏联敌意深重，莫斯科有意与蒋介石修睦；他建议，双方可互在对方政治中心设立贸易代表处作为开端。接下来，路易提出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说法：现在是台湾“光复大陆”的最佳时机，而关键就在苏联中立与否。他说，莫斯科将视国民党军队攻打大陆是内战，只要台北能让苏联相信，一旦重掌大陆，它不会让美国在中国设立基地就行。
路易旋即由中国内战、苏联保持中立的说法更进一步，表示由于毛泽东对双方都是威胁，双方应研究如何合作，推翻毛泽东。魏景蒙按照蒋经国的指示告诉路易，苏联若能废止195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可以有助于台北调整思想”。同时，台湾乐意讨论双方有什么合作范围，譬如苏联供应弹药、军事设施及情报等。魏景蒙表示，如果国民党军队对大陆发动进攻，苏联能帮忙的就是在中苏新疆边界制造另一场危机。至于美国驻华基地这个问题，蒋经国指示魏景蒙答复说：台湾将追求“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蒋经国其实非常怀疑。他怀疑路易衔命来访，是苏联对北京搞心战的一记招数。不过，照局势发展来看，中苏危机会导致大规模军事冲突，倒是比以往更可以说得通。苏联肯支持国民党对付中国共产党，这个构想很自然会让经国怦然心动。他这一生里有好几次相信这种事有可能发生。他授权魏景蒙表示，推翻毛泽东之后，可以把中国的东北和西北划为中苏合作特别区——这个构想他在1946年1月曾经向斯大林提过，只是没有下文。魏景蒙也向路易强调，双方之间的重大问题，必须由“最高当局”决定。
经国同意路易以外国记者身份来见他。10月29日，宾主以俄语交谈，经国绝大部分时间谈论苏联的情况。 [5] 但是他倒是向路易提起，一旦台湾“光复大陆”，可以“考虑对美关系”，暗示有可能重新考虑对美关系。虽然经国对苏联派密使来接触相当持疑，他已预备好要这么说，因为情势很明显，台湾、美国之间要发展长期的战略伙伴关系，已经不可能实现了。
他指示魏景蒙应该与路易继续在欧洲保持联系。路易离开台北的次日，经国不经意地告诉美国“大使馆”代办丁大卫，他最近刚见过“由《伦敦晚星报》来的记者，此人俄国话说得很好”。中情局台北站非常懊恼，经国竟然没有先跟他们透露路易到访。 [6]
路易到了香港，向《华盛顿邮报》记者提到他刚到台北采访；这一来全世界都晓得，引起各方臆测——毫无疑问，苏联本意就是要让各方猜测。北京痛斥“苏修已堕落到要利用蒋帮政治僵尸”。台北媒体则形容中苏边境事件是“中共侵略苏联”。1969年国民党召开“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宣称毛泽东制造中苏边境危机，旨在转移各方对中共内部问题严重的注意力。台湾方面停止以词语谩骂苏联，名称具有反苏意味的若干政治团体，接到命令改名。台北的媒体和官方谈话开始用“反毛”一词代替“反共”。11月26日，北京向华盛顿提议，翌年2月在华沙恢复会谈。
此后三年，魏景蒙六度出国与路易会晤。20世纪90年代中期，蒋经国的助理说，魏景蒙在政治上很天真，夸大了路、魏对话的重要性。但是1969年，中、苏军队的确在新疆及东北边境交火、厮杀。经国认为值得维持路、魏对话。莫斯科增调部队到边境，也向美国试探，如果苏联攻击中国在新疆的核设施，美国会有什么反应。苏联亦传阅一份秘密文件给东欧盟国，讨论针对中共发动先下手为强攻击的构想。就跟派出路易接触经国一样，毫无疑问这一招也是向北京示警。
两大共产国家战云密布之际，尼克松总统阐释他的“关岛宣言”。他在关岛发表的这篇声明，强调美国会支持她在东亚的盟国及友邦，抵抗共产党，但是这些国家或地区必须承担起保卫自己安全的主要责任；换言之，不要指望美国派兵参战。不久之后，尼克松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明显地开始采取一些“小步骤”来缓和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就现实面而言，尼、基两人视与北京修好是地缘政治上的大动作，可以改变全球均势，也有助于越战达成和平，是政治上能接受的结局。尼克松政府取消七类美国公民不准到中国旅行的禁令。是年秋天，尼克松在联合国发表演说，表明美国希望与北京对话，就像她和苏联政府一样能商量讨论。12月，华府准许美国公司可以跟中国进行“非战略性质”商品的贸易往来。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是，第七舰队停止在台湾海峡的巡弋。
国民党内许多强硬派人士认为，在台湾当局越来越孤立之下，国民党更得加紧掌控。他们认为如果政府对要求民权的声音，即使有最小的让步，国民党的外省籍人士很快就会交出大权及特权，甚至中国统一这个基本的政治承诺也保不住。但是在蒋经国为首的改革派来看，世局发展多艰，台湾内部情况变化，更需要渐进、有控制地扩大政治参与。 [7]
为了推动改革，蒋经国安排李焕出任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以张宝树出任“中央党部秘书长”。蒋经国、张宝树、李焕采取一项非常重要的长期目标——国民党必须成为全民的、民主的政治组织，即使最后会由台湾本省人主导，也势在必行。这一个漫长的改革进程涉及吸纳更多台湾本省人进入国民党领导阶层，同时审慎、小心地培养与控制温和的在野势力之成长。 [8]
在李焕督导下，国民党迅速调整县、市级党部的人事。过去几乎全由外省人担当的“主委”，在一年内换上三分之一的本省人出任，还有很多本省人进入中央党部任职。全省举办了一次干净的县、市级选举，省议会七十一席议员，国民党赢得六十一席；十五个县长席次，国民党候选人当选了十四席。可是，党外人士赢得了高雄、台中和新竹的市长。反对派的本省人（包括国民党派任的台北市长高玉树）现在掌控了台湾四大都市的三个，代表“党外”势力普受都会及受过良好教育的台湾本省人之支持。（译按：当时新竹、嘉义两市都还没有升格为省辖市，此处作者说新竹市长是党外，显然有误。） 私底下这些新当选的党外市长痛批国民党掌控一切的制度，可是一就职他们就专注于行政管理与建设开发，以及培养本身势力。 [9] 不论他们多么仇恨国民党，他们还是按照国民党的规则玩游戏。
蒋经国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及末期，开始延揽新世代的未来领袖——在台湾受教育、再留学深造回台的青年才俊，大部分具有美国学位。蒋彦士、孙运璇等官员构成台湾第二代技术官僚，将在事业上一展宏图；第三代的归台学人担任政府公职，不仅参与经济事务，也越来越介入政治策略的咨商。这些年轻的外省籍青年才俊在离开大陆、以难童身份逃到台湾时，只有四至十二岁。他们在台湾读完中学、大学，与本省人为邻居兼朋友一起长大，因此得到比较自由派的观感。这些人里面就有经国的两个双胞胎儿子孝严、孝慈，以及耶鲁大学博士钱复。钱复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三十四岁之龄担任“外交部北美司司长”，也曾担任过陈诚和蒋经国的英文秘书。这一群人当中还有一位生在大陆、长在台湾的本省人连战，他是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学博士。
1969年6月，蒋经国终于承担起全面管理政府的正式领导角色。老先生提名他为“行政院副院长”。7月，他兼任“国际经济合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及财经会报召集人。蒋经国对提到经合会和财经会报的议题，仔细听取简报，同时反映出他一向的领导作风，与岛内企业界及国际投资人进行一系列会谈，听取他们对经济发展的建言。企业界疾呼简化行政手续，譬如光是进口汽车就得盖上一百个印章。经国答应了！他先发动肃贪运动，准许“司法行政部”年轻的检察官放手追查涉嫌贪污的党、政高级官员。当时最轰动的一件大案是“香蕉案”，导致与蒋夫人家族有关系的“中央银行”总裁（译按：徐柏园） 去职。
经济发展平顺，显然没有必要有所更张。1969年的经济成长率是百分之十。自从1952年以来，台湾经济已经增长了十倍。台湾每个学童现在都享有九年义务教育。农村越来越富裕，中产阶级也在受到良好教育后快速成长，他们从市场上丰富的消费产品中喜滋滋地采购心爱的商品。
然而，经国在家庭计划这个议题上倒与技术官僚意见相左。李国鼎等高级经济改革派人士自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推动政府推行家庭计划，希望把人口稠密度已经位居全世界第二高的台湾地区之妇女受孕率控制住。1967年11月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开会，李国鼎力陈人口压力不仅危及全面就业和人均所得的提升，还可能成为社会动乱之源。这个议题引起“激烈辩论”，蒋经国是主要的反对者之一。可能是由他的马克思主义背景出发讲话，他力主一个国家或地区拥有更多的劳动人口，它就会更强大。党内的大保守派和军方人士对他这个观点大有同感，也强烈反对家庭计划，孙中山也曾批评节育是“种族自杀”，相形之下，严家淦和整个技术官僚群都支持家庭计划。蒋介石过去虽然支持孙先生这方面的观点，现在却批准在台湾大量生产、分发妇女避孕用“乐普”（编按：即节育环） 的计划。台湾的人口增长率终于稳步地下降。 [10]
蒋经国对家庭计划的立场也有可能是对保守派做个姿态。大约这个时候，他采取另一个步骤保护他的右侧。他已经花了一段时间，劝“大哥”陈立夫回台湾定居，颐养天年。4月，陈立夫接受邀请，放弃了他在新泽西的养鸡场，飞回台北。尽管陈立夫1950年离开台湾是担心经国即将逮捕他，两人显然已尽弃前嫌，陈立夫鼓励“立法院”和“国民大会”里派，要支持蒋经国。 [11]
12月，台湾举行三年前就答应的“中央民意机关”增额选举。经国允许各候选人史无前例地抨击政府，选举受到种种限制、国民党花下巨额竞选经费、国民党掌控媒体等等议题，第一次受到倾向党外的媒体之公开批评。党外候选人“郭大炮”郭国基和黄信介，抗议本省人受到歧视，当局把极大数额岁入拨给军方等。他们甚至要求直接民选“台湾省长”，结束戒严统治。黄信介更大胆表示，“反攻大陆”已经无望，如果蒋介石继续长久占着位置，对“国家”不利。郭国基和黄信介都当选“立法委员”，这代表“立法院”里首次出现两位真正的反对党人士。（译按：郭、黄当选的是终身职的增选“立委”，任期比照第一届“立法委员”，可是郭国基当选后，不久即逝世。）
7月，距提名经国出任“行政院副院长”不久，蒋介石夫妇乘坐的轿车在两辆安全随扈汽车前后保护下，驶上阳明山陡坡，要到现在作为别墅的住处。有辆吉普车疾驶下山，越过中线。前导的安全车驾驶紧急踩刹车，蒋介石座车刹不住，追了尾。老先生由后座冲撞到驾驶座，饱受惊吓，并没有受重伤。可是车祸之后，他的健康和心智能力就走下坡了。 [12]
蒋介石开始有频尿的问题。美方派了陆军一名泌尿科专家来检视，建议老先生动前列腺手术。老先生犹豫，蒋夫人劝他同意。她依然对美国人有信心。据在场的熊丸医师说，这位美国医生在手术时手都发抖。开刀过程顺利，可是虽然没有直接的并发症，老先生从来没有真正复原，原本对“党国大事”已少管，此后更难得过问了。蒋介石继续接见重要外宾，偶尔也露面公开演讲，但是，经国除了名义上之外，已是台湾不折不扣的领导人。
过后不久，蒋家又发生一件预料不到的健康危机。蒋经国的长子孝文已经晋升为台湾电力公司桃园营业处经理，也曾在金门建一座发电厂，内定要调升一家化工厂总经理。但他还是有酗酒的习惯，每次喝醉就会大骂太太。有一个故事说，孝文1960年代末有一天在台中某酒吧喝酒，跟人打架，酒吧保镖把他赶出去。孝文打电话给“警备总部”中区警备分部司令，命令他把酒吧封了，司令听命照办。蒋经国听到这件事，把司令召到台北，以一向的作风告诉这位司令：“你过去工作备极辛苦，应该休息一下啰！”此君辞职。
孝文的糖尿病现在几乎每个月发作一次。1970年10月15日，在他即将荣升化工厂总经理之前，他又开怀畅饮，当夜就陷入昏迷状况。经国颇以自己把糖尿病遗传给儿子自责，天天到医院探视孝文。他握着儿子的手低声呼唤：“孝文，爸爸来看你，请赶快醒过来。”后来，孝文果然醒过来，但是仍在医院住了近五年，徐乃锦带着女儿友梅陪他住在医院内某栋小房子。
经国的次子孝武当年二十五岁。他和哥哥一样，出名的爱玩，爱追女人——而且也有糖尿病，只是在喝酒方面比哥哥节制。他曾经到慕尼黑政治学院念书，结识漂亮的汪长诗，也结了婚。最想讨好父亲的幼子孝勇，由陆军官校预备班毕业，升为正期生，经国感到非常荣耀。蒋家总算有人延续从军的传统。不幸，后来孝勇操课时伤到脚，最后由陆军官校退训，转进台湾大学政治系念书。
孝严、孝慈两兄弟也在1968年由东吴大学毕业。孝严进入“外交部”；1970年派驻比利时期间，与黄美伦成婚。黄美伦是他在东吴大学的同学。婚礼前几分钟，他才告诉新娘，他是蒋经国的儿子、蒋介石的孙子。黄美伦大吃一惊，觉得很荣耀。翌年，他们的大女儿出世，孝严通知王昇，王昇传话回来，经国建议给孙女取中文名蕙兰。孝慈由东吴大学毕业后，入伍服役两年，再回到东吴大学，获得法学士学位。
1970年初，美国副总统阿格纽（spiro agnew）飞到台北访问一天。他直接赶到日月潭，与蒋介石两度会谈，并与经国共进约两小时的“工作早餐”。经国交给他一份备忘录，列举中国大陆对台湾及澎湖的威胁。阿格纽保证美国会遵守承诺，保卫台、澎，可是对金、马地位就闪烁其词。阿格纽针对美国对北京的政治意向说了一些话，意在安抚——毕竟阿格纽根本就被蒙在鼓里，不晓得尼克松与基辛格正在试探与中共实质和解——他的话其实并没多大意义。
美国在中南半岛的军事行动现在虽缓下来，规模依然很大，台湾依旧是个重要的后援基地。华府依然把台湾当作针对中国大陆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情报收集基地——非常关键，指的是美国如果继续把中国大陆当成严重的军事威胁的话。但是在台北与美国之间的政治交往，乃至发展战略伙伴关系的概念，则实质上每个月都在消退。继第七舰队停止在台湾海峡巡弋之后，美国空军开始把配备核武器的b-52轰炸机撤出冲绳，可是美方答应若情势需要时，它们会回到日本。经国下令拨款三十万美元，扩建台湾好几个空军基地的跑道及其他设施，欢迎b-52进驻这些基地。可是，华府从来没有认真考量此一可能性。
此时，游说团在美国的影响力也大幅衰退。固然，台湾还是具有强大的友人〔如友台国会议员安排三艘潜水艇（译按：应是两艘） 移交给台湾〕，可是，重要的组织如“反对中共加入联合国百万人委员会”等已逐渐乏人支持。越战，以及它给美国社会带来的动荡，使许多美国人预备接受和北京修睦。
1970年春天蒋经国到华府正式访问，试图探究尼克松究竟预备向北京做何让步。美方布置红地毯热烈欢迎这位来自台湾的访客。身为“行政院副院长”的蒋经国，只是内阁的第二把手，被安置在通常接待行政首长或国家元首的布莱尔宾馆。东道主认为他们接待的是蒋介石的继承人。不过，尼克松和基辛格脑海里第一要务是，与北京正在进行中的秘密接触，以及一旦与中国大陆关系突破后，对台湾可能会有什么影响？经国到访前几个星期，国务院才刚把一份报告送交基辛格，它的内容是：美国是否可能与北京达成放弃武力对峙之协议，以及中、美关系改善后之影响。如果美国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大陆之关系，能照尼克松与基辛格的期望发展，那么他们就希望能缓和台湾的反应，维持台湾的稳定和繁荣。台湾的反应缓和节制，可能纾缓保守派共和党人必然的怒火。
尼克松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和蒋经国晤谈七十五分钟——与一位副阁揆晤谈这么久，并不多见。会谈中，尼克松采用经国本人接见访宾的技巧——多问问题，少表达意见。“外交部次长”沈剑虹以译员身份陪同蒋经国与会。沈剑虹说，尼克松“非常注意聆听”蒋经国说话，但是就美国对北京的关系“未作任何承诺”。尼克松解释，美国与中方的交谈是试探性质，不会影响到美国与台湾的友谊。他说：“美国不会抛弃她的盟友。”
当天晚上在欢迎蒋经国的盛宴上，尼克松举杯致意，重申他的政府决心在国际事务上与台湾坚定站在一起。然而，经国心里也明白，美国这番承诺也未必就与美、中关系突然间大有改善互不相容。他也晓得，台湾问题是美中关系能否突破的关键。事实上周恩来在不久之前才通过罗马尼亚传话给尼克松，周恩来重申他的公开谈话立场：“我们之间只有一个问题有待解决——美国占领台湾的问题。”
为了表示尊重蒋经国，4月22日，基辛格跨过宾夕法尼亚大道亲到布莱尔宾馆与经国晤谈。两人辟室单独会面，以英语交谈了半小时。据当时担任基辛格中国事务助理的何志立（john holdridge）说，这是非常罕有的安排——尤其是访宾只是“行政院副院长”。 [13] 基辛格向蒋经国问起，如果中美会谈由华沙易地到华府或北京举行，他会有什么反应？这个问题本身就已经透露双方谈话已经十分严肃认真了。白宫把中美下一回合的华沙会谈延期到5月20日，以免距蒋经国结束访美日期太近。事后，沈剑虹问经国，基辛格是否传达任何其他重要讯息。经国笑而不答。
蒋经国亦与国务卿罗杰斯（william rogers）、国防部长莱尔德（melvinird）等美方高级官员会晤，他们全部向他保证，美国坚定支持台湾。蒋经国和美国人打交道的经验没有他父亲丰富，但是他并不天真。尼克松是他见过的第四位美国总统。更重要的是，蒋经国在评估世界趋势时比他父亲更宏观、更客观。即使不在此行之前，也必定在此行之后，他比大多数美国观察家看得更清楚，美国与中共首次同时看到，双方建立良好关系彼此互利。
与基辛格晤谈后两天，蒋经国来到纽约，预备向东亚美国工商协进会（east asian-american council ofmerce and industry）发表演讲。蒋经国一行及随扈的美国秘密勤务局保镖、警察，在中午过后不久抵达富丽堂皇的广场大饭店。经国看到“台独联盟”约二十五个留学生守在饭店门口附近，高举标语，喊着抗议口号。他从轿车下来，步上台阶；当他正要推开大旋转门时，门旁大理石柱后跳出两个持枪男子。其中一人开了枪，纽约市警局一名便衣眼疾手快，把枪推开，子弹从经国头上飞过。这位便衣和随行的军事副官温哈熊（译按：温是蒋的办公室主任） ，把刺客抱住，制伏在地上。其他的安全人员也抓住另一个共犯。
经国稍微停了一下，看看现场的混乱，然后就进入大厅，坐电梯到餐会会场。几分钟后警察追上他，报告一切已经掌握住，把抢下来的枪给他看看。蒋经国表示，希望和企图行凶的刺客谈谈。警方认为不妥。经国就泰然自若向来宾发表演讲，只字不提几分钟前他差点遭谋杀。回到下榻的旅馆后，他打电话回台北给方良，叮嘱她不必担心。当天夜里行程表排的是华侨团体盛大欢迎晚会。经国的助理和安全人员都劝他不要出席；纽约警方还建议他立刻离开纽约市。经国说：“不用再说了，一切照行程进行。”
差一点打死蒋经国的年轻人名叫黄文雄，是在康奈尔大学攻读工业工程的台湾留学生。经国的安全单位立刻清查黄文雄在康大的交游接触关系。他们发现，台湾知名的农业专家李登辉夫妇在康大期间，虽然没参加“台独运动”，却在台湾本省人圈子社交生活很活跃。不过，李登辉夫妇并不认识黄文雄。安全单位对这位李教授注意起来。但是“内政部长”徐庆钟，刚被经国拔擢为“行政院秘书长”的蒋彦士，都向老板担保，李登辉和黄文雄以及“台独运动”没有关联。
黄文雄的同谋人是他的连襟妹夫郑自才。两人在过堂时都认罪不讳，交保后也都弃保，并逃往瑞典。郑自才后来被遣送回美国，坐了五年牢，黄文雄则潜逃无踪。蒋经国回到台北时，一万多人到机场迎接。
蒋经国访美回台后不久，又到西贡访问，考察尼克松主义对中南半岛的影响。此时，正是美军大举进入柬埔寨，扫荡北越游击基地的时候。尼克松决定将美军撤出越南，但也不排除偶尔有大胆、积极的“剿共”行动。北京方面，国防部长林彪借口美国攻打柬埔寨，抨击周恩来与美国试探修好的政策。在美军打进柬埔寨三周之后，北京取消预定5月20日在华沙召开的中、美会谈。蒋经国清楚看到他在西贡的东道主前途堪忧。经国仍在南越访问时，尼克松宣布美军预备再撤出十五万名部队。这里头的教训已经很严峻——台湾需要自立自强，也必须建立全民支持的基础。
1970年6月19日，国务卿罗杰斯呈递备忘录给尼克松提出警告，台湾在联合国所获得的支持正在快速瓦解。他提醒尼克松，可能需要改采“双重代表权”对策。共和党、民主党及独立人士之中不乏支持以“两个中国”为解决台湾问题之计的声音，此时迅速再浮上台面。许多人认为这是合逻辑的一个方法，既可让中国大陆进入国际社会，又可支持台湾人民的权利及利益。可是，基辛格和尼克松都明白，如果美国推动“两个中国”成功，不仅打开不了和解修睦的大门，还会把美国卷进与中共长期对抗的僵局。
经国现在已经肯定尼克松有心在他第一个四年任期内，就与北京开启中、美关系新纪元。虽然他相信尼克松会遵守诺言，对台湾、澎湖提供美国军事保护伞，他也担心美国与中共交好会永久扫除美国与台湾之间的战略关系。它也会撕毁在台湾实施一党统治的理论基础——国民党声称它是代表全中国的政府——并且会严重伤害到台北以中华传统文化保卫者自居而在国内外得到的道德力量之基础。 [14]
蒋经国访问西贡回台之后，展开一连串变革以强化掌控，譬如他把军方高阶主管全数异动。现任各军种“总司令”都是经他亲手拔擢，但是换上一批更年轻的军事首长，可以更强化军队的效忠程度。蒋经国以“行政院长”严家淦的名义也调整了若干阁员。同时，台湾的原子能委员会成立一个核能研究中心，表面上的宗旨是研究核能的和平用途。被中央情报局吸收的张宪义，在这个单位的地位与职责也稳步上升，他随时把发展偷偷捎给中情局。
苏联的军事威胁像一桶冷水，对毛泽东可以有醍醐灌顶的功效——现在苏联红军大军压境，在中、苏边境部署了四十个师具有核武器的兵力。“文化大革命”的结果是全国大乱，经济停滞，实质陷入军管、派系斗争失控，也使毛泽东清醒过来。联合国之内对“两个中国”的主张有甚嚣尘上之势，加上华府对北京态度大幅转变，在在亦使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筹划大计方针时，起了重大作用。
1970年秋天，北京收到白宫传来相当明确的讯号。华府建议在两个首都之间建立热线电话，同时尼克松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名称称呼北京政权。毛泽东决定必须给予这些讯息正面回应。毛泽东对出席8月、9月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干部宣布，中国现在最危险的敌人是苏联，他也向同志透露，已经跟美国就恢复两国关系正在进行交涉。
加拿大在10月与台北断交，承认北京政权。华府亦公开暗示，明年台北若希望保住联合国席次，必须接受“两个中国”的安排。同一个月，路易和魏景蒙在维也纳再次碰头。路易强调，克里姆林宫内的亲中派正在抬头，他要求台北提供情报支持“即使毛泽东去世，中国还是会继续仇俄”的说法。事实上，在中国共产党秋天中央委员会之后，以及魏、路维也纳密会之后，北京与莫斯科关系显著改善。中苏两个共产主义政府的大使都各自回到任所，在10月1日、11月7日双方国庆日也都互相交换亲切的贺电。路易告诉魏景蒙，来年3月苏联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对于苏联对华政策的未来方向，将有关键性的重大决定。他说，苏联方面希望台北证实，莫斯科与台北原则同意进行军事合作。 [15]
魏景蒙11月回到台北，向蒋经国报告。谈话结束前，魏景蒙拿出一个信封，是路易托他送达。魏景蒙说，这是蒋方良离散三十三年的姐姐写的一封信。经国打开信封，读了一遍，说：“没错，这是她姐姐写的信。”他旋即把信揉成一团，丢进要送销毁的机密文件堆中，经国命令他：“别跟任何人提起这封信。”蒋经国这么做似乎很残忍，但是显然是因为方良开始得了忧郁症，经国可能怕她读了信更加沮丧，断然做此处置。他可能也想到，苏联或许想利用方良姐妹关系，如果消息传出去，台湾可能又重掀风波，恐怕“经国亲俄，甚至是地下共产党员”的谣言又起。
1970年行将落幕，台湾多数人民根本不太介意世界局势。他们只顾快乐过日子，做生意。美国与台湾贸易已超过二十五亿美元，高雄加工出口区共有一百二十家制造企业，生产工厂成天忙碌。这一年，全台湾工业生产增长了百分之十七。
注释：
[1] 丁大卫1996年4月30日在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3。
[2] “围堵而不孤立”这个概念由鲍大可（doak bat）提出。原书注5。
[3] 高立夫1995年11月30日在华府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透露。原书注7。
[4] 本节取材自1995年5月台北《中国时报》讨论路易事件的系列报道。这一系列报道则根据魏景蒙日记为本。本节亦大量取材作者在1995、1996年与多位蒋经国部属及美国官员的访谈记录。另外，亦可参见《远东经济评论》周刊1969年4月3日第7页，以及1969年8月7日第318页。原书注15。
[5] 钱复1995年9月6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16。
[6] 丁大卫1996年4月30日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17。
[7] 李焕1998年3月9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19。
[8] 同上注。原书注20。
[9] 当时作者在驻台北“美国大使馆”担任“政治官”，专注台湾的政治发展和态度，经常与党外政治人物接触。台湾当局并不鼓励这些接触，“外交部”不止一次向“大使馆”抱怨这类会晤太具挑激意味。原书注21。
[10] 李国鼎1995年9月7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24。
[11] 陈立夫1996年5月29日在北投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所说。原书注26。
[12] 熊丸1996年5月31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另参见翁元《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的日子》，第128—129页。原书注29。
[13] 据何志立1997年10月10日在华府与本书作者通电话时所说。何志立不记得见过这次会谈的内容报告。基辛格则通过助理告诉作者，他不记得当时说些什么了。原书注41。
[14] 蒋经国对地缘政治迅速变化的分析评估，是本书作者采撷1995、1996和1998年访问他当年多位高级副手的谈话资料所整理出来。这些人包括蒋彦士、李焕和当时受器重的年轻一代，如钱复等人。原书注49。
[15] 见1995年5月30日台北《英文中国日报》。原书注52。
第十八章 行政院长
1971年3月，北京邀请美国一支乒乓球队访问中国。次月，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国将发放观光签证给来自中国的个人及团体，并取消不准中国商品进口的禁令。林彪一伙人为了对抗毛、周路线，支持河内针对南越大规模攻进老挝，发动类似春节大攻势的进攻；周恩来则主张渐进、审慎的反应。林彪又采取另一个更危险的做法，企图推动中苏局部缓解，或者至少是对中国的两大敌人采取平衡对待。莫斯科似乎有所回应，对中国共产党做出种种退让，并提议双方签订互不侵犯协定。基辛格即将前往北京密访前夕，《人民日报》警告说，党内出现“敌人间谍”、“潜伏叛国贼”、“与外国有不当关系”；事后来看，显然是影射林彪。
7月9日，基辛格取道巴基斯坦秘密抵达北京。周恩来订下与美国和解的所有条件，全都涉及台湾。他要求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定下期限从台湾撤军，废除1954年美国与台湾当局签署的共同防御条约。基辛格接受第一个条件，表示一旦越战结束，可以开始减少驻台美军部队；对于第三项要求则态度含糊。他提出，美国愿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但是表示美国也要支持台北保持在联合国大会的席次。他说，以一个中国为基础的全面关系正常化，将在尼克松总统第二个任期内完成。
基辛格完成任务，秘密离开北京。距尼克松总统在电视公布他和密使的外交杰作之前半小时，驻台北美国“大使”马康卫（walter onaughy）急电台湾当局“外交部”，“照会”这一发展。马康卫和国务卿罗杰斯也是在不到一小时前才接到消息。台湾当局“外交官”嗅到一点味道，但是依然很困扰，美国总统竟然把事情保密到家，只肯给台北不到一小时的预警。钱复立刻替蒋介石、严家淦和蒋经国起草一份备忘录。“外交部长”周书楷以电话向其他高级官员报告这则消息。经国立刻电召钱复到他办公室做报告。
钱复急忙赶往“总统府”。蒋经国请钱复分析基辛格这个人和他的战略思想。讨论之后，他下令以“行政院长”严家淦名义，发表一项温和的声明，表示消息来得“非常突然”，照例批评共产党，然后声称台湾不会向“任何暴力或强权”低头。翌日，国民党报纸及独立的报纸都宣称再也不能信赖美国，“国民大会”指责尼克松“背叛友邦”。但是整体反应可谓非常镇静。
基辛格离开北京时，他和周恩来都表现出胜利的心情。中国内部对基辛格到访的反应，虽然保密了好几个月，却是至为极端。根据中国政府日后的指控，林彪阴谋杀害毛主席，夺取大权，但是忠诚官员发现阴谋，林彪带着妻子、儿子及几位共谋者搭乘军机逃亡。这架军机飞进蒙古领空，朝苏联方向奔去，然后突然改变航线，坠毁在戈壁沙漠，机上人员全部丧生。林彪显然认为毛泽东拥抱美国等于宣告自己的政治死亡，可是这也使得他有了政治、道德的正当借口可以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毛泽东。
“基辛格惊奇”在国际间引起极大影响。原本长期支持国民党当局的国家，以及倾向以“两个中国”解决联合国代表权的国家，纷纷弃台北，就北京。尼克松8月间批准罗杰斯国务卿在联合国内推动中国双重代表权的解决方案。蒋介石低声抱怨他“宁为玉碎，毋为瓦全”，可是台北终究还是同意顺应时势，实质上接受丢掉安全理事会席次、保住联合国会员身份的方案。由于蒋介石健康迅速退化，这个戏剧性的决定基本上由经国裁决。 [1]
可是，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表决的结果是，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排除蒋介石的代表”。尼克松和基辛格努力展现出他们力图替台北拉票的形象，希望借此缓和共和党亲蒋右翼人士的惊惶，也使台湾反应不致太激烈。包括罗杰斯国务卿在内的国务院官员，认为他们已不遗余力全面力保台湾在联合国大会的席次。可是，当全世界晓得大会表决当天，基辛格要回到北京安排尼克松明年亲访中国行程，美国再怎么尽力游说各国支持台湾，也都前功尽弃！
台湾被排出联合国对国民党自尊可谓一羞辱性的打击，可是民众及官方的反应仍然相当镇静。事实上，这个挫败反倒对台湾产生稳定效果，强烈凸显出外省人、本省人现在风雨同舟，同一命运。华府代表台湾出面在纽约强烈拉票的表现也产生效果。台湾不太害怕美国有心撤除安全保护伞。甚且，毛泽东转向美国，实际上也终止了中共对台军事施压的可能性。
这一年稍早，“行政院”新闻局和国民党中央第四组核准台大教授杨国枢担任总编辑的新刊物《大学杂志》发行出版。支持《大学杂志》的是一批本省籍及外省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绝大多数是老师、教授、作家，也有少数“新兴青年企业家”。《大学杂志》立刻表现出政治色彩高过学术色彩，刊登主张“振兴国力结构”，明白要求全面改选“中央民意代表机关”的文章。
《大学杂志》也尖锐批评政府，在美国把冲绳移交日本时，竟然未能阻止美方不要把钓鱼岛列岛交出去。位于台湾东北方这几个无人居住的岩礁，由于新闻报道说附近蕴藏石油，突然间变得十分重要。主流媒体和“立法院”、“监察院”若干民意代表也加入批评阵营。一下子全台各大专院校纷纷冒出保钓委员会，带动出校园知识分子狂飙、史无前例的时代。
安全单位和“警备总部”奉蒋经国之令，对保钓运动密切监视，但是没有采取直接行动打消它。保钓议题在国民党籍爱国青年尤其是在“救国团”里活跃的外省青年当中颇有吸引力，他们渴望能有某种崇高目标可以结合本省青年一起奋斗。当时还在台大念书的马英九回想，当年他们一批参加保钓运动的朋友还受到严密监视。马英九曾与一伙本省、外省学生，一起到机场对日本“大使”投掷鸡蛋。
为了警告青年知识分子，不要有太高的政治期望，蒋经国3月间下令逮捕一位著名的外省籍异议分子李敖，以及彭明敏教授昔日的狱中友人、学生谢聪敏、魏廷朝。抓这些“寻常的嫌犯”表示实际的颠覆危机不大。谢聪敏日后告诉本书作者，他被三大情治机关审问、拷打，最后顶不住屈服，诬攀李敖从事“反政府”阴谋活动。
异议人士并没有因此就退缩。10月15日，与《大学杂志》有关联的大学师生发表“国是宣言”，主张厉行法治，要有多元、开放的社会。联署人谴责“特权集团”“傲慢、老迈……脱离群众”。台湾大学出现前所未有的讨论言论自由的集会。经国这时没有弹压取缔，反而邀请《大学杂志》主要成员参加座谈会。他在会中听取这群知识分子的意见，宣称，“青年应该多讲话，多关心国事”。他还宽赦了一小批政治犯。
8月29日，台南巨人少年棒球队在美国赢得世界少棒联盟赛冠军。这是台湾三年内第二次夺魁。估计全台湾有一千万人通过电视观赛——换言之，全省三分之二男女老少牺牲睡眠，观赏电视实况转播。巨人队胜利凯旋，万人空巷，半数台北市市民，不分本省、外省人，都欢迎他们。这个事件反映出台湾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态度起了重大变化，譬如家家户户普遍拥有电视机，对于西方运动项目的狂热，以及对台湾的表现成绩与有荣焉。
若干具有重要性的社会、经济变革继续演进。现在全岛有六千多个民间组织，连同分支部就有二万二千个单位，从扶轮社、佛教组织到收集中国鼻烟壶的团体，无所不有。有百分之八十的学生进入中学读书，大学学生人数亦增加五倍，新世代大体而言比较不会自动尊重权威。固然大学校园里有些学生热切讨论政治，街头上也出现长发青年、短裙女郎嬉闹玩耍。警方竟然出动警员，把长发青年请进派出所强制代为剪头发，不过反抗、叛逆风气一点也起不来。
尼克松由华府出发进行1972年划时代的北京行之前，经国向驻台北美国“大使”担保，台湾当局在台湾地区不会有“不寻常的活动”去触发事端。几天之后，蒋经国从电视转播上看到尼克松抵达北京、周恩来迎接他等镜头。尼、毛初会的镜头没在电视上出现，因此电视观众漏听到毛泽东的第一句话：“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介石委员长，可不赞成我们见面啊。”2月27日晚间，经国阅读通讯社报道“上海公报”。有关台湾的关键段落是：
美国认知到台湾海峡两岸全体中国人都声称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此一立场没有异议，它重申它的利益在于台湾问题由中国人自行以和平方法解决。有鉴于此，它重申其最终目标是把全部美军及军事设施撤离台湾。同时，它将在区域紧张局势缓和的情况下，逐步减少其驻台部队及军事设施。 [2]
虽然美方的声明没有明白宣称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它在政治上和心理上所宣示的意义是相等的。尼克松由上海飞回美国，主管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格林（marshall green）和基辛格的助理何志立，衔命到台北向台湾领导人简报访问经过。经国虽然与美方代表有亲切、冗长的谈话，蒋介石却“没时间见他们”。蒋经国出奇地镇静。他没有责备美方，但是强调只要共同防御条约和美国军事援助持续，他就“不太困扰”。 [3] 根据经国日后的说法，美方向他担保，美国打算寻求与北京关系正常化，这并不代表要建立外交关系。可是，美方代表坚称，他们只是告诉蒋经国，美国与台湾的“政治关系”将会持续下去。 [4]
“上海公报”发布之后，各方开始猜测，台湾现在是否会打苏联牌，“外交部长”周书楷被赫斯特报系记者问到这个可能性时，表示台湾当局不排除“与魔鬼握手”。周书楷表示，台北和莫斯科之间可以进行类似华沙会谈的接触。于是乎，谣言四起，有一个说法是，蒋经国有意把澎湖出租给莫斯科作为海军基地。 [5] 《中国时报》发行人余纪忠报道各方对于与苏联结盟的正反意见——反对声浪远远胜过赞成声音。经国指示发表声明，不会打苏联牌，三个月之后，周书楷下台。 [6] 蒋经国也派三十八岁的钱复出任“新闻局局长”，换下他的老友魏景蒙。钱复一上台，就停止魏景蒙钟爱的一些秘密外交活动，包括与路易的接触在内。
蒋经国经过三十七年的历练之后，决定正式出面管事。他的父亲当然同意，严家淦交卸“行政院长”的兼职，专任“副总统”。1972年5月26日，“立法院”以三百八十一票（总额三百九十四席）通过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他第一道公开声明就重申“光复大陆国土”的决心，可是也强调在台湾推动行政革新，扫除贪污。他要求民众原谅他“少说话”，以便“多做事”。他继续倚重以“财政部长”李国鼎、“经济部长”孙运璇为首的财经团队，但是也起用若干本省人出任要职，譬如，徐庆钟为“副院长”，张丰绪为“内政部长”，党外人士台北市长高玉树为“交通部长”。人事命令发表前，蒋经国召见高玉树，邀请他入阁。高玉树犹豫，经国表示他预备推动十大建设计划，其中六项是交通建设，“我需要借重你”。高玉树不怎么相信经国这一席话，可是也没有办法，只好接受调职入阁。
国民党从日本人手上接收台湾已历二十七年，经国派出第一位台籍“省主席”。谢东闵是所谓的“半山”，也就是日据时代离开台湾到大陆加入国民党，在党、政界工作，等到1945年光复才回来的台湾本省人。从“半山”这个称呼就晓得他们的心思只有一半是台湾本省人。
蒋经国升任“院长”，可谓恰逢其时。7月间，老先生心脏病发。新闻界得到的消息是病情不严重，只是轻微肺炎。实际上，老先生不再视事已久。他不再接见来访贵宾，大部分时间住在士林官邸，都是躺在床上或坐在轮椅上。蒋经国每天到官邸晨昏定省，只向他报告好消息，也不再拘泥形式，向他请示重大决定了。 [7] 蒋夫人长久以来已接受经国将会继承父亲权位的事实，现在把自己的公开活动局限在类似“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译按：简称妇联会） 的组织上。 [8]
蒋经国主持“行政院”院会，要言不烦，通常四十分钟就可以散会。“他讨厌形式，也不喜欢啰啰唆唆。”他以扳弄手指头或合掌抚脸表示不耐烦。通常要让拖得太久的报告中止，他就抚下额。 [9] 他处理国民党中常会的方式也一样。由二十一位中常委组成的中常会，其中有五位大保守派，针对台湾在国际社会越来越孤立的情势，这些保守派只会更紧抱着党的正统。可是，经国从来不跟他们争辩。 [10]
他在主持第一次“院会”时就强调重视协调、廉洁和形象，发表公务员“十诫”，各级官员不得到酒家食堂、黑色咖啡馆、歌厅，也不得有铺张浪费的婚丧典礼或其他几项不当娱乐。警察开始到上述场所检查，查对客人身份证；几个公务员因为办了奢华铺张的婚礼，遭到免职处分。蒋经国尤其严惩受贿、渎职的公务员。调查局逮捕了五十多名涉及走私的公务员，其中好几位在“警备总部”任职。检察官还侦办“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局长王正谊收受营造厂大额贿款的弊案。王正谊是蒋经国的表弟，曾任蒋介石机要秘书。蒋经国亲自批准逮捕王正谊及判处无期徒刑，有位税捐处副处长更被处以死刑。
经国昭示内阁阁员，中国人几千年来都受到做官的傲慢对待，简化官僚作风唯一的方法就是一切公开化。他决定除了“国防经费”、“外交经费”之外，预算一律公开。国民党治下史上第一次，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人民可以看到至少一部分税款花在什么项目上。 [11] 《大学杂志》在1973年6月号宣布，蒋经国执政第一年“是政府迁台以来最有成就的一年”。
蒋经国继续以刚柔并济的方法对付党外在野势力。1972年12月选举将届，一百多名党外政治人物在台北某饭店集会，呼吁修改选举罢免法规。这是党外人士自1960年以来首度正式集会。政界新秀康宁祥和“小钢炮”郭雨新、黄信介是会议的主导人物。康宁祥曾经干过加油站加油工，现在是台北市议员，将是未来台湾民主政治转型期的重要角色。在选举将届之际，康宁祥带头主张候选人有权在每个投（开）票所派监票员，以及自办政见发表会。他两度被警告，违反了“动员戡乱”的基本政策，竞选期间，蒋经国不断接到报告，详述党外候选人挑拨性质的集会之言行，并建议他应该办几个人，包括把康宁祥抓起来。王昇还说，康宁祥是“匪谍”。经国不理会这些报告。 [12]
开票结果，蒋经国非常满意。选民投票率逾七成，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当选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七，囊括全部的县、市长。由于有些席次礼让无党籍人士、国民党未提名候选人，因此党外当选比例高出百分之三。
虽然康宁祥日后被认为是相当保守的反对党人士，早年他可是“体制内”政客中比较激进的一员。他在“立法院”的质询，包括针对“政府首长”的发问很尖锐，但并不争论不休。蒋经国问部属，为什么国民党籍“立法委员”问不出这样的问题？后来，他邀请康宁祥喝茶，两人讨论起“立法议程”上的一些议题。 [13]
除了一些大保守派仍然喃喃抱怨之外，国民党内多数高级官员接受经国的决定，允许“立法院”内出现嘈杂的反对党声音。本省籍党外人士只是一小撮人，似乎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构成威胁。包括军方及情治单位在内的若干强硬派，认为反对派发泄发泄并无大碍，还可向美国人表示台湾的自由开放有了进步。的确有些美国学者就撰文表示台湾民主政治前景“颇为鼓舞”。
但是知识分子遭受到来自不同源头的压力。几位被扣的学者获释之后，台湾大学校长（译按：阎振兴） 把哲学系十四位最活跃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统统解聘，钳制了1971年以来台大校园常有的论政集会。 [14] 1973年12月，《大学杂志》刊登一篇文章要求国民党开放党禁、准许成立反对党之后，总编辑杨国枢受到压力，辞去总编辑职位。《大学杂志》内部本省人、外省人之间的歧异浮上台面。在蒋经国主动延揽下，与《大学杂志》有关联的几位年轻学者——大部分是外省人，受邀进入政府及党部工作，保证他们可在体制内促进改革。许多人接受延揽。 [15] 在官方许可的政治体制之外的异议运动，陷入低潮。校园内具有改革意识的外省籍教授，继续扮演忠诚的反对党角色，主张稳健扩大民主、结束戒严。 [16]
尼克松震撼使得“台独”声浪降下去，也使台湾反对运动暂时失去动力。它也使得外省人永久掌控政权的前景动摇。1973年8月，蒋经国告诉马康卫，要加强团结，台湾必须要有“更开放的社会”，而面对北京来势汹汹的统一运动，台湾非加强团结不可。他认为，台湾这样一改，与大陆高下立判，必然得到人民支持。
劳务密集的产品，如玩具、衣饰、鞋类等的出口，是台湾1961年以后经济大幅增长的基础。20世纪70年代，在蒋经国和他的技术官僚领导下，工业逐步转向生产制造高科技产品。“经济部”在1970年合并好几个应用工业研究机构，成立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以促进此一目标。到美国留学，得有科学、工程方面高等学位的人才，首次大批回流，回到岛内服务。
但是，公营事业继续占有台湾经济极大比重。蒋经国的第一道经济对策涉及政府大量投资，他下令推出十大建设计划，包括兴建东岸铁路、南北高速公路、桃园机场、几个新港口，以及铁路电气化工程；另外还有开辟资本密集工业以生产石化、钢铁、铅、铜等产品。这些公营、民营合作计划在这位前马克思主义派的工程师心目中，相当重要。
十大建设初步估计成本高达五十亿美元。实际支出则超过此一估算的两倍以上。有些观察家说，适逢全球经济大危机，台湾没有力量完成这些宏伟计划。蒋经国的答复是：“我们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军方将领担心“国防预算”会有下降的压力。可是，岛内储蓄提供了六成需要的经费，台湾债信良好，又向国际借贷筹足其他经费。“国防支出”不减反增。 [17] 第一代的技术官僚李国鼎等人受到“蒋院长”热诚的号召，支持绝大部分的十大建设项目。有一天同车前往开会，讨论南北高速公路建设计划，“财政部次长”王绍堉问李国鼎，财源哪里来？李国鼎答说：“放心，我们先开始做，再想办法筹钱。”
蒋经国是在世界能源危机、全球经济走疲的大环境下，推出此一雄伟的建设开发计划。台湾的出口占岛内生产毛额的百分之五十三，可以说是在国际经济危殆下，特别脆弱。1974年，台湾遇上巨额贸易逆差赤字，台湾全民生产毛额年增率只有百分之一点一。“行政院”只好加税，并大幅提高利率、电费以及煤气、石油等的售价。蒋经国并不满意静待自由市场对这些措施发生反应，他下令政府以低价供应黄豆、小麦，并对若干商品定下价格上限。
尽管物价腾升，全球经济不景气，蒋经国下令十大建设照原定时程推动。政府扩大公共支出，刺激了经济，在台湾没有经济衰退而走出石油危机的能力上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事实上，1974年台湾人均所得还增加到四百六十五美元。十大建设创造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基本建设，可支持下一波的高科技产业。 [18] 蒋经国又推动农业改革，取消强制性的稻米肥料交易制度、降低农村税率、订定保证收购之粮价，修订农地买卖条例以鼓励大型化机械耕作。 [19] 他还寻求分散台湾的出口市场，以免过度依赖美国及日本，同时加速核能发电。
毛泽东已经卧病很长一段时间，现在讲话都很困难，“身体稍微动一动，就呼吸困难”。他变得越来越怪癖，不易捉摸，可是头脑神志仍很清楚。他的老敌人蒋介石比他大六岁。毛泽东不像蒋先生，此时他还当家做主。医疗检查发现周恩来得了癌症，毛泽东却不准医生动手术，生怕周恩来有个三长两短，集结在江青身边的激进派就没人可以制服。突然间，他又在内部权力斗争中亮出一招，在周恩来的举荐下，邓小平复出。
1973年3月，邓小平又回到中共中央，周恩来把大部分涉外事务交给他。邓小平立刻宣布北京准备好可以跟台北直接谈判统一的问题。他说，在现阶段，“优先考虑和平方式……［统一］”。滞留大陆、依附中共的老国民党人通过公开及私下管道，向蒋家父子招手。但是，经国不予理会。他告诉《纽约时报》记者：“与中国共产党的接触……我们没有那么愚蠢。”
蒋经国认为，在台湾只要出现疑虑，认为他与大陆秘密接触、寻求和解，甚至在当时考虑放宽人员接触，不仅在台湾人当中，甚至在外国投资人当中，都有可能产生强烈甚至动乱的反应。他针对台湾在国际间的孤立地位，有三项基本对策，其中的两项——经济快速成长，以渐进、稳健方式推动全民共识政府——将因为这些猜疑，受到伤害。
蒋经国拒绝和北京秘密谈判，很自然就推演到，不管中美关系如何改善，台北都得尽最大努力与美国强化双边关系。基辛格在对华交涉上的挥洒空间，比起“水门事件”以及尼克松1974年辞职之前，可以说小了许多。福特总统新政府“照会”蒋经国，虽然美方仍将继续与北京推动关系正常化，但是“现有的关系形式符合我方需要”。即使是这么说，华府的下一步——把外交承认由台北转向北京，已经很明显，只是时间早晚罢了。因此，蒋经国决定尽一切努力，争取美国国内对台湾的同情，并针对中共在美国华侨社会及留美学生中影响力日增的现象，采取反制行动。做法之一就是一切公开、开放。“外交部”和“新闻局”增加许多经费做公关、推广工作。许多美国国会议员、新闻记者、各界人士受邀到台湾参观，台北也撒下大笔经费在“自由中国协会”（free chinese association）等社团、中文报刊，以及美国的游说及公关公司上面。经国也扩大采购美国军事设备，这强化了势力强大的美国国防工业业者对台利益。然而，更重要的是，台湾与美国民间贸易往来有爆炸性的成长。
1971年至1978年之间，台湾与美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由十三亿美元，激增至七十四亿美元，台湾享有大幅顺差。 [20] 蒋经国派出好几个“赴美采购团”到全美各州采购物资。美国政府在强化双边经贸关系上亦予以配合，鼓励民间投资并提供担保。十大建设有数十亿美元是来自美国方面。不过，美国企业界同时也看到中国大陆商机无穷，不想破坏商机。
蒋经国争取美国民心支持，还有另一面。据报道，台湾情报机关甚至建议在美国制造暴乱，如邮寄炸弹给亲北京的美国学者等。但是，我们没有证据显示，经国曾经认真考虑类似计划，甚至早先传说台湾计划谋杀周恩来，恐怕也是不可靠的传闻。 [21] 不过，他的确批准在华府的“大使馆”增派三十名情报官员（译按：此系夸大说法） ，也在美国各城市增设好几个“总领事馆” [22] 。1975年，“国家安全局”计划向美国某“黑社会”组织购买二十枚先进鱼雷，经国批准；不料，供货人是联邦调查局地下人员。就在联邦调查局即将收网、就本案抓人时，白宫下令通过私下管道向蒋经国提出严正交涉。驻台北“大使”安克志（leonard unger）向蒋经国提出措辞强硬的抗议，经国把涉及本案的驻美官员召回台湾。 [23]
蒋经国为了这件购买鱼雷案，非常难堪。但是就跟他从前经历的情报工作失利（包括台北当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联手的许多计划在内）一样，这件事并没让台湾当局付出太大代价。新派到华府的“大使馆”的情报头子汪希苓，比起前任负责人还更像“牛仔”。汪希苓曾跟随在蒋介石身边，担任了五年的海军侍从副官，也认识蒋经国。上级给他的命令显然并没有要求他减少在美国的秘密活动，只指示他要更加谨慎。他一到职，就积极吸收华裔美国人提供来自联邦调查局等美国政府机关的机密文件与资料。他也设法吸收赴中国大陆的华裔美国人，在大陆收集情报。他还增加预算，资助反中共的示威活动，并在美国校园渗透中国大陆、台湾学生团体。据说汪希苓还是“中央情报局长期、重要资产”，换句话说，就是未经上级批准，把自己政府的事报告给中央情报局——也或许是他得到上级许可，只是中情局认为他没有！ [24] 他极有可能是后面的状况，因此台湾当局才会选派他到华府担任情报头子。
蒋经国也命令加快发展核武器的秘密计划。到了1973年，利用购自南非的铀和购自加拿大的一座四千万瓦反应炉，台湾的科学家已经取得进展。华府成功阻挡了台湾向法国及英国公司购买提炼设施及服务的交涉，不过台湾已早先一步得到若干重要零组件。1974年9月，中央情报局宣称台湾“在五年左右的时间内”有能力制造核武器。蒋经国这项秘密计划成了中情局驻台人员挖空心思要收集资讯的对象。 [25] 中情局潜伏在中山科学院核能所里的特务张宪义（此时已晋升为上校），定期与中情局人员在台北密会，传递消息。
1975年，蒋孝文全家搬到阳明山住。在副官及护士随侍下，他可以走动，也能讲话，不过据一位朋友说，他经常不晓得自己在说些什么。由于和父亲不能沟通，友梅和祖父变得格外亲近，即使只有十岁，她可以坐在祖父书房里，和他一聊好几小时。
小儿子孝勇还住在七海新村。由陆军官校退训后，他自台湾大学政治系毕业，此时仍无意从政。由于父亲不准子女在民间机关任职，孝勇进入党营事业中兴电工公司，并于1973年与方智怡结婚。小两口在七海新村住了几年，直到有了小孩才搬出来。1974年，蒋夫人到美国，诊断出得了乳癌。她没有告诉年迈卧病的丈夫，先做放射线治疗，后来同意接受乳房切割手术。
次子孝武和媳妇汪长诗先后在1971年生下女儿友兰、1972年生下儿子友松。蒋夫人给友兰取英文名字亚莉桑德拉（alexandra），给友松也取了英文名字江纳生（jonathan）。孝武在外头有女人，夫妻俩不断吵架，有时在家里也大吵，让经国非常苦恼，父子关系变得很紧张。有时候，蒋经国接到儿子在外头胡作妄为的报告，气得全身发抖，痛斥孝武。有时候，蒋经国还把他关在七海新村，指示侍卫不准他出去。后来，汪长诗和孝武离异，回到欧洲，但是依照中国人习惯，把子女留在台湾。
孝武由中国文化学院中美关系研究所拿到硕士学位，到辅导会担任参事。1976年，他似乎稍微节制住酗酒习惯，进入由国民党及当局掌握的广播界工作，很快就升任党营的“中央广播电台”主任。（译按：另外还在辅导会设立的华欣文化事业中心挂主任衔。） 由于憧憬着父亲与“国家敌人”从事秘密斗争的事迹，他与情治机关高级官员发展出交情。
20世纪70年代中期，孝严、孝慈这对双胞胎兄弟已经三十岁出头，在各自事业领域小有成绩。经国告诉王昇，等他和方良百年之后，他要他们“认祖归宗”。孝严被派在华府“大使馆”工作，并在乔治城大学修课，得到国际关系硕士。在华府任职期间，他和黄美伦又生了一个女儿，经国取名蕙筠。1977年，孝严调回台北，先在“外交部北美司”担任科长，后升为副司长。孝慈在美国苦读六年，课余兼在餐厅当跑堂、干安全警卫，终于先后得到南卫理公会大学政治学硕士、杜兰大学法学博士。孝慈回到台北后，在母校东吴大学法律系担任教授。孝慈娶赵申德为妻，育有一女一子。
注释：
[1] 见费浩伟1999年1月给本书作者信函。原书注5。
[2] 巴德（william bader）和伯格纳（jeffrey t. bergner）《与台湾关系法》（the taiwan rtions act ），第159页。原书注16。
[3] 何志立1997年10月10日在华府接受本书作者电话访谈时透露。原书注17。
[4] 莫瑟（leo moser）1997年12月11日接受本书作者电话访谈时透露。（莫瑟曾任美国国务院负责台湾方面的事务科科长。）原书注19。
[5] 见1973年6月11日《远东经济评论》周刊。原书注20。
[6] 余纪忠1996年5月24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透露。原书注21。
[7] 本书作者1995、1996年访问了好几位蒋经国部属，承他们见告。另参考蒋孝勇1996年5月19日及熊丸1996年5月30日在台北分别接受本书作者访谈的记录。原书注24。
[8] 夏功权1996年5月29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所说。原书注25。
[9] 钱复1995年8月29日、1996年5月16日接受本书作者访谈记录。原书注26。
[10] 张祖诒1996年5月16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所说。原书注27。
[11] 同上注。原书注32。
[12] 见钱复、张祖诒之访谈记录及费浩伟之信函。原书注35。
[13] 康宁祥1995年9月1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说到，又张祖诒的访谈也提到。原书注38。
[14] 陈鼓应《1970年以来台湾知识分子的改革运动》，见《亚洲关切学人通讯》（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rs ）1982年7月至9月号，第35页。原书注40。
[15] 见陈鼓应前揭文章，第36页。这些接受延揽的人士包括关中、魏镛、李钟桂、丘宏达等人。原书注41。
[16] 见陈鼓应前揭文，第36页。这些自由派学者主要有杨国枢、胡佛、李亦园、李鸿禧和黄越钦（译按：后二人为本省籍） 。原书注43。
[17] 李国鼎《台湾的经济转型》（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taiwan，roc ），伦敦1988年出版，第268页。原书注45。
[18] 高棣民（thomas b. gold）《台湾奇迹中的国家与社会》（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taiwan miracle ），纽约1986年出版，第98页。原书注48。
[19] 高棣民前揭书，第106页。原书注49。
[20] 见高立夫《蒋经国对中国大陆及外在世界的政策》（chiang ching-kuo’s policies toward maind china and the outside world），收于冷绍烇编chiang ching-kuo’s leadership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1993年美利坚大学出版，第139页。原书注54。
[21] 见卡普兰《龙之火》（fires of the dragon ）第147、177页。卡普兰引用的“美国参议院报告”，其实是“由委员会参事葛连诺（michael glennon）为小组委员会起草的个人报告”，颇有争议，委员会若干委员指责它“具有党派偏私意见、不专业”（见1981年9月4日《远东经济评论》周刊）。这类谋杀行刺方案并没有不合国民党情报机关的个性，也没有不合20世纪60年代美方情报机关的个性。可是，我们找不到证据指说它曾被认真考量。原书注56。
[22] “台湾间谍在美国及陈文成教授之死”，这是1981年7月30日及10月6日美国众议院亚太事务小组委员会以及人权与国际组织小组委员会的听证记录，见第11—16、37页。原书注57。
[23] 卡普兰前揭书，第184—191页。原书注58。
[24] 卡普兰前揭书，第242页。原书注60。
[25] 魏斯曼（steve weissman）和克罗思尼（herbert krosney）《伊斯兰炸弹：对以色列和中东的核威胁》（the imic bomb: the nuclear threat to lsrael and the middle east ），第152—153页。原书注63。
第十九章 老成凋零
1975年1月，邓小平重新回到中共中央政治局，掌管党的日常事务。他给政府定下方针，要走理性、彻底的工业、科学、经济发展的路子，更平反、起用了“文革”期间被打下去的干部。邓小平下令开释大批国民党囚犯，其中有将近三百人是关押了二十五年的高级军官。北京宣布有十位前国民党将领将取道香港，前往台湾。
可是，蒋经国指示，只有1950年以后突击大陆被俘人员，可以被考虑回台湾定居。其余的人虽然多数历尽战乱、关押，且依然忠于蒋介石，却只能留在大陆或滞居香港，过着凄苦日子。其中有一个获释的国民党军官，就在香港旅馆里自杀身亡（译按：张铁石上校） 。蒋介石可能根本没听到这些坐了多年苦牢的国民党军队旧属的呼声。这一年，他的健康状况显著衰退。经国曾要他的弟弟纬国别进父亲房间，因为人太多，会使空气不新鲜。有一天，老先生的医生熊丸发现卧房的门半掩半开，经国站在床旁边，背对着父亲，面朝窗子在讲话。熊丸觉得这是很奇怪、不尊敬的行为，就示意护士进去瞧瞧蒋经国在说些什么。护士退出来报告说，他在背诵《孟子》。
1975年4月5日是清明假期的最后一天。熊丸当天夜里正在士林官邸院子里欣赏夜空繁星。他刚进到屋里，预备就寝，接到值班医师紧急呼叫。蒋介石心跳停止了！熊丸披上袍子，赶到楼下老先生卧室。他先注射一剂强心针，蒋介石恢复心跳。蒋夫人闻讯赶来，在老先生心跳再度停止时已陪侍在侧。医生打了第二剂强心针，预备第三剂时，她叹了口气说：“不用打了。”这时距午夜还差几分钟。这时候，由台北到高雄，全岛突然雷电交加，大雨倾盆注下。即使得到哈佛大学学位的官员也认为，此一现象恐怕不是巧合。
世界各地观察家在撰发老蒋先生逝世的新闻时，多数认为他宽容贪渎和无能，才把江山拱手让人。可是，岛内的官方追悼却是空前庄严肃穆。电影院等娱乐场所停止营业一个月。没有人敢打牌、打高尔夫。电视台一连四天只播放黑白的蒋介石生平事迹，以及与葬礼相关的新闻。蒋家两兄弟循古礼给父亲穿上寿衣。后来，纬国很不高兴，经国在守父灵日记中，居然只字不提他这个弟弟在守丧期间做什么——事实上，根本就没提到纬国的名字。
蒋老先生无论在世、辞世，他的心显然不在台湾。官方遵照他的遗言，没把遗体安置于日后在台北市兴建的中正纪念堂，供民众瞻仰，而是暂厝在距离台北五十公里桃园县山区慈湖一间朴素的房子，置放在黑色石棺里。他仍在等候“光复大陆”，回到大陆才安葬。
蒋介石撒手人寰不到十二小时，严家淦宣誓继任“总统”。蒋经国形式上提出辞呈。国民党中常会全体无异议通过，慰留他续任“行政院院长”，并推举他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虽然蒋经国足不出户，守丧三十天，根本没有传闻有人挑战他的领导地位。
蒋介石过世之后二十五天，西贡易手。蒋经国守丧期间，接见安克志“大使”，对于美国吃败仗的影响有一番长谈。他告诉安克志，西贡易手固然会使共产阵营暂时志得意满，长期而言却会加剧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冲突。那时候，可没有太多观察家预卜到这一幕。1970年，蒋经国见到南越的发展，认识到争取民心支持的重要性，西贡政权全面溃败更使他点滴在心头。
蒋经国在他父亲逝世后，宣布大赦减刑，有三千六百名受刑人蒙福，其中约两百人是政治犯。这是到此时为止，对于反对势力展现出的最大善意，可能也只有在他那位比较宽恕的父亲过世之后，他才会采取的姿态。蒋经国接下来把核准新刊物登记、发行的权力，由“警备总部”移交到钱复担任局长的“行政院新闻局”。不过，国民党的文工会和“警备总部”仍然保有取缔、关闭刊物的权力。
8月，钱复核准康宁祥、黄信介等党外人士申请发行《台湾政论》。主要由台湾本省人主导的这份刊物，立刻提高政治批判的程度，不仅抨击国民党、呼吁全面改选“中央民意代表”，还公开要求本省人、外省人之间的权力分配要更平均——在以前，这可是大禁忌！《台湾政论》第五期刊登在澳洲任教的一位中国教授（译按：邱垂亮） 文章，主张台湾人民若不是推翻国民党独裁政权，就只有起而奋斗，早早跟祖国统一这两条路可走，这一来逾越了言论尺度。蒋经国同意“警备总部”的看法，认为这是“煽动叛乱”，准许勒令停刊。5月，两位知名的党外人物因“意图以非法手段推翻政府”罪名被处徒刑。军事法庭了解得有上意支持，把党外“立法委员”黄顺兴的三十名亲友依叛乱罪处刑。
美国在中南半岛溃败，激起蒋经国把注意力摆到台北的秘密武器发展计划，尤其是导弹的发射系统这个项目。1975年初，中山科学院派出十五位工程专家到麻省理工学院接受惯性导航之高级训练，佯称是研制商用导航器材所需。蒋经国针对报章的报道，向“立法院”报告时透露，台湾研究核武器的时间可以推溯到1958年，政府在1974年就有能力制造核武器。可是，蒋经国宣称他本人曾建议着手制造，蒋介石却否决此案，坚持绝不用核武器“伤害自己的同胞”。
事实上，针对武器及发射系统的研究从来没停下来。台湾工程专家在麻省理工学院几乎要完成惯性导航课程时，有其他学生跳出来指控台北打算利用训练得到的知识建造武器发射系统。美国国务院借助中央情报局间谍提供的资讯，拿这些指控当借口，要求麻省理工学院取消课程。台湾工程专家只好打道回府——不过他们到剑桥来进修想得到的知识，大部分也已取到，并没有白跑一趟。1976年6月，国际原子能总署也在张宪义提供的情报引导之下，发现含有五百克铀的十桶废燃料失踪。8月29日《华盛顿邮报》在政府消息来源佐证下报道，台湾已经秘密提炼浓缩铀有一段时间，也在制造供核武器使用的钚。
华府要求蒋经国拆除提炼设施，把相关器械设备运回美国。蒋经国与安克志“大使”谈话后，接受美方的要求，并核示送交美国一份外交备忘录，保证台北“从来没有意图发展核武器或核爆设施，也没有进行任何与提炼过程有关之活动”。1977年1月23日，蒋经国也发表一份声明，支持卡特总统全面禁止核试爆的吁求。他指出，台北在1970年就签署禁止核扩散条约，早已承诺绝不发展核设施。私底下，蒋经国下令提炼计划暂停，但是研究工作照常进行。
周恩来于1976年1月8日逝世。这时候，中共党内激进派成功地说服毛泽东再度反对邓小平。由江青控制的报纸公开抨击邓小平和已经作古的周恩来。这一年的清明节是4月4日，民众拥到天安门广场摆置花圈，悼念周总理。次日，群众聚会转为暴力，到了夜里，抗议者放火烧了公安局。五营安全部队，一万名民兵奉调开进广场，殴打、逮捕示威群众。
江青说服毛泽东，天安门广场上的“反革命”活动是邓小平躲在幕后教唆，整个革命都陷入危机中！中央政治局奉孱弱的毛主席之命，解除邓小平一切党、政职务。“文革”期间提升上来的前湖南省党委书记华国锋，成为毛、周职位的接班人。这回，邓小平南下广州幽居。
9月9日午夜刚过几分钟，江青冲进紫禁城二○二号楼毛主席那间有防地震强化设施的卧房。毛泽东的生命迹象已经非常弱。她对着围在病榻旁的医生和几位政治局委员大声说：究竟怎么啦？毛泽东亲点的继承人华国锋客气地答说：江青同志，主席正在跟医生讲话呢。医生对着病人低声说：没事，没事，主席，我们可以想办法。可是这时候毛泽东却合上眼，心电图出现平直线。医生满脸惊慌，望向江青。她高声尖叫：你们这些人干的好事！你们统统要负责！其实她色厉内荏，心里头比任何人更害怕。
蒋经国获悉毛泽东死讯，对安克志“大使”说，邓小平极有可能会复出掌权。他从中共媒体上一再抨击邓小平，研判出中共党内某些抓着实权的人生怕他这位昔日同学东山再起的潜力。这时候邓小平还在软禁中，他的复出可不是一般人共同的预期。蒋经国心里明白，邓小平一旦复出，铲除激进派，美中关系全面正常化的机会势必大增。他没有把这个推论告诉安克志。四个星期之后，一群资深政治局成员，采取措施，逮捕了江青及她同伙的“四人帮”，推举华国锋为党主席，并召请邓小平回京。后毛泽东时代正式开始！
蒋经国不时就大陆局势及美国事务咨商的一个对象是“国际关系中心”副主任魏镛。魏镛是外省人，在美国攻读政治学及国际关系，教书授课历十五年。蒋经国对世界局势能有平衡、理性的分析，魏镛这些学人、顾问不无贡献。
宋楚瑜也是蒋经国延揽在身边、不时咨商的一个归台学人。湖南出生的宋楚瑜，以二十一岁之龄离开台湾，到美国进修八年，得到柏克莱加州大学硕士、乔治城大学博士。钱复出掌“行政院”新闻局，举荐宋楚瑜接替他出任蒋经国机要秘书。1974年宋楚瑜开始追随蒋经国，直到他撒手人寰为止，发展出情同家人的关系。
1976年11月，国民党召开蒋介石过世之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四十八位初次入选的“中央委员”里头，有十六个本省人，李登辉和台北市长林洋港都在其中。新一届“中常会”有二十二位“中常委”，其中五人为本省人，比1972年那一届的三人，多出两人。
毛泽东既逝、“四人帮”垮台、邓小平复出，中国大陆的国际地位日益上升，台湾的全球地位开始走下坡。自从1971年7月基辛格密访北京以来，已有五十个国家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1977年，台湾当局似乎已经日薄崦嵫，快被美国抛弃了。4月20日，美国国务院新任东亚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告诉蒋经国，卡特总统意图继续推动与北京关系正常化，但是“会影响到它的每件事”，都会跟台北咨商。8月间，霍尔布鲁克再次到台北，就国务卿万斯（cyrus vance）访问北京的会谈经过向蒋经国简报。霍尔布鲁克说，美国不会接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而“伤害到台湾人民的安全与福祉”，但是他证实台湾与美国讨论到这个条件，也就等于暗示双方的“共同防御条约”会宣告中止。万斯的确曾经告诉邓小平，美国预备中止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走全部美军，并与台湾方面断绝“外交关系”。 [1]
蒋经国对霍尔布鲁克重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民国”代表这个“国家概念”。他承认目前看来，这么说似乎有些牵强，但是它才是解决台湾与大陆问题的唯一方法。会谈结束前，他还向卡特总统问候，表示很高兴美国有一位“伟大的新总统”。
从会谈的气氛来看，经国很满意能够掌控住新挑战，化险为夷。不过，他还是必须尽其所能来减缓事态演变的步调。蒋介石过世五个月之后，蒋夫人带着十七名侍卫仆从及许多箱行李，飞往纽约治病。现在，她开始忙着打电话动员美国重要人物出面支持台湾。蒋经国也批准发动“一人一信运动”，号召台湾居民发出了二十五万封信给卡特总统，敦促美国不要抛弃老朋友。在不同单位赞助邀请下，数百位美国意见领袖来到台湾亲眼目睹它的繁荣和安定。《纽约时报》和其他美国报刊出现整页的广告，阐明台湾的地位。这些广泛的民间交流和种种公关活动产生若干效果。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多数民众赞成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但是不同意与台北“断交”。台湾的报界密切盯着报道美国越来越倾向北京的消息。台湾省烟酒公卖局的香烟盒上都印了蒋氏父子喜爱的警句：“庄敬自强，处变不惊”。
汪希苓在美国也加强活动，动员留学生和华侨团体去影响民意及国会的意见。对台友善人士把有关美国对两岸政策之内幕资讯，传递给台湾方面。 [2] 有一次钱复不小心说溜了嘴，对一位美国官员提到，他曾读过一份美国机密文件。 [3] 联邦调查局已经注意到汪希苓的活动。联邦调查局反情报部门事实上已经渗透到汪希苓的秘密间谍网——绝大部分是由华裔美国人组成——对于台湾的情报活动颇能掌握。 [4] 1977年6月，联邦官员做出机密决定，把台湾列入必须盯紧的“国家（地区）”之列！这些国家（地区）榜上有名是因为“其情报活动对美国国家安全有敌意，或是颇有顾虑，因此必须对它们采取反情报活动”。这表示，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都开始密切监视台湾当局驻美官员的活动。
1977年秋天某日，汪希苓与大陆出生、在台受教育的新闻工作者刘宜良共进午餐。“总政战部”早先培养刘宜良当新闻记者和特务，他也从“国防部”情报局拿钱，报告他到大陆旅行的见闻。可是，刘宜良在大陆，又把台湾的状况报告给中共情报单位。当他回到美国，却又把他在台湾和大陆的接触情况，提供给联邦调查局。汪希苓告诉刘宜良，多年来他的文章让“国家”很难堪。他诉诸刘宜良的爱国情操，拜托刘宜良对蒋家的批评不要那么尖锐。刘宜良答应以后写文章可以不那么犀利。不久，他就后悔答应汪希苓这档事，笔锋一转继续痛批蒋经国，指他是“中国最后一个皇帝”。汪希苓原本已经向上级报告他请刘宜良吃饭，刘已经答应以后不痛批蒋经国，这下子大为震怒。 [5]
卡特政府提倡人权，对台湾也产生影响。预料卡特上台后会强调这个议题，蒋经国在1976年12月25日发起台湾以次年为“人权年”。他宣称台湾的人权有保障，只是鉴于共产党威胁，为了确保秩序，必须限制某些自由。蒋经国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来，与外宾私下谈话，就经常这么说。但是他一公开宣布，就使得政府在理论与道义上都落入守势，每当它对个人自由的原则有所扞格，就得找到借口把它的行动合理化。
蒋经国强调，台湾的人权记录，其实没有外界别有用心之人渲染得那么差。监狱受刑人犯中只有二百五十四人被控叛乱罪，而其中只有一人被处死刑。他邀请世界各国可以派观察员亲自到台湾瞧瞧。海外的台湾籍反对运动人士则说，全岛有八千名政治犯。美国参议院一个小组委员会就人权问题召开听证会，事后的资料明显显示，蒋经国的数字十分接近事实。某些观察家指出，在台湾处理叛乱罪时，搜证极小心，抓人也很审慎，判刑也不算太重。美国国务院第一份人权报告的结论是：“一般人自己过生活，并不挂虑政府是否高压。”
11月台湾地区举办“中央”及地方五项公职人员选举，它对台湾这种控制下有限的民主，提供很好的见证。李焕此时是“救国团”主任兼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工作会主任，负责甄选候选人及国民党全党辅选工作。国民党期待李焕再缔造大胜佳绩。中央常务委员会不理睬李焕的意见，决定地方级选举和“中央级”选举合并办理，同一天进行投开票作业。李焕的意见是选举分开来办，国民党比较易于集中资源。同时“中常会”也不接受李焕的建议，决定国民党籍县市长若有资格连任，一律提名，不问他们在职期间的政绩表现及民意支持度如何。
投票日之前，李焕向蒋经国报告，基于党上述的决定，国民党有可能丢掉几个重要席位。蒋经国表示，党应该好好运用自己的优势，但不该允许有作弊行为。他说：“我们只要掌握百分之五十一就可以。” [6] 投票当天，作弊之传闻绘声绘影，到处都有。大约下午2点，中坜某投票所的选务人员被人看到协助不识字的一对夫妇投票。党外候选人许信良（译按：脱党竞选桃园县长） 的监票员高声抗议。群众围拢上来，威胁这位选务人员。警察把他带到投票所对面的中坜警察分局保护。群众围在分局前，人数越聚越多。许信良的助选员呼吁群众冷静，答应到法院去申告选举舞弊。有人高喊：“法律有什么用……法院是他们家开的啦！”大约下午4点钟，群众砸毁中坜分局玻璃窗，放火烧毁好几辆警车。
警方把面临的困境向台北警政署报告，警政署立即请示“行政院长”蒋经国如何处理。经国匆匆召集一批官员到院长室来开会。有人建议派军队恢复秩序；镇压警察已在现场，“警备总部”有个部门也在附近。蒋经国宣示：“我们不用军队。”中坜分局长接到命令，任何情形都不得朝群众开枪；他在暴徒打到二楼时，才命令部属发射催泪瓦斯。但是，催泪瓦斯起不了太大作用，警察由楼上一个紧急出口爬出去。后来火势延烧到警察宿舍及附近民房，群众才散去，有人急急回家抢救自己的房子、财产。
这次五项公职人员竞选，总共有一千三百一十八个席次，国民党“只”赢了百分之七十六，但是丢掉好几个县市长宝座。国民党大佬告诉蒋经国，李焕应该为败选负责。蒋经国召见李焕，对他说：“许多人批评你，我晓得败是败在党的决策，但是你最好还是辞职。”蒋经国派另一位他在三民主义青年团里的老干部潘振球，代理台湾省党部“工委”。
除了指导台湾岛内、岛外事务之外，蒋经国也越来越插手经济政策。他成立一个比较倾向干预主义的“经济设计委员会”，由俞国华担任主任委员。“经设会”仿效日本通商产业省，重新集中经济决策权，负责总体规划、订定项目优先顺序、协调，并且做部门评估。“经设会”的中心目标是：培养台湾有能力“开发新产品，提高附加价值，并且垂直整合其电子工业”。
台湾地区的人口现在有半数住在都市，许多农村人口其实受雇于地方工业，或暂时在城市里工作。蒋经国下乡巡察时看到过去的农民社会一片兴旺富裕，但是他并不是样样满意。到处见到“豪华公寓”、“豪华汽车”、“豪华假期”的广告，让他很不痛快。他讨厌“豪华”这个字眼。台湾每人平均所得为九百美元。同等重要，甚至可以说更重要的一点是：财富分配越来越均衡，比世界上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更为均富。到了1976年，平均所得居底下百分之四十的人，其所得总额占有率由百分之十一提升到百分之二十二；最富有的前百分之二十人口，其所得总额占率由百分之六十一下降至百分之三十九。
注释：
[1] 费浩伟（1978年9月奉派为国务院负责台湾方面的“事务科科长”）1999年1月给本书作者的短简提到。原书注23。
[2] 卡普兰引述两位未具名的人士涉及此事。他说，中央情报局1977年发现台北的情报局利用外交邮袋由泰国走私海洛因进入美国，显然是要供做活动经费。见卡普兰《龙之火》，第243—244页。但是台北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已经很有钱，如果握有卡普兰所声称的证据，卡特政府至少也会要台北召回汪希苓，不过汪希苓好端端地还在华府任职，并没有被召回。原书注27。
[3] 班立德1998年7月给本书作者的短简里提到。原书注28。
[4] 班立德1998年6月24日与本书作者电话交谈时提到。原书注29。
[5] 见卡普兰《龙之火》第175—176页，及班立德1998年7月8日给本书作者的信。原书注31。
[6] 班立德1996年12月14日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38。
第二十章 分道扬镳
1978年中，严家淦“总统”任期届满，决定下台，推荐蒋经国继任。从金门到台北到台南，各地民众听到国民党决定提名蒋经国为党的候选人，交“国民大会”表决选举的消息，莫不舞龙舞狮，大放鞭炮，庆贺祝寿。院校校园亦张贴海报，称赞“中枢”领导得人。蒋经国挑选七十一岁的“台湾省主席”、“半山”谢东闵作为他的“副总统”搭档；当选之后，提名孙运璇为“行政院长”组阁。
1978年3月21日，“国民大会”一千两百多位代表以几近无异议的票数，投票选出蒋经国为“总统”。两个月之后，他在盛大典礼中正式就职。当年蒋经国追求未遂的京剧名伶顾正秋，虽已年华老去，仍然粉墨登场，特别公演，祝贺“新领导人”上任。可是，有人注意到新任“总统”的爱女孝章及其家人并没有从美国回来参加就职典礼。次日，“总统府”照会各新闻媒体，请大家不要称呼他“领袖”。同时，府里也有话交代——以后在任何场合绝对不要喊新“总统”“万岁”，这个恭祝之词就随着蒋介石、毛泽东等上一代中国领导者走入历史。蒋经国说，现在是民主时代，他只是个普通党员、普通老百姓。
人人都注意到卡特总统派来一个低阶特使团祝贺，而且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还挑在蒋经国五二○就职日那天抵达北京访问。蒋经国要钱复起草一份备忘录，缕析假如美国宣布“断交”，台湾会面临什么样的政策挑战，有什么样的对策方案。
他的用意是审慎、务实地处理台湾面对的独特的“国际局势”。台北在对外代表的“国号”、“国旗”等方面，越来越展现出弹性。4月间，台湾的“中华奥林匹克委员会”展现出政策大逆转，宣称只要台北会籍不动，不反对北京加入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5月29日，蒋经国接见美国驻台北“大使”安克志，重申台湾“完全反对”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关系正常化，但是他表示，如果美国仍然一意孤行，希望它能向台湾担保美国与台湾关系将与过去一样。这等于是已经接受无法避免的事实！安克志在呈报给华府的电报里做了结论：不论美中关系正常化这剂药有多苦，包括美国与台湾断绝“外交”、“军事”关系在内，经国仍希望与美国保持华府能接受的密切关系。
同一时期，邓小平在中国正顺着反“文革”浪潮，稳固权力。他宣布教育方面采行务实政策，知识分子和改革派开始撰文大谈“实事求是”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学生们张贴大字报披陈“文革”的可怕，并在公园、校园张贴鼓吹民主改革的大字报。邓小平也忙着处理国际事务，包括蒋经国早先就预期到的中国与越南龃龉上升的状况。由于中越交恶，中苏关系也又紧张起来，苏联在边境又增加驻戍部队。党内左翼势力消退，邓小平重启对美交涉，设法把力主中美尽速建交的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5月间弄到北京访问。
六十八岁的蒋经国贵为“总统”，有一个专属医疗小组照料他的健康和医疗需求。医疗小组召集人姜必宁医师为他做了第一次体格检查，发现他相当健康。他多年来每天注射胰岛素，可是这时候糖尿病已获得控制。他的心脏状况良好。他不好运动，但是几乎每周都下乡视察，足迹踏遍山区及不同的建设工地。可是蒋经国第一次体检完不久，就开始抱怨腿脚不舒服。 [1]
不过，蒋经国仍旧不太注意摄食。他对身为父亲医生的好朋友熊丸都说：“人有需要听医生的话，但是也不能听太多。”由于他要求家人不得浪费、随便把剩菜倒掉，全家经常吃剩菜剩饭。他们全家还是住在七海新村，只是做了“总统”，厨房由专业的西厨和中厨师傅接管，不过他家的伙食费与老蒋先生来比，只是戋戋之数。 [2]
当局替蒋经国购置一辆防弹凯迪拉克轿车，可是他把新车送给“副总统”谢东闵使用，自己照样坐用了多年的别克汽车，于是乎往往在公开场合出现一个有趣的景象：“副总统”坐着漂亮的新轿车刚出现，后面来了一辆旧车，来人竟是“总统”！蒋经国搬进他父亲在“总统府”里的大办公室。但是尽管腿脚不方便，有部下或客人进入办公室，他依旧起身招呼。
1978年，台湾情治机关展现出不仅继续严查叛乱案，对于逾越政治活动许可尺度的人士也没有放松。警察指控八个人涉及中坜事件暴乱，并没收了上万册论述1977年选举和动乱的书刊。9月间，少数敢言的民营报纸之一的《台湾日报》遭受当局压力，把报纸转售给当局。（译按：傅朝枢在台中地区办的《台湾日报》被迫卖给王昇主持的“总政战部”，傅远走香港办《中报月刊》，再转到美国办《中报》。《台湾日报》在军系控制下近二十年，才在1996年8月转售给新闻工作者颜文闩。）
不过，台湾政治气氛依然昂扬。反对人士稳定地扩大辩论的领域。民众对预定在12月底举行的“国会”改选，兴趣稳步升温。省议会若干“议员”强烈批评警方，10月间有一家重要报纸更提出终止戒严的议题。康宁祥在“立法院”质询时，呼吁蒋经国采取明确措施，走向政治民主。蒋经国的回应是，强调要达到民主的理想，必须兼顾到现实，需要“一步一步”来。他指示军方不要影响士兵及其眷属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如何投票。同时，他也指示情治机关不要滋扰反对派人士。
年底的选举，“立法委员”有三十八席，“国民大会代表”有五十六席，即将由选民票选。党外候选人组成一个联谊会，统筹、协调他们的竞选活动。联谊会在康宁祥领导下，发表十二项政治主张，包括呼吁停止戒严，大赦政治犯，直接民选省、市长等。这些政治主张可谓史无前例。主要媒体（大部分由忠诚的国民党党员所拥有）首度刊登党外候选人的照片、姓名，甚至政见。12月间，许多报纸还报道大约五百名反对派候选人及支持群众聚会的消息。“警备总部”试图劝导新闻媒体少报道，却无功而退。国民党中央党部文工会主任楚崧秋，公开表示报界的开放是“好现象”。电视台及广播电台几乎全由当局或国民党掌控，实质上继续不理会反对党的任何新闻，但是年底的竞选活动及选举本身已是重要的向前一大步。
可是，国际局势发展立刻使得岛内选举办不下去。11月3日，似乎是回应越南与波尔布特的柬埔寨及中国交恶的情势，莫斯科与河内签订一项新的友好合作条约。过去一年里，亲苏派军人在阿富汗和南也门夺得政权；早先一年在埃塞俄比亚政变成功的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mengistu haile mariam）以及安哥拉、莫桑比克共产政府也都明确投入苏联阵营。西半球方面，亲卡斯特罗的势力在尼加拉瓜和格林纳达夺得政权，共产党游击队在萨尔瓦多似乎也即将全面得胜。苏联势力蒸蒸日上。中国和美国都感受到迫切需要推进彼此的战略关系。1978年秋天，中国本身与日本签署和平友好条约，邓小平发出讯息，在美、中关系正常化脉络下可以对台湾议题采取弹性态度。卡特刚在国会剧烈抗争下取得国会同意（1999年底）交出巴拿马运河，现在预备推动承认北京了。中、美开始就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展开认真的秘密谈判。
台湾当局“大使馆”除了地下秘密管道之外，在美国行政部门和国会里也有许多友人，可是台北对中美秘密谈判却毫无所悉。卡特及其僚属，就跟尼克松、基辛格一样，刻意保密。蒋经国晓得卡特亟欲在任期届满前与北京达成协议，可是他认为这一步还有相当长时间才能达到。美国官员曾经向蒋经国承诺，在做出决定前，美方至少会跟他咨商。12月13日，中美双方在北京就建交公报的秘密谈判差一点失败，障碍出在唯一一个未决的问题——未来美国对台湾的武器销售问题。邓小平向美国驻北京联络办事处主任伍德科克（leonard woodcock）抗议，如果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之后还继续出售武器给台湾，蒋经国一定趾高气扬，他怎么会肯跟邓小平谈判中国的统一？最后一分钟，邓小平决定在这个议题上，双方再让一步。美方接受暂时停止对台军售一年，以后则无限制，中方则在记录上表示，强烈反对美国对台湾的军售行为。卡特接获报告，双方谈判已有突破，立刻决定两天之后公布，并训令国务院在消息发布前两小时才通知蒋经国。稍后，改成在公布前十二个小时才通知台北当局。 [3]
12月16日台北时间晚上10点，台北美国“大使馆”接到“加急”电报，指示安克志“大使”立刻赶到“驻台美军协防司令部”接听重要电话。美军协防司令部是唯一一个具备安全电话线路可以与华府谈话的美国机构，不虞遭到窃听。安克志出门时竟没有交代护卫的陆战队值勤官他的行踪；“政治参事”班立德好不容易在美国大学俱乐部庆祝圣诞晚会会场，找到穿着礼服、结鲜红领结的安克志。安克志和班立德赶到“美军协防司令部”；在午夜前不久终于和国务院台湾事务科科长费浩伟通上电话。费浩伟要安克志立即向蒋经国提出“照会”，说明卡特总统即将宣布与北京达成协议，自1月1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同时亦与“中华民国断绝外交关系”。安克志对于这则消息也感到十分突兀，10月间他在华府述职时，他和费浩伟才讲好，蒋经国需要有两个星期的预告时间，俾便就“断交”事宜妥善安排。（译按：12月16日台北时间晚上10点，应该是严重错误，因为卡特是美东时间12月15日晚间在电视上公布中美建交消息，台北、华府冬天时差十三小时，卡特晚上9点钟宣布，台北是16日上午10点。因此，安克志被找的时间可能是12月15日台北时间夜里10点。）
台北时间将近凌晨3点钟，安克志通过电话找到蒋经国的助手、“新闻局副局长”宋楚瑜。安克志告诉宋楚瑜，他有紧急事情必须面报蒋经国。宋楚瑜找到经国的秘书，再回电话给安克志，确定上午9点钟接见。宋楚瑜再打电话把钱复叫醒。钱复暗忖，没有别的理由可以解释安克志紧急求见。宋才刚到家，安克志的电话又追到。安克志对于只给台北当局提前两小时通知，十分困恼；他要求尽早晋见蒋经国。宋楚瑜问他：“是那件事发生了吗？”安克志只肯答说：“我必须见‘总统’。”
宋楚瑜又赶到官邸，叫醒蒋经国，报告说安克志“大使”紧急求见。安克志和班立德赶到七海新村官邸，正式“照会”美方的决定：钱复、宋楚瑜也在场。蒋经国相当镇静。他告诉安克志，美国将会后悔这项决定；台湾一向是美国的朋友和忠实“盟友”，以后仍将如此；共产党绝对不会是美国的朋友或盟国。安克志要求台湾当局在上午8点以前不要对外泄露他传递的消息。蒋经国没有答应。他说：“我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对‘我国’人民的安全负责，我会采取我认为的必要行动。”
安克志和班立德告辞后，蒋经国交代宋楚瑜通知几位官员紧急开会。宋、钱两人立刻照蒋经国指定的名单，分头打电话。上午7点钟，大伙儿赶到七海新村。“外交部长”沈昌焕表示辞职负责，经国说暂时不急表态。会议进行到早餐之后，大伙儿再转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出席“中常会”。卡特一宣布，台湾方面的声明也通过电视、广播播放。宋楚瑜等人认为，政府立刻反应，有助于民众保持镇静。“中常会”决定，把七天后要举行的选举中止。上午10时，经国在卫星电视上注意卡特做出如下宣布：
在1979年1月1日，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同一天……美国将通知台湾即将中止“外交关系”，美国与“中华民国”之间的共同防御条约也将遵照条约规定予以中止……未来，美国人民和台湾人民将在没有官方政府代表、没有外交关系之下，维持商业、文化及其他关系。
卡特又加上一句，“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关系正常化，不会危及台湾人民的福祉”，以示安抚台湾。但是这样的保证似乎并没有作用。台湾的“外交地位”完全消失。当天夜里，蒋经国通过电视转播发表演讲，号召百姓自强、自信。他说，美国违背条约承诺，“对整个自由世界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台湾不会跟共产政权谈判，也不会放弃“光复大陆”的神圣使命。私底下，蒋经国也告诉僚属，不必担心，只要坚定、加倍努力。他保持一贯的务实作风，专注加强外人来台投资。 [4]
尽管本身冷静应对，蒋经国显然同意在控制之下展现对美方的怒意。卡特宣布对台“断交”之后连续两天夜里，成群的抗议青年对台北美国“大使馆”投掷石头与鸡蛋。陆战队卫兵一度发射催泪瓦斯，驱赶攻打“大使馆”的暴徒。美国外交官员认定“救国团”在背后策划这些抗议活动。越南部队在圣诞节侵入柬埔寨，两周之内就占领首都金边，仿佛证明了卡特和邓小平的地缘政治考量相当有理。中国派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代表陈楚，谴责苏联利用越南充当“亚洲古巴”，要在全球建立霸权。
12月27日，美国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抵达台北，拟就未来美国与台湾之间非官方关系的架构，进行两天的交涉谈判。钱复在机场冷淡接待克里斯托弗。安克志和班立德也在机场迎接长官。车队驶出机场大门，一群抗议民众开始对美国人座车投掷油漆、鸡蛋和石头。车子被挡，停了下来，群众更加激烈，把车窗打破。有一个人甚至伸拳进车内，殴打克里斯托弗脸部，把他眼镜也打破。在低身躲闪前，班立德和陷入重围的同僚看到便衣人员试图阻挡最激烈的攻击，甚至挺身拦阻在车窗前。
经过半小时，攻击突然停止，车队迅速离开现场。神经大大紧张，可是没有人受重伤。显然台北当局精心规划这场动乱——路边连流动厕所都布置好—— 一则要展现暴烈，一则又没人受伤。次日早晨，大约两万名群众挤在“外交部”前广场，高喊反美口号，并以践踩花生以示对卡特总统的不满。这项群众示威迫使第一天的谈判延迟。美国外交官员相信，王昇动员“救国团”和“总政战部”的特务策动这些活动。 [5]
蒋经国终于在12月29日接见克里斯托弗。蒋经国表示，台湾与美国未来关系必须依照五项原则处理——“现实性、持续性、安全、法理及政府关系”。就第五项而言，他指的是双方必须建立“政府与政府层级”的机制来处理双方的关系。克里斯托弗答复说，这一点断然办不到。会谈可以说是没有结果，在极其冷淡的气氛下结束。
1979年1月1日，美国与中国正式开启外交关系新纪元。早先几天，安克志“大使”晋见蒋经国辞行，蒋表现出良好风度，颇为和善。华府方面，国务院按照条约规定提前一年正式“照会”台湾当局，台湾与美国的共同防御条约将在一年后失效。卡特政府也透露他在最后一分钟对邓小平的让步——同意对台湾停止军售一年。卡特此举对台湾业已相当脆弱的神经构成沉重打击，冲击程度比起1971年及1972年基辛格密访北京、台湾退出联合国、尼克松亲访中国发表上海公报还更严重。新台币黑市交易价格大跌，台北股市挫跌近一成。邓小平和中共在全世界声势大振，台湾则更加震荡。大陆方面，在邓小平催动下，知识分子和城市青年之间迅速萌生改革的吁求。成千上万学生张贴传单、宣言和诗文，呼吁促成一个更公义的社会。紫禁城之西有一个地方成为民运人士发声最著名的地方，立刻被世界称为“民主墙”。邓小平也宣布这些言论是“个人权利合适的表现”。
《时代周刊》选出邓小平为1978年年度风云人物。他旋即于1月29日抵达美国访问。这位中国共产党权力最鼎盛的领导人，在美国旋风式地访问九天（包括戴上牛仔帽在得州参观骑马表演），风靡美国。邓小平回到北京两周之后，解放军发动“自卫还击战争”进攻越南，逼它把精锐部队撤离柬埔寨。中越之间这场不宣而战的交火有一个重要后果——说不定本意就是如此——就是把中国军方的注意力从“解放台湾”调开，转移到对付苏联集团，而越南现在已是旗帜鲜明的苏联集团一员。3月5日，解放军撤出越南，可是仍持续一段时间对越南展开炮轰和扰袭活动。这是共产国家之间最惨烈的交战。
尽管邓小平在美国受到热切欢迎，美国保守派和自由派参议员（包含打算在1980年向卡特挑战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爱德华·肯尼迪在内）联手起来决定支持美国持续对台湾遵守承诺。这些参议员不满行政部门要中止共同防御条约，竟然没先跟他们咨商。（译按：美国宪法明订参议院对总统执行外交政策有“咨商及同意”的权力） 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参议员私底下提议台北发动全面游说工作，争取维系共同防御条约及“政府对政府”的关系。共和党人尤其亟欲与行政部门全力抗争。某些国会议员赶往台湾，展示他们对台湾当局的支持。
蒋夫人再度出现，预备领军作战。她依然自认，与美国人打交道，她是不作第二人想的最佳人选。她和孔家甥侄从12月16日起就一直通过电话，鼓励美国友人制止卡特的计划。年初（译按：应是12月下旬，蒋夫人召见才在年初） ，“外交部次长”杨西昆抵达华府，蒋夫人召见他，告诉他：“你最好别处理对美国人交涉”，她要蒋经国最不喜欢的表亲、她的外甥孔令侃来负责对美交涉。杨西昆回答说，他奉蒋经国之命来美国交涉，有责任做好工作。 [6]
蒋经国也极力运用美国国会对卡特政府的反弹。他批准“行政院长”孙运璇公开促请美国国会议员保护台湾利益，同意在美国展开又一波公关活动，并指示杨西昆坚持某种程度的非外交官方关系，即使是联络办事处或“总领事馆”都可以。但是他也打算避免跟卡特总统摊牌对决。多尔（robert dole）参议员代表“以实力争取和平联盟”邀请蒋经国立即来美国，与卡特政府对抗，他婉谢此一邀请。蒋夫人对于他如此自制大为震骇，美国的亲台人士也因而疑惧。美国传统基金会主张把卡特和邓小平的整个协议作废，它向台北当局抱怨说，传统基金会总不能“比教皇还更加天主教”。蒋经国面临岛内以及美国保守派人士的强烈抨击，依然表现有弹性的务实做法，反映出他对台湾充满信心，纵使仿佛全世界都抛弃了台湾，他还是认为台湾可以走出逆境。他也理解，与美国民主党撕破脸决裂，是大错特错。台湾仍需要在美国争取广泛的同情。
卡特决定坚守对邓小平的承诺，在跟杨西昆交涉时，美国外交官坚持“非官方”关系的形式，其实在绝大多数面向上，它已等于是“实质”的正式关系。杨西昆这下子迟疑难决。最后，国务院要挟，双方若不能在3月1日以前达成协议，美国将关闭台湾当局在美各地“总领事馆”，也停止美国政府在台湾一切作业。蒋经国授权杨西昆接受美国与台湾非官方关系的架构——美方设立“美国在台协会”（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简称ait），台湾驻华府办事处则称为“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coordination council for north american affairs，简naa）。 [7] 蒋夫人不能公开批评蒋经国，但是她责备杨西昆让步太多。蒋经国则在杨西昆回到台北时，亲到机场迎接，表示他支持杨西昆。
蒋经国的两手策略——与行政部门谈判，向国会里的台湾友人申诉——功不唐捐。卡特政府向国会提出《台湾授权法》（taiwan enabling act），打算针对与台湾协议妥当的“非官方”关系，赋予法律核可之地位。这项草案订定美国与台湾之间六十多项条约、协定继续有效，包括出售浓缩核燃料给予台湾核能发电反应炉的条约在内。可是，国会两党议员携手合作，强化法案对台湾有利的部分，最显著者就是安全的议题。鉴于卡特提出的《台湾授权法》草案只字未提台湾安全，国会修正通过它，易名为《与台湾关系法》（taiwan rtions act）。《与台湾关系法》重申了即将废止的共同防御协定中十分类似的承诺：美国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系奠立在期待台湾的未来以和平方式决定的基础之上；任何试图以非和平方式，包括杯葛或禁运，解决台湾的未来之作为，将被美国视为对西太平洋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构成美国严重关切；美国不会理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观点，将继续提供防卫武器给台湾，美国将抵抗针对台湾的安全或社会经济体制施加的任何形式之胁迫行径。
《与台湾关系法》做出这些修正，乃是台湾的政治胜利，也是蒋经国个人的胜利。把美国对台湾安全利益的关切，涵盖杯葛与禁运，似乎更超过原有共同防御条约的规定。台北在最后一分钟也取得美方让步，获准在美国维持八个“非官方”的办事处——华府原先坚持只准设四个“办事处”——此外，虽然美方形容双边新关系道地非官方，他们默认台北的公开声明，指未来“美国在台协会”和“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的运作具有“官方性质”。
蒋经国在岛内精心规划提振人民信心的运动。官员、媒体、作家和其他民间人士通过电台、电视，发表演讲，打出口号，一再强调团结自强。蒋经国宣布“国防预算”提高百分之十二。人们踊跃捐款给“自强救国基金”，购买军机。政府透过“警备总部”由黑市买进新台币，稳定币值。温和派的党外人士在康宁祥领导下，初期亦参加团结大游行。经过这种种努力，台湾民心迅速稳定，恢复乐观。台湾的经济恢复攀升的活力。美、日等外国投资，很快就超过前一年的水平。若干观察家认为美中关系正常化，对台湾反而是利空出尽，实际上改善了它的投资环境。
12月16日，人民解放军停止了1958年开始的对金门、马祖“单打、双不打”的炮击，国民党军队也停止反炮击。国民党现在面临中共更活跃、更集中的和平攻势。新年元旦，北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示好，提议两岸开放经贸、旅行和通信。北京的台办（编按：本段中几处“台办”应为“侨办”，即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廖承志时任侨办主任。“台办”为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成立于1988年。） 负责人廖承志也发表致蒋经国“老弟”的一封公开信，提议国共第三次合作、完成国家统一的爱国目标。廖承志和蒋经国半个世纪以前在上海是同学，两人当年都是左倾学生。廖承志主持的台办，更在中国各省遍设分支机构，建制到达县市级。各地台办雇用上十万名干部，大部分是旧国民党员、国民党军官或他们的眷属亲友。台办向台湾、东南亚、全世界的华人亲友发动信海攻势，呼吁两岸修好。
蒋经国对这一波和平攻势的反应，可比邓小平了解得还更精致、敏锐。邓小平认为，北京虽然没有达成美国停止对台军售的目标，两岸关系的政治动态已经起了根本上的大变化，逼得台北有可能跟它的宿敌修好。然而，蒋经国了解，北京现在热切鼓励两岸之间扩大经济、社会、文化交流，长期下来对台湾是利大于弊。如果两岸人民旅行、贸易往来审慎发展，必可提升台湾在全中国的形象和影响力。可以说在20世纪80年代，两岸修好的舞台已经布好。 [8]
可是，蒋经国不认为1979年是朝这个方向采取具体动作的时机。台湾与美国“断交”使国民党陷于守势，内部团结和稳定是最优先的要务。因此，蒋经国及台湾当局猛烈抨击北京示好，并宣布“不妥协、不接触、不谈判”的三不政策。但是，不久就有迹象显示，蒋经国打算逐渐修正“三不政策”，他默许台湾人民和商界的民间交往行动。 [9]
1月29日，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常会里提案成立一个高级小组，研议反制中国共产党政治攻势的战略与战术。他认为，光采守势并不够，“我们也必须学会如何发动政治攻势”。会后，他召见王昇，指示他去领导负责这项任务的特殊单位。他说，台湾在对抗北京时不够“创意、积极”，必须发动“对大陆的统战攻势”。 [10] 长期目标就是在大陆制造一股逆流——同情以台湾模式而非大陆模式统一中国。
这个秘密单位代号“刘少康办公室”，它规划的措施其实就是扩张早先的资讯战，破坏北京的宣传，促进台湾的形象。譬如，提醒台湾人到别的国家要小心，不要坠入中共通过亲戚朋友施展的统战策略；推出“孝亲月”活动，彰显台湾尊重传统价值，与中共成为鲜明对比。 [11]
这项活动不至于需要占掉俨然岛上第二号最有权势人物——王昇的全部时间。王昇担心会“毁了他声誉”的“攻势行动”就是他熟稔的秘密作战。规划的秘密行动中最秘密的一部分就是，对于在岛内、岛外涉嫌受到中共利用的人士，施加人身恐吓。为了这个目的，情治机关在台湾首度与极右派团体建立关系，至少也跟在台湾活跃的一个外省人帮派有了联系。结果就跟蒋经国的本意南辕北辙——严重伤害到台湾的形象和道德力量。我们没有直接证据把刘少康办公室和这些活动扯到一起，但是几乎可以肯定它们在蒋经国和王昇谈话时提到的“攻势行动”之中。刘少康办公室负责协调台北当局可能影响到对北京政治斗争的一切战略与作业决定。“国防部情报局”与黑道挂钩，也是这一类的重大决定。
刘少康办公室只有二十名幕僚，迁入台北市黎明文化公司大楼上班。王昇投下大部分时间在刘少康办公室，但仍续任“总政战部”主任，也是蒋经国在岛内全面安全事务的非正式顾问。刘少康办公室提出构想方案，得到蒋彦士和“行政院长”孙运璇背书之后，送请蒋经国做最后核定。
注释：
[1] 姜必宁1996年6月5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提到。原书注7。
[2] 翁元《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的日子》，第266—269页。士林官邸原先伙食采买金额大，反映出蒋介石夫妇常常招待访客、亲友用餐费用。原书注11。
[3] 本节大量取材作者对许多人士的访谈记录，包括：宋楚瑜（台北，1995年9月13日），钱复（台北，1996年5月15日），安克志（马里兰州，1995年12月4日），王家骅（台北，1995年5月24日），还有班立德1998年未注明日期给予作者的短笺，费浩伟1999年1月所做的评注及口头意见。原书注19。
[4] 蒋彦士1995年8月29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22。
[5] 班立德1998年7月8日给本书作者的短笺提到。原书注23。
[6] 杨西昆1996年5月20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28。
[7] 唐耐心《台湾、香港与美国，1945至1992年》，第136—137页。“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驻华府代表处首任代表夏功权，就是1949年撤退到台湾一片乱局中，陪着蒋介石父子的飞行员、领航员。原书注30。
[8] 王昇1996年5月25日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所说。蒋经国对两岸关系新动态的看法，取材自作者在1995—1998年间，对于蒋经国在1979—1987年之间若干亲信部属的访谈记录；这些受访人士包括：王昇、李焕、钱复、蒋彦士、马英九、余纪忠、楚崧秋、马树礼、邵玉铭、宋楚瑜等人。原书注35。
[9] 尼洛《王昇：险夷原不滞胸中》（台北，世界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第355页，引述王昇对“三不”政策对台湾人民负面效应的看法。原书注36。
[10] 王昇1996年5月25日访谈记录。尼洛前揭书，第353—357页。马可思（thomas a. marks）《中国的反革命：王昇与国民党》（counterrevolution in china：wang sheng and the kuomintang ），第260页。原书注37。
[11] 尼洛前揭书，第385—396页。郝柏村著、王力行采编《郝总长日记中的经国先生晚年》，台北天下文化1995年版，第121—122页。在历史上，夏朝帝王相被寒浞所杀，相之子少康及长灭掉寒浞，光复夏王朝，史称“少康中兴”，这应是刘少康办公室寓意所在。原书注40。
第二十一章 高雄事件及军法大审
台湾如果要作为中国的楷模，就必须继续朝向全面民主前进。蒋经国批准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台湾省党部十四个重要职务的人事异动。新人大部分年轻、温和，且是学界出身的改革派，本省籍、外省籍都有。省党部主委宋时选（蒋经国的表亲）指派许多具有大学学位的年轻台籍干部出任地方县市党部主委。到了1984年，县市党部主委有半数是年轻的台籍干部。
1979年3月10日，照中国旧历算法，是蒋经国七十大寿。依照传统习俗，这是一个重要日子，应该盛大庆祝。可是，经国拒绝亲友给他办寿宴的好意，特别选生日这一天坐船到马祖，与驻军共进早餐，晚餐则与军官们共食，吃了一碗面。4月，他主持耗资七千万美元兴建的中正纪念堂启用典礼。中正纪念堂占地二十五公顷，宏伟的大门顶上镶刻着“大中至正”四个字。蒋经国深信，台湾已经平安度过与美国“断交”的震撼，而且更坚强，一如他所料。
关键就是展示实力与决心，同时展现他有心带领台湾走向自由化与法治化。但是他也发现，政治上放宽松，无可避免就导致更强的自由派（本省人）压力，以及保守派（旧日国民党的外省人）的反压力。 [1]
外省人似乎比本省人更加不安。1979年，国民党内分裂情势是播迁来台之后最公开的一段时间。5月底，一群上年岁的资深“中央民意代表”要求终止岛内所谓的“思想污染”，警告说反对派人士已经给台湾的“共产化”开门。右派从他们的观点出发，有理由担心蒋经国和改革派逐步朝向“有管制的自由化”走。一个以改革派为主的领导阶层主张立宪民主，又怎么能够继续限制反对运动，不让他们有权组织反对党？保守派人士的研判也没错，他们认为党外反对派势力日盛，在美国得到的支持呼声也日增，不会满意半调子的改革。借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话来说，威权政府开始改革自己的时候，也就是最危险的时候。
不过，当局与本省人反对派之间的政治斗争也反映出儒家处理危险、竞争情势的作风——双方都避免全面对抗，领导人威权自重，却有心改革，反对派亦温和而不激烈。
有一场不寻常的庆生会就是一个例子。1979年1月，当年在中坜事件中当选桃园县长的党外人士许信良等知名异议人士未经许可，在桃园与高雄县桥头乡及凤山市集会游行。（译按：高雄县黑派掌门人余登发涉及“吴春发匪谍案”被抓是台湾民主运动一个重要转折。本书作者没有交代此事，却直接跳到党外人士抗议余被捕而游行，是比较突兀。） 次日，“台湾省主席”林洋港或许希望吸引蒋经国青睐，迅速对许信良行为展开调查，威胁要把他停职。党外领袖为示支持，5月26日借替许信良庆生祝寿为名义在中坜办活动。“警备总部”发函给康宁祥等每一个参与筹办的政治人物，警告说：“倘若发生影响到社会秩序的任何不幸事件，一切后果都由阁下及其他主办人负责。”蒋经国在事件前就接到报告，他的指示是：只要守秩序，照规矩来，警方不应干预。
庆生会当天，中坜仿佛举行庆典朝拜，热闹缤纷。数千人（其中也有几位美国观察家）在广场游荡，翻读一些禁书，观看民主墙上张贴的彩色海报。许多便衣及穿制服的警员在旁监视，但没有行动。下午5点，三五百名党外人士到一家餐厅吃便当，喝饮料。两小时后，大约两万人聚集到广场上听演讲。许信良在会中还讪笑“监察院”正在审查弹劾他的案子。他说，这次庆生会是“台湾史上最大规模未经核准的和平政治集会”。
王昇等强硬派对于当局在中坜庆生会中显示的宽容态度相当不安。改革派（主要在“行政院新闻局”及党部）和强硬派（主要在情治机关、“中央委员会”和“立法院”、“国民大会”）之间的角力加剧。甚至“中常会”的讨论也愈加激烈。居于少数的大保守派虽然没有直接攻击蒋经国，但越来越激昂，责备一些“叛国”现象势将伤害到国民党。蒋经国像往常一样揉手、静听，不说话。在“中常会”外，他放出的讯息是他“个人在推动对话政策”。 [2]
康宁祥申请发行新刊物《八十年代》，已经由蒋经国新近提携的宋楚瑜主持的“行政院新闻局”以及楚崧秋的“中央文化工作会”批准了申请案。《八十年代》总编辑江春男有心把这份刊物办成温和反对派的论坛。江春男公开宣称，他要避免刺激的文字，走可被接受的批判言词路线。8月，“行政院新闻局”又批准另一位反对派“立法委员”黄信介担任发行人的刊物《美丽岛》。《美丽岛》就和《八十年代》大异其趣，采取对抗性、法律边缘策略。党外路线在这个时候开始分歧，一派是康宁祥、江春男等属于主流、温和反对派，一派是新起、比较激进的人士，后来被称为“美丽岛”集团。
台湾街头开始出现油印的刊物，例如《潮流》专门报道反对派活动以及批评政府的言论。这些刊物虽然不逾越“煽动叛乱”的禁地——在台湾，采用亲共、支持“台独”或以“武力推翻政府”的文句就是逾限。但是，它们批评的内容尖锐，反映出原先不准的尺度已有放宽的迹象。蒋经国的改革派部属仍继续和知名的党外人士有个别、非正式的会谈。
同一时期，极右派杂志也出现在书报摊，大陆籍人士组成的“反共”激进团体也放言高论，例如“反共义士”、“铁血爱国会”等狂热的民族主义团体。另外，由大陆迁到台湾、原已奄奄一息的黑道帮会也开始死灰复燃。右派组织7月间召集一项会议，主张“消灭”“不忠贞爱国”的党外反对人士。军方报纸对右派团体给予正面报道。这一年夏天、秋天，据信是“反共义士”和“铁血爱国会”的右派分子捣毁《美丽岛》杂志在全台各地的办事处，以及黄信介的住家。
改革派的动力持续到秋天。在蒋经国的背书之下，国民党的温和派如宋楚瑜、陈履安和“文工会”主任楚崧秋等人，设法让“国家建设研究会”成立“政治外交小组”讨论这方面议题。蒋经国宣布，旨在招揽学人、华侨的“国建会”“绝不回避政治议题”。问题越尖锐、越敏感越好，“政府必须更果断、清晰地去处理”。岛内敏感的人士都晓得这是在讲民主改革。《中国时报》和《联合报》开始刊载文章，支持选举及其他改革。
本省籍的《美丽岛》集团声势大振，普受欢迎，杂志发行量在十万至三十万份之间。事实上这份杂志成为组党雏形，它有政党路线主张，它在全台各县市成立办事处，又主办街头活动。《美丽岛》杂志以纪念世界人权日的名义，申请准予12月10日在高雄举办夜间烛火游行。
“警备总部”以预计有三万人参加游行、会危及社会秩序为由，驳回申请。康宁祥反对进行非法集会，黄信介等人则决定照样办理，不理禁令。很显然，过去一年警方未能就集会游行及出版品管理办法严格执行，使得《美丽岛》这批人相信，蒋经国不能也不会利用武力遏制大众表达政治异议。
王昇和其他情治官员把迫在眉睫的危机向蒋经国提出报告。蒋经国重申他的指示：在民众骚乱时，警察必须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3] 派到现场的宪兵也不携带武器。12月10日上午，蒋经国以主席身份在国民党“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发表一篇重要演讲。他昭告七百八十位党代表，1979年“是本党历史上最艰险的一年”。他提出创造理想、模范社会的愿景——大约类似四十年前他在赣南提到的愿景。
现在他把这个模范当作是未来改造中国的理想所系。蒋经国指出，对岸经济凋疲、社会紊乱，他相信中国大陆人民一定会问：“我们为什么不能有像台湾那样的‘国民经济’？”他宣称：共产党治下的中国，“一定得顺应人民的期望改变”。他又重申“绝不与中共谈判、绝不妥协”的政策，坚定不移。然而，他的长篇演讲，主题是台湾的民主：
确认厉行民主宪政是“国家政治建设”所应走的大道，必将继续向前迈进，决不容许后退。今后当更积极致力于健全民主政治的本质从发挥公意政治功能、加强法治政治基础、提高责任政治观念三方面同时并进。
他又加上，国民党内有志改革之士（不分老少）都接受：“重视民权自由的保障，更重视国家社会的安全，使自由不致流于放纵，民主不致流于暴乱，以建立安定的民主政治。”
当天下午6点钟，群众开始聚集在《美丽岛》杂志高雄办事处前。演讲者手持扩音器猛烈抨击政府，誓言一定坚持游行。大约此时，“南警部司令”（译按：常持琇） 在火车站与黄信介碰头。“常司令”告诉黄信介，可以准许群众在《美丽岛》杂志办事处前集会，但是不准游行。“常司令”也说，群众备有火炬、铁条和化学品。黄信介向他担保，主办单位会让集会和平进行。
到了夜里8点40分，演讲者已把数千名民众情绪煽动到高度兴奋状态。《美丽岛》杂志总经理施明德，爬上载着扩音器的卡车顶上，领导一群年轻人开始移动。旁观者参加进来，群众越聚越多。数百尺之外，奉令打不还手的宪兵，隔街站成一线。游行群众挤过这道防线，可是在集会地点的暴徒竟然攻击附近的安全部队和警察分局。暴乱持续到半夜，镇暴部队才动用催泪瓦斯，驱散民众。当天夜里，共有一百八十三名警员、九十二名示威群众受了伤。 [4]
反对派人士向“美国在台协会”官员证实，安全部队没有动武，试图以盾牌挡住攻击者。但是他们也指责，某些情治机关安排黑社会帮派渗透到集会里，挑拨暴力，制造可以压制反对人物的借口。 [5]
马纪壮1979年担任蒋经国的“总统府秘书长”，他在1995年8月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被问道：“国防部情报局”有没有介入其中？他答复：“没有证据显示究竟这么说是真、是假。”从负责岛内安全事务者的观点来看，类似“美丽岛”集团所鼓动、这么严重的岛内反对风潮可以被北京的统战运动所利用，必须尽可能加以压制。
如果情治机关涉入其中，可能还有另一种方式，即私下鼓励黑社会帮派或是“铁血爱国会”这类极右派团体渗透进群众之中，挑拨暴力行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并没有掌握内幕资讯，但是当时涉及台湾事务的重要官员，相信这种情况不无可能。 [6] 另一方面，外国观察家和许多照片、录影带证实，是反对派领导人把群众挑激到狂热地步，而且施明德本人领导群众攻击宪兵。康宁祥认为“可能情治人员先有挑衅动作，但是反对派没有掌握好群众，以致群众照着煽动者的意思起了反应”。总而言之，另一场可能大流血的对抗过去了，成千暴民攻打警方，而警方遵奉蒋经国命令，绝大多数严重伤势落在政府人员方面。
第二天上午，国民党“十一届四中全会”与会人士对于高雄暴乱大为震撼。这些“忠党爱国”之士当然非常愤怒。蒋经国也慌了。就在他演讲社会需要和平、安宁的同一天就发生暴乱，仿佛嘲弄着他。高雄事件也震撼了改革派的核心，像是负责与“美丽岛”集团等反对派人士对话的关中，就浩叹由于党外领袖言行不一，双方不可能相互了解。幸好警方自制，加上暴力大部分是一面倒的情形，初期倒使政府方面普受同情。不仅与国民党有关系的团体谴责暴徒，受尊敬的《自立晚报》与若干党外公职人员也责备暴徒。 [7] 李登辉代表台北市民，致赠新台币两百万元给负伤的宪警人员。
国民党因之反弹乃是可想而知的事情。中央委员选出王昇及若干高级军事将领进入“中常会”。许多位学者改革派被解职。可是，同时也有好几位蒋介石时代的大保守派被要求退休，台籍“中常委”由五人增加为九人，占整个“中常会”的三分之一。
蒋经国召集一个特别小组评估如何处理高雄事件。考虑几天之后，他批准逮捕“美丽岛”集团首要分子，同时把《美丽岛》及温和的《八十年代》统统停刊。他决定大举镇压，一则是要在国民党内维持团结一致，也是因为他觉得若非如此，可能会滋生更多暴乱，以致改革的进程失控。12月14日，情治机关一举抓了黄信介以降一百多个反对派带头人士。《美丽岛》杂志社总经理施明德逃逸，得到基督教长老教会高俊明牧师等人的掩护，潜匿一阵子。
12月间的事件却使人对王昇及军系势力上升产生疑虑。稍早，韩国总统朴正熙遭到军方情治部门阴谋刺杀，激起一阵猜疑，生怕事变在台湾重演。蒋经国在“十一届四中全会”闭幕式的讲话，全力表明“政府”力守民主宪政的决心。他保证，（原本因美国“断交”而）中止的“国会选举”一定会恢复，而且明确摒除“军事统治”的可能性。
1979年里，美国与台湾当局之间的“非官方关系”逐渐出现头绪。职业外交官葛乐士（charles t. cross）于6月间抵达台北，担任“美国在台协会”处长。“美国在台协会”华府总部（事实上是位于波多马克河对岸弗吉尼亚州罗斯林市）第一任理事主席丁大卫（david dean），曾在1960年代中期在台北“美国大使馆”担任“政治参事”，丁大卫与妻子玛丽成为蒋经国夫妇的好朋友。丁大卫9月间访问台北，蒋经国告诉丁，他要和美国改善关系，他引用一句中国谚语“打落牙齿和血吞”，表示台湾不能凭恃情绪和愤怒过日子。 [8] 就美方的观察，尽管发生高雄事件及后续种种发展，（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创痛在台湾似乎已经利空出尽，台北表现“更有兴趣进行各种实务问题，俾能迎接未来的挑战”。
读到台湾发生暴动的报告，邓小平一定在心里忖想，蒋经国究竟怎么一回事，会允许这种暴力抗议发生。一年前，邓小平支持北京出现民主墙，现在他却努力要在后毛时期的中国，界定言论自由的尺度。1979年3月，他发表四大原则，阐明什么是可以接受的政治行为，基本上就是重申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北京和台北一样，一方面希望有更开放的政治制度，一方面认定需要维持党的统治，两股力量之间的紧张关系主导了领导阶层的动态关系。
1979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接受“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符合老百姓一般需求”这个概念。这项哲学基础的大转变不仅打开了走上竞争性消费社会的路，也冲走了政治上必要绝对控制的合理化基础。中国的自由派人士现在可以力主，如果要达成类似台湾消费社会的现代化，政治制度就得伴随着经济改革而更加开放。邓小平一系的自由派也跟蒋经国的左右一样，认为可以渐进方式达成更自由、活泼的政治制度，不会严重威胁到党的控制。
然而，1979年秋天，民主墙还是太辛辣、有威胁性；毫无疑问是在邓小平许可下，北京市定出明确规则，限定大字报何者、何地可以张贴。
1979年12月25日，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占领几个大城市，把原本由莫斯科捧上台的共产党籍总统哈菲佐拉·阿明（hafizuh amin）送上断头台，另立新领导人，并由苏军一肩挑起阿富汗境内“平乱剿匪”的责任。这一着棋使得苏联领导人陷入泥淖，最后对苏联国内政治趋势、知识界趋势产生重大冲击，因而影响到包括台湾与中国大陆在内的世界政治。有位苏联外交官在北京对某位美国外交官员提到：“现在轮到我们了！”——指的是美国在越南的经验教训，苏联在阿富汗重蹈覆辙。 [9] 另一个结果是，中国进而相信苏联正在从事包围中国的钳形布局。这一来，连带强化中美非正式的战略伙伴关系，因而使中国改革派力量加强。此后十年，国际事件，以及中国大陆、台湾与苏联三地的民主运动起起落落，都彼此交织，起了作用。
蒋经国年轻时工作认真，但还能和友人放轻松，喝酒、谈天、说笑。现在他已经高龄七十，有病，身体行动受到限制；体检透露他有前列腺癌。1月16日，他在荣民总医院接受前列腺手术。1月18日，当局公布他接受手术的新闻——这也是台湾地区领导人有史第一遭的新鲜作风！蒋经国很快就恢复工作，但是变得比较安静沉思，至于他内心的思考则跟往常一样，不太跟别人说。有一天，姜必宁陪他搭飞机到金门，途中他一言不发，也没有看公文或书报，他的视线投向窗外，沉思。
蒋经国很快就决定了处理高雄事件的策略：他要展现出强人领导者的形象，严惩有罪者，轻罚误入歧途者，同时向大众担保，他逐步开放政治制度的决心未变。2月1日，“警备总部”把五十名遭扣押者交保释放，四十一名交保候传，另六十一人是在押嫌犯。最后，三十二名被告送交普通法院，由检察官依殴打警员及一般刑事犯罪起诉；黄信介及施明德（潜逃一阵子也被捕）等为首八人则以叛乱罪起诉，送军事法庭审理。起诉书宣称，被告对罪行坦承无讳，军事检察官鉴于被告合作，知所悔改，将建议法庭从宽量刑。
国民党的学者改革派以及楚崧秋等温和派主张军事法庭公开审理高雄事件。“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葛乐士也力促台北当局让全世界及台湾人民看清当局对被告的指控。他声称，反对势力并没有那么强大，国民党反应过激，对本身反而不利。 [10] 台湾民众担心暴乱、不安定，一般都支持当局处理高雄事件的做法，但是对被告的同情已渐上升。 [11] 更重要的是，美国方面的媒体和人权团体把反对派领袖描绘成受害人，强调高雄事件是当局“先镇后暴”的传闻。最后，蒋经国裁定，军法审判过程公开，被告在庭上的声明也准许报纸报道发表。 [12]
2月28日，也就是1947年“二二八”事件纪念日，中午过后不久，凶手潜入高雄事件八大被告之一、省议员林义雄住宅，砍死他的高堂母亲和六岁双胞胎女儿之一，另一个女儿受重伤。但是凶手没有拿走值钱财物。蒋经国听到这件惨案，立刻准许林义雄交保，并悬赏重金给任何可以提供破案线索的人。警方亦展开大规模侦查。
绝大多数台湾人民相信，是极右派团体或是外省籍帮派执行这项“杀鸡儆猴”行动。他们不认为蒋经国晓得此一阴谋，可是也怀疑他能够或有意愿侦破本案，揪出真凶。 [13] 有些美国官员猜疑幕后人物与“铁血爱国会”有关系。美方也听到一种谣传，指蒋经国的儿子孝武和林宅血案有关联。根据一个消息来源，孝武有一回和朋友开怀畅饮，对“铁血爱国会”成员提到：应该“给他们［林义雄家］一点教训”。林宅血案歹徒行凶手法残暴，骇人听闻，而警方迄今未能侦破，更进一步伤害国民党的形象，尤其在美国新闻界和人权团体心目中，国民党形象江河日下。 [14]
蒋经国接受官方调查报告的说法——凶手显然是与林义雄有个人冤仇或政治冤仇。可是，这一时期，他在岛内的情治安全单位，很可能得有刘少康办公室的许可，与有力量搞出凶杀案的黑社会帮派开始发展关系。根据竹联帮资深人员的说法，台湾情治单位在1980年与曾经坐牢服刑、出狱后已退出江湖的竹联帮前帮主陈启礼接触。台湾的岛内安全、警务在蒋经国、王昇紧抓之下，基本上，上海滩的帮会或黑道早先在台湾并不存在。据报道，国民党在香港与三合会等黑道仍有联系，可是黑道在台湾当局情报机关里并没有重大影响力或角色。 [15] 《龙之火》的作者卡普兰声称，由1949年以迄20世纪70年代结束，青帮或中国大陆其他著名三合会组织，都没能在台湾的黑道活动中建立据点。“直到80年代初，反对党开始构成重大威胁，黑社会才公开露面，不过大部分是从事政治游说，不是以黑道帮会面貌现身。” [16] “铁血爱国会”就是这样的团体。
竹联帮不是秘密黑道，而是20世纪60年代典型的台湾街头帮派，成员大多是外省人。1980年，“国防部情报局”人员接触竹联帮“教父”陈启礼时告诉他，保卫台湾需要借重竹联帮的“爱国精神”。“情报局”人员说：“现在反对党越来越大胆，找一些本省人帮会支持，利用他们打击国民党的政治活动和党籍候选人。当局需要竹联帮来反击。”据报道，某些高级情治官员反对吸收黑道，王昇也矢口否认知道有运用帮会搞秘密活动的决定。他坚称，如果真的有这种接触，一定是“国防部情报局”擅自做主，绝对没有得到上级核准。 [17]
但是，要说“国防部情报局”或“国家安全局”在这么重要的事情上片面做出决定，也实在说不过去。很有可能是王昇以刘少康办公室的名义批准此一决策。王昇等人可能说服他，偶尔会需要借用非官方或“民间”的秘密工具执行不合法或见不得人的行动，以保护台湾的安全利益。 [18]
高雄事件八名被告之军事审判，始于3月18日，它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公开大审。国际特赦组织及其他人权组织都派出观察员，美国及其他非官方关系之外交官、外国新闻记者也纷纷申请旁听。起先，当局想限制分配给岛内媒体旁听的席次，后来决定取消。独立的新闻媒体每天以两三页全版报道，因此把反对派的政治观点呈现在八百万名读者眼前。被告在庭上陈述，他们一连多天被剥夺睡眠、不停地接受侦讯（新闻界称之为“疲劳轰炸”）之下，才招供认罪。审讯过程虽然对外公开，量刑定罪其实早有定论。4月18日，军事法庭裁定所有八名被告叛乱罪名成立。军事法庭原本打算把施明德处以死刑，可是蒋经国传话，不得有任何人遭处死刑。只要他在位，他“不允许台湾岛上有流血”。 [19]
军事法庭判处施明德无期徒刑，黄信介有期徒刑十四年，其余六名被告全部处有期徒刑十二年。（译按：这六名被告是姚嘉文、林义雄、张俊宏、吕秀莲、陈菊和林弘宣。） 罪名重，刑期尚称温和，美国舆论却大哗。6月间，军事法庭以窝藏施明德罪名，判处长老教会总干事高俊明等九人最高六年的徒刑，美国负面的舆论反应更加激烈。国民党原本在高雄事件上得到台湾民心支持，却一变而成为民主运动得胜。
长老会人员被捕判刑，让虔诚的教友、台北市长李登辉极感痛苦。当时，李登辉独子也因患癌症去世，李的痛苦尤深，考虑到要退出政坛，去当牧师传道。他把这个想法向朋友和教会牧师提出来请教。周联华等教会人士劝他，他只会是个平凡的传教士，但是留在政界，将会是个出色的政治领导人。李登辉因而决定留在政界。 [20]
“军法”大审过后不久，国民党内、“立法院”及军、情机关的鹰派，向蒋经国抱怨，认为公开审判使国民党受到严重伤害。蒋经国召见“中央文工会”主任楚崧秋（他是推动公开审判、获得采纳的建言者之一），表示很满意在高雄事件及其后的处理中没有人丧生。楚崧秋也认同事情发展平顺。
蒋经国提到党内对楚崧秋批评之声日盛。他说：“或许你该换换工作了。” [21] 楚崧秋调任台湾电视公司董事长，接替李焕。1977年中坜事件后即任台视董事长的李焕，转任高雄中山大学校长。
因美国与台湾“断交”中止的选举，排定12月6日恢复举行，反映出蒋经国逐步走向代议民主政治的决策。新法令把开放改选的“立法委员”增加为七十席，比起1978年的名额增加百分之七十八。由大陆选出的“资深立委”仍有三百人左右，通常步履蹒跚出席开会者只有一百人左右；“立委”大幅增额表示一个真正的代议机构至少已经可望，亦可及。
注释：
[1] 有关蒋经国在这段时期的思考及政治动态，“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1979年10月26日第03880号电文、1979年10月23日第03836号电文，有非常中肯的分析。原书注3。
[2]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1979年10月23日第03836号电文；钱复1996年5月16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原书注8。
[3] 宋楚瑜1995年9月13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所说。原书注15。
[4] 有关高雄事件当天夜里的暴乱，取材自约翰·凯普兰（john kan）《军法大审高雄事件报告》（the court martial of kaohsiung defendants ），柏克莱加州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16—20页；陈鼓应《1970年以来台湾知识分子间的改革运动》，以及1979年12月28日菲尔·库拉达（phil kurata）在《远东经济评论》周刊上的报道。原书注17。
[5] 高玉树1995年8月30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另参见“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1979年12月11日第04683号电文。原书注18。
[6] 前中央情报局官员1996年在华府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班立德1996年12月1日在华府接受本书作者访谈，也有这个表示。原书注20。
[7] 见1979年12月12日、14日、26日《自立晚报》。原书注24。
[8] 丁大卫1997年4月22日在弗吉尼亚州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透露。原书注27。
[9] 这是苏联驻北京大使馆一名高级官员1980年10月21日对本书作者发表的意见。原书注30。
[10] 葛乐士1996年4月4日、1997年12月1日分别接受本书作者访谈及通电话时所说。原书注35。
[11] 康培庄（john f. cooper）《1980年的台湾：踏进新的十年》（taiwan in 1980: entering a new decade），载1981年1月号《亚洲调查》（asian survey） 第54页。原书注36。
[12] 楚崧秋1996年6月6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37。
[13]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1980年3月10日第01157号电文。原书注39。
[14] 卡普兰《龙之火》，第305页，及1980年3月21日《远东经济评论》周刊第38页。原书注40。
[15] 见凯瑟琳·格拉夫（kathleen graf）《竹联帮与刘宜良凶杀案》（the bamboo gang and the murder of henry liu ），塔夫斯大学1987年硕士论文。又，费浩伟1999年1月给本书作者短笺里也提到。原书注41。
[16] 见卡普兰《龙之火》，第366页。卡普兰没有举出消息来源，也说1949年有成千三合会成员逃到台湾，“悄悄又纳入政府体系。军方及情治机关官员发现，要升官晋级经常需要凭借是青帮、洪帮成员才能如愿。据说，蒋经国和他父亲一样，长久以来就是青帮成员，利用三合会来巩固他紧抓住军队”。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及美国，有一百本/篇左右谈论蒋经国的书本、文章，不论它们对经国是友善、中立、不友善或敌意十足，没有一本书或一篇文章可以证实此一说法。反而，蒋经国不喜欢帮派倒是一再出现。作者访问了许多人士，也都反映出相同的结论。原书注42。
[17] 王昇1998年3月13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45。
[18] 这是涉及台湾事务的若干美国外交官的看法。参考范美丽（mary von breisen）1998年4月1日与本书作者的电话通话。原书注46。
[19] 余纪忠1996年5月24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所说。原书注47。
[20] 周联华1996年5月17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48。
[21] 楚崧秋1996年6月6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49。
第二十二章 海岛与大陆
蒋经国在高雄事件之后弹压激进的反对派，显示出他绝不宽容街头暴力。现在，他要展现另一新貌。他对国民党的选务部门交代，即将举办的选举务必民主、干净。他说，国民党“进行改革，不是为了赢得选举，而是在改革的道路上举办选举”。
反对阵营的激进派领袖大部分关在牢里，无法参与竞选；可是，他们的家属和辩护律师却披挂上阵，成为候选人。同时，温和派的反对人士也继续以他们的方式奋斗。《八十年代》被禁，康宁祥并不气馁，又申请发行《亚洲人》杂志。“行政院新闻局”和国民党“中央文化工作会”准予发行。《八十年代》总编辑江春男，出任新刊物总编辑。他希望借由《亚洲人》“投射出西方民主国家忠诚的反对党的形象……由于传统中国文化，把批评视同叛乱，这项任务很艰巨，不易成功。但是如果我们失败了，台湾人温和的反对就会死亡，取而代之的将是乐于诉诸暴力的激进派”。
江春男的话听在改革派（不论是青年学人或是蒋经国麾下的自由派大将）耳里，不啻是悦耳的音乐。可是，“警备总部”不久就找到理由查禁《亚洲人》。康宁祥、江春男又申请办《暖流》，军方不久又把它查禁。黄信介的弟弟（译按：黄天福） 也申请办一份“反政府”的刊物《钟鼓楼》（political monitor ），同样难逃“警备总部”查禁、停刊的命运。
1980年12月的选举活动没有发生重大事故。党外人士在避开诸如主张“台独”、直接抨击蒋家最具挑衅性质的题目之外，几乎是畅所欲言，百无禁忌。当局方面的回报是，阻止右翼团体及老兵组织扰乱党外候选人的集会和竞选活动。选举结果可说是蒋经国和他的改革同盟大胜。“立法院”七十名增额“立委”选举，反对派人士只当选七席，康宁祥是其中之一。
蒋经国与其他聪明政客在选举年的做法无殊，借由立法议程争取民众支持执政党，尤其重视争取劳工和中产阶级的向心力。从1979年开始，当局提案，经由“立法院”通过范围相当广泛的自由派经济、社会法令。譬如，增加新的民众福利、修订公司法、成立特别法庭处理劳资纠纷等。最低工资由每月六十七美元调升为八十四美元，劳工得享有从业单位年营利盈余的若干百分比作为红利，公司发行新股应提拨百分之十至十五由员工认购。其他的法案还有设置劳工购屋贷款专案，大幅增建民众住宅，提高对贫户的福利赈济等。最有意思的是一项中国历史上、思想上前所未有的立法——颁布实施“国家赔偿法”——民众个人权益、自由，若因可归咎于公务员或代表政府执行业务之公司的伤害，可以诉请“国家”赔偿损失。
里根1980年当选美国总统。由于这位共和党候选人在竞选期间承诺要和台北当局重新建立“官方关系”，他的胜选可以视为台湾的重大胜利。但是蒋经国明白华府的对华政策受战略事实的影响，美国的舆论反复无常。他并不期待里根会有大幅更张。里根是他必须打交道的第七个美国总统。他其实也了解，如果里根与台北恢复“官方关系”，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都会爆发重大危机，后果难料。台北必须又全面依赖美国，而最欢迎此一结果的恐怕非“台独”运动莫属。
美国与台湾当局恢复“官方关系”的任何动作，也会使得业已在1980年初恢复的美国对台军售益加复杂。卡特政府在1983年已核准将近三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卖给台北舰载防空导弹、一千枚陶式反坦克导弹及发射器等“防卫性”武器。可是，台湾当局采购计划的争取重点是先进的美制喷气式战斗机。如果要达成此一目标，就必须悄悄进行交涉，而且必须在美中关系合理平稳的脉络中进行；这一点也是美国驻台北“非官方”代表葛乐士在和台湾当局官员谈话时一再强调的观点。
台北对于自己想买哪一种先进或fx型军机，压到美国大选结束才做出决定。里根大胜之后，“外交部次长”钱复强烈建议台北当局节制，不要对华府新政府有太多要求。 [1] 《远东经济评论》周刊请教蒋经国，他对里根政府有什么期望。蒋经国并没有提到里根在竞选期间声称要与台北当局恢复“官方关系”这件事，只答说：“我们期待《与台湾关系法》受到忠实履行。”
的确，台湾与美国“断交”瞬即两年，台湾的孤立感已逐渐消散。蒋经国继续其强劲、日益弹性的政策，加强与外国政府及国际组织的关系，必要时亦不惜接受所谓非官方或非外交关系的安排。这些关系数量上大增，在性质上亦开始加深、增广。
台湾的商业前景看好。台北企业界人士越来越乐观，认为中国大陆市场颇有可能开发成台湾机械工具、消费者产品的天然市场。有些人更预见到台湾制造的零配件和材料将会流入大陆刚出现的“经济特区”。香港《大公报》宣称大陆拥有丰富的资源、庞大的市场，适合与台湾经济互补互利。中国政府对外经贸部宣布，台湾产品可免关税。两岸通过香港进行的贸易金额虽小，但已在成长中。
同时，台北当局在经国许可下，首度发出讯息，准许甚至希望可以与大陆有某种民间的接触往来。《联合报》报道，台湾的农业计划发展协会理事长宣布，如果中共想要农业“台湾化”，该会乐意提供臂助，“以改善我们同胞的生活水准”。《联合报》还有一篇文章，引述一位台湾学界人士的话称，在海外与大陆出来的人接触，可以有助于开启他们的心智。同样在这一年，台北当局又大幅放宽规定，准许老百姓自由申请“护照”。头十个月就有十五万人申请护照，许多人前往香港，再转入大陆老家探望。“三不政策”中的“两不”，迅速受到侵蚀。这项政策上的宁静革命，反映出蒋经国的信念。
1980年两岸间接贸易金额大约三亿美元。在福建省福州、厦门港口码头上，外国观察家经常可以看到堆着台湾制电视机和其他家用电器品的纸箱。“警备总部”一再警告民众，这种交易行为违法，可是把这些物品直接运送到大陆港口的台湾渔民，根本不予理会。 [2] 康宁祥公开指责“三不”成了“僵硬的政策”，“违背台湾人民的利益”。他宣称：“台湾最终的生存，要依赖大陆的善意。” [3]
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ary fund）1980年就把台湾取消会籍，台湾并不担心。台湾外汇存底七十亿美元，外债则大约仅只三十五亿美元；工业研发费用增加约百分之五十八。台湾地区与东南亚、西欧，甚至东方集团之间的贸易亦蒸蒸日上。外国银行纷纷在台北开设分行。台湾的资本家首次在海外大幅投资。由于伊朗与美国冲突，引爆全球第二次石油危机，台湾进口石油成本翻升一倍，可是当局应变有方，立刻提高汽油价格，加速发展核能发电计划。经济繁荣有助于把阶级界限、族群分立（本省、外省之分）消弭。所有阶级的家庭都设法借由同一策略——工作勤奋、受教育、储蓄来攀升社会阶梯。
台北市长李登辉定期出席“行政院”院会。他担任高级官员已近十年，虽然算不上蒋经国的圈内核心干部，他刻意利用每周两三次见到蒋经国的机会，请益市政问题。李登辉得到蒋经国的指点，受惠良多，也借请益的机会让蒋经国注意到他用功任事。有一次，台北市几个学生因市政府过失淹死，蒋经国召见李登辉，强调需要展现痛悔及同情，李登辉立刻赶到死者家去拜访、致哀。
李登辉在美国念过书，通晓英文，学人从政，身材高大，温和有礼，基督徒，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也是一流的行政管理人才。 [4] 此外，他个人也和几位反对派领袖友好。 [5] 蒋彦士继续提携这位台湾籍后进，认为他是国民党未来的栋梁。 [6] 蒋彦士、王昇等人已经开始认真思考继承问题。七十二岁的蒋经国腿脚一直疼痛不已，晚上难以成眠，经常要服用镇静剂。
谈到下一世代领导人，不由得就要提到蒋经国身边一群年轻、留美回台的才俊。1978年台北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刊登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的马英九一篇文章，马英九当时在波士顿一家著名法律事务所担任律师。马英九这篇文章探讨共产主义为什么必然失败，经国读了大有所感。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这还是少有的奇异想法，但是蒋经国早已信服此一观念。马英九也在台北报章上发表若干文章，探讨台湾如何应付与美国“断交”的局势。1981年9月，蒋经国约见马英九，三个月之后，马英九被延揽出任“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
1981年11月的地方公职人员选举也相当平顺，没有传出暴力、做票或骚扰反对派候选人的情事，有些党外领袖对投开票作业的公正表示满意。各地议会七百九十九席，国民党赢得百分之七十七席次，党外推荐三十一名候选人，也当选了十九位。全省十九个县市长，党外当选四席。选举之后，“行政院长”孙运璇大幅更动内阁人事，新阁员平均年龄比旧阁员年轻了九岁。观察家认为新人反映出国民党改革派势力抬头。
台籍人士蹿出来亦是一个明显迹象。陈守山成为第一个台湾本省籍的“警备总司令”——由于陈守山是个“半山”，又受王昇提携，其实此一任命案的划时代意义没有那么大。前任“警备总司令”汪敬煦调任“国家安全局”局长，汪敬煦与王昇关系亦十分亲近。
1981年，邓小平加紧向蒋经国示好。北京先停止了纪念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例行活动；7月间，新上任的中国共产党主席胡耀邦邀请蒋经国等国民党官员回老家瞧瞧。这还只是起头而已，9月间，中国大陆发动全面和平攻势，发表中国统一的九条原则，包括台湾可以维持自己的军队，充分自治，不干涉台湾内部事务，甚至可与台湾领导人一起来领导、治理中国本土。北京各种声明开始强调，国民党和共产党有共同的历史传承。中共中央还下达指令给溪口的党委，要他们修缮丰镐房，以及蒋经国母亲、祖母的坟墓。中国大陆也表示愿以优惠价格卖给台湾石油、煤和药物。
邓小平还就他的“一国两制”统一模式，提供法理架构。他指示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台湾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特殊地位。“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亦即对它们现有的经济、政治、社会和司法制度有控制权。北京单独代表中国在国际舞台出现，可是台湾和香港将享有“相当的外交权处理一些涉外事务”。为了进一步改善气氛，人民解放军还从台海对岸的福建撤走相当数量的部队。
文字上，台北的“三不”政策还继续存在，但是亲国民党的报纸开始出现文章，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大陆非常不可能武力犯台；和平、渐进与大陆统一是正确的道路，可以先从通邮、旅游和间接贸易做起。美国布朗大学教授高英茂是个台籍学者，发表一篇类似的文章，被蒋经国约见，听取他进一步阐明观点。在此后数年里蒋、高几度晤谈，蒋经国只问问题，高英茂只好一路说个不停。不过，蒋经国很显然同意高英茂的分析。 [7]
里根政府一上台，戈德华特、赫尔姆斯（jesse helms）等参议员即要求政府批准出售先进战斗机给台湾。行政部门内部为此意见分歧，争论不休。白宫高级幕僚，包括国家安全顾问艾伦（richard allen）在内，支持美国对华开放，但是也愿意强化美国对台关系的性质，不惜冒触犯北京的风险。里根竞选期间发表与台北当局恢复“官方关系”的声明，就是艾伦所起草的。可是，国务卿黑格（alexander haig）跟他的两位前任一样，把巩固对北京的战略关系视为最高优先。起先黑格占上风，白宫原本有意邀台北当局派高级代表出席里根总统就职典礼，经黑格力陈，打消邀请。北京在公开场合、私下场合都一再警告，出售fx或其他先进战斗机给台湾，将使中、美之间刚萌芽的战略关系终止。
1981年稍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研究的结论是，台湾的防务还不需要这类先进的战机。葛乐士本身赞成出售fx战斗机给台湾，继续劝台湾官员要有耐心。国民党领导阶层内部也就台湾要多坚强、多公开来推动争取fx战斗机而产生激辩。夏天时，里根通过一个“非美国人管道”传递私人讯息给蒋经国，向他担保台湾可以得到“某种蒋经国可以接受的先进飞机”。黑格并不晓得有这个讯息，这似乎是由艾伦出的主意。 [8] 这个“管道”就是（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他在6月间访问华府，与里根总统促膝密谈，不久即前往台北与蒋经国有一番内容秘而不宣的谈话。 [9] 李光耀是美国与中国大陆、台湾地区三角关系幕后交涉穿针引线的重要人物。接到这个讯息后不久，“行政院新闻局”7月15日发表蒋经国“一份非常权威、重要的政策声明”，称誉里根是“有原则、坚强反共的人”，因此台湾在对美关系上应该有耐心，“以最大的耐心与坚毅，一步步地推进”。 [10]
10月间，里根在墨西哥坎昆市（cancun）南北高峰会议见到中国总理赵紫阳。赵紫阳重申中国坚决反对对台军售，强调承认北京对台湾享有主权的原则，才是确保台湾安全、维持现状的最佳办法。接下来，北京逼促华府定出明确日期，终止华府对台一切军售。北京又升高警告宣称，如果美国销售fx战斗机给台湾，将降低与美国的外交关系级别。
此后一年，黑格得以主导美国的对华政策。他劝服里根总统，基于美国重大战略利益，华府必须尽早解决卡特政府遗留下来的军售问题。黑格给里根呈了一份备忘录，声称由于卡特在处理军售问题时显有不当，以致美中重要战略关系岌岌可危。华府终于宣布，不会批准出售fx型战斗机给台湾，但是将会批准在台湾生产没那么先进的f-5e战斗机。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arthur hummel）开始与中方交涉对台军售问题的新谅解。
邓小平当家做主的新纪元在中国大陆迅速揭幕之际，蒋经国也更注意如何把台湾的改革经验推展到中国大陆。至少自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起，蒋经国就相信，长期而言，台湾要盼望永续生存，就得作为成功的政治、经济模范。现在，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在大陆如火如荼地展开，蒋经国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台湾政治进展也会在大陆鼓舞起同样的动能。他从过去的经验晓得，一旦政治改革的进程开始，就很难倒转。关键在于如何创造一个进程，不仅要维持台湾的安定，还要能推广到整个大陆。 [11] 宋楚瑜、马英九和其他受蒋经国提携的从政学人开始公开表示，台湾模式事实上可以在大陆取得和平胜利。宋楚瑜1981年曾经在演讲里提到：“现在我们是更好的抉择。当我们谈到‘光复大陆’时，可能不是直接去做，而是提供一个不同的抉择。”
蒋经国把他的意图告知美方。当年稍早，在李洁明（james r. lilley）离开华府到台北接任“美国在台协会”处长之前，与蒋经国关系密切的一位著名中国人拜访李洁明。此君显然是替蒋经国传话，提到蒋先生有四点计划。第一点是民主化，包括全面选举。第二点是台湾化，外省人掌权的日子行将结束，本省人必将全面逐步出任要职。第三点是“完成前两点的关键”，也就是大幅提升民众所得和生活水准，这个目标则需要有更多的基础建设，更重视科技与出口。第四点，也是最震撼的一点，就是“与大陆发展工作关系”。 [12]
台北欢迎李洁明出任新职。李洁明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退下来的杰出官员，与里根政府关系密切，与副总统布什的交情尤深。 [13] 蒋经国不信任国务院型的驻台北代表（不过丁大卫是个例外），反而与中央情报局或军官出身的美国人关系比较融洽。葛乐士除了官式接见外，从来没见过蒋经国。可是，李洁明多次到七海官邸晋见，密室密谈良久。蒋经国一向友善、节制，在李洁明的印象中，他是“一个高瞻远瞩的强势领导人”。
1982年蒋经国因视力减弱，住进荣民总医院接受视网膜手术。住院期间，他批准让中国大陆代表队到台北参加“世界女子垒球锦标赛”。“刘少康办公室”建议蒋经国准许北京代表队参赛。王昇也跟蒋经国一样，相信逐步开放和大陆接触，对台湾利多于弊。可是，北京却出人意表，不肯前来台北参赛。不过，“外交部北美司”新任司长告诉李洁明，虽然这次没有接触成功，以后还有机会。这位“北美司司长”不是别人，正是蒋经国的儿子章孝严，他最近才携眷由华府调回台北。
1982年5月，美国与中国战略利益的优先性，充分呈现在里根分别致邓小平、总理赵紫阳和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三个人的信函里。里根给胡耀邦的信由黑格的部属起稿，他在信上重申美国信守一个中国的原则，又说：“我们不会让美国人民和台湾的中国人民之间的非官方关系，削弱了我们对此一原则的信守。”蒋经国最感兴趣的，应是里根致函邓小平说道：“我们完全认知到1981年9月30日九点方案的重要意义。”这里的九点方案订下中国对两岸统一的条件。里根告诉赵紫阳说：“美国期待在朝向两岸问题和平解决进展的脉络下，很自然就使台湾对武器的需求降低。”副总统布什20世纪70年代中期曾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办事处主任，倾向于黑格的观点，他在里根这些信发出后，到北京正式访问，传达了相同的修好讯息。
以戈德华特、赫尔姆斯和瑟蒙德（thurmond）为首的保守派参议员，以及里根白宫的多数幕僚，在中国议题等国际问题方面，与黑格意见严重不合。他们在幕后推动里根开革黑格。戈德华特决定到台湾走一趟。启程前，他铁定与里根有一席谈话，我们也很可以假设，6月4日抵达台北的戈德华特，向蒋经国简报黑格与北京谈判的始末，也请他不用担心——里根不会批准违背《与台湾关系法》及对台湾安全承诺的美中协议。我们倒是明白知道，戈德华特向蒋经国担保，里根一定会信守承诺，给台湾“某种先进的飞机”。
戈德华特访问台北不久之后，黑格手下外交官和北京谈判代表，就双边公报草稿达成协议。美国保证对售予台湾的武器“量与质”设限，申明对台军售将逐渐缩小，“经过一段时间后达成最后的解决”。在这份不寻常的文件中，中方不再要求“确定时间”中止美国对台军售，也默允美方把承诺减少对台军售、最后则停止军售，跟中方声明“其大政方针是力求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说法挂钩起来。戈德华特和白宫里亲台湾的保守派，获知这项中美公报草稿内容时，大为震怒。6月23日，戈德华特在里根与一批国会议员会晤的场合，痛批黑格在美中谈判走势上，对总统、他本人及其他人都扯谎，没有说老实话。 [14]
两天之后，里根没让黑格有机会替自己辩解，就告知黑格他会接受他送上来的辞呈。1982年6月25日，黑格递出辞呈，指控有人躲在暗处搞“游击战”，破坏他对外交政策的经营管理。 [15] 7月9日，二十八个保守派团体的代表警告里根，如果他同意减少对台军售，将有“非常剧烈的反弹”。里根阵营里的亲台派在1980年大选之后失势，却因此事又占了上风。里根认为他不能从与中方已讲妥的公报草稿后退，但是为了弥补其影响，他在7月14日批准对蒋经国提出的“六项保证”，包括美国将信守《与台湾关系法》的规定，美国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定下终止销售武器的日期，美国不会企图压迫台北和北京谈判。此外，白宫宣布有意多卖f-5e战斗机给台湾，数量超过12月间已核准的架数。稍后，美国也同意安排，让台湾提前向西德购买过剩的f-104战斗机。 [16]
里根最后只略加修改就批准了由黑格起草的中美公报。李洁明向蒋经国报告中美协议的最后定稿时，蒋氏反应“非常均衡、理智”。里根私下派戈德华特传达的承诺和担保，让蒋经国相信，中美公报对美国之对台军售，不会产生实质差异。
美中公报8月17日正式公开后，美国政府补充一份澄清声明，里根总统亦在记者会上讲话，声称对台军售减少是与北京承诺和平解决台湾未来地位联结挂钩的协议。两者挂钩是一个重要环节，可是它却是非正式的关键。北京迫于里根的声明，也得澄清立场，因此发表声明强调绝无明示、暗示的连带关系存在。 [17] 蒋经国的忍耐、节制策略再度产生效用。除了f-5e和f-104之外，他晓得台湾最后还会得到新的先进战斗机。事实上，美中“八一七公报”在美国产生的政治分歧，倒是令台北获益。自从1960年以来，国务院和国家安全会议的领导人，首次高度同情台湾，不过它仍信守美国要对中国大陆开放的承诺。
虽然“八一七公报”本质上是个负面冲击，台湾民众认为它是对台湾安全的又一个打击；可是岛内民心因而凝聚，“台湾独立”的声音又弱了下去。康宁祥甚至率领党外四名“国会议员”（译按：这四人行是康宁祥、张德铭、黄煌雄三位“立委”，尤清“监察委员”） ，到华府力争不应限制对台军售。岛内媒体鼓励民众讨论，面临美国最新一波不友善动作，如何才能加强团结、凝聚共识。蒋经国派钱复到华府，担任“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驻美代表。另一方面，蒋经国指示“参谋总长”加快武器研发计划。核武器显然在优先项目上。“美国在台协会”官员对台湾当局高级官员提出警告，反对台湾方面继续研究或实际制造核武器，不过台湾方面矢口否认有任何类似活动。 [18]
同一时期，蒋经国也逐渐放宽对大陆的姿态，连谈判也似乎可以考虑。“行政院长”孙运璇一番公开谈话似乎就是政治气球。他说，台湾对于与北京谈判的立场，就像肯尼迪总统1961年的谈话一样。当时肯尼迪表示：美国绝对不怕谈判，但是也绝对不因害怕而谈判。孙运璇说：统一应该“以全体中国人民的自由意志”为基础，如果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差距继续缩小，和平统一的条件就会水到渠成”。
下一个月，廖承志又给“同学好友”蒋经国一封信，表示愿意访问台湾，讨论两岸统一的问题。台北方面很坚定地谢绝廖承志来访。蒋经国说，共产党提议两岸对话，是“旧瓶装新酒”。
里根总统在职的第一年，台北又发生一桩命案，让当局颜面无光。1981年5月，在美国已取得永久居留权的卡内基·梅隆大学统计学教授陈文成回台探亲。7月1日，“警备总部”把他带走问话。翌日早晨，他的尸体横陈台湾大学校园内，多处骨折，也有大量内出血现象。美国方面为之大哗。据“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葛乐士的说法，“有明显证据显示官方涉及”这桩命案。美国国会众议院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小组委员会为此一事件召开听证会。
刘少康办公室在王昇主持下，逐渐插手各方面的“国家决策”。到了1983年，王昇已经养成习惯，召集各“部”“会”副首长开会，下达命令，预期这些命令会得到执行。刘少康办公室已经俨然“太上内阁”。 [19] 照王昇自己的话说，刘少康办公室“实质上涉及每个政策问题”。某些高级官员开始看到其中动机可能十分险恶——准备在蒋经国大去之后接班掌权。这一大群政工人员、情治机关人员的网络，效忠对象除了蒋经国之外，就是王昇，使得他可能具备最强大的权力基础，在蒋经国宾天之后接管大权。
后蒋经国时代，恐怕已不是假设性问题。1983年初的蒋经国已经不良于行，他告诉医生，走路“像踩在棉花上”，但是他不肯坐轮椅，而且他还常常剧烈头痛。他每天到“总统府”个把小时，可是几乎所有的会议都在七海新村召开。 [20]
台北的新闻界此时展现出活力、开放的气象，密切猜测接班问题——在蒋介石时代，这可是前所未闻的事。孙运璇是个可能人选，可是他已经六十九岁，身体状况并不太好。海外及台湾观察家经常认为，蒋彦士和王昇在后蒋经国时代的台湾，将扮演重要角色。一般盛传，蒋彦士本身有心担任“行政院长”，王昇则觊觎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一批“中常委”和“资政”（包括沈昌焕和蒋介石的老朋友张群）采取不寻常的动作，私下见蒋经国，说出他们的关切。他们认为，王昇有心当“国王”。 [21]
大约这时候，李洁明认为可能应该邀请王昇到美国参观，理由和三十年前邀请蒋经国访美如出一辙——美方希望扩大这位情治沙皇对民主政治的认识与了解。王昇向蒋经国报告美方邀请他访美，经国问：美国人为什么这么做？王昇答说，他也不晓得，并请示，是不是应该婉拒。蒋经国表示不用婉拒，于是王昇公开往访，拜会国会议员及高级官员。王昇回到台北不久，蒋经国在七海新村官邸召见他。蒋经国对这位老同志说：“刘少康办公室似乎已经变成另一个领导系统。有两位‘中常委’来跟我谈起这件事。我关心党内团结，不允许有派系。如果刘少康办公室继续下去，我认为它会发展成为派系。”
可是，两星期后蒋经国又召见他，表示要把他调到另一个不出名的单位，担任“联合作战训练部”主任。王昇大吃一惊。他自认为已经竭尽全力避免制造派系。他在台湾及世界各地拥有一万名门生，可是他声称从来没有结帮成派的念头。王昇敬礼告退，结束了长达四十五年的一段友情，新任“总政战部”主任的人选，蒋经国舍专业政工，挑选陆军将领许历农出任。
王昇接下来的言论，让蒋经国越发相信自己没做错。王昇在政战学校发表告别演说，据报道指出，王昇说出“杀了一个王昇，没有用，因为还有好几千个王昇”，显然指的是政战学校有许许多多毕业学生。王昇在给“参谋总长”郝柏村的一封信里，自称是“最反共的人”。王昇后来认为他失宠、贬职，是因为蒋经国健康大坏，“偏执、妄想”，加上若干“有影响力人物”的阴谋中伤。但是，第一次贬职还不是结局，蒋经国又派孙运璇通知王昇，派他到巴拉圭担任“大使”——恐怕是台湾能派去的最遥远的地方了！
王昇履任前，蒋经国召见他话别。他说，王昇最好“离开台湾做一阵子‘大使’”，否则，“可能成为派系的焦点”。王昇声称，他直率地向蒋经国说：“你应该了解我的……别用自己的拳打自己的头！”蒋经国没有理会他的粗鲁无礼，他告诉王昇：“我一度当过东北外交部特派员，对我是一大历练。”他又加了一句颇有玄机、深奥难解的话——“一个人不下游泳池，就永远不会游泳”。
注释：
[1] 钱复1996年5月15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所说。原书注8。
[2] 本书作者1980年年和1981年在福州、厦门亲眼目睹这种景象。原书注13。
[3] 康宁祥1995年9月1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14。
[4] 熊丸1996年5月31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19。
[5] 谢东闵1996年6月4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20。
[6] 李洁明1996年8月15日在华府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21。
[7] 高英茂1995年9月4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27。
[8] 本书作者1998年5月28日在华府，访问了黑格这个时期的一位亲信助理，承他见告。原书注29。
[9] 见葛乐士未出版之回忆录，第130—131页。钱复和宋楚瑜1981年7月18日对葛乐士描述这封信的内容。原书注30。
[10] 葛乐士未出版之回忆录，第130—131页。钱复和宋楚瑜告诉葛乐士，里根捎给蒋经国的讯息，是蒋经国对fx战斗机销售问题采取审慎、耐心态度的关键因素。原书注31。
[11] 蒋经国这段时间的观点，是本书作者综合对他身边老、少亲信多次访谈得到的结论。它也符合“美国在台协会”的分析。见“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1980年2月21日第00846号电文。原书注32。
[12] 李洁明1996年8月15日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34。
[13] 李洁明通晓中文，曾以中央情报局官员身份在台北任职多年；1970年代中期布什担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办事处主任时，李洁明是中情局北京站站长，身份公开。原书注35。
[14] 吉伯特（steven p. gibert）、卡本德（william m. carpenter）《美国与海岛中国：文献史》（american and the ind china : a documentary history ），第39页，两位作者对几位主要当事人的访谈。这个说法亦符合涉及该谈判事宜的美国外交官（包括本书作者）所听到的背景故事之说法。原书注41。
[15] 黑格《警告、现实主义，里根与外交政策》（caveat, realism, reagan and foreign policy ），第194—215页，以及高德柏（sherwood goldberg）1998年5月27日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42。
[16] 李洁明1996年8月15日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45。
[17] 张旭成《1982年的台湾：岛外外交挫败、岛内要求改革》（taiwan in 1982 : diplomatic setback abroad and demands for reforms at home），载1983年1月号《亚洲观察》第38—39页。原书注47。
[18] 本书作者1995—1997年在华府访问了许多此时涉及台湾事务的“美国在台协会”官员。原书注50。
[19]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事务小组委员会人权及国际组织小组，1981年6月30日及10月6日召开“台湾在美特务及陈（文成）教授之死”听证会记录，第69—73页。原书注55。
[20] 温哈熊1996年5月17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所说。原书注56。
[21] 姜必宁1996年6月5日、李洁明1996年8月15日接受本书作者访谈，都有同样的说法。原书注58。
第二十三章 接班人、掮客、凶手
1983年，蒋经国把在华府主持情报工作的海军将领汪希苓，调回台北担任“国防部情报局局长”。刘少康办公室已经解散，它原先肩负的推荐秘密作战的任务，现在显然已落到“国家安全局”身上。“国家安全局”局长汪敬煦即“警备总部”前任总司令。（一般为示区别，称汪敬煦为“大汪”，汪希苓为“小汪”。）竹联帮在“国防部情报局”撑腰下，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徒众数千人的黑道组织。
王昇下台，台湾新闻界胆子为之一壮。“警备总部”继续查禁、取缔刊物，“行政院新闻局”和国民党中央文工会则迅速批准新刊物登记。在这种已放松但仍坚决掌控的体系下，国民党的统治地位似乎依然坚如磐石。党外人士现在分裂为两派：主流派以康宁祥为首；激进派被称为“新世代”，则以高雄事件被告家属、辩护律师以及一些年轻人为主。反对阵营分裂，对当年12月的选举无法协调产生候选人，以致许多选区反对派票源分散，康宁祥本人在台北市竞选蝉联“立法委员”都意外落选。只有六名党外候选人在温和的党外推荐委员会背书下脱颖当选（1980年有九人当选），不过以高雄事件被告家属及辩护律师出征的七名候选人，则有四人当选。然而，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身份总绾选战的蒋彦士，仍可谓赢得大胜。
蒋经国不跟美国人正面对抗的策略似乎也奏效。5月间，他接受德国《明镜周刊》专访时，不肯落入访问记者的圈套去批评美国，坚称台湾与美国“还是互相信赖的朋友……天生的盟友”。里根总统私下传达的保证，仍然令他满意。1983年里根政府出人意料，批准出售价值五亿三千万美元的导弹及其他军火给台湾。北京的反应也出奇温和，邓小平似乎对中国的对美关系抱持相当乐观看法。9月间，华府和北京宣布，赵紫阳将在1月访问美国，里根则将在4月前往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同时，白宫亦放宽科技输出到中国的限制。
蒋经国并没有认为这些发展对台湾造成威胁。台湾的高级官员开始公开支持与大陆贸易往来的主张，最明显的就是“经济部长”赵耀东。“行政院长”孙运璇私底下也向蒋经国提议，时机已经成熟，台北可以正式准许与中国大陆贸易、旅游往来。蒋经国也认为这么做有利，但是没有采取直接行动。 [1] 台北官方政策不变，两岸动态关系却大有进展。北京对台湾商品不课关税，台北官方也睁只眼闭只眼，台湾对大陆的间接出口，以及由台湾赴大陆旅行都大幅增加。但是在蒋经国看来，更重要的是大陆在政治上、心理上似乎都起了分水岭的变化，使得各种可能性都颇有机会发展。甚且，尽管1978年以来大陆政治仍有些转折、反复，民主力量似乎已越来越强大，得到民众支持。蒋经国依然认为最好让两岸关系在民间部门继续自发性地发展，再观察事态演进。 [2]
蒋经国健康日坏，加上王昇事件，凸显出有需要确立接班人选了。蒋经国上次住院期间，“总统府秘书长”成立“八人小组”，以防备“总统”不能康复或不能执行职务时，可以实施集体领导。蒋经国对这个动作心里不痛快。他的任期还有一年，要到1984年5月才届满。
“国民大会”将在3月间投票选举他的接班人——“副总统”。蒋经国心里也明白，自己恐怕活不到1990年。
在1983年年底以前，他确定将以本省籍人士为接班人。 [3] 现任副总统谢东闵年岁已高，也没有太多可信度。另一方面，蒋经国对“台湾省主席”李登辉的好印象则与日俱增。李登辉担任“省主席”期间表现很好，解决了许多前任“省主席”林洋港没有解决的实际问题。譬如，地方人士抗争，阻挡了北台湾若干防洪工程计划。李登辉数度到地方上与民众碰面协商，最后说服地方人士接受防洪计划有利乡梓。 [4]
李登辉和蒋经国一样，也是技术官僚出身，而且也透着不是有野心抓权的形象。除了李登辉作为政治人物、经理人和领导人的才干之外，在蒋经国个人的意见里，李具备作为“中华民国总统”的外表形貌和内在条件。蒋经国想到李登辉身材高大、面带笑容在全世界的形象，就不由得相当满意。
蒋经国正在沉思他的最后抉择之际，有一天早上他读到李登辉在省议会与议员辩论，驳斥“台湾独立”理念的稿子。李登辉向省议会报告说，中国从来没有摒弃台湾，台湾也绝不能忘掉中国。蒋经国非常高兴，当场交代一名高级助理邀请李登辉到几天之后召开的“中常会”作报告。
蒋经国要他发表简短演讲，“鼓励鼓励”他。李登辉在“中常会”上就省政作了简短的报告。他坐下后，蒋经国很难得地在这种场合作出评语：“李登辉同志的表现非常好。”会场上大家一听，都晓得李登辉将会是新任“副总统”，因此是蒋经国的接班人——至少可接任台湾领导。 [5]
1984年2月，王昇虽然才刚到巴拉圭履新不到几个月，获准由亚松森回台参加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议。蒋经国注意到，许多退役的政工人员到机场欢迎这个前任“总政战部”主任。如果他原先还有点疑念，现在则已经十分确信，把王昇送出台湾乃是一项正确的决定。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议一如往常，在阳明山中山楼召开，但是，这次会议意义格外重大。当然，一般普遍预料全会将会征召蒋经国竞选连任“总统”。所不知者是他会提名谁做“副总统”——很可能就会继承他出任“总统”。“中常会”之外，这是一个大秘密。当蒋经国宣布谜底是李登辉时，民众和媒体都觉得意外，不过中央委员会议迅速通过此一人选。
李登辉获得提名为“副总统”后不久，安全局发现他年轻时在1945至1946年间曾经加入中国共产党或是与中国共产党有关联那段往事，赶紧把这一令人惊诧的情报报告给蒋经国。蒋经国耸耸肩，“那也没有办法”。 [6] 蒋经国必然想起自己年轻时与苏联共产党有更长久的效忠关系。但是，强硬派的情治及“总政战部”型的人士对蒋经国选择李登辉一点也不起劲，尤其听到这个台湾本省人有一段共产党经历这种戒严法下的“严重罪行”，更是十分不痛快。 [7]
蒋经国自己的一些家人也不认为接班问题已经解决。他的两个儿子孝武、孝勇，弟弟纬国和蒋夫人，现在转移到关切党的主席若不归蒋家人，是否可交给忠心的外省人。他们认为，“党主席”才是抓住实际大权的关键。这时候，长久被视为可能的接班人孙运璇却中风，此后一直没能康复、重回政坛。蒋经国挑选忠于蒋家的奉化同乡、曾留学哈佛及伦敦政经学院的俞国华（七十岁）担任“行政院长”。
2月份的国民党中委全会把“中常委”扩大，由二十七人增加到三十一人，台籍“中常委”增加到十二人，比重为百分之三十九。但是，蒋经国远比过去更倚重他的亲信，包括老干部及年轻的第三代学人从政官员。他把李焕由高雄召回“中央”，派任为“教育部长”。这时候，蒋经国在七海官邸设了一张医院型的卧床，大部分公事都在官邸召集一小批“床边精英”处理。
蒋方良患了失眠、呼吸急促的毛病，但是比起外观就明显衰弱的丈夫，算是健康多了。上了年岁、体弱多病，反倒使夫妻更加亲密。他们两人最大的喜悦就是膝下孙儿满堂，大者如友梅，二十出头，在艺术上稍有成就；小者如孝勇在1979年生的儿子友常，1978年生的儿子友柏。孝文还是半个废人。孝勇宁愿躲开聚光灯，不愿涉及让他二哥着迷的情治圈子。
孝武在与前妻离异后，聘请年轻的台籍女士蔡惠媚做管家兼子女的英文家教。孝武现在是台湾广播公司总经理，也是台湾棒球协会理事长，由于台湾少棒队屡创佳绩，棒协理事长的头衔让他享有相当不错的知名度。他仍然爱和电影明星、社会名流厮混，甚至和一些高级情治官员流连声色场合。到了1984年，台北坊间已盛传蒋经国这位烟不离手、酒不离口，可是工作干劲十足的儿子可能会是继承人。反对派人士声称蒋经国预备把权柄交给孝武，孝武此时已负责督导他父亲的侍卫队。可是，蒋经国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自家儿子的缺陷，没有任何意愿让孝武担负重要的政治职位。 [8]
两个未认祖归宗的儿子稳健进展令蒋经国很欣慰，但是他依旧没和他们接触。章孝严身为“外交部北美司司长”，经常就重大政策议题撰写报告供蒋经国参考，也处理接待来自美国、加拿大的重要访客。可是，不像“外交部”其他司长，章孝严从来没有陪伴贵宾晋见蒋经国。大约这个时候，香港、大陆报章开始出现文章，指出蒋经国有这两个儿子。孝勇两度向父亲查问，经国都否认有这么一回事。然而，孝勇和二哥孝武很快就相信传闻不虚。孝武告诉一位朋友，他相信孝严、孝慈为人不错，可是他们在台北，对他母亲永远是件难堪的事。他试图阻挠这两个异母兄长的事业，孝严升任“外交部常务次长”，孝武阻止不成。有一次，台广访问孝慈讨论教育问题，孝武召见制作人，警告他以后不得再请那个人上电台。 [9]
蒋经国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台北和北京可以进行非正式对话之时，中间人可不少。陈纳德的遗孀陈香梅，已经由中央情报局退休的克莱恩，一度都想当两岸密使。蒋经国都没理他们，把这个敏感角色只托给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新加坡基于不希望让对族裔问题敏感的邻国马来西亚不安，与北京或台北均无外交关系，可是李光耀是唯一可以穿梭往来于北京与台北之间的世界领袖。李光耀曾在1976年5月初次访问中国，与罹病的毛泽东短暂一晤。1978年，中国展开改革新纪元，邓小平亲自到位于马来半岛南端这个经济昌盛、政治安定的华人城市国家考察。1980年，李光耀第二度访问中国，翌年，邓小平派赵紫阳出访新加坡，亲自考察新加坡的成功经验。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媒体对新加坡社会、经济纷纷做有利报道，加上北京高级干部公私言论对新加坡赞誉有加，凸显出邓小平对李光耀治绩的看重。李光耀试图让邓小平及中国其他高级官员了解台湾的情势，包括台湾绝大多数人同情“台独”原则，因此中国大陆与台湾在处理统一问题时必须审慎、弹性。 [10] 大约在这几年里，李光耀开始到台北做不对外公开的访问，与蒋经国交换意见。 [11]
蒋经国与李光耀意气相投，胜过李与邓小平的交谊。李光耀每次到台北，都和蒋经国单独以好几小时时间，交换对中国、对两岸议题的看法。蒋经国认为李光耀对这个问题的了解，比任何人都更深入。这是蒋经国与国外政府首长唯一的亲密私交，他从来不到机场迎接外宾，只有李光耀例外，几度亲自迎迓。 [12] 他也指示秘书，在给李光耀的信中加上表述他亲切恳挚交好的文字。 [13]
邓小平至少有一次通过李光耀，向“我在莫斯科的同学”蒋经国致候。 [14] 邓小平也对李光耀及其他访宾陈述如何保护各方利益、解决两岸问题的看法。邓小平说，北京绝不派官员或部队到台湾，不干预台湾的政治或“人事”（领导人）问题，统一协定“可以维持一百年”，北京绝不会去更动它。 [15]
依据邓小平的说法，台湾可以享有“处理外交事务……签发特别护照……发放签证……与其他国家签订一些协定……的特别权利”。两岸关系将是“你不吃掉我，我也不吃掉你；你不要烦我，我也不烦你，各行其是”的性质。邓小平再次排除北京在签订统一协定之前，放弃使用武力的可能性；但是，在统一协定里则未尝不可能把放弃使用武力列入。未来在执行协定上发生争端，则由谘商解决。邓小平强调，除了“两个中国”的原则，“大陆方面没有其他绝对的条件。所有的其他条件、方式，都可以谈判、调整”。 [16]
这是台湾可以从北京所获致的最有弹性之谈判起点。可是，蒋经国不认为他在岛内已经凝聚共识，获得民众支持两岸谈判，而且中国大陆的局势条件也还未充分变化到足以让他展开统一的谈判。李光耀和蒋经国倒是都认为，让大陆与台湾、新加坡的繁荣、开放社会多接触，将可导引大陆往类似方向演变。蒋经国对德国《明镜周刊》就说：“重建一个自由、民主、统一的中国，既不是梦想，也不是幻想。”
到了1983年，蒋经国认为，由于邓小平推动经济改革和务实外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日渐茁壮强大。如果台湾和大陆能结合，他告诉他的同僚：“中国会有伟大的未来前途。”关键在于如何建立一个可行的政治架构。在各种强力理由中，撇开知性及道德上的抉择不说，这个架构必然是个民主的政治架构。 [17]
1984年9月26日，邓小平在中国争取统一的长期奋斗中获致一项重大成果——与英国达成《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之协议。作为邓小平“一国两制”方案的第一个具体宣示，他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达成协议：香港将在1997年交还给中国治理，中国将派任香港特首，解放军将进驻香港。但是此后五十年，香港可以继续维持它自己的经济、社会、财政和政治制度。邓小平在会谈中，请撒切尔夫人带话给里根总统，拜托美国协助推动两岸接触。
《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使邓小平在党内原本强大的地位更加坚强。中共党内还是有分歧意见，一派是改革派，一派是反对经济、社会政策彻底变革的保守派，不过，邓小平最高领导人的权位依然稳如磐石。1984年，他视察备受争议的深圳、珠海、厦门经济特区，重申他支持中国对世界开放、力行经济改革的政策。但是，他依然坚决不让改革开放脱缰失控。身为共产党员，他对“改革已颠覆了党的控制”的指责之声相当敏感。因此，他也支持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运动；1981、1982年，也批准进行反对“精神污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论战。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的保守派也利用“反对精神污染”这个口号来抗拒政治自由化。
1984年5月，台湾的反对派人士成立“党外公政会”，揭橥成立正式反对党的目标。国民党内宋楚瑜等改革派，希望反对派能满意具有政党之实、不要急着建构政党的形式。蒋经国在8月间，准许高雄事件四名被告（包括林义雄在内）提前释放，以示政府的温和态度。两位学者撰文说，国民党面临反对运动的好战主张及重大压力，对策就是选择性地镇压，稳定推动体制自由化，加速吸纳台湾本省人进入体制。 [18] 可是，统治阶层的保守派外省人却越来越惊慌。7月间，汪希苓与竹联帮帮主陈启礼会面。据《龙之火》作者卡普兰的说法，汪希苓有个大计划，想把竹联帮培训、整合成为秘密工作的队伍，在香港与美国乃至世界各地活动。刘少康办公室虽然已经解散，对付反国民党的个人及团体之秘密、非法行动并没有停止。
汪希苓和陈启礼第一次会面是在一位著名电影导演（译按：白景瑞） 的家中，这也反映出电影业、情治机关和黑社会的关系错综复杂。当天在白景瑞家吃饭的主宾是蒋纬国。汪希苓在初见之后，于8月2日做东邀陈启礼吃饭，作陪的有“国防部情报局”副局长胡仪敏少将（从大陆时期就追随戴笠的老人），以及陈虎门上校（译按：“情报局”副处长） 。汪希苓对陈启礼说，有个叛徒刘宜良写了一本书毁谤蒋经国，破坏台湾形象；现在这个人又要写另一本书《吴国桢传》。汪希苓说：“必须干掉刘宜良。”陈启礼当即接受这个任务。
刘宜良曾经答应汪希苓改写《蒋经国传》部分内容，而且还从“国防部情报局”拿了钱。可是，除了少许删略之外，他还是发表了它，现在，除了《吴国桢传》之外，他还计划写一本书，谈论孙立人生平。蒋经国在吴传、孙传两本书里都将被描绘成恶棍。 [19] 汪希苓对刘宜良已经忍无可忍，认为刘已经投向北京。 [20]
9月14日，陈启礼接受汪希苓饯行之后，前往加州安排暗杀行动。一个月之后，三名竹联帮分子在旧金山市郊戴利城（daly city）刘宅车库，狙杀刘宜良。不料，位于马里兰州米德堡（fort mead）的美国国家安全局电脑，侦录到陈启礼由加州和台北的“国防部情报局”通了好几次越洋电话。 [21]
陈启礼跟实际动手杀害刘宜良的吴敦、董桂森，10月21日回到台北。“国防部情报局”人员在中正机场迎接他们，称赞他们干得好。陈虎门告诉他们，“大老板”很感谢。后来，董桂森问陈启礼，“大老板”是谁？据说，陈启礼回答，“大老板”是蒋孝武。
10月底、11月初，“警备总部”扫荡刊载暗示官方涉及刘宜良命案消息的书刊杂志，当局亦以毁谤罪控诉杂志上撰文批评的作者。与刘宜良命案不相干，地方法院判定两个编辑毁谤罪名成立，将他们关进牢里。反对派其他刊物为之大哗。“内政部”反映出强硬派路线抬头，下令“非法组织”党外公政会解散。
陈启礼等人回到台湾三个星期之后，台湾的警察机关发动大规模扫荡黑道帮派的行动。数千名军警同步在几个城市行动，逮捕数百名涉及黑道帮派的人物，竹联帮也有多人落网。当局原本计划在年底展开这项“一清专案”扫黑行动，不料却突然提前发动。警方也从陈启礼家里把他带走。陈启礼担心性命不保，大喊他是“情报局”的地下工作人员。陈启礼被素来与“情报局”较劲的“法务部调查局”扣押，受到“调查局”的侦讯。杀手董桂森潜逃。“国家安全局”在汪敬煦领导下，协调、动员好几个情治机关，进行这场空前的扫黑行动。这位“大汪”就是1981年陈文成教授遇害时的“警备总司令”。若干年后，蒋孝勇认为“一清专案”目的在把涉及刘宜良命案的凶手抓起来。他说，刘案可能涉及情治机关的“内斗”，而且汪希苓也不会自作主张采取这种行动。 [22]
蒋经国11月13日上午就接到“总统府秘书长”就“一清专案”提供的报告。这项报告指出，治安机关抓到一个帮派头子，此人声称是“国防部情报局”特务，而且出示文件表明身份，他更招认以此一身份，执行了铲除刘宜良的任务。蒋经国大为震怒，他说：“太不可思议了。依法办理！” [23] 他指示大汪督办这件事。大汪、小汪显然起先都认为他们能成功地否认“情报局”与刘案有关联。后来，他们发现陈启礼在美国留下录音带，详述策划暗杀行动的细节，显然就向蒋经国报告，“情报局”人员涉及刘案。他们是否透露大汪的角色，我们并不清楚。蒋经国训令“外交部”通知美国国务院，已经逮捕一个涉嫌杀害刘宜良的黑道人物。可是，“外交部”不得提到，陈启礼声称是替“情报局”工作。这项掩饰行动持续了两个月，据蒋孝勇的说法，令美方非常生气。 [24]
12月中旬，联邦调查局告诉美国国务院，证据显示台湾的“国防部情报局”涉及刘案。国会众议员索拉兹（stephen srz）宣布要召开听证会来决定，在美国国内进行恐怖活动是否构成美国可以停止对台军售。国务院要求把陈启礼、吴敦押送到美国接受审判。蒋经国拒绝，但是保证台北会配合，把本案侦查内容提供给华府。
为了凸显这件事的重要，“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宋贺德（harry thayer），把“总统府秘书长”从睡梦里叫醒，将国务院电文里的十点指示念给他听。 [25]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台北方面负责与宋贺德打交道的高级外交官员章孝严，他的母亲四十二年前就有谣传是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八十年代》自己也发动调查，刊出文章指称官方涉及刘案。“警备总部”把整期杂志全部没收。不久，联邦调查局出示其掌握的证据，无可抵赖，蒋经国同意，承认陈虎门擅作主张，密谋这项凶杀案。华府说，主谋高过陈虎门。台北就承认汪希苓的副手胡仪敏涉案。但联邦调查局和国务院都说不止于此，汪希苓也涉及刘案。 [26]
1月13日，联邦调查局从得州休斯敦一名竹联帮成员那里，取得陈启礼留在美国的一卷录音带，它指出汪希苓亲自下令指使这桩谋杀案。蒋经国下令把汪希苓等三人免职，交付军事法庭审理谋害刘宜良的罪嫌。要到1月间，也就是汪希苓等免职后四天，才发表声明表示当局“非常震惊情治人员涉及本案”，当局已免除汪希苓“国防部情报局局长”的职务。又过了好几天，当局才真正扣押这位免了职的“情报局”局长，显示当局跟他谈判条件，要他一肩扛起责任。
蒋经国告诉一位部属，他对此事感觉“非常痛苦”，一再表示他实在不明白汪希苓怎么会做出这么愚蠢的决定。他叹息说，在刘宜良遇刺之前，台北与华府的关系一向良好。黑格下台之后，共和党政府对台湾的需求十分同情，现在刘案发生，台湾最近乃至未来可能由美国收获的成绩，恐怕全都断送了。蒋经国担心的是，里根个人对台湾的支持会起变化，刘案对美国军售会起什么冲击（1984年美国对台军售金额已上升到七亿美元），尤其里根保证要提供台湾先进战斗机，不知会不会变卦。
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常会”里说，帮派分子借社交往来套住官员；他下令政府官员一概不得与黑道来往。他又指派汪敬煦、郝柏村、沈昌焕和蒋彦士四名高级官员成立专案小组，处理当前危机并研商长期对策。台北新闻界开始出现由官方泄露的消息，指称蒋经国非常震怒官员涉及刘案，下令清查情治机关，任何人一旦涉案，不论级别多高，一律逮捕究办。蒋经国同意美方的要求，准许戴利城一名警探、联邦调查局两名探员到台北，跟被捕的陈启礼、吴敦谈话，做测谎试验。他晓得美方志在查明台北方面应对刘案负责的层级究竟有多高，包括也想查明他本人事先是否知情。但是，他没有准许美方跟汪希苓谈话。
此时，在美国的公关出现大问题。《华盛顿邮报》描绘台湾当局是“好朋友干下恶徒行径”。众议院亚太小组委员会（同一个小组委员会曾经调查陈文成教授命案）第一天的听证会，就让台北灰头土脸。次日（2月8日），蒋经国改变主意，同意让美方也跟汪希苓谈话、做测谎。汪希苓接受测谎时，对下列两个问题都否认：他有没有明白下令杀害刘宜良？（他表示只建议陈启礼“教训刘宜良”）有没有上级同意此一杀人案？据在场的美国官员说，汪希苓对问题都明显“局促不安”，测谎机指针显示明显说谎。 [27]
这个时候，如果蒋经国事先不知情，现在一定已了解，为什么一个“谨慎”、亲信的情报首长会涉及这么一桩没有具体利益的危险妄举。许多间接证据显示，汪敬煦若没有下达命令安排凶杀案，至少也批准了执行本案。十二年之后，某位蒋经国的多年亲密同志说，汪希苓一定替某人掩饰。 [28] 几位国民党当时的高级官员相信，原本的点子出自蒋孝武；多年来王昇一直促使孝武跟情治机关增进关系。 [29] 蒋孝武涉及刘案的传言，出现在香港、美国，甚至台湾的媒体上。由于视力差，蒋经国此时依赖幕僚读报给他听。很可能是一位或多位年轻助手或资深干部——也有可能是孝勇本人——在1985年初，向他报告坊间传闻孝武涉及刘案。孝武极力否认此一传闻，坚称从来没见过陈启礼，绝对跟刘案没有关系。 [30]
然而，蒋经国至少已经相信，孝武的生活习性、交友不慎、讲话不小心，起码间接导致刘案。 [31] 我们几乎可以确定，蒋经国本人并不晓得有杀害刘宜良的计划。
蒋经国1983年罢黜王昇时，并没有利用此一机会管束已被放纵去威吓反对派人士的情治机关特务。蒋经国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明确交代，搞秘密活动绝对不能从事政治暗杀，可是他并没有做到。最后，蒋经国也没有好好教导他这个言行怪异的儿子，或是他的情治首长。这一部分的国民党当局继续如化外之民，凭自己的意思一意孤行。
除了蒋经国之外，华府主持对华政策的里根政府官员，也希望刘宜良案早早结案，尽快忘却。“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北官员很清楚，黑格去职之后的里根政府新团队，“衷心不希望对蒋经国太为难”。 [32] 美国国务院东亚暨太平洋局在助理国务卿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领导下，推动里根政府批准一项计划，允许f-16战斗机生产厂商通用动力公司（general dynamics）与台湾合作，在台湾产制所谓的“自制防御战斗机”（indigenous defense fighter，简称idf。译按：投入使用后命名为“经国号”） 。idf大部分在台湾组装，是f-16的改装机种，配备不同的引擎和电子设备，大幅降低航程，使它更符合防御性质。这就是里根兑现他对蒋经国私人担保——提供“可以接受的先进战斗机”——的方案。
美国国务院一些外交官员声称，idf违反了1982年美中“八一七公报”，公报载明，美国对台湾军售的量与质都不增加，而且要逐步减低。案子送到舒尔茨（george shultz）国务卿面前裁示。刘宜良命案、索拉兹众议员召开听证会，在在都使得idf案前途不乐观，但是由于里根对蒋经国有秘密承诺，回想起来，这个决定早已下达。 [33]
白宫希望刘宜良案尽早落幕，还有另一层原因。索拉兹众议员主持的听证会还在国会山庄进行之际，钱复通过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东亚事务主任席格尔（gaston sigur）的安排，在他的华府办公室与诺斯（oliver north）中校会面。诺斯还带来尼加拉瓜反抗军领袖卡莱罗（adolfo calero）。卡莱罗说明，尼加拉瓜反对桑地诺政权（sandinista）的游击队被美国国会遗弃，处境危殆。卡莱罗问：台湾的“有钱人”能否捐助一百万美元给游击队。 [34]
蒋经国此时是又气又恼，“国防部情报局”很可能在他儿子煽动下，雇用黑道到全世界最攸关台湾安危的国家，去执行冷血谋杀案。突然间，钱复报告，白宫要求国民党不得让美国国会知情，秘密捐款从事秘密行动，简直更不可思议。这时候，美国与台北仍与尼加拉瓜这个中美洲国家保持“外交”关系，事实上台北仍与左翼桑地诺政权有援助计划在进行中，最近也才展延一笔九百万美元的低利贷款给桑地诺政权。（美国政府此一违宪、非法的秘密活动，在尼加拉瓜造成数以百计的人员伤亡。）蒋经国对于诺斯有此请托大为高兴。为了安全起见，他下令向白宫查证此事是否有更高层授意？国家安全会议的答复是：“里根总统会感谢［台北方面］赞同的反应。” [35]
蒋经国指示“国家安全局”通过国民党的外围组织“世界反共联盟”来回应美方的秘密请求。“世盟”主席乃是美国陆军退役将领辛格劳布少将（john sinub），他立即到白宫拜会诺斯。蒋经国要确切掌握情势，再度查问——白宫会“十分满意”国民党捐款给尼加拉瓜反抗军吗？美方迅速给予正面答复。 [36]
4月9日，普通法院经过九小时庭讯之后，判决陈启礼、吴敦谋害刘宜良罪名成立，均处以无期徒刑。十天之后，军事法庭经过十四小时庭讯，也判处汪希苓等三人罪名成立。汪希苓在庭上说出：“国民党过去在中国大陆，以及在台湾的早期，都搞过政治杀害活动，只是都根据谨慎规划的计划进行。过去十几二十年，使用暴力则是违反政府政策。”普通法院、军事法庭的检察官都没有深究在汪希苓之上是否还有其他人可能涉案。汪希苓被判处无期徒刑，但是多数观察家的看法都没有错，过了几年他就出狱了。在索拉兹主持的听证会上，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暨太平洋事务副助理国务卿威廉·布朗（william brown）声明：“就证物而言，没有证据显示国民党有在美国针对其敌人骚扰或恐吓的一贯模式”。听证会得到同样的结论，因此国会象征性地做出一项决议，再度要求把涉案罪犯押送美国。台北方面也果如预期，再度拒绝。国务院接下来把联邦调查局能指认出来的台湾情报局驻美特务全部驱离美国。
6月、7月间，台湾当局通过“世界反共联盟”把一百万美元的秘密捐款（分成两期）第一期款，汇入诺斯在瑞士银行的秘密账户。蒋经国的行事作风向来是对不相干的人保密到家，“行政院长”俞国华和国民党中央秘书长马树礼根本不知道有这些秘密款项。7月份，郝柏村向蒋经国报告，白宫已经批准idf案子。蒋经国微笑着说：“这是军事外交的重要成就。” [37]
除了情报局特务人员被驱逐出境之外，台湾没有因为刘宜良命案，在美国与台湾关系方面付出其他代价。可是，在台湾内部，刘宜良命案却产生深远、持久的冲击。李登辉、钱复、宋楚瑜等留美回台的官员大为震惊，也深觉羞愧，原本追随蒋经国多年、已经上了年岁的自由派人士一样觉得抬不起头来。一个党和“政府”要靠黑道来威吓敌人，绝不是他们当年选择投效国民党的初衷。这一事件也重挫国民党内保守派以及情治机关的政治影响力及道德权威。从此以后，扫除“文化污染”（公开抨击当局及领导人）的主张已经死了，再也没有人能信服。
刘宜良命案彻底摧毁蒋经国长期以来对情治机关及秘密行动的信念。他首次改变情报机关的基本目标，下令“国防部情报局”和“国防部特殊情报局”（special intelligence bureau）合并，指派一位从野战部队出身的将官（译按：卢光义） 出任新首长。这个新单位（译按：改名“国防部军事情报局”） 此后只负责收集军事情报。最重要的是，蒋经国禁止在美国从事任何秘密工作。他指示“国家安全局”集中力量从事情报收集、分析及反情报工作，不搞秘密行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把汪敬煦调离“国家安全局”。
蒋经国晓得要改变情治人员的文化绝非易事。他曾经说过，奉派从事特务工作的人，等于是“跳火坑”。经国一反早年吸收优秀青年从事情报工作的做法，现在他明白指示，不再允许把优秀学生、干部派去从事情报工作。他对李焕表示，那是“负数”，意味着他对创造出这样一个怪物充满无力感。蒋经国也下令切断跟泰、缅边境游击队的关系——自从1953年以来，他屡次向美方承诺要断绝关系，但一直没有真正切断。最后他下令，以后在台湾要逮捕重要的反对派人士及查封刊物一定要检具事实，由他亲自批可。同一天，他告诉郝柏村，今后要加强拔擢本省籍将领。 [38]
注释：
[1] 孙运璇1995年8月28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4。
[2] 综合本书作者在台北对下列人士的访谈所得：王昇（1998年3月13日）、马树礼（1998年3月13日）、李焕（1998年3月9日）、马英九（1998年3月10日）。原书注6。
[3] 余纪忠1996年5月15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8。
[4] 张祖诒1996年5月16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9。
[5] 同上注。原书注11。
[6] 见王力行《蒋孝勇的最后声音》中对蒋孝勇的访问，载1996年9月15日《远见》杂志第112—113页。原书注13。
[7] 本书作者1995、1996、1998年在台北访问好几位国民党高级官员，他们都有类似说法。原书注14。
[8] 许倬云1998年4月给本书作者的短笺。李焕、林荫庭《追随半世纪：李焕与经国先生》（台北，天下文化，1998年版），第268页。王昇1998年3月13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的访谈。原书注18。
[9] 某位蒋家成员1995年8月、1996年5月、1998年3月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19。
[10] 马树礼1998年3月13日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20。
[11] 李光耀第一次公开宣布访问台湾是在1985年11月。“中央通讯社”1985年11月5日报道李光耀到访的消息中提到，李光耀“近年来多次到访，但是这一次是首次公开宣布访问行程”。原书注21。
[12] 李洁明1996年8月15日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22。
[13] 马英九1998年3月10日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23。
[14] 郝柏村著、王力行采编《郝总长日记中的经国先生晚年》（台北，天下文化1995年版），第278页。郝柏村1985年12月1日日记载有蒋经国把他和丁大卫谈话内容转告给郝柏村。郝柏村只说，蒋经国把邓小平的问候告知丁大卫，没有进一步置评。蒋经国可说是故意让美方知道邓小平致候，免得美方从新加坡方面得到消息。原书注24。
[15] 1983年8月号香港《70年代》月刊中杨力宇的文章。另参见1983年8月5日英国广播公司《世界摘要广播·远东》部分。杨力宇是美国西东大学教授，描述了他对邓小平有一段很长的专访谈话，邓小平讲出这些想法，但是杨力宇没有说他在什么时候见邓小平、讲这些话。原书注25。
[16] 同上注。原书注26。
[17] 余纪忠1998年3月9日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28。
[18] 周阳山、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台湾的民主化过渡》（democratizing transition in taiwan），载于1987年3月《亚洲观察》第283页。原书注31。
[19] 卡普兰《龙之火》，第375—408页。原书注33。
[20] 班立德1998年7月8日给本书作者的信函所说。原书注34。
[21] 同上注。原书注35。
[22] 同注［6］，王力行对蒋孝勇的专访，第110页。原书注36。
[23] 汪道渊1996年5月17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37。
[24] 同注［6］，王力行对蒋孝勇的专访，第109页。“当父亲向有关官员问起这个案子时，他们全都不说实话……或是责怪别人……有些人还否认情治机关涉及此事。”原书注39。
[25] 宋贺德1995年12月6日在华府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41。
[26] “美国在台协会”涉及对台事务的官员1995—1999年间在华府接受本书作者多次访谈时所说。原书注42。
[27] 范美丽1998年3月30日接受本书作者电话访谈时所说。范美丽当时是“美国在台协会”政治组副组长，与联邦调查局探员全程出席所有会面情况，包括进行测谎工作。原书注49。
[28] 某位台湾当局高级官员1996年5月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50。
[29] 同注［6］，王力行对蒋孝勇的专访，第108页。蒋孝勇没有直接点出王昇的名字，只说“刘少康办公室的人”。孝勇指控王昇，企图“利用我们两兄弟间的关系，以便可以制衡或影响我们之中一人”。原书注51。
[30] 赫斯（david hess）1996年5月26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的访谈所说。原书注52。
[31] 这是蒋孝勇1996年接受王力行专访时的说法（同注［6］，第110页）。它也很可能部分反映出他和父亲讨论这件事时的对话内容。孝勇说：“孝武涉及刘案的印象，八成来自谣言，两成来自他给人的印象。”1996年6月7日蒋纬国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我问他孝武是否涉及刘案，他回答：“是的，有可能。”原书注53。
[32] 范美丽1998年3月30日接受本书作者电话访谈时所说。原书注54。
[33] 本书作者当时在美国国务院东亚暨太平洋事务局担任分析主任，也涉及这项辩论。我个人认为idf在文字上、精神上都违背“八一七公报”。原书注55。
[34] 钱复1998年3月13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56。
[35] 某位与蒋经国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45年的高级军官兼外交官，1996年5月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1998年3月作者在台北与当时“外交部”某高级官员谈到此事，亦经他证实确有此事。有关台湾援外活动，参见9月26日《远东经济评论》周刊第38页。原书注57。
[36] 同上注，另参见1987年5月16日《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 ）；卡普兰《龙之火》，第458页。原书注58。
[37] “iran contra puzzle”，1987年《国会季刊》（congressional quarterly ）第a-12页。另见郝柏村著、王力行采编《郝总长日记中的经国先生晚年》，第254—255页。原书注61。
[38] 马树礼1998年3月13日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66。
第二十四章 建立共识
1985年2月，蒋经国要求蒋彦士辞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职务。蒋彦士比起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开始追随蒋经国的人士，跟蒋经国的关系更加亲密。他的下台与台湾最大的信用合作社——台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的倒闭有间接关系。“十信案”涉及将近两亿美元的非法放款，其中部分借贷人是政府官员。贪渎是国民党在大陆溃败的主因，现在，继黑道被情治机关吸收、授意杀人，令全台湾撼动之后，又爆发堪可媲美孔祥熙、宋子文时代的大弊案！ [1]
蒋经国召见“财政部长”、“经济部长”（译按：陆润康、徐立德） 之后，两位“部长”立刻提出辞呈，这可是在大陆时期没见过的现象。“十信”弊案爆发后，银行和外汇制度趋于保守，也反映出蒋经国一向倾向管制的做法又告抬头。蒋彦士的垮台还有另一个说法。据一位与蒋经国接近的消息来源者说，蒋经国拜托蒋彦士帮忙看管孝武，在刘宜良命案爆发后，他觉得蒋彦士没有尽到责任。
台湾驻日本的非正式“大使”马树礼以七十四岁之龄，回台接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蒋经国告诉马树礼，他决心在今后一两年内推动全面民主改革。他要求马树礼召集几个专案小组，非正式地讨论政治改革事宜。通常这些小型、非正式的会议只有四五个人参加，针对特定的政治改革之正负面效应，提出各种看法。严家淦答应出任召集人。与会人士包括“中常委”、高级军官及情治官员、蒋经国信赖的核心干部、“立法院”及“国民大会”里年迈的保守派，乃至受人敬重的学界人士等。 [2]
蒋经国本人没有参加这些小组开会，而是偶尔邀一两个人到床边垂询意见。来宾到达官邸时，他就按钮把床调整为坐式，然后对姜必宁大夫说：“对不起，姜大夫，我们有些重要事情要商量。”所谓商量，往往是一面倒，蒋经国一直问话，问个不停。不论来宾持什么观点，能被经国邀请到卧榻之侧请教，总是令人觉得荣幸。
尽管“内政部”命令党外公政会解散，反对派领袖拒绝从命。国民党则持续研商，使得“党外党”似乎多少有点合法性。刘宜良命案审判完结之后，“警备总部”恢复取缔反国民党刊物的大动作。5月至10月，“警总”没收的煽动性质刊物就高达九十七万六千份之多。尽管警察查禁、没收杂志，以毁谤官司钳制，台湾的反对派刊物以及香港各式各样媒体继续大量刊载刘宜良案、“十信案”的内幕，以及与孝武有关的种种传闻。大爆蒋家内幕的故事，如蒋方良的身世、蒋家财务的消息处处可见。刘宜良撰述的《蒋经国传》在台湾洛阳纸贵，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那本一面倒、尖锐抨击的《宋氏王朝》（the soong dynasty ）也十分畅销。
蒋经国虽然忙着规划岛内政治改革，也相当密切注意中国大陆保守派与自由派之间的权力斗争。6月，大陆一份杂志开始连载蒋经国旧部执笔、记述一些友善往事的文章。11月，李光耀首次公开到台湾访问。他由台北第三度进入中国大陆，回程时似乎又秘而不宣在台北小停，才回新加坡。12月5日，蒋经国和丁大卫会面，故意不经意地提起最近李光耀经过台北，曾经转达邓小平问候之意。李光耀来访之后不久，有一天马树礼向蒋经国读一份有关中国大陆发展的报告，经国挥挥手，打断他的话题：“以后别再说‘共匪’，说‘共产党’就可以啦！” [3]
“经济部长”李达海4月28日公开重申他所谓的“长期以来的政策”——不干预与大陆的间接贸易。他引述一份智库报告，该报告认为台湾当局既不需要也不可能控制对大陆的间接贸易。这个当局出资支持的智库也宣布新推出一份季刊，提供中国大陆市场资讯。除了数以千计民众偷偷潜回大陆探亲之外，许多台湾生意人也已经经过香港，非法前往大陆旅行。有位“立法委员”公然赞扬这些人“成功登陆大陆”。官方估计1985年商品流通金额约七亿美元——大约八成是台湾出口。有一股号称“港台风”的青少年文化，在音乐、电影、卡拉ok、发型乃至服饰上，突然间在大陆青少年群中如野火般流行开来，这可是前所未闻的事！ [4] 更撼动人心的是，报章杂志报道，若干台湾商人已在大陆（主要是福建）设厂生产衣服、鞋子、卫生棉等。1985年，由香港到大陆的直接投资总额约十亿美元。而台湾对大陆投资也首度出现估计数字——五十万美元。
八十一岁的邓小平，比蒋经国年长六岁。这一辈子，他喝的酒可不逊于小蒋，抽的烟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他的身体比小蒋强多了。
台北方面，这一年夏天，眼科专家发现蒋经国视网膜退化，必须再次开刀，两位本地眼外科医生负责执刀。手术之后，蒋经国的身体健康急速走下坡，脚部神经痛也加剧。 [5] 即使有年轻副官扶持，他已经举步维艰，很难走到“中央党部”三楼的会议室。马树礼建议“党部”装一部电梯，蒋经国不肯。于是，“中常会”移到台北宾馆开会。隔了一阵子，蒋经国觉得在政府建筑物里举行党的会议不妥，他才同意装设电梯。
病，使得蒋经国加快培养李登辉接班的准备工作，两人经常一起讨论政事。不过，李登辉从来没进到他的卧室，那是外省籍亲信才能进去的地方。蒋经国考量到李登辉与军方毫无渊源，指示“参谋总长”郝柏村多跟李登辉谈话。一个月之后，他又重复这道训示，特别交代郝柏村和李登辉讨论如何处理刘宜良案。郝柏村遵令去做，与李登辉建立起交情。蒋经国又安排李登辉代表他，向政战学校毕业生演讲，以及出席若干大典。为了展现李登辉处理“外交事务”的能力，蒋经国派他以“特使”身份出访中美洲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和危地马拉。蒋经国也告诉美国“驻台代表”李洁明，他希望李洁明能与李登辉多接触、多了解，“不要有别人在旁边”。李洁明和李登辉很快就结为好朋友，有一次两家夫妻相偕环岛旅行了三天。
可是，接班问题并没有止息。台湾岛内及国际上都有些政治分析家认为，一旦蒋经国宾天，李登辉只会是有名无实的“虚君”。在后蒋时代，掌控国民党才是关键，许多人依然认为这一部分将由蒋家人或军人接班。“我们不认为李登辉是个强人，可以击退外省籍强人”乃是一般典型的评语。 [6] 少数观察家甚至继续看好蒋孝武，因为他姓蒋，“当变动时期来临时，可以增加几分安定” [7] 。
刘宜良命案之后，蒋经国不再信赖情治机关，孝勇变成父亲的亲信，每星期二、星期五要向他报告最新的政情发展。某些反对派刊物开始称呼孝勇是“地下总统”。为了澄清事态，蒋经国8月间接受《时代周刊》专访时表示，他“从来没有考量过”由蒋家成员接班。当蒋经国获悉孝武、孝勇兄弟有意竞选国民党“中央委员”时，就交代秘书长马树礼制止。 [8] 12月15日向“国民大会”发表讲话时，针对在他身后是否有蒋家人或军人出现主政的问题，他更是明白地答说：“既不能，也不会。”过后不久蒋经国派孝武出任“台湾驻新加坡副代表”，形同放逐，李光耀答应他，会帮忙“看管”孝武。
半个地球之遥、冰天雪地的莫斯科，另一场领导人继承的大戏刚刚完成。契尔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短暂接位，相继病逝之后，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以五十五岁之龄，成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及其同志认为“与经济、文化、民主和外交政策有关的每件事，都得重新评估”和改造。他想给苏联共产主义添上人道、民主的面貌，此一惊人举动最后导致苏联制度的覆亡。就短期而言，他的改革运动给东欧、菲律宾、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民主运动增加了旋乾转坤、改造历史的动力。 [9]
1985年，国民党开始更公开推动蒋经国和李光耀在过去几年慢慢演化的观点，认为可以在中国大陆产生深刻的变化。留美归台出任“国际关系中心”主任的邵玉铭，公开主张不仅中国共产党必须实施基本政治改革以求生存，事实上它也有可能改革。“我们相信，大陆开始改革，会产生一种期待的革命，它将严重动摇今天所建构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基础。为了中国人民的生存，共产党领导人必须寻找其他的建设国家和治理政府的模式。”
到了1985年底，每年到台湾的外国旅客及商人已超过一百万人次。同时，台湾人民到世界各地旅行人数也以万计，其中有不少人溜到大陆去。台湾人越来越有余钱出台旅游。1985年，拿整个台湾人口所得除以台湾一千九百万人口，得出的数字超过三千美元。1985年世界石油价格下跌，对台湾经济及新台币币值产生助长之势。“行政院”决定每升汽油降价新台币一元，蒋经国认为降幅不够大，“行政院”进一步宣告降价新台币三元。
1985年，也是中国大陆改革派“形势大好的一年”。在新年之际，已经没有人批评“精神污染”或“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强调高度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一个伟大目标”，宣称“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共产主义可以人性化、民主化的理念，在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当中找到沃土，甚至若干党的高级干部也接纳它。
可是，顶尖的最高领导人却有疑虑。邓小平似乎一度认为，中国共产党要预防斯大林、毛泽东那样的严重滥权，有必要引进新加坡式、管控型的民主化。1986年的前八个月，邓小平仍继续主张政治改革，可是他越来越强调改革结构，而不是改变制度。
国民党保守派也越来越难以反对岛内出现同样的吁求之声。台湾存在着一大片非政治的领域，但是，这种传统的民间社会，集中在家庭、宗亲、宗教、嗜好和工作的范围，差异性不大。它并不包含愿意向当局挑战的团体。不过，在财富日增、民智大开及都市化的大环境下，岛内公民社会迅速扩张到有争议性的领域。消费者文教基金会成立于1980年，动员民众对米价、核能发电等议题关心。各级反污染组织也出现，有些强悍的环保组织，如台湾绿色和平组织还跟国际组织串联，互通声息。到了1985年，妇女运动组织与原住民人权运动，在岛内亦蔚为风气。甚至，劳资纠纷案件激增，也反映出早先由国民党及资方主导的工会势力已告衰退。 [10] 追求民权已经蔚为风潮，谁也阻挡不了。
蒋经国周遭的改革派，认为他们驾驭着民主的历史浪潮，但是只有经国先生能够走过险滩暗礁，能够说服国民党及撤退来台的外省人自动放弃独裁权力。王昇事件和刘宜良命案凸显出蒋经国大去之后，反对派依然有可能夺得权柄。改革派担心的是，反对派夺权动作可能会得到蒋氏家族的支持。
蒋纬国即将由军中退役；蒋经国有意派他出任“驻沙特阿拉伯大使”，或是“驻韩国大使”，但是他不肯。最后，蒋经国同意派他出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这个职位使得纬国具有政治地位，而且可以留在岛内，参与国家大事。纬国和他的一帮朋友可能想到，一旦身体衰弱的经国撒手人寰，国民党领导阶层可能会请他出来领导党。可是，蒋经国本人认为，若是如此，才是“国家”和“党”的大不幸。
蒋经国希望天能假年，让他得以执行改革计划，可是他也晓得时间消逝得很快。4月18日，蒋经国的心跳每分钟仅有二三十下，非常危险。姜必宁医师认为他需要装心律调整器（又称电子起搏器）。进入手术房之前，蒋经国只通知了五个高级官员：他指定的继承人李登辉并不在其中。鉴于一系列的重大改革仍有待推动，蒋经国认为时机太敏感，即使是对许多亲信，也不宜让他们知道他要动手术。 [11] 装了心律调整器之后，蒋经国的心跳恢复正常，但是他依然抱怨呼吸急促。“中央通讯社”于8月26日发布这项手术的消息。这时候，蒋经国终于开始公开使用轮椅，可是在访客面前，他依然显得“精神奕奕，掌握下情”。 [12]
他经常要求宋楚瑜向他报告反对派杂志报道些什么消息。有一个例子显示出，他还继续高度管事，而且充分掌握政治脉动。1986年2月县市级选举之前，他预测国民党在彰化县、嘉义县县长选举会大败，并建议马树礼秘书长，党不要提名同志参选。由于地方党部反弹，蒋经国接受折中方案：彰化县党部不提名，嘉义县党部则照样提名。果然，嘉义县长选举，国民党候选人大败。不过，整体而言，国民党的战果相当不错——高投票率使得执政党赢得三分之二以上的县市议会席次。下一个月，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产生新的“中常委”，本省籍“中常委”人数增加到几近半数（总数三十一席，十四席本省籍）。
经历了将近一年在党内营造共识的准备工作之后，蒋经国现在要进入下一阶段，实际执行基本大改革。国民党“中常会”在他指示下，成立一个二十四人的政治革新委员会，底下分成两组，每组各十二名委员，各负责处理三个议题。三个最重要的改革范围，它们的题目一点也没有直接透露出探讨的关键议题：“重振国会功能”，指的是结束资深“中央民意代表”的长期不改选现象；“研究民间团体问题”，指的是允许反对党合法化。 [13]
解除戒严是最关键的重大改革。一旦政府放弃动员戡乱时期紧急权力，不准组织反对党以及其他种种对民主政治的限制，就再也交代不过去。钱复等若干青壮派多年来一直向蒋经国建言，认为没有必要实施戒严法，它的存在只让反政府人士借题发挥。他们说，台湾根本没有把许多戒严法条付诸实行，又没有宵禁，纳入军法审判的只有四种罪名。过去，蒋经国答复他们：“结束戒严，政府就不再安全。”现在解严的时机已到，他交代孝勇向驻节华府的钱复表示，钱复的意见是对的。
可是，惰性力量依然十分强大。尽管蒋经国和马树礼花了一年的工夫沟通，绝大多数“中常委”（并不仅限于极右派）认为前途受到真正民主制度的威胁。“立法院”、“国民大会”里年迈的“中央民意代表”，当然极力反对。严家淦召集的共识凝聚研讨小组还是依旧进行会议，直到有一天严家淦在会议中中风倒下，才停止运作。蒋经国继续在七海官邸召集非正式的会议，安抚疏通反对派，偶尔亦亲自登门去拜访这些身体比他还差、风烛残年的大佬。
蒋经国和这些大佬讲话时，执礼甚恭，洗耳恭听他们的意见。他固然可以颁布紧急命令解散“立法院”和“国民大会”，可是他觉得必须根据他和父亲所奠立的“宪政法制”从事。他认为，过渡到法治、民主社会一定要依照宪法办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任何人跟蒋经国磋商时，若是公开反对真正过渡到民主的构想，不仅不礼貌，在政治上也是不智之举；尤其高级军官及情治首长几乎都是经国拔擢任官，更是必须毕恭毕敬。因此他们只能指出每项改革方案隐藏的问题与危险。譬如，“国防部长”宋长志就说，如果解除戒严，台湾可能根基动摇。但是他并不反对，只是提醒：“我们必须小心。”
注释：
[1] 郝柏村著、王力行采编《郝总长日记中的经国先生晚年》，第224—225页。蔡家另外拥有的国泰信托投资公司也涉及此一危机，因此有人称它是“国泰弊案”。原书注1。（译按：台北市十信理事主席蔡辰洲、国泰信托董事长蔡辰男，是国泰集团创办人蔡万春两房妻室生下的同父异母弟兄。）
[2] 学界人士如郭为藩是巴黎大学博士，黄昆辉是科罗拉多大学博士。马树礼1996年6月2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的访谈所说。原书注4。
[3] 马树礼1996年5月30日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亲国民党的报纸及当局控制的媒体，使用“共匪”这个字眼直到1991年为止。原书注14。
[4] 高棣民（thomas b. gold）《跟着感觉走：大中国的港、台大众文化》（go with your feelings : hong kong and taiwan popr culture in greater china ），第907—925页。原书注16。
[5] 姜必宁1996年6月5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与一般传闻相反，蒋经国没有截肢。原书注19。
[6] 见1985年12月7日《洛杉矶时报》。原书注24。
[7] 见1985年4月15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原书注25。
[8] 李焕、林荫庭《追随半世纪：李焕与经国先生》，第268页。原书注28。（译按：本书说蒋请马树礼制止，可是核对所引李焕书，指的“中央党部秘书长”是张宝树。不知何者正确；但是依记忆，好像马树礼才对。）
[9] 陶涵（jay taylor）《极权主义之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otalitarianism ），1993年版，第129—130页。原书注30。
[10] 萧新煌《台湾的新兴社会运动及民间社会之兴起》（emerging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rise of a demanding civil society in taiwan），载1990年7月《澳大利亚中国事务学刊》（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第1264—1272页。原书注36。
[11] 同注［1］，第299页。原书注39。
[12] “中央社”1986年4月26日。宋贺德1995年12月6日在华府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41。
[13] 马英九1996年5月25日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44。
第二十五章 突破
1986年夏天，李光耀又到台湾访问三天，与蒋经国私下长谈，讨论中国大陆局势发展。蒋经国告诉李光耀他要改造台湾政治体制的计划之最新动态，两位好友并就这些改革将对大陆日益滋长的民主运动可以产生什么动力，交换意见。嘲讽的是，蒋经国的计划将使得台湾远比新加坡民主。事实上，就言论与出版自由而言，台湾一向都比新加坡先进。
6月间，蒋经国在他卧室进行的私下研商中，不耐烦地重申他决心引进“逐步推动”的四项政治改革计划。显然他有意在1987年，也就是1986年12月“国会”改选之后就宣布这些改革计划。 [1] 同时，本省籍的党外领袖越来越被好战分子攻讦，指责他们太软弱，因而认为应该要大胆推动改革。北京和莫斯科的局势急剧变化，使得他们相信国民党此时此刻一定非常不愿意让人看到他们在岛内压制反对派人物。1986年9月28日，一百三十五个反对派人物在台北市圆山大饭店集会，党外领袖突然提议即日起建立新党，取名为“民主进步党”，与会代表兴奋地一致通过。“民进党党纲”主张台湾人民有“自决”权。
副官闻讯，跑进蒋经国卧室向他报告，他点点头，没有回应，过了半小时才交代副官通知几位核心高级官员到官邸开会。党政军要员迅速赶到七海新村接待室。蒋经国坐在轮椅上出现，开口就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接下来又讲了几分钟这类有哲学意味的话。他说，国民党过去“太骄傲、太自负”，现在起，不能再跟从前一样。 [2] 虽然“警备总部”已准备一份抓人名单，蒋经国却说：“抓人解决不了问题……政府应该避免冲突，保持镇定。” [3] 他指示“行政院新闻局”起草一份公开声明说，组织新政党的问题已在研究中，尚待做出决定，目前的政策不变：亦即没有所谓“合法的反对党”。因此，政府在此时并不承认民进党。他又说，国民党“中常会”应加快研究政治革新，公布一个时间表，让民众了解党的改革方向。
“警备总部”已打电话给所有的日报，“建议”大家不要刊登民进党组党消息。《中国时报》董事长余纪忠也是国民党“中常委”，当即正告对方：《中国时报》明天早上一定会刊登这则消息。 [4] 次日，“中常会”正式集会讨论此一问题，蒋经国重申他的潮流演变，人也得调整做事方法的论点。然后就没有再进一步讨论了。在适当程序完成前，当局不会承认民进党，但是，对于民进党人士，当局也不会采取法律行动。会场上没有人对蒋经国的决定发言批评。 [5] 蒋经国安置许多年迈的死硬派，包括若干蓝衣社人员在内的“中央评议委员会”开会，可就是另一番吵闹景象。讨论到民进党组党时，有些年迈的“中评委”就大声直斥：“叛国！叛国！” [6]
“铁血爱国会”等激进的外省人团体举行集会，谴责反对派人士组党的动作，以血书要求当局逮捕为首的叛乱分子。有些大佬向宋楚瑜抱怨：“经国太软弱了。他应该像他爸爸，把他们‘反对人士’丢到海里去！”宋楚瑜向蒋经国报告，他只说：“他们还在抱怨？好好对待他们，但是要坚定。” [7] 由于蒋经国已打算近期内让反对运动合法化，他不预备大肆抓人，又激起各方抨击，显得台湾违背民主潮流。他告诉蒋彦士：“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大陆方面，尽管邓小平连声警告，9月份的中共中央全会实际上是中共改革派声势鼎盛的高点。全会呼吁文化与艺术的自由，宣称中国向世界的开放不仅在经济与技术层面。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部队开始撤出阿富汗，还暗示蒙古境内若干红军部队也可能撤退。戈尔巴乔夫甚至表示愿意在中苏边境争议上片面让步。1978年即破裂的中、苏边境谈判，现在也迅速恢复。
9月间，民进党“非法”组党，蒋经国没有采取取缔行动时，脑海里一定浮现中苏最新的事态发展。10月份，他非正式地做出一项重要宣示时，必然也对此念兹在兹。10月7日，蒋经国接见《华盛顿邮报》发行人格雷厄姆夫人（katharine graham），让副手和访宾都出乎意料，他宣布预备“提议”解除戒严。《华盛顿邮报》发表的专访，形容蒋经国“神态轻松、自信，脑筋清明”。蒋经国在席间透露，国民党积极研究让新政党可以合法组党的问题，他预期很快就会得出结论。10月15日，蒋主席在“中常会”上又提示，国民党“必须采纳新主意、新做法，以符合变动不居的情势之需求”。“中常会”恭顺地通过了制定新的“国家安全法”以取代戒严法、修订民间团体法和选罢法以允许组成新政党的议案。
蒋经国相信，军方及情治机关首长，乃至几个“中央民意机构”里的反弹者，对“体制”的服从，会接受废除戒严法令的既定事实。当专案小组开始起草“国家安全法”条文时，高级情治首长建议可以让当局保存对言论自由随时管束的大权之文字，蒋经国不同意。他说：“那不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吗？”
10月底，蒋经国亲到机场迎迓一位远方来的稀客——他的继母蒋宋美龄。八十五岁的蒋夫人阔别将近十年之后，首度回到台湾。公开宣布的理由是，她回来参加10月31日蒋介石百岁冥诞纪念。可是媒体立刻猜测，保守派人物敦促她回国协助、阻滞即将落到他们头上的改革巨石。新闻工作者江春男认为，她有意集结力量促成蒋家家族继承大权。
蒋夫人对丈夫遗体致哀之后，并没有飞回纽约长岛舒适的居停，反而在旧士林“总统官邸”长住下来，不时举行茶话会，邀请若干党、政、军官员谈话。在她看来，政局一定相当危疑震撼，濒于失控。她认为蒋经国岁数大了，身体差了，逐渐控制不住局势。12月6日选举前一天，各大报都刊出一篇蒋夫人的文章。她说：“时下有‘即溶咖啡’，或‘即饮茶’，然而只有蒙骗才能提供立即的民主。狂暴野心分子想要的是从混乱中图利而不遵循法律与秩序。”保守派畏惧改革的心思，跃跃欲现。
当年的选举可以说跟美国的任何选举都一样，百无禁忌。民进党候选人亮出“反对蒋家”、“反对一切暴政”的旗帜。有些漫画把蒋经国糗为对美国人卑躬屈膝，还有些更大胆，把他画成猪头猪脑。有些候选人还公然指蒋经国是“猪仔”。这象征着台湾帝王式“总统”的日子已一去不复回，也是中国民主史上的里程碑——也可以公开批评甚至讽刺、调侃领袖。
抗议者并不仅限于言辞抨击，他们焚烧“国旗”、国民党党旗，还有人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庭院抛进一枚炸弹。戒严还没有取消，“警总”再度促请蒋经国批准他们逮捕若干位民进党领袖。蒋经国依然不肯同意。他还释放十三名政治犯，使得牢里的反对派人士只剩一百一十人。
投票日前不久，许信良从海外企图闯关回台。高雄事件之后亡命海外的许信良，被控叛乱罪，现在要飞回台北，希望当局抓他，进而制造群众同情反对运动。（译按：作者在这里因为没考量到余登发涉入吴春发案，才有许之桥头游行，“监院”弹劾、庆生会声援等，误以为许在高雄事件后出亡海外。许信良在1979年9月已被“监院停职”后离台，12月10日才发生高雄事件。许因在海外发起台湾“建国阵线”，才被通缉。） 可是，当局拒绝允许这个通缉犯回台。许信良没有入境签证，飞机降落中正机场，镇暴警察挡住通往机场的道路，大批支持民进党的群众进不了机场大厦，与警方对峙。警方用水龙头、催泪瓦斯驱散投掷石块的群众，场面乱成一团。许信良迅即被警方押上另一架飞机，送出台湾。双方都推出录影带，以证明对方先动手，才产生暴力事件。国民党因控制电视和广播，赢得上风。
国民党得票率百分之七十，“立法院”七十三席改选席次，国民党占了五十九位。民进党也可以声称，建党才三个月，在各项不同职务的竞选，提名四十四人，也当选二十三人，已经是一股不可漠视的反对力量。民进党虽然痛批“中央民意机关”不具民主性质，当选人却立即就职，而且绝大部分时间都遵照议事规则行事。蒋经国对这个结果相当满意。他在元旦祝词里，情绪高昂、展现善意地说：“同舟共济，推诚相与，以忠恕致祥和，以理性化偏激，聚合全民的意志和智慧为推进全面革新的动力。”
全世界的新闻媒体都报道了台湾这场自由、民主的选举。大陆的中国人通过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甚至从台湾的广播直接听到这些新闻。
蒋经国召见邵玉铭，讨论大陆的局势，尤其是据传最近的群众运动有亲台湾的倾向。邵玉铭拿上海的青年抗议者与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学生相比。蒋经国却有不同见解，他说，“文革”期间，参加者绝大多数是少年，现在的示威者却是大学生，这是知识界更严正表达出政治热情的表征。
2月5日，国民党宣布改组高级人事。西方观察家指出，蒋经国把“党的高级人事换上一批新生代务实主义者”。宋楚瑜、高铭辉晋任“中央党部”副秘书长（另一位副秘书长马英九留任）。高铭辉是本省人，得有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博士学位。连战升任“行政院副院长”，芝加哥大学博士邵玉铭则出任“行政院新闻局局长”。
蒋经国依然遵照儒家传统，对老一辈人物执礼甚恭。在他点头下，“立法院”正、副院长（译按：倪文亚、刘阔才） 虽已高龄八十二和七十七岁，依然连任。大陆的局势发展，加上自己随时有撒手人寰的阴影，刺激他努力要在1987年内完成政治革新。
他现在已经下不了床或离不开轮椅，但是每周三照旧出席国民党“中常会”。通常他第一个到达会场，好让副官在没人看到之下推着轮椅进入会议室。其他“中常委”都晓得，会议完了，要比蒋经国先离开会场。他的指示不会超过五或十分钟，给他准备的文件文字有一英寸大。他的左眼已接近全盲，右眼视力也非常有限。他的卧房的挂钟特别大，方便他看清楚时间。他告诉姜必宁医师：“我觉得已油尽灯枯。”他继续躺在床上召见人、听取意见的做法，也经常单独在卧房好几小时。由于不能看东西，他经常凝视窗外，沉思来日无多要先赶着做些什么事。虽然明白自己不会马上宾天，他晓得自己最多只能再活一两年了。
蒋经国对于台湾与美国关系及台湾的世界地位相当满意。春天，他告诉丁大卫，对美关系“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好”（包括20世纪50年代）。 [8] 由于美国与台湾非正式关系，全世界认为台湾当局是个自治的、越来越重要的世界角色。他认为，长期而言，尼克松、卡特帮了台湾的忙，他们给予台湾前所未有的地位与声望。甚且，他们让台湾人民在可以自由做选择时，有理由支持国民党的统治，在可预见的将来摒弃“台独”主张。 [9] 5月间，蒋经国下令，高雄事件1980年军法大审犹在牢中的被告，除了施明德之外，全部释放。
要把秘密情报机关控制好，洵非易事。蒋经国下令特务机关彻底改革已经两年了，可是他仍然必须时时反复叮嘱交代。1985年8月，他指示“国防部军事情报局”与金三角地区游击队及台湾的帮派分子切断关系。同年12月，他再次下令“国家安全局”和“军事情报局”不要在“美国境内从事任何情报收集工作”。三个月之后，他对“国家安全局”颁布新的任务提示，要求新任“局长”宋心濂不要召集党、政、军官员联席会议。1986年9月，他必须再度指示郝柏村转告宋心濂，“国安局”不应该在美国吸收特务。他认为，这些做法“不会给我们带来好处，只会给美国与台湾关系招惹不必要的麻烦”。
右派“中央民意代表”针对民进党加强街头运动，做出的回应就是提振现有的组织（如“铁血爱国会”）之活力，以及组织新的反制团体。当年年初出现两个组织，统合了许多右派团体的力量，一个自称“反共爱国阵线”，一个命名“中华民国爱国学社”。有些分析家指称，这些团体不但从国民党的保守派及“中央民意机关”拿到经费资助，也从军方和情治机关得到财力支援。每当民进党办集会，右派一定举办反制活动，有时也不免暴力相向，譬如6月12日双方在“立法院”前就发生互殴。
蒋经国指派“中常委”成立专案小组研商政治革新方案已历一年，当局还没有正式履行承诺开放组党及解除戒严。5月间，蒋经国征求“教育部长”李焕接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一职的意愿。马树礼已经七十六岁，吃不消每周七天、每天十二小时的这份差事。李焕本身也已七十，他依照官场惯例要辞谢。蒋经国坚持要李焕接篆，他跟李焕长谈，表达对改革行动遭到掣肘、迟迟不发动，已经失去耐心，他有三个目标要李焕替他达成。 [10]
第一，国民党需要彻底改造才能在完全公开的政治制度里竞争。他说：“如果我们不重振国民党活力，人民会抛弃党……甚至党员都会流失。”
第二，推动“全面政治民主”，也就是取消戒严、允许民众自由组党、“国会”全面改选、解除报禁。
第三，“两岸统一”。这是他最明确、最强烈的一点，显示他看到在可预见的未来，甚至在他阖目之前的有限时间内，有必要也有机会获致名义上的统一。他说：“我们必须采取主动，踏上统一之路。台湾和大陆终究必须统一。两岸若不统一，台湾恐怕将越来越难独立存在。”
美国对两岸统一这个问题的政策也起了微妙的变化。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沃尔福威茨等保守派希望与中国大陆维持良好关系，但是并不认为对华关系重要到必须伤害台湾的选择——虽然大家都不说，台湾的选择也包括宣告“独立”。他们并不预备鼓励台湾试探与大陆开放来往。沃尔福威茨卸职之后，美方政府转为强调一个中国的原则，但是两岸关系必须以和平方法解决。美国因而欢迎两岸朝这个方向的任何进展。3月5日，国务卿舒尔茨在上海宣称：“一个中国及台湾问题和平解决”依然是美国政策的“核心”；美国支持“朝向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持续演进”；美国将追求“培养环境，让这种发展能持续下去”。国务院提前把舒尔茨在上海的讲话内容告知钱复，钱复气坏了，指责美方这么说，等于向台湾施加压力，逼台湾和北京谈判。第二天，李洁明也到七海新村官邸晋见蒋经国。蒋经国只会心微笑着说：“好，好。” [11] 舒尔茨的声明其实吻合蒋经国的决心，因为他决定两岸交往加一把劲，鼓励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
大约这个时候，邓小平在北京接见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冷绍烇；冷是严家淦的女婿。邓小平拜托冷绍烇传话给李焕，他愿意派杨尚昆和李焕晤谈，时间、地点都可以由李焕指定。冷绍烇把话带到，李焕立刻向蒋经国报告。起先，蒋经国没有反应。两天后，他告诉李焕：“时机还不对。” [12]
在李焕推动下，“立法院”于8月23日通过新的“国家安全法”，7月7日亦一致通过“在台湾地区”取消动员戡乱法令。邵玉铭建议蒋经国模仿美国总统的做法，召开记者会公开签署解除戒严的法令，他还建议用许多支笔签署，签完后把这些笔送给“立法委员”作纪念。蒋经国不接受这个主意。
7月14日，解严令悄悄生效。当局把所有不涉及现役军人的刑事案件，移给普通法院审判。新法依旧不准主张“台独”，但是这项言论自由上的例外规定，实际上除了招惹批评以外，毫无效用。少数几次端出来执行，反而伤了国民党。民进党继续正式、大力主张“自决”。当局宣布1988年1月1日开始受理新政党的注册、登记。事实上，已经有四个政治团体效法民进党，未经官方批准就建党了。其中一个“民主自由党”是极右派、外省人的组织。
李焕和蒋经国都认为，孙中山1924年在鲍罗廷指导下采取的列宁式政党架构组织，已经不合时代需求。按照这套架构，国民党作为意识形态挂帅的革命党，拿出历史的任务来合理化党对真理、道德的垄断，它们和多元、民主的社会开放、竞争的政治制度根本不相容。国民党在台湾要争取民众支持，就必须以可信服的方式，展现出它比对手更能符合人民的日常需求。在蒋经国起用的留美归台青年才俊，以及李焕等早先的“少壮派”的影响下，国民党自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就循这些路线在改造。到了1987年，国民党已经走上蜕化为现代政党的路，本省籍党员占了绝大多数。“立法院”里头新的国民党籍“立委”，绝大多数是年轻的改革派，是在激烈竞争中击败在野党候选人才得到席次。蒋经国明白表示，他希望党内领导结构能够更开放、活泼；他在“中常会”里的讲话使“中常委”震撼，他告诉他们，他们太柔顺了，以后应该多发言、多讲话。
几乎每个月都会发生一些世界大事，印证独裁时代将宣告终结，民主政治已成了沛然莫能御的洪流。1987年，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华府高峰会谈之后，冷战开始快速退潮。苏联声明希望从阿富汗撤军。韩国方面，学生示威、工人罢工，加上希望能继续保有1988年奥运主办权，使得军事独裁政权（译按：全斗焕） 同意将政权和平转移给民主政府。蒋经国一年前认为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的观察似乎已经得到证明。这一年台湾发生的种种变化，其中最戏剧性的当推开放人民合法前往大陆旅行。 [13] 保守派一辈子“仇共”、“反共”，认为准许台湾人民赴大陆旅行，等于背叛了整个的“反共”斗争。蒋经国还是下令立即取消这道将近四十年的禁令。接下来两个月里，申请到大陆探亲的台湾居民有好几万人。蒋经国很满意，事实上这也是他鼓励大陆内部变化的策略之一部分。他对部属说：“不需要担心。到大陆看看，可以让台湾人民了解大陆的情势，大陆人民也可以了解台湾的情形。”官方限定旅游理由是“探亲”，绝大多数旅客根本不理它。台北的《自立晚报》派两名记者（译按：李永得、徐璐） 到北京，在北京撰发新闻报道。成千上万台商投入这股跨海旅行的大浪潮。不久以后，数百家、数千家生产劳动密集产品的台资小工厂，在厦门及其他沿海都市，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李焕10月间公开宣布，国民党的政策不再是寻求在大陆取代中国共产党。右派又是脸色铁青——国民党当家的“中央党部秘书长”竟然放弃了本党“推翻共产党的历史责任”！但是，蒋经国对来到七海新村抱怨的大佬表示，大陆人民有权选择是要共产党、国民党，还是其他政党来主持政府。 [14]
蒋经国的改革工作最难的就是对“中央民意机构”的改造。李焕要马英九加入负责这个任务的专案小组。马英九先向李焕报告，他说不定会“踩到别人痛脚”，然后埋首起草一份鼓励在大陆时期选出的全体“中央民意代表”“自愿”退职的计划，提供退职者优厚的退职金及种种荣誉头衔（如“总统府国策顾问”）。保守派向蒋经国进言，如果要全体在大陆选出的“立委”、“国代”退职，必须在新的“立法院”和“国民大会”里保留相当席次，以代表大陆各省。蒋经国指示马英九，“我要你查清楚，1949年政府由大陆播迁来台时，是否曾经发表任何声明说我们继续代表整个中国”。马英九研究之后回报说，“中华民国政府”从来没有发表声明说，它的“国会”将继续代表大陆各省份。蒋经国说，既然有这个事实，就不应该划定席次代表大陆各省。 [15]
12月16日，李光耀夫妇到台北做客五天。他跟蒋经国花了好几小时私下密谈，讨论大陆局势。李光耀显然审慎乐观，认为中国大陆会过渡到新加坡式的政体，至少也还是民主！蒋经国对于苏联境内的局势发展也看得着迷。戈尔巴乔夫尖锐批评斯大林，叶利钦（boris yeltsin）在苏共党内的职位被罢黜，变为反对政府势力的领袖。蒋经国和李光耀都认为，中国历史已经走到一个历史性的阶段。李光耀告诉经国，如果台湾和大陆不解决政治歧见，最后势必兵戎相见，以武力解决。 [16] 蒋经国觉得身体不适，没有亲自招待贵宾吃晚饭，他请马树礼、俞国华代表他做东。李光耀对老朋友身体健康的日渐衰退十分感伤。
蒋夫人十年来第一次在士林官邸办圣诞夜晚餐，全家人团聚——蒋经国、方良夫妇，孝文、徐乃锦、友梅这一房，孝勇全家大小，纬国夫妻及儿子，全都到了。熊丸医师也是当天的客人。当然，孝严、孝慈两家人无缘与会。蒋经国与熊丸独处时，原本一直不听医生劝告、不肯住院的他，悄悄对熊丸说：“我感觉非常不舒服，请你帮我找个专家检查一下。”熊丸说，他会立刻安排医疗小组做检查。第二天，圣诞节，熊丸打电话到蒋先生办公室预备敲定住院日期。副官说，蒋先生希望延期入院。圣诞节也是“行宪纪念日”，蒋经国还有一个公开场合必须露面。
尽管李焕和其他人劝阻，蒋经国坚持要参加“国民大会”传统的这个“行宪纪念大会”（由于民进党鼓动群众抗争，情势紧张），他说：“你们怕他们打我是吧？没关系，他们要打就让他们打好了！一切照常来做。” [17] 当他坐车前往会场时，三千名示威群众围住“国民大会”呼喊抗争口号，镇暴警察以铁丝网阻挡住他们。几里路之外，三千名支持国民党的群众也在进行反示威活动。会场里，十一个民进党籍“国大代表”掀出“老贼下台”的抗议布条。其他九百多名代表，包括许多被诉求下台的资深代表，在会场里紧张地四处张望。在场只有少数人晓得，蒋经国希望在此之前就已经宣布资深“中央民意代表”分期退职，并且公开改选全体“立法委员”及“国民大会代表”席次。
蒋经国示意副官推着轮椅上台，欢迎掌声稍止，民进党“国代”继续高声喊叫。蒋经国似乎不以为意，继续向代表们简短地问好。然后他坐在轮椅上，让“国民大会秘书长”（译按：何宜武） 代为宣读蒋经国大约五分钟长的讲词。讲词提到必须“改进‘国会机关’的组成”，但是改革不能违背“宪法”规定。蒋经国离开后，民进党籍“国大代表”也退席，与场外群众会合在市区游行。蒋经国回家路上还面带微笑。这件事过后不久，宋楚瑜拿一份杂志给经国先生看，杂志的封面故事赫然是，蒋经国有意给自己兴建一座豪华的纪念堂。蒋先生笑了：“我连给自己盖栋房子都没有，干吗要盖个大坟墓呀？” [18]
1987年是个丰收年，不仅政治革新有进展，蒋经国鼓励投资高科技产业的政策，也得到亮丽的成绩。台湾现在是全世界第十大制造业产品出口地，外汇存底接近四百亿美元，以每人平均持有外汇之数值来看，高居世界第一。这一年，台湾对外投资金额将近二十亿美元，大部分投资在中国大陆。官方公布的失业率是百分之二点五，台湾工厂还得进口外籍劳工来协助作业。最令人惊诧的是，平均家庭所得蹿升到几近五千美元。
台湾不再是个贱民社会，不再是美国的附庸卫星，也不是受人诟病的独裁社会。台湾是经济成长的模范，也是虽然有点乱，却不折不扣是和平、民主过渡的模范。
注释：
[1] 汪道渊1996年5月17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1。
[2] 王家驿1995年8月25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2。
[3] 宋楚瑜、余纪忠在1995年9月13日、9月26日分别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所说。原书注3。
[4] 余纪忠1996年5月24日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所说。另参见郝柏村著、王力行采编《郝总长日记中的经国先生晚年》，第313—314页。原书注5。
[5] 余纪忠1996年5月24日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6。
[6] 同上注。原书注7。
[7] 宋楚瑜1995年9月13日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9。
[8] 丁大卫1996年8月26日在弗吉尼亚州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35。
[9] 俞国华1995年8月28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36。
[10] 本节系根据本书作者1995年9月2日、11日，1996年5月18日，1998年3月9日访问李焕的笔记整理。原书注40。
[11] 美国国务院某位涉及东亚事务的高级官员2000年2月在华府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42。
[12] 李焕1998年3月9日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43。
[13] 马英九1998年3月10日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48。
[14] 同注［12］。原书注53。
[15] 同注［12］。原书注54。
[16] 同注［12］。原书注57。
[17] 李焕、林荫庭《追随半世纪：李焕与经国先生》，第255页。原书注59。
[18] 同注［7］。原书注61。
第二十六章 中国式的民主
1988年1月1日，在蒋经国的指示下，当局正式结束对报纸的限证（维持在二十九家）、限张（维持在三大张）的禁令。数天之内，就有两百家左右新出版物向政府办理登记，街头立刻出现许多新兴画报。同时，也有六十多个政治团体申请注册成立政党。后来，包括民主进步党在内，共有二十个政治组织获得通过，正式成立政党。虽然已有上述种种自由化措施，对当局及领导人积郁的怒气依然未消，许多新报纸、新政党强烈反对国民党，全岛陷入政治诟骂风潮。当年头四个月发生七百多起街头群众示威活动，几乎全都唱着反对国民党的调子。“立法院”内的民进党籍委员，强烈反对通过新的集会游行法，在“国会”议事堂内首度爆发肢体冲突。
1月12日，“国会改革专案小组”通过由马英九主稿的结束大陆人掌控台湾政治过程时代的草案。马英九计划翌日晋见经国先生，报告这个好消息。13日当天上午，蒋经国抱怨身体不舒服。虽然医生一时找不到他不舒服的缘由，还是替他注射静脉点滴。蒋经国要见见他的长子孝文。孝文见过父亲后，向母亲表示，父亲病容满面。下午1时50分左右，蒋经国在午睡中，突然发生胃肠道严重大出血，血液阻碍呼吸，使他陷入休克状态。由于他身上装置的心律调整器把心跳维持在每分钟七十，他的心脏无法快速供应氧气到全身各部位，医生还来不及把他送到医院施救，他就已经撒手人寰。熊丸医师记得，当天下午天气晴朗，阳光和煦。
“行政院新闻局”在四小时后公布了经国先生辞世的消息。当天夜里9点钟，李登辉宣誓就职，成为“中华民国”（“行宪”后）第四位“总统”。“中华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了强人，可是倒也似乎没起任何涟漪。翌晨，“行政院”例行院会，花了两小时讨论河川污染防治问题。十三年前，蒋介石逝世时，新闻界及高级官员使用过去帝王宫廷的生花妙语来追述撒手人寰的领袖之伟大事功。但是，经国之死，中国四千年来首次不见传统的溢美赞颂、半宗教性质的谀辞。新闻媒体的评论和个人的悼词，都集中在蒋经国平凡的一面。
蒋经国与他父亲不一样，刻意不留下“治国遗嘱”。高级官员认为必须导正此一过失，指示经国的侍从秘书王家驿起草一份文件，表达蒋氏希望台湾人民“坚守反共”、贯彻民主的心愿。“行政院新闻局”还特地发表声明，说明经国先生元月5日当着数位大佬及孝勇的面前，口述这份遗嘱，并且签字认可它。 [1]
国民党在他死后，为了诋毁反对党，故意放出消息说，12月25日“国民大会”发生的事故，加速了经国先生的死亡。不过，蒋氏亲信副手表示情况并非如此。他曾经对他们提醒，民主政治会有紊乱脱序，有时甚至有令人不愉快的状况发生，尤其也会有让领导人不舒服的乱象发生。
蒋经国不会喜欢这些文字游戏。但是，他若地下有知，一定很高兴，康宁祥和民进党若干领袖也到“忠烈祠”悼祭。尽管国民党和党外政敌彼此不合，经国却留下一个稳定的民主政治之关键条件——竞争者之间要维持某种程度的风度与节制。民进党和另一个小党劳动党，宣布在三十天的丧礼期间，停止一切政治示威活动。1月16日，“高等法院”对两名被控直接、公开鼓吹“台湾独立”的反对人士，判处重刑。民进党大为不满，但是依然推迟就此一判决举行街头示威抗议活动。
次日，李焕召集他的三位“副秘书长”马英九、高铭辉、宋楚瑜在上午10点钟到他办公室开会。李焕表示，在7月份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必须先推选出党的“代理主席”。李焕宣称，他认为李登辉应该像蒋经国一样，兼具党、政领导人身份。他的三位副手也都同意此一看法。马、高、宋三人立即分头拜访各位“中央常务委员”，报告李焕“秘书长”此一建议。翌日，他们回报李焕，所有外省籍“中常委”都接受以李登辉为“党主席”的建议，反倒是若干位台湾籍“中常委”持保留意见。李焕分别向他们进言，使他们也都接受拥护李登辉为“党主席”之议。
“行政院长”俞国华以资深“中常委”身份，将在“中常会”中提名李登辉为“党主席”。不料，元月24日，俞国华接到蒋夫人一封信。宋美龄表示，最好不要选举一位“代理主席”。在蒋夫人及蒋介石的一班老臣心目中，让一个本省籍人士兼具“总统”及“党主席”职位，形同敲响国民党历史角色的丧钟。俞国华把这个情形告知李焕，李焕表示，依他的意见，“中常会”应该径自推举李登辉为“代理主席”。李焕说，稍后他将辞职，并致函蒋夫人道歉未能遵奉她的指示办理。俞国华也同意这么做。李焕旋即晋见李登辉，出示蒋夫人的信函，并说明个中局势。李登辉了解，他必须采取低姿势。元月22日一大早，李登辉身着深蓝长袍、黑色马褂，亲自主持蒋经国遗体由“荣民总医院”移灵至“忠烈祠”的仪式，并在“忠烈祠”主持安灵仪式。然后，他和治丧委员会大员轮班，二十四小时守灵。同一时候，“参谋总长”郝柏村和“国防部长”郑为元也发表声明，声称“三军部队”将坚守“先总统”经国先生遗志，并支持李登辉领导。
李焕召集“中常会”在元月27日开会。26日凌晨3点钟，蒋孝勇打电话到俞国华家里，强调蒋夫人不希望“中常会”通过这项人事案。翌日，“中常会”开会前不久，俞国华告诉李焕，蒋夫人一再要求之下，他若是遽然拒绝她，恐怕相当不礼貌。其他“中常委”抵达会场，了解到这一情势，大部分都说应该都自提名李登辉为“代理主席”。然而，郝柏村与少数几位“中常委”则认同俞国华的看法，认为可以稍缓再通过此一人事案，以示对蒋夫人的尊重。宋楚瑜却突然向“中常会”宣布，俞国华同志将提名党的新任“主席”。俞国华踟蹰，会场一片尴尬的静默；宋楚瑜对“中常会”不能立刻决断，大表遗憾，起身退席。
余纪忠此时起身发言：“党主席继任问题关系重大，要向前看，要重团结。”俞国华才同意提名李登辉代理“党主席”。全体“中常委”都投下赞成票。李焕立刻以电话向李登辉报告这个消息。
翌日，新任“总统”率领国民党领导人晋见蒋夫人，保证继续奉行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遗志。李登辉旋即驱车再到“忠烈祠”，向拔擢他承担此一历史性角色的蒋经国再度致敬。此时，已经有一百二十万名民众到“忠烈祠”瞻仰遗容。元月30日上午，蒋方良率领孝文、孝章、孝武、孝勇对这位故世的“元首”、父亲、丈夫做最后的诀别。孝文也能依古礼，以孝子身份三叩首行礼。只有家属及李光耀等少数贵宾得以执绋，陪着经国遗体到慈湖附近的头寮这个暂厝之地。一路上，上百万民众沿路致哀。上午9时左右，全岛两千万人除了极少数人士之外，全都暂时停止工作；火车、巴士全部停驶；全岛寺庙、教堂钟鼓齐鸣，向经国先生做最后的敬礼。
邓小平好几个月以来就担忧蒋经国的健康，深恐他这位老同学一旦撒手人寰，台湾局势可能变得益加复杂。听到经国逝世的消息，他立刻召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听取了台湾事务办公室和对台工作小组的报告后，邓小平表示，中国的统一是一件世界大事。
邓小平宣称，当蒋经国依然健在时，“中国的统一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困难和复杂。国民党和共产党过去有过两次合作的经验。我不相信国共之间不会有第三次的合作。可惜，经国死得太早了”。
邓小平又说，蒋经国恪遵他亡父“一个中国”的立场，可是中国共产党多年来丧失了许多和国民党领导人和平解决若干问题的机会。他感叹说，直到最近，北京才找到正确的路子——即“一国两制”。他暗示，其间已有可能产生真正的进度：“虽然国民党似乎对我党这项提议冷漠相对，他们毕竟已经认真思考它！国民党内部意见已经出现重大分歧！”……
邓小平是对的。天若假年，让蒋经国多活几年，他或许就会“推动统一的原则”。 [2] 很可能，蒋经国脑子里的一些想法，包括李登辉当局往后数年采行的若干措施：快速扩大海峡两岸之间的文化、经济交流，包括贸易、通信、投资和旅游往来——最有可能的是，蒋经国也预期两岸会成立半官方的委员会来讨论两岸事务。除了这些务实的交流之外，蒋经国显然至少也预见到，两岸可能达成初步通盘协议，可以稳固两岸长期的和平关系，让台湾“永久”遵守“一个中国”的原则，可是同时又从学理和实务上强化台湾是个自主、实质的主权体。蒋经国麾下一位年轻的留美政治学者魏镛，曾经公开主张“一国两府”，我们或可猜测，蒋经国可能会遵循此一路线，探寻与北京达成协议，包括让台湾重新加入联合国大会。很显然，蒋经国与邓小平都相信，他们两人若是携手，最能就两岸协议达成妥协方案。
以蒋经国在台湾加速完成民主化进程的作为来看，很显然他有意把他的对大陆方案，局限在能在岛内获得接纳的一些做法。因此，走向就两岸统一实际协议的动作，不仅必须视北京的重大让步（如允许台湾重返联合国）而定，还得视是否更朝向民主发展而定。蒋经国相信，大陆的经济、文化和民主改革进程，在台湾和俄罗斯经验激励下，将走向他和国民党已经踏上的同样的自由化大路之上。蒋经国在生前最后一次接受媒体专访中表示，这个动态关系已经奏效。他说：共产党已经在改变，要迎合我们的立场，而不是我们去屈就它而变更立场。他相信，在台湾完成民主化，将推动大陆相同的动力，或许数年之内就可见到功效。他的预期并没有太离谱。 [3]
蒋经国和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都把眼光投向未来的历史，他们不是以旧式的大汉中心统治者角度去看，而是以现代的爱国人士与务实政客角度去看。他们两人都盼望本身的历史地位得到认可。两人希望留给后人的遗绪大致雷同——给予人民繁荣、声誉与和平，又能维持中国大一统的原则。可是，就蒋经国而言，台湾的安定和进步，需要落实民主政治，亦即势必要“台湾化”，可是“台湾化”对统一的原则却有潜在的威胁性。因此，他相信海峡两岸放宽、加深交流，然后带动大陆中国社会自由化，乃是敦促台湾民主化与中国统一原则相容的唯一途径。因此，蒋经国的一切目标，均以自由、开放的政治体系作为关键中心。
蒋经国或许可以更早推动民主政治，譬如在他父亲过世后不久，甚或是他在1978年正式出任“总统”之后，都是一个时机。他的亲信副手则说，若是这么做，恐怕欲速而不达，反而会失败，激发军方或右翼的政变，也可能爆发内战。其次，他们又说，如果当时举行真正公平的民主投票，国民党可能就不会得胜，一旦由倾向“独立”的台湾本省人胜选，可能会激恼中国大陆而爆发战争和民间冲突，把美国拖进旋涡，也会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至他辞世的十六年当家做主期间（译按：由1972年出任“行政院长”算起） ，数百人因为从事在民主国家相当正常的政治活动而遭到入狱服刑的命运，刘宜良和林义雄家属等少数人更不幸赔上性命。然而，整体而言，论者不能不接受温克勒（edwin winkler）的结论：这是一个“软性威权制度”（soft authoritarianism）的时期。甚且，至少从1960年代末期起，蒋经国和他的政治班底已承诺要奉行真正的多元民主政治理念。他们的改革不是只求减缓压力的策略。
蒋经国在1978年可能认为自己还有十年以上的时间，可以完成台湾的民主转型。台湾和美国、世界的关系起了震撼，不仅是一股强大的刺激力量，也是迈进改革的大好借词。事实上，蒋经国竟能把台湾在国际上的受挫，转化为优势，一方面消除台湾本省籍人士心目中的“独立”意识，一方面又可用以说服外省人交出权力。他相信，尼克松和卡特的震撼，反倒产生基本上的正面冲击。（1980年代中期在中国大陆、苏联和其他地方发生的种种事件，使得蒋经国相信，几乎不敢想象的事也有可能实现，中国大陆在改革的浪潮中也会受到影响。）这些因素，加上他本身健康日益走下坡，使得他决心放手推动民主进程。当他逝世时，民主转型的工作仍有许多地方有待进一步推动，李登辉精明地处理本省人、外省人之间的微妙关系，也会完成这些工作。大体而言，到了1988年元月，民主政治虽然未臻完善，也相当粗糙，却已在台湾软着陆。
邓小平在1980年代中期，已经成功地洽妥香港、澳门回归中国的协议，下一个重大优先项目就是把“一国两制”推及台湾，以达成中国的统一。基于这个目标，邓小平有强大的诱因要支持中国共产党内改革者。邓小平了解，中国越是有自由、改革的形貌，蒋经国就越有可能愿意、能够寻求广泛的两岸和解方案。蒋经国之死，使北京对于与台北关系获致突破的期待降低下来，因此就某一不可确知但相当重大的程度而言，对民主改革的兴趣也降了下来。蒋经国死后这一年，中国大陆因为准许零售物价自由浮动，爆发通货膨胀，使得改革派再次阵脚大乱。纵使如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目睹与会代表放言表达自己的观点，甚至投下若干反对票。全国人大亦支持老百姓有权交易土地使用权，最近才在若干企业得到的权益，甚至也有权自由买卖住屋。
1988年8月，中国大陆电视台播放六集的迷你影集《河殇》。由于观点有相当鲜明的自由色彩，甚至台湾的保守人士都批评《河殇》是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一项攻讦。台湾作家柏杨对北京大学学生说，中国历代皇帝的宝座都没有变，变的只是代表人上宝座的屁股而已！他发出警语，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不能由外头强按上来，必须通过能反映人人平等的理念之家庭、学校和社区生活去培养。
基本上，冷战可说是由里根和戈尔巴乔夫联手终结的。苏联依据承诺，自阿富汗撤军。尼加拉瓜内战停火，两伊战争停止。匈牙利成为自由国家，东欧各地民主运动风起云涌。古巴、安哥拉和南非达成和平协定，纳米比亚（译按：前西南非） 获得独立。德克勒克（f. w. de klerk）和曼德拉（mand）开始会谈。
1996年3月，台湾举行选民直选“总统”，这是中国历史四千年来第一遭！李登辉获得大胜，票数是次高得票对手——民进党候选人彭明敏的两倍以上。1960年代，蒋经国有心延揽彭明敏入党未果，后来彭系狱，获得保释在外不久就潜逃出境。“大选”期间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和军事演习，凸显出台湾地位问题是中国统一唯一尚待解决的议题。在部分忧心忡忡的美国观察家以及台湾岛内的外省籍人士看来，李登辉似乎对北京采取没有必要的政治挑衅，且缓步向台湾“独立”推进。1999年夏天，台湾次届“总统大选”逐步升温之际，李登辉宣布台北未来与北京谈判时，将不再依照“一个中国”的规范。不过，李登辉仍继续宣扬以中国统一作为目标的原则；在若干观察家看来，他这一招很聪明地既强化了他在岛内的政治地位，又增加对北京的谈判力道。
中国在21世纪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也将成为一个军事超级大国。如果中国大陆届时能像今天的台湾一样，它就不会随时挑衅、发动战争，起码不会动辄以干戈对付其他民主国家。这样的结果将比任何其他变项，对太平洋地区甚至世界的安定与和平，更具贡献。如此结果，历史必将记下一笔——台湾替华人社会的开放、自由，奠定极好的典范，而促使这项发展的人——蒋介石之子经国先生的贡献，也是功不可灭。
注释：
[1] 1998年3月10日，国民党某位“中常委”接受本书作者访问时，表示他曾目睹这份假遗嘱。原书注5。
[2] 马英九1996年5月22日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马英九也相信蒋经国脑子里已经有明确的计划。原书注14。
[3] 这篇访问刊载于1987年12月号《天下杂志》。原书注15。
尾声
? 1988年1月12日，亦即蒋经国逝世前一天，中央情报局潜伏在台湾的间谍张宪义，偕同妻子儿女秘密前往美国，改名易姓过日子。华府再度要求台湾停止核子武器计划，拆毁有关设备及材料。李登辉当局取消核武计划，但是可想而知，仍把蓝图保存起来。
? 同一年，李登辉释放已被软禁三十三年的孙立人将军。孙立人要求守卫留下来，因为多年来彼此已培养出感情。这位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毕业生在1990年去世。
? 1990年，“少帅”张学良恢复自由，携赵四小姐飞往檀香山。苏士比负责拍卖他珍藏的艺术品，得款好几百万美元，他住进希尔顿夏威夷村一栋公寓。在20世纪行将落幕之际，这位当年绑架蒋介石、改写了中国历史的东北军首脑，依然坐在房里远眺威基基海滩的蓝天绿波。（译按：张学良于2001年在美国檀香山去世，享年一百○一岁，而赵一荻女士已先走一步。）
? 蒋孝文1989年因喉癌不治，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享年五十三岁。
? 汪希苓以谋杀刘宜良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但是只坐了六年牢，在1991年与竹联帮帮王陈启礼都获得假释出狱。陈启礼现在经商，腰缠万贯。（译按：陈启礼出狱后从事营造厂生意，后为避开台湾扫黑，避居柬埔寨。）
? 蒋孝武皈依佛教，与章孝严、章孝慈也建立友好关系。1991年他却在台北暴毙，死因显然是心脏衰竭和糖尿病，得年只有四十七岁。
? 蒋方良1992年飞到旧金山探视蒋孝章、蒋孝勇。2000年，她在三个儿子相继往生之后，寂寥地住在七海新村。（编按：蒋方良女士于2004年12月在台北荣总医院去世，享年九十岁。）
? 1993年东吴大学校长章孝慈前往广西桂林，给母亲扫墓。当年蒋经国送给章亚若的定情物——化妆镜，交到他手里。可是在大陆期间，孝慈突然中风，被送回台北。1996年章孝慈逝世，仅有五十四岁。
? 1970年在纽约广场（布拉萨）大饭店门口行刺蒋经国未遂的黄文雄，在1996年回到台北时已经五十九岁。他在记者会上宣称，并不后悔当年企图刺杀蒋经国的决定。
? 1996年，台湾选民直接选举产生“总统”。李登辉迎战民进党候选人彭明敏这位流亡海外多年才回到台湾的“台独”大佬。李登辉（1995年）访问美国及其他动作激恼北京，但在岛内则得到人民支持。可是，中国大陆更担心的是彭明敏。
? 蒋孝勇成为李登辉的政敌。他和家人移民加拿大，再迁到旧金山。1996年他到大陆治疗癌症，到过溪口和北京。同年12月，他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病逝，得年四十八岁。
? 王昇在台湾干了将近五十年的头号“反共”大将，于1996年访问上海，见到中国海协会会长汪道涵。
? 蒋孝文和徐乃锦的掌上明珠蒋友梅，也就是蒋经国钟爱的长孙女，在伦敦嫁给一位保险业主管，1997年，友梅生下女儿zoe maria chiang maclen。这位蒋介石的外玄孙女是四分之一华人，八分之一俄国人、八分之一德国人和二分之一英国人。
? 蒋纬国成为强烈反李登辉的“反主流”大佬，提议把父、兄遗体迁葬溪口老家。纬国死于1997年。他在过世前不久出版一本回忆录，其中又提到他在1996年曾经告诉本书作者的一则不太可信的话——蒋经国跟他都不是蒋介石的亲生骨肉。
? 邓小平一辈子都是忠贞的共产党员，1997年2月19日去世。江泽民率领大小官员致祭。邓小平仿效周恩来，遗嘱交代把遗体火化，骨灰撒入大海。
? 1998年，五十多年前在大陆选举出来的退职资深“中央民意代表”，仍有三百多人还在领取退职金。其中有十三人已经是年龄逾百的人瑞。
? 李焕在李登辉之下担任了一年的“行政院长”。1999年的李焕已经高龄八十一，依然达观、活泼。
? 钱复终于做了“外交部长”，不过据传，他并不赞同李登辉处理对美、对大陆的策略。钱复转任“国民大会议长”，旋又改任“监察院长”。
? 蒋夫人宋美龄在纽约欢度一百○二岁华诞，李登辉派人送给她一盆兰花。（编按：宋美龄女士于2003年10月去世，享年一百○六岁。）
? 许信良这位脱离国民党，涉及1977年中坜事件、1986年中正机场闯关事件等党外抗争活动的人物，成为民进党主席。不过，1998年，家庭惨遭巨变的前高雄事件被告林义雄，取代许信良成为民进党主席。（译按：许信良在1999年脱党参加2000年的“总统大选”，但为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击败，林义雄也在该年7月交卸党主席。）
? 出生于1900年的陈立夫依然住在北投，虽然已近乎全聋，却对七十三年前担任蒋介石青年助手的往事，保有鲜明的记忆。（编按：陈立夫于2001年2月在台中病逝，享年一百○一岁。）
? 蒋经国唯一还在世的儿子章孝严，在李登辉当局里官运亨通，历任“外交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1999年转任“总统府秘书长”。但是今年（2000）初，在“总统”选战战火炽烈之际，传出婚外情之后，章孝严辞职下台。（译按：章孝严在2000年9月赴溪口蒋家祖宅，认祖归宗。不过蒋夫人宋美龄和蒋孝勇遗孀都不以为然。）
? 宋楚瑜成为超人气的“台湾省长”。根据反李登辉人士的说法，就是这个原因，李登辉力阻国民党提名宋楚瑜角逐2000年3月18日的“总统大选”。宋以独立参选人身份投入选战，得到第二高票，与胜选的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差距十分接近。李登辉选定的国民党候选人连战学历高、资历完整，却没有群众魅力，得票落居第三。台湾自从1945年由日本人统治下光复以来，国民党第一次失去“中央执政权”。原本计划留任国民党党主席的李登辉，也被迫辞职下台。（译按：连战在6月份膺选为国民党主席，规划党的改造工程。宋楚瑜4月间成立亲民党，出任主席，力图东山再起。）
? 台湾2000年“总统大选”期间，中国大陆再次严重警告不得有走向“台独”的动作，甚至继续推迟两岸统一的谈判也不行。陈水扁原本强烈主张“台独”，但又说，如果当选，他愿开放对大陆直接通商、通航，也愿意到北京访问。陈水扁以百分之三十九强的得票率当选之后，继续释放善意声明，并提名国民党籍的“国防部长”唐飞（外省人，前“空军总司令”、“参谋总长”）出任“行政院长”。
千禧年开端之际
? 台湾人均所得一万四千二百美元；外汇存底超过一千亿美元，是全世界人均值最高的地区。台湾每十八人就有一家企业公司；只有百分之二十一的人认为子女未来会有比他们差的生活，美国则有百分之六十的父母有此想法。
? 蒋经国执政时期定下的外汇交易、资本流动及金融活动之管制，使得台湾安然稳渡1990年代末期的东亚金融风暴。
? 台湾生产全世界绝大多数的电脑扫描器，半数以上的显示器、主机板，以及将近半数的笔记本电脑。
? 高达三万两千家台商企业在大陆投资逾一百五十亿美元，签订的投资意向书总额还有三百四十亿美元。台湾居民寄到大陆的汇款每年高达十亿美元。两岸贸易虽然照官方规定还是间接往来，金额已达七十亿美元。
? 由台湾到大陆旅行的人次已达一千三百万人次。（有位外省籍计程车司机告诉我，他去了七次。）由大陆来台访问人数是五万六千人次。
? 台湾有两千五百个民间团体，各地分支单位或小组达二十五万个，会员总数逾一千万人。
? 包含后备军人在内，台湾的武装力量有四百万男女。空军拥有一百架“经国号”自制战斗机、四十架美造f-16战斗机（最终交货数字将是一百五十架），以及六十架新购的法国幻影战斗机。这个小岛所拥有的先进军机比中国大陆多。
浙江省，距重新修葺过的蒋经国祖母王太夫人墓不远的雪窦寺，每年有数千名台湾进香客。台湾人捐钱修缮、修护，也供奉寺僧生活费用。有个小贩在走廊贩卖塑胶小菩萨佛像。一摇它，胖墩墩的小佛像就大笑。据溪口镇长说，这就是蒋氏老家人民最喜欢的弥勒佛，永远笑口常开。
陶涵《蒋经国传》译后感
中国国民党在一场“世纪大选战”中，输掉了它在台湾地区掌控了五十五年的“中央执政权”。以“台湾之子”自居的陈水扁成为台湾民主政治历程中达成政党轮替的第一人。在行将迈入世纪之交新纪元的当下时刻，台湾的政治前途走向，其实仍然不脱业已辞世十三年的蒋经国在生前所定下的大方向。
蒋经国一生功业，摆在历史的浩瀚大洋里，恐怕还不足以跻身影响世界历史进展的政治人物之顶尖行列。可是，不折不扣，他都是影响两岸是否统一的一个关键人物，他更是影响到本书译者这个世代的政治人物。
时报出版公司主编侯秀琴小姐、吴家恒先生邀请我主笔迻译这本《蒋经国传》时，我一口答应下来。当时的直觉想法是，我们这一辈战后出生的婴儿潮世代，读书、成长的阶段，适逢台湾在威权体系的统治下。没有参与到政治活动的普通人家，可能不会嗅到一股震慑的气息，可是生活的周遭，又似乎永远有一种难以言宣的力量，提醒着你要“谨言慎行”。大家都有一种经验，在中小学时代的作文课，一定要选择“政治正确”的语言，来上一段“反共八股”。到了念大学、服兵役的阶段，稍微活跃一点的青年学生，多有国民党争取入党的经验，有时候还挺annoying。
年轻人童騃的理想主义，对威权体系有着几许厌恶，对社会不义、官场贪渎更是十分不齿。忽然间，传奇中的上海打虎英雄蒋经国要出任“行政院院长”了，新官上任，打虎豪气不逊当年，他竟然把自己的表弟——位高权重的“人事行政局”局长王正谊——揪下来，严惩他在经办内湖“中央民代”住宅兴建工程时收贿之罪。蒋经国正式上了台面，肩负起中枢领导大责，一出手就吸引了许多青年人的向心力。
这样的一个政治人物，在党外身份、政坛人物高玉树口中，却又是另一种评价。高玉树对本书作者陶涵明确提到，蒋经国要为1950年代台湾的白色恐怖统治负责任。
从宏观的角度看，蒋经国协助他父亲震慑台湾，实施威权统治（软性威权主义噬人的利齿，力道也不弱），稳住国民党的政权命脉，其中是非曲直，高玉树这句评语并不算过当。但是，蒋经国在1972年正式出任“行政院长”、主导台湾大局之后，岛内外局势都可谓十分险峻。就岛外而言，尼克松推动与北京关系正常化，蒋介石的“汉贼不两立”最高决策使得台湾的国际舞台被压缩到极小。就岛内而言，“中央民意机关”近乎终身职的不能改选，不但阻滞了本省人经济实力增强后必然会寻求参政、发言的发展，外省籍精英紧抓着“中央执政权”的法统基础也在动摇中。蒋经国必须在这样的大框架下，规划台湾的政治改造工程，殊为不易。
蒋经国至少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起就相信，长期而言，台湾盼望永续生存，就得在政治上、经济上，作为一个成功的典范。他曾经定下四个目标：一是民主化；二是台湾化；三是强化经济建设，大幅提升民众所得和生活水准；四是“与大陆发展工作关系”。回首而顾，我们不能不赞佩蒋经国的高瞻远瞩。
陶涵先生撰写这本英文《蒋经国传》，得到余纪忠先生的支持，能够博采周证，资料收集十分详尽，动笔客观殊为不易。哈佛大学出版社能够决定出版它，对于蒋经国的历史评价也等于是投下肯定的一票。
译者爱看书，爱观察近、现代史，可是在动手迻译这本书之后，就发现它是生平所遇极难下笔的一本书。首先遇到的困难是如何把作者采用的中文资料从英文还原到中文的问题。译者现在卜居海外，能够接触取得的中文图书资料相当有限，因此本书如蒋老先生给儿子的家书等，都只能由英文字义去迻译，不够精确。其次是作者陶涵先生走访中国大陆若干人物，译者才疏学浅，无法尽得全貌，实在无从精确译出。甚且，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一生经历之官衔、职位多如繁星，颇难一一考据，疏漏、错误一定在所不免。
幸好，迻译本书的过程中，得到许多人的协助。《中国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傅建中先生，是译者从事新闻工作时所景仰的一位先进，他的博学广闻启迪了众多读报人（包含译者在内）对美国、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关系的了解。译稿匆匆交卷，承傅先生百忙之中披阅，并提供许多指教与订正。洛杉矶长青书局负责人刘冰先生，是个古道热肠的好人，早年曾参与《加州论坛报》（刘宜良《蒋经国传》的连载、出版者）的经营，慨然借给我若干书籍参考、覆按。时报出版公司更精心动员了许多资源，协助核查、订正，这些朋友我暂时无法一一认识、致谢，也只能借此表达谢意。当然，本书中译本的任何缺失，译者应该独当责任。
蒋经国虽已远行十三年，两岸统独态势依然混沌不明。可是，时间长河若允许两岸和平竞争，经济开发与民主发展必然是主流价值，而这两者也正是台湾在当今国际地位否泰、剥复演变之所恃。陶涵这本书摆在这个脉络里观察，显得意义格外深远。
林添贵
2000年9月18日书于洛杉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