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评传》


 导论

    日本自1885年实行内阁制以来，至2011年12月已产生了95届政府和61位首相。这些政府和首相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甚至决定了日本社会发展的进程，勾勒了百余年来日本政治风云变幻的“点”与“线”。评述历任首相，就是要阐明其思想、政策、行为方式、执政能力及其在历史发展中发挥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系列评述，构成了一部百余年来的日本人物政治史。


    政治家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展开其特有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的，而其活动的历史舞台又始终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因此，作为阅读本书的指南，有必要概略地阐明百余年来日本政治体制的变迁及其不同阶段的特点。


    1868年，倒幕派志士联合皇室公卿发动政变，推翻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拥立天皇亲政，建立了明治政府，史称“明治维新”。1882年，伊藤博文受命赴欧洲考察宪法，回国后以德国宪法为蓝本着手立宪准备。1885年改太政官制为内阁制，1889年颁布帝国宪法，1890年召开首次帝国议会。至此，确立了战前日本的政治统治体制天皇制。


    《大日本帝国宪法》(俗称“明治宪法”)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第1条)，“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第3条)，“天皇总揽统治权”(第4条)。 这样，日本形式上采用了二元君主立宪体制，实质内容却与英国的君主立宪体制大相迥异。宪法赋予天皇的至高无上权力与封建帝王无别。近代形态的三权分立制度虽然建立起来了，但相互牵制的立法、行政、司法机构不是对国民负责，而是作为天皇的“协赞”、“辅弼机关”存在，分别对天皇负责的。内阁的权力有限，每个内阁成员分别对天皇负责而非对首相负责，首相只是个“领班”，因此若有一名内阁成员辞职，整个内阁必须推倒重来。立法机构国会由众议院和贵族院两院组成，众议院议员通过国民选举产生，显示出一定的近代性，但贵族院是由皇族、华族和天皇敕命的议员组成，两院的地位则以贵族院为上，两院意见相左时以贵族院的决定为准。军部是游离于三权制衡之外的特殊存在，直接归大元帅天皇统领，其“帷幄上奏”权力不容他人染指，当政府不能满足军备扩张的要求时，军部常使出军方大臣辞职或拒推军方大臣入阁的杀手锏迫使政府就范。此外，在天皇的周围，还有元老、重臣、枢密院、宫内势力等惟天皇之命是从的“股肱”。


    可以认为，近代日本的国家政治体制天皇制，是天皇这一古代政治的残渣与近代西方政治制度奇妙嫁接的产物，其特点是天皇具有精神和政治上的绝对权威，各种只对天皇负责的下属“辅弼”机构分别行使着国家管理的职能，并向世人展示了一种“多头政治”的虚相。然而，这一政治体制的实质却是，各种“辅弼机关”构成了一个国家统治的同心圆，形成天皇的周边“屏障”。同心圆的运转是围绕着“圆心＝轴心＝天皇”进行的，任何“辅弼机关”都无法摆脱圆心的“磁力作用”脱轨运行。同时，“辅弼机关”作为架设在国民和天皇之间的一道屏障，无论社会发生何种变动，天怒人怨只会撞击到这道“屏障”而不会殃及处于圆心位置的天皇和皇室。一般情况下，天皇并不亲自处理政务，而是由其各种“辅弼机关”行使权力的。但是，内阁的人事安排由天皇决定，“辅弼机关”之间意见相左或国家出现统治危机时，往往靠天皇出面“裁定”，而在对外宣战、投降等重大问题上，天皇的“圣断”具有唯一性。


    战前天皇制体制经历了建立、发展和崩溃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政治运行各具特点。


    第一阶段从1885年建立内阁制到1898年第三次伊藤内阁垮台，是官僚政治由盛转衰的时期。此间建立的七届内阁，首相是清一色的开国元勋，在政权更迭上体现了萨摩、长州系官僚轮流坐庄的特点，史称“元老政治”和“萨长专政”。


    本阶段政治上的头等大事，是制订和颁布宪法，开设帝国议会，建立近代政治体制，这是前三届政府的使命。在政治运营上，由于官僚势力异常强大，前几届政府均标榜“超然主义”，竭力排斥政党于政权之外，对政党发起的运动，采取严厉的限制、镇压措施。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曾通过颁布《保安条例》，打压民主人士，甚至将其赶出东京。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势力日益强大，他们利用在议会中的合法权利及其社会上的巨大影响，以否决政府法案、抨击政府政策、弹劾政府及发动群众运动等形式，不断向官僚势力发起冲击，内阁因此垮台者不乏其例。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迫使政府调整对政党的对策，甲午战争之后，官僚不得不与政党“合作”，官僚政府中出现了政党领袖的身影。


    这一阶段，内政上，为加快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历届政府制订推行了积极的产业、财政金融政策，对甲午战争前后发生的两次产业革命高潮有推动作用，从而完成了轻工业革命，初步建立起近代工业体系。对外关系上，扩军备战，发动了甲午战争。山县有朋首次组阁时发表的“主权线”与“利益线”演说，标志着“大陆政策”成为基本国策。经过精心准备，日本在1894年发动了甲午战争，打败了清朝军队并从中国、朝鲜攫取到巨大权益。战后，日本因“三国干涉还辽”而“卧薪尝胆”，在“战后经营”名义下，为进行新的战争冒险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军备狂潮。随着国势的不断增强，明治以来最为棘手的修改不平等条约谈判取得重大进展。甲午战争后，日本先后与英、美等国缔结了新通商航海条约，废除了列强在日本的治外法权和最惠国待遇，取得了部分关税自主权，在争取国家主权独立的道路上迈出了根本性的一步。


    第二阶段从1898年“隈板内阁”建立到1932年犬养内阁垮台，政党政治由兴到衰，此间经历了22届内阁。


    1898年6月，大隈重信和板垣退助合作组建宪政党，控制议会多数并建立了第一个“政党内阁”，从而打破了内阁制以来官僚专权的局面，揭开了政党政治的序幕。为对抗政党势力，以山县有朋、伊藤博文为代表的军阀、官僚势力，分别采取了军人执政和建立亲政府政党的策略，导演了20世纪初期桂太郎与西园寺公望轮流执政的“桂园时代”。由于日俄战争后民主运动的高涨，军人执政日益不得人心，1912年底，当军部搞垮第二次西园寺内阁并再次推出桂太郎上台时，爆发了第一次护宪运动，桂被迫下台。此后直到第二次护宪运动打垮清浦内阁的十余年间，建立了数届由军人、官僚执政的“中间内阁”和“政党内阁”，呈现出两大政治势力对峙及对峙中妥协的复杂局面。1924年6月，以加藤高明为首相的护宪三派内阁成立，真正开始了战前宪政史上的“政党内阁时代”。但是，政党政治刚一进入“鼎盛”期便急剧衰落，以致在法西斯运动的冲击下，以犬养毅遇刺及其内阁的垮台为标志划上了终止符。


    官僚、军阀和政党作为统治阶级中代表不同阶层利益的政治集团，虽然统治手法不尽相同，为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甚至发生正面冲突，但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特别是在重大的内外政策上，完全站在同一立场。


    在对外关系上，这一阶段的历届政府坚持追随英美、恃强凌弱的方针，加紧了对外扩张步伐。1900年，山县内阁派兵加入八国联军，伙同列强镇压中国义和团运动。1902年，桂内阁签订日英同盟，日本加入了以英美为首的国际帝国主义体系。1904年至1905年，发动日俄战争，夺取了俄国在中国东北南部的殖民地，随后兼并了朝鲜。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隈内阁出兵占领青岛，夺取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迫使袁世凯政府接受“二十一条”要求。寺内内阁出兵西伯利亚，干涉苏维埃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英通过建立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成为世界霸主。日本为维护自己的地位，不得不暂时屈从美英，按照华盛顿、伦敦会议协议，将山东归还中国，从西伯利亚撤军，裁减陆海军备。但是，日本不甘心充当二等帝国，继1927、1928年田中义一内阁三次出兵山东干涉中国内政后，1931年，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武力占领中国东北，揭开了全面侵华的序幕，同时也加深了与美英关系的裂痕。


    在对内政策上，无论以何种面目出现的政府，对20世纪以来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无不推行白色恐怖政策。从第二次桂内阁大规模搜捕、屠杀社会主义者开始，一次次检举运动，使日本共产党及其他无产政党组织屡遭破坏，大批共产党员、民主进步人士受到迫害。另一方面，政府通过铁路国有化、扩大军工企业等措施，加强国家垄断；通过一系列经济政策和法律，保护垄断资本的利益，使财阀势力急剧增长；同时加强了在殖民地的政治统治和经济掠夺。


    第三阶段从1932年斋藤实内阁建立到1945年战败投降，是军部法西斯独裁体制建立到覆灭的时期，此间经历了13届内阁。


    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使日本政局急剧动荡，以军部为中心的法西斯运动恶性发展，并在1932年搞垮了最后一届政党内阁。经过斋藤实等四届政府的过渡性准备，于第一次近卫内阁时建立起军部法西斯独裁体制。东条英机执政时，更把这一体制推向极端。


    本阶段日本史上称为“十五年战争”时期。历届政府积极准备、发动和进行了全面侵华和太平洋战争，给中国和亚太各国人民造成空前的巨大灾难。战争期间，日本国内全面实行法西斯统治，通过所谓新体制运动，取消所有政党和国民的民主权利，代之建立“一国一党”的政治组织大政翼赞会，并全面实行战时经济统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世界正义力量的推动和美国对日占领当局的直接监督下，日本进行了民主改革，颁布了战后新宪法，废除了天皇制，确立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在象征天皇制下，首相(也称“总理”)真正具备了行使国家最高行政权力的地位和职能。


    战后政治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已走过三个阶段，目前或已进入第四阶段的新时期。


    第一阶段从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到“1955年体制”形成，政治上经历了被盟国军队占领、旧金山媾和恢复“独立”和政党势力重新整合三个小阶段。十年间政局动荡，内阁更迭频繁，至实现政治稳定，先后经历了11届内阁。


    占领时期的日本政治由美国占领当局一手操纵，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实际上是日本政府的太上皇，他的“指令”和“劝告”，日本政府必须照办，首相的产生，必须得到他的同意。


    民主改革和经济恢复是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东久迩内阁办理了投降手续，币原内阁为处理战后混乱状态疲于奔命。从第一次吉田内阁开始，接连进行了农地改革、解散财阀和劳动改革，废除天皇制及其统治机构，颁布了民主宪法。在美国的援助下，政府推行了倾斜生产方式和产业合理化政策，并借助朝鲜战争的“特需景气”，使日本经济一举恢复到战前水平。


    随着冷战的展开，美国对日政策的重点，从非军事化和民主化转向扶植经济自立和重新武装日本。1947到1948年间出现的两届“保守、革新联合内阁”，即片山哲和芦田均内阁，执政均不到一年便短命夭折。深得美国信赖的吉田茂先后五次组阁，执政七年之久，成为战后初期任期最长的首相。“重经济、轻武装”的“吉田主义路线”，为战后日本政治、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旧金山片面媾和，使日本在法律名义上获得独立地位，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则为日本加上了一层军事安全保护伞。


    战后初期的十年，是政党政治恢复和“55年体制”的形成期。战后初期“党派林立”，战败到1946年4月第一次大选的约半年多时间里，除了自由党、进步党、社会党、协同党和共产党五大政党外，恢复活动或新建的政党多达300个以上。政党间缺乏合作，联合政府内部矛盾重重，执政效率低下。针对吉田政府的亲美路线，社会党打出中立政策，主张与中苏改善外交关系，并逐步积聚有关革新势力，于1955年10月实现了左右两派社会党的合并。迫于革新政党的压力，保守政党经过反复的聚散离合，形成自由党和民主党两大派系，并于1955年12月合并为自由民主党。“55年体制”形成后，确立了战后日本政治、经济与安全体制的基本框架。


    第二阶段从1955年第三次鸠山一郎内阁建立到1993年自民党下台，此间政治运行的基本特征是自民党一党独大、长期执政。


    在对外关系方面，日苏、日韩、日中邦交的恢复以及1972年收回冲绳行政权等，都是世界瞩目的大事。而尼克松冲击后田中角荣的“自主外交”、“福田主义”的“全方位外交”、大平正芳的“环太平洋合作构想”、中曾根康弘的“国际国家”等口号，留下了日本对外政策思想变化的时代印痕。


    在经济发展方面，1956年度《经济白皮书》有一句“现在已经不是战后”的名言，宣告了战后经济复兴的结束和高速增长的开始。在政府主导的“赶超型”经济模式下，经济发展创造了“奇迹”。1968年，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联邦德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20世纪70年代，为应对两次石油危机的影响，日本政府继续推出经济增长的强刺激措施，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缓和国际贸易摩擦，维持了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到80年代后期，人均gdp超过美国(1987年日本为19553美元，美国为18570美元)，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1985年起)、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和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海外投资国。然而，成功的背后酝酿着危机，进入90年代后，经济泡沫破灭并一发而不可收，辉煌一时的“日本模式”风光不再。


    在安全防卫问题上，日本在1976年制订了《防卫计划大纲》，大平内阁时期提出了“综合安全保障战略”，1978年制订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强化了日美同盟体制，中曾根内阁承诺在1000海里航线上为美国舰队护航后，战后日本的所谓“专守防卫”、不参加集体防御原则已经名存实亡。


    在政治运行方面，“55年体制”下的自民党一党独大，连续执政38年，形成了自民党、政府与财界的“政官财三位一体”铁三角结构。最大的在野党社会党一直被排除在决策主体之外。根据选举制度，首相由国会议员推选，由于自民党占据众议院多数席位，其总裁出任首相成为必然。因此，首相位置的争夺是在自民党内部展开的。自民党总裁是自民党内派阀利益平衡的产物，派阀的大小是首要条件，资历的深浅，能力的高低只是必要的参考。1956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后形成了派系轮流坐庄局面，岸信介、石桥湛山、池田勇人、佐藤荣作和三木武夫等先后登台，而70年代的“三角大福”权力争夺战，只是四大派系领袖三木武夫、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福田赳夫谁先出演的问题。80年代前期，中曾根的政治操作抢眼，后期田中派(竹下派)独领风骚。但是，自民党政治已走到了尽头，金权丑闻不断，国民已经厌烦。


    第三阶段从1993年细川护熙建立八党联合政权到2009年麻生内阁垮台，是日本战后政治、经济体制转型的过渡期，其特征是自民党一党独大的单独执政局面不再，无论以哪个政党为核心，都必须是“多党联合执政”。


    对外关系上，冷战结束后，国际环境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日本政府的重大课题是，面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如何定位国家发展方向。日美同盟经过一个时期的“漂流”，在桥本内阁时完成了“再定义”，小泉内阁时得到强化。安倍倡导“日美印澳价值观联盟”，麻生提出“自由与繁荣之弧”。中日关系大起大落，小泉执政时进入冰点，其后虽然急剧升温，但相互信任基础脆弱，麻烦不断。


    内政上，20世纪末，泡沫破灭后的日本经济发展经历了“失去的10年”，克服制度疲劳，改革滞后于时代的赶超型经济体制，是历届政府的紧迫课题。桥本内阁的“外科手术”虎头蛇尾，“小泉旋风”掀起的新自由主义式无禁区结构改革，拉大了贫富差距，地方经济更趋萧条。世纪交替的20年，可谓日本近代以来经济发展速度最慢的“停滞时代”。


    55年体制崩溃后，自民党分裂，其他政党势力也同样处在不断分化组合的过程中。政局动荡，首相更迭频仍。除小泉纯一郎和桥本龙太郎外，首相的任期都很短，其中任期一年甚至不到一年的“短命首相”有六位，最短的羽田孜内阁只维持了64天。“一年一相”的乱象，如实反映了多党联合政权的脆弱性。1993年自民党丢掉政权后，依然长期保持着第一大党的地位，并在细川和羽田两届非自民党联合政权垮台后，联合社会党和先驱新党夺回政权，组成以社会党领袖村山富市为首相的联合政权。1996年桥本龙太郎出马建立以自民党为主体的联合政权后，自民党掌握政权主导权14年之久，继自民党一党独大的“55年体制”之后形成了新的自民党“一党优势体制”或“1996年体制”。在此期间，在野党势力的分化组合令人眼花缭乱。战后最大的革新政党社会党销声匿迹。1998年，民主党、民政党、民主改革联合、新党友爱等党派合并为新的民主党，成为最大在野党。2003年，小泽一郎率领自由党加入民主党后，民主党的势力更加壮大。在2009年大选中，民主党利用改革后的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特点，大打“民生牌”，抓住了民心，战胜自民党并掌握了政权。


    2009年9月鸠山由纪夫的民主党政府建立后，日本政治是否进入 “两大政党制”的新时期还有待观察，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与外交战略的重塑更是任重道远。鸠山执政八个月已挂冠而去，菅直人首相苦撑了452天，也已于2011年9月2日下台，接过权柄的野田佳彦有无回天之力要靠时间检验，而忍耐着在野苦涩的自民党当然不会放过任何夺回政权的机会。日本政治向何处去？日本社会向何处去？我们拭目以待。

 伊藤博文

    (伊藤博文ito hirobumi 1841.10.16—1909.10.26)


    出任四届内阁首相：


    第1届(1885.12.22—1888.4.30)


    第5届(1892.8.8—1896.9.18)


    第7届(1898.1.12—1898.6.30)


    第10届(1900.10.19—1901.6.2)


    伊藤博文(1841—1909)是日本近代史上名声显赫的政治家，是日本推行殖民扩张主义政策的决策人。他在后半生的30年里，始终作为最有实力的人物活跃于政治舞台。伊藤是首任内阁首相，先后四次组阁，执掌政柄七年之久；伊藤也是首任枢密院议长、首任贵族院议长、首任韩国统监、立宪政友会创始者及首任总裁。仅从他在上述高官显位上“吃头口”这一点，就足以表明他的显要地位和巨大影响。


    伊藤博文幼名利助、利辅、春辅、俊介，倒幕运动时用过越智斧太郎、林宇一、花山春辅、吉村庄藏等化名，雅号春亩。他出生在周防国熊毛郡束荷村一个破落藩士之家，其父林十藏为贫困所迫作人养子，改姓伊藤。


    伊藤七岁时，其父外出作工已无法养家糊口。伊藤随母亲寄居外祖父秋山家，过着贫穷的生活。那时他就是个喜欢恶作剧的顽童，村里的孩子们叫他“饿鬼大将”、“胡说利助”。


    伊藤的青年时代，适值日本社会动荡之秋。“培理叩关”的“黑船来航”，惊醒了日本的太平梦。他的家乡长州，很快成为“尊王攘夷”运动的中心地。在改革救国思想薰陶下，伊藤也成为一名尊攘派志士。他先是投奔来原良藏，再拜吉田松阴为师，后追随木户孝允，历经艰险，进行倒幕活动。幕府将军向天皇“奉还大政”之前，他已是维新派领袖人物之一。


    来原、吉田等都是幕末著名的开国论者，其进步思想对伊藤影响很大。伊藤还曾作为日本最早的留学生，被长州藩派往英国学习，目睹了西方文明，这一切为他后来成为著名政治家奠定了基础。


    伊藤早年学习汉学，擅长书法，喜作诗赋，在倒幕运动期间学会了英语。他很喜欢学习历史，尤其爱读拿破仑传记，晚年的书房里存放着许多历史书籍和多种拿破仑传记。


    伊藤贪酒好色。从事倒幕活动时，经常策划于花街柳巷之间，“醒谈天下事，醉卧美人膝”。后来逐走结发之妻，娶了妓女梅子。直到官拜明治政府重臣后，仍与一些名妓藕断丝连。


    明治政府成立后，伊藤历任对外事务员、兵库县知事、大藏少辅、工部大辅，曾赴美国考查货币银行制度，为引进国立银行制度向政府提出过重要建议。


    1871年12月，伊藤作为政府中“精通外国事务者”，以岩仓使节团副使身份，随团考察了美、英、法、德、俄等欧美12个国家。在一年九个多月的出访中，显露了出众的学识和才华，深为回国后掌握政府实权的大久保利通所赏识，从而青云直上，进入政府最高领导层。


    1881年，由于“明治三杰”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已先后死去，政界最有实力的人物当属伊藤和大隈重信两人。就在这一年，伊藤秘密联合政府中萨摩、长州系官僚及皇室公卿，发动“明治14年政变”，排斥了政治上的强劲对手大隈，从此他成为政界的头号实权人物。


    当时的日本，虽已进行了种种改革，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在对外关系上，以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依然存在，成为压制日本独立、束缚其发展的严重威胁和障碍。欧美列强以日本法律制度尚不完备为借口，拒绝修改不平等条约。在国内，板垣退助(原政府参议，“征韩论”中随西乡隆盛下野)和大隈重信等先后组建自由党和改进党，发起声势浩大的自由民权运动，提出的口号之一是开设国会、制订宪法。为了缓和国内舆论，加强天皇国家统治，并在法制健全名义下与欧美列强开展修约谈判，争取民族独立，建立立宪政治便成为刻不容缓的急务，具体负责立宪准备的便是伊藤博文。


    1882年3月，伊藤率领政府代表团赴欧洲考察宪法。在德国，他亲自听取宪法学者格奈斯特等人的讲授，认为德国的立宪政体最为可取，决心以德国宪法为蓝本，制订确保天皇拥有绝对权力的帝国宪法。


    1885年12月22日，日本首先废除明治以来实行的太政官制，实行内阁制度，伊藤博文就任内阁首相。


    伊藤一上任，便颁布《政纲五章》，从“明官守、精选叙、省繁文、节冗费、严规律”五个方面，对中央政府机构进行调整和整顿。随后又制订《文官考试、试补与见习制度》和《官吏服务纪律》，严肃行政纲纪，开录才举能之门。


    这个时期也是大力推行欧化主义的时代，主倡者便是伊藤博文。政府在东京日比谷公园大兴土木，修建豪华的鹿鸣馆，频频举办舞会，表演戏剧，以为“笼络”洋人的场所。更有甚者，伊藤首相还亲自举办化妆舞会，邀请达官贵人、太太小姐恣意狂欢。伊藤扮作威尼斯商人，山县有朋化装成奇兵队长，原太政官三条实美的打扮成卖花的村姑，丑态百出，闹得满城风雨。如此装潢门面，无非想显示日本已经“文明开化”，以利修改不平等条约，历史上称此为“鹿鸣馆外交”。这种外交当然不可能感化欧美列强，修约谈判屡屡受挫，并招致舆论对伊藤内阁的猛烈抨击。


    旧自由民权派以减轻地税、言论集会自由、追究外交责任为口号，掀起声势浩大的大同团结运动，矛头指向政府。伊藤颁布《保安条例》，下令对东京进行大搜捕，将570名自由民权派分子逐出东京。


    对外交涉的失败和镇压民主运动的反动政策，使伊藤内阁声名狼藉，精于政道的伊藤以退为进，开始考虑脱身之计。


    伊藤在任期间，亲自主持秘密草拟了宪法。辞掉首相后就任枢密院议长，继续主持宪法草案的审定。可以说，这部世界近代史上罕见的专制主义宪法，从炮制到出笼，皆出自伊藤博文之手。


    1892年8月，第一次松方正义内阁因议会弹劾和内讧倒台，伊藤受命第二次组阁。他一改过去对民党(民间资产阶级政党)和议会的高压政策，采用怀柔软化手段，以保留自由党领袖后藤象二郎、河野敏镰大臣职务的代价，换取民党的“合作”，同时更换严重干涉选举的知事、郡长，瓦解民党对政府的攻势。


    日本虽然是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对外扩张野心由来已久。明治政府初建时，天皇便已在诏书中宜称“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这种扩张思想的发展及其理论化，在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形成了“大陆政策”。1874年，日本政府初试锋芒，出兵侵略中国台湾。1975年制造朝鲜“江华岛事件”。1882年和1884年朝鲜发生壬午事变和甲申政变，由于朝鲜人民的反日斗争及清朝政府对朝鲜的支持，日本企图控制朝鲜的阴谋连连受挫。此后，日本政府加紧扩军备战，准备十年后与清朝决一死战，从而彻底控制朝鲜。第二次伊藤内阁成立时，对中国作战的准备已进入最后阶段。


    为准备对中国的战争，第一次山县内阁和第一次松方内阁都曾制订过以增加军备开支为主要内容的财政预算案，结果均被议会否决。伊藤上任后，坚持政府的既定方针，又提出了以扩充海军装备为主的预算案。第四次帝国议会审议时，提出削减开支11%，即900万日元的修正案。


    伊藤的老练表现在，他没有像他的前任那样继续采取解散议会或贿赂议员的做法，而是策动天皇颁布诏书：“国家军防之事，倘缓一日，或遗百年之恨。朕兹省宫廷之费，六年之内，每年支出30万日元。并命文武官僚，……于同期内，献纳其俸十分之一，补充于造舰费。朕望阁臣与议会，……依和协之道，辅翼朕之大事。”迫使议会在“圣断”下让步，首开以天皇压议会的恶例。


    为准备甲午战争，强化国家机器，伊藤主持推行了重大的官制改革，裁减文武官员3272人，削减人头费等政府开支170万日元。与此同时，还公布了大本营条例。


    长期悬而未决的修约谈判问题，也随着日本国力的增强和政府的积极交涉而取得重大进展。根据1894年7月日英达成的新《通商航海条约》，废除了英国在日本的治外法权和最惠国待遇，并承认日本有部分关税自主权。此后，日本援引日英新约，先后同其他诸国缔结了新约，开始以独立国家身份，一步步登上国际政治舞台。


    1894年7月，日本乘朝鲜发生东学党起义之机，蓄意挑起准备多年的甲午战争。伊藤作为战时首相，先后两次向议会提出追加临时军费的政府方案，并获得通过，共支出临时军费2.5亿日元，保证了日本赢得这场战争。他作为内阁首相，是唯一参加大本营会议的文职大臣，直接参预、策划和指导了这场战争。“攻占威海，略取台湾”的作战方针，就是由他提出的。


    在中日媾和谈判中，伊藤作为日本方面的全权代表，强迫清朝政府接受了中国有史以来最为耻辱的丧权辱国条约。清朝承认朝鲜脱离宗属关系“独立”；赔偿日本白银2亿两，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给日本等。这个条约的底本及其苛刻无比的条款，正是由伊藤博文亲手圈定的。


    与军方一意孤行，执意扩大战争的想法不同，伊藤主张打一场“有节制”的战争。他十分清楚日本的国力尚薄，没有能力把战线拉长、打更大规模的长期战争。认为把战火烧到北京，迫使清朝签订城下之盟的做法，很可能会引起日本与列强的对抗，而使日本前功尽弃。《马关条约》签订后，发生“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日本舆论哗然。面对强大的主战势力，伊藤态度冷静，反对“对俄一战”，力主妥协退让，结果日本采取了“对俄、德、法三国全面让步，对清国寸步不让”的方针。


    “三国干涉还辽”迫使日本吐出了到嘴的肥肉，扩张主义者认为是“千古未有之大辱”。伊藤内阁在“卧薪尝胆”口号下，马上制订了以扩军备战为主要内容的“战后经营”计划，其主要内容包括，增设六个师团，建立主力舰和巡洋舰各六艘的“六六舰队”，现役军人由7万人增至15万人，舰艇总吨位由6.2万吨增加到26.4万吨。该计划还包括为解决军用钢材自给问题而建立八幡制铁所的内容。由于有清朝赔款和国家财政拨款的特殊支持，10年后国营八幡制铁所正式投产，此后长期保持钢铁生产占国内总产量一半以上的重要地位。


    为解决甲午战后膨胀开支引起的财源不足，伊藤内阁制订并实施了新登记税、营业税，增加酒税，实行烟草专卖制度，加紧对人民的搜刮。


    伊藤执政时还先后颁布了许多有利于“富国强兵”的经济法律。取消棉花进口税和棉制品出口税，对改变农业生产结构和扩大外贸出口具有重要意义；制订《航海奖励法》和《造船奖励法》，强烈地刺激了航海、造船业的发展，在日本近代海运、造船史上具有划阶段的意义；实施《日本劝业银行法》、《农工银行法》，加强和完善了金融制度，对产业的发展有积极影响。


    1898年，伊藤博文第三次组阁，起初拟拉自由党领袖板垣退助、进步党领袖大隈重信入阁，建立所谓“举国一致”内阁，强化统治基础。但这一计划因板垣、大隈争夺内务相要职而落空。由于缺少政党势力的支持，伊藤内阁提出的预算案和增收地税案，被自由、进步两党议员控制的议会否决。伊藤粗暴地解散议会后，激起民党更加强烈的反政府情绪，6月22日，分别由板垣退助和大隈重信领导的自由、进步两党召开合并大会，宣布组成宪政党(成立4个月后，分裂为以原自由党为基础的宪政党和以原进步党为基础的立宪本党)。在宪政党的强大攻势下，第三次伊藤内阁不到半年便告瓦解。


    为对付民党，伊藤博文可谓软硬兼施，机关算尽。从屡屡失败的教训中，伊藤痛感“雇佣军不可靠，必须有自己的御林军”。因此，辞掉首相后，伊藤不顾山县有朋等人反对，不惜辞官纳爵，也要亲手建立一个政党。


    1900年，伊藤博文巡游日本各地，发表了28次演讲，阐述他的举国一致主义和建党宗旨。同年9月15日，以伊藤为总裁的立宪政友会宣布成立。该党以官僚政客为基干，刚一成立，便瓦解了宪政党(前身是自由党)，分裂了宪政本党(前身是进步党)，拥有会员100万人，成为势力最大的保守政党。


    10月，伊藤博文东山再起，此番以政友会骨干为班底，组成“政友会内阁”。内阁提出的以增加非直接税为特点的预算案在政友会控制的众议院顺利通过。但出乎意料的是，预算案被一贯支持政府立场的贵族院否决。对此，伊藤奏请天皇下令让贵族院休会，开内阁制以来钦命贵族院休会之先例。接着伊藤故伎重演，再次请出天皇“圣旨”，迫使贵族院就范批准了预算。


    然而，在初建的政友会中，总裁还不具备绝对权威，政友会内阁也无法实现意见统一。身为政友会副总裁的大藏相渡边国武就反对政府的募集公债政策，坚持削减乃至取消募集公债，甚至主张放弃国营企业。伊藤无力调解内部分歧，只好再次辞职。


    日俄战争结束后，伊藤自荐出任韩国统监，任职的三年多时间里，为日本统治阶级早期经营朝鲜殖民地效尽犬马之劳，双手沾满朝鲜人民的鲜血。但这个朝鲜的太上皇，却总是装出一副和善谦恭的面孔。他在结束每次演讲之前，必不忘对在场的朝、日官员说：“现在我提议，请诸君随我三呼韩皇万岁。”


    1909年10月26日上午9点，伊藤博文卸掉韩国统监后赴满洲旅行，在沙俄财政大臣等一群俄、日官员陪同下，满面春风地走出哈尔滨站台。然而，就在伊藤走出检票口的刹那，随着几声枪响，他倒在血泊中。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射出的三颗子弹，击中了伊藤的要害。这位明治政府的元勋，侵略中、朝的元凶，结束了69年的生涯。

 黑田清隆

    (黒田清隆kuroda kiyotaka 1840.11.9—1900.8.23)


    出任第2届(1884.4.30—1889.12.24)内阁首相


    黑田清隆(1840—1900)是日本实行内阁制后第二届内阁首相，他的上台与下台，是萨长派官僚“联合专政”、谋求势力均衡的表现和结果。


    黑田出身于萨摩藩下级藩士家庭，被认为“为人磊落，有古代豪杰之风”，一生中多次因醉酒误事。倒幕运动中，曾与坂本龙马一起，为促进萨、长联合奔走效力。明治政府建立后，任政府军参谋，在征讨幕府残余势力的北越、函馆战斗中屡立战功。1870年，任北海道开拓使次官，四年后升任政府参议兼开拓使长官，授陆军中将衔。


    1881年，黑田建议将政府投资1490万日元的北海道国有资产以38万日元、30年无息偿还的条件，出售给同乡政商五代友厚的“关西贸易商会”。这一“盗卖北海道官产事件”败露后，引起朝野舆论的责难，黑田被迫辞掉开拓使长官，后来担任内阁顾问的闲职。


    黑田被革职不久，以伊藤博文为首的萨长派官僚通过“明治14年政变”，将政界巨头、肥前藩(即佐贺藩)出身的大隈重信逐出政府，确立了“萨长专政”体制。其时，萨摩出身的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领袖人物已相继去世，按资历，黑田成了萨摩派官僚的代表人物。1885年实行内阁制时，黑田和伊藤一样，也是首届首相人选之一，对于那次未能当上首相，黑田满腹牢骚。


    为了应付动荡的国际国内局势，萨长派官僚明白维持“联合专政”的必要，而维持“联合”就必须首先保证内部权利分配的均衡，在首相这一最重要的职位上，也必须机会均等、轮流坐庄。伊藤下台后由黑田继任首相，就是根据上述原则。


    黑田内阁的头等大事，是审定和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为寻求朝野社会的支持，保证立宪工作的开展，黑田精心策划组成了一个“网罗元勋内阁”，把最有实力的军政官僚都拉入政府，并请出在野的原自由民权派领袖后藤象二郎入阁任递信相。耐人寻味的是，他还保留了昔日的强劲政敌大隈重信的外相职务。


    1889年12月11日，日本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确立了近代天皇制国家的法律基础。宪法由7章76条组成，其中明文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天皇是国家元首，总揽一切统治权”，“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拥有立法、行政、司法、外交、官员任免、统帅军队、修改宪法等无所不包的大权。国民都是天皇的“臣民”，内阁、国会等不过是天皇的“辅弼”机构。这是一部世界近代史上专制色彩浓厚的宪法。


    颁布宪法第二天，黑田在鹿鸣馆召开地方官会议。黑田在演说中说：“宪法决不容臣民一辞自不待言。……然政府必须保持一定方向，超然于政党之外，居至公至正之道。……以不偏不党之心临于人民”。黑田阐述的这一施政宗旨，史称“超然主义”。


    修改不平等条约是黑田内阁又一重大任务，也是明治以来最为棘手的问题。


    黑田欣赏大隈重信的能力和才干，支持大隈在保密和双边谈判前提下，独立开展对外交涉。这一点与前任内阁的做法有所不同。


    根据大隈潜心研究拟定的修约草案，日本开始逐一与欧美国家交涉，并先后与美国和德国缔结了新约。


    不久，《伦敦泰晤士报》披露了新缔条约的要点。消息传到日本，朝野上下舆论哗然。舆论抓住全面开放内地和大审院(最高法院)聘用外国法官等问题，猛烈抨击大隈外交。在政府内部，除了黑田首相、榎本武扬文相对大隈外交持肯定态度外，松方正义、后藤象二郎等力主停止谈判。前农商务相谷干城则明确表示反对的立场，甚至直接上奏天皇，弹劾大隈。


    围绕修改条约问题，政府内部分歧严重，而黑田作为首相却一筹莫展。恰在此时，大隈重信被玄洋社社员来岛恒喜用炸弹炸伤。次日，黑田率内阁引咎辞职。


    黑田辞职后并未离开政治舞台，曾担任枢密院议长，还多次临时代理首相处理政务。1900年8月23日，患脑溢血病故。

 山县有朋

    (山県有朋yamagata aritomo 1838.6.14—1922.2.1)


    出任两届内阁首相：


    第3届(1889.12.24—1891.5.6)


    第9届(1898.11.8—1900.10.19)


    “盖国家独立自营之道有二，其一为守护主权线，其二为保护利益线。所谓主权线，系指国家疆域，所谓利益线，系指与其主权线安危密切相关之区域。……方今介立于列国之间，维持一国之独立，独守主权线决非充分，必亦保护利益线”。这套臭名昭著的侵略理论，是山县有朋初任内阁首相后，对议会发表施政方针演说时正式提出的。在此之前，他已在《军事意见书》和《外交政略书》中阐述过这种思想。山县有朋作为日本近代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其毕生活动就是为实现上述“理想”展开的。


    山县有朋(1838—1922)出生于长州萩城下川岛庄一个卒族家庭，幼名辰之助，又称小辅，化名萩原之助，号素狂、含雪，并根据其住所，有过芽城山人、椿山庄主、无邻庵主、小淘庵主、古稀庵主等别号。其父山县有稔，在日本古典文学方面颇有造诣，曾任州库仆从，以忠于职守博得好评。山县自幼受家庭薫陶和良好的私塾教育，学业优秀，以柔道和剑术见长。


    开国后的日本，社会剧烈动荡，生长在倒幕运动策源地长州的山县，青年时代被卷入斗争的激流，并迅速成长为颇有名气的社会活动家和长州藩军队指挥员之一。山县曾就读于“松下村塾”，拜倒幕派领袖吉田松阴为师，与倒幕派志士久坂玄瑞、木户孝允等交往甚密。他多次往返于长州、京都之间，了解形势，策动倒幕；他四处奔走，促进萨长联合；他作为长州藩奇兵队军监、总督，身先士卒，抗击英、法、荷、美四国舰队炮击下关，右腕和腹部中弹受伤；他指挥奇兵队打败了第二次征讨长州的幕府军。


    明治政府成立后，山县作为政府军高级指挥官南征北战，为镇压幕府反叛势力、保卫新生政权立下汗马功劳。


    1869年，山县有朋奉命出使欧洲考察军事，回国后累遇升迁，历任兵部少辅、大辅、陆军卿、参谋本部总长等要职，成为军界独一无二的实力人物。在此之间，山县致力于日本近代陆军的建立和改造，是《征兵令》的倡导者和制订者。在山县的主持下，镇台制变为师团制，整顿了陆军教育机构，颁布了《军人训诫》和《军人敕谕》，为日本近代陆军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因此，山县被称为“日本近代陆军之父”。


    山县出任文职是在1882年以后，至第一次组阁前，历任参事院议长兼内务卿，第一次伊藤博文内阁内务相兼农商务相。他直接领导创立了地方自治制度，对警察制度作了根本性的改革，是制订《保安条例》、镇压民主运动的首谋。


    山县自称“一介武夫”，其统治权术较伊藤博文相形见绌，但也绝非平庸之辈。他性情沉稳且有些神经质，办事慎重而果断。无论任何事情，一旦下了决心，便义无反顾地干到底。


    1889年12月，黑田清隆内阁辞职，山县受命组阁，任首相兼内务相，亲自将“主权线”与“利益线”理论付诸于实践。


    为灌输军国主义思想，发扬尚武精神，山县一上任便建立“金鵄勋章”奖，以授予将来武功超群者。


    为统一内阁的“思想”，山县将以前草拟的《军事意见书》、《外交政略书》在内阁中散发，声称保护“利益线”乃大势所趋，现实的“保护”重点就是朝鲜。


    为强化政治统治，山县以加强中央和地方政权建设之名，修改了《各省官制规则》，颁布了《府县制、郡制》和《地方官制》，为地主占据地方政权提供了法律依据。他主持制订的《集会、政治结社法》，主要目的是打压民主运动和进步势力。


    山县一向强调要建立军国主义教育体系，上任不久便撤换了工作不利的文部相榎本武扬职务，提拔年轻的次官芳川显正接任。芳川秉承山县的旨意，主持起草《教育敕谕》，把忠孝道德为中心的儒家伦理与近代法律、爱国献身理念结合起来，建立了近代日本的思想基础天皇国家观，强迫国民自小学起便系统地接受奴化教育。


    山县有朋倾注全力的是军备扩张，他认为“预算支出大部分应是陆海军经费”。当政府提出的预算遭到议会反对和舆论抨击时，山县采取高压手段，颁布《保安条例》，将60余名“异端分子”赶出东京，制造紧张气氛，同时拉拢贿赂国会议员，迫使议会与政府妥协，把议会变成了“冷血动物的陈列馆”。


    山县有朋卸任后不久，又出任第二次伊藤博文内阁司法相，后任枢密院议长，始终控制着军界，左右着政界。


    1894年，日本蓄意挑起甲午战争。山县出任第一军司令官，亲临前线指挥，率部从平壤到义州，过鸭绿江，连陷九连城、安东县。奉调回国后，任监军兼陆军相，坐镇大本营。战后作为特命全权大使，赴俄签署日俄协定。1898年1月，晋升为陆军元帅。


    1898年11月，山县有朋第二次组阁。慑于民党在议会中的强大势力，一贯声称与民党“对决”的山县不得不改变策略，主动接近在议会中占有多数席位的宪政党(前身是自由党)，部分接受该党提出的政治主张，实行有节制的让步。


    山县与宪政党妥协，不外是要软化民党的攻势，稳住统治阵脚。为使政府提出的增加地税、扩大军备预算案在议会中通过，山县还采用了“糖果”政策，向议会提交预算方案时，还提出了一个提高议员薪水的方案，贵众两院议长薪金由4000日元提高到5000日元，副议长薪金由2000日元提高到3000日元。议员薪金由800日元提高2000日元。这还不够，山县还通过政商重金收买宪政本党(前身是进步党)的部分议员，同时命亲信桂太郎提取宫内省资金98万日元去贿赂贵族院议员。结果不难想象，此次政府预算就像议员加薪提案一样，顺利地获得了通过，第十三次议会通过的政府提案包括：地税提高到3.3%，市街地税提高到5%，国家由此增加税收3700万日元，军备扩张有了财政来源。


    为使国会与政府“合作”，山县还根据民党提出的要求，对《府县制、郡制》、《商法》、《文官任用令》以及选举法进行了修改。不过，在修改有关法律时，他始终掌握着对维护天皇绝对统治有利无害的界限。


    山县在与民党的“合作”中虽然有所让步，但在政党进入中央或地方政权的问题上是寸步不让的。文官任用制度已经在法律上阻止了政党人士参政，因此当宪政党提出“猎官”要求时，山县毫不犹豫地断然拒绝。


    山县在任期间还主持制订了对战前日本政治起到极坏作用的《军部大臣武官制》和《治安警察法》。前者在保证军令独立基础上，又从法律上规定了军部大臣必须由现役武官担任，从而实际上将军政也独立出来，为军部干预政治乃至后来建立军部独裁的法西斯体制埋下了祸根。后者专门针对蓬勃兴起的工农运动，是套在劳动阶级头上的枷锁和残害进步人士的屠刀。


    山县是近代日本扩张主义的代表，他时刻关注远东局势的变化，不愿放过任何扩张帝国权益的时机。1900年，当中国的义和团运动威胁到列强在华利益时，山县政府立即派兵加入八国联军，血腥屠杀中国人民，甚至想趁火打劫出兵攻占厦门，因顾忌列强的反对才中途停止行动。


    山县虽然竭力主张对外扩张，但行动时又比较谨慎。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后，沙俄的军队仍赖在中国东北，窥伺朝鲜，威胁了日本在朝鲜的利益，日本政府非常紧张，外相青木周藏力主与俄决战。山县深知国力尚弱，军事和外交准备不足，遂压制了青木的主张，避免了一场冒险的战争。


    但是，围绕是否对俄开战问题，山县内阁中已出现分歧。宪政党则因“猎官”要求被拒绝而改变了与政府合作的态度。这些事件酿成内阁危机，山县于1900年9月提出辞职。


    山县卸任后，仍然作为政府元老，在幕后操纵日本政治。他把亲信桂太郎推到前台执掌政柄，支持桂缔结日英同盟，从而在外交上完成了对俄作战的准备。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山县担任参谋总长兼兵站总监，坐镇大本营指挥，还亲临战地巡视部署。日俄战争后，积极策划日韩合并，最终把朝鲜纳入日本的版图。


    1922年1月，山县因气管硬化症，死于小田原古稀庵，终年85岁。

 松方正义

    (松方正義matsukata masayoshi 1835.3.23—1924.7.2)


    出任两届内阁首相：


    第4届(1891.5.6—1892.8.8)


    第6届(1896.9.18—1898.1.12)


    在日本近代史上，松方正义的名气虽不像伊藤博文、山县有朋那样显赫，但他早在官拜首相之前，便已作为日本最具权威的财政家而闻名遐迩。


    松方正义(1835—1924)，幼名金次郎，生于萨摩藩乡士家庭。据说他八岁时做的一身衣服一直穿到18岁，由此可知其少时生活之艰寒。


    松方16岁步入社会，担任藩内勤务。因性格纯朴正直，恪于职守，且精于马术、剑道，后来成为萨摩藩主岛津久光的心腹幕僚，为推进“公武合体”运动(即主张天皇和幕府将军共同执政)奔走效力。在“王政复古”(即宣布恢复天皇亲政)之前，他始终站在保守派立场，并没有像一些倒幕志士那样的坎坷经历和壮举。


    但是，在日本历史发生根本转折的关键时刻，松方正义却选对了道路。鸟羽、伏见决战(决定天皇与将军胜败的战争，以德川幕府军的惨败告终)后，幕府长崎奉行(相当于长崎市长)河津祐邦收买法国商船，企图携带公款17000两白银逃走。正在长崎的松方当机立断，和统率海援队的佐佐木三四郎联手，率兵占领奉行所(相当于市政府)，勒令河津交还所有公款，并发放钱粮，赈恤市民。接着松方不顾生命危险，孤身前往长崎护幕武装振远队劝降，使该队归顺天皇。这段经历是松方步入明治政界的原始资本。


    明治政府建立后，松方深得大久保利通赏识，先任日田县知事，后历任民部大丞、大藏大丞、租税权头、租税头、大藏大辅、内务大辅等职，协助大久保完成了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地税改革，在理政能力上显露头角。


    松方大展才华是在担任大藏卿之后。1881年，松方由内务卿转任大藏卿。为了解决恶性通货膨胀问题，松方一改其前任大隈重信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停止举借外债，恢复纸币平价，从内部整顿、完善财政金融制度入手，推行紧缩财政。以“如果松方没被暗杀，那就一定完成这一大业”的决心，主持推行改革。他一手削减政府行政开支，处理官办企业，增加各种税收；一手大胆改革国立银行制度，建立日本银行和特殊银行，增加现金准备，加强国家对金融业的干预和管理。不到五年时间，通货膨胀得到控制，经济环境的改善，为近代第一次产业高潮的到来做好了准备。由此，松方名声大噪，“松方财政”亦成为日本近代经济史中的专门术语。松方多次出任大藏卿、大藏相，主管日本政府财政达16年之久，这在日本近现代史无出其右者。


    1891年5月，松方正义受命组阁。当时政府内部的派系争斗错综复杂，社会上的反官僚专制运动方兴未艾。松方上台是以“各元老为后援”为先决条件的，因此有“黑幕内阁”之称。


    第一次松方内阁是个离心离德、内阁成员变换频仍的内阁。这届内阁中，既有自由党首领后藤象二郎，又有分别以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为后台的陆奥宗光和品川弥二郎，还有代表军方利益讲话的桦山资纪等。


    为维护内阁统一，松方制订了《内阁议决书》和《内阁规约书》，要求阁员在言论和行动上保持一致，并设立政务部协调各省间的行动。但靠这些表面措施并未收到预期效果。


    最使松方头疼的还是议会。在第二次议会上，松方一改以往的紧缩政策，标榜“积极”财政。他提出了一个以充实国防、发展经济、铁路国有、比上年度增加支出600万日元的预算方案。但民党控制、主张“廉价政府”的众议院否决了这个提案。松方不肯善罢干休，声言政府的态度“决不更改”。海军相桦山资纪也威临议会，发表了“蛮勇演说”。但议会未被压服，松方只好采取解散议会措施。


    在随后进行的全国议员选举中，发生了日本宪政史上第一次政府干涉选举的严重事件。为选出支持政府的议员，内务相品川弥二郎授意地方官对选举横加干涉，并动用武力，制造了死25人、伤388人的流血事件。


    尽管如此，选举的结果仍与政府意愿相反，反政府的民党议员仍占多数席位。第三次特别议会一召开，议会便接连提出和通过了《关于干涉选举的决议案》、《关于处分干涉选举的建议案》和《弹劾内阁决议案》，锋芒直指松方内阁。议会还削除了政府预算中提出的造舰费、制钢所开设费等支出，坚持采取不与政府合作的立场。


    围绕干涉选举问题，内阁也出现严重分歧。农商务相陆奥宗光和递信相后藤象二郎坚持处分干涉选举的地方官，新任内务相河野敏镰决意罢免有严重干涉选举行为的内务省次官白根和数名县知事。而陆相高岛鞆之助和海相桦山资纪则坚决反对处分，并以辞职相要挟。松方腹背受敌，万般无奈之下引咎辞职。


    1896年9月，松方正义第二次组阁。为寻求民党支持，坚持把进步党领袖大隈重信拉入内阁，因此这届政府有“松隈内阁”之称。在“松隈”背后又有大财阀三菱作后盾。


    此次松方一上任便显示出与以往不同的“冲劲”和新“面貌”，他在地方官会议上宣布自己的施政方针是：继续缔结尚未修改的条约，在财力允许情况下增加军备支出，发展教育和工商业，尊重保障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省繁文、精选叙、录才举能等。


    在内政方面，政府宣布撤消内阁大臣的警卫，实行内阁接待日制度，松方本人则在星期四接待民间人士来访。


    松方还接受进步党的猎官要求，安排该党干部进入各级政权。其中包括次官1人，局长4人，敕任官4人，知事8人。松方的这一举措，实为内阁制以来所未见。


    当时发生了《二十六世纪》杂志抨击政府官僚舞弊而被勒令停刊事件，一时间群情激昂，政治气氛紧张。松方依靠舆论支持，修改了《新闻条例》中极为苛刻的限制条款，为资产阶级争取言论自由提供了法律依据。


    在产业发展问题上，松方重视经济立法，主持制订了《重要输出品同业组合法》、《远洋渔业奖励法》、《生丝直接输出奖励法》等新法规，修改了《远洋航海奖励法》。为进一步加强对重点产业的保护，他把政府下发的奖励金增加了近两倍。


    出于财政家的敏锐，松方密切关注着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动。面对欧美各国相继采用金本位制，朝野的意见莫衷一是，认为维持银本位有利对华贸易的呼声很强。松方力排众议，陈说利害，说服政府和议会改行金本位制，而金本位制的实施，对于日本提升国际地位，大量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设备，扩大对外贸易，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军备扩张方面，松方继承了历届内阁的既定方针，增加军费开支3 335万日元，推进了“战后经营”计划的实施。


    在对外关系上，松方依靠大隈，采取“与欧洲对等，对亚洲侵略”的方针，除意大利外，与欧美各国缔结了体现“平等”的新约。反过来却迫使中国签订新的《日清通商航海条约》，把以往列强强加给日本的不平等条款强行写进这个条约中。


    松方虽然取得了上述“政绩”，但并不意味其统治的稳定。他毕竟是天皇制的忠实维护者，当他的“盟友”进步党反对他的增收地税方案，提出改造内阁、罢免混饭大臣、停止违宪活动等要求时，他便严辞拒绝。在内阁出现意见分歧时，他再次表现出优柔寡断，缺乏信心，以至后来“蛮勇”地解散了第十一次议会和内阁。


    卸任后的松方后来又出任过大藏相和内务相，并以元老身份参预政府决策，为日本的经济发展和战费筹措出谋划策。1924年他以90岁高龄而终，行国葬礼。

 大隈重信

    (大隈重信kuma shigenobu 1838.3.11—1922.1.10)


    出任两届内阁首相：


    第8届(1898.6.30—1898.11.8)


    第17届(1914.4.16—1916.10.9)


    大隈重信(1838—1922)是日本近代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人物，这不仅因为他两次出任首相，还在于他一生涉足的领域广阔，是著名政治家、外交家、财政家、教育家，尤其是他政治上变幻不定的“官僚政治家”、“政党政治家”、“平民政治家”脸谱，更给人留下了一种神秘感。对中国人来说，提到大隈，自然会想到他执政时向中国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要求。


    大隈幼名八太郎，生于佐贺藩武士世家。大隈的孩提时代，憨厚老成，无甚惊人之处。其母恨其不肖，烧香祷告，乞求神明助子成龙。13岁丧父后，大隈开始发愤读书，以致满腹经纶，成为志向高远的少年。


    大隈步入青年时期，适逢日本开国，政治风云告急。佐贺靠近开放地长崎，同样受到西方文明的洗礼。在佐贺藩兰学寮中，大隈在大口吸吮着近代文明知识的同时，接受了国内盛行的“尊王论”思想，成长为坚定的尊王倒幕派志士。他曾秘密会见木户孝允，共谋长、佐两藩联合倒幕，并与土佐藩志士后藤象二郎策划大政奉还。当幕府在鸟羽、伏见决战中溃败，长崎奉行外逃后，大隈作为佐贺藩代表，进入明治政府设在长崎的临时权力机构会议事务所主持政务，在处理对外事务上崭露头角。


    明治初年，大隈重信历任政府参与、外国事务局判事、会计官副知事、大藏少辅、大藏大辅兼民部大辅等职，以实干家的姿态，为草创期的明治新政权奔走效力。他直接策划并领导修建了东京至横滨的日本第一条铁路，架设电线，修建灯塔，改革递信制度。与副岛种臣一起，劝诱肥后藩主锅岛直正奉还版籍，为打破诸藩割据，实现近代国家统一做出贡献。


    为制订新政府的大政方针，全面推进资产阶级改革，废藩置县后，大隈和木户孝允一起，向朝廷提出派遣使节团出国考察的重要建议，根据这一建议，1871年底岩仓使节团启程，考察了欧美12个国家，回国后确立了近代日本的发展战略。


    大隈未能实现出访愿望，被安排“留守”主持国内的各项改革。藩债、藩币处理与政府财政的整顿，地税、兵制、教育、历法等制度的改革，件件都是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大事，件件都是不易处理的难事，而大隈作为留守政府的核心人物，承担了明治初期各项改革的重任。


    1873年10月岩仓使节团回国后，日本朝廷发生一场空前激烈的“征韩论战”，以西乡隆盛、板垣退助为一方，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为另一方，“征韩派”与“内治优先派”势均力敌。身居政府参议要职的大隈重信的政治向背成为焦点。大隈赞成“内治优先”，给岩仓、大久保投了关键性一票。征韩的主张被否决，西乡、板垣愤而辞职。此后，大隈作为大久保利通的得力助手，连任八年大藏卿，主管国家财政，积极推行殖产兴业政策，主持了地税改革。在日本侵略台湾、镇压西南武士叛乱等重大事件中，大隈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西南战役后，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等“维新三杰”相继离世，大隈重信、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的“三雄”鼎立局面形成。佐贺出身的大隈重信雄居首席参议位置，引起了朝廷中萨、长派官僚的忌恨。经伊藤博文等人密谋策划，大隈终于在“明治14年政变”中，做了萨、长派专权的牺牲品。


    大隈下野后并未沉寂，于1882年建立立宪改进党，从此以政党政治家的身份，组织领导了自由民权运动。由于政府采用离间、软化政策，改进党与自由党相互攻击。其后改进党又发生分裂，大隈一度退党而转入幕后指挥。


    1887年，黑田清隆组阁，启用大隈为外务相，主持对外修改条约谈判并取得一定进展，媒体泄露修约谈判的消息后，大隈成了反对派的首要暗杀对象，结果被来岛恒喜炸伤了一只脚后辞职。


    甲午战争后，大隈出任第二次松方正义内阁外务相，协助松方进行改革。后因与松方政见不合辞职，导致了内阁垮台。


    此后，大隈率领立宪改进党(后为进步党)为争取参政而奔走，并在反对增税斗争中，逐步实现与自由党联合，最后两党合并为议会第一大党宪政党。1898年6月底，大隈重信得到板垣退助支持，首次组阁，史称“隈板内阁”。


    第一次大隈内阁是日本宪政史上最早的“政党内阁”，其成立本身标志着内阁制以来萨、长官僚轮流执政的模式已被打破。


    但是，这次内阁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党内阁”。在构成此届政府基础的宪政党内部，还存在各种意见分歧，蕴育着难以平复的危机。更重要的还是，大隈组阁前曾接受了如下条件，凡陆海相人选及军内事务，首相及内阁不得干预，这等于承认内阁中存在独立势力。因此，有人戏称这是一次“准政党内阁”或“半身不遂内阁”。


    这样的政府是难有作为的。大隈上台后摆出一幅大干一场的姿态，提出了庞大的行政改革计划，内容包括废除文部、司法两省及警视厅，修改文官任用令，削减裁判所等。但是这一改革遭到官僚势力的顽强抵制，结果除裁减4522名公职人员外，大的改革几乎都不了了之。就是在减员方面，也根本未能触动陆、海军省一根毫毛。


    历届政府在编制财政预算时，大多为增加财政收入而提高税率，国民盼望大隈内阁不再实行增税政策。然而大隈没有顺从民意，而是继续推行扩张性财政，新的年度预算反而比上年度增加了4000万日元。不过，在增收的手法上大隈变了花样，没有增加国民最敏感的地方税，而是通过增收烟酒税、糖税、登记税等间接税来补充财政收支不足。


    大隈政府的垮台是因执政党的内讧决定的。继官僚势力抓住文部相尾崎行雄的“共和演说”而迫其辞职后，宪政党内部为文相一职展开争吵，大隈任命本派的犬养毅继任使矛盾激化。接着，在地方议员选举时，宪政党内的原进步党和自由党两派明争暗斗，积怨日深，导致原自由党系统的党员在星亨率领下退出宪政党，另立宪政党，随后板垣等原自由党系的内阁大臣纷纷辞职，第一次大隈内阁只维持了四个月便短命夭折。


    大隈辞掉首相，接着脱离了政党，此后以社会贤达身份致力于文化教育和社会福利事业。他创立了早稻田大学，担任首任校长，并参加文明协会、和平协会、军人后援会、日印协会等团体活动。但他并未远离政治，而是以国民政治家的身份，经常在他主持的《新日本》杂志上发表文章，品评时政、外交。他著书立说，竭力主张富于欺骗性的“东西方文明调和论”。频繁的社会活动，使他在民众中保持着巨大影响。


    1914年4月，第一次山本权兵卫内阁因西门子事件引咎辞职，民众对官僚政府更加不满。为缓和民众情绪，统治阶级认为有必要起用“早稻田的水龙头”来扑灭“民众的大火”，于是大隈重信被再次推上政治舞台。


    当时大隈重信已77岁，重登阔别已久的首相宝座，踌躇满志，一上台便声称割除官僚、政党政治弊病，实行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善政”。


    大隈的“善政”运用于对外关系时却绝对是“不善”的。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天佑”良机，大隈政府加紧推行了全面侵华政策。


    1914年6月，以奥国皇太子斐迪南在萨拉热窝被刺为导火线，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火迅速燃遍欧洲。英国对德国宣战后，希望日本派遣海军搜索并击沉正在北中国海域袭击英国商船的德国伪装巡洋舰。大隈内阁并没有被英国的限制性请求束缚手脚，而是在“为了日英同盟”的幌子下，宣布对德开战，随后派遣数万日军和强大舰队，一举占领德国在中国的殖民地青岛及其德属太平洋三群岛。


    大隈的野心远非如此，日本在获得上述权益后，变本加厉地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甚至以最后通牒的恫吓手段，迫使袁世凯政府于1915年5月9日(中国国耻日)接受了除第五项外的全部条款，其主要内容有：


    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并获得胶济铁路铺设权；


    日本在旅顺、大连以及满铁、安奉线租借期延至99年，并获得在“南满”和东部内蒙古的土地租借权和所有权、自由居住往来权、业务往来权及矿山采掘权；


    变汉冶萍煤铁矿公司为中日合办；


    中国不得将沿海港湾、岛屿割让或租借给其他国家。


    迫使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要求后，大隈内阁仍不肯善罢干休，一面背着国际舆论界，与沙俄进行分割中国的肮脏交易，秘密签署日俄第四次协约，将中国东北和内蒙古划为南北两部分，分别作为日俄两国的势力范围。一面乘中国内战、政局混乱之机，策划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并在山东、上海等地蓄意制造事端。


    在内政方面，大隈根本未实行他所说的“善政”，而是尽量满足官僚、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爆发，他就解散了第35次议会，接着在第12次议员大选中，首开向地方推荐候选议员、提供竞选经费的恶例。他要求内阁成员分赴各地鼓动宣传，役使早稻田大学组成“大隈后援会”为其歌功颂德。他本人则发明了“车窗演说”，挖空心思地要选出一个唯政府马首是瞻的议会。


    大隈的“选举战术”收到了效果，第36次议会上通过了政府的追加海军造舰费1750万日元和拨款1190万日元增设两个师团的提案，军部梦寐以求的扩军计划，最终经大隈之手实现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刺激了日本经济，养肥了垄断资产阶级。然而与之俱来的物价上涨、工人劳动强度增加，实际工资下降等，却使普通民众的生活雪上加霜。大隈没有兑现休养民力、减轻租税的诺言，对战时恐慌也未能拿出妥善应对措施，这就使他再次失掉了民心。


    处于在野党地位的政友会利用了这一形势，猛烈抨击大隈内阁“树敌于世界”的失败外交，揭露其干涉选举、贿赂议员的丑行，接连对政府提出弹劾，而操纵日本政治的政府元老们，也认为大隈的利用价值不再，于是釜底抽薪，不再给予大隈支持。


    各方面的巨大压力使大隈无心恋栈，1916年10月告别政坛后，继续着他的东西方文明“调和”事业。1922年去世，终年83岁。

 桂太郎

    (桂太郎katsura taro 1848.1.4—1913.10.10)


    出任三届内阁首相：


    第11届(1901.6.2—1906.1.7)


    第13届(1908.7.14—1911.8.30)


    第15届(1912.12.21—1913.2.20)


    桂太郎(1848—1913)是山县有朋一手培植起来的军政头目，先后三次组阁，是战前历届内阁中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在任期间，准备和发动了日俄战争，组织实施了日俄战后的“经营”，残酷地镇压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运动。


    1847年，桂出生于长州藩萩城藩士家庭，早年参加“勤王倒幕”运动和鸟羽、伏见战役。1870年，受政府派遣赴德国学习军事，考察德国军制、军训及装备，系统地接受了军国主义思想教育。回国后致力于日本的军事改革，协助山县有朋修改征兵制度，建设德国式陆军。1875年，出任驻德国使馆武官。1886年，升任陆军省次官。甲午战争中，桂率第三师团侵入中国东北，因战功卓著晋升为大将。此后更是官运亨通，历任台湾总督，连任四届内阁陆军相，不断发展自己的势力，步步逼近首相宝座。


    1901年6月，第四次伊藤博文内阁垮台后，新内阁难产。桂太郎经山县力荐出任首相。这标志着内阁制以来元老政治的结束和第二代军政官僚人物登上最高政治舞台。


    桂上任时面临的形势并不乐观。连年的经济萧条，亟须政府采取相应对策；日益强大的政党势力和由政党控制的议会，以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蓬勃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已对官僚政治统治构成严重威胁；甲午战争及镇压中国义和团运动后日俄在远东角逐的加剧，已发展到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程度，日本要尽快在军事和外交上完成对俄作战的准备。


    中国东北和朝鲜早已被日本政府列入亟待扩大的“利益线”范围，而沙俄对这一地区也觊觎良久，必欲吞食而后快。甲午战争后，两个帝国主义强盗之间围绕殖民地势力范围的冲突已全面展开。在日本政府中，围绕对俄关系问题有两种意见，一是以伊藤博文为代表的“日俄妥协论”，一是以山县有朋为代表的“日英同盟论”及“对俄一战论”。


    桂太郎秉承山县的旨意，指示外务省及驻英公使林董抓紧与英国政府谈判，并于1902年初缔结了第一次日英同盟。这个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盟约规定：双方相互承认各自在中国和朝鲜的特殊利益，当缔约国一方与第三国交战时，另一方确守中立；如敌方有同盟国参战时，则未参战的另一缔约国也应参战，并相互提供军事设施。由此，日本与英国一起建立了远东霸权体制，完成了对俄作战的外交准备。


    日俄开战前夕，桂太郎与山县、伊藤等政府元老曾秘密制订了“满韩交换”方针，企图在避免使用武力前提下，与沙俄共同瓜分中国及朝鲜殖民地，并以此为条件与俄国进行了谈判。


    但是，桂太郎并未把希望寄托在对俄谈判的成功上，而是立足于“对俄一战”，加紧完成作战准备。当时，日本国民经济状况不佳，政府财政枯竭，大量增加军备出现了巨大的收支缺口。为此，桂太郎设想到国外募集公债，结果一开始便碰了钉子。继而又想压缩行政开支，因各省反对也告失败。最后他不得不沿袭历届政府的做法，企图通过增加地方税和赤字预算的办法渡过难关，结果遭到议会的强烈抵制。在第十六、十七、十八次议会上，政府的提案或被否决，或被修改，桂太郎如同被告，在议员的严厉质问下狼狈不堪，甚至对继续执政失去信心，一度向天皇提出辞呈。


    发动对外战争，往往是统治者摆脱统治危机的“有效”药方。第二次伊藤内阁因发动甲午战争维持政权四年之久，桂内阁破绽百出之时，也是因发动日俄战争而延长了寿命，成为战前日本的一届长期政权。


    1904年2月8日，日军不宣而战，袭击了旅顺口外的俄国舰队，首先挑起战端，两个帝国主义强盗在中国的土地上展开了火并。


    日俄开战后，桂太郎立即向全国发出动员，在地方官会议上宣称“建立以总体力量进行战争的体制”，“采取收揽人心的政策”，“鼓舞举国一致的精神”。


    首先，桂太郎以微笑面孔“怀柔”议会中的政党势力，不惜以战后让位给政友会总裁西园寺公望的许诺，来换取政友会这个议会第一大党的支持。结果，议会两次通过政府提案，拨出临时军费20亿日元。在筹措庞大的军费时，桂多次召见各地金融巨头，由其认购战时公债5亿日元；借战争之机两次提高地方税，增加税收逾1亿日元；派遣各类人士出国游说，在欧美各国借取国债8亿日元，从财力物力上支撑了这场战争。


    其次，桂下令开动所有宣传机器，在“爱国主义”幌子下，向国民灌输献身报国的军国主义思想，煽动战争狂热。同时在“强化社会治安”的名义下，加强思想统制，迫害反战人士。战争期间，桂政府通过所谓救助军人家属、增产纳税运动，将国民社会生活置于战时统制之下。


    在这场战争中，日本动员了近百万兵力，耗费了17亿日元的战费(相当于六个财政年度支出的总额)，死伤官兵20余万人，以惨重的代价打败了强劲的敌手。当日俄两国在朴茨茅斯举行谈判时，桂太郎既想保住战果，又怕再起战端，等待谈判结果的时光如坐针毡。当他睡梦中得知和谈成功的“捷报”时，竟喜不自禁地跃床而起，手舞足蹈地跑出门外，孰料乐极生悲，碰翻的蜡烛烧着了帷帐，引起一场虚惊。


    通过日俄战争，日本取得了在朝鲜的政治、经济、军事的所有特权，为吞并朝鲜迈出了根本性的一步。战后，日本还接管了俄国在中国辽南的一切权益，割占了南库页岛，获得在鄂霍次克海及白令海的捕鱼权。


    桂太郎靠战争起家，位极人臣。签订日英同盟，获得伯爵称号；发动日俄战争，加晋侯爵；吞并朝鲜，升至公爵，其地位瞬间超过元老松方正义和井上馨，竟与其前辈山县有朋共享尊荣。


    桂太郎踏着累累白骨飞黄腾达，而受骗的国民除了充当炮灰和缴纳重税外却一无所得。战争结束后，愤怒的国民把满腔怒火倾泻给当政的桂政府，甚至发生数万民众捣毁日比谷公园、袭击桂首相官邸及政府机关的动乱。政友会则乘机敦促桂兑现战后让位的诺言，桂不得不暂时让出政权。此后，日本政治史进入桂太郎与西园寺公望轮流执政的“桂园时代”。


    1908年7月，第一次西园寺内阁在山县、桂太郎等策划的倒阁阴谋下垮台，肩负着山县等人的重托，桂太郎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欢呼声中重掌大权，组成第二次桂内阁。


    桂上台后，立即在整顿战后财政名义下，推行旨在维护金融资本利益的公债政策，实施每年偿还5000万日元战争公债的计划。他抓住城市银行利息下降，国家公债价格上涨的有利时机，用新募四分利公债的办法，一举偿还五分利旧公债5.2亿日元。这一保护金融资本利益的措施，博得了财界喝彩。


    为维护官僚利益，桂采取了军政官员加薪25%的措施，从而加强了统治基础。


    桂善于玩弄权术，用“一视同仁”的口号，竭力稳住议会中的各个政党。并再次放出“让权”诱饵，换取政友会的合作。结果，桂的软刀子战术再次显灵，议会成了唯政府之命是从的“附属机关”，政友会变成了与政府“情投意合、协同一致”的“与党”。某杂志的评论讥讽桂太郎的行径“像个娼妓或杂技演员一样”，“阿谀诌媚，左右逢源”。


    作为官僚、特权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桂所做出的“让步”是以维护上述阶级利益为前提的，因此对社会中下层阶级一再提出的废除“三恶税”(盐专卖、通行税、纺织品税)要求，始终置之不理，不肯做半点让步。


    桂执政期间极为重视社会政策，强化对地方的治理，用他自己的话说，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挖掉社会主义的“祸根”，防 “赤化”于未然。根据这一方针，地方政府强化了町村警保组织，在乡军人会、青年会等组织的地位提高。这样，从中央到地方基层组织，便形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严密统治网。另一方面，桂政府通过开展“报德运动”，向国民灌输勤勉、节约、律己、谦让精神，加强了思想统治。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日本从19世纪末起，先后出现了“社会主义研究会”等革命组织。进入20世纪后，社会主义运动已呈现蓬勃发展之势。对于革命势力的发展，桂极为恐惧，必欲扼杀而后快。他认为以前的历届政府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态度过于手软，因此上台后接连采取严厉措施，限制言论、出版、结社和集会自由，规定凡有“社会”字样的书刊一律取缔，以至像《昆虫社会》之类的书籍也被勒令停售。


    1910年5月，无政府主义者宫下太吉等人私制炸弹暗杀天皇的计划泄露后被捕。立即以此为借口，桂太郎下令在全国进行大搜捕，检举社会主义者数百人。不久判处社会主义运动领袖幸德秋水等12人死刑，12人无期徒刑，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逆事件”。在桂太郎的白色恐怖政策下，日本的早期社会主义运动刚刚起步便遭到血腥镇压，进入极为艰苦的“十年黑暗”时期。


    桂太郎制造“大逆事件”，招致社会舆论的猛烈抨击，声名扫地，为躲避锋芒，桂选择了辞职。一年后，乘军部搞垮第二次西园寺内阁之机，桂在一片谩骂声中卷土重来。


    军部因西园寺内阁拒绝增设两个师团要求，首次动用“军部大臣武官制”的锐器，以陆军相辞职并不推举后继人选的手段迫使政府解散，这一行径已引起舆论的极大愤慨，而军阀巨头桂太郎的上台，更似火上浇油，民众的反军情绪遂像火山一样迸发。桂太郎上台后，全国各地发出“拥护宪政，打倒阀族”的吼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第一次护宪运动”。昔日与桂太郎“情投意合”的政友会，也公然采取了不合作态度，该党议员尾崎行雄在议会演说时，愤怒谴责桂太郎“张口必言忠爱，好像忠君爱国归他一手专卖”，实际却是“以玉座为胸墙，以诏书为子弹来打倒政敌”。


    在四面楚歌声中，桂太郎仓促地建立了立宪同志会，企图与民主势力对抗。然而民主运动的洪流不可阻挡，他所建立的新党无法发挥作用，桂太郎已成孤家寡人，上任仅50天，便在一片喊打声中仓惶下台。

 西园寺公望

    (西園寺公望saionji kinmochi 1849.12.7—1940.11.24)


    出任两届内阁首相：


    第12届(1906.1.7—1908.7.14)


    第14届(1911.8.30—1912.12.21)


    西园寺公望(1849—1940)一生横跨日本孝明、明治、大正、昭和四朝，是日本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


    如果说桂太郎是山县有朋的掌门弟子，则西园寺便是伊藤博文的嫡系门生。历史曾把他们安排成绝妙的一对，在20世纪初期的日本政治舞台上轮番登场，演出统治阶级上层争权夺势、变换统治手法的剧幕。


    西园寺号陶庵，生于大贵族德大寺家，后过继给大贵族西园寺师季，幼年时成为西园寺家族主。由于出身望族，他4岁被敕任为孝明天皇“侍从”，8岁被封为右近卫少将，13岁时升为右近卫中将。到1867年明治天皇登基时，18岁的西园寺已经是朝廷的“老臣”。


    青年时代的西园寺，不满于幕府的腐败统治，深为开国后日本民族的前途担忧。1867年底，他作为天皇的近臣，参加了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小御所会议”，和倒幕派领袖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一起，制订了“王政复古”方针，拥举天皇亲理国政。明治政府宣布成立后，他担任政府“参与”要职。


    在幕府以“清君侧”之名兵临城下、新政府岌岌可危的紧急关头，西园寺坚决反对朝廷中的妥协论，提出与萨、长藩“尊王”力量团结一致，共当大敌。西园寺的这番高论，令朝廷重臣大为吃惊，岩仓具视脱口赞叹说：“这孩子大有见识。”


    在与幕府决战及平定幕府残余势力的战斗中，年仅19岁的西园寺历任山阴道镇抚总督、东山道第二军总督、北陆道镇抚使等重职，率军参加过鸟羽、伏见决战等无数次战斗。后历任越后府、新泻府知事，为建立和巩固地方政权立下功勋。


    明治政权基本稳定后，西园寺本可居功为官，享受荣华富贵，但他从建设近代国家的长远目标考虑，毅然“解甲辞官”，到法国留学深造。


    1871年，西园寺来到法国，适逢德法战争。他目睹了巴黎公社起义的悲壮情景，对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有了更深的认识。在法国期间，他着重考察研究了法国政治制度、风土人情，结识了包括克利孟梭在内的许多著名自由主义者和宪法学者，并与正在法国留学、享有“东洋卢梭”雅称的进步思想家中江兆民结为好友。留法十年，西园寺接受了自由民主思想，完成了贵族资产阶级化的转变，这对他后来所走的道路及其政治主张具有决定性影响。


    1880年，正当日本国内掀起自由民权运动高潮时，西园寺从法国归来。他立即被卷入这场运动的激流，担任进步刊物《东洋自由新闻》社社长兼主笔，并在发刊词中宣传“人的自由”和“政治自由”思想。西园寺的“离经叛道”不能不引起朝廷的注意和恐惧，他的胞兄天皇侍从长德大寺实则和右大臣岩仓具视先后找他，规劝他脱离新闻职业，但被他一一拒绝。最后天皇亲自发出“敕命”，迫使他离开新闻社重返仕途。


    1882年，西园寺随伊藤博文赴欧洲考察宪法，回国后协助伊藤从事立宪准备。宪法颁布后，他被派往德国、奥地利担任公使。回国后多次入阁担任文部相。由于政见相近，他与伊藤的关系日见密切，到伊藤建立政友会时，已成为伊藤最为得力的助手，并经伊藤推荐担任枢密院议长。1903年，伊藤干脆把他的政友会总裁职务让给与自己“异体同心”的西园寺，从而把西园寺推到政治斗争的第一线。


    日俄战争结束后，根据桂太郎与政友会在战争开始时订下的“君子协定”，西园寺接替桂担任首相。


    第一次西园寺内阁于1906年1月成立，西园寺上任后推行的一项重大国策，是实现铁路国有化。


    铁路国有化问题在政府和民间早有争论。军部从战时需要出发，历来强调铁路国有。鉴于日俄战后私人铁路普遍经营不振，私人铁路经营者中也发出了铁路国有呼声。只有三菱财阀因收益尚好，反对国有政策。三菱的代表外务相加藤高明甚至以辞职相要挟，阻止政策实施。但是西园寺不为所动，断然推行了国有政策，以相当原投资两倍的优惠价格，收买了占私营铁路总长90%的17家私人铁路公司资产。铁路国有化维护了处于亏损状态的资本家利益，避免了公私营铁路间的竞争，消除了地方铁路割据状态，具有重大的经济、军事意义。


    制订殖民地经营政策，是西园寺内阁又一施政重点。西园寺在任时，建立了韩国统监府和韩国拓殖会社，使之成为日本对朝鲜进行政治、经济统治的机构。他还说服军部强硬派，设立关东都督府和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用这种较为“体面”的方式，切实加强对“满洲”殖民地的政治经济统治。


    对20世纪以来在日本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西园寺曾与山县有朋、桂太郎等军政官僚的看法有所不同。他认为，社会主义思想是时代的产物，不应简单地加以取缔，应以稳健的诱导，使其对国家发展有所贡献。因此他上任后，曾宣布“放宽对言论结社自由的限制”，并接受“以促进实现普选为目的”的日本平民党建党申请，允许该党公开活动。此后又承认堺利彦等人建立日本社会党。由于西园寺采取的上述“开明”政策，使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运动得以迅速发展。但是，西园寺毕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忠实维护者，他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宽容，重在运动的形式而不是内容。当他看到工人运动蓬勃发展起来，并因而受到资产阶级及山县等政府官僚的责难时，就急剧改变了立场，撕下“宽容”的面纱，先后镇压了东京电车工人罢工和足尾铜矿工人暴动。在他处理“赤旗事件”时，对社会主义者已经丝毫不讲“民主”了。


    西园寺与山县、桂太郎等一派官僚间存在矛盾。他通过政友会出身的内务相原敬，对山县控制的警视厅进行人事大改组，安插了许多亲信，对地方官也进行了重大的调整。这些行为直接触犯了山县派的利益，于是，山县和桂太郎等大肆攻击西园寺对社会主义运动态度软弱，密谋策划倒阁。第一次西园寺内阁终因困难重重，为山县等人“毒杀”，1908年7月垮台。


    西园寺下台后，桂太郎再次上台，执政三年之久，后来因制造“大逆事件”被迫下台。1911年8月，西园寺再次组阁。


    第二次西园寺内阁成立不久，中国发生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西园寺召开内阁会议，制订了“遇有良机则努力渐进扩大我国的利权”，“至于满洲问题的根本解决，须等待对我最有利时机的到来”的稳健政策。根据这一方针，政府通过驻华陆军、驻外机构、黑龙会等多条渠道，分别与清朝政府和革命军接触，同时给予双方以军火和财政援助，以便不管哪一方获胜，都能使日本扩大在华利权。当时山县控制的军部曾强烈主张派兵一举占领“满蒙”，因西园寺顾虑重重而被搁置。对此山县满腹牢骚，指责西园寺“采取坐视旁观政策，致使失掉千载难逢机会，实为国家不胜痛愤”。西园寺和山县虽然都希望扩大日本的在华权益，但在实施策略上却存在着严重分歧。


    军部对西园寺的不满，不久便在军备问题上演成正面冲突。日俄战争后，军部根据山县的建议，制订了《帝国国防方针》及其用兵纲领，确定军备的规模要达到陆军50个师团，海军建立能与美国抗衡的“八八舰队”。当时陆军已由日俄战前的13个师团增至19个师团，而军部坚持要求政府再拨出1.75亿日元，新设两个师团。西园寺鉴于财政上困难重重，拒绝了军部要求。陆军相上原勇作立即提出辞职，而山县控制的陆军统帅部又拒绝推荐陆相继任人选。第二次西园寺内阁就这样因“扩军”问题和陆相难产，被军部使用“军部大臣武官制”的利器所扼杀。


    西园寺辞掉首相后，又辞掉政友会总裁职务，此后长期隐居在京都郊外的“西风庄”，以元老身份在幕后操纵日本政治。


    1919年，西园寺以日本政府首席全权代表身份，率团参加巴黎和会，签署了“凡尔赛和约”，回国后加晋公爵。


    1924年松方正义病逝后，西园寺成为政府中唯一的元老，此后直至他去世的1940年，历届内阁首相多经他个人推荐，或由他主持重臣会议议定。


    西园寺厌恶军人专权，主张在日本实行天皇制下的议会制度。1924年至1931年的八年间，是日本史上的所谓“政党内阁”的“黄金时代”，其时协助天皇理政的头号重要人物便是西园寺，连续六届政党内阁的首相人选皆出自他的推荐或认可。在军部推翻最后一届政党内阁，推进法西斯专政时期，他曾挑选较为“温和”的军界元老执政，建立“中间内阁”，力图延缓日本法西斯化的进程。


    尽管西园寺不希望日本出现法西斯专政，但他没有力量阻止法西斯运动的狂潮。军部法西斯和民间右翼势力沆瀣一气，与国际上的法西斯运动遥相呼应，从20世纪30年代起，急速地把日本推向法西斯道路。1936年2月26日，皇道派军官发动政变，杀害了前首相高桥是清、斋藤实等政府重臣。西园寺本被列为首要杀害对象，只因执行任务的军官临阵产生恻隐之心，他才幸免于难。


    1940年11月24日，西园寺无疾而终，结束了丰富多彩的一生，日本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

 山本权兵卫

    (山本權兵衛yamamoto gonbee 1852.11.26—1933.12.8)


    出任两届内阁首相：


    第16届(1913.2.20—1914.4.16)


    第22届(1923.9.2—1924.1.7)


    山本权兵卫(1852—1933)于1913年第一次护宪运动高潮中和1923年关东大地震的危难时局下两次组阁，在稳定政局、维持灾时秩序方面起过重要作用。


    山本出生于萨摩藩武士家庭，16岁时从军，参加过鸟羽、伏见决战和北越出羽镇压幕府残余武装的战斗。1870年进入海军省兵学寮学习，毕业后致力于日本近代海军建设。甲午战争时，任海军省次官、大本营参谋。1895年任军务局长。1898年起，连任三届内阁海军相，1904年佩大将衔。到他第一次组阁前，已成为萨摩系海军最有实力的人物。


    在长期的军人生涯中，山本养成了独特的性格，其子回顾说，山本为人豪爽，处事谨慎，“三思而后行”，但认定该做的事，也会执拗地干到底。在生活起居的小事上，他的习惯是自己事自己做，房间从不让别人打扫，甚至修补衣服鞋袜之类的琐事也不让别人插手。


    在那个“长州的陆军，萨摩的海军”时代，军界中一直保留着萨长争霸的传统。山本作为萨摩海军最高首领，与山县等长州系军阀间存在着“隔阂”。也许正因如此，第三次桂太郎内阁被第一次护宪运动轰下台后，政友会总裁西园寺便竭力推荐以往“同情政友会”的山本组阁，以收到比政友会亲自掌权更佳的效果。而山本也希望借助护宪运动的巨大声势和政友会的支持，乘机打击长州系军阀的气焰，扩大海军势力。共同的利益使山本和政友会走到了一起。


    山本上任后，按照政友会的要求，同意除陆海军相外，内阁的其他职位由政友会出任，并以政友会提出的政纲为施政基础，进行了法律、行政改革。


    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是山县为保证军政独立，埋在内阁制中的一根毒楔。第二次西园寺内阁的垮台，就是军部首次使用这一武器的直接结果。舆论和各政党早就要求对这一制度进行修改。山本也认为该制度对实行宪政“难保没有障碍”，并不顾参谋本部强烈抗议，将陆海军相现役制，扩大为退役的大、中将也可以任此要职。接着，又不等山县谅解，任命非山县系的楠濑幸彦中将为缺任的陆军相。


    文官任用制度在山县执政时做过重大修改，规定非高等文官考试合格者，不得录为政府官吏，这实际上为政党势力进入国家政权设置了障碍。山本接受政友会等党派建议，对文官任用令做了重要修改，放宽了对没有官员资历的政党人士的特别任命限制，允许其担任除陆海军省以外的各省次官、局长及参事官一级的职务，从制度上扩大了政党参加国家机构管理的权限。


    枢密院作为天皇的“最高顾问府，”一直拥有很大权限，无人敢来太岁头上动土。山本通过敕令修改了枢密院制，将枢密院顾问官由38人减少到24人，调整了枢密院人事。


    在各省机构整顿方面，山本内阁取消了大藏省关税局和国债局，将其业务并入主税局和理财局，将农商务省工务局和商务局合并为商工局。经过这次行政机构整顿，共裁减军政官员6878人，加上被裁掉的雇员，总计超过万人。由此节省行政开支达7037万日元。


    山本进行的行政及与此相关的法律改革，虽然对军阀、官僚的利益有所触及，但从根本上维护了天皇制统治，但是对与普通民众利益紧密相关的税制改革却不甚关心，他执政时废除的非常特别税法实际并未起到大量减税效果，不过是为应付舆论所作的姿态。


    山本对军备扩张态度积极，但重点是增加海军装备。执政期间制订了六年内建造各种舰26只艘、拨款1.6亿日元的扩充海军计划，前述的行政节约经费大部分用于扩充海军。


    在对华关系上，山本内阁继承前内阁的“二元外交”方针，先是伙同英、德、俄、法等国向袁世凯政府提供2500万英镑的“善后贷款”。当孙中山领导“二次革命”兴兵“讨袁”时，又在“不偏不党”口号下，通过公开的外交途径或默许陆军、民间机构暗自活动，与袁世凯和南方革命军同时保持接触，暂时采取隔岸观火、静候时局发展的策略，以求“万无一失”。


    山本是在第一次护宪运动的高潮中上台的，一年苦心经营，总算使激荡的政局稳定下来，然而新的危机正在到来。


    1924年1月23日，《时事新报》披露了英国某通讯社传来的消息：柏林地方法院宣判西门子秀克尔德公司驻东京分公司一职员有罪，理由是该职员窃出总公司向日本海军官员行贿的文件并以此恫吓总公司。消息传开，舆论界掀起轩然大波。正在召开的第31次议会立即向山本首相提出质询，要求搞清事实真相。海军调查局的调查结果表明，不仅千叶县船桥海军无线电信所确实接受了西门子公司的贿赂，而且海军在订购金刚号巡洋舰时也有受贿行为。吴镇守府司令长官松本和中将因此锒铛入狱。事后证实，受贿丑行与海军相、山本的得意部下斋藤实有染。


    “西门子事件”既成事实，公认为海军后台的山本首相便成为舆论攻击的焦点。山本上任后受压的山县派官僚势力乘机发动反攻。山本腹背受敌。接着，立宪同志会、国民党、中正会等在野党派向议会提出内阁不信任案，虽然未能通过，但却完全打乱了山本内阁的阵脚。在众、贵两院因削减海军军费争执不下时，精疲力尽的山本选择了休会和内阁辞职道路。


    1923年9月1日11时58分，日本关东地区发生7.9级大地震，京滨地区损失严重。大地震使10万人丧生，10万余人受伤，4万余人失踪，民房被毁24万户，烧毁44万户，海水冲毁近千户，340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约56亿日元。


    就在地震前一天，因加藤友三郎首相病故，组阁大命降到1914年下野后“潜伏了10年”的山本权兵卫头上。地震后第二天，山本匆匆组成“震灾内阁”。


    有史以来罕见的大地震造成的巨大破坏，迫使政府全力投入救灾。继地震当日发出戒严令后，山本内阁设立了由首相负责的临时救灾救护局，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接连颁布各种法令130余件。其中最重要的法令是9月6日颁布的《关于维持治安的惩罚条例》，又称治安维持令或流言蜚语取缔令。该法令规定，不论以何种形式，凡煽动暴乱或骚动、危害人身财产安全、扰乱社会秩序、散布流言蜚语者，一律处以300日元以下罚款至10年以下徒刑。


    山本内阁实施这一法令时，动用大批警察和数万军队，并在地方建立以在乡军人会、青年团和消防团为骨干的自卫团，在维护社会治安名义下，实行白色恐怖。地震后的第三天，纯工人工会会长平泽计七和南葛劳动会川合义虎等8人被龟户警察署逮捕，次日移交给近卫师团后被杀害。著名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大杉荣夫妇，也在9月16日被东京宪兵队杀害。当局查封了有关事件的新闻报道。


    地震后残暴迫害在日朝鲜人的事件更是骇人听闻。震后第三天，内务省警保局长向地方官发出电示，称在日朝鲜人利用震灾混乱在东京地区放火、投放炸弹、图谋暴动云云。地方军警和自卫团据此大肆杀害朝鲜人。据事后调查资料，被杀的在日朝鲜人约2600至6000人。


    山本组阁时，曾设想拉政友会总裁高桥是清、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革新俱乐部领袖犬养毅入阁。但除犬养以实现普选为先决条件入阁外，高桥、加藤拒绝入阁。山本内阁自始便因政友、宪政两党不予合作而缺乏议会支持的基础。紧急救灾时期过后，为使议会通过政府的灾后复兴计划，山本主动接近议会中的大党政友会，私下与该党达成协议，放弃上台时表示的“赞成普选”主张，以换取政友会的好感和支持。


    尽管山本竭力迎合政友会，但并未取得预期效果。第47次临时议会否决了政府的支付保险金提案，迫使农商务相田健治郎辞职。宏大的帝都复兴计划，也是被议会大幅度修改后才勉强通过的。在议会的攻势下，山本节节败退，一筹莫展。对此，连推荐他出任首相的元老西园寺也“对首相的无能感到吃惊”。


    1923年12月27日，摄政(后来继承皇位的裕仁)乘坐汽车出席第48次议会，途径虎门时遭到难波大助袭击险遭不测。事件发生后，早已疲惫不堪的山本立即引咎辞职。这届“震灾内阁”前后仅维持了四个月。

 寺内正毅

    (寺内正毅terauchi masatake 1852.2.24—1919.11.3)


    出任第18届(1916.10.9—1918.9.29)内阁首相


    寺内正毅(1852—1919)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继大隈重信之后出任首相的。任职两年中，通过对北洋军阀的政治性借款，继续扩大日本在华权益。悍然出兵西伯利亚，干涉苏维埃革命。在国内实行黑暗统治，残暴镇压自发性的群众运动“米骚动”。


    寺内出生在长州藩士家庭，1869年参加过镇压幕府残余势力的函馆战争，后入大阪兵学校学习。1882年起，历任驻法国公使馆武官、陆军士官学校校长、首任教育总监、参谋本部次长等职。1902年至1911年，连任三届内阁陆军相。1910年日本兼并朝鲜后，首任朝鲜总督，任职六年中，镇压了朝鲜人民的反抗斗争，建立了日本对朝鲜的殖民统治，并升为陆军元帅。


    寺内接替大隈担任首相，完全出自山县有朋等政府元老们的安排。山县历来厌恶政党政治，希望由自己的部下寺内恢复“超然”政治，建立适应战时需要的“举国一致”内阁。按照山县的意图组成的寺内内阁，除首相本人是有名的殖民主义者外，内务相是曾任台湾总督府总务长官和“满铁”总裁的后藤新平，大藏相是朝鲜银行总裁、寺内的密友胜田主计，外务相是驻俄大使、日俄同盟鼓吹者本野一郎，其他大臣席位也多为军阀、官僚霸占。这届内阁刚一出笼，便被骂为“不良内阁”和“妖怪出现”。


    历届政府成立后，都为对付政党控制下的议会大伤脑筋。寺内上任后，宣称新内阁将以“秉公持平”的态度对待各党派，企图软化政党的攻势。对此，自大隈内阁以来党运不佳、被降为在野党的政友会，立即表示对政府采取“是是非非”的善意中立立场，以图改变不利处境。而刚由立宪同志会、中正会、公正俱乐部合并而成的宪政会，自恃议会第一大党地位，对未得到政府的厚遇感到不满，当国民党提出对内阁不信任案时，立即投了赞成票。


    强大的政党势力的存在，表明超然政治已行不通。寺内只好改变策略，转而支持政友会。他在强行解散议会后，更换地方官，处心积虑地打击宪政会等势力，结果议员大选后，议会中政党力量的格局发生逆转，亲政府的政友会再次成为第一大党，宪政会则退居第二位。由此，寺内依靠政友会并亲近国民党，开始推行各项内外政策。


    寺内内阁的头等大事是扩军备战。在1917年第39次议会上，通过了政府提出的跨年度、总额为2.6亿日元的追加预算，用于建立“八四舰队”及扩大与战备有关的电话、炼铁业。在1918年第40次议会上，又通过以建立“八六舰队”和扩充陆军为主的庞大预算。此外，政府还制订了军需工业动员法，赋予政府统制国民经济的巨大权限。该法律的影响所及一直伸延到日本发动全面侵华和太平洋战争时推行的战时经济统制。


    和甲午、日俄战争时期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条件下的寺内内阁推行了一系列增加税收、调整产业政策。在第39、40次议会上，所有减税提案均被否决，相反却提高了酒税、所得税，新设战时所得税。国会通过的重要法律还有：制铁业奖励法，远洋渔业奖励修改法、市町村义务教育国库负担法、军事救护法等等。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展，国际政治格局特别是中国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寺内内阁的外交政策也随之发生重大转变。在对华政策上，改变了以往实施的“二元外交”方针，明确支持北洋军阀段祺瑞，其主要手段便是“西原借款”。


    在中国，袁世凯称帝后举国反对，袁郁闷而死。其后段祺瑞依靠各省督军支持，排挤总统黎元洪、镇压张勋复辟，建立了北洋军阀政权。不久，南方成立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军政府，形成南北对峙局面。


    寺内认为这是向中国扩张的大好时机，但他未像大隈那样向中国提出赤裸裸的侵略要求，而是接受西原龟三的建议，把日本国内因战争而骤增的过剩资金借给段祺瑞政府，以便通过财政援助，在中国培植亲日傀儡政权，扩大日本在华政治、经济权益。


    寺内把这个称为“菊分根”的阴险计划交给西原龟三实施。西原是日本实业界名人，早年在朝鲜主持共益社业务，以经营棉业、金融业为主，因屡为当时的朝鲜总督寺内正毅出谋划策，被寺内视为心腹“智囊”，结为莫逆之交。寺内官拜首相后，西原便成了“无冠大臣”。


    秉承寺内旨意，西原自1916年后频繁往来中国，诱使段祺瑞政府接受数笔日本借款，总数高达3.86亿日元。这笔借款的直接效果，便是北洋政府屈从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使中国在军事上从属于日本。


    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引起帝国主义极端仇视和恐惧，必欲扼杀新生苏维埃革命政权而后快，日本政府也不甘落后。1918年8月，寺内内阁以援救“捷克军”为借口，突破日美共同出兵协议中的兵员、地域限制，派军大举入侵，占领海参崴至伯力、赤塔的铁路沿线，并不断增兵，最高兵力超过7万人。日军所到之处，竭尽烧杀抢掠之能事，对苏联人民欠下一笔血债。


    大战刺激了日本的“繁荣”，对大资产阶级来说，确是“成金天下”的时代。但是随着物价的飞涨、实际工资的下降和劳动强度的增加，国民的生活状况在急剧恶化。尤其是与人民生活攸关的大米价格，不到四年时间已上涨三倍。由于政府出兵西伯利亚广征军粮和投机商人囤积居奇，米价仍在不断看涨。日本社会已陷入极度不稳状态。


    1918年7月，以富山县鱼津町渔家妇女拒绝外运粮食为导火线，日本现代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群众自发反抗运动“米骚动”，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全国四分之三的地区发生抢米风潮。被逼入生活绝境的下层人民自发地组织起来，不断袭击各地警察署和市公所，“捣毁”米店、富豪和投机商人的住宅，与前来镇压的警察展开搏斗，并发出“打倒寺内内阁”的呼声。


    寺内惊恐万状，命令全国警察倾巢出动，并调遣军队进行镇压，逮捕群众8000多人，其中2600多人受到刑罚。在此期间，寺内政府严令禁止一切有关米骚动的新闻报导。


    寺内以为高压政策能使人民屈服，结果却适得其反，群众的反政府情绪更为高涨，全国新闻记者团在各地召开会议，愤怒谴责政府失政，弹劾寺内下台。这一行动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和响应，举国上下发出“打倒专制政治”的吼声，已成众矢之的寺内正毅，只好托病下台。

 原敬

    (原敬hara takashi 1856.3.15—1921.11.4)


    出任第19届(1918.9.29—1921.11.4)内阁首相


    原敬(1856—1921)是著名的政党政治家，他作为“平民宰相”，建立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政党内阁，同时也是第一个在任时遇刺身亡的悲剧首相。


    原敬幼名建次郎，生于风光秀丽的盛冈城外本宫村。父亲原直记为南部藩家老，食禄1200石，家境较为优裕。


    少年时代的原敬，适逢日本社会巨变。明治政府推行的版籍奉还、废藩置县、整理俸禄等一系列改革，无不猛烈摧毁着封建制度的基础，依寄于封建制度生存的原敬家经过这场历史洗礼走向破败，到原敬16岁时，家里甚至无力为他支付学费了。


    原敬的一生波澜起伏，步入社会后，当过自谋生计的记者、出入官场的官僚，后投身政党政治，直至成为一国首相。


    1878年，原敬在司法省法律学校中途退学后自谋职业，担任《邮便报知新闻》记者和《大阪大东日报》主笔。由于受过良好的私塾教育，兼通法律、外语，发表过《论官民相对道路》等颇具影响的文章，逐渐在舆论界崭露头角。


    1882年，原敬被外务卿井上馨看中，进入外务省工作，次年被提拔为驻天津领事馆领事，后转任驻法国公使馆书记官、代理公使，甲午战争时，已升为外务省次官。1897年，原敬辞掉驻朝鲜特命全权公使职务，离开政界，重操旧业，担任《大阪每日新闻》社经理、社长，继续活跃在新闻界。


    1900年，伊藤博文组建立宪政友会，原敬闻风而动，马上辞掉社长职务，加入政友会，成为伊藤手下一员得力干将。1906年起，他三次入阁担任内相，推动内阁实施各种改革政策，并以内务省为阵地，向山县等官僚势力发动进攻，提高了声望。1914年，经西园寺公望推荐，原敬担任第三任政友会总裁。


    1918年9月，寺内正毅内阁因“米骚动”运动垮台，原敬借助群众运动的强大声势受命组阁。


    与以往多次出现过的“准政党内阁”不同，原敬内阁可谓日本史上首次出现的“纯政党内阁”，这不仅因为首相原敬出身于无爵平民和政友会总裁，还在于阁员的选任取决于政友会的意志。除陆、海、外三相外，其他大臣均由政友会成员担任，而外相内田康哉本是原敬的挚友。原敬政友会内阁的建立正式拉开了“政党内阁”时代的序幕。


    但是，原敬内阁面临的形势并不乐观，官僚、各在野党、民众这三股强大的政治力量，都在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密切注视着新内阁的动向。政友会党内多数人也深信，不出一年，最多一年半，原敬内阁必被山县等官僚势力搞垮。


    原敬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为使这次内阁成为长期性政权，他熟练地施展高超的政治手腕。当时政友会虽为议会第一大党，但从绝对量上看，政友会议员在议会中不到半数。为保证政友会绝对控制众议院，原敬在内阁成立不久召开的第41次议会上，提出并使议会通过了选举法修改案，把大选区制改为小选区制，选举资格由直接交纳10元以上国税降为3元，由此，有选举权的人数增加一倍以上，由150万人增至330万人。原敬扩大选举权的目的，是想通过扩大农村地主的政治发言权，使政友会在议会取得更多的席位。


    小选区制实现了原敬的第一步设想，接着实施的是其第二步计划。当第42次议会上宪政会等在野党提出普选权法案时，原敬本来可以通过政友会控制的众议院加以否决，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断然采取了解散议会措施。随后，在根据小选区制法进行的议员选举中，政友会大胜，当选议员数由原来的162人猛增到282人，以绝对多数牢牢控制了议会，原敬的计划如愿以偿。


    贵族院向来是官僚势力盘踞的阵地，起着牵制政党、众议院活动的作用。原敬的对策是拉拢、怀柔为主，恩威并施。一面大量推选政友会成员为敕任议员进入贵族院，用“掺沙子”办法改变议员成分。一面积极靠近贵族院中最大的派别研究会，请出该会代表大木远古为文部相，使贵族院与政府保持了“一致”。


    原敬组阁不久，便宣布了改善、充实教育设施，整顿交通机构，振兴产业和商业贸易、调节物价，充实国防等四大施政纲领，标榜尊重“民意”的“善政主义”，以及避免采取人为强制手段的“自然趋势论”。


    关于教育，政府颁布了大学令和高中令，除承认现有各种公、私立大学和高中外，决定在六年内新设高中10所、实业学校17所，专科学校2所，将现有数所专科学校升格为专科大学，增加东京帝国大学的科系等。为此，政府以追加预算的名义，拨出教育经费4453万日元。


    关于交通建设，原敬政府在1919年度向正在修建的铁路、20条主要河流的整治、神户和门司两大港口建设以及其他公路设施拨款1亿多日元。后来为推进地方铁路建设，将铁道院升格为铁道省，以加强全面规划和指导。政府还提出一个新建149条铁路、总长度达1万公里的庞大计划，唯因贵族院意见不一最终搁置。


    原敬内阁把奖励垦荒作为发展产业的重要措施。1919年颁布的垦荒奖励法规定，国家将25万公顷荒地委托给私人开垦，对垦荒面积在5公顷以上者，予以其全部费用6%的财政补助。这种奖励垦荒制度后来被推广到朝鲜、中国的台湾等殖民地。


    物价问题是引起米骚动，导致寺内内阁垮台的原因，人们曾普遍认为新内阁必将采取降低物价的政策。然而原敬采纳了藏相高桥是清等人的意见，为保持战后经济繁荣以及在国际贸易中的有利地位，继续推行低利息、低消费、高物价、高增长的所谓“积极政策”。对社会上最为敏感的粮食问题，原敬没有采纳山县有朋等人的限制粮价建议，按照原敬内阁农商相山本达雄的话说，是想采取增加粮食数量的“内服疗法”。为此政府废除了粮食进口税，指定三井公司筹办粮食进口业务，从国外和殖民地进口粮食百余万石，并由政府向三井提供财政补贴。由于采取这一政策，粮食恐慌问题有所缓解，但粮价始终没有降低，甚至比米骚动时期还高。


    对失业和贫困等社会问题，原敬内阁的对策是改变以往单纯社会救济办法，即将内务省地方局救护课改为社会课，后又升格为社会局，除负责赈恤、救济、军事救护外，增加了社会救济、儿童保护、社会事业等内容；颁布了职业介绍法、住宅组合法等有关法律。1920年成立国势院，定期进行国情调查，为国家制订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提供各种统计数据。


    原敬多次表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日本民主主义运动持慎重态度，避免采用过激手段，但对群众的实现普选权要求却置之不理。他反对修改治安警察法，并在镇压八幡制铁所工潮和东京市电力工人大罢工时采用了强硬手段。对此，连惯以镇压工农运动而闻名的山县有朋也脱口称赞说：“原的行动了不起。”


    这一时期的军备扩张令人瞩目，政府迫使议会通过的扩军计划包括：八年内增设四个陆军师，建立“八八舰队”，继续改善武器装备，军费开支预算为12.5亿日元，占1919至1921年度国家财政支出总额的一半左右，无论是绝对数额还是所占比率，均为和平时期的最高数字。


    为解决财政膨胀引起的收入不足，原敬内阁大力推行公债制度，仅国内公债便由1917年的27亿日元猛增到1921年的40.8亿日元。此外，还继续增税，竭力扩大国家财源。


    原敬内阁的外交政策重点，是确保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日本既得的利益。1919年，在法国召开的巴黎和会上，日本代表不顾中国方面强烈反对，迫使会议承认将战前德国在山东及南洋诸岛的权益转让给日本。


    就在召开巴黎和会期间，朝鲜人民发动了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三一”起义。为蒙蔽国际舆论，原敬要求镇压起义时本着内紧外松的原则，严格取缔与此次事件有关的一切新闻报导。据此，日本政府派遣大批军队和警察，残暴杀害朝鲜人民7509人，重伤15961人，逮捕46000余人，血腥镇压了这次大起义。


    原敬及其内阁推行上述内外政策，促进了政党与官僚势力的合流，日益背离了下层民众的利益，引起社会不满。而关东厅贩卖鸦片事件、东京市政受贿事件、皇太子选妃事件的发生，加剧了政局的不稳。


    1921年11月4日晚7点刚过，原敬为参加政友会近畿大会来到东京火车站，在站长室稍事休息后，起身准备搭乘7点30分始发的列车。当他经过检票口的瞬间，车站职员中冈艮一猛然拔出匕首向他刺来，原敬只是微微呻吟一声，便倒地气绝。凶手行刺动机及其背景至今仍是一大悬案。

 高桥是清

    (高橋是清takahashi korekiyo 1854.9.19—1936.2.26)


    出任第20届(1921.11.13—1922.6.12)内阁首相


    高桥是清(1854—1936)是一位堪与松方正义媲美的著名财政家，同时也是一位政党政治家。然而同理财上的建树相比，其政绩平平。


    高桥是仙台藩人。1867年奉藩命赴美国留学，1892年到日本银行任职，1895年任横滨正金银行副总经理。甲午战争后，建议政府用中国赔款作准备金，实行金本位制。1899年起转任日本银行副总裁。日俄战争期间，奉政府之命到欧美各国游说，成功地在国外筹集到大笔公债，为解决政府在战时的财政危机做出巨大贡献，由此声名大振。1911年，升任日本银行总裁，成为政府财政金融政策的主要决策人物之一。1913年山本权兵卫首次组阁时，加入政友会，接着以该党成员身份入阁担任大藏相。原敬组阁后，再次出任藏相，大力推行“扩张性财政”。


    1921年11月初，原敬首相突然遇难。经西园寺与政界元老、政党紧急协商，推荐高桥为继任首相。


    高桥内阁于11月13日成立，藏相仍由高桥兼任，原内阁成员全部保留，继续推行前内阁的施政方针。因此，高桥内阁被认为是原敬内阁的延长。


    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展迅猛，在远东扩张了势力。美国通过大战，一举成为头号资本主义强国。为确立世界霸主地位，巴黎和会后，美国向英、法、日、意等国提出召开华盛顿会议建议。日本害怕被孤立，也被迫出席会议。原敬内阁时派出了以海军相加藤友三郎、贵族院议长德川家达、驻美大使币原喜重郎为全权代表的代表团赴美参加谈判。高桥内阁成立前一天，会议在华盛顿正式召开。


    会议首先讨论了裁军问题。经过激烈辩论和讨价还价，与会国接受美国的提案，签订了《华盛顿海军条约》。条约规定，英美日德法五国主力舰和航空母舰的比例为5∶5∶3∶1.67∶1.67，并规定10年内不得增建主力舰，条约期限为15年。日本对这一比例限制极为不满，但自知实力逊于美国，害怕谈判破裂后在军备竞赛中处境更为不利，因而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


    会议讨论了中国问题，签订了《九国条约》，确认了尊重中国主权、独立、领土和行政的完整、实行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原则，否认了大战期间日本在中国获得的“特殊权益”。在中国代表的强烈要求和国际压力下，日本同意归还胶州湾租借地、允许中国用公债分期买回山东铁路、日本撤走在山东的驻军。


    会议讨论了西伯利亚问题。由于美英等国已经停止对苏联的军事干涉，赖在西伯利亚的日军已处于孤立无援的窘境。会上，日本代表被迫声明对西伯利亚没有领土野心，表示日苏谈判成功后撤回军队。


    日英同盟自1902年签订以来，一直被日本政府视为对外政策的“脊髓”。一战后国际政治格局的巨大变化，淡薄了“同盟”的存在意义。结果美、英、日、法在会议上新缔《四国条约》，确立了新的同盟关系，日英同盟因此废除。


    这样，华盛顿会议重新确定了美英日在远东的国际政治体系，日本为寻求与美英协调而不致被抛弃于体系之外，忍痛付出了代价。


    “华盛顿体系”的建立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日本政治有深远影响，也直接影响到高桥内阁的对内政策。为应对战后资本主义经济恢复和景气后退局面，高桥改变了一直倡导的“扩张性政策”，实行紧缩财政。1922年度的财政预算比上年度减少了1.18亿日元。政府宣布除继续完成既定的新兴事业外，不再扩大建设规模。高桥还表示，一旦实现裁军，将把军费节支用于发展文教、水利事业。


    在高桥主持下，政府为稳定社会秩序、调整政治关系，对有关法律制度做了修改。其中包括修改《治安警察法》，给予妇女组织和参加政治集会的自由，制订《健康保险法》，通过议会批准犬养毅提出的《整顿裁减陆军建议案》和前田利定提出的《整顿纲纪建议案》。不过，对实行普选和废除军部大臣武官制问题，高桥的态度消极，他的看法是“没有必要修改陆海军大臣武官制和帷幄上奏。”


    高桥的理财能力可圈可点，但理政能力平平。与他的前任原敬相比，其组织、社交、判断和决策能力大为逊色。原敬谋多善断，交际广泛，社交时一下子就能牢记对方的姓名、职务、性格特点。高桥却疏于人事，不善社交，甚至担任藏相时，连谁是属下的主税局长都忘了。


    高桥就任首相翌日，政友会基于“首相和总裁不可分”的考虑，推举他为第四任总裁。平时疏于党务、不注意培植亲信的高桥，在处理党内矛盾和斗争时，顾此失彼，优柔寡断，缺乏总裁应有的统帅力。


    早在原敬执政时，因五所学校升格和修改铁道铺设法问题，政友会党内外就有人提出撤换文部、铁道二相职务并改组内阁主张，当时高桥也是改组论者。高桥上任后，改组呼声愈加强烈，内阁中也出现改组与不改组两种对立意见。高桥错误地权衡了内阁中两派意见的优劣，仓促决定改组，遂使内阁中对立意见公开化，彼此吵成一团，互不让步。高桥试图通过内阁辞职来实现改组，而文部相中桥德五郎、铁道相元田肇拒绝辞职。关键时刻高桥害怕强行改组会导致政友会分裂，于是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声明停止改组，以求维持局面。不久，政友会常务会和议员总会通过有关政务全凭总裁决定的决议，据此高桥再次提出改组内阁，接着又以中桥和元田反对、内阁不统一为由，宣布内阁辞职，同时开除了中桥等六人党籍。正当高桥期待着由他重新组阁的“敕命”时，天皇却把首相大印交给了加藤友三郎。


    高桥辞职后，继续担任政友会总裁，在第二次护宪运动中，率领政友会参加了推翻清浦奎吾内阁的斗争，并与宪政会、革新俱乐部合作，建立了以加藤高明为首相的护宪三派内阁，使战前日本政治进入所谓“议会的黄金时代”——政党内阁时代。高桥本人则历任加藤高明、田中义一、犬养毅、斋藤实、冈田启介五届内阁藏相，推行“扩张性财政”和“健全财政”政策。这样，他一生中八次出任藏相，主持国家财政达12年之久。


    作为政府中德高望重的财政家，高桥比较注重从国家经济实力和长远利益出发，制订和实施财政经济政策，这与20世纪30年代后期军部极力主张的无止境扩军备战要求形成尖锐矛盾。他在担任冈田内阁藏相时，力主削减军费开支，与军部代表通宵论战，一度压制了军方的意见。正因如此，他成了军部法西斯分子的眼中钉，乃至招来杀身之祸。


    1936年2月26日凌晨，皇道派少壮军官发动兵变，袭击了政府机关和首相、大臣官邸，高桥在这次事件中惨遭杀害，终年82岁。

 加藤友三郎

    (加藤友三郎kato tomosaburo 1861.4.1—1923.8.24)


    出任第21届(1922.6.12—1923.9.2)内阁首相


    加藤友三郎(1861—1923)作为军人出身的首相，曾为调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对外关系做出过贡献。他主持实施的西伯利亚撤军、归还山东权益、大规模裁减军备及行政财政整顿等，在日本史上留有一定影响。


    加藤出身于安艺国广岛大手町武士家庭。13岁考入海军省兵学寮，19岁毕业于海军大学，此后一直在海军中服役，历任舰艇炮术长，军校教官，海军省科员，科长，军务局长，次长，第二、一舰队参谋长，联合舰队参谋长，吴镇守府司令官，大隈、寺内、原、高桥四届内阁海相。参加和指挥过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多次获得金鵄勋章和旭日勋章。1915年升至大将。


    1921年11月，加藤作为日本政府全权代表，出席有日、美、英、法、意等九国参加的华盛顿会议，代表日本政府签订了《四国公约》、《五国海军协定》、《九国公约》。


    1922年6月，高桥是清因内阁不一致宣布辞职。元老松方正义向天皇摄政推荐加藤友三郎和议会第二大党领袖加藤高明为首相入选，内定了“非加藤即加藤”的方针。加藤友三郎虽被列为第一人选，但慑于政党和社会舆论对军政官僚执政的厌恶抵触情绪，不敢贸然领命。其时，政友会内部斗争激烈，加之怕政权落入加藤高明之手，乃作出无条件支持加藤友三郎组阁的选择。因此，这届内阁又有“碰巧内阁”之称。


    尽管如此，加藤组阁后并非无所作为。内阁建立后，加藤根据华盛顿会议的有关协议，具体着手西伯利亚撤军事宜。6月23日，政府发表撤军声明，接着派代表参加长春举行的日本、远东共和国、苏维埃俄国三方谈判并达成协议。根据协议，日本方面除以解决庙街事件为借口，继续驻军北库页岛外，到10月底，从其他苏联领土上撤出了军队。


    随后，为谋求日苏关系正常化，改变日本在国际上日益孤立的窘境，加藤首相支持东京市市长后藤新平的建议，允许后藤同来日疗养的苏联远东代表越飞进行非正式会谈，探讨改善两国间敌对关系的可能性。后又指令驻波兰公使川上俊彦为代表，与越飞进行预备性谈判，使日苏紧张关系出现解冻迹象。


    关于中国问题，日中两国在华盛顿会议上就归还山东已达成原则性协议，具体实施则是在加藤内阁时期。


    1922年6月，两国开始就具体细节问题进行交涉，12月5日达成协议。到1923年1月1日止，日本政府终于把胶州湾租界地、山东铁路归还给中国，并从青岛撤走了军队，一战以来酿成中日纠纷的山东问题大体得到解决。


    裁减军备是加藤在任时的一大政绩。为贯彻华盛顿会议五国海军协定，加藤上任不久，便以首相兼海相身份，亲自主持裁减海军。共废弃战舰、巡洋舰等14艘，停建6艘，将正在建造中的赤诚号、加贺号战舰改建为航空母舰，将舞鹤、镇海两军港降格为重要港口，将竹敷、永兴、旅顺港降为一般港口，将教育本部和建筑本部降格为海军省的教育局、建筑局。经过裁减和整顿，共裁减海军官兵7500人、海军工厂职工14000人，由此节省的海军军费，在1923年度为4674万日元。


    裁减陆军的工作也在进行，重点是缩减步兵、骑兵、野战炮兵和工兵兵员。共裁减官兵57800人，军马13000匹，约合五个陆军师的兵力。陆军的服役期限减少了40天，预备役期间的军训时间有所缩短。由此节省的陆军军费，在1923年度为2400万日元。政府还决定，今后将废除独立守备队，整顿、缩减宪兵队、军乐队、军事院校等。


    如此规模的裁军，自明治以来是第一次。不过，政府和军方从提高部队战斗力考虑，在大量削减陆海军兵员及常规武器同时，加强了新兵种建设和武器装备的更新。海军为避开华盛顿海军协定关于主力舰比例的限制，转而大力发展辅助舰。因停止“八八舰队”计划而节省下来的3.879亿日元中，有1.8亿日元被用作建造辅助舰追加费。陆军则加强了机关枪队、重炮队、航空队及通讯兵种建设。因此经过这次裁军，日军在组织及武器装备的现代化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因裁军节省的陆海军军费，在1923年度达7000余万日元。这笔节额被加藤内阁用于增加养老金、抚恤金、兴修水利、整顿港湾及奖励企业等，同时对因停止军事订货而蒙受损失的资本家，以财政拨款的形式予以补偿。


    加藤在任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萧条期。那些靠战争刺激一度繁荣起来的投机性工业，因战后各国经济的恢复和军事订货的锐减而遭到致命打击，许多银行和债务者同时破产。为此，加藤组阁后，采取了整顿行政、财政的措施。


    在行政整顿方面，政府设立了行政整理委员会，废除了战时设立的临时外交委员会、防务会议、临时产业调查会、临时教育行政调查会、拓殖调查委员会、国势院等机构。从加强社会政策观点出发，将社会局从内务省中独立出来，予以处理劳务问题的权限。


    在财政整顿方面，加藤内阁本着财政紧缩方针，制订了比上年度减少1.36亿日元的年度财政预算，其实施方法是从节费、节税、整理公债三方面入手。关于节费，主要是前述的裁军和废除临时性行政机构；关于节税，政府在提高所得利润税同时，修改了营业税税则和税率，废除了石油消费税和卖药营业税，1923年度实现减税1444万日元；关于整理公债，政府改变了原敬内阁以来大规模募集公债的“积极政策”，对高桥内阁制订的1922年度发行3.419亿日元公债计划大幅度压缩，只完成1.78亿日元，1923年度又降为1.594亿日元。


    政府在推行紧缩政策同时，增加了义务教育、治水、港湾建设等项费用，该项拨款1923年度比上年增加了4800余万日元。


    加藤内阁时期召开了第46次议会，政府的五校升格法案和陪审法案获得通过。会议期间，各地群众十万多人涌至东京，组织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活动，强烈要求“万机公论”、“立行普选”。议会内各在野党代表也联名上书，要求讨论和表决普选法案。加藤首相以“政府目前正在慎重研究”为答复，再次压下普选权问题。


    加藤的身体状况不佳，胃病和痔疮的折磨，常迫使他中断工作。担任首相后，因劳累过度，病情加重，主治医生已确诊患有肠癌。至1923年8月，加藤已卧床不起。23日，天皇摄政授予加藤元帅衔。24日中午，加藤病逝，终年63岁。他是内阁制以来第一位任内因病殉职的首相。

 清浦奎吾

    (清浦奎吾kiyoura keigo 1850.3.27—1942.11.5)


    出任第23届(1924.1.7—1924.6.11)内阁首相


    清浦奎吾(1850—1942)是一位官僚政治家，在政党势力异常强大时出任首相，恰如其本人所言，是犯了“时代错误”。


    清浦组阁前长期在司法界、内务省系统任职，先后担任过司法相、农商相、内务相，从1906年被敕任为枢密院顾问官起，曾任枢密院副议长、议长等要职。


    第二次山本权兵卫内阁因虎门事件倒台后，摄政于1924年1月1日授命清浦奎吾组阁，当时清浦已74岁。


    由于长期在枢密院任职，清浦对政情的发展变化不甚了解，自始便投入贵族院的怀抱，使研究会为中心的贵族院官僚势力掌握了组阁命脉，结果出现了大部分内阁成员由贵族院推举、“首相拔擢推荐的阁员竟无一人”的怪现象。


    这届被称为“贵族院内阁”或“特权内阁”的政府一成立，就引起舆论的反感。继原敬、高桥是清内阁后，加藤友三郎、山本权兵卫及清浦奎吾内阁均属于非政党的“超然”内阁或“中间”内阁，政友会等政党三次被排斥于政权之外，愤懑之情难以控制。就在清浦组阁前后，政友会、革新俱乐部、宪政会三大在野党派分别召开会议，认定清浦内阁是特权阶级的内阁，决定以打倒这届内阁为目的，不与政府合作。


    然而，清浦内阁成立后，议会第一大党政友会内又出现严重分歧，进而导致该党成立后的第一次大分裂。以山本达雄、中桥、元田、床次四总务为首的反总裁派，力主与政府合作，继而联袂退党，而随其退党者竟超过政友会议员的半数。随后，退党者组成政友本党，表明了支持现政府的立场。这一突变，似乎给清浦内阁带来了机会。


    但政局瞬息万变，分裂后的政友会在总裁高桥是清率领下，为推翻清浦内阁坚持斗争。高桥本人放弃华族爵位，以示斗争到底的坚定决心。在反对清浦内阁的斗争中，各在野党观点逐渐接近，最后在辞掉枢密顾问官的三浦梧楼斡旋下，高桥、加藤、犬养等议会三大在野党派首脑举行会谈，确认了“根据宪政精神建立政党内阁制度”的方针，实现了政友会、宪政会和革新俱乐部的联合，史称“护宪三派”，日本史上第二次护宪运动由此全面展开。


    护宪三派大力宣传鼓动群众，抨击现内阁的建立紊乱了宪政本义，违背时代精神，激化阶级斗争，诱发民众思想恶化，应坚决打倒。政府方面则反唇相讥，指责在野党不以国事为重，蛊惑群众，制造事端，致使阶级斗争激化。双方都以防止阶级斗争激化为立论点，彼此吵得一塌糊涂。


    1月26日，举行皇太子结婚典礼，第48次议会临时休会。同月30日，护宪三派首脑参加了大阪举行的关西拥护宪政大会，当日乘车返回东京。当他们乘坐的列车驶至爱知县一宫站附近时，列车险遭颠覆。第二天议会复会，在野党立即向政府提出质询，要求首相出面解释这次未遂事件。铁道相小松首先做了答辩，随后清浦首相匆匆登坛，正欲演讲时，三个暴徒闯入会场，顿时秩序大乱。清浦下令紧急休会，随后蛮横地解散了众议院。政府在谴责护宪三派的同时，宜布三个月后举行大选。


    以清浦内阁及其友党政友本党为一方、护宪三派为另一方的选举战空前激烈。选举结果是护宪三派大胜。长期作为在野党推动普选运动的宪政会当选151人，一跃成为议会头号大党。政友会当选105人，革新俱乐部当选30人，三派当选议员286人，占据议会绝对多数席位，政友本党只获得109个席位。大选的结果决定了清浦内阁垮台的命运，清浦旋即提出辞职。


    清浦提老朽之躯主掌政治，自接过相印起即受到第二次护宪运动的猛烈冲击。他的理政能力，如同他在施政演说时一味地啰嗦“当前当前”一词那样，显得贫乏无力。其执政期间办成的“大事”，或许可以举出操办皇太子婚礼一事。清浦内阁发表的五条施政纲领未等付诸实施，便随着内阁垮台而化为泡影。


    以清浦内阁的倒台为界，日本正式进入“政党内阁”时代。

 加藤高明

    (加藤高明kato takaaki 1860.1.25—1926.1.28)


    出任第24届(1924.6.11—1926.1.30)内阁首相


    加藤高明(1860—1926)在第二次护宪运动打倒清浦内阁后出任首相，组成护宪三派内阁，从此日本进入“政党政治”新时代。


    加藤高明本姓服部，幼名总吉，生于尾张国武士家庭，12岁时过继给其亲戚加藤武兵卫作嗣子，改姓加藤。


    加藤步入社会后，经历了实业家、外交家、政党政治家三步生涯。


    1874年，加藤入东京外国语学校学习，毕业后入东京开成学校学习，1877年开成学校并入东京大学，加藤继续就读，专攻法律，四年后从东京大学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


    当时日本社会求才若渴，为数不多的大学毕业生多走上仕途，成为国家各级官吏，加藤的志向却在实业界。毕业后到三菱公司任职，其出众才华深得公司总经理岩崎弥太郎赏识，遂派他到英国深造，回国后任三菱公司副经理，娶岩崎弥太郎长女春治为妻，成为“三菱的女婿”。加藤一生的活动始终是以三菱为可靠后盾的。担任外务大臣时，曾为维护三菱财阀的利益，坚决反对铁路国有化政策，由于政府未采纳他的意见，愤而辞职。


    在英国学习期间，加藤结识了到英国访问的政府大臣陆奥宗光。1887年，经陆奥推荐，离开三菱到外务省任职，开始了他的官场政治生涯。在直到1915年的近30年中，他的活动舞台主要在日本政府的外交方面，多次出任驻英国公使、大使，担任第四次伊藤博文、第一次西园寺公望、第三次桂太郎、第二次大隈重信等四届内阁外务相。在任期间积极推行殖民扩张政策，在中日甲午战争、签订日英同盟等重大对外活动中献计献策，扮演重要角色，因功敕封为男爵。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加藤作为大隈内阁外交政策的主要制订者和推行者，力主对德国宣战，使日本乘机夺取了德国在中国山东及太平洋地区的权益，随后又协助大隈制订对华二十一条要求，战后因功加晋子爵，当上贵族院议员。


    加藤由外交官转为政党政治家是在1912年。同年4月，桂太郎将其拉入立宪同志会，位居该党五总务之首，桂太郎死后成为该党总理。1916年10月，立宪同志会、中正会、公友俱乐部三党派合并为宪政会，加藤当选首任总裁。


    1924年6月7日，清浦奎吾内阁在大选惨败后全体辞职，经元老西园寺公望推荐，加藤高明出任首相，11日，组成护宪三派内阁。宪政会、政友会、革新俱乐部三党派领袖加藤高明、高桥是清、犬养毅分别就任首相、农商务相和递信相。其他内阁成员中，除陆、海相外，只有外相币原喜重郎不是护宪三派嫡出，但币原和加藤是连襟，同为岩崎弥太郎女婿，关系自不待言。


    加藤内阁根据护宪三派的主张制订施政方针，首先进行行政、财政整顿。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主义各国经济逐渐恢复，进入所谓相对稳定发展时期。而依靠战争刺激飞速发展的日本经济，却因此受到不利影响，外贸赤字连年增加，正币储备日渐枯竭。由于政府连年采取救济财界措施，中央和地方财政扩张之势无法制止，加上关东大地震后复兴费用不断增加，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只能靠发行公债维持收支平衡，到加藤组阁时，公债市场的承受能力已达到极限。面对萧条的经济形势，不仅是民众，连财界也发出了整顿行政和财政的呼声。


    加藤内阁推行紧缩财政方针，在制订1925年度财政预算时，藏相浜口雄幸代表政府提出了比上年度减少支出3亿日元的预算案，由于政友会等坚持增加治水、铁路、港湾建设等支出，年度预算最终实现减支2.5亿日元，其中一般会计为1.5亿日元，特别会计约1亿日元。与此同时，废除临时军事费特别会计和临时国库券特别会计法，改革了大藏省存款部。大藏省存款部以邮政储蓄为财源，吸收一般民众的小额储蓄，资金历来归首相和藏相支配，曾被用作对华政治借款及补助、救济财界，至于借给何人，借出多少，向来秘而不宣，因此大藏省存款部被人称作“伏魔殿”。改革后成立了由各省官吏、专家学者参加的存款部资金运用委员会，由该委员会决定资金运用，并将其作为特别会计，置于议会监督之下。


    裁减军备是加藤内阁行政财政整顿的重点，由陆军大臣宇垣一成具体负责。慑于华盛顿会议后的国际压力和国内要求裁军的强大声势，宇垣采用“走在舆论前面”的策略，撤消了四个陆军师建制，裁减官兵36000人，军马5600匹，反过来将裁军节省的军费用于坦克兵、航空兵、高射炮兵、汽车学校、通讯学校建设，实际节省的军费不过28万日元。宇垣借裁军之机，将退役军官安排到中等以上学校担任军训教官，并以减少半年服役期为诱饵，对城乡青年进行军训。值得注意的是，一大批陆军大学出身的中下级军官，在这次裁军中被提拔到军界重要岗位。这样，日军现代化程度和国家总体战体制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这一时期贵族院制度也有所改动，有爵议员年龄由25岁提高到30岁，伯、子、男爵议员总数被削减了十分之一，多额纳税者议员制被改为多额纳税者互选制，增加了学士院会员出任议员的名额，废除了敕任议员不得超过有爵议员数的限制。


    加藤内阁时期制订了许多法律，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普通选举法》和《治安维持法》。实现普选，是加藤率领的宪政会长期以来争取群众的政治口号。在1925年初召开的第50次议会上，政府提出的普选法案受到枢密院、贵族院的层层阻挠，但最终还是获得通过。普选法首次取消纳税资格限制，规定除“因贫困”享受救济及在选举地居住不到一年者外，年满25岁以上的男子有选举权，30岁以上的男子有被选举权，据此，有选举权者由334万人骤增到1415万多人。


    政府在拟定普选法案并交议会讨论同时，接受枢密院建议，拟定《治安维持法》。贵众两院以绝对多数通过这一法律。该法规定严禁以“改变国体、政体或否认私有财产制度”为目的的结社和运动，违者处以10年以下徒刑。政府声称，制订此法不是为了镇压一般社会运动和民主运动，主要是取缔共产主义者的革命运动。


    这两个被称为“糖果”和“鞭子”的法律，顺应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垄断资本主义发展潮流，对镇压和分裂日本工人运动、稳定和完善战后日本帝国主义体制起到了重要作用。


    加藤内阁标榜“协调外交”方针，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推行的外交政策，被称为“币原外交”。币原外交以对美英协调为前提，于1925年初缔结了日苏基本条约，建立了外交关系，并签订日苏通商条约。在苏联方面对北库页岛物产权作出让步后，日本撤出了长期赖在该地不走的军队，结束了历时七年之久的西伯利亚干涉。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这一时期发生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北京政变、郭军反奉等重大事件。日本政府采纳了币原的所谓“不干涉”方针，但却默认军部向满铁附属地增兵阻击郭松龄部队，致使郭兵败被杀。


    制订普选法，是护宪三派共同追求的主要目标和赖以合作的基础。这一任务完成后，三派间暂被掩盖的固有矛盾日趋公开化。政友会实力人物，担任宪政、政友两党联系人的横田千之助病故后，高桥是清又辞掉了政友会总裁和内阁大臣职务。继任总裁田中义一则拒绝了加藤的入阁邀请。随后，犬养毅无条件加入政友会，实现政友会、革新俱乐部、中正俱乐部三党派合并，护宪三派不复存在。1925年7月，当加藤内阁提出整顿税制案时，政友会方面的大臣力主应与整顿地方税并行，内阁意见不一，导致了加藤内阁解散。


    护宪三派内阁解散后，加藤受命再次组阁，建立了所谓的“宪政会的单独内阁”。在宪政会、政友会、政友本党三足鼎立的新局面下，加藤一反常态，主动与以前站在政府对立面的政友本党接触，并于1925年底召开的第51次议会期间，实现了宪政会与政友本党的合作。


    但是，宪政会内阁的事业尚未展开，加藤便染上了急性流感。1926年1月22日，他在议会答辩时因病中途退场，由此一病不起，28日病逝，终年66岁。成为继加藤友三郎后第二位因病殉职的首相。

 若槻礼次郎

    (若槻禮次郎wakatsuki reijiro 1866.3.21—1949.11.20)


    出任两届内阁首相：


    第25届(1926.1.30—1927.4.20)


    第28届(1931.4.14—1931.12.13)


    若槻礼次郎(1866—1949)在政党内阁时期两次出任首相。他在应付金融危机时束手无策，对军部法西斯势力的嚣张气焰听之任之，但在卸任后的晚年对军部的军事冒险有所抵制。


    1926年1月28日，加藤高明首相在召开第51次议会期间病逝，像原敬遇刺后高桥是清继任首相一样，元老西园寺公望马上推荐加藤宪政会内阁内务相若槻礼次郎担任首相，组成第一次若槻内阁。若槻保留了前内阁原班人马，接过前内阁的纲领和口号，这届内阁是加藤宪政会内阁的继续。


    新内阁的首要任务是通过正在举行的第51次议会，审议前内阁既定的有关提案，其内容包括1926年度政府财政预算、税制改革、劳动问题立法、地方改革等。依靠宪政会和政友本党的支持，政府的1926年度预算案在议会中只做了微小修改便获通过，财政总支出约比上年度增加8820余万日元。关于税制改革，政府从适应慢性萧条的经济形势和加强社会政策观点出发，强调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协调和国民负担的均衡，在保持总税收额基本不变前提下，对包括所得税、地方税、营业税、消费税在内的整个税收体系进行大幅度调整，取消了个别地区的地方税、法人保留所得累进税、纺织品消费税、通行税、酱油税、卖药税，修改了营业税制，规定了继承税最低免税额和利率，限制地方杂税，新设特别地方税、清凉饮料税，提高造酒税、麦酒税、酒精税、纸牌税等。关于劳动问题立法，政府提出的《劳动争议调停法》、《治安警察法修改案》、《劳动组合法》三法案，只有后项法案未被通过。关于地方制度修改，主要是废除市议会等级选举制度，增加地方官吏数额，在加强地方自治基础上，完善内务相——道府县知事——市町村长的行政组织领导系统。若槻内阁试图通过上述措施，缓解一战后日趋动荡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


    若槻内阁费了很大精力，渡过了第51次议会关，但却被一连串接踵而来的“怪事怪现象”搞乱了手脚。第51次议会尚未结束，宪政会的中野正刚便揭露政友会新总裁田中义一入会时带来的300万日元与当年干涉西伯利亚用款陆军机密费有关，要求政府调查。政友会反唇相讥，说中野是苏联的爪牙。当两党激烈争吵之时，负责调查该贪污案的石田基检事死于暗杀，这一事件成了不解之谜。议会结束后，还发生了朴烈怀抱妻子金子文子的离奇照片事件。一份附有这张怪照片的怪文件散发到各地，攻击若槻首相及江木翼司法相缺乏“国体观念”，将以谋杀摄政罪被判处死刑的朴烈改判无期徒刑。几乎就在同时，大阪松岛烟花巷迁移事件被揭露，政友会、宪政会干部被检举有受贿罪。随后若槻首相本人也以伪证罪被告发，受到审问。这些事件在加剧政党间争斗同时，向国民展示出政府和政党的腐败，若槻及其内阁的威信大为降低。


    在经济萧条和社会动荡形势下，1926年工农运动的发展引人注目。是年，第二次日本共产党、日本劳农党、社会民主党、日本农民党等无产政党，尽管组织上缺乏有力的领导，组织间也缺乏协作，政治纲领尚不成熟，但活动的声势和范围明显扩大，同年举行的地方议员选举中，不少无产政党代表当选为议员，显示出无产阶级已成为一支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另一方面，自1919年北一辉、大川周明等建立犹存会以来，形形色色的法西斯主义团体相继出现，到1927年已达百余家。这些团体主张对内实行法西斯专政，确立没有议会政治的天皇制独裁体制，对外伸张武威，扩大侵略。若槻内阁乃至其后的历届政党内阁，都不能回避来自这两种政治势力的挑战。


    1926年12月25日，性情怪癖、长期患脑病的大正天皇因脑溢血和肺炎并发症病逝。25岁的摄政裕仁继位，取中国史籍《尚书·尧典》 “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中的两字，改元“昭和”。


    进入1927年，若槻内阁的危机加剧。1月召开的第52次议会上，以往的政府友党政友本党倒戈，与政友会一起，就朴烈减刑案、大阪烟花巷迁移受贿案及经济不景气等问题追究政府责任，提出对内阁不信任案。若槻下令休会，又以“新帝新政之初”应停止政争为由，与两党首脑私下会谈并达成协议，使两党收回不信任案，平息了一场政治危机。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3月11日，藏相片冈直温在贵族院谈到整顿震灾票据问题，泄露了渡边银行因放贷过多濒临破产的消息。由于“藏相失言”，三天后东京地区刮起挤兑风潮，渡边、赤地、中井等银行相继歇业，不久蔓延全国，形成一场金融危机。政府命令日本银行向有关银行紧急贷款，几天内放款1亿日元。尽管如此，危机的势头有增无减，安田、第一百、川崎等大银行相继歇业，台湾银行因向受到挤兑的铃木银行放出巨额贷款，已濒临破产。为此，若槻内阁提出由日银拨款2亿日元救济台银法案，但在枢密院审议时被否。


    枢密院否决政府的《台银救济敕令案》，并非反对该法案本身，而是出于对现内阁推行的内外政策的不满，有意搞垮若槻政权。若槻内阁的对华政策就是招致枢密院不满的重要原因，当时中国南方的国民革命军以势如破竹之势攻占了汉口、上海和南京，威胁到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的利益，以致发生了“汉口事件”和“南京事件”。军部和右翼势力乃至政友会等各资产阶级政党，对若槻内阁的 “软弱外交”深为不满。枢密院迎合了这些势力愿望，希望由一个对华政策强硬的政府取而代之。


    这样，若槻礼次郎因无法推行他所拟定的解救金融危机对策，对华外交上又受到抨击，完全丧失了继续执政的信心，于4月20日率内阁辞职。


    1930年1月，若槻以日本政府首席全权代表身份，参加伦敦五国海军裁军会议，代表日本签署了伦敦条约。


    浜口雄幸遇刺后，因伤重辞掉首相。1931年4月14日，若槻在西园寺推荐下再次组阁。同首次组阁时一样，若槻保留了前内阁所有大臣，声言继承前内阁的施政方针，因此，第二次若槻内阁也是浜口民政党内阁的继续。


    当时日本的经济危机达到顶点，生产、贸易急剧衰退，财政赤字巨大，人心惶惶，社会动荡。若槻内阁只是沿袭了前内阁的政策，一面推进产业合理化运动，一面进行所谓的行政、财政和税制三大改革。但是，改革没有收到多大实效，只是在高级官员减薪方面有所进展，勉强实现年度节支1000万日元，远未达到预期指标，原因是在官僚层的顽强抵制下政府妥协。


    随着经济危机的加剧，法西斯势力恶性发展。1930年夏，以桥本欣五郎等陆军省少壮军官为核心，建立了秘密组织“樱会”。樱会的宗旨是“以改造国家为目的，为此不惜使用武力”。樱会分子把“国家衰退”的责任归咎于政党政治软弱无能，主张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军人强权政治，借此“振兴”日本。1931年发生的未遂“三月事件”，是樱会企图以武力夺取政权的最初尝试。


    樱会不但在军部很有势力，在关东军中也颇有影响。以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为代表的少壮军官，迫不急待地要求以武力 “根本解决满蒙问题”。关东军在这些激进分子的控制下，蓄意制造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大尉事件”，鼓噪“满蒙危机”，制造战争舆论。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故伎重演，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段南满铁路路轨，反诬中国军队所为，以此为借口，于第二天出兵一举攻占满铁沿线所有城市。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不经军部批准，擅自派兵越过中朝边境增援关东军，开始了灭亡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第二天，若槻内阁召开紧急会议，搁置了朝鲜军出动的提案，决定实行“不扩大”方针。但关东军和朝鲜军根本无视政府命令，肆意扩大事态。对此，若槻内阁束手无策，任凭事态发展。由于若槻政府的姑息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关东军的气焰愈加嚣张，不到一百天时间，便以极小伤亡代价，占领了约相当日本领土2.5倍的东北全境。


    尽管如此，陆军中以樱会为代表的“激进派”，仍感到政府乃至军部压制了关东军的行动。他们秘密与关东军联系，制订改造国家计划，并联系大川周明、岩田爱之助等民间法西斯势力，策划在10月24日发动政变，出动军队袭击首相官邸、警视厅、陆军省、参谋本部等重要机关，杀掉若槻等政府重臣，推荒木贞夫建立军政权。这就是所谓“十月事变”。政变虽因泄密而流产，但主谋者在军方的袒护下只受到轻微的行政处分，若槻及其内阁屈服于军部的专横，没有勇气追究事件的责任。


    “九一八” 事变和“十月事件”后，若槻深感民政党的单一内阁难以支撑局面，曾设想建立民政党、政友会、军部合作的“联合内阁”，授意内务相安达谦藏负责协调工作。但币原喜重郎等内阁成员坚决反对这一计划，内阁出现分裂。若槻自知难当重任，于1931年12月13日辞职。


    若槻卸任后，仍作为政府重臣参预国政。曾反对对美开战，督促政府向同盟国投降。

 田中义一

    (田中義一tanaka giichi 1864.7.25—1929.9.29)


    出任第26届(1927.4.20—1929.7.2)内阁首相


    田中义一(1864—1929)是战前日本反动军阀代表，晚年弃军从政担任首相，对内推行法西斯专政，残酷镇压工农运动，败坏了“宪政常道”下的政党政治；对外扩大侵略中国，急剧恶化中日关系。他所推行的反动内外政策，错误地引导了日本社会的发展方向。他组织的内阁，按吉野作造的话说，是“空前最坏的内阁”。


    田中义一幼名音松，生于长州藩萩市下级武士家庭，其父松山信佑因作田中勇藏养子改姓田中。明治初年，田中家靠制伞、卖伞谋生，家境平平。


    田中的一生，主要是作为职业军人度过的，但其开始军人生涯前，却有一段曲折经历。1876年，他一度参加前原一诚领导的武士叛乱，事后以年幼无知豁免于罪。此后做过村公所杂役、小学教师。


    1883年12月，田中考入陆军士官学校，后入陆军大学，接受正统的军国主义教育，1892年毕业后佩中尉衔。与当时军界许多同龄人相比，田中的起步为时已晚。但素以不读书闻名的田中步入军界后，却在历次对外侵略战争及整建军队中展露才干，依靠其特有的钻营之道，博得同出一乡的军阀首领山县有朋、桂太郎赏识，从而青云直上，成为长州系军阀的嫡系继承人。


    1894年10月，田中随第一师团参加中日甲午战争。在旅顺战役中，他制订的《作战动员计划》被军部采纳，因功晋升大尉。1898年，受军部派遣到俄国留学，担任俄军团副。其间，对俄军的建制、训练、武器配备、官兵关系等各方面情况进行调查和研究，回国时取道欧洲，了解欧洲各国军事情况。1902年，田中担任参谋本部俄国课主任，后两次出任陆军大学教官。日俄战争爆发后，先后担任大本营参谋、满洲军司令部参谋，随军参加了营口、海城等战役。


    1907年，田中受命试行军队教育改革，任第一师团第三联队长。改革中引进了“尊重个性”、“连队如家”、“官兵协调”等新式教育方法，补充了体罚、指挥刀操练的单一教育方法，在军内外扩大了影响。


    1909年后，田中历任陆军省军事课长、第二旅团长、陆军省军务局长，此间主持修改制订了《部队内务书》、《步兵操典》、《辎重兵操典》、《陆军教育令》、《陆军补充令》，在担任军务局长时，还秉承山县旨意，协助上原勇作陆军相，以要求增设两个师团问题搞垮了第二次西园寺内阁。1918年，他以参谋次长身份，策划领导了西伯利亚出兵。战后，历任原敬内阁、第二次山本权兵卫内阁陆相，晋升为大将，获男爵爵位，列入华族。


    田中的国防思想除重视军队建设外，还强调国民军事教育，主张“军队社会化”、“社会军事化”的“良民良兵主义”。1909年担任陆军省军事课长时，仿照德国退役军人组织，正式创建在乡军人会，使之成为具有组织生产、维持治安、补充兵源多种功能的战时平时两用团体。田中还根据乃木希典的建议，参考英国的经验，于1915年起在全国各地创建青年团，于1917年将其统一为全国性组织。到1919年春，田中兼任了在乡军人会会长和青年团中央部理事长，建立了梦寐以求的小学、青年团、现役军人、在乡军人这种梯次结构的军国主义教育体系，而这些组织则成了其掌握政权，推行反动政策的社会基础。后来，在田中内阁举行议员大选时，曾有人问田中有无获胜把握。田中的回答是：“有，我有在乡军人三百万！”其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1925年，田中退出现役，带着来路不明的300万日元加入政友会，接替高桥是清就任第五任政友会总裁。他拒绝加藤高明的入阁邀请，导致护宪三派内阁垮台。第一次若槻内阁时期，他猛烈攻击政府的对华政策，利用金融危机下出现震灾票据问题，策动枢密院官僚以“违宪”为由，否决政府的救济台银紧急敕令案，迫使若槻内阁解散。


    1927年4月20日，田中义一就任首相，掌握了政府大权。


    田中内阁面临的首要课题是摆脱空前严重的金融危机。根据大藏相高桥是清的建议，内阁成立后第三天便发出紧急敕令，宣布全国银行一律停兑三周。在此期间，由日本银行向各银行发放22亿日元非常贷款，由政府补助日银5亿日元、台银2亿日元，帮助垄断资产阶级渡过了难关。随后，政府修订了《银行法》，规定开业银行资本不得少于100万日元，强制加速资本集中过程，一大批中小银行因此破产或被吞并，而三井、三菱等五大银行资本急剧增加，五行资本总额一跃达到全国银行总资本的三分之一。


    金融危机过后，下野的宪政会与政友本党合并，组成议会第一大党立宪民政党。该党打着“贯彻天皇统治下的议会中心主义”口号，在三菱财阀的支持下，主动接近元老等官僚势力，抨击田中内阁的内外政策，对田中政府构成巨大威胁。为在下届议员大选中击败民政党，田中在大选前对地方官做了党派色彩极为露骨的大调动，随后在1928年2月进行的议员选举中，与民政党展开规模空前的收买战，粗暴干涉了选举。凡提及“300万日元”或“陆军机密费”的演说，一律被政府禁止。结果政府友党政友会获得217个议席，以微弱多数取得议会“不自然的多数党”地位。


    这次大选，也是实行普选制后的第一次普选，当选议员中有8人来自“无产政党”。无产阶级作为一支政治力量登上舞台，不能不引起统治阶级的极大恐惧。一向憎恨工农运动的田中更是如临大敌。


    1927年3月15日凌晨，田中内阁命令全国警察同时出动，一举逮捕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1000多人，其中483人被起诉。劳农党、日本劳动组合评议会、无产青年同盟等三个左翼组织被强令解散。此外，田中政府还解散了32个左翼学生团体，解聘了78名教授，开除和逮捕了147名学生。日共书记长渡边政之辅、劳农党进步议员山本宣治被杀害。1928年4月16日，田中政府再次下令全国大搜捕，日共领导人市川正一等人被捕。从“三一五”到“四一六”，白色恐怖笼罩全国，日本共产党及工农运动组织遭受惨重损失。


    田中内阁在血腥镇压工农革命运动同时，还在第56次临时议会上提出治安警察法修改案，规定对以改变国体为目的的结社行为者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当议会否决这一提案后，田中竟无视议会和部分阁僚的反对，以紧急敕令形式颁布了这一法律。田中内阁时全国设置了特高警察，强化法西斯主义思想统治。这样，自明治以来经数十年努力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议会政治”，反而被田中这个政党内阁首相所践踏。曾以“连绵阴雨后的晴天”赞颂护宪三派内阁成立的美浓部达吉教授不胜感慨地说：“看到近来日本的政治情况，不禁使我们感到政治黑暗时代的来临。”


    扩大对华侵略，是田中推行反动政策的又一侧面。田中一上台，便大肆攻击前内阁的外交政策，指责前外相币原“把中国的赤化看作别国的内事，与我无关，实属荒谬绝伦”。在“刷新外交”口号下，他竭力推行“积极对华政策”，亲自兼任外相，并任命殖民主义急先锋森恪为外务省政务次官，协助他制订和推行侵华政策。


    在“积极对华政策”下，田中内阁为维护在华利益，三次出兵侵略中国山东，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第一次出兵在1927年5月28日，兵力约4000人，占领了山东济南。第二次出兵在1928年4月17日，兵力约5000人，日军再次进占济南后，蓄意挑起中日两军冲突，制造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以此次事件为借口， 5月9日第三次出兵增援，扩大战端，总兵力达到15000人，3000多中国人在事件中遇难。


    就在第一次出兵后的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主持召开有外务省、军部、朝鲜总督府、关东厅、驻华公使及总领事等要员参加的“东方会议，”制订了《对华政策纲领》，确定了将中国本土和“满蒙”加以“区别”，确保日本在中国东北特殊权益的“根本方针”。纲领中明确写道，为达目的不惜采取“断然自卫措施”。


    东方会议后，中国驻日人员获得一份被认为是“东方会议”后田中呈送给天皇的奏折(通称《田中奏折》)，并在《时事月报》上首次公诸于众。奏折洋洋万言，详细阐述了对满洲和内蒙古的“积极政策”，诸如开垦大陆与修筑满蒙铁路、奖励移民与创建拓殖省、调整满铁经营方针等。文中叫嚣“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令人触目惊心。《田中奏折》真伪问题众说纷纭，迄今尚无定论，但其后日本对外侵略的行动和步骤，却与奏折的方针如出一辙。


    “济南惨案”后，国民革命军继续北进，日本豢养的奉系军阀张作霖败局已定。田中政府火中取栗，乘张之危迫其与满铁社长山本签订日本承建满蒙五铁路合同。接着通告国民政府和张作霖，扬言“战乱如波及满洲”，日本将“采取适当而有效的措施”。1928年6月3日，张作霖在日本一再“劝告”下，乘列车从关内撤往东北，次日凌晨，列车在与满铁交汇处的皇姑屯被炸，张伤重身亡。这是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等人擅自策划的阴谋，他们干掉不大服从日本调遣的张作霖，企图推进“满蒙自治”。皇姑屯事件成了三年后“九一八事变”的预演。


    田中推行的侵华政策，急剧恶化了一度缓解的中日关系，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张学良在抗日热潮影响下，一反亲日政策，换上青天白日旗，加入国民政府。“积极外交”的失败，使日本在国际上陷入孤立，招致国内舆论不满，甚至枢密院、贵族院等保守势力也感到炸死张作霖的办法过于笨拙。在野党为上台执政，利用皇姑屯事件攻击政府，要求彻底追查事件的责任。


    迫于内外压力，田中同意追究肇事者责任，并由军法会议处理，以此逃避政府的责任。但陆军坚决反对，仅以失职罪给予肇事者开除现役处分。如此处理结果引起舆论哗然，以致“惊动了”天皇，裕仁天皇斥责了田中前后说法不一，“惶恐之至”的田中次日提出了辞表。


    下野后的田中曾返回故乡走访亲朋旧友，有人问他是否会辞去政友会总裁解甲归田，田中“环顾左右而言他”。其得力助手森恪倒是直言不讳，扬言“东山再起”。但是，天不由人，7月28日，田中身着和服，参加了政友会干部晚餐会，观看艺伎表演后不禁兴致大发，信手写下“尝博红楼挟美人”条幅一联。是晚返回爱妾富子处下榻，次日晨心脏病猝发而亡，结束了可鄙的一生。

 浜口雄幸

    (濱口雄幸hamaguchi osachi 1870.5.1—1931.8.26)


    出任第27届(1929.7.2—1931.4.14)内阁首相


    浜口雄幸(1870—1931)是政党内阁时期一位有魄力的首相，执政期间果断解除黄金出口禁令，批准伦敦海军裁军协定，表现出难得的勇气。他表情严峻，有“狮子”宰相的别称。


    浜口雄幸是第一位明治维新后出生而担任首相的人。他祖籍高知县，原姓水口，19岁时作了浜口义立养子，后继承家业。


    1895年，浜口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政治科，转年高等文官考试合格，任山形县税收长，后屡经升调，1907年任大藏省专卖局长。此后历任第三次桂内阁递信次官、第二次大隈内阁大藏次官、加藤(高明)内阁、第一次若槻内阁藏相。1915年，加入立宪同志会，成为该党领袖之一。同年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宪政会成立后，担任该党总务。1929年6月，宪政会与政友本党合并，组成立宪民政党，浜口首任该党总裁。


    1929年7月2日，田中内阁在一片责骂声中倒台。浜口接到组阁大命后不到八小时，便以民政党为班底，组建了“速度内阁”。


    浜口上任后发表了十大施政纲领，重点是对内推行财政紧缩，解除黄金出口禁令及产业合理化等财政经济政策，对外恢复被田中内阁改变的“协调外交”。他请出颇受财界欢迎的井上准之助和力主“协调外交”的币原喜重郎担任藏相和外相，协助他贯彻上述方针。


    日本在甲午战争后的1897年实行金本位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防止黄金外流，欧美各国相继停止金本位制，日本也于1917年9月下达黄金出口禁令。随着战后世界经济的恢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恢复金本位制，日本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及时改变政策，造成外贸连年逆差，正币准备急剧减少，国际支付发生困难，影响了国内产业和对外贸易。因此，财界一再要求政府解除黄金出口禁令。


    浜口满足了财界的要求。他确信，通过解除黄金出口禁令，必能加强日本与国际市场的联系，刺激长期萧条不振的产业发展，为日本经济打开“活路”。


    为了解除黄金出口禁令，恢复金本位制，滨口政府采取紧缩措施，将正在实施的1929年度财政预算压缩掉1.48亿日元，1930年、1931年的政府支出继续减少。同时取消了既定发行的8500万日元公债，停止新兴事业投资。政府还提出了高级官员“减薪一成”的节支计划，因司法省等官僚反对未能实行。


    1929年11月21日，浜口内阁宣布自1930年1月11日起解除黄金出口禁令。财界特别是金融资本家，为政府的决定欢欣鼓舞，以为“发展国力的时代到来”了。他们不知道，一场史无前例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正向日本袭来。


    浜口内阁选择“金解禁”的时机是不幸的。就在一个多月前的1929年10月24日，即所谓“黑色星期四”，纽约股票市场价格暴跌，以此为开端，经济危机从美国迅速向世界各地蔓延，1930年春波及到日本。基础脆弱的日本经济根本无法承受如此沉重打击，工业生产急剧下降，主要商品价格纷纷下跌，深受“金解禁”影响的对外贸易损失更为惨重，一向享有“创汇王牌”美称的生丝，在1930年1月至10月价格降了一半，出口额仅为上年度的40%，棉纺织品出口也大量减少。结果，“金解禁”对日本经济不但没起到起死回生作用，反而助长了经济危机的深化。藏相井上准之助就任前曾反对“金解禁”，认为那等于“让肺结核病人参加马拉松赛跑”，会给日本带来不利。结果不幸言中，日本未能逃脱这场噩运。


    为应付经济危机，浜口内阁采取了增加中小工商企业贷款、向农山渔村发放救济，为稳定丝价提供贷款补助等临时措施，同时大力推行所谓产业合理化。政府于1930年6月设立临时产业合理局，后又制订产业统制法，半强制性地加强以大企业为中心的卡特尔垄断组织，促进中小企业的合并与淘汰。大资本得惠于政府政策，通过限制生产、共同销售、裁减工人、降低工资、增加劳动时间等办法，渡过了经济危机。


    但是，浜口内阁的危机对策无法保护劳动大众的利益，“合理化”过程成为资本家转嫁危机和工人失业、劳动生活条件进一步恶化的过程。进入1930年后，劳资纠纷与佃农争议事件频发，连工人运动一向消沉的钟渊纺也发生了反对降低工资的罢工。对此，浜口内阁采取了高压措施，于1930年2月开展“左翼运动”大检举运动，461人被起诉。7月，又罢免东京大学进步学者平野义太郎、山田盛太郎的副教授职务。


    在外交方面，为缓和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扩大对华出口，滨口政府于1930年6月签订《日华关税协定》，承认三年后中国关税自主，但是，由于经济危机和中国银价下跌，扩大对华出口的目的并未实现，对华出口反而有所下降。


    1930年1月21日，美、英、日、法、意五国在伦敦召开海军裁军会议，讨论各国辅助舰比例限制问题。日本为寻求国际协调，也派出了由原首相若槻礼次郎、海相财部彪等组成的全权代表团。会议经过激烈争吵，在美国妥协下达成协议，规定美、日两国大型巡洋舰比例为10∶6，轻巡洋舰和驱逐舰比例为10∶7。对此浜口内阁表示满意，指令日本代表在和约上签字。但海军军令部强烈反对，认为内阁越过军部下达涉及海军建制的批示，是“侵犯统帅权”。军令部长加藤宽治在帷幄上奏时，附上了弹劾政府的奏文。军部派遣参加伦敦会议的草刈英治少校更以切腹自杀相对抗，枢密院中也有人在策动推翻政府决定。但浜口坚持己见，顶住了军部和枢密院的反击，于10月初代表政府批准了伦敦条约。浜口认为，条约一旦生效，世界将从列强对立的“冒险时代”走向国际协调的“安定时代”。


    但是，同宣布“金解禁”时一样，浜口再次错误估计了形势，世界没有出现他所想象的“安定”，反而变得更加动荡不安，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正对世界和平构成新的威胁。在日本国内，反对政府内外政策的右翼势力，正向他伸出魔手。


    1930年11月14日上午9点，浜口在多人陪同下来到东京车站，准备乘坐“燕号”特别快车观看陆军大演习。突然一声枪响，浜口应声倒地，子弹击中了腹部，凶手是右翼团体爱乡塾塾生佐乡屋留雄。浜口经抢救脱险，因伤重需长期疗养，于1931年4月1日提出辞职。


    浜口闲时喜吟唐诗，尤其偏爱李益的《从军北征》。忙完一天公务返回书房后，常信口吟诵一遍自慰。辞职养病期间，回顾坎坷一生，更觉诗意深刻。“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偏吹行路难，碛裹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


    1931年8月26日，浜口因伤口恶化告别人世，时年61岁。

 犬养毅

    (犬養毅inukai tsuyoshi 1855.6.4—1932.5.15)


    出任第29届(1931.12.13—1932.5.26)内阁首相


    犬养毅(1855—1932)是战前著名的政党政治家，一生为实现政党政治奔走呼号。晚年出任首相，组织了最后一届政党内阁，亲自品尝了政党政治的“果实”。然而，他既未能挽回政党政治的颓势，也无法抵御法西斯主义的狂潮。他毕生奋斗争取的“政党内阁”体制，恰恰在他执政时葬送，其本人也惨死在法西斯分子枪口之下，做了政党政治的殉葬品，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他那个时代的悲剧。


    犬养毅幼名仙太郎，号木堂，生于备中(今冈山县)庭潮。少年时代就读于私塾、学塾，汉学造诣很深。他蔑视权贵，自命清高。


    1875年，犬养从亲戚家借到15日元路费，只身到东京求学，转年到福泽谕吉开办的庆应义塾学习，接受了自由主义主张，为后来从事政党活动打下了思想基础。


    1880年8月，犬养即将于庆应义塾毕业时突然退学，创办了《东海经济新报》，干起新闻事业。次年，经矢野文雄推荐投笔从政，与大学同学尾崎行雄一起，到大隈重信为总裁的统计院任权少书记官。不久，大隈因政府中萨长派官僚的排挤下野，犬养随之辞职。后重操旧业，先后任《报知新闻》、《秋田日报》记者。


    1882年，大隈重信组建立宪改进党，犬养闻风响应，成为大隈手下得力干将，此次开始长达50年的政党政治家生涯。改进党解散后，犬养作为主要发起人之一，参加了进步党(1896)、宪政党(1898)的组建工作，并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后来又亲自创建国民党和革新俱乐部，成为这两个组织的领袖。从1890年开设国会起，犬养连续19次当选为众议院议员。为打破官僚统治、实现议会政治的理想，他组织党内外各界人士，在议会内外同官僚专制势力进行不懈的斗争。在1913年第一次护宪运动中，他一马当先，用犀利的言辞猛烈抨击官僚政治。他参与制订的“拥护宪政，打倒阀族”的战斗口号，得到广大民众的响应，因此与尾崎行雄一起，被尊为“宪政之神”。在1924年第二次护宪运动中，他锐气不减，率领革新俱乐部与政友会、宪政会联合组成护宪三派，一举打倒清浦内阁，组成加藤高明为首相的护宪三派内阁，其本人入阁任递信相。田中义一担任政友会总裁后，由于革新俱乐部发生分裂，犬养率部分成员无条件加入政友会。1929年，田中义一病死后，他当选为政友会总裁。


    1931年12月11日，第二次若槻内阁因成员意见不统一辞职，犬养受命组阁。


    犬养内阁面临的紧迫课题是如何摆脱经济危机、处理“九一八” 事变后遗留下来的“满洲问题”。如何应对社会上以军部为中心的法西斯主义潮流，也是个不容回避的重要问题。


    浜口内阁原指望通过“金解禁”和通货紧缩政策，改善脆弱的资本主义体质，增强国际竞争力，摆脱经济萧条局面。但是，由于选错了时机，在世界经济危机打击下，日本经济不但没有好转，反而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生产和外贸均跌落到一战以后的最低点。1931年9月，英国宣布脱离金本位制，这意味着世界金本位体制已经崩溃，对日本来说，禁止黄金出口只是时间问题。


    犬养一上任便果断地改变了上届政府的经济政策。他请出政友会财政通、前首相高桥是清出任藏相，于内阁成立的当日，颁布黄金出口禁令，随后又采取恢复国家公债征募、增加军事订货等措施，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取代以往的紧缩政策，政策的转变收到了刺激经济复苏的效果。产业界通过开展合理化运动，调整了结构，借助政府的政策支持走出低谷，经济危机出现缓解迹象。在这一政策转变过程中，三井、三菱、安田等大财阀，早就预见到金融政策的转变，抢兑美元储存，所以在政府禁止黄金出口、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而导致日元贬值时，大财阀受益最大。


    1931年1月8日，发生了朝鲜人李昌奉刺杀天皇未遂的樱田门事件。为此，犬养曾引咎提出辞呈，因得到天皇的“优诏”而留任。


    随后，政府解散了第60次议会，在新的议员大选中，政友会获得了议会的绝对多数席位。尽管如此，犬养在党内的支持基础仍是脆弱的。由于政友会的实权掌握在森恪等铃木派手中，而森恪历来是个对外强硬论者，与军部关系密切，犬养之所以成为政友会总裁，很大程度上是森恪等人想利用犬养的威望收买民心及平衡党内各派系关系。按尾崎行雄的话说，无条件率革新俱乐部加入政友会的犬养，在政友会中本来就缺少基础，不过是“政友会这所房子的租借人。租借人做了房主，当上首相，终归不便按自己意志办事”。


    犬养一向关注中国问题，与许多中国人士交往甚密，自命为“中国通”。犬养早年与康有为等资产阶级改良派有过接触，对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表示同情并予以支持。大隈内阁以最后通牒方式提出对华二十一条要求时，他认为办法笨拙，主张通过谈判解决。不过，他认为中国把二十一条说成侵略“纯属误解”。犬养的中国观核心是通过非武力方式扩大日本的在华权益。


    然而，在军部势力异常嚣张的时代，犬养的主张行不通。事实上，对军部的扩张行动他是迁就的。


    关东军发动“九一八” 事变后，遭到国际舆论的严正谴责。犬养上任后，一再为日本的侵略行径辩护。12月27日，他以外务相身份发表声明，声称日本在此次事变中不过行使了“自卫手段”，“一切责任都在中国方面”。另一方面，他反对军部的占领领土、“满洲独立”主张，密遣萱野长知为特使与中国交涉，希求在确保日本的“满洲既得利益”前提下，通过外交途径使中国就范。但是，军部和外务省获知此事后表示强烈反对，犬养委曲求全，立即召回萱野，停止对华交涉。


    关东军大体完成对中国东北的占领后，紧张地策划建立伪满洲国。为在军事上压服中国，并转移国际舆论视线，陆军中部分少壮军官又蓄意在上海挑起战端。1932年1月18日，日本驻上海公使馆武官田中隆吉少佐收买当地流氓，杀死日本日莲宗僧侣，借以煽动当地日侨袭击中国工厂，杀害中国警察，制造紧张气氛。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攻击租界外的中国军队，挑起“一·二八”事变。日军原计划四小时内便可占领上海，但在十九路军官兵的顽强抵抗下，上海屡攻不下，日军三易主帅，不断增兵至10万人。直到3月初，才以伤亡4000余人的代价控制了上海战局。5月5日，中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


    日军在上海的侵略行动遭受挫折，但在东北建立“满洲国”的计划却如期进展。3月1日，关东军一手炮制的伪“满洲国”宣布成立。9日，上年11月由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秘密从天津带出的清朝废帝溥仪“登基”，当上了傀儡皇帝。至此，中国东北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制造“上海事变”和建立“满洲国”，虽不是犬养政府的意图，但是对军方一意孤行扩大事态，犬养政府并未采取有效措施抵制，而是一味满足军方要求，对既成事实一概予以事后承认。不过，鉴于外交上的考虑，犬养主张暂时先不承认“满洲国”，待国际舆论有所缓和后予以承认，眼前要做的是尽量援助这个“新国家”。


    当日本肆意扩大侵华之时，国内法西斯势力更为猖獗。法西斯分子把国势不振的原因完全归咎于政党政治的腐败无能，用“反权门”、“反资本”、“救济农村”等口号蛊惑民众，并企图通过暗杀和武装政变方式推翻政党政治，建立军人独裁统治，他们自称这一“改造国家”运动是“昭和维新”。浜口雄幸遇刺及未遂的“三月事变”、“十月事变”之后，法西斯运动甚嚣尘上，气焰更为嚣张，1932年2月和3月，标榜“一人杀一人主义”的血盟团先后杀害了民政党核心人物井上准之助和三井合名公司理事长团琢磨。


    对此，犬养毅在5月初的两次讲话中阐明了政府立场，认为极端右倾和极端左倾对日本的发展“实在危险之极”。针对当时社会上的否定议会倾向，犬养表示：“我们始终相信议会政治的妙用，相信能够充分改善。”然而纸上谈兵于事无补，事实是犬养政府对血盟团事件中暴露出来的军部法西斯分子根本未予追究。即便如此，犬养本人也未能逃过法西斯分子的魔掌。


    1932年5月15日下午5时半，古贺志清、三上卓海军中尉等一伙青年军官闯入首相官邸，当场枪杀了犬养毅，这就是“五一五”事件。至此，日本史上短暂的“政党内阁时代”宣告结束，同时也预示着黑暗的法西斯统治时代即将来临。

 斋藤实

    (齋藤實saito makoto 1858.12.2—1936.2.26)


    出任第30届(1932.5.26—1934.7.8)内阁首相


    斋藤实(1858—1936)继犬养毅遇难后组阁，以“无为而化”为理政信条，力图在统治阶级的各种政治力量中寻求平衡，尽量满足其具有共性的要求，使“五一五” 事件后动荡不安的政局一度出现了“表面上的平衡和稳定”。


    斋藤生于水泽藩(现岩手县)武士家庭。海军省兵学寮毕业。1884年赴美国留学。1898年起任海军次官。1906至1914年连任五届内阁海军相。1919至1927年、1929至1931年间任朝鲜总督，佩海军大将衔。


    斋藤的发迹得益于海军巨头山本权兵卫提携。两人同为兵学寮毕业，同在高雄舰上服过役，娶春子为妻也是山本作媒。1898年，山本当上海军相，立即破格提拔时任严岛舰长的斋藤大佐为海军次官。后山本任军事参议官、内阁首相，斋藤随之担任军事参议次官、海军相，两人说得上交往莫逆，形影不离。


    犬养内阁解散后，社会舆论已对政党内阁失去信任，军部已公开表明反对政党组阁的强硬态度。以西园寺为首的元老和重臣们担心军方强硬分子组阁会引起社会动乱，遂选中处事稳健的斋藤实为继任首相。


    斋藤政府网罗了各方代表人物，皇道派拥戴的荒木贞夫留任陆相，对外强硬论者满铁总裁内田康哉任外相，高桥是清、山本达雄等五位政党头面人物也是内阁成员，因此这届政府又被称为“中间内阁”或“举国一致内阁”。


    为稳定政局，斋藤在发表施政纲领声称日本处在“非常时期”，要求政党及军方皆应保持镇静，“举国一致”，共渡难关。


    对经济问题，斋藤政府采纳藏相高桥是清的建议，大力推行扩张性财政。在这一政策下，国家财政预算规模逐年扩大，1931年度总支出为14.7亿日元，1934年度猛增到21.6亿日元。其中，在军部压力下，军费增长速度最快，其在总支出中的比重，四年内由30.9%升至43.6%，远高于同期欧美各国20%左右的水平。


    新政府成立后，各地便掀起大规模的救济农村请愿运动。为解决农村经济凋蔽问题，政府专门召开第63次议会(又称“挽救时局”或“救农”议会)，采取了若干救济农村措施，如控制殖民地大米的进口，根据粮谷统制法实行米价统制，发放低利资金，救助农村产业组合和地方银行，扩大农村土木工程等公共事业。农林省还专门设立更生部，拨放2亿日元政府资金，协助地方清理农家债务，扶植生产协作组织。斋藤在告国民书号召国民“自力更生”克服经济萧条。


    斋藤政府对文官任用制度作了修改，在稳定官员队伍的名义下，设置文官分限委员会，赋予该机构审议官吏的停职、复职等权限。实际上为政党党员进入官界设置了障碍，也为法西斯主义“新官僚”的形成在制度上提供了条件。


    对社会主义运动，斋藤政府的镇压措施更加凶残。1932年10月日本共产党召开大会之际，斋藤政府下令在全国实行大逮捕，1500名共产党员和左翼分子被捕。次年2月，政府再发逮捕令，又有1500名日共党员及其同情者被捕。日共领袖岩田义道、野吕荣太郎和著名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被捕遇难。日共及其他社会主义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反动的思想统制还伸向教育。1933年2月，政府以“赤化教育”罪名，逮捕了长野县138名小学教员。京都大学教授泷川幸辰，因在其法学著作中写有“妻子有通奸罪而丈夫无此罪不合法理”一语，便被政府视为有伤国体的共产主义学说，其著作被查封，其本人被勒令退职。另一方面，政府对法西斯分子的活动采取了置若罔闻的态度。


    斋藤执政期间还采纳陆军相荒木的建议，连续五次召开五相会议(首相、大藏、外交、陆军、海军五相参加)，讨论外交与国防问题。八次召开八相会议(首相、大藏、内务、陆军、商工、农林、铁道、拓务八相参加)，讨论内政问题。虽然军方的主张尚未左右会议的形势，但却已洞开军部介入一般行政之门。


    在对外政策方面，斋藤政府的代表作是承认伪“满洲国”和退出国际联盟。在第63次议会上，斋藤迎合军部和政党的主张，明确表示要承认“满洲国”。外相内田康哉则公然叫嚣，为贯彻日本自己的主张，“即使全国化为焦土”也在所不惜，“焦土外交”由此得名。作为承认“满洲国”的先行准备，政府任命佐藤信义大将为关东军司令官、关东厅长官、赴满特命全权大使。1932年9月15日，日本政府与“满洲国”签订日满协定书，正式承认 “满洲国”。


    日本公然承认“满洲国”是对国际社会的挑战。1932年10月，国际联盟接受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开始讨论“满洲问题”。斋藤政府对报告书承认中国在“满洲”享有主权大为不满，立即发表反驳书。次年2月中旬，斋藤政府做出决定，不但不接受国际联盟的撤兵劝告，反而命日军进攻热河省。2月24日，国际联盟以42∶1(日本)通过日军撤退到满铁附属地及承认中国在满主权的议案，日本代表当即离开会场。随后，斋藤政府孤注一掷，宣布退出国际联盟。日军占领热河后，越过长城，进逼华北，迫使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签订《塘沽协定》。


    实现上述目标后，斋藤政府转而改变了外交口径，广田弘毅接任外务相后，又玩起“和协外交”的把戏，旨在巩固既得的权益，改变日本在国际上空前孤立的地位。


    1934年7月，帝人行贿丑闻败露，斋藤内阁多名成员受到牵连，在舆论的猛烈抨击下，斋藤率全体内阁成员辞职。


    斋藤辞职后就任内大臣，1936年发生“二二六” 事件时被杀。

 冈田启介

    (岡田啓介okada keisuke 1868.2.14—1952.10.17)


    出任第31届(1934.7.8—1936.3.9)内阁首相


    冈田启介(1868—1952)政治上属于斋藤实类型的“稳健派”，执政目标也是为了“维持局面”。因此，他在军部为首的法西斯势力咄咄逼人的攻势之下一再退让，对日本政治滑向反动负有责任。


    冈田启介生于福井藩士之家，海军大学毕业后长期在海军中服役，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历任海军省人事局长、舰政局长、舰政本部长、海军次官、两届内阁海军相，佩海军大将衔，1933年退出现役。


    斋藤内阁辞职后，破例召开重臣会议，推举冈田为继任首相。同上届政府一样，新内阁汇集了军界、政界和政党的代表人物，体现了“举国一致”精神。不同的是新官僚在内阁中占据了外务、内务、大藏等省的重要职位，成为冈田政府的支柱。


    冈田政府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驻“满”机构的改革。前陆军相林铣十郎留任时提出的先决条件是实现驻满机构权力一元化，冈田表示同意。内阁成立后，陆军抛出改革方案，要求取消拓务省对“满洲”的监督权，实现外交上的相对自主权。外务、拓务两省为维护本省利益，坚决反对该方案。冈田采纳了陆军的意见，同意驻满大使和关东军司令官这两个重要职务由一人担任，并在内阁中设立对满事务局，总裁即由林陆军相担任，从而大大削减了外务、拓务两省的权限，从制度上确立了陆军在满洲的统治地位。


    海军也不甘落后，要求政府在华盛顿、伦敦两海军裁军条约于1936年期满前宣布到期后失效。冈田政府一一照办，于1934年底和1936年初，分别退出上述两条约，为军备的无限扩张扫除了障碍。


    军部对政治的干预当时突出地表现在“国体明征”问题上。1935年2月18日，陆军中将、贵族院议员菊池武夫首先跳出来发难，攻击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理论，认为该学说大逆不道，有违“国体”。接着，在军部带动下，全国范围内刮起了一场围剿“机关说”运动的狂潮。在乡军人会、民间右翼团体冲在运动的最前面。政治上已经完全堕落的政友、民政两党也公然站在军部一边，不但猛烈抨击“机关说”，还率先向议会提出“弹劾美浓部学说决议案”，并使议会通过此案。美浓部是一位宪法学者、贵族院议员，他在自己的著作中阐述了议会政治的正当性，这一理论在政党内阁时期已为多数人接受，成为社会的常识，并未引起非议。对军部发起的这场运动，冈田先是采取顺其自然的态度，后来两次代表政府发表“国体明征”声明，宣称天皇机关说“违背国体的本义”，应予铲除。结果，美浓部被赶出贵族院，其著作被查封，与此学说相关的法学书籍统统禁止，政党政治赖以生存的理论基础，就这样被军部为首的反动势力乃至政党自身所摧毁了。此后在日本的政治生活中，如尾崎行雄所言，“完全享有言论自由的只有军人及其追随者”。


    冈田政府在1935年5月设立了内阁审议会，下设内阁事务局。把持该局权力的是与军部关系密切的“新官僚”，他们直接参与重大国策的制订，从政府内部推进了法西斯运动。


    在对外政策方面，冈田政府一面继续标榜“和协外交”，欺骗国际舆论，一面默许陆军不断向中国华北扩张，先后迫使国民政府签订《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策划成立冀东傀儡政权，进一步恶化了中日关系。


    在国家财政方面，由于犬养政府推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财政收支出现巨额亏空，冈田政府制订1936年度财政预算时，不得不实行所谓“健全财政”，试图把财政规模控制在上年度的水平。但是，军部对业已超过总支出一半的军费开支仍然不满，陆军要求政府把下年度新增1000万日元军费的数目提高到4000万日元，但被藏相高桥是清驳回。不过，为了安抚军方，在增加作战物资整备费问题上，政府对陆军做了让步。


    在冈田政府与军部合流，竭力“维持现状”之时，军队内部的派系斗争也在发展。陆军中的“樱会”分子在“五一五事件”之前已分裂成两派，皇道派以尉级军官为骨干，主张以武装政变方式，打倒官僚、政党和财阀，建立军人独裁政权，推行国家改造运动。统制派以佐级军官为核心，他们调整了原来的想法，认为通过公开的合法手段也能够实现军人专政，推进国家改造。他们认为，从总体战的观点出发，在军部掌握主导权的前提下，应该加强与政府、政党及财阀的合作。两派虽然根本目标一致，但实现目标的手段和方式各异，并为此展开了激烈争斗。1934年11月，皇道派军官为发动军事政变策划的“士官学校事件”被揭发，当事者认为军内的统制派压制了自己。1935年7月，陆军相林铣十郎为消除陆军中派系对立，罢免了皇道派领袖人物教育总监真崎甚三郎的职务。皇道派大为震怒，认为是军务局长永田铁山策划的阴谋。8月15日，皇道派军官相泽三郎中佐闯入陆军省局长办公室，挥刀砍死永田。之后，皇道派利用审讯相泽的机会，大肆攻击统制派、政府与财阀，并开始策划新的武装政变。


    1936年2月26日拂晓，野中四郎、安藤辉三等皇道派青年军官，以铲除“君侧之奸”之名，指挥1400多名驻京军人发动兵变。叛军分兵多路袭击并占领了首相官邸、警视厅、参谋本部、国会等枢要机关，杀死了内大臣、前首相斋藤实，藏相、前首相高桥是清，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天皇侍从长铃木贯太郎身负重伤。兵变使首都陷入一片混乱。


    冈田是叛军谋杀的主要对象，只因其妹夫兼秘书松尾长相与他酷似，被叛军误认为首相当了替死鬼，他才“奇迹般地”保住了生命。直到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下午，冈田才被人从壁橱里救起，伪装成冈田首相(实际是松尾)的一个吊唁者，侥幸溜出叛军占领的首相官邸。


    皇道派发动的“二二六” 事件是在天皇的直接干预下平息的。冈田虽幸免于难，但无法推卸责任，脱险后即向天皇递交了辞呈。


    冈田卸任后，继续作为政府重臣参与国政，曾反对对美开战并参与推翻东条英机内阁的活动，主张尽快接受《波茨坦公告》。晚年著有《回忆录》。

 广田弘毅

    (廣田弘毅hirota koki 1878.2.14—1948.12.23)


    出任第32届(1936.3.9—1937.2.2)内阁首相


    广田弘毅(1878—1948)是日本战前文官法西斯势力的典型代表，对日本建立法西斯专政、全面侵华和发动太平洋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是战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定为甲级战犯并处以绞刑的唯一文职官僚。


    广田是九州福冈锻冶町一个石匠的后代，幼名丈太郎。父母是一个月能干35天活的勤劳百姓，被邻里称为“35天先生”。广田家境并不宽裕，据说广田上小学时，常靠卖马蔺、松枝或在殡葬仪式上为人提白纸灯笼，赚些零钱贴补学费。


    广田的少时聪敏好学，写得一手好字。其家乡福冈是民间右翼团体玄洋社的驻地，初中时因学习柔道与玄洋社发生接触，接受了玄洋社倡导的忠君爱国主张。考入东京第一高中后，借助同乡的前辈、玄洋社头目头山满等人提供的捐款，办起私塾“浩浩居”。后在内田良平帮助下加入讲道馆，取得柔道二段段位。如此经历，使他与玄洋社等民间右翼团体建立了密切关系，其妻则是玄洋社成员月成功太郎之女。这些经历是他后来成为法西斯官僚的渊源。


    1905年，广田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毕业，次年领事官考试合格成为外交官候补。1907年到北京赴任，开始外交官生涯。此后直至1932年，先后在驻英国大使馆、商工省、美国大使馆、外务省、荷兰公使馆、苏联大使馆任职，历任外务省欧美局局长、驻荷公使、驻苏大使。为签订日英同盟、起草对华二十一条效过力。


    广田是个积极的对外扩张主义者，同时是个较为老练的职业外交官，对大隈内阁以“最后通牒”方式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要求和内田康哉的“焦土外交”曾持保留态度，主张以巧妙温和的方式实现日本的目标。


    1933年9月，广田接替内田康哉任斋藤实内阁外相。鉴于政府已承认满洲国，退出华盛顿、伦敦海军条约和国际联盟，“焦土外交”所要达到的短期目标已经实现。为改变日本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维护和扩大在华权益，他上任后宣称开展“和协外交”，并在“和协”的幌子下与中国政府谈判，实现了中国与“满洲”通车，恢复中日通邮，甚至使两国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一度使“九一八” 事变后日趋紧张的中日关系出现某种缓和迹象。但是，广田外交不过是侵略外交的另一种形式，是以“使中国追随(日本)帝国的方针”为前提的，实质上是侵略者要把侵略变成即成事实，还要让被侵略者与侵略者保持“亲善”的强盗外交。


    1935年8月，广田连任冈田内阁外相，经与军部大臣协商，制订了对华交涉三原则，即所谓“广田三原则”。这三项原则的内容是，国民政府要彻底取消排日言行，采取依附日本的亲善态度；事实上承认满洲国；与日本携手反共。这不仅使“和协外交”具体化，也暴露出广田与军部法西斯势力是一丘之貉。与此同时，在华日军的侵华行动从未停止，大搞所谓“华北自治”运动，继而炮制了冀东傀儡政权。华北的紧张局势，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1936年发生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再次实现合作。中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宣告了“和协外交”及“广田三原则”的彻底破产。


    1936年3月，冈田内阁因“二二六” 事件垮台后，广田受命组阁。


    广田内阁是一届完全按军部意图建立的政府。组阁工作刚一开始，内定担任陆相的寺内寿一便发表谈话，声言新内阁不能是自由主义的、维持现状的内阁，必须排除拥护议会中心主义、拥护政党政治的政治家入阁，内阁成员必须与军部步调一致。陆军推选陆相时提出条件是，新内阁必须在强化国防、“国体明征”、稳定国民生活、刷新外交等四个方面体现出“庶政一新”。


    对于军方的要求，与其说广田是一味屈从，不如说是欣然接受。陆军点名反对的入阁人选，他一律更换，“庶政一新”的四点要求，他全盘采纳。


    “二二六” 事件后，社会上发出“整肃军队”的强烈呼声。陆军中的统制派借“肃军”之名，彻底清除了皇道派，牢牢控制了军队，并以防止退役皇道派将领担任军部大臣为由，恢复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加强了军部干预政治的实力，从制度上完全掌握了对政府命运的生杀予夺大权。对此，广田一概听之任之，通力“合作”。


    1936年8月，广田召开五相会议，按照军部早已拟好的计划，制订了《国策基准》和《帝国外交方针》，确定以美苏为主要敌手，同时防备中国、英国的南北并进国防方针。根据这一方针，政府开始着手建立适应总体战的国内统制体制，编制了比上年度增加30%的庞大财政预算，重点用于扩大军备开支。此外，政府公布了《不稳文书取缔法》、《总动员秘密保护法》、《思想犯保护观察法》三法律，旨在全面加强思想统制。


    在对外关系上，广田内阁积极与法西斯德国勾结，于1936年11月，签订了《日德防共协定》，向着建立国际法西斯联盟迈出了重要一步。


    可以说，广田执政时期，已经为法西斯专政体制的建立铺平了道路。


    1937年1月，政友会议员浜田国松在众议院大会上猛烈抨击了军部的专横，上演了浜田与陆相寺内“切腹问答”的一幕，由此引起政党与军部的正面冲突。寺内要求广田解散众议院，广田害怕引火烧身，遂提出辞职。


    1937年6月，近卫文麿第一次组阁，广田再任外务相。7月，日本全面侵华，广田外交随着日军在战场上的得逞彻底剥下了虚伪的面纱，到近卫发表“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声明时达到了极限。但是，“和协外交”变为恫吓外交后，不但未使中国人民屈服，反而激发了抗战到底的斗志。近卫政府为这一外交政策上的失算懊悔不已，广田因负有直接责任，近卫改组内阁时将其罢免。


    退出近卫内阁后，广田作为政府重臣，仍为不断扩大侵略战争献计献策，直到日本战败投降。


    1948年12月23日，广田在巢鸭监狱被处以死刑，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林铣十郎

    (林銑十郎hayashi senjuro 1876.2.23—1943.2.4)


    出任第33届(1937.2.2—1937.6.4)内阁首相


    林铣十郎(1876—1943)是30年代陆军上层统制派代表人物之一，他主张在日本实行军部法西斯统治，而其本人却缺乏驾驭政治的能力，他所组织的内阁，是日本战前仅次于第三次桂内阁的短命内阁。


    林铣十郎是金泽市人，毕业于陆军大学，日俄战争时从军，曾留学德国。历任日本驻国际联盟陆军代表、东京湾要塞司令官、陆军大学校长等职。1930年出任朝鲜军司令官，卸任后连任斋藤、冈田内阁陆相。


    当时的日本军人普遍目空一切，自行其事而不听上级调遣，林铣十郎就是开“下克上”风气的始作俑者。1931年，关东军发动了侵占中国东北的“九一八” 事变，时任朝鲜军司令官的林铣十郎，不经军部批准，便擅自下令驻朝日军越过鸭绿江增援关东军，“越境将军”由此得名。事后，林居然安然无恙，未受到任何制裁。


    林秃顶，平素留着长长的八字胡，庄重威严且显宽厚大度的神态，其实不然，林性情乖僻，刚愎自用，为了实行自己的主张，可以不念旧情，翻脸不认人。担任冈田内阁陆相时，为“统一”陆军，断然撤掉军内拥有很大势力的皇道派领袖真崎甚三郎大将的教育总监职务，导致陆军中统制派与皇道派公开决裂，是引发“二二六” 事件的重要根源之一。


    “二二六” 事件后，林在陆军“肃军”中退出现役，似乎成了事件的殉葬品，然而广田内阁辞职后，他却被推上首相宝座。


    林当上首相有一段插曲。本来，西园寺等已推荐宇垣一成组阁，宇垣也欣然从命，着手组阁工作。但石原莞尔等陆军中坚将校认为宇垣上任不利于推进他们拟定的国家革新计划，策动陆军首脑部拒绝推举陆相，运用军部大臣现役制这一有力武器，迫使宇垣内阁流产。接着，石原等人策划由林铣十郎组阁并获得成功。


    由于这一背景，林受命上任后立即把石原等“满洲帮”作为智囊。但是，在陆相人选问题上，石原派与陆军首脑部出现分歧，前者力举板垣征四郎，后者坚持教育总监中村孝太郎不让。在二者必择其一的情况下，林基于自己的判断选择了后者，“满洲帮”暴跳如雷。林就是这样的人，后来对付议会时也是一样的“独断”。


    彻底排斥政党成员加入内阁是新政府的特色，林身兼首相、外相、文相三职更是引人注目。


    新政府成立后的2月15日，林在贵、众两院发表施政演说，声称新内阁的施政纲领由“敬神尊皇”与“祭政一致”、“发展独特的立宪政治”、“举国一致的对外政策”、“充实国防军备”、综合发展事业”等五方面组成，为此必须“断然实行适合时宜的革新”。对这个字句微妙难懂、缺乏具体内容的政纲，连西园寺都感到“实在费解”。但有一点很清楚，林要彻底踢开现有政党，建立一个亲军阀的法西斯党，并依靠这个政党来实行他所说的“独特立宪政治”。


    林上台时，新年度早已开始，林政府必须赶快通过新财年的政府预算。藏相结城丰太郎根据财界的要求，对前内阁制订的30亿日元预算草案做了压缩，削减开支2.6亿日元，被削减的部分主要是社会政策费和地方交付金，军费数额未变，直接军费额在总支出中所占的比例，由上年度的46.4%提高到50.1%。这个以损害国民利益为前提而使军部和财界都满意的方案，被舆论斥为“军财抱合”。第70次议会审议政府预算期间，林大献殷勤，态度诚恳，政府方案顺利通过。


    但是，议会通过政府预算案后的第三天，林突然宣布解散议会，理由是现议会“阻挠重要法案通过”，“对审议缺乏诚意”。这里林所指的是前内阁遗留下来的其他待审法案。对这种“过河拆桥式的解散”，舆论抨击林是“第二次越境”。林的如意算盘是，通过解散议会，重新建立一个完全由亲军阀政党控制、对政府俯首听命的议会。然而他所期待由近卫文麿组建大政党的计划尚无头绪，如此仓促地解散议会实属蛮干，这也恰好暴露了其政治上的愚昧无知。


    第20届大选结果完全与林的意愿相反。众议院的466个席位中，民政、政友等在野党议员数超过400人，政府与党只获得30个议席。林弄巧成拙，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按照常理，林应该承认失败，引咎辞职。但是，林恋栈不走，抱紧权柄不放，还在地方官会议上大言不惭地说，“观察议员有无反省是我的义务”。


    林的狂妄态度终于激怒了一再屈让的政党。民政党和政友会共同召开“打倒林内阁两党联谊会”，在要求内阁辞职的声明中，谴责“林根据主观见解，肆意解释钦定宪法，是对50年来宪政的蹂躏，罪不容赦”。一场声势浩大的倒阁运动由此展开。


    倒阁运动使林成为众矢之的，再也无法赖在首相宝座上不走。5月31日，林率内阁成员灰溜溜下台。自“政党内阁”结束后，政党势力每况愈下，此次政党势力虽然联合起来将林赶下台，但近代日本的“宪政”已成明日黄花。近卫上台和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日本无可挽回地进入军部法西斯势力主宰的黑暗时代。

 近卫文麿

    (近衞文麿konoe fumimaro 1891.10.12—1945.12.16)


    出任三届内阁首相：


    第34届(1937.6.4—1939.1.5)


    第38—39届(1940.7.22—1941.10.18)


    近卫文麿(1891—1945)是日本战前公卿政治家、法西斯主义代表人物、发动全面侵华及太平洋战争的罪魁之一。


    1891年10月12日，近卫出生在门庭仅次于天皇家的五摄家(即藤原豪族的近卫、九条、鹰司、二条、一条等五家。摄家是具有担任摄政、“关白”资格的门弟)之首近卫家，其远祖中臣镰足是大化革新时期的功臣，曾协助中大兄皇子发动政变，一举诛除跋扈于朝廷的豪族苏我氏，推行大化革新，因功官拜大织冠(大化革新时制订的天皇下最高官职)，得天皇赐姓藤原。曾祖父近卫忠熙是明治天皇之父孝明天皇的心腹重臣。父亲近卫笃麿历任贵族院议长、学习院院长、枢密顾问官等要职。


    近卫文麿作为藤原家族的嫡流、近卫家250年来第一个由正妻所生的长子，出生之日起即被视作掌上明珠，受宠无度，曾祖父为他出生高兴得连连题诗，其父常在他身上拴着绳子以防跌倒。还在近卫穿学生服的时代，前内阁首相，当时的政府元老、首相推荐人西园寺公望初见他时，也得以“阁下”相称。后来近卫作为政府重臣参加御前会议时，天皇面前人人诚惶诚恐，毕恭毕敬，欠身端坐，唯近卫可以不拘小节，近卫的身份和地位由此可见一斑。在那个封建气息极为浓郁的时代，高贵的血统是近卫登上日本最高政治舞台的资本。


    由于近卫家与天皇家如此深厚的渊缘，近卫从小受到“天皇家屏藩”的严格家教与训练，三岁时祖母带他参拜皇室，尊皇尽忠的封建伦理在心中根深蒂固。


    近卫的父亲近卫笃麿是个狂热的大亚细亚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首倡“东洋乃东洋人之东洋”理论，并创立东亚同文会。父亲的思想主张对近卫有很大影响。


    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近卫文麿，同时也接触到20世纪后世界资本主义文明的气息，使他形成了独自的气质。近卫出生的第八天，母亲死于产褥热，直到他长大成人，才知道现在的母亲只是他的继母或姨母(他母亲的妹妹)，这使他“开始感到人生不过是谎言的编织物而已”。近卫13岁时父亡，成为近卫家族主，继承了世袭公爵爵位。过早当家立业，促使他形成自负、执拗的性格。他几乎不崇拜任何历史人物，甚至对蜚声日本的日俄战争英雄乃木希典大将和东乡平八郎元帅也不以为然。但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曾担任英国首相的鲍尔弗勋爵，因为鲍尔弗执政前默默无闻、执政后一鸣惊人，显示了卓越的效率和才干。表面看去，近卫文质彬彬、风度翩翩，主张“叫花子也是宾客”，其礼贤下士、平易近人的君子之风为他换取了很好的名声。但实际上，他老练世故，多疑善变，心地冷酷。内心深处隐藏着“根深蒂固的贵族思想”。近卫有几个妻子，他常和孩子们、包括情妇所生的孩子一起嬉戏玩耍，没有多少日本式家长的威严，倒像个美国式的父亲……


    1909年4月，近卫从贵族院子弟学校中等科毕业后，转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英文科学习。1912年3月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科，后转入京都大学改学法律，1916年，以世袭公爵身份担任贵族院议员。


    1917年，近卫从京都大学法学科毕业，同年经西园寺推荐入内务省工作。1919年1月，随西园寺参加巴黎和会。此间，他先后发表《排除英美本位的和平主义》、《战后欧美见闻录》等文章，阐述了对国际政治的看法。近卫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既成的强国”与“要求打破现状的国家”间的战争，美英垄断殖民地的现状，“有悖人类机会均等原则”，“德国要打破此种现状，诚为正当要求”，“日本不能不给予深切的同情”，“领土狭小、原料缺乏的日本”，“为了生存的需要，只能像战前德国那样，做出打破现状之举”。他确信，日本“向外扩张，诚为顺乎自然之势”。可以说，从青年时代起，近卫就树立了侵略有理的思想基础，并以此指导一生的活动。


    为贯彻自己的政治主张，近卫积极参与各种政治活动。1921年，联络部分贵族院议员，组成宪政研究会，推进了贵族院的“改革”。1922年，任其父开创的东亚同文会副会长。1926年，任东亚同文书院院长。在20年代，他还参与组建火曜会、日本青年会、新日本同盟、二五会等团体，培植势力，扩大政治影响。1931年，任贵族院副议长。1933年，任贵族院议长，进入国家最高权力中枢。


    30年代的日本，在世界大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下，经济凋敝，社会动荡，人民生活困苦不堪，以军部为核心的法西斯势力，把摆脱危机的希望寄托在对外发动侵略上，1931年关东军蓄意制造的“九一八事变”，便是基于这样的背景。


    军部的扩张主义行径，引起了近卫的共鸣，他撰文赞颂“军部有一个把日本引向何处的明确目标与计划”，认为少壮军人自“满洲事变以来所推进的方向，是我日本必走的命运之路”，当然也是他自己“必走的命运之路”。


    1936年，冈田内阁因“二二六” 事件垮台，元老西园寺曾推荐近卫组阁，但近卫对发动这一事件的皇道派军人持同情态度，对善后处理感到为难，便以健康原因推辞。其后成立的广田内阁和林内阁，皆因无法控制局面短命而终。林内阁辞职后的1937年6月4日，第一次近卫内阁宣布成立。


    虽然想法不同，各怀鬼胎，但无论元老、重臣，还是军部、政党、财界和民间右翼势力，都拥护近卫的上台。的确，高贵的血统，46岁的年华，因有推辞首相之举而给人以无权力欲的印象，近卫的“条件”无人可比。对统治阶级来说，近卫的出马是众望所归。


    近卫上台后，最大限度地满足了统治阶级各阶层利益的共同要求，那就是大力推进对外扩张。他在组阁当天的讲话中宣称：“我国属于‘非持有国’类型，必须确保我民族自身的生存权力，我国的大陆政策是建立在这个确保生存权利的必要之上的”。新政府负有实现“国际正义”的使命，而“实现国际正义的较好方法，是获得资源的自由，开拓销路的自由，为开发资源所需劳动力移动的自由”。这无异是一纸赤裸裸的夺取殖民地宣言。


    近卫上台一个月又三天的1937年7月7日，驻华北日军发动芦沟桥事变，点燃了全面侵华的战火。7月底，华北日军与前来增援的关东军、朝鲜日军攻占了京津地区，并继续向华北腹地进犯。8月13日，日军开辟上海战场。11月12日占领上海，旋即攻占京沪铁路沿线城市。12月13日占领南京，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事件，中国军民30万人遇难。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和广州，半个中国沦陷。


    日本著名史学家井上清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后，近卫及其政府“比军部更主动地扩大和推进了战争”。芦沟桥事变发生后的7月9日，近卫内阁一度决定采取“不扩大方针”。但7月11日忽然声明出兵华北，增派七个师团。“八一三” 事变后，近卫内阁彻底抛弃不扩大方针，决定“采取断然措施”“对华一击”。到日军占领南京时，近卫内阁的对华强硬态度达到顶点。1938年1月，近卫发表第一次对华声明，宣称“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同时紧锣密鼓地拼凑亲日傀儡政权。这一恫吓政策失败后，近卫又接连发表第二、第三次对华声明，向蒋介石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和“亲善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的所谓“三原则”。


    近卫的对华政策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完全是基于对侵华战争形势的判断。起初的所谓“不扩大”方针，是要在不扩大使用武力情况下，通过外交手段扩大在华权益。随后放弃“不扩大方针”，扩大军事行动，是实现同一目的的手段变换。最后在他看到武力不能征服中国时，便玩弄起“和平诱降”的把戏。近卫的战争强盗逻辑恰似一个拦路抢截的强盗，若被抢者俯首听命交出财物，强盗何乐不为？被抢者如欲反抗，强盗就凶相毕露，诉诸武力。


    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近卫内阁在国内全面建立了天皇制军事法西斯专政体制。1937年11月，政府发布国家总动员令，次年3月，议会通过国家总动员法。这一法律，将国民生活完全置于战时统制之下，从根本上取消了议会的权力和作用。


    1937年10月15日，近卫内阁颁布内阁参议官制，任命10名政府参议官(军界4、政党3、财界2、外交1)，委以“就支那事变方面的重要国务参与内阁筹划”的权限。同年10月20日，在近卫的建议下，为协调战时军政关系，设置大本营联络会议。1938年1月，天皇亲临会议，开创了御前会议制度。此后，有关内政外交的重大决策均在御前会议上制订，改变了以往国家权力机构分散、互相牵制的局面，以保证战时需要。


    为支撑规模空前、旷日持久的侵华战争，近卫内阁强制推行战时经济体制，先后颁布了《军需工业动员法》、《重要工业统制法》、《临时资金动员法》、《贸易调整法》等重要法律，大力扶植军事工业。为保证上述法律的实施，政府于1937年10月将企划厅和资源局合并为企划院，使之成为战时经济统制的中枢机构。同年12月为保证劳务动员，成立了厚生省。


    在思想统制方面，近卫内阁于1937年8月召开专门会议，制订《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纲要》，提出“举国一致”、“尽忠报国”、“坚忍持久”三大口号，煽动民众为侵略战争卖命。9月，政府在日比谷公园召开国民精神总动员大会，近卫亲临演讲。10月，在内相、文相的直接参预下，纠合74个团体组成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联盟，让这一御用团体充当侵略政策的吹鼓手。在白色恐怖下，言论、结社自由被取缔，所有反法西斯的民主势力都遭到残酷镇压，“日本无产党”、“全评”、“劳农派”等合法左翼组织被解散，其领导人和进步人士被捕，中间势力急剧右转，右翼势力的气焰更加嚣张。


    但是，日本法西斯打错了算盘。由于国共合作、全民抗日，到1938年底，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军事上不能打败中国，诱降阴谋未见成效，日本的统治阶级开始对近卫内阁不满。恰在此时，在与德国签订军事同盟问题上，政府与陆军的意见相左，近卫协调无果，于1939年1月辞职。


    近卫辞职后就任枢密院议长，目睹了平沼、阿部、米内三届内阁的兴衰。1940年7月22日再次上台。


    第二次近卫内阁为强化国内法西斯体制抛出了新花样，开展了所谓新体制运动，亦称“近卫新体制”。近卫声称，开展新体制运动是“为应付前所未有的内外动荡局势，建立强有力的举国政治体制”，使“一切政党、派别、经济团体和文化团体统归于公益优先的精神之下”，“官民协同”，“实践翼赞大政的臣道”。


    近卫新体制的内容包括：政治上效仿希特勒的纳粹党，由近卫本人发起建立直接辅助天皇的政治组织大政翼赞会。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近卫开始筹建新党。组阁前的6月24日，辞掉枢密院议长职务，全力实施该计划。第二次近卫内阁成立约一个月后，各种政党和团体，或自动解散，或被强制取缔。在“不要误了公共汽车”的口号下，形形色色的法西斯分子纷纷投入近卫怀抱。10月12日，大政翼赞会宣布成立，近卫亲任总裁，宫廷贵族、军政官僚及法西斯头目分别担任会内要职。大政翼赞会还在各都、道、府、县设立支部，由当地知事任支部长，将居民编入“邻组”组织，法西斯统治登峰造极。


    1940年12月，近卫内阁通过《经济新体制纲要》，为实现“国民经济一体化”，强化国家的战时经济统制，设立钢铁统制会等产业统制机构，以保证战争物资的生产和调配。同时还成立全国金融协议会，颁布资金运用令，强化了金融统制。


    此外，近卫内阁还制订了《确立劳动新体制纲要》，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大规模的产业报国运动，强令所有产业和行业成立报国会，通过劳务统制，把国民驱赶到为战争服务的轨道。


    第二次近卫内阁成立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已有一年，德国法西斯以闪电般的速度，先后灭亡波兰，占领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兵锋直逼英国。对于侵华战争中陷入泥潭的日本法西斯来说，德军的“胜利”既是巨大鼓舞，也是强烈刺激，新政府必须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调整战略，拿出新对策。对此，近卫组阁时挑选了两个重要人物，一是陆相东条英机，二是外相松冈洋右。前者是狂热的扩张主义者，强调“闪电”效率，有“剃刀东条”之称；后者是老牌殖民主义者，能言善辩，有“说话机器”和“五万言先生”之名。此二人入阁后，成为近卫推行军事侵略和外交政策的左膀右臂。


    新内阁宣布成立的三天前，近卫召集已内定为陆相和外相的东条、松冈等在荻洼密谈，拟定出新内阁的内外方针，后又根据形势变化，确定了以“八纮一宇”精神为指导，以“日满华为基础”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战略基调。


    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实现“与德意三分天下”的梦想，近卫内阁在加强中国占领区统治、保持对华军事优势的前提下，加速“南进”准备，以夺取英美的势力范围东南亚地区。为此目的，经松冈外相斡旋，1940年9月签订了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次年4月又与苏联签订“日苏中立条约”，企图通过外交手段压美英对日本的“南进”采取绥靖政策。但是德国入侵苏联后，这一计划实际上已宣告破产。


    然而，日本不愿放弃既定的“南进”计划，在1941年7月2日的御前会议上，再次确认“南进”政策并“不辞与美英一战”。同时两手准备，一面继续与美国谈判，谋求以外交手段解决问题，一面制造“北进”假象，加紧备战，一旦谈判破裂，即行对美英开战。1941年7月16日，近卫以内阁辞职的方式，撤换了对贯彻这一方针不利的外相松冈洋右。


    随后成立的第三次近卫内阁只更换了个别成员，既定的政策方针保持不变。9月6日召开御前会议，决定以10月上旬为限，如日本的要求“仍无实现的希望，便立即对美、英、荷开战”。对于“南进”和御前会议的决定，近卫始终是积极赞同者，但到10月上旬日美谈判仍无进展时，其思想又发生变化，感到对美开战尚无“百分之百”的取胜把握，与东条的立即开战主张产生分歧，最后选择了辞职。


    近卫于10月16日下台后，仍作为政府重臣参与重大国策的制订，太平洋战争后期还提出过尽早结束战争之类的主张。但他的思想出发点不是日本国民的命运，而是“保存国体”和防止“共产主义蔓延”。日本战败投降后，还担任了东久迩内阁国务相和币原内阁“内大臣府御用挂”。


    1945年12月16日晨，近卫为逃避人民的审判，在美国对日占领当局发出对他的逮捕令后服毒自杀。


    对近卫文麿这样一个罪孽深重的甲级战犯，战后日本有 “悲剧政治家”、“无能政治家”之类的评论，有人甚至为他开脱罪责，然而这些评论有违事实，站不住脚。近卫一生三次组阁，发动并组织了全面侵华战争，准备了太平洋战争，在建立与强化国内法西斯体制方面费尽心机，“国民精神总动员”、“持有国、非持有国”、“新体制”、“大政翼赞”、“臣道实践”、“八纮一宇”、“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等政治语言，都是他创造并付诸实施的，他起到了军部法西斯分子起不到的作用，理应受到正义的谴责和历史的审判。

 平沼骐一郎

    (平沼騏一郎hiranuma kiichiro 1867.10.25—1952.8.22)


    出任第35届(1935.1.5—1939.8.30)内阁首相


    平沼骐一郎(1867—1952)是战前日本文官法西斯分子代表，素以极端反共著称。


    1867年，平沼出生在津山藩(今冈山县)武士家庭。1888年于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毕业后，长期在司法省任职。历任司法省民刑局局长、最高检查院院长、最高法院院长、司法次官、第二次山本内阁法相等职。1924年任贵族院议员、枢密顾问官，1926年被授男爵，任枢密院副议长，1936年升任枢密院议长。


    平沼外表“举措严谨，难得一笑”，一副“性格阴险”相，实际上也是“表里如一”。他效忠天皇，为把天皇专制体制推向极端不遗余力；视共产主义为洪水猛兽，必欲根除而后快。1910年5月，第二次桂内阁在全国实行大搜捕，逮捕社会主义分子及其同情者数百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逆事件”。次年，幸德秋水等24人被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当时平沼骐一郎任民刑局长，后升任最高法院检查官，是直接审理这一案件并决定最后判决的主要人物。然而，这段罪恶的丑行竟成为平沼引为自豪的经历，事后提及此事时，他还洋洋得意地说：“要现在审理这样的大案，我不知道是否能这样解决，恐怕要用10年时间吧！”


    平沼作为执法官，对国民毫不手软，对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却是另一副面孔。1914年第一次山本权兵卫内阁时期，海军官员接受德国西门子公司贿赂丑闻败露，牵涉到首相山本和海相斋藤实。时任最高检查院院长的平沼本已掌握了斋藤受贿10万日元的证据，但却秘密压下不予追究，反诬这是德皇威廉二世策划的阴谋，欺骗舆论，蒙混过关。事后，平沼供认，这样做的初衷是“不能伤害天皇统率下的海军”。对维护天皇制是否有利才是平沼内心的法律准绳。


    从镇压“大逆事件”起，平沼在司法省大力培植亲信，逐渐形成以该省官僚为基础的“平沼阀”势力。


    1924年虎门事件发生后，平沼网罗司法省的部分官僚、军官、右翼学者和民间法西斯分子，成立国本社并出任会长。国本社在全国设立了170个支部，发展会员20万人，其舆论阵地是《国本新闻》和《国本》杂志。国本社是日本最早的由政府官员发起的右翼团体，按平沼的话说，“我们的任务是不能让红色势力得逞，必须予以扑灭。于是我想从民间做起，首先要教育青年一代”。至1936年解散止，国本社在平沼的领导下，以普及“国民教化”的名义大力宣传天皇至上思想，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及民主主义，推动了日本法西斯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民主主义长足发展，经过第二次护宪运动，日本进入所谓政党政治时代，资产阶级政党为争取舆论倡导的“实行普选”口号已经有了兑现的条件。一贯反对普选制的平沼知道普选已是“大势所趋”，但又不甘心束手就范，于是策划了“甜果”加“大棒”的毒计，以枢密顾问官身份操纵枢密院向加藤高明内阁施压，使议会在通过普选法的同时，也通过了《治安维持法》。《治安维持法》不仅是用于镇压共产主义运动的，正如平沼事后所言，它也是遏制资产阶级民主的枷锁。


    随着30年代后法西斯运动的兴起，以平沼为代表的文官法西斯势力在政府中得势。从司法界起家的平沼，经过枢密院的十余年经营，扩大了势力和影响，到第一次近卫内阁辞职后，连向来对平沼无好感而抱有戒心的元老西园寺，也无法限制平沼的“发展”了。1939年1月，国民中无“人望”、政府有势力的平沼骐一郎接替近卫组阁。


    平沼内阁不仅保留了前内阁的多数成员，而且沿袭了前内阁的施政方针。平沼在施政演说中声称，新内阁将进一步加强战时体制，全力解决中日战争。为此，第74次议会通过了政府提出的空前庞大的财政预算案。1939年度总开支96亿日元，其中一般开支仅为37亿日元，余者皆为追加或临时军费，收入不足部分的62亿日元，靠增加税收2亿日元和发放60亿日元公债解决。平沼内阁还根据总动员法，向议会提出并通过了89项法案，其中多数为经济立法，实现了以法律为依据，对生产、贸易、资金、物价、劳务等国民经济生活的全面统制。对所谓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平沼内阁的新措施是，在已有的总动员中央同盟之外，又设立以荒木贞夫文相为委员长的国民精神总动员委员会，自上而下推进奴化教育，驱使国民为侵略战争卖命。但是，由于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出现了两个并行的中央领导系统，实际效果甚微。


    在对外关系上，平沼内阁时期日本的侵华战争依然一筹莫展，在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下，武力征服或“和平工作”均无起色。


    近卫内阁时期遗留下来的是否缔结日德意反共协定问题，是平沼内阁对外政策的重大争论点。陆军和日本驻德、意大使强烈主张将这个协定缔结成一个全面的军事同盟，海军和宫廷集团则主张同盟的对象仅限于反苏反共，力求避免刺激英美。在平沼执政的近八个月里，五相会议就日德意三国同盟问题反复讨论了70余次，结果还是无法统一意见。


    在平沼内阁争论不休，对德谈判迟无进展之际，关东军继上年在张鼓峰地区挑衅苏联军队被挫败后，1939年5月又在中蒙边界的诺门坎地区制造事端，酿成日苏间长达三个月的大规模武装冲突。8月，苏军集中优势兵力，在飞机和坦克掩护下，对入侵的日军进行反击，日军第23师团几乎全军覆灭，损失两万多人。经此沉重打击，日军再不敢轻易在中苏边境玩火。


    诺门坎事件加剧了日苏间的紧张关系，促使日本在反共道路上更加靠近德国。然而，世界形势变化莫测，希特勒德国为吞并波兰，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玩弄外交阴谋，于8月23日突然与宿敌苏联签订了德苏互不侵犯条约。这一消息好似晴天霹雳，平沼听到消息后手足无措，惊呼“欧洲天地出现了复杂离奇的新形势”，不知道如何去应对。8月28日，平沼率内阁辞职。


    平沼下台后最关心的还是如何维护天皇制和防止日本“赤化”，他以怀疑一切的目光审视日本发生的一切，以至达到神经质的地步。在他看来，1940年近卫文麿再次上台后组织的法西斯党大政翼赞会，有使日本“变红”之虞，认为“凡是进入这里的人，不论是否军人，其中都有红色人物，情况的发展相当严重”，担心如此下去，日本将“变成大政翼赞会的天下，皇室要被废除”。因此，他再三劝说近卫不要把大政翼赞会搞成一个政党。在担任第二次近卫内阁内务相时，平沼把粉碎“红色势力”的活动作为头等要务。1941年春，他在幕后操纵，揭发了所谓企划院事件，竟将和田博雄等一批军部、大政翼赞会组织局成员视为“同情共产主义，企图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分子。按照平沼的思想逻辑，部分军人竭力推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目的，是“借战争把国内搞乱，以便普及红色思想”。在他眼中，甚至东条英机这样的战争狂也带有“红”味了。基于这种怪诞的想法，他建议在不损害天皇制的前提下，尽早结束战争，向同盟国投降。


    战后，在国际正义力量的压力下，平沼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押上审判台，法庭认定平沼“虽不是用枪炮作战的军国主义者，却是以其思想及熟练的智力持续作战的诡辩家”，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政治责任，结论是：甲级战犯，处以无期徒刑。


    1952年8月22日，平沼骐一郎在巢鸭监狱服刑间病死。

 阿部信行

    (阿部信行abe nobuyuki 1875.11.24—1953.9.7)


    出任第36届(1939.8.30—1940.1.16)内阁首相


    阿部信行(1875—1953)是个“惯用处世术”的“政治型军人”，在日本深陷侵华战争泥潭、内外矛盾重重的危难时局下被推上政治舞台，成为日本内阁史上又一个来去匆匆的过客。


    1875年，阿部出生于石川县金泽市。在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时，与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一起，成为第九期学员的佼佼者。陆军大学毕业后，历任参谋本部总务部长、军务局长、田中内阁陆军次官、台湾军司令官、军事参议官等职，佩陆军大将衔。“二二六” 事件后退出现役，任日中同文书院理事长等闲职。


    阿部善于辨别政治风向，颇懂“明哲保身”之术。宇垣一成在军界得势时，他是公认的宇垣派，在军内横行无阻。与近卫文麿私交甚厚，与木户幸一是亲家，故在战时“非常时期”，越过先做内阁大臣的必要阶梯，直接当上了首相。


    1938年8月底，平沼骐一郎苦无打开对华战争局面的对策，又被瞬息万变的欧洲局势弄昏了头脑，留下“复杂离奇”声明后辞职。在近卫和陆军的推举下，阿部信行受命组阁。


    阿部上台，是统治阶级上层迫于内外交困局势所做的“不得已”选择。对于新任首相，裕仁天皇通常是下达“遵守宪法”、“防止财界剧烈变动”、“避免与国际联盟的不必要磨擦”之类的原则性指令。但阿部组阁时，天皇却破例指示说，“应采取与美英协调的外交方针”，陆相人选要从梅津美治郎和畑俊六两人中选择。这一非同寻常的举动，表明统治集团内部的危机已发展到须由天皇直接干预的程度，也表明天皇自始便对阿部的统制能力有所保留。


    阿部于1939年8月30日走马上任。两天后的9月1日，德国发动“闪电战”突袭波兰。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9月4日，阿部内阁发表声明称：“当此欧洲战争爆发之际，帝国将不介入，专力解决日华事变”。阿部解释说，采取“自主外交”并“不意味孤立外交”，日本为解决中国问题，将与所有同情日本立场的国家搞好协调关系，他还希望试图阻止日本实现上述目的的国家“反省”。阿部的这种机会主义态度，是要对德国再看一看，对美英则采取稳住、软化的策略。


    所谓全力解决中国问题，实际并没有什么新招术，不过是沿袭上届政府的对华方针，推进所谓“和平工作”。具体是利用汪精卫这个中华民族败类，建立亲日傀儡政权，达到以华制华、长期统治中国的目的。经与汪精卫多次谈判，1939年底，日汪缔结“日华基本条约”，但未等到汪伪政权建立，阿部内阁便已先行倒台。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冲击了美国的在华利益，威胁到美国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势力范围，引起美国的极大不满和不安。阿部内阁认识到，要想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缓和日趋紧张的日美关系是必不可少的一环。为使美国在中国问题上采取绥靖政策，必须维持日美通商航海条约。但是，美国已预告，该条约到1940年1月26日期满后将自行失效。这意味着美国可以随时限制乃至全面禁止对日出口，而一旦关系断绝，势必对日本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对华战争将因为战略物资的短缺变得更加困难。对阿部内阁来说，能否抓住机会，续订日美通商航海条约，是一次严峻考验。为此，阿部起用办事稳健的海军大将野村吉三郎为外相，主持对美谈判。由于日美双方在对华权益上的主张相距甚远，谈判宣告失败。1941年1月，日美通商航海条约期满后自动失效，两国进入无条约时代。


    阿部内阁外交上一事无成，内政上也接连失策。军部为确保中国及亚太地区的资源，适应总体战需要，提出将外务省通商局独立出来，升格为贸易省。财界鉴于通商贸易上的困难，也希望贸易行政一元化。10月初，内阁作出了新设贸易省决定。但是，外务省主要官员为维护本省权限，以外交一元化为由，坚决抵制政府决定，并以辞职相要挟。阿部见气氛不对，紧急撤消了政府决定，其政治上的无定见暴露无疑。


    阿部的失政还表现在制订物价政策上。旷日持久的侵华战争和战时经济统制的实施，破坏了国民经济的基础，国民的日常生活日趋艰难。物资短缺，物价上涨，连火柴、肥皂等生活必需品也在市场上消失了。阿部内阁不顾人民死活，于1939年11月调整米价统制政策，把糙米价格由每石38日元提高到43日元，同时规定了食品、金属制品、燃料、丝绸制品的公定价格，颁布价格冻结令和工资冻结令。这些政策的推行，使黑市贸易盛行、黑市价格暴涨，对于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劳动大众不啻釜底抽薪。


    内外政策的失败，激起了民众对政府的不满，也使统治阶级大失所望。1939年12月第75次议会召开时，各政党自发地组织起来，联名提出对内阁的不信任案，要求阿部下台。阿部改组了内阁，启用了两名政党人士，企图瓦解政党的攻势。但是，政党的倒阁运动没有停止，再次发动276名议员联名上书弹劾政府。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阿部还指望陆军支持他强行解散议会。但军部对阿部已失去信心，担心解散议会会进一步助长国民的反军厌战情绪，遂决定抛弃阿部。海军首先发表 “反对解散议会” 声明后，陆相烟俊六约见阿部，希望阿部从大局出发选择下野。这样，被陆军抬上轿子的阿部，执政仅四个半月，又被陆军从轿子上拉了下来。


    阿部卸任不久，出任驻汪伪政权全权大使。第三次近卫内阁下台后，他作为政府重臣，支持东条英机上台执政。1942年2月，任翼赞政治体制议会议长，后任翼赞政治会总裁。1944年出任末任朝鲜总督。


    日本战败投降后，阿部信行被定为战犯，后免予起诉。

 米内光政

    (米内光政yonai mitsumasa 1880.3.2—1948.4.20)


    出任第37届(1940.1.16—1941.7.22)内阁首相


    米内光政(1880—1948)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的第四任内阁首相，战后不但未被追究战争责任，反而与若槻礼次郎、冈田启介、宇垣一成一起，受到东京审判主任检查官基南的招待，被授予“日本爱好和平者代表”称号。有关他的传记评论也不乏褒奖之辞。那么，米内究竟是何许之人？


    1880年，米内出生在岩手县，1901年海军兵学校毕业后，在海军磐手、新高、敷岛、萨摩、利根等舰上服役，参加了日俄战争。后进入海军大学学习，1914年作为该校甲种学生毕业。次年被海军派驻俄国、德国使馆，回国后历任春日、扶桑、陆奥等舰舰长。1925至1937年间，历任第二舰队少将参谋长、军令部第三班长、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镇海要塞中将司令官、第三舰队司令长官、佐世保镇守府司令长官、第二舰队司令长官、横须贺镇守府司令长官、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等职。从1937年2月起，连任林铣十郎、第一次近卫文麿、平沼骐一郎三届内阁海相，晋升为大将。由于米内长期在海军中担任要职，活动区域很大，交际甚广，任海相期间，一直有山本五十六次官等鼎力协助，成为海军中实力派，掌握了海军的统治权。


    1937年6月近卫首次组阁时，米内留任海相。不久芦沟桥事变爆发，政府决定就地解决、不扩大的方针时，米内是支持者。但是，事变发生一个月后，驻上海日军蓄意扩大事态，制造武装冲突。内阁开会时，米内催促陆军做好动员准备，并与近卫首相、杉山陆相及广田外相协商，内定向上海派遣两个师团。在正式决定向上海派兵的内阁会议上，米内带头叫嚣“不扩大主义已不存在”，甚至主张占领南京，与“七七事变”时的米内判若二人。如果说陆军是华北“七七事变”的发动者，那么可以说，以米内为代表的海军决策者，比陆军更积极地推动了在上海的侵华战争。米内本人也因对华作战有功，被授予金鵄勋章。


    侵华战争的第一年，日军在战场上步步得手，占领了包括南京在内的大片中国领土。与此同时，通过德国斡旋，中日政府间的谈判也在进行。为军事上的胜利冲昏头脑的近卫政府，接连向中国提出极为苛刻的谈判条件，因中国方面反应冷漠而恼羞成怒，决意采取更加强硬的对华政策。大本营联络会议上，参谋本部鉴于对苏备战需要，主张继续与中国谈判，而米内却是主张停止谈判的对华强硬论者。会上，他申斥参谋本部代表说：“参谋本部不相信政府吗？如果这样，就必须是要么参谋本部下台，要么内阁下台……”，结果，谈判论者屈服，近卫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声明，从而将日本推上欲胜不能、欲罢不忍的长期侵华战争道路。由此看来，米内在侵华问题上不能逃避责任，更不是什么“爱好和平者代表”。


    在缔结日德意军事同盟问题上，米内是反对论者。在担任第一次近卫内阁及平沼内阁海相时，始终主张缔结一个旨在以苏联为对象的反共协定，这与陆军倡导的广义军事同盟论，即把美英也作为对手的观点确有不同。然而，米内无非代表了统治阶层中全力侵华、避免四面树敌一派人的观点，这并不能说明他“爱好和平”，充其量是要对美英“和平”而已。


    1940年1月，阿部信行内阁因内外政策连遭败绩总辞职。近卫本是首相第一人选，但他不愿接过“烂摊子”。结果，“几乎仅凭内大臣汤浅仓平的独断”，时任军事参议官的米内光政接下了政权。


    米内内阁于1940年1月16日宣誓就职，核心人物由米内、有田、石渡等日德意军事同盟消极论者组成，同时为政党人士安排了四把交椅。新政府一上台，便被国内外舆论定性为“维持现状”内阁。


    2月1日，因政府变动休会的第75次议会复会，米内在议会发表了简短的施政演说，处理“中国事变”、“国内问题”、“国际问题”成为三大施政要点。


    议会复会的第二天发生的一件插曲是，政友会议员斋藤隆夫发表“反军反政府演说”。在长达两小时的演讲中，斋藤以犀利的言辞，猛烈抨击对华战争以来历届政府的失策，谴责政府不顾国民死活、压制言论等反动行径，认为“政府首脑部缺乏责任感，缺乏断然实现自己信念的决心和勇气”，要求新政府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中国问题对策。米内在答辩中没有反击，只是做了“遵照坚定不移的方针，采取一切手段，为解决时局向前迈进”的原则说明，努力表现首相的风度和沉稳。但是，斋藤演说在议会中掀起波澜，招致陆军及各政党的联合围剿，议会以亵渎“圣战本义”罪名将斋藤除名，连同情斋藤的十几名议员也被各自政党赶出党外。


    在如此恐怖的气氛下，第75次议会成了政府的附属品和应声虫，政府提出的各项议案几乎全部无修改地顺利通过，其中包括军费额占72%、总支出为103亿日元的1940年度预算案，其他被通过的法案多达110件。


    米内内阁时期，国内战时体制得到了全面加强。全面侵华以来的三届内阁，为平衡财政收支，筹措战争资金，先后进行了三次临时性增税。米内内阁为实现“租税大众化”和增税制度化，对税收制度进行了全面修改，减少免税点，挖掘新税源，实现中央财政集权化与中央对地方财政的均衡分配。由于建立新税收体系，1940年度增加税收9亿日元，其中政策性增收部分达6亿多日元，相当于前三次增税总和的三到四倍。


    物价问题是导致阿部内阁垮台的重要原因，米内内阁成立时，一度被讥为“无米内阁”政府的对策是，4月1日设立物价对策审议会，米内亲任会长。该机构推行的物价管制措施包括：全面制订一般物品公定价格，禁止或限制非急需物品的生产和销售，取缔黑市交易等。结果，米内内阁时期的物价指数比前内阁时期下降了5%。但这是表面现象，“不变的只是指数”，实际物价仍在上升。


    关于重要战争物资及一般生活用品的统制也在切实加强。通过成立钢铁联合会，制订“煤炭供给法”，政府加强了对生产、供应、调配等各个环节的干预。在“确保战时国民生活”名义下，一般生活必须品，如米、糖、火柴等，实行凭票供给制。政府还在《奢侈品等制造销售限制规则》中，对贵金属用品、高级衣料、家具、高级玩具的产销做了具体规定。甚至具体到明文规定禁止出售人均五日元以上菜肴、一角以上的醋鱼饭团、二角以上的炸虾等等。


    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是第一次近卫内阁创造的对国民进行政治、思想统制的重要形式，平沼内阁曾对该运动领导机构进行改组，出现了官民并行的两套组织领导系统。米内内阁取消了政府方面的总动员委员会和民间方面的总动员中央联盟，于5月1日正式成立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本部，使之成为官民一体的组织。米内担任运动本部会长，以图推进运动开展。


    在对华关系方面，按照前内阁的既定方针，1940年3月，日本政府一手扶植的大汉奸汪精卫粉墨登场，在南京举行还都仪式，建立汪伪政权。米内政府派出前首相阿部信行为首的代表团前往祝贺。但是，日本政府清楚，靠汪精卫这棵扶不起来的稻草是无法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因此，侵华日军发动宜昌战役期间，秘密进行了对蒋介石诱降的“桐工作”，结果无功而返。


    在“自主外交”的方针下，米内内阁暂时搁置了日德意军事同盟问题，尽量避免正面刺激美英。此间，通过外交谈判，先后与法印政府和英国达成协议，使其关闭了印度支那和缅甸这两条援蒋通道。


    正当米内内阁小心翼翼地“维持现状”，推进其内外政策时，国际形势的突变再次给日本以巨大冲击。1940年五六月份，德国在西线发动闪电战，迅速占领荷兰、丹麦、比利时和法国，英国岌岌可危。德国的“胜利”，再次使日本掀起战争狂热，“不要误了公共汽车”一语成为风行一时的口号。一度消沉的日德意军事同盟论再次抬头、“南进”论观点又占了上风。在日本国内，新体制运动骤然兴起，早就有“一国一党”设想的近卫文麿，在陆军的支持下，指使其亲信凤见章等到各政党、团体游说。6月24日，近卫辞掉枢密院议长，全力投入组建新党。近卫的新举动引起了军部法西斯势力的共鸣，相比之下，米内已淡出人们的视线。陆军以陆相畑俊六辞职并拒绝推荐后继人选的方式，迫使米内把权力移交给了近卫。


    客观地说，米内是战前日本为数不多的眼界开阔、头脑冷静的军人，辞职后从国家实力出发，反对对美开战。1941年后，随着日本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又被推到政治前台，连任小矶国昭内阁副首相兼海相、铃木贯太郎、东久迩稔彦、币原喜重郎内阁海相，直至海军省被撤消。他成了“日本帝国海军的送葬人”。


    1948年4月，米内光政病死于目黑私邸。

 东条英机

    (東條英機tojo hideki 1884.7.30—1948.12.23)


    出任第40届(1941.10.18—1944.7.22)内阁首相


    东条英机(1884—1948)是战前日本军事法西斯独裁者，发动全面侵华和太平洋战争的罪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希特勒、墨索里尼齐名的战争狂人。


    1884年12月30日，东条英机出生在东京的一个军人家庭。其父东条英教是岩手县一武士之后，早年毕业于陆军大学，参加过平定西南武士叛乱。中日甲午战争时，东条英教任大本营高级参谋，竭尽出谋划策之能事，战后以“智将”闻名遐迩。日俄战争时出任姬路旅团长，率军征战中国东北，为打败俄国，夺取中国殖民地立下“显赫战功”，晋升为陆军中将。其军事著作《战术麓之尘》深得军部推崇，被奉为“陆军之宝典”。家庭教育和熏陶，对东条的人生道路选择影响极大。


    东条从小顽皮好斗，喜欢恶作剧。上小学起，功课不佳，入中学后，是“打架大王”。其校长说，“东条在打架和不服输这一点上，确实是全校的冠军”。为使不肖之子成为“皇国”的有用之“才”，东条父母煞费苦心，强迫东条自带饭盒，徒步上学，磨炼其艰韧意志，苦练“神刀流剑舞”，培养武士道精神。


    1899年，16岁的东条穿上军装，进入东京陆军地方幼年学校学习，接受正统的军国主义教育，其“发愤读书”也是从这时开始的。1902年，东条升入陆军中央幼年学校，两年后日俄战争爆发，东条又升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


    1905年4月，东条英机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授陆军少尉衔。之后作为该期毕业生中的“幸运儿”，被派往中国东北战场。然而，日俄战争已告尾声，踌躇满志的东条只是嗅了嗅战场上的硝烟，便随着奏凯的“皇军”含恨归国。然而，此次日俄战争中靠“肉弹战术”成名的“军神”乃木希典大将，却成了他终生膜拜的楷模。


    日俄战争后，东条在联队中做了几年下级军官。1912年，在其父亲朋友推荐下，进入陆军大学深造。毕业后晋升为陆军大尉，担任过陆军省副官。1920年，东条任驻德国大使馆武官，其间重点调研了德国等欧洲各国的总体战体制，与同任驻德使馆武官的永田铁山、冈村宁次订立“盟约”，决心共同推进国家改造和对外扩张“事业”。回国后，东条历任陆军大学教官、陆军省军务局动员课长、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等职。由于他办事果断，讲究效率，得了个“剃刀东条”的绰号。


    从20世纪30年代起，在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打击下，日本国内形势动荡不安，法西斯运动随之兴起，其核心力量是军界的少壮军官。后来，军部法西斯分子分裂为统制派和皇道派，东条英机则是统制派方面的重要人物，他主张军人必须绝对孝忠天皇，服从命令，反对用武装政变、暗杀等“下克上”方式推进国家改造。


    1935年，东条英机被任命为关东军宪兵司令官，在“强化治安”的名义下，以他的“剃刀效率”，残暴屠杀大批东北抗日军民，深得上司赏识。1936年“二二六” 事件后，统制派通过“整肃军队”，一举清除皇道派，牢牢掌握了陆军大权。东条因在事件中采取了防止关东军内部骚乱措施，在清除关东军中皇道派分子时工作得力，连连加官晋爵，升任陆军中将，再被任命为关东军参谋长。


    1937年7月7日，日本以芦沟桥事变为借口，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早已为这场战争积极准备的东条英机，立即以关东军参谋长身份，率领察哈尔兵团(亦称东条兵团)大举进犯中原，先后攻占承德、张家口、大同等地，铁蹄践踏中华河山，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次年5月，因功升任陆军省次官，后转任陆军航空总监兼航空本部长，进入最高军事首脑层。


    1940年7月，由于希特勒德国在西欧初战得手，日本国内再次掀起战争狂潮，近卫文麿东山再起，接连组成第二、第三次近卫内阁，东条连任陆相。在此期间，东条竭力协助近卫，对内开展所谓“新体制”运动，加强法西斯专政，对外继续侵华战争，推动政府制订向东南亚地区扩张的“南进”方针，缔结日德意军事同盟，将日本推向与世界人民为敌的绝路。


    东南亚地区早就是日本觊觎的目标，占领这一地区，不仅能保证日本获得大批重要战略资源，而且有利于从地理上进一步孤立中国。由于荷兰、法国已被德国打败，荷、法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形成半真空地带。近卫内阁于成立的当月，便派兵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迈出了“南进”的第一步，直接威胁了美英在这一地区的权益，激化了日本与美英的关系。美英两国立即采取冻结国内日本资产、禁止对日石油出口措施，以示报复。


    从1941年春开始，日美举行多次谈判，由于双方的主张相距甚远，矛盾日趋激化。东条是顽固的对美强硬论者，要求政府停止对美谈判，武力解决问题。在1941年9月6日的御前会议上，东条等人的对美强硬论取得优势，会议决定对美谈判以10月上旬为限，届时日本的要求若不能满足，则不辞对美开战。到10月上旬，日美谈判仍无进展，东条急不可待，率先跳出来胁迫政府立即对美开战。东条气势汹汹地声称，“对陆军来说，在(中国)驻军问题上决不能让步”。“如果完全屈从美国的主张，中国事变的成果就将毁于一旦，满洲也将难保，朝鲜的统治也将陷于危机”。近卫虽然也是“不辞对美一战”论者，但鉴于日本准备不足，无绝对取胜把握，害怕承担战败责任，主张继续对美谈判。对此，东条暴跳如雷，当面指责近卫出尔反尔，违背御前会议决定。近卫自知理屈，只好辞职。


    东条的“魂力”和“勇气”给日本统治集团带来了“希望”，在讨论继任首相时，木户幸一等政府重臣认为，除从皇族中指派首相外，东条英机是最合适的人选。1941年10月18日，在好战分子的一片赞许声中，东条“闪亮登场”，开始了日本近代史上最反动的军事法西斯独裁统治。


    内阁成立当日，东条便公然宣称，侵占整个中国，“确立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既定的国策”。接着。在东条主持下，连续召开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专门讨论对美战与和问题。11月5日的御前会议，正式作出了12月初向美、英宣战决定。


    东条英机一向推崇希特勒的“闪电”战术，鼓吹“先手先手(围棋术语，意为先发制人)乃战争常识”理论，并基于这一战略思想，秘密部署了对美战争。


    1941年12月8日晨(美国时间12月7日)，由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指挥、南云忠一亲自率领的海军“机动部队”，对美国太平洋海军重要基地珍珠港发动突然袭击，一举击沉击伤美舰20余艘，炸毁美机约300架，毙伤美军约4000人，制造了震惊世界的“珍珠港事件”。与此同时，日本陆海军兵分多路，进犯东南亚各国，在四个月左右时间里，连克马来亚、菲律宾、荷属东印度、香港、缅甸等地，重创英国远东舰队，迫降或驱走当地美英军队，将东南亚地区约1.5亿人口和33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置于日军控制之下。


    初战“大捷”，日本统治阶级欣喜若狂，东条威名大振，亦更加骄横不可一世。当时有人建议：日本应乘此有利时机，与美国进行和平谈判，巩固既得战果。东条却不屑一顾，还狂妄地声称：“就当前情况看……占领澳大利亚也不难，现在不宜考虑和平。”这个战争疯子，已被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


    为支撑和扩大侵略战争，东条不断强化国内法西斯体制。对美开战后，东条内阁立即以“非常措施”之名，颁布《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等临时取缔法》、《战时犯罪处罚特例法》，逮捕与左翼运动有关的人士，实行白色恐怖。1942年，东条内阁利用国内的战争狂热，以官推议员形式，举行翼赞选举，再由新当选的众、贵两院议员组成翼赞政治会，实现了“一国一党”制。随后，政府改组了大政翼赞会，将各省领导的各种产业报国会、妇人会、青少年团等全国性组织，统统置于翼赞会领导之下。此外，政府还通过部落会、町内会、邻组等地方组织，把法西斯统治的触角伸入到普通国民的生活之中。1943年，东条新设军需省，专门负责战争物资的生产和调拨，战机的生产成为重中之重，战时经济统制被推向了极端。


    为加强对占领地的统治，保证最大限度地攫取当地资源，东条不顾部分阁僚反对，于1942年成立大东亚省。东条认为，该省负责处理的“大东亚共荣圈”内各国事务，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外交范畴，因此不会出现日本外交由外务、大东亚两省分掌的局面。东条此举并非对外交事务无知，而是要在“共存共荣”、“东亚新秩序”的幌子下，强化对殖民地和占领地的控制。


    东条专橫跋扈，心地狭窄，权力欲极强。执政期间，频频通过内阁改组和政府机构改革，安插志同道合者。他还通过颁布《战时行政特例法》和《战时行政职权特例》，从法律上强化首相权限。他不仅担任首相兼陆相，还先后兼任过内务相、军需相、外相、文相、商工相及参谋总长等要职，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将法西斯独裁体制推向登峰造极地步。


    但是，日本的军事优势未能维持多久。在太平洋战场，美军初战受挫后，迅速组织力量反攻。从1942年6月起，日军在中途岛海战和瓜达尔卡纳尔争夺战中连遭败绩，失去了海上优势。到1944年6月，美军攻占了被日本视为“绝对国防圈”内的塞班岛，日本本土已完全暴露在美机轰炸圈内。在中国战场，中国军队顶住了日军的重点进攻，迫使日军龟缩在一些“点”和“线”上负隅顽抗，缅印战役打响后，局部的战略反攻已经开始。在亚洲其他地区，朝鲜、越南、马来亚等国的抗日武装，到处予日军以沉重打击。


    在欧洲战场，苏军在1943年春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击退德军后，开始大举反攻。美英军队则开辟了北非第二战场，迫使意大利于1943年9月投降。到1944年6月同盟国军队在诺曼底登陆成功后，德国的战败已是时间问题。


    世界战局的逆转，日本在军事上的败退，引起日本统治阶层一片恐慌，东条无力扭转被动局面，以致众叛亲离。1944年7月18日，在部分重臣和海军将领坚决反对下，东条狼狈下台。


    东条辞职后作为政府重臣参与政治，继续鼓吹“本土决战”，策动陆军阻挠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拒不向同盟国投降。


    日本宣布投降后，东条被定为甲级战犯。1946年5月到1948年4月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东条进行了多次审讯。东条拒不承认战争犯罪，顽固坚持反动立场。他在1947年12月19日的供词中狡辩说：“我始终认为这场战争是自卫战争，不违反现时承认的国际法。我从未想过我国进行的战争是国际犯罪。”


    正义必胜，邪恶必诛。东条英机这个日本法西斯巨头，终未逃脱历史的惩罚。1948年12月23日零时1分至35分，东条英机与另外6名甲级战犯一起被处以绞刑。

 小矶国昭

    (小磯國昭koiso kuniaki 1880.3.22—1950.11.3)


    出任第41届(1944.7.22—1945.4.7)内阁首相


    小矶国昭继东条英机之后出任首相，为扭转不利战局费尽心机，但无法挽救日本法西斯的灭亡。


    1880年3月22日，小矶出生于宇都宫市。其父小矶进为新庄藩(山形县)士族，明治维新后担任政府官吏，后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受其父工作调动影响，小矶在东京上小学时，中途转学到山形县，迄山形中学毕业止共转学八次之多。小矶的家庭多不幸，两妹一弟死于襁褓，七个孩子中，四男二女夭折，东京的家产被美机炸为灰烬，妻子病故时，重刑在身不得诀别。小矶在自传中追思往事，不无伤感。


    小矶在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1904年参加了日俄战争。1910年从陆军大学毕业，被派往中国担任关东都督府参谋，结识了田中义一等军政要人，并就日本如何统治经营“满蒙”提出重要建议，得到其上司福田雅太郎参谋长赏识。此后，小矶官运亨通，屡蒙提攫，历任陆军省整备局长、军务局长、犬养内阁陆军次官、关东军参谋长、朝鲜军司令官等职，晋升为陆军大将。1938年退出现役，先后任平沼、米内内阁拓务相。1942年起任朝鲜总督。


    1944年7月18日，东条英机因独裁统治及其战争指导上打不开局面，被政府重臣弹劾下台。在讨论继任首相时，重臣们莫衷一是，找不出合适人选。最后根据内大臣木户幸一“此际非陆军莫属”的原则，从陆军预备役中推出小矶国昭。考虑到小矶的能力有限，又指定前首相、海军大将米内光政辅佐，草草组成小矶—米内联合政府。


    小矶奉召后从朝鲜匆匆赶回东京，与米内一起觐见天皇接受训示。天皇说：“卿等须合作组阁，务必完成大东亚战争，且应避免刺激苏维埃俄国。”后来，当小矶回顾这一经历时发泄了不满。他说：“面临如此重大危机，重臣等不主动承担国政大任，推荐我这样一个由米内大将协助才放心的人组阁，对他们这种轻率态度，必须予以指责。”


    小矶内阁是坚持继续战争的内阁，是由战争走向投降的“过渡内阁”，也是自成立起便被讥为软弱无力的“木炭汽车内阁”(战时用木炭代替汽油作动力的汽车，因动力不足爬坡时经常抛锚)。东条英机下台后，本来是日本放弃战争、寻求“和平”的一个机会，当时日本也有人提出此类主张。但在本钱尚未输光的情况下，主战论仍占绝对优势，小矶也是抱着日本“必胜的信念”登台的。他认为，“还不能断定最后一战无获胜希望，即使不能全歼(敌人)，暂时击败敌人也是可能的，决定和还是战为时尚早”。基于这种乐观估计，他“竭尽死力”组织和领导了必败的战争。


    为加强国务与统帅的紧密衔接，更有效地指导战争，小矶组阁后要求首相加入大本营，但为军部拒绝。接着，小矶在7月31日的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建议设置“最高战争指导会议”，8月4日获得通过。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由首相、外相、陆海相、参谋总长、军令部长六人组成，负责制订战争指导方针，调整政策和战略，协调军政关系，取代了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的职能，但在指挥战争的统帅权方面却不能问津。


    小矶内阁时期召开了近50次最高战争指导会议。8月19日，在天皇出席的会议上，制订了《今后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大纲规定的战争方针是：“(一)帝国彻底地集结现有战力及本年底可转化为战力的国力，击败敌人，摧毁其继续作战的企图。(二)帝国不论前项企图成功与否及国际形势如何，在一亿人钢铁般的团结之下，确信必胜，保卫皇土，以期最后结束战争。(三)帝国依据彻底的对外政策，期待世界政局的好转。”这个无视国际舆论要求和过高估计自己力量、不顾人民死活的“指导大纲”，如实反映了小矶政府顽固坚持战争政策的反动立场。


    根据《大纲》规定的方针，小矶在9月7日的第85次议会上发表施政演说，声称政府将与“一亿同胞共同坚持必胜信念，举国一致，集中全力，策应第一线皇军最近将断然歼灭美英之壮举，运筹国务，务使符合完成战争之目的”。并把振奋国民斗志、“增强作战力量”、“增加粮食生产”、彻底进行劳务动员、加强本土防卫、动员科技力量等作为“决战措施”。


    但是，从第一次近卫内阁到东条内阁，日本的法西斯独裁体制已经在天皇制允许的范围内被推向极端，小矶在执政的8个多月中，已不可能为继续强化这一体制拿出更有“新意”的办法。尽管如此，随着时局的不断恶化，小矶政府挖空心思，还是采取了若干权宜性措施。如恢复各省政务次官制度，设置内阁顾问，在“确立必胜的国内体制”名义下，解散翼赞政治会，建立大日本政治会。为保证军需生产，颁布《妇女挺身勤劳令》和《学徒勤劳令》，将劳务统制扩大到一般家庭妇女和在校学生。在粮食统制方面，由于战时农业生产的荒废及殖民地粮食进口锐减，进入1945年后，政府只能在形式上保证每人日平均330克的粮食配给，日本面临着严重的饥荒威胁。


    小矶上任时抱着“必胜的信念”，当他了解到日本战争资源枯竭、战机等军需物资毫无增产希望时，“信念”崩溃，开始盘算打一次胜仗后，再“抓住时机进行和平停战谈判”，其赌注是下在被他称为“天王山”(封建时代丰臣秀吉战胜明智光秀的决战场)的莱特决战上。但是，在这次“决战”中，日军的“特攻”战术(驾驶飞机撞击敌舰)起不了决定性作用，海军联合舰队遭受重创。大本营事先未通知首相，便把“决战”地点转移到吕宋，小矶因此受到天皇训斥。此后，日军在一连串的“决战”中连遭败绩，3月，琉黄岛万余日军全部“玉碎”，4月1日，18万美军登上冲绳本岛。与此同时，日本本土遭到美机狂轰滥炸，1945年3月10日的大轰炸，使东京等地区死伤12万人，23万户民宅化为灰烬。


    小矶在指导莱特决战时遭到大本营冷遇，激起他加入大本营、进而参与军政统一指挥的欲望。4月3日，他抓住杉山元陆相转任本土东部司令官之机，提出兼任陆相要求，但陆军以违反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为由拒绝了这一要求。此时与美军在冲绳登陆一起，构成了小矶政府的统治危机。


    鉴于日本面临“自大东亚战争以来最严重的局面”，武力取胜的希望渺茫，小矶政府在继续战争的前提下，玩起了和平谈判的把戏。“为利用苏联扭转形势”，由外相重光葵负责与苏联进行和平谈判，派遣特使赴苏游说，结果枉费心机。在小矶内阁辞职的同一天，苏联宣布日苏中立条约到期后自动失效。小矶政府还通过原汪伪政府要员缪斌，秘密进行与重庆国民政府的和平谈判，招致政府内陆、海、外三相的强烈反对，最后天皇下令停止了谈判。


    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小矶国昭无计可施，于1945年4月5日辞职。


    战后，小矶国昭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定为甲级战犯，判处无期徒刑。服刑期间写下自传《葛山鸿爪》。1950年11月3日，因患食道癌死于巢鸭监狱。

 铃木贯太郎

    (鈴木貫太郎suzuki kantaro 1868.1.18—1948.4.17)


    出任第42届(1945.4.7—1945.8.17)内阁首相


    铃木贯太郎(1867—1948)是行伍出身的海军元老，在日本即将战败的“非常时期”，以78岁高龄出任首相，在决定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关键时刻，发挥过重要作用。


    1867年，铃木出生在大阪，时值明治新政府与幕府军在鸟羽、伏见决战，大阪弹药库爆炸，降生才几天的铃木险些丧命。一岁后随家人去江户，途中再次从马蹄下逃生。一生几经凶险，总能化险为夷，直至八旬寿终正寝。


    铃木早年毕业于海军兵学校和海军大学，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1914年任海军次官，后晋升为海军大将，历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军令部总长。1929年退出现役，任天皇侍从长兼枢密顾问官。因支持政府裁减军备加入伦敦海军裁军条约，引起军部法西斯分子强烈不满。1936年2月26日，皇道派军官发动叛乱，铃木被列为主要谋杀对象，当时身中24弹，叛军以为他必死无疑后扬长而去。但铃木大难不死、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1940年又出任枢密院副议长，后“因偶然的机会”升任议长。


    小矶国昭内阁无力渡过危难时局，于1945年4月5日辞职。重臣会议讨论继任首相时，压制了东条英机由陆军中推选的主张，把铃木贯太郎作为“近年来与政治无关的军人”和“深得天皇信赖的人物”推荐给天皇。铃木觉得自知缺少理政经验，且年老耳聋，一度推辞。当再次接到“当此国家危急的重大时机，已别无他人，望接受拜托”的敕诏后，遂决定“最后为国效劳”。


    铃木内阁成立后，战局的发展对日本愈加不利。美军于3月底登上冲绳本岛，6月25日攻陷全岛，9万守岛日军和15万平民丧生，日本的门户已被打开。在本土四岛，大部分军工生产设施和近百座城市因美机轰炸严重毁坏，支撑战争的能力在急剧丧失。在世界的另一端，法西斯德国已在美、英、苏军队的联合打击下，于5月8日宣布投降。


    国际形势的剧变清楚表明，日本法西斯的末日即将来临。然而在日本，“日本必胜”、“本土决战”论还很嚣张，铃木也是这种论调的附和者。他在组阁后发表的广播讲话中表示：“我将站在一亿国民的最前面，如果光荣牺牲，确信诸国民必能踏着我的尸体，为打开国运迈进。”


    德国投降后，只有铃木等极少数人参加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连续召开，再次制订了《今后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基本大纲》，提出“以七生尽忠的信念”，把“战争进行到底”。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共同发表《波茨坦公告》，对日本发出最后通牒，督促日本立即投降。铃木屈从军部的要求，代表政府发表声明说：“政府不认为(公告)有何重大价值，只能不予理睬，吾等唯有誓将战争进行到底。”


    “不予理睬”的不负责任政策，换来的是同盟国彻底打败日本的坚决行动，带给日本的是更大的灾难。8月6日8点15分，美军b29轰炸机将美国刚刚研制的原子弹投向广岛，这个40万人口的城市倾刻间毁灭。9日，第二颗原子弹在长崎爆炸。与此同时，8月8日夜，苏联根据雅尔塔会议协议，正式对日宣战。次日凌晨，200余万苏联红军以锐不可当之势，向盘踞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及朝鲜、库页岛日军发起全面攻击。


    早已为战争拖得精疲力竭的日本，再也无法承受如此沉重的打击，大难临头，统治者们不得不坐下来“认真”讨论结束战争问题。8月9日，即苏联出兵和美国投放第二颗原子弹的这一天，是铃木首相任职以来最为紧张和忙碌的一天。当日凌晨，入皇宫面谒天皇。上午10点半，参加战争指导会议。下午2点半，主持召开内阁会议，下午6点半开始继续召开会议，但讨论的内容已不是是否投降问题，而是如何确定投降的前提条件。东乡外相、米内海相、平沼枢密院议长主张，只要同盟国保证不损害日本的“国体”，日本便应立即投降。阿南陆相、梅津参谋总长、丰田军令部总长坚持除维护“国体”一项外，还须附加自主解散武装、本国处理战犯、限制占领区域等条件，如盟国不答应这些条件，便坚决进行“本土决战”，“宁为玉碎”，“死中求活”。由于“一个条件论”和“四个条件论”争执不下，晚11点50分，铃木请出天皇莅临，再次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直到次日凌晨两点，激烈的争论仍无结果，在讨论中始终不肯表态的铃木，“诚慌诚恐”地请求天皇裁决。天皇表示：“我赞成外相的意见”，“照这样下去……日本民族必将灭亡”，为会议定下了投降的基调。在“ 满场呜咽声”中，结束了开战以来，或许是近代以来日本最高统治者们时间最长的一次马拉松会议。


    同盟国没有接受日本要求保留“国体”的条件，而是作了“自投降之日起日本统治形式最终应取决于日本国民自由表达之意志”的答复。8月14日，天皇根据“国体”“万无一失”的判断，“再度圣断”，决定无条件投降。8月15日中午12点，天皇裕仁在“玉音广播”中宣读了《终战诏书》，内称：“深察世界大势及帝国现状，朕决定采取非常措施，收拾时局”，“已命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接受其共同宣言”。至此，日本法西斯战败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


    铃木这个被认为政治上的门外汉、“纯粹的海军军人”，在决定日本投降的关键时刻，表现出政治家应有的沉稳，在策动天皇“圣断”这一点上，成功地施展了自己的政治手腕，避免了日本的更多流血和更大灾难。但他绝非有人吹捧的那样，是“昭和历届首相中最优秀”、“可以打满分的首相”。诚然，铃木与那些顽固的法西斯好战分子不可同日而语，他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同一天，又一次险遭死硬派毒手。但他没有勇气反对日本发动侵华和太平洋战争，尽管他无法改变那股战争狂潮。任首相后，不管其内心想法如何，还是积极指导了战争。如果没有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致命打击，日本法西斯决不会放下屠刀，铃木在决定日本投降过程中，正是也只能是在这一历史前提下发挥其作用的。


    1945年8月15日，即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同一天，铃木率内阁辞职。1946年一度担任枢密院议长，后辞去一切公职。


    1948年4月17日，铃木贯太郎在千叶县关宿病逝，终年81岁。

 东久迩稔彦

    (東久邇稔彦higashikuni naruhiko 1887.12.3—1990.1.20)


    出任第43届(1945.8.17—1945.10.9)内阁首相


    东久迩稔彦(1887—1990)是战后日本首届内阁首相，内阁史上的第43届内阁首相。他组织的内阁是日本实行内阁制(包括战前天皇制下的内阁制)后唯一的皇族内阁，也是历时最短的内阁。


    东久迩稔彦是久迩宫朝彦亲王的第九子，生于1887年。1906年皇封为亲王，立东久迩宫家。1915年与明治天皇第九个女儿聪子成婚。他还是裕仁天皇的妻叔和亲家(东久迩长子盛厚与裕仁长女成子为夫妇)。


    按皇族惯例，东久迩就读、毕业于陆军幼年学校、士官学校、陆军大学，随后在仙台步兵第29联队服役。1920年赴法国留学，就读于法国陆军大学，1923年毕业后，继续在法居住七年之久。回国后，历任第二、四师团长、陆军航空本部部长。1938年，任第二军司令官，率军侵略中国华北，年底因病回国，转年升任陆军大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任防卫总司令官。


    东久迩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完成特殊的使命被推上台的。1945年8月15日中午，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宣读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停战诏书”，这标志着日本军国主义自1931年侵占中国东北以来长达15年的侵略战争以彻底失败告终。但是，从宣布停战、无条件投降，到实现停战、无条件投降，还有一段极其艰巨的历程。让数百万迷信于“皇国必胜”的“皇军”乖乖放下武器绝非易事，何况在完全崩溃的国民经济下，如何维持国民生活、稳定社会秩序也是极为棘手的难题。日本自全面侵华始便宣布进入“非常时期”，宣布投降后可以说进入了又一个“非常时期”。铃木内阁缺乏在这个“非常时期”执政的信心，于宣布“停战诏书”的当天下午辞职。1941年10月第三次近卫文麿内阁下台时，近卫曾提出由皇族出身的东久迩组阁的建议，被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启用皇族之由否决。铃木内阁辞职后，出现了非皇族出马无以镇抚“忠臣良民”的局面，在这种“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内大臣木户幸一策动天皇，打破重臣推荐惯例，钦命东久迩组阁，并训示说：“命卿组织内阁。尤应尊重宪法，以诏书(停战诏书)为基准，控制军队，维持秩序，努力收拾时局。”8月17日，史无前例的皇族东久迩内阁匆匆登场。


    新内阁的核心人物除东久迩首相外，还有地位相当于副首相的近卫文麿国务相及绪方竹虎内阁书记官长。成员选自政界、财界和言论界的头面人物。按东久迩的话说，“都是典型的老练、保守之人，而不是具有革新思想的新进气锐之人”。此外，东久迩还聘请贺川丰彦、大佛次郎、儿玉誉士夫等为内阁参与，纳为幕僚。


    为尽快实现无条件投降，必须“果断、敏速”地解除日军武装，办理投降手续。继8月15日的“停战诏书”后，天皇于8月17日又发表了“告帝国陆海军军人”诏书。诏书首先对“不惜身命奋勇战斗”的陆海军人表示“深为嘉许”，然后申明为维护“光荣国体”，已决定“与美、英、苏及重庆媾和”，最后希望“汝等军人体察朕意，坚持巩固团结，进退严明，含辛茹苦，忍所难忍，以维持国家永世之基础”。接着政府以天皇名义，向各地日军派出代表，处理解除部队武装，遣返驻外军事人员等事宜。在日本国内，拒不放下武器，表示继续遵守天皇过去发出的“决不生受囚虏之辱”命令的顽固分子大有人在。8月20日深夜，东京郊县部队的少壮军官，聚集在二重桥前，图谋占领皇宫。东久迩亲自劝解，制止了兵变。不管怎样，依靠皇族内阁的权威，总算在比预想好得多的情况下，解除了国内日军武装，暂时稳定了社会“秩序”。


    由于国内局势混乱，履行投降手续迟迟不得进展，直到8月18日，政府才在美军司令部的一再催促下，派遣使节团飞往马尼拉，接受美军提出的占领日本本土等受降条件。东久迩内阁按照美军的要求，于8月22日召开会议，废除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成立以首相为首的处理停战会议和由各省次官、局长组成的停战联络事务委员会，为美军进驻本土做准备。8月28日，美军先遣队150人首先到达厚木机场。30日，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踏上日本本土。9月2日，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日本投降签字仪式，重光葵外相和梅津美治郎参谋总长代表日本政府在投降书上签字。


    东久迩竭力避免国内动乱，履行投降手续，不仅是慑于美军及盟国的威力，还试图以此显示天皇制政府的有用性，进而达到“维护国体”的目的。他在8月28日回答记者提问时公言不讳地声称：“奉戴诏书，忠实地执行同盟国指示的条文，就是为了维护国体，保持我民族的名誉。”接着又说：“当此之际，我认为军、官、民全体国民必须彻底反省、忏悔。”企图用“一亿总忏悔”来模糊天皇的战争责任。


    签署降书的当天下午，占领军副参谋长将《告日本国民》的三个布告文本面交日本政府，要求立即执行。其内容包括，建立对日本国及人民的军事统帅权，日本的行政、司法、立法三权处于最高司令官管辖之下，对违反各种命令者、敌对行为者、妨害治安者的处罚权属于占领军军事法庭，在日本通行“军票”等。东久迩内阁闻此惊恐万状，唯恐布告发出后国民震动，损害“国体”的基础，乃至剥夺日本政府的统治权力，造成占领军直接统治局面。于是紧急派遣外相重光葵等面见麦克阿瑟，陈说种种理由，恳请收回成命。美国从长远战略利益考虑，并不愿对日实行直接统治，麦克阿瑟也认为利用日本统治机构更便于推行占领的政策，遂收回成命，东久迩内阁暂时渡过了一场“国体危机”。


    随着日本投降，战时设立的机构及颁布的法律、规定已失去意义。东久迩内阁成立后，撤消了大东亚省和军需省，取消灯火管制，恢复使用娱乐场所，停止了信件检查。为向占领当局显示政府的“开明”姿态，欺骗国内舆论，政府还决定“缓和”言论出版集会限制，东久迩本人甚至通过报界向国民发出呼吁：“国民诸君，希望诸位直接给我来信，直接听取诸位的意见，以资政治上参考。”但这些都是表面文章，实际上，“缓和”言论限制不等于取消，政府制订“缓和”方针的同时，又制订了《整顿扩充警察力量纲要》，增加警察人数，对“反对国体的危险结社”，仍然要严加取缔，至于释放政治犯问题，则根本不予考虑。


    东久迩内阁倒台的直接原因，是天皇裕仁访问占领军统帅麦克阿瑟后引起的连锁反应。


    1945年9月27日上午，裕仁亲往美国大使馆拜访了昔日的劲敌麦克阿瑟。28日，日本各报都收到了天皇对“麦克阿瑟表示敬意的访问”消息，准备在次日报纸上附加天皇与麦帅的合照，头版头条发表。照片上的麦克阿瑟，身着军装，双手插腰，双腿微叉，悠然自得地站在天皇一旁，一副胜利者姿态。身材矮小的裕仁天皇则身穿大礼服，神情呆板，摆出立正姿式。两相对照，俨然是胜者与败者的写照。各报还准备同刊发表美国两家通讯社负责人分别访问天皇的对答纪要。


    在东久迩及其内阁看来，发表如此贬低天皇形象及外国记者不礼貌地质问“现人神”的报道，实在大逆不道，有伤国体，遂命内务省于28日深夜向有关各报发出紧急指令，停止发行第二天的报纸。


    占领军司令部闻知此事，立即采取了坚决的反措施。29日中午，以“麦帅指令”的形式发出通告，“撤消对新闻及通信自由的一切限制”，同时宣称，该指令适用于报道麦帅与天皇会见一事。盟总还召集各报负责人，指令发行被禁止发售的报纸。


    占领军的强硬态度使东久迩内阁狼狈不堪，只得收回禁令。但内相山崎严在记者招待会上，又发表谈话说，政府将继续实行言论出版限制，“对破坏国体的言论，仍然不能允许”，“释放政治犯，目前尚未考虑”。


    盟总对这个直接与占领当局的政策相抵触的讲话大为震怒。10月4日下达《取消限制政治、民事、宗教的自由备忘录》(又称“自由指令”)，明令日本政府废除治安警察法等有关法令，取消思想警察、释放政治犯、罢免内相职务等。


    东久迩在天皇会见麦帅的新闻发表后拜访了麦克阿瑟。当时麦克阿瑟表示：占领军对现内阁的政策表示满意，希望首相及所有内阁成员继续任职。现在，“自由指令”明令罢免内阁中的一个成员，这使东久迩意识到“内阁已失去了元帅的信任”。而对他这个死死抱住天皇制“国体”不放的人来说，也根本不愿执行“指令”所规定的任务。遂于“指令”发出第二天率内阁辞职，其执政的时间只有50天。


    东久迩辞职后，于1946年被“降为臣籍”，1947年“脱离皇籍”经商，办过茶店、裁缝店，经营过剧场，担任过明治生命相互保险公司地区代理店负责人。


    1950年4月，东久迩剃发为僧，自命为“禅宗东国教”开山鼻祖，他在出家仪式上发表宣言说：“回顾半生皇族军人和政治生活，严肃反省的结果，终于使我通过佛门，开辟新教得以到达幽远境地。为此首先我将云游全国，凭吊此次大战中阵亡的英灵，并将到海外祭扫各国无名战士之墓。”


    东久迩似乎找到了自我解脱的药方。

 币原喜重郎

    (幣原喜重郎shidehara kijuro 1872.9.13—1951.3.10)


    出任第44届(1945.10.9—1946.5.22)内阁首相


    币原喜重郎(1872—1951)是日本战前著名外交家，战后第二届内阁首相。他执政后配合美国对日占领军当局实施民主改革，揭开了战后日本新时代的序幕。


    从1945年8月15日天皇发表“停战诏书”，到9月2日日本正式签订降书，同盟国军队(实际上是美军)完成了对日本本土的占领，确立了在日本的统治，随后进入根据《波茨坦公告》对日本进行改革的阶段。根据美国总统杜鲁门下达的《美国在日本投降后的初期方针》，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于10月4日向日本政府发出取消言论结社限制、废除思想统制机构及法令、释放政治犯的“自由指令”。东久迩稔彦皇族内阁不愿执行这一指令，成为民主改革的障碍，失去了占领军当局的信任，只好在履行日本投降手续后，于10月5日宣布总辞职。


    东久迩辞职时留下一句话，“今后应由充分了解英美的人组阁，在与盟国的密切联系下开展政务。”这个人便是币原喜重郎。


    币原之所以被选定为首相，与他在战前的经历有关。


    1872年，币原喜重郎出生在大阪府门真地主家庭，是三菱财阀岩崎弥太郎的女婿，与前外相、首相加藤高明是连襟。币原于1895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次年经外交官及领事官考试合格，成为职业外交官，历任驻荷公使，大隈重信、寺内正毅、原敬内阁外务次官、驻美大使、加藤高明、第一次和第二次若槻礼次郎、滨口雄幸内阁外相。


    由于长期在外务省及驻外使馆任职，币原对国际形势，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形势有较为清晰的认识，形成了自己的外交思想。1921年任驻美大使期间，与加藤友三郎、德川家达一起，作为日本政府全权代表，出席华盛顿会议，代表日本签订了“五国海军裁军条约”、“四国条约”和“九国公约”。与田中义一首相兼外相推行的赤裸裸侵略外交不同，币原在担任外相的五年多时间里，坚持所谓“协调外交”，强调维护日美英之间的关系。在对华政策上，他反对使用武力，主张以经济渗透方式，巩固扩大日本的在华权益并不断扩大影响。基于上述理念，币原任外相期间，推动政府参加伦敦裁军会议，签订海军裁军条约，努力缓和日本与美英的关系；签订日苏条约，恢复两国政府间的交往；缔结日中关税协定，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在北洋军阀混战期间采取不介入和中立的立场。币原推行的这一外交政策，是与第一次大战后的国际形势相吻合的。但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慢性萧条发展成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战后“相对稳定”的局面被打破。在日本，军部法西斯分子开始把“打破现状”、“改造国家”的口号付诸行动。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制造“九一八” 事变，武装占领了中国东北，这也宣告了“币原外交”的彻底破产。此后，“一提到以前的币原，就被蔑视为软弱外交的代名词，后来连谈论他的声音也听不到了，他已完全被人们忘记了”，“就像沉进水底的人，水面上的惊涛骇浪与他完全无关，他对于东山再起几乎是毫无希望了”。


    然而，“天降大任于斯人”，“十五年战争”(即1931年 “九一八” 事变到1945年战败投降期间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和太平洋战争)时期“被遗忘”了的币原喜重郎，在日本战败投降后被重新认识了使用价值，像“不死鸟”一样复活了。


    由早已出名的对美英协调论者币原组阁，正是占领军当局所希望的。当吉田茂就此问题探寻总司令部意见时，麦克阿瑟当即表态，肯定币原是个“理想人选”。


    币原受命后立即表示：“自己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能与占领当局十二分合作的、以自由精神为基础的内阁。”10月10日，即内阁成立后第二天，政府根据“自由指令”精神，释放了包括共产党领导人德田球一、志贺义雄在内的3000名政治犯，摆出了与占领当局“密切合作”的姿态。


    10月11日，币原前往占领军总司令部，拜访麦克阿瑟元帅。为实现日本的非军事化、民主化目标，麦克阿瑟向币原口述五项指令：(一)通过赋予选举权解放妇女；(二)奖励组织工会；(三)学校教育民主化与自由化；(四)废除秘密检查、司法制度；(五)经济结构民主化。


    占领军当局的“指令”是不得违抗的。对币原来说，保住天皇制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其他都不是问题。币原内阁的施政方针是：(一)在保存天皇制前提下，确立民主主义政治；(二)解决粮荒；(三)恢复经济；(四)解决失业问题；(五)救济战争受灾者和遣返海外军队与侨民；(六)整顿行政；(七)整顿财政及产业政策；(八)改革教育及思想。这八点方针涉及了战后民主改革与临时性对策两方面。


    关于战后改革，有五大改革(即麦克阿瑟的“五项指令”)和三大改革(农地改革、解散财阀、劳动改革)之说。币原执政时，美国占领当局开始推行民主改革，而币原内阁时期远未完成改革任务，尤其在经济改革方面，实质性的工作尚未展开。


    关于政治改革，币原内阁根据占领当局的“指令”和“劝告”，先后废除修改了天皇制下的部分政府机构及有关法律。废除内大臣府，改组宫内省，取消陆海军省并将两省变成第一、二复员省，撤消内阁情报局，废除治安警察法和特别高等警察，开除军国主义分子公职、教职，解散法西斯主义右翼团体，释放政治犯等。与此同时，通过第89次议会，修改选举法，制订工会法。前者给予妇女选举权和参政权，放宽选民年龄限制，后者肯定了工会组织及其活动的合法性。


    改革的进展势必危及到天皇的地位及天皇制赖以生存的基础日本帝国宪法，这正是币原最感头痛的问题。币原内阁施政方针的第一项是在天皇制下发展民主制，而让战前的天皇制与民主政治这对对立物共存是难以想象的。币原具有“天皇主义者也是和平主义者的双重性格”，其夹在天皇制与民主政治、占领当局与天皇制政府之间苦恼是不难想象的。


    好在美国占领当局暗示了理解天皇地位的立场。为了“给外国人印象”，币原秉承麦克阿瑟旨意，亲自用英语为天皇草拟了“人间宣言”，被译为日语加以修饰，再经天皇本人修改后，以1946年“新年诏书”形式发表。在宣言中，天皇否定了“把天皇看成活神仙，并把日本国民看做比其他民族优越，进而具有应该统治其他民族使命的虚构观念”。这个由币原亲手炮制并使麦克阿瑟“非常快慰”的“宣言”，在否定天皇神权统治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天皇免遭废黜也起到了一定的宣传效果。


    币原清楚美国占领当局修改日本帝国宪法的决心，认为与其等待占领当局亲手修改宪法，不如抢先一步制订有利于日本的修改草案，尽力维护天皇制。这一任务交给了国务相松本烝治。松本的修改宪法“纲要”，“丝毫未改变天皇的权威与权力”，麦克阿瑟阅后大为不满，当即驳回。随后，占领军司令部民政局根据麦克阿瑟提出的修改宪法三原则(主权在民与天皇象征化、放弃战争、废除封建制度)，制订“麦克阿瑟草案”，命币原内阁执行。这使币原处境极为狼狈，只好“忍所难忍”，按照“麦克阿瑟草案”修改宪法。据说在制订修改宪法草案时，币原多次流泪。3月6日，政府公布了《修改宪法草案纲要》，它成为制订战后宪法的基础。


    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农地改革和解散财阀。对农地改革，早在1945年12月9日占领当局发布《关于农地改革的备忘录》之前，币原内阁已得到信息，遂抢先研究了改革方案，并提交议会讨论，旨在掩人耳目，以微小的改革蒙混过关。初期改革方案，既不想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也不想彻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从1946年2月起，第一次农地改革开始，由于承认地主在农村的统治地位，佃农的土地要求无法满足，农村的租佃斗争和农民要求土地运动迅速发展为全国性斗争。对此，占领当局向币原政府提出“劝告”，要求重新制订农地改革计划。迫于无奈，日本政府于1947年3月至1950年7月进行第二次农地改革，但那是在币原内阁下台后实施的。


    对解散财阀，由于币原本人及一些内阁成员与财阀有特殊关系，政府的态度一开始就很消极。在占领当局封存三井、三菱等15家财阀资产，要求制订解散对策时，币原还派吉田茂外相到占领军总司令部，请求让财阀自行解散，被当即驳回。此后一拖再拖，直到1946年4月，政府才成立持股整理委员会，把解散财阀一事推给了下届政府。


    当时国内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粮食短缺。战争使农业荒废，农村凋蔽，原殖民地粮食进口的断绝，大量海外人员的归国，使粮食危机雪上加霜。币原除争取美国增加紧急粮食援助外，几乎想不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只能拿“天助自救之人”的口号骗人，让民众自寻活路，忍受食不果腹之苦。


    1946年4月10日，根据修改后的选举法，日本举行了战后第一次众议院选举。战后相继恢复的各政党，占据了议会的多数议席。币原本想以稳定政局和修改宪法为由，维持以进步党为执政党的政权，但是其他党派强烈反对，自由、社会、协同、共产四党联合起来，组成了“打倒币原内阁联合委员会”，以各种形式开展弹劾运动，迫使币原于4月22日率内阁辞职。


    币原辞职后被推举为进步党总裁，投身于政党运动，1949年任众议院议长，1951年病逝。

 吉田茂

    (吉田茂yoshida shigeru 1878.9.22—1967.10.20)


    出任五届内阁首相：


    第45届(1946.5.22—1947.5.24)


    第48—51届(1948.10.15—1954.12.10)


    吉田茂(1878—1967)是日本著名外交家和政治家，公认的亲美派领袖，在战后改革与经济恢复时期，五次组阁，执政七年之久，是对战后日本社会发展起过重大影响的人物。


    1878年9月22日，吉田茂出生在东京都涩谷区神山町。生父竹内纲是土佐藩武士，明治初期自由民权运动的领导人物之一，曾当选为第一、二次众议院议员。生母身世不明，据传是个艺伎。竹内纲有14个子女，吉田茂是第五子。在吉田呱呱坠地之前，竹内便与其亲友吉田健三郎指腹为盟，约定若生男孩，便过继给吉田家。吉田茂生下第九天，便过继给吉田健三郎作养子。吉田健三郎早年游学欧美，做过横滨英国怡和洋行职员，时为横滨一带有名的大贸易商。吉田九岁时，养父暴病而死，留给他50万日元巨额家产，这是其一生挥霍不尽的财富。


    吉田茂的养母士子，出身书香世家，有较好的汉学修养，吉田自小受其良好的教育和薰陶。少年时代，吉田就读于私塾、学塾，打下了扎实的汉学基础。1899年，吉田进入培养皇族与贵族子弟的学习院学习，后转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院政治系，1906年毕业后，经外交官及领事官考试合格，被派到奉天(今沈阳)担任见习领事官，开始了外交生涯。


    吉田身材矮小，貌不惊人，却娶得名门闺秀雪子为妻。这位比他小10岁的雪子，便是赫赫有名的明治功臣、“维新三杰”之一大久保利通的孙女、深受天皇宠信的当朝重臣牧野伸显的长女。据说大媒竟是一位常与牧野下围棋的女棋手。


    富裕的家境，优越的学历，还有牧野这样一位岳父作靠山，这一切使吉田茂成了时代的宠儿。从1912年8月起，历任驻中国安东(今丹东)领事、济南领事、天津总领事、沈阳总领事、田中义一内阁外务次官，成为日本外交界的显要人物，可谓青云直上，春风得意。


    吉田茂是个积极的殖民扩张主义者，在干涉中国内政、扩大日本在华权益方面不遗余力。他建议政府为段祺瑞政府提供1000万日元贷款，培植亲日势力；在郭(松龄)军反奉时，一再催促政府出兵干涉，致郭兵败身亡；参加臭名昭著的“东方会议”，为田中义一政府制订“满蒙积极政策”出谋划策；力主向山东出兵，阻止北伐战争和中国的统一。


    日英美亲善是近代以来日本政府长期推行的国策，日本得惠于这项国策，在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不断向大陆扩张势力，攫取了巨大权益。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慢性萧条和经济危机，国际国内法西斯运动的兴起，日本统治阶级特别是军部首脑中，要求打破美英垄断世界的凡尔赛—华盛顿体制、重新分割世界的主张逐渐得势，从而把日本推向为争夺在东亚的霸权而不惜与美英决裂的道路。


    吉田茂的岳父牧野伸显，是朝廷中亲美派的代表，其政治主张对吉田有决定性影响。多年从事外交的经验，以及作为随员参加巴黎和会的切身感受，也使吉田较为客观地认识到美英的强大力量。正因如此，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随着军部势力的强大和亲美势力的衰弱，吉田茂在政治上遭到军部法西斯势力的排斥。田中内阁下台后，吉田改任驻意大利大使，此间作为日本代表，参加国际联盟理事会关于“九一八” 事变的会议，当时建议政府通过与美英等国的讨价还价，换取国际联盟对日本在中国东北实行“委任统治”的承认，但是未被采纳。广田弘毅组阁时，因军部的指名反对，未当上外相而屈就驻英国大使，在任期间，反对日本与德国签订“日德防共协定”，但意见未被政府采纳。1938年，吉田因军部反对，辞掉现职赋闲。


    此后直到日本战败的六、七年时间里，在野的吉田茂在部分重臣的支持下，秘密或半公开地进行反军反战活动，精心制订对美谈判方案，竭力避免对美英开战，还参与策划了推翻东条英机军人独裁政权的政变，策动近卫文麿呈递主张停战媾和的奏文。对吉田的这些活动，军部主战派十分恼怒，1945年4月15日，吉田茂与殖田、岩渊等一起被宪兵队逮捕。


    吉田茂被拘45天，1945年5月3日获释。由于与牧野的特殊关系，狱中的吉田受到了“优厚待遇”。然而这段经历，却使吉田成为战前“反军反战”的英雄，战后执掌国家政柄的资本。不过，据审讯记录，吉田入狱后的思想是有变化的。起初他认为：“无论谁这样说，如果日本不与英美友好，就绝不是繁荣之国。因此，与英美的战争必须早日结束。即使与英美的战争失败了，国体也绝不会毁灭，但如果国内赤化，那就只有灭亡。”然而后来他在供词又说：“由于我考虑不周，诽谤军队，说了根本不该说的话，对此请予谅解。今后要清洗思想，以一个国民的身份，协助进行这场战争。”这两段自白，清楚地再现了吉田为什么反战，以及他是一位怎样的反军“英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战前被冷遇的吉田茂，一下子成为美国对日占领当局宠信的红人，连任东久迩、币原内阁外相，担当日本政府与占领当局沟通的主角。


    1946年4月战后首届大选后，币原喜内阁辞职。为争夺下届首相席位，各党派间斗争激烈，新内阁难产，出现了战后史上长达一个月的政治空白期。由于议会第一大党自由党总裁鸠山一郎被突然解除公职，自由党群龙无首，无法执掌政权。吉田茂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推为该党总裁，于1946年5月22日组成第一次吉田内阁的。


    吉田内阁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根据占领当局的指令，继续前内阁已开始的战后民主改革，缓解日趋恶化的社会经济形势。1946年11月3日，内阁颁布了以主权在民、放弃战争、保障人权为基本内容的战后日本宪法，规定于下一年5月3日起实施。同年10月，开始实施旨在彻底废除农村寄生地主制的第二次农地改革，直到1950年7月最后完成。1947年，公布了禁止垄断法，开始解散三井、三菱等10余家大财阀的总公司，对其企业和资本实行了分割。为制止通货膨胀的恶性发展，恢复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政府还成立了以首相为总裁的经济安定本部，同时争取美国政府提供紧急粮食援助。


    但是，在战后改革中，与其说吉田茂是占领当局改革政策的积极合作者，不如说是消极的执行者。对新宪法和刑法的制订，以及解散财阀等，吉田一再表现出抵触和迫不得已执行的态度。反之，对战后蓬勃兴起的工人运动，毫不掩饰敌视立场。当工人开展反解雇、增加工资的罢工斗争时，他通过元旦广播讲话，诬蔑工会会员是破坏社会秩序的“不逞之徒”，和占领当局沆瀣一气，勒令工人放弃全国规模的“二一大罢工”。


    吉田茂在经济问题上可说是门外汉，但是在经济重建问题上却发挥了政治家所能发挥的决策作用，大胆地制订了一项重大的产业发展计划。在普通人看来，受到战争严重破坏的日本，应该首先恢复轻工业生产，而不具备发展重工业的现实条件。然而吉田根据专家的意见，作出了完全相反的判断。1946年底，他接受著名经济学家有泽广已等人的建议，制订了“倾斜生产方式”的重大决策，即优先发展煤炭、钢铁、化肥、海陆运输等产业，以此为突破口，带动整个国民经济运行，通过自然淘汰过程，使日本重新获得国际竞争力。为实施这一政策，吉田政府颁布了临时物资供需调整法和复兴金融公库法，设立了复兴金融金库，从原材料和资金供给方面入手，重点扶持重点产业企业。结果，1947年煤炭、钢铁产量大幅度提高，经济复兴看到了曙光。


    第一次吉田内阁存在仅一年。1947年4月，根据新宪法进行的众议院选举揭晓，吉田的自由党降为议会第二大党。按照议会政治的规定，吉田茂只好把政权交给议会多数党，5月20日宣布辞职。


    吉田茂下野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国际形势变化很快。在欧洲，围绕德国、波兰问题，美苏之间的对立公开化，美国向苏联发起“冷战”。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给予发动内战的美蒋势力以沉重打击，已经转入全面反攻。在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展开。为此，美国重新制订了新的全球战略，决定改变对日政策，把日本变成美国在远东地区的军事堡垒和反共防波堤。为实现这一目的，有必要在日本寻找一个最能与美国密切合作的强有力的人物，来组织一个亲美政府。这个人便是吉田茂。


    1948年10月至1954年12月，吉田茂在美军占领当局支持下连续四次组阁，历史上称这一时期为“吉田时代”。追随美国的全球战略和维护日美关系，是“吉田时代”推行各项内外政策的基石。吉田茂认为：“战败后的整个占领时期，日本的对内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对美关系支配，这既是事实，也是必然的。”


    关于经济问题，美国调整对日政策后，认为有必要使日本重新回到国际自由经济体系中来，于是在1948年底提出《稳定经济九原则》，次年2月派遣底特律银行总裁约瑟夫·道奇以公使身份来日，具体指导日本的经济整顿。道奇提出的主要建议是，低工资、低米价，平衡预算，实行通货紧缩，开展整顿国营企业和裁减中小企业工人为主要内容的产业合理化运动，调整产业结构和补助金政策，制订1美元折合360日元的统一汇率等。吉田茂认为这些建议与日本政府的想法相当“近似”，是“非常值得庆幸”的建议，立即全盘接受，付诸实施。


    正当日本政府按照“道奇计划”进行整顿，经济萧条之际，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军侵朝的“军事特需”给日本经济注入一支强心剂。大批工厂恢复生产，积压的物资销售一空，企业收益骤增，财阀开始复活，国际收支赤字变黑，紧缺的外汇存量增加，战后经济复兴完成。


    战败使日本失去了中国这个战前最大的海外市场，而经济复兴又离不开这个市场。对共产主义持敌视态度的吉田茂，不愿与新中国打交道，把视线转向东南亚。他利用当地各国资金和技术上的困难，以战争赔偿为诱饵，开发援助为名，向东南亚地区输出资本，扩大了日本的市场。吉田茂选择东南亚为日本经济扩张的方向还有另外一个目的，他曾直言不讳地声称：“促进东南亚的繁荣是与共产主义抗衡的最根本方法”。


    道奇计划促进了日本经济复兴，但却是以损害劳动大众的利益为前提的。大规模裁减国营企业职工，实行低薪制，直接危害了民众的生活，引起下层群众的反抗和斗争。吉田内阁无视民众的正当要求，先后制订“限制团体令”，修改《劳动组合法》和《劳资调整法》，采取高压政策。吉田茂对日本共产党为代表的左翼民主势力，更是持否定态度。既然美国对日占领当局已经撕下“民主”的面纱，吉田便公然采取镇压行动。1949年7至8月，政府利用下山(国铁总裁下山定则被暗杀)、三鹰(三鹰站电车脱轨)、松川(松川附近列车颠覆)三事件，诬陷共产党和工会搞破坏，逮捕了许多共产党员。朝鲜战争爆发后，又按照占领当局旨意，大搞“清共”，将12000名共产党员和民主进步人士，清除出政府机关和企业。1952年的“五一节流血事件”中，命令警察大打出手，死伤群众近千人，同时以此为借口，炮制反动的《防止破坏活动法案》，使民主运动进入低潮。


    战后日本重建军备最先是由美国提出的。对此，吉田茂有不同见解。他认为：发展军备如同“让瘦马拉重载”，“重建日本经济，需要投入很多国家财政资金，没有更多的余力发展军备”。 他相信在美国的保护伞下，日本不会受到外来威胁，可以在美苏两大阵营对抗的缝隙中专心恢复经济。反之，经济不发展，重建军备也 “无济于事”。吉田虽然对重建军备态度不很积极，但与美国的主张并不存在根本分歧，并且尽量满足了美国的要求。1950年8月建立警察预备队和海上保安厅，1954年6月制订自卫队法和防卫厅设置法，7月，正式成立防卫厅和陆海空三军自卫队，军备重建正式起步。


    1951年9月，吉田茂率领日本代表团出席了旧金山对日媾和会议。在美国操纵下，会议在日本侵略战争最大受害国中国未参加的情况下，片面签订“旧金山和约”，日本恢复独立国地位。同时，“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签署，日本被置于美国的军事保护伞下。


    吉田执政期间，追随美国的反华反共政策，不顾中国政府严正抗议，于1952年4月与台湾的蒋介石政权缔结“和约”，还声言不与中国有政治、经济往来，为中日两国恢复邦交设置了障碍。


    吉田平素爱穿白袜子，雪茄不离嘴，一副官僚气派，其“个人独裁”和“专横”在战后首相中是不多见的。1953年2月国会讨论政府预算时，竟在众目睽睽之下，怒骂向他提问的社会党议员西村荣一“混蛋”，受到弹劾。但是，在培植和驾驭亲信上，吉田却颇有独到之功。执政七年多时间里，亲手提拔为各省大臣职务的亲信多达79人，被舆论讥为开设“吉田学校”，其堪称得意的门生中，有后来担任首相的佐藤荣作和池田勇人等。吉田还善于在党内和弟子中间制造纠纷，玩弄政治平衡，使之依附自己。下台后相当长时间里自民党内的派系斗争，根源皆可追溯到吉田茂，这也是他留给后人的一份特殊政治遗产。


    原自由党总裁鸠山一郎恢复公职后，加剧了自由党内的分裂。政府动用司法指挥权包庇造船贿赂事件中的自由党议员，更使吉田茂失去了民心。1954年12月，吉田茂终于辞职下野。


    吉田茂在野期间，担任过众议院议员，自民党顾问、皇学馆大学总长，还先后访问了美国、联邦德国、英国及台湾。晚年专事著述，发表《十年回忆》、《激荡的百年史》等。


    吉田在《激荡的百年史》一书结尾写道：“日本人是富于冒险精神的国民，而且他们的眼界决不会限于日本这个范围。”“对于今天的日本来说，最重要的是，抱有理想，并且到广阔的世界中去寻求舞台。”


    1967年10月20日，吉田茂死于心肌梗塞，终年89岁。

 片山哲

    (片山哲katayama tetsu 1887.7.28—1978.5.30)


    出任第46届(1947.5.24—1948.3.10)内阁首相


    片山哲(1887—1978)是战后第一位根据新宪法由国会推选的首相，组建了有史以来第一次以社会党为主的三党联合内阁。


    1887年7月28日，片山哲出生于和歌山县田边市。1912年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院毕业后，成为开业律师。1921年主编《中央法律新报》，兼任日本工会总同盟法律顾问。1926年任社会民众党书记长和日本农民组合总同盟会长。1930年起，多次当选为众议院议员。1932年任社会大众党中央执行委员。


    片山哲长期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的宣传组织工作，以他所学到的法律知识为武器，为维护工农群众的合法权益而斗争。他重视妇女解放运动，发表过《妇女的法律》、《女性的法律》等有影响的著作和文章，因而在女性中享有很高威信，每当参加议员竞选时，东京女子大学学生总要给予有力的声援。片山自称是和平主义者，因反对社会大众党与军部合作，于1940年愤而退党。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各党派相继恢复活动。同年10月，片山哲领导建立日本社会党，先后任书记长、中央执行委员长。


    片山信仰基督教，注重自身修养，不吸烟、不饮酒、不贪女色，为人谦和、廉洁，平素被称为“慢性子佛爷”。但有时也很执拗“叫真”。据说与夫人下围棋时，常因技逊一筹败阵，于是脸色阴沉，夫妻无话，虽说也无伤感情。


    1947年4月，众、参两院同时举行议员大选。众议院的选举结果是：社会党143席，自由党131席，民主党124席。社会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随后在首相候选提名的表决中，片山哲获得众议院426票中的420票，参议院207票中的205票，当选为首相组阁。


    选举结果表明了民众对第一届吉田自由党内阁的不满，也反映了对社会党这个战前工农大众政党的美好期待。据《每日新闻》的民意测验，片山内阁的国民支持率高达68.7%。就连被排斥在政权之外的日本共产党也认为，片山内阁是“民主革命过程中带有初步民主性质的内阁”。而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感到满意的是：“片山哲当选为新首相，说明日本内政走上了‘中间道路’。”


    在各种政治势力的不同期待下，片山内阁成立。当他在热烈欢呼声中走入首相官邸时，激动心情难以自制，心中默默地吟诵着：“功名富贵敢无念，忘寝食斗常持节”，“此外复何求，乐天心不忧，何以明吾志，周易在床头。”


    社会党虽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但议员数尚不足议席的三分之一，单独执政有困难。经紧张协商，与民主党、国民协同党达成协议，三党联合组阁执政。内阁成立后的6月2日，片山哲发表《告国民诸君》广播讲话，宜称“新内阁将……不偏于极右或极左，采取中庸之道，特别要与共产主义明确划一界线，以举国救国内阁的实质与精神前进”。并把“克服经济危机、粮食危机、尽快稳定国民生活”作为新内阁的重大使命。


    当时，战后改革还在进行，按照占领当局的指令，片山内阁实施的改革内容有：废除内务、司法两省，设置劳动省和法务厅，改造警察制度，设立国家警察和自治体警察，修改《民法》和《地方自治法》，制订《国家公务员法》和《排除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法》等。


    片山内阁为打开经济危机局面所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是制订和推行“工资物价新体系”，即规定物价为战前的65倍，工资为战前的28倍，米价为战前的32倍。很显然，这是一项工资增长大大低于物价增长速度的政策。


    另一方面，片山内阁继承第一次吉田内阁制订的“倾斜生产方式”。通过复兴金融金库，向煤炭、钢铁等重点产业部门提供专项贷款和补助金，为加强国家对煤炭业生产的直接干预，制订了《煤炭国家管理法》。


    这些政策从战后经济重建的长远利益上看无可指摘，但现实受益者是垄断资本，劳动人民的生活没有改善，对此，国民感到很失望。内阁成立半年后，《每日新闻》的民意测验表明，内阁支持率已降至23.2%。


    更为棘手的问题是大敌当前，后院起火，社会党内部的派系斗争正在激化。社会党干部、时任内阁官房长官的西尾末广和农林相平野力三，由政见不和发展为个人攻击，片山动用首相罢免权，撤掉了平野的职务，引起党内一片混乱和争吵。自称是执政党中在野党的社会党左派议员，带头攻击内阁推行的政策，声明对现内阁“保留严肃的批判权力和行动自由权”。党内矛盾在讨论政府的追加预算案时总爆发，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委员长、社会党左派铃木茂三郎，带头反对增收大众税，导致政府方案被否决。对铃木“突然从个人立场出发”、违反党内已形成的决议做法，片山“百思不解”，旋即率内阁辞职。


    片山哲辞职的真正原因历来说法不一。西尾认为是“左派的阴谋”导致了内阁垮台。对此，铃木矢口否认。而片山本人的说法是“政府追加预算案被否决确实加速了内阁辞职的进程”，但更重要的是，“麦克阿瑟劝告我必须着手日本重整军备……我作为和平主义者……不愿重整军备，因而决定内阁辞职”。这些理由中，谁也没有提到政策上失去民心这一点。


    片山联合政府仅存十个月便自行垮台，其历史教训是深刻的。1965年10月，社会党机关报出版局为纪念建党20周年，出版发行了《日本社会党二十年的纪录》一书，对片山内阁作出如下严厉评价：


    “片山内阁在建立政权的前提中，缺乏党的自主立场，它甚至是在资产阶级的基础上起步的”，在片山内阁及其后的芦田内阁时期，“社会党被当作占领军政策转变的工具利用，代行资本拥护者、劳动攻势防波堤的政策，从而，社会党便放弃了自己的主张、政策和立场，辜负了国民的期望。它还成为容忍后来持续的长期保守政权的一大母体。”


    片山哲辞掉首相后，于1954年1月任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会长，后退出社会党。1959年1月民社党成立后，任该党最高顾问，1972年为名誉党员。片山重视与各国人民的友好交往，曾携夫人历访美国、西欧、东欧、苏联、中国和东南亚等地。他对恢复发展中日两国友好关系非常热心，1956年，与中岛健藏等共同发起成立“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并担任会长。1961年6月，任中国文化研究会会长，后来还担任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顾问、日中友好协会顾问。


    1978年5月30日，片山哲无疾而终，享年91岁。临终前留给夫人菊枝的一句话是：“片山哲是和平主义者。世界再不要发生战争啦！你把片山哲的和平理论理念告诉国内外！阿门！”

 芦田均

    (芦田均ashida hitoshi 1887.11.15—1959.6.20)


    出任第47届(1948.3.10—1948.10.15)内阁首相


    芦田均(1887—1959)是日本战后第五届内阁首相，继片山哲后组织第二次民主、社会、国民协同三党联合政权，执政仅7个月，结束了片山内阁以来实行的所谓“中间道路”政治。


    1887年11月15日，芦田均出生在京都府南部一个山村六部庄，其祖先是信州佐久都芦田村的豪门，辗转迁至丹波后，在六部庄统治过60多个村庄。其父芦田鹿之助，因在明治初期随板垣退助从事自由民权运动而出名，日俄战争期间当选为众议院议员。


    芦田自幼聪敏好学，先以总分第一的优异成绩毕业于柏原中学，后入东京第一高中、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成绩常列榜首。芦田文章华丽，能言善辩，在土耳其使馆任职期间撰写论文《关于君士坦丁堡通航的研究》，是1929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的成名作。晚年撰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外交史》，均被视为名作。


    芦田均在战前的社会经历，可分为政府外交官和政党政治活动家两个阶段。1912年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到外务省任职，先是被派往驻俄使馆，其间与“绝代佳人”、东京大呢绒批发商之女寿美子结为良缘。后屡经调转，任驻法使馆官员、外务省情报课课长、土耳其使馆参赞、比利时使馆代理大使等职。亲身经历了俄国十月革命，参加过巴黎和会，对国际局势有清醒认识。


    芦田弃官从政的动机是在担任比利时使馆代理大使时萌发的。当时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招致欧美各国一片谴责声。当时日本政府为军部势力所左右，对驻外使馆的指示朝令夕改，破绽百出，芦田与驻在国的沟通无所适从。比利时外长伊曼斯拍着他的肩膀说：“我不是以外长，而是想以朋友的身份说句话。我看得出你的苦衷。日本政府的态度实在令人难以理解。如果日本政府做出比现在更有损于国际联盟威信的行动，恐怕不单是比利时，全欧洲以及全世界的国家，都将不得不重新考虑对策。”这番话，刺到了芦田心灵痛处，由此他“幡然悔悟”，“当一个政治家”，唤起民众。遂决定辞掉现职，制止军部的独断专行。


    1932年7月，芦田均辞职回国后毛遂自荐，参加即将举行的众议院大选。在竞选演说中，他主张国际正义，反对军部专横，博得选民同情，加上中学同学及其父旧有势力的支持，一举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并加入政友会。


    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政治急转直下，军部法西斯独裁的逆流无法阻挡。各无产政党或被残酷镇压，或分化瓦解。资产阶级政党则急剧右转，与军部合流，芦田所属的政友会尤其如此。但是，在国会外交质询会议上，芦田均还是做了影射抨击军部的演讲，表现出难能的勇气。由于在政治上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东条英机当政期间，芦田与鸠山一郎等一起脱离政界，只身躲到镰仓消磨时光，静观时局变化。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芦田均立即活跃起来，与鸠山一郎等一起，组建了以鸠山为总裁的日本自由党。同年10月，他不顾党内强烈反对，加入币原内阁，担任厚生相，从此与自由党分道扬镳。1947年3月，组建日本民主党，任该党总裁。第一次吉田内阁下台后，率民主党与社会、国民协同党合作，组成以片山哲为首相的三党联合内阁，担任副首相及外相。


    以政府追加预算案被否决为直接契机，片山内阁于1948年2月20日宣布辞职。继任首相人选的争夺战，焦点集中在两个人身上。一是民主、社会、国民协同三党推举的芦田均，一是自由党总裁吉由茂。众、参两院的表决结果是，众议院：芦田216票，吉田180票，芦田获胜。参议院：芦田102票，吉田104票，吉田险胜。根据宪法第67条众议院优先的规定，最后确定由芦田均组阁。


    与片山内阁成立时情况不同，芦田内阁虽然维持了三党联合政权形式，但三党之间及各党内部的矛盾加剧，昔日的战斗力和影响力不再，民意测验表明，国民对这届政府并不看好。


    芦田内阁于3月10日成立，根据各党势力大小所做的安排是，内阁成员中社会党8人，民主党7人，国民协同党2人，民主党总裁芦田均和社会党领袖西尾末广分别担任首相、副首相。


    第一次吉田内阁以来，政府推行的“倾斜生产方式”，把恢复生产放在了第一位，结果通货膨胀蔓延，国民生活苦不堪言。芦田内阁成立时，日本工运史上有名的“三月斗争”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以国营企业工人为主体，要求政府提高工资，改善生活待遇。邮电工会决定在3月31日实行全国规模的行业总罢工。芦田内阁无视工人的合理要求，借助占领当局的“指令”取缔了这次罢工。7月31日，芦田政府又借助“指令”颁布第201号政令，公然取消公务员的争议权和团体交涉权，从而使战后以来以国营工人为主体的工人运动由此沉寂。这种压制民主、一味屈从占领当局的做法，使芦田内阁获得了“媚外内阁”的恶名。


    同片山哲一样，芦田均在预算问题上伤透脑筋。在制订1948年度财政预算时，由于财源不足，只能步前政府后尘，提高铁路运费和通讯费，使刚刚平息的党内争吵再次爆发。经三党首脑反复协商，费时三个月时间完成协调，国会才勉强通过政府方案。结果是铁路货运费增加了3.5倍，客运费增加了2.5倍。黑田寿男等16名社会党左派议员反对这一方案，愤而脱党，组成“社会党正统派议员团”，成为执政党中的反对党。


    疲于奔命的芦田均是因“昭电事件”下台的。事件起因是，经营肥料业的昭和电工公司经理日野原节三，通过7000万日元贿赂，买通政府官员，从复兴金融金库中获得30亿日元非法贷款。事情败露后，于6月被检查当局逮捕。受此牵连，大藏省主计局长福田赳夫、内阁经济安定本部总务长官栗栖赳夫、辞职不久的内阁副总理西尾末广等人，先后以受贿嫌疑被捕。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激怒了社会舆论，也根本瓦解了三党联合政权的基础。社会、国民协同两党各自通过决议，敦促芦田均内阁引咎辞职。


    1948年10月7日，即西尾被捕的第二天，芦田均正式宣布内阁辞职，他在讲话中说：“此次昭和电工事件，发展到现内阁成员被传唤的事态，实在感到遗憾。作为内阁首席，我深感道义上的责任，值此决定辞掉首相之职。”


    但是，“昭电事件”调查并未结束，11月，芦田本人也涉嫌被捕受审，直到1958年才被宣判无罪。


    芦田内阁所以成为短命内阁，除了自身的原因外，还与美国对日政策转变及民主自由党倒阁运动密切相关。占领初期，美国的对日政策重点是推行非军事化、民主化改革，因此能够容忍片山、芦田这样的“中间道路”政权存在。但是，从1947年起，随着美苏关系恶化、冷战开始以及日本民主改革任务的大体完成，美国的对日政策开始由“民主化”向扶植“经济自立”的方向转变，美国要把日本变成防止共产主义势力蔓延的防波堤。到芦田内阁成立时，这种政策的转变已很明显。在对日政策转变的过程中，美国希望日本能建立一个更听命且强有力的政府，而这个政府显然不是芦田内阁。从这个意义上说，芦田均是“被美国远东战略捉弄了的短命宰相”。

 鸠山一郎

    (鳩山一郎hatoyama ichiro 1883.1.1—1959.3.7)


    连任第52—54届(1954.12.10—1956.12.23)内阁首相


    鸠山一郎(1883—1959)是个性突出的政治家，在吉田茂之后连续三次组阁，任内最“突出”的政绩是实现日苏邦交，使日本重返联合国。


    1883年1月1日，鸠山一郎出生在东京。其父鸠山和夫是日本知名律师和政治家，担任过众议院议长。母亲春子是共立大学创始人之一，是教育界的“女杰”。鸠山自幼受到良好家教，发愤读书，1907年以总分第一名优异成绩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院，此后在父亲开办的法律办事处当律师。


    受其父亲影响，鸠山一郎从小立志当政治家。他步入社会时，正值日俄战争后日本民主运动高涨期，为实现政治抱负，鸠山加入政友会，投身于政治斗争的激流，后当选为东京市议会议员、议长。政党内阁时期历任田中义一内阁书记官长，犬养毅、斋藤实内阁文相，1937年一度担任政友会代理总裁，其时54岁，所谓年华美妙，大展宏图之际。


    但是，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政治急剧地滑向反动。随着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和军部法西斯专政的建立，议会政治徒具虚名，各资产阶级政党相继向军部法西斯势力靠拢，成为其合作者和应声虫。第二次近卫内阁成立后，通过所谓“新体制运动”，把所有资产阶级政党和右翼团体，统统纳入大政翼赞会组织之内。鸠山所在的政友会也在1940年宣布解散，加入大政翼赞会。鸠山一郎反对翼赞体制，反对军部独裁及其冒险的扩张政策，政友会解散不久，便与芦田均、大野伴睦等人组织了“同交会”，开展抵制东条英机组阁的活动，因此遭到排斥，隐居于轻井泽。


    日本投降后，鸠山东山再起，招聚旧部于1945年11月创建日本自由党，自任总裁。1946年4月，战后首次大选中自由党获胜，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币原喜重郎内阁被迫辞职。按照议会政治的常规，新内阁应由议会第一大党组织，也就是说，首相一职非鸠山莫属，鸠山本人则紧锣密鼓地筹备组阁。但天有不测风云，正当天皇准备颁发鸠山组阁的例行手续时，占领军当局发出开除鸠山公职的“整肃”令，理由是他在战时出版的《世界之面貌》一书中，吹捧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据说此书虽为鸠山署名，却是出自山浦贯一之笔。由此，鸠山组阁一事彻底告吹，鸠山成为“悲剧政治家”。


    鸠山性格直爽，不善权谋，这一点恰好与吉田茂形成鲜明对照。鸠山被开除公职后，自由党内没有适当人选接替总裁职务，但推不出总裁就无法组阁，政权将落入其他政党之手。于是鸠山紧急把吉田茂请入党内，让吉田坐上头把交椅，组织了第一次吉田内阁。吉田表示，如果鸠由恢复公职，愿随时交回职权。


    鸠山赋闲五年，直到1951年才恢复公职，但回到自由党内复职前突患脑溢血，休养半年多始见康复。


    按鸠山的天真想法，自由党总裁一职该“物归原主”了。但吉田茂是个抓住政权不放的人，五年经营，培植了大批亲信党羽，在自由党内已扎下深厚根基，遂以总裁职位的“公器”不应私相授受为由，回绝了鸠山的奢望。


    鸠山大受刺激，愤懑之下与吉田决裂，并从自由党中拉出鸠山派，于1954年11月与改进党(战后民主党的后身)合并，成立民主党，自任总裁。


    吉田茂前后执政七年，于1954年12月辞职，鸠山一郎在民主党支持下掌握政权。鸠山上任之初，舆论普遍持欢迎态度。这不仅因为“悲剧”人物容易唤起舆论的同情，还因吉田茂的长期统治日益腐败，丧失民心。人们期待鸠山上台能给日本政治带来新气象。一时间，全国刮起一股“鸠山热”。


    鸠山充分地利用了这种政治气候，上任伊始便发起“新生活运动”，宣布取消大臣警卫和大臣官邸，禁止平时赛马赛车，禁止国家公务员与民间企业者打麻将和高尔夫球，政府用车一律改换为国产等，起到了收买民心，推助“鸠山热”的效果。接着又不失时机，于内阁成立两个月的1955年2月举行大选，使民主党大获全胜，上升为议会第一大党，巩固了政权基础。


    战后10年，日本国民饱经磨难，终于在战争废墟上重建家园，恢复了经济。鸠山上任的1954年底，日本经济已全面复兴，国民生产总值早超过战前最高年份，战后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起步。由于签订了《旧金山和约》和《日美安保条约》，被占领的时代已经结束，日本重新走向独立。政治与经济是互为表里密不可分的整体，如果说“吉田时代”把重点放在经济恢复和复兴方面，那么，到经济实力大为提高的鸠山时代，谋求政治上的完全独立便成为鸠山政府的使命。当时，朝鲜战争已经结束，国际形势趋于缓和，新形势为鸠山政府制订推行内外政策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鸠山上台前就强烈主张修改宪法，重建军备，对外开展“自主外交”，恢复日苏邦交。他把吉田茂的即使拥有保安队乃至警备队也不得拥有正规军的说法，斥之为“白马非马论”，公然提出在修改宪法第九条(内有放弃战争不保持陆海空军等武装力量内容)基础上，名正言顺地重建“自卫的武装”。并主张为使日本的独立得到国际上的承认，避免美苏战争时把日本作为战场，实现日苏关系正常化。


    战后日本的和平宪法，在饱受战争灾难的日本国民中有着广泛的思想基础，鸠山内阁成立前后，日本各地发生数起反对运进核武器、撤除美军基地、禁止原子弹的群众运动。议会中占三分之一左右议席的社会党，也把维护宪法、反对重建军备写入党的决议之中。和平运动的巨大声势，迫使鸠山不敢正面提出改宪问题。但在第三次鸠山内阁成立后，由于自由、民主两党合并为自由民主党，政府势力加强，鸠山始加快改宪步伐，强迫议会通过《宪法调查会法案》，为修改宪法做准备。同时还提出小选区法案，因遇到社会党及参议院的抵制而流产。鸠山承认，小选区法案的流产，是“鸠山内阁的最大失败”。


    在和平力量的威慑下，鸠山始终未敢修改宪法，但在重建军备方面，却切实付诸了行动。鸠山执政的两年里，自卫队兵力由15.2万人，增加到21.4万人，政府还迫使议会通过了旨在扩张军备的《国防会议法案》。在这一点上，比之于其前任吉田茂，他走得更快、更远。


    鸠山执政期间再开国家干预教育的恶例，提出了《新教育委员会法》和“教科书法案”，即所谓“教育二法”。前者要把地方公共团体教育委员公选制改为任命制。议会审议该法案遭到社会党等在野党派强烈反对，鸠山政府竟调来500名警察“维持秩序”，威胁议会强行通过了法案。后者旨在强化教科书检查制度，实现教科书由国家审定，由于遭到包括部分自民党党员在内的整个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最后流产成为废案。


    鸠山任内的最大目标是恢复日苏邦交，以使日本真正实现外交上的“独立”。为此他不惜一赌政治生命。鸠山说，“我作为政治家的使命，就是日苏谈判和修改宪法”，“特别是日苏复交，希望一定在我任内解决”。修改宪法无望后，便把全部精力用在恢复日苏邦交上了。


    但是，恢复日苏邦交亦非易事。以吉田茂、池田勇人为代表的亲美派明确表示反对态度，财界甚至联合起来对鸠山提出弹劾，身为外相的重光葵也持慎重态度，在对苏谈判中态度消极。因而，鸠山内阁成立后即已开始的日苏谈判时断时续，迟迟没有实质性进展。关键问题是在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日苏双方谁都不肯让步。


    鸠山未因政府内外的反对而怯步，而是执着地追求既定目标。1956年10月，带病前往莫斯科，举行日苏首脑会谈，签订了《日苏共同宣言》，结束了两国间的战争状态，恢复了邦交。


    日苏条约随后被议会批准。12月,日本加入联合国，以独立国的面貌重返国际政治舞台。


    由于实现日苏邦交和日本加入联合国，鸠山如愿以偿，旋即急流勇退提出辞职，“体面”地让出政权。


    鸠山留给日本的另一笔政治遗产，是在任期间的1955年11月实现了民主党与自由党的合并，建立了自己任总裁的自由民主党，结束了战后十年来多党轮流执政的局面。此后，自民党在议会中长期保持了两倍于社会党等其他政治势力的优势，并一直保持至90年代初，这就是所谓的“五五年体制”。当然，自民党自成立起，便包容了各种势力和派别，埋下了党内纷争的种子，这也是鸠山遗产中的特产。

 石桥湛山

    (石橋湛山ishibashi tanzan 1884.9.25—1973.4.25)


    出任第55届(1956.12.23—1957.2.25)内阁首相


    石桥湛山(1884—1973)是日本著名记者和政治家，中国人民的朋友。他在战前进行的反战、反侵略主义活动及战后为恢复发展中日友好关系做出的积极贡献，得到了社会的尊敬和高度评价。


    1884年，石桥出生在日莲宗佛门世家，幼名省三，皈依佛门后改名为湛山，但他却从不曾是遵守清规戒律的佛门弟子。


    石桥从小头脑聪敏，也很顽皮，不愿在学习上下工夫，以至上小学时两次“蹲级”。随着年龄的增长，终于发奋读书，考入东京第一高中和早稻田大学。


    石桥性格直率，办事干脆，善于独立思考而不人云亦云，并且敢于坚持自己的见解。


    1907年，石桥在早稻田大学文学院哲学系毕业，次年经人介绍，到《每日新闻》社当记者。1911年转入《东洋经济新报》社，直到日本战败为止的30余年里，长期在该报社《东洋时论》月刊社任职，曾任社长和总编。以该刊物为阵地，石桥以笔为刀枪，向扩张主义势力及其理论发起了不懈的攻击。


    石桥大学时的专业是哲学，在《每日新闻》社工作时负责文艺评论，到《东洋经济新报》社后，开始学习经济理论，研究经济问题。在自学经济理论时，研读过塞利格曼的《经济学原理》、托因比的《十八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史》、马克思的《资本论》等各种流派的名著，视野大开。凭着勤奋与天赋，成为一位出色的政治经济评论家。


    早在明治初年开始，日本政府便在“富国强兵”的口号下，把向海外扩张作为基本国策，目光盯向中国和朝鲜。1889年，军阀巨头山县有朋提出“主权线”与“利益线”的侵略理论，使“大陆政策”理论化。随后，日本通过发动甲午、日俄战争，将侵略理论付诸行动，把朝鲜、中国台湾与辽宁南部地区沦为殖民地。另一方面，日本社会也存在着处于非执政地位的“产业型”资本家阶层，他们从切身利益出发，要求参政权，主张自由竞争下的和平经济。石桥湛山便是这类所谓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代言人。


    1912年，28岁的石桥发表“满洲放弃论”，公开谴责日本政府侵略“满洲” 是“愚蠢”、“危险”的行为，这种认为不仅违反“道义”原则，从经济合理主义观点出发也得不偿失。这篇数据可靠，论证严密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在其他文章中，石桥对所谓“领土狭小”、“人口过剩”、“资源贫乏”、“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和“国防线”的谬论，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他主张的是“小日本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政府火中取栗，派兵攻占青岛，夺取德国在中国的权益。对此，石桥坚决反对，连续发表“论青岛不可占领”、“再论青岛不可占领”等文章。大隈内阁迫使袁世凯政府签订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后，石桥立即撰文抨击，认为条约的签订对日本“是一次根本性的大失败”，对日本国民“也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强烈要求政府“抛弃帝国主义”。对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干涉苏维埃革命，石桥也明确表示了反对立场。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利用中国的动乱，加紧经济渗透和军事干预，激起中国人民的坚决抵制和反抗，对此石桥深表同情。在这一时期发表的文章中，石桥抨击政府的侵略政策，指出日本的侵略行径与沙俄侵略中国没有本质区别，要求政府撤回驻外军队，“立即放弃在华特权”，将占领地归还中国。


    1927年至1928年间，田中义一内阁以保护日侨为借口，三次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干涉中国内政。石桥在措辞严厉的文章中，谴责政府发动“国民不愿进行的战争”，称支持政府出兵的民政党是“杀人帮凶，其罪与政府等同”。


    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武力侵占中国东北。日本政府开动所有宣传机器，颠倒是非，混淆视听，为侵略行为涂脂抹粉。在法西斯势力甚嚣尘上的白色恐怖下，石桥不为所动，事变发生后第九天，发表《解决满蒙问题的根本方针是什么》一文，明确指出“满蒙终究是中国的领土”，日本想用武力“根本解决满蒙问题”，“显然不可能达到目的”。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国内迅速建立起军部法西斯专政，实行白色恐怖，自由发表言论已不可能。尽管如此，石桥也未趋炎附势，而是以婉转方式，对这场侵略战争提出批评。


    纵观石桥在战前30余年的活动，可以认为，他是非社会主义营垒中一贯坚持反战、反侵略的新闻记者，其主持正义、不畏权势，身置逆境而不失节的斗争精神，难能可贵。


    战前的进步活动，使石桥在战后博得很高威望。1945年参加了自由党的筹建工作后，出任第一次吉田内阁藏相。但是，同鸠山一郎的经历相似，1947年5月，石桥在“整肃”中突然被占领当局革除公职，理由是他在战前发表过内容不妥的文章，这显然缺乏根据。实际上是因为他担任藏相时，对占领当局的“指令”不能唯命是从。此后，石桥在日本政治舞台上一度消失了身影，1951年6月 “整肃”解除后，他才走出“没有铁窗的监狱”生活。


    石桥恢复公职后回到自由党内，1953年任鸠山派自由党政策审议会会长，因吉田茂排挤，于1954年11月与鸠山一郎一起退出自由党，接着与重光葵为首的改进党合作，组成民主党。同年12月，吉田茂下台，鸠山组阁，石桥入阁担任通产相。


    鸠山首相兼自民党总裁执政两年，在实现日苏邦交后，于1956年11月5日辞职。围绕下任总裁即首相一职，自民党内派系间展开了建党后首次混战，按照石田博英的说法，加入争夺战的共有“七个师团三个联队”(“师团”意为拥有20名以上议员的派系，指岸信介，石井光次郎、石桥湛山、大野伴睦、河野一郎、三木武夫、松村谦三、吉田茂等派。吉田派又分池田勇人、佐藤荣作两派，“联队”意为拥有10名左右议员的派系，指北村德二郎、大麻唯男、芦田均等派)。自民党总裁选举时，岸223票，石桥151票，石井131票。均未超过半数，只得进行第二轮表决。决选时石井派大部转投石桥，结果石桥得258票，岸得251票，石桥以7票优势获胜，当选为第二任自民党总裁，遂被推举为首相，于1956年12月27日组成石桥内阁。


    石桥上任后多次发表施政演说。1957年1月8日在日比谷公会堂演讲时，把新内阁的政策主张概括为“五项誓言”，即国会活动正常化，严肃政界和官界纪律，扩大就业和增加生产，建设福利国家，确立世界和平。五项誓言的前两项是关于政治方面的，石桥主张廉洁的政府，力图调解党内矛盾，消除派系，使执政党与在野党一起在国会中发挥作用，保证议会政治的运行。第三、四项是关于经济方面的。与上届政府的不同点是，石桥不但重视增加生产，还把社会就业、福利问题摆在重要位置，在实施这一政策时，提出了“减税1000万，公共投资1000万”的口号，制订“扩张性财政”预算，刺激业已起步的经济高速增长。第五项是外交政策。鉴于日苏已实现邦交，石桥把重点放在改善对华关系上，对中日两国民间贸易活动表示支持。此外，在短暂任期内，石桥政府与厄瓜多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可惜的是，石桥因病未及实践上述主张，便匆匆告别政坛。病因是参加母校早稻田大学的大会时，在露天会场着凉患了感冒，以致病情发展为肺炎和三叉神经麻痹，出现语言障碍，不得不遵医嘱休养两个月。石桥责任感很强，对长时间不能亲理国政深为不安，于是从“政治良心”出发，向国会递交了《石桥书简》请求辞职。石桥在任仅63天，在历届首相中，像石桥这样主动放弃政权者实不多见。


    石桥对中国人民一贯友好，大病初愈，便为实现中日邦交奔波。1959年夏，当中日关系因日本政府的敌视态度陷于僵局时，石桥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要求访问中国。同年9月，石桥应周总理邀请来到北京，这是战后第一位日本前首相访问中国。访华期间，石桥与周总理、陈毅副总理进行了亲切交谈，并受到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接见。1963年9月，石桥再次访问中国。在此期间，他利用自己的巨大政治影响，多次撰文阐述恢复中日邦交的主张，批评日本政府在对华问题上采取的错误立场。这些言行，对促进中日友好关系和两国邦交的恢复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右翼势力甚至骂他是“共产党的走卒”，对此，石桥不屑一顾。1972年，中日两国恢复邦交，石桥在有生之年实现了夙愿，分享了中日邦交恢复的喜悦。


    1973年4月25日，石桥逝世，终年89岁。周恩来总理致电哀悼，电文说：“石桥先生是日本有远见的政治家，多年来为中日友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现在，石桥先生为之奋斗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已经实现。中日两国人民将永远纪念石桥先生。”


    石桥晚年亲自整理出版了《石桥湛山全集》共15卷，那里记录了他一生走过的光辉足迹。

 岸信介

    (岸信介kishi nobusuke 1896.11.13—1987.8.7)


    连任第56—57届(1957.2.25—1960.7.19)内阁首相


    岸信介(1896—1987)是日本战后唯一因甲级战犯嫌疑被捕、获释后担任内阁首相的人，也是日本内阁史上唯一一对“兄弟宰相”(其弟佐藤荣作后来亦出任首相)中的一人。


    1896年11月13日，岸信介生于山口县吉敷郡山口村。祖父佐藤信宽是讨幕派志士，做过岛根县令。父岸秀助入赘佐藤家做“倒插门”女婿后，改姓佐藤。佐藤秀助有三子，长子市郎当过海军中将，因病早亡。次子信介、三子荣作，皆位极人臣，出任过内阁首相。兄弟二人执掌政柄达11年之久，为当代日本史上所仅见。岸信介未成年时，被过继给佐藤秀助胞兄、岸信介伯父岸信政家，改姓岸，后与岸信政长女良子成亲，行“堂兄妹婚”。


    与前任石桥湛山不同，岸信介在战前的经历并不光彩。岸先后就读于山口中学、东京第一高中、东京帝国大学。1920年大学毕业，1922年后在农商务省(该省分为农林、商工两省后，转入商工省)任职。1926至1931年间，两次被政府派往欧洲考察。1933年任大臣官房文书课长。1935年任商工省工务局长时兼任对满事务局事务官。次年被遣往中国东北，任伪满实业部次长。1937年升任伪满总务厅次长(相当伪满副总理)，成为日本统治伪满洲国的五巨头(即东条英机、星野直树、松冈洋右、鲇川义介、岸信介)之一，有“满洲的妖怪”之别称。


    1939年10月，岸信介“肩负着军部的期待”回国，历任阿部信行、米内光政、近卫文麿内阁商工省次官，后因力主战时经济统制政策，与商工相小林一三发生争执而辞职。东条英机上台后，岸信介再次入选，出任东条内阁商工相。商工省合并于军需省后，改任军需省次官，全面负责制订战时经济统制计划，指挥军需生产和战争物资的调配，成为首相兼军需相东条手下的得力干将。


    1944年7月，美军攻陷塞班岛，日本本土被置于美机轰炸圈内。鉴于内地的战争工业设施面临美机轰炸的灭顶之灾，岸信介预感到日本战败无疑，建议东条结束战争，对美媾和，遭到东条严厉训斥。随后，岸又上演了抗令不遵、拒不辞掉商工相职务的一幕，使东条内阁因意见不一辞职。然而此举后来竟成为岸信介开脱战争罪责的一大政治资本。


    1945年9月11日，岸信介与东条内阁其他成员一起，被占领当局指定为甲级战犯锒铛入狱，在押三年多，于1948年12月获释。1952年解除“整肃”后，岸立即恢复政治活动，组建“日本再建同盟”。次年3月，加入以吉田茂为总裁的自由党，当选为该党众议院议员，任自由党宪法调查会会长。1954年，与鸠山一郎一起退出自由党。日本民主党成立后，任该党干事长。自由党与民主党合并后，担任自民党首任干事长，急剧地扩充了自己的势力。


    1956年11月，鸠山一郎在完成日苏复交使命后，辞掉首相及自民党总裁。岸信介虽倾注全力争夺总裁和首相宝座，但还是在选举中败给石桥湛山。石桥内阁成立后，担任外相。石桥执政仅两个月便因病辞职，岸信介先是代理首相，不久则“顺理成章地”接管了政权。


    鸠山一郎和石桥湛山上任时，社会上出现了“鸠山热”和“石桥热”，而岸信介上台时，人们并不看好，自然也不会出现“岸信介热”。岸信介慎言谨行，上台后暂时保留了石桥内阁原班人马，声称继承前政府的政策方针。几个月后，他稳住了局面，奠定了统治基础后，遂于1957年7月大幅度改组内阁，安插亲信，提出了新的政策主张。1958年6月再次组阁后，确立了所谓“岸体制”。


    在三年四个月的执政期间里，岸信介推行的政策方针是，以扩充经济实力和加强政治统治为基础，在维持日美协调的总方针下，实行“自主外交”，从根本上改变日本的“半独立半占领”地位，扩大日本在国际上的影响。其重大举措是，修改吉田政府时与美国签订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安保条约》)。


    岸信介上台时，日本经济正赶上战后史上所说的“神武景气”(意即神武天皇以来未有过的繁荣)。按照石桥内阁既定的“扩张性财政”方针，岸主持制订了1957年度国家财政预算。这个战后以来最庞大的预算所产生的直接效果是，随着设备投资和技术引进规模的急剧扩大，出现了大量外贸逆差，而外汇紧张反过来又抑制了国民经济的增长。到1957年夏季，“神武景气”消失，经济发展进入所谓“锅底萧条”阶段。


    为扭转国际收支恶化局面，岸内阁从金融政策调整入手，指令日本银行于1957年3月和5月，两次提高利率，减少放款，缩小企业投资规模。6月，政府制订《综合紧急对策纲要》，采取了削减财政投资15%、限制进口振兴出口、拯救中小企业等综合治理措施。为打开海外出口市场，岸接连到东南亚各国游说。


    岸信介战前长期在商工省和伪满洲国任职，主管政府经济，与财界交往甚密。任首相后主持制订的经济政策，满足了财界的利益和要求。1957年底，岸信介采纳一桥大学山田雄三教授等经济专家的建议，采用“假定增长率法”，通过对储蓄投资、国际收支、劳资供求三要素的综合分析计算，制订出《新长期经济计划》，提出自1958年起的五年内，实现年均6.5%的经济增长率。 在执行这项计划时，政府一面强调市场经济原则和企业的自主性、创造性，一面颁布有关财政、金融、贸易、中小企业等相关政策，用间接手段干预和指导国民经济。结果，经济增长速度超出政府设想，1959年后，日本经济又出现“岩户景气”(意即开天辟地以来的繁荣)。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为其后的池田内阁制订“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奠定了基础。


    岸信介最关心的是实现日本“自立”的政治理想。从这个角度说，发展经济不过是谋求“自立”的必要前提。岸对日美安保条约规定的日本半独立半占领地位及对美从属关系极为不满，上台前多次声称修改条约，上台后甚至发出不签订新安保条约决不下台的誓言。在这一点上，他与鸠山一郎执意缔结日苏邦交的态度一样，不惜一赌政治生命。


    修改安保条约，提高日本的自立地位，前提是取得美国的信赖和同意，为此必须在内政外交方面创造出让美国放心的环境。除不断增加国内经济生产实力外，在政治方面，岸信介从修改宪法、扩充军备、制订强化政治统治的立法等彼此关联的三个方面入手。这是因为，首先，修改安保条约，实现日本“自主独立”，必须增强军备，若此美军才能放心地撤离日本领土。其次，扩充军备直接与和平宪法相抵触，因此必须修改宪法。再次，改宪扩军必然遭到护宪和平力量的反对，因此须强化国内镇压体制，其具体措施包括强行教员考勤制度和修改警察职务执行法(称警职法)。


    关于修改宪法，岸信介公然声称自己是“改宪论者”。恢复公职不久，即在创建“日本再建同盟”时，把改宪主张写入同盟纲领之中。担任自由党宪法调查会会长时，一再鼓吹“改宪论”。组阁后，实施了鸠山内阁时制订的《宪法调查会设置法》，于1957年8月正式成立宪法调查会，为改宪做准备。岸信介的主要目标，是修改宪法第九条关于放弃战争和军备的内容，为重建军备扫清障碍。但是，在国会中社会党等反改宪议员始终占据三分之一以上的席位，保持着足以否定任何改宪提案的力量(修改宪法需得到议会中三分之二以上议员的同意)。岸信介害怕引火烧身，在任期间始终未敢对宪法下手。


    关于扩充军备。由于改宪迟无进展，岸信介便在宪法的解释上做起文章。他在1957年4月的众议院答辩时说：“拥有为自卫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力量是理所当然的……是不违反宪法的。”在5月7日的参议院答辩中又说：“如果在自卫权范围内，拥有核武器也是允许的。”通过对宪法的恣意解释，岸信介制造了为“自卫”扩充军备的根据。6月，岸政府正式制订了“第一次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即所谓“一次防”)，决定在1958年至1960年的三年内，陆上兵力增至18万人，海上军力增至12.4万吨，飞机130架。


    关于强化统治的立法，1958年，岸政府为限制进步教职员工参与政治活动，削弱教育工会在护宪运动中的影响，在全国范围内强制推行了教员考勤制度。而同期提出的警职修改法草案内容是，扩大警察权限，恢复对办事处、宿舍、旅馆的现场检查，警察可不按法律程序行使人身搜查和拘留权，旧法令中重点保护私人生命财产的条文被修改成“维护公共秩序和社会治安”。这个无视基本人权、压制言论集会自由，使“男女约会都受限制”的反动提案，一出笼便遭到舆论围攻。社会党严厉谴责政府方案“违反宪法”，“侵犯了国民权利和自由”，拒绝出席议会讨论法案。自民党内也出现了反对意见。在议会之外，社会党、总评、中立劳联等党派团体，共同组成了“反对修改警职法国民会议”，领导了数起声势浩大的集会和游行，参加运动人数最多时超过400万人。结果，岸信介无法强制通过政府方案，警职修改法终以议会审议未完而流产。


    与对内政策互为表里，岸信介的对外政策，也是围绕实现日本的“自主独立”目标展开的，这突出表现在扩大对东南亚的影响和亲台反华两个方面。


    1957年5至6月，岸信介访问缅甸、印度等东南亚五国及台湾。11月，再次访问南越、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及台湾。这些访问表面上为增进日本与相关国家及地区的关系，协商战争赔偿，以及成立亚洲开发基金和技术研究中心等问题，实际上如岸信介本人所言，“东南亚现已成为美苏两大阵营力量的真空地带”，日本“作为自由主义阵营的一员”和美国的伙伴，应该“履行其义务”，这样做对扩大日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活动和影响，“确保业已复兴的日本经济市场”极为重要。岸信介的这一自我表露是有根深蒂固的思想基础的。他一贯反共，屡为侵略战争辩护，其对东南亚国家的亲善活动中，掩盖不住扩大日本市场和海外权益的动机。


    为了给美国以“反共基地日本”和“反共亲美的岸信介”印象，使美国同意修改安保条约，岸信介多次声称无意恢复中日邦交，两次出访东南亚时，都不忘“顺访”台湾，与蒋介石会谈时大放厥词，恶毒攻击中国政府，为蒋介石反攻大陆输氧打气。


    不仅如此，岸信介对刚刚恢复的中日民间贸易也横加阻挠。从1952年起，中日民间签订了三次贸易协定。第三次协定于1957年期满后，岸信介政府在续签问题上一再拖延，直到1958年3月，才迫于日本人民的强烈要求，签订了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然而岸政府接受台湾当局的要求，不准赴日中国商务代表团悬挂国旗，致使协定作废。同年5月，中国邮票展览会在长崎举行时，发生了暴徒撕毁中国国旗事件。岸信介无视中国人民的感情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竟以种种借口，袒护肇事者，拒不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合理要求。对此，陈毅外长代表中国政府发表严正声明，谴责“岸信介政府敌视中国的态度，已经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人民日报》 社论警告说：“如果岸信介政府继续制造‘两个中国’，继续阻挠中日两国正常关系的恢复，那么，中日来往全面中断的责任，应该全部由岸信介政府担负”。由于岸信介拒不改变敌视中国的立场，终于导致两国民间辛勤努力发展起来的贸易往来全部中断，中日关系恶化到战后以来的最低点。


    岸信介推行的内外政策逐渐博得美国的信任和好感。1957年7月，岸信介首次访美，先后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国务卿杜勒斯会谈，提出修改安保条约、归还冲绳小笠原行政权、放宽美国对日出口限制及设立东南亚开发基金等要求。但是，美国没有满足上述要求，只是鉴于美国军事战略重点已转向核武器，承诺从日本撤军并设立日美安全保障委员会。就在这次访问中，岸信介声称：日美关系进入了“新时代”。


    1958年6月，岸信介再派外相藤山爱一郎赴美，转达日本方面修改条约的基本方针。杜勒斯认为，“现在的日本已与现行安保条约产生时的情况不同，自卫力量也增强了”，对修约表示了积极态度。此后经过一年多的谈判，日美终于达成协议。1959年1月19日，岸信介赴美签订《日美相互合作及安全保障条约》(即“新安保条约“)。


    新条约根据日方要求，删掉了原有的“内乱条款”，规定有效期为十年。根据“相互援助”的“平等性”原则，对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做了一定修改。这个具有日美军事同盟性质的条约，虽然相应地提高了日本的地位，但并未改变其追随美国军事战略的性质，反而增加了被美国拉入战争的危险性。


    日本国民对修改安保条约持否定态度，要求彻底废除条约。日美谈判期间，130多个团体共同组成“阻止修改安保条约国民会议”，发起了战后史上规模空前的反政府群众运动。岸信介赴美签约在羽田机场登机时，愤怒的群众冲入机场，试图阻止代表团出发，与警察发生了冲突。后来全国发起了300多万人签名的请愿运动，要求国会否决新条约。


    在众议院审议“新安保条约”时，岸信介凶相毕露，5月19日竟孤注一掷派出500名警察闯入国会，把反对党议员拖出会场，迫使众议院“通过”新条约。一个月后的6月23日，在参议院未表决的情况下，宣布新条约“自然生效”。


    岸信介的暴举激怒了日本国民。全国性的罢工、请愿、示威游行等反政府运动达到高潮，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不得不推迟访日日期，岸信介政府声名狼藉，在新安保条约生效的同一天提出辞职。


    岸信介下台后多次访问美国、台湾、韩国等国家和地区，顽固坚持亲美亲台、反华反共立场，阻挠中日恢复邦交。

 池田勇人

    (池田勇人ikeda hayato 1899.12.3—1965.8.13)


    连任第58—60届 (1960.7.19—1964.11.9)内阁首相


    池田勇人(1899—1965)是日本战后又一位知名首相，岸信介下台后连续组织三届内阁，执政四年有余。他的理政信条与成功秘诀，是推行所谓“宽容忍耐”政治和“收入倍增”经济，在使日本大踏步走上“经济大国”道路的同时，把战后保守政治体制推向所谓“黄金时代”，有人甚至说在他执政时日本发生了“类似革命的一场巨变”。


    1899年12月3日，池田出生在广岛县丰田郡吉名村一个酿酒业主家庭，家境比较优裕。学生时代的池田，脑子聪明却不愿用在学习上，顽皮好动，鬼点子不少，小学时是“孩子王”，中学时依旧不守“本分”，偷摘柑橘，偷吃小卖店点心之类的恶作剧向来不甘人后。就是在熊本第五高中学习期间，也不以学业为重，白天逃学下围棋，晚上会友去酒馆，月花费是一般同学的四倍。有趣的是，“海量”酒鬼池田，竟在高中毕业前夕，拉了几个酒友同学，别出心裁地在学校旁开了个小酒店，名曰“池田屋”。有了自己的酒店自然可以放纵无度，可怜的“池田屋”开张仅3天，便被主人“喝”关了门。


    或许是灵感所致，池田高中毕业后竟考入京都大学。但从此以后，他却好像脱胎换骨地“变成了另一个人”，发愤读书，成绩名列前茅。


    1925年，池田在京都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入大藏省就职，直到日本战败。期间历任大藏省银行检查官补习、北海道函馆税务署署长、木县宇都宫税务署长、玉造税务署长、熊本税务监督局直接税务部长、东京税务监察局直接税务部长、大藏省主税局财政课长、第一国税课课长等职。因始终与税务打交道，得了个“税金魔王”绰号。对池田来说，20年时间才当上大藏省的一个课长，未免升迁太慢，原因不是他缺乏能力，而是“出身”有问题。在东大(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生盘踞的大藏省，池田这个京大(京都大学)毕业的“外来户”是很难出人头地的，更何况1930年他患上了恶性皮肤病“落叶性疱疮”，遍体水泡，痒痛难忍，久治不愈。而前妻直子忧心劳累，心脏病发作，就猝死在护理池田的病床旁。身心遭受重创的池田曾几度思寻短见，大病五年战胜死神后重操旧业。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池田开始崭露头角。1945年至1948年，历任东京财务局长、大藏省财务局长、事务次官。1948年加入自由党，次年当选为自由党众议院议员，历任吉田内阁藏相、通产相、经济审议厅长官，1949年主管政府经济事务时，与指导经济改革的美国总统特使道奇合作，制订了1美元兑换360日元的统一汇率等重要经济政策，在经济复兴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深得吉田茂赏识和重用，公认为“吉田学校”的优秀生。


    吉田茂下台后，池田作为自民党内吉田派的头面人物，保持很大势力和影响，历任自民党最高顾问、石桥内阁和岸内阁藏相、国务相、通产相等职。


    1960年6月，声势浩大的反对“新安保条约”群众运动，把岸信介内阁赶下台。自民党内各派系为争夺新总裁席位再次展开激烈斗争，最后形成池田、岸信介、佐藤荣作等“官僚派”与河野一郎、大野伴睦、石井光次郎等“党人派”的对垒。经过两轮投票表决，池田以108票优势取胜，就任自民党总裁，7月19日，组成第一次池田内阁。


    20世纪50年代初，池田担任第三次吉田内阁藏相时，因发生“穷人能吃上麦米饭就行”和“中小企业垮点没关系”之类的“失言”，给人留下“高姿态、无情的官僚政治家”及“粗野、没头脑的右倾政治家”印象，但是，池田当上首相后，政治手腕并不比“老师”吉田茂逊色。


    就当时的政治状况而言，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反对“新安保条约”运动余火未熄，三井三池煤矿的劳资争端已酿成大规模流血冲突，其势有形成“整个工人阶级与整个资产阶级决战”(“总评”语)的危险。社会党等在野的反对势力自不待言，就是执政的自民党内部，也因总裁争夺加深了派系间的鸿沟，选举中败北的自民党元老河野一郎甚至扬言“与池田不共戴天”，执政党面临着分裂的危险。


    不过池田执政也有有利的一面。美苏两大阵营对立的持续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亚非国家的兴起，使日本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地位更显重要。鸠山、岸内阁完成了日苏复交及修改安保条约的使命后，日本已经以独立国的面貌重新跻身于国际政治舞台，池田已不必在这些重大政治问题上花费精力。而国民经济经过“神武景气”和“岩户景气”的发展，正处在向新阶段腾飞的前夜。


    池田的老练表现在，他能够从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矛盾中利用有利条件，回避不利因素，用“宽容与忍耐”应对和软化各种政治势力的挑战。他抓住国民急切改变物质生活的普遍心理，打出“收入倍增”这一充满诱惑的旗帜，把国民的注意力吸引到经济方面。他要留给国民的最深印象是：池田的政治就是“经济第一主义”。


    按照上述原则，池田组阁时，为调合党内矛盾，稳固政治统治，兼顾了各派系的利益，为大野伴睦、石井光次郎等“党人派”及无党派人士安排了位置。任命中山为厚生相，产生了内阁史上第一位女大臣。池田组织的三届内阁，均具有“实力者内阁”和“实干型内阁”的特点。


    对在野党，池田的做法是执政党与在野党“对话”，自民、社会、民社三党首脑经常就重大问题协商交换意见，力求减少磨擦，避免直接对抗。1960年10月12日，为进行新的国会议员选举，三党首脑共同出席日比谷会堂的公开演讲会。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发表演讲时，当场被一名右翼青年用匕首刺死。浅沼是位德高望重的政治家，此前曾率代表团访问中国，发表过“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共同敌人”的著名谈话。浅沼遇难后，池田立即要求对事件负有责任的国家公安委员长山崎严辞职。10月17日临时国会召开后，池田首先发表悼念浅沼的讲话，指出“暴力是民主政治家的共同敌人”，这次国会还通过了三党共同提出的排除暴力决议。


    如何解决三井三池煤矿劳资争端是检验池田政治的“试金石”。当时，工会方面为反对资方歇业和解雇政策，组织工人坚持了几个月的罢工斗争。资方不但以组织亲资工会复工相对抗，挑起工人间的流血冲突，还策动地方当局采取解散工会罢工纠察队的临时措施，劳资矛盾日趋激化。池田认为：“三井三池问题是当前社会治安的问题之一，光靠增加警察是没用的。问题是要创造出社会秩序不致于动乱的国民信赖的政治。”从这种“低姿态”出发，他委派劳动相石井博英出面调解，最后以和平方式平息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劳资争端。


    池田的政治观点是重“效用”、实用主义。他认为签订新安保条约，“可保证日本十年内和平与安全”，使“非生产性军事支出控制在最低限度内”，对发展经济有利，因而持肯定态度。对鸠山、岸热衷干而未干成的修改宪法则持消极态度。在他看来，由此引起的政治斗争和动乱，不符合“效用”观点。


    池田竞选总裁时，秘书问“当上首相想干些什么”。池田答“就是经济政策，实现收入倍增。”他还说过“经济上的事我来办”之类的话，大有搞经济舍我其谁的自信。


    的确，池田在发展经济上是行家里手。对自由经济体制下国家权力应起的作用，池田有独到见解。他在担任吉田内阁藏相时发表评论说：“采取以自由竞争为原则的自由主义政策，不只意味着自由放任。今天，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已不存在完全采取自由放任政策的国家。自由主义政策并不否认综合的经济调整。”他认为，谋求经济景气，调整“国际收支与外国投资”、“国内资本与产业投资”、“提高国民生活”这三者的关系，是一项“政治任务”。就日本经济的现状，他说：“我们在长时期内是一种不正常的经济，习惯于‘经济上不合理的现状’，而不合理的经济反倒成了正常的当然之事。坦率地说，企业经营者对政府的依赖思想过强，超出了经济合理性……无视成本合算或经济性的保护。是国民经济整体上的损失。”他还多次强调，“提高国民生活水平最为重要”，是“政治的终极目的”。


    池田上任后，立即把“收入倍增”设想作为制订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为此专门组成了一个有各类专家学者参加的智囊团，协助政府制订经济决策，这个智囊团中包括大藏省出身的幕僚大平正芳、黑金泰美、宫泽喜一，经济评论家或学者高桥龟吉、稻叶秀三，此外还有银行和经济研究机构专家下村治、田村敏雄等。当时围绕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问题，发生了下村、田村论战，前者主张增长率为11%，后者坚持7.2%。池田倾向于下村的意见，但为慎重起见，确定了前三年年增长率为9%，十年内年均增长率不低于7.8%的国民收入翻一番的目标。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池田阐述了政府的设想和自己的态度。他说：“所谓政治，就是提高国民生活，保障社会安定，做到十年内收入增长一倍。” “如果经济扩大发展失败了，毫无疑问，一切应由总裁、首相负责。”这一信心满满讲话，博得了舆论的好评。


    1960年12月27日，《1961—1970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内阁会议上正式通过。这份长达八万言的报告，全面阐述了计划的方针、总目标和年度分目标、政府在实现计划中的作用及采取的手段、私人经济的地位、产业结构的分布与调整、十年后国民生活的展望等问题。政府大张旗鼓地宣传了这一计划，用提高生产、多产多销、增加企业利润、实现工资翻番等浅显而有魅力的道理，唤起国民努力生产、改善生活的欲望。


    在推行“倍增计划”时，根据自由竞争和“经济合理性”原则，池田政府缩小了政府对私人经济的保护和限制范围，同时加强了公共事业(文化、教育，公共交通服务设施，社会福利保障事业等)投资，通过改变国家公共投资的规模和方向，影响私人投资的方向和速度，用不增税、自然增收的部分税金用于减税等方法，为私人资本的发展创造条件。1961年度的“超大型财政预算”，正是沿着这一思路制订的。池田政府还通过金融政策的杠杆作用，控制景气变动。1961年9月，为防止景气过热，政府采取了降低出口担保率、提高利率和存款准备率等措施，限制放款和投资，保证了国际收支平衡，没有出现以往的景气过热时外汇储备急剧减少的状况。


    “收入倍增计划”是成功的。在计划期的十年中，国民经济的发展远远超出预定指标，实际完成情况是，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1.6%，十年内增长了4.16倍。国民收入年均增长11.5%，十年内增长了4.10倍，实现了十年翻两番。人均收入原计划年增长6.9%，十年内增长2.73倍。实际完成情况是，年均增长率10.4%，十年内增长3.62倍。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就业问题得到充分解决，池田执政期间，人口稠密、领土狭小、资源贫乏的日本，已出现劳动力供不应求的局面。


    经济增长要求不断扩大海外资源和产品销售市场。为此，池田政府开展了积极的“经济外交”。1961年6月，池田出访美国和加拿大。在美国与新任总统肯尼迪会谈后，成立了日美经济委员会，把日美经济合作关系向前推进一步。同年11月，池田历访巴基斯坦、印度、缅甸、泰国四国，就扩大贸易和资本输出问题达成了若干协议。1962年11月，池田作为战后第一位访问欧洲的日本首相，历访联邦德国、法国、英国、比利时、意大利、荷兰等国，就日欧贸易达成原则性谅解。在这次访问中，法国总统戴高乐风趣地称池田是“半导体推销员”。1963年9月，池田出访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旨在扩大日本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往来。就在这次访问中，池田提出了建立亚洲经济共同体设想。


    池田执政时期，岸信介政府时中断的中日贸易关系有所恢复和发展。1960年10月和1962年9月，自民党有识之士高崎达之助和松村谦三相继访华。1962年11月，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廖承志与来华访问的高崎达之助签署了贸易协定备忘录(简称“廖高贸易”)。1964年，中日两国分别设立“高崎事务所驻北京联络事务所”和“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两国贸易重开。


    池田对中日开展贸易态度是积极的，但不想通过“渐进的积累方式”推进中日关系正常化，而是从“政治是政治，经济是经济，两者截然分开与中国交往”的“政经分离”原则出发，扩大日本在中国的市场。池田的对华政策有一条底线，那就是必须以维护日、美、台合作“友好”关系为前提，非此不能跨跃雷池一步。


    谈到池田，大平正芳有如下饶有兴味的记述：“池田每天早晨沐浴净身后，必双手合十，祈祷天地神明。召开内阁会议及其他重要会议前，必独自默默祈祷。”池田是否笃信神明不得而知，但其政绩还是应在日本内阁史上留下一笔。


    1964年10月25日，池田患喉癌辞掉现职。次年8月13日，癌细胞扩散后病情恶化，终年66岁。

 佐藤荣作

    (佐藤榮作sato eisaku 1901.3.27—1975.6.3)


    连任第61—63届(1964.11.9—1972.7.7)内阁首相


    佐藤荣作(1901—1975)是日本战后第十位首相，与岸信介是亲兄弟。岸信介在石桥湛山首相病退时，顺势上台执政，佐藤也是在池田首相病退后，未经国会推选便接过相印的。他连续执政七年八个月，创历届首相连任期限的最长纪录，还是迄今为止唯一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日本首相。


    1901年3月27日，佐藤出生在山口县。兄弟三人中排行老三，二哥便是前首相岸信介。与岸信介一样，佐藤也是“倒插门”女婿，妻子是舅舅的长女宽子，结“姑表亲”。而他妻子的舅舅，又是甲级战犯松冈洋右。


    佐藤的性格恰好与岸信介相反，自小少言寡语而长于心计。山口中学毕业后，考入熊本第五高中，与池田勇人是同窗好友，但不像池田那样放荡不羁、嗜酒如命，而是经常带领一帮同学，爬学校附近的龙田山，开演讲会，还是一个小组织“卧龙窟”的头头。熊本五高毕业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院。


    1924年，佐藤大学毕业后，选择在铁道部门工作，先是一年多实习期，后历任二日市站长、下关运输事务所营业主任、门司铁道局庶务课文书负责人。十年期间，平平常常，无甚惊人之举，以至松冈洋右大失所望地说他“真是个没出息的”外甥女婿。1934年，佐藤受铁道省派遣，先后到美国和欧洲进行了两年考察，回国不久被调到铁道省监督局业务课，任陆运管理官，此后时来运转，步步高升。1938年，两次被派往中国，筹划开设铁道公司，其间升任监督局铁道课长，后历任铁道省监督局总务课长、监督局长、监理局长、汽车局长、大阪铁道局长。日本战败后，升任铁道总局长官、运输省次官，当时与池田勇人一起，享有“铁道的佐藤，大藏的池田”美名。


    佐藤象“三级跳”运动员一样，由战前的省属课局级官僚，跃至战后的省级次官，引起了各种政治势力的注意。1948年，佐藤被吉田拉入自由党，委以自由党政务调查会长、干事长、国会对策委员会委员长等要职，历任吉田内阁官房长官、邮政相、建设相，北海道开发厅长官，与池田一起，成为吉田茂最得力的左膀右臂，为吉田长期执政立下汗马功劳。


    鸠山一郎在战后创建了自由党，并首任该党总裁，被占领当局革除公职时，将总裁一职让给吉田茂。鸠山恢复公职后，吉田茂撕毁当初的“君子协定”，拒绝把权力归还鸠山，激化了自由党内的权力斗争。鸠山一怒之下，于1954年10月从自由党中拉出鸠山派成立民主党，同年11月出任首相。1955年11月，又把自由党与民主党合并为自由民主党。吉田茂被鸠山的举动搞得措手不及，下台后拒绝加入自民党。当时，在吉田的得意门生中，只有佐藤忠贞不渝，追随老师当了逍遥派。


    1957年鸠山下台后，佐藤回归自民党任党内总务会长、选举对策委员会副委员长。从1958年起，任岸信介内阁藏相、池田内阁通产相、北海道开发厅长官、科学技术厅长官和原子能委员会委员长。此间，佐藤在党内的势力急剧扩大，虽然在池田内阁末期的总裁选举中败北，但已成为自民党内除池田外最有实力的人物。


    1964年10月，池田因病辞职。继任首相没有采用以往的执政党选出总裁，再经国会推选承认的办法，而是经党内各派协商后，由池田首相提名产生。结果，佐藤于1964年11月9日就任首相，组成第一次佐藤内阁，之后当选自民党总裁。


    佐藤上台连续三次组阁，执政七年八个月之久，这恐怕是其上台连自己也没想到的。


    佐藤之所以能长期执政，主要得益于时代的恩赐。鸠山、岸信介在任时，通过恢复日苏邦交、加入联合国及签订新安保条约，基本解决了战后日本政治、外交上的主要遗留问题。池田时期经济的飞速发展，为继任政府打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佐藤享尽了历届政府的“成果”，在国内外局势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没遇到太多的棘手问题。


    佐藤上任不久，自民党内最大的派别领袖即总裁一职的有力竞争者大野伴睦、河野一郎、池田勇人等相继死去，党内的反抗势力明显弱化，客观上佐藤的地位更加凸显。如此等等，佐藤的确是时代的幸运儿。


    但是，只靠“幸运”还不足以维持长期统治。佐藤的政治秘诀是善于见机行事，长于“人事和金钱”。佐藤上任时，鉴于本派势力不够强大，完全接受了池田前首相提出的让位条件，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前内阁成员，声称萧规曹随，前内阁的既定方针不便。确实，佐藤内阁成立后的一年时间里，人们看不出新内阁有哪些特色，时评“幻影内阁”。


    但是佐藤不是那种政治上得过且过的人。随着统治基础的加强，开始动手改组政府和党内人事，其中对内阁的大幅度改组前后共达八次之多。他把频繁调整党政人事作为控制党内派系势力消长的筹码，在确保本派势力优势的前提下，也照顾到派系并使之从属于自己。由于内阁成员变动频繁，佐藤多次摆脱危机。执政期间，先后有五位内阁成员因受贿嫌疑或“失言”受到社会谴责及国会弹劾，因佐藤“及时”行使罢免权，总是不等大火烧到自身时便平息了事态，像“蜥蜴断尾巴”一样，一次次化险为夷。


    “人事的佐藤”如此有效地操纵政权，得助于他布下的庞大情报网。有人说佐藤耳目之多，消息之灵通，以至无论在自民党内还是在野党内，“只要发出一根针落地的声响，他也会马上听到”。佐藤平时沉默寡言，心里的想法从来秘不授人，每次人事变动，常令对手猝不及防，这就是他的“政权操纵法”。


    掌握充足的政治资金是维持长期政权的又一秘诀。佐藤本人有“超群的”聚财能力。通过助手和亲信与财界保持密切联系，以“长荣会”、“心道会”、“三水会”、“月一会”、“旧制五高同窗会”、“首相周围亲戚会” 等各种名义，定期或不定期地与财界巨头和社会名流聚会。佐藤在任的1965年，自民党收到的政治献金48亿日元，相当于池田在任四年总和的一倍半，创历史纪录。充裕的政治资金，使自民党在历次大选中处于主动地位，金钱的魔力转化为政治力量。


    池田执政时，日本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佐藤接任时，经济增长势头趋缓，企业收益下降，一度出现“宏观景气，微观萧条”的局面。国民希望政府抑制物价上涨，加强社会保障，采取保护中小企业的对策。当时政府内围绕着如何刺激景气问题，出现了日本银行主张的金融缓和论和大藏省坚持的金融紧缩论两种对立意见。佐藤采纳了日银的意见，在1965年1至6月间，三次降低利率。但是，仅仅依靠金融政策宽松的手段，并未收到刺激景气的预期效果。


    1965年6月，佐藤起用福田赳夫为藏相。福田大胆采用扩大政府财政支出、大量发行国债和大幅度减税等方法，在1965年度追加预算中，发行了2590亿日元赤字国债，增加财政支出2100亿日元，住宅、国营铁道和电气公司建设出现热潮。在1966年度的财政预算中，又发行国债7300亿日元，减税3069亿日元。福田的财政政策，使日本进入了靠国债支撑的“财政新时代”。


    这一财政政策效果明显。从1966年起，趋于消沉的日本经济，出现了堪与池田时代媲美的“超高速增长”。1966年至1970年五年间，国民生产总值由1026亿美元增长到1977亿美元，实际年均增长率11.7%。国民生产总值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地位由1966年时的第五位，一跃为1968年的第二位，超过联邦德国，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


    佐藤在任时一次访问韩国，两次访问东南亚各国，四次访问美国。从出访的国家和次数上也可以看出，佐藤外交是以维持日美关系为轴心。


    日韩关系是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从1952年起，日本在美国的督促下，与韩国当局进行了六次谈判。由于在战前侵略朝鲜和战争赔款等问题上日本坚持错误立场，缺乏诚意，加上韩国政局动荡不安，谈判最终破裂。佐藤上台时，美国正陷入侵越战争泥潭，急切希望日本代替自己在亚洲发挥作用，处理好与韩国的关系。于是日韩举行第七次会谈并达成协议，1965年6月在东京正式签订《日韩条约》。


    佐藤对东南亚的两次出访，是在美国侵越战争升级的情况下进行的。两次访问时，都专程到南越，表明追随美国的立场。


    收回冲绳、小笠原群岛行政权是佐藤政府的一大政绩。美军撤出日本本土后，仍赖在冲绳、小笠原等地不走，并以侵越战争基地为由，不断扩大军事设施，当地居民不断抗议，要求日本政府收回主权。在舆论的压力下，佐藤上任后即宣布收复冲绳、小笠原是新政府的主要外交任务，还许下诺言：“不归还冲绳，战后不算结束”。1967年11月访美时，佐藤与美国政府达成了一年后先归还小笠原群岛的协议。


    归还冲绳的日美谈判，焦点集中在归还当地行政权后，驻冲绳的美军是否可以拥有核武器问题上。包括部分内阁成员在内，舆论要求“归还无核冲绳”，冲绳必须和本土一样适用“无核三原则”。佐藤最初认为这些要求是“片面认识”，后来改变了腔调。


    为了防止冲绳归还时发生反政府运动，佐藤政府事先作了精心准备。强令国会通过了限制大学介入政治运动的“大学法”(内容包括国立和公立大学发生动乱时，校长有权停止有关科系和研究所的工作，执行期间只发给有关教职工70%的工资)。


    根据1969年11月佐藤访美与尼克松总统达成的协议，1970年6月，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自动延长。1971年6月17日，归还冲绳协定签字仪式在东京和华盛顿同时举行。协定在冲绳归还后是否撤走核武器问题上含糊其辞，未作任何保证；美军仍保留主要军事基地，只拆除部分军事设施；此外还残留着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1972年5月15日，这个协定在日本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对下生效。


    佐藤执政末期，由于美国突然改变了对华政策，受到巨大冲击。1971年7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发表了即将访华的爆炸性声明。10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把台湾驱逐出联合国的一切组织。1972年2月，尼克松访问中国，签署了《中美上海公报》，美国首次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和“一个中国”。这意味着美国长期推行的反华排华政策彻底破产。美国事先未通告日本便改变对华政策，完全打乱了佐藤及日本政府的阵脚，一时间不知所措。实际上，经过中日两国人民的长期努力，在美国改变对华政策的前提下，中日两国恢复邦交的时机已经到来。


    历史的发展提出了新的任务，而佐藤在完成归还冲绳的使命后，已无力承担新的责任。1972年7月7日，佐藤率内阁辞职。在发表辞职的电视讲话时，还演出了蛮横赶走新闻记者的一幕。


    佐藤在任时实现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但与之俱来的物价上涨、公害、城乡人口过密过稀等问题日趋严重，影响日美关系的经济摩擦愈演愈烈，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已成为亟待解决的外交课题。这些，只能留给下届政府去完成。


    1975年6月3日，佐藤因脑溢血病逝，终年74岁。

 田中角荣

    (田中角榮tanaka kakuei 1918.5.4—1993.12.16)


    连任第64—65届(1972.7.7—1974.12.22)内阁首相


    田中角荣(1918—1993)是战后日本著名政治家，担任首相期间干了两件大事：一是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二是推行“日本列岛改造”计划。下野后虽为洛克希德贿赂事件缠身，但作为自民党政治的幕后人物，长期发挥着影响。


    1918年5月4日，田中出生在新泻县二田村，是家中七个子女中唯一的男孩。田中的远祖是数百年前开辟这个偏僻山村的十八户农民之一，父亲田中角次把饮酒赏马看作人生最大乐趣，由爱马到参加赛马，进而成为贩卖牲口为业的牛马商。田中年幼时，父亲的事业风顺，家境较宽裕。但好景不长，一次父亲为开办大农场，筹措4.5万日元买进三头荷兰种牛，但这些牛不堪长途跋涉，刚到田中家便全部染病而死。田中家血本无归，从此一蹶不振，只能靠田中母亲经营的七八反(日本土地面积单位，1反=992平方米)地养家糊口。


    田中在家境破败的日子里送走了童年，迈入二田小学的大门。在一到六年级的学习中，田中聪明好学，成绩优异，还一直担任班长，深得师长宠爱。从那时起，他立志做一个“了不起的人”。


    但是，生活的现实是严酷的。田中高小毕业后，因付不起学费中断了学业。1934年3月，16岁的田中孤身一人来到东京谋生，先后当过建筑公司学徒，贸易商行卸货送货员，《保险评论》杂志实习记者。当时他白天上班，晚上到私立中央工业学校学习，凭着坚韧的毅力，拿到了土木科毕业文凭。


    1937年，19岁的田中辞掉工作另起炉灶，创办“共荣建筑事务所”，承揽土木建筑工程设计与施工，因与新兴财阀大河内正敏关系密切，业务进展顺利。


    日本全面侵华后，1938年田中应征入伍，编入盛冈骑兵第三旅团，驻扎在中国黑龙江省。1940年因患肺炎肋膜炎并发症回国治疗，次年按伤病军人复员。


    田中大病不死，身体刚一恢复便返回东京重操旧业。1942年，与一建筑业资本家的独生女、长他十来岁的花子结婚。1943年，成立“田中土木建筑股份公司”，自任总经理。到战败时，经营规模扩大数倍，田中土建已成为大建筑公司之一。战后，由于房地产价格暴涨，事业兴旺，田中已成为实业界小有名气的富翁。


    田中步入政界是在战后，原东条内阁国务相大麻唯男欣赏田中的能力和财力，劝说田中拿出300万日元资助原民政党领袖町田忠治竞选进步党总裁。1946年，田中怀着“当一个政治家”的理想，首次进入进步党国会议员竞选候选人名单。在第二年的选举中当选众议院议员，开始了政治生涯。


    进步党后演变为民主党，民主党中又分裂出“同志俱乐部”。1948年，田中随“同志俱乐部”加入以吉田茂为总裁的自由党，任该党总务委员会委员。但是，田中这个年仅30岁、根本没有什么政治资历和强大靠山的“一年级”议员，在强手如林的自民党内只是个乳毛来干的小字辈，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1948年10月，日本政局发生变动，芦田均内阁辞职。根据惯例，议会第一大党自由党将组成下届政府。当时，自由党内的一批干部，以占领军司令部的“暗示”为据，企图撤换吉田茂的总裁职务，推自由党干事长山崎猛为总裁并组织新政府。总务会议讨论时，出现了上述意见一边倒的局面。就在无可奈何的吉田茂准备发表同意辞职讲话的刹那，身居总务委员末席的田中站了起来，慷慨激昂地发表了“美国不能干涉日本内政”的讲话，会场形势急转直下，吉田保住了总裁职位，随后组成第二次吉田内阁。


    关键时刻田中救了吉田茂。吉田感激之余，也认识了田中的才干，遂任命田中为法务省政务次官，从此田中作为“吉田学校”的正式成员，开始在自民党内和政界崭露头角。


    田中任政务次官不久，资本家因反对制订国家煤矿管理法而向政府官员行贿的事件败露，田中受到牵连并被捕入狱，两年半后无罪释放。


    1950年田中出狱后，历任长冈铁道公司总经理、理研化学公司董事、自由党副干事长、众议院商工委员会委员长等职，成为自由党中的显要人物。为了保住自由党的议会第一大党地位，田中在筹集政治资金、制订竞选对策方面不遗余力，其对选举“地图”的准确估计，令吉田茂赞叹不已。


    1957至1958年，田中任岸信介内阁邮政相，为平息邮政工会工人罢工采取了果断措施，使300名工人停职、200名工人受到减薪处分。1962年7月至1965年6月，连任第二、三次池田内阁和第一次佐藤内阁藏相，是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国家财政金融政策的主要制订者和实施者。由于田中比较清楚国家财政经济状况，被大藏省官员称为“明白的角荣”。佐藤内阁末期担任通商产业相时，田中集中精力研究了改造与开发日本的综合战略，提出了“日本列岛改造”设想。


    自民党成立以后，田中在党内的地位稳步提高。1961年，任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1965年，升任自民党干事长。由于与池田、佐藤的关系都很密切，因此在协调池田派和佐藤派这两个自民党内最大派别的关系方面，田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与此同时，以田中为核心的强大派系势力正在形成。


    与那些矫揉造作的官僚政治家不同，田中不拘小节，一副亲民姿态。任邮政大臣时，有一次竟在广播中为国民唱了一段“浪花曲”，博得个“浪花曲大臣”称号。以藏相身份出席华盛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会时，竟壮着胆子用生硬的英语发言，联欢会上又为各国代表唱了一首“王将歌”。但是，这些看似随便的举动，倒使他在民众中赢得了好感。


    1972年6月，佐藤荣作辞掉首相和自民党总裁职务。自民党临时大会经过两轮投票表决，田中当选为新总裁，7月7日，组成第一次田中内阁。


    田中就任首相，舆论为之轰动，一股“田中热”在全国掀起。在国民看来，田中是有“决断力和实行力”的强有力人物，是战后首相中最年轻、“没有学历”的“平民政治家”，必能给日本社会带来一股新风。当时，田中撰写的《日本列岛改造论》成为畅销书，出版后抢售一空，创造了一个月内翻印11版、发行50万册的纪录。田中的出生地新泻县，一夜间成了热门的观光地，参观者蜂拥而来，地方当局不得不派出警察维持秩序，在田中故居附近突击修建公共厕所，母校二田小学的教室黑板上，也写出了“像田中首相那样学习，做一个优秀人才”等字样。《朝日新闻》9月份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田中内阁的支持率高达62%。


    进入20世纪70年代，影响日本发展的内外因素已发生巨大变化。一方面，国际政治继续向多极化发展，美国终于放弃了长期以来推行的孤立中国政策，1972年“尼克松冲击”后，一贯追随美国的日本政府在对华政策上面临新的选择。另一方面，1955年以来日本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局面已经结束，公害、物价、交通、住宅、城乡问题的解决亟待找到新的突破口。田中内阁正处在这一历史转折的十字路口。


    田中以积极态度迎接了时代的挑战，他在内阁成立当天发表的谈话中说，新政府“在内政方面，将灵活运用现已取得的经济增长成果，谋求国土的划时期利用，为解决公害、住宅、土地等问题，果断推行以长期性展望为基础的措施，充实国民的福利”。“在外交方面，加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在激荡的世界形势中，强力推进和平外交”。


    田中的积极对华方针，立即受到中国政府欢迎。两国政府通过各种形式，互派代表进行协商，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很快在重大原则问题上达成谅解。


    1972年9月25日，田中首相率领日本政府代表团来到中国，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中国党政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会谈。9月29日，中日双方共同签署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联合声明，宣布恢复邦交，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从而揭开了中日友好关系的新篇章。


    《中日联合声明》说：“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中日恢复邦交，是在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形势下实现的。田中能够顺应形势，促进邦交的实现，因而得到日本各界人民的有力支持。但也遇到少数亲台反共分子的强烈反对，台湾当局也不断向田中政府施压，但是田中不为所动，坚决贯彻既定方针，上任后仅两个多月时间，便解决了战后拖延近30年的中日关系悬案，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和魄力，创造了在任期间的最大业绩。


    田中的对内政策集中体现在“日本列岛改造”计划上。早在担任佐藤内阁通产相时，田中已着手国土开发与改造的综合性调研，其经济发展战略设想全面写入《日本列岛改造论》一书之中。按照田中的设想，为解决日趋严重的空气污染、交通壅塞、住宅紧张、城乡人口过密过疏等问题，焕发日本经济的活力，必须“坚决地扭转城市过分集中的趋势，把民族的有生力量和雄厚的经济余力，引向整个日本列岛”。为此，要在全国各地建立一批25万人规模的城市，通过国家制订的有关工业税收政策，将集中于大城市的企业、资金、技术、人力，移向新建城市和经济不发达地区。修建一万公里铁路、一万公里公路，形成遍及全国的高速铁路公路网，将全国各地城乡紧密联结起来，进而彻底改变工业生产和人口布局，“消灭城市与农村，‘外日本’(太平洋沿岸地区)与‘里日本’(日本海沿岸地区)的差别”，“从而在整个日本，建设一个使家庭欢聚一堂，老人安度晚年，青年充满美好理想的社会”。


    为实现这样一个“理想的社会”，田中上任后即把推行“列岛改造”计划作为“内政的头等重要课题”。为此，田中专门设立了个人咨询机构“日本列岛改造问题恳谈会”，责令经济企划厅等政府有关部门紧急研究制订具体的改造方案。根据这些机构和部门的建议，内阁会议于1973年1月和3月，先后提出《土地对策纲要》和《国土综合开发法案》，制订了具有“列岛改造”特色的1973年度大型财政预算，开始实施第七次道路整顿五年计划、第二次土地改革十年计划、国营铁路再建十年计划、农村综合治理模式事业五年计划。“列岛改造”计划虽然仓促起步，但蓝图宏伟，声势巨大。


    从长远的意义说，“列岛改造计划”具有前瞻性和合理性，但制订与实施这一计划是以经济高速增长为前提的。然而20世纪70年代后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正在丧失。从这个意义上说，田中操之过急，错误地选择了实施计划的时机。


    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利润。“列岛改造”计划不能给资本家带来现实可见的利益。因此，改造计划刚一实施便遇到重重阻力，工厂迁移和新建城市事业迟无进展，土地买卖投机活动却恶性蔓延，主要城市地价一年内竟上涨了30%，城市土地与住宅问题更加严重了。


    直接影响“列岛改造”计划实施的还有1973年的“石油危机”。同年10月，中东战争再度爆发，阿拉伯各国不断提高石油价格，石油全部依赖进口的日本遭受沉重打击。石油涨价后仅三个月，日本国内石油价格上涨了两倍。石油及石油产品价格的上涨与地价上涨相结合，严重影响了工业生产和国民经济生活，一场抢购日用商品、哄抬物价的风潮，迅速从城市刮向农村。


    “狂乱物价”激起国民的极大不满，田中及其政府的威信急剧下跌。1974年7月，自民党三木派和福田派首领三木武夫和福田赳夫，同时辞掉内阁中的职务，田中政权出现了危机。


    就在此时，10月9日发行的《文艺春秋》杂志第十一期上刊载了评论家立花隆《田中角荣研究——其财源与人缘》的文章，揭露了田中资产形成的疑点和包括男女关系在内的私生活。


    立花隆的文章掀起狂涛巨澜。田中经不起如此沉重的打击，匆匆处理了善后工作后宣布辞职。田中在辞职声明中说：“最近政局混迷，不少是启端于与我个人有关的问题。作为国政的最高责任者，我痛感政治和道义上的责任。”“我个人的问题一时为社会误解，完全是公务人员不明不德所致，感到痛苦难忍。希望尽快搞清事实，得到国民的理解。”“当我沉思国家前途之时，心情犹如彻夜倾听沛然落地的大雨。”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76年2月，报界接连披露美国洛克希德公司为向日本推销飞机向儿玉誉士夫支付700万美元，向日本政府高官支付200万美元的行贿事件。三木内阁在舆论的强烈要求下，立即成立专门委员会进行调查，行贿受贿嫌疑者接连被捕。7月27日清晨，东京地方检查当局以“受托受贿”、“违反外汇管理法”为由逮捕了田中。


    田中被捕不到一个月即以2亿日元获释，出狱后未因洛克希德事件牵连而心灰意冷，门庭若市一如既往，田中派仍是自民党内的最大派系，旷日持久的事件调查几经周折不了了之。


    1993年12月16日，田中去世，终年75岁。洛克希德案件成了不解之谜，田中本人也成了日本政治史上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

 三木武夫

    (三木武夫miki takeo 1907.3.17—1988.11.14)


    出任第66届(1974.12.9—1976.12.24)内阁首相


    三木武夫(1907—1988)是当代日本政界元老，有“议会之子”和“巴尔干政治家”之名，在日本政治的多事之秋，继田中角荣之后出任首相，当政两年。


    1907年3月17日，三木出生在德岛县板野郡御所村一个农业兼营肥料业家庭，是家里独生子。三木从小是个有正义感、勇于追求真理的少年。在御所小学的六年中，除图画、手工课外，其他各门功课均属上等，操行得分出众。


    小学毕业后，三木考入德岛商业学校，在校时参与校棒球部管理，为筹措活动资金，组织过义卖会。由于校方扣留了义卖的多数收入，引起学生不满，三木作为学生代表与校方交涉，遭到校长训斥。为此，三木号召全校同学举行了该校成立以来第一次罢课。为期一周的学潮，导致校长降级、三木等三名学生被开除。


    三木离开德岛商业学校后，转学到私立中外商业学校学习，并成为该校“鹤立鸡群”的优秀生。后考入明治大学商学系，在学校辩论部以能言善辩出名。


    1929年，三木从明治大学毕业，拿着父亲给他的5000日元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留学。1935年毕业回国时，绕道欧洲，在日内瓦旁听了国际联盟大会。这一切对他毕生从事政治活动很有影响。


    三木回国后，重返母校明治大学学习法律。在日本的政治家中，像三木这样长时间投入学习的实不多见。


    1937年，三木刚从明大法律系毕业，便听到林铣十郎首相“过河拆桥”、蛮横解散国会的消息，他气愤填膺，决定参加议员大选。同年4月在家乡德岛县一举当选时才30周岁，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众议院议员之一。


    就在这年7月，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国内则建立起法西斯专政体制。随着战局的发展，头脑发涨的扩张主义者又发出对美英开战的狂妄叫嚣。三木在美国留学多年，深知美国力量的强大，为阻止这场冒险的“大东亚战争”，他与贺川丰彦等人组织起日美和平同志会，召开日美亲善国民大会，在会上发表了“日美不可开战”的演说。由于与军部控制的政府唱对台戏，在1942年的翼赞议员选举中，没有成为大政翼赞会的推荐议员。虽然如此，由于反战势力的支持，他仍以非推选议员身份，再次当选为众议院议员。


    日本战败投降后，三木一度静观事态发展。1945年底加入日本协同党，后任该党委员长。1947年3月，协同党与国民党合并，组成国民协同党，三木任该党书记长。片山哲组织社会、民主、国协三党联合政府时，三木以国协党领袖身份入阁，担任邮政相，当时只有40岁，是战后以来最年轻的内阁大臣。


    从1950年起，国民协同党几经演变，经过国民民主党(1950年4月)、改进党(1952年2月)、日本民主党(1954年11月)，于1955年11月并入自由民主党。在此期间，三木历任国民民主党和改进党干事长、自民党顾问，出任鸠山内阁运输相。此后，历任石桥内阁时期自民党干事长、政务调查会长、岸信介内阁经济企划厅长官、科学技术厅长官、池田内阁科学技术厅长官、佐藤内阁通产相、外相、田中内阁国务相、环境厅长官。


    三木的这些经历，确立了他在战后政党政治中堪与吉田茂、鸠山一郎、岸信介、河野一郎、大野伴睦等老一辈领袖人物并驾齐驱的地位，然而就是不能担任党的最高领袖，问鼎最高政治权力。当他以一党领袖就任片山内阁大臣时，池田勇人、佐藤荣作、田中角荣等还只是担任着次官以下职务，然而这些党内的“后辈”却捷足先登担任了首相，原因就在于池田等人是自民党主流派的嫡系，而三木虽为党内元老，却只能在党内处于“旁流”位置。因此，尽管他几次竞选总裁，总是因寡不敌众败下阵来。


    与具有 “决断力和实行力”的田中角荣相比，人们认为三木是喜欢追求“理性”、“舍实求名”的政治家。岸内阁时，因反对修改《警察职务执行法》退出内阁，还拒绝出席新《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国会表决。佐藤内阁时期，反对佐藤首相的主张，坚持归还“无核冲绳”，并在1972年4月访问中国，公开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台湾是它不可分割的领土”，呼吁尽快恢复日中邦交。这些举动，往往是站在社会正义的一边而与现政府立场对立，给人留下了“诚实与清廉”的印象，在民众中享有一定的威望。


    三木在自民党内经常身处逆境，被称为“巴尔干政治家”。对此，他毫不避讳，反而引为自豪。他认为，当今世界各国都已成为在困难的国际关系中探寻出路的“巴尔干国家”，即使像基辛格国务卿那样有名的人物，也不外是个“巴尔干政治家”。所以，“不仅国际问题，在国内问题方面，也越来越需要这种‘巴尔干’政治家”。他坚守的理念是，既不能同意社会主义，也不能“采取纯粹资本主义的立场”，而应当采取“革新的保守立场”。


    1974年11月，田中角荣因石油危机对日本社会的猛烈冲击和《文艺春秋》载文对他的批判，决意辞掉自民党总裁和内阁首相职务，自民党内再次掀起争夺总裁职位的混战，人们的目光集中在党内最大派系领袖福田赳夫和大平正芳身上。但是两派各执己见，互不相让，大有一决雌雄、不惜党内分裂的危险。椎名悦三郎受田中委托，在与福田、大平、三木、中曾根等四位派别领袖协商的基础上，断然做出裁定，由三木武夫担任新总裁。


    新总裁即新首相，姗姗来迟的三木政权就这样突然降临了。“椎名裁定”不仅让朝野内外惊讶，就连三木本人也缺乏思想准备。当他听到裁定结果时，情不自禁地喊了声“晴天霹雳”。


    三木是自由党中屈指可数的元老之一，当选总裁不足为奇。但从现实上看，三木派在派系林立的自民党内只是个小派别，要维持政权，必须有其他派系的支持与合作。为此，三木在安排内阁成员时，充分考虑了各派的利益，故三木政府被称作“派阀均衡内阁”。


    舆论揭露田中的政治丑闻后，社会上反对自民党“金权选举”、“派阀政治”之声愈加高涨，自民党在民众中的威信急剧下跌，对此三木极为忧虑。为了改善自民党的形象，三木一上任，便把改造党的现行体制、推进自民党的所谓“现代化”作为大事来抓，这具体体现在他向政府及国会提交的关于总裁选举与议员选举的三法案中。


    关于总裁选举，三木认为，现行的党总裁由全国和地方议员选举产生方式是“万恶之源”。主张先由十名以上国会议员推出候选人，再经地方全体党员投票复选，根据得票多少确定前两名，最后由党的国会议员选出其中一人为总裁。


    关于政治资金的规定，他主张三年后改变主要由个人捐献政治资金的做法，作为过渡性措施，暂时按法人的资本量规定其最高捐款额，以防止企业与政治的粘合。


    关于修改公选法，他主张扩大选举的公共监督，强化连座制，严禁违法选举行为，对违法者的审理要在一年内结束。


    尽管这些修改方案并不彻底，但因触犯了自民党禁区，因而在参、众两院审议时，遇到了自民党方面的强烈抵制。政治资金规制法和公选修改法几经波折，勉强得以通过。总裁选举法案一再修改，结果不了了之。


    三木还向国会提交了禁止垄断法修改案，旨在分割处于高度垄断状态的大企业。由于触犯了垄断资本及其代言人的根本利益，国会审议时阻力重重，结果成了废案。


    给三木政权以毁灭性影响的，是洛克希德事件引起的连锁性反应。1976年2月5日，报界首次披露了这一案件，来自大洋彼岸的消息说，美国洛克希德公司副经理柯钦在美国国会上院外交委员会跨国公司小委员会上有如下证词：洛克希德公司为向日本推销三星飞机，向日本政界幕后人物儿玉誉士夫及丸红、国际兴业等公司提供了30亿日元活动费，还暗示说政府中有一两个高级官员也得到了这笔钱款。这个消息犹如一枚重型炸弹落入平静的湖面上，立即在日本朝野掀起轩然大波。


    三木对这一事件的反应很迅速，2月6日，他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表示：“即使涉及到日本政治名誉，也要查明问题”，“如有触犯法规之处，必须严加处理。”接着，他根据国会要求，亲自写信给美国总统福特，要求美方“公布全部有关资料”。3月，日美两国达成《司法互助协定》，决定两国司法部门互通情报。


    三木内心究竟怎样想姑且不论，其对追查洛案的积极态度却捅了马蜂窝，自民党中“倒三木”运动接踵而来。先是椎名副总裁站出来指责“三木闹得太过分了”，要求三木代表政府就洛案事件向国民道歉，把案子全部委于司法部门处理，并在整党后辞职。三木在舆论声援下进行了反击，椎名害怕有“掩盖洛克希德案件”之嫌，不得不退回幕后。


    接着，河野洋平等六名自民党党员发表“与腐败诀别”声明，并为“确立新自由主义”“脱离上通下达僵板的政治”，6月25日退出自民党，打出“新自由俱乐部”的旗帜。这一行动对三木的总裁地位是个很大冲击。


    随着洛案调查的进展，有关行贿受贿嫌疑者纷纷被捕。7月27日，田中角荣被捕，洛案调查进入高潮。


    田中被捕后，田中派议员立即做出要求三木下台的决议。以三朝原雄为首的党内中间派议员，则为摆脱自民党倍受舆论围攻的困境，发起议员签名运动，组成自民党参众两院270余名议员参加的“确立举党体制协议会”，要求召开国会之前，三木总裁等所有领导人辞职，然后进行党的改革。


    当时的日本政局，“如同一辆完全失控的汽车，整天在那里兜圈子”，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与来自党内的倒阁运动，使三木腹背受敌，但他仍“像一只受伤的狮子那样”顽强搏斗，坚持自己的主张，拒绝交出政权。


    经多方协商，自民党接受了中曾根提出的妥协方案，党内的尖锐冲突暂时平息。之后，三木改组了内阁并召开了临时国会，但也只能是维持现状，难以有所作为。


    1976年12月，众议院选举结果揭晓，自民党当选议员数有史以来首次跌至总议席半数以下，遭到惨重失败。随后，三木率内阁辞职。


    三木虽然离开相位，但三木派在自民党内仍具有一定的实力。20世纪80年代，三木担任自民党最高顾问。到1987年，其众议院议员生涯已整整度过了半个世纪。1988年11月去世，享年81岁。

 福田赳夫

    (福田赳夫fukuda takeo 1905.1.14—1995.7.5)


    出任第67届(1976.12.24—1978.12.7)内阁首相


    福田赳夫(1905—1995)从20世纪60年代起便已成为争夺自民党总裁和内阁首相的实力人物，但直到70年代后期，才提古稀之躯执掌政权，在任不满两年。有人称福田内阁是“来得过晚”、“走得过快”的政权。


    1905年1月14日，福田出生在群马县群马町(旧称金古町)一个地方豪门之家，其祖父、父亲、长兄先后当过该町町长。


    福田孩提时代聪明伶俐，人见人爱。与大人下围棋时，常轻松取胜，有“神童”美称。高崎中学毕业后，顺利考入东京第一高中、东京帝国大学。


    1929年，福田在东大法学院毕业前夕，参加了高等文官考试，以优异成绩被大藏省录用，第二年被派往日本驻英国大使馆担任财务秘书。


    1933年，福田调回国内，在大藏省所属部门中历任税务署长、省参事官。1941年受命来到中国，任汪伪政权财政顾问。1945年任大藏省官房长官。


    日本战败后，福田继续在大藏省任职，历任银行局局长、主计局局长，可谓一帆风顺，仕途坦荡。


    1948年9月，正当福田即将升任芦田内阁大藏省次官时，昭和电工贿赂事件败露，福田因有受贿嫌疑被捕。


    1952年，司法当局作出初审判决，宣布福田在昭和电工事件中无罪。革职赋闲的福田立即参加了当年举行的国会大选，以无党派议员身份，一举当选为众议院议员。次年，福田加入自由党，开始了长达25年的通向首相之路。


    在自由党内，福田对吉田茂等人的专横不满。1954年鸠山一郎与吉田反目时，跟随鸠山、岸信介等退出自由党，加入民主党。民主党与自由党合并后，先后担任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1958年)、干事长(1959年)。这一期间，他与岸信介志同道合。岸组阁时任农林相，岸下台后作为岸信介的正统继承人活跃于政治舞台。


    岸信介下台后池田勇人担任自民党总裁和内阁首相。由于福田始终反对池田的经济高速增长政策，引起池田反感，结果其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职务被罢免，一连坐了几年冷板凳。


    佐藤上任后，福田时来运转。1965年6月，“人事的佐藤”脱掉“借来的衣裳”，全面改组内阁，福田担任了藏相。


    池田政府时期经济的高速增长，在进入1964年后放慢了速度，摆在福田面前的任务，是如何刺激景气，恢复经济高速增长。


    一向批评池田的“经济倍增”政策而以稳定增长论者自居的福田，上任后却一反常态，大胆采用大量发行国家公债刺激景气的政策，宣称日本进入了“财政新时代”。福田的说辞是：公债像是一种“烈性毒药”，用不好会祸患无穷，问题是会不会用。在福田的主持下，政府大量发行国债，扩大公共建设投资，降低利率，同时大幅度减税。结果，这一财政金融政策收到了明显效果。1966年和1967年，国民生产总值分别增长13.4%和13.6%，增速超过池田时期，为近代以来日本经济发展速度之最。


    1968年福田再任佐藤内阁藏相时，日本经济处于景气过度局面，物价、公害、交通与城乡问题亟待解决，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摩擦也日趋尖锐。此时福田采取了财政紧缩等抑制景气过度措施，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副经济”问题。


    佐藤执政的七年八个月中，福田除两任藏相外，1971年还担任外相，在自民党内担任过干事长，充分显露了才能，与田中角荣一起，被公认为佐藤内阁的台柱子。


    佐藤卸任后，自民党出现了三角大福(三木、田中、大平、福田)四强鼎立局面。总裁选举中，福田败给田中。此后在田中内阁中，历任国务相、藏相，后以反对金权政治、整肃党风为名，与三木一起退出内阁。


    1974年12月，田中辞掉首相和自民党总裁职务，总裁争夺的战火再燃。福田与太平势均力敌，均摆出不惜鱼死网破的决战架势。但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椎名裁定”的结果是三木登上总裁和首相宝座，历史又一次和福田开了个玩笑。


    在三木内阁中，福田担任副首相兼经济企划厅长官。洛克希德事件败露后，自民党内陷入混乱，一次次“倒三木”运动表明，三木政府就要走到尽头。三木内阁末期，福田与大平私下达成协议，决定由福田接替三木担任下届总裁，之后由大平接班。1976年12月，由于自民党在众议院议员大选中失败，三木引咎辞职，福田的机会终于到来。12月24日，福田内阁宣布成立。


    洛案发生后，自民党的“金权选举”、“派阀政治”弊端暴露无遗，众议院议员选举的结果是国民的严厉审判。而对自民党来说，即将举行的参议院议员选举将是一场关系到党的前途的严峻考验。


    福田对自民党的衰败状况深为忧虑，决心沿袭三木前总裁的方针，改革党的体制。1977年春，自民党在福田的建议下成立了“党改革实施本部”，福田自任本部长。4月，自民党临时大会通过改革本部提出的方案，决定“为加强党的组织和财政，组成新的党友组织‘自由国民会议’；将全体党员、党友参加的预备公选制度引进总裁选举制度中；断然解散派阀”。前两项措施不久即在党内实行了，但党内派系虽然相继宣布解散，实际上却是名亡实存，不久又公开恢复活动。尽管如此，由于这次改革抢在了参议院选举之前，自民党在选举中保住了原有的议席，避免了一次危机。


    第一次石油危机以后，日本已丧失了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进入“稳定增长”阶段。但福田对经济发展前景充满自信，声称1977年是日本的“经济年”，要实现6—7%的经济增长率，克服物价上涨和国际收支顺差局面，缓和对外经济摩擦。但实际结果是，1977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5.4%，国际收支顺差有增无减，日元不断升值，对外经济摩擦加剧，国内企业倒闭和工人失业现象变得严重了。


    中日恢复邦交的1972年以前，福田一直是对华关系“慎重论”者，但在就任首相后，立即宣布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内阁的对外方针之一。1978年9月，福田派遣园田直外相来到中国，与中国政府签订了含有“反霸条款”内容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和平友好关系向前迈进了一步。


    福田内阁在自民党很不景气的环境下起步，渡过道道难关后逐渐稳住了阵脚。《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使福田在国民中威信大增。民意测验表明，国民对福田内阁的支持率较成立时明显提高。


    福田内阁已显出长期政权的征兆，这使自民党内拥戴大平接班的大平派议员感到紧张，于是抓紧了下届总裁选举的准备活动。


    福田对是否与大平有轮流执政的秘密君子协定始终不置可否。但他确信，既然舆论对己有利，必能在总裁选举中连选连任。


    1978年11月，自民党总裁选举揭开战幕。根据新的选举规则，选举分预选和决选两阶段。首先由地方党员、党友进行计分制预选，各选区当选的前两名有资格得分，再累计出全国得分最多的两人为候选人，最后由自民党国会议员决选，确定其中一人为新总裁。


    在这场扣人心弦的选举战中，开始福田的得分扶摇直上，大平似乎必败无疑。但是后来形势急转直下，由于得到田中派支持，大平得分赶上并超过了福田。预选结果：大平获得748分，福田获得638分，福田以110分之差饮恨败北。


    预选之前，充满自信的福田曾对大平说过，“考虑到党内舆论，如果参加决选的两名候选人分数差距超过100，位于第二的候选人就应退出选举”。想不到这句话作茧自缚，自食其果。不过，对于这一结果，福田还是表现了君子风度。他在电视讲话声明：“我将退出正式选举，虽然败军之将不可言勇，但老天爷也有说走嘴的时候。”接着，大平接管了党政大权。


    福田辞职后，仍在自民党中保持重大影响。1986年辞去派阀会长职务，指定安倍晋太郎继任。1990年，福田从政界引退，其子福田康夫接班。1995年7月因病去世，享年90岁。

 大平正芳

    (大平正芳hira masayoshi 1910.3.12—1980.6.12)


    连任第68—69届(1978.12.7—1980.6.12)内阁首相


    大平正芳(1910—1980)是日本战后著名政治家和外交家，为恢复发展中日两国和平友好关系做出过积极贡献，是中国人民缅怀的朋友。


    1910年3月12日，大平出生在香川县三丰郡丰滨村一个既不富裕也不算贫困的普通农民家庭。他在《我的履历书》中写道：“我从记事以后，就是穿着袖口擦满鼻涕、闪光发亮的衣服和稻草编的草鞋，吃麦饭和着一汤一菜长大的”。和许多农家孩子一样，大平从六七岁起，就学会编织麦秆草帽辫，帮助父母搞些副业补充家计，小学毕业前一直如此。他放学后忙于编织，以致经常耽误家庭作业的完成。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大平，从小养成了不畏艰苦、坚韧不拔的性格。


    从小学到中学，大平是个“平凡少年”。中学没念完时父亲过早去世。依靠育英奖学金，他完成了高松高等商科学校和东京商科大学(一桥大学)的学业。


    1936年，大平从东京商大毕业，高等文官考试合格后进入大藏省。一年见习期满后，任横滨税务署长。1938年，经东京税务监督局直接税课课长池田勇人推荐，调任仙台税务监督局间接税课课长。大平与池田的交往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1939年，大平被大藏省推荐派往中国，任“兴亚院”驻中国张家口事务官，次年10月奉命回国，在东京兴亚院经济部编制对华投资计划并监督实施。


    1942年，大平回到大藏省主计局，负责文部省与南洋厅审计工作。此间，在主计局长支持下，为改善文教事业，设立了资助贫困学生学习的大日本育英会。次年，转任东京财务局间接税课课长，还负责战时开设的“国民酒店”。


    日本投降后，大平仍留在大藏省，历任主计局事务官、薪金局第三课课长、经济安定本部公共事业课课长，为度过战后经济恐慌向政府提出过不少重要建议。


    1949年，池田勇人出任第三次吉田内阁藏相时，请大平担任秘书。大平把池田的成功失败、毁誉褒贬责任系于自己一身，尽心尽力，埋头苦干，成为池田得心应手的有力助手。


    结束了三年的秘书生活，大平的思想已发生变化，对继续留在大藏省从事事务性工作感到怠倦，唤起了对从政生活的向往。思想万千后下定决心，“应该干能够发挥自己活力的、未曾干过的冒险事业……使自己的生命火焰更充分地燃烧”。1952年，大平辞掉现职，在同年进行的众议院议员选举中一举成功，开始了漫长的政治生涯。


    大平步入政界后投身于池田麾下，在筹措政治资金、竞选、调解派系关系等党务工作中显露出才干。池田不无得意地赞赏说，大平为人作事，“可用诚实二字概括之”。


    1960年，池田当选为自民党总裁并出任首相，其中有大平的汗马功劳。在池田内阁中，大平先后出任内阁官房长官、外相等要职，协助池田处理了许多内政外交问题。特别是他建议池田采取的“宽容与忍耐”策略，为池田内阁减少政治风浪冲击筑起了一道城墙。


    对于大平的见识和才干，不仅是池田满意，许多不同派系的大人物也挑起大拇指。前首相岸信介就有过这番感慨，“我派若有大平那样的人物，岸内阁必能再延续两三年 ”。


    在自民党内，大平是处事缜密、老成持重的人物。池田病逝后，池田派由宏池会长前尾繁三郎率领。1970年初，第三次佐藤内阁成立，前尾未能入阁参政，池田派部分少壮议员极为不满，坚持让前尾下台，由大平取而代之，池田派有分崩离析之势。大平为本派大局着想，以协商方式平息了危机，提高了威信。不久，前尾辞职，大平被推为池田派掌门。


    大平是自民党中有见识的外交家，这突出表现在恢复中日邦交关系时他所采取的态度上。中美关系缓和、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日本国内舆论要求恢复中日邦交的呼声更为强烈。早在佐藤内阁末期，大平就提出过尽快恢复中日邦交的主张。田中内阁成立后，他作为外相积极协助田中首相推进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进程。1972年9月，大平与田中一起访问中国，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他以外相身份发表谈话说，中日恢复邦交意味着日台条约的废除。1974年1月，大平再次访问中国，签订了“日中贸易协定”，并参加“日中航空协定”谈判，为促进和发展日中两国和平友好关系做出了积极贡献。


    田中内阁末期，大平改任藏相。田中下台后，与福田争夺自民党总裁两败俱伤。在三木内阁中，大平留任藏相。后与福田合作，迫使三木下台，建立了“福田管政，大平管党”(大平时为自民党干事长)的“福大体制”。


    1978年12月，自民党根据新规则举行总裁选举，大平在预选中击败福田，就任自民党总裁并组成第一次大平内阁。在佐藤退位后自民党内“三角大福”的激烈对抗中，大平是最后一个登台的，有人说他是善于忍耐的“待机政治家”。


    1979年6月，发达国家七国首脑会议在东京召开，会议就第二次石油危机以来各国面临的严峻经济形势进行讨论和磋商，达成了限制石油进口和消费等有关协议。大平以东道主身份担任会议主席，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表现了政治家的才能，提高了声望。


    在内政方面，大平政府推行的抑制物价政策取得成效，日本经济没有出现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时的严重混乱局面。


    大平内阁成立后的前半年平稳地度过了。然而，这只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政治斗争的潜流，终于在众议院大选时发展成狂涛迸发。


    1979年8月，大平宣布9月解散众议院，10月举行议员大选。他在政见演说中，把“克服”能源问题的“制约”、“恢复财政能力”、确立政治伦理作为今后优先解决的课题。表示为整顿财政，实现到1984年消灭赤字公债的目标，政府在财政收入不足时，将不得不增加国民负担，征收“一般消费税”。


    众议院改选与大平的政见演说，成了政治斗争表面化的导火线。自民党元老、前首相三木和福田认为，解散众议院师出无名，违反一般程序。国民担心则是，改选是增税的前奏，大平要建立“征税内阁”。这种抵触气氛，给自民党大选蒙上了一层阴影。


    10月，众议院大选揭晓，自民党遭到有史以来的惨败，只获得248个议席，加上新入党的无党派议员才勉强维持过半数。党内立即发出大平引咎辞职的呼声，接着又出现三木、福田、中曾根三派拥立福田取代大平的严重局面。大平没有让步，他要“把自己能做的事做完，结果如何决不后悔”。


    11月5日，扣人心弦的首相选举战在众议院举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自民党向国会同时提出了大平和福田两名候选人参加决选，这一做法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决选结果是大平险胜，保住了首相位置。当时的大平感慨万千，如释重负地说：“我感到像是在热水里泡了很长时间后终于获得解放，但今后还必须进到更热的水池里，前途仍然非常严峻。”


    “遍体鳞伤的”大平又一次组阁。1979年12月初踏上了第三次访华的路程。在这次轻松愉快的访问中，大平会见了邓小平等中国党政领导人，共同讨论了朝鲜、印度支那、伊朗形势与对苏关系问题，就中日经济合作交换了意见。12月7日，大平在政协礼堂发表了《迈向新世纪的中日关系——寻求其深度和广度》的演说，赞颂中国的现代化政策，强调中日关系的重要意义，表示日本对中国的四化建设将积极合作。展望中日关系的前景时，大平表示确信，尽管“在迈向21世纪的年代里还会有很多狂风巨浪向我们袭来”，但“只要我们双方都能回顾两千年来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不失掉相互信赖之心而继续努力，我们的子孙就能够在未来的世界上为两国长久的和平友好关系而自豪。”在北京参观时，大平还到过王府井的东风市场，在市场旁的餐厅里，兴致盎然地与一家中国人共餐水饺，把一枚签过字的日本邮票送给身旁的一个小男孩。在古都西安，华夏民族悠久璀璨的文化让大平如痴如醉，西安人隆重热情的款待，更使他难以忘怀。大平不胜感叹地开玩笑说：“这种欢迎场面实在令人吃惊，应该把我的选区移到西安来！”


    20世纪80年代是战后日本社会的重要转折期，是成为经济大国的日本探索发展新路的时代。大平作为进入80年代后的第一位日本首相，亲手制订并付诸实践的一项基本国策，是“环太平洋合作构想”。


    大平在任期间，设立了政府智囊机构“政策研究会”，内设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田园城市设想、对外经济政策、多元化社会生活、充实家庭基础、综合安全保障、文化时代、文化时代的经济管理、科学技术历史的展现等九个研究组，大来佐武郎是“环太洋合作构想”研究组的负责人。这个研究组以20世纪60年代以来民间企业、学术团体及政府部门提出的有关建议和研究成果为基础，具体制订了“构想”的方针政策，于1979年11月和1980年5月先后提出初步报告和最终报告，将增进相互了解与加强经济技术文化交流、海洋与资源开发、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对外投资与经济合作、开展货币金融研讨与合作等五个方面作为合作的内容。大平认为，合作的目标是使太平洋地区各国“建立一种不涉及政治和军事而以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为中心的开放的、松散的联合”。


    带着这种“构想”，大平结束访华后前往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大洋洲国家，与澳、新总理交换看法，得到两国的支持，决定于1980年9月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召开第一次民间“环太平洋合作讨论会”。


    大平未及看到会议召开便离开人世，但他留下的这份政策遗产已为其后的铃木、中曾根政府所继承，并已在亚太国家与地区中扩大了影响。


    1980年5月，大平结束了对北美、欧洲国家的访问，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到日本。当时，国会为审议政府有关法案斗争正酣。由于在野党激烈反对，大部分法案濒临流产。大平采取了强硬态度，要求国会尽快审议批准。以社会党为首的在野党旋即提出对内阁的不信任案，众议院表决时，由于自民党内“刷新联盟”的60余名议员故意缺席，不信任案得以通过，大平内阁进退两难。


    大平断然解散了众议院，决定众议院大选与参议院改选同时举行。另一方面，经过党内协商，说服了“造反”议员，避免了自民党分裂，举党全力投入大选准备。


    5月30日，参议院改选的战幕拉开，大平身先士卒，站在街头宣传车发表竞选演说，当日因过度劳累住进虎门医院。6月12日，因心肌梗塞病逝，享年70岁。

 铃木善幸

    (鈴木善幸suzuki zenko 1911.1.11—2004.7.19)


    出任第70届(1980.7.17—1982.11.27)内阁首相


    铃木善幸(1911—2004)是日本战后第15位首相，继大平正芳后执政两年四个月。时至今日，人们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有人说他缺乏 “政见”，“内政外交一事无成”；有人赞赏他具有“凡事与大家商量”的“好作风”，是不恋权势地位的政界元老；也有人说如何评价尚待时间检验。


    1911年1月11日，铃木出生在岩手县下闭伊郡山田町一个渔业家庭。岩手是有政治“风水”的地方，战前出现过原敬、斋藤实、米内光政、东条英机四位首相，铃木是当地出身的第五位首相。


    铃木上小学时学习成绩优异，还当过班长。当时日本国内“大正民主运动”正酣，学校中也开始学习推广美国的自由主义教育法，少年时代的铃木嗅到了这种政治气息。高小二年级时，他曾与全班同学破指血书，发起一次要求校方更换班主任的“赶走教师运动”。高小毕业后，他考入县立水产学校，仍然是班里的“秀才”，其课余爱好是参加辩论会、打网球和练习剑道。从这时起，他开始关心如何改变渔村面貌问题。


    也许是受家庭经济条件所限或家庭传统职业的影响，水产学校毕业后，铃木考入当时水产教育的最高学府农林省水产讲习所养殖科，享受公费教育。在学五年中，他的最大兴趣不如说是在课堂以外的社会活动上。他经常溜出校门到日比谷公园倾听中野正刚等政治家的演说，暗自下定了“救济渔村”的奋斗目标，并在同学中发起组织水产同志会，讨论改造渔村、建立渔业协同组合等问题。三年级时，铃木在校友会杂志《乐水》上发表了渔业组合结构改革的文章。当时是法西斯运动甚嚣尘上的年代，组合往往被视为工会的同义语，因此他险些被打成“赤色分子”。


    1935年3月，铃木从水产讲习所毕业后准备到农林省中央金库就职。但在就职考试的口试中，他大谈自己倡导的协同组合，考官认为他思想倾向有问题，遂名落孙山。此后，他先在财团法人大日本水产会任技术员，1938年到全国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任职，1942年回本县任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水产部长。中央水产会成立后，任该会企划部次长。在战前十年中，铃木的主要活动是改造渔村和促进全国渔业协同组合事业。但是在那个白色恐怖时代，他的理想根本无法实现。


    战后，美军占领当局强制日本进行民主改革，鼓励工会、政党活动，推行议会政治。铃木从战前的坎坷经历和现实的政治状况中领悟到，要实现“改革水产国策”的多年夙愿，必须当一个政治家。1947年，铃木经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平野力三推荐，以社会党候选人身份回到家乡岩手县参加竞选，并以最后一名当选为众议院议员，从此正式跨入政界。至出任首相止，铃木已连续14次当选议员。


    铃木加入社会党后第二年，脱离社会党而加入吉田茂为首的自由党，原因是“当时家乡一带受到台风袭击，损害惨重，乡人都认为要救济渔民非有实力的大政党不可”。在自由党中，铃木成为“吉田学校”的学生，与池田关系密切。


    自由党于1955年变为自由民主党，党内派系林立，争斗不绝。铃木为人谦和，处事稳重有余，在党务工作中长期扮演 “黑衣”角色，能够从容地出入于各派系的大门，处理棘手问题，其出色的“调解”能力得到党内公认，博得了“诚实、忠厚、清白”的好评。在自民党成立后的25年中，总裁一职走马灯般更换，但不论谁任总裁、总理，铃木总是很“吃得开”。在党内，担任过一任副干事长和九任总务会长，在政府中，历任池田内阁邮政相、内阁官房长官、佐藤内阁厚生相、福田内阁农林相。大平成为池田派掌门后，铃木也坐上该派第二把交椅。


    1980年6月12日，大平首相任内病逝，“三角大福”抗争的时代结束。大平是为众参两院议员大选进行街头演说时倒下的，这对自相混战的自民党是很大震动，同时也得到了舆论同情。结果，自民党在两院大选中空前大胜，党内各派均表示为大平“吊丧休战”。在这种“和平气氛”与“派阀关系力学”的作用下，铃木在党内各派的一致推举下，就任自民党新总裁并组阁。


    7月7日，铃木内阁宣誓就职。新政府宣布的施政方针是，继承大平前首相的政治路线，在“和睦政治”下，通过“集体领导”，停止党内斗争，缩小自民党与民众间的距离。在内政方面，要“整肃纲纪、重建财政、改革行政”。在外交方面，以日美友好为“基轴”，增进与中国、东盟五国、中东各国的友好关系。这些主张在社会上反响良好，民意测验表明，初期铃木内阁的支持率为52%。


    1981年初，铃木历访东盟五国，就阿富汗和柬埔寨问题谴责了侵略者，重申“反对霸权”、“支持民柬联合”的立场。


    对悬而未决的北方领土问题，铃木给予极大关心。在1月的内阁会议上，确定2月7日为“北方领土日”。9月又以现职首相身份，乘飞机视察北方领土，以此表明对苏外交的基调。


    1981年5月，铃木访问美国，与里根总统举行会谈，签署了日美联合公报。由于公报中使用了日美“同盟关系”等词句，受到舆论的责难。铃木回国后，做了“同盟的提法决不包含军事意义”的解释。外务省官员对此表示异议，外相伊东正义和外务次官同时提出辞职。事件的发生，使一年来运行比较顺利的铃木内阁出现不祥之兆。同年11月，铃木改组了内阁。


    改革行政和财政，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历届内阁都未能解决的老问题。第一次石油危机发生后，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滞涨的局面已经形成，日本的情况虽比欧美国家好些，但经济增长速度减慢的事实已无法改变。田中、三木、福田等内阁，都采取大量发行赤字国债的方法，谋求维持财政平衡，刺激经济增长，但都未能取得多大效果，反而助长了财政继续膨胀和行政开支扩大的趋势。大平上任后，声称整顿行政和财政，到1984年实现无赤字、无国债财政，并在1980年度减少发行国债1亿元，显示了一定气魄。但事业未竟便离开人世。


    铃木深感整顿行政财政的迫切性，他甚至公开表示“要不惜政治生命进行行政改革和财政改革。”在他的倡导下，政府专门成立临时行政调查会，就行政改革问题进行调研。行政调查会在咨询报告中，向政府提出了整顿国营铁路、电信电话和专卖公司，合并北海道开发厅、冲绳开发厅、国土厅等重要建议。在财政改革方面，铃木接过大平的口号，许诺在不增税的前提下，依靠自然增收和减少行政开支，在1981年度减少发行国债2亿日元，到1984年实现无赤字财政。


    但是，行政财政改革的困难程度远远超出铃木的预想。行政改革因政府有关部门的强烈抵制，阻力重重，计划无法实施。财政改革受经济发展条件的限制，在税收自然增加减少而行政开支又压不下来的情况下，入不敷出部分还得靠发行公债填补。迫于财政压力，铃木内阁不得不于1982年5月放弃既定方针，宣布“为弥补1981年和1982年的财政亏空而发行赤字国债”。9月，财政状况继续恶化，铃木亲自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财政处于“非常紧急状态”，这等于宣告政府的财政改革彻底破产。接着，政府正式决定冻结国家公务员工资。


    行政财政改革的失败，以及政府通过冻结国家公务员、国营企业职工工资来度过财政危机的做法是不得人心的。国民发出了“无能宰相”、“打倒铃木”的呼声。民意测验表明，铃木内阁的支持率下降到26%，不支持率却升到52%。


    1982年夏发生的“教科书事件”对铃木内阁是很大冲击。由于文部省检查机关在审定中小学历史教科书时，歪曲篡改历史史实，采取了把“侵略中国”改为“进入中国”等错误做法，激起了日本国民及亚洲各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中、朝、韩等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事件发生后，铃木政府处境极为被动，8月底才以内阁官房长官谈话形式，表明了纠正教科书中有关记述的政府立场。


    面对堆积如山的内政外交问题，铃木表面上泰然处之，实际已力不从心，无心恋栈。结束了9月份的访华后，于10月12日宣布不参加下届总裁竞选，随后卸任让权。


    一般说来，一届内阁首相及其内阁的垮台不外乎首相病逝或病退、内阁或执政党内讧、施政失败等几种原因。铃木辞职的原因，主要在于施政上的失败。

 中曾根康弘

    (中曽根康弘nakasone yasuhiro 1918.5.27— )


    连任第71—73届(1982.11.27—1987.11.6)内阁首相


    中曾根康弘(1918— )是日本“政治大国”战略的教父，作为一位“总统型首相”，连续三届担任日本首相，20次当选众议院议员，是日本战后以来任职时间最长的首相之一，继佐藤荣作、吉田茂和小泉纯一郎之后名列第四。


    这位自称“乱世英雄”的人物，宦海生涯五十余载，以其鲜明的个性和颇具战略眼光的行动，获得过“大勋位菊花大勋章”、“政治学名誉博士”的荣誉头衔，也赢得了诸如 “青年将校”、“鹰派宰相”、“日本的撒切尔”、“风向标”、“远眺的富士山”、“平成妖怪”等诸多褒贬不一的绰号，在国内外留下了一个毁誉参半的评价。总之，无论其在职时期的政绩，还是退位后的影响，在当代日本政坛上，鲜有出其右者。一个电视节目中的笑话说，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位来自边远地区的老人看到首相官邸后问道：这里就是中曾根首相住的地方吧。其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中曾根康弘1918年5月27日出生于群马县高崎市末广町一个富裕的木材商家庭。1938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这期间，英语 、法语的学习，为中曾根出任首相后外交的开展增色不少，而他尤其是喜欢历史、哲学，醉心于大类伸、黑格尔、西田几多郎、和辻哲郎等人的著作，也爱看小说、做俳句。与日本其他首相相比，中曾根的政治决策更具历史感和战略性，这大概与他的这些读书经历不无关系。日后他陆续撰写的《青年的理想》、《新保守理论》、《21世纪日本的国家战略》等近50部著作便是一个例证，可以说中曾根也是日本首相中著述最多、最有才学的一个。


    1941年4月大学毕业后，他通过高等文官考试进入内务省，很快应征成为海军财会学校学员，任海军会计中尉；并且随军参加了太平洋战争，出征侵略了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台湾等地。另外，他的弟弟中曾根良介也是一名海军航空兵，1945年2月，在军事行动中遭遇暴风雪坠机而亡。


    他战后复员回到内务省，后调任香川县警务科长、东京警视厅监察官。出于对战后初期马克思主义及其亚流思潮等左翼思想在日本传播的警惕，中曾根不顾父亲的反对，辞官返回故乡群马县，创办“青云塾”，决心“开展自主的民主运动”，以“防止共产党和左翼思想赤化家乡”。在最后寄给父亲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作为一名复员军人慰藉战死者英灵的最佳选择，就是为日本的重建而站到日本政治的第一线，走上这条前途未卜的艰难道路。”他利用退职金买了一辆自行车，特意把他漆成纯白色，挂上“把赤化瘟疫从日本驱逐出去”的标语牌，而且系着黑领带，举着太阳旗，四处游说演说，拉选票，以示“为国戴孝”，表达对美军占领的不满和战败的“耻辱”。1947年4月，在战后首次举行的大选中，中曾根作为民主党候选人以选区最高票、全国第五的得票数当选众议院议员，时年28岁，成为当时最年轻的议员。


    从政后的中曾根被称为“青年将校”，是有名的论客和行动派。他严厉批判吉田茂内阁“唯美国司令部之马首是瞻”的政策，主张修改宪法，重建军队。1951年1月23日，他向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递交了一封长达28页的英文建议书，言称如若“占领长期化，必将使占领和被占领双方都陷入堕落的境地。”于是，在同年10月召开的临时国会上，他对媾和条约投了赞成票，但对日美安全条约存有异议，故没有出席表决。1956年，他还撰写了一首所谓的“修宪之歌”，在东京宝塚剧场举行了盛大的发布会。同时，主张“首相公选论”，发起在全国范围内遍插电线杆般的“实现首相由国民投票选举”的宣传旗帜，四处巡回发表“首相和恋人由我自己选择”的演讲。少壮派的中曾根，无疑是一个爱标新立异、“哗众取宠”式的战斗型人物，曾被日本政界元老松村谦三称为“身披红色盔甲的青年武士”。


    中曾根踏入政界后，先是参加了芦田均的民主党，后又加入了三木武夫的国民民主党，其后来演变为改进党、日本民主党，到1955年与自由党合并为自民党，他一直是反吉田茂、也就是反自由党的“急先锋”。因此，在自民党中自由党系列的保守主流执掌政权的年代，中曾根所属的河野一郎派以及其后1965年自立门户的中曾根派，始终都是保守旁流，一般情况下，连入阁做重要成员的机会也很难得到。


    但是，中曾根发挥了“风向标”的能力，在自民党激烈的派系抗争中纵横捭阖，瞄着首相的位置，不断调整着目标。1959年6月，他在大野伴睦的支持下，首次入阁，出任岸信介内阁的科技厅长官。1967年11月，一直批判佐藤荣作的中曾根，为了维持派阀生存，积极向主流派靠拢，出任了佐藤内阁的运输相。当有人批判他转向太快时，他若无其事地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在远处叫的狗无法改变政治，不走近到够得着的距离就打不到对手。”此后，他又相继担任了防卫厅长官、通产相、自民党干事长、总务会长、行政管理厅长官，成为自民党内公认的实力派人物之一。


    1982年10月12日，面对国内经济政策受挫和有关官员受贿案件曝光的困局，本已确定可以连选连任的铃木善幸突然宣布不竞选下届自民党总裁。在田中、铃木两派的支持下，11月24日，中曾根在总裁预选中就以压倒性优势击败河本敏夫、安倍晋太郎和中川一郎，未经正式选举就赢得了自民党的头把交椅。11月27日，中曾根内阁成立。二十名阁僚中竟然任用了六名田中派的议员，而中曾根派的仅有两位，再加上亲田中的秦野章法务大臣，新内阁大有被田中军团占据之势。特别是内阁官房长官作为首相的大管家，历届政权都由本派红人来担任，可中曾根居然也打破惯例，任用了田中的心腹后藤田正晴。而且，作为党运营支柱的干事长也由田中的亲信二阶堂进担任。这种前所未有、非比寻常的人士安排，被舆论界称为“田中傀儡内阁”、“田中曾根内阁”、“角影·直角内阁”，而中曾根认为是任人唯才、工作本位，是“实干家内阁”、“工作内阁”。关于内阁人事问题，后藤田在回忆录中推测中曾根和田中进行过密切的磋商。田中角荣之所以压制派内异议，支持与自己“水火不容”的中曾根这个“没人抬的破轿子”(金丸信语)，除了回报十年前“第一次角福战争”时中曾根放弃参选并支持田中打败对手福田赳夫的人情外，更重要的是随着洛克希德案件审判时间的临近，作为该案的刑事被告人的田中以攻为守，旨在壮大派阀势力，为案件审判和重归政界做准备。而中曾根作为自民党中的小派阀，党内基础薄弱，除了看重后藤田在危机管理和行政改革领域的能力之外，无疑他很清楚，要想获得政权，以及维持政权的稳定运营，需要最大派阀田中派的支持。据说，中曾根本人也认为“与田中维持良好的关系很重要，有人才就要用，但是不会让国民看到我是处于田中影响之下的。”


    矢志追求、如愿以偿的中曾根，一改战后长期以来大多数“协调性首相”的拘谨风格，凭借着高大俊朗的外在形象和卓尔不群的内在气质，继续着“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风格，断然打出了“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提出了“政治大国”的国家发展目标，展开了所谓“没有禁忌”的内政与外交。中曾根执政阶段，成为战后日本政治的重大转折时期。


    上台不久后的1982年12月21日，中曾根在自民党选举对策本部讲话时，首先提出了“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1983年1月24日，中曾根在第98届通常国会发表了首次施政方针演说，进一步了阐释了其“战后政治总决算”的政治哲学。他说：“我深深地感到，日本正处在战后史的重大转折点上”，因此，“面对这种时代剧变，应该毫无禁忌地以新的眼光认真地重新认识过去的制度和结构”。进而，在同年7月30日，在对他的家乡群马县选民发表讲话时，第一次提出日本要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即“今后要在世界政治中加强日本的发言权，不仅要增加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分量，而且要增加日本作为政治大国的分量”。后来为了避免刺激日本在野党和亚洲各国，事隔28天后的8月27日，将“政治大国”改为“国际国家”的提法。总之，所谓的“战后政治总决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对外建设国际国家，对内建设有活力的福利社会，手段是“改革”，总目标是当政治大国。


    行政改革就是搭建“繁荣昌盛的文化福利国家”的国内目标与国际贡献的对外目标的桥梁。中曾根强调：“我的想法是，日本为了更加积极地对国际社会做出贡献，进行对外援助和交流，需要通过行政改革来获得必要的预算”，“我们在1970年代曾大幅度增加了社会保障和文教方面的预算……但是日本经济怎么也难以维持发展；无论如何要推行行政改革，轻装上阵，与此同时，若不一举改变以往增加国家开支的想法，别无他途。”具体到行政改革的国内动因，相对于学者们主要着眼于经济、社会的内因，中曾根本人则更多地强调了政治方面的原因。他认为，战后以来为了追赶欧美而建立起来的一整套行政政治制度，如中央集权、纵式领导、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公社”、“公团”等正在阻碍日本国家的继续发展，因此必须进行改革。他的实际用意，显然是试图通过改革，建立起一套与政治大国发展相适应的政治体制。


    执政五年期间，中曾根的国内改革包括行政、财政和教育三大改革。这次改革，与美国里根总统的改革、英国撒切尔首相的改革并称为20世纪70年代末期前后“新保守主义”的政治改革，在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教育改革没有完成，税制改革转移到了下届竹下登内阁的手中，只有行政改革取得了较大成绩。


    行政改革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被提上政治日程，而真正的改革是中曾根内阁时期展开的。中曾根政治的特色之一就是“审议会政治”。由于政府部门的强烈反对，省厅的裁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但是，1983年7月，中曾根内阁通过国会批准修改了国家行政组织法，把原来依据法律设置审议会和省厅机构改为由内阁政令来决定，先后设置了各种名目繁多的审议会，其中中曾根个人的审议会有“和平问题审议会”、“文化教育恳谈会”等。并且，增设了总务厅等机构，在内阁建立了安全保障室、外政审议室、内政审议室等五室体制，强化了内阁的决策功能，加强了首相的权力和影响。


    在财政改革方面，最初提出“实现不增税而重建财政的彻底的行政改革”路线，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即由控制公共事业费、削减补助金、年金、医疗费的合理化、国铁分割等财政合理化方案转变为以自立自主的形式实现经济社会的结构转型。在1982年7月第三次答询和1983年3月的最终答询中，临时调查会提出，当前最大的课题是实现“国民的自助、自立，企业的自主努力，企业间的自由竞争，地方自治体的自立，创造出新的社会经济关系。”1983年取代临时调查会之后成立的“行政改革审议会”，提出了“民间活力论”和“规制缓和论”，在此基础上，中曾根成功地进行了日本国铁、日本电信电话公社和日本专卖公社三家国营公司的民营化。


    关于教育改革，中曾根积极倡导进行日本历史上的第三次教育改革。1983年6月，中曾根设立了首相私人咨询机构“教育与文化恳谈会”。1984年3月22日，恳谈会公布了报告书《面向21世纪的教育改革五原则》，即国际化原则、自由化原则、多样化原则、信息化原则和尊重人格的原则。同年8月21日直属内阁的教育审议机构——临时教育审议会正式成立，三年期间共向首相提出四次报告，确立了“个性化原则”、“向终身学习体系过渡”、“适应变化(国际化、信息化)”三项教育改革基本原则，并就教育领域的改革提出了多项具体建议。


    中曾根政治留给世人的“光环”，应该是他最擅长的在国际舞台上的表演。在其执政的五年间，在政治总决算的口号下，他一个接一个地向战后日本政治的禁区“挑战”，推行了带有强烈的新国家主义色彩的外交政策，为日本开辟了一条通往政治大国的初具轮廓的道路。


    中曾根上台后首先抓的是外交问题。他一组阁就立刻跟韩国的全斗焕总统、美国的里根总统、东盟各国首脑通了电话。这在历代首相中尚属首次。旋即派遣他的智囊之一、伊藤忠商事顾问、原大本营参谋濑岛龙三两次密访韩国，解决了日元贷款问题。出任首相不到两月的中曾根，于1983年1月12—13日，作为日本首相战后首次对韩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宣布向韩国提供40亿美元的贷款，一举解决了经济援助和军事合作的问题，实现了日韩关系的正常化。在首尔的正式晚宴的致辞中，整个讲稿的三分之一，他是用集中学习的韩语进行演说的，令韩国要员们大吃一惊，不少人热泪盈眶。晚宴后的二次宴会上，中曾根又与全斗焕总统肩并肩，他用韩语演唱了“黄衬衫”，全总统则用日语演唱了“知床旅情”。中曾根称其为“手工打造的外交”。像这样，在中曾根外交中，总是很重视发挥其高超的“演技”。


    在中曾根看来，纵观国内外形势，日美关系对日本整个国家以及他本人的执政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日本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高，其设计的政治大国之路的前途如何，都离不开良好的日美关系这个基础，也需要美国的理解和支持；发挥自己的外交特长，修复日美关系，赢得内外支持，也必将巩固其在国内、党内的执政地位，有利于顺利推进内政改革。


    于是，中曾根在访美前3天，不顾大多数民众(民意测验80%以上)的反对，以后藤田官房长官谈话的形式，承认可以向美国出口军事技术，突破了“武器出口三原则”，解决了最为棘手的向美国提供武器技术的问题。闪电式访韩的三天后，1983年1月17日，中曾根带着上述礼物造访美国，与里根总统的会谈中，重新确认了“同盟关系”，明确强调“两国是命运共同体”，全面修正了两年前铃木善幸“否定军事同盟”的发言。针对里根总统希望日本在防卫问题上做出更大努力的要求，中曾根表示，“将根据日本国情和他本人的判断，负担更大的责任”。1月18日，他在接受《华盛顿邮报》的董事长兼执行官凯瑟琳·格雷厄姆女士的采访时声称：“整个日本列岛或日本本土将像不沉的航空母舰一样，成为对抗(苏联)逆火式轰炸机的堡垒。……我们希望，随着海上交通安全网的确立，使关岛至东京、台湾海峡至大阪的海上交通畅通无阻。”“不沉的航空母舰”论一经公布，国内外舆论哗然。中曾根的“刺激疗法”，“将华盛顿一段时间以来所郁积的、对日本在防卫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消极态度而产生的不信任感一扫而光”，由此也建立了中曾根康弘与罗纳德·里根之间的“罗康关系”。


    进而，同年5月28—30日在美国威廉斯堡召开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中曾根不顾在“不沉的航空母舰论”发表后内阁支持率急降5.1%的状况，依然保持了在安全方面积极的态度。他改变了以往日本首相对美苏削减中程核导弹谈判问题的消极被动的姿态，主张从全球的立场上考虑西方国家的安全。在关键时刻，他打破会议僵局，成功说服了态度谨慎的法国总统密特朗和意见转为消极的德国首相科尔，支持美国在欧洲部署潘兴2号导弹以对抗苏联，可谓助了议长里根总统的一臂之力。这种在国际政治多边外交的舞台上扮演了炫目的主角，同样开创了日本外交史上的先例。而首脑会议后中曾根面带微笑、仪态潇洒地站在里根和撒切尔两巨头中间的那张纪念“剧照”，更是通过电视、报纸等媒体，深深地映入日本国民的脑海之中。中曾根有意识的出色表演，实践着所谓的“看得见的政治”。


    利用美国的“外压”，中曾根在军事安全和对外政策方面，向着政治大国的目标做着积极调整。1983年8月5日，中曾根在“和平问题研究会”的首次会议上，就综合安全战略表明自己的观点：“当今世界，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加深，为了确保我国的和平与安全，为了在属于西方阵营的我国与西方各国共同协调的基础上确保世界和平，为了做出与我国国力、国情相适应的贡献，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以防卫为首，包括经济、外交等广泛内容的综合安全保障。”这样，综合安全战略，作为一个政策方案，成为20世纪80年代日本历届政府制订内外政策的一个重要依据。


    为了兑现中曾根承诺的“确保海上交通线”，适应1000海里的远洋防卫战略，日本着重扩充海空力量，进一步密切和完善了日美两国的军事合作体制。1987年，日本年度军费支出达250亿美元，占同年gnp的1.004%，突破了1976年三木内阁规定的军费不得超过“gnp1%”的限额，为日本进一步扩军扫除了政治阻碍。


    中曾根在强化“西方一员”的同时，积极参与世界和亚洲事务，由过去的“低姿态”转为“高姿态”，努力调整过去的经济外交，力求以东南亚为突破口，积极寻求发挥政治作用，拓展“自主外交”的空间。1983年4月至5月，中曾根首相访问东盟五国和文莱，提倡要改变以往只是经济方面的接触，应在更“广泛的领域”开展日本与东盟的关系，扩大科学技术合作和青年交流等，旨在建立长期稳定的日本与东盟关系。5月8日，中曾根首相在吉隆坡发表演说，高度评价了马哈蒂尔的“东方政策”，指出“这种亚洲价值的再认识近年在日本国民中间也显著高涨”。他说：“维持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友好紧密关系，是日本外交最重要的基本政策之一”，“我的信念是没有东盟的繁荣就没有日本的繁荣”。


    在对苏关系上，中曾根加大“联美抗苏”的力度的同时，也在寻求同苏联联系的渠道，以提高对美外交的自主性，有利于树立“政治大国”的形象。1985年3月，中曾根借参加契尔年科葬礼的机会访苏，与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举行了首脑会谈。这是1973年田中角荣访苏后时隔12年的日苏首脑会谈。1986年后，两国先后签署了贸易支付协定和租税条约，回复了中断7年之久的日苏科技合作会议，签署了长期搁置的日苏文化协定。虽然中曾根说：“对苏关系不仅仅是领土问题”，但是“北方领土问题”始终是双方进一步发展关系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


    中曾根较早就对中国表现出关心，早在1954年7月，中曾根与社会党的松前重义、劳农党的黑田寿男组成超党派的考察团，访问了苏联和中国。新中国成立后，最早访问中国的是1952年来华的帆足计等人，中曾根也算是最早访华的国会议员之一。自此以后，原本有着强烈的“反共民族主义”情绪的中曾根不断有“反苏”的言行，却始终坚持“应该与中国友好”的主张。他在回忆时提到：“来到中国后，无论是路人的表情还是热闹的街景，抑或是商店里的水果、蔬菜，都使我们不由地感到：‘我们又回到人类社会了！’尤其是水果摊上西瓜那鲜艳的绿色和瓜瓤那夺目的红色，至今仍深深印在眼底。”相比之下“当时的苏联，被称为收容所列岛，阴森恐怖。到处闪烁着秘密警察的目光，置身其间，就仿佛到了一个拘留所。”“在北京，我们拜会了郭沫若先生和李德全女士。郭先生……批判了日本帝国主义，他那种非常严厉的对日态度确实值得我们注意。但是，宾馆服务员的服务精神和翻译人员的热情接待使我们深受感动。”


    中曾根自称，他在田中政权诞生时曾表示支持田中，其条件是必须推进中日邦交正常化。冠冕堂皇的背后，人们不免怀疑是田中的巨额资金发挥了真正的作用。但1973年1月，中曾根作为田中内阁的通产相再次访问中国，成为中日复交后第一个与周恩来总理进行会谈的日本阁僚。访问虽仅有两天，可是周总理和他会谈了三次，共七个小时，几乎没有谈贸易，主要谈的是中日之间的安全问题，因为此前中曾根出任的是防卫厅长官。最后一次会谈结束是在午夜一点。中曾根要回宾馆时，周总理特意把他送到人民大会堂台阶下面，并给他披上了大衣。中曾根为此甚为感动。1980年，中曾根第三次访华，会见了邓小平，并且结识了胡耀邦和赵紫阳。


    1983年11月23日，胡耀邦总书记访日。中曾根分别举办了正式的和个人的宴会热情招待了胡书记，并且建议在中方提出的中日友好三原则中加上“相互信赖”，于是成为“和平友好、平等互利、互相信赖、长期稳定”四原则。


    1984年3月23—26日，中曾根作为日本首相正式访华，就建立“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两国经济合作以及其他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宣布日本政府决定于1984—1990年的七年间向中国提供总数约为4700亿日元的第二批长期低息贷款。他表示：“‘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事不成’——今后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培养发扬相互信赖的精神，并以相互信赖的深厚情谊来发展中日两国的友好，则可深信，21世纪对我们而言，必定是一个光辉灿烂的美好世纪。”此后他还在北京大学发表了《面向21世纪》的演讲，并赴武汉进行访问，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同年9月10日，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在东京召开第一次会议，随后日本3000名青年应邀访华，并参加了中国建国35周年庆祝活动。


    然而，1985年8月15日，也就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40周年纪念日，中曾根率领全体内阁成员大张旗鼓地正式参拜了靖国神社。这一举动遭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和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而且，1986年5月日本文部省审议通过的“保卫日本国民会议”编写的《新编日本史》，该书又多处严重歪曲了侵略历史，使人们不得不怀疑中曾根和日本政府对历史认识的态度，以及对华友好的诚意。因为中曾根上台后不久的1982年12月8日，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就当年出现的“教科书问题”表示：“关于战前我国的行为，国际上都说是侵略，严厉地进行了批判，这是事实。鉴于这种情况，今后一定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在翌年2月18日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中曾根针对“日本对华战争是否是侵略战争”的质询，同样承认了侵略的事实。这是二战后历届日本首相中第一次公开承认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是侵略战争的。


    这种看似矛盾的表象背后，我们不能忽视的是中曾根的另一面。他曾说：“我是一个参加过战争的人，部下和弟弟都战死了，我应该这样去做。”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一贯坚持改宪扩军的民族主义者，作为一个倡导“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国家主义者，他认为，在这个关键的日子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本身就是突破战后禁忌的一个契机、一个象征；同时，这也是“经济大国”日本转变战后的低姿态，从而堂皇地走向“政治大国”的肇始。参拜两周前的7月27日，中曾根在轻井泽举行的自民党研究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说。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战前有皇国史观。战败了，就出现了太平洋战争史观，也就是东京审判史观。那是按照盟国的法律，将日本定为被告，并用文明、和平、人道的名义进行的审判。关于这一点。历史会作出最终的判决。当时，日本到处笼罩着日本皆恶的自虐思想，至今还阴魂不散。时兴潮流是，写出日本坏的方面，写下战前坏的方面，就认为大功告成了。对此，我表示反对。胜也好，败也罢，都是国家。荣耀和耻辱都由国民来承受。舍弃耻辱，追求荣耀是国家，也是国民应有的姿态。必须站在这个立场上评判日本过去的业绩，确立日本的自主性。”


    由此可见，中曾根的真实想法，不是去彻底反省历史，来面对现实，而是要通过“抛弃历史”,掩耳盗铃式地去实现所谓的“国际国家”，追求政治大国的目标。由于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强烈反对，中曾根鉴于国内外形势，此后没再继续参拜靖国神社，但并不意味其内心思想发生根本转变，实际上这也是其政治大国战略实施中的一时权宜之计。


    在中曾根执政期间，“光华寮事件”的发生，同样反映了中曾根及日本政府在对待中日关系，特别是大陆和台湾关系上两面派的、无原则的做法，实际上也是日方未能恪守《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规定和精神，以司法审判的形式公开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治问题。


    在选举中承诺“不会引进大型间接税”的中曾根，在选举大胜后却自食其言，“首相撒谎”的印象不胫而走。1987年中曾根欲通过营业税法案的企图落空，内阁的支持率跌至20%，中曾根政治也走到了尽头。1987年10月30日，中曾根总裁的任期届满。十天前的10月20日，他在三位新一代领导人中指名竹下登为接班人，11月6日卸任，完成了执政1806天的使命。


    离开首相宝座的中曾根，1989年一度因涉嫌利库路特案件而脱离自民党，1990年将派阀首领让与渡边美智雄，1991年复归自民党后，1996年被定为比例代表区自民党的终身第一位候选人，一直是自民党内有着重要影响的举足轻重的元老级人物。2003年10月，小泉纯一郎借解散众议院重新大选之机，劝退85岁的中曾根等几位元老级的议员。中曾根心不甘情不愿地告别了驰骋56年之久的政坛后，依然以“民间人士”的身份活跃在国内外的政治舞台上。他仍担任着世界和平研究所会长、“东亚共同体评议会”会长、新宪法制订议员同盟会长等职务，执着地推销着自己的政治理念，宣传着“21世纪日本的国家战略”。

 竹下登

    (竹下登takeshita noboru 1924.2.26—2000.6.19)


    出任第74届 (1987.11.6—1989.6.3)内阁首相


    竹下登(1924—2000)是日本昭和时代的最后一位总理大臣，也是日本第一位地方议会出身的首相。他作为一名协调型的政治家，一个主张“忍耐、忍耐、永远能耐”的政治角斗士，被喻为日本政界的“阿信”，在政官财各界、朝野政党内外有着广泛的人际关系；作为日本自民党新一代领袖，创立了日本自民党内最大的派阀——经世会。竹下凭借着人数的优势，在其辞职后，“竹下政治”仍掌握着日本政权主导权，支配性地持续影响了20世纪最后十余年的日本政局。


    竹下登1924年2月26日生于日本岛根县饭石郡挂合村一个酿酒之家，父亲竹下勇造担任过岛根县议会议员和挂合村村长。1942年4月竹下登考入早稻田第一高等学院，1944年8月加入陆军航空兵，成为一名特别驾驶见习军官，也就是特攻队，然而在战败的大局临近时，因燃料不足，竹下始终未登上战斗机。战败复员后，他回到早稻田大学商学部学习。1947年9月大学毕业后，竹下回到故乡岛根县，战后日本凋敝破败的情景，激发了他从政的决心。他担任挂合中学英语教师的同时，积极投身青年团工作，创办了“模拟国会”活动。1950年被选为岛根县联合青年团团长。从1951年4月起的七年间，他两次当选为岛根县议员，并曾担任自民党岛根县联合会副干事长。1958年，34岁的竹下以岛根县选区的最高票数当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


    步入中央政界的竹下登，追随佐藤荣作，深受佐藤和派内实力人物桥本登美三的赏识，尊佐藤为“严父”和“恩师”。1963年12月，竹下出任池田内阁通产省政务次官。1964年11月佐藤内阁成立，竹下被提拔为官房副长官，作为新一代领袖初次崭露头角。1971年7月，47岁的竹下正式入阁，成为佐藤政府的内阁官房长官。在佐藤任内的一次宴会上，他用新填的歌词情不自禁地吟唱了一首“咚咚锵”小调，展示了追求最高权力宝座的抱负。歌词如下：讲和条约 吉田茂


    日苏协定 是鸠山


    今日佐藤 冲绳返


    十年之后 竹下登


    咚锵咚咚锵 咚咚锵


    佐藤政权 稳又稳


    后继田中 或福田


    虽说人才 数不清


    十年之后 竹下登


    咚锵咚咚锵 咚咚锵1972年佐藤下台后，竹下追随田中角荣，继续担任田中内阁的官房长官，成为田中派重要的实力人物。此后，还历任三木内阁的建设大臣、大平内阁的大藏大臣和中曾根内阁的大藏大臣。在党务方面，1966年8月至1970年10月的约五年间，竹下出任自民党国会对策副委员长，1972年任首席副干事长，福田内阁时期，任自民党全国组织委员长，大平内阁时，任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委员长，1981年铃木内阁时，出任自民党政调会会长、干事长代理，1986年任中曾根内阁时的干事长。长期的党务工作，进一步锻炼了竹下的协调能力，也让他结识了党内外诸多政治家，为其独立支撑门户奠定了基础。


    田中角荣1974年辞职，1976年因洛克希德案件被捕。为了赢得官司、东山再起，田中迟迟不肯让权，既不指定本派的接班人，在几次总裁选举中也不提出本派的候选人，而是继续扩充着派系势力，成为自民党内的最大派系，自己作为“幕后将军”和“首相制造者”，仍旧左右着政权，操控着政局。战后的日本自民党，经历了岸信介、池田勇人和佐藤荣作的第一代领导，在第二代领导人“三角大福中”(三木武夫、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福田赳夫、中曾根康弘)恩怨之争硝烟殆尽之时，第三代领导人的竹下登、安倍晋太郎和宫泽喜一等人已经悄悄地介入了世代交替的夺权斗争。


    面对这种动向，心存戒心的田中表示：“看来今后得让竹下干些杂务啦”。于是，他故意折磨、刁难竹下，让竹下干些派内的事务性工作。派大必分，这也是派阀政治运作的自然逻辑。“月亮不会总是圆的，到时候也会变得残缺不全。”已故政治家田中六助(原自民党干事长)生前曾经这样评价不断壮大的“田中军团”。 当田中的超级军团内部矛盾积累到不可调和时，分裂似乎已成必然，因为这些后起的精英们不希望再看到老头子田中重登总裁宝座。


    1985年2月7日，羽翼渐丰的竹下登在其儿女亲家金丸信(田中派元老之一)的大力支持下，不顾田中的劝阻，毅然成立了政策学习会“创政会”，参会者有40名议员，为其参加总裁竞选做着准备。田中禁不住打击，一气之下，病倒住院。树倒猢狲散，不久田中派内部实际上分为二阶堂进派、创政会派和主张融合的中间派。1987年7月4日，竹下拉出原田中派的百分之八十的人马共113名议员，成立了“经世会”，树起了竹下派的大旗。长达十五年的自民党主流派的田中派土崩瓦解，“三角大福中”的时代，也一举变为“安竹宫”(安倍晋太郎、竹下登、宫泽喜一)的新时代。


    随着自民党总裁中曾根的任期到10月30日届满，自民党各派分别推出竹下登、宫泽喜一和安倍晋太郎作为总裁候选人。为了避免无谓的竞争，引起自民党分裂，自民党内部试图通过协商确定一个总裁候选人，无奈各方互不相让，最后决定由即将卸任的中曾根康弘“指定”后任总裁。1987年10月20日午夜0点30分，自民党政调会长伊东正义将三人召集到自民党总部，当场打开了中曾根康弘首相刚刚交给他的一个密件，宣读道：“经过深思熟虑，我决定让竹下君当总裁候选人”。表情呆滞的竹下登，一时不敢相信。伊东正义接着补充说：“总裁对你们三位有一个口头要求……为了确立举党体制，希望安排未被指定的安倍君和宫泽君分别担任干事长和副总理。”


    1987年11月6日，竹下登内阁成立。在内政问题上，他在继承中曾根路线的同时，显露出了“竹下色彩”。在对外政策方面，他强调了加强“国际协调”的重要性，与鹰派作风的中曾根不同，给人以“鸽派”印象。


    面对中曾根内阁大刀阔斧的改革留下的诸多问题，如教育改革、土地问题、税制改革和国会改革等，如何进一步完善措施，深化改革，成为竹下登的历史使命。用竹下派一位干部的话说：“中曾根内阁推行各种改革，结果到处出现龟裂、扭曲，而今当务之急是弥补、修复。这对竹下这样的协调型政治家倒是胜任的。”


    竹下内阁在内政上最大的成绩，就是成功实行了消费税。随着日本发展为经济大国，收入结构、消费结构和社会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财政赤字日趋严重。为了健全国家财政，促进经济发展，建设福利国家，消费税的引进成为这一时期政府一项重大的改革目标。


    早在1978年9月福田赳夫执政时期，自民党税制调查会就公布了《引进一般消费税草案》。1979年11月，竹下登应大平正芳首相的请求，出任大平内阁的大藏大臣，正式着手引进“一般消费税”。1982年11月中曾根组阁时，中曾根恳求田中角荣，让竹下再次出任藏相，以推进“销售税”的工作。竹下在优先进行行政改革的同时，有条不紊地开展了一些税制改革的基础性工作，也在暗中考虑为自己将来一旦登上首相宝座预留着政绩。


    1986年7月，第三届中曾根内阁成立时，竹下被任命为自民党干事长后，推进“销售税”的动作却突然慢了下来。一位当时的中曾根派干部，后来愤愤不平地说：“在当时的‘销售税国会’中，掌握着法案的成立与否的，是竹下干事长和藤波孝生国对委员长这一对搭档。藤波虽然是中曾根派，但他更倾向于竹下，因为竹下是他早稻田大学的前辈校友。别人不说，首先这对搭档本身，对销售税的成立就缺乏热情。他们放弃销售税，而是在国民呼声强烈的减税上大下功夫，从而充实了他们的功劳簿。


    他们之所以能够得逞，背后少不了竹下在自民党内和在野党中所做的巧妙安排，即利用在野党的‘反对销售税，赞成减税’的呼声，来对付自民党内部的销售税赞成派，为此他一定没少活动……由于这些原因，销售税最终成了废案。为此中曾根的领导能力遭到了怀疑，而他进军‘三选’的梦想，也因此变得软弱无力而夭折了。看来这都是预谋夺取天下的竹下的可怕的计谋。”


    在中曾根行将下台之前，竹下登高调打出了税制改革的旗号。首相梦如愿以偿的竹下，一待上台便改变以往隐忍的作风，断然推进税制改革。1988年1月25日，他在第112届国会的施政方针演说中，表明了要倾其所力来实现根本性税制改革的决心。面对在野党的反对和自民党内的部分消极态度，竹下以退为进，排除抵制，将反对势力拖入对税制改革的讨论中。


    6月14日，自民党税务调查会提出了《税制改革大纲》。23日竹下在出访地夏威夷与同行记者的会谈中，表明为了法案成立，不惜“赌上内阁的命运”。6月28日，内阁会议通过了《税制改革纲要》。7月29日，政府向国会提交了包括所得税·居民税减税、法人税减税、继承税减税、既存间接税减税、引进消费税增税等内容的“税制改革相关六法案”。竹下在当天的施政演说中，再次表明“无论有多大困难，都将奉上余生，竭尽全力来解决这些最重要的问题。”但是，在野党赞成减税，却强烈反对引进消费税。随着9月末国会会期临近结束，竹下不得不大幅延长会期到11月24日。经过与公明党和民社党的协调，11月16日，在众议院大会上自民党单独强行通过了该法案。在自民党将国会会期再次延长到12月28日后，终于在12月24日，参议院也通过了上述法案。“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竹下，了却了自己的一桩夙愿。


    “自己多流汗，功劳让别人”，这是政治家竹下的口头禅，但在消费税改革这件事上，竹下当仁不让地将其收归在自己的功劳簿上。当然，这与擅长搞国会对策的竹下的缜密计算和周到的私下工作是分不开的。在利库路特丑闻的影响下，“这是在对政治不信任愈来愈严重的情况下必须要干的一件事。我想只有竹下内阁才能干成这件事。如果没有竹下先生那种坚忍不拔的性格是干不成的。”自民党的元老后藤田正晴在回忆中如是说。


    外交往往被认为是竹下的弱点。竹下显然不像他的前任中曾根那样以漂亮的首脑外交和出色的表演能力赢得人心，而竹下恰恰相反，属于那种“自下而上”的典型的保守型政治家，缺乏外交家那种逢场作戏的煽情能力。然而，竹下认为，“外交在很多情况下本身就是内政”，这也符合外交是内政的延续的逻辑。他在“创造向世界开放的‘文化经济国家’”的政策构想中提出要推行“诚实的外交”。即以日美友好关系为基轴，加强与自由世界的团结，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特别是与亚太各国进行、经济技术合作；为了世界经济的繁荣，要形成一个“多样化的开放的日本市场”；坚持日美安全体制，在不走“军事大国”道路的情况下，适当增强防卫力量，积极地分担国际责任和义务；并以自己保卫自己国家的气概，强化健全综合安全保障体制；推进“文化外交”，活跃“民间基层外交”等。


    1987年12月，上任40天的竹下登首相，打破日本首相上台后首访美国的惯例，选择东南亚作为首次出访地区。应该说这种破例之举，并非是出于简单的日程安排上的不便，而是像他的前任中曾根首访韩国、铃木首访东盟五国一样，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经济实力增长、国际地位提高，以及经济区域化形势日益增强的情况下，日本将亚太视为其推行大国外交的重要一环的具体表现。出访东盟期间，竹下首相作为唯一的非东盟成员国政府首脑被邀请出席第三次东盟首脑会议，他在会上表明“要与东盟保持紧密联系，发挥积极作用”。1989年5月，竹下登再访东盟各国，提出了“国际合作构想”的三根支柱：为了和平，强化合作；扩充、强化政府开发援助；加强国际文化交流。而且，表明日本今后要把东盟作为“国际合作构想”的最重要对象地区之一。


    正如竹下登所言，“只有日美关系才是日本外交不变的基础”，“为确保日本的安全和繁荣”，“为了亚太地区的安全，乃至解决世界范围内的诸问题，都必须与美国紧密合作”。然而，由于日美之间的农产品贸易、公共工程招投标、半导体贸易、日本巨额贸易顺差和稳定汇率等四大难题的影响，两国关系变得比较紧张。如何缓减日趋紧张的日美经济关系，成为日本外交的首要任务。


    1988年1月13日，竹下登忐忑不安地踏上了访美之旅。在与里根总统的会谈中，竹下登表明，日本将努力扩大内需，减少贸易顺差的同时，还将应美方要求，进一步增加防卫费(1988年度增加5.2%)，达到270亿美元，并且要负担23亿美元的驻日美军经费。而在农产品贸易、半导体贸易和公共工程等问题方面，竹下则仅表示出了积极协商解决的态度，避免做出具体承诺。在翌日全美新闻俱乐部的演说中，竹下则大加宣传，要建立一个“对世界有贡献的日本”。1989年2月2日，竹下登再度访美时向布什总统表示：“作为全世界的民主领袖，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取代美国。我期待你，总统先生，明智而坚定地领导，你将得到我的充分支持。就我而言，我将继续追求我的外交目标：日本对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竹下旨在通过充当美国的支持者，来换取美国对日本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的支持。


    基于重视亚洲的政策，竹下上台后对中日关系表现出了一定的积极态度。他在第112届国会(1988年1月25日)施政方针的演说中强调：“与中国保持发展良好、长期稳定的关系，是我国外交的主要支柱之一。政府将继续按照《中日联合声明》等两国间达成的各项原则，进一步强化两国的友好关系。特别是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十周年，通过两国首脑会谈，将进一步增进相互理解、相互信赖”。


    1988年8月25—30日，竹下登首相正式访华，表明日本政府决定提前一年(即于1989年度)提供完第二次日元贷款，并从1990年起在六年内提供62亿美元(约8100亿日元)的第三次日元贷款。在26日竹下与邓小平的会谈中，邓小平对日本对中国提供的经济合作表示感谢，他说：“你这次带来的‘礼物’不算轻，我们欢迎，感谢。但我还有更高的要求，一是对华技术转让。从而提高中国的出口创汇能力，这比62亿美元更重要；二是来华投资、合资、独资都可以。我们更希望独资，特别欢迎日本中小企业到中国来。”邓小平表示，在技术合作和投资方面就拜托首相和在座的诸位日本朋友。邓小平这种真诚的感谢，不仅感动了竹下登，也引起了日本舆论的高度关注。日本报纸在报道此次会见时，普遍对邓小平的欢迎和感谢日本提供贷款一事感到惊讶，称这是“异乎寻常”的，是“邓第一次对外国首脑致谢辞”。竹下登也表示，中国实现自己的发展计划是可能的，日本将加强同中国的经济合作，这对日本也是有利的。


    针对中曾根时期发生的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教科书问题和日本军费增加问题，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的情况，邓小平说：“我希望我们之间能以首相的来访为起点，建立起不亚于田中、大平时代的新关系。我讲田中、大平时代两国的关系较好，是因为两国互相信任。要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也必须建立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竹下听后表示，十分理解邓小平讲话的含义。


    竹下在会见李鹏总理的时候，也曾表明日本政府以对过去历史进行严肃反省为出发点，以《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及中日关系四项原则为依据，继续重视和发展中日关系的政策不变。然而，在敏感的历史认识问题上，竹下的态度含糊，没有明确的深刻反省之意。1989年1月17日，日本昭和天皇裕仁因病去世，新天皇明仁继位，新年号为“平成”。2月14日，竹下在众议院大会上表示，“上次大战的宣战布告是在国务大臣辅弼下发布的。那场大战是不是侵略战争？这个问题，如我常说的那样，应该由后世史学家来评价。”对于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竹下采取了模糊的回避态度。同日，内阁法制局局长官味村治也说，无论是根据国内法，还是国际法，昭和天皇对战争不负有任何责任。此间，媒体认为，这是日本政府第一次有关裕仁天皇不负有战争责任的表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李肇星2月16日指出，“那场给中国和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侵略战争和战争的责任是历史事实，谁也不可能改变。”2月24日，竹下登临时决定在首相官邸会见以国家主席特使身份前来出席裕仁天皇葬礼的钱其琛外长，重申了坚持《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则和精神。2月27日，竹下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回答社会党议员上原康助的质询时，明确表示过去的战争给邻国造成了重大伤害，侵略的事实不能否认。


    1988年7月，在竹下着力推动消费税之际，利库路特丑闻披露于报端，日本朝野震惊，竹下政权遭到沉重打击。原本政治评论家预言执掌自民党第一大派系且长于内政的竹下将是一个长期政权，却由此而不得不落得了一个“金权政治”牺牲品的宿命。随着利案调查的深入，竹下内阁的支持率急剧下降，由1987年11月成立之初的48%，降至1988年12月的29%。1988年12月9日，大藏大臣宫泽喜一因涉嫌利案而辞职。12月27日，竹下欲通过改组内阁来改变不良形象，却不料两天之后的29日，曾表白清廉的新内阁官房长官小渊惠三和法务大臣长谷川峻都被迫供认接受过利库路特公司的政治捐款。30日，长谷川在舆论压力下辞职，任职仅三天就辞职，创下了战后日本内阁国务大臣任职最短的纪录。半个多月后的1989年1月24日，竹下改组后的内阁成员、经济企划厅长官原田宪又因收受该公司的政治捐款而引咎辞职。一个多月的时间内，竹下内阁先后三位大员涉案去职。


    进入1989年4月，竹下本人收受利库路特公司政治捐款和非公开股票的信息相继被披露，恰好这个关口，其力推的新消费税开始正式实施。在利库路特丑闻和消费税风波的双重冲击下，竹下政权四面楚歌，支持率急转直下，由3月12日的13.1%，3月29日的9%，跌至4月14日的3.9%(共同社电话舆论调查)，再创日本历史上的最低记录。4月22日，竹下前秘书青木伊平在1987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前夕曾接受利库路特公司5000万日元的贷款一事又被揭发出来。自民党部分议员也表明竹下内阁可以在适当时候辞职的态度。财界代表之一经济同友会代表干事石原俊也要求竹下辞职。4月23日，连他的邻居约60多人也在竹下的府邸周围(原佐藤荣作的宅邸)举行了游行示威，要求竹下取消3%的消费税，然后辞职。本想“一忍到底”的竹下，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4月25日，突然宣布辞职。翌日，前秘书青木自杀身亡，为利案和日本政局涂上了一层迷雾。在竹下宣布辞职后，竟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总裁职位无人竞争的局面。竹下不得不苦撑到6月3日，将一副烂摊子交给了下任宇野宗佑的手中。


    辞职后的竹下，作为日本自民党最大派系的掌门人，仍然对日本政权保持着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先后参与“制造”了宇野宗佑、海部俊树、宫泽喜一、村山富市等几届内阁后，继续推出了竹下派出身的桥本龙太郎和小渊惠三执掌政权，影响了整个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历届内阁。1991年，竹下出任自民党最高顾问。1992年10月，竹下派分裂。1999年4月因病入院，2000年5月，宣布退出政界，同年6月19日去世，终年76岁。

 宇野宗佑

    (宇野宗佑uno sosuke 1922.8.27—1998.5.19)


    出任第75届 (1989.6.3—1989.8.10)内阁首相


    宇野宗佑(1922—1998)是一个因“利库路特丑闻”上台而又因“桃色丑闻”下台的日本首相，也是日本自民党历史上第一个不是派阀领袖而出任总裁、首相的人物。在位68天，不可避免地成为日本战后继东久迩的54天、石桥湛山的65天之后的第三个短命政权(迄今为止是倒数第四的短命政权，其后的羽田孜首相在任64天)。宇野短暂的一幕“闹剧”，实际上是战后日本政治体制已经功能不全的象征性反映。


    1922年8月27日，宇野宗佑出生于滋贺县野洲郡守山町(现在的守山市)一个酿酒之家。1929年宇野进入吉身普通小学学习，喜欢画画，从小成绩比较优秀。1935年升入滋贺县立八幡商业学校。中学时代的他痴迷电影，并且开始练习剑道。1940年考入彦根高等商业学校。立志当一名外交官的宇野，1943年10月考入神户商业大学(现神户大学)，学业未竞，两个月后就应征入伍。1943年在满洲的新京(即中国长春)财会学校经过短暂训练后，编入朝鲜北部的连浦联队。1945年日本战败后，在苏联西伯利亚曾被拘押两年。1947年10月，宇野被遣返回到日本，翌年还根据自己的拘押经历编辑出版了一本题为《返回东京》的书。这本书1952年被导演搬上荧屏，名为《我是西伯利亚的俘虏》，据说引起很大反响。


    1947年宇野在守山市商工会议所首次进行的选举中当选为会长。1951年4月，第一次当选为滋贺县议员，从此步入他的政治生涯。1955年以最高票数再次当选，先后出任县议会副议长、县教育委员。他最初加入自由党，随后转入民主党，1958年以自民党的候补参选第28届众议院选举，结果未能当选。选举失败后，宇野单身前往东京，拜师河野一郎，成为他的秘书。1960年的众议院大选中，宇野再次出马，以高票当选为众议院议员，从属河野派。藉此渊源，在后来的中曾根派中，他自认为是中曾根的“大弟子”。


    1961年宇野成为自民党青年局部长，跟随着他的顶头上司竹下登局长出访了印度、巴基斯坦和东南亚各国。1966年8月，出任佐藤内阁的通产省政务次官。1974年11月，宇野首次入阁，在田中内阁中担任防卫厅长官。不巧一上任就赶上“第十雄洋丸事件”，好不容易才将因海难而熊熊燃烧了20天的万吨油轮拖出东京湾，击沉于太平洋。更为不走运的是，防卫厅长官的座位还没坐稳，12月9日，宇野便随着田中内阁的总辞职而下台。当了29天防卫厅长官的宇野，在卸任仪式上感慨道：“为何走马灯式的一个劲地更换保卫国家的防卫长官呢？”当月，三木内阁成立，宇野就任自民党国会对策委员长，很快“洛克希德案”被揭发出来，身处国会斗争前沿的宇野，又是忙了个不亦乐乎。此后，他又先后出任了福田内阁的科技厅长官兼原子能委员会委员长、大平内阁的行政管理厅长官、中曾根内阁的通产大臣和竹下内阁的外相。这些政治阅历，客观上也为宇野日后的上台提供了一定条件。


    然而，宇野之所以能够爬上日本首相和自民党总裁的宝座，主要靠的是运气好，也就是说他侥幸沾了“利库路特丑闻”的光，而并非凭借自身的能力。1989年4月25日，深陷利库路特丑闻的竹下表明辞职后，直到一个多月后的6月2日，才勉强推出宇野宗佑。期间，日本政治家们终身梦寐以求、竞相角逐的首相宝座，竟然一度无人敢问津，咄咄怪事足见日本政局之混乱。


    竹下去职后，最要紧的是要选出一位在国民眼里尚属清廉的领导，以挽救自民党于危局。本来最有力的人选，当是与竹下曾同台竞争总裁的宫泽喜一和安倍晋太郎，无奈这两位大员均涉嫌利案而被排除在外。一度被视为接班人的政务调查会会长渡边美智雄也与该案难脱干系。于是，自民党首脑一致推举为人刚直、主张廉政的总务会长伊东正义出马。然而，面对炙手可热的相位，伊东提出的条件是：1、自民党领导和内阁成员要大换班，起用新人；2、解散自民党内的派阀；3、凡涉嫌利库路特案件的自民党议员一律辞职。这些要求自然自民党首脑们难以接受，所以伊东以年老体弱、健康欠佳为由，坚持不受，用伊东自己的话说，“只换书皮，不改变书的内容，我不干”，“如若我当了总裁……国民会说：伊东也是一丘之貉！”


    两个多周的后继人选的交涉走进死胡同后，一度前官房长官后藤田正晴、原副首相金丸信、原国务相河本敏夫、前首相福田赳夫和前众议院议长坂本道太等元老级的政治家也被提名，桥本龙太郎和河野洋平等新人也曾纳入视野，但这些人均以种种理由或拒绝受命，或内部难以取得一致意见。面对这个烂摊子，5月24日，竹下和福田、坂田等人筛选的结果，认为可选的只有现任的宇野宗佑外相和村山达雄藏相二人，而大藏大臣村山，正处在消费税问题的风口浪尖上，恐怕难以应对三个月后的参议院选举。事到如今，只剩宇野宗佑一人了。


    “天上掉下的馅饼”之所以正好砸着宇野，一则宇野是个“特立独行”类型的人，“没有金钱，也没有党羽”，所以政敌也少，在自民党内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中，反倒得到了几位负责人的一致推举。其次，有过防卫厅、行政管理厅、科技厅长官和通产相、外相资历的宇野，也是代表日本出席7月将在巴黎举行的发达国家首脑会议、以及处理重新加剧的日美经济摩擦的合适人选。再则，竹下与宇野关系密切，从年轻时二人就曾共事于自民党青年局，而且竹下在任时双方配合得也不错。况且，宇野还是中曾根的亲信，出于回报中曾根的指名，也是一笔不错的政治交易。5月28日，中曾根鉴于自己与利库路特丑闻的瓜葛，辞去自民党最高顾问、中曾根派会长，并且退出自民党。有消息说，中曾根的这些举动，都是为宇野出任首相创造条件，也是中曾根同竹下达成的政治交易。


    1989年5月31日傍晚，在巴黎出席经合组织年会的宇野，接到将推举他接任竹下登的电话后，急忙于6月1日喜出望外地回国上任。6月3日，宇野正式宣誓就职，重组内阁，出任日本第75届首相。踌躇满志的宇野在6月5日的第114届国会上发表施政纲领，表明要将自己的内阁命名为“改革前进内阁”，“把政治改革作为本届内阁最重要的课题，绝不退却，全力以赴”，因为“恢复国民对政治的信任，是日本和平与繁荣的稳固基础，同时对恢复和提升日本对外形象不可或缺”，“民主的根本就在于不辜负国民的严肃信托，推行诚实而透明的政治。”


    宇野在内阁成员的选任上一一审查，尽量减少与利库路特案的瓜葛，同时要求新内阁成员公布自己和家属财产，实行了政务次官资产公开制度，以显示本届内阁的“清廉”现象。他上任后，便宣布退出派系，改变传统上选任本派议员担任官房长官的做法，启用了安倍派的盐川正十郎为官房长官，并且任用了一批年轻人，以求树立清新务实的气象，新内阁21名成员平均年龄59.48岁，比前届内阁年轻了6岁。


    可是，“临危受命”的宇野在日本政界本是一个平庸之辈，没有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为此他就任首相时，还专门有媒体组织编辑了介绍宇野的特集。原本他也没有去争夺相位的奢望，他曾说过：“我并不指望当总理、总裁，所以没有必要豢养家丁。若擅自给干部发钱会引起派内混乱，故忠实于中曾根先生就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那些为自民党政权的运作招兵买马、聚钱敛财，冲锋在前的第一流实力派们，如今都深陷泥潭，不能自拔，而什么也没干、自甘平庸的宇野却赢得了赞誉，侥幸摘得了桃子。宇野能否力挽狂澜、扭转乾坤，救自民党于水火之中，进而改变日本政治的形象呢？实际上国民并不看好。据朝日新闻社的全国舆论调查，刚成立的宇野内阁，支持率只有28%，不支持率反倒高达44%，创下新任内阁支持率最低的记录，预示着宇野内阁命运多桀。


    然而，政治能力平庸的宇野，却是大家公认的一个能说会干的风雅之士。他出过书，嗜好俳句，雅号“犁子”，喜好鉴赏美术品，爱好收藏古董、民间艺术品，剑道是五段教士，绘画也达到内行的水平，是“政经文化艺术家展览”的常客，而且弹得一手好钢琴(还有口琴)，不时在外相主办的晚宴上一展风采，可谓才子外相。在就任首相时，宇野自然也表演了一出他高超的钢琴技艺。媒体好意地报道说，宇野首相性情潇洒，兴趣广泛，玩兴十足。谁曾想，数十日后的宇野结果竟栽在他的这种性情上。


    正式上台仅三天，6月5日，《每日周刊》以醒目的标题刊登了有关宇野的“桃色新闻”。文章说，1985年11月宇野在新宿区神乐坂认识了一位名叫那阿西的艺妓。据现年40岁的原艺妓揭露，宇野曾两次付给他300万日元，两人“相处”过五个月，后来该女子因厌倦艺妓生涯而改行到一家设计公司就职，当她得知宇野当首相后，认为像他这样玩弄女人的轻率之人不适合担当首相的大任，所以告发。时隔不久，《新潮周刊》又爆出新闻道，在宇野与艺妓那阿西相好之前一年多，宇野与原赤坂艺妓波津子已经保持了十年之久的关系，每月给她10万日元，直到1984年将她抛弃为止。进而，该刊又披露了宇野首相前秘书的揭发材料，说从1962年到1972年间，宇野曾付给一笔数目不明的钱给银座一家酒吧的女老板，她与宇野相好期间曾怀孕堕胎等云云。6月18日，《每日周刊》还以“宇野首相的丑闻”为题，大篇幅地发表了对神乐坂艺妓的专题采访。


    清廉的宇野，不想一夜间变成了道德败坏之人。《华盛顿邮报》等美英报刊也对此事大加报道，渲染“性丑闻痛击日本新首相”的消息。桃色丑闻犹如一颗定时炸弹，将本已被利库路特案件搞得遍体鳞伤的自民党，炸了一个晕头转向。面对记者团的质问，宇野首相连连表示“无话可说”。信誓旦旦一心要洗刷自民党“金权政治”丑闻以恢复自民党声誉、提高对外形象的宇野，无意中又给落魄的自民党戴上了一顶桃色丑闻的帽子，给日本政治抹上了另一种颜色。本想大显身手的宇野，面对哗然的舆论和在野党的追究，处境尴尬，不知所措。官房副长官石原信雄曾感叹道：“首相周围的热闹气氛也就是内阁成立后的一周到十天时间。”


    尤其是桃色丑闻引起妇女界的强烈反应，日本各妇女团体相继向宇野首相提出抗议，而且事态很快发展为妇女的人权问题。6月13日，日本七个妇女团体联名提出抗议，并开始走上街头抗议。东京一名女政治评论员慷慨激昂地说：“时代已经改变。即使日本还是个男性社会，这种事也不应该再发生。我们妇女的力量正在壮大。我们决不允许一个身居高位的人对待女人就像对待一双破袜子一样。”日本女评论家樋口惠子和法政大学教授驹尺喜美还专门举办了一次150名女性参加的“宇野问题座谈会”。第二天，主办人将抗议信亲自送到首相官邸。这封抗议信说，首相的女性问题并非私人问题，而是关系到人类尊严的政治性的根本问题。首相至今不对此事作出明确答复，这是不能容忍的，要求首相马上辞职。根据时事通讯社的舆论调查结果，与竹下内阁五月份的支持率4.4%相比，宇野内阁6月份的支持率提高到19.5%，可是随着性丑闻影响的扩大，七月份降到了10.1%。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宇野无法招架。6月27日傍晚，宇野流露出辞职的念头，但是桥本龙太郎干事长极力挽留，自民党内部也一致要求宇野坚持到来年的众议院大选。否则，必将对即将到来的参众两院选举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然而，在利库路特案、消费税问题和宇野的桃色丑闻等的“组合打击”下，结果同样令自民党大失所望。在7月23日举行的第15届参议院选举中自民党惨败，改选的126个席位，自民党仅获得36席，远低于改选前的69席，加上非改选的73席，共109席(改选前为142席)，大大低于参议院半数的126席和在野党的143席。自民党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在参议院失去了过半数的地位，日本议会史上也第一次出现了“朝野逆转”的“非常国会”局面。特别是在以往自民党绝对有自信的一人选举区(事实上的小选举区)，从上次选举的25胜1败，逆转为3胜23败。而在野党社会党，在女党首土井多贺子的带领下大获全胜，囊括了改选的46个席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选者中有22人是女性，这离不开社会党历史上首位女党首土井的人气，也不能不说是宇野首相间接地“帮了社会党的忙”。土井评价这次选举结果道：“大山晃动了。”


    事已至此，无力回天。7月24日，宇野在永田町的记者招待会上，声俱泪下地表示：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失败的责任全在于我，我已决心辞去首相和总裁职务。”8月10日，宇野内阁辞职。大喜大悲的68天的首相生涯宣告结束，宇野离任时“明镜止水的心境”告白也成为一句名言。宇野这出短暂的悲喜剧，责任固然不在于他一人，然而，这实际上是日本政治病症总爆发的表现之一，已经预示了55年体制下自民党一党优势的长期政权行将崩溃。


    辞职后，宇野曾任自民党最高顾问。1996年众议院大选中，他没再出马，从政界引退。1998年5月19日，因病去世，终年75岁。

 海部俊树

    (海部俊樹kaifu toshiki 1931.1.2— )


    连任第76—77届 (1989.8.10—1991.11.5)内阁首相


    海部俊树(1931— )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昭和时代出生的首相，也是在日本政坛的“多事之秋”诞生的又一个出自自民党小派阀的首相。他年纪较轻，58岁就任首相，是战后日本最年轻的首相之一；他能言善辩，舌战政敌，堪称“日本政坛一流的雄辩家”。在出任日本自民党第十四任总裁、执掌政权两年零两个多月之后，还在55年体制崩溃后的多党联合政权时代，担任过自由改革联合的代表、新进党的第一任党首，还曾担任自由党、保守党和保守新党的最高顾问，成为日本政界有着近五十年议员资历的元老级政治家。


    1931年1月2日，海部俊树出生于爱知县一宫市一个经营照相馆的家庭。1948年东海中学毕业。中学时代，他曾志愿加入少年航空兵，然而随着日本战败投降，实际上没有入伍出征。1951年中央大学法学专科毕业后，进入早稻田大学法学部学习，1954年本科毕业后，继续在早稻田大学攻读研究生，直到1956年从早大中退。


    海部自幼口才出众，在老师的指导下，从中学时代就筹建演讲社团，认真参与各地举办的演讲比赛，曾在全县的中学辩论赛上获奖。在中央大学时，因发表演说激烈批判美军的占领政策而被拘留。进入早稻田大学后，他认为政治家最重要的条件，必须要有出色的、吸引人的口才。因此，他积极地加入了早稻田大学的“雄辩会”，砺练自己的演讲能力，成为其中的活跃分子。在当时的一次辩论大赛上，海部摘得了桂冠，雄辩会会长时子山常三郎教授(后来的早稻田大学校长)的点评是：“海部之前没有海部，海部之后亦不会有海部。”在雄辩会锻炼能力的同时，海部有机会接触到一些毕业于早大、活跃于日本政坛的政治家，拓展了视野，坚定了其从政的决心。时至今日，海部一提起松村谦三先生，仍甚为激动。他说：“松村先生从那时起就说，中国必定会回到世界的大舞台，与苏联分手的日子指日可待。真是一位高瞻远瞩的伟大政治家。”此外，通过雄辩会，他还建立了广泛的人际关系，如在政界的同期会员还有藤波孝生、渡边恒三，竹下登也曾是该雄辩会的会员。这种人脉关系，对日后海部的仕途升迁发挥了很大作用。


    当然，海部真正步入政界的契机是，他在早大求学期间，担任了同县出生的众议员河野金升的秘书。据说，他与河野的相识也是得益于在故乡爱知县举办的一次青年辩论大赛，海部的“三寸之舌”赢得了评委会委员河野的赞赏。脚有残疾、拄着拐杖的河野，一次邀海部一起洗澡时，在浴室中赤身裸体地对海部说了一段话，令他终身难忘：“所谓政治，就是必须要让那些见不到阳光的地方洋溢着温情。要成为劳动大众和弱者的伙伴，不当这样的政治家是不行的。”由此，“给无光之处以关爱之光的政治”、“不视正直老实为愚蠢的诚信政治”，成为海部投身政界后一贯不变的政治准则。


    1958年3月29日，河野金升英年早逝，享年49岁。两年后，他的夫人河野孝子将选举地盘让给海部。在1960年11月第29届众议院大选中，29岁的海部作为“唯一一个昭和时代出生的青年”当选为众议员，成为当时日本全国最年轻的国会议员，被称为“日本的肯尼迪”，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当年也是29岁当选众议员的。他在早稻田大学大隈会馆召开的庆祝会上幽默地说道：“承蒙关照，这次我29岁当选为最年轻的议员。现在想来，我昭和29年从早稻田大学毕业，第29届大选中，29岁当选，分到的房间是第一议员会馆六号馆的29号。……29是我作为政治家的幸运数字。既然如此，再过29年，如能得到各位支持，我打算当了总理大臣，回报各位的恩情。”从此，有人便戏谑地称他为“二十九先生”。如果当时他只是当做笑话随口说说罢了的话，那么，当他被邀请到美国，受到肯尼迪总统接见后，肯尼迪成为海部活生生的榜样。“有志者事竟成”，有朝一日当选首相，可以说从那一刻起成为海部执着追求的理想。在首次竞选中三木武夫赠送的肯尼迪和三木的合影，也像传家宝一样，直到今天一直挂在爱知县一宫市海部俊树事务所的墙上。然而，令海部痛惜不已的是，美国的两颗政治巨星肯尼迪兄弟，居然相继陨落在暴徒的枪口之下……


    海部当选后，追随三木武夫，加入了自民党内的小派阀三木派。他视三木为“理想的政治家”，成为三木的得意弟子，其政治信条是“简明、廉洁的政治”。在1972年7月5日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第一轮投票结果公布，当确认三木败给田中角荣和福田赳夫时，三木旁边椅子上的海部嘴唇紧咬，双肩抖动，泣不成声。1980年河本敏夫继承三木派之后，海部继续拥戴河本，成为河本派的二号人物。海部与桥本龙太郎、藤波孝生等，被称为“新新领导”。


    海部曾先后担任自民党青年局学生部部长、青年局局长、国会对策委员会副委员长。1966年8月，出任佐藤内阁的劳动政务次官，曾代表日本政府出席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劳工组织大会。1972年出任众议院运营委员会委员长，1974年12月，在田中角荣被“金权政治”击倒后的动荡之中，椎名悦三郎以裁定的方式，将“清廉”的小派阀领袖三木推上了首相宝座。海部出任三木内阁的官房副长官，作为三木的左膀右臂，从此前第一线与在野党激烈交锋的“进攻型政治家”，转为辅佐执政的“防守型政治”。他与三木一起全力推动修改了“政治资金规正法”和“公职选举法”，并且作为政府发言人在处理1975年12月铁路和社会服务行业的一次罢工中，从容上阵，名噪一时。1976年9月，海部被任命为自民党国会对策委员长，极力支持着三木内阁的工作。同年12月，三木辞职后，45岁的海部在三木的举荐下，就任福田内阁的文部大臣。1980年8月，海部出任自民党文教制度调查会会长，1985年12月，再次出任中曾根内阁的文部大臣，成为自民党内文教政策的专家。


    1989年7月，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失败后，宇野宗佑引咎辞职。在“金权丑闻”、“桃色丑闻”的打击下，自民党自感危机重重。党内舆论一致认为下届总裁必须是一位清新廉洁之士，能够确保下届众议院大选获胜，来扭转自民党衰败的颓势。于是，自民党本部决定，与“利库路特案件”有关的竹下登、安倍晋太郎、宫泽喜一、渡边美智雄等派阀领袖不得参加本届总裁选举。自民党派系领导中只有元老级的河本敏夫与“利案”没有瓜葛，原本78岁的河本考虑到政治生涯来日无多，打算借机一搏，无奈党内普遍担心“元老政治”难以保证大选获胜而作罢。在当时政界中，新领导桥本龙太郎呼声最高。舆论调查表明，41%的人认为“桥本最适合当自民党总裁”，高出海部俊树一倍，在财界中支持桥本的占50%，而支持其他人的均不到10%。


    然而，左右政治局势的最大派系领袖竹下登认为，本派的桥本上台会加速新老更替，“时钟不往前拨，也不倒拨”，决定举荐年龄适当、易于控制的河本派二号人物海部俊树。海部是竹下早稻田大学的校友，都是“雄辩会”的会员，二人关系密切，早在自民党青年局时代，他们就在一起共事，所以有人也称海部是“隐身的竹下派”。加之海部性情温和，形象廉洁，恰好是“竹下影子内阁”的最佳候选人。于是1989年8月8日，自民党参众两院议员和各都道府县的代表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总裁，这是自1972年以来时隔17年后的又一次总裁选举，期间都是以各种名义派阀协商或个人指定的。结果在竹下派、安倍派、河本派和中曾根派等的联合支持下，海部以279票的压倒优势，击败林义郎和石原慎太郎，当选日本自民党第14任总裁。这次形式上民主的总裁“特别选举”，各派推出的不是别派的人，就是本派的新人。海部作为小派阀的新人，之所以能够登上总裁这个旋转舞台，同样是“利案”后遗症的结果，这与15年前海部的“师父”三木武夫在洛克希德案打倒田中的背景下出来“稳定政局”，颇有些相似之处，属于“乱世造英雄”。


    在参议院自民党失去多数的“非常国会”的情况下，翌日的首相选举，众议院选出海部，而参议院选出了社会党的土井多贺子，根据宪法规定，首相选举两院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众议院的意见优先。于是，海部俊树当选为日本第76届首相，也成为日本42年来首位未获参众两院支持的首相。不管怎样，海部终于奇迹般地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在当选议员29年后实现了首相之梦。


    海部是日本政坛十个星期内换的第三个首相，能否成功地扮演“救火队”的角色，事关他自身去留和自民党的命运。8月10日，海部组阁，为了塑造清新的形象，他排除党内的不满情绪，与利库路特案和洛克希德案有关的人员绝不任用，全部启用新人，宇野内阁成员无一人留任。在20名内阁大臣中有13人是首次入阁。并且，破天荒地首次任用了两位女性，一位是记者出身的56岁的高原须美子，出任经济企划厅长官，另一位是61岁的森山真弓出任环境厅长官(不久改任，成为日本第一个女官房长官)。内阁成员中包括竹下派5人，安倍派4人，宫泽派4人，中曾根派4人，河本派2人，民间人士1人。小派阀出身的海部在保持派系平衡的基础上，主要依靠大派系的竹下派和安倍派，所以海部内阁也被称为“第三个竹下内阁”、“竹(竹下登)、安(安倍晋太郎)管理下的过渡性政权”、“紧急避难政府”等，一度被视为是又一个“短命内阁”。


    党内基础薄弱的海部，高举“政治改革”旗帜，主张“对话与改革”，积极改善自民党的形象。在继任不久10月2日的施政演说中，他首先强调，“恢复国民对政治的信赖，是内阁最重要的课题”，“为此，要诚心诚意地努力推进政治改革”，实现“清新、信赖的政治”。在1990年3月第118届国会的施政方针演说中，他再次指出：“要在反省利库路特案件的基础上，确立政治伦理，全力推进富有成果的政治改革，实现不依赖金钱的政治活动和以政策为中心的选举”，从根本上改革选举制度和政治资金制度。海部的形象和努力，终于使自民党在1990年2月的众议院大选中获得了稳定多数，暂时渡过了“难关”。


    在消费税问题上，海部顶住社会党、公明党和民社党等在野党要求废除消费税的压力，主张通过修改，将其“变成以加强社会福利为目的的税收”。1989年12月1日，自民党确立了“关于重新认识消费税的基本方针”，经过协商，1991年5月，“消费税法部分修改法案”获得国会通过。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西方冷战体制终结。在这种形势下，日本积极调整外交战略，目标是以经济实力为后盾，谋求实现政治大国，以争取在未来国际新格局中占有重要一席。海部利用日本作为最大的债权国、最大的资本输出国、最大的oda提供国的身份，积极推行“大国外交”，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海部首相出访了19个国家，其中三次赴美，这在日本外交史上亦属罕见。


    海部上任后就宣称：“日本要重新研究、考虑为世界能够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为了世界的和平与繁荣，要制订方策，开展流汗的有志外交”，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为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1990年1月9日，海部俊树致信美国总统布什，宣称“必须以美、日、欧三极为主导形成世界新秩序”。同年3月2日，海部首相在国会的施政演说中表明，20世纪90年代是新时代的开端，日本要积极参与国际秩序的建设工作，我们谋求的国际秩序的首要目标就是保障和平与安全，而保障和平与安全的首要目标，那就是推动日本自卫队在联合国框架下走出国门。


    1990年8月海湾战争爆发后，海部内阁向多国部队先后提供了130亿美元的巨额援助，可是被欧美各国批评为“只出钱，不出人”。关于向海外派遣自卫队的问题，由于涉及“专守防卫”原则和宪法规定的“集体自卫权”，鸽派色彩的海部一时犹豫不定，在干事长小泽一郎等人的推动下，海部最终同意派遣自卫队。同年10月，海部内阁向国会提交了《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合作法》(pko法案)，由于内部意见不一，加上在野党和舆论强烈反对，结果法案在众议院审议阶段成为废案。海湾战争结束后，在美国的督促下，1991年4月26日，日本派遣500名海上自卫队人员乘扫雷艇前往波斯湾扫雷，首次跨越日本领海进行活动。其真正重要的目的在于清除战后以来日本国内外反对日本海外派兵的“障碍”。翌年6月pko法案在宫泽内阁时获得通过，海外派兵的实现，这其中海部亦“功不可没”。


    在新的国际局势下，日本欲开展“大国外交”，构建所谓的“日美欧三极主导”的国际新秩序，仍然离不开美国的支持。因此，海部在国会施政方针演说中明确指出：“为了构建新的国际秩序，必须以牢固的日美合作关系为基础。日美合作关系，不仅对我国的和平与繁荣，而且对亚太以及全球规模国际关系的稳定都不可或缺。”然而，在“敲打日本”的舆论氛围下，美国要求发展日美关系的必要前提是解决经济摩擦，并且日本要分担更多的安全任务。1989年8月30日，海部访美时，在旧金山发表演说时指出：“第一，日美关系从过去的保护者与被保护者、先生与学生的关系，已经转变为特别是以经济领域为中心的对等立场上的合作者，有时甚至是竞争者的关系；第二，尽管存在种种摩擦和对立，但日美关系整体上看是极其良好的；第三，日美两国到了必须共同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诸多课题的时期，那就是不只是确保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维护世界经济的运转，而且还包括环境等诸多领域的问题。”海部以日美合作为基础，极力强化两国的“全球伙伴关系”。


    冷战体制的崩溃，使得日本和欧洲发展外交关系的空间明显增大。日本以欧洲地区为重点，积极“开创日欧关系的新时代”。1990年1月，海部首相先后访问了联邦德国、比利时、英国、意大利、梵蒂冈、波兰和匈牙利，在柏林发表演说，提出了所谓“新欧洲政策”。1991年7月18日，日欧发表了《日本与欧共体及其成员国关系的联合宣言》，是双方第一次尝试建立一个政治对话的目标和框架，以促进全面而广泛的合作关系，在日欧关系的发展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海湾战争结束后，1991年4月27日，即日本派出扫雷艇的第二天，海部俊树旋即出访东盟五国(马来西亚、文莱、泰国、新加坡和菲律宾)，提出要与东盟国家建立“共同思考、共同努力的新时代成熟伙伴关系”。较之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东盟政策，海部进一步明确指出日本将在建设国际新秩序上做出“政治贡献”。日本舆论界认为，海部的演说可以说是使“政治与经济的地位”发生了逆转。


    在日本对华关系处于困难的时期，海部继承前任的对华方针，逐步恢复了两国的正常交往。1989年9月，日中议员联盟会长伊东正义访华。1990年4月以来，前防卫厅长官加藤纮一、前外相三塚博、前副首相宫泽喜一、日本众议院议长樱内义雄、前副首相金丸信、前首相竹下登等相继访华。1991年1月，藏相桥本龙太郎正式访华，此后同年3—5月间，通产相中尾荣一、外相中山太郎、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竹下登等政要相继来华访问。


    在西方各国制裁中国的情况下，日本决定率先恢复对华的政府开发援助。1989年12月，日本宣布将分阶段取消对华援助的限制。1990年7月在休斯顿举行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海部认为“不应孤立中国，继续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很重要，日本应恢复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他公开表明日本将单独放松对华经济制裁，指出了日本与中国保持经济关系的历史，日本认为自己可以在中国发挥与其他西方国家不同的作用。会后日本立即宣布恢复第三批对华贷款，成为第一个放松对华经济制裁的西方国家。


    1991年8月10日，海部首相访华，这是他担任首相两周年后第一次正式访问中国，也是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西方阵营首位访问北京的首脑。他在与李鹏总理的会谈中指出：“中日友好一直是日本外交的支柱。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中日加强对话日益重要。稳定发展中日关系对亚太和世界的稳定与繁荣都具有重要意义。”海部还表明，将此前达成协议的第三次日元贷款中1991年度的1296亿日元贷款一次付给中国，并且增加150万美元捐款，支持中国救治水灾。翌日，海部在中日青年交流中心发表了题为《新的世界和中日关系》的政策演讲，提出了要加强“亚太地区中的中日关系”和“世界中的中日关系”。他引用了中国古诗中“良无磐石固，虚名复何益”这一警句，指出中日两国关系正在进入成熟的睦邻友好阶段，中日两国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是亚太地区和平与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前提条件之一。日本准备在国际事务中积极地发挥作用，但是“这绝不会导致我国重走威胁近邻各国的军事大国的旧辙。”海部在同年访问韩国、东盟国家之后，访问中国，标志着中日关系经历了1989年低潮后全面恢复正常，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不能忽视的一点，海部此行的目的之一，也是希望取得中国对日本派遣自卫队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的“同情”或“谅解”。


    海部积极开展“大国外交”，在改变人们对他“不通晓外交”印象的同时，另一个目的是通过“外交成果加强政权基础”，特别是随着1991年10月总裁任期届满，海部考虑能否再次连任。


    1991年的日本政坛注定是风云变幻的一年。当年5月，“宰相之才”的安倍派领袖安倍晋太郎去世，竹下派的“新秀”桥本龙太郎又卷入证券丑闻，不得不在10月引咎辞职。在内政外交取得相当建树的海部，得到了舆论的广泛支持，9月底公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海部政权的支持率高达56.7%。然而，缺乏派阀基础、势单力薄的海部，却遭到宫泽派、三塚派和渡边派的反对，派阀领袖宫泽喜一、三塚博和渡边美智雄相继亮相，准备出马竞选总裁，阻止海部连任。为此，海部高扬“政治改革”的金字招牌，力求推进改革，牵制反对势力。1991年6月，自民党总务会做出决议，决定向众议院提交以“小选举区比例代表并立制”为主要内容的“公职选举法修正案”、“政治资金规正法修正案”、“政党资助法”的政治改革三法案。9月30日，在在野党强烈反对、自民党内部意见不一的情况下，渡边派的小此木彦三郎委员长在众议院政治改革特别委员会上以“审议未了”的形式，宣布三法案作废案处理。海部毅然决定要“下重大决心”，行使首相的杀手锏，解散众议院，问信于民。但是上述三派明确反对解散国会，正当海部准备孤注一掷解散众议院的关键时刻，自民党最大派阀竹下派会长金丸信的一声断喝——“不能解散国会！”彻底阻止了海部的政治决断，作为日本的最高执政者，如今连行使自身权力已不可能，竞选连任总裁的梦想亦瞬间化为泡影。


    10月5日，海部黯然宣布不再参加下届总裁选举，“重大决心”的“壮志”将自己送上了下台的绝路。事实上，海部也很明白，从自己上台组阁到宣布去职，不是由国民投票决定的，而是自民党的派阀权贵们权衡利弊的“产物”，特别是号称“国王制造商”的竹下派老板的意志决定了自己的去留，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无须说，这也是海部出身小派阀的“先天不足”造成的。问题是，自民党派阀政治的诡异性，造成了他们一次次漠视民意，最终不得不自食其果，无形中加快了“自民党一党优势”的终结。

 宫泽喜一

    (宮澤喜一miyazawa kiichi 1919.10.8—2007.6.28)


    出任第78届(1991.11.5—1993.8.9)内阁首相


    宫泽喜一(1919—2007)是日本著名的“国际派政治家”，被誉为“经济政策通”、“外交通”、“国际通”、“战后政治的活字典”等等，为官从政达60余年，跨越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到21世纪初的多半个世纪，一直活跃于日本政治的中枢地带，参与日本内外最高决策的行列，见证了日本战后政治变化和日美关系发展的全过程，是一位资深才高、大器晚成的“精英型首相”。他72岁就任首相，仅次于币原喜重郎(73岁)，是战后年龄最高当选首相的日本政治家之一，也是自民党一党优势体制下的最后一位首相，还是战后第一个在出任首相后又入阁担当大臣的重量级人物。


    宫泽喜一诞生和成长于一个名位显赫的政治家家庭。1919年10月8日，宫泽出生于东京，原籍为广岛县沼隈郡金江村(现福山市金江町)。祖父务农，家境窘迫，其父宫泽裕发愤苦读，东京帝国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娶“立宪政友会”巨头小川平吉的次女小川琴为妻。外祖父小川平吉是日本近代的著名政治家，曾任“政友会”干事长、“国势院”总裁、加藤高明内阁的司法大臣和田中义一内阁的铁道大臣等职。在外祖父小川的关照下，其父宫泽裕当选为帝国议会众议员，先后担任了递信大臣望月圭介的秘书官和铁道大臣松野鹤平麾下的铁道省政务次官，战后遭到“整肃”，参选失败后，就任了大东文化大学理事兼政治学系教授。宫泽的四舅小川平四郎，即小川平吉的四子是日本首任驻华大使、现代的中国问题专家；二舅小川平二也是国会议员，曾官至劳动大臣、自治大臣和文部大臣等职；宫泽的大姨嫁给原兵库县警察部长井上政信，三姨嫁给了元警察总监斋藤树。与宫泽同龄的五舅平五的三女儿1980年与首相铃木善幸的长子、现任众议员铃木俊一结婚。铃木考虑让宫泽当接班人，与这一背景不无关系。于是，通过铃木家族，宫泽家族也与麻生(太郎)家族、吉田(茂)家族以及天皇家族建立了姻亲关系，自然也成为佐藤(荣作)家族、岸(信介)家族、安倍(晋三)家族的远亲。


    此外，号称“宫泽三秀才”的兄弟三人“也不示弱”，三人都是东京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二弟宫泽弘，担任过广岛县知事、村山内阁的法务大臣，其长子宫泽洋一是现任众议员；三弟宫泽泰曾任日本驻联邦德国及阿尔及利亚等国大使。宫泽喜一的长子宫泽裕夫也通过石桥家族，与鸠山(一郎)家族、池田(勇人)家族等建立了姻亲关系。宫泽家族从原本的普通人家一举跻身为“超级名门”，成为显赫的“闺阀”一族。


    宫泽喜一的成长道路，是一条典型的“精英路线”。1926年4月，6岁的宫泽进入培养精英的东京高等师范学院附属小学，此校多为家境优越的子弟，据说宫泽班上就有五名议员子弟。宫泽自幼聪明好学，成绩优异，小学毕业后进入学风严谨、校风自由的私立武藏中学。该校的教育方针是“少而精”，年招生不足100人。校方不要求穿统一校服，连文部省号召的庆贺日军侵占南京的提灯游行活动也断然拒绝。


    学习成长中的宫泽，不仅培养了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强烈的反抗精神，而且形成了敏锐的洞察力和冷静清晰的思辨力。1939年宫泽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武藏中学，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由于他卓越的英语能力，同年暑假，即被选派前往美国出席第六届日美学生会议。初次赴美的经历，从根本上改变了他的世界观和国家观，为其以后考虑或判断国际问题奠定了基础。当时的宫泽认为：“……日本与美国的生活水平相差很远，美国的经济力量令我吃惊”，“此外，当时的日美关系已经在恶化，我们在船上统一了意见后才去参加会议。然而，到了美国，与美方学生展开争论之后才发现，美方有不少人说‘美国不好’。这令我大吃一惊。我想，这大概就是民主主义吧，与这样的人为对手进行战争可不得了。大家都可以自由随便地发表任何意见的国家是了不起的。若与这样的国家交战，肯定会吃败仗。”


    1942年1月，在池田勇人的规劝和举荐下，大学毕业后的宫泽喜一进入大藏省工作，成为池田的得力手下。1945年8月日本战败时，他在大藏省负责战争保险业务。当宫泽听到“终战诏书”时，首先想到的就是：“今天晚上就要来电了”。当时大多数日本人的心情，憧憬着明亮的灯光，实际上就是憧憬着“和平”与“光明”。战后初期，他和大平正芳被任命为东久迩内阁藏相津岛寿一的秘书。1950年4月，宫泽随池田藏相在战后首次赴美，试探与美国缔结和约，成为日本由被占领走向独立的契机。1951年8月，作为代表团随员参加了旧金山媾和会议，在后台扮演了无名英雄的角色。当时他认为，“被美国而不是苏联占领，对日本来说可能是不幸中的万幸”，“吉田的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的选择，曾是二战后的第一选择”。


    原本对当政治家并无兴趣的宫泽，在池田的奉劝下，也出于继承父志以尽孝道的意图，1953年4月，宫泽退出十余年的官僚生涯，在家乡广岛初次上阵参选，33岁当选为参议员。宫泽之所以始终维持了一个比较稳定的选区，除了选民对他的远见卓识和深厚实力的认可和期待之外，作为一个“世袭议员”，“不论怎么说，其父宫泽裕的遗德是主要的。……托他父亲之福……是他在选举中占优势的首要原因。”选区问题与政治家的生命攸关，稳定的选区是进军首相的基础。


    1953年10月，宫泽与池田再次访美，与美国助理国务卿罗伯逊商谈日本防卫问题。面对美方要日本“将陆上自卫队增加到32.5万人”的强烈要求，宫泽等人舌战对手，迫使对方接受了18万人的限额。宫泽的感想是：“……只有此时，我们才感到宪法第九条的存在是多么的难能可贵。我们充分利用了它。”作为“保守主流”的继承者，宫泽基本上沿袭了“重经济、轻武装”的吉田路线，主张加强“集体安全体制”，不作军事大国。


    1959年6月，宫泽就任岸信介内阁的文部省政务次官。1960年7月池田内阁成立，宫泽积极辅佐池田，打出了“宽容与忍耐”的口号，实行“低姿态的政治”，渐渐平息了国民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抗议活动。在池田的提携下，宫泽开始“发迹”。1962年7月，42岁的宫泽初次入阁，被破格提拔为经济企划厅长官，在池田的“经济主义政治”中充当幕后导演，参与制订了池田内阁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为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立下汗马功劳。1966年12月，在没有国会议席的情况下，成为佐藤内阁的经济企划厅长官。1970年1月，宫泽出任佐藤内阁的通产大臣。其时参与了日美贸易会议、日美纤维谈判，代表日本政府参加了经济合作开发组织部长会议、联合国亚洲远东经济委员会等会议，活跃于日本和国际政坛。1967年1月，在选区的要求下，宫泽转而参选众议院，在其父的选举地盘上仍以高出第二名4000票的优势当选众议员。


    “外交就是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利益”，这是宫泽对“外交”的解答。所以要想解读一个职业政治家，不能简单地把感情、认识与国家利益或意识形态挂钩。1974年12月，宫泽就任三木内阁的外相。一个人们印象中的“知美派”、“亲美派”，却总是冷漠地表示：“如果没有要事，首相和外相没有必要去美国”，“什么美国、美国的，我对每个新大臣上台时首先要去美国的这种想法有些反感！”人们印象中的“鸽派”，在对华外交中却曾表现出强烈的鹰派色彩。他出任外相后对外务省的干部表明：“田中内阁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件有意义的事情，然而，不能突然转身就抛弃了迄今有着亲密交往的台湾。在与北京保持外交关系的同时，仍要与台湾维持外交，这就是外交。”翌年9月，宫泽在国会上公开承认台湾的青天白日旗为国旗，积极推进日台关系的发展。另一方面，在与中国大陆进行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中，就反霸权问题，宫泽坚持日本方面的立场，寸步不让。


    此后，宫泽又担任过福田内阁的经济企划厅长官、铃木内阁的官房长官、中曾根内阁的大藏大臣、竹下内阁的副总理兼大藏大臣等，并且，被认为缺乏党务和派阀管理经验的宫泽，1984年10月出任自民党总务会会长，1986年8月，接替铃木就任宏池会第五任会长，成为党内第二大派宫泽派的首领。然而，作为“新领导”之一的宫泽，之所以迟迟未能登上首相宝座，直至历经36年国会议员的生涯，72岁才实现首相的夙愿，这与他本人的气质和性格密切相关。如前所述，由于其生活环境和成长经历，宫泽是一个典型的保守官僚，“言语尖刻”、“孤芳自赏”，恃才傲物，不去拉帮结派，不善玩弄权术，也对派阀活动不热心，所以在党内人缘不太好，被认为“过于趾高气扬”，是个“冷冰冰的合理主义者”。


    1980年大平去世后，自民党内就曾一度兴起拥立宫泽的动向。1984年鉴于中曾根首相的总裁任期即将届满，宫泽发表了政策论纲——“资产倍增论”。而且，在当年7月访华结束后途径广州回国时，他借唐高祖重臣魏征的名诗《述怀》，表达了秋季将竞选总裁的强烈愿望：“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然终因田中角荣未予配合而作罢，正可谓“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1987年自民党总裁改选时，在宫泽与竹下登、安倍晋太郎的三人决战中，中曾根最后根据数字逻辑，裁定了党内第一大派的竹下登，宫泽再次落败。1988年12月，宫泽因涉嫌利库路特案件而被迫辞去竹下内阁的副总理兼藏相，“清廉政治家”的肥皂泡转瞬间破灭。


    在经历了利库路特丑闻的打击后，宫泽并未灰心丧气。在海部政权即将届满之时，1991年6月，宫泽在外访的印尼首都雅加达对记者表明了出马竞选总裁的愿望。宫泽也意识到，对于年届72岁的他来说，可能是最后的机会了。宫泽、渡边和三塚三派联合阻止海部连任后，原支持海部的第一大派竹下派，考虑到也可能人数上不占优势，作为主流派为了继续对政局保持主要影响，仓促放弃海部转而支持宫泽。在宫泽、渡边和三塚的候选竞争中，10月27日，宫泽以285票(渡边120票、三塚87票)的压倒优势当选为自民党第15任总裁。11月5日，海部内阁辞职，宫泽就任日本第78任首相，成为“55年体制”以来最高龄就任的两位首相之一，另一位是石桥湛山，也是72岁上任的。其实早在1977年7月，在朝日电视台的一次节目中，关于“五年后最有可能担任首相的政治家”的调查，出席现场的100名政治记者中选择宫泽喜一的名列第一位。可实际上宫泽就任首相比预想的晚了将近十年。


    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和国内泡沫经济崩溃、政治丑闻层出不穷的冲击下，基础动摇的自民党政权令国民屡屡失望。因此，宫泽作为池田勇人的高徒，吉田主义路线的继承者，人们对这个新保守的旗手寄予了很大期望，称其为“正式内阁”、“重量级内阁”、“务实内阁”等，希望其顺应新形势，继往开来，拓展充满时代感的“革新”政治。宫泽内阁成立之初的舆论支持率高达55.7%(《读卖新闻》的舆论调查)，仅次于海部，超过了其他几位前任首相。


    宫泽上台之初，在11月8日第122次临时国会的首次演说中，公开表明要将日本建设成为“生活大国”，建立一个“公正社会”。作为一个“经济通”，显然这是他此前提出的“资产倍增论”的具体化。为此，宫泽首相的咨询机构“经济审议会”还于1992年6月25日召开全体会议，确定了题为《生活大国与五年计划——与地球社会共存》的新五年计划(1992—1996年)，目标是充实社会资本，美化生活环境，增加休闲时间，提高老人保障，缩小中央与地方差距，普及创造性和国际性的教育等。然而，面对海部内阁遗留下的种种难题，宫泽在直面经济衰退逆流的同时，不得不忙于应付pko法案和政治改革问题。


    当上“船长”的宫泽继承了海部的思路，在联合国维和的旗帜下积极推动“向海外派兵”。在施政演说中宫泽将通过《联合国维和行动合作法案》(“pko法案”)置于首要的位置。1991年11月27日，在社会党和共产党两党议员的怒吼和谩骂声中，自民党和公明党联合，在众议院国际和平合作委员会上强行通过了新的“pko法案”。翌年6月15日，国会正式通过了该法案。与积极的改宪派中曾根不同，宫泽一直是坚持宪法第九条的护宪派，但在小泽等人力主向海外派兵做国际贡献的推动下，宫泽一定程度上调整了自己的姿态。1992年9月8日，宫泽主持内阁会议，通过了在柬埔寨和安哥拉参加联合国维和活动的实施计划。9月17日，第一批先遣队423人前往柬埔寨，从此正式掀开了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帷幕。


    如何在“冷战后的时代”“构筑新的世界和平秩序”，宫泽主张“以日美欧为主体、以日美为主导”，特别是强调了“日美关系是日本外交的基础……两国在进一步加深经济关系以及包括促进相互理解在内的友好合作关系的同时，要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必须自觉承担共同责任，在全球范围内加强合作”，“基于亚太地区的多样性，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要扩大政治对话机会，在政治方面也积极发挥作用”，“宫泽外交”意欲将日本外交变守势被动为积极主动，变经济外交为政治外交。


    美国总统布什于1992年1月访日，经过首脑会谈，双方共同发表了《世界增长战略》、《东京宣言》和《行动计划》三个文件，确认了两国的“全球伙伴关系”，着眼于中长期的双边合作。1993年4月，宫泽访美，与新总统克林顿的会谈中，双方就构筑包括安全、全球合作和经济在内的新型关系达成一致意见。随着冷战体制的解体，日美两国在军事安全利益相对减少而贸易摩擦加剧的情况下，美国在谋求日本进行经济合作的同时，不得不在政治上向日本做出让步，而日本在追求政治利益的同时，不得不在经济方面给与美国让步和支持。于是，在布什总统时，宫泽做出了190亿美元的美国汽车零部件采购计划，到克林顿总统时，宫泽又制订了13兆日元的内需扩大政策。美国则表明支持日本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等。


    宫泽长期以来一直重视中日关系的发展。1986年竞选自民党总裁时，他就提出“中日关系与日美关系同样重要”，“日本在国际问题上离不开美国，在亚洲问题上同样离不开中国”。上任后，他又多次强调“要继续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进一步推进中日关系。199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双方开展了一系列互访活动，其中天皇访华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1992年1月，渡边美智雄外相访华。4月6—10日，江泽民总书记访日，宫泽在欢迎宴会的致辞中再次强调指出：“今天的中日关系不仅是中日两国之间或地区性的关系，而且已经进入‘世界中的中日关系’的时代。自苏联解体之后，正在重建国际新秩序的当今世界，要求中日两国在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方面也发挥重要作用。……同贵国今后也将继续加深政治对话，以致力于实现‘为世界做出贡献的中日关系’”。


    经过宫泽的多方努力，10月23—28日，明仁天皇对中国进行了友好访问。日本天皇访华，这在中日关系史上是第一次。在欢迎宴会上明仁天皇表示：“在两国关系悠久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段我国给中国国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不幸时期。我对此深感痛心。战争结束后，我国国民基于不再重演这种战争的深刻反省，下定决心，一定要走和平国家的道路，并开始了国家的复兴。从此，我国专心致力于建立与世界各国之间的新的友好关系”。对此，宫泽认为，“此次天皇访华，在两国悠久的历史交往中尚属首次。值此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这一象征两国友好关系的重要时期，此行有着极其深刻的意义。”


    在政治改革上，以利库路特丑闻为契机启动的政治改革，迟迟不见进展。不仅各方意见不一，而且不少人表面上高呼改革，实际上内心并不积极。政界沉浮多年的宫泽本人亦深谙其中之道，对触及政治资金和选举制度的政治法案“敬而远之”，其中他本人就并不赞成小选举区制度。然而，自民党的金权体制积重难返，政治丑闻不断，持续冲击着“宫泽丸”这艘迷失了航向的大船。


    宫泽上任不久，12月“共和事件”爆发，他手下的宏池会原事务总长阿部文男曾收受共和钢筋公司的大量贿赂，1992年1月被东京地方检察厅逮捕。作为现任国会议员被捕，这是自1976年洛克希德案件中田中角荣被拘捕以来的第一次。而且，因国会处于休会时期，检查厅当局在没有递交逮捕认可申请书的情况下实施了逮捕，对政界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对宫泽政权来说，无疑也是一个不小的冲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月，“东京佐川快递事件”曝光，总经理渡边广康被捕，其供认曾捐出22亿日元给12名政治家，舆论哗然。据《读卖新闻》的舆论调查显示，宫泽内阁的支持率由成立之初的55.7%一路下跌，92年1月份降为40.3%，2月为32.2%，3月跌至26.5%，五个月间竟下降了一半多，这种情况前所未有。一度出现宫泽内阁“三月危机”说，有人推测宫泽内阁是否会倒台。为了渡过危机，迎接7月的参议院选举，自民党力求加强凝聚力，一致支持宫泽内阁。中曾根称赞宫泽是“有毅力”的“顽强的男子汉”，年轻议员将宫泽政权称为“可信赖的正式政权”，金丸信大声疾呼：“宫泽政权不管是泥船还是木船，政治家都要与这条船共命运，同舟共济！”


    然而，这位“政坛教父”其时也是自身难保。1992年8月，金丸信承认曾接受渡边的5亿日元“政治捐款”，决定辞去自民党副总裁和竹下派“经世会”会长的职务。这对将国会对策和党内事务全面委托竹下派的宫泽来说，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9月，金丸信曾在竹下内阁成立之际，为了排除右翼团体的干扰而拜托日本黑社会的事实也被披露出来。翌年3月6日，金丸信及其秘书因涉嫌违反所得税法被逮捕。彻底对自民党丧失信心的国民纷纷走上街头，集会游行，成千上万的抗议信寄往国会。金丸事件加剧了党内派阀斗争，最终导致了自民党的分裂。其时，宫泽已经走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局的前夜。


    1992年5月，原自民党副干事长、熊本县知事细川护熙率先脱离自民党，成立新党“自由社会联合”，不久改名为“日本新党”。同年10月28日，小泽、羽田孜等人反对小渊就任竹下派新会长，宣布脱离竹下派，成立“改革论坛21”。12月18日，竹下派正式分裂为羽田派和小渊派。


    围绕政治改革问题，具体该如何推进？众说纷纭，可实际上每个人都心中无数。以宫泽为代表的自民党“守旧派”认为自民党是唯一能胜任执政任务的政党，必须由自民党一党进行政治改革。1993年4月2日，自民党向众议院提出了关于政治改革的四项法案：公职选举法法案、众议院选区划定委员会设置法案、政治资金规正法修正案、政党补助法案。社会、公明两党也提出了相应的政治改革法案。在法案审议过程中，由于在野党不满宫泽的做法，社会、公明、民社、社民联、民主改革联盟、日本新党等六个在野党联合提出了对宫泽内阁的不信任案，结果由于改革“推进派”羽田派等的39人“倒戈造反”，6月18日，众议院以255票对220票通过了内阁不信任案。不信任案通过后，自民党政治改革推进本部事务局长武村正义代表10名众议员提出退党申请，21日宣布成立“先驱新党”。23日羽田和小泽带领44名议员成立“新生党”，在日本政坛掀起一股新党热潮。


    仓皇之间，宫泽宣布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问信于民。1993年7月18日，大选结果揭晓。自民党获223席，未过半数；社会党由原来的137席降至70席；日本新党第一次参选就获得35席；新生党获55席，增加了19席；先驱新党获13席，增加了3席；民社党15席，增加1席；共产党15席，减少1席；社民联4席，与原来持平。三个新党在选举时高举“推进政治改革”和“结束自民党一党统治”的旗帜，发挥了鼓动民心的作用。态度暧昧、政策不明的社会党却丧失了众多选票。自民党虽未过半数，但实际上还比解散时多拿了一票，基本上持平。这也反映了日本民众对自民党不满的同时，也希望政治能够保持相对稳定。


    1993年7月22日，宫泽首相引咎辞职。“55年体制”瓦解，自民党一党执政38年的历史宣告结束，成为战后日本政治发展的一个分水岭。8月6日，八党派联合的细川护熙内阁成立，自民党被拉下台沦为在野党。执政一年零九个月的宫泽，奔忙于冷战结束后的国际舞台上和泡沫经济崩溃后的日本内政中，意欲救自民党于政治丑闻迭出的“水火之中”，不可谓不尽心竭力，然而在政治体制“疲劳”，政治改革多年不见进展的情况下，自民党分裂而下台，可以说是大势所趋，必然付出的“代价”。只是“大器晚成”的宫泽，做了这次值班 “船长”，能力未及充分施展，自民党的大船就在他手中“沉没”了。于是，有人将身为第15任总裁的宫泽称为“自民党的德川庆喜”。因为120多年前的幕府末期，第15代将军德川庆喜把政权还给了天皇，宣告了260多年的德川幕府统治的结束。


    离开相位五年后，在小渊惠三首相的再三请求下，宫泽出任了小渊内阁的大藏大臣，启用前首相再次入阁在日本战后历史上还是首次。因战前的高桥是清有过类似的经历，所以，也有人将宫泽称为“平成的高桥是清”。随后，他又担任了森喜朗内阁的大藏大臣和财政大臣。2003年众议院大选时，因小泉纯一郎引进议员退休制，宫泽宣布引退，将自己的选举地盘让给了侄子宫泽洋一。2007年6月28日，宫泽在东京去世，终年87岁。

 细川护熙

    (細川護熙hosokawa morihiro 1938.1.14— )


    出任第79届 (1993.8.9—1994.4.28)内阁首相


    细川护熙(1938— )是战后日本政治史上一位特殊的人物。他结束了自民党38年一党长期执政的历史，开启了多党联合执政的新时代，揭开了日本政治体制变革的第一幕。他是第一个首次当选众议员就执掌大权的首相，也是第一个担任过民选知事的首相，还是战后第一个以小党党首身份出任的首相。55岁的细川作为一位战后继田中角荣(54岁)之后最年轻的首相，与其外祖父近卫文麿一起，成为日本政治史上第一对“爷孙首相”。


    1938年1月14日，细川护熙出生于东京千代田区，是原肥后藩(今熊本县)藩主细川家族的第18代传人。细川家族是中世纪日本室町幕府将军足利家的一个分支，而足利家的祖先清河源氏又是清河天皇的一个皇子，因此，细川家与天皇家族有血缘关系。明治维新后，祖父细川护立被封为侯爵，担任贵族院议员。外祖父近卫文麿是日本第34届首相，1937年6月上台执政，随即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其父细川护贞迎娶了首相近卫文麿公爵的次女温子，被任命为首相秘书。弟弟忠辉过继给近卫家作养子，娶了裕仁天皇之弟三笠崇仁亲王的长女宁子为妻，成为当代日本皇室的近亲。


    在这种政治世家的熏陶下，细川从年轻时代就有了从政的志向。1963年4月，细川从上智大学法学部毕业后，进入《朝日新闻》社。五年多的记者工作给了他更多了解普通国民生活的机会，为其步入政界积累了一些经验。1968年细川辞去报社工作，从熊本一区出马，初次参加了1969年众议院大选，未能如愿。1971年6月第九届参议院选举时，在田中角荣的支持下，33岁的细川作为自民党候选人参与竞选，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参议员。十二年的参议员生涯中，细川先后担任了大藏省政务次官、自民党国会对策委员会副委员长、自民党副干事长、信息产业调查会会长、能源对策特别委员会委员长等职。混迹于中央政界的细川，目睹了派阀倾轧、政官财勾结的腐败现象而深为不满，思考着另辟蹊径，以求从众多的政治家中脱颖而出。


    1983年，细川在参议员任期届满之时，辞去议员职务回到熊本县参加知事竞选。在自民党和细川家原领地熊本县的民众支持下，45岁的细川以十倍于竞争对手的压倒优势当选，成为全国最年轻的知事。在连任两届的知事任期内，细川抛出了各种颇具吸引力的口号，采取了不少改革措施，例如建设“新技术城市”、“创建日本第一”等等，推动地方自治，提高了熊本县的知名度。细川也被誉为推进“地方时代”潮流的旗手，赢得了当地国民的赞誉。然而，1991年，就在面临新的换届选举时，原本稳操胜券的细川，却出乎常人意料，以“掌权不能过十年”为由，放弃竞选连任知事。随后，应经团联会长铃木永二的邀请，细川移师东京，出任日本政府“临时行政改革推进审议会”富裕生活部会长，广交各界朋友，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做了必要准备。


    在国际局势和国内政局风云变幻之际，有着敏锐洞察力、果敢执行力的细川，凭借着“先知先觉”的悟性，毅然竖起了变革大旗，引领了组建“新党”的政治潮流。1992年5月7日，原熊本县知事细川护熙组建一个支持改革、反对贪污的日本新党的消息，赫然刊登在日本各大报纸的显著位置。两天后，细川在杂志《文艺春秋》上发表了《“自由社会联合”建党宣言》，全面阐述了创建新党的缘由和政策主张，认为应抛弃几乎没有政权交替可能性的自民党长期一党执政的55年体制，建立两大保守政党轮流执政的政党体制。5月22日，党名正式定为“日本新党”，细川出任党代表，目标是十年之内获得政权。细川率先组建了冷战后日本的第一个新“政党”，开启了日本政治变革的大门，此举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同年10月小泽、羽田孜等人宣布脱离竹下派，12月竹下派正式分裂为羽田派和小渊派。翌年6月“先驱新党”、“新生党”先后成立，日本政坛掀起一股新党热潮。


    新党成立两个月后，即在1992年7月26日举行的第16届参议院选举中，细川再次当选为参议员，时隔近十年，重新“杀回”中央政界，日本新党竟然一举获得了4个议席。一年之后的1993年7月，日本新党进一步成为左右日本政局的重要力量。由于“佐川快递事件”等丑闻的影响，国民对政治的不信任感显著增强。随着宫泽内阁“政治改革法案”受挫，国民对政治改革的期望落空，自民党在分裂中迎来了第40届众议院大选。根据有关机构于1992年11月进行的民意调查，有半数以上(52.6%)的受访者回答“对日本的政治制度不感到骄傲”，与16年前的1976年相比，增加了10%以上；而且，认为“执政者中有许多进行非法行为之人”的，从1976年的44.3%增加到现在的74.1%，约增加了30个百分点。正是这种背景为新党的崛起提供了有利契机。细川作为日本新党代表，以其清新的形象，游说全国，获得了许多无党派阶层的支持，在7月18日的大选中，日本新党史无前例地获得了35个席位，继自民党(223席)、社会党(70席)、新生党(55席)和公明党(51席)之后，一举成为众议院第五大政党。细川也以全国第二的票数，首次当选为众议院议员。


    大选后的自民党议席少于半数，失去了一党单独执政的优势。新生党与原来的四个在野党——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和社民联一共只有195席，也达不到组阁所需要的众议院议席的半数。那么，今后的政局无非只有两种选择，一是自民党联合日本新党和先驱新党继续维系政权，二是非自民党的各党派大联合，实现政权更替。于是，日本新党和其盟友先驱新党的去向，成为左右日本政局发展的关键。一度表示要与新生党和其他在野党划清界限，采取第三者立场的细川护熙，在自民党没有采取有效手段的情况下，审时度势，权衡利弊，认为加入自民党的联合内阁，最多只能分到两三个阁僚的职务，而且有损于已有的形象；与五党合作，则有可能得到首相交椅，实现“政权交替”的夙愿和承诺。在新生党的实权人物、代表干事小泽一郎积极的斡旋下，7月22日，细川明确表示：“希望建立非自民党政权。”随后，先驱新党党首武村正义也表示：“非自民党势力更热心于改革，应成为新政权的核心。”关于首相的人选，原本社会党、公明党和民社党主张推举羽田孜，最后考虑到日本新党的作用及其组阁后与在野党自民党的关系，各方一致决定推举细川为首相候选人。


    1993年8月6日，日本新党、新生党、社会党、先驱新党、公明党、民社党、社民联和民主改革联盟等七党一派推举的细川护熙，以262票对224票击败自民党总裁河野洋平，当选为日本第79届首相。没有内阁大臣经验的政治家就任首相，这是自1947年片山哲以来近半个世纪期间的第一次。新政权的成立，打破了1955年以来自民党独掌政权的局面，将“万年执政党”自民党赶下台，实现了政权更替，日本政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多党联合执政时代”。


    8月9日，以细川护熙为首的八党派联合内阁组建，党派之多，为日本内阁有史以来之最。第一大执政党社会党获得6个职位，数量最多，意在安抚和牵制社会党；新生党5人，占据了副首相、外务、大藏、通产、防务等重要职务，实际上处于政权的核心地位；此外，公明党4人，民社党、先驱新党、社民联各1人，民间人士2人。其中有3位女性成员，在日本内阁史上尚属首次。而且，参加联合内阁的各党党首均被纳入内阁，新生党党首羽田孜任副首相兼外务大臣，先驱新党代表武村正义任官房长官，公明党委员长石田幸四郎任总务厅长官，社会党委员长山花贞夫任政治改革大臣，民社党委员长大内启伍任厚生大臣，社民联代表江田五月任科技厅长官。内阁成员中除了羽田孜外，其他人都是第一次入阁，包括首相细川在内，基本上清一色是新人。于是，也有人将细川内阁讥讽为“八马之车内阁”或“玻璃工艺联合内阁”。其实，实权并没有掌握在首相手中，而实际上受控于各党干事长和书记长组成的“党代表会议”，更确切地说是掌握在新生党代表干事小泽一郎和公明党书记长市川雄一手里。他们俩构成的所谓“一·一阵线”，造成了一种双重权力支配方式。然而，国民对新内阁表示了很高的热情和期待，媒体调查的内阁支持率均超过了70%，创造了战后以来历届内阁支持率的最高记录(2001年被小泉超过)。例如，《朝日新闻》民意测验的支持率为71%，nhk的调查结果为70%，而其他机构的调查结果，有的甚至高达83%。在“支持理由”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希望政治能有所改变”。


    的确，这样一个大多是新手的联合内阁能否进行有效施政，决定着这个“联合舰队”的命运，考验着细川首相及其手下各位成员的信心和能力。八党派达成一致的政策包括如下几点：1.在众议院实行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强化防止政治腐败的措施；2.年内通过禁止企业政治捐款等政治改革法案；3.继承现政权(宫泽内阁)的外交、防卫政策；4.确保自由主义经济和粮食能源安全；5.创造充满活力的福利文化社会等。毋庸置疑，政治改革作为联合政权的旗帜，成为这个号称是“政治改革政权”的最大课题，成为细川内阁的试金石。


    细川在就职后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明确表示，为了恢复国民对政治的信赖，将争取在年内通过政治改革法案，实行政治改革，否则将承担责任，引咎辞职。这种“背水一战”的做法，固然反映了细川直率的个性和坚定的决心，但这种事前就提出责任问题的非同寻常之举，语惊四座。9月17日召开临时国会的当天，内阁会议就通过了“政治改革相关四法案”，随即提交众议院。其中核心内容就是改革此前的中选区制度，建立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11月18日，在自民党拒绝妥协后，众议院全体会议以270票对226票通过了细川内阁提出的政治改革法案，其中13名自民党议员投了赞成票，5名社会党议员投了反对票。这种情况实际上表明双方阵营内对政治改革均存在意见分歧，特别是执政党社会党的不少议员希望维持现行制度。只是在55年体制下，内部的这种分歧没有表现出来。媒体认为法案的“内容距离人们的期待甚远”，实际上是国民的政治改革要求“被改变选举制度所取代”，但这也是1988年日本国会开始讨论政治改革问题以来，众议院通过的第一部政治改革法案。


    然而，在1994年1月21日参议院的全体会议上，由于社会党部分议员与自民党一起投了反对票，政改方案被否决。社会党内左右两派的对立和争吵激化，主流派指责“造反”的议员违反党的决议，令执政联盟中的第一大党颜面尽失，而“造反派”则抨击社会党领导层背弃多年坚持的路线和立场，与自民党“一丘之貉”的新生党沆瀣一气。此前已经将年内通过法案改口为在本届国会通过的细川，如若再次食言，必将葬送他的政治生命。这时，不仅联合政权面临着崩溃的危险，而且自民党也面临着党内改革派分裂出去的可能。因此，在两院协议会协商未果的情况下，经过众议院议长土井多贺子的斡旋，1月28日晚，细川与自民党总裁河野洋平私下举行了党首会谈，在对自民党做出让步后，双方达成一致意见。1月29日即在临时国会延长会期的最后一天，备受瞩目的政治改革法案，终于在众参两院的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细川内阁经受住了这场政治风暴的考验。


    在新的国际格局下，军事因素的重要性相对下降，而经济因素的影响显著上升。随着日本国际地位的提高，以及旷日持久的日美贸易摩擦深化到体制、政策领域，日本拒绝单方面让步，追求对等的谈判模式。1994年2月，细川首相访问美国，对于美国总统克林顿强硬地要求日本设定外国产品在日本市场上的占有份额，即所谓的“数值指标”，细川干脆利索地说了“不”字。细川认为，“日美关系在进入一个新阶段”，“新时代的日美关系”正成为一种“成熟的大人关系”。敢于对美国说不的细川，其卓越的演技赢得了国内舆论的赞誉。


    如何消除亚洲地区国家和人民在心理和感情上对日本的隔阂，成为冷战结束后日本调整亚洲政策的前提。细川上台一周后就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束48周年纪念日，摆在他面前的第一个课题就是战争认识问题。为了积极改善与亚洲邻国的关系，细川做出了与自民党首相明显不同的态度。1993年8月10日，细川在记者招待会上明确指出：“我本人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侵略战争，是错误的战争。”这是二战后日本首相第一次明确承认“侵略战争”，与此前日本历届首相对侵略战争含糊其辞的表态形成鲜明的对比。不过10余天后的8月23日，细川在第127届国会发表的首次施政方针演说中又称为“侵略行为和殖民统治”。无需说，从细川的家庭和成长经历来看，其对战争认识怀有某种复杂的感情。1945年日本战败后，甲级战犯近卫文麿喝毒酒畏罪自杀。当时小学一年级的细川曾问起此事，他父亲细川护贞的回答是：“姥爷是为了日本，离我们而去的。”


    在中日经济关系日趋密切的情况下，细川在任内对中国采取了更加积极和友好的政策。1993年8月26日，他在会见《人民日报》等中国记者的谈话中指出，“中日关系是与日美关系同等重要的双边关系。维持和发展良好而稳定的中日关系，不仅对中日两国，而且对亚太地区以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我国将继续重视中日关系。这一基本方针没有变化。”


    1994年2月24日，细川对访问日本的中国副总理朱镕基说：“日中友好意义重大，不仅有利于中日两国，而且将造福于亚太地区和全世界。中国经济生机勃勃、发展很快，中日关系发展对日本经济的复苏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同年3月19—21日，细川首相访问中国。细川在访华时强调指出：“我们非常重视中日关系，其是我国外交最重要的支柱之一。经过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和和平友好条约缔结15周年，中日关系持续良好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3月20日，李鹏总理与细川举行了会谈。细川说：“中日两国都是国际社会中负有责任的国家。近几年来，日本对华贸易和投资在扩大，相互依存的关系在加深，这是令人高兴的。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举世瞩目，对日本经济也有积极影响。中日两国加强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前途是光明的。”


    在部分开放大米市场问题和政治改革法案问题解决之后，细川欲一鼓作气完成“税制改革”。1994年2月3日，在新生党代表干事小泽一郎等人的策划下，细川突然宣布引进税率为7%的“国民福利税”，遭到日本社会党和先驱新党的反对，不得不撤回。细川一度打算改组内阁，撤换昔日的盟友先驱新党党首、官房长官武村正义，引起社会党和先驱新党的不满，而不得不作罢。小泽一郎和武村正义的矛盾表面化。由此，执政联盟内部的对立加剧，向心力下降。


    就在联合政权风雨飘摇的当口，细川“借佐川快递公司一亿日元”和“以其岳父名义购买ntt公司股票”的不正当金钱交易被揭发出来，在野的自民党乘机穷追猛打，国会陷入空转状态，对预算的审议亦无法进行下去。坚持改革的新人却陷入金权政治的丑闻，4月8日，细川突然表示对目前出现的政治空白“负有政治和道义上的责任”，宣布辞去首相职务。“政治弄潮儿”细川引领的“政改内阁”，经过短暂的八个月，终于走到了尽头。细川内阁谱写了日本政治改革的新篇章，开启了日本政党体制变革的第一步，也充分暴露了联合政权的脆弱性。


    1994年12月9日，细川解散日本新党，与新生党、公明党、民社党等组建成立新进党。1997年6月18日，细川脱离新进党，同年12月组建新党“from five”，担任党代表。一个月后的1998年1月，与羽田孜等的太阳党、国民之声合并组建了“民政党”。4月27日，民政党并入民主党，成为所谓新的民主党。5月7日，六十花甲的细川辞去干了五年的众议员，退出政坛。

 羽田孜

    (羽田孜hata tsutomu 1935.8.24— )


    出任第80届 (1994.4.28—1994.6.30)内阁首相


    羽田孜(1935— )号称“政治改革先生”，曾是自民党内的重量级人物，在冷战结束不久国内政治风云变幻的转型期，高举“反旗”，创立新党，成为“55年体制”的重要“掘墓人”。作为“大众政治家”的羽田，后被推举为首相，然而依靠人品维持的少数党内阁，终究没有摆脱短暂的宿命，上台执政64天，继战后首任内阁东久迩稔彦(54天)之后，成为日本战后以来最短命的内阁之一。


    1935年8月24日，羽田孜出生于东京都大田区，祖籍长野县。在日语中，“羽田”与“秦”发音相同。据说其祖先可以追溯到中国的秦始皇，在羽田的家谱中开头就写道：“秦始皇之远孙秦川胜苗裔”，受秦始皇派遣，随徐福东渡日本。徐福所率人员在日本分为两支：一直留在富士山脚下的山梨县，以秦为姓，另一支迁移至长野县，16世纪时长野的秦姓改为羽田。至今在长野的羽田家中，还保留“秦阳馆”的匾额，以示羽田家族对“秦”姓的怀念。羽田孜多次表示，他的祖先是中国人。


    羽田出生时，父亲武嗣郎是《朝日新闻》记者，母亲是长野电气铁路的创立者神津藤平的女儿。武嗣郎在东北帝国大学的恩师阿部次郎为其取名为“孜”，希望他学业上“孜孜不倦”，事业上“孜孜以求”。羽田一岁半时，其父武嗣郎转职从政，当选帝国议会众议员，可以说他成长于一个政治家家庭。1958年羽田孜从成城大学经济系毕业后，想像父亲早年一样当记者而未能如愿，也曾卖过啤酒，还在全日空公司干过一阵子，最后在父亲的介绍下成为小田急汽车公司的一名职员。羽田在汽车公司一干就是十年。父亲的信念是“众议员的公职不应该世袭”，“政治家应限于一代”。而羽田看到父亲每日忙碌的身影，当时也完全没有当政治家的兴趣，妻子绥子提出的结婚条件就是，“你不当政治家”。然而，1963年其父武嗣郎得了脑出血，苦于后继无人。在后援会等的劝导下，1968年羽田孜终于辞去汽车公司的职位，继承父亲的选区，1969年12月，34岁的羽田，从长野县当选为众议员。同年当选的还有小泽一郎、梶山静六等人。于是，阴差阳错羽田孜还是走上了政治家之路，后来他的儿子羽田雄一郎也成了政治家，羽田家族跻身于日本政治世家之列。


    “你是羽田君吧。选举，必须要了解选区的角角落落，因此，要访问三万家住户，那样的话，必定能够当选。”田中角荣在选举前夕的上述教诲，坚定了羽田追随田中的决心，而不是按照日本的政治常识跟随父亲的派阀石井光次郎派。在“政治之师”田中角荣的领导下，踏实肯干的羽田，被誉为“大众政治家”，成为田中的得意门生。他先后任邮政省、农林省政务次官，以及众议院农林水产委员会委员长、自民党林政调查会长、总务会长等职，成为活跃的“农林族”议员。1985年，羽田在中曾根内阁时初次出任农林大臣。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日本政界残酷的权力斗争中，派系不断更替，政治家新老交替，推陈出新。1987年，在洛克希德丑闻的影响下，最终自民党内的航空母舰“田中军团”分裂，羽田参与创建“经世会”(竹下派)，成为“竹下派七大金刚”之一。此前，时任自民党干事长的政界大佬金丸信就“将来的首相人选”曾对记者表示，“平时靠羽田，乱世靠小泽，大乱靠梶山”。1988年，羽田在竹下登内阁中，再次出任农林水产大臣。1990年3月，在海部俊树内阁期间，羽田就任自民党选举调查会会长，主张改革选举制度，推进政治改革，与自民党政治改革推进本部部长伊东正义、部长代理后藤田正晴等成为政治改革派的核心人物，受到改革派年轻议员们的拥戴，被誉为“政治改革先生”，却被金丸信斥为“羽田那家伙是发高烧了”。然而，羽田初衷不改，坚持要改革日本的金权政治、密室政治，要实现早年初次竞选时提出的“血肉相连、心心相印、通俗易懂”的政治。


    1991年11月，羽田担任宫泽内阁的大藏大臣。1992年随着佐川事件的发生，自民党元老之一、竹下派会长金丸信因卷入金钱丑闻，锒铛入狱。金丸信事件打击了宫泽政权，也给自民党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更是直接导致了自民党最大派阀竹下派的分裂。围绕竹下派继任会长问题，内部意见分为两派，桥本龙太郎和梶山静六等人支持性格温和的小渊惠三，而小泽一郎、奥田敬和、渡边恒三和部分年轻的改革派议员则支持稳重务实的羽田孜，因为在这个关口，若性格暴躁的桥本龙太郎或独断专行的小泽一郎出马，都会随时引发“一·龙战争”，必将终结竹下派的生命。而久经沙场的政坛老手竹下登，也看准了易于控制的小渊。原本在“七大金刚”分为两派的情况下，羽田保持着“中间派”的角色，然而出于实现政治改革，革除派阀政治旧弊的想法，羽田决定与小泽共同行动。因为此前1991年9月30日，羽田精心编制的以“小选区比例代表制”为核心的政治改革三法案，就是时任国会对策委员长的梶山静六在事前没有任何沟通的情况下就作为废案处理，改革派的羽田对此耿耿于怀。


    1992年10月21日，亲小泽的竹下派36名议员召开誓师大会，决定拥立大藏大臣羽田孜为新会长，对政界造成很大冲击。在双方唇枪舌剑、争吵无果的情况下，到了决定会长的最后期限。10月21日午夜时分，自民党经世会选举后任会长的最高干部会主席原田宪突然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了自己的意见：“我认为小渊君担任新会长合适”。语惊四座，众人哗然。22日晚，小渊派在羽田势力缺席的情况下，强行召开最高干部会，宣布决定小渊惠三为新任会长，造成既成事实。然而，对于羽田孜来说，退一步讲，与其去维护旧营垒，续写旧政治，莫如成立新集团，推进政治改革。10月28日，在派阀总会上，小渊就任新会长。当天下午，支持小泽、羽田的众议员35人、参议员9人，一共44人举行集会，羽田当场宣布成立政策集团“改革论坛21”。他表示：“我们不能只停留在空头议论，要拿出勇气付诸行动，改变自民党乃至日本政治，恢复国民对政治的信赖，为此第一步就是成立政策学习会”，进而，羽田发表了“政治改革五大课题”，即(1)从对应型政治转变为提案型政治；(2)从利益调整型政治转变为理念提出型政治；(3)从全会一致型政治转变为多数表决型政治；(4)从国会对策型政治转变为政策论争型政治；(5)从中央集权型政治转变为地方分权型政治。事实上，自民党内的第一大派竹下派，像其五年前的前身“田中派”一样逐步走向分裂，预示着一场政治风暴的即将到来。12月18日，羽田势力正式宣布独立，竹下派从此分裂为羽田派和小渊派，羽田派成为自民党内的第五大派。尽管有人指出羽田派存在小泽与羽田“双重权力”的问题，实际上在政治改革的一致目标下，重要的是作用分担。如奥田敬和所言：羽田派的“主体是羽田，引擎是小泽”。


    1993年4月，副总理兼外相的渡边美智雄因病辞职，宫泽首相曾邀请羽田出任外相，羽田权衡利弊之后，以台下便于自由行动、推进“政治改革”为由，拒绝了出任外相的请求。1993年6月17日，历史性的一刻终于来临。日本在野党社会党、公明党和民社党等联手正式向众议院议长樱井义雄提出对宫泽内阁的不信任案，批评宫泽首相在造成政治改革法案国会搁浅问题上负有重大责任。6月18日，自民党议员占多数的众议院，竟然以255票赞成、220票反对通过了内阁不信任案。主要原因在于羽田带领本派的35名议员，投出了决定性的赞成票。当天，有18名自民党众议员未参加投票，包括羽田35人在内，有39人“造反”投了赞成票，此外还有11名自民党众议员宣布退党。于是，羽田孜的朋友们送给他一卷条幅：“造反有理”，羽田把它挂在办公室内，他认为脱离自民党也算是日本的“革命”吧！这是战后第四次在众议院通过的不信任案，也是继1980年通过的对大平正芳内阁不信任案后13年来的第一次，还是迄今为止冷战后唯一通过的一次不信任案。这次内阁不信任案的通过，一定程度上冲破了自民党内派阀的界限，更是第一次打破了政党之间的界限。“6·18政变”不仅意味着宫泽政权的寿终正寝，而且宣布了自民党一党优势的“55年体制”的终结。


    宫泽无奈宣布解散众议院，提前进行大选。6月23日，羽田和小泽带领44名国会议员，脱离自民党，另立山头，成立“新生党”。羽田任党首，小泽出任代表干事。在《建党宣言》中明确表示要革除自民党的旧弊，“改变日本政治”，创建政治新体制。羽田作为党首游说全国，打出“为了日本政治的再生——追求新保守、新自由”的竞选纲领，在7月18日揭晓的大选中，新生党一举获得55席，比原来增加了19席。在新生党、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社会民主联合五党派就建立“非自民·非共产”的联合政权达成协议时，羽田成为联合政权首相的最有力的人选，然而为了拉拢细川护熙的日本新党以终结自民党的统治，羽田放弃了首相职位的竞争，支持细川当首相，作为唯一一个有内阁阁僚经验的人，自己则担任副首相兼外相，组成了八党派的联合内阁，在日本政治史上谱写了新的一页。


    1994年4月8日，执政八个月的细川突然辞职，在继任首相问题上执政各党发生意见分歧。老道的阴谋家小泽一郎为了继续实现分裂自民党，排挤或吞并社会党，以实现建立两大保守政党体制的战略设想，打算拥立渡边美智雄，条件是让自民党第二大派阀的渡边从自民党内拉出40名议员加入新生党。这一计划遭到社会党、先驱新党和公明党的反对，渡边犹豫再三，在内部没有得到多少人响应的情况下只好作罢。为了保住联合政权，各方一致推举羽田孜为首相候选人。然而，联合政权内部的矛盾已经明显暴露，先驱新党决定，在下届政权中只进行“阁外合作”。


    4月25日，羽田孜在国会的首相选举中获得274票，击败自民党总裁河野洋平(207票)和共产党委员长不破哲三(15票)，当选为第80届首相。然而，在羽田内阁尚未真正起航时，在小泽一郎等人的策划下，执政党中的新生党、民社党、日本新党、自由党及“改革之会”，撇开主张多党制的社会党，组成了众议院内统一会派“改新”，议席达到130席，远远超过了执政党内第一大党社会党的74席，意欲组织一个统一的保守大党与自民党抗衡，同时准备从社会党手中夺回国会运营的主导权，控制社会党的反对行为，以巩固羽田政权的基础。然而，社会党委员长村山富市认为此乃背信弃义，4月26日凌晨，也就是羽田当选12个小时后，社会党决定退出联合政权，先驱新党也决定告别联合政权。这样联合政权在众议院的席位降至182个，远低于过半数的256席，羽田内阁沦为国会议席不过半的少数派内阁。羽田再三挽留，均被村山富市拒绝。在“政治空白”17天后，谁料还未启动的羽田政权一时陷入困顿状态。因此，羽田这个主演，已经不再相信幕后导演小泽编导的政治剧本了。“平时靠羽田”，可如今却在这“政治乱世”之时，羽田孜被推上了最高的首相位置，无可奈何中组建了少数派的内阁。这是日本战后第五个，也是1955年以来首次出现的少数党政权，一定程度上已经注定了其短暂的政治宿命。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4月28日羽田孜内阁成立，新生党包括首相羽田孜在内有9人，公明党6人，民社党2人，自由党1人，日本新党1人，改革之会1人，民间人士1人。其中新生党占据了法务、大藏、通产、内阁官房等重要职位，居于羽田政权的主导地位。值得一提的是，外相是一周前刚从自民党分裂出来的自由党党首柿泽弘治，一个月前还作为自民党代表在国会上质询细川政府呢，可转瞬间居然变成对手帐下的大将。此际日本政坛风云变幻的乱象，由此可见一斑。《朝日新闻》5月11日发表的舆论调查显示，羽田内阁的支持率为47%，远低于细川内阁成立时的71%，预示了羽田内阁坎坷的前途。


    上任后的羽田，5月2日匆匆踏上了欧洲之旅，访问了意大利、法国、德国和比利时，履行上届政府既已确定的访问计划，一是为7月即将召开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做准备，另则是想借机游说欧洲支持日本在1995年联合国创建50周年之际加入联合国，然而，各国首脑在例行的外交礼遇外，并没有对这个“短期政权”承诺些什么。


    羽田外访尚未结束，国内就爆发了法务大臣永野茂门歪曲侵略历史的事件。5月3日，永野茂门在接受《每日新闻》记者采访时声称：“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把太平洋战争说成是侵略战争的看法也是错误的”，日本的行为“目的不是侵略，而是为了解放殖民地，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此言一出，国内外舆论哗然。美联社发表评论认为此事反映出日本对于战争的原因和结果“缺乏基本认识”。英国路透社称“日本法相的发言威胁着日本联合政权与亚洲国家的外交关系”。莫斯科也称这是一种“异常信号”。韩国报纸认为永野的发言是企图复活军国主义的亡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时事社、美联社等驻北京记者的提问时指出：“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国际社会对日本侵华战争的侵略性质和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早有定论”。


    基于此种事态，正在法国访问的羽田孜，不得不于5月4日在巴黎就永野茂门否认侵略事实一事发表谈话，指出宇野关于“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讲话“是不恰当的”。5月7日，羽田一回到日本，就接受了永野茂门的辞呈。仅仅干了十天法务大臣的永野，是因政治问题发言而辞职的第三位日本阁僚。前两位是中曾根内阁的文部大臣藤尾正行和竹下内阁的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然后，为了挽回此事造成的不良影响，羽田写了一份亲笔信给中国总理李鹏，并通过日本驻华大使国广道彦表示，日本阁僚日前的讲话伤害了中国和各邻国国民的感情，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希望中国予以理解。羽田5月10日在国会的施政方针演说中就日本侵略战争表明：“明年是太平洋战争结束50周年。我国过去的行为不仅给我国国民带来很多牺牲，也给近邻各国造成了至今难以磨灭的巨大创伤。日本阁僚日前的讲话引起了近邻各国国民的悲愤也表明了这一点。阁僚的讲话虽已撤回，但事情到了这种地步，令人非常遗憾。藉此机会，我要重新认识日本的侵略行为和殖民统治给众多的人们带来的难以忍受的痛苦和悲哀，并将这种看法传于后世，同时，要在深刻反省的基础上，为创造和平与建设亚太地区光辉的未来而尽力。我相信，这才是日本应该走的道路。”


    面对少数党内阁的严峻处境，羽田打出了“改革与协调”的政治方针，争取在野党合作和国民支持，继续推进改革，促使日本经济早日走上恢复的轨道。新官上任三把火，羽田上台后打出了一个颇有吸引力的政策，就是冻结电话、高速公路等公用设施费用的上涨。并且，呼吁国民通过传真，可以直接向首相官邸发送信息，以倾听国民的呼声，充分展现了“大众政治家”的风采。当然，羽田的当务之急首先是在6月本届国会会期届满前通过被细川内阁搁置的本年度预算案；然后，争取尽快在国会通过与政治改革法案配套的众议院小选区比例代表制的新选区划分法案，牵制在野党要求在旧的中选区选举制度下提前大选的动向，力争在新选举制度下实施下届大选；并且将推进以间接税为重点的税制改革。


    6月23日，1994年预算案在国会顺利通过，不信任案提出的障碍消除。此前在野的自民党和社会党之所以没有“大举进兵”，进行逼宫，实则是不愿因党争影响国政的正常运行，落个“为不信任案而提出不信任案”的恶名。如今，对于羽田孜内阁，“六月危机”终于来临了。在预算通过后，自民党总裁河野洋平随即向众议院议长土井多贺子提交了对羽田内阁的不信任案。为了阻止不信任案的通过，羽田与昔日盟友社会党展开了多次谈判，希望社会党予以合作，但是双方在朝核问题以及提高税率的问题上，难以达成协议，而且羽田的条件是自己继续担任首相以出席7月即将召开的西方发达国家首脑会议，远不及自民党开出的可以让社会党委员长村山富市当首相的价码诱人。在自民党与社会党已经加强协调合作的情况下，小泽一度打出的与自民党建立“保守联合”政权的试探，亦难以奏效，这种“两面三刀”的做法，无非是进一步激怒了社会党。


    25日国会全体会议如若进行表决，自民党联合社会党通过不信任案已是大势所趋。原本羽田可以动用首相权力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问政于民，可是那样就只能是沿用旧的中选区制度，甚至有可能扼杀自己多年来推动制订的小选区比例代表制。当然即使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胜算的可能性也难说有多大。然而，时任内阁官房副长官的石原信雄在接受采访时指出，羽田虽没有明言，但也流露出以解散众议院进行对抗的意思，但在小泽一郎与他长谈后，在进退两难的处境中，羽田不得不选择了内阁辞职这条路。6月25日中午，在国会表决不信任案前半个小时，羽田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内阁辞职。“平时的羽田”，最终还是在滔滔的政治激流中翻了船，成为永田町的匆匆过客。他之所以能够登上首相的高位，其实还是得益于他稳重实干的人格，然而在这个激荡的转型年代，需要的是拥有能够洞穿艰险、驾驭全局的谋略型政治家，而不是脚踏实地的实干家。短暂的羽田政权，作为“预算内阁”，是联合政权不稳定性或脆弱性的典型反映，表现出了日本政治体制过渡时期的特征。

 村山富市

    (村山富市murayama tomiichi 1924.3.3— )


    出任第81届 (1994.6.30—1996.1.11)内阁首相


    村山富市(1924— )是继1947年片山哲之后日本历史上的第二位社会党首相。这位“做梦也没想到当首相”的“平成仙人”，在55体制解体后这一政治变革的“乱世”，居然与老对手自民党变成搭档，成为日本政坛一年内第三个登上权力顶峰的“英雄”。他也是冷战结束后日本少有的一个“平民宰相”，以其贫寒的出生在“世袭议员”垄断相位的时代而显得卓尔不群；他也以其难得的历史良知，发表“村山谈话”，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尊敬。


    1924年3月3日，村山富市出生于大分县别府湾边的一个小渔村，父亲村山百太郎以卖鱼养家糊口。兄弟姐妹11人，村山排行老六。在村山14岁时，父亲撒手人寰，剩下母亲含辛茹苦每天卖鱼，支撑着整个家。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幼小的村山，从小就随着大人出海捕鱼。高等小学毕业后，村山来到东京，一边在工厂打工，一边在东京市立商业学校上学，1943年进入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大学时村山积极参加学生哲学研究会“骏哲会”，担任委员长。社团活动锻炼了他的思辨能力和组织能力，为其日后进入政界奠定了基础。二战末期的1944年，村山被动员到石川岛造船厂劳动，整天忙着往军舰上钉铆钉，搬运货物，随后被编入陆军。一天在熊本演习时，遇到美国飞机散发传单，捡起来一看是《波茨坦宣言》，觉得写得不错，他估计战争也该结束了吧。


    1946年村山大学毕业后，回到故乡大分县。在民主革新的氛围中，家境贫寒的他，1947年加入了社会党，领导县渔村青年同盟的运动，立志创建一个能让劳动者过上好日子的社会。因此，25岁时，村山就在众人的鼓动下去竞选大分市议员。他们自己做了一个样子有点像反坦克火箭炮、大得吓人的喇叭筒，三四个人扛着去大街上演讲。而且，有个叫植木的朋友向他极力推荐了一个宣传的“好地方”，于是，村山就跑到一处浴池里开始了演讲：“大家知道，政治里面有太多的谎言，但现在我们大家都光着身子，没有任何掩饰，所以我们今天只说真话……”。据村山回忆，他讲是讲了，也不知道人家听了没有，每个人的表情都写满了诧异。终于讲完了准备好的话，回到柜台前向老爷爷致谢：“老爷爷，打搅您啦！我走啦。”刚想离开，却被老人叫住了。他指着女浴池的方向，冲着村山眨了眨眼睛：“这边还没讲呢……”。


    1955年，31岁的村山当选大分市议员，1963年当选大分县议员。村山并没什么雄心壮志，也没打算非要在政界出人头地，但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的精神深深鼓舞了他，激励其积极投身社会党的事业。1972年12月第33届众议院大选，在众人的劝说和推举下，村山出马竞选，以选区最高票当选众议员，带上了国会议员徽章。


    成为众议员后，村山曾担任社会党社会劳动部会的会长，隶属众议院社会劳动委员会，十年如一日，一直默默无闻地专注于医疗卫生、社会福利和年金方面的工作，实践着浅沼传授的“与大众同行，向大众学习”的信条，当地人称他为“年金的村山”。人品端正、和蔼可亲的村山，是社会党右派团体——“水曜会”的核心人物，也赢得了一些中间派和左派人物的信赖和支持。1991年，村山出任社会党国会对策委员长，制订了一个“废除密室中的国会对策政治，力争会议白天于两院之内举行的”原则，反对背后交易和权钱政治。围绕《联合国维和行动合作法案》(“pko法案”)，国会内部斗争激烈，朝野政党意见不一。在1992年6月的“pko国会”上，村山指挥社会党议员采用“牛步战术”强烈抵抗自民党的政策。最后虽然法案在社会党、社民联缺席的情况下，自民党强行通过，但村山的名字与“牛步战术”却为广大国民所熟知。


    1993年7月众议院大选，自民党议席未过半数而下野，社会党议席也几乎减半，由原来的137席降至70席，处于38年来的最低点，成为真正的失败者。社会党内部矛盾激化，面临着战后以来前所未有的危机。9月，社会党委员长山花贞夫因选举失败引咎辞职。为了避免社会党分裂，抱着“前进是地狱，后退也是地狱，那么只能前进”的想法，村山富市出任第13任社会党委员长。在“55年体制”崩溃的情况下，细川护熙联合政权成立。村山作为联合执政中最大的执政党党首，在积极协调社会党内部左右两派立场，力求改变社会党内部不和、优柔寡断的形象同时，思考着如何维持联合政权，贯彻社会党的政策，以发挥社会党的主体性。然而，小泽等人积极倡导选举改革，旨在建立两大保守政党体制，并且主张加强日美军事合作，实现“普通国家”的战略。村山的主张与之存在明显分歧，反倒是与丧失政权后主张和平主义的自民党主流派的看法更趋一致。事实上，细川内阁中的村山是联合政权内的非主流派，相对保持着一个批判的立场。这实际上成为“非自民党联合政权”走向分裂的根本原因。


    “社会党决不允许如此随便地操纵政权，这样的行为只会加深国民对联合政权的不信任……”，1994年4月26日凌晨1点，面对记者们的麦克风，村山富市郑重地宣读了社会党脱离联合政权的决定。面对新生党、日本新党、民社党等撇开社会党成立新会派“改新”的行为，一向处事慎重的村山，果敢决断，语惊四座，震惊了日本整个政坛。在细川护熙下台后，刚刚当选首相的羽田孜，转瞬间沦为少数党内阁，执政64天，成为战后第二个短命内阁。


    6月25日，羽田孜内阁辞职，为了争夺政权，朝野政党展开了又一轮攻防战。执政的联合政权希望社会党抛弃前嫌，重建联合政府。村山本人最初考虑，只是让羽田名义上辞职，进而建立一个社会党拥有更大发言权的非自民党政权。与自民党合作，那是下策。然而，临近国会会期结束的前一天，即6月28日，急于重返政权的自民党总裁河野洋平，对村山表示：“只有您出来组阁，才能解救目前的政治危机”。如同十个月前细川护熙的日本新党一样，村山领导的社会党的去向，成为左右政局的关键。当然，社会党内重新加入联合政权的呼声也很高，而自民党内海部俊树、中曾根等人也不同意让社会党委员长村山出任首相。最后，在联合政权说服海部俊树竞选首相的情况下，联合政权与社会党的协商也就只能是以失败告终了。


    于是，日本当代政治史上又上演了一幕颇有戏剧性的政治大戏。自民党多年来的老对手社会党，如今变成了同一战壕的战友，而曾是本党总裁的海部俊树，却“临阵投敌”成为竞争首相的强劲“敌人”，这在自民党历史上还是头一次。因此，自民党总裁接待室里历代总裁的照片中，海部俊树的照片从此被撤掉了。6月29日晚8点，参众两院同时开始投票选举首相。在参议院，自民党、社会党和先驱新党推荐的村山，以148票的多数票当选。而在众议院第一轮投票中，村山富市241票，海部俊树220票，共产党委员长不破哲三15票，河野洋平5票，还有23个无效票，各方都没有达到超过半数的253票。其中，社会党有8人投了海部的票，比小泽等人估计的少了1票，但自民党造反的议员却少得多。依照规定，前两名进行第二轮投票角逐，第一轮投了弃权票的16名社会党议员有3人还是把票投给了村山，结果村山获得261票，海部得了214票，村山险胜，成为日本第81届内阁首相。


    村山当选首相实乃“天命”，自民党的大员龟井静香、野中广务等如是说。因为这戏剧性的政治变幻，就是当事的政治家也觉得云山雾罩，难以看清。早已下定决心不再参加下一届选举，准备回家伺候老伴的村山，没想到却当上了首相，他自叹：“连我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实在是太出乎意料。……说不定真有我必须完成的使命……。”6月30日，村山富市内阁成立。自民党、社会党和先驱新党三党组成的联合政权取代了非自民党的羽田联合内阁，自民党下野十个月后重返政权，社会党则时隔47年，第二次可以说也是最后一次上台执政，一举摘掉了“万年在野党”的帽子。按照各党议席的比例，村山内阁成员分别为：自民党13名，社会党5名，先驱新党2名。自民党总裁河野洋平任副总理兼外相，先驱新党代表武村正义任大藏大臣，桥本龙太郎任通产大臣，社会党五十岚广三任官房长官。对此，舆论界的评价是“社会党的招牌，自民党的瓤子”。


    村山内阁的诞生，朝野震惊，引起国内外的关注。一对近四十年的政治宿敌、两个看似水火不相容的政党竟然组成了联合政权，不禁让人们跌破了眼镜。包括小泽一郎这位“政治操盘能手”亦严厉批判这是“野合政权”、“野合政治”。殊不知或许他更清楚，实际上正是他自己亲手撮合了这对“野鸳鸯”，是他将社会党排挤出联合政权，促成了社会党与自民党的结合，也可以说这是小泽一郎政治谋略失算的直接结果。“自社联姻”除了社会党对新生党小泽一郎的政治路线和政治手法不满的直接原因外，更深层的原因在于，55年体制成立以来，随着社会党自身实力的逐渐衰败以及社会党本身的右倾化，社会党实际上在性质上发生着不断蜕变，冷战体制的结束，意识形态斗争的淡化，自民党的下台以及新兴保守政党的兴起，进一步促进了社会党政策转变的进程。因此，在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过程中，可以说社会党和自民党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感情基础”，尽管他们之间还存在着种种分歧或矛盾。


    在非自民党的联合政权建立八个月就分道扬镳的情况下，不少观察家也给村山联合政权贴上了“短命政权”、“选举管理内阁”等的标签。然而，“长眉长者”村山，积极发挥善于协调的能力，推行“民主、透明度高”的政治运营，巩固了三党联合政权的基础，也赢得了国民的信赖和支持。


    更为主要的是，村山在以往的基础上对社会党的基本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在7月召开的第130届临时国会上，村山首相抛弃了一些社会党坚持了约半个世纪的基本理念，阐述了社会党的新主张。他在国会施政方针演说及质询答辩中表明“日美安全体制是必要的”，改变了废除日美安全条约的主张，提出要“坚持日美安全条约”，并称其是“日美合作关系的政治基础”、“有利于本地区的和平与繁荣”。这个发言赢得了自民党议员们的热烈掌声，而跃跃欲试、欲在社会党与自民党政策分歧上准备大做文章的新生党等在野党，却像是没有靶子的拳击手，找不到下手的地方。据村山回忆，社会党政策的改变也是个“苦涩的抉择”，虽经过党内多次讨论，但仍然是“痛苦、苦闷，辗转反侧无数个不眠之夜后，终于，下定了决心”，“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曾高喊着‘反对安保条约’的口号，在首相官邸门前静坐请愿，现而今却不得不经自己的手亲自否定曾经满腔热血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


    同时，村山承认“自卫队符合宪法”，“拥有一个最小规模的、以专守防卫为目的的自卫队是十分必要的”。然而，仅仅几个月前在细川内阁担任政治改革大臣的前社会党委员长山花贞夫在国会答辩时还仍然主张：“作为细川内阁成员，我认为自卫队合法，但作为社会党委员长则认为自卫队违宪。”同时，村山放弃了“非武装中立论”，“认为当今随着国际冷战体制的崩溃，其政策性的作用已经完成。”此外，村山还承认“日章旗”和《君之代》是日本国旗、国歌，认可了核电站的设置，同意了提高消费税等。然而，这些政策都是此前社会党一直反对的。同年9月3日召开的第61届社会党大会上，通过了改变政策的决议案。村山政策的调整，实际上是与旧的社会党的诀别，等于彻底为“保守革新对立”的55年体制打上了休止符。


    面对自民党时代遗留下的各种问题，村山仔细分析了新政权的特点，决定从那些“非本内阁便无法解决”的问题入手。原先因为社会党和自民党对立而不能解决的问题，现在两党联合下可以讨论解决了，使得一些政策体现了社会党的色彩。1994年12月，在《原子弹医疗法》和《原子弹受害者特别处置法》的基础上，追加“特别葬祭支付金”条款，通过了《原子弹受害者援护法》。就长期悬而未决的水俣病问题，政府承担了相应的责任，患者团体、相关企业和国家三方达成协议，向受害者支付了赔偿，实现了和解。


    村山当选首相后，带着一个手提箱、一套被褥和两套西服，一个人搬进首相官邸(妻子身体不好，住在老家大分)，旋即穿梭般地展开日本外交。几天后的1994年7月6日，村山穿着刚刚赶制的一套新西服前往意大利那不勒斯出席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由于缺乏外交经验，70岁的村山精神紧张，加上旅途劳顿，竟然因腹泻脱水，缺席全体首脑会议，不得不让副首相兼外相河野洋平代劳。此前举行的日美两国首脑会议，则消除了美国对村山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者政权”的戒心，美国认为村山是“一位与我们预测完全不同的人”，“是值得对话的内阁。”翌年1月11日，村山如约访美，与克林顿进行了首脑会谈，强调建立“面向21世纪的日美协调关系”，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及安全合作。双方约定同年11月克林顿访日时，发表《日美安全联合宣言》，结果因9月发生冲绳美军强暴日本少女事件，在反美的抗议浪潮中，克林顿借故取消了访日计划。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的临近，如何对待历史问题，开展亚洲外交，成为村山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村山费了一番心思，力求通过反省历史问题，构筑与亚洲各国的友好信赖关系，实现相互之间的和解。7月23日，村山访问韩国，与金泳三总统举行会谈，首先村山低头致歉：“对二战前和二战期间日本的殖民统治予以反省，真诚地表示歉意。”


    一个月后的8月23日，村山首相又踏上了“谢罪与面向未来的亚洲之旅”，先后访问了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四国，在加强经济合作，密切双边关系的同时，表示了道歉和反省的意思。特别是8月28日，村山不顾国内反对势力的压力，坚持在新加坡前往参观“血债之塔”，即日本占领时期新加坡华人大屠杀遇难者纪念碑，鞠躬默哀，前后两次。村山成为第一个参拜该纪念碑，并“向战争中死于日本人刀下的死难者献花”的日本首相。事前，日本外务省没有将参观纪念碑列入日程，闻讯村山要去参观，外务次官特意赶到首相官邸说：“希望不要去参观，村山总理去的话，以后到访的首相都得去”，村山则坚持道：“这件事不用你管。我想去，所以就去。不想去的人，就别去。请你别操多余的心。”


    1995年5月2—6日，村山富市应邀访华。选择这个特殊的年份访华，应该说也有着特殊的政治意义。5月3日上午，村山与李鹏总理举行了会谈，在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时，村山说：“日本的侵略行为和殖民统治，给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带来了灾难，对此日本表示深刻反省。日本愿以二战结束50周年为新的起点，决心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决不当军事大国，并以中日联合声明及和平友好条约为基础，同中国建立长期稳定的友好关系。”下午，村山首相在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之后，一行驱车卢沟桥，参观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最后提笔留言：“正视历史，祈日中友好、永久和平。”这一题词赢得了在场两国人士的热烈掌声。村山也成为第一个访问抗战纪念馆的日本首相，有着特殊意义，受到国内外的关注。


    为了表示对过去战争的人道反省，促进与亚洲邻国的和解，村山还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比如，1994年村山内阁决定出资1000亿日元，制订了一项长达十年的“和平友好交流计划”，以促进历史方面的研究，推进日本与亚洲国家的各种交流。此外，为了解决慰安妇问题，1995年7月，村山政权以官房长官五十岚广三为中心组成了官方管理的民间捐款团体“亚洲妇女和平基金”。


    村山的目的是希望借二战结束50周年之机，与过去划清界限，一劳永逸地解决历史问题，真正地“回归”亚洲。然而，日本政界的一些势力“逆流涌动”，没有勇气和信心承认侵略，始终不愿面对这段不光彩的历史。1994年8月12日，环境厅长官樱井新在内阁会议商讨来年日本在二战结束50周年时应有何举动的问题后对记者说：“日本并非想发动侵略战争而进行了那场战争”，“不应当只认为日本坏”，“亚洲大多数国家因此摆脱了欧洲的殖民统治，获得了独立，教育也普及了”等等。8月14日，樱井新任职45天后引咎辞职。同年10月24日，通产相桥本龙太郎在众议院税制特别委员会会议上答辩时，否认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侵略性质。1995年8月9日，文部大臣岛村宜伸炮制出“是否是侵略战争，属于思想方法问题”的谬论。


    村山力主推动的国会“非战决议”，遭到执政党自民党213名议员成立的“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1994年12月成立)的阻挠，新进党的部分议员也表示反对，结果联合执政三党拟定了一个态度暧昧、避重就轻的妥协方案。1995年6月9日，日本众议院在新进党缺席抵制、还有部分自民党和社会党议员未出席的情况下，以刚够法定半数通过了“以历史为教训重申和平决心的决议”，即通称的“非战决议”。其核心要点是“本院在对世界近代史上许许多多殖民统治和侵略行为进行回顾时，认识到我国过去进行过的这种行为及给予他国人民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的痛苦，对之表示深刻的反省。”村山本人反省的本意，不能否认，可是这个“非战决议”的出台，反倒让人们不得不怀疑日本反省的诚意，招致了世界各国舆论的批评，认为“日本失去了一个对侵略和殖民统治谢罪的最好机会”。


    1995年8月15日，村山首相发表了关于战后50年的谈话，他指出：“我国过去不远的一段时期，国策错误，走上战争道路，使国民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机，由于进行殖民统治和侵略，给很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极大的损害和痛苦，我为将来不再犯错误，虔诚地接受这些无可怀疑的历史事实。在此再次表示沉痛的反省、由衷的歉意。同时对因这段历史而受害的国内外所有牺牲者深表哀悼。”这是日本首相第一次在正式声明中承认日本侵略，并表示道歉，是战后以来日本首相对战争和历史问题最明确的表态，成为以后历届日本内阁所遵照的认识“标准”。


    同日，村山在东京书面回答《人民日报》记者提问时，重申了“村山谈话”的精神，郑重表示：“在战后50周年之际，痛切反省由于我国的殖民统治和侵略对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害和痛苦，在此表示衷心的道歉。”这是日本首相第一次就日本侵华明确表示道歉。


    在战后50周年之际，国内接踵而至的天灾人祸，使村山陷入上任以来最大的危机。1995年1月17日，日本发生阪神大地震，是日本关东大地震之后72年来最严重的一次，也是日本战后50年来所遭遇的最大一场灾难。大地震暴露了政府在危机管理体制方面的诸多问题，村山政府被指责救援不力。3月20日，又发生了奥姆真理教制造的东京地铁沙林毒气杀人事件。日本国内朝野恐慌，世界各国高度关注，因为如此大规模的恐怖活动在日本尚属首次。一连串的事件打破了日本“安全国家”的神话，搞得村山疲于应付，不安的气氛弥漫于整个日本列岛。


    沸沸扬扬的舆论未及平息，9月4日，就发生了美国海军士兵强暴冲绳少女事件。这一事件激起了冲绳人民的愤怒，迅速波及整个日本列岛，持续不断的抗议浪潮自1960年“反安保”运动以来所未曾有过，日本反美的情绪达到了三十余年来的高潮。原本日美双方准备在1995年11月通过首脑会谈发表“联合宣言”，“重新定义”日美关系，结果该计划不得不一推再推。同时，美军在冲绳驻军的部分用地手续将于1996年4月到期，需要更新，而冲绳县知事大田昌秀拒绝在美军用地手续上签字，1995年12月7日，村山首相不得不根据《地方自治法》，违心地向日本最高法院起诉大田，要求法院督促其“履行公务”。首相状告地方官，日本历史上未有先例。


    而更令村山挠头的是，泡沫经济崩溃以来，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由此暴露的住宅金融专门公司的巨额呆账及坏账问题，成为众矢之的。国内舆论的矛头纷纷指向村山内阁，要求明确金融机构以及行政当局的责任。


    面对纷繁的政务，村山颇感力不从心。关键问题是，新进党成立后，沦为众议院第三大党的社会党的委员长村山，不仅要与联合政权内第一大执政党自民党协调政策，以对付政权外新进党等在野党的攻击，而且作为委员长，必须面对党内走向分裂的局面，在两大保守政党的夹缝中求生存。1995年5月，原社会党委员长山花贞夫离开社会党，7月社会党在参议院选举中惨败，村山一度曾表示辞职由第一大党自民党来组阁，但先驱新党党首武村正义反对，自民党总裁河野洋平也希望他继续执政。最终，在社会党即将举行改组时，1996年1月5日，村山在记者招待会上突然发表辞职声明，561天的首相生涯划上句号。1月19日，日本社会党正式更名为“社会民主党”，村山富市出任首任党首。在同年众议院大选中，社民党仅仅获得了15个议席，可以说55年体制下一直平均保持上百议席的第一大在野党社会党，至此已经是名实俱无了。


    村山政权的任期超过了人们的预期，但仍是一个过渡性的政权。可以说其帮助自民党在短期内重返政权，避免了自民党的进一步分裂。村山领导的社会党，因加入联合政权，也摘掉了“万年在野党”的帽子；然而村山在政策上的大转弯，使得社会党失去原来的本色，迅速走向了分裂衰败，标志着有着50年光荣护宪传统的“战后社会党”的消亡，也标志着以“保守、革新对立”为特征的55年体制的终结。


    内阁官房副长官石原信雄说，村山是历届内阁中解决悬案最多的朴实无华之人；社会党有人说他是毁掉社会党的“罪人”；也有人说他是日本的“卖国贼”。有的不辩自明，有的可留待历史评说。

 桥本龙太郎

    (橋本龍太郎hashimoto ryutaro 1937.7.29—2006.7.1)


    连任第82—83届(1996.1.11—1998.7.30)内阁首相


    桥本龙太郎(1937—2006)是日本“后自民党时代”的第一位首相，即1993年自民党一度下野后重新上台入主相府的“夺回政权”首相，也是继宇野宗佑、海部俊树和河野洋平之后第四个不是派系领袖而担任自民党总裁、首相的政治强人。作为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界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任期间对内力推行政改革，对外进行了日美同盟的“再定义”，对日本新世纪的内政外交产生了巨大影响。


    1937年7月29日，桥本龙太郎出生于日本东京都涉谷区一个官宦之家。祖父桥本卯太郎是当时“大日本啤酒公司”的常务董事，父亲桥本龙伍东京大学毕业后进入大藏省工作，战后曾先后出任吉田内阁的官房次长、厚生大臣兼行政管理厅长官，是吉田茂身边赫赫有名的“吉田十三大金刚”之一，还担任过岸信介内阁的厚生大臣和文部大臣，是当时“有名的厚生相”、佐藤派的大员。桥本龙太郎自幼丧母，在祖母的照顾下长大。7岁时，父亲迎娶继母正，生下弟弟桥本大二郎(原高知县知事)。生母方的外祖父大野绿一郎是日本帝国议会的贵族院议员，曾任警察总监、朝鲜总督府政务总监，继母方的外祖父若宫贞夫也是帝国议会的众议员，曾任政友会的干事长。从这个角度来说，桥本龙太郎也算是出生于一个政治世家。


    谈到幼年时的记忆，桥本说：“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从未背过我、抱过我。我总是小心翼翼地跟在拖着一根拐杖的父亲的后边。”但就是这位身残志坚的父亲，对桥本的人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繁忙的政务工作之余，父亲带领他们兄弟学习剑道、游泳、骑马、登山，培养他们良好的生活习惯，锻炼他们坚强的意志。


    父亲为人处事的作风，同样影响了桥本此后的从政生涯。1952年1月，当时正在东京麻布中学上学的桥本，在涉谷站吃惊地看到，报纸上醒目的大标题“桥本龙伍厚生相辞职！”原来担任第三届吉田改造内阁厚生相的桥本龙伍，出于政府削减对战争遗属补助的抗议，愤然辞职。对于这样一位父亲，桥本经常提到：“父亲时常教导我们说‘所谓政治，就是为帮助弱者而存在’，我从心底为有这样的父亲而感到自豪。”还有一次是在桥本中学三年级的时候，国会专车的司机在没有什么活动安排的情况下，就带着桥本和弟弟大二郎去兜风，没想到二人兴高采烈地一进家门，就被父亲劈头盖脸地狠批一通：“国会的专车是专门为办公事用的，怎么能用它去兜风，简直是岂有此理！”为此，他还挨了拳头。父亲的“公私要分家”的话，从此深深地印在桥本的脑海里。


    同样是受父亲的影响，高中毕业后，桥本报考了庆应大学法学部。桥本在回忆自己为什么选择庆应大学时说：“我自己作这样的选择与我的父亲有不小的关系。父亲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得了腰椎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离开拐杖便寸步难行，日本战前歧视残疾人，像一高这样的重点高中根本不允许残疾人参加考试。当时为残疾人打开方便之门的只有庆应等为数不多的几所学校。据我父亲讲，当时他只在庆应上了三天学，从第四天开始休学，到当时的文部省前面静坐，以示抗议为什么‘一高’不给残疾人就学机会。从第二年开始，像父亲这样的残疾人有了参加考试的机会，并转入‘一高’上学。对于父亲来说，虽然只在庆应上了三天学，但是终身都对庆应怀有感激之情。”正是这样的经历，为桥本日后成为日本政坛上活跃的“社劳族”(负责医疗卫生、社会福利和劳动就业等领域工作的政治家)议员注入了一种激情。


    1960年4月，桥本大学毕业后，就职于吴羽纺织公司(现在的东洋纺织公司)。当时他并没有想当政治家，而是曾满怀壮志地说：“我将来要做这个公司的老板给你们看看。”然而，1962年11月21日，桥本龙伍的早逝(年仅57岁)彻底改变了桥本龙太郎的人生轨迹。据说桥本龙伍生前本来希望让他的弟弟大二郎继承父业，可是这时大二郎刚上高三，还没有被选举权，要接班有点太早。桥本回忆时也谈道：“父亲没打算让我干政治家这行，我也完全没有热情，因为是个淘气鬼。”


    面对社会党的实力人物江田三郎要从参议院的冈山地方区移师众议院冈山二区、来抢夺桥本龙伍“地盘”的形势，后援会提出应该让老桥本的夫人或龙太郎出马，究竟由谁来继承？一时陷入困顿状态。最后佐藤荣作拍板：“让龙太郎接班！”于是，25岁的桥本辞去纺织公司的工作，在1963年众议院大选中，继承了父亲的地盘和后援会，打出了 “继承父亲遗志，全力建设福利国家”的选举口号。11月21日的投票日恰逢桥本龙伍的忌日，桥本获得了大量的同情票，继江田三郎之后，以名列第二的74564票当选，时年26岁，成为日本历史上最年轻的众议院议员。


    步入政界的桥本，投在佐藤荣作的门下，幸运地进入了自民党的主流派。因为佐藤不仅是他父亲桥本龙伍的同僚，而且他们还是邻居，两家在长野县轻井泽的别墅紧挨着，每年夏天都能在那里见面。因此，桥本龙伍去世后的丧葬委员会就是由佐藤主持的，桥本与久美子的媒人也是佐藤夫妇。在佐藤政权下，桥本先后担任了自民党学生部部长、青年妇女对策特别委员会副委员长、产业劳动部部长、文教部会副部长等职务，这些经历砺练了桥本的能力，加上他聪明好学，很快就成为自民党内的一个政策通。


    1970年1月，桥本担任佐藤内阁的厚生省政务次官。1972年佐藤下台后，桥本支持田中角荣出任首相，成为田中派的得意门生。1978年12月，大平正芳内阁成立，桥本担任厚生大臣，时年41岁，是新内阁中最年轻的大臣，仅次于此前的田中角荣(1957年39岁的田中出任岸信介内阁的邮政大臣)，成为战后日本历史上第二位年轻的大臣，也成为日本历史上的首对父子厚生相。接到入阁的电话后，桥本的感言是：“从父亲那儿学到的就是‘政治是为弱者而存在的’，明天，我要去青山墓地祭拜父亲”。


    面对厚生省的修改医生优待税制、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和斯蒙病诉讼等棘手问题，人们有些怀疑这个长着娃娃脸的年轻大臣。怀着“努力工作以不输给先父”的抱负，桥本上台半年后，坚持不懈地协调与“日本医师会”的矛盾，着手解决了受到强烈批判的医生优待税制的难题，其坚韧顽强的印象，得到了各界人士的交口称赞。摆在桥本面前的最大难题，恐怕是斯蒙病诉讼问题。斯蒙病是一种四肢麻木、瘫痪或失明的神经性疾病，原因与服用一种叫“奎诺仿”的药物有关。万余名患者中的一半将制药公司和批准生产的日本政府推上被告席。旷日持久的诉讼战，多年来折磨着历届厚生大臣。桥本在父亲教导的“政治为弱者而存在”的感召下，在患者代表、制药公司和大藏省、法务省之间反复交涉，终于在1979年9月15日凌晨4点50分，三方代表在协议书上签了字。桥本当场表示：“这件事拖了很久，很对不起。……作为政府方面的负责人，我深感惭愧。我向大家道歉。”政策通加实干家的形象，使桥本声名大振，威望远播。原本忙于斯蒙病等政务而难以全力投入选举的桥本，正在对同月进行的大选结果忐忑不安之时，结果他以104395票头名当选，开创了冈山县的新纪录。


    1980年8月到1986年1月，在铃木、中曾根执政期间，桥本担任了自民党行政财政调查委员会会长，他排除党内强烈的反对意见，成功地将日本电信电话公司和日本专卖公司由国营企业转为民营，使步履维艰的行政改革迈出可喜的一步。时任临时调查委员会会员的濑岛龙三高度赞赏：“其业绩令人敬佩，如果没有桥本，电信电话与专卖两公司的转轨问题不可能解决。”1986年7月，中曾根任命桥本担任运输大臣，在百日的任期内，桥本身先士卒、雷厉风行，勇于承认政府和执政的自民党的政治责任，一举完成了行政改革的重大举措——长达二十年的日本国铁民营化改革，其出色的政策协调与驾驭复杂局面的才能，赢得了“自民党内唯一的干将”(铃木、中曾根的评价)的美称。然而，桥本能力超群的另一面，是他孤傲倔强、严厉尖刻、我行我素的个性，导致他缺乏应有的亲和力，虽在国民中享有很高声誉，可是在派内却少有追随者，形同一匹独来独往的“孤狼”，数次准备出马竞选总裁，却均因在派内未得到足够的支持而屡屡受挫，这成为其政治生涯中的一个致命弱点。


    随着田中派势力的衰退，桥本追随竹下登，担任了“创政会”的副会长。1987年10月，“竹下派七大干将”之一的桥本，被任命为新干事长安倍晋太郎的干事长代理，在竹下登下台后，一度从少壮派议员中也传出推荐桥本的呼声。1989年6月，宇野内阁成立后，在竹下登的举荐下桥本升任自民党干事长，时年51岁，成为首位昭和时代出生的干事长、自民党的二号人物。在利库路特案曝光和宇野深陷女性丑闻的被动局面下，桥本不得不代替宇野首相四处游说，全力迎战7月的参议院选举。选举虽以自民党惨败告终，而桥本却获得了相当的声誉。1989年8月宇野辞职后，桥本继任总裁的舆论呼声最高，但是对总裁人选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竹下派，不愿意推荐本派的桥本，因为会长金丸信希望小泽一郎将来当自己的后继者，而竹下登还想着自己有朝一日再重新出山，即使考虑后继者也应是小渊惠三。于是，以社会上传闻的“女性问题”为由，“桥本政权”胎死腹中。其间小泽一郎与桥本龙太郎的政治争斗被称为“一龙战争”。最终，社会舆论没能左右首相的人选，派系斗争的诡异性逐步将自民党体制推向崩溃的边缘。


    1989年8月，党内最小派系——河本派的二号人物海部俊树出任首相后，将大藏大臣这个重要的位置交给了人气颇高的桥本。桥本首先面临的就是“修改消费税”这个难啃的硬骨头，其事关下次众议院选举胜败和自民党存亡问题。为了寻求国民的理解，桥本奇思妙想出“怪招”，8月底在各大报纸整版登载了自己的照片，配上了广告词“请允许我再说一说——关于消费税”，接着9月中旬又打出“请将您关于消费税的宝贵意见寄往大臣室”的广告，“地址是东京中央邮政局私人信箱1327号，邮编100—91，大藏大臣桥本龙太郎”。信件和电话潮水般涌来，桥本共收到近1.9万份信，起初他还亲笔写回信，但是当写到500份左右时实在写不过来了，就改为在印好的感谢信上签名的方式，给所有人都回了信。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完成了“消费税修改方针”。1990年8月海湾战争爆发后，桥本出于参与构建“国际新秩序”和早日实现“政治大国”的目标，积极响应美国的号召，全盘接受了出资90亿美元的要求(日本总计出资130亿美元)，并且支持海部首相向海湾派遣了扫雷艇。他在国际上崭露头角，积累了外交经验。


    时事通信社1991年2月进行的下届首相人选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桥本仍位列榜首，小泽一郎排名第四。正在桥本向首相宝座稳步进军的时候，东京证券丑闻事件和桥本的秘书涉嫌非正当融资的丑闻相继被揭发，主管证券业的桥本不得不于同年10月14日引咎辞职，自民党内开始计划拥立桥本为首相的打算再次化为泡影。1992年10月，竹下派会长金丸信因“佐川事件”辞职后，小渊继任派阀领袖，桥本担任副会长，竹下派分裂。在1993年的大选中，虽然桥本、河野洋平和石原慎太郎等人全力游说，但终究未能改变自民党下野的命运。宫泽喜一被迫辞去总裁之后，桥本认为时机已到，跃跃欲试，但在元老后藤田正晴的劝说下，只好放弃，将位置让给了河野洋平，自己担任了已沦为在野党的自民党的政务调查会长。在八党派联合执政的情况下，桥本的首相梦似乎又变得遥不可及，焦躁愤懑的他，著书立说，1993年12月出版了《日本的未来——我心中的政策》，翌年4月又出版了《政权夺回论》，前者以内外政策为中心，后者则是以政略为中心，强烈地表达了夺回政权的执着信念。


    1994年6月，村山富市的社会党、自民党和先驱新党三党联合政权建立后，桥本出任通商产业大臣，虽不是他期望的外务大臣或大藏大臣，但这次入阁也成为桥本的转机。他在1995年6月与美国的汽车贸易谈判中，针锋相对、唇枪舌剑，敢于对美国说“不”，终于迫使美国放弃制裁，签署协议，避免了一场两败俱伤的贸易战。其坚忍不拔的谈判风格，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赞誉。对于存在“厌美”情绪的日本人，更是把他当做凯旋的勇士。桥本的声誉如日中天，为他登上自民党总裁、内阁总理的宝座，铺就了一条比较坚实的道路。


    同年9月自民党总裁选举中，为了赢得下次大选，各派新老议员大都支持人气颇高的桥本，河野洋平则不得不宣布退出总裁竞选。原本是桥本与河野之间的新领导竞争，最后演变为桥本与小泉纯一郎之间的“总裁竞选作秀”，桥本以304票对87票的战绩毫无悬念地击败小泉，出任自民党第17任总裁。1996年1月5日，村山首相突然提出辞职。1月11日，桥本顺利地当选为日本第82任首相，从政三十余年的桥本终于如愿以偿，登上了权力的巅峰。时隔两年半，自民党在桥本的领导下，夺回了首相宝座。


    第一届桥本内阁是由自民党、社会党和先驱新党组成的三党联合政权。桥本在1月22日第136届国会施政方针演说中，高举“改革”和“创造”的旗帜，提出了重建日本经济、建设长寿社会、开展独立外交和推动行政财政改革四个最重要的课题。


    然而，实际上桥本新政府首当其冲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住宅金融专门公司的坏账问题。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日本一些大银行组建的“住宅金融专门公司”将大量资金投向房地产，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这些公司的坏账愈加严重，已经阻碍了日本经济的复苏。桥本准备在1996年度财政预算中追加6850亿日元，以逐步解决“住专”问题。这种做法招致国民不满和在野党反对。小泽一郎鼓动新进党国会议员轮流在国会通道上“静坐”，阻挠议员入室审议。桥本不得不做出让步，暂不讨论对“住专”的补贴问题。


    1996年11月7日，第二届桥本内阁成立，时隔三年零三个月自民党又恢复了一党执政。桥本打出了六大改革的旗号，即行政改革、经济构造改革、金融体系改革、社会保障构造改革、财政构造改革和教育改革。其中成效较为显著的是以中央政府机构改革为主要内容的行政改革。桥本设立了直属首相的“行政改革会议”，排除官僚和官僚出身的人选，组成了一个包括12名财界首脑、学界泰斗的委员会，旨在“确立政治主导的行政模式”。其具体内容主要是根据1998年6月《中央省厅等改革基本法案》，改革中央行政机构，将原有的1府22省厅精简为1府12省厅；放宽限制，整顿削减特殊法人，减少政府的权限和经济职能；继续推进地方分权改革，根本改变国家与地方的存在方式，提高地方公共团体的自主性和自立性；制订《信息公开法》，提高行政机构工作的透明度等。本次行政改革作为一次“新自由主义改革”，目标是在建立“强政治弱行政、小政府大社会”的行政体制的同时，也是在冷战后的新时期，适应日本走向“政治大国”的一个重要步骤。


    与日美关系相关的“冲绳问题”，是桥本从村山手中接过来的一个“烫手山芋”。本来由于苏联解体、冷战体制崩溃，日美安全合作成为一个没有对手的“拳击手”；加之日美贸易摩擦的隐患，使得日美同盟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桥本就任首相约四个月前的1995年9月4日，爆发了驻冲绳美军强暴日本少女的恶性事件。如何处理冲绳问题，成为横亘在日美之间的一个难题。


    桥本上台后，他出色地既扮演了美国最可信赖的盟友，又扮演了冲绳人最大的同情者角色。1996年1月23日，桥本将大田知事邀请到首相官邸，听取了大田提出的要求。 2月23—25日，桥本闪电式地访问了美国，以求与美国总统克林顿建立亲密的“比尔”和“阿龙”的私人关系，同时他利用冲绳事件，将克林顿访日的重点从以往的经贸关系转到强化日美安全关系上。4月12日，日美双方终于达成协议，美国许诺归还冲绳普天间机场等地，而日本则同意签署《日美相互提供物资和劳务协定》，并同意修改1978年制订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


    1996年4月16日，克林顿对日本进行了为期三天的正式访问。翌日，桥本与克林顿共同发表《日美安全联合宣言——面向21世纪的同盟》。该宣言的适用范围已扩大到亚太地区，适用对象也发生改变，提出了所谓亚太地区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宣言列举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核武器等军事力量的大量集中存在、悬而未决的领土问题、潜在的地区争端、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扩散等。1997年9月23日，日美安全协商委员会发表的《日美防务合作指导方针》(即“新指针”)中又提出了“周边事态”的概念，所谓“周边事态是指对日本的和平与安全造成重大影响的事态”。其不是地理性概念，而是着眼于事态的性质”。同时，日本的军事作用显著扩大。《联合宣言》指出：日本防卫力量将在稳定亚太地区安全形势方面“发挥适当作用”。根据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日本的所谓“适当作用”是：“在日本周边地区爆发对日本和平与安全产生重要影响事态(周边事态)时”，各级政府、民间企事业团体和自卫队分别向美军提供军民用机场、港口、“后方支援”、军事情报和公海扫雷等等。并且，新指针还特意规定日本提供“后方支援”只在日本领域和“与战斗地域划清界线的日本周围海空域”进行。实际上，在现代化的远距离、快速反应作战下，前后方难以明确区分，无论提供何种形式的支援，都将被视作直接作战行为。正如日本共产党书记局长志位和夫指出：这样的话，将导致日本自动参加美军在地区内进行的任何战争行为。


    桥本内阁时期的日俄关系取得了新的进展。1996年4月18日，桥本在送走克林顿后，访问了俄罗斯。这是自1985年中曾根首相出席苏共总书记契尔年科葬礼以来，日本首相时隔十一年访问莫斯科。桥本与叶利钦的会谈中，双方确认了1993年叶利钦访日时共同发表的《东京宣言》是处理双边关系的原则框架，一致同意恢复缔结和平条约的谈判。紧接着4月29日，日本防卫厅长官臼井日出男访俄，签署了日俄军事交流备忘录。防卫厅长官访俄，在双方关系历史上尚属首次。1997年1月，桥本宣布了以“多层次接触”为核心的对俄新政策。同年7月，桥本又提出了“相互信赖”、“利益互惠”、“着眼未来”的对俄政策三原则。1997年11月，桥本再次访问俄罗斯，与叶利钦举行了非正式会晤，签署了有关经济合作的“桥本—叶利钦计划”，一致同意争取在2000年前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翌年4月，在日本川奈进行的首脑会谈中，桥本曾提出俄国确认日本对北方四岛的主权，在此基础上划定两国国境线。然而，随着叶利钦的辞职，北方四岛问题多年来没有取得多大进展。


    东盟成立30周年之际，桥本首相对东盟的访问，揭开了日本与东盟关系的新篇章。1997年1月7—14日，桥本访问文莱、马来西亚、印尼、越南和新加坡等东盟五国，在新加坡发表题为《为迎接日本与东盟的新时代而改革——建立更深更广的伙伴关系》的演说。香港《亚洲新闻》的评论认为，日本此次对东盟政策的调整“是日本在外交上的又一个里程碑”。日本外务省的目的，就是要在这次访问中发表与“福田主义”同等重要的“桥本主义”。同年12月，时隔10年，第三届日本—东盟首脑会议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原本双方不定期的首脑会议，从此作为惯例每年召开。日本成为第一个定期参加东盟首脑会议的大国。会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重申面向21世纪，加强首脑对话，尤其是在政治安全领域的对话与交流，以及人员、文化、经济方面的合作。这是自福田1977年访问东盟以来双方发表的第一个联合声明。


    对华关系中的桥本，同样体现了日本政治家复杂的多面性。一方面是在出任首相前曾否定日本侵略，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给人以一副鹰派的强硬色彩；另一方面又是重视对华关系，当政时以及引退之后，多次率团访华，致力于推进中日关系，被日本右翼指责为“亲中”、“媚华”的“卖国贼”。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桥本先后多次访问中国。1979年7月，桥本率团来华领取被美军击沉的“阿波丸号”的遗骨。中日友好医院是1979年日本对华无偿援助项目，作为厚生大臣，他还为出席中日友好医院的奠基和落成典礼而专程访华。1982年、1988年，桥本分别率领日本剑道代表团和日本登山队访华。1990年5月，他作为日本大藏大臣访华，成为北京政治风波之后西方国家第一个访华的部长级官员。他多次对美国表示，要支持中国早日加入世贸组织。


    然而，由于桥本在战争认识上的态度，他被认为是日本自民党内的“鹰派人物”。他曾长期担任“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会长和“日本遗族会”会长，每年从不间断地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1985年10月，他曾对中曾根首相中止参拜靖国神社表示不满。1992年10月，他又声称“军人家属无法理解政府称其战死的丈夫为侵略者。”1994年10月24日，时任村山内阁通产大臣的桥本在众议院税制改革特别委员会上，虽然承认日本“侵略过中国”，“对朝鲜半岛实行过殖民统治”，但不承认对亚太其他国家的侵略，认为“是否是侵略，是一个相当微妙的问题”。1995年8月15日，桥本再次参拜靖国神社时称：“我不想强迫别人，但希望不要妨碍我的感情”，“我是作为日本遗族会会长参拜的，不是私人性质的”。


    桥本出任自民党总裁后，1995年10月辞去了日本遗族会会长职务。当选首相后的1996年1月26日，桥本在第136届参议院大会上回答日本共产党议员立木洋的提问时表示：“我们必须谦虚地承认这一事实，即在过去一段历史时期，由于我国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在对此作出深刻反省的基础上，应尽力为世界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在记者问起南京大屠杀时，桥本认为：“具体数字另当别论，我认为有此事。”关于日军“慰安妇”的赔偿问题，桥本也表明，从国际法上讲战争赔偿问题已经解决，但从道义上讲可以考虑通过民间基金方式给予一定补偿。据报道，桥本还向“亚洲妇女和平基金”捐赠了15万日元。


    关于靖国神社的参拜问题，1996年5月，桥本表示，“既然进了首相官邸，8月15日就不能去了”，但“并非不能以私人方式去”。然而，同年7月29日，在他59岁生日那天，桥本参拜了靖国神社，自中曾根1985年参拜以来，时隔十一年成为又一个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首相。桥本此举再次对中日关系产生了消极影响。诚然，桥本的这种“反复”或看似前后矛盾的行为，可以从他所谓的“个人感情论”中作出一些解释。那就是他曾说过，他的堂兄和小学老师当年出征前曾跟他说过“靖国神社见”，可他们一去无回，所以出于个人感情前往参拜，而不是参拜甲级战犯。抑或从他的成长经历中，寻找某些“令人信服”的答案。出身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1937年，成长于战后新宪法时代的他，戏称自己为“三明治中的火腿肠”，一边是战前的老一辈，一边是战后的新生代，所以他一边参拜靖国神社，一边推崇战后民主改革。


    但需要着重指出的是，通过前后比较日本历任首相就会发现，作为日本的执政者或政治家，其之所以在台上和台下、或在不同时期出现不同的“钟摆式”表现，正是日本著名政论家若宫启文先生在其著作《和解与民族主义》中提出的“翌年法则”的反映，即日本所谓的“回归传统”的民族主义的大事，都是出现在与亚洲实现和解的第二年。桥本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可以认为是在1995年“村山历史认识的谈话”和桥本辞去日本遗族会会长之后，“翌年法则”在桥本首相身上的体现。作为日本自民党政权的政治家，在推进与中国等亚洲国家关系的同时，不得不“巧妙地接受右翼的要求”，向遗族会证明自己的态度。归根结底，一个根本性的决定性因素，就是像前首相中曾根在回答社会党土井多贺子有关取消参拜的理由时解释的那样，“国际关系不可能一厢情愿。特别是涉及亚洲各国的国民感情时更是如此。如果不是按照这样的国际理念行事，最终将损害日本的国家利益”。于是，在中韩等国的强烈抗议后，桥本在首相任内没有再参拜过靖国神社。


    1996年由于日美同盟再定义、对华经济援助政治化、钓鱼岛问题和参拜靖国神社等的影响，中日政治摩擦升级，双边关系一度跌入低谷。1997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桥本将此作为改善中日关系的良好时机。他在新年年初(1月20日)的施政方针演说中明确指出：“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地理上看，日本都是亚太国家。亚太地区维持、实现以开放的区域合作为基础的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对我国外交极其重要”，“日美中任何一组双边关系的改善，都有利于亚太地区整体的稳定与发展……两国国民衷心祝福建交25周年，相互信赖基础为两国关系的，努力发展中日关系支持中国早日加入wto，促进中国与国际社会进一步融合。”


    1997年9月4—7日，桥本首相访华，与江泽民主席、李鹏总理等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会谈，双方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在此问题上的双边谈判已经取得了实质性重大进展。桥本还在中国国家行政学院作了题为《新时代的中日关系》的演讲。他从四个方面强调了中日加强“对话与合作的重要性”，即中日是地理上的邻邦；历史上有着密切的关系；文化上具有共通性；在地区及世界范围内担负着责任。此后，桥本前往沈阳参观了“九一八”纪念馆，写下了“以和为贵”四个字，成为第一个走进该纪念馆的日本首相。他公开对中国记者表示，“日本人再健忘，也不会外忘记‘九一八’。历史是可以学习的，但历史是不能改写的。”


    自认为“政策通”的桥本在全力推进改革的同时，却误判了经济形势，没有处理好改革与经济景气的关系。1997年4月，桥本内阁将消费税由3%提高到5%，又取消了连续两年实施的特别减税措施，抑制了民间消费，加剧了通货紧缩，造成刚刚走上复苏轨道的经济持续滑坡，成为在野党攻击的口实。在1996年10月众议院大选中一度获胜的自民党，曾期望桥本成为一个长期政权，谁料1998年4月民主党势力进一步扩大，在同年7月第18届参议院选举的角逐中，自民党惨败，失去参议院第一大党的地位，日本国会史上出现第二次“非常国会”。在参议院选举失败后的第二天，即7月13日桥本被迫引咎辞职。


    踌躇满志的桥本离开首相位置后，被授予了一个“外交最高顾问”的头衔，协助处理日俄关系。2000年7月，小渊惠三病逝后，桥本被推选为派系领袖，小渊派也改名为桥本派。同年12月，森喜朗改组内阁时，邀请桥本担任行政改革担当大臣并兼任冲绳开发厅长官，继续推进其在位时未竟的中央省厅等的改革事业。桥本的工作态度，赢得了不少官僚和政客的赞誉。桥本将成为森喜朗后继者的传言，不能不说是桥本欲谋求再度复出的印证。在森喜朗下台后，桥本果然披挂上阵，与小泉纯一郎等展开了一场自民党总裁的竞选大战，最初呼声很高的桥本，最终败在了“小泉旋风”之下。2004年7月，桥本因卷入“日本牙医协会”一亿日元政治资金的丑闻，被迫辞去派阀领袖职务，并表明了从政界引退的意向。2005年8月的众议院大选中，桥本正式退出，次子桥本岳成为后继者当选。


    卸任首相后的桥本依然热心推进中日友好事业。1998年10月，为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20周年，桥本专程访华。2005年4月，他作为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第32次访华团团长带队访华。小泉执政时期，在中日关系发展遇到困难的情况下，引退后的他仍于2006年3月30日作为日中友好七团体联袂访华团的团长来到中国，受到胡锦涛主席的会见。桥本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两国只有在政治外交上成功，才能在经济合作上取得成绩。”同年4月18日，他再次率领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访华。此前积极参拜靖国神社的桥本，还曾连同其他七位日本前首相宫泽喜一、村山富市、森喜朗、海部俊树、中曾根康弘、细川护熙以及羽田孜，提议督促小泉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认为“小泉继续参拜将给日中关系带来不良影响”。


    2006年7月1日，一代“剑客首相”桥本龙太郎因病在东京去世，享年68岁。日本各界一片震惊和惋惜之声。《读卖新闻》将桥本起伏跌宕的一生总结为“光影交错的政治家人生”。《日本经济新闻》则评价说：“桥本的墓碑上应该刻上‘改革’的字样。”

 小渊惠三

    (小渕恵三obuchi keizo 1937.6.25—2000.5.14)


    出任第84届(1998.7.30—2000.4.5)内阁首相


    小渊惠三(1937—2000)是一位“协调型”的政治家，凭借其良好的人缘，在日本政坛错综复杂的派阀斗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个“凡人首相”。在经济、政治的双重逆境中，他开展了颇具特色的“咨询会议”政治，重新组建多党联合政权，推进了活跃的大国外交，然而其终究为转型期的“乱世”政局所困，病逝于相位，成为壮志未酬的“跨世纪首相”。


    1937年6月25日，小渊惠三作为次子出生于群马县吾妻郡中之条町一个地方商人家庭。父亲小渊光平为让他得到“天时、地利、人和”三种恩惠，遂起名“惠三”。小渊光平依靠个人奋斗，经营缫丝厂，发家致富。从1947年他出马竞选众议院议员，准备进军中央政界，先后与中曾根康弘、福田赳夫等强手同台竞争。1949年1月，小渊光平初次当选众议员，同期当选的还有佐藤荣作，这种人脉关系对日后小渊惠三的政治生涯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次选举中，担任小渊光平阵营选举参谋的弟弟岩太郎，因违反选举规定而被捕。此后四次选举战争中，每次或多或少都有人因违反选举规定而被捕。其中1952年的大选中，糟糠之妻千代也成为被捕者之一，原因是选举前她在报纸上登载了有关小渊光平的情况：“丈夫的优点是信念坚定、一丝不苟。年轻时的挑剔劲儿最近也没有了，棱角也都磨平了。本次选举，我坚信可以承担家中全部事务。”当时，警察对选举管理十分严格，一到选举期间就抓违规的竞选工作人员，用绳子绑好、头上扣着深斗笠从家里带走。


    小渊从小亲眼目睹父亲先后三次落选，意识到了从政的艰辛，于是想着将来去当新闻记者或者小说家。在叔父岩太郎的影响下，小渊准备扬名海外，高中毕业后连续两次报考东京外国语大学蒙古语系，结果均未被录取。1958年，小渊同时考上早稻田大学和庆应大学，自认为“早稻田适合自己”，便选择了早大英文系。这一年开春，小渊家可谓三喜临门，小渊考上早稻田大学，妹妹考上青山学院大学，更为庆幸的是，父亲光平在连续三次落选后，于同年5月的大选中背水一战，继福田赳夫、中曾根康弘、栗原俊夫之后再次当选。不过，本次大选同样因出钱拉票、挨户访问等违反选举规定，包括长女、妻子在内，被逮捕的人达到22人，加上被调查的约有270人。好景不长，小渊光平当选众议员三个月后，8月26日，在国会审议结束后回家途中突发脑梗塞，病逝于顺天堂大学医院，享年54岁。小渊光平六选两胜，任职不到四年，可是为了竞选几乎花光了家中的积蓄，甚至有时第二天都无米下炊，祖母不得不挨家挨户去工厂女工家里讨些回来。光平去世后，一时连丧葬费都筹措不起来，还是派阀领袖佐藤荣作垫付的。


    在后援会的鼓励下，小渊惠三改变不问政治的初衷，决定继承父亲遗志，竞选众议员。为了提高政治素质，小渊一改以往平凡的大学生活，积极参加学校的各种社团活动。他参加了早稻田大学“雄辩会”，锻炼演讲能力；参加“吟诗会”，改善自己的嗓音，增强说话感染力；加入“书法部”，练习写字题词；练习“合气道”，强身健体，以适应将来紧张的议员生活；参加群马县“早稻田观光学会”，组织“吾妻青年政治研究会”、“早稻田群马县协会”，联系家乡选民以获得支持。1962年本科毕业后，小渊进入政治学研究科继续深造，等年满25周岁获得被选举权后，随时准备参加竞选。


    “要学习活生生的政治，今后的政治家不了解世界是不行的。”为了拓宽眼界，结交政要，增加卖点，赢得将来的选举，小渊奇思妙想出“怪招”，决定进行一次世界旅行。于是，他伪造了一份早稻田大学校友、时任自民党青年局长竹下登的推荐信(实际上他和竹下登从未谋面)，推荐信内容是：“作为自民党青年局代表，派遣小渊惠三君。自民党青年局长竹下登。”并且，小渊借机登门拜访佐藤荣作，汇报准备参选，以及巡游世界的想法，由于父亲光平的关系，佐藤还给了小渊一笔20万日元的巨额资助。1963年1月，小渊先后周游38个国家和地区，尽量会见一些外国官员，以提高自己的政治声望。


    1963年11月，小渊从群马县三区参选，打出“小渊惠三归来”的旗号，挑战强有力的竞争者，本选区的参选者有自民党的中曾根康弘、福田赳夫，社会党的栗原俊夫、山口鹤男，还有共产党的堤源寿。在佐藤荣作以及心腹桥本登美三郎、爱知揆一等大人物的声援下，小渊举家出动，全厂动员，继福田、中曾根之后当选众议员，年仅26岁，与桥本龙太郎同时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众议员。小渊当时还是早稻田大学在籍的硕士研究生，是名副其实的“学生议员”。此后，小渊连续12次当选，由于与中曾根和福田处于同一选区，竞选相当艰难。金丸信曾感慨地对小渊说，“你是生长在美苏两大国(福田、中曾根)山谷间的一朵纤弱的百合花。”小渊引以自嘲，还风趣地说：“福田开的是高级餐厅，中曾根开的是大饭店，我只是夹在其中的一间小小拉面馆。”


    步入政界的小渊，与其父亲一样，属于佐藤派。佐藤荣作下台后，他又追随田中角荣、竹下登，始终是“保守派主流”，处于日本政权的中枢位置，这也是“凡人”小渊日后之所以能够成为首相的重要原因。


    1972年7月，佐藤之后的“角福战争”中，小渊出于打破“官僚政治”的信念，没有按照佐藤的意志将票投给群马县同乡福田赳夫，而是投给了田中角荣，促成了田中内阁的实现。然而，这一举动激怒了群马县的选民，他们责难小渊吃里扒外，“拖了同乡前辈的后腿”，甚至有人放话“小渊不要再回老家群马县了”。在同年12月举行的第33届大选中，小渊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好不容易以37258票，排名第四而当选，约是第一名福田赳夫得票数的五分之一，创全国最低票数。小渊领教了老家选民乡土情结的威力。


    小渊踏实肯干、善于协调，素有“好人小渊”之称，深得竹下登信赖和赏识，成为竹下的亲信。1979年初次入阁，在大平内阁中担任总务长官、冲绳开发厅长官。1987年在竹下内阁中担任官房长官。1997年在桥本内阁时担任外相，是多次入阁的重量级人物。在自民党内，小渊历任青年部长、总务会长、副干事长、干事长、副总裁等职务，是党内的重要核心人物之一。沉默寡言、行事低调的小渊，虽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但在国民中的印象并不深刻。在成为首相之前，给人们留下记忆的是，1989年1月7日时任内阁官房长官的小渊举牌宣布新年号是“平成”，因此得了一个“平成大叔”的称号。


    在日本政坛派阀交替的竞争中，小渊作为政治主流派的一员，不可能置身于政治漩涡之外。在田中派内部危机四伏时，小渊作为“竹下七大干将”之一，积极参与了竹下派的筹建。1985年成立“创政会”，1987年7月竹下派正式成立“经世会”，小渊出任第一任事务总长。1987年10月，中曾根首相裁定竹下登出任自民党总裁。竹下登完成三级跳，离不开小渊惠三等人背后的鼎力支持。11月竹下内阁成立，小渊出任官房长官，时年50岁。小渊想起，约二十年前，竹下在山梨县河口湖畔建造别墅之际曾对他说：“你也在我边上建栋别墅吧，将来，当了竹下内阁的官房长官，招呼过来跟班记者就可以谈。”木屋是建了，可是当时小渊也没想到竹下内阁居然会成为现实。


    政治的风雨残酷无情，在55年体制的过渡期，派阀不断的分裂组合，似乎已成为政治常态。1992年金丸信因佐川事件，辞去竹下派会长和副总裁的职务。围绕会长继承问题，内部斗争激烈，分裂为两派，最后在竹下登的支持下，干部会决定由小渊惠三继任会长。同年10月，羽田孜、小泽一郎等人退出竹下派，12月竹下派正式分裂为小渊派和羽田派。自民党内第一大派的“竹下军团”解体后，小渊派跌至五大派系中的第四位。小渊没有气馁，征求各方意见，凭借自己出色的协调、斡旋能力，用了五年左右时间，成功地将小渊派提升为党内第一大派，为走上首相宝座铺平了道路。田中角荣的原秘书早坂茂三曾说过，小渊从竹下那里学到了政治秘籍，那就是“忍耐、忍耐、再忍耐，死也要忍耐，还是忍耐。”


    1998年7月13日，桥本龙太郎因参议院选举失败，引咎辞职。小泉纯一郎、梶山静六和小渊惠三出马竞选自民党总裁，田中真纪子的评价是：小泉是“怪人”，梶山是“军人”，小渊则是“凡人”。7月24日，自民党举行公开选举，通过自民党参众两院全体议员和都道府县代表的选举，小渊225票，梶山102票，小泉84票，小渊当选为自民党第18任总裁。7月30日，在第143届临时国会上，由于“非常国会”的存在，在自民党居少数地位的参议院，民主党代表菅直人得票142票，以超过小渊39票的优势被指名为首相；而在众议院小渊得票268票，战胜了菅直人(164票)。参众两院召开了协议会，仍未达成一致意见。根据《日本国宪法》第67条第2款“众议院优先”的规定，小渊惠三就任日本第78届首相。日本国会历史上第二次“非常国会”的出现(第一次非常国会从1989年7月到1990年2月)，昭示了自民党一党绝对优势的显著下降，预示着小渊政权的不稳定性。


    临危受命的小渊为了稳定局面，不得不谋求“内引外联”的路线，即内部强调“全党一致”，外部考虑联合在野党，建立联合政权。在党内人士安排上，任命三塚派二号人物、原总务会长森喜朗为干事长，原宫泽派“王子”之一、前外务大臣池田行彦为政调会长，原渡边派的前自治大臣深谷隆司为总务会长，外界认为仍是典型的派系均衡结构。


    1997年度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负0.7%，是1974年以来首次出现的负增长，亦是战后以来幅度最大的负增长。面对东亚金融危机的冲击，小渊自称本届内阁是“重振经济内阁”，首要课题是“两年内将经济恢复到正常轨道”。有鉴于此，在内阁人士安排上，小渊破例邀请78岁的前首相宫泽喜一出任大藏大臣，任用前首相担任大臣在战后历史上尚属首次；任命民间人士、经济评论家堺屋太一为经济企划厅长官，还有八名阁僚有在企业任职的经验，展示了本届内阁振兴经济的决心。同年10月，临时国会通过了有关金融再生的相关法案，修正了桥本内阁的经济路线，将工作重心由经济结构改革明确地转换为积极财政政策。


    同时，受大平正芳的影响，为了广泛吸收有识之士的智慧，小渊首相根据国家行政组织法，延揽各界人士，组建了“经济战略会议”、“产业竞争力会议”、“21世纪日本构想恳谈会”、“教育改革国民会议”、“低出生率对策国民会议”等八个咨询组织，作为自己的智囊。这种“咨询政治”成为小渊政治的最大特色。


    小渊惠三的第二个重大课题是如何进一步巩固政权。冷战结束特别是55年体制解体以来，日本政界进入新一轮分化组合时期，或曰多党联合时代的体制转型期，政权频繁更迭，政局动荡不安，出现了“十年九相”的局面。小渊政权诞生后，同样被舆论贴上了“短命政权”的标签。根据时事通讯社舆论调查显示，小渊内阁成立时的支持率仅为24.8%，继1989年6月宇野内阁支持率19.5%之后，倒数第二，而不支持率却达到45.6%，是历届内阁中最差的。


    1993年以后的日本政局从“反自民党改革派联合政权”到“反小泽保守革新联合政权”，再到桥本、小渊时代“自民党一党执政”的短暂复活后，1998年11月，小渊内阁与小泽一郎的自由党宣布“自自联合”，建立了新政权，原自民党竹下派的两员干将时隔五年多后握手言欢，实现了“保守与保守的联合”，掀起了政界重组的又一次高潮。1999年1月14日，小渊第一次改组内阁，任命自由党干事长野田毅为自治大臣，这是自民党单独执政两年多后再次与其他政党组建联合政权。


    小渊之所以再次组建联合政权，一是为了稳定政权，推动经济重建。面对“非常国会”的严峻处境，自民党提出的经济对策和金融法案，不得不征求在野党的意见或征得在野党的同意，否则政策、法案遇阻，经济形势恶化，必将加剧政治危机。特别是1998年10月，防卫厅长官额贺福志郎因下属渎职事件而被参议院弹劾下台，严重冲击了小渊内阁。二是对内巩固自民党总裁的地位，对外分化、削弱在野党。小渊政权建立后，自民党内部逐渐分化为以加藤纮一、山崎拓、森喜朗为首的主流派和以梶山静六、龟井静香为首的非主流派。在1999年9月小渊总裁任期即将届满时，加藤、山崎、森以及梶山都表示要接替小渊参加总裁竞选，小渊深感危机四伏。小渊认为，与自由党建立联合政权，可以迎合非主流派的主张，封堵加藤等人争夺总裁的去路，居间制约两股势力，营造“全党体制”的氛围。同时，还可以利用联合政权，套住多年来的“麻烦制造者”小泽一郎，防止其“兴风作浪”，还可以孤立第一大在野党民主党，搅乱在野党阵营。


    “自自联合”政权也是号称“乱世枭雄”小泽一郎的政治需要。自1993年6月退出自民党、成立新生党以来，小泽幕后操纵组织了细川内阁和羽田内阁两届政权。在村山富市政权时代，又联合九党，扯起“新进党”的大旗，成为可与自民党相抗衡的第二大保守政党。“大杂烩”的新进党1997年底宣布解散，而新成立的自由党影响式微，每况愈下。为了推行“普通国家论”和修改宪法的政策主张，在下届大选中获得有利地位，以保存扩大势力，原本基本政策一致的两党走到一起，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


    于是，执政党在众议院议席达到295席(半数250席)，在参议院达到116席(半数127席)，虽不及半数，但在公明党的阁外合作情况下，实现了稳定的优势。在此基础上，小渊一改低姿态的行事方式，在国会上提出了一系列法案，充分发挥联合执政的议席优势，稍加审议就强行通过，相继通过了“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相关三法案即《周边事态法》、《自卫队法案修正案》、《日美物品劳役相互提供协定修正案》，以及《情报公开法》、《通信监听法》、《国旗国歌法》、《国会法修正案》等重要且颇有争议的法案，打破了以往的诸多禁区，促进了日本的右倾化，日本走向“普通国家”的进程明显加快。可以说日本立法领域禁区的大幅缩小，是从小渊内阁开始的。小渊表示，“能够通过166项法案是‘自自联合’的巨大成果”，而小泽也称“在我30年的从政经验中，能够通过如此之多的重要法案尚属首次”。


    进而，1999年10月，小渊拉入“中道政党”公明党，正式建立“自自公”三党联合政权。执政党众议院的议席超过三分之二，参议院议席超过半数。2000年1月28日第147届通常国会上，小渊首相在全体在野党缺席的情况下，发表施政方针演说，为日本宪政史上前所未有之首例。五天后的2月2日，同样是在在野党缺席的情况下，联合执政三党通过《公职选举法修正案》，削减了20名众议院比例代表名额，其实这不过是小泽一郎试探自民党的一招而已。小渊虽作为自民党第一大派阀领袖拥有很大权力，但其说到底依旧是个没有明确理念的“协调型”政治家。于是，针对小渊的这种政治手法，前首相中曾根在《文艺春秋》杂志上撰文，讽刺小渊是“真空总理”。


    小渊内阁的第三个课题，便是如何落实“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进一步推进日本与美国等国家的外交关系。被外界媒体评价为“冷比萨饼”的小渊，在任内却开展了热情的大国外交。小渊上台后在施政方针演说中多次强调“日美关系仍然是日本外交的基轴”。在建立联合政权稳固基础的条件下，1999年5月，日本国会通过了新指针的相关法案，实现了桥本任内没有完成的任务，日美同盟“再定义”的进程基本完结。日美同盟再定义的实质就是，日本由过去单纯借给美军基地改换为积极参与亚太地区安全中的对美合作，以共同构建联合干预亚太地区安全事务的体制。


    日韩关系在小渊内阁时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998年10月，韩国总统金大中访日，双方签署了《日韩共同宣言：21世纪日韩新合作伙伴关系》。日本首次以书面形式对过去的历史进行了反省和道歉。小渊首相在宣言中表明：“回顾本世纪日韩两国关系，日本谦虚地承认过去殖民统治给韩国国民造成巨大损害和痛苦的历史事实，对此表示痛切反省，真诚道歉。”金大中则表示要面向未来，超越不幸的历史，今后韩国政府将不再提历史问题，并且同意向日本开放文化市场，还邀请日本天皇出席2002年日韩共同举办的世界杯足球赛开幕式。日韩“历史性的和解”在战后两国关系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为双方在政治、经济以及安全领域的协商与合作奠定了基础。1999年3月，小渊惠三访问韩国，进一步充实了双方合作伙伴关系的内涵，推动了各领域的合作。


    199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0周年。在4月胡锦涛副主席访日之后，11月25—30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前往东京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国国家元首有史以来首次访问日本。江主席会见了天皇和皇后，与小渊首相举行了会谈，还会见了日本众参两院议长、主要政党领导人、七位前首相、日本老朋友及其家属，并分别出席了日中友好七团体和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举行的招待会，在早稻田大学发表了《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演讲。


    中日双方共同发表了《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对两国关系做出了跨世纪定位，并以联合新闻公报的形式，对两国面向21世纪加强在各领域的友好交流与合作做出了长远展望和全面规划。关于如何对待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的原则，宣言中指出：“双方认为，正视过去以及正确认识历史，是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基础。日方表示，遵守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和1995年8月15日内阁总理大臣的谈话，痛感由于过去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和损害的责任，对此表示深刻反省。中方希望日本汲取历史教训，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在此基础上，两国发展长久友好关系。”日本首次把“对中国的侵略”的表述写入两国共同文件，并且在首脑会谈上小渊首相就侵华历史表示了“道歉”，意义非同一般。关于台湾问题，宣言表明：“日方继续遵守日本在中日联合声明中表明的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重申中国只有一个。日本将继续只同台湾维持民间和地区性往来。”《中日联合宣言》是继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和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之后发表的中日间的第三个基本文件，为新世纪的中日关系奠定了基础，标志着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99年7月8—10日，小渊首相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朱镕基总理和小渊首相举行首脑会谈。两位首脑重新确认了上一年秋天江泽民主席访日时联合声明所表明的共识，一致认为应在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下面向21世纪切实推进中日合作。


    进入新世纪，在小渊内阁的努力下，日本经济确实有所恢复。失业率略有下降，2000年1—3月的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9%，超过先前的预料。然而，接连发生的警察渎职事件以及小渊秘书购买日本电信电话公司未上市股票等问题困扰着小渊，内阁支持率不断下降。3月31日日本北海道的有珠火山突然喷发，组织应对突发灾害，为原本超负荷工作的小渊增加了新任务。令小渊更为头痛的是，联合政权内部的危机问题。随着2000年10月众议院议员任期届满，三党联合政权的民意支持下降，自由党处境尴尬，若得不到自民党合作推荐候选人的话，选举结果更为不利，于是自由党党首小泽要求自由党与自民党合并，否则表示将退出联合政权。4月1日下午6时，小渊与小泽一郎、神崎武法举行会谈，表明不能接受与自民党合并的条件。退而求其次，小泽想在26个选区中与自民党协调推出众议员候选人的要求也被拒绝。会谈最终宣告破裂，小渊只好宣布解除与自由党的联合执政关系，而反对小泽的部分议员决定留在联合政权内，结成“保守党”。七年前竹下派内的两员干将因争夺会长闹翻各立山头，如今在短暂的政治联姻后，再次宣告彻底“离婚”。联合政权的破裂，将使小渊在党内承受被追究政治责任的巨大压力。


    当晚小渊回到家已经8点，11点左右脑梗塞病发，4月2日凌晨住进顺天堂医院。在昏迷一个半月后，5月14日，小渊惠三首相与世长辞，与其父亲一样都是因同一种病病逝于同一个医院。自民党四巨头之一的政治调查会长龟井静香听到小渊去世的信息后说，小渊是“斗死”的。也有人说，小渊是累死的。


    26岁当选众议员的小渊惠三，在执政一年零八个月之后，62岁病逝于首相位上，是继大平正芳之后，战后第二个在首相任内病倒和去世的首相。2000年5月30日，按照惯例，本应该由第一大在野党民主党党首鸠山由纪夫对小渊惠三的去世发表追悼演说，可是由于此前鸠山曾强烈追究过小渊的股票问题，故而小渊家属拒绝鸠山来发表，于是破例改由在野的社民党议员、前首相村山富市发表追悼演说。同年6月的众议院大选中，小渊惠三的次女小渊优子继承父亲的地盘，高票头名当选众议员，成为小渊家族的第三代政治家。

 森喜朗

    (森喜朗mori yoshiro 1937.7.14— )


    连任第85—86届(2000.4.5—2001.4.26)内阁首相


    森喜朗(1937— )可谓是日本新千年新世纪的第一位“短命”首相。“暗箱操作”的登台拜相过程，使其正统性备受质疑。作为一位协调型政治家，其因屡屡失言，令媒体目不暇接，因缺乏领导能力，首相资质颇受怀疑。一年执政，不堪回首，事业无所建树，却赢得了诸多绰号，如“海市蜃楼内阁”、“失言首相”等，亦创造了日本政治史上许多负面典型，成为最没人气、受批判最多、最不受欢迎的首相，成为不支持率最高而支持率最低的内阁总理之一。然而，他作为派阀会长，首开“森派政权”先河，在卸任首相后，却成为自民党历史上又一位“首相制造者”，其巨大的影响力持续影响了21世纪初期近十年的日本政坛。


    森喜朗1937年7月14日，即卢沟桥事变爆发一周后，出生于石川县能美郡根上町(现能美市)一个富裕的地主世家。他的爷爷和父亲两代从政，都是石川地方政府的名流。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祖父森喜平长期担任根上村村长以及町长，长达二十八年半。其父森茂喜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先后在京都市、石川县等政府部门任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即应招参军出征，参加了侵略中国以及南太平洋地区的战争。1944年森喜朗7岁时生母病逝。其父战后复员，望着一年前因病去世的妻子灵位，回身对他们姐弟说：“今后我要为社会、为他人、还有为战死的诸多战友的孩子们而活下去，要记住，你们的父亲已经没有了！”其父的这种所谓“灭私奉公”的精神，深深地影响了森喜朗的人生态度，特别是对历史问题的认识。1947年森茂喜当选根上町议员，从1953年起出任根上町町长，到1985年连续九届未经投票而当选，创造了日本地方首长任职的最高记录，长达三十多年。


    森喜朗起初并无从政的愿望，上了高中，对将来是否去当政治家仍很迷茫。他从小喜欢运动，特别是橄榄球，高中时代就是橄榄球队的队长。因此，经过父亲的朋友推荐，1956年森喜朗上了早稻田大学商学院。四个月后因病，无奈退出橄榄球队，反倒是阴差阳错，加入了有名的早稻田大学“雄辩会”。该会已经出了四位首相，包括森喜朗在内，还有竹下登、海部俊树和小渊惠三。在雄辩会上，森喜朗结识了比自己低两级的小渊惠三和高一级的青木干雄等人，日后成为并肩作战、互相扶持的政治同道。如他本人所言，人生就像橄榄球，骨碌到哪儿不知道，但机会必定会来。


    1960年大学毕业后，森喜朗进入产经新闻社，当了三年记者。1963年从报社辞职，担任了爱媛县出生的岸信介派议员今松治郎的秘书。1969年众议院选举，森喜朗曾一度打算从爱媛县参加竞选，最终还是决定从故乡石川县一区出马，毋庸讳言背后有他父亲这块强有力的“招牌”。尽管如此，森喜朗仍被时任自民党干事长的田中角荣称为“泡沫候选人”，没有得到自民党的公认，只能以无所属的身份参选。于是，他在选举中高呼：“我没能得到自民党的公认，所以，希望得到各位县民的公认！”反倒是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森喜朗的人气。幸运的是，他得到了前首相岸信介的声援，加上三千户计一万三千余人的全体町民总动员的拉票运动，结果，森喜朗以64595票的选区最高票数当选众议员，遂被追加为自民党的公认者。


    森喜朗当选后，在岸信介的推荐下，加入福田赳夫派。1975年12月森喜朗出任三木内阁总理府总务副长官，1977年11月就任福田内阁官房副长官，1983年12月，首次入阁，担任中曾根内阁的文部大臣，此后成为一名有实力的“文教族”。冷战后，他1992年12月担任宫泽内阁的通商产业大臣，1995年8月任村山内阁建设大臣。在党务方面，从1978年12月起，他历任自民党政调文教部会会长、众议院大藏委员长、自民党全国组织委员长、众议院运营委员长，1991年10月，出任自民党政务调查会会长，1993年7月任自民党干事长，1996年11月任自民党总务会会长。尽管森喜朗没有担任过外务大臣、大藏大臣这两个一般认为是通向首相的重要职位，可是他却是自民党成立以来的总裁、首相中唯一担任过党内三大重要职位的人，这也是通向总裁、首相的另一条路径。由此可见，森喜朗原本就是一位擅于党务、派阀事务的协调型政治家，而非政策理念追求型的实干家。森喜朗属于福田派，在安倍晋太郎继承福田之后，他与三塚博、盐川正十郎和加藤六月并称“安倍派四大天王”，奠定了新一代领导人的地位。1991年安倍去世后，森喜朗支持三塚博继任派阀会长，1998年12月，森喜朗出任“清和政策研究会”会长，正式继承三塚派，成立“森派”。


    2000年4月2日小渊首相病倒后，4月5日上午，自民党召开参众两院议员大会，森喜朗顺利被推选为新任总裁。下午，参众两院分别召开全体议员会议，在自民党、公明党和保守党议员的支持下，森喜朗均以超过议员半数以上的选票，当选为日本第85届首相，继战前的林铣十郎、阿部信行之后成为石川县的第三位首相，也是战后第一个石川县出身的首相。然而，森喜朗的上台，被认为是内阁官房长官青木干雄、干事长代理野中广务、政务调查会长龟井静香、参议院议员会长村上正邦和身为干事长的森喜朗五个人在密室里决定的。这种“密室政治”从一开始就为森政权贴上了“不民主”、“反时代”的标签，为日本动荡的政局平添了一层迷雾。


    森喜朗之所以能够轻易继承首相，可以说占据了“天时”、“地利”和“人和”三项有利条件。小渊病倒，大位空缺，此乃“天时”，正如前首相竹下登电话祝贺森喜朗出任首相时所言“这是天赐良机”。森喜朗时任自民党干事长，是仅次于总裁的党内二把手，继任总裁可以说是“近水楼台”；森派在自民党五大派阀中位列第三，而且是支持小渊的主流派；况且，按照自民党派阀轮流坐庄的惯例，在自民党五大派系中，福田派在福田赳夫辞去总裁和首相后的约22年来，是唯一没有出过总裁和首相的派系，森派是原福田派的嫡系，森喜朗继任总裁，也是派系力学的自然原理。“人和”是个关键性的重要因素，在小渊派内无合适人选的情况下，考虑的三名人选中，外务大臣河野洋平是小派系首脑，遭到加藤派和山崎派的反对；前干事长加藤纮一是非主流派，在1999年的总裁大选中与小渊对抗，一直批判联合政权的路线和小渊的经济对策，所以党内有主流派反对，党外亦为联合政权的公明党和保守党所不容；而善于协调、实力并不突出的森喜朗，因全力支持小渊执政，又是小渊的同窗好友，于公于私，森喜朗成为小渊派的认可人选，同时，对于森喜朗，自民党其他主流派和反主流派也表示可以接受，在党外联合执政的公明党和保守党亦表示支持。至于多大程度上有自己的政策理念也就无关紧要了，正好可以继承小渊的“衣钵”。诚如前首相宫泽喜一所说，首相就跟火车司机一样，“谁来驾驶都没关系”。


    森喜朗出任首相后，为了表明自己的正统性，原班继承了小渊内阁的全部人马，将小渊派的野中广务升任为干事长，打破惯例安排小渊派的青木干雄继续担任内阁官房长官。这二人既是森喜朗的得力助手，也是控制森内阁的关键幕后人物。这种换帅不换将的做法，在日本政治史上实属罕见。舆论普遍认为森政权是小渊派的“傀儡内阁”。


    接手政权的的森喜朗，在2000年4月7日第147届国会上的施政方针演说中表明，本内阁作为“日本新生的内阁”，要全力使日本经济恢复景气，面向新时代锐意改革，开创内政、外交的新局面，建设一个安心舒适、充满希望、内心充实、美丽富饶、放眼海外、值得信赖的国家。在7月28日第149届临时国会上，森喜朗进一步提出要实现“日本新生计划”，包括“经济的新生”、“社会保障的新生”、“教育的新生”、“政府的新生”以及“外交的新生”。然而，森喜朗执政期间经济景气未见起色，改革也没有什么进展，可是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言”，引发了国民对其担当首相资质的强烈质疑。2000年5月15日，森喜朗在神道政治联盟国会议员恳谈会上说，“日本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之国”。一时舆论震惊，首相森喜朗成为众矢之的。民主党针锋相对，打出广告宣传：“日本是神之国吗？不！日本是民之国！”6月份他又说日本共产党“怎能维护日本的国体呢？”，战前“皇民”时代的“国体”一词又成为社会各界攻击的目标；还有，针对无党派阶层，森喜朗说，“投票日在家躺着就行”。10月份在与英国首相布莱尔会谈中，森喜朗提议朝鲜可以用“第三国发现方式”解决“朝鲜绑架日本人”嫌疑问题等等。索性，日本媒体干脆连先前森喜朗失言的老账也都翻了出来，编辑成森喜朗“失言录”，供大家参照。联系起森喜朗上台时不透明的内幕，国民更是对他大失所望。


    于是，2000年6月众议院大选，自民党大败，仅获得233个议席，减少37个，未能达到过半数的240席，加上公明党31席，保守党7席，才维持了众议院中的绝大多数席位，保证了森政权的延续。新组成的第二届森内阁平均年龄66.1岁，最大的80岁，最小的53岁，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年龄最大的内阁。老将出马，并不能减少自民党上层的危机感。


    经济低迷，股价暴跌，首相失言，阁僚丑闻，相继为森政权套上了一圈圈紧箍咒。2000年10月27日，森喜朗的心腹、官房长官中川秀直因与右翼团体关系密切和桃色新闻而被迫辞职，导致内阁支持率跌到20%以下，而不支持率却高达75%。在野党决定提出对内阁的不信任案，1999年自民党大选后沦为非主流派的加藤派也准备趁机起事，联合盟友山崎派，声明对在野党提出的不信任案将投赞成票。加藤纮一表示：“对于75%的国民都不支持的森内阁，我们不能表示支持。”加藤的“倒森宣言”，再一次引发了日本自民党内部的政治危机，轰动日本政坛。因为1993年自民党的下野，就是内部分裂“造反”而使得在野党提出的不信任案通过直接造成的。


    《日本国宪法》第69条规定，“内阁在众议院通过不信任案或信任案遭到否决时，如十日内不解散众议院，必须辞职”。日本众议院有480个议席，除去众议院议长和缺席人数，出席会议议员半数以上投赞成票，即可通过不信任案。执政的“自公保”三党共有272席，在野党有190席，只要有50票与在野党合流，就能把森喜朗拉下马，而加藤派议员有45人，山崎派议员有19人，若两派“倒戈”投赞成票，不信任案必将通过。


    为了巩固自民党，稳定政权，自民党领导层和主流派决定重拳出击，毅然“镇压反叛分子”，分化瓦解加藤派。“铁腕”干事长野中广务宣布：如若加藤和山崎在表决之前不改变立场，则劝两人退党；凡是赞成或缺席不信任案表决的议员，将被开除出党或在新的众议院大选中不予公认。在以两大政党为中心的竞争体制下，如果得不到所属政党的公认推荐，要想当选相当困难。加藤派内部动摇，计划失败。


    2000年11月20日，民主、自由、共产和社民党在野四党向众议院提出对森内阁的“不信任案”。围绕不信任案，众议院大会“倒阁”还是“护阁”的辩论于当晚8时正式拉开帷幕。事关手中权柄的去留，于是朝野双方的唇枪舌剑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火药味儿”。保守党议员松浪健四郎因不满自己的发言受到在野党议员的干扰，竟把杯中水泼向台下在野党议席，激怒的在野党议员涌上前包围了讲台，骚乱致使会议中断休会，复会后松浪被罚退场，日后正式被罚25天禁止进入众议院。原定晚上11时左右的投票，拖延到了第二天凌晨4点才开始表决。直到20日上午还坚信“有百分之百取胜信心”的加藤纮一，在心腹小里贞利总务会长的劝说下，临阵变卦，率领部分追随者采取了“集体缺席”的方针，没有投赞成票。结果，不信任案以赞成190票、反对237票、缺席50票而被否决。日本政治史称的“加藤之乱”告一段落，加藤派分裂，人数骤减，由党内第二大派沦为第六。后来的事实证明，加藤的“临阵脱逃”断送了他的政治生命。同样，这次“倒阁运动”严重动摇了森喜朗内阁的基础，内阁支持率进一步走低。


    随着中央省厅改革的临近，2000年12月5日，自民党、公明党和保守党完成了第二届森喜朗内阁的改造。改造内阁留任了外务大臣河野洋平和大藏大臣宫泽喜一，新起用前首相桥本龙太郎出任冲绳开发厅长官和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本届内阁中同时出现了三位前自民党总裁，在百余年的日本宪政史上史无前例。两位前首相进入同一内阁担当大臣，除了明治时代1892年第二届伊藤博文内阁曾有黑田清隆、松方正义的先例之外，战后以来尚属首次。元老级人物的先后再次登台，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表明了日本自民党人才匮乏的窘境。如时任东京大学校长、著名政治学者佐佐木毅指出的那样，对自民党政权来说，其周围环境和可以动用的资源一天比一天严峻。


    2001年1月6日，自桥本内阁着手推动的中央政府机构改革正式实行。关于本次行政改革，桥本确立的四项原则是：建立以政治为主导的体制；排除纵向分割体制的弊端；提高行政的透明度和责任性；压缩行政编制。因此，改革首先是精简裁员，加强协调。改革减掉10个部门，合并相关职能部门，由原来的1府22省厅缩减为1府12省厅，即使是没有被精简的部门，内部也进行了大幅调整，有所精简。其次是扩大首相权力。由原总理府、经济企划厅和冲绳开发厅合并而成的内阁府，是首相身边的辅助机构，它凌驾于其他各省厅之上，有权协调、统筹各省厅之间的合作事项。原来由财政省负责的政府预算工作，也交由首相主持的经济和财政委员会来执行。首相还有权直接任命、邀请民间人士担任内阁府的官职或首相顾问。第三是实行副大臣制。赋予副大臣高于事务次官的权力，就是力图实现“政治主导的行政”。第四是大量启用民间专业人士，摆脱行政、财政运作依赖官僚的局面。在新设的握有预算编制大权的经济财政咨询会议的十个位置中，日经联会长奥田硕、大阪大学教授本间正明等人占据了四席，反映了日本今后“政治主导，专家治国”的发展方向。同时，日本还出台了新的“大臣规范”，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


    新年并没有给森喜朗带来好运气，不断爆发的政界丑闻使得森政权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快变成真正的“海市蜃楼内阁”了。2001年1月16日，上年11月案发的中小企业经营者福利事业团(ksd)涉嫌行贿案，扩大为日本21世纪爆发的第一起案情严重、影响深远的政治腐败事件。结果造成自民党参议院议员会长村上正邦和参议员小山孝雄被判刑，现任经济财政担当大臣额贺福志郎辞职。额贺成为森喜朗内阁上台十个月以来第三位被迫辞职的内阁成员。本案件对森喜朗政权的冲击堪比当年迫使竹下登内阁倒台的利库路特案。


    丑闻接踵而至，1月25日，日本外务省“要人外国访问支援室长”松尾克俊挪用挥霍巨额机密费事件曝光。松尾本人被捕入狱，包括河野外相在内的16名外务省官员，被给予减薪处分。在野党明确表示，将在国会上再次提出对内阁的不信任案，彻底追究森政权以及自民党的责任。


    2001年1月31日，森喜朗在新年首开的第151届通常国会上发表施政方针演说时，一开头就对ksd事件和外务省机密费事件表示“遗憾之至”、“极其遗憾”，并向国民“深表歉意”。民主党代表鸠山由纪夫对此指出：“21世纪初始便以谢罪面对国民，实属可悲。”鸠山进一步指出：“上述ksd问题，不只是政治家个人政治伦理问题，恰恰是自民党政治的结构性体质本身的问题，应该追究的是你们特权满身、贪污腐败的自民党。”“一连串的事件，如若不让国民知道真相，你们即使苟延残喘，则民主主义已死。”在这种状况下，原自治相兼国家公安委员会委员长、自民党加藤派的白川胜彦决定脱离自民党，在说明脱党理由时对自民党表示了极大的失望，他说：“自民党已经成为21世纪日本政治的障碍。”


    就在森喜朗手下丑闻相继暴露之际，他本人也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推上了媒体“滚烫的热锅”。2001年2月10日上午8时(日本时间)，美国核潜艇“格林维尔号”在夏威夷海域撞沉日本宇和岛水产高中的实习船“爱媛号”，造成9人死亡。事件发生时，森喜朗正在神奈川县横滨郊外的户塚高尔夫球场打球，接到事故报告后他没有立即打道回府处理危机，而是又玩了一个半小时，等他回到官邸时，事件已经过去了五个多小时。此事一经媒体报道，舆论沸腾，纷纷谴责森喜朗不把国民安危放在心上。面对媒体对打球一事的质询，森喜朗竟说这是“个人私事”。于是，森喜朗在他日潇洒自如、悠哉悠哉打球的影像在电视上被反复播放，他打球的大照片也登上了报纸的版面，国民看了更是怒不可遏，反对声四起。紧接着2月15日《朝日新闻》揭发，森喜朗事发当天打球的户塚高尔夫球场的会员权，是一个公司大老板花4300万日元买下无偿赠送他的，森首相未办理任何手续，属于隐瞒资产，至少逃税1000万日元以上。2月16日， 森喜朗又被捅出在千叶县滨野高尔夫球场的会员权也是“朋友”公司提供的。如此种种，国民舆论如火山般喷发，森首相无异于“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安。


    据《朝日新闻》2月19日的舆论调查显示，森内阁的支持率仅为9%，创下日本战后舆论调查史上的第二低点，仅次于1989年竹下登内阁的7%，71%的被调查者要求森喜朗尽早辞职。而据共同社的报道，森喜朗的民意支持率已经下跌到了6.5%，86%的被访者要求他马上或在2001年预算案通过后提出辞呈。还有的民意调查表明，森内阁的支持率仅为5.7%。另据2月25日《每日新闻》的民调显示，森喜朗内阁在20岁至30岁之间女性中的支持率竟然为零。因此，也可以说森内阁开创了二战结束以来日本首相的最低支持率记录。民主党鸠山由纪夫挖苦道：“森喜朗内阁支持率堪比5%的消费税率。”媒体则戏称其为“超低空飞行”内阁。


    在在野党誓言倒阁夺权的情况下，执政党联盟也认识到，要想让公众再相信森喜朗政府已经非常困难了。公明党和保守党的负责人公开表示，希望森喜朗下台。自民党内最大的主流派桥本派也表示不再支持森喜朗担任首相，在财政预算案通过后将倒阁。因为随着同年7月底参议院选举的日益临近，自民党在参议院252个议席中仅有不及半数的112个，如若在森喜朗领导下选举，必定会坏了他们的“大事”。同样，共同执政的公明党和保守党也怕受到森喜朗的“株连”。四面楚歌的森喜朗，无奈之下，于3月10日晚表示将辞去总裁和首相职务。4月26日，执政387天的森喜朗正式宣布辞职。


    森喜朗执政一年，可谓内外交困，党内经历了“加藤之乱”的打击，党外遭到了在野党的多次围攻，先后四次在国会上被提出不信任案和问责决议案。自身“失言”和领导能力的缺乏，无疑也是森内阁“短命”的重要原因。台上备受诟病的森喜朗，在退下来后，成为执掌自民党最大派阀清和政策研究会的大老板，连续扶植了本派的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和福田康夫出任首相，开创了一个“森喜朗时代”。或许首相不是森喜朗最适合的职位，“首相制造者”才是他的拿手技艺。2006年10月，森喜朗将会长职务让与町村信孝，翌年10月就任清和政策研究会最高顾问，2008年麻生执掌政权后，森喜朗仍然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小泉纯一郎

    (小泉純一郎koizumi junichiro 1942.1.8— )


    连任第87—89届(2001.4.26—2006.9.26)内阁首相


    小泉纯一郎(1942年— )是二战结束以来继佐藤荣作、吉田茂之后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这位特立独行的“永田町怪人”，高举改革的旗号，宣称要“砸碎自民党”，在日本掀起了一场“小泉旋风”，创造了日本政治史上80%的最高内阁支持率，在冷战后内阁如走马灯频繁更迭的情况下，一举实现了迄今为止同时代执政时间最长的长期政权。在其五年零五个月的任期内，他对内力主打破派阀政治，着力推行“小政府、大社会”的新自由主义路线，实践了以“邮政民营化”为重点的经济结构改革；对外则在“重美轻亚”的思维指导下，无视中韩等国民的民族感情，顽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使中日关系降到了建交以来的“冰点”，严重损害了与亚洲邻国的关系。“怪人宰相”小泉主演的“剧场政治”，无疑成为透视新世纪初期日本治乱兴衰的一个难得的重要舞台。


    1942年1月8日，小泉纯一郎出生在神奈川县横须贺市一个政治世家。家族本姓鲛岛，祖籍鹿儿岛县，因其父入赘小泉家，故改名小泉纯也。小泉纯也1937年当选众议员，战后继承岳父的地盘复归政界，曾先后担任池田内阁和佐藤内阁的防卫厅长官。祖父(实际上是外祖父)小泉又次郎，1908年当选众议员议员，曾先后担任横须贺市长、邮政通信大臣、众议院副议长，因全身纹身，又被称为“纹身大臣”。


    小泉纯一郎1967年从庆应大学经济学部毕业，后赴英国伦敦大学留学。1969年8月，父亲小泉纯也突然病逝，小泉被召回国。同年12月小泉接替父亲在神奈川县的选举地盘，以自民党公认候选人的身份仓促参加众议院大选，获得103000票，以4000票之差而落败。翌年，小泉当了福田赳夫的秘书，视福田为“政治之师”。自此，小泉认识了福田的长子福田康夫，长其五岁的福田康夫一直喊小泉为“纯”，也结识了时常出入福田府邸的森喜朗。福田赳夫出任首相后，森喜朗担任官房副长官，安倍晋三的父亲安倍晋太郎任官房长官。二十多年后，到森喜朗、小泉内阁时，福田康夫和安倍晋三分别出任了官房长官和副长官，环顾周围，还是“福田、小泉、森和安倍”四个姓氏，只是“上下主从”关系发生了变化而已。


    1972年12月，小泉再次出马竞选，在福田的大力支持下，获得122188票，成功当选众议员，时年30岁，小泉家族跻身于三代政治世家。当选的小泉，加入清河会，隶属福田派，深得福田的信任和重用，作为大藏和厚生领域的一名政治家，开始拼搏于宦海之中。1978年，经福田夫妇做媒，36岁的小泉与ss制药公司创始人泰道照山的孙女佳代子结婚，育有三子，四年后离婚，此后一直独身。1979年，小泉出任大平内阁的大藏省政务次官，据说从那时起就主张邮政民营化。独来独往、敢于直言的小泉，作为一名政策通为大家所熟知，可是挑战自民党选举堡垒的行为，为自民党的政治家们所不容，视其为永田町的“怪人”。1988年，当选众议员15年后，小泉初次出任竹下登内阁的厚生大臣，出道并不算早。此后又陆续担任宇野内阁、桥本内阁的厚生大臣和宫泽内阁的邮政大臣。


    小泉作为福田派的嫡系，在长期的“角福战争”中，即田中角荣派与福田赳夫派的派阀斗争以及后续斗争中，始终是福田派的重要人物。随后福田派发展为安倍派，安倍晋太郎去世后，派名又改为三塚博派，小泉为本派的第三号人物。1998年三塚派变为森派后，小泉升为该派第二号人物。为了对抗自民党最大派系竹下派(即旧田中派)多年主导日本政坛的局面，1991年小泉还与同期当选的宫泽派的加藤纮一、渡边派的山崎拓联手组成“ykk集团”(三人姓氏的第一个字母)。1994年5月以三人为核心正式组建跨派系的年轻国会议员政策集团“新世纪集团”，小泉担任负责人，逐步摸索着独自的升迁之路。


    既非派阀领袖，又没担任过党政重要职务的小泉，却执意参选自民党总裁，在一般政治家看来，这显然是有违常规之举，而对于小泉，不断参选恰恰为其成功登上权力巅峰积累了业绩。1995年9月，自民党在经历了建党以来第一次短暂下野，还没有完全“复权”的情况下，为了赢得下次众议院大选，自民党大多数议员支持威望较高的桥本龙太郎出任总裁，时任总裁河野洋平不得不临阵宣布退出下任总裁选举。失去竞争对象的“拳击手”独立舞台，这无疑没有卖点，为了引起各界关注，改善自民党“密室政治”的形象，自民党决定重新推出“第三位党总裁候选人”，进行所谓的公开民主选举。三塚博派二号人物森喜朗担心得票太少将有失颜面，且影响今后政治前途，谢绝参选。而没有思想负担的小泉倒是态度积极，欲通过总裁竞选提高个人声望。然而独来独往的小泉，一是手下没有党羽，二是因坚持主张邮政民营化，即使是本派议员也因顾忌邮政团体手中的选票，不敢贸然支持小泉。于是，如何达到30名国会议员推荐人的必要条件成为小泉竞选总裁的障碍。拥有72名国会议员的三塚派居然没有凑够30名推荐人，最后不得不求助原宫泽派，才勉强征集到了30名国会议员的签字。选举结果可想而知，桥本获得304票，小泉得票87张。1998年7月，桥本因参议院选举失败而辞职，“怪人”小泉再次出马，与“凡人”小渊惠三和“军人”梶山静六(田中真纪子的评价)同台角逐，可既没得到盟友山崎拓和加藤纮一的支持，也没巩固好本派清河会的阵营，结果是小渊225票，梶山102票，小泉84票，小泉依旧成为淘汰对象。


    出乎众人意料的是，“常败将军”小泉，在森喜朗内阁之后，第三次登台竞选，居然“奇迹般”地获得了胜利。在2001年4月23日进行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小泉以298票对155票的绝对优势战胜此前普遍看好的桥本，当选新任总裁。小泉之所以能够“异军突起”，有几个主要的有利条件。


    首先泡沫经济崩溃以来，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国民迫切期望能有一个强势首相，实施切实有效的政策，打破经济萧条的困境。其次，自民党长期一党独大，不思进取，内部体制僵化，遴选机制欠缺，以至于人才严重缺乏。到了森喜朗内阁后期，甚至出现了靠原首相和原总裁支撑内阁的局面，人才缺乏的窘境由此可见一斑。再则，“密室政治”的产物森喜朗的连连失策，造成自民党深感危机，面对同年即将到来的参议院选举，党内爆发出“这样下去自民党会灭亡”的呼声。于是自民党迫于压力，大幅扩大了地方党员选票的比例，将47个都道府县的选票分别由一票扩大为三票，使地方党员与国会议员的票数比例变为141比346，相对扩大了地方党员的发言权。当然从结果来看，这也是桥本等主流派的失算之处。同时，随着派阀政治的松动，为了树立新的形象，各派阀未对党员的投票对象做硬性限制。因此，在传统派阀政治作用下两度充当陪衬的小泉，借机打出“改革日本”、“摧毁自民党”、“没有禁区的结构改革”的口号，宣布辞去森派会长职务，将自己打扮成一个“彻底的改革派”形象，抓住了广大国民要求变革现状的心理，迎合了地方党员和年轻议员要求改革政治体制的愿望，打破了大派阀垄断或其支持者当选的常规。在都道府县的总裁预备选举中，由于绝大多数地区采取了“胜者通吃”的方式，小泉一举获得了87.2%的地方票，远远超过了桥本龙太郎；而实际上从投票率来看，小泉是58%，桥本是30%，差距并没那么大。这样的结果直接影响了国会议员的投票，第一轮小泉就取得了过半数的绝对优势。应该说这种看似“首相公选”的方式，是造就小泉总裁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桥本派的死对头、颇有人气的田中真纪子的声援，明显增加了“小泉旋风”的强度。


    “小泉剧场”就这样在经济低迷、政治闭塞的背景下拉开了帷幕，成为大众传媒时代诞生的“首相”的象征。小泉充分利用电视和互联网，诱导媒体，提高支持率，将国民舆论作为政权运营的基础。个性十足的外表，刚毅顽固的品性，“怪异”的做事方式，保守而兼具民粹主义色彩的思想主张，不仅折服了传统的保守派，也吸引了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年轻人和女性的青睐。内阁成立之初，支持率高达80%，超过了60%多的田中角荣和70%多的细川护熙，为历届内阁支持率之最。之后小泉内阁的支持率也基本上一直保持在50%～60%之间的高位，从未掉下过40%。一时小泉首相像歌坛巨星或影响明星一样，成为万众瞩目、众相追捧的“超级政治明星”。


    小泉入主首相官邸，标志着日本新生代政治家的崛起，政界新老交替，旧有的权力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2001年4月26日，经过参众两院选举，小泉当选为第87届内阁首相。组阁时，他不接受传统的派阀推荐，甚至也不和党其他领导人商量，而是自己单独定夺。小泉的“手法”，首先是打破“论资排辈”的惯例，大胆启用年轻议员。一般来说，自民党议员当选过五六次以后才有资格做大臣，而本次小泉任用的外务大臣田中真纪子仅当选过三次，行政改革大臣石原伸晃和防卫厅长官中谷元也只当选四次，大批启用年轻议员，这在自民党历史上是第一次。其次，积极吸纳民间人士和女议员入阁，力度之大，为战后历届内阁之仅见。本次内阁启用的经济财政政策大臣竹中平藏、文部大臣远山敦子和环境大臣川口顺子均为民间人士，前面提到的三位女性，再加上国土交通大臣扇千景和法务大臣森山真弓，一次任用五位女性当大臣，这也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强烈地吸引了媒体和国民的眼球。第三，削弱派阀领袖的人事发言权，排挤了最大派系桥本派。按照自民党的传统，新首相组阁，本来是各派领袖推荐人选，首相照单敲定。可是这次小泉却打着“破除派阀政治”的旗号，绕过派阀领袖，不同他们商量，直接给自己相中的对象打电话，降低了派阀领袖的权威，削弱了派阀在人事任用方面的政治功能，而且，小泉还任用了两名无派阀人士。此外，最大派系桥本派，只占了两席，被挤到了权力中心的边缘，实际上等于宣告了“田中—竹下—小渊—桥本”一派主导日本政坛二十余年历史的终结，取而代之的是森派在小泉任内壮大为自民党第一大派，占据了21世纪初期近十年的权力大本营。


    “没有结构改革，就没有日本的再生与发展”，小泉上台后于5月7日首次国会施政方针演说中明确表示“改革无禁区”，要实行“新世纪维新”，积极推进经济、财政、行政、社会和政治等领域的改革。改革本不是什么新鲜词汇，多年来为历届内阁和朝野政党所推崇，其之所以成为小泉内阁耀眼的金字招牌，关键在于小泉以非同以往的风格或手段上演了一场场可谓“精彩纷呈”的“剧场政治”。


    “首相统帅”、“官邸主导”的决策程序，一定程度打破了过去重视与官僚协调、党内调整的“下情上达”式规则，体现了小泉“强人首相”的政治风格。作为落实桥本内阁的行政改革和中央省厅重组的重要一环，2001年1月设立了“经济财政咨询会议”，直属内阁府，负责编制财政预算计划，决定经济运营的基本方针，内阁的功能得到了明显强化。而且，由于1994年选举制度的改革，自民党内的权限也逐渐集中到了总裁手中。在制度保障和民意支持的基础上，小泉自己亲任经济财政咨询会议议长，委任民间学者竹中平藏担任该咨询会议主持人，会议主要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经济财政政策大臣、总务大臣、财务大臣、经济产业大臣、日本银行总裁，除了上述相关主要阁僚参加外，还网罗了四位民间的改革派人士，如牛尾电机会长牛尾治郎、丰田汽车会长暨经团联会长奥田硕、大阪大学教授本间正明和东京大学教授吉川洋。咨询会议主导决策的方式，改变了以往官僚起草方案、自民党族议员事前审查、然后上报内阁会议批准的“自下而上”的程序，打破了“政官财”铁三角的体制，削弱了派阀政治影响的同时，抑制了官僚和族议员的势力，从根本上动摇了“55年体制”。所以有学者指出，自民党一党独大形式本身由于1993年细川内阁的成立而终结，然而55年体制的特征此后却依然在延续。彻底打破这种特质，从真正意义上尝试终结55年体制的，就是小泉纯一郎首相。


    在这种新的决策形式下，小泉本着重视市场、强化竞争、控制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路线，实施了一系列所谓的“结构改革”，主要包括进行财政改革，大幅削减公共事业开支，缩减国家财政支出；推进金融机构和企业复兴，处理不良债券，从2002年10月到2004年度末，大银行的不良债券比率下降一半；改革养老金和医疗制度，提高患者负担费用和保险费比率；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实施“三位一体”的地方财政税务改革，削减国家对地方的补助金，由中央向地方转移税源，同时减少地方交付税；通过改革特区制度，推进规制改革，在医疗、农业、福利以及教育等领域促进市场化竞争；废止石油公团、日本道路公团等特殊法人，推进邮政事业等的民营化，旨在实现一个“简约高效的小政府”。可想而知，小泉改革，必然促动了官僚和族议员等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所以在不少方面均遭到强烈抵制，然而，由于小泉着力推进，取得了相当程度的进展。


    其中邮政民营化改革最为引人瞩目，成为“小泉剧场”的压轴大戏。面对自民党内部势力的强烈反对，小泉一改过去日本传统政治的协调妥协方式，借机导演了一出“好人坏人”善恶对决的舞台剧，把党内的反动派指认为“抵抗势力”，而在外部则寻求媒体和国民的支持。简单明快的激情言语、力道十足的举止形态，可以说已经掩盖了国民对问题本身的理性思考，使得民众纷纷成为“煽情首相”的感性“俘虏”。为小泉摇旗呐喊的群众团体“小泉会”就“小泉首相像谁？”进行民意测验，结果有21%的人把他比喻为江户幕府末期的改革者胜海舟，也有11%的人回答说他像希特勒，8%的人认为他是林肯。由此同样可以窥视出“小泉政治”的剧场成分和令人担心的另一面。


    如上所述，邮政民营化是小泉的一贯主张。其实，早在桥本内阁时代，邮政民营化已经成为行政改革的研究课题。小泉主政后，将邮政民营化定位为“改革的核心”。2005年7月5日，邮政民营化法案提交众议院表决，绵贯、龟井等37人投了反对票，古贺、高村等14人缺席或弃权，共有51人造反。结果是233票赞成，228票反对，仅以5票之差通过。8月8日，在参议院的法案审议表决中，自民党有22人反对，8人弃权或缺席，结果是反对125票，赞成108票，以17票之差法案被否决。同日，小泉旋即召开临时内阁会议，果断罢免了拒绝在解散决议上签字的农林水产大臣岛村宜伸，自己兼任农林大臣，断然决定解散众议院，重新举行大选。参议院否决，却解散了众议院，小泉行为显然有悖于永田町的政治常识，虽然在宪法上不存在什么问题，可是这种“异端”行为，正是小泉政治的体现。


    他在解散众议院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本日解散了众议院。处于改革核心地位的邮政民营化法案被参议院否决，我认为就是国会判断邮政民营化没有必要。也就是说，这次解散是邮政解散。赞成还是反对邮政民营化，我要清楚地问政于民。……约400年前，伽利略在‘地球中心说’盛行之下，因坚持‘太阳中心说’而获罪。即使如此，那时的伽利略还是坚持自己的地球绕着太阳转的学说。……果断进行改革的政党自民党，誓与反对民营化的民主党进行斗争，如何选择，我想就教于民。”言外之意，小泉将自己比作伽利略，为他本人和自民党赋予了正义的化身和改革派的形象，而将自民党内的反对派和民主党打扮成了传统的守旧势力和落后的顽固分子，以致于人们将“邮政解散”同时称之为“伽利略解散”。


    众议院解散后，自民党内的造反议员，一部分脱离自民党，另立新党，一部分虽留在自民党内，但没有获得自民党的公认，只能以无所属的身份参选。而小泉亲自派兵点将，在造反议员的选区均安插了“刺客”。在9月11日举行的第44届众议院选举中，由于“剧场”效应，投票率比上次增加了7.65%，达到67.51%，自民党大胜，获得296席，民主党获得113席。自民党以相对较小的选票优势赢得了较多议席，小选区下出现了大量死票。本次当选的自民党议员中有83名被称为“小泉之子”的新当选议员，加上公明党31人，执政党联盟占据了众议院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此前反对和弃权的自民党议员，大多数转向成为邮政民营化的支持者。同年10月，邮政民营化法案顺利通过国会参众两院。2007年10月，日本邮政公社民营化正式实施。


    小泉邮政选举的成功，得益于其戏剧化的选举战术，同时也是国民对小泉本人及其部分改革政绩的肯定。然而，不可忽视的一个国际背景是，在中国和美国市场的带动下，日本的出口和投资均有增长，日本经济从小泉主政初期的景气最低点逐渐走上复苏轨道。与此同时，小泉改革在结果上造就有活力的市场竞争之时，也导致一些方面公共服务水平下降，社会差距和地方差距扩大，贫困阶层增加，自杀人数居高不下，在2003年达到创纪录的34427人。国民在对未来生活的惴惴不安中，“一亿总中流”的意识逐渐远去，而“下流社会”成为时代流行语。


    较之经济政策，用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的话来说：“小泉内阁不是以经济为中心的内阁。与我当首相时主导的政策非常相似，是属于以民族性和统治为中心的政策……我和石原慎太郎、小泉纯一郎拥有共同的政治dna。”可以说，中曾根这番话极为恰当地把现代日本社会里几个奉行民族保守主义政治理念的鹰派人物归类到一起。不同的是，外交安全方面，小泉在中曾根的基础上“走得更远”，如果说中曾根是“有主见的保守政治家”，那么小泉就是典型的“无主见、无战略的保守政治家”。他打破禁区，主张修宪，强化日美军事同盟，积极对外派兵，顽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严重恶化了与亚洲周边邻国的关系。


    缺乏外交经验的小泉上台后，在军事及安全问题上，追随美国，不断强化日美同盟，热心加强军事实力,企图“借船出海”，以此来树立其所谓的“大国形象”。2001年4月，小泉在出任自民党总裁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声称：“日本留有严重的战争后遗症，将来必须修改宪法第九条……自卫队不是国家军队，这很不正常，在必要之际自卫队抵御外侵，依据宪法解释却是违宪，岂不荒唐。”三天后就任首相的小泉又重申了上述立场。正是基于这样的政策定位，日本利用“9·11”事件后的反恐之名，仅用了25天便完成立法程序，于10月29日先后通过《反恐怖特别措施法》、《自卫队法修正案》和《海上保安厅法修正案》等反恐怖三法案，突破了日本海外派兵的地域限制、武器使用限制以及国会对海外派兵权限上的限制，为日本海外派兵铺平了道路，成为战后日本安全政策的一个转折点。10天后，也就是11月9日，日本便以“反恐”为名派出特混舰队驶向印度洋，支持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这是二战结束以来日本第一次在战争状态下派遣自卫队。至此，小泉政府实现了自卫队海外派兵的常态化，日美军事合作的范围超出远东地区，扩大到世界各地。


    2002年4月16日，小泉内阁又通过“有事法案”，即《武力攻击事态法案》、《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正案》和《自卫队法修正案》，扩大了首相指挥权限，增加了对国民的限制与惩罚条款。同年12月，日本派遣驱逐舰前往印度洋支援美军的“倒萨”行动。2003年4月，日本又派遣三艘军舰支援美军的伊拉克战争。2003年5月15日众议院正式通过《有事法案》(6月6日在参议院获得通过)。日本有媒体评论说，“有事法案”在众议院通过，将是日本“走向军事大国的第一步”。小泉则表示，“有事法案”的通过是“日本政治史上划时代的事件”。5月20日，小泉在国会第一次公开宣称：“自卫队实际上就是军队”，公开为自卫队“正名”。2003年7月又通过了使自卫队合法地向伊拉克派遣的《支援伊拉克重建特别措施法案》。从2004年1月开始，上千名自卫队陆续被派往伊拉克。这是日本自卫队首次开赴战争地区，也是迄今为止派往海外的规模最大的部队。


    就追随美国的外交，小泉自己做出了“真实的表态”。2005年11月，小泉在京都举行的日美首脑会议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强调：“日美关系越紧密，越能与中国、韩国和亚洲建立良好的关系。”人们普遍认为其主张就是只要日美关系搞好了，中国也好，韩国也好，都会跟着日本走。此番观点自然遭到各方的严厉批判。小泉认为人们歪曲了他的本意，进行了反驳。然而，正如日本评论家若宫启文先生所言，不能不说他这番话终于道出了对美国“一边倒”的“真心话”。《读卖新闻》的主笔渡边恒雄则认为，这是“无知的短见，愚蠢至极”。


    小泉还将争取日本“入常”当作一个招人耳目的招牌，也是实现政治大国的一个重要标志。“入常”后，日本就可以谋求安理会否决权，利用联合国进一步追求经济、政治和环境等方面的利益，建立日本参与主导的地区和国际秩序；同时，欲以此为契机，从根本上“告别战后”，改变在国际上的政治弱势地位和“经济一流、政治三流”的形象，以一个政治大国的资格，面向21世纪，面对亚洲和全世界。终因连想依靠的美国这棵大树也不愿为其遮凉，表示反对，更没有得到国际社会大多数的赞同。


    在东亚区域一体化不断推进，日本与中韩的经济文化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良好状态下，小泉却在任期内连续六次顽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日关系降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30年来的最低点，两国首脑互访连续中断五年，甚至在“10+3”会议框架下举行的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亦一度破天荒地被取消。


    考虑到与中韩等国的关系，上台之初的小泉没有按照竞选总裁时约定的8月15日，而是于2001年8月13日首次参拜了靖国神社，这也是自1996年桥本以来在职首相的首次参拜。中国虽然表示了强烈反对，但还是于同年10月8日，同意小泉访问中国。小泉参观了卢沟桥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并与江泽民主席进行了会谈。同月21日，上海apec会议期间，江泽民主席与小泉再次举行了会谈。2002年4月，李鹏委员长访日，参加了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开幕式，同时，当月小泉参加博鳌论坛，与中国总理朱镕基举行会谈。小泉主政后的最初一年间，中日关系总体还是维持了比较良好的发展状态，然而由于小泉固执己见、一意孤行的再次参拜，逐渐恶化了中日关系，影响了两国国民的互信，中日之间出现了不正常的“政冷经热”现象，实际上已经波及甚至损害了双边和地区多边的经济合作关系，失去了诸多良好的合作发展时机。最终导致2005年4月，中国国内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日运动。


    面对中韩等国的强烈反对，小泉却将“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作为对外政策的一个重点剧目，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坚忍顽强”、“不屈不挠”的民族斗士，暗示了自己不屈服于外部压力的决心，恰好也迎合了日本新保守主义思潮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小泉在2001年5月21日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表白：“现在我遇到什么烦心事，就对自己说‘要有那些特攻队员的精神’”，“受命总理大臣的今天依然是这样，与那些特攻队员的精神相比，这点辛苦算得上什么。”显而易见，只能说小泉不仅缺乏基本的善恶观念，而且表现出明显的无知。80岁的日本最大媒体《读卖新闻》董事长渡边恒雄，在接受美国主流媒体《纽约时报》专访时表示：现在那帮根本没经历过战争的右翼分子将“神风敢死队”标榜成为天皇献身的烈士，其实“全是谎言”，“说什么他们(神风敢死队员)是带着勇气和快乐离开的，还高喊‘天皇万岁’”！渡边愤怒地说，“他们只是待宰羔羊。事实是，他们每个人上飞机前都低着头，步履蹒跚。有些人连站都站不住，是被其他士兵架起来推到机舱里去的”。“小泉这个人根本不知道历史或哲学，不学习，一点文化都没有。这就是他说出许多蠢话的原因，比如‘参拜靖国神社有什么错？’还有‘中国和韩国是仅有的批评靖国神社的国家’，这都源于无知。”


    对于靖国神社，小泉并不存在什么一以贯之的思想或信条，在其当选首相之前，并没有参拜的习惯。实际上，这一是为了竞选总裁、荣任首相提出的竞选口号，进而坚持参拜，也是诱导国民情绪，故弄玄虚的姿态。一定意义上也反映了其固执的个性，只是他也没有预想到问题发展的严重程度。


    另一方面小泉的目的就是欲借靖国神社问题，想做个一次性的“了断”，妄想不负责任地彻底甩掉历史包袱，消除“战败国”的痕迹，成为一个所谓的“正常国家”，这就是小泉“没有战略的战略”。他声称，“参拜靖国神社纯属个人良心问题，别人不应说三道四”，“靖国神社不能成为外交牌，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追悼战死者和祈求和平的方式”。不仅没有丝毫反省之意，反倒是强词夺理，倒打一耙。殊不知历史的和解是现实合作的基础。为了促进与亚洲邻国的理解和信任，只有彻底反省，通过协商、研究，了解对方的立场和看法，逐步寻求问题解决的途径或方法，否认、超越或回避是行不通的。正如渡边恒雄先生相信的那样，除非日本能对战争中所作所为做出检讨，否则日本永远不会成为一个成熟的国家。


    在亚洲外交渐陷困境的时候，2002年9月17日，小泉闪电访问朝鲜，与金正日进行了日朝历史上的首次首脑会谈，联合发表了《日朝平壤宣言》，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五十多年来第一位访问朝鲜的日本首相。在国内政治丑闻不断和经济形势不大明朗的情况下，小泉欲借访问朝鲜来赢得国内的支持，也为自己的外交生涯添上一笔，果然一度下降的内阁支持率又有所上升。同年10月，当朝方按照两国领导人所达成的协议，允许部分日方所称的“被绑架者”回日本探亲后，日本方面却单方面违背诺言，拒绝将这些人送还朝鲜，两国关系再度紧张，刚刚启动的邦交正常化进程旋即中断。2004年5月22日，小泉再度访朝，向朝鲜承诺提供25万吨粮食和价值1000万美元医疗设备的援助，金正日则同意让五名日本人质的家属回日本。小泉访朝，两国关系正常化谈判依旧没有取得进展，反而更加刺激了日本对朝鲜的不信任感。尽管效果极其有限，但吸引了世人瞩目，也成为小泉剧场的一个重要曲目。


    乘着旋风而来，扬着沙尘而去。这位“煽情首相”、“强人首相”，在“砸碎自民党”的口号下，将日本政治由“数量政治”切换到了“剧场政治”，倡导首相政治主导，冲击了原有的55年体制，实现了一定的构造改革。其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勇气和决心，尚属难得，精神可嘉。然而，当人们回过头来评价小泉内阁的功过得失时，如东京大学御厨贵教授所言，“实际上，他君临相位的五年零五个月间，相应展开了充满刺激的‘趣味’政治。然而，冷静分析的话就会明白，小泉内阁没有为日本提示什么未来构想或长期战略。即使是备受争议的靖国神社参拜，也不能说为日本国家的将来传递什么信息，结局只能说是一个单纯的表演而已。若不会引起误会的话，小泉政治就是没有计划的‘赌博’，……小泉无非是个拥有天性的‘赌徒’。”


    剧场政治一时打动了选民，而小泉改革却逐渐拉大了社会差距，丧失了民心，造成三年后自民党丢掉了政权。小泉本意想延续执政党寿命，不料却歪打正着最终真正地摧毁了自民党，成为自民党的“罪人”。换个角度来看，小泉或许也可以说是实现日本民主政治转型和政权交替的“功臣”。功过评说大概需要留待后人从更长的历史长河中去定位。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执政1980天的小泉，在即将交出大印之前的2006年8月15日，这个日本战败投降的最敏感的日子，第六次参拜靖国神社，兑现了他曾经许诺的“8·15参拜”。参拜行为，无疑作为外交“负遗产”传给了他的后任和日本国民。

 安倍晋三

    (安倍晋三abe shinzo 1954.9.21— )


    出任第90届(2006.9.26—2007.9.26)内阁首相


    安倍晋三(1954— )是日本战后出生的第一个首相，也是战后以来日本最年轻的首相。与其外祖父岸信介一道，成为日本战后政治史上的第一对“爷孙”首相。作为一名主张“摆脱战后体制”而有着浓厚民族主义色彩的政治新星，祖上的余荫为他的迅速崛起铺平了道路。他的登台拜相，可谓圆了先父当首相的夙愿，也创造了当代日本政治史上诸多打破常规而直线升迁的先例。上任后他闪电访问中韩两国，改善了日本与东亚邻国的关系，然而“美丽国家”的剧场政治在内政上却无所建树，不得不在勉强执政满一年后撂挑子而去，未能摆脱“短命政权”的宿命，谁知却成为推倒自民党政权这个“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


    1954年9月21日，安倍晋三出生于东京一个政治世家，祖籍山口县大津郡油谷町(现在的长门市)。祖父安倍宽是战前的众议院议员，也是日本前首相三木武夫的好友。父亲安倍晋太郎是中曾根内阁的外相、福田赳夫派的继承者即安倍派的领袖。外祖父是日本第56、57任首相岸信介，外叔祖父是第61— 63任首相佐藤荣作，所以，安倍晋三可以说是一个“爷孙式”的“世袭首相”。因为在其母洋子看来，连其父安倍晋太郎之所以能够1958年第一次出马就当选众议员，也是“现任首相岸信介”的招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政治家族中成长起来的安倍，从小耳濡目染，深受影响。在1960年的日美安保斗争中，33万人的游行队伍包围了国会和首相岸信介在涉谷南平台的官邸。据安倍回忆，“对于还是小孩子的我们来说，远处传来的游行队伍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是节日活动的歌声。当我们在外公和父亲面前调皮地跺着脚喊‘反对安保、反对安保’时，父亲和母亲半开玩笑似地批评说：‘快喊赞成安保’。外公则只是微笑着看着我们。”在后来安倍的眼里，祖父是“思考日本未来的严肃的政治家，在巨大的反对力量面前，他的立场非常坚定，作为这个家庭的一员，我感到骄傲”。在这种家庭环境中熏陶出来的安倍，走向政坛后发誓要做一个坚强的“战斗的政治家”，也就不足为怪了。安倍本人也认为：“我的政治dna更多地继承了岸信介的遗传。”其母洋子在介绍安倍时也说：“政策上像外祖父，性格上像他父亲。”的确，安倍晋三在国家观、思想立场、政治路线等方面深受岸信介的影响，而处事方式和政治风格应该说相当程度上继承于安倍晋太郎。


    安倍从小学到大学的求学生涯是在成蹊学园这样一所贵族学校中度过的，没有像同龄人那样经历过“考试战争”的洗礼或挫折。他并不是一个优秀的学生，从小学时代起，父母就为他们兄弟聘请了东京大学的学生做家教。1977年3月，安倍从成蹊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又去美国的语言学校和南加州大学留学两年，为自己并不显眼的学历镀了些金。1979年4月，安倍回国，进入神户钢铁公司工作。就是这短短三年多的社会工作经历，对于一直生长在富裕的高级官宦家庭的安倍来说，是一段难得的历练经历，成为他自己所谓的“我的起点”和“走向社会的出发点”。1982年11月，安倍晋太郎就任中曾根内阁的外相。在父母的要求下，安倍晋三辞去公司工作，成为外相的秘书。这是通向政治家的一条捷径，政治家子女一旦做了其父的秘书，就意味着他有意子承父业，将来继承父亲的政治地盘，去当一名政治家。


    “男人就要做政治家”，这是安倍晋三母亲洋子的口头禅。在她的影响下，给人以诚实厚道、不擅言谈之感的安倍跟随父亲，学习从政经验。在父亲安倍晋太郎三年零八个月的外相任期内，他随父跑了二十多个国家。1987年，安倍晋三与日本最大的糖果和巧克力制造商森永集团总裁松崎昭雄的长女松崎昭惠结婚，这样“世袭”的安倍通过婚姻关系，自身获得并巩固了“闺阀”的地位。政官财结合形成的“闺阀世袭”家族或集团，实际上成为当代日本“隐形的统治结构”。


    安倍晋太郎是80年代后期与竹下登、宫泽喜一并列为中曾根康弘之后最有力的候选接班人，结果1987年中曾根下台时指定了竹下登为接班人。1991年5月，安倍晋太郎终因健康等原因，壮志未酬，因病去世。1993年安倍晋三继承父亲的地盘，从山口县出马竞选众议员。对于安倍晋三，父亲留下的最宝贵遗产，一是在家乡山口县长期构筑的选举地盘，另一个是在中央政界的关系网和在自民党内的影响力。其母安倍洋子凭借参加祖父岸信介和父亲安倍晋太郎选举的经验，亲自披挂上阵，指导动用各方力量，声援安倍晋三。声援者中包括前首相竹下登，安倍洋子直言，竹下登今天之所以对安倍晋三的选举如此尽心，就是因为他要通过这项行动向安倍家还债，以此取得自己良心上的平衡。据说，竹下登在酒后曾说过：“实际上当初之所以我能当选，还是由于安倍说了一句‘还是你先干吧’，中曾根康弘才选了我。现在想起来真是后悔不已，如果当初我和安倍晋太郎的顺序倒过来反倒好了。安倍晋太郎就可以当上总理之后去世，我也可以避开利库路特案事件，建设一个长期政权。”


    1993年7月，当了八年多秘书的安倍继承父亲的地盘，首次出马便当选为众议员。在冷战结束后日本政治右倾化思潮兴起的情况下，刚刚正式步入政界的安倍，就加入了新成立的“自民党历史研究委员会”，开始参与美化侵略历史的活动。1995年以后，他相继担任“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光明的日本国会议员联盟”的事务局长代理，1997年又担任“探讨日本未来与历史教育年轻议员联盟”的事务局长、“日本会议国会议员恳谈会”下设的“防卫、外交、领土问题”分会的负责人。此外，他还担任过“神道政治联盟国会议员恳谈会”的事务局长，并参加了“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之会”。


    因长期担任外相秘书，安倍当选的第一年就被破例推选为自民党外交委员会委员。1999年10月升任为政务调查会社会部部长。2000年7月4日，第二届森喜朗内阁组建，安倍被提拔为官房副长官，作为首相官邸的一员，登上了政治决策的前台。当天小泉纯一郎看着电视上的阁僚名单，问他的同学政治评论家浅川博忠，这次组阁中最夺人眼球的人和事是什么？浅川以为他说的是外务大臣或女大臣，但是小泉一口否定，狡黠地笑着说：“不对，不对，是官房副长官安倍晋三，这是我推荐的。”


    2001年4月，小泉接替森喜朗出任首相，沿用了“福田康夫官房长官·安倍晋三副长官”的体制，左膀右臂竟然都是曾任本派领袖的公子。世纪之交，安倍亲眼目睹了传统型政治家森喜朗令人掩面的超低人气和“永田町怪人”小泉掀起的“小泉旋风”，痛感国民人气的必要性，一直在寻找着拉开“安倍剧场”的时机。一年半后，安倍因“朝鲜绑架问题”而在对朝外交上一直持强硬态度，一举成为备受瞩目的政治新星。2002年9月，安倍随同小泉首相访问朝鲜。在平壤首脑会谈的休息时间，安倍向小泉建议：“如果对方承认绑架而不道歉的话，那么最好不要在共同宣言上签字。”这话日后传到日本国内，“果敢的安倍”形象在国民中广为传播，加之在整个访朝过程中，他到处都以家属会代表的形象出现，动辄就提及日本的国家利益，给人们留下了安倍时刻为民族大义着想的印象。按照《日本经济新闻》的说法：“不是日本，而是朝鲜培育了‘安倍总理’。”


    为了报答老安倍的知遇之恩，2003年9月小泉破格将安倍提拔为自民党干事长，成为仅次于总裁的二号人物，在当时被称为“惊天动地的任职”。没有大臣经验的年轻议员出任自民党干事长，成为极其特殊的事例，同时这一举动也打破了多年来自民党总裁与干事长分属于不同派阀的原则。换个角度看，应该说小泉重用安倍，也是出于将其当做“选举招牌”，以应对2003年10月众议院大选和翌年参议院选举。然而，在2004年7月举行的参议院选举中，任职刚十个月的安倍，因没有保住自民党原有席位而引咎辞职。同年9月，在后任干事长武部勤的要求下，安倍就任干事长代理，这在自民党历史上也是极其异类的事情。2005年10月“邮政大选”后的小泉组建第三届内阁，安倍被进一步提拔为内阁官房长官，协助首相主持内阁工作，频繁的出镜率，进一步提升了他的人气，成为小泉后最有可能荣任首相的明星人物。


    在有力的竞争者福田康夫于2006年7月宣布放弃参选总裁的情况下，安倍的胜出已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了。时隔5年零5个月，2006年9月20日，自民党举行新总裁选举，安倍以绝对优势当选第21任自民党总裁。9月26日，刚过52岁生日的安倍在临时国会上被选举为第90任首相，超过54岁就任首相的田中角荣，成为日本战后出生的首位首相，也是战后以来最年轻的首相。安倍晋三从当选议员到首相，只用了短短的十三年时间，实现了当年其父未竟之夙愿。安倍晋三的登台拜相之路，既没有担任大臣或长期担任自民党高层职位的经历，也不像他父亲或以往的大多数首相那样通过竞争派阀领袖的地位而后再去角逐首相位置，可以说他的升迁之途打破了自民党内担任总裁和内阁首相的不成文的最低规定。除了上述安倍的关系背景发挥重要作用外，安倍利用媒体的“人气诱导”的影响亦不可小觑，这也是小泉以来“剧场政治”的再次上演，这种党外诱导人气，进而党内造势的政治生态，实际上一定程度改变了过去自民党内依靠党内资历和派系合纵连横而胜出的惯例。据《日本经济新闻》9月26—27日的舆论调查显示，安倍内阁成立时的支持率高达71%，仅次于小泉上台之初的80%，高居第二位。《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调查的内阁支持率分别为63%和70.3%。


    安倍的政策口号是“美丽的国家”。在2006年7月竞选总裁期间，他专门出版了《走向美丽的国家》一书，9月1日提出的竞选纲领是《美丽的国家——日本》，9月29日，在国会首次施政方针演说中再次打出了“美丽的国家日本”的招牌。所谓“美丽的国家”，即“一是重视文化、传统、自然和历史的国家；二是以自由社会为基础、尊重规律、拥有尊严的国家；三是未来有可持续发展能量的国家；四是让世界信赖、尊敬和爱戴的、有领导风范的国家。安倍的主张，并无新意，目的无非是为了其所谓的“摆脱战后体制”，给新世纪的日本重新定位。这实际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中曾根“战后政治总决算”和“走向政治大国”路线在新时期的翻版。安倍入主首相府之后，人们更关注的是，在这些美丽辞藻的背后，作为一般印象中的日本鹰派和民族主义代表的安倍，将采取何种具体政策，将把日本带向何处？


    上任12天后的2006年10月8日，安倍正式访问中国，这次“破冰之旅”打破了中日首脑互访中断五年的僵局，开启了两国共建“战略互惠关系”的进程。将首访国家定为中国，这在战后日本历届首相中还是第一次。安倍访问期间，先后与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等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会谈，并且双方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会谈中安倍指出，中日关系是日本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日本将继续遵循中日三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和精神发展两国关系，将按照双方关于克服影响两国关系的政治困难、促进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共识来妥善处理历史问题；现在中日关系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把中日关系推向更高层次，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做出建设性贡献是双方承担的时代使命和责任，为此要争取将中日关系建成一个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


    翌日的10月9日，安倍紧接着从北京飞往首尔访问了韩国，当天正值朝鲜进行地下核试验，安倍原想重点讨论朝鲜核试验问题，而韩国总统卢武铉却重点强调了历史问题，指出“参拜靖国神社、历史教科书、慰安妇等问题，是阻碍日韩关系的重要问题，只有解决好这些问题，才能开拓未来”。双方也一致认为朝鲜核试验对周边国家以及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重大威胁，将严肃对应。


    安倍上台之初的“闪电”外交，是其“有主张的外交”的重要一步，是在强调“为了世界和亚洲的日美同盟”的基础上，迈出修复与重要邻国中韩关系的关键一步。目的无非是对外清理小泉时代外交的负遗产，摆脱“亚洲孤儿”的困境，以进一步改善日本的国际经济环境；对内则是发挥自己的外交特长，以实际政绩来稳固政权，进而迎接即将到来的形势严峻的选举战。


    的确，人们会发现右翼色彩的安倍在上台之初，有关历史问题的发言发生了巨大变化。此前积极支持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而当选首相后则表示不希望这个问题成为政治问题和外交问题，不打算就此明确表态。过去指责 “慰安妇问题是捏造”，而在访华前10月3日众议院的答辩中则表示要继承1993年河野洋平官房长官谈话的基本立场和1995年“村山讲话”的精神。并且，10月5日安倍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回答菅直人的提问时表明，“开战的结果给亚洲人民留下了重大创伤，包括我外祖父(岸信介)在内的当时的领导人负有重大责任”，“政治在结果上要负责任的，因此当然可以说当时领导人的判断是错误的”。然而，安倍的态度转变，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并非是思想认识的彻底改变，或出自内心的真实反省。事实恰恰说明了安倍作为一名少壮派政治家，是基于国家利益和战略利益，对具体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的现实调整，以及对历史认识的暂时性修正。翌年3月，安倍就原形毕露，就记者关于“河野谈话”的提问表示，“不存在证明二战时日军施行强制性措施的证言”。围绕美国众议院通过“慰安妇问题对日谴责决议案”，安倍则认为“决议案没有客观事实根据”，“即使通过决议，也不谢罪”。由此可见，安倍相比小泉，好像是更加“灵活”一些，结果只能是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徒然失信于民，失信于国际社会，留下一个出尔反尔的“撒谎”名声。


    与此同时，安倍倡导建立“日美印澳价值观联盟”，应和麻生的“自由与繁荣之弧”外交构想，强化日美军事合作，对华政策的两面性大大抵消了其改善亚洲外交的效果。


    为了“摆脱战后体制”，以实现“美丽的国家”目标，安倍积极主张修改宪法。首先是于2006年11月16日在在野党缺席的情况下，执政党单独表决在众议院通过新的《日本教育基本法》，12月15日，在在野党一片反对声中，强行通过参议院。新内阁成立不到三个月就强行通过了第一部法律，时隔59年，对堪称日本“教育宪法”的《日本教育基本法》进行了修改，增加了“尊重公共精神”、“重视爱国心”等条文。2007年5月，日本国会又强行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为日后正式修改宪法铺平了道路。强行表决变成了国会的家常便饭，粗暴的政治方式激怒了在野党，也侵蚀了民众对执政党的信任。


    其次，2006年12月，日本参众两院通过了旨在将防卫厅升格的《防卫厅设置法修正案》，2007年1月，日本防卫省正式挂牌成立。看似一字之差的改变，本身就是防卫部门在日本国家中地位和作用加强的表现，是对宪法第九条禁止日本拥有军队的直接冲击。实际上通过该法，日本把联合国维和活动和基于日本《周边事态法》实施的后方地区支援等《自卫队法》所定的“附加任务”升格为“基本任务”，这种对自卫队职能的重新定位，目的在于进一步为自卫队“松绑”，摆脱对自卫队走出国门的种种限制，以“名正言顺”地在国际上发挥日本的“军事作用”。


    “宪法已经施行了六十年……期待以此为契机，国民们能够就修改宪法问题展开进一步的讨论。”2007年元旦，安倍首相在新年致辞中高调呼吁修宪之时，而国民的回应是对安倍内阁的失望。1月23日，《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公布的民调显示，不到四个月，安倍内阁的支持率分别下跌了二十多个百分点，跌到39%和48%。最大的在野党党首小泽一郎尖锐地指出，安倍内阁已经出现了晚期症状。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安倍追求的修宪目标偏离了多数国民对缩小社会差距、改善经济民生的期待，安倍成了一个距离国民感觉“遥远的政治家”。这实际上恰好是“世袭政治家”在洞察民意方面局限性的反映，也是安倍在内政上缺乏领导和实干能力的印证。


    作为小泉的正宗接班人，安倍意欲塑造继续改革的“战斗的政治家”形象，可是一则是相比小泉，其能力有限，继承的新自由主义路线，并没有消除日本的社会差距；二是允许邮政改革中被除名的造反派议员复归自民党，结果是当年反对改革的造反派和代表改革的“刺客”又变成了一家人，选民们感觉上当受骗，也戳破了安倍改革者的形象。而自己一手打造的“亲信内阁”却丑闻不断，直接损害了安倍政权的公信力，逐渐侵蚀了自民党政权的基础。


    2006年12月，行政改革大臣佐田玄一郎因政治资金丑闻而引咎辞职；2007年5月农林水产大臣松冈利胜因事务所费用问题、政治资金丑闻等自缢身亡；7月防卫大臣久间章生因发表美国向日本投放原子弹是“无奈之举”的言论而辞职；安倍新任命的“世袭子弟”赤城德彦上任不久就被曝出政治资金丑闻，处在风口浪尖上的赤城，还居然满脸贴着药膏出现在电视和记者面前，这副十足的纨绔子弟的“愚蠢形象”，对参议院选举形势严峻的自民党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这位“药膏王子”也不得不于8月1日宣布辞职。此外，还有政府税制调查会会长本间正明因涉嫌不当使用公务员宿舍而辞职，劳动厚生大臣柳泽伯夫尹因“女人是生孩子机器”的发言而遭到猛烈批判，文部大臣伊吹文明、自民党政调会长中川昭一等也被曝出涉嫌政治资金丑闻等。


    正当丑闻缠身的安倍内阁倍感苦恼之时，2007年4月下旬，社会保障厅丢失5 000万件社保人员资料的事件被在野党民主党揭露出来，舆论哗然，民众愤怒。据6月2、3日《朝日新闻》的民调显示，安倍内阁的支持率进一步跌至30%，与内阁成立时相比，下降了一半多。在这样的“背运”中，安倍内阁迎来了7月29日的参议院选举。结果自民党遭到历史性惨败，在改选的64席中仅得到37席，自1955年自民党成立以来第一次丧失了参议院第一大党的地位，联合执政的自民党和公明党失去了参议院过半数议席的地位。日本宪政史上继1989年、1998年之后出现第三次“非常国会”，也是三次中时间最长的一次，其对日本政权交替产生了直接的重要影响。


    按照自民党惯例理应辞职的安倍，力求通过改组内阁“起死回生”。8月27日，安倍吸取教训，煞费苦心，一改此前“论功行赏”、“任人唯亲”的作风，启用各派阀领袖，挑选“清白贤能”之士，组成新一届内阁。谁料不到一周，9月3日新任农林水产大臣远藤武彦就因自身担任理事长的农业互助协会谎报人数冒领保险金问题而向安倍首相提交了辞呈，成为安倍上台以来“出事”的第三位农相，也是因丑闻而“走人”的第五位内阁大臣。还有新任总务大臣增田宽也、环境大臣鸭下一郎等多人也被揭露出政治资金丑闻，甚至连一贯号称政治廉洁的安倍首相本人，也被《现代周刊》杂志质疑存在偷逃高额遗产继承税问题。在野党趁机提出问责决议案，追究安倍的人事任命责任。


    9月9日，安倍在悉尼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如果《反恐特别措施法》不能延长，自己就辞职”。翌日，第168届临时国会召开，安倍首相进行了施政方针演说，将本届内阁定名为“政策实行内阁”，“美丽的国家”的词汇在结束时只用了一次。面对民主党控制的非常国会，眼看“特措法”延长无望，安倍在众议院大会答辩之前的9月12日，突然宣布内阁辞职，理由是“希望和小泽党首举行会谈，很遗憾被拒绝了。为了改变这种局面，需要一位新首相带领日本继续进行反恐战争”。官房长官与谢野馨的说法是，安倍因本人肠胃欠佳的健康原因而辞职。也有舆论认为，安倍是为避免金钱丑闻殃及自身而主动请辞。还有说法是安倍听从母亲洋子的建议，面对前景不妙的众议院大选，还是全身而退为好，等等，不一而足。


    安倍执政一年蓦然辞职，令人惊讶，亦使人感慨。面对小泉时代在内政和外交方面留下的“负遗产”，难题成堆，安倍可谓时运不佳，一定程度成了代人受过的“替罪羊”。而安倍本人作为“世袭政治家”，特殊的成长升迁经历亦决定性地影响了其能力范围，不仅表现在用人上多有失当之举，而且反映在自身上则是意志薄弱、优柔寡断，亦缺乏领导魄力和实干能力，意识形态性的、表演性的“剧场政治”，终究不能取代切实可行的政策行动。“安倍剧场”的命运，不仅反映了日本“世袭政治”的局限性，也反映了自民党“一党独大体制”的界限，预示了自民党前途多舛的前景。

 福田康夫

    (福田康夫fukuda yasuo 1936.7.16— )


    出任第91届(2007.9.26—2008.9.24)内阁首相


    福田康夫(1936年— )继承其父福田赳夫的政治衣钵，从政拜相，创造了日本宪政史上第一对父子首相的记录，而且巧合的是，都是71岁入主首相府，可谓“大器晚成”。福田自命“背水一战的内阁”，面对安倍残局后的“非常国会”和自民党的颓势，终难扭转时局而开创新局面，继安倍之后执政一年而再次突然抛出政权，此举为朝野政党和日本国民广为诟病。然而，执政期间积极推动中日关系改善和发展的行动，实有可圈可点之处。


    1936年7月16日，福田康夫出生于东京世田谷区，当时的福田赳夫在大藏省任职。战争期间，福田康夫一度被疏散到老家群马县，还在那里上过小学。1955年东京麻布中学毕业后，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学习经济。性格沉稳、不善言辞的福田，并没打算从政。1959年大学毕业后，进入丸善石油公司工作。同年1月，其父福田赳夫出任自民党干事长。弟弟横手征夫(因过继给横手家而改姓)刚满20岁，头脑灵活，有志从政，便当了父亲的秘书，打算将来继承其父的“政治家产”。福田康夫则步入商界，一干就是十七年。在此期间，他还被派到美国洛杉矶分部工作了两年。长期的社会工作锻炼，培养了福田的庶民风格和务实作风。1966年他与实业家岭驹夫的女儿岭贵代子结婚。贵代子的外祖父樱内幸雄战前官至农相和藏相，舅舅樱内义雄是原众议院议长，姨弟太田诚一是众议院议员。福田家族也是门庭显赫，除了出任首相的父亲福田赳夫外，叔父福田宏一是参议院议员，姐夫越智通雄是原经济企划厅长官。结婚时福田表明，自己不打算当政治家，也保证“不会让她成为政治家的夫人”。


    世事难料，造化弄人。原定继承父亲政治衣钵的二弟身患重症，提前放弃了自己的政治夙愿，之后于1994年因癌症去世。1976年11月，在父母的劝说下，福田康夫辞去公司职务，当上了其父福田赳夫首相的秘书官，不惑之年进军政界。在父亲的提携与指点下，1978年作为秘书官，福田参与并见证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过程。1990年2月，福田赳夫退出政坛，干了十四年秘书的福田康夫继承父亲在老家群马县的选举地盘，一举当选众议员，就这样阴差阳错成为一名第二代“世袭”政治家，时年53岁。对于媒体的非议，福田表示，“有人批判我是第二代，虽说我是政治家的儿子，可是我已50多岁了，希望把我看做是一个独立的人”，可从选举来看，人们还是认为“不过是一个老头代替了另一个老头”罢了。


    出道较晚的福田，一直比较低调。因为父亲的门生们都已加官进爵，如小他一岁的森喜朗、小他六岁的小泉已经当上了大臣，自己才刚刚正式接班，内心不无尴尬。福田从1992年到1999年一直担任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理事，1995年出任村山内阁的外务省政务次官，也先后担任过自民党副干事长、政务调查会副会长等职务，被议员们评为“无欲无为、低调安逸”。“角福之战”虽硝烟散尽，可是余韵犹存，实际上在“田中—竹下—小渊”一派掌权的20世纪90年代，尽管出生背景不凡，然而初出茅庐的福田也不可能得到重用，正好是积累经验、等待时机的阶段。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日本的政治权杖在新世纪由原田中派转到原福田派，即森派手中时，福田康夫也就时来运转了。2000年10月，当森喜朗内阁官房长官中川秀直因桃色丑闻辞职后，在时任森派会长小泉纯一郎的举荐下，既没担任过大臣、党内重要职务，又非派阀首领的福田，一举进入权力中枢，成为内阁中仅次于首相的二号人物。面对周围众多质疑之声，福田能够出任官房长官，无疑是高贵的政治血统和知恩图报的“情意”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原本福田是“公子”，而森喜朗和小泉是陪伴左右的“书童”。不过，在森首相屡屡失言，政府金钱丑闻频发的情况下，不善言辞但沉着稳重、长于协调的福田，还是出色地发挥了自己的“辩才”，出面为森喜朗政府“消灾避祸”，因而赢得了一个“辩白长官”的称号。


    2001年小泉上台后，福田留任官房长官，协助小泉通过了海外派兵法案，领导了外务省有关事务，在外交和安全方面继续发挥了重要作用，被舆论称为“影子外相”、“影子防卫厅长官”等。在靖国神社问题上，他反对小泉一意孤行参拜靖国神社，主张修建国立的和平追悼设施。因此，被部分保守势力批判为“亲中派”、“媚中派”等。2003年8月，在中日关系处于低谷的情况下，福田访华，参加了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5周年庆典。久而久之，福田由小泉的心腹密友逐渐变成了“谏言长官”，两人之间心生芥蒂。2004年5月7日，福田以未交养老保险问题为借口辞去官房长官职务，任职长达1289天，成为日本政治史上担任官房长官时间最长的人。此间媒体认为围绕亚洲外交和靖国神社问题，福田与小泉等人产生重大分歧是其去职的深层原因。三年半的官房长官，历练了福田的能力，显著提高了他的知名度。


    在小泉明言2006年9月任期届满不再寻求连任的情况下，福田成为小泉之后有望接班的所谓“麻垣康三”(麻生太郎、谷垣祯一、福田康夫和安倍晋三)中的热门人选之一，舆论调查的支持率仅次于当时的官房长官安倍晋三。他表明要在父亲提出的“福田主义”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构建自己所谓的“新福田主义”。然而，安倍晋三先声夺人，趁着“剧场政治”的余热，表明将继承小泉路线，在小泉首相和周围人等的支持下，凭借着“年轻”和“强硬”的优势，占据上风。同属森派的福田眼见胜算不大，而且反对靖国神社参拜的主张必将与安倍的看法产生对立，成为总裁选举的争论点。他对支持自己的朋友吐露：“最头痛的结果就是变成‘靖国神社选举’”。同时也考虑到为了避免其父创立的“清河会”内部分裂，造成原本世交的两家不睦，于是福田以年事已高为由，于2006年7月21日无可奈何地宣布不参加竞选。甚至后来有消息透漏出来说，他要从政坛隐退，将位置让给自己的秘书即长子福田达夫。期望中的“首相之梦”，在没有明确表示出马竞选的情况下就已幻化为泡影。


    谁也没想到，一年之后随着“安倍剧场”的蓦然落幕，首相之运居然悄然落在了慨叹“廉颇老矣”的福田头上。六年半的“剧场政治”中，小泉、安倍奉行“新保守主义”路线，日本社会呈现出改革疲劳症，安倍的“摆脱战后体制”的口号和“价值观外交”亦遭到各界批判。在年轻的安倍落马后，与其风格相似的自民党干事长麻生太郎，原本信心十足地准备接替安倍的位置，然而，在参议院选举失利的情况下，为了谋求赢得不久即将到来的众议院大选，必须明确地改变路线，于是自民党各派把目光投向了稳健派的代表——“老将”福田康夫。早年就在首相府一个锅里吃饭的森喜朗，因2006年小泉之后未能把福田扶上大位就心怀歉疚，如今积极协调各派领袖意见，自民党九个派系中除了麻生派之外，其他八个派系都表示支持福田。2007年9月23日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国会议员387票、地方代表141票，共计528票，除了一张无效票之外，福田获330票，麻生获197票，其中地方票中，福田获76票，麻生获65票，福田当选为自民党第22任总裁。从结果来看，在派阀约束功能下降的情况下，福田的优势并没有设想的那样大。9月25日，日本国会举行首相选举，众议院选出福田康夫，而民主党占优势的参议院选了小泽一郎。参众两院选出不同人选，这是自1998年来的第一次，现行宪法下是第四次。根据宪法规定的众议院优先原则，福田当选为日本第58位、第91届首相。第一对父子首相诞生的同时，福田也是继福田赳夫、中曾根康弘和小渊惠三之后从群马县走出的第四位首相，群马县也因此成为日本产生首相最多的县。


    当选首相的9月25日，福田在会见记者时，自叹为“背水一战内阁”，他说，“一步走错，自民党将丧失政权，我就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内阁。念及此点，我们必将紧张地度过每一天”。福田反复强调了本内阁的定位，首要的是就安全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等重要问题与第一大在野党民主党“协商”。因为2007年参议院选举失败后出现的“非常国会”不同以往，从政治势力对比来看，日本政治史上首次出现了两大政党各把持一个立法机关的局面。


    仓促上阵、临危受命的福田，鉴于正值国会会期之内，留任了安倍内阁的大部分成员，与公明党组建了联合政权，赢得了诸多国民对“稳健政治”的期待。据《读卖新闻》于9月25—26日进行的舆论调查显示，福田内阁支持率为58%，这是自1978年大平内阁以来，继小泉、细川、安倍之后排名第四的高支持率。此外，福田任命四大派阀领袖出任党内要职，即伊吹文明任干事长，谷垣祯一为政调会长，二阶俊博为总务会长，古贺诚为选举对策委员长，以求先行党内协调，再去寻求党外“合作”。


    10月1日，福田在第168届国会的首次施政方针演说中，改变了安倍时期那种意识形态先行的“大政治”，着眼于务实可行的“小政治”，提出了“自立与共生”的基本政策理念，意欲适当修正小泉的改革路线，某种程度回归“大政府主义”。他提出对内要恢复国民对政治的信任，通过改革和发展经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整顿公共教育、工作和育儿环境，缩小社会差距，建立一个“希望和安心”的可持续发展社会；对外则主张实现“日美同盟的强化与推进亚洲外交的共鸣”，“积极推进亚洲外交”，并且指出当前最紧急的课题就是日本海上自卫队向印度洋美军提供后勤支援问题和朝鲜问题。国会演说中福田首当其冲强调，要诚心诚意与在野党协商，共同推进国政。


    面对“非常国会”的长期化，某种程度上权力的中心已由内阁转移到了国会。福田不得不奉行“协商路线”，考虑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取得第一大在野党民主党的合作，如何寻求合作的途径和方法？事关向美军继续供油的反恐法案还没找到头绪，10月19日，又传出前防卫省事务次官即被称为“防卫厅天皇”的守屋武昌涉嫌严重受贿案件。民主党借机根据国政调查权，在众参两院分别传唤了守屋武昌等数名当事人，还牵出原防卫大臣久间章生和现任财务大臣额贺福志郎等多名政治家参与其中，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如何尽快收场，刚刚上任的福田已是举步维艰。毋庸置疑，其中“大联合”是消除“非常国会”的根本办法。于是，10月30日、11月2日，福田与民主党党首小泽一郎，即所谓的“众议院首相”与“参议院首相”举行了两次会谈，探讨了建立“联合政权”的问题。在福田对小泽的安全政策方面做出较大让步后，小泽态度也比较积极。双方约定，小泽出任无特定事务的副总理，内阁人数分配分别为自民党10人、民主党6人、公明党1人，其中国土交通大臣、厚生劳动大臣和农林水产大臣由民主党担任。据说《读卖新闻》会长渡边恒雄和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也从中斡旋，此间有关建立“大联合政权”的问题喧嚣一时。结果小泽的建议遭到民主党内的强烈反对，甚至搞得小泽不得不宣布要辞去党首职务，最后在大家挽留下小泽又收回了辞职的发言。


    大联合的设想落空之后，朝野对立激化，反恐法案成为斗争的焦点。11月1日反恐法案失效之后，福田政府急忙于11月13日提交新反恐法案并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带着这个还没加工好的“见面礼”，福田于11月15—17日首访美国，表明将继续强化日美同盟，争取早日通过新反恐法案以恢复自卫队向美军等的供油活动，同时也重申了“日美同盟与亚洲外交共鸣”的理念。上一年保守的安倍首访中国，破除了中日关系的坚冰，如今温和的福田首访美国，以显示重视美国的姿态。


    围绕年金记录丢失处理问题，福田政府对应迟缓，新反恐法案强行再行表决的意向，也遭到各方批判，导致内阁支持率急剧下降。据朝日新闻社12月19—20日的全国舆论调查，执政不到三个月，福田内阁的不支持率首次超过支持率，支持率由上台时的53%下滑到31%，不支持率由27%上升为48%。


    在内政不见起色的背景下，福田发挥自己外交的特长，在岁末的12月27—30日，福田继“破冰”、“融冰”之旅后，展开了“迎春”之旅。他在北京大学发表了题为“共创未来”的演讲，提出以“互利合作、国际贡献、相互理解和信赖”作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三大支柱，进而最后强调指出“中日两国之间不单单是一种利益或利害关系，两国是有着悠久交流历史的邻国，共有相互的文化和传统，共有相互依存的基础”。随后，福田参观了天津滨海新区及天津一汽丰田工厂，并前往孔子故里山东曲阜参观，亲笔写下了“温故创新”的感言，蕴涵了“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之义。福田“政治、经贸、文化” 三位一体的“迎春之旅”，为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2008年5月，胡锦涛主席展开“暖春之旅”，这是中国国家元首时隔十年首次访日。双方签署了中日之间的第四个政治文件《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进一步推动了中日关系向一个新的高度发展。


    为了通过反恐法案，时隔19年，福田内阁决定延长临时国会。于是，临时国会自细川内阁以来时隔14年第二次跨入新年度，成为“跨年国会”。进入2008年，福田内阁迎来了更大的挑战。1月11日上午，新反恐措施法案在参议院被民主党、共产党和社民党等多数否决后，当天下午众议院大会上，自民党和公明党实行再次表决，以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强行通过，该法时效一年。被参议院否决的议案在众议院再次表决通过，这是继1951年《赛艇法》之后57年来的第一次。表决现场，民主党代表小泽一郎等人拂袖而去，放弃投票，以示抗议。


    紧接着所谓“dna”的一些列棘手问题，严重困扰着福田内阁，特别是日本银行总裁的选任问题。随着2008年3月日本银行总裁福井俊彦任期届满，按照日本国会法的规定，政府对日银正副总裁的人事任命，必须经过参众两院的批准，而不像预算和法案一样众议院有优先权。民主党据此以财政和金融分开为由，先后两次否决了福田政府的人事提案，使得日银总裁空缺达三周之久，这是日本战后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事态，福田政府在国民心中成了“不作为”政府。加上在处理汽油税率等问题上福田表现不佳，4月19—20日,朝日新闻社发表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福田内阁的支持率已降至25%，有人认为福田内阁已经进入“危险水域”。4月30日—5月1日该社的调查结果是，福田内阁支持率进一步降至20%。政党支持率也发生了逆转，民主党由22%上升为28%，自民党则由26%降为24%。与此同时，5月2日，日本共同社的民调结果也显示，福田内阁的支持率跌至19.8%，这也是2001年森喜朗内阁下台以来，日本内阁支持率首次跌破20%。福田的政权运作能力面临严峻考验。


    进而，民主党加紧“逼宫”行动。2008年6月11日，民主党联合其他在野党向参议院提交了针对首相福田的问责决议案并获得通过。在日本宪政史上，首开首相问责决议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的先例。民主党代表小泽认为，“尽管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但针对首相的问责决议案获得通过的话，是迄今为止从未有过的重大事态”，他还表示“无视国民的意见而继续存在的内阁是不符合宪政常识的。只有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才能解决问题”。


    翌日，自民党和公明党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利用多数优势通过了对福田内阁的信任决议案，以对抗前一天在野党在参议院通过的针对福田的问责决议案。这是日本众议院历史上第二次通过对内阁的信任决议案。上次是在1992年宫泽喜一任首相期间。


    支持率在20%左右低位徘徊的福田，寄希望于7月在北海道召开的八国峰会，欲借外交增加政府的亮点，然而，结果是不少日本媒体认为日本收获不大，福田表现令人失望，美国布什成了大赢家。“江郎才尽”的福田8月2日改组内阁，以求挽回一路下滑的支持率。然而，朝日新闻社8月1—2日的舆论调查表明，内阁支持率没有太大起色，支持率为24%，与7月份持平，不支持率仍旧高达55%。


    新内阁不见增色，反倒是又出丑闻。新内阁中的三名大臣于8月16日被曝各自接受一名建筑业大亨政治捐款，十天后的26日，福田刚拉上农林水产大臣位置的太田诚一(妻子的表弟)，竟然被曝出凭空领取事务所经费的丑闻。9月19日太田引咎辞职，成为继安倍内阁松冈利胜、赤城德彦之后一年多内栽倒的第三位农林大臣，该职位一时成了“鬼门”。 在野党纷纷要求追究福田的人事任命责任。


    执政联盟公明党也担心若在没有人气的福田领导下迎接大选，铁定败北，殃及自身，要求福田下台、更换领导人。自民党内不少人也对福田的领导能力产生了怀疑。福田提出的延长反恐特别措施法案、设立消费者厅、讨论补充预算等问题，均受到民主党的反对。面对2008年9月即将到来的临时国会，民主党干事长鸠山由纪夫8月26日表示，要在临时国会中“将福田内阁逼到绝路”。民主党党首小泽也表示，临时国会开幕意味着“众议院解散、举行大选的铜锣敲响”。进退维谷的福田，突然于9月1日晚召开紧急记者招待会宣布辞职，理由是“为了国民生活，希望在新的阵势下实现政策”。记者质问：“一般都认为您给人的感觉就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今天这场辞职的记者会，坦白说，您给人就是这种印象。”福田有点恼羞成怒：“我能很客观地认识自己，我和你不一样。”“我和你不一样”，迅速蹿红网络，赢得日本“2008年网络流行语金奖”。各类商家纷纷推出图文并茂的“我和你不一样”文化衫、鸭舌帽、马克杯、婴儿装，可谓火爆热销。


    9月24日，福田内阁辞职。与“小将”安倍同样，“老将”福田依旧是一年之后，改造完内阁不久撂挑子而去。“非常国会”无须说是需要客观面对的现实，那么换个角度，究竟是“金权政治”惹的祸？还是“世袭闺阀”的劣根？无疑都与自民党长期一党独大的“僵化”体制脱不开干系。新规未立，旧体制已僵，“政治崩溃”，首相更迭已是必然。从人才的角度看，小泉打破了派阀，也打破了自民党以派阀为中心的人才培养体系和功能，结果他支持、推出的两任首相，都在直接“摧毁着自民党”。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首相竹下登在接受日本政治学者御厨贵(现东京大学教授)的采访时就曾说：“桥本政权倒了的话，下一个是小渊(惠三)，但是，小渊之后还没有看到。”采访者追问“小渊之后这么办？”竹下答道：“今后得收拢年轻人进行学习了。”时隔不久，竹下病倒，最后之星小渊也很快病故。该人才培养体系亦旋即告终。十余年后，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福田这位平常时期的常人政治家，却在非常时期上任，又遭遇“非常国会”，以致终于“临阵脱逃”。从体制变迁角度来看，御厨贵教授感言：“日本真正的政权交替时期已经到来。这次福田首相突然抛掉总理职位，对日本来说，或许是个‘功劳’。”

 麻生太郎

    (麻生太郎aso taro 1940.9.20— )


    出任第92届(2008.9.24—2009.9.16)内阁首相


    麻生太郎(1940年— )拥有一个集“世袭闺阀”于一身的政治世家，出自一个可谓浓缩了百年日本近现代史的豪门望族。他个性张扬、口无遮拦，号称“大嘴首相”；爱好漫画，常读错字，被媒体讥讽为“漫画脑袋政权”、“阿呆太郎”。麻生思想意识保守、不识民间疾苦、历史认识模糊，在新世纪先后四次问鼎首相大位而终获成功，然而任内无所建树，继安倍晋三、福田康夫之后，成为第三个执政约一年的“短命首相”，变成“万年执政党”自民党政权的“终结者”，戴上了“平成版的德川庆喜”的“帽子”。


    1940年9月20日，麻生太郎出生于福冈县饭塚市，名字取自其祖父的名号。曾祖父麻生太吉明治年间经营煤矿起家，号称“煤炭大王”，其家族产业逐渐扩大到铁路、电力、海运、钢铁、金融等行业，成为富甲一方的豪族。麻生太吉先后担任了日本帝国议会的众议员、贵族院议员。祖父麻生太郎33岁早逝。20世纪30年代，其父麻生太贺吉继承祖业，担任麻生商店、麻生矿业和麻生水泥等公司的社长，二战期间曾强征上万名朝鲜和部分中国劳工进行残酷的生产劳动，战争末期甚至还强制一些外国战俘服苦役。二战结束后，1949年在岳父吉田茂的支持下，麻生太贺吉当选众议员，而麻生家族产业则成为吉田茂政治资金的重要来源。外祖父吉田茂，是日本第45、第48—51任首相，自民党创始人之一、日本战后体制的开创者。麻生的岳父是第70任首相铃木善幸，与其父一样，他们都做了首相的乘龙快婿。妹妹信子则嫁给宽仁亲王(明仁天皇的堂弟)，麻生家族也成为正宗的“皇亲国戚”。


    此外，麻生太郎的祖母夏子，她哥哥加纳久朗的孙女是久美子，久美子是桥本龙太郎首相的妻子，也是“日本资本主义之父”涉泽荣一的玄孙女。麻生的大姨夫吉田宽，是岸信介首相、佐藤荣作首相的表弟，自然也是安倍晋三首相的外叔祖父了。麻生的小舅子、前环境大臣铃木俊一，其妻子敦子的表兄是宫泽喜一首相，而宫泽家通过巨富石桥家族，与鸠山(由纪夫)家族、池田(勇人)家族等也有姻亲关系。因此，通过麻生家族，可以窥视出日本“世袭”政治和裙带婚姻关系的“冰山一角”。


    在优越的官商家庭环境下“娇生惯养”的麻生，自幼形成了自傲任性、张扬散漫的个性，也养成了缺乏深思熟虑、随口妄言的习惯。如其自嘲的“出生很好，教养不佳”。据麻生在家乡事务所的原秘书深町说，1947年麻生到了上小学的年龄，家里特意建立了“麻生塾小学校”，算上麻生本人和麻生家族的公司干部子弟共四个学生。中学时代麻生也是个出了名的差生，不过人倒是很活跃，大家都叫他“筑丰的少爷”。麻生的中学同学回忆，“这位‘少爷’因为精力过剩，便弄来一杆枪打着玩，没想到，最后他居然能参加奥运会……”，最后在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飞碟射击项目上，麻生拿到了一个第41名的成绩。显然，在奥运会赛场上，他只是个“业余选手”。然而，这个数百日元一发子弹的高雅项目，当时也只允许极少数人参加，据说，倒是因为麻生太过拖沓，国际比赛制订了“入场15秒必须发射”的规则，也算是麻生的一个贡献吧。


    1959年麻生高中毕业，对他父亲说“想考国立的大学”，结果被他父亲狠批了一顿：“傻蛋！如果没钱也就罢了，有钱的就不要浪费人们的税金了！你想当个公务员吗？东京大学是培养那些工作人员的学校。”于是，按照父母安排的道路，麻生像皇族和其他不少官宦子弟一样进入学习院大学政治经济学部，专攻政治学，成绩是倒数第五之内。据说大学期间学业敷衍了事，看漫画倒是通宵达旦。1963年3月麻生大学毕业后，先后赴美国斯坦福大学和英国伦敦大学留学，也没有获得什么学位。1966年回国，先是进入产经新闻社工作，时任产经新闻社社长的水野成夫也是麻生家的亲戚。体验了半年后，8月进入麻生产业株式会社，同年11月，26岁的麻生出任总经理。1973年担任麻生水泥株式会社社长。1975年麻生就任日本青年会议所(jc)专务理事时，面对众多怀疑其能否胜任的反对之声，其父却说：“我儿子不当那些不是长的职务，专务理事不行。”其母和子则在家设宴款待了15名相关干部。jc前会长、原众议员佐藤敬夫说：“麻生君即使行动自由奔放，可有他妈在，已为其扫清道路，在前引导，不会让他脱离轨道。”


    于是，在“订做好的人生”轨道上，1978年1月，没干过理事长的麻生破例当上了jc的会长。1979年10月，麻生循着父亲的足迹，首次当选众议员，成为一位典型的“世袭议员”，从其曾祖麻生太吉算起是第三代，若从其高祖“明治三杰”大久保利通算起，就是第五代“世袭政治家”了。麻生先后出任文部省政务次官、众议员煤炭对策特别委员会委员长、外务委员会委员长、自民党外交部会会长、副干事长等职务。1996年11月，首次入阁，担任桥本内阁的经济企划厅长官，在同辈当中也是入阁较晚的。2001年1月，又在森喜朗内阁当了经济财政大臣。


    三个月后，既非派阀领袖、又没担任过党政重要职务，总共只干了十个月的经济企划厅长官、三个月的经济财政大臣的麻生，居然要出马竞选自民党总裁。这种举动恐怕是非麻生之外的他人所难以做出的决断，或许这也是受小泉三度挑战总裁的启示吧。2001年4月，麻生与小泉、桥本同台竞技，结果可想而知，仅获得可怜的31票，位列最后。然而，小泉当选执政后，麻生受到重用，先是被提拔为自民党政务调查会会长，成为自民党中的大员。2003年9月，麻生出任总务大臣。2005年10月，就任外务大臣。


    在日本社会整体出现保守化趋势、民族主义思潮兴起的潮流下，麻生与小泉一唱一和，在历史认识、台湾地位、“中国威胁论”等问题上，不顾历史事实，公然蔑视中韩等近邻各国的国民感情，挑战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2005年11月26日，针对靖国神社问题，麻生在金泽市的演讲中声称：“世界上只有中国和韩国在谈论靖国神社问题”，“日本不用介意是否会被孤立或不受欢迎这些无关紧要的事”。2006年1月28日，他在名古屋演讲时鼓吹天皇应该参拜靖国神社，他说：“英灵都是喊着天皇陛下万岁(而死)，没有一个喊首相万岁的，所以，天皇陛下最应该参拜靖国神社”，甚至说“即使靖国神社问题解决了，不等于中日之间的问题都解决了，因为是邻国，保持某种程度的紧张感之外别无他法”。同年2月4日，麻生在福冈演讲时公开美化日本的殖民统治，声称：我们先辈的工作“大大提高了台湾的教育水平”。此前的2005年12月22日，当记者问及如何认识民主党党首前原诚司的“中国威胁论”时，麻生当场表示同意前原的观点，认为“中国正成为相当程度的威胁”，作为日本阁僚首次在正式场合公开宣扬“中国威胁论”。


    2006年9月，小泉卸任后，麻生再度登场竞选自民党总裁，在福田康夫宣布退出竞选后，与安倍晋三、谷垣祯一展开角逐，最终不敌人气正旺的安倍(464票)而落败。安倍内阁成立后，麻生继续担任外相。11月30日，麻生在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讲演时，提出了所谓的“自由与繁荣之弧”构想，兜售“价值观外交”，旨在将其作为日本外交的“新核心”。他表示，这个“弧”包括中东以及东南亚各国，如“柬埔寨、老挝和越南”一带，而且“日本今后正是要在从东北亚开始，经中亚的高加索延伸到中东欧的波罗的海各国的‘自由与繁荣之弧’上，为已开始奔跑在马拉松赛道而尚未到达终点的民主主义各国助跑”，以使“那些尊重自由、民主、市场、法制和人权的国家，集礁成岛，延绵成山”，“我确信，美国自不待言，澳洲、印度、欧盟或者北约各国，想法一致、利益共通的友邦各国更加紧密团结，必将努力形成并扩大‘自由与繁荣之弧’”。


    随着个人影响的扩大，2006年12月15日，麻生继承了1999年从宫泽派分裂出来的“大勇会”(即河野洋平派)，新创“为公会”，即“麻生派”，当上了派阀领袖，为自己进军首相宝座蓄积资本。2007年在“安倍剧场”情绪低落的情况下，麻生厉兵秣马，跃跃欲试，6月份一举推出自己的两本专著，即《自由与繁荣之弧》和《无以限量的日本》，从外交到内政全面阐述了自己的政策观点，打出了“麻生主义”的新名词，为争取成为“安倍后”的不二人选大力造势。他在推销“自由与繁荣之弧”和“价值观外交”的同时，也明确表示“祝福、欢迎中国的崛起”，“期望中日两国今后在经济、政治、社会等广阔的领域展开竞争，共同切磋，相互提高，走王道之路，这将有利于亚洲整体的利益”。2007年8月，安倍改造内阁，麻生就任干事长。当他预先得知安倍将很快辞职后，更是喜不自胜，意欲接班。不料，突然跑出个福田康夫，吸引、拉拢了麻生派之外的八个派阀，原本志在必得的麻生，只好堵着气第三次出马参选自民党总裁，结果败给福田，首相之梦再次破灭。此后，他拒绝福田的入阁请求，云游全国各地，四处宣传演讲，为自己东山再起做准备。


    2008年8月，福田进行内阁改造，麻生再次出任自民党干事长，回到权力的中心位置。福田宣布辞职后，9月22日，自民党国会议员和47个都道府县自民党联合会代表投票表决，“选举招牌”的麻生获得了527票中的351票，以绝对优势战胜与谢野馨、小池百合子、石原伸晃和石破茂，当选为自民党第23任总裁。9月24日，出任第92届内阁首相。麻生四次竞选，终获成功，开创了日本政治史上的新记录，也造就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三代首相世家”。民主党代理代表菅直人讥讽道：“在自民党，只有首相的孙子或儿子才能当首相吗？”


    同日麻生组建内阁，该内阁被媒体和在野党称为“世袭内阁”、“少爷内阁”和“公子哥内阁”等。麻生内阁18位成员中有11人是“世袭阁僚”，四天后国土交通大臣中山成彬辞职，金子一义继任后，“世袭阁僚”一度达到了创纪录的12人，超过了福田康夫改造内阁时的9人，即全体内阁成员的三分之二是“世袭议员”。2009年2月，财务金融大臣中川昭一引咎辞职后，麻生内阁17人中11人为狭义上的“世袭议员”，13人为广义上的“世袭”，纯粹不是世袭的只有4位。无怪乎民主党的菅直人批评说：“麻生内阁“类似安倍的‘朋友内阁’，包括麻生首相本人在内，前首相的后代就有4人，简直就像是江户幕府。”日本国民也不能不怀疑，当今的民主政治难道变成了有权或有钱人的游戏？


    据朝日新闻社9月24—25日的舆论调查，麻生内阁的支持率为48%，不支持率为36%，虽然比福田内阁后期有大幅回升，可是与小泉(78%)、安倍(63%)、福田(53%)三届内阁成立之初的支持率相比，则是一届不如一届。上台初始的麻生摆出一副与民主党进行“政治决战”的姿态，在9月29日第170届国会的首次施政方针演说中，他指责“民主党将政局作为第一要义，而将国民生活摆在了第二位、第三位”，表示本届内阁内政上要刺激景气、再建财政、以改革促发展，实现安心的生活，建立简约温情的政府，促进地区活力以及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外交方面，第一，“强化日美同盟，这总是第一位的”；第二，“与邻国中国、韩国、俄罗斯等亚太各国共同构筑地区的稳定与繁荣，共同实现发展”；第三，“致力于解决人类面临的恐怖活动、全球变暖、贫困和水资源等全球性课题”；第四，“为了使我国信奉的宝贵的价值扎根于年轻的民主主义各国，要不惜力量进行帮助”；第五是对朝政策。麻生的外交路线由福田内阁的“共鸣外交”回到了“日美第一路线”，提及邻国共同发展之时，不忘竖起自己“价值观外交”的大旗。


    于是，2008年10月27日，麻生太郎与来访的印度总理辛格共同发表了《日印安全合作共同宣言》。12月18日，日本与澳大利亚发表“加强安全合作共同宣言”。2009年2月24日，麻生飞赴华盛顿，成为奥巴马总统上任后接待的首位外国首脑。然而，这次访问仅有一个多小时的会谈，没有记者会，没有午餐会，没有发表共同声明，也没有夫人随行，成为一次典型的象征性访问。日本舆论认为麻生成为最受冷遇的首相，美n也讽刺道“为了一小时的会谈，他飞了一万一千公里”。


    与此同时，身为首相的麻生在敏感的历史认识问题上适当调整了态度。在10月2日众议院大会答辩中，他表示要继承1995年“村山谈话”；10月5日就慰安妇问题，也表示“政府的基本立场，现在也要沿袭河野谈话”；10月31日，就航空自卫队参谋长田母神俊雄否定日军侵略行为的论文，麻生认为“即使是个人行为，立场也是不合适的。”由这些表现可以看出，麻生在历史认识问题上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灵活性。在日本与邻国关系整体回暖的情况下，2008年12月13日，在日本福冈中日韩领导人第一次单独举行峰会，共同签署了《三国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并发表了《国际金融和经济问题的联合声明》、《三国灾害管理联合声明》和《中日韩合作行动计划》。本次峰会正式启动了三国首脑定期的专门会晤机制，标志着中日韩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2009年4月29—30日，麻生应邀访华，展开了一次“合作之旅”，这是他出任首相以来第一次正式访问中国。自上一年半年多时间内，包括本次，麻生分别与温家宝总理和胡锦涛主席各进行了四次会谈。如从4月2日的伦敦金融峰会、4月11日泰国的东亚领导人峰会算起，这是麻生一个月内与中国领导人的第三次会面。两国领导人如此频繁的会面，的确在中日关系过去的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双方在历史认识问题上达成某种程度共识的同时，表示将加强环境、能源、通信等领域的经济技术合作，进一步推进两国国民之间的交流，充实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共同应对金融和流感两大危机，以推进区域合作。在中日青年企业家交流午餐会上，麻生发表演讲，表示“对中日关系的未来极其乐观，因为只有实现两国未来的‘共同利益’，才能推动两国的发展、繁荣，才有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中日两国是地理和历史上的‘永远的邻居’，建立战略互惠关系，是两国为实现‘共同利益’而选择的正确道路。”而且，麻生首相还首次提出了可以探讨建立“中日经济合作协定”甚至是epa的可能性，表示出了积极的合作态度。


    外相出生的麻生，上台后装扮成“经济的麻生”，意欲重整经济，赢得国民支持。然而，不仅经济刺激措施不见效果，而且深陷世界金融危机漩涡，日本经济疲软，经济规模明显萎缩。古语云：“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一如此前的自民党政权，麻生身边大员或因失言、或因丑闻、或因意见分歧，相继辞职，直接打击了麻生政权。2008年9月组阁五天后，国土交通大臣中山成彬就因“失言问题”辞职；2009年1月，内阁府大臣政务官松浪健太因弃权补充预算案而被罢免；2月中川昭一财政大臣因在西方七国财长会上“醉酒”而辞职；3月财务副大臣平田耕一因违反条例而辞职；5月官房副长官鸿池祥肇因桃色丑闻而辞职；6月12日总务大臣鸠山邦夫因反对日本邮政社长人事任命而辞职；同日厚生劳动大臣政务官户井田彻以抗议鸠山邦夫的人事更迭而辞职。


    草率鲁莽的麻生首相，常读错汉字自不必说，更甚者是信口开河，公然指责“很多医生缺乏社会常识”(2008年11月19日)；历史常识欠缺，误言“珍珠港事件是二战的开始”(2008年12月4日)；现实政策摇摆，在国会答辩时声称“曾不赞成邮政民营化”(2009年2月5日)，9日又表示“还是民营化比较好，这是我最终的想法”。信马由缰、出尔反尔的麻生，其言论在日本国内引起轩然大波。于是，内阁支持率一路急剧下跌。内阁成立两个多月后，据朝日新闻社12月6—7日的舆论调查，麻生内阁的支持率下降了一半多，仅为22%，是福田内阁下台时的水平，不支持率则高达64%。执政不到半年，2009年2月7—8日，支持率已经降至14%，不支持率升至73%。“日本tv”2月25日的调查，支持率更是跌到可怜的一位数9.7%。


    民主党紧追不舍，加紧“逼宫”，要求问政于民。麻生则始终没有找到很好的解散众议院的机会，索性借口全力应对金融危机，拖延时日。当错过自民党干部认为的3月小泽政治资金丑闻这个所谓“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后，没认清自己“政治使命”的麻生已经是在一步步走上绝路。实际上进入2009年，一系列的地方选举成为日本政局发展的风向标，每次自民党节节败退，民主党则均获得了骄人的战绩。例如山形县知事选举(1月25日)、名古屋市长选举(4月26日)、琦玉市长选举(5月24日)、千叶市长选举(6月14日)、静冈县知事选举(7月5日)，特别在7月12日被认为是众议院大选热身赛的东京都议会选举中，自民党惨败，失去了自1965年以来一直保持的议会第一大党的地位。


    “选举招牌”转眼间变成了“票房克星”，2009年2月，自民党内“倒麻”势力就已蠢蠢欲动，6月围绕鸠山邦夫辞职和党内人事调整等问题各方意见分歧，原自民党干事长中川秀直等实力人物纷纷要求麻生“自己主动下台”。7月18日山梨县三千多名自民党员集体退党，以支持前一天退出自民党的众议员长崎幸太郎，事实已成“树要倒猢狲散”之势。7月14日，在野党控制的参议院通过了首相问责决议案，这是继上一年年针对福田问责之后，现行宪法下通过的第二例。以民主党为首的在野党决定，首相问责决议案通过后不再出席国会的任何审议活动。内外交困的麻生在首相人气低迷、自民党支持率低迷、经济景气低迷的情况下，不得不举起“尚方宝剑”被迫解散国会。8月30日第45届众议院大选结果揭晓，民主党一举夺得308个席位，净增193个，而自民党则由300个减为119个，众多老牌政治家纷纷落选。自民党在1955年成立以来首次失去众议院第一大党地位。31日麻生正式宣布将辞去自民党总裁职务。9月26日，麻生内阁全体辞职。


    执政358天的麻生，尽显末期症状，没能像安倍、福田一样坚持到满一年，成为日本战后第七、冷战后第三的“短命内阁”；国民也没再赋予麻生首相再次“抛出政权”的权力，执政近53年的自民党，继1993年之后再次丧失执政党地位而沦为在野党，麻生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宫泽喜一第二”，成为丢失政权的“罪人”，也成为日本真正实现政权交替的“功臣”。麻生在酒酣耳热之时曾时常谈起外祖父吉田茂下台的憾事，称“外祖父没有实施解散，就把政权交给了鸠山一郎”，如今轮到自己，实施了解散，结果还是落了个不得不将政权交给鸠山由纪夫的下场。祖父辈角逐政权，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世袭更替”，在新世纪的日本政坛上孙子们成为主角，再次对决，这本身已经解释了日本政治乱象丛生的问题所在。

 鸠山由纪夫

    (鳩山由紀夫hatoyama yukio 1947.2.11— )


    出任第93届(2009.9.16—2010.6.8)内阁首相


    鸠山由纪夫(1947年— )日本民主党的主要创建者，是开创民主党政权的第一位首相，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2010年“全球最具影响力的领导人”。他出生于日本政坛历史最久的政治豪门，与其父和弟弟创造了父子三人同步国会议事堂的政界“奇迹”，与祖父鸠山一郎一道成为日本第一对“爷孙宰相”，被誉为“日本的肯尼迪家族”；其拥有亿万资产，雄踞政治家财富排名榜首。绰号“外星人”的鸠山，奉行“友爱”哲学，带领民主党将祖父创建的“万年执政党”自民党赶下台，实现了日本真正意义上的政权交替。他高举“政治主导”的大旗，推行了民主党新政，在日本当代政治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然而，在自身政治资金丑闻和美军基地问题的困扰下，“风云人物”鸠山宏愿未竟，却沦为政局转换期的牺牲品，执政八个月，挥泪而去，成为日本新世纪第一个“超短命内阁”。


    鸠山由纪夫1947年2月11日出生于东京都。鸠山家族是一个历史最为悠久的政治世家， “四代六人”同为政治家，见证了日本整个120年的国会史，堪称日本政坛奇迹。曾祖父鸠山和夫1894年当选众议员，1896年就任众议院议长，还担任过外务次官、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早稻田大学校长等职务。祖父鸠山一郎是日本自由党(1945—1948)、民主党(1954—1955)和自民党的创始人，是日本民主党的首任首相、自民党的首任首相，也是“55年体制”的缔造者。历史的巧合是，半个世纪后，孙子鸠山由纪夫也成为“新”民主党政权的首任首相。叔祖父鸠山秀夫曾先后担任东京大学教授、律师，1932年当选众议员。父亲鸠山威一郎曾担任大藏省事务次官，1974年当选参议员，很快就被提拔为福田赳夫内阁的外相，负责与中国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弟弟鸠山邦夫曾任民主党副党首和自民党政权的文部、劳动、法务、总务大臣等要职。此外，鸠山的外祖父石桥正二郎是全球最大的轮胎制造商普利司通公司的创始人，是鸠山家族维持政治力量和财富基础的重要源泉。还有，鸠山的表妹乡悦子是宫泽喜一首相之子宫泽裕夫的妻子，表舅石桥庆一是池田勇人首相的女婿。


    鸠山是日本第一位理工科毕业的首相。1969年鸠山毕业于东京大学工学部，祖孙四代六人均毕业于日本第一学府——东京大学，在日本历史上亦属罕见。其后鸠山赴美国斯坦福大学留学，1976年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担任东京工业大学助教、专修大学副教授。他曾打算“技术报国”，改变鸠山家族“长子从政”的传统，然而当他亲眼目睹美国人在1976年纪念建国200周年所表现出的激情时，心底萌生了以政治改变日本的想法。1984年鸠山决定弃教从政，在母亲安子的支持下，从北海道祖父的地盘出马，1986年当选众议员，隶属田中派，时年39岁。兄弟俩扶着有病在身的父亲鸠山威一郎三人拾级而上走进国会议事堂开会的情景被传为佳话。不惑之年当选的鸠山，比弟弟整整晚了十年。在派阀政治盛行、金权丑闻泛滥的时代，鸠山凭借雄厚的财力、豪门出身的名望和祖辈积累的人际关系，加上温文尔雅的学者风范、颇具理想主义色彩而真诚坦率的言行，很快成为日本政界的一颗新星。


    鸠山1986年组建跨派系的政治团体“乌托邦政治研究会”，揭批利库路特丑闻。1993年他脱离自民党，与武村正义等建立先驱新党。1993年大选后与其他在野党组建了七党一派联合政权，将自民党一度赶下台，打破了自民党长期一党独大的“55年体制”。1996年9月，鸠山与弟弟邦夫、菅直人等人组建民主党，鸠山与菅直人共同担任党首，即现在民主党的前身。为了组建新政党，鸠山兄弟出资15亿日元，占了建党经费的一半以上，被称为“民主党的大老板”。1998年4月，民主党与其他小党合并成立新的民主党。2003年9月，民主党又与小泽一郎的自由党合并，势力逐渐壮大。2007年参议院选举民主党战胜自民党，成为参议院第一大党。2009年8月，在众议院大选中一举击败自民党，夺得政权。1996年、1999年、2009年鸠山三度担任党首，在民主党成长和夺权的道路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2009年8月日本众议院大选，历史性地改变了日本政治的格局。执掌日本政权半个多世纪的自民党黯然下台，“艰苦创业”13年的民主党大获全胜，9月16日鸠山上台组建了民主党、社民党和国民新党联合政权，实现了战后以来首次真正意义上的政权更替。据朝日新闻社9月16—17日的舆论调查，鸠山内阁支持率高达71%，仅低于小泉内阁，与细川内阁并列，在历届内阁中排名第二。


    鸠山内阁本着“友爱”的理念，高举“政治主导”的大旗，以“不破不立”的气势，提出以“实现真正的国民主权”和“富有内涵的地区主权”为两大政策支柱，在政治、社会经济、外交方面厉行改革，展开一系列别具一格的民主党新政。正当鸠山踌躇满志、准备大显身手、实施其所谓“不流血的平成维新”时，却遇到了棘手的新“三k”难题(日语“献金”kenkin、“景气”keiki、“基地”kichi)，特别是政治资金丑闻的困扰。


    政治资金问题本是自民党的“软肋”，但民主党上台后，却变成了民主党的“痛处”。早在2009年3月“西松建设非法献金案”中，时任民主党代表小泽被迫引咎辞职。民主党上台后，检查部门再次出击，让小泽深陷“土地门”。与此同时，同年6月，鸠山虚假献金记录问题开始曝光，其政治收支报告书中记录的一些个人捐赠者被发现早已死亡，还有一些否认曾向鸠山捐赠。鸠山当上民主党首任总理大臣后，旧账未了又添新账，新闻界曝出其暗中接受母亲的巨额资金，涉嫌违法献金或偷逃赠与税。2009年12月，东京地方检察厅以违反《政治献金规正法》罪名起诉了鸠山前秘书胜场启二和芳贺大辅。不过，检方以没有证据证明鸠山直接参与献金虚假记录为由，决定不予起诉。对此丑闻，鸠山一直表示不知情，但在前秘书被起诉、真相暴露的情况下，被迫承认了近七年间从母亲那里接受了约12亿日元资金的事实，并补交了约6亿日元的税款，暂时勉强“过关”。


    为了打破以往自民党时代“依赖官僚”的政治体制，实现“政治主导”、“官邸主导”和“首相主导”，鸠山在上台后的施政方针演说中明确表示，首先要进行“战后行政大扫除”，为此新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机构改革，践行民主党选举时的承诺。


    第一，新设国家战略室、行政改革会议两个行政机构，旨在强化内阁综合决策功能，打破条块分割体制，摆脱官僚主导的局面。2009年9月18日，根据鸠山首相决定，在内阁官房设置了首相的直属机构“国家战略室”，负责财税规划、经济运营基本方针及其他内阁重要政策的策划、方案拟定和综合调整等事务。副首相菅直人兼任国家战略担当大臣。为了进一步强化官邸的作用，制订国家中长期的财税政策规划与经济发展战略，民主党政府欲通过修改法律，将“国家战略室”升格为“国家战略局”。


    新设的“行政改革会议”，由行政改革大臣仙谷由人掌管，议长是鸠山首相。2009年11月，“行政改革会议”对各省厅及独立行政法人等提出的预算概算中的447个项目进行了甄别，原计划削减3万亿，实际上削减了6770亿日元。2010年4—5月，针对独立行政法人和公益法人，行政改革会议展开了第二轮“事业甄别”。这一活动最大的亮点在于“公开、透明”。 甄别人员不仅吸纳了民间人士参加，还全程通过网络进行直播。以往自民党当政时代一直是“密室”确定的政府预算内容以及有关法人的内部运营首次公开于众，获得了国民的广泛支持，是民主党执政以来少有的政治“卖点”。虽然自民党指责其是政治“闹剧”，但还是获得了国民的积极支持。


    第二，建立大臣、副大臣和政务官组成的“政务三方”体制，废止执政党事前审查的惯例，实现决策一元化，防止“族议员”的产生。民主党建政后，在各省厅具体决策过程中，副大臣和大臣政务官等人通过“各省政策会议”，在听取执政党议员意见或提案的基础上，汇报给大臣，召开“政务三方”会议，协调意见、拟定政策。作为官方决策，从始至终不是在执政党方面，而是在政府内进行。


    第三，设置阁僚委员会，废除事务次官会议。长期以来，在自民党时代形成的“政官财三位一体”的体制下，最高职位的官僚——事务次官负责辅助大臣并监督所属机构工作，而出身议员的大臣是省厅最高长官，负责决策。然而实际上在内阁大臣频繁更换的情况下，多年以来不少省厅形成了官僚独大、把持政治的局面。在内阁会议前一天召开的事务次官会议成了重要的决策机构。鸠山上任后，废除了有着120余年沿革的事务次官会议，设立阁僚委员会，由鸠山本人亲自挂帅，带领官房长官、相关阁僚和工作人员组成阁僚委员会，让政治家亲自带头进行重大的决策和调整。与此相应，2009年10月6日，新政府决定国会上禁止官僚作为政府参考人进行答辩，改由大臣等政治家回答。


    第四，新设“地区主权战略会议”。民主党政府的目的是将“国家与地方自治体关系由上下主从关系改变为对等合作关系”，“从根本上改变自明治维新以来的中央集权体制，以实现‘地区主权国家’”。鸠山在2009年《voice》杂志上发表的《我的政治哲学》中指出，废除国家对地方“附设条件的补助金”制度，改为一揽子拨款，将财源、权限大幅度地移交给基层自治体，以激发地方的自主性、责任心。


    为了推进地方分权改革，2009年11月政府新设“地区主权战略会议”。鸠山首相亲任议长，于12月主持召开了首次会议。政府方面汇报了“分权改革进程工作方案”和“地方分权改革推进计划方案”，计划将2010年作为“地区主权革命元年”，以2013年夏为目标制订《地区主权推进大纲》。


    “国民生活第一”是2009年民主党竞选时打出的口号。因此，如何履行选举承诺，制订有效的政策，促进日本经济发展，切实提高国民生活水平，成为民主党新政权的试金石。


    在国民热切的期待中，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严峻形势，鸠山政权倡导“从混凝土到人”的理念，在2010年度所谓“守护生命的预算”中，大幅削减了18.3%的公共事业开支，增加了9.8%的社会保障经费、5.2%的文教科学研究费，从育儿、教育、农业、医疗保险、雇用等“民生”领域着手，加大改革力度，通过一些直接补助国民的措施，展开了“守护国民生命、保障国民生活的政治”，力求兑现选举承诺，展现政权更替的现实成果。


    第一，育儿和教育方面。育儿补贴是民主党新政的金字招牌。民主党创设了向每位儿童每月发放2.6万日元补贴的新制度，一直到初中毕业。该制度不设收入限制，受到国民欢迎。高中免费教育是民主党新政的又一大亮点。民主党采取发放补助的方式，完全减免公立高中每年约12万日元的学费。私立高中的学生，同样享受等额补助，而对于上私立高中的低收入家庭，则补贴最高达到24万日元。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这有利于减轻普通家庭的负担，避免青少年因经济原因辍学。


    第二，养老金和医疗方面。曾经引以为荣的日本养老金制度，在步入“不惑”之年后，不仅由于代际间支付与回报的不公，财政赤字状况严峻，面临制度性危机，而且由于社保厅的违规挪用、养老保险数据遗失，以及滞纳养老金行为等，使日本养老金制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可以说能否重建养老金制度，是民主党新政成败的关键。鸠山首相在2009年10月的参议院大会上表示，要尽最大努力，在四年内创建新的养老金制度。改革思路：一是将国民、厚生、共济三种养老金统一为一种形式；二是创设“收入比例养老金”；三是以消费税为财源设置“最低保障养老金”。根据优先顺序，政府将争取在两年内解决“消失的养老金”问题，恢复国民信任，逐步摸索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具体方法。


    医疗制度改革同样是一个新的挑战。面对政府负担加重、医疗投入比例失衡、医护人员短缺、“医疗体制解体”的形势，鸠山首相提出：“要改变以往仅从财政观点出发一味控制医护费用的方针，着手创建能够提供高效、稳定、高质量医护服务的体制。”具体做法是：一是要废除自民党2006年制订的“高龄老人医疗制度”，创建新的医疗制度。二是将医生人数增加1.5倍，充实急诊、妇产科、儿科和外科，重建地方医疗体制。


    第三，增加雇用，刺激经济发展。民主党在世界金融危机重创日本经济的困境中上台，2010年日本经济恢复依然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雇用形势依然严峻。


    鸠山认为：“全球化经济已经破坏了日本的国民经济，市场至上主义已经破坏了日本的传统社会。”今后政府 “不应盲目乐观于经济指标的数字，而是要在增加家庭实际可支配收入，扩大个人消费的同时，在医疗卫生、环境、旅游、文化体育等新领域创造出新的产业和就业机会，实现内需主导型的经济发展。”为此，鸠山内阁相继于2009年12月颁布了两个重要文件：《为了明天的安心与发展的紧急经济对策》(12月8日)和《新发展战略(基本方针)》(12月30日)，其中保障就业均是核心问题之一。鸠山政权在推进长期雇用、原则上禁止短期派遣或向制造业派遣员工的同时，强化了失业保险制度的功能；并且扩充雇用调整补助金，预算比上一年增加了十倍以上。


    在迎来《日美安全条约》修订50周年之际，新上台的民主党在走向“普通国家”战略未变的情况下，调整了自民党时代“追随美国”或曰“对美一边倒”的外交策略，打出“自立外交”、“自主外交”的口号。其行动集中表现为两个重点，即追求日美“对等”关系的对美外交和倡导“东亚共同体”的重视亚洲的外交。


    对美外交方面，鸠山在承认“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基轴”的同时，更加强调要建立“紧密而对等的日美同盟”，开展“自立”、“自主”的外交。民主党上台以来展开了一系列有别于自民党的外交行动。譬如2009年9月9日“三党联合政权协议书”中表明要重新审视美军基地问题。9月16日，外务大臣冈田克也下令成立调查组调查“日美核密约问题”。2010年1月15日，防卫大臣北泽俊美下令撤回在印度洋为美国等提供供油服务的军舰，中止了八年来的供油行动。代表性的是普天间机场搬迁问题，在日美关系中如刺在喉。与其强调其重要性，毋宁说它在日本外交或日美关系的战略调整中更具象征意义。


    与此相对照的，是鸠山政权对亚洲及对华关系的“接近”，即提出积极创建“东亚共同体”，加强与中韩等亚洲国家的外交关系。鸠山在2009年8月26日《纽约时报》发表的“日本的新道路”中强调：“我们不能忘记自己是亚洲国家的身份，必须将经济充满活力、联系日益紧密的东亚地区作为我国生存的基本空间，不断努力为该地区创造稳定的经济合作和安全体制。”“我认为，地区一体化和集体安全是我们在实现日本宪法主张的和平主义和多边合作原则方面应该遵循的道路。这也是为保护日本的政治和经济独立、在身处美中之间的情况下追求我们利益应该遵循的适当道路。”2010年新年讲话中，鸠山首相再次强调了推进“重视亚洲的东亚共同体构想”的政策。


    重视对华关系的积极姿态，是民主党外交的重要举措。民主党要人在对历史问题有相对比较清醒认识的基础上，表现出更为现实性地“接近”中国。2009年9月22日，鸠山首相与胡锦涛主席在纽约举行了首次中日首脑会谈。鸠山表示，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将坚持“村山谈话”精神，在台湾问题上将继续恪守日中联合声明，并且希望两国克服种种分歧，建立相互信赖，共创东亚共同体。同年12月10日，小泽干事长率领643人的日本民主党代表团暨第16次“长城计划”友好交流使节团访华，其中包括143名民主党议员。这是民主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访华团队，表现出民主党重视对华关系的态度。民主党实质性的对华政策，有待在政权稳固的基础上逐步清晰化。然而，在中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的进口和出口对象国的情况下，如何进一步推进政治安全互信与经济合作，以“充实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成为民主党政权的重要课题。


    鸠山内阁大刀阔斧地推行新政，遇到的问题可谓堆积如山，有些问题难以一蹴而就，实施的政策不免存在一些漏洞而遭到种种非议，加之鸠山本人优柔寡断、摇摆不定，导致内阁支持率一路下跌，2010年2月，支持率由成立之初的71%降至41%，首次低于不支持率45%，5月支持率已跌到21%，不支持率则达到64%。其中关键的几组关系包括“3k”问题如何处理，以及结果如何，都直接影响到了鸠山政权的稳定乃至政治生命。


    一是政治资金问题。新政权成立以来，鸠山首相和小泽干事长的政治资金问题相继成为舆论焦点。这一丑闻直接打击了国民对鸠山政权的信任和高支持率，削弱了民主党的执政基础，成为在野党攻击现政权的靶子，严重影响了国会运营，也影响了2010年参议院选举，进而成为鸠山下台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是民主党内部的双重权力即鸠山与小泽的关系问题。在主张“政治主导”、“首相主导”和“党政决策一体化”的情况下，存在着主持政务的鸠山首相与负责党务的干事长小泽权力如何协调、任务如何分工的问题。统领民主党最大派阀“小泽军团”的小泽一郎，被舆论称为“幕后将军”，被认为是真正的实权人物。不容否认，从内阁人事，到党务安排，再到预算制订以及外交运筹等，处处可以看到小泽强大的影响力。因此，鸠山如何发挥领导能力，协调双方关系，灵活运用小泽的影响力，整合内部力量，以推进民主党新政是关键问题之一。


    三是鸠山政权内联合政党的关系。推翻自民党上台执政的民主党，在众议院占据多数的情况下，依靠与社民党、国民新党联合，维持着参议院的多数。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立足未稳、资历尚浅的民主党，估计还可能联合有关小党，以维持稳定的政局。故而，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民主党不得不尊重其他联合执政党的意见，例如，安全问题上社民党的主张和经济对策上国民新党的意见。典型的就是普天间机场问题，除去自己的考虑之外，鸠山首相还夹在美国和社民党、冲绳县等地国民之间，进退两难，考验着联合政权的关系和鸠山本人的能力。最终，2010年5月30日，社民党因不满政府的驻日美军基地搬迁方案而退出联合政权，成为压垮鸠山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


    四是民主党与官僚的关系。“政治主导”不能停留在口号上，也不能是单纯形式上的政治家“主导”。民主党议员普遍缺乏执政经验，有近一半是新当选的议员，能否取代精英官僚进行实质性的有效决策，并领导指挥官僚切实贯彻实施政策是问题的核心。所以，“摆脱依赖官僚”，不是简单地“敲打官僚”，削减官僚权力，而是随着公务员制度改革，如何协调关系，利用官僚，逐步加强政治家的立案、决策能力，走向真正的“政治主导”，否则即使大量议员进入政府，也会变成“依赖官僚的脱官僚”体制。


    五是民主党与美国的关系。对美关系成为民主党外交的核心问题，其中以“普天间机场”为焦点的基地问题，也成为一个让鸠山挠头的事情。短期来看，在野的民主党上台后存在一个角色转换，即与美国磨合的技术层面问题，长期来看，则是日本外交理念和战略转换的问题，就是鸠山强调的“自立自主”、“对等”的“有尊严外交”，也是小泽在冷战结束后就曾主张的“使日美关系与时代变化相适应”的“普通国家”之路。需要指出的是，日美同盟关系短时期内难以发生剧变，正如鸠山首相改变上台之初的口气，在2010年1月的施政演说中反复强调了日美同盟的重要性。毋庸讳言，日美关系的调整，极具艰巨性与复杂性。鸠山在5月13日自食其言，放弃此前设定的5月底落实美军基地搬迁问题，造成外交工作的迷局，导致了社民党退出联合政权，引发政坛地震。鸠山内阁支持率直降为17%，不支持率升到70%(《朝日新闻》5月29、30日舆论调查)。


    显然，辞职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举之牌”。鸠山面临的最直接压力，来自于民主党内部。党内一直持续不断要求鸠山和小泽引咎辞职的呼声一举高涨。面对7月中旬即将举行的参议院选举，民主党特别是参议院的干部和议员认为，照此下去，必输无疑，强烈要求首相辞职，因为“民意”不可违。原本想坚持下去、共渡“国难”的鸠山，不得不痛下决断。6月2日，鸠山含泪宣布将与小泽一郎干事长双双辞职。


    由此，鸠山被媒体批为“日本宪政史上的愚蠢宰相”，八个月有余的执政，被斥为“罪该万死的失政”，是“日本之恶梦”。然而，鸠山内阁建立的最大意义在于改变了自民党长期一党独大的格局，为日本政坛政党相互竞争、轮流执政的常态化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执政党打破内部既得利益结构，调整外交策略提供了一定条件。鸠山强调的政策理念、决策程序固然存在新意，然而，具体政策内容方面，亦存在着相当的模糊性或不确定性，有待在实践中充实完善。

 菅直人

    (菅直人kan naoto 1946.10.10— )


    第94届(2010.6.8—2011.9.2)内阁首相


    菅直人(1946— )是日本民主党(1996年)的主要创建者之一，也是民主党政权的第二位首相。在“世袭政治家”首相辈出的年代，普通工薪家庭出身、由市民活动家成长为首相的菅直人，分外显得与众不同。然而，在处于政治转型期的日本，诸多内政与外交的结构性难题，无疑考验了其本人的政治智慧与领导能力。史无前例的“3·11”大地震，一度挽救了菅直人政权，可是其在救灾以及灾后重建中的表现，却成为各方广为争论的问题。


    菅直人原籍冈山县，1946年10月10日出生于山口县宇部市。父亲菅寿雄是一位公司技术员。菅直人从小学业优秀，1965年考入东京工业大学理学部应用物理专业。求学期间受国际政治学者永井阳之助、高坂正尧、卫藤沈吉等人的影响，更加关心社会政治问题。他在大学期间曾组建“现代问题研究会”、“大学改革推进会议”等社团组织，积极投身学生运动，是为参与“政治”活动的肇始。于是乎，大学时的朋友经常戏称，“菅是东工大政治学毕业”。理科出身的他，并不打算像父亲那样从事技术工作。大学毕业后，他一度进入专利事务所，一边工作，一边积极参与“宜居市民会”的市民运动。1974年第10届参议院选举时，他担任日本著名妇女运动活动家市川芳枝的选举事务局长，帮助市川成功当选，积累了选举经验，坚定了从政的信念。


    1976年，30岁的菅直人毅然决定以无党派身份参加第34届众议院大选，结果落败。翌年，应离开社会党的江田三郎之邀，菅直人与其共同组建了“社会市民联合”。1978年该政党组织改名“社会民主联合”(简称“社民联”)，菅出任副代表。在1980年第36届众议院大选中，经过三次挑战而落选(1976年、1977年、1979年)的菅直人终于当选，正式步入政界。1985年2月，菅出任社民联政策委员长。1993年8月，八党派组建的细川护熙内阁成立后，就任众议院外务委员长。1994年社民联解散，菅直人加入先驱新党，在自民党、社会党和先驱新党三党组成村山富市联合政权时，担任先驱新党的政务调查会长。十余年的从政经历，使他在福利、医疗、养老保险、税制、土地和政治改革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动荡的政局也为菅直人大显身手提供了舞台。


    1996年，是菅直人从政生涯中的一个转折。村山内阁辞职后，桥本龙太郎上台组阁，菅直人首次入阁，担任厚生大臣。他一上台就成立调查小组，着手调查因血液污染而感染艾滋病的问题。最终，他顶住官僚的反对意见，公布了厚生省长期隐瞒的内部调查资料，承认了政府方面的过错责任，与血液艾滋病患者诉讼团达成和解，支付了赔偿和相关医疗费用。菅直人合掌向死者遗像下跪的镜头感动了日本国民，一举成为人们心目中“为民请命”的“清官”。同时，菅直人也被认为是可怕的“官僚杀手”，性格暴躁的他，曾当面将烟灰缸掷向回答“办不了”的官僚，得了个“暴躁菅”的外号。


    “55年体制”崩溃后，日本政局动荡，政党频繁分化组合。1996年9月，人气正旺的菅直人毅然离开先驱新党，与鸠山由纪夫组建民主党，共同担任党代表。他怀着心中的宏大理想，迈出了“民主党革命”的第一步。据先驱新党时代的同僚议员回忆：“当问及菅为何从社民联转过来时，他明确地说‘30多岁在小党里，好一直当着议员，40多岁在稍大的政党内就任相应的职位，从45岁到50多当个大组织的头头，然后，60多岁就是总理大臣。这是我的计划’”。组建新党十余天后，菅直人迎来他50周岁的生日。生日十天后的10月20日，进行了1994年选举制度改革后的首次大选，民主党一举成为继自民党、新进党之后的“第三极”。


    新进党分裂后，1998年1月，在民主党的呼吁下，民主党与国民之声、新党友爱、太阳党、五人党、民主改革联合六党派结成统一会派“民主友爱太阳国民联合”(简称“民友联”)。1998年4月，民主党与民政党、新党友爱、民主改革联合正式合并，成立新民主党，奉行“民主中道”的基本理念，壮大为第一大在野党，菅直人再次出任党代表。同年参议院选举自民党失败，丧失参议院多数席位的优势，出现“非常国会”(也称“扭曲国会”)。在首相选举中，参议院选出菅直人，众议院推出小渊惠三，依据众议院优先的原则，小渊惠三出任首相。然而，同年11月，菅直人与女主播婚外情的丑闻曝光，不得不辞去党首职务。


    1999年9月民主党代表选举中，菅直人败给鸠山由纪夫，就任政调会长。2000年9月，菅出任民主党干事长。2002年12月，击败冈田克也，再次出任党代表，同时就任“未来内阁”即“影子内阁”的“总理大臣”。2003年9月，菅直人领导的民主党吸纳小泽一郎的自由党，势力继续壮大，一步步威胁着自民党联合政权。在同年11月举行的第34届大选中，民主党取得长足进步，由137席增至177席。国内外许多媒体认为，两大政党制时代已经到来。


    在小泉纯一郎当政时代，能言善辩的菅直人成为小泉“怵头”的对象。在国会上二人棋逢对手的舌战，成为国会上的一道风景线，也成为本不爱关心政治的日本人茶余饭后的谈资。2004年菅直人抓住小泉内阁阁僚未交纳养老保险问题，揶揄其为“未纳三兄弟”，猛攻自民党。不料自己也被曝出未纳养老保险的问题，同年5月，菅无奈再次辞去民主党党首职务。随后他剔去头发，身披僧袍，扮作苦行僧，前往传统胜地四国岛，云游88座寺庙，以示修行忏悔之意。事后证实，菅直人养老保险缴纳问题是行政部门的过错。但其剃度修行的形象，再次给世人留下深刻印象。


    2005年9月，众议院大选民主党失败，冈田克也引咎辞职。在继任党首选举中，菅直人以两票之差败给前原诚司。翌年4月，因“虚假邮件问题”前原辞职后，菅再次竞选党首，结果不敌小泽一郎，就任党代表代行。他与党代表小泽一郎、干事长鸠山由纪夫三人组成强有力的“全党一致体制”，也被称为“三驾马车体制”，成为领导民主党夺权的重要动力。2009年8月，民主党终于战胜自民党，实现了历史性的政权更替。可以说菅直人为民主党上台立下了汗马功劳。


    鸠山由纪夫内阁成立后，菅直人担任副首相，兼任国家战略、经济财政政策和科技政策担当大臣。翌年1月，藤井裕久辞职后，菅直人兼任财务大臣，无疑是民主党政权的重要支柱之一。然而，他的作用可能更体现为民主党的一块重要招牌，没有太大的作为。在“小鸠”(小泽一郎·鸠山由纪夫)二元体制下，菅直人变得低调了，有评论认为他由“暴躁菅”变成了“沉默菅”。原因是他主要的活动舞台国家战略局定位模糊，难以有效地发挥功能；准备兼任民主党政调会长的他，也由于在小泽主导下，党的政治调查会被废除，再无用武之地；加之，似乎鸠山首相周围的人也担心，如果菅直人过于突出，则会影响首相本人的光环。


    短暂执政八个月的鸠山，因美军基地搬迁和政治资金丑闻等问题，于2010年6月2日宣布辞职。同日，菅直人表明出马竞选党首。6月4日，菅直人以191票对129票击败樽床伸二，第三次当选为民主党党首。当天，在国会上正式被选任为日本第94届内阁首相。民主党的表现虽不尽如人意，但草根出身的菅直人一上台，仍获得了60%的内阁支持率。


    面对鸠山留下的“烂摊子”，菅直人表示要“回到政权交替的原点，恢复国民的信赖”，重新出发。于是，他打出“建立廉洁政治、开放政治”的旗号，实行了“摆脱小泽”的路线。他先后任命“反小泽”的枝野幸男、仙谷由人分别担任民主党干事长和内阁官房长官，恢复了小泽干事长时代废除的政调会，并且公开表明：希望“小泽安静一段时间，这对他本人，对大家都好”。实际上所谓的“三驾马车体制”，至此已经基本上崩溃。


    菅直人初掌权柄，在6月11日第174届国会的施政方针演说中提出三大课题，即继续进行改革，正式实施“战后行政大扫除”；打破闭塞的状况，一并重建日本经济、财政与社会保障；推进负责任的外交安全政策。三大课题中重振日本经济是最核心的问题。在政治理念上，菅直人主张走“第三条道路”，就是“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统一、融合”。面对7月参议院选举的第一大考，作为具体措施之一，菅直人提出了日本历届政府都不愿碰的“雷区”——增加消费税问题。菅直人接过原本是自民党最先提倡的“增加消费税到10%”的主张，未料触动了国民的敏感神经。他出尔反尔的政策主张，进一步给国民造成了难以信任的印象。据朝日新闻社7月3、4日进行的舆论调查显示，菅内阁成立不到一个月支持率就骤降为39%。进而，联想到民主党政权不到一年来的表现，大多数国民尽管仍对民主党抱有期望，但感情的钟摆还是往自民党方面倾斜了一些。在7月参议院选举中，民主党减少了10席，自民党增加了13席，执政党的参议院议席跌破半数的121席，降为110席，继2007年之后日本再次出现“扭曲国会”，只不过这次是朝野政党调换了位置。


    第二大考便是9月民主党党首选举，事关自身去留。菅直人在竞选演说中大打就业雇用牌，认为“首先要做的事情，一是解决就业，二是解决就业，三还是解决就业”。而且，菅直人主张改变金钱体质的政治文化，反对所谓“密室政治”，拒绝重新重用小泽，鸠山的居中协调失败，小泽遂宣布出马竞选，党首选举演变为以菅直人与小泽为首的两大阵营的激烈对决。在民意的支持下，菅直人主要获得了党友、基层党员和地方议员的多数票，而国会议员中仅比小泽多拿了六票，最终菅直人击败党内第一大派小泽派，以721分大幅领先于小泽(491分)，成功连任民主党党代表。在随后进行的内阁改造与党人事调整中，仙谷由人留任官房长官，前原诚司出任外相，冈田克也担任民主党干事长，“脱离小泽”的倾向进一步加强。由此造成的“裂痕”直接影响了党内团结，也是影响菅内阁稳定和民主党政权去向的一个重要因素。


    内政上菅直人“一败一胜”，参议院失败，使其面临艰难的政局运营；党首选举胜利，却造成民主党内部貌合神离，向心力下降，政权基础不稳，难言有真正的胜者。外交上，菅直人立足“现实主义”思想，强调继承鸠山内阁的政策，加强日美同盟，深化与亚洲邻国关系，面向将来构建东亚共同体。对美关系上，他避免深入谈及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因为这是个仍未找到解决良方的悬案，只是希望尽快恢复日美关系。然而，面对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菅直人在2010年横滨召开的apec会议上，鉴于国内强大的反对意见，只能是高呼要进行“平成开国”的口号，却难以做出具体承诺。


    日美关系未见修复，中日关系却因2010年9月份的“钓鱼岛撞船事件”，陷入低谷。受其影响，菅直人与中国首脑在河内的东亚峰会、韩国首尔的g20峰会和横滨apec会议上三度见面，都未能展开深入切实的会谈。本是一件简单的外交事件，却因菅内阁外交经验的缺乏和现实主义的强硬态度，造成了一场空前罕见的危机。事实证明，日方非法拘捕中国船长的做法，实际上不可能为菅内阁捞取什么政治得分，对华强硬的姿态，也难以成为亲近美国的垫脚石。中日关系一定程度上刚刚脱出自民党时代“历史问题”和“靖国神社”的羁绊，又陷入敏感问题和现实利益争端的漩涡。与此同时，因“南千岛群岛”(日方称北方四岛)问题，日俄关系也明显恶化，直接影响了双方的经济合作。


    真正的考验，是菅直人站稳脚跟后，向国民交出何种答卷。无长远战略，没有明确目标的菅直人，被大家之党渡边喜美代表指责为缺乏领导能力，立场不稳，前后摇摆，应该称其为“摇摆菅”，经济上是“空壳菅”(日语“空罐子”的谐音)。2010年9月党首选举和内阁改造后，菅内阁支持率一度恢复到59%，然而，受中日外交问题的影响，11月的支持率一举跌到执政以来的最低点27%，进入所谓30%以下的“危险水域”。


    尤其是在民主党内部不和的情况下，自民党等在野党依仗参议院优势，相继对官房长官、有关大臣等提出不信任案或问责决议案，拒绝相关议案审议，政府提交法案的通过率跌到十年来的最低水准，仅为37.8%。菅直人不得不在118天后即2011年1月再次对内阁进行改造，创造了日本政治史上内阁改造的最短纪录。


    然而，新内阁立足未稳，“内忧外患”便接踵而来。2月17日，民主党16位新当选的国会议员造反，提出脱离民主党会派的申请。2月24日，农林水产省政务官松木谦公辞职，3月3日，民主党众议员佐藤夕子脱党。进而，3月6日，堪称菅内阁“左膀右臂”之一的外相前原诚司亦因违法接受在日韩国人20万日元政治资金而引咎辞职。据朝日新闻社2011年2月19—20日的舆论调查显示，菅直人内阁的支持率降到上台以来的最低点20%，而不支持率亦达到最高点62%。在内外交困之中，菅直人内阁的末期症状尽显，甚至连首相本人也不得不考虑何时解散众议院、交出权杖等问题。


    2011年3月11日，对于民主党政权、菅直人首相来说，注定是不寻常的一天。当天早晨，菅直人首相迎来了上台以来最大的政治危机。同日发行的《朝日新闻》早报头版头条大篇幅报道了其涉嫌接受违法政治资金的问题。据报载，菅直人的政治资金管理团体“草志会”，先后于2006年9月、2009年3月、8月和11月分四次从横滨商银信用组合(现中央商银组合)原理事手里共接受了104万日元的政治资金。捐献者签署的常用名是日本名，而据相关人士和亲友表示，该理事的国籍却是韩国。日本《政治资金规制法》规定，为了防止外国对日本政治、选举进行干预或施加影响，禁止接受外国人的政治资金。如若故意或存在重大过失的情况下，处三年以下监禁或50万日元以下罚款。政治资金丑闻的曝光，使本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菅直人政权，愈加举步维艰。


    3月11日14时46分，自民党在参议院会议上对菅直人政治资金问题的追究刚告一段落，百年不遇的东日本大地震袭击了整个日本列岛。“3月政权危机”一瞬间切换为“3月地震危机”。面对大地震、海啸和核泄漏三重灾难叠加的日本“战后最大的国家危机”(2011年《外交蓝皮书》)，原准备一鼓作气将菅直人和民主党撵下台的自民党，不得不转变战术，从倒阁转变为“阁外合作”。在地震发生后的自民党干部会议上，笼罩着一层沉闷的气氛，总裁谷垣祯一在会议最后总结道：“可以预想，本次地震受灾严重，要向政府表明，作为在野党在国会等方面予以全面合作，全心全意应对灾害。”散会后，有自民党干部慨叹道：“(菅直人)真是个贼运亨通的家伙”，“(这次)让他逃啦！”


    菅直人则趁机高举“团结一致”、共赴国难的大旗，希望组建联合政权，以消除“扭曲国会”，顺利实施复兴政策，以维持政权稳定。大地震发生八天后的3月19日下午，菅直人亲自给自民党总裁谷垣祯一打电话，希望建立“大联合”政权。自民党某干部的解读是：“邀请入阁，不过是做个姿态罢了。明明知道事关联合政权的重大问题，不是一个电话、或光总裁一个人就能决定得了的，却故意设下这个圈套，目的是宣传‘自民党不合作’，做法卑鄙！”民主党内一位老资格议员的看法却是：“此前国民新党代表龟井静香建议‘建立救国内阁’，为了不违其心意，才明知会被拒绝，还是发出邀请，让自民党入阁。”还有一种有说服力的解释，据首相官邸的工作人员说，“打电话前两天，即这是3月17日复归官邸的官房副长官仙谷由人的主意”。实际上，在3月18日召开的“党政地震灾害联席会议”上，民主党干事长冈田克也已经向在野党提议，民主党欲修改内阁成员上限为17人的《内阁法》，增加3名阁僚(灾害复兴大臣、环境大臣和冲绳·北方领土问题担当大臣)。就是否“大联合”一事，最大的在野党自民党党内意见不一，然而，主流实力派则大多态度谨慎，不主张进入联合政权。4月11日，谷垣祯一对记者强调：“抗震救灾方面，能够合作的，全力进行合作”，但是，“没有政策论的野合，是对国民的背叛”。


    菅直人政府本想借此“天赐之机”，放手一搏，以重新赢得民心，进而巩固政权基础。但是，缺乏执政经验和领导能力，囿于政治主导的菅直人政府，因救灾不力，特别是在应对核泄漏事故上措施未见及时妥当，受到国民的严厉批评。据《每日新闻》4月16—17日进行的全国舆论调查显示，78%的受访者认为在灾害处理上，菅直人没有发挥领导作用；对于政府的灾区支援方面，给予评价的为50%，不予评价的也达46%；而对政府应对核泄漏方面，完全不予评价的为23%，不太给与评价的为45%，二者合计负面评价高达68%。有58%的受访者，不相信政府发布的有关核电站放射性物质泄漏的信息，表明国民对核电站事故的不安和对政府的不信任。


    大地震并没有让民主党内部走向团结。地震刚过半月，小泽派议员举行会议，认为“菅直人首相难以应对国家危机”，应该早日下台。4月民主党在地方统一选举失败后，小泽和鸠山举行会谈，公开表明“菅直人政权难以应对东日本大地震”，“政治家应该为前期统一地方选举的惨败承担责任”。小泽在与亲信议员的会议中明确指出，“为了让菅直人首相(党代表)下台，只有通过内阁不信任案”，首次提及倒阁之事，并对在野党在6月国会结束前研究提出内阁不信任案表示出赞同的看法，旨在逼迫菅直人自动下台。


    6月1日，在野党自民党、公明党和奋起日本三党以菅直人在大地震以及核泄漏危机中对应不力为由，向众议院提出内阁不信任案。小泽派议员和鸠山由纪夫等人也表示出赞同的意向，日本政局再次面临着内阁不信任案通过或民主党发生分裂的可能性。翌日中午，在众议院大会正式表决之前，菅直人与鸠山由纪夫举行会谈，明确表明在地震救灾和核泄漏事故理出头绪后，将辞去首相职务，但没有言明具体日期。结果，在众议院的表决中，赞成152票，反对293票，内阁不信任案被否决。此时距菅直人上台一周年还有一周，他曾说，“一年换一个首相的话，这个国家就要走向灭亡”。


    危机只是暂时过去。对于一个宣布即将下台的首相，有关各国已不把其作为交往的对象，朝野政党则忙着考虑菅直人何时下台，谁又将何时登台？然而，菅直人随后还信心十足地提出要建立“自然能源厅”的构想，并考虑要通过“再生能源法”，大有一直干下去的劲头。在党内外要求下台的压力下，6月27日，菅直人在记者会见中，明确表明了自己辞职的三个条件，即“本年度第二次补充预算案、再生能源特别措施法和特例公债法获得通过”，自己就将辞职，但仍然没有言明具体的辞职日期。7月13日，他还表示要争取建立一个不依赖核能的社会，引起颇大反响，该举动被视为“延缓政权寿命”的手段。


    8月26日，在再生能源法获得通过后，菅直人正式宣布辞职。他颇为自负地感言道：“在严酷的环境下，应做的事，我做了。我拥有一定的成就感，这多亏了国民的支持。至于历史如何评价我任期内的活动，我想交给后世去评判吧。”然而，当时菅内阁的支持率已经降到15%，仅仅略高于2009年麻生下台时的水平，七成的受访者不认可菅直人在大地震后的对应，51%的人认为他此时下台已经“太晚了”。


    自安倍执政以来，日本走马灯似的一年换一个首相，菅直人总算坚持了一年零三个月，居然成为五年来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然而，他的市民运动家式的执政风格，在效果上却往往是半途而废，终究也没有摆脱短命首相的命运。在灾后重建的非常时期，还造成了三个月的“政治空白期”，不免给人留下了贪婪权位的印象。内政外交上“乏善可陈”的菅直人，必将注定与日本大地震、核泄漏一道被载入史册。关键问题在于，其灾害对应所造成的影响，可能是长期的、深远的，甚至是划时代的，并未随着菅直人的下台而消逝，当然，这或许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体制转型付出的巨大代价。

 附录

    <h2>一、战前日本政党沿革</h2>          <h2>二、战后以来的日本政党沿革</h2>          <h2>三、日本历届内阁成员</h2>


    1.第一次伊藤博文内阁(1885.12.22—1888.4.30)


    总理大臣 伊藤博文


    文部大臣 森有礼


    外务大臣 井上馨


    伊藤博文(兼任、1887.9)


    大隈重信(1888.2)


    农商务大臣 谷干城


    西乡从道(兼任、1886.3)


    山县有朋(兼任、1886.7)


    谷干城(1887.6)


    土方久元(1887.7)


    黑田清隆(1887.9)


    内务大臣 山县有朋


    大藏大臣 松方正义


    陆军大臣 大山岩


    海军大臣 西乡从道


    大山岩(兼任、1886.7)


    西乡从道(1887.7)


    递信大臣 榎本武扬


    书记官长 田中光显


    法制局长官 山尾庸三


    井上毅(1888.2)


    司法大臣 山田显义


    2.黑田清隆内阁(1888.4.30—1889.12.24)


    总理大臣 黑田清隆


    三条实美(临时兼任、1889.10)


    文部大臣 森有礼


    大山岩(临时兼任、1889.2)


    榎本武扬(1889.3)


    外务大臣 大隈重信


    内务大臣 山县有朋


    松方正义(兼任、1888.12)


    山县有朋(1889.10)


    农商务大臣 榎本武扬(临时兼任)


    井上馨(1888.7)


    递信大臣 榎本武扬


    后藤象二郎(1889.3)


    大藏大臣 松方正义


    陆军大臣 大山岩


    无任所大臣 伊藤博文


    海军大臣 西乡从道


    书记官长 小牧昌业


    司法大臣 山田显义


    法制局长官 井上毅


    3.第一次山县有朋内阁(1889.12.24—1891.5.6)


    总理大臣 山县有朋


    文部大臣 榎本武扬


    芳川显正(1890.5)


    外务大臣 青木周藏


    内务大臣 山县有朋(兼任)


    西乡从道(1890.5)


    农商务大臣 岩村通俊


    陆奥宗光(1890.5)


    大藏大臣 松方正义


    递信大臣 后藤象二郎


    陆军大臣 大山岩


    无任所大臣 大木乔任


    海军大臣 西乡从道


    桦山资纪(1890.5)


    书记官长 周布公平


    法制局长官 井上毅


    司法大臣 山田显义


    大本乔任(临时兼任、1890.12)


    山田显义(1891.2)


    4.第一次松方正义内阁(1891.5.6—1892.8.8)


    总理大臣 松方正义


    司法大臣 山田显义


    田中不二麿(1891.6)


    河野敏镰(临时兼任、1892.6)


    外务大臣 青木周藏


    榎本武扬(1891.5)


    内务大臣 西乡从道


    品川弥二郎(1891.6)


    副岛种臣(1892.3)


    松方正义(兼任、1892.6)


    河野敏镰(1892.7)


    文部大臣 芳川显正


    大木乔任(1891.6)


    农商务大臣 陆奥宗光


    河野敏镰(1892.3)


    佐野常民(1892.7)


    大藏大臣 松方正义(兼任)


    递信大臣 后藤象二郎


    陆军大臣 大山岩


    高岛鞆之助(1891.5)


    书记官长 平山成信


    法制局长官 尾崎三良


    海军大臣 桦山资纪


    5.第二次伊藤博文内阁(1892.8.8—1896.9.18)


    总理大臣 伊藤博文


    井上馨(临时代理、1892.11)


    黑田清隆(临时兼任、1896.8)


    海军大臣 仁礼景范


    西乡从道(1893.3)


    司法大臣 山县有朋


    芳川显正(1893.3)


    外务大臣 陆奥宗光


    西园寺公望(临时兼任、1896.5)


    文部大臣 河野敏镰


    井上毅(1893.3)


    芳川显正(临时兼任、1894.8)


    西园寺公望(1894.10)


    内务大臣 井上馨


    野村靖(1894.10)


    芳川显正(兼任、1896.2)


    板垣退助(1896.4)


    农商务大臣 后藤象二郎


    榎本武扬(1894.1)


    大藏大臣 渡边国武


    松方正义(1895.3)


    渡边国武(兼任、1895.8)


    渡边国武(1895.10)


    递信大臣 黑田清隆


    渡边国武(1895.3)


    白根专一(1895.10)


    陆军大臣 大山岩


    西乡从道(兼任、1894.10)


    山县有朋(1895.3)


    大山岩(1895.5)


    拓殖务大臣 高岛鞆之助


    无任所大臣 黑田清隆


    书记官长 伊东巳代治


    法制局长官 末松谦澄


    6.第二次松方正义内阁(1896.9.18—1898.1.12)


    总理大臣 松方正义


    黑田清隆(临时代理、1897.4)


    松方正义(1897.6)


    文部大臣 西园寺公望


    蜂须贺茂韶(1896.9)


    滨尾新(1897.11)


    外务大臣 大隈重信


    西德二郎(1897.11)


    农商务大臣 榎本武扬


    大隈重信(兼任、1897.3)


    山田信道(1897.11)


    内务大臣 板垣退助


    桦山资纪(1896.9)


    递信大臣 白根专一


    野村靖(1896.9)


    大藏大臣 松方正义(兼任)


    陆军大臣 大山岩


    高岛鞆之助(1896.9)


    拓殖务大臣 高岛鞆之助


    无任所大臣 黑田清隆


    海军大臣 西乡从道


    书记官长 高桥健三


    平山成信(1897.10)


    司法大臣 芳川显正


    清浦奎吾(1896.9)


    法制局长官 神鞭知常


    7.第三次伊藤博文内阁(1898.1.12—1898.6.30)


    总理大臣 伊藤博文


    农商务大臣 伊东巳代治


    金子坚太郎(1898.4)


    外务大臣 西德二郎


    内务大臣 芳川显正


    递信大臣 末松谦澄


    大藏大臣 井上馨


    无任所大臣 黑田清隆


    陆军大臣 桂太郎


    书记官长 鲛岛武之助


    海军大臣 西乡从道


    法制局长官 梅谦次郎


    司法大臣 曾祢荒助


    文部大臣 西园寺公望


    外山正一(1898.4)


    8.第一次大隈重信内阁(1898.6.30—1898.11.8)


    总理大臣 大隈重信


    文部大臣 尾崎行雄


    犬养毅(1898.10)


    外务大臣 大隈重信(兼任)


    内务大臣 板垣退助


    农商务大臣 大石正巳


    大藏大臣 松田正久


    递信大臣 林有造


    陆军大臣 桂太郎


    书记官长 武富时敏


    海军大臣 西乡从道


    法制局长官 神鞭知常


    司法大臣 大东义彻


    9.第二次山县有朋内阁(1898.11.8—1900.10.19)


    总理大臣 山县有朋


    司法大臣 清浦奎吾


    外务大臣 青木周藏


    文部大臣 桦山资纪


    内务大臣 西乡从道


    农商务大臣 曾祢荒助


    大藏大臣 松方正义


    递信大臣 芳川显正


    陆军大臣 桂太郎


    书记官长 安广伴一郎


    海军大臣 山本权兵卫


    法制局长官 平田东助


    10.第四次伊藤博文内阁(1900.10.19—1901.6.2)


    总理大臣 伊藤博文


    西园寺公望(临时代理、1900.10)


    伊藤博文(1900.12)


    西园寺公望(临时代理、1901.5)


    西园寺公望(临时兼任、1901.5)


    海军大臣 山本权兵卫


    司法大臣 金子坚太郎


    文部大臣 松田正久


    农商务大臣 林有造


    递信大臣 星亨


    原敬(1900.12)


    外务大臣 加藤高明


    内务大臣 末松谦澄


    无任所大臣 西园寺公望


    大藏大臣 渡边国武


    西园寺公望(1901.5)


    书记官长 鲛岛武之助


    法制局长官 奥田义人


    陆军大臣 桂太郎


    儿玉源太郎(1900.12)


    11.第一次桂太郎内阁(1901.6.2—1906.1.7)


    总理大臣 桂太郎


    海军大臣 山本权兵卫


    外务大臣 曾祢荒助(临时兼任)


    小村寿太郎(1901.9)


    桂太郎(临时兼任、1905.7)


    小村寿太郎(1905.10)


    桂太郎(临时兼任、1905.11)


    小村寿太郎(1906.1)


    司法大臣 清浦奎吾


    波多野敬直(1903.9)


    文部大臣 菊池大麓


    儿玉源太郎(兼任、1903.7)


    久保田让(1903.9)


    桂太郎(兼任、1905.12)


    内务大臣 内海忠胜


    儿玉源太郎(1903.7)


    桂太郎(兼任、1903.10)


    芳川显正(1904.2)


    清浦奎吾(1905.9)


    农商务大臣 平田东助


    清浦奎吾(兼任、1903.7)


    清浦奎吾(1903.9)


    递信大臣 芳川显正


    曾祢荒助(兼任、1903.7)


    大浦兼武(1903.9)


    大藏大臣 曾祢荒助


    陆军大臣 儿玉源太郎


    寺内正义(1902.3)


    书记官长 柴田家门


    法制局长官 一木喜德郎


    12.第一次西园寺公望内阁(1906.1.7—1908.7.14)


    总理大臣 西园寺公望


    司法大臣 松田正久


    千家尊福(1908.3)


    外务大臣 加藤高明


    西园寺公望(临时兼任、1906.3)


    林董(1906.5)


    西园寺公望(1906.8)


    林董(1906.9)


    文部大臣 西园寺公望(临时兼任)


    牧野伸显(1906.3)


    农商务大臣 松冈康毅


    递信大臣 山县伊三郎


    原敬(1908.1)


    堀田正养(1908.3)


    内务大臣 原敬


    大藏大臣 阪谷芳郎


    松田正久(兼任、1908.1)


    松田正久(1908.3)


    书记官长 石渡敏一


    南弘(1908.1)


    陆军大臣 寺内正义


    法制局长官 冈野敬次郎


    海军大臣 斋藤实


    13.第二次桂太郎内阁(1908.7.14—1911.8.30)


    总理大臣 桂太郎


    文部大臣 小松原英太郎


    外务大臣 寺内正义(临时兼任)


    小村寿太郎(1908.8)


    农商务大臣 大浦兼武


    小松原英太郎(1910.3)


    大浦兼武(1910.9)


    内务大臣 平田东助


    大藏大臣 桂太郎(兼任)


    递信大臣 后藤新平


    陆军大臣 寺内正义


    书记官长 柴田家门


    海军大臣 斋藤实


    法制局长官 安广伴一郎


    司法大臣 冈部长职


    14.第二次西园寺公望内阁(1911.8.30—1912.12.21)


    总理大臣 西园寺公望


    司法大臣 松田正久


    外务大臣 林董(临时兼任)


    内田康哉(1911.10)


    文部大臣 长谷场纯孝


    牧野伸显(临时兼任、1912.11)


    内务大臣 原敬


    农商务大臣 牧野伸显


    大藏大臣 山本达雄


    递信大臣 林董


    陆军大臣 石本新六


    上原勇作(1912.4)


    书记官长 南弘


    法制局长官 冈野敬次郎


    海军大臣 斋藤实


    15.第三次桂太郎内阁(1912.12.21—1913.2.20)


    总理大臣 桂太郎


    司法大臣 松实致


    外务大臣 桂太郎(兼任)


    加藤高明(1913.1)


    文部大臣 柴田家门


    农商务大臣 仲小路廉


    内务大臣 大浦兼武


    递信大臣 后藤新平


    大藏大臣 若槻礼次郎


    书记官长 江木翼


    陆军大臣 木越安纲


    法制局长官 一木喜德郎


    海军大臣 斋藤实


    16.第一次山本权兵卫内阁(1913.2.20—1914.4.16)


    总理大臣 山本权兵卫


    文部大臣 奥田义人


    大冈育造(1914.3)


    外务大臣 牧野伸显


    内务大臣 原敬


    农商务大臣 山本达雄


    大藏大臣 高桥是清


    递信大臣 元田肇


    陆军大臣 木越安纲


    楠濑幸彦(1913.6)


    书记官长 山之内一次


    法制局长官 冈野敬次郎


    仓富勇三郎


    海军大臣 斋藤实


    司法大臣 松田正久


    奥田义人(临时兼任、1913.11)


    17.第二次大隈重信内阁(1914.4.16—1916.10.9)


    总理大臣 大隈重信


    海军大臣 八代六郎


    加藤友三郎(1915.8)


    外务大臣 加藤高明


    大隈重信(兼任、1915.8)


    石井菊次郎(1915.10)


    司法大臣 尾崎行雄


    文部大臣 一木喜德郎


    高田早苗(1915.8)


    内务大臣 大隈重信(兼任)


    大浦兼武(1915.1)


    大隈重信(兼任、1915.7)


    一木喜德郎(1915.8)


    农商务大臣 大浦兼武


    河野广中(1915.1)


    递信大臣 武富时敏


    箕浦胜人(1915.8)


    大藏大臣 若槻礼次郎


    武富时敏(1915.8)


    书记官长 江木翼


    陆军大臣 冈市之助


    法制局长官 高桥作卫


    大岛健一(1916.3)


    18.寺内正义内阁(1916.10.9—1918.9.29)


    总理大臣 寺内正义


    陆军大臣 大岛健一


    外务大臣 寺内正义(兼任)


    本野一郎(1916.11)


    后藤新平(1918.4)


    海军大臣 加藤友三郎


    司法大臣 松室致


    文部大臣 冈田良平


    内务大臣 后藤新平


    水野錬太郎(1918.4)


    农商务大臣 仲小路廉


    递信大臣 田健治郎


    大藏大臣 寺内正义(兼任)


    胜田主计(1916.12)


    书记官长 儿玉秀雄


    法制局长官 有松英义


    19.原敬内阁(1918.9.29—1921.11.13)


    总理大臣 原敬


    内田康哉(临时兼任、1921.11)


    司法大臣 原敬(兼任)


    大木远吉(1920.5)


    外务大臣 内田康哉


    文部大臣 中桥德五郎


    内务大臣 床次竹二郎


    农商务大臣 山本达雄


    大藏大臣 高桥是清


    递信大臣 野田卯太郎


    陆军大臣 田中义一


    山梨半造(1921.6)


    铁道大臣 元田肇


    书记官长 高桥光威


    海军大臣 加藤友三郎


    法制局长官 横田千之助


    20.高桥是清内阁(1921.11.13—1922.6.12)


    总理大臣 高桥是清


    文部大臣 中桥德五郎


    外务大臣 内田康哉


    农商务大臣 山本达雄


    内务大臣 床次竹二郎


    递信大臣 野田卯太郎


    大藏大臣 高桥是清(兼任)


    铁道大臣 元田肇


    陆军大臣 山梨半造


    书记官长 三土忠造


    海军大臣 加藤友三郎


    法制局长官 横田千之助


    马场锳一


    司法大臣 大木远吉


    21.加藤友三郎内阁(1922.6.12—1923.8.28)


    总理大臣 加藤友三郎


    内田康哉(临时兼任、1923.8)


    司法大臣 冈野敬次郎


    文部大臣镰田荣吉


    外务大臣 内田康哉


    农商务大臣 荒井贤太郎


    内务大臣 水野錬太郎


    递信大臣 前田利定


    大藏大臣 市来乙彦


    铁道大臣 大木远吉


    陆军大臣 山梨半造


    书记官长 宫田光雄


    海军大臣 加藤友三郎(兼任)


    财部彪(1923.5)


    法制局长官 马场锳一


    22.第二次山本权兵卫内阁(1923.9.2—1924.1.7)


    总理大臣 山本权兵卫


    文部大臣 犬养毅(兼任)


    冈野敬次郎(1923.9)


    外务大臣 山本权兵卫(兼任)


    伊集院彦吉(1923.9)


    递信大臣 犬养毅


    内务大臣 后藤新平


    铁道大臣 山之内一次


    大藏大臣 井上准之助


    书记官长 桦山资英


    陆军大臣 田中义一


    法制局长官 松本丞治


    海军大臣 财部彪


    司法大臣 田健治郎(兼任)


    平沼骐一郎(1923.9)


    23.清浦奎吾内阁(1924.1.7—1924.6.11)


    总理大臣 清浦奎吾


    文部大臣 江木千之


    外务大臣 松井庆四郎


    农商务大臣 前田利定


    内务大臣 水野錬太郎


    递信大臣 藤村义朗


    大藏大臣 胜田主计


    铁道大臣 小松谦次郎


    陆军大臣 宇垣一成


    书记官长 小桥一太


    海军大臣 村上格一


    法制局长官 佐竹三吾


    司法大臣 铃木喜三郎


    24.第一次加藤高明内阁(1924.6.11—1926.1.28)


    总理大臣 加藤高明


    若槻礼次郎(临时兼任、1926.1)


    农林大臣 高桥是清(兼任、1925.4)


    冈崎邦辅(1925.4)


    早速整尔(1925.8)


    外务大臣 币原喜重郎


    内务大臣 若槻礼次郎


    商工大臣 高桥是清


    野田卯太郎(1925.4)


    片冈直温(1925.8)


    大藏大臣 滨口雄幸


    陆军大臣 宇垣一成


    海军大臣 财部彪


    递信大臣 犬养毅


    安达谦藏(1925.5)


    司法大臣 横田千之助


    高桥是清(临时兼任、1924.2)


    小川平吉(1925.2)


    江木翼(1925.8)


    铁道大臣 仙石贡


    书记官长 江木翼


    塚本清治(1925.8)


    文部大臣 冈田良平


    法制局长官 塚本清治


    山川端夫(1925.8)


    农商务大臣 高桥是清


    25.第一次若槻礼次郎内阁(1926.1.30—1927.4.20)


    总理大臣 若槻礼次郎


    文部大臣 冈田良平


    外务大臣 币原喜重郎


    农林大臣 町田忠治(1926.6)


    内务大臣 若槻礼次郎(兼任)


    滨口雄幸(1926.6)


    商工大臣 片冈直温


    藤泽几之辅(1926.9)


    大藏大臣 滨口雄幸


    早速整尔(1926.2)


    片冈直温(1926.9)


    递信大臣 安达谦藏


    铁道大臣 仙石贡


    井上匡四郎(1926.6)


    陆军大臣 宇垣一成


    海军大臣 财部彪


    书记官长 塚本清治


    司法大臣 江木翼


    法制局长 官山川端夫


    26.田中义一内阁(1927.4.20—1929.7.2)


    总理大臣 田中义一


    文部大臣 三土忠治


    水野錬太郎(1927.6)


    胜田主计(1928.5)


    外务大臣 田中义一(兼任)


    内务大臣 铃木喜三郎


    田中义一(兼任、1928.5)


    望月圭介(1928.5)


    商工大臣 中桥德五郎


    递信大臣 望月圭介


    久原房之助(1928.5)


    大藏大臣 高桥是清


    三土忠治(1927.6)


    铁道大臣 小川平吉


    陆军大臣 白川义则


    拓务大臣 田中义一(兼任)


    海军大臣 冈田启介


    书记官长 鸠山一郎


    司法大臣 原嘉道


    法制局长官 前田米藏


    农林大臣 山本悌二郎


    27.滨口雄幸内阁(1929.7.2—1931.4.14)


    总理大臣 滨口雄幸


    币原喜重郎(临时代理1930.11)


    文部大臣 小桥一太


    田中隆三(1929.11)


    外务大臣 币原喜重郎


    农林大臣 町田忠治


    内务大臣 安达谦藏


    商工大臣 俵孙一


    大藏大臣 井上准之助


    递信大臣 小泉又次郎


    陆军大臣 宇垣一成


    阿部信行(临时代理、1930.6)


    铁道大臣 江木翼


    拓务大臣 松田源治


    海军大臣 财部彪


    安保清种(1930.10)


    无任所大臣 阿部信行


    书记官长 铃木富士弥


    司法大臣 渡边千冬


    法制局长官 川崎卓吉


    28.第二次若槻礼次郎内阁(1931.4.14—1931.12.13)


    总理大臣 若槻礼次郎


    商工大臣 樱内幸雄


    外务大臣 币原喜重郎


    递信大臣 小泉又次郎


    内务大臣 安达谦藏


    铁道大臣 江木翼


    原俢次郎(1931.9)


    大藏大臣 井上准之助


    陆军大臣 南次郎


    拓务大臣 原俢次郎


    若槻礼次郎(兼任、1931.9)


    海军大臣 安保清种


    司法大臣 渡边千冬


    书记官长 川崎卓吉


    文部大臣 田中隆三


    法制局长官 武内作平


    农林大臣 町田忠治


    29.犬养毅内阁(1931.12.13—1932.5.26)


    总理大臣 犬养毅


    高桥是清(临时兼任、1932.5)


    司法大臣 铃木喜三郎


    川村竹治


    外务大臣 犬养毅(兼任)


    芳泽谦吉(1932.1)


    文部大臣 鸠山一郎


    农林大臣 山本悌二郎


    内务大臣 中桥德五郎


    犬养毅(兼任、1932.3)


    铃木喜三郎(1932.3)


    商工大臣 前田米藏


    递信大臣 三上忠造


    铁道大臣 床次竹二郎


    大藏大臣 高桥是清


    拓务大臣 秦丰助


    陆军大臣 荒木贞夫


    书记官长 森恪


    海军大臣 大角岑生


    法制局长官 岛田俊雄


    30.斋藤实内阁(1932.5.26—1934.7.8)


    总理大臣 斋藤实


    文部大臣 鸠山一郎


    斋藤实(兼任、1934.3)


    外务大臣 斋藤实(兼任)


    内田康哉(1932.7)


    广田弘毅(1933.9)


    商工大臣 中岛九万吉


    松本丞治(1934.2)


    内务大臣 山本达雄


    递信大臣 南弘


    大藏大臣 高桥是清


    铁道大臣 三木忠造


    陆军大臣 荒木贞夫


    林铣十郎(1934.1)


    拓务大臣 永井柳太郎


    书记官长 柴田善三郎


    堀切善太郎(1933.3)


    海军大臣 冈田启介


    大角岑生(1933.1)


    法制局长官 堀切善太郎


    黑崎定三(1933.3)


    司法大臣 小山松吉


    农林大臣 后藤文夫


    31.冈田启介内阁(1934.7.8—1936.3.9)


    总理大臣 冈田启介


    后藤文夫(临时代理、1936.2)


    农林大臣 山崎达之辅


    商工大臣 町田忠治


    外务大臣 广田弘毅


    递信大臣 床次竹二郎


    冈田启介(兼任、1935.9)


    望月圭介(1935.9)


    内务大臣 后藤文夫


    大藏大臣 藤井真信


    高桥是清(1934.11)


    町田忠治(兼任、1936.2)


    铁道大臣 内田信也


    拓务大臣 冈田启介(兼任)


    儿玉秀雄(1934.10)


    陆军大臣 林铣十郎


    川岛义之(1935.9)


    书记官长 河田烈


    吉田茂(1934.10)


    白根竹介


    海军大臣 大角岑生


    司法大臣 小原直


    文部大臣 松田源治


    川崎卓吉(1936.2)


    法制局长官 金森德次郎


    大桥八郎(1936.10)


    32.广田弘毅内阁(1936.3.9—1937.2.2)


    总理大臣 广田弘毅


    文部大臣 潮惠之辅(兼任)


    平生釟三郎(1936.3)


    外务大臣 广田弘毅(兼任)


    有田八郎(1936.4)


    商工大臣 川崎卓吉


    小川乡太郎(1936.3)


    内务大臣 潮惠之辅


    大藏大臣 马场锳一


    递信大臣 赖母木桂吉


    陆军大臣 寺内寿一


    铁道大臣 前田米藏


    海军大臣 永野修身


    拓务大臣 永田秀次郎


    司法大臣 林赖三郎


    书记官长 藤沼庄平


    农林大臣 岛田俊雄


    法制局长官 次田大三郎


    33.林铣十郎内阁(1937.2.2—1937.6.4)


    总理大臣 林铣十郎


    文部大臣 林铣十郎(兼任)


    外务大臣 林铣十郎(兼任)


    佐藤尚武(1937.3)


    农林大臣 山崎达之辅


    商工大臣 伍堂卓雄


    内务大臣 河原田稼吉


    递信大臣 山崎达之辅(兼任)


    儿玉秀雄(1937.2)


    大藏大臣 结城丰太郎


    陆军大臣 中村孝太郎


    杉山元(1937.2)


    铁道大臣 伍堂卓雄(兼任)


    拓务大臣 结城丰太郎(兼任)


    海军大臣 米内光政


    书记官长 大桥八郎


    司法大臣 盐野季彦


    法制局长官 川越丈雄


    34.第一次近卫文麿内阁(1937.6.4—1939.1.5)


    总理大臣 近卫文麿


    农林大臣 有马赖宁


    外务大臣 广田弘毅


    宇垣一成(1938.5)


    近卫文麿(兼任、1938.9)


    有田八郎(1938.10)


    商工大臣 吉野信次


    池田成彬(兼任、1938.5)


    递信大臣 永井柳太郎


    铁道大臣 中岛知久平


    内务大臣 马场锳一


    末次信正(1937.12)


    拓务大臣 大谷尊由


    宇垣一成(兼任、1938.6)


    近卫文麿(兼任、1938.9)


    八田嘉明(1938.10)


    大藏大臣 贺屋兴宣


    池田成彬(1938.5)


    陆军大臣 杉山元


    板垣征四郎(1938.6)


    厚生大臣 木户幸一(兼任)


    木户幸一(1938.5)


    海军大臣 米内光政


    书记官长 风见章


    司法大臣 盐野季彦


    法制局长官 泷正雄


    船田中(1937.10)


    文部大臣 安井英二


    木户幸一(1937.10)


    荒木贞夫(1938.5)


    35.平沼骐一郎内阁(1939.1.5—1939.8.30)


    总理大臣 平沼骐一郎


    铁道大臣 前田米藏


    外务大臣 有田八郎


    递信大臣 盐野季彦


    田边治通(1939.4)


    内务大臣 木户幸一


    大藏大臣 石渡庄太郎


    拓务大臣 八田嘉明(兼任)


    小矶国昭(1939.4)


    陆军大臣 板垣征四郎


    海军大臣 米内光政


    厚生大臣 广濑久忠


    司法大臣 盐野季彦


    无任所大臣 近卫文麿


    文部大臣 荒木贞夫


    书记官长 田边治通


    太田耕造(1939.4)


    农林大臣 樱内幸雄


    商工大臣 八田嘉明


    法制局长官 黑崎定三


    36.阿部信行内阁(1939.8.30—1940.1.16)


    总理大臣 阿部信行


    商工大臣 伍堂卓雄(兼任)


    伍堂卓雄(1939.10)


    外务大臣 阿部信行(兼任)


    野村吉三郎(1939.9)


    递信大臣 永井柳太郎


    内务大臣 小原直


    铁道大臣 永井柳太郎(兼任)


    永田秀次郎(1939.11)


    大藏大臣 青木一男


    陆军大臣 畑俊六


    拓务大臣 金光庸夫


    海军大臣 吉田善吾


    厚生大臣 小原直


    秋田清(1939.11)


    司法大臣 宫城长五郎


    文部大臣 河原田稼吉


    书记官长 远藤柳作


    农林大臣 伍堂卓雄


    酒井忠正(1939.10)


    法制局长官 唐泽俊树


    37.米内光政内阁(1940.1.16—1940.7.22)


    总理大臣 米内光政


    农林大臣 岛田俊雄


    外务大臣 有田八郎


    商工大臣 藤原银次郎


    内务大臣 儿玉秀雄


    递信大臣 胜正宪


    大藏大臣 樱内幸雄


    铁道大臣 松野鹤平


    陆军大臣 畑俊六


    拓务大臣 小矶国昭


    海军大臣 吉田善吾


    厚生大臣 吉田茂


    司法大臣 木村尚达


    书记官长 石渡庄太郎


    文部大臣 松浦镇次郎


    法制局长官 广濑久忠


    38.第二次近卫文麿内阁(1940.7.22—1941.7.18)


    总理大臣 近卫文麿


    递信大臣 村田省藏


    外务大臣 松冈洋右


    铁道大臣 村田省藏(兼任)


    小川乡太郎(1940.9)


    内务大臣 安井英二


    平沼骐一郎(1940.12)


    拓务大臣 松冈洋右(兼任)


    秋田清(1940.9)


    大藏大臣 河田烈


    陆军大臣 东条英机


    厚生大臣 安井英二(兼任)


    金光庸夫(1940.9)


    海军大臣 吉田善吾


    及川古志郎(1940.9)


    无任所大臣 星野直树


    司法大臣 风见章


    柳川平助(1940.12)


    国务大臣 平沼骐一郎(1940.12)


    国务大臣 星野直树(1940.12)


    文部大臣 桥田邦彦


    国务大臣 小仓正恒(1941.2)


    农林大臣 近卫文麿(兼任)


    石黑忠笃(1940.7)


    井野硕哉(1941.6)


    国务大臣 铃木贞一(1941.4)


    书记官长 富天健治


    法制局长官 村濑直养


    商工大臣 小林一三


    河田烈(临时代理、1940.8)


    丰田贞次郎(1941.4)


    39.第三次近卫文麿内阁(1941.7.18—1941.10.18)


    总理大臣 近卫文麿


    商工大臣 左近司正三


    外务大臣 丰田贞次郎


    递信大臣 村田省藏


    内务大臣 田边治通


    铁道大臣 村田省藏(兼任)


    大藏大臣 小仓正恒


    拓务大臣 丰田贞次郎(兼任)


    陆军大臣 东条英机


    厚生大臣 小泉亲彦


    海军大臣 及川古志郎


    国务大臣 平沼骐一郎


    司法大臣 近卫文麿(兼任)


    岩村通世(1941.7)


    国务大臣 柳川平助


    国务大臣 铃木贞一


    文部大臣 桥田邦彦


    书记官长 富天健治


    农林大臣 井野硕哉


    法制局长官 村濑直养


    40.东条英机内阁(1941.10.18—1944.7.22)


    总理大臣 东条英机


    铁道大臣 寺岛健(兼任)


    八田嘉明(1941.12)


    外务大臣 东乡茂德


    东条英机(兼任、1942.9)


    谷正之(1942.9)


    重光葵(1943.4)


    拓务大臣 东乡茂德(兼任)


    井野硕哉(兼任、1941.12)


    厚生大臣 小泉亲彦


    内务大臣 东条英机(兼任)


    汤泽三千男(1942.2)


    安藤纪三郎(1943.4)


    大东亚大臣 青木一男(1942.11)


    农商大臣 山崎达之辅(1943.11)


    内田信也(1944.2)


    大藏大臣 贺屋兴宣


    石渡庄太郎(1944.2)


    军需大臣 东条英机(兼任、1943.11)


    运输通信大臣 八田嘉明(1943.11)


    五岛庆太(1944.2)


    陆军大臣 东条英机(兼任)


    海军大臣 屿田繁太郎


    野村直邦(1944.7)


    国务大臣 铃木贞一


    国务大臣 安藤纪三郎


    司法大臣 岩村通世


    国务大臣 青木一男


    文部大臣 桥田邦彦


    东条英机(兼任、1943.4)


    冈部长景(1943.4)


    国务大臣 大麻唯男


    国务大臣 后藤文夫


    国务大臣 岸信介


    农林大臣 井野硕哉


    山崎达之辅(1943.4)


    国务大臣 藤原银次郎


    书记官长 星野直树


    商工大臣 岸信介


    东条英机(1943.10)


    法制局长官 森山锐一


    递信大臣 寺岛健


    八田嘉明(兼任、1943.10)


    41.小矶国昭内阁(1944.7.22—1945.4.5)


    总理大臣 小矶国昭


    军需大臣 藤原银次郎


    吉田茂(1944.2)


    外务大臣 重光葵


    内务大臣 大达茂雄


    运输通信大臣 前田米藏


    大藏大臣 石渡庄太郎


    津岛寿一(1945.2)


    大东亚大臣 重光葵(兼任)


    国务大臣 町田忠治


    陆军大臣 杉山元


    国务大臣 儿玉秀雄


    海军大臣 米内光政


    国务大臣 绪方竹虎


    司法大臣 宋版广政


    国务大臣 小林跻造(1944.12)


    文部大臣 二宫治重


    儿玉秀雄(临时代理、1945.1)


    儿玉秀雄(1945.2)


    国务大臣 广濑久忠 (1945.2)


    国务大臣 石渡庄太郎(1945.2)


    书记官长 三浦一雄(兼任)


    田中武雄(1944.7)


    厚生大臣 广濑久忠


    相川胜六(1945.2)


    法制局长官 三浦一雄


    农商大臣 岛田俊雄


    42.铃木贯太郎内阁(1945.4.7—1945.8.17)


    总理大臣 铃木贯太郎


    运输通信大臣 丰田贞次郎(兼任)


    小日山直登(1945.4)


    外务大臣 铃木贯太郎(兼任)


    东乡茂德(1945.4)


    运输大臣 小日山直登(1945.5)


    内务大臣 安倍源基


    大东亚大臣 铃木贯太郎(兼任)


    东乡茂德(1945.4)


    大藏大臣 广濑丰作


    陆军大臣 阿南惟几


    国务大臣 下村宏


    海军大臣 米内光政


    国务大臣 左近司正三


    司法大臣 松阪广政


    国务大臣 樱井兵五郎


    文部大臣 太田耕造


    国务大臣 安井藤治


    厚生大臣 冈田忠彦


    书记官长 迫水久常


    农商大臣 石黑忠笃


    法制局长官 村濑直养


    军需大臣 丰田贞次郎


    43.东久迩稔彦内阁(1945.8.17—1945.10.9)


    总理大臣 东久迩稔彦


    农商大臣 千石兴太郎


    外务大臣 重光葵


    吉田茂(1945.9)


    农林大臣 千石兴太郎(1945.8)


    军需大臣 中岛知久平


    内务大臣 山崎岩


    商工大臣 中岛知久平(1945.8)


    大藏大臣 津岛寿一


    运输大臣 小日山直登


    司法大臣 岩田宙造


    大东亚大臣 重光葵(兼任)


    陆军大臣 东久迩稔彦(兼任)


    吉田茂(1945.9)


    国务大臣 近卫文麿


    国务大臣 绪方竹虎


    海军大臣 米内光政


    国务大臣 小畑敏四郎


    文部大臣 松村谦三(兼任)


    前田多门(1945.8)


    书记官长 绪方竹虎(兼任)


    法制局长官 村濑直养


    厚生大臣 松村谦三


    44.币原喜重郎内阁(1945.10.9—1946.5.22)


    总理大臣 币原喜重郎


    运输大臣 田中武雄


    三土忠治(兼任、1946.1)


    村上义一(1946.1)


    外务大臣 吉田茂


    内务大臣 堀切善太郎


    三土忠造(1946.1)


    国务大臣 松本丞治


    大藏大臣 涩泽敬三


    国务大臣 次田大三郎


    陆军大臣 下村定


    国务大臣 小林一三


    海军大臣 米内光政


    国务大臣 楢桥渡


    第一复员省 币原喜重郎(兼任、1945.12)


    国务大臣 石黒武重


    第二复员省 币原喜重郎(兼任、1945.12)


    书记官长 次田大三郎(兼任)


    楢桥渡(1946.1)


    楢桥渡(兼任、1946.2)


    司法大臣 岩田宙造


    文部大臣 前田多门


    安倍能成(1946.1)


    法制局长官 楢桥渡


    石黒武重(1946.1)


    石黒武重(兼任、1946.2)


    入江俊郎(1946.3)


    农林大臣 松村谦三


    副岛千八(1946.1)


    商工大臣 小笠原三九郎


    厚生大臣 芦田均


    45.第一次吉田茂内阁(1946.5.22—1947.5.24)


    总理大臣 吉田茂


    运输大臣 平塚常次郎


    增田甲子七(1947.1)


    外务大臣 吉田茂(兼任)


    内务大臣 大村清一


    植原悦二郎(1947.1)


    递信大臣 一松定吉


    国务大臣 币原喜重郎(副总理)


    大藏大臣 石桥湛山


    国务大臣 斋藤隆夫


    司法大臣 木村笃太郎


    国务大臣 植原悦二郎


    文部大臣 田中耕太郎


    高桥诚一郎(1947.1)


    厚生大臣河合良成


    国务大臣 膳桂之助


    石桥湛山(兼任、1947.1)


    高濑庄太郎(1947.3)


    农林大臣 和田博雄


    吉田茂(兼任、1947.1)


    木村小左卫门(1947.2)


    国务大臣 一松定吉


    金森德次郎(1946.6)


    星岛二郎(1947.1)


    田中万逸(1947.2)


    商工大臣 星岛二郎


    石井光次郎(1947.1)


    书记官长 林让治


    46.片山哲内阁(1947.5.24—1948.3.10)


    总理大臣 片山哲


    运输大臣 苫米地义三


    北村德太郎(1947.12)


    外务大臣 芦田均


    内务大臣 木村小左卫门


    递信大臣 三木武夫


    大藏大臣 矢野庄太郎


    栗栖赳夫(1947.6)


    劳动大臣 米洼满亮


    国务大臣 斋藤隆夫


    司法大臣 铃木义男


    国务大臣 西尾末广(内阁官房长官)


    文部大臣 森户辰男


    国务大臣 和田博雄


    厚生大臣 一松定吉


    国务大臣 笹森顺造


    农林大臣 平野力三


    片山哲(兼任、1947.11)


    波多野鼎(1947.12)


    国务大臣 铃木义男


    国务大臣 林平马


    国务大臣 米洼满亮


    商工大臣 水谷长三郎


    国务大臣 竹田仪一


    47.芦田均内阁(1948.3.10—1948.10.15)


    总理大臣 芦田均


    劳动大臣 加藤勘十


    外务大臣 芦田均(兼任)


    建设大臣 一松定吉(1948.7)


    大藏大臣 北村德太郎


    国务大臣 苫米地义三(内阁官房长官)


    文部大臣 森户辰男


    国务大臣 栗栖赳夫


    厚生大臣 竹田仪一


    国务大臣 铃木义男


    农林大臣 永江一夫


    国务大臣 一松定吉


    商工大臣 水谷长三郎


    国务大臣 西尾末广


    运输大臣 冈田势一


    国务大臣 野沟胜


    递信大臣 富吉荣二


    国务大臣 船田享二


    48.第二次吉田茂内阁(1948.10.15—1949.2.16)


    总理大臣 吉田茂


    劳动大臣 增田甲子七


    外务大臣 吉田茂(兼任)


    建设大臣 益谷秀次


    大藏大臣 泉山三六


    大屋晋三(临时代理、1948.12)


    国务大臣 泉山三六(兼任)


    国务大臣 周东英雄(兼任)


    文部大臣 下条康麿


    国务大臣 殖田俊吉


    工藤铁男(1948.11)


    厚生大臣 林让治(副总理)


    农林大臣 周东英雄


    国务大臣 岩本信行


    商工大臣 大屋晋三


    国务大臣 井上知治


    运输大臣 小泽佐重喜


    国务大臣 森幸太郎


    递信大臣 降旗德弥


    官房长官 佐藤荣作


    49.第三次吉田茂内阁(1949.2.16—1952.10.30)


    总理大臣 吉田茂


    建设大臣 益谷秀次


    增田甲子七(1950.5)


    野田卯一(1951.7)


    外务大臣 吉田茂(兼任)


    冈崎胜男(1952.4)


    大藏大臣 池田勇人


    殖田俊吉(临时代理、1950.4)


    保安厅长官 吉田茂(兼任)


    国务大臣 青木孝义(经济安定本部长官)


    周东英雄(1950.6)


    周东英雄(经济审议厅、1952.8)


    山崎猛(1952.9)


    法务总裁 殖田俊吉


    大桥武夫(1950.6)


    木村笃太郎(1951.12)


    法务大臣 木村笃太郎(1952.8)


    国务大臣 木村小左卫门(地方财政委员长)


    文部大臣 高濑庄太郎


    天野贞祐(1950.5)


    冈野清豪(1952.8)


    国务大臣 樋贝诠三(赔偿厅长官)


    山口喜久一郎(1949.3)


    增田甲子七(兼任、1950.6)


    周东英雄(兼任、1951.6)


    野田卯一(兼任、1951.7)


    冈崎胜男(1951.12)


    厚生大臣 林让治


    黑川武雄(1950.5)


    桥本龙伍(1951.7)


    吉武惠市(兼任、1952.5)


    国务大臣 本多市郎(行政管理厅长官)


    冈野清豪(兼任、1950.6)


    广川弘禅(兼任、1950.7)


    桥本龙伍(兼任、1951.7)


    木村笃太郎(兼任、1952.1)


    野田卯一(兼任、1952.4)


    农林大臣 森幸太郎


    广川弘禅(1950.6)


    根本龙太郎(1951.7)


    广川弘禅(1951.12)


    商工大臣 稻垣平太郎


    通产大臣 稻垣平太郎(1949.5)


    池田勇人(兼任、1950.2)


    高濑庄太郎(1950.4)


    横尾龙(1951.6)


    高桥龙太郎(1951.7)


    国务大臣 木村小左卫门(地方自治厅)


    本多市郎(1950.1)


    冈野清豪(1950.6)


    国务大臣 冈野清豪(自治厅长官、1952.8)


    国务大臣 樋贝诠三(警察主管)


    大桥武夫(兼任、1950.6)


    大桥武夫(1951.12)


    运输大臣 大屋晋三


    山崎猛(1950.6)


    村上义一(1951.12)


    国务大臣 增田甲子七(北海道开发厅)


    周东英雄(兼任、1951.6)


    野田卯一(兼任、1951.7)


    递信大臣 小泽佐重喜


    邮政大臣 小泽佐重喜(1949.6)


    田村文吉(1950.6)


    佐藤荣作(1951.7)


    国务大臣 中山寿彦


    国务大臣 大野木秀次郎


    电气通信大臣 小泽佐重喜(兼任、1949.6)


    田村文吉(兼任、1950.6)


    佐藤荣作(兼任、1951.7)


    国务大臣 山县胜见


    国务大臣 增田甲子七(内阁官房长官)


    冈崎胜男(1950.5)


    保利茂(1951.12)


    劳动大臣 铃木正文


    保利茂(1950.6)


    吉武惠市(1951.12)


    50.第四次吉田茂内阁(1952.10.30—1953.5.21)


    总理大臣 吉田茂


    建设大臣 佐藤荣作


    户塚九一郎(兼任、1953.2)


    外务大臣 冈崎胜男


    法务大臣 犬养健


    国务大臣 木村笃太郎(保安厅长官)


    大藏大臣 向井忠晴


    国务大臣 本多市郎(自治厅长官兼行政管理厅长官)


    文部大臣 冈野清豪


    厚生大臣 山县胜见


    国务大臣 池田勇人(经济审议厅、兼)


    小笠原三九郎(兼任、1952.11)


    水田三喜男(1953.3)


    农林大臣 小笠原三九郎


    广川弘禅(1952.12)


    田子一民(1953.3)


    国务大臣 佐藤荣作(北海道开发厅、兼)


    户塚九一郎(兼任、1953.2)


    通产大臣 池田勇人


    小笠原三九郎(兼任、1952.11)


    小笠原三九郎(1952.12)


    国务大臣 林屋龟次郎


    国务大臣 大野木秀次郎


    运输大臣 石井光次郎


    国务大臣 绪方竹虎(官房长官)


    福永健司(1953.3)


    邮政大臣 高濑庄太郎


    劳动大臣 户塚九一郎


    国务大臣 绪方竹虎(副总理)


    51.第五次吉田茂内阁(1953.5.21—1954.12.7)


    总理大臣 吉田茂


    国务大臣 木村笃太郎(保安厅长官)


    外务大臣 冈崎胜男


    国务大臣 木村笃太郎(防卫厅长官、1954.9)


    法务大臣 犬养健


    加藤镣五郎(1954.4)


    小原直(1954.6)


    国务大臣 塚田十一郎(自治厅长官兼行政管理厅长官)


    大藏大臣 小笠原三九郎


    国务大臣 户塚九一郎(北海道开发厅兼)


    大野伴睦(1954.1)


    绪方竹虎(兼任、1954.7)


    文部大臣 大达茂雄


    厚生大臣 山县胜见


    草叶隆圆(1954.1)


    国务大臣 冈野清豪(经济审议厅、兼任)


    爱知揆一(兼任、1954.1)


    农林大臣 内田信也


    保利茂(1953.6)


    国务大臣 大野伴睦


    通产大臣 冈野清豪


    爱知揆一(1954.1)


    国务大臣 大野木秀次郎


    国务大臣 安藤正纯


    运输大臣 石井光次郎


    国务大臣 加藤镣五郎


    邮政大臣 塚田十一郎


    国务大臣 福永健司


    劳动大臣 小坂善太郎


    国务大臣 小坂善太郎(国家公安委员长)


    小原直(兼任、1954.10)


    建设大臣 户塚九一郎


    小泽佐重喜(1954.6)


    官房长官 福永健司


    国务大臣 绪方竹虎(副总理)


    52.第一次鸠山一郎内阁(1954.12.10—1955.3.19)


    总理大臣 鸠山一郎


    劳动大臣 千叶三郎


    外务大臣 重光葵(副总理)


    建设大臣 竹山祐太郎


    大藏大臣 一万田尚登


    国务大臣 高碕达之助(经济审议厅长官)


    法务大臣 花村四郎


    国务大臣 西田隆男(自治厅长官兼行政管理厅长官)


    文部大臣 安藤正纯


    厚生大臣 鹤见佑辅


    国务大臣 大麻唯男(国家公安委员长)


    农林大臣 河野一郎


    国务大臣 大村清一(防卫厅长官)


    通产大臣 石桥湛山


    国务大臣 三好英之(北海道开发厅长官)


    运输大臣 三木武夫


    官房长官 根本龙太郎


    邮政大臣 武知勇记


    53.第二次鸠山一郎内阁(1955.3.19—1955.11.22)


    总理大臣 鸠山一郎


    建设大臣 竹山祐太郎


    外务大臣 重光葵(副总理)


    国务大臣 高碕达之助(经济审议厅长官)


    经济企划厅长官(1955.7)


    大藏大臣 一万田尚登


    法务大臣 花村四郎


    国务大臣 杉原荒太(防卫厅长官)


    砂田重政(1955.7)


    文部大臣 松村谦三


    厚生大臣 川崎秀二


    国务大臣 大麻唯男(国家公安委员长)


    农林大臣 河野一郎


    国务大臣 川岛正次郎(自治厅长官兼行政管理厅长官)


    通产大臣 石桥湛山


    运输大臣 三木武夫


    国务大臣 大久保留次郎(北海道开发厅)


    邮政大臣 松田竹千代


    官房长官 根本龙太郎


    劳动大臣 西田隆男


    54.第三次鸠山一郎内阁(1955.11.22—1956.12.20)


    总理大臣 鸠山一郎


    劳动大臣 仓石忠雄


    外务大臣 重光葵(副总理)


    建设大臣 马场元治


    大藏大臣 一万田尚登


    国务大臣 高碕达之助(经济企划厅长官)


    法务大臣 牧野良三


    国务大臣 河野一郎(行政管理厅长官)


    文部大臣 清濑一郎


    国务大臣 太田正孝(自治厅长官)


    厚生大臣 小林英三


    国务大臣 船田中(防卫厅长官)


    农林大臣 河野一郎


    国务大臣 大麻唯男(国家公安委员长)


    通产大臣 石桥湛山


    国务大臣 正力松太郎(北海道开发厅)


    运输大臣 吉野信次


    官房长官 根本龙太郎


    邮政大臣 村上勇


    55.石桥湛山内阁(1956.12.23—1957.2.23)


    总理大臣 石桥湛山


    岸信介(临时代理、1957.1)


    劳动大臣 松浦周太郎


    建设大臣 南条德男


    外务大臣 岸信介


    国务大臣 石桥湛山(兼任、防卫厅长官)


    小泷彬(1957.2)


    法务大臣 中村梅吉


    大藏大臣 池田勇人


    国务大臣 宇田耕一(经济企划厅兼科技厅长官)


    文部大臣 滩尾弘吉


    厚生大臣 神田博


    国务大臣 大久保留次郎(国家公安委员长兼行政管理厅长官)


    农林大臣 井出一太郎


    通产大臣 水田三喜男


    国务大臣 田中伊三次(自治厅长官)


    运输大臣 宫泽胤勇


    国务大臣 石桥湛山(兼、北海道开发厅)


    川村松助(1956.12)


    邮政大臣 石桥湛山(兼任)


    平井太郎(1956.12)


    官房长官 石田博英


    56.第一次岸信介内阁(1957.2.25—1958.6.12)


    总理大臣 岸信介


    建设大臣 南条德男


    根本龙太郎(1957.7)


    法务大臣 中村梅吉


    唐泽俊树(1957.7)


    国务大臣 石井光次郎(副总理)


    外务大臣 岸信介(兼任)


    藤山爱一郎(1957.7)


    国务大臣 小泷彬(防卫厅长官)


    津岛寿一(1957.7)


    大藏大臣 池田勇人


    一万田尚登(1957.7)


    国务大臣 宇田耕一(科技厅长官)


    正力松太郎(1957.7)


    文部大臣 滩尾弘吉


    松永东(1957.7)


    国务大臣 大久保留次郎(公安委员长)


    正力松太郎(兼任、1957.7)


    厚生大臣 神田博


    堀木镰三(1957.7)


    国务大臣 大久保留次郎(兼行政管理厅)


    石井光次郎(兼任、1957.7)


    农林大臣 井出一太郎


    赤城宗德(1957.7)


    国务大臣 田中伊三次(自治厅长官)


    郡祐一(1957.7)


    通产大臣 水田三喜男


    前尾繁三郎(1957.7)


    国务大臣 川村松助(北海道开发厅长官)


    鹿岛守之助(1957.4)


    石井光次郎(兼任、1957.7)


    运输大臣 宫泽胤勇


    中村三之丞(1957.7)


    官房长官 石田博英


    爱知揆一(1957.7)


    邮政大臣 平井太郎


    田中角荣(1957.7)


    总务长官 今松治郎


    劳动大臣 松浦周太郎


    石田博英(1957.7)


    57.第二次岸信介内阁(1958.6.12—1960.7.15)


    总理大臣 岸信介


    国务大臣 山口喜久一郎(行政管理厅)


    益谷秀次(兼、1959.6、副总理)


    法务大臣 爱知揆一


    井野硕哉(1959.6)


    国务大臣 青木正(自治厅长官)


    石原干市郎(1959.6)


    外务大臣 藤山爱一郎


    大藏大臣 佐藤荣作


    国务大臣 左藤义诠(防卫厅长官)


    伊能繁次郎(1959.1)


    赤城宗德(1959.6)


    文部大臣 滩尾弘吉


    桥本龙伍(1959.1)


    松田竹千代(1959.6)


    国务大臣 三木武夫(经济企划厅长官)


    世耕弘一(1959.1)


    菅野和太郎(1959.6)


    厚生大臣 桥本龙伍


    坂田道太(1959.1)


    渡边良夫(1959.6)


    国务大臣 三木武夫(科技厅长官、兼任)


    高碕达之助(1959.1)


    中曾根康弘(1959.6)


    农林大臣 三浦一雄


    福田赳夫(1959.6)


    通产大臣 高碕达之助


    池田勇人(1959.6)


    国务大臣 山口喜久一郎(北海道开发厅)


    村上勇(兼任、1959.6)


    运输大臣 永野护


    重宗雄三(1959.4)


    楢桥渡(1959.6)


    国务大臣 青木正(国家公安委员长)


    石原干市郎(1959.6)


    官房长官 赤城宗德


    椎名悦三郎(1959.6)


    邮政大臣 寺尾丰


    植竹春彦(1959.6)


    总务长官 松野赖三


    福田笃泰(1959.6)


    劳动大臣 仓石忠雄


    松野赖三(1959.6)


    建设大臣 远藤三郎(首都圈整顿委员长)


    村上勇(1959.6)


    58.第一次池田勇人内阁(1960.7.19—1960.12.5)


    总理大臣 池田勇人


    劳动大臣 石田博英


    法务大臣 小岛彻三


    建设大臣 桥本登美三郎


    外务大臣 小坂善太郎


    自治大臣 山崎岩(国家公安委员长)


    周东英雄(1960.10)


    大藏大臣 水田三喜男


    文部大臣 荒木万寿夫


    行政管理厅 高桥进太郎


    厚生大臣 中山玛莎


    防卫厅长官 江崎真澄


    农林大臣 南条德男


    经济企划厅 迫水久常


    通产大臣 石井光次郎


    北海道开发厅 西川甚五郎


    运输大臣 南好雄


    官房长官 大平正芳


    邮政大臣 铃木善幸


    总务长官 藤枝泉介


    59.第二次池田勇人内阁(1960.12.8—1963.12.9)


    总理大臣 池田勇人


    周东英雄(1961.6、临时代理)


    佐藤荣作(1961.11、临时代理)


    川岛正次郎(1962.11、临时)


    河野一郎(1963.9、临时代理)


    劳动大臣 石田博英


    福永健司(1961.7)


    大桥武夫(1962.7)


    建设大臣中村梅吉


    河野一郎(1962.7)


    外务大臣 小坂善太郎


    大平正芳(1962.7)


    自治大臣 安井谦(国家公安委员长)


    筱田弘作(1962.7)


    早川崇(1963.7)


    法务大臣 植木庚子郎


    中垣国男(1962.7)


    贺屋兴宣(1963.7)


    行政管理厅 小泽佐重喜


    川岛正次郎(1961.7)


    山村新治郎(1963.7)


    大藏大臣 水田三喜男


    田中角荣(1962.7)


    防卫厅长官 西村直己


    藤枝泉介(1961.7)


    志贺健次郎(1962.7)


    福田笃泰(1963.7)


    文部大臣 荒木万寿夫


    滩尾弘吉(1963.7)


    厚生大臣 古井喜实


    滩尾弘吉(1961.7)


    西村英一(1962.7)


    小林武治(1963.7)


    经济企划厅 迫水久常


    藤山爱一郎(1961.7)


    池田勇人(兼任、1962.7)


    宫泽喜一(1962.7)


    农林大臣 周东英雄


    河野一郎(1961.7)


    重政诚之(1962.7)


    赤城宗德(1963.7)


    科技厅兼原子力委员长 池田正之辅


    三木武夫(1961.7)


    近藤鹤代(1962.7)


    佐藤荣作(兼任、1962.7)


    通产大臣 椎名悦三郎


    佐藤荣作(1961.7)


    福田一(1962.7)


    首都圈整备委员长 中村梅吉(兼)


    川岛正次郎(1961.7)


    河野一郎(兼任、1962.11)


    运输大臣 木暮武太夫


    斋藤升(1961.7)


    绫部健太郎(1962.7)


    近畿圈事务长官 河野一郎(兼)


    邮政大臣 小金义照


    迫水久常(1961.7)


    手岛荣(1962.7)


    小泽久太郎(1963.1)


    古池信三(1963.7)


    官房长官 大平正芳


    黑金泰美(1962.7)


    总务长官 藤枝泉介


    小平久雄(1962.7)


    德安实藏(1963.7)


    野田武夫(1963.7)


    北海道开发厅 小泽佐重喜


    川岛正次郎(1961.7)


    佐藤荣作(1963.7)


    60.第三次池田勇人内阁(1963.12.9—1964.11.9)


    总理大臣 池田勇人


    行政管理厅 山村新治郎


    增原惠吉(1964.7)


    法务大臣 贺屋兴宣


    高桥等(1964.7)


    北海道开发厅 佐藤荣作


    池田勇人(兼任1964.6)


    增原惠吉(1964.7)


    外务大臣 大平正芳


    椎名悦三郎(1964.7)


    大藏大臣 田中角荣


    首都圈整备委员长 河野一郎(兼任)


    小山常规(兼任1964.7)


    文部大臣 滩尾弘吉


    爱知揆一(1964.7)


    近畿圈事务长官 河野一郎(兼任)


    小山常规(兼任1964.7)


    厚生大臣 小林武治


    神田博(1964.7)


    防卫厅长官 福田笃泰


    小泉纯也(1964.7)


    农林大臣 赤城宗德


    通产大臣 福田一


    樱内义雄(1964.7)


    科技厅兼原子力委员长 佐藤荣作


    池田勇人(兼任1964.6)


    爱知揆一(兼任1964.7)


    河野一郎(1964.7)


    运输大臣 绫部健太郎


    松浦周太郎(1964.7)


    邮政大臣 古池信三


    德安实藏(1964.7)


    工资担当 大桥武夫(兼任)


    石田博英(兼任1964.7)


    劳动大臣 大桥武夫


    石田博英(1964.7)


    奥林匹克担当 佐藤荣作(兼任)


    池田勇人(兼任1964.6)


    河野一郎(兼任1964.7)


    建设大臣 河野一郎


    小山长规(1964.7)


    自治大臣 早川崇(国家公安委员长)


    铃木善幸(1964.7)


    官房长官 黑金泰美


    赤泽正道(1964.3)


    吉武惠市(1964.7)


    总务长官 野田武夫


    臼井庄一(1964.7)


    经济企划厅 宫泽喜一


    高桥卫(1964.7)


    61.第一次佐藤荣作内阁(1964.11.9—1967.2.17)


    总理大臣 佐藤荣作


    自治大臣(国家公安委员长) 吉武惠市


    永山忠则(1965.6)


    盐见俊二(1966.8)


    藤枝泉介(1966.12)


    法务大臣 高桥等


    石井光次郎(1965.6)


    田中伊三次(1966.12)


    外务大臣 椎名悦三郎


    三木武夫(1966.12)


    经济企划厅长官 高桥卫


    藤山爱一郎(1965.6)


    佐藤荣作(兼任1966.11)


    宫泽喜一(1966.12)


    大藏大臣 田中角荣


    福田赳夫(1965.6)


    水田三喜男(1966.12)


    行政管理厅长官 增原惠吉


    福田笃泰(1965.6)


    田中茂穗(1966.8)


    松平勇雄(1966.12)


    文部大臣 爱知揆一


    中村梅吉(1965.6)


    有田喜一(1966.8)


    木亨弘(1966.12)


    北海道开发厅长官 增原惠吉(兼任)


    福田笃泰(兼任1965.6)


    前尾繁三郎(1966.8)


    二阶堂进(1966.12)


    厚生大臣 神田博


    铃木善幸(1965.6)


    坊秀男(1966.12)


    农林大臣 赤城宗德


    坂田英一(1965.6)


    松野赖三(1966.8)


    仓石忠雄(1966.12)


    防卫厅长官 小泉纯也


    松野赖三(1965.6)


    上林山荣吉(1966.8)


    增田甲子七(1966.12)


    通产大臣 樱内义雄


    三木武夫(1965.6)


    菅野和太郎(1966.12)


    科技厅长官、原子力委员长 爱知揆一(兼)


    上原正吉(1965.6)


    有田喜一(兼任1966.8)


    二阶堂进(兼任1966.12)


    运输大臣 松浦周太郎


    仲村寅太(1965.6)


    荒船清十郎(1966.8)


    藤枝泉介(1966.10)


    大桥武夫(1966.12)


    中部圈开发事务长官 濑户山三男(1966.7)


    桥本登美三郎(兼任1966.8)


    西村英一(兼任1966.12)


    工资担当 增原惠吉(兼任)


    安井谦(兼任1966.12)


    塚原俊郎(兼任1966.12)


    邮政大臣 德安实藏


    郡祐一(1965.6)


    新谷寅三郎(1966.8)


    小林武治(1966.12)


    总务长官 臼井庄一


    安井谦(1965.6)


    森清(1966.8)


    塚原俊郎(1966.12)


    劳动大臣 石田英博


    小平久雄(1965.6)


    山手满男(1966.8)


    早川崇(1966.12)


    官房长官 桥本登美三郎


    爱知揆一(1966.8)


    福永健司(1966.12)


    建设大臣(首都圈、近畿圈事务) 小山长规


    濑户山三男(1965.6)


    桥本登美三郎(1966.8)


    西村英一(1966.12)


    62.第二次佐藤荣作内阁(1967.2.17—1970.1.14)


    总理大臣 佐藤荣作


    建设大臣(首都圈事务委员长、近畿圈事务长官、中部开发整备长官)


    西村英一


    保利茂(1967.11)


    坪川信三(1968.11)


    法务大臣 田中伊三次


    赤间文三(1967.11)


    西乡吉之助(1968.11)


    外务大臣 三木武夫


    爱知揆一(1968.11)


    自治大臣(国家公安委员长) 藤枝泉介


    赤泽正道(1967.11)


    野田武夫(1968.11)


    大藏大臣 水田三喜男


    福田赳夫(1968.11)


    经济企划厅长官 宫泽喜一


    菅野和太郎(1968.11)


    文部大臣 木亨弘


    滩尾弘吉(1967.11)


    坂田道太(1968.11)


    行政管理厅长官 松平勇雄


    木村武雄(1967.11)


    荒木万寿夫(兼任1968.11)


    厚生大臣 坊秀男


    园田直(1967.11)


    斋藤升(1968.11)


    北海道开发厅长官 二阶堂进


    木村武雄(兼任1967.11)


    野田武夫(兼任1968.11)


    农林大臣 仓石忠雄


    西村直己(1968.2)


    长谷川四郎(1968.11)


    防卫厅长官 增田甲子七


    有田喜一(1968.11)


    通产大臣 菅野和太郎


    椎名悦三郎(1967.11)


    大平正芳(1968.11)


    科技厅长官、原子力委员长 二阶堂进(兼)


    锅岛直绍(兼任1967.11)


    木内四郎(兼任1968.11)


    运输大臣(新东京国际机场担当) 大桥武夫


    中曾根康弘(1967.11)


    原田宪(1968.11)


    总理府总务长官 塚原俊郎


    田中龙夫(1967.11)


    床次德二(1968.11)


    邮政大臣 小林武治


    河本敏夫(1968.11)


    官房长官 福永健司


    木村俊夫(1967.6)


    保利茂(1968.11)


    劳动大臣 早川崇


    小川平二(1967.11)


    原健三郎(1968.11)


    工资担当 塚原俊郎(兼任)


    世博会担当 菅野和太郎(兼任)


    63.第三次佐藤荣作内阁(1970.1.14—1972.7.7)


    总理大臣 佐藤荣作


    自治大臣 秋田大助


    渡海元三郎(1971.7)


    法务大臣 小林武治


    秋田大助(兼任1971.2)


    植木庚子郎(1971.2)


    前尾繁三郎(1971.7)


    官房长官 保利茂


    竹下登(1971.7)


    总理府总务长官 山中贞则


    外务大臣 爱知揆一


    福田赳夫(1971.7)


    国家公安委员长、行政管理厅长官 荒木万寿夫


    中村寅泰(1971.7)


    大藏大臣 福田赳夫


    水田三喜男(1971.7)


    科技厅长官、原子力委员长 西田信一


    平泉涉(1971.7)


    木内四郎(1971.11)


    文部大臣 坂田道太


    高见三郎(1971.7)


    厚生大臣 内田常雄


    斋藤升(1971.7)


    北海道开发厅长官 西田信一(兼任)


    渡海元三郎(兼任1971.7)


    农林大臣 仓石忠雄


    赤城宗德(1971.7)


    防卫厅长官 中曾根康弘


    增原惠吉(1971.7)


    西村直己(1971.8)


    江崎真澄(1971.12)


    通产大臣 宫泽喜一


    田中角荣


    运输大臣 桥本登美三郎


    丹羽乔四郎(1971.7)


    经济企划厅长官 佐藤一郎


    木村俊夫(1971.7)


    邮政大臣 井出一太郎


    广濑正雄(1971.7)


    环境厅长官 山中贞则(兼任1971.7)


    大石武一(1971.7)


    劳动大臣 野原正胜


    原健三郎(1971.7)


    塚原俊郎(1972.1)


    世博会担当 宫泽喜一(1970.9撤销)


    札幌冬奥会担当 西田信一(兼任)


    丹羽乔四郎(兼任1971.7)


    建设(研究学园担当、首都圈事务委员长、近畿圈事务长官、中部开发整备长官) 根本龙太郎


    西村英一(1971.7)


    新东京机场担当 桥本登美三郎(兼任)


    丹羽乔四郎(兼任1971.7)


    综合交通对策担当 木村俊夫(兼任1971.7)


    64.第一次田中角荣内阁(1972.7.7—1972.12.22)


    总理大臣 田中角荣


    建设(国家公安委员长、首都圈事务委员长、近畿圈事务长官、中部圈开发事务长官) 木村武雄


    法务大臣 郡祐一


    外务大臣 大平正芳


    大藏大臣 植木庚子郎


    自治大臣(北海道开发厅长官) 福田一


    文部大臣(研究学园都市担当) 稻叶修


    副总理 三木武夫


    厚生大臣 盐见俊二


    官房长官 二阶堂进


    农林大臣 足立笃郎


    总理府总务长官、冲绳开发厅长官 本武名


    通产大臣(科技厅长官、原子力委员长、冲绳海洋博览会担当)


    中曾根康弘


    行政管理厅长官 滨野清吾


    防卫厅长官 增原惠吉


    运输大臣 佐佐木秀世


    经济企划厅长官 田中角荣(兼任)


    有田喜一(1972.7)


    邮政大臣 田中角荣(兼任)


    三池信(1972.7)


    环境厅长官 小山长规


    劳动大臣 田村元


    65.第二次田中角荣内阁(1972.12.22—1974.12.9)


    总理大臣 田中角荣


    自治大臣 江崎真澄


    町村金五(1973.11)


    福田一(1974.11)


    法务大臣 田中伊三次


    中村梅吉(1973.11)


    滨野清吾(1974.11)


    总理府总务厅、冲绳开发厅长官 坪川信三


    小坂德三郎(1973.11)


    外务大臣 大平正芳


    大村俊夫(1974.7)


    行政管理厅长官 福田赳夫


    保利茂(1973.11)


    细田吉藏(1974.7)


    大藏大臣 爱知揆一


    田中角荣(兼任1973.11)


    福田赳夫(1973.11)


    大平正芳(1974.7)


    防卫厅长官 增原惠吉


    山中贞则(1973.5)


    宇野宗佑(1974.11)


    文部大臣 奥野诚亮


    三原朝雄(1974.11)


    经济企划厅、综合交通对策 小坂善太郎


    内田常雄(1973.11)


    仓成正(1974.11)


    厚生大臣 斋藤邦吉


    福永健司(1974.11)


    农林大臣 樱内义雄


    仓石忠雄(1973.11)


    副总理、环境厅长官 三木武夫


    环境厅长官 毛利松平


    通产(冲绳海洋博览会担当) 中曾根康弘


    科技厅长官、原子力委员长 前田佳都男


    森山钦司(1973.11)


    足立笃郎(1974.11)


    运输(新东京国际机场担当) 新谷寅三郎


    德永正利(1973.11)


    江藤智


    研究学园都市担当 金丸信(兼任)


    龟冈高夫(兼任)


    丹羽兵助(兼任1974.11)


    邮政大臣 久野忠治


    原田宪(1973.11)


    鹿岛俊雄(1974.11)


    首都圈整备委员长、近畿圈整备长官、中部圈开发整备长官


    金丸信(兼任)


    龟冈高夫(兼任1973.11)


    劳动大臣 加藤常太郎


    长谷川峻(1973.11)


    大久保武雄(1974.11)


    国土厅长官 西村英一(1974.6新设)


    丹羽兵助(1974.11)


    建设大臣 金丸信


    龟冈高夫(1973.11)


    小泽辰男(1974.11)


    国家公安委员长、北海道开发厅长官 江崎真澄(兼任)


    町村金五(兼任1973.11)


    福田一(兼任1974.11)


    官房长官 二阶堂进


    竹下登(1974.11)


    66.三木武夫内阁(1974.12.9—1976.12.24)


    总理大臣 三木武夫


    建设大臣 仮谷忠男


    三木武夫(兼任1976.1)


    副总理、经济企划厅长官 福田赳夫


    竹下登(1976.1)


    中马辰猪(1976.9)


    经济企划厅长官 三木武夫(兼任1976.11)


    野田卯一(1976.11)


    法务大臣 稻叶修


    自治(国家公安委员长、北海道开发厅长官) 福田一


    天野公义(1976.9)


    外务大臣 宫泽喜一


    小坂善太郎(1976.9)


    大藏大臣 大平正芳


    官房长官 井出一太郎


    文部大臣 永井道雄


    总理府总务长官、冲绳开发厅长官、综合交通对策担当


    植木光教


    西村尚治


    厚生大臣 田中正巳


    早川崇(1976.9)


    农林大臣 安倍晋太郎


    大石武一(1976.9)


    行政管理厅长官 松泽雄藏


    荒船清十郎(1976.9)


    通产大臣 河本敏夫(冲绳海洋博览会)


    防卫厅长官 坂田道太


    运输大臣 木村睦男(新东京国际机场)


    石田博英(1976.9)


    科技厅长官、原子力委员长 佐佐木义雄


    前田正男(1976.9)


    邮政大臣 村上勇


    福田笃泰(1976.9)


    环境厅长官 小泽辰男


    丸茂重贞(1976.9)


    劳动大臣 长谷川峻


    浦野幸男(1976.9)


    国土厅长官、研究学园都市担当 金丸信


    天野光晴(1976.9)


    67.福田赳夫内阁(1976.12.24—1978.12.7)


    总理大臣 福田赳夫


    建设大臣 长谷川四郎


    樱内义雄(1977.11)


    法务大臣 福田一


    濑户山三男(1977.10)


    自治大臣(国家公安委员长、北海道开发厅长官) 小川平二


    加藤武德(1977.11)


    外务大臣 鸠山威一郎


    园田直(1977.11)


    大藏大臣 坊秀男


    村山达雄(1977.11)


    官房长官 园田直


    安倍晋太郎(1977.11)


    文部大臣 海部俊树


    砂田重民(1977.11)


    总理府总务长官、冲绳开发厅长官 藤田正明


    稻村佐近四郎(1977.11)


    厚生大臣 渡边美智雄


    小泽辰男(1977.11)


    行政管理厅长官 西村英一


    荒船清十郎(1977.11)


    农林大臣 铃木善幸


    中川一郎(1977.11)


    防卫厅长官 三原朝雄


    金丸信(1977.11)


    农林水产大臣(1978.7) 中川一郎


    经济企划厅长官、原子力委员长 仓成正


    宫泽喜一(1977.11)


    通产大臣 田中龙夫(冲绳海洋博览会)


    河本敏夫(1977.11)


    科技厅长官、综合交通对策担当 宇野宗佑


    熊谷太三郎(1977.11)


    运输大臣 田村元(新东京国际机场担当)


    福永健司(1977.11)


    环境厅长官 石原慎太郎


    山田久就(1977.11)


    邮政大臣 小宫山重四郎


    服部安司(1977.11)


    国土厅长官、研究学园都市担当 田泽吉郎


    樱内义雄(1977.11)


    劳动大臣 石田博英


    藤井胜志(1977.11)


    对外经济担当 牛场信彦(1977.11)


    68.第一次大平正芳内阁(1978.12.7—1979.11.9)


    总理大臣 大平正芳


    自治(国家公安委员长、北海道开发厅长官) 涉谷直藏


    法务大臣 古井喜实


    外务大臣 园田直


    官房长官 田中六助


    大藏大臣 金子一平


    总理府总务长官、冲绳开发厅长官 三原朝雄


    文部大臣 内藤誉三郎


    行政管理厅长 官金井元彦


    厚生大臣 桥本龙太郎


    防卫厅长官 山下元利


    农林水产 渡边美智雄


    经济企划厅长官、综合交通对策担当 小坂德三郎


    通产大臣 江崎真澄


    运输大臣 森山钦司(新东京国际机场)


    科技厅长官、原子力委员长 金子岩三


    邮政大臣 白滨仁吉


    环境厅长官 上村千一郎


    劳动大臣 栗原佑幸


    国土厅长官、研究学园都市担当 中野四郎


    建设大臣 渡海纪三郎


    69.第二次大平正芳内阁(1979.11.9—1980.7.17)


    总理大臣 大平正芳


    伊东正义(临时代理1980.6)


    建设大臣 渡边荣一


    自治(国家公安委员长、北海道开发厅长官) 后藤田正晴


    法务大臣 仓石忠雄


    外务大臣 大来佐武郎


    官房长官 伊东正义


    文部大臣 大平正芳(兼任)


    谷垣专一(1979.11)


    总理府总务长官、冲绳开发厅长官 小渊惠三


    行政管理厅长官 宇野宗佑


    厚生大臣 野吕恭一


    防卫厅长官 久保田元次


    农林水产 武藤嘉文


    经济企划厅长官、综合交通对策担当 正示启次郎


    通产大臣 佐佐木义武


    运输大臣 地崎宇三郎(新东京国际机场)


    科技厅长官、原子力委员长 长田裕二


    邮政大臣 大西正男


    环境厅长官 土屋义彦


    劳动大臣 藤波孝生


    国土厅长官、研究学园都市担当 园田清充


    70.铃木善幸内阁(1980.7.17—1982.11.27)


    总理大臣 铃木善幸


    劳动大臣 藤尾正行


    初村泷一郎(1981.11)


    法务大臣 奥野诚亮


    坂田道一(1981.11)


    建设大臣 斋藤滋与史


    始关伊平(1981.11)


    外务大臣 伊东正义


    园田直(1981.5)


    樱内义雄(1981.11)


    自治大臣(国家公安委员长) 石破二郎


    安孙子藤吉(1980.12)


    世耕政隆(1981.11)


    大藏大臣 渡边美智雄


    文部大臣 田中龙夫


    小川平二(1981.11)


    官房长官 宫泽喜一


    总理府总务长官、冲绳开发厅长官 中山太郎


    田边国男(1981.11)


    厚生大臣 斋藤邦吉


    园田直(1980.9)


    村山达雄(1981.5)


    森下元晴(1981.11)


    行政管理厅长官 中曾根康弘


    防卫厅长官 大村襄治


    伊藤宗一郎(1981.11)


    农林水产 龟冈高夫


    田泽吉郎(1981.11)


    经济企划厅长官、综合交通对策担当 河本敏夫


    通产大臣 田中六助


    安倍晋太郎(1981.11)


    科技厅长官、原子力委员长 中村一郎


    环境厅长官 鲸冈兵辅


    运输大臣 盐川正十郎(新东京国际机场)


    小坂德三郎(1981.11)


    国土厅长官、北海道开发厅长官、研究学园都市担当


    原健三郎


    松野幸泰(1981.11)


    邮政大臣 山内一郎


    箕轮登(1981.11)


    71.第一次中曾根康弘内阁(1982.11.27—1983.12.27)


    总理大臣 中曾根康弘


    建设大臣 内海英男


    法务大臣 秦野章


    自治(国家公安委员长) 山本幸雄


    外务大臣 安倍晋太郎


    官房长官 后藤田正晴


    大藏大臣 竹下登


    总理府总务长官、冲绳开发厅长官 丹羽兵助


    文部大臣 濑户山三男


    行政管理厅长官 斋藤邦吉


    厚生大臣(年金担当) 林义郎


    防卫厅长官 谷川和穗


    农林大臣 金子岩三


    经济企划厅、综合交通对策担当 盐崎润


    通产大臣 山中贞则


    宇野宗佑(1983.6)


    科技厅长官、原子力委员长、国际科技博览会担当


    安藤隆明


    运输大臣 长谷川峻(新东京国际机场)


    环境厅长官 梶木又三


    邮政大臣 桧垣德太郎


    国土厅长官、北海道开发厅长官、研究学园都市担当


    加藤六月


    劳动大臣 大野明


    72.第二次中曾根康弘内阁(1983.12.27—1986.7.22)


    总理大臣 中曾根康弘


    官房长官 藤波孝生


    后藤田正晴(1985.12)


    法务大臣 住荣作


    岛崎均(1984.11)


    铃木省吾(1985.12)


    总理府总务长官、冲绳开发厅长官 中西一郎


    外务大臣 安倍晋太郎


    特命事项担当、冲绳开发厅长官 中西一郎(1984.11)


    大藏大臣 竹下登


    文部大臣 森喜朗


    松永光(1984.11)


    海部俊树(1985.12)


    冲绳开发厅长官 河本敏夫(1984.11)


    藤本孝雄(1985.8)


    行政管理厅长官(1984.7撤销、新设总务厅) 后藤田正晴


    厚生(年金担当) 渡边恒三


    增冈博之(1984.11)


    今井勇(1985.12)


    总务厅长官 后藤田正晴


    江崎真澄(1985.12)


    农林水产 山村新治郎


    佐藤守良(1984.11)


    羽田孜(1985.12)


    国土厅长官、北海道开发厅长官、研究学园都市担当


    稻村左近四郎


    河本喜久藏(1984.11)


    国土开发厅长官、研究学园都市担当


    山崎平八郎(1985.12)


    通产大臣 小此木彦三郎


    村田敬次郎(1984.11)


    渡边美智雄(1985.12)


    北海道开发厅长官、冲绳开发厅长官


    古贺雷四郎(1985.12)


    运输大臣 细田吉藏(新东京国际机场)


    山下德夫(1984.11)


    佐藤文生(1985.12)


    防卫厅长官 栗原祐幸


    加藤纮一(1984.11)


    经济企划厅长官、综合交通对策担当 河本敏夫


    金子一平(1984.11)


    平泉涉(1985.12)


    邮政大臣 奥田敬和


    左藤惠(1984.11)


    佐藤文生(1985.12)


    劳动大臣 坂本三十次


    山口敏夫(1984.11)


    林迶(1985.12)


    科技厅长官、原子力委员长、国际科技博览会担当


    岩动道行


    竹内黎一(1984.11)


    科技厅长官、原子力委员长 河野洋平(1985.12)


    建设大臣 水野清


    木部佳昭(1984.11)


    江藤隆美(1985.12)


    环境厅长官 上田稔


    石本茂(1984.11)


    森美秀(1985.12)


    自治(国家公安委员长) 田边诚一


    古谷享(1984.11)


    小泽一郎(1985.12)


    73.第三次中曾根康弘内阁(1986.7.22—1987.11.6)


    总理大臣 中曾根康弘


    劳动大臣 平井卓志


    副总理 金丸信(引进民间活力担当)


    建设大臣 天野光晴(国际花卉博览会)


    法务大臣 远藤要


    自治(国家公安委员长) 叶梨信行


    外务大臣 仓成正


    官房长官 后藤田正晴


    大藏大臣 宫泽喜一


    总务厅长官 玉置和郎


    山下德夫(1987.1)


    文部大臣 藤尾正行


    盐川正十郎(1986.9)


    国土厅长官、北海道开发厅长官、冲绳开发厅长官、研究学园都市担当 绵贯民辅


    厚生大臣(年金担当) 斋藤十郎


    防卫厅长官 栗原祐幸


    农林水产 加藤六月


    经济企划厅长官、综合交通对策担当 近藤铁雄


    通产大臣 田村元


    运输大臣 桥本龙太郎(新东京国际机场)


    科技厅长官、原子力委员长 三林弥太郎


    邮政大臣 唐泽俊二郎


    环境厅长官 稻村利幸


    74.竹下登内阁(1987.11.6—1989.6.3)


    总理大臣 竹下登


    建设大臣 越智伊平(国际花卉博览会)


    小此木彦三郎(1988.12)


    大藏大臣 宫泽喜一(副总理)


    竹下登(兼任1988.12)


    村山达雄(1988.12)


    自治(国家公安委员长) 梶山静六


    坂野重信(1988.12)


    法务大臣 林田悠纪夫


    长谷川峻(1988.12)


    高辻正己(1988.12)


    总务厅长官 高岛修


    金丸三郎(1988.12)


    北海道开发厅长官、冲绳开发厅长官 粕谷茂


    坂元亲男(1988.12)


    外务大臣 宇野宗佑


    文部大臣 中岛源太郎


    西冈武夫(1988.12)


    防卫厅长官 瓦力


    田泽吉郎(1988.8)


    厚生大臣 藤本孝雄(年金问题担当)


    小泉纯一郎(1988.12)


    经济企划厅长官、综合交通对策担当 中尾荣一


    原田宪(1988.12)


    爱野兴一郎(1989.1)


    农林水产 佐藤隆


    羽田孜(1988.12)


    通产大臣 田村元


    三塚博(1988.12)


    科技厅长官、原子力委员长 伊藤宗一郎


    宫崎茂一(1988.12)


    运输大臣 石原慎太郎(新东京国际机场)


    佐藤信二(1988.12)


    环境厅长官 堀内俊夫


    青木正久(1988.12)


    邮政大臣 中山正晖


    片冈清一(1988.12)


    国土厅长官、研究学园都市担当、土地对策担当


    奥野诚亮


    内海英男(1988.5)


    劳动大臣 中山太郎


    丹羽兵助(1988.12)


    官房长官 小渊惠三


    75.宇野宗佑内阁(1989.6.3—1989.8.10)


    总理大臣 宇野宗佑


    建设大臣 野田毅(国际花卉博览会担当)


    法务大臣 谷川和穗


    自治大臣 坂野重信(国家公安委员长)


    大藏大臣 村山达雄


    官房长官 盐川正十郎


    外务大臣 三塚博


    总务厅长官 池田行彦


    文部大臣 西冈武夫


    北海道开发厅、冲绳开发厅长官 井上吉夫


    厚生大臣 小泉纯一郎


    防卫厅长官 山崎拓


    农林水产 堀之内久男


    经济企划厅长官、综合交通对策 越智通雄


    通产大臣 梶山静六


    科技厅长官 中村喜四郎


    运输大臣 山村新治郎(新东京国际机场)


    环境厅长官 山崎龙男


    邮政大臣 村冈兼造


    国土厅长官、研究学园都市担当、土地对策担当


    野中英二


    劳动大臣 堀内光雄


    76.第一次海部俊树内阁(1989.8.10—1990.2.28)


    总理大臣 海部俊树


    官房长官 山下德夫


    森山真弓(1989.8)


    大藏大臣 桥本龙太郎


    法务大臣 后藤正夫


    总务厅长官 水野清


    外务大臣 中山太郎


    北海道开发厅长官、冲绳开发厅长官 阿部文男


    文部大臣 石桥一弥


    厚生大臣 户井田三郎(年金问题担当)


    防卫厅长官 松本十郎


    农林水产 鹿野道彦


    经济企划厅长官、综合交通对策担当 高原须美子


    通产大臣 松永光


    运输大臣 江藤隆美(新东京国际机场)


    科技厅长官 斋藤荣三郎


    邮政大臣 大石千八


    环境厅长官、地球环境问题担当 森山真弓


    志贺节(1989.8)


    劳动大臣 福岛让二


    建设大臣 原田升左右(国际花卉博览会)


    国土厅长官、研究学园都市担当、土地对策担当


    石井一


    自治大臣 渡边恒三(国家公安委员长)


    77.第二次海部俊树内阁(1990.2.28—1991.11.5)


    总理大臣 海部俊树


    建设大臣 绵贯民辅(国际花卉博览会)


    大塚雄司(1990.12)


    大藏大臣 桥本龙太郎


    海部俊树(兼任1991.10)


    自治大臣 奥田敬和(国家公安委员长)


    吹田恍(1990.12)


    法务大臣 长谷川信


    梶山静六(1990.9)


    左藤惠(1990.12)


    官房长官 坂本三十次


    总务厅长官 盐崎润


    佐佐木满(1990.12)


    外务大臣 中山太郎


    文部大臣 保利耕辅


    井上裕(1990.12)


    北海道开发厅、冲绳开发厅长官 砂田重民


    木部佳昭(1990.9)


    谷洋一(1990.12)


    厚生大臣 津岛雄二


    下条进一郎(1990.12)


    防卫厅长官 石川要三


    池田行彦(1990.12)


    农林水产 山本富雄


    近藤元次(1990.12)


    经济企划厅长官、综合交通对策 相泽英之


    越智通雄(1990.12)


    通产大臣 武藤嘉文


    中尾荣一


    科技厅长官 大岛友治


    山东昭子(1990.12)


    运输大臣 大野明(新东京国际机场担当)


    村冈兼造(1990.12)


    环境厅长官、地球环境问题担当 北川石松


    爱知和男(1990.12)


    邮政大臣 深谷隆司


    关屋胜嗣(1990.12)


    国土厅长官、研究学园都市担当、土地对策担当


    佐藤守良


    西田司(1990.12)


    劳动大臣 塚原俊平


    小里贞利(1990.12)


    78.宫泽喜一内阁(1991.11.5—1993.8.9)


    总理大臣 宫泽喜一


    自治大臣盐川正十郎(国家公安委员长)


    村田敬次郎(1992.12)


    外务(副总理) 渡边美智雄


    国务(副总理) 后藤田正晴(兼任1993.4)


    官房长官 加藤纮一


    河野洋平(1992.12)


    外务大臣 武藤嘉文(1993.4)


    法务大臣 田原隆


    后藤田正晴(1992.12)


    总务厅长官 石崎纯三


    鹿野道彦(1992.12)


    大藏大臣 羽田孜


    林义郎(1992.12)


    北海道开发厅、冲绳开发厅长官 伊江朝雄


    北修二(1992.12)


    文部大臣 鸠山邦夫


    森山真弓(1992.12)


    防卫厅长官 宫下创平


    中山利生


    厚生大臣 山下德夫(年金问题担当)


    丹羽雄哉(1992.12)


    经济企划厅长官、综合交通对策担当 野田毅


    船田元(1992.12)


    高岛修(1993.6)


    农林水产 田名部匡省


    通产大臣 渡边恒三


    森喜朗(1992.12)


    科技厅长官 谷川宽三


    中岛卫(1992.12)


    渡边省一(1993.6)


    运输大臣 奥田敬和(新东京国际机场)


    越智伊平(1992.12)


    环境厅长官、地球环境问题担当 中村正三郎


    林大干(1992.12)


    邮政大臣 渡边秀央


    小泉纯一郎(1992.12)


    宫泽喜一(兼任1993.7)


    国土厅长官、研究学园都市担当、土地对策担当


    东家嘉幸


    井上孝(1992.12)


    劳动大臣 近藤铁雄


    村上正邦(1992.12)


    建设大臣 山崎拓(国际花卉博览会担当)


    中村喜四郎(1992.12)


    79.细川护熙内阁(1993.8.9—1994.4.28)


    总理大臣 细川护熙


    自治大臣 佐藤观树(国家公安委员长)


    外务(副总理) 羽田孜


    官房长官、女性问题担当 武村正义


    法务大臣 三月章


    总务厅长官 石田幸四郎


    大藏大臣 藤井裕久


    北海道开发厅、冲绳开发厅长官、国土厅长官、研究学园都市担当、土地对策担当 上原康助


    文部大臣 赤松良子


    厚生大臣 大内起伍(年金问题担当)


    防卫厅长官 中西启介


    爱知和男(1993.12)


    农林水产 田英次郎


    通产大臣 熊谷弘


    经济企划厅长官、综合交通对策担当 久保田真苗


    运输大臣 伊藤茂(新东京国际机场担当)


    邮政大臣 神崎武法


    科技厅长官 江田五月


    劳动大臣 坂口力


    环境厅长官、地球环境问题 广中和歌子


    建设大臣 五十岚广三


    政治改革担当 山花贞夫


    80.羽田孜内阁(1994.4.28—1994.6.30)


    总理大臣 羽田孜


    自治大臣 石井一(国家公安委员长)


    法务大臣 永野茂门


    中井洽(1994.5)


    官房长官、女性问题担当 熊谷弘


    总务厅长官 石田幸四郎


    外务大臣 柿泽弘治


    北海道开发厅、冲绳开发厅长官 佐藤守良


    大藏大臣 藤井裕久


    防卫厅长官 神田厚


    文部大臣 赤松良子


    经济企划厅长官、综合交通对策担当 寺泽芳男


    厚生大臣 大内启伍(年金问题担当)


    农林水产 加藤六月


    科技厅长官 近江巳记夫


    通产大臣 田英次郎


    环境厅长官、地球环境问题担当 滨四津敏子


    运输大臣 二见伸明(新东京国际机场)


    邮政大臣 日笠胜之


    国土厅长官、研究学园都市、土地对策担当 左藤惠


    劳动大臣 鸠山邦夫


    建设大臣 森本晃司(国际花卉博览会)


    81.村山富市内阁(1994.6.30—1996.1.11)


    总理大臣 村山富市


    官房长官、女性问题担当 五十岚广三


    野坂浩贤(1995.8)


    外务(副总理) 河野洋平


    法务大臣 前田勋男


    田泽智治(1995.8)


    宫泽弘(1995.10)


    总务厅长官 山口鹤男


    江藤隆美(1995.8)


    中山正晖(1995.11)


    大藏大臣 武村正义


    北海道开发厅、冲绳开发厅长官 小里贞利


    小泽洁(1995.1)

 后记

    25年前，新华出版社策划出版了一套大国总统、首相列传翻译丛书，因未发现合适的日文原本，时任新华出版社编辑的大学同窗赵之援找到我，希望能写出一本补齐丛书。在那个出书至难的时代，我自知功力不够，但却不愿放弃难得的机会，遂不知深浅地接受了出版社的约稿任务。好在写作过程中有恩师吴廷璆先生支持和业师俞辛焞教授、武安隆、王家骅老师的悉心指导，特别是米庆余、王振锁老师仔细审阅了书稿，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终使《日本历届首相小传》在1987年10月付梓。


    光阴荏苒。小作出版后不觉过了20余年。其间日本换了17位首相，且不说小作已无法涵盖“历届”的内容，就是从写作的视角和认识水平看，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学术的进步，也愈显不够成熟。这促使我萌生了修改原作、补全内容的动机。


    “小传”到“评传”只是一字之差，怎样在“评”字上突出特色，展现中国学者的见解和立场，是本书刻意追求的目标。以客观史实为依据，寓观点和评价于明快的行文之中是本书的基本写作思路。


    本书导论、第1至44任首相评述由杨栋梁执笔，第45至61任首相评述和附录由乔林生副教授执笔，最后由杨栋梁统稿。书中疏漏与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教。


    杨栋梁


    2011年11月于南开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