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路(我的官样年华)》 自序 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会被双规 在老百姓看来，大部分官员的日子，的确过得很滋润。殊不知这些表面上的滋润，并不值得羡慕，一日在官场，时时受煎熬，滋润的背后是诚惶诚恐，战战兢兢，说不准哪天就得被纪委请去“喝咖啡”。 原以为远离了官场会远离恐惧，没想到现在却变得更加恐惧。 2010年8月17日，《广州日报》记者曾向荣首次向公众披露了本书的部分细节，继“炮轰”张艺谋和高房价之后，我再次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人们普遍关注的是官场潜规则！数以千万计的网友对官场陋习的讨伐，让我一夜之间成为了官场中的“叛徒”，像非典患者一样我很快被孤立起来，身边的官员见了我一律避而远之，生怕不小心说漏了嘴被我“曝光”。 有媒体更怀疑我此举“只不过是因为无法再把权力资源控制在手上，才希望通过贩卖官场潜规则，来拥有更多的经济资源……也许还希望通过写‘官场小说’这种文化行为，来安抚一下失去权力资源后的心理不平衡”。 最揪心的当数我的亲人们，他们整天为我提心吊胆，生怕我因为这部书招致相关人员的报复。说实话，我也很害怕，每天都在惶恐不安中度过，老是产生幻觉被莫须有地双规。惊醒之后我就想，不就是讲了几句真话吗？怕什么呢？ 这种“怕”皆源自于公众、媒体及官场对我的误解。我并不是一个乐于揭人隐私、品质败坏的人，更无意“靠贩卖官场潜规则”来售书获利。早在2006年的时候，我就向《女报》副总编辑樊舟先生透露过我的想法。我说我想写两本书，一本是《官路》。小社会，大官场，即使我所任职的城市无法与北京上海相比，却也“五脏俱全”，官场里有的它一样不缺。所以，我就想采用原生态的方式，小说的笔法，将我的官场经历详尽地表达出来，目的在于，为大众了解真实的官场提供一种可能。另外一本是《我的治国方略》。我认为，小公民应有大责任。大责任促使我产生了“站在总理的高度提出我的治国理念，为总理治国出谋划策”的“狂念”。樊舟非常惊讶，道：“恕我直言，你的这两个想法都很大胆，也很冒险，前者扒掉了官场的裤子，后者‘暴露’了政治野心，太张扬了，只怕到时你会被视为官场中的异类！” 果真，我成了异类。 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心忧天下，怎么就成了异类呢？ 自去了一趟故宫后，我找到了答案。 大凡去过那里的人都会发现，通往皇宫的路有三条。皇帝贵为天子，当然要走中间那条道。这条道将屋檐下的两个“口”字从中间连接起来，就成了繁体的“宫”字。因为它是天子的专用通道，所以对除天子以外的人来说，是不能够有非分之想的，否则就是谋反。右边那条是皇亲贵族走的道。他们是皇帝的亲戚，所以专门为他们开辟了一条觐见皇帝的“快速通道”。对于平民出身通过科考“入宫事君”的人而言，此路不通。他们要见皇上，只能走左边那条道。这条道将象征宫殿的两个“口”字一连起来，就是个“官”字，这不是巧合。如果再更深入地研究进去，你会有新的发现：“宫”因天子之气形成场，即为“官场”，平民出身的官员入场只能进旁门走左道，否则就是对皇权的藐视，会被视作“异类”，招来杀身之祸。 很多次我都在想，“旁门左道”是不是就这么来的呢？ 如今天子早已作古，皇权亦不复存在，我不走旁门左道进入“官场”，结果还是被归为了“异类”。 我入官场，也的确“异类”。2004年，我忧国忧民地在网上发了个帖子，博士书记朱笔一点，我便进入了官场。尽管当时只是个“市长助理”，但毕竟是入了官场。像所有被提拔的官员一样，在等待报到的那几天里，别提感觉有多好，连走在大街上，都觉得别人看自己的眼色，突然间恭敬谄媚了不少。 其实，这只是一种错觉：人虽在民间，心已至宦海。 怕就怕这种错觉，自己对自己产生错觉，无非是有些飘飘然，最严重的后果亦不过是自己毁灭自己，且毁灭的仅仅只是一个人；但如果百姓对官员产生了错觉，百姓就会对官员失去信任，当信任度归零、百姓“仇官”至极致时，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 可怕的是，这种错觉正在形成。 在老百姓看来，官场，看上去别提有多美：大权在握，前呼后拥，呼风唤雨，财色兼收。也难怪，从整个社会面看上去，自古以来官场给人的印象就这样。在我做百姓的时候，也是这么认为的。 然而，当我在官场中度过整整1738天之后，我改变了这种看法。如果我告诉你，在中部经济不发达地区，一个真正廉洁的县委书记的工资，还不足以养家，你信吗？如果我还告诉你，同样是在中部经济不发达地区，一个副县（市）长全年的所有公务开支，包括车辆保险、维修、用油及司机补助等，仅有一万元，每天这些副县（市）长，都要为车轮子转不动而发愁，你信吗？ 恐怕没人相信。 可是我信，我就在这样的窘境中艰难地走过了1738天。 于是，许多人可能会追问，既然官员的薪酬如此之低，为什么他们的日子还过得那么滋润？ 这就是我要解剖我所任职城市的原因。我所任职的城市虽小，但其官场却是中国众多县（市）级官场的标本或缩影。在老百姓看来，这些地方大部分官员的日子的确过得很滋润。殊不知这些表面上的滋润，并不值得羡慕，一日在官场，时时受煎熬，滋润的背后是诚惶诚恐，战战兢兢，说不准哪天就得被纪委请去“喝咖啡”。 第一种煎熬，是金钱的诱惑。中国中部经济不发达地区官员的工资收入普遍很低，以我本人为例，每月扣除保险等打到卡上的钱仅剩2600元。要命的是，收入不高，“面子”却很大，老家修路募捐的、续家谱化缘的、亲戚上门借钱的、朋友打秋风要你请客的等等，络绎不绝。特别是像我们这些当副县（市）长的，要想连任保位置，必须得积累一大笔资金，“以争取代表们的支持”，否则落选便在意料之中…… 第二种煎熬，是美色的诱惑。有官场的地方就有美色，“异地为官制度”为美色的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像所有经济不甚发达的县（市）一样，我所任职的城市不开发却很开放。领导们不是柳下惠，美女坐怀还是会乱的，要想不乱，唯一能做的是不给任何美女以坐怀的机会。很显然，这种“不给机会”的代价，是煎熬。 第三种煎熬，是难以保持独立的官场人格。其实要在官场中生存并不难，诀窍只有两个字：融入。可一旦融入，就失去了独立的人格。许多官员初入官场时，也曾试图保持独立的人格，像我一样愤怒至极时，也会当着所有正副市长们的面，痛斥政府某领导和开发商签订的合约，是“贱约”。可一旦碰壁，要么妥协，要么像我一样选择离开。 第四种煎熬，是权力无限小责任无限大。在普通人眼里，副县（市）长的权力很大。其实不然。真正的权力掌握在书记、县（市）长和局长手中。副县（市）长所拥有的权力，还不及财政局的一个预算股长。乡镇书记、乡镇长和局长们，要钱找县（市）长，要官找书记，化解矛盾、出了问题，就上了副县（市）长们的门。权力小倒还无关紧要，关键是从政的风险越来越大。管安全吧？怕矿山吃人；管教育吧？怕食物中毒。相对而言，管旅游风险最小。可是，旅游靠炒作，炒作靠活动，活动怕踩踏，其风险系数亦可见一斑。2010年“五一”黄金周，在事业心和责任心的驱使下，我本想在离任之前冒最后一次险，再搞一次活动。当我向市长开口要钱时，市长说：“算了吧，我知道你能想事、干事，更能干成事，但千万不能出事。”我知道他是发自内心地关心我，除了遗憾，我别无怨言。 我经常自嘲，当官就好比开车，刚刚学会开车的时候车瘾大，不晓得怕，速度也不怕快。然而，随着车龄的增加，反倒感觉安全系数越来越低，越开胆子越小，越开车速越慢。我曾见过很多高官走路时一律小碎步，当时就很不解，问其中一位，那人的回答很幽默：“多年历练，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说实话，我不想做这样的高官。 于是，在公元2010年5月14日，一个没有眼泪、也不见阳光的日子，在众多媒体和成千上万热心网友同情并惋惜的目光中，我傲然完成了人生的华丽转身：做个真学者，保持真性情。就在转身的一刹那，我突然接到《瞭望东方周刊》好友陈安庆的电话，他建议我把这五年的官场经历，用小说的方式记录下来，以给后人留下一份珍贵的记忆。 我接受了他的建议。 第一章 我的官样年华，遭遇黑色幽默 刚从学校毕业，我就在枫林山庄宾馆担任了总经理助理。可总经理怕我对他构成威胁，便设计逼走了我。跳槽至《云梦法制报》，因与领导交恶，广告部主任任命书刚下来就被收回。而步入官场时，迎接我的却是一位局长朋友的锒铛入狱。 ●反讽？踌躇满志时悲情离职 五年前，我刚要步入官场，我的一位朋友却进了监狱。我去探监时，难过地对他说，你不该用这种黑色幽默的方式，为我送行。 “中国最有责任感的贪官”，那位曾被主审法官如此戏谑的朋友老费，出事前是个局长，大权在握，风光无限。当局长的前几年，他一直都很廉洁，作风也很正派。偶尔一次接受包工头的宴请，喝高了，晕晕乎乎地被那包工头“挟持”到了洗浴中心。包工头点了一位绝色美女为他洗脚，因酒乱性，禁不住美色的诱惑，老费和那位美女发生了关系。 云雨之后，酒醒过半，老费惊讶地发现那个女孩居然是个处女。他很过意不去，当即对那女孩子表态：“我会对你一生负责！”后来，他果真为她办了招工手续。他害怕事情败露，接着又为她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并在省会为她租了个门面，将她安顿下来。不久，女孩产下一子。添丁带口的，单靠工资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再维持下去，形势逼得他开始受贿。 儿子七岁时，那女孩强烈要求转正。老费被逼无奈，只好回家骗妻子说，纪委正在查他，是不是先办个假离婚，把财产全部划到她的名下，等风头过后再复婚。她的老婆缺心眼，立马便答应了他。办好手续之后，老费从此便不再回家。费夫人发现了问题，跑到老费的单位一问，单位里的人告诉她，老费再婚了，儿子都已七岁。费夫人怒火中烧，一气之下跑到纪委举报了老费，老费就此东窗事发…… 和老费的经历不同，他的幽默是黑色的，而我的幽默却是青色的。年少轻狂的时候，我曾经想过当总理；参加工作以后，单位领导口头给我封了个“总经理助理”，却被总经理直接发配进厨房干起了“帮厨”；被逼跳槽进报社，总编封我做广告部主任，文件都打印好了，因看不惯社领导的某些恶行与之发生争执，“任命”被当即收回……我以为我这一辈子，注定是命里“无官”，谁知却意外地走上了副市长的岗位！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一个汉字：台。甲骨文中的“台”，乃一头朝下的胎儿形，表示怀胎之意。后人之所以把“胎儿”的“台”，用作舞台的“台”，意思是人一生下来，母亲就给了他一个舞台，自己就是那舞台上的演员，是演黑色幽默还是演青色幽默，全凭自己的造化。 造化弄人，就在我踌躇满志想大干一场的时候，我居然以一种悲情的姿态，离开了副市长的岗位。像所有离任官员一样，下“台”之前，我也选择了“出游”。2010年4月5日，阔别了29年之后，我回到了我的出生地——湖北省石岗市南化镇。 特意选在这个时候回乡，多少有些悲情：过了清明，我将离任。 家乡早已不再是过去的样子，虽然建了不少新楼，但用工业化粉饰过的新农村，与广袤的田园极不相称。那曾经清得见底的沟渠，现在淤塞得厉害，到处漂浮着白色的泡沫，和五颜六色的塑料袋，散发着阵阵恶臭。天空中弥漫着油膏的味道，让人眩晕。我憎恶“中国防水之乡”这个名号，它让我找不到半点家乡的味道。好在老屋的台基还在，油菜花一地金黄。我抓起一把泥土深情地拥吻，记忆中便找到了童年的档案。 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孤儿，因父辈成分不好，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被从藕池镇下放到南化蓄洪院开荒。母亲一连生了四个女儿，在当时那个封闭的社会，这是一件很没面子的事儿，经常被当地那些会生儿子的农妇，骂得抬不起头，饱受凌辱。 为此，父母发誓要生几个儿子，于是便有了我的存在。1969年9月25日黄昏，我来到了人世，在七姐弟中排行第六，在三兄弟中排行第二。出生的时候，除了刮着八级大风，再无其他奇特天象。以至于许多年以后，妻子经常嘲弄我：“难怪你喜欢出风头，原来是叫风刮的。” 妻子所说的“出风头”，指的是我喜欢上网发帖表达意见。她不理解我，是因为不了解我。没哪一个聪明人，愿把自己放到枝头，成为猎人的目标，之所以要做“意见领袖”，一切皆因骨子里的民生情结使然。而这些情结，皆源自于我的父母，是他们让我切身体会到了民间的疾苦。 为了养活我们姐弟七个，他们起早贪黑种植蔬菜，每天早上四点起床，用板车拉着一车以分钱论斤两的蔬菜，步行20公里，到县城去卖，一直要卖到天色断黑，才能返程，我们姐弟几个，每天都要排成一行，站在台基上远望，等候父母的归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我们在艰难中成长。 我很心疼我的父母，读书格外用功。我成绩虽好，但性格却不好，特别叛逆。只要老师在黑板上写了错别字，我就会毫不留情地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给他指出来，让老师下不来台。一位民办监考老师，在监考时用鞭炮驱赶在门外围观的小孩，被我告到公社教育组，结果他丢了饭碗……1978年，南化大队小学撤掉五年级，我不愿到很远的地方去上学，便独自一人拿着优异的成绩单，跑到隔壁公社一所林场小学，找到校长要求转学。校长佩服我的勇气，竟破格收下了我，这件事曾轰动乡里。 不过，让校长没有想到的是，收下我等于收下了一个麻烦。有一次公社教育组在我们小学上公开课，语文老师教我们写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老师点我的名问我：“你的理想是什么？”我张口就答：“我要当总理！”而在此之前，我连班干部都没当过。 我的回答，令现场所有人大跌眼镜，一致认为我是“碰了脑壳没缝针”。其实，我当时的想法非常简单，我当上了总理，父母就不会再受欺负、受穷。后来到了初中快要毕业的时候，我再次萌生了“要当总理”的念头，而这一次动念，全是因为教育乱收费“惹的祸”。 1981年，父母落实政策返城，举家迁回祖籍地相思县郊镇，在镇上开了一家诊所。四姐、大哥和我，转入文胜中学就读，除学费外每人还要交77元集资费，方能入学。这笔资金，对一个仅靠一家小诊所度日的九口之家而言，绝对是一笔巨款。父母到处求人，希望给予减免，但没有结果。开学一周之后，父母没有凑到钱，学校教导主任毫不留情地将我们姐弟三人，赶出了教室。哥哥姐姐哭哭啼啼地背着书包，很没面子地回了家。 我不甘心，躲在教室外的窗户边上，偷听老师讲课，越听越伤心，捡起一块石头，在地上写下了一首打油诗：“我家无钱又无权，岂能读书焉？现在不如过去好，一人读书七十七元钱！”结果，这首诗被教导主任发现了，他立马通知我的父母，将我予以除名，理由是“道德品质败坏，思想反动”。 父母无语，只好把我领回家去。失学的那些日子，我只能望着蓝蓝的天空发呆。我经常暗自流泪，痛下决心“要当总理”，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撤了那个教导主任的职务，让天下读不起书的人，都能走进课堂”。 现在回想起来，都有些辛酸，一个连课堂都进不去的人，如何能当总理？以至于许多年以后，我到江南分管教育，我最痛恨的就是教育乱收费。有一位被我撤了职的中学校长，找我求情，我狠狠地批评了他：“你知不知道，你的行为，极有可能毁了一位未来的总理？” 第三次想当总理的时候，我已进而立之年。1998年某杂志以《想当总理的年轻人》为题，报道了这一看似荒唐的事儿。当时萌生这样的想法，源于一个新闻事件。1997年，我离开报社调回园林系统，为园林局长章文雄当秘书。章局长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人，整天为市委市政府领导不重视城市园林绿化而苦恼。我给他出了个点子，建议他站在局长的角度，在当地党报上发表一篇署名检讨，采取舆论倒逼的手段，引起领导的重视。 章局长采纳了我的意见，亲自撰写了一篇长达2700字的文章《看大连，想云梦：关于园林绿化的检讨》。文章在《云梦日报》头版刊发以后，立即轰动全国，新华社等17家中央、省部级媒体跟踪报道，云梦市委书记亲自撰文给予肯定。 然而，媒介认同并不等于政界认同，市里一位主要领导认为，章局长的检讨中伤了他（有许多群众致信给他，说该检讨的不是局长，而是市长），怀疑有人乘换届之机使阴谋，便将他找去严厉地训斥了一顿。我的策划，以失败而告终。 从这件事中，我深刻地洞察到了政治这个怪物的个性，开始冷静下来研究我所面对的这个社会。没人能够理解我这与精神病人无异的怪异行径。一个而立之年了连个股级干部都还不是的平民子弟，凭什么当总理？殊不知我有我的想法。 在我看来，当总理难，当一个十三亿人口大国的总理更难，在一个国民具有严重依赖心理的国家当总理难上加难。我们绝大多数国民总把自己的生活和命运，寄托在“领导”和“组织”身上，确切地说，是寄托在总理一人身上，从来没有想过假如我是“领导”、我是“总理”该怎么办？总理也是血肉之躯，他的承受能力也有极限。共和国的总理固然只有一个，但是，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能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总理，站在总理的高度，为国家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出谋划策，那么，总理的压力就会减轻不少，社会自然更加进步，国家自然更为繁荣富强。 于是，我开始埋头创作《我要当总理》一书，以独特的思维和视角，系统地从工业、农业、教育、科技、军事、环保等方面阐述自己的见解。很显然，如此敏感的题材，不仅出版机构望而却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也成了公众的笑柄。在大众看来，我是一个患了政治妄想症的疯子。 其实，我并不是一个疯子，也肯定当不了现实中的总理，我这样做的目的，只不过是想尽一份普通公民对国家的责任。虽然我的这些方略，没能够上升到国家层面，但我痴心不改，依然心忧天下，这些年来之所以不顾忌官场潜规则频频发帖议政，原因也正是如此。就在回乡祭清明之前，我对张艺谋狠狠地轰了一炮。社会反响强烈，但江南政界却出奇的平静。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这种感觉如同回乡一样，被乌烟瘴气的空气，搅得心神不宁。我几次要去找南化的书记镇长论个长短，都被父亲劝阻。父亲劝道：“你以为你是石岗的副市长吗？天下之大，你忧得过来？” 我一时无语。 难道忧患也有边界？ 原本打算在故乡待个四五天，骤然间没了心情。满眼皆是清明幡子，四处飘散着对亡亲的思念。 我思念三十年前虽然贫穷，但没被污染的故乡。 权谋潜规则下单纯的我 没能进大学深造，或许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我在一篇帖子里曾经抱怨。如果我早一点碰上司徒雷登，很有可能因为我与生俱来对汉字研究方面的天赋，而把我录进燕京大学。然而，抱怨又有什么用呢？现实是最缺乏同情心的，因其残酷，让人难以接受，又不得不接受。 这就是命运。 由于英语太烂，我注定成不了“汉语大师”。高考揭榜，我以七分之差被拒大学门外。父母苦苦劝我复读，我死要面子，反问：“古今中外有几个大作家是读了大学的？比如高尔基……我就不信我不读大学就拿不到诺贝尔文学奖！”那时，我的文学理想超越了我的政治热情。 父母很无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成为社会青年。接下来，我没日没夜拼命地写作，寄出去的作品大都石沉大海。眼看着离诺贝尔文学奖的距离越来越远，工作又没着落，内心不知不觉出现了巨大的落差，由极度自信沦为了极度自卑。绝望中读到了一则《招生简章》：民盟云梦市委开办了一所向阳旅游外贸职业学校，读两年发中专文凭包就业。文凭还在其次，能够就业倒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犹如抓到一根救命稻草，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学校没有固定的办学场所，经常从这所学校搬到那所仓库。老师都是从各高校临时聘请来的，同学年龄参差不齐，最年幼的甚至连初中都没毕业。在这样的学校就读，始终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以至于许多年以后别人问我毕业于哪所院校，我总是羞于启齿，只能含含糊糊地以修完自学考试本科专业的院校作答：湖北大学商学院。 很显然，在这样的学校里，是不可能学到什么专业知识的。日子倒是好打发。两年时间一眨眼就混过去了，学校却并未兑现承诺。父母到处求爷爷告奶奶帮我搞了一个招工指标，好歹将我安排进了湘山公园。公园主任很器重我，派我到岛上最好的宾馆——枫林山庄担任总经理助理。刚上班就当了“官”，这让我对美好的官场岁月，充满了无限的憧憬。父母对这个安排当然是满意的，他们希望我在这条“官道”上越走越远。 每次回家休假，父母都会很关心地问我“混得怎么样”。我不愿让他们操心，总是回答说“很好”。直到那一年春节回家过年，终于露出了破绽。腊月二十九，父亲早早地起床杀鸡。他虽是一个骨科医师，但对杀鸡却不得要领。杀第一只鸡时，脖子都快割断了，鸡却还能到处奔跑，鸡血满地，鸡毛横飞，甚是恐怖。我看不过去，淡淡地对父亲说：“让我来吧。” 母亲很是疑惑：平常扫把倒了都懒得扶的人，还会杀鸡？我苦苦地一笑，手起刀落，第二只鸡哼也没哼就断了气。母亲意识到了什么，问：“你跟谁学的？”我回答说：“在山庄里学的。” 母亲听罢，眼泪哗地就流了下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不得已，我只好讲出了事情的原委。 山庄总经理怕我对他的位置构成威胁，虽然骨子里排斥我，但表面上却装出一副栽培我的样子。我报到的那天，他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你们这些大学生（他不清楚我的底细）是上面派来的，迟早是要接班的。要当好总经理，一定要熟悉每一个部门的作业流程，并懂得成本核算。这样，你先从厨房开始，也不要你动手，只需细心观察，搞清流程，懂得控制成本就行了。两个月后再去客房部，客房部待一段时间以后再去动力部……” 总经理的这番话，让我感动得一塌糊涂，我觉得他是真心想栽培我，仿佛两年之后我就能从他手上接过重担。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我干得特别卖力。我不能给人留下一个懒惰和高高在上的坏印象。尽管总经理说不需要我动手，但我还是从杀鸡、剖鱼开始，积极地帮厨，没想到这一帮就是半年。半年以后，换部门的事迟迟没了下文。 我找人旁敲侧击地去打听，总经理鄙夷地回答：“还真把自己当总经理在那里搞，不晓得天高地厚！”不仅如此，他还跑到公园主任那里反映我“大事做不来，小事不愿做”。至此我才恍然大悟，权谋无处不在。看来，这个总经理的位置是遥遥无期了……在一个大雾弥漫的元旦之夜，我平生第一次喝下三瓶啤酒，号啕大哭一场，熬到天明之后，我走进公园主任的办公室，以最快的速度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一个月后，我进《云梦法制报》当了一名记者。 因为文学的缘故，我很热爱记者这门职业，“无冕之王”让我找回了久违的自信。因为自信，所以阳光，可以说，当记者的四年，是我最开心也最惊心动魄的一段日子。我看不惯那些阴暗的东西。我一厢情愿地把自己当成一个大侠，哪里有不平我就会出现在哪里。在云梦新闻界我是惹官司最多的记者。我曾因披露国有特困企业制售假冒湘山金针茶遭到近200名职工围困，吓得家人大白天都不敢出门。我还曾因报道“警骗勾结连环骗车案”被人追杀，差点死于非命。 最轰动的还是与官场黑势力的较量。那几年，云梦的社会治安非常混乱，公安队伍建设问题多多，接连发生了两起公安干警杀人事件，激起了极大的民愤。满脑子想要匡扶正义的我，不知道什么是害怕，懵里懵懂采写了一篇报道，把矛头直接对准了云梦公安局长，写了一篇5000字的报道：《向公安局长讨说法》。 文章一见报，就有自称黑社会的人物向我传话：“得罪了我老大，让你不得好死！”后来，该局长亲自出面，让我给他写一篇正面报道挽回影响。我坚决不答应。他威胁我说：“凡事莫做绝了，不然的话，到时候连自己是怎么死的都搞不清楚！” 我寸步不让，回答他：“邪不压正，莫到时候你没把我整死，却先被法律给整死了！”我嘴上是这么说，实际却很心虚。我知道他的势力，如果法律整不倒他，我肯定会死无全尸。好在他很快就东窗事发了，携全家逃到了国外。 然而，这样的幸福生活没能持续多久。当总编调离以后，报社的经营方针发生了重大改变，每个记者都背负了沉重的发行和创收任务。我不愿放弃我的新闻理想，强烈反对有偿新闻和有偿发行。报社领导劝我，“拍点小马屁，吹点小牛皮；写点小消息，赚点小米米”多好，何必把自己搞得“狼狈”不堪呢？ 为了拉拢我，社里有位领导许诺让我担任广告部主任。任命之前，他带我到中堂县林河派出所采访。刚一落座，他掏出一个事先准备好的烟盒，当着派出所长的面，掏出烟盒内仅剩的一支香烟，对所长说：“不好意思，只剩一支烟了，就不给您装了。” 所长很识趣，赶紧让副所长买来两条烟，每人给我们一条。此后他如法炮制，每人骗得了四条香烟。社领导的行为，让我感到恶心，一回到报社，我就将这件事向社长做了汇报，希望大家引以为戒，注意维护报社形象。没想到，报社第二天就收回了对我的任命。第一次“为官”，就以这样的结局草草收场。 我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为了捍卫尊严，我不得不选择离开。离开不等于颓废，反倒让我越挫越勇。一个星期之后，我以最快的速度，在《云梦日报》上开了一个专栏，连载官场漫画小说《事关升迁的103个关键词》，对官场的腐败行径给予了狠狠的抨击。 即使后来我离开了新闻部门，借调到国家某部城建司风景名胜处挂职，也没能改掉喜欢“抨击”的“毛病”，相继撰写了“中国当代城市园林批判”系列文章，向国内一些名校权威开炮。《有园林无文化现象》、《理论恐慌》、《专家钙慌》等一颗颗重磅炸弹，通过报纸投向城市园林界，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论战。直至后来当上了“副市长”，我还是放不下这个情结，经常上网发帖，表达自己的意见。江南有一位已经退休、德高望重的老领导，对我颇为关心，特意找到我说：“致远啊，官场有官场的游戏规则，莫到网上发帖了吧，对你从政有害无益。” 我毫不“领情”，固执地说：“哪有那么严重呢，发帖总比打牌赌博找情人要健康得多吧？”我对他说，我喜欢这种生活方式。老领导叹了口气，摇着头离去。他的态度让我颇感郁闷：不知道是我顽固不化，还是他食古不化。 第二章 赴任江南，见识官场潜规则 官场中有诸多讲究，度假时官员一般都不愿到三亚的天涯海角，到了那里就意味着到了天的尽头，再想爬就爬不上去了。难怪有次我邀一位官场中的朋友去三亚，他死活都不肯去。同时，当官要想爬得快，有两个地方不能不去，一个是韶山，一个是延安。 ●博士书记空降云梦市 许多人谈到云梦，最津津乐道的往往是她的忧乐文化和龙舟文化。其实他们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即贬官文化。照理说，云梦作为贬官文化的代表，应该是中国最具忧患意识的一座城市，然而，她缺乏的恰恰就是这一点。2002年三峡截流以前，云梦的旅游业异常火爆，其主要客源来自于重庆游三峡下行武汉的游客。面对这表面的繁华，没有人去想截流以后该怎么办。果然，三峡截流不仅截断了长江的水流，还截断了云梦的客流，一夜之间，云梦的旅游人气降至冰点。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大多数人大代表思考的并不是如何应对即将席卷而来的“非典”和日趋衰落的旅游，而是如何串通起来选掉自己的市长。 2003年1月1日下午，云梦市召开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唯一的市长候选人在选举中未能超过半数而落选，酿成了震惊中外的“政治非典”事件。非常凑巧的是，那一年我的恩师、云梦市旅游局局长章文雄把我调到旅游局，经局党组研究，任命我为云梦市旅游服务质量监督管理所所长。章局长找我任前谈话的时候流露出深深的忧虑。一是高层领导缺乏旅游意识，口号喊得凶，就是没行动；二是积重难返，旅游市场极为混乱。 最嚣张的是，前任质监所长去旅游码头执法时，被强收码头费的涉黑势力扣为人质长达五个小时。我当即向章局长表态，第二个问题不是问题，给我两个月时间我一定让旅游市场“政通人和”。打蛇打七寸，擒贼先擒王，只要敢于首先拿旅行社协会的会长开刀，谁还敢乱来？但对于第一个问题却有些难办。天下最难之事莫过于给领导洗脑，洗得好还好，万一洗不好，惹恼了领导，脑壳上的官帽都不保。况且在当时那种局面之下，市长都还没能从两次选举才当上市长的阴影中走出来，哪儿还有心思去理会旅游？所以我劝章局长说，急也急不来，还是慢慢来吧。 机会终于慢慢地来了，官场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地对我敞开了逼仄的小门。2004年5月，省委对云梦的领导班子做出了重大调整，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常务副校（院）长、博士生导师张文昊调任云梦市担任市委书记。博士书记的到来，让求变心理强烈的云梦市民充满了期待。我心里更是有一种莫名的激动，这位文官的到来，让我感到云梦旅游的春天就要来了。但激动的同时，我对他也充满了质疑，一个文弱书生能驾驭得了官场诡异的云梦吗？ 其实我多虑了。上天好像有意考验他一样，刚一到任就让他遇到了村民堵桥事件，省际交通命脉因此中断。事情的起因是，河东区的公安部门为了创收，将摩托车交通管理费的征缴承包给了地方涉黑势力。有位村民不肯缴费，遭涉黑收费人员殴打致死。村民的亲友们为讨回公道，联合上千村民拦路堵桥，酿成了一起群体性突发事件。张文昊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亲自上桥与村民对话，并保证：严惩凶手，凭公理，还公道，该赔多少，一分不少；严追责任，不管牵涉到谁，一查到底。他当场宣布，河东区公安分局局长停职。同时，他还宣布，不能因为求公理就坏了法理，对带头堵桥闹事的滋事人员该关多少就关多少，一个也跑不了。当天下午，他亲自将赔偿款一分不少地送到了受害者家属的手上，同时下令将带头堵桥闹事的滋事人员全都请进了派出所……一场冲突激烈的群体性事件就此化解。 然而，事情并没有完全了结。这起群体性突发事件，让张文昊看到了云梦公安队伍存在的问题，他便下决心要肃整公安队伍。没多久，他就下令将市公安局长调离公安局，公安局长不愿离开，便冲进市委要和他理论。政法委的领导吓得脸色苍白，请示张书记要不要调特警来先卸了他的佩枪。张文昊镇定自若地说：“不用。”话音刚落，公安局长就闯了进来。张书记凛然地对他说：“组织的决定不是请客吃饭，不服从安排，就地免职！”就这一句话便镇住了他。故事传到民间，老百姓为他吓出一身冷汗：“要是那局长发傻气把枪掏出来一枪把他打落了看怎么得了？” “看来，这是一个有胆识且很开明的书记。”我对章局长说，“给张书记写一封信吧，先入为主，说不定能引起他对旅游的重视，他是高级知识分子，应该听得进正确意见。” 章局长心里没底：“写给书记的信要过秘书那一关，书记能收到吗？” “我试试？”我试探性地征求他的意见。 章局长回答：“试一下也没坏处。” 网上发帖意外获乌纱 得到了章局长的支持，我旋即回到办公室，顿时文思泉涌，仅花了三个多钟头便写下了那篇让我后来意外步入官场的“牛文”——《张书记，对您说几句心里话》。 文章写好后，我开始琢磨怎样才能让张书记看到这封信。我想，网络是最好的平台，于是就把它发在了红网和云梦网上。因为担心书记不上网，为保险起见，我又通过邮局以挂号信的形式给他寄了一份。为防止秘书截留，我还将文章分别投给了《云梦日报》和《云梦声屏报》。打铁趁热地做完这一切，我便开始了忐忑而漫长的等待。 一个星期过去了，没有得到任何反馈；又一个星期过去了，还是没反应。对此我很失望，开始不抱希望了。就在我强迫自己快要遗忘这件事的时候，突然接到市委政研室一位朋友的电话，他告诉我市委的《领导参阅》内刊上，刊登了我的文章。自此我才知道我给书记的那封信，竟然费尽一番周折才摆到了张书记的案头。 原来，地方党报《云梦日报》收到稿件以后觉得题材太敏感，居然没做出任何反应，倒是《云梦声屏报》认为这是一篇好稿，便毫不犹豫地决定刊发，迅速报送到了市委审批。就这样，费尽周折后张书记才看到了那篇稿子。书记阅后非常重视，当即做出批示，以《领导参阅》的方式发放至每个地市级领导。云梦市委其他领导阅后相继做出批示，要求市委督察室组成专门班子，对旅游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展开专项治理。没过多久，云梦市委政研室按照张书记的指示，迅速成立了课题组，对如何壮大云梦旅游产业，展开了深入的调研…… 书记的重视与支持，让我对云梦旅游更加充满了激情。考虑到旅游业投入大，而云梦的财政并不富裕，资金瓶颈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也很难解决的问题，我觉得我应该找一个政府如何“生钱”投资办旅游的妙方，为市委市政府领导决策做参考。 我和章局长到河南濮阳考察国家园林城市创建工作时，濮阳介绍了一条“政府职能部门集中办公，将机关自有绿地转化为社会公共绿地”的经验，我从中受到了启发，再次向张书记建言：拍卖行政私产，打击行政腐败，凑集50亿巨资，建设云梦大旅游。通过一番调研后我发现，城市的黄金商业地段基本上被权力部门所霸占，一个局一栋高楼，一个人一间办公室，商业门面和多余的写字楼，对外出租获利却没有上缴财政，全部用作干部职工的福利发放下去。行政资产的私有化，导致大量国有资产的闲置和浪费，衍生成了另一种腐败。 我给书记算了一笔账，如果将全市职能部门（特殊部门除外，如法院）集中到几栋高楼内办公，然后将其他所有楼堂馆所全部拍卖，不仅可以获得50亿元的财政收入，而且老百姓办事也愈发方便，将会大大地提高办事效率。最关键的是，如果有了这50亿，何愁没有资金来投资旅游？没想到，张书记收到我的建言以后再次做出批示：请政研室展开调研，将调研结果报我。尽管后来这个建议由于牵涉面太广、触及的部门利益太多没有被采纳，但我知道，我的观点在书记心目中还是得到了认同。 两次建言以后我的生活并没有发生太多改变。2005年4月11日，张文昊书记到云梦市旅游局专题调研旅游工作，上楼梯时他看见墙壁上挂着一块“云梦市旅游服务质量监督管理所”的招牌，突然停下脚步问身边陪同的旅游局章局长：“哪一位是宁致远？”正在拍照的我赶紧迎上去和书记握手。书记面带微笑地对我说：“你写的东西我都看了，很有思想。” 大约三个月后，旅游系统和市委机关举行篮球友谊赛，我和局领导站在体育馆篮球场迎候书记的到来。书记和局长礼节性地握了一下手，径直经过我的面前去换衣服。他走了十几步后突然回头，返回来和我握了手。 两次正面接触以后，我心里泛起了涟漪，总幻想生活会发生一些改变。机遇像个幽灵，时刻在你的周围神出鬼没，你想抓它的时候怎么也抓不住，一旦抓住，却又是那么的令人猝不及防。2005年春节前夕，章局长突然接到云梦市委组织部的通知，说要来考察我，全局上下感到非常意外。通过好一番打听才得知，原来是张书记给市委组织部发了指示：“我们要在领导干部队伍中倡导一种风气，爱思考，勤学习，不跑不送为官，清清白白做人……宁致远同志很有思想，可以考虑放下去锻炼。” 就这样，一个在学生时代连班干部都没当过的高考“落榜生”，一个连任命书还没有下达就被免职的报社广告部候补主任，不跑不送，仅靠建言居然当上了一座拥有50万人口县级市的副市长。这在中国吏治史上不能说绝无仅有，至少也是非常罕见的！ 你所不知道的官场讲究 在没进入官场之前，就听说了官场有许多讲究。 比如领导签字就很有讲究。许多时候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背后议论某某领导，挖苦他怎么怎么无能，批的字解决不了问题拿不到钱。其实他们有所不知，该领导签字是有玄机的。如果字是横着签的，意思是“可以搁着不办”；如果是竖着签的，则要“一办到底”；如果在“同意”后面点的是一个实心句号，说明这件事必须“全心全意”办成；如果点的是一个空心句号，百分之百办不成，拿领导的话说就是“签了字也是空的”。这就是讲究：字怎么签，如何签，怎么签才有效，原来是早有约定的。 比如，领导打牌也很有讲究。有一位局长到八景洞去视察，当地乡镇领导隆重接待，邀其参观某著名作家的乡村别墅。参观完毕，局长一行回镇里打麻将。那位名作家一想此局长是宣传部门出来的，肚子里有些墨水，于是赶紧从家里拿了几本自己写的书，气喘吁吁地送到镇政府。局长客客气气地接过书，待那位作家刚一离去，便提起书撕得粉碎，边撕边骂：“妈妈的，怕是读书读迂了，打牌的时候送么子输（书）唦？”也难怪，那天下午，他一个人输了好几千。 再比如，县长或县委书记调离，该向纪委交多少“红包礼金”，更是大有讲究。某县的县委书记升职调离，调离前夕仔细一回忆，任职期间最多的一笔收了九万。第二天他主动向县纪委上缴了当书记几年来“无法拒绝”的红包礼金十万元。后来某局长东窗事发，交代曾给书记行贿八万元，上级纪委找书记核实，书记很坦然：“是啊，我交给县纪委了，这不，收据还在这里呢！”假如下次还有局长点水，他还是可以用这张十万的收据来搪塞…… 像如此的讲究还有很多很多。当然，老百姓是不太讲究这些的。偶尔讲究讲究，也只是当做笑话图个乐乎。有一次我听一名导游说，一个人要想平步青云，到三亚的时候，最好不要去天涯海角。到了天涯海角意味着到了天的尽头，想爬也爬不上去了。难怪有一次我邀一位官场中的朋友去三亚度假，他死活都不肯去，原来是有讲究的。 在组织部门考察我以后，等待“发配”是一个极为痛苦的过程。从内心来讲，我魂牵梦绕最想去挂职的地方是蓝墨县，因为那里旅游资源丰富，有我施展才华的舞台。如果把这个舞台给我，我有信心唱出一台好戏，很快就可以干出政绩。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我文学界的一些朋友，那些朋友劝我：“既然张书记做了决定，你又有这个想法，那就应该到组织部门去活动活动，不然的话恐难如你所愿。” 朋友的规劝当即被我一口回绝：“张书记如此看重我，好不容易给我一个平台，我还跑到组织部门去跑官要官，要是张书记知道了，他会怎么看我？”朋友笑曰：“你太迂，不适合做官！”事实上，朋友们的建议是正确的，当初如果我听从了他们的劝告，我的副县长生命会提前并延长三年。 但我选择了迂迂地等待。 一直等到了7月中旬，还不见任何要将我送到县里去挂职的迹象。此时，市委政研室为了完成张书记交办的“如何做大做强云梦旅游”调研课题，组织各相关职能部门有关研究人员到西北去考察，章文雄局长将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我。行前有朋友开玩笑说，莫往那边去呀，往那边去称之为“走西口”，不吉利呢。我是一个唯物论者，不信邪，也没多想就上路了。 越往西，路确实越不好走。可是风景却偏偏就藏在那些路不好走的地方。那寂寞无人烟、被雨水冲刷得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让我心底溢满悲凉。一路上我总在不停地抱怨：“这里的县委书记是吃屎的？改革开放快30年了，每年修200米也能把这条路修通了，典型的不作为！” 车子一路颠簸，好不容易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出发前在制定线路的时候就制订了一个原则，要去一生中难得再去的地方，所以把方位定在了西部。官场中有个说法是：当官要想爬得快，有两个地方不能不去，一个是韶山，一个是延安。不过，恰恰相反，延安不是我的福地。参观枣园那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你的事定下来了。” 我非常激动，追问道：“到哪里去？” 朋友卖了个关子：“不过不是去蓝墨。” 我心里打了个顿，问：“去哪里？” 他答：“去江南。” 我冷了半截腰：“江南有什么旅游资源？挂一年能挂出什么成绩来？”还没等我回过神来，朋友继续打击我：“不过……” 我问：“又不过什么？” “不过不是副县长。” “那是什么？” “市长助理，还不解决待遇……” 朋友终于以调侃的方式，把这个意外的结果残酷地告诉了我，我的心拔凉拔凉的。倒不是待遇不待遇的，问题是把我派去一个旅游资源贫瘠的地方，我能干什么？我来了情绪，立马拨通了章文雄局长的电话，明确告诉他我不想去。章局长把我狠狠地批了一顿：“人家巴不得你不去，想去的人多着呢。你以为人家县里欢迎你？县里面的官员一箩筐，就怕你们这种人去抢位置。如果你想证明自己的能力，就要往条件最差的地方去，越是条件不好的地方越好出成绩，一张白纸好画图，哪怕出一点点成绩就特别打眼。再说，书记放你下去是让你做事去的，是考验你能不能当官去的，只有组织上发现你比县里面其他官员更能够做事的时候，才会考虑让你留下为官！去了江南你还有机会，假如不去就连机会都没有！去还是不去，你自己好好掂量掂量。张书记那边是支持你的，你不要给张书记丢脸！” 局长的一番话点醒了我，越是安排得不好，我就越要去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一路上，我哪里还有心思游山玩水，我老是在想，是不是真如我的朋友劝告的那样，因为我没有去“跑跑”，所以才出现了这样一个“动”而“不动”的结果？ 这个谜我一直猜了三年，但猜来猜去都没有猜透。圈内有一个朋友透露说：“当年组织部考察你的时候，内部有争论，大多数人认为‘一个自筹自支二级机构的负责人，凭什么一步登天派到下面去挂副县长？他的能力强不强谁都不知道，会说会写不一定会干，还是先让他到正科级的位置上锻炼锻炼吧，是骡子是马先遛遛再说’，可是，放下去干什么职位呢？总不能挂个局长吧？有人就提出来：‘让他到江南市去挂个市长助理吧，蓝墨县挂职的太多了。’有人马上反对：‘县长助理这个职位上面早发文件取消了，不准设了。’领导表态：‘临时设一设，没什么大问题。’” 这就是讲究，既落实了领导的精神，又平衡了组织部官员们失衡的心态。于是一锤定音，我便被派到了一个郁闷的地方，挂任了一个郁闷的职务。 挂职江南，赴任之时遭冷遇 组织上安排我去江南挂职，临行前张书记找我谈话。张书记工作很忙，能够抽出时间亲自与我谈话，这让我很感动。谈话时，我委婉地提到了江南那边旅游资源贫乏，我去之后开展工作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希望将来张书记能对我的工作进行指导和帮助。谈话时间不长，二十多分钟，张书记说话言简意赅，精准到位。他说：“致远啊，你是一个有思想、踏实肯干的人，让你进入官场也不是我的轻率之举，组织部门观察了你很长时间，这次到江南去挂职，希望你能够踏踏实实地为老百姓做一点实事，干点成绩出来，在百姓眼里我们是当官的，但在自己眼中我们是为百姓服务的，百姓需要的就是能为他们办事儿的实干家，而不是官油子。” 我说道：“张书记，您放心，旅游是我的专长，到了江南，我会想办法把那里的旅游产业好好搞一搞的。”张书记点点头：“那你去吧，要与那边的领导干部相处好，以后工作上有什么困难就提出来吧。” 对于我的下挂，旅游局像过节一样重视。章文雄局长说：“你是我们旅游局自成立以来第一个被组织上下派到县里挂职的年轻干部，前途无量。为了表示对你的重视，也为了给你撑撑面子，我派李辉和赵良两个副局长送你，待你安顿好以后我再单独去看你，如何？” “章局，您安排得如此周到，我感激涕零，也由衷地谢谢您这几年对我的栽培。”我诚恳地道。 于是，公元2005年8月3日，一个十分炎热的晴朗之日，云梦市委组织部干部二科一位副主任科员，在旅游局两位副局长的陪同之下，送我踏上了前往江南的挂职之旅。车行途中，那位江南籍副主任科员调侃我道：“宁市长……助理，此去江南有何感慨？” 我出人意料地答：“有一种挨打的感觉。” 他很疑惑，追问道：“此话怎讲？” 我反问：“你身为江南人，难道就没听说过‘挨打’的典故？” 他很尴尬，答：“愿闻其详。” 我向他详细介绍了江南市的一些历史典故，并跟他讲了关于更改江南市名称的一些曲折故事。我的介绍让那位副主任科员大开眼界。他笑道：“进入角色蛮快呀，你从哪里得来了这些信息？” 我笑而未答。 其实，这并不神秘。某位领导到一个新地方履职之前，都会有许多当地官员以各种借口主动找上门来介绍那里的情况，以表忠心。当然，介绍得最为详尽的还是当地的人脉关系。对待这些人，不同的领导往往以不同的态度视之。绝大多数领导虽然从骨子里鄙视他们，但在内心里却需要他们。这些“内线”、“棋子”，就像大明王朝时期暗布的“东厂”或“西厂”特务，从他们的殷勤“汇报”中，领导可以掌控许许多多无法掌握的秘密信息。还有一部分领导因为升迁所需也采取了同样的手段，所以对他们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比较看重的也就是这些人。剩下极少数像我这样比较另类的人，处理方式则较为激进，不仅不会提拔、重用他们，还会在公开场合将他们跑官要官的丑行当典型进行批判，警示大家引以为戒。第一位光顾我家的那位干部，后来就被我拿到大会上给曝了一次光…… 我了解江南，其实并不是通过上面那种阴暗的渠道。网络是一个开放的平台，什么信息都可以查到。在我的想象中，距云梦市区42公里，素有“鱼米之乡”、“茶叶之乡”、“竹器之乡”、“浮标之乡”、“有色金属之乡”美誉的江南，应该是一座风景优美的现代化工业城市。它地理位置优越，京广、京珠、武广高速穿城而过，长江黄金水道依境东流。 然而，我在网上查到的关于江南的种种情况，却让我大跌眼镜，一个财政收入不足三亿的县级市，与兄弟县市相比，差距太大，而且社会问题重重。 我找出江南的典籍从文化的角度撕开一角，处处皆能发现“文化挨打”的痕迹。 首先，她缺少文化地理坐标。一座不缺历史但无地标的城市，浑浑噩噩地走过了一千多年，在以文化为代表的软实力竞争中如何不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其次，这座城市还存在严重的地域性格缺陷。第一个光顾我家的干部，一见了我的面就对我说：“我们江南人喜欢告状，‘喜诉讼，好斗殴’是写进了县志的，您要严加提防！”后来我到了江南，发现当地人都喜欢重复这个句子，似乎“‘喜诉讼，好斗殴’写进了县志”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这种性格体现在经济行为方面表现出来的就是无休止的跟风内斗。江南的茶叶曾经远销蒙古、俄罗斯而闻名天下，茶农们为争抢市场份额，牟取暴利，纷纷往茶叶里掺树枝、牛粪，一时间砸了牌子，将市场拱手让给了别的省市。江南的浮标曾经名扬四海，有“威海的杆江南的标”之说。由于行情好，江南的浮标老板相互压价，过去一百多块钱一支的标被压到了七块钱，浮标产业霎时崩溃…… 江南人还有一句来客必做宣扬、敬酒必用的句子：“一lia子”，俗称“一江南单位”，即“一丁点”的意思。云梦市委书记张文昊到江南视察，江南当地领导敬酒：“给您只加一lia子。”张书记揶揄道：“江南人总是喜欢说一lia子一lia子，什么时候能够变得大气一点？” 张书记一语点破了问题的实质。文化胸怀的广度，决定了经济思维的宽度。江南总是把经济落后归罪于云梦市把大型国有企业云炼、南化划给了大厂区，却从来不从文化层面去进行反思。云炼、南化的划出，固然影响了江南的发展，但不能够成为永远的借口。为什么江南在经济上处处被动挨打？有两则坊间传说很能说明问题。一则说的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云岭炼油厂想把生活区建在江南，江南的领导说：“不行不行，上万人吃喝拉撒，得好多柴米油盐对付，莫把江南的物价搞高了。”结果，这个项目建在了长河经济开发区。 还有一则与啤酒有关。有一位福建人想在江南建一家年生产规模10万吨以上的啤酒厂，江南的主要领导闻讯后，头摇得像个拨浪鼓：“年产10万吨？那要耗掉我们江南多少水？我们月谷水库的水自己喝都不够，还要保云炼，不要不要！”福建老板一转身，将酒厂落地在了河西县…… 文化的被动必然导致经济的挨打，经济的挨打很大程度上源于政治的混沌。很多年以前江南就是选举“重灾县”，这里曾经发生过震惊全国的唯一市长候选人落选“事故”；每次换届，从票箱里跳市长是经常上演的保留节目。跳出来的多，落马的也多。所以，云梦的市直机关干部，大多不愿空降“江南”，就怕换届落马。 离江南的地界越来越近了，我没有一丝激动，反倒十分忐忑。一个政治生态如此恶劣的地方，是福是祸，对我而言一切都是未知数。江南市委组织部长在一家简陋的餐厅里和我们见了面。开饭前，云梦市委组织部干部二科的一名副主任科员，拿出文件例行公事般念了念，江南市委组织部长表示礼节上的欢迎，鼓掌之后端起酒杯就算办了交接！ 当我见到市长柳博温时，已是一个月以后的事儿了。 按照政府办的安排，我在家休息了一个星期。在赴任江南之前，我给政府办主任老童打过一个电话，老童态度有些漠然。我问他：“住的地方安排好了没有？”他有些不耐烦地答：“你来了就知道了，给你安排了一个最好的地方，住在市长楼下。”我迟疑片刻，又问：“我需要带铺盖行李吗？”他回答：“你带也可以，不带也行。”说完，挂了电话。 我如刺鲠于喉般难受。 我当然不可能带铺盖行李。按照一般惯例，赴任履职的干部报到的时候，如果住房没有安排好，就会先安排到县委或政府招待所小住，如果没有招待所的，就在当地最好的宾馆包一间房，一直住到腾出住房为止。这个时候是当地干部和新任领导加深感情的最佳时机：先入为主，门好进。坊间经常会传出某某领导和宾馆的服务员或大堂经理有染的传闻，如果属实，一般都萌芽于这个阶段。好在我到江南去的时候，县里的招待所刚刚改制变卖，政府办又想省钱，加之我这个“空降官”是职级最低的，所以省去了这一段经历。 这次我到政府办去报到，连老童的面都见不到了。他派了个副主任接待我，那人带我去看房，房子就在政府大院边上，一栋两层独立小楼。上面一层住着市长柳博温，下面一层被隔成了许多间供司机保安居住。分给我居住的那间房是用三胶板从市长司机住房中间隔出来的，间隔没到顶，垫个椅子即可从门外翻进房内。 在我搬离那间房子之前，我经常忘记带钥匙，采取的就是这个方式进门。厕所在走廊上，是临时改建的，一面是墙，两面是窗户，用报纸一糊帘子一拉，既当厕所又当浴室。看着这一即将供我拉撒的地方，我突然想起老童的那句话来：“给你安排了一个最好的地方。”我很纳闷，不知道好在哪里。想了半宿，似有所悟：楼上住着市长，对溜须之徒而言，的确是一个好得不能再好的地方。 可惜我偏偏不是。对于他的好意，我还是感到非常的寒心。 接下来的一幕，使我更加寒心。 政府办给我准备的床，是一张地下作坊用很差的木板拼凑起来的席梦思。床上铺了薄薄一层棉絮，棉絮上铺了一张凉席，放了一个枕头，外加一个缺门的衣柜（前任女市长用过的旧物），一部新装的挂式空调，这就是我在江南的全部家当。送我的司机眉头皱得老高：“一没书桌二没电视，连冬天的行李都没有，这日子怎么过？”他赶紧给章局长拨了个电话，章局长让他转告我，叫我不要发躁，他明天带办公室主任来帮我置行李。第二天，他果真亲自跑到江南来，帮我置齐了行李。 与宿舍比较，办公室的设施相对要齐全一些，但也十分简陋。办公桌桌面掉了好大一块桌皮，让它新来的主人很掉面子。对面坐着一位已经退线的老领导，不常来，桌面上积满了灰尘。桌上没配电脑，我找老童，老童说：“政府办没这笔经费，副市长的电脑都是自己想办法找别人赞助的。”没办法，我只得再次向章局长求援。章局长把他自己家里的笔记本电脑借给了我。 这一借就是五年。 待我调离江南去归还电脑时，已退二线的他笑道：“配置太低了，当废品卖200块钱都没人要，送给你作个纪念吧！” 当然，这都是后话。 住宿和办公的问题勉强解决了，吃饭和交通却成了难题。过去市委、市政府招待所没有改制前，领导在那里开了个小食堂。后来，招待所卖给了一个浙江老板搞开发，市里的“空降领导”便失去了开灶之地，只能到处蹭饭。权力大的不用发愁，餐餐都有人请，权力小的就有些可怜了，只能到其他机关去搭餐，每天敲着钵子挤食堂。后来，市委领导对两办负责人说：“让一个县领导在外面蹭饭太没面子了，还是办个食堂吧。”两办一合计，把食堂开在了县农办。农办领导求之不得，一来经费上不会吃亏，二来办事拉关系方便。 我去的时候，领导食堂刚办起来不久，这便是我到江南以后碰到的最大幸事。即便如此，我还是尝到过蹭饭的滋味。没办这个食堂的时候，“空降派”领导们都觉得不方便，真的开起来了去的次数却并不多，经常去吃晚饭的只有我一个人。如果有剩菜剩饭，我会让炊事员帮我热一热对付对付；如果没饭了单独为我一个人做饭，我怕给人家添麻烦，便往往会跑到街上吃蒸菜。 有一次，我像往常一样上街去解决晚餐，路过一家饭店时，碰到某局的一个股长和另外几个不认识的人，在饭店前坪摆了张桌子喝酒，股长很热情地给我装烟，问我吃饭没有，我觉得一个县领导在大庭广众之下大吃大喝影响不好，便撒了个谎说吃了。他说，吃了也没啥，再喝几杯酒吧？我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其实，那个时候我的肚子真的很饿，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吃的问题因为食堂的开办而变得不成问题，但交通工具却成了一个大大的难题。我家离江南有四十多分钟的车程，如果政府不安排车辆就只能坐公共汽车上下班。我找到老童和他探讨这个问题。老童对我说，政府办没有车，有什么事秘书科临时安排调度，谁用车谁加油。我问：“那费用怎么办？”老童答：“不知道，要请示柳市长。”我又问：“我上下班怎么办？”他回答得很干脆：“你可以搭家在云梦的几个领导的便车，否则就只能搭公共汽车。” “搭‘回头的’拼车也不错呀，15块钱一个人，坐满就走，很方便的。”末了，他又补上一句。 我很无语地走出了他的办公室。 说实话，初见老童，他给我的印象相当恶劣：冷漠、欺生、吝啬，甚至有些盛气凌人，给人的第一印象是，除了市长和常务副市长，他可以凌驾于其他所有副市长之上。虽然我对他不满，但我还得给他赔笑脸，毕竟他是地头蛇，得罪不起呀！我不明白，市长为什么会安排这样一个五十大几又不会来事的老同志来做办公室主任。我更不明白，我一个挂职的干部，他为什么要给我下马威。 这个问题，直到离开江南前，我才找到了完整的答案。 其实是我误解了老童。他是一个有傲骨的人，在官场上混了多年，不唯上，不谄媚，同他一批的政府办主任在县级领导岗位上都干厌烦了，他还在政府办主任的岗位上磨蹭，连个副处级待遇都解决不了。照常理，人大换届政府办主任是当然的人大代表，人家劝他提几条蓝盖芙蓉王香烟到各代表团走一走，他死活不肯，情愿不当这个代表。结果不出意料，他当然落选，成了江南有史以来第一个落选人大代表的政府办主任。 落选就落选，他毫不在意。在他眼里尊严比权力重要。因为太维护尊严，他居然很少开口找市长追加政府办的办公经费，要维持正常运转只有一个办法：抠。因为太维护尊严，他常常“目中无人”。在他眼里只有朋友没有领导，尤其像我们这些挂职的年轻干部更没放在眼里，初来乍到受到他的冷遇自在情理之中。我在江南待了五年之后即将离任之时，第一个打电话要请我吃饭的居然就是这位让我曾经寒心透顶的老童。此时，他已“捡漏子”去政协当了副主席（前任因腐败落马了）。席间我问他：“依你这个脾气是怎么混了个副县级的？”他道：“那些混到了副县级的未必就比我强多少！” 我摇了摇头，敬他一口酒：“你不适合当政府办主任，再干下去会把挂职干部都得罪完了。” 他哼哼一笑：“你不觉得后来我也有所改变了吗？” 我细细一想，是有变化。在他离开政府办之前，从省委统战部来了一位挂职市委常委、副市长的处长。闲暇之余我去他办公室闲聊，正碰上秘书科给他派发办公用品。我发现我刚来时每年配发手抽香纸巾四盒，他却给配了六盒。当时我就开玩笑：“这个老童好势利，省里来的就是省里来的，我们市里来的他妈的就不是人，同样是挂职，竟然少发两坨卫生纸！” 老童听了很尴尬地一笑：“你没有发现，后来给你也多发了两坨？” 官员，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风光 我来江南近一个月之后终于见到了柳市长。他是我的老乡。在江南的党政领导班子中老乡很多，市委书记、市长、常务副市长、一个市委副书记、加上我，基本掌控了江南大局。市长柳博温来江南之前系云梦市交通局长。常务副市长资历很老，能力和烟瘾都很强，曾经在共青团云梦市委当过书记，运气不好，刚去河东区当书记就赶上当地有人闹事，制止不住，跑到首都闹出了动静，组织上追责，便快刀斩乱麻地将他发配到了江南。有人总结说，这是一条血的官场教训，即“安全乃第一要务，再怎么提拔也莫往最敏感的地方去”。 早上八点，秘书科通知我九点半在市长会议室参加市长碰头会。我心里有些许激动，终于要给我分工了。九点一刻，我早早地来到会议室恭候正副市长的出现。因为各自工作忙，来了近一个月，我人都还没认全。 许多人都是一头雾水，不知道县市级机关的议事程序。其实很简单，三个会议就解决了。市长碰头会议是例会，什么时候开、多久开一次，根据市长不同的性格决定。喜欢开会的一周一次，每次半天。不喜欢开会的一月一次，每次半天。碰头会实际上是一个工作汇报会，即各位副市长简明扼要地将近期所做重要工作向市长汇报，让他做到心中有数。附带提一提需要请求市长解决的某些问题，不外乎要编制和要钱。编制和钱是最令市长头疼的事情，市长一般都会采取回避的办法不置可否。还有一些鸡毛蒜皮的小问题，本来直接由分管的副市长拍板就行了，但许多人怕把握不住不愿意自己一个人担担子，也会提交市长碰头会议向大家通个气，市长会礼节性地让各位副市长就此问题展开讨论。各位副市长各自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一般不会就别人分管的问题指手画脚。即便被市长点名要求发言，要么天马行空、不着边际、轻描淡写、摸不着头脑地来它几句，要么直接表个态——“我没意见”就ok了。绝不会有哪一个人，会蠢到为不属于自己分管线上的问题而据理力争，哪怕是即将出台的这个决策明显存在某些方面的问题。否则，是自讨没趣。 我就曾经碰到过这样的尴尬。那时我刚来，不懂潜规则，我在市长碰头会上提出，江南的鞭炮厂遍地开花规模小，都是采取由本地人建作坊浏阳人承包的方式发展起来的，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鉴于江南严重的安全形势，不但不能把鞭炮业作为江南的主导产业，还要严格限制其发展。因为工业不属于我分管，我的提议不仅没有得到其他领导的附和，而且还得罪了分管工业的副市长（后因对震惊全国的玉涛河砷污染事故负领导责任下野）。五年之后，江南如我所言真的发生了鞭炮爆炸事故，三个消防官兵为此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市政府规格最高的会议是市政府常务会议。常务会议主要是解决一些需要由市政府集体承担责任和风险的重大事项，由市政府组成人员（含正副市长）及市政府全体工作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常务会议不定期召开。为保证会议的质量和效率，会在会前几周甚至几个月就开始做准备。首先由政府办向各副市长征求意见，请他们自行申报需要上会的议题。市长收到议题以后进行筛选，敲定上会的事项。议题敲定以后，市长会事先同分管副市长及与议题相关的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协商，在脑子里形成一个预拍板的初步意见。议题上会以后，会走“议题相关部门汇报，各政府工作部门负责人发表意见，各位副市长发表看法，最后由市长表态，形成纪要”等固定程序。会上争论会十分激烈，各职能部门及分管副市长为维护各自利益而据理力争。其实力争也只是摆一种民主的姿态，如何表态市长已了然于胸。否则的话，每一个问题争来争去，争论一个月甚至几年都不会有结果。这样的会议最大的好处在于，责任和风险大家分担，究竟怎么办，还是由市长一个人说了算。 比市政府常务会议规格略低的是市长办公会议，市长和各位副市长都可以主持召开。主要是市长或副市长就各自分管的工作进行协调。比如，市政府决定“五一黄金周”举办旅游节，主管旅游的副市长得召集旅游、公安、建设、文化、安全等相关职能部门协调，明确分工，责任到部门，并细化到人。有必要的话还要发纪要。许多复杂的矛盾往往一纸小小的纪要就能解决问题。市长办公会议纪要相当于政府的小法律，一经出台即具备法律效力。当然也会出现两份纪要前后矛盾被收回的情形。 例如，关于江南烟花鞭炮燃放的问题就曾经先后出台过几个纪要，先是燃改禁，后来是禁改限；起初将管理权交给城市管理部门，后来嫌整治力度不大，移交给了公安部门，公安部门接过权力后，精力上顾不过来，又发现无利可图，几经协调，再次将“权”交还城市管理部门。经过几反几复，江南的烟花鞭炮燃放就此失控，365天天天炮声隆隆。 九点三十分，会议准时开始。柳市长就我的分工问题做了个说明。他宣布，因为我曾在建设部门工作过，主管城建的副市长要到省里学习两个月，他的工作暂由我“挑土”。权力的分配意味着官场生活的真正开始，尽管只是短暂的“挑土”，但毕竟是粉墨登台了。所以散会以后，我开始思考该以怎样一种形象正式进入公众视野。 其实，对于官员“职务如何行为”以树立权威和形象是有许多讲究的。在来江南之前，一位热衷于政治的朋友给我立了整整“18条官规”： 一、不要轻易接受局长以下干部的吃请，时刻要想到自己的身份。 二、有事让局长来找你，切忌主动上门，要搞清倒顺。 三、任何事情都不要忙于表态，视‘看似表了态其实没表态’为表态的最高境界。 四、一定要重视每一个报告。老百姓看一个领导有没有水平就看领导的报告做得有没有水平，绝不能照本宣科地念报告，一不小心就会被笑掉大牙。江南曾经有位领导外出学习考察回来以后按规定要在系统内传达考察学习的体会，他让办公室给他准备一个稿子，写稿的人没去过那些地方，只好到网上去抄，结果抄出了问题。那位领导事先没来得及看稿，拿起来就念：“最近我到新马泰转了一圈……”刚念完，觉得不对，马上接了一句：“我什么时候到过新马泰？岂有此理！” 五、管住自己的嘴。你不开口，人家就不知道你在想什么，这就叫城府。更何况隔墙有耳，一不小心你的话就会被传到书记或市长的耳朵里。 六、恰当作秀，抓住最佳时机，树立亲民形象。 七、任何时候莫嫌农民的烟酒差。烟再差也要接过来吸几口，酒杯再脏也要捧起来抿几口。否则，农民的心就会受到伤害…… 说实话，朋友教给我这“十八条官规”的时候我还是很反感的，之所以反感有两个原因，一是太过于强调官本位意识，完全割裂了领导干部与老百姓之间的血肉联系；二是把我当成了弱智，怎么为官的基本概念我还是懂的，我不需要别人手把手地教。对于我在江南市政治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我做了充分的准备。一不能穿西装，那样显得太过于正式，让人觉得与基层有一种距离感。也不能穿t恤，那样显得太过随意。即要显得庄重又不会显得太正式，所以我选择了短袖衬衣。包括如何与下面的人见面，说话用什么语调我都进行了认真的思考。 我将上任以后的第一站选择了视察“实事工程”。由于我没有配车，因为是为主管城建的副市长挑土，所以老童为我安排的是那位副市长的车。为了使“视察”收到实效，事前我找老童作了详细的调查了解，他对我说，急需要解决的是因周边单位自筹资金不到位，由市建设局负责的小街小巷整治工程已无米下锅。此去名为视察，实则“讨账”、“化缘”。他告诉我说，主管城建的副市长协调了多次，一直没有结果。 第二天，在电视台记者及建设部门领导的陪同下，我一家家上门“拜码头”。一路上个个部门诉苦，家家单位说情，道一千说一万，一句话打总结：没钱！就在我感到极为狼狈的时候，我们一行来到了江南市移动公司。公司老总一见面，就以公司不是受益单位而是报账制单位没有经费开支的口子为由不肯出钱。我耐着性子听完了他的一顿唠叨，突然问了一句：“你们市公司管财务的老总是李总吧？他是我同学。”那个总经理一听，马上改变了态度，立刻拨通李总的电话递给我。我和李总客套了一番，单刀直入地请求他支持。他二话没说，安排江南公司向总公司打报告批一笔专款，随行人员顿时掌声雷动。 我长长地嘘了一口气：总算没有空手而归。 视察结束，建设局领导留我吃饭被我婉拒。司机把我送到食堂门口后并没有离去的意思，我疑惑地问他：“还有事吗？”他支支吾吾道：“您用车的油钱我到哪里报？”我一听火冒三丈：“我帮主管市长挑土肯定是找主管市长报唦，找我做什么？”司机吓了一跳，发动车一溜烟逃也似的离去了。我气不打一处来，挑土第一天就遭遇讨油钱，真是恼火，我当即给政府办童主任打电话投诉：“那个司机胆子也太大了吧，居然明目张胆地敲诈到我的头上来了。”没想到老童听了并不觉得有什么意外，只是一味地劝我别往心里去，毫无半点责备那个司机的意思。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其实，是我误会了那个司机。 江南的财政体制很多年以前就是这样：整个江南市除四大家领导四个“头”及管财政的常务副市长实报实销以外，其他副职每年仅预算了一万元经费。这一万块钱不仅包括配车的保险、年检、维修、油料、司机补助等，还包括所有的公务接待及差旅费。事实上，每年政府办把车辆的保险、司机补助等固定费用一扣除，一万块钱也就扣得差不多了。经费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怎么办呢？只能到分管的线上去化缘，化缘所得还得向政府办上缴20%…… 这样的财政制度，把副市长们推到了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 首先是管不到钱。连分管财政的常务副市长单笔批字的权力都不超过一万元，可以想象分给其他副市长的还会有什么权力。 其次是管不到帽。对基层最具有吸引力的无非是拨款和乌纱帽，可帽子牢牢掌握在市委书记和组织部长手上，基层干部人人心里都有一杆秤：“想当一把手找书记，想当副职或解决待遇找部长”。尽管市长也兼任着市委副书记，但“书记管帽子，市长管票子”乃铁定的官场潜规则，不能轻易打破，否则书记市长的矛盾就会不可调和。可想而知，连市长想为某人要顶帽子都要下好久的决心想想怎么运作，何况“手无寸铁”的副市长？ 然后是拍不了板。这在基层是很现实的，你要人家用眼睛射你，你得为人家解决问题。副市长一天到晚都在表态，一天到晚却什么态都没有表，找你要钱你没有，要编要不到，想解决个待遇你又说不上话，人家干吗理你？只有一种情况才会真心实意地找你，搞出了问题人家要抓救命稻草时才会想到你，倒不是你能为他解决什么问题，而是瞄上了你这棵大树好做替罪羊，道理很简单，天塌下来有长子顶着，大树不倒大家都不会倒。 有一位包工头与江南某景区发生经济纠纷，分歧很大，双方都不肯让步，导致一笔工程款无法结算。他的一位熟人给他出歪主意：“只有一个办法，你写几十封告状信，状告宁市长违规批项目导致拖欠农民工工资。”那位包工头虽然没读多少书，但脑子还是清醒的，对他出的主意不以为然：“人家和这事八辈子打不到一竿，告他有什么用？”那个因为受过我处分想报复我的人阴险地一笑：“这你就不懂了，吊颈还要寻大树，什么事情只要一牵涉到高层领导，上级部门就会高度重视，你只要把宁市长带进来，我保证你讨薪成功，否则我负责。” 包工头说：“我没文化，不会写。”那人从袋子里掏出几十份打印好的材料交给他说：“你放心，我都帮你准备好了，你只要按照我给你的名单和地址分别寄出去就行了。”包工头讨账心切，二话没说就照办了。没过多久，果然有了动静，上级诸多领导不明真相，提起笔就批：“请调查核实。”查来查去，违规批项目的事情没查出来，他讨账的目的倒是达到了。景区不愿意因为这件事被人利用而坏了我的前程，只好让了一大步，把剩余的款项全部结算给了他。事后那位包工头找上门来向我道歉，我原谅了他。尽管这种讨账的方式很阴暗，但也透视出普通老百姓讨薪的无奈。 最后是靠部门养活。财政不给钱，工资又很低，车轮子还要转，应酬不可少，怎么办？只能找乡镇党委书记、局长化缘。乡镇党委书记和政府工作部门的局长们成了副市长们不折不扣的“衣食父母”。在江南，没有哪一个副市长敢得罪这些书记和局长们，他们手上有“选票”，有“钞票”，这两样对副市长们而言一样都不能少。为了位置和车轮子，副市长们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和书记局长们打成一片拉关系，在现实的逼迫之下，不得不很无奈地接受书记、局长们的“绑架”，心不甘情不愿地沦为他们的权力工具和保护伞。这就是为什么某些副市长明知所分管的部门要求不合理、甚至违规违纪，还要为他们极力争取、甚至助纣为虐的真实原因，诸如“某县政府发文推销烟酒”等许多荒唐的决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台的！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既然书记局长权力那么大，他们为什么还要钻山打洞想当副市长呢？”原因有两个，一是面子问题，毕竟是县级领导，红漆马桶外面光。二是梯子问题，要想获得更高的职位，副市长是必不可少的台阶。 这让我想起明清时期的官僚体制，朝廷对官员实行的是低薪养廉制度，每年发放给官员的俸禄少得可怜。这种制度并不合理。官员也是人，一大家人要吃饭，朝廷的面子要顾，人在官场还得讲排场，八抬大轿、书童、家丁哪样可以少得？少不得得有钱呀，像我们当副市长的都有个面子，谁不想坐好一点的车？要面子可以啊，政府补贴你五万元，不足部分自筹去吧。我很佩服古人，阿谀奉承的人一顿绞尽脑汁，就发明了“炭贡”和“冰贡”，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取暖费”和“空调降温费”。贡了“炭”，贡了“冰”，贡点“钱”便自然而然地成了一种常态，买官卖官也就在所难免了。 在江南，副市长来了客人带乡镇书记、局长或老板买单早已成为一道见怪不怪的风景。我最怕同学和朋友们到江南来看我，一来一大群，要吃要喝要住要玩。我脸皮子薄，不好意思喊人来买单，只好自己打脱牙齿和血吞。后来实在不堪重负，我只得在同学朋友们中间广而告之，我没有接待经费，如果要来，请自带干粮。同学、朋友们理解了我，很少再来打搅我，即便到了江南，都是别人买单喊我去作陪。 在江南，副市长的窘境只要是在机关里混过的人几乎人尽皆知。这就给某些喜欢卖乖的人留下了空间。经常会碰到不属于你分管线上的负责人，见了你的面想讨好你又找不到其他的话说，一般会很客气地来一句：“您来了客或者不方便处理的费用和我说一声。”态度似乎很诚恳，诚恳得足以让你感动。但可千万不能太当真。客套话等同于谎言，当不得真，当了真，说明你很天真。在离开江南之前，我就曾经天真了一回。“炮轰高房价”之后，有个记者来采访我。闲聊中他对我说江南还有个熟人，前些年为江南劳动部门做正面报道时是此人接待的，后来成了朋友。 我说：“那局长我熟，一碰到我就对我说来了客尽管找他买单。干脆我打电话给他让他来陪你？”那位记者没有推辞。我很快拨通了他的电话，他回答说，他在医院里打点滴，感冒了，晚上他请那位记者吃饭。到了下午五点半，还不见他来电话，我对那位记者说，靠不住，不等他算了，还是我来安排。那位记者没说什么，随我下楼。巧的是，在政府办公楼大厅与那位局长碰了个正着。我对他说：“你老朋友来了，怎么安排？”那位局长心猿意马，回答：“市长全权安排，到时候把发票给我报就是了！”一句话让我窘得无处藏身。我火冒三丈，吼道：“你扯淡，我拿发票给你报？”那位局长意识到自己有些过分，灰溜溜地离去了。他逃避了，却把所有的屈辱全部抛给了我…… 还有比这更屈辱的事情。 由于副市长们经费奇缺，所以大多数人把经费卡得很死。例如，油卡由自己掌握、自己找地方定点维修汽车等等。这样一来，断了司机的财路。在江南，领导与司机关系紧张是普遍现象，经常发生司机放领导鸽子的事情。有一个常委带着机关一帮科长们考察，车过高速公路收费卡子时，常委心想，有这么多科长在车上还用得着我买票？没想到科长们也在打自己的小九九：“好不容易可以揩机关一回油，让常委买单。”于是按兵不动。司机则想，常委、科长都在车上，让他们去买，免得报账的时候啰哩八嗦，于是也坐着不动。结果，都不说买也不说不买，全坐着不动，把收费站足足堵了十几分钟…… 看到这里许多人会问，一个副市长仅仅靠线上的职能部门“敬点贡”不是杯水车薪吗？他们跑关系和潇洒的钱从何而来？其实，他们最大的经费来源是项目资金。县里财政困难，绝大多数单位经费预算不足，每年不跑项目不得活命。于是，副县（市）长和分管职能部门的负责人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副县（市）长“出身份”、职能部门“出钱”跑项目，项目跑成了会按比例提取一部分供副县（市）长使用。这部分费用全部打进了项目申报成本。项目都是靠跑出来的，本来就是一笔糊涂得不能再糊涂的账，所以很少有副县（市）长在这一方面翻船。 苦就苦了那些上级对口部门经费来源没有口子的部门，比如旅游局。我就曾分管过旅游，每年我不仅要自己厚着脸皮去找人“化油”、“化修理费”，还要跑云梦跑省会帮旅游部门找生活费。有一年我实在过不了年了，去找娘家云梦市旅游局化缘。章局长说：“上半年我批了个五万元的项目给你们市局，当时我给局长讲得清清楚楚，其中两万是给你的，他没告诉你？”我说，没有啊。赶紧打电话一问，局长答：“局里实在太困难了，我把它用了。”我很生气：“用了就用了，可你无论如何也要告诉我一声啊！” 有什么办法呢？生完气还得面对现实。 现实是财政很穷，官员很富。我刚到江南时简直吓了一跳。那个时候云梦市民普遍抽的香烟是12元一包的和牌，机关招待客人基本上是28元一包的黄盖芙蓉王。35元一包的蓝盖芙蓉王才刚刚上市，属于暴发户才抽的烟。我一到江南，敬过来的全部是清一色的蓝盖芙蓉王。我很是纳闷，问我当地的同学：“江南公务员津贴没钱兑现，工资很低，哪里来的钱抽这种高价烟？”同学答：“靠那点工资得活命？你睁开眼睛看一下下，有几个乡镇书记、乡镇长、局长不开馆子做生意？” 我恍然。 我带着政府办几个跟线的人来到房产局，想搞明白造成江南财政如此困难的原因。局长50多岁，矮矮胖胖，对于我的到来不冷不淡。一见面他就给我介绍他资历如何如何老，先后在几个乡镇当过党委书记，在房产局当了几年局长如何如何。我听得不耐烦，打断他的话问道：“你们局每年征了多少契税和规费？”局长回答：“才200多万，全局两三百人，命都不得活。”我一听就来了脾气：“我第一次听说房产局不得活命的，简直是奇闻。你这是典型的艰苦不奋斗！政府给你的权力都干什么去了？每年那么多房屋交易规费都到哪里去了？”老局长可不吃我这一套，冷笑一声，道：“还不都是您这样的领导条子一挥，减的减了，免的免了，我们挡得住？” 我被他的话堵得一时无语。我看到了问题的表象，但无法剖开问题的实质。 看来一切并非我想象的那样简单。 事隔三年之后，新来的萧市长第一件事就是抓房产交易契税和规费的征收。至2009年，每年征收的额度已经突破了2600万元。 2600万，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2007年以前，领导们每年仅批条子就批掉了2400多万元…… 如此痛快淋漓地批，财政如何能富？ 我批评房产局长的时候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已经超出了我“挑土”的范围。直到有一天，一个项目涉及征地和工程发包，我满以为我可以做主，没想到开会那天，主管领导出现在了会场。很显然，他是请了假赶回来的。我骤然明白了，权力就像风筝，无论领导身在何处，都会死死地拽住线头。难怪我来江南之前朋友们劝我，你们挂职的就是去做客的，好好做客，好好镀金，结个好人缘，就有好前程。此时此刻，我还真有了做客的感觉。 第三章 分管旅游，绝境之中求生存 江南旅游靠财政？谈都莫谈，每年1.9亿元的财政收入连吃饭都不够，更何况在江南人的脑子里，根本就没旅游这个概念。怎么办？只有玩空手道。即策划一个好方案引老板上钩，借老板之力，达到营销景区的目的，官方解释是：政府主导，市场运作。 ●旅游局全是“党组”，我彻夜难眠 两个月很快就过去了。柳市长给我安排了新的工作，协助全国人大代表、女副市长邱红霞分管文、教、卫、商贸、旅游等工作。邱副市长社会活动很多，和我匆匆见了一面，讲了几句客套话，明确了我的“势力范围”：“你在旅游方面是行家，以后你在这方面多操点心。”言下之意其他的事情你就用不着费心了。 我心领神会。 因为我不是副市长，不够资格配备跟线的副主任，所以一天的工作全凭自己安排。没有“配车”，没有记者跟随，更没有前呼后拥，我有些炎凉地来到了我的势力范围——旅游局。 旅游局坐落在市委大院政协大楼旁边，是过去的县委老楼。楼前古木参天，绿阴如盖，风景很美，但难以掩饰市委搬迁后的落寞。这道似曾相识的风景，和王跃文的官场小说《苍黄》里描写的景观有几分相似。 来此挂职之前，我和江南旅游局长都属于同一个系统，所以彼此并不陌生。此人资历不浅，德行不差，不理政事，因为省里有靠山，所以地方上也没办法将他怎么着。在他的带领下，旅游局早已揭不开锅。 我边走边想，转眼就上了二楼。决定来旅游局之前，我曾给这位局长打过电话，他的手机始终处于关机状态。局长的电话打不通，其他人我又不认识，所以对旅游局的第一次造访基本上属于“微服私访”。上得楼来一看，我的肝火立马旺了起来，整整一层办公楼居然只有一间房子开了门，其他的办公室全都是大门紧闭。我强压怒火走进那间开着门的办公室，见到了“守庙”的局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我对那主任说：“马上通知班子成员赶到办公室开党组会！” 那人面有难色：“恐怕到不齐。” 我问：“为什么？” 他回答：“局长手机长期处于关机状态，办公室基本不来；其他几个班子成员要活命，大部分在外面谋生路，不晓得有空啵。” 我提高了嗓门：“这哪里还像个机关？赶紧打电话通知吧，能来几个算几个！” 办公室主任不敢怠慢，赶紧电话通知。不一会儿，局里的党组成员除局长以外，一个个都赶了过来。第一次见面不宜批评过分，我开始和颜悦色地了解情况。 我问资格最老的副局长：“你们局里有多少人？班子成员几个？” 副局长回答：“局里有多少人我也搞不清，据说局长接收了好几个，就是没看见来上班。机关里面除了办公室小邓没有转干，其他八个既是党组成员又是办事员。” 我十分惊讶：“要这么多党组成员煮水喝呀？” 副局长接过话茬：“这种现象在江南很普遍，像财政局、教育局、建设局、劳动局、民政局等等日子好过的局，班子成员一大把，最多的有十八个，旅游局穷，算是最少的了。” 我若有所思，道：“局里没有办事员，跑腿的事情谁去办呢？” 副局长答：“命都不得活，哪个还有精力去搞公家的路啰？” 从副局长的言语中，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大家七嘴八舌发泄心中的愤懑，让我对旅游局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江南市旅游局在云梦地区单列最早，但旅游事业开发得却最慢。二十多年前就喊要开发云雾山，到如今人家相思县门票都收了二十多年，而江南的牌子才刚刚挂起来，连本属于自己的山头都保不住拱手让给了相思县。也怪不得旅游局，财政除拨付裸体工资以外，每年下拨的行政办公经费仅六千元，上面来几个领导连吃饭都不够。局长又不理政事，作孽就作孽了其他几个班子成员，上面来了客人，不重要的就躲，实在躲不脱的就自己贴，贴得最多的数办公室主任，财政统发的一点工资全贴进去了还不够。为这事我曾经去找过柳市长，柳市长说得也有道理：“不是我不给钱，摊上那么个局长，你让我怎么办？” 我说：“既然都知道那个局长不行，怎么不把他给换了呀？” 柳市长答：“哪个又愿意去得罪省里？” 宁可牺牲小事业，也不可得罪大领导——市长讲了一句大大的实话。 可是，他的这句大实话却让我彻夜难眠：这样一个班子，叫我如何带着他们干事业？正郁闷时，老婆既查岗又闲聊一箭双雕般地发来一条短信，问我从政有何感受，我有感而发，当即回道：如今的江南不缺官员，独缺办事员！ 投资商让我饱受官场式屈辱 我之所以能够在挂职市长助理期间就独当一面地分管旅游方面的工作，还要感谢邱红霞副市长。这位年纪不大却已在政府副市长岗位上干满快两届的“官员”女强人，受法律的限制，下一届再也不能在这个岗位上继续待下去了。她虽然是全国人大代表，但属于无党派，进常委是绝不可能的，要想走得更远，只能向云梦或省里发展，否则只能到江南人大干个副主任直至退线。她还年轻，不甘心，就开动一切政治脑筋瞄准了云梦市侨联主席这个位置。如果能够运作成功，不仅能解决正处级待遇，运气好的话，换届的时候还能登上市政协兼职副主席的宝座。这样一来，副厅就到手了。从副处到副厅，一步登天，那可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呀。换届大于天，自然而然旅游方面的工作便都压到了我的身上。 能够独当一面当然是我梦寐以求的，但是面对江南贫乏的旅游资源，我却又不知道该从何下手。照书上说起来，江南旅游资源丰富得不得了，随随便便打出一个品牌都是国家级甚至世界级的。可到了实地一看，那个心啊真是拔凉拔凉的。在如此之多的“美景”中，除个别景点有一点点实际内容以外，其他的全部都是概念。勉强对外开放的三个景区，加起来全年的门票收入还不到10万元。 这样一种状况，真叫我心寒。我没有三头六臂，更不会“乾坤大挪移”，面对这样一片仍处于原始未开化状态的所谓“景区”，叫我如何开发？我愈加有些后悔来江南了，真不知道在这短短的一年时间里，我该拿什么回报组织对我的培养。我担心我好不容易在旅游策划界打拼出的一世英名，就要葬身于此了…… 就在我为此苦恼不已之时，救命稻草出现了。由市里引进的泡泡奶云林山国际旅游度假山庄项目（后文简称泡泡奶项目）终于启动了。在全国拥有五大乳酸菌奶饮料生产基地、50条生产线，投资领域涉及童装、日化用品、酿酒、旅游休闲、餐饮、零售、传媒、房地产等多个行业的泡泡奶集团公司（后文简称泡泡奶公司）董事局主席戴成武先生承诺，将用5年时间投资5亿元在云林山脚下建一座带七星级酒店的国际旅游度假村。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如果这个项目能在我的任期内完成第一期建设任务，我就可以体体面面地交差了。所以，当柳市长让我去负责协调泡泡奶项目时，我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然而，愉快是短暂的。我满以为泡泡奶项目会给我带来一片光明，没想到却接手了一个烫手的山芋。 我接手泡泡奶项目的时候，泡泡奶公司正处于鼎盛时期。就在我来江南履职前不久，“泡泡奶”刚刚荣获中国十大影响力品牌，其发酵奶产量、销量、市场占有率稳居中国同行业第一，净利润从2002年的2900万元跃升为2005年的1亿多元。如此知名的一家企业能够投资江南，无疑是江南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我不敢掉以轻心。可是，当我真正接触这个项目以后，我开始对泡泡奶公司投资江南的真实意图产生了怀疑：“会不会是跑马圈地呢？” 我对泡泡奶公司选择到江南投资旅游感到困惑，虽然云林山森林公园坐拥江南城边，但文化底蕴单薄，景观平淡无奇，泡泡奶公司凭什么往里面砸钱？而且，整个项目设置贪大求全不切实际，我感到其忽悠的味道非常浓烈。再则，泡泡奶项目工程开工以后，隔三差五就停工，这让我对泡泡奶公司的业绩也产生了怀疑。 于是，我向一个在云梦繁华地区开超市的朋友打听“泡泡奶”的销售情况。那位朋友回答说，销不动，好多超市都不进货了。我感到了不妙。要知道，泡泡奶公司一旦出问题，江南就会发“地震”。当初，江南政府之所以忍痛将1600多亩土地以低得不能再低的价格卖给了戴成武，图的就是其承诺的“七星级酒店”、“矿泉水厂”、“纸箱包装厂”和销售总部的“税收”等等。如果这些承诺兑现不了，土地抛荒事小，最为关键的是，那么多失地的农民该到哪里去就业？ 五年以后的一份数据证实了我当初的猜测。据某杂志报道，泡泡奶销售收入在被吹嘘为“赢得了8亿元订单”的1998年，其实际销售约3000余万元，2001年约5000万元，最高峰的2007年不超过17.6亿元，2008年约12.3亿元……泡泡奶公司用来吸引代理商的一个重要砝码——高额返利摊薄了企业的利润。一位曾在泡泡奶公司工作多年的中层干部称，50%左右的毛利到最后仅剩下不到10%的净利润，基本是采取薄利多销的方式……谁都明白，食品行业是一个轻资产、重流动性的行业，你二三十个亿的总资产，只做了十来个亿的销售，这样的资产配置迟早会出问题。 泡泡奶公司豪赌成功，戴成武是江南人，这让他的家族势力在江南变得越来越强大。不仅其家族成员骄横，他企业里的高管更为跋扈。他们仗着企业老板来头大，实力强，根本就没把地方协调官员放在眼里。山庄项目开工后不久，当地一部分村民因为涉及一点点青苗补偿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还有少数失地农民想承揽一点土石方工程，从而发生阻工。泡泡奶公司把阻工的农民轰出办公楼，一个电话直接打给柳市长，柳市长让我马上赶过去协调。 我到现场一看，所谓的青苗不过是十几兜白菜，50块钱就可以解决问题。农民拖土的问题，同样的价格，给人家是拖，给失地农民也是拖，何不照顾一下呢？我满以为能够很容易就协调得下来，便当即向阻工的农民表态：“你们先让开，莫影响施工，我负责帮你们解决问题。”我满怀信心地跑到泡泡奶公司江南公司办公楼，敲开了泡泡奶公司江南公司项目负责人的办公室。秘书把门打开，我一眼瞥见了戴成武的第二任妻子，曾因主持电视节目大红大紫的名主持马萧萧。马萧萧退出娱乐圈以后即嫁给了“戴泡泡”。戴的前妻和戴育有一子，离婚后至今未再嫁，而是选择了留在集团忠心耿耿地为前夫打理生意。 此刻名主持就坐在里面那间房里，早已没了往日的星光熠熠。我们近在咫尺。她看见我进去，瞟了我一眼，神情冷漠。江南公司项目负责人见我进门，停止了和明星老板娘的交谈，收起笑容，望着我，神情傲慢。我对他说明来意，希望他在与农民的小矛盾方面作一些让步。那位负责人一听勃然大怒：“这些农民都是刁民，泡泡奶公司不和刁民打交道。我们来这里投资，只负责出钱，其他的事情你们政府去摆平。” 对他的态度我非常反感，但必须保持克制。我强压怒火心平气和地对他说：“协调的确是我们政府应尽的职责，但还要你们企业配合才行呀。50块钱和一句话就可以解决的事情，何必把它搞得那么复杂？” 那位负责人非常傲慢，道：“一分钱都不给他们补，一车土也不给他们拖。你协调得下来就协调，协调不下来就换人！” 对于他的傲慢，我只能忍耐，如果因为我的不冷静，导致投资停顿，我无法向江南人民交代。我沉默片刻，有意识地让他冷静一下。见他火气小了一些，我开口道：“您看能不能这样……” 不等我把话说完，他用右手指着我，咆哮道：“你回去，我不和你谈。在江南我只和两个人谈，一个是市委书记，一个是市长！” 他的这句话严重地伤害了我的自尊。我愤怒地望着他，强忍着怒火对他说：“您可以不尊重我，但您必须尊重江南市人民政府！”说完，我离开了他的办公室。自始至终，那位明星老板娘一言未发。我出门的时候，她看了我一眼，目光中充满了蔑视。 “不出五年，泡泡奶公司必倒！”当天见到老童，我仍然心绪难平地预言。老童问：“何以见得？”我叹了一口气道：“不懂得尊重人的企业死得快，不懂得尊重地方政府的企业死得更快！” 五年后，我的预言被完全兑现了。豪赌的泡泡奶公司盲目自大，疯狂扩张，在资金链断裂以后，孤注一掷和英联、高盛、摩根三大投行签下对赌协议，在三鹿奶粉事件和国际金融危机双重打击下，泡泡奶巨人轰然倒下……我很庆幸，自从和其江南公司负责人发生冲突以后，市长不再让我参与泡泡奶项目的协调。云林山森林公园新来的主任向我汇报，说泡泡奶公司要托管云林山，谈到了1500万他们还不肯，老是搬出政府领导向他施压。我对他说：“宁可发展慢一点也不能卖祖宗。1500万30年的价格太低了。价格低还在其次，如果他们真金白银地投个几十亿，低点也无所谓，关键是泡泡奶公司靠不住，泡泡奶项目更靠不住。我建议你别和他们谈。领导压你你可以发动群众抵制。千万记住一点，你自己不要出面硬顶，要学会保护自己。”那主任说：“我也是这么想的，在我的任期内我不打算再和他们谈托管……” 感谢云林山森林公园主任。如果当初他稍微迎合某些领导的意图，脑壳一发热将云林山托管出去了，其后果不堪设想。就在我即将离开江南的时候得到消息，泡泡奶公司以江南项目1500多亩土地在花旗银行抵押贷款了1.6亿元，没有如期归还，美国花旗银行发起了诉讼，请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将土地判给花旗银行，以偿还泡泡奶公司所欠下的巨额债务…… 空手道策划激活江南旅游 离开了泡泡奶公司江南分公司那个是非之地，让我找回了尊严。那里好比一个一眼望不到边的沼泽之地，随时随地都有陷下去的危险。我记得有一次开完市长碰头会以后，我搭新来的萧市长的便车回食堂吃饭。萧市长说：“泡泡奶公司就是喜欢搞小恩小惠，今天给个金戒指，明天给根金项链，每次我都叫司机、秘书交给了纪委。搭帮老子过得硬，不然的话就栽了！”末了，他又补充一句：“致远啊，老板没有一个好家伙，不管么子时候，都不要和老板搞到一起，害人害己！” 他说的话理倒是那么个理儿，但人在官场要完完全全隔断与老板的关系是不太现实的。一来老板有钱，可以给你带来项目带来投资，在“gdp”至上的当今社会，“瞩项目论英雄”，谁有项目有投资谁就有政绩。二来老板有来头，人在官场，你可以不爱钱，也可以不贪色，但不可能不想进步。除非自身有过硬的背景，否则就只有在老板身上打主意。 通过老板跑官无疑是最经济最体面的，进贡的钱由老板去送，求人的话由老板去说，请客的单由老板去买，跑来了官还怕你不为他们肝脑涂地？就好比我现在，不贪财我做得到，不贪色我也做得到，但要我挂职一年不干出点政绩来我做不到。政绩从哪里来？靠泡泡奶项目？显然是靠不住的。靠景区？更靠不住。我所分管的两个景区，一个是国有林场，300多号职工靠山吃山，连命都不得活，哪里还有钱搞什么景点建设及活动促销？还有一个托管给了雾岭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后文简称雾岭旅游公司）。 签约的时候，江南人民以为逮到了一条大鱼，很便宜就签给了它，谁曾想协议上的签字墨迹未干，雾岭旅游公司的老板就因为牵涉到一起腐败案而锒铛入狱，不仅投资成了一句空话，就连江南公司的正常运转都成了问题。靠财政？谈都莫谈。每年1.9亿元的财政收入连吃饭都不够，哪里还有闲钱来做旅游？更何况，在所有江南人的脑子里根本就没有旅游这个概念。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玩空手道。即策划一个好的方案引老板上钩，借老板之力，达到营销景区的目的。官方的解释是：“政府主导，市场运作。” 我将我的想法向邱红霞副市长做了汇报，邱副市长对我的积极主动很赞赏，说：“你的这个思路很好，放开手去干吧，在权限范围内我全力支持你。”取得邱副市长的支持后，我把目光瞄准了果真婚纱影楼。我找到影楼老板，对他说我正在策划一个“飞跃洞庭——浪漫银砂热气球空中婚礼”的活动。按照我的想法，将参加热气球空中婚礼的新郎新娘兵分两路，一路通过竞拍的方式，选拔两对新人乘坐热气球，从银砂滩景区起飞，飞往云梦商业步行街降落；另一路乘坐清一色的奔驰轿车到达商业步行街，与热气球会合。活动以江南市人民政府的名义举办。由于政府精力有限，想找一家婚纱影楼合作，条件是政府负责热气球租赁的费用，并负责本地有影响的媒体对活动进行宣传推介，其他费用及活动的组织全部由影楼负责。影楼可以以江南市人民政府的名义招募新人，对每对参加浪漫婚礼活动的新人可以适当收费，所有收入归影楼所有。 影楼老板认认真真地看过方案，觉得有利可图，二话没说就签了合约。我又回过头来找到雾岭旅游公司江南分公司的总经理，给他施压。我对他说：“你们公司遇到了麻烦我能够理解，要求你们马上有大的投资进来恐怕不现实。在大的投资没有启动前，你们应该拿出一点点小钱搞搞活动做做人气。人气做旺了，说不定吸引其他的大老板来景区投资，这样一来不就解了你们的燃眉之急？”那总经理也急于想干出成绩，便没向总公司汇报就直接对我做出了承诺：“江南公司马上成立活动招商部，所有活动经费除由影楼承担的那块以外，全部由公司以市场筹集的方式解决。” 资金难题解决了，活动进入紧锣密鼓的筹备阶段。为了把活动影响做得足够大，我让景区制作了一个网站，号称向全国招募一千对“网婚新人”参与“飞跃洞庭——浪漫银砂热气球空中婚礼”，这个创意引起了央视的兴趣，他们致电活动组委会表示将派人参加。 活动如期举行。电视台的两名记者在活动前一天傍晚赶到了江南。我亲自前去迎接。因为政府没有拨钱，尽管事先我开了一个协调会，要求街道沿线各单位悬挂几条宣传横幅，但由于我只是一个挂职干部，说话的斤两不够，所以直到活动举办前夕，街上依然看不到几条与活动内容相关的宣传横幅。央视记者对活动产生了怀疑：“这么大的活动，街上怎么一点气氛都没有呢？”我颇为尴尬地解释：“活动举办地点离县城还有19公里，办节的气氛在那边呢。” “哦……”记者将信将疑。 我带他们先去住宿。所有活动的住宿用房，全由一家民营宾馆提供赞助。那家宾馆外观很普通，没有大堂，但房间的装修和设施较为豪华。记者以为我给他们安排的是普通招待所，便在宾馆门口磨磨蹭蹭，不想进去，并流露出了放弃采访的意图。我凭借三寸不烂之舌，竭力挽留。我解释说：“没办法，这里的老板都没读过多少书，有一点空间就改了门面，所以这里的宾馆都没有大堂。您别看这家宾馆外表不咋地，里面的装修还是蛮豪华的。这家宾馆刚刚开业，这是我们县里条件最好的宾馆。要不先将就一个晚上？”记者们被我的诚恳所打动，终于进了房间。 10月8日一大早，我和邱红霞副市长早早地来到107国道江南收费站，迎接前来参加活动的云梦市张书记一行。见面后张书记同我握了握手，没有说话，但手握得很紧，很有力。我明白，此时不需要说话。因为，张书记能亲自来参加这项活动，就是对我工作最大的支持与肯定。 那天天公作美，阳光灿烂。我心里暗自得意，这可是我来江南以后的旅游策划处女作啊，政府没给一分钱，再过几个小时，我就要大大地露脸了…… 领导的车队缓缓地开进了千顷银滩。活动现场彩旗猎猎，热闹非凡。活动于10点28分准时开始。官样化的议程很快就走完了程序。市里来的领导走完了官方议程就匆匆离开了，他们前脚走，后脚就发生了意外，而且意外连连。 第一个意外是热气球失火，差一点没能升空。按照既定的议程，领导宣布“某某节开幕”后，热气球即马上升空。可是，礼炮过后热气球没能升上天空。我赶紧跑过去问，机械师告诉我，鼓风机出了故障，发不动了。我很着急，追问：“还有其他的办法没有？如果热气球飞不起来，这个丑就出大了，那些新郎新娘还不吵翻天啦？” 机械师也很着急，喊了许多人来帮忙。他让大家把热气球的进气口张开，拼命地使劲攘，想通过这种办法把空气攘进球体内，攘的同时，机械师点燃气瓶向球体内喷火。第一次喷火时发生了意外，大火喷在了球体上导致热气球失火，幸亏众人扑救及时，但还是留下了很大一个窟窿。我跑过去一看，心都凉了，那么大一个窟窿，气球还能飞起来吗？即使飞了起来，气球还安全吗？热气球驾驶员拍拍胸脯说：“没事，现在最紧要的是让它先飞起来。”于是，我不再言语。我一开口他们就有压力，越有压力他们就越惊慌失措。 手忙脚乱近一个小时后，被烧了一个大窟窿的热气球总算飞了起来。新郎新娘们涌向热气球，争先恐后地想体验空中婚礼的浪漫。本以为活动会顺利地进行下去，意外再次出现，婚纱影楼的老板出尔反尔，认为没赚到钱，要求景区负担婚礼车队往返的租金。雾岭旅游公司江南分公司总经理认为，合同上写得明明白白，由他们所管的景区出这笔钱不合理。婚纱影楼老板威胁道：“你不出这笔钱，我就把参加婚礼的新郎新娘全部撤走。” 双方僵持不下，婚纱影楼老板吩咐手下撤兵。我一看形势不对，急忙拦住他道：“做人要讲诚信，你这样做让我们下不来台，记者在看着我们呢！”婚纱影楼老板一听更加有恃无恐，大声道：“你们下不来台管我屁事，你们今天不把车费给我，活动就不搞了！”我愤怒到了极点，来了一句“国骂”：“你他妈的真不是人，我怎么瞎了眼找你来合作！”婚纱影楼老板冷笑一声，招呼所有的新郎新娘上车准备真撤。 记者看不过去了，走过来对我说：“您是领导，别和他一般见识，忍一忍，把活动搞完算了。”我一听，醒悟过来。我得顾大局呀，于是我赶紧跑上去对他说：“这样，你那三千块钱我担保，活动搞完以后我帮你追到位，景区不出我人民政府出。如果你不放心，我打欠条，怎么样？”老板见我很诚恳，总算答应配合把活动搞完。原本下午3点可以到达云梦市区商业步行街的，一直拖延到5点半热气球和车队才到达…… 活动最终取得了成功。许多人看了电视上关于本次活动的报道，纷纷打电话或发短信祝贺我，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我本以为我是本次活动的最大赢家，其实不然。一回想起我一个堂堂的政府官员为了区区三千块钱路费，和赞助商在媒体面前骂大街，便感觉无地自容。那种心酸，那种羞愧，至今无法磨灭。我常想，如果当时政府能够给我拨一点点活动经费，或者假如当时我的口袋里有三千块钱现金，我会如此丢人现眼吗？ 其实，丢人现眼还不是我最痛苦的。我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为了在江南和云梦领导心目中“一鸣惊人”而霸蛮做工作，让雾岭旅游公司江南分公司总经理办活动，最终导致他丢了饭碗。活动结束后一个月，总公司将他炒了鱿鱼，理由是：一、不请示不汇报，擅自举办“空中婚礼”亏损10多万元；二、处事轻率，懵里懵懂将活动招商都承包给骗子，不仅没有招回一分钱的商，反倒被骗6万多元…… 那位总经理离开江南的时候，我特意请他在大排档喝了一餐啤酒。我很内疚地对他说：“策划这个活动的时候我希望你我都是赢家，没想到会出现这样一个结局。”他道：“我们俩都是给人打工的，打工仔永远都不可能是赢家，真正的赢家是江南！” 的的确确如此，“银砂滩热气球空中婚礼”，第一次让诸多国人记住了江南。从此以后，江南旅游开始以创意的姿态，在中国旅游市场粉墨登场。 第四章 主管教育，混乱局面用强力 在中学校长竞选会上，我强硬地宣布：从即日起教育系统全面冻结人事，实行“三脚踩死”，即三年内农村教师不准调动进城、城区教师不准调进机关、普通教师不得提拔搞行政。大规模裁减各中小学校行政职数，用三年时间消化过于臃肿的教育行政机构。 ●迅速化解两起“校园要案” 对于我在江南的突然空降，几乎所有的江南人都充满了猜疑。各种小道消息到处流传，传得最多的莫过于我是张文昊书记的亲戚。就连书记、市长都不知道我的底细。我的恩师、云梦市旅游局章文雄局长了解到这种情况之后，有次到江南来，便问柳市长“将如何安置致远”，从不轻易表态的他望着陪同在身边的邱红霞副市长，不假思索地答：“红霞走，致远来！” 在我的官样年华中，我对三个人特别感激，这三个人以不同方式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否则我也干不出那些微薄的成绩：张书记将我“引进”官场，章局长诚心诚意地对我进行栽培，邱副市长对我大力支持，因此初来江南的我，才能迅速地在这里打开局面。 没过多久，柳市长把我喊到他的办公室，突然交给了我一项任务：“教育太腐败，你去好好地收拾一下！”从他的口气中我得知，邱副市长调离江南为时不远了。因为她忙于调动，江南的教育几乎处于真空状态。柳市长给我打气道：“你年轻，能力强，又初来乍到，在这里没有筋筋绊绊的关系，你可以大刀阔斧地干，不要怕，搞出问题来了我替你担担子。” 柳市长的一席话，说得我热血沸腾。尽管从心底里感激他对我的信任，但因为不会说官话，我只表了一个态：“尽我最大的努力试试看吧。”然后，我就出了他的办公室。 刚出办公室，我就接到了教育局长阮胜利的电话，他的消息倒真是灵通。一番客套之后他向我汇报说，位于市中心的塌西湖中学，发生了一起公安干警猥亵女学生的案件，学生家属找到学校闹事，要求学校承担责任。我一听，感到事态严重，如果处理得不好，不仅影响江南教育的声誉，更有损江南公安队伍的形象。我赶紧通知公安局、教育局以及纪检监察部门的领导，赶到政府来集合，由我率领紧急赶往塌西湖中学。 时令已进入深冬，雪花飞舞，霎时间将天地粉饰得白茫茫一片，盖住了往日可见的丑陋。行车途中，教育局长详详细细地给我讲解教育战线存在的各种问题，仿佛所有局党组成员中就他一个人最清白。 其实，关于江南教育的腐败我是早有耳闻的。人们对教育线上反映最多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农村教师进城论公里卖”、“中学行政提拔的名单怀里揣”、“学校养猪比育人更专业”、“教育乱收费收得高考质量上不来”。其实，这几种现象早已成了江南教育界的“顽症”。 曾经，有一个朋友来找我，想把他的侄女从乡村调往郊区中学任教，被我一口回绝了。第二年我没管教育之后无意之中聊起这件事，他说，教育战线太黑了，他给某某某送了六万块钱，才把他侄女调到近郊一所中学。到那个时候，我才真正相信民间传闻的真实性。可以想象，那些凭真本事考到指标却因没有关系流落最偏远乡村的教师，基本上是进城无门，除非出卖色相。 我曾亲眼见证有这样一位女教师，在电话里向教育局长提出这样的交易。有一天晚上，我正和教育局长老阮在我的办公室里谈工作，老阮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开口讲了几句话，气得他脸涨得通红，骂了一句：“没规矩！”我问老阮：“是谁？什么事？”他窘窘地回答：“一位乡村女教师，说是只要我把她调进城，她愿意陪我睡觉，真是岂有此理！” 我刚接手教育的时候，从教育局人事科长那里把教育系统的干部名册调来看，结果把自己吓了一跳，每所农村中学的教务、后勤、安保等部门，居然普遍平均配备了副主任两到三名。我质问那位科长：“一所小小的乡级中学，要这么多行政干什么？”人事科长回答：“没办法哟，打招呼的领导太多了，个个都是爷，得罪不起。一个副主任，连副股级都不是，照顾就照顾吧！”我很反感他的这种态度，正色道：“这也照顾那也照顾，都照顾搞行政去了谁来教书育人？” 看来，外面的传闻并非空穴来风。许多江南人开玩笑说，寒暑假一放，教育局的领导就开始“分赃”，一到研究人事，每个人口袋里都揣着几个“准提拔”名单。此言不虚。我记得我第一次主持教育局党组会议讨论人事调整工作时就是这样，每个局党组成员都会提出一到两个建议提拔人选的名字。门外更是热闹非凡，想提拔的人早早地将走廊围了个水泄不通。讨论过程中不断有领导、朋友打电话进来，要求提拔某某某。 有一位提拔心切的中学教师，乘我上厕所之机把我堵在门口，霸蛮地让我接他在云梦某局当副局长的哥哥的电话。我把他吼了一顿：“你越是这样我越不提拔你！”当年我还真的没提拔他，尽管教育局长和我说了无数好话。可就在我前脚调离教育线，他后脚就得到了提拔。 拜金主义已严重腐蚀江南教育系统，师德沦陷已成为困扰江南教育最大的问题。学校为了创收，大办食堂、养猪场；老师为了创收，家里办起了补习班。江南有所中学，其养猪场的规模有千头之多。我曾毫不客气地批评这所中学的校长：“你养猪比育人更专业，送给你个外号，叫‘养猪校长’如何？”那位校长感到委屈，辩解道：“这能怪我吗？国家转移支付到教育上的钱，到了你们政府扣一道，剩下的到了教育局又扣一道，最后落到我们学校里就只剩下一点渣滓。每年我们好不容易收一点学杂费，教育局还要调节走一部分。现在的教师现实得很，福利不好不仅教书不好好教，还公开租房子把学生带到家里办起了‘分校’。为了笼络这些老师，我们又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办食堂搞养猪场啰。” 在江南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不出文化名人尽出主持人。江南教育功利性太强，把精力花在了创收上，只顾乱收费，不顾教学质量。乱收费收到最严重的地步，是逼迫学生在学校吃早餐，即使学生家住在学校围墙边上，也必须在校就餐，否则不准入学。办学方针不对，教学质量自然上不去，为了弥补文化生质量上不去的缺陷，就把精力花在了培养特长生身上。江南的小专业无论从规模上还是升学率上，在整个云梦地区都是首屈一指的。我去江南的时候，江南已好多年没有考上过清华、北大的学生了。值得欣慰的是，清华美院的特长生倒是出了不少。如果没有清华美院，江南教育真的是无地自容！ 雪越下越大，塌西湖中学临街并没有出现乡亲们堵路的过激场面。公安局长解释说，这边的老百姓老实本分，一般不闹事。我舒了一口气。在信仰普遍缺失的年代，这些父老乡亲们还能够保持这样淳朴的本色，实属不易。 很快，我见到了学生家长。一共有三个女生遭到了猥亵，其中一个因性格刚烈未遂。那个所谓的干警，曾经是一名正式干警，由于犯作风错误被开除出公安队伍。考虑到其父亲是公安局的领导，局里将他安排到塌西湖中学所在片区派出所，当了一名工勤人员。谁曾想他屡教不改，以办案为名先后强行将三名女生带到宿舍，要她们脱掉衣服检查。有两名女生胆小，受到了猥亵。家长们没有提出过多过分的要求，只是要向学校讨个说法。 我了解了详细情况以后，代表政府向家长们道歉，同时做出三点指示：一是公安、监察机关要抓紧办案，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二是学校对学生做出适当的精神补偿，并安排心理辅导老师对受害学生进行心理辅导，具体赔偿数额，由学校和家长协商；三是纪检、监察部门立案，对学校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问责，一个星期之内拿出处理意见…… 对于我提出的处理意见，家长们感激涕零。返回江南时，已至深夜。离开前，我反复交代学校和公安部门的领导，一定要妥善处理，不能够把矛盾上交，一旦被媒体捅了出去，江南在全国就“臭”了。 作完指示，我在心里留下了一个苦笑：不知道这属不属于瞒报！ 塌西湖中学“干警”猥亵女学生的案件刚刚平息，江南的校园内又发生了一起影响更大的恶性案件，春草中学两个学生斗殴，致一人死亡。本来这只是一件普通的、突发性的刑事伤人案件，但由于社会上早就对春草中学重创收轻治校、学校治安秩序极度混乱的现象严重不满，加之死者亲属在当地很有势力，以学校老师见死不救、学校允许学生携带管制刀具进课堂等为理由，纠集千人，陈尸校园，并到处散发告状材料，扬言要抬尸进京闹“两会”。 我平生第一次单独处置如此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如何平息，心里没底。当时，柳市长在省里开会，我只能电话向他请示。我冷静地思索一番，建议成立事件处置小组，管政法的副书记、管教育的副书记和我参加。柳市长同意并支持我的方案，立马通知这些领导到岗到位。 出事那天是星期五上午。我得到消息时离案发已有五个多小时。当时，学校校长不想将事态扩大，想多花一点钱以最快的速度平息此事。学生家长开出了赔偿100万元的天价，致使谈判破裂。学生亲属拥向医院抢出尸体向校园转移。教育部门眼看局面失控，不得不打电话向政府求救。待我接到电话赶到人民医院时，死者亲属近百人抬着尸体拥出大门。 我想冲上前去做说服工作，被阮胜利局长一把拉住：“这个时候千万莫出头，死者亲属红了眼，情绪已经失控，巴不得把事情闹得越大越好，正愁找不到领导出气，你这个时候出面肯定会挨打。我的建议是您暂时回避。” “这个时候我怎么能回避呢？”我反问一句，然后走上前去，大声地喊了句，“请大家冷静，我是……” “滚开！”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将我掀开。 已赶到现场的派出所副所长大喝一声：“你莫乱来！有么哩要求坐下来好商量。” “没得商量的余地，老子把自己的儿子抬回去办丧事也不行？”那汉子一吼立马有上百号人围了过来。不得已，副所长只得把我拉到一边，让他们暂时发泄。很快，有人用东风大卡拉了一车礼花弹，死者亲属抬着死者尸体，高密度地放着礼花弹直奔春草中学校园。 “这是江南历史上最恐怖的一次群体性事件，一万多块钱的鞭炮把江南城都快炸塌了！”事后，老百姓如此评价。 事情变得越来越不可收拾。死者家属把灵堂搭在了校园的操场上，扬言没有一百万他们就把死者埋在校园里。面对恶化的局势，由我牵头，召集政法委、宣传部、派出所、教育局等单位负责人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明确成立“善后”、“谈判”、“安保”、“宣传”四个组，教育局负责“善后组”，主要是办好丧事；市政法委牵头“谈判组”，负责谈判；派出所牵头“安保组”，负责调度警力，控制事态恶化；市委宣传部牵头“宣传组”，负责媒体接待，统一报道口径。我的任务是分管“谈判”和“宣传”，必须在星期天晚上以前把矛盾解决。 领导小组第一次碰头会散会以后，我立刻组织谈判组的同志又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分析形势，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长期战斗在维稳一线的同志谈了些想法，说处理这类问题的绝招只有四个字：拖、磨、摸、攻。 所谓“拖”，即拖延。在矛盾爆发的初期，要尽量采取拖延的办法，真情安抚，热情接待，不谈补偿。拖延的目的是让当事人情绪稳定下来。情绪不稳定时当事人要价高，这个时候去谈，什么问题都谈不拢。 所谓“磨”，即“耐心地劝和”。要发动当事人单位领导、老屋里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村支部书记、村长、亲朋好友以及在其政府部门工作的亲属24小时不停地轮番劝解，瓦解当事人的心理防线。同时让教育局的同志不间断地和他们讨价还价，谈不拢不要紧，坚持不厌其烦地谈，就是要谈得他们自己产生疲劳厌烦情绪。他们厌烦了，疲劳了，离解决问题也就为时不远了。 所谓“摸”，即安抚。也就是说能够满足当事人要求的要尽量满足，用最大的温暖去感化他们。 所谓“攻”，即进攻。该硬的时候一定要硬，打蛇要打七寸！ 我觉得他们说得非常在理，便同意了这个方案并责任到人。春草中学校长巴不得赶快息事宁人保住乌纱帽，就征求我的意见说：“对方同意60万了难，可不可以？” “绝对不行，这一次把赔偿的标准搞高了，以后再出现类似事件怎么办？水涨船高，会乱套的！”他的话音刚落，当即被我断然否决。 按照“拖”的办法，第一个晚上事态变得相对平静。短暂的平静之后是媒体高峰的到来。第二天，闻讯赶来的记者在灵堂周围集结。记者们最感兴趣的有两点，一是究竟是不是像家属所说的那样“见死不救”；二是学校为什么会允许学生把管制刀具带进教室。我自己是媒体记者出身，懂得如何应对。我交代宣传组的人，凡是来了记者就把他们带到我这里来，由我来应付。对于如何控制舆论导向，我心里还是有底的。因为我在新闻部门摸爬滚打了多年，好多媒体跑新闻的和我都是朋友，即使没有深交也曾混个脸熟，即便完全陌生，只要开聊，难以割舍的媒体情结大都会引起共鸣。 果然，闻风而来的媒体记者绝大多数都是我的熟人，经我一解释，拿了一份事先由宣传部拟好的通稿，酒足饭饱地回去交差去了。期间也发生了一点小小的意外。著名的新闻记者韩江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了江南，既采访了当事人及其亲属，还采访了许多学校周边的百姓。正当他要离开灵堂的时候和正在暗自观察事态发展的我碰了个正着。一看是他，我就知道比较难缠。我太了解他了，他在《云梦日报》时，我在《云梦法制报》，市里凡有大型活动我们就会碰面。在圈内，他属于那种“新闻原则性”很强的人，什么事情落到他的手上很少有回旋的余地，更何况他如今的身份和知名度！ 没办法，明知他难缠，我还是要去缠。如果他发了通稿，我这个分管教育的县领导首当其冲处分难逃呀。我装出一副很热情的样子，隔老远向他招手：“哎呀，韩大记者光临江南怎么连个电话都不打啰？太看不起兄弟我了吧？”韩江赶紧上前，紧紧地和我握手：“哪里哪里，我这不正要去看你嘛，刚好在这里碰到你了。”我明知故问道：“你带车了吗？”他顺手指了指身旁的一台小车：“带了。”我不由分说自己把车门打开对他说：“走，找个地方喝茶去。”韩江犹豫片刻：“要不先到宣传部去，我要传稿子。我们是兄弟，绝不为难你，正好你可以看一看，觉得哪里不妥可以当面修改。” 接着他又当着我的面给他的“老朋友”柳博温市长打了个电话，向他通报正和我在一起，同时拍胸脯保证不会给他添乱。他能这么表态我真的很高兴。当我们来到宣传部办公室以后，打开他的文档一看，我倒抽了一口冷气，他的报道基本上是以受害者家属口述的形式对事件展开报道的。我有些不高兴，一连问了他几个问题：“受害者家属的话你也全信？谁说老师见死不救了？老师见死不救那是谁第一时间把他送到医院去的？学生偷偷地把管制刀具带进了教室，只能说明春草中学管理上的确存在漏洞，怎么能就此推论学生带刀进出校园学校熟视无睹呢？” 韩江有些尴尬：“你也是个老新闻了，你说怎么改？”我就汤下面，一段一段地提出我的修改意见。碍于情面，大部分我觉得不满意的地方他都按照我的意见修改了，还有两处他说还要斟酌斟酌。乘他斟酌之际，我去上了个厕所。待我返回时，他已经将手提电脑收了起来。 我问他：“你发出去了？” 他答：“发了！” “乘我上厕所的时候发的？” “是啊，有什么问题吗？” “你怎么能这样对待兄弟呢？还有两处没改呢。” “兄弟，我已经够给你面子了。我写的稿子从来就没被人如此大修过。你也是搞新闻的，也要理解我的立场。都像你这样，我怎么完得成任务？” 既已如此，我也不想和他再争辩什么。好在稿子已被我大修，即使发表也不会引起太大的麻烦。我对宣传组的人说：“把韩记者招待好，我还得去善后，就不陪了。”说完，便和韩江礼节性地握了个手，随即离开去处理别的事情。 媒体记者的被疏导劝离，突然激发了受害者亲属的情绪。他们坚持要学校赔偿60万，否则就地下葬。星期六晚上11点，少数亲属不顾劝阻拿起铁锹开始在操场上挖坑。我闻讯后带着教育局长阮胜利来到现场，大吼一声：“你们这是在向政府示威，在向政府挑衅！我正告你们，如果星期天晚上12点钟以前不将尸体移走，政府将调武警强行火化！” “你是牛鸡巴日的市长，打死他！”受害者的一位正在挖坑的亲属大喊一声，一群人随即向我们这边围堵过来。我心里有些紧张，但仍然故作镇静，大大咧咧地和随行人员往来路撤退。好在围聚的人只是骂骂咧咧，没人真敢动手。直到我们撤回了临时指挥部，还能听见那些人粗鲁的骂声。 谈判一直持续到星期天晚上六点，因为赔偿数额差距太悬殊陷入了僵局。就在我焦头烂额之时，有人突然推荐了一名科局级领导。此人唱夜歌出身，或许能从迷信的角度找到突破口。别无他法，我只好给那个局长打了个电话，让他赶紧赶到临时指挥部来。我当面给他交代了三点： 一、学校只负有管理不善的责任，不存在赔偿，只能给予人道主义援助，鉴于杀人者家庭困难，短时间民事赔偿难以到位，由学校先行垫付，今后再由学校根据法律向凶手的法定监护人进行追偿。 二、赔偿金额不能超过30万。 三、今晚十二点以前必须把尸体移出校园。 那位局长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执行力超强。他二话不说，领命而去。当时钟指向22点时，校园内响起了猛烈的鞭炮声。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出殡了。半个小时以后，校园内恢复了沉寂，那位局长笑呵呵地走进临时指挥部。我问他用了什么绝招。 他回答：“也算不得么哩绝招。我只对死者的父亲说了一句话：‘你们已经为儿子在老屋里做好了阴宅，超过晚上12点钟不埋进去阎王爷是要收人的，阎王爷到时候要是收不到人，你的屋里就还要死人。’死者父亲信迷信，没得退路，就提出不包含已经由学校花费的丧葬等费用，另外补偿30万。我一听心里有了底，也没向您请示就直接答应了他。” 我点了点头，对他说：“辛苦你了！” 回去的路上，我大发感慨：“做梦都没有想到，忙活了三天三夜，最后解决纠纷居然靠的是迷信！” 惩治关系网，我撤了俩校长 春草中学校园血案，帮我打开了全面整顿教育的突破口。在江南影剧院，由我主持召开了江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教育千人大会，将江南教育存在的问题全部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我一连串地向教育界发出质问：“有几个语文老师能够写得出一篇像样的作文？还有多少老师能够令他们的学生永生怀念？” 千人大会的召开，为我在江南教育界树立了绝对威望。但同僚们对于我的这种激进并不看好，大都抱着一种观望态度，看我究竟如何处置春草中学的校长。有人甚至当面开我的玩笑：“你有本事就撤了他的职！”我不以为然，道：“撤个校长有何难？”那人诡异一笑：“那你就撤撤试试看！”我倔强地回答：“我还真要撤了他。” 嘴上虽这么说，我的心里还真没底。据“内线”反馈过来的消息，春草中学的校长可不简单，学校治安管理得不好，养猪却养得好。因为学校伙食差，学生难以下咽的饭菜都养了猪。因为喂猪的料是纯天然的，所以出栏的猪也纯天然，肉呷起来沁甜的。每年市里面不晓得多少领导都呷过他送的猪肉。呷了他的猪肉嘴软，真要撤他的职，那些呷过他猪肉的领导们绝不会袖手旁观。 关于如何处置这位校长，教育局的态度更加暧昧，绝大多数班子成员主张，给他个处分让他继续主持工作算了。市纪委的态度也不明朗，查来查去，迟迟不做结论。只有我的态度最坚决：“只会养猪的校长留他做甚？”校长听到了风声，发动所有的关系，到处托人找我说情。江南政界几乎三分之一的人物都给我打了电话，希望我放他一马。动他，还是不动他？我在心里反复权衡，总是举棋不定。不动吧，民愤太大，老百姓对于子女在春草中学就读伙食差、乱收费、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早已怨声载道；动他吧，他背后那张筋筋绊绊的大网实在让人生畏…… 旧烦恼未毕，新的烦恼又至。春草中学校长还没有被撤，塌西湖中学校长撤职的动议又摆上了我的案头。说起塌西湖中学校长的故事，颇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他不仅没从上次“干警校园猥亵女学生案”中吸取教训，反而主动上门来找我，想借助政府力量拆了学校围墙边一户居民家的猪圈，没想到因为这个猪圈，把他的自私自利暴露得淋漓尽致，并最终落得个被撤职的命运。 那天他本来是去找柳市长的，市长一听是教育上的事，就让他来找我。他将一份以塌西湖中学名义打的报告交给我，请求政府组织力量对校门口一户居民家的猪圈实行强拆。请求强拆的理由是，该户居民以学校建门头占了他家的地为由要求学校补偿，学校不同意，该户居民就在自家的后院里盖了一个棚子养猪，故意在学校的围墙上凿了一个洞，直接将猪尿猪粪排放到进出校园的道路上，臭气熏天，把整个校园搞得污浊不堪。 我问校长：“这种情况持续多久了？” 校长回答：“几个月了。” 我追问：“几个月了？你这个校长是怎么当的？这么一点点矛盾都化解不了，还好意思来找政府？” 校长：“……” 我接着问：“教育局派人去协调过没有？” 校长答：“派了，协调了几轮，都协调不好。” “哦……你先回去吧，待我先把情况搞清楚了再来处理。”我答复他道。 对于校长反映的情况我产生了许多疑点。塌西湖中学的门头建了好些年了，如果单纯是为门头占地产生纠纷，为什么几年以后矛盾才爆发？那户居民胆敢在学校的围墙上凿洞，学校为什么不敢理直气壮地把洞给堵上？ 看来问题并非那么简单。 我决定搞清楚其中真正的缘由。 第二天一大早，我让司机把车停在离校园较远的地方，步行到了校门口围墙边那户居民的门前。我和户主老李打了一声招呼，和他拉起了家常。聊了近一个小时，印证了我的种种猜测，他们一家和学校产生矛盾果然另有原因：塌西湖中学校长的老婆承包了校园里的商店，为了垄断学校里的生意，校长要求各班班主任不准学生到校外商店购物，一经发现，不仅罚站，还要罚款。老李有意见，找校长理论过多次，校长置之不理，还派保安到他店子里捉买东西的学生。老李气不过，才出此下策。 为了验证老李所反映情况的准确性，我问了问旁边的几户居民，居民们肯定了老李的说法。 这让我想起了春草中学的校长。春草中学养猪，塌西湖中学开店，教育怎么反倒成了副业？ 我强压怒火，不露声色地走进了塌西湖中学校长办公室。校长诚惶诚恐地起身，看见我的身后还跟着老李，脸色瞬间变得十分难堪。我也不用拐弯抹角，单刀直入地发指示：“情况我已经调查得很清楚了，你老婆承包学校里的店子有没有经过招投标、是不是以权谋私我暂不追究，做生意嘛，要允许公平竞争；钱是赚不完的，要和气生财。从今天开始，学校不得干预学生在哪里购物。老李必须马上把围墙上的洞堵起来，不得把污水排进校园。如果再因为此事发生矛盾，你这个校长就不要当了！” 指示做完了，老李感激涕零，当即保证，下午就将洞口堵上。校长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会为老李说话，觉得很丢面子，很不情愿地向我保证，再也不把矛盾上交。 当天下午，老李果真把围墙的排粪孔给堵了起来。一个多星期过去了，老李和塌西湖中学相安无事。我在心里很得意地想，教育局协调了几个月都摆不平的事，我几个小时就把它搞定了，这就叫魄力！得意劲还没过去，矛盾再次爆发了。老李的妻子扶着她七十多岁的老娘跪在政府门口大声喊冤。我赶紧过去了解情况。老李的妻子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向我陈述“冤情”：“星期天晚上，学校组织学生看电影，校长为了帮老婆垄断商店的生意，将学生关在校园里不准出门。老李气不过，又把围墙上的洞子扒开了。校长怕领导处分他，就找了一帮‘黑社会’来恐吓我们，恐吓不成，就将我们的店子砸了个稀巴烂。宁市长，您可要帮我们做主呀……” 听完老李妻子的陈述，我把她和她的老母亲扶上我的车，一起驱车来到她们家看现场。现场一片狼藉，地上满是柜台被砸四处飞溅的玻璃渣滓。我当即打电话让教育局长赶到塌西湖中学来，对校长宣布了三点处理意见：“一、停职反省，暂时由局里派人主持工作；二、由学校收回商店的经营权；三、对老李一家受到的损失给予赔偿。” 老李与塌西湖中学的矛盾就此终结。 但矛盾终结并不意味着事情的处理就此终结。我觉得春草中学和塌西湖中学的校长已经严重地背离了我所崇尚的教育道德和教育理想，下决心要撤了他们的校长职务。阻力是显而易见的。每天只要我眼睛一睁，就会深陷说情电话和宴请的围堵之中。对于我的固执，我最要好的一位朋友善意地提醒我：“能过得场就过场算了，给人留后路就是给自己留后路。校长可不是那么好得罪的，他们要是操起蛋来能耐可不小呢，除非你不到江南参加换届选举……”我“执迷不悟”地回答：“都像你们这样，江南的教育就完了！”末了，我又补上一句：“如果你再要说情，今后我们连朋友都没得做！” 朋友说情还好对付，最怕既是领导又是朋友的人出面纠缠。江南一位与我情同手足的副书记打电话给我，让我网开一面，放过春草中学的校长。我懂得领导出面打招呼的分量。什么是领导？领导就是用有限的权力、通过利益的交换将权力无限放大、并利用无限放大的权力、主宰别人政治生命的权奴。这位领导分管党群，只要我人在江南，他就可以左右我的命运。面对他的“招呼”，我必须掂量掂量。 为此，我动了一下脑筋，使了一个小小的计谋回答他：“老兄，很多人在外面风传你就是春草中学校长的保护伞。现在正是你班子调整的关键时刻，我建议你最好回避。春草中学的案子上面非常关注，如果轻描淡写地处理，怕交不得差。春草中学的校长肯定是保不住了。我看撤了也好，如果真撤了，社会上关于你的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那位领导一听觉得蛮有道理，马上就汤下面表了个态：“那就按你的意思办……不过，撤了人家的职还是要把人家安置好，没有功劳有苦劳嘛，人家一辈子混个校长也不容易！” 那年夏天，两个校长被我同时撤职。 江南哗然。 当天晚上，我收到了那位找我说情我却没给他面子的朋友发来的短信：“你飞上了枝头，从此成为了猎人的目标！” 教育乱收费逼我出绝招 当初，柳博温市长和我谈话让我管教育时，他心里比谁都清楚，整顿教育之风的重点不在“调几个老师进城、提拔几个老师‘做官’”，而是教育乱收费。调进城或提拔搞行政的老师再多，老百姓只会骂教育局的官员贪婪，不足以对自己的政治前途产生任何影响。但教育乱收费则不一样，上面盯得紧，媒体“曝”得凶，一旦成为典型，会直接影响政府一把手的仕途。 2003年，江南两所农村中学为了创收，低价购进劣质米粉给学生当早餐，导致学生集体食物中毒，惊动了国务院，差点让当时的市长下了台。老柳放弃交通局长的“肥缺”到江南来当市长，明眼人都知道他只是来过渡的，只等现任书记荣升他便名正言顺地接过书记的位置。在这个节骨眼上，容不得有任何闪失。为什么会选择我一个市长助理去分管在当地老百姓眼里被认为是“肥得流油”的教育口，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我年轻气盛、敢打敢冲；心无旁骛，立功心切。而且最为关键的是，我在江南没有利益羁绊，交给其他任何一个本地官员，都不可能为他动真刀真枪。 我带着一种感恩的心态，接受了任务。当时我想得很天真，只要敦促教育局出台一个严厉的《办法》，明确“谁乱收费谁下台”，就可以吓住那些校长。我把我的想法和教育局长一说，他马上把历年来江南市人民政府颁发的各种制止教育乱收费的《决定》、《公告》等规范性文件拿出来，在我面前摆了一桌子。 我问他：“发了这么多文件为什么还制止不下来？” 他回答说：“积重难返！” 我想，绝对不是“积重难返”那么简单。我试图通过解剖江南教育这个病体标本，找出医治教育乱收费的灵丹妙药。 但是，在真正了解了实际情况之后，我才发现了根治之难。尽管难，却不能成为放任自流的理由。我责令江南市教育局对各校长下了一道江南教育有史以来最严厉的禁令：“谁乱收费谁下台！”禁令一下，效果似乎不错，开学的时候没有收到一个家长的投诉。可开学不到一个月，家长们又开始怨声载道。原来，“我有政策校长有对策”，他们避开开学这个“高危敏感”时期，“滞后”乱收。全市那么多的学校就好像泡在水中的葫芦，摁哪只都不解决问题。迫不得已，我想出了一个妙招，向媒体公布我的手机号码，开通了广大家长向我直接投诉的渠道。号码在云梦发行量最大的都市报《云梦信息报》上一经公布，当日我的手机差点打爆，整整耗尽了两块电池的电量。 投诉不仅仅只有江南的，还有许多外地的。粗心的读者们只看到了《云梦信息报》上的“市长助理公布手机号码整治教育乱收费”，而忽略了“市长助理”前面的修饰定语“江南”，还以为我是云梦市的市长助理，纷纷从河东、河西、大厂等地方打电话给我，要我去查查他们那里的教育乱收费。遇到这种情况，我只能耐心地做出解释。对方大都“哦”一声挂断电话，语气显得非常失望。 向媒体公布电话号码的确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校长们夹紧了收费的尾巴，再也不敢轻举妄动。尽管社会上发出了“宁市长真会作秀”的不同声音，但我依然我行我素。为了检验这一妙招的真实疗效，我悄悄来到了极为偏远的王禾村教学点了解情况。 王禾村村小坐落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全校五个教师（两个公办、三个退休返聘），六个年级三个班共30来个学生，是一所复式学校。经过近两个小时的颠簸到达该校时，正值午饭时间。那时天气尚冷，许多学生仍光着脚丫。每天他们从家里带几把米，放在自带的搪瓷茶杯里，每月交几块钱送到学校食堂里蒸熟，然后到学校小卖部花五毛钱买一包很辣很辣的“垃圾食品”噎饭，那情形看了让人心寒。 看见一位年轻的老师端着一个饭盒蹲在近乎危房的屋檐下就着几片辣椒几根青菜吃饭，我走过去和他闲聊。他告诉我，他父母都是教师，他招教三年，每月工资580多元。妻子住在县城里，没有工作，小孩刚刚出世不到三个月。他每周回家一趟，到乡里往返车费12元，从乡里租摩托到学校往返需花费20元，每月扣除伙食，所剩无几，只能啃老。我问他，除了裸体工资，乡中学就不再发点其他的补助啥的？他叹了一口气，道：“过去呢，乡中学每月还发个几十块钱的补助，自打去年市里面来了个么哩姓宁的市长，硬要治理么哩教育乱收费，断了学校的财路。学校没得来路，只好停发老师的补助。个个老师没得不骂宁市长的娘的……” 我无言以对，默默地走到一个僻静的角落，悄悄派人叫来校长，从口袋里掏出五百块钱交到校长手里，对他说：“这是我的一点心意，给每个教师发一百块钱，只当是这个月的补助。” 校长狐疑地问：“请问您是？” 身边的随行人员刚要开口，被我打断。我对校长说：“别问我是谁，生活如此清苦你们还坚守岗位，我很钦佩！”说完，我带着满腹的酸楚，离开了那个这一辈子可能都没有机会再去的小山村。想起临别时我对校长说的那句言不由衷的官话，真是脸红。其实，我内心里真正想表达的意思是：对你们关心太少，我很惭愧！ 拒绝美色，果断解决医保问题 经过了将近半个月的明察暗访，我将教育系统的情况摸了个底朝天。每一个腐败现象的背后都暗藏着无数个既得利益者。我思考着该从何下手。首先，我得把我的位置摆正。作为政府主管教育的官员，我的主要任务不是揪出几个腐败分子，而是如何从体制上理顺目前教育系统存在的混乱局面。 我把第一个目标瞄向了职业中专。 这是一所国家重点职业中专，由职业中专、教师进修学校、电大等几所学校合并而成，办学设施齐全。可怜的是，两个校区中专学生不足千人，无法生存。为了生计，局里每年给他特批了几百普通高中招生指标，依靠招收复读生度日。上级主管部门多次对江南的职业教育亮黄牌，如果再无改观就要摘掉“国重”的牌子。 我召集教育局党组及职业中专校领导班子成员专题议职教，毫不客气地指出：“人家河东、河西、蓝墨等兄弟县市的‘国重’都升格成了副处级单位，我们还在这里办普高，这是江南职业教育的耻辱！为了彻底扭转这种局面，我看得两步棋同时走。第一步棋是大力支持民办职教，鼓励竞争，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万一‘国重’办垮了，我们就靠民营来撑。第二步棋是坚决取消职业中专的普高招生计划，逼也要把职业中专逼到职教线上来。江南的职业教育搞不起来就是两个原因，一是观念落后，保守僵化；二是没有逼。社会主义不是皇帝执政，不派发皇粮！” 会议一散，取消职业中专普高招生计划的文件立马就发了下去，教育系统反应强烈，特别是相当一部分职业中专的老教师聚集到已经退居二线但势力仍在、偶尔干政的一位老领导那里，指责我和民营职校的老板勾结在一起要把职高办垮。那位老领导气势汹汹地来找我，开口就指责我：“宁助理啊，这么搞要不得呢，职业中专那么多老师要呷饭，你把它逼垮了怎么办？” 我呵呵一笑道：“不逼不行啊，不逼永远也上不得路。您老人家就安心在家里养老好了，这些事情就让我们年轻人去操心算哒，您尽管放心，我会有分寸的。我是读过书的人，会想事，不会乱来的。”老领导一听，觉得我油盐不进，很不高兴，耷拉着一张脸，气冲冲地找市长去了。而柳市长对我的教育整治采取支持的态度，那位老领导的“进谏”自然没有什么效果。 老领导的强势干预没起到作用，在江南成了爆炸新闻。人们到处疯传，江南来了一只“硬腿”，后台硬，自己更过得硬，连“老领导”的话都敢当耳旁风，真牛！这样一来，许多中学校长心里没了底，不知道什么时候撞在枪口上被我摘了官帽。你可别小看了这顶股级官帽，要戴上它付出的代价可不小，越靠近城里价码越高。据民间传闻，城区的校长没得十万八万想都莫想。当然，民间的传闻不一定靠谱，但至少说明了日趋行政化的教育现状。我在心里盘算，名声在外，该有拉关系的上门了。 果不其然。请我吃饭的、约我跳舞的电话不断。我坚守着我的底线，一一拒绝。也有拒绝不了的，就硬着头皮去吃个饭，吃完饭马上就走，不能被这些人牵着鼻子走，不然的话就会越走越远。 有一天，突然接到一位高中同学的电话，他告诉我说来了江南，想请我吃个饭。我欣然前往。进了包厢一看，正如我预料的那样，果然有一位校长在场。 酒至半酣，那位校长半拍马屁半提醒地对我说：“江南是个水很深的地方，每次换届都有副市长落选。不过宁市长您放心，教育系统是个大系统，遍布全市各个乡镇，您的选票包在我的身上。您可莫小看我们这些农村中学的校长哟，在下面也是一方诸侯呢，加之好多人本身就是人大代表，要是串联起来，选落个把副市长不是奇事呢！” “这人哪里是校长，分明就是个政客！”我在心里嘀咕。他肯定是摸清了我的底子，知道我不在乎钱，或许也不贪色，但不可能不在乎选票，所以说起话来有些有恃无恐。我虽不感冒，但未露声色，迎合他讲了一句场面上的话：“好啊，如果组织上给我这个机会还得有劳你帮忙哟！” 他等的就是这句话。一顿肉麻的阿谀奉承之后，他给我敬了一支烟，暴露了他的真实目的：“我目前所在的学校是个农村中学，各方面资源有限，如果能够承蒙您的关照把我调到城里去，我的能耐会更大一点，活动的经费也会更足一点，为您服务起来也就更方便一点……” 我呵呵一笑，用一句官话回避了他的这个问题：“我看当校长委屈你了，你应该去从政。” 校长似乎听出了弦外之音，有些窘，连连道：“哪里哪里……” 吃完了饭，校长提议去ktv唱歌。我说我没兴趣。同学不高兴，说话的口气变得有些僵：“架子莫那么大啰，我来了你都不陪？” 我只好让步：“好吧，不是你来了我真不愿意去那地方，吵死人了，空气又不好。” 同学道：“要与时俱进，时刻与老百姓打成一片。再说了，这么早就吃完了饭，没事干，不可能马上上床睡觉吧？唱唱歌喝喝茶洗洗脚，多爽啊。” 我笑笑，道：“我要干的事多着呢，《颠覆说文解字》这部书就够我写一辈子的了。” 他挖苦我：“算了，写什么鸟书，有几个写书的发了财？既然放下来了，就要放得开。晚上有时间，弟媳妇又不在身边，自由自在，正好享受生活啊……” 一路有说有笑，转眼间来到了江南的“天上人间”——“情人岛”。在狂热的音乐声中，我们走进事先已经预定好的最大最豪华的包厢，一大群姿色出众的女老师早已在那里恭候。老师们轮番上前邀我唱歌、跳舞，我以身体不适为由一一推脱。虽然我俨然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其实骨子里心理防线正在一步步溃退。风情万种的姿态，夹杂着加速荷尔蒙分泌的各种香水和体香的刺激，有些让人难以招架。对于一个妻子不在身边、异地为官的健康男人，要做到坐怀不乱真的很难。我正思考着如何脱身，那位校长坐到了我的身边，把嘴巴贴近我的耳朵和我说私房话：“市长有没有兴趣找一个情人，如果有想法我帮您介绍一个老师。找老师好，不粘锅，有素质，还有情调……” “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啊？”我正愁找不到离场的理由，对他吼了一声，和同学打了个招呼，愤然起身。我刚刚出门，校长还没来得及追出门送我，就被学校的两个离休教师堵在了包厢里面，愤怒地指责校长没钱给他们买医保却有钱在歌厅里莺歌燕舞。好在没人认出我来。乘着混乱，我赶紧抽身离去。 聚会不欢而散。 第二天早上一上班，那两个在包厢里见过面的离休教师就带领一帮老教师将我的办公室围了个水泄不通。我赶紧把门打开，客客气气地请他们进门，耐心听取他们的诉求。老教师们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向我倾诉他们心中的委屈，离休这些年学校居然没有给他们买医保，老年人容易生病，生了病却没地方报销医药费，比农民都还不如。 听了老教师们的哭诉，我感到心寒，立马拨通教育局长的电话了解情况。阮局长回答说：“离休教师的医保按政策归政府买单，但政府将这个包袱甩给了教育局。教育局没有这笔经费来源，只好让各学校自行解决。局里为此事找医保中心交涉过多次，医保中心说财政不拨钱他们就兑不了现……” 我随即拨通了医保中心的电话，和那边商量能不能先开通离休教师们的医保，保费的事由我来协调，我负责去找市长，保证不让医保中心贴一分钱，全部由财政兜底。医保中心那边一口就回绝了我，说这几年国有企业改制挂账太多了，他们承受不起。 三番几次协调不成，我情绪有些失控，在电话里当着老教师们的面狠狠地批评他们：“离休教师没买医保，这样的事情如果捅出去了，江南是要被点名批评的，你明不明白？再说了，你也有老的一天，如果你老了你的单位不给你买医保你作何感想？江南医保中心是江南市人民政府的医保中心，不是你个人的医保中心，离休教师的保费按国家政策全部由人民政府承担，你有什么理由不给他们开通医保？我限定你24小时之内先开通，否则，我会建议组织部门启动问责程序，追究你行政不作为！”说完，我就把电话给挂断了。老教师们显然是被我的行为给感动了，长时间地鼓起掌来。 待老教师们满意地离去之后，我冷静下来一想，糟了，医保中心算是被我得罪了。果不其然，下午上班的时候，我接到了柳市长的电话。他笑着对我说：“离休教师医保的事情给你解决了。医保中心主任很委屈，说你骂了他。他确实该骂，不过，官场很复杂，该骂的人很多，骂一个得罪一个，以后怎么开展工作？作为老兄教你学个乖，雷厉风行、刚正不阿固然要提倡，但更要提倡注意讲究工作方法。在官场上混看上去很强势，其实很脆弱，一定要时时刻刻学会保护自己……” 他的话让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他是真关心我还是在委婉地批评我。 校长竞聘，我与内鬼博弈 因塌西湖中学校长、春草中学校长被撤职，江南教育界一下子空出了两个“肥缺”。那一年的暑假，除了市一中以外，几乎所有的中学校长们都把目光瞄准了这两个位置，频繁宴请局里的领导，天天莺歌燕舞。教育局长老阮隔三差五问我，什么时候研究研究？我总是对他说：“不急不急。” 眼看还有半个月就要开学，学校不能没有校长。老阮心急火燎，和分管人事的副局长及人事科长一合计，拿了一份教育系统人事调整建议名单来找我，我礼节性地瞟了几眼，搁在一边，然后，直接给了他五点意见： 一、两中学校长面向教育系统副校长以上级别的基层领导公开招聘，竞争上岗； 二、在我分管教育期间对教育系统的人事全部冻结，实行“三脚踩死”，即“农村教师进城一脚踩死”、“城区教师进机关一脚踩死”、“教师提拔搞行政一脚踩死”； 三、裁减现有职数，用三年时间消化过于臃肿的教育行政机构，以后，中小学校校长实行一正两副，部门主任不得再设副职； 四、对城区及周边中小学校进行教师队伍大清理，对于吃空饷的和富余的老师全部实行岗位竞聘，落聘的遣返农村中小学校，充实基层教学力量； 五、按市长办公会议精神，从即日起教育局机关所有在编人员不得再拿职称工资，全部按行政工资标准发放！ 对于我提出的五点意见，老阮感到非常意外。如果全部按照我的意见办，那将是一场暴风骤雨似的改革，几乎触及到了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从内心里讲，老阮是不赞成的。对于他来说，再过两年即将退线，能够在换届之前进政协谋个副主席多搞几年更好，搞不到副主席解决个副处级待遇也就心满意足了，没有必要在退线之前把自己推到风口浪尖满城树敌。但我毕竟是政府领导，他不好全盘否定，只好看上去很为难地摸了摸脑袋对我说：“对于第一、二、三点意见我可以没有不同的看法，但对于后面两点意见，建议您再好好斟酌斟酌。” 对于他这种暗暗抵制的态度我很不满意：“有什么好斟酌的呢？既然下了决心改革，就得付出代价。” 他老谋深算地笑了笑，道：“您说的道理我都懂，我年纪一把了，麻绳提豆腐没指望了，没得么哩代价好付出的，您还年轻，还有美好的政治前途，付出的代价可不能太大。您要知道，那些吃空饷的，那些从乡村调进城关富余的，要么背后有大树，要么在领导身上花了大价钱，您现在一句话要把他们赶回去，有那么容易吗？到时候扯出萝卜带出泥，牵连的领导一大堆，您在江南还待得下去吗？再说第五点吧，过去教育局机关都是按照有职称的拿职称工资，没职称的拿行政工资。好多干部，包括我，编制都不在机关而放在二级机构如仪电站那样的事业单位，就是为了工资高一些。这并不是我们江南的特产，其他地方都是这么搞的。如今你们市长开个会说改就要改，机关里大部分人都有职称，这样一改，工资每个月少说要往下垮一两百，多的要垮三百多块！如果这项政策要宣布，最好由你们政府领导去宣布，如果由我去，机关里的人不骂我的娘？” 从他的话里我听出了一些弦外之音，突然之间感到脊梁骨直冒寒气。我很庆幸，幸亏没有贸然启动“城区及周边富余老师向农村中小学校大遣返”行动，否则的话，江南哪里还有我的立足之地？我想了想，对阮局长说：“直接遣返的确不妥。我看改为‘上山下乡支教’，一‘支’三五年，期满成绩突出者可以考虑其返城任教，否则，继续支教。这个计划搞肯定是要搞，不然的话农村里没得老师教书了。但鉴于目前这种状况，可以先往后推一推。你和其他班子成员商量商量，先抓紧落实其他四点意见，你看如何？” 老阮是个老江湖，点了点头，道：“我觉得还是请您出面召开一个局党组会，由您亲自宣布会更有执行力。我朽木一块，不怕付出代价，就怕班子里的某些人看到我行将船到码头车到站，不听我的那就麻烦了……” “好吧。你安排个时间，越快越好。”看到老阮有些为难，我爽快地答应了他。 其实，我本不应该越俎代庖去主持他们的党组会，但老阮似乎很乐意将权力交给我控制。整个江南城传得沸沸扬扬，说是我被阮胜利利用了，因为教育局党组大部分班子成员都不买他的账，连财务股股长都驾驭不了，所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利用宁市长的身份达到控制局势的目的。老阮心里打的什么小算盘我比谁都清楚，我是难得糊涂，大智若愚。 其实，他在利用我的同时，我更在利用他。没有他的配合，我一个小小的市长助理怎么可能短时间内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树立起我的威信？关于谁被谁利用的问题，四年多以后我曾偶遇老阮谈起过这事，他不置可否，道：“利用是一种智慧，上升到商业层面叫商业智慧，上升到政治层面，就叫政治智慧。利用我掌控全局，是政治大智慧；掌控全局之后单枪匹马改革，是政治缺智慧……” “这些话你当时为什么不对我讲呢？”我带点挖苦的口气问他。 他回答：“当时你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听得进肺腑之言吗？” 的确，当时我对困难的估计严重不足，凭血气方刚，逞匹夫之勇，改革的步子迈得又大又急，巴不得江南教育界一夜之间呈现康乾盛世。然而，事与愿违，各类矛盾层出不穷、接二连三地冒了出来。 先是社会上开始传谣，说是塌西湖中学和春草中学校长已经内定，全部都是阮胜利局长早就心仪的人选。不时有校长直接向我打电话咨询，说是这两所学校的校长既然已经内定，问他们还有没有必要报名。我反复地解释，耐心地解释，内定的传言依然在大街小巷四处泛滥。 接着，教育局机关以纪委书记为首，坚决反对教育局机关按行政标准发放工资，上蹿下跳，纠集一帮股室领导要到政府请愿。纪委书记公然提出要到春草中学去当校长保职称工资，在他的鼓动下，有几个股长也吵着闹着要下中学去当校长。 我把他们召集到一起，顺势就汤下面，亮出了我的杀手锏：“政府的决定必须坚定不移、不折不扣地执行，但大家的利益我也应该尽我所能尽可能地考虑。我看这样，凡愿意下基层当校长保职称工资的，本周之内向局党组打报告，尽量满足你们的要求。至于具体分配到哪所学校，由局党组统筹安排。因纪委书记属市管干部，你的去留要报市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我做不了主。如果你真心想挪位置，请你向江南市委组织部打报告，何去何从只能由常委们决定……” 闹事的股长们一听觉得不妙，心有不甘地陆续散去。隐隐约约听到他们边散边嘀咕：“他只是一个助理，找他闹没得用，哪天我们一起去找柳博温……”我赶紧交代身边的阮胜利局长：“对他们的动向一定要盯紧，绝不能让他们把矛盾转移到柳市长那里……” 紧接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内线打来电话“告密”：教育局机关某股长、塌西湖中学某副校长把所有的评委都买通了，明天的竞聘要出大问题。按照我原先的设计，校长竞聘的评委由五部分人组成：分管教育的市级领导、市纪委派两名督察员、局党组班子成员、各股室股长、被竞聘学校班子成员及部分职代会代表。据我分析：一、分管教育的市级领导和市纪委派出的督察员被买通的可能性极小，局党组班子成员及各股室股长派系林立，素来不和，很难取得一致意见；唯有被竞聘学校的班子成员及部分职代会代表被收买的可能性大。二、说明教育局党组出了“内鬼”。谁当评委只有班子成员知道，我再三强调了要严格保密，不出“内鬼”，秘密怎么可能外泄？ 那么，谁是“内鬼”呢？我一张张面孔去对，个个都像，个个又都不像。看来谁都不可靠，最可靠的只有自己。我也开始学得有城府起来，当老阮将所有的评委名单交给我审定的时候，我不露声色。直到竞聘那天早上6点钟，我突然打电话给老阮，把被竞聘学校职代会代表范围扩大到普通教职员工，采取抽签的方式各挑30名代表参加投票。老阮问：“现在都放假了，怕通知不到哦。现在离竞聘只有两个多小时了，搞得赢啵？我斩钉截铁地回答：“搞不赢也得搞，绝不能让竞聘被‘内鬼’操纵！”老阮不再啰唆，赶紧去张罗更换评委的事情。 事情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内鬼”们的阴谋破产了。那个股长和副校长都“顺利”落选。在最终决定这两个校长人选的党组会上，我同时宣布，从即日起教育系统全面冻结人事，实行“三脚踩死”，即三年内农村教师不准调动进城、城区教师不准调进机关、普通教师不得提拔搞行政。大规模裁减各中小学校行政职数，按照校长一正两副、部门不设副职的原则，用三年时间消化过于臃肿的教育行政机构。宣布完毕，全场鸦雀无声，寂静得违反常态。 那一年，我三脚踩断了教育系统的腐败后路，同时也把自己的后路给“三脚”踩断了： 先是朋友反目。我的一个发小为了把他的侄女从农村调进城，千里迢迢从青岛赶来，刚一开口便被我一口回绝。后来两人相见，如同路人！ 其次，领导厌恶。云梦市某副市长的外甥女对我打了个报告，要求调入塌西湖中学任教。我接过那张副市长签了意见的报告，刷刷刷刷提起笔来就批示：“三年以后再做考虑！” 最不能容忍我的还是教育系统大大小小的领导。拿老百姓的话来说，是我断了他们的“财路”。有人公开放出话来，不能让宁致远再管教育了，要想办法把他搞走。能放出这种话来的人必然有这种能耐。果不其然，没过多久，我被市委有关领导找去谈话。 那位领导单刀直入：“听说你在调整教育局的人事？” 我简明扼要地将教育系统改革的情况向他做了汇报。很显然，他对我的汇报不感兴趣，显得很不耐烦：“你动人事为什么不向我汇报？” 我回答：“我以为副科以上的干部你才会去管，除一中以外的中小学校部门领导连个股级都不是，我觉得没得汇报的必要。再说这次调整主要是裁减职数，又没有提拔什么人，所以就没跟您汇报。” 那位领导听出了我的弦外之音，意思是说他手伸得太长。他很不高兴，铁青着脸对我发指示：“所有的人事调整全部冻结，待我把方案过目以后再做决定。”我很倔强，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有什么过错，便带了一些情绪反问他：“马上就要开学了，总不能让几所学校都没得校长唦？” 他把桌子一拍：“我说冻结就冻结，你哪来的那么多废话？” 对于他的嚣张，我非常不满，阴沉着脸气冲冲地出了他的办公室，直奔教育局和老阮商量对策。老阮很气愤，骂道：“欺人太甚，管得太宽，他有什么必要把手伸到农村中小学校部门行政的人事安排上来？” 我说：“骂也不起作用，关键是我们如何应对。” 老阮道：“今天下午通知开会通过方案，明天把调整的干部全部送到位。教育局是一级党组，我只对党组负责，在内部人事问题上可以不听那位领导的。” 我点了点头，道：“甚好！” 商量妥帖，我们分头行动。 下午3点，教育局党组会议准时召开。当会议进行到一半的时候，那位领导给我打来电话，质问我为什么不执行他的指示，他宣布，人事调整方案作废，责令马上散会。我懒得跟他啰唆，干脆关了手机。不一会儿，那位领导派人来传达指示。我站起身，对与会的班子成员说：“你们是一级党组，任何个人不可以凌驾于党组之上。这个方案是经过你们党组反复讨论多次才形成的，并不代表我个人的意志。方案作不作废，散不散会，你们自己看着办！” 我的话音刚落，马上就有人站起来挺我：“会不能散，方案更不能废，不然的话，教育局党组以后还有什么威信？” 这一句话，引起了大家的共鸣。群情激昂中，人事调整方案获得艰难通过。趁热打铁，第二天教育局兵分多路，以最快的速度将被调整对象送到了工作岗位。当晚，老阮喊我去喝酒。酒至半酣，他叹了一口气对我说：“我有预感，我要提前退了。” 我苦苦一笑：“我也有预感，市里可能不会让我再管教育了！” 在这期间，江南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江南市委书记调任云梦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柳博温荣升江南市委书记，云梦市科技局长萧子文调任江南市市长。随着这些关键人物身份的变化，我的命运开始出现拐点。 新来的萧市长是一位货真价实的中山大学博士，十多年前被作为特殊人才引进云梦。因政府没有多余套房，故萧市长暂时被安排在三星级江南大酒店下榻。有一天晚上我接到他的电话，让我到他的房间里去坐一坐，我去了。我知道他想了解什么，无非是江南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说实话，尽管我在江南待了快一年时间，现在还对这些情况了解得并不透彻。并不是我没办法搞透彻，而是根本就不想去搞透彻。如果搞得太透彻，便时时事事都有所顾忌。如果时时事事都顾忌，工作怎么推得动呢？所以还不如糊涂的好。因为在这方面“糊涂”，所以和新来的市长找不到很默契的话题。应酬了十来分钟，我离开了他的房间。 市长的更换、和相关领导的冲突，让我感到了很大的压力。对于张书记，我有些愧疚。 第五章 投票遭误解，官位起纷争 投票开始，周围的人写名字时尽力遮挡，生怕别人看见。我感到好笑，不遮不掩地写下了中意的候选人。中午到了食堂，有位领导数落我：“致远，平常我对你不薄，人家搞得我就搞不得？”我顿时惊出了身冷汗，知道有人向他告了密。 ●究竟是谁寄的举报信 该来的，迟早会来。 只不过令我没有想到的是，会来得这么快，且来得如此不是时候。 2006年5月的一天，我正在忠防镇看一个漂流项目，突然接到了萧市长的电话。河西口音很重的老萧是个急性子，开口就问：“你这臭小子，啥时候开始养情妇了？”他这一句话，让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简直是一头雾水。 “没有啊，哪里有情妇跟我扯上关系啊？市长帮我安排一个？”我以为老萧是在和我开玩笑，所以和他说话的语气，也夹杂了玩笑的成分。 “你赶快到我的办公室来，有人告你的状，说你包养情妇！”老萧的口气毋庸置疑，让我突然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我让司机加快速度，一路超车赶回了江南。 老萧果真在办公室里等我。他的办公室很寒酸，寒酸得简直令人不敢相信：一个会客室，一间办公室，外加一个卫生间，陈设也很简单，与教育局、财政局、建设局等局长的办公室比较起来，简直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凡尘。 “我刚刚收到一封告你的举报信，从政治上、工作上、经济上、生活作风上，为你罗列了八大罪状。政治上说你沽名钓誉，整天作秀，为的是赖在江南不走，想骗取副市长的宝座；工作上指责你办垮了春草中学、职业高中；经济上控制了教育界的人事，借调整为名，大肆敛财；生活作风上堕落腐化，包养情妇，等等。在这些方面我是充分信任你的，我对云梦的领导说，说致远包养情妇鬼相信？一个市长助理，他一没得权，二没得钱，拿么子包养唦，包养个鬼！” “告状信署的什么名？”我郁闷地问。 “署的‘江南市职业中专全体教师’。”老萧回答。 “不可能是他们告的，我了解职业高中那位校长的为人，虽然思想有些保守，但人品很好，绝不会做这种‘下三滥’的事儿。”我摇摇头，费尽心思猜测。 “管他哪个告的，你在明处人家在暗处，猜也猜不到，猜到了又如何？不去管他。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以后千万要注意工作方法，尽量不得罪人。你和我不一样，我是市长，骂骂人家他拿我没办法，你就不行。你骂了他他马上就会兑你的现搞你的事。”说完，他站起身来。领导起身，要么是见了更大的领导或是感情非同一般的亲友，要么是“三急”实在无法忍受，除此之外就是送客的意思。 我领会了老萧的心思，和他寒暄几句出了门。就在即将跨出他办公室门槛的一刹那，我略微停顿了一下，欲言又止，想开口让他把那封信给我过过目，转而一想不妥，如果被不怀好意的人知道了会大做文章的，说什么“官官相护，给市长的举报信居然被转到了被举报者本人的手上”云云。再说了，老萧给不给我看还是个问题，像他们这种级别的领导，都是很会保护自己的，一举一动绝不会给人留下口舌。对于一个在政治上于他没有任何利益的人，他能够把这件事告诉你，并站出来为你讲几句话，就已经很讲兄弟感情了，你还能够有什么奢望呢？ 细细掂量，我只得作罢。 老萧的办公室在四楼，我的办公室在二楼，仅仅相差两楼，感觉走了好久。经过二楼公厕时，突然有了尿意，进去一尿，又没尿出什么。我心里明白，这是恐惧的结果。照理来讲我行得正站得直，本不应该感到恐惧，但我的确感到了恐惧：恰恰就在我挂职即将到期这个节骨眼上，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这些躲在暗处策划阴谋的人，绝对不会只是给江南的书记、市长寄信这么简单，拿江南本地人的话来说就是：不告则已，一告便是——铺天盖地，上至中央，下至乡里，八大罪状，必有“小蜜”，告不倒你，拖不死你？ 果不其然。 很快就有消息从云梦反馈过来，云梦市委、市政府、市纪委、市委组织部以及云梦市委书记、市长、组织部长、纪委书记、秘书长乃至云梦市旅游局的班子成员，都收到了检举我“包养情妇”的举报信。加上寄往江南四大班子、各乡、镇、街道办事处、各局的，粗略统计不下八十封。云梦市的领导们不明真相，高度重视，市委秘书长、组织部长、纪委书记先后做出批示，责令江南相关部门尽快“调查核实”。面对如此之多高层领导对我的“厚爱”，我不再感到恐惧，直接上升到了“恐怖”这个级别。 由于作批示的领导涉及了三个部门，江南市不可能成立三个调查组，经市委办、纪委、组织部三个部门协调，最后决定由江南市委组织部全权负责，最后以组织部的调查结论为准分别上报各自上级部门领导。对于江南市委的这个决定我大为光火。明明是一封打着“江南市职业中专全体教师”名义的匿名举报信，江南居然如此兴师动众，使我的政治理想和政治热情受到了严重打击。我想不通，去找市委柳博温书记。一年前他鼓励我去惩治教育腐败时对我说的话言犹在耳：“你大胆去干，出了问题我给你担担子！” 柳书记在他风水考究的办公室里接见了我。我开门见山地对他说：“柳书记，我到江南来了近一年，我宁致远是什么样的人您心里应该有一本账。当初您认为教育太腐败派我去整顿，我宝里宝气一个人孤军奋战，触及了不少人的利益。这些人乘我挂职行将期满组织部门重新安排之际到处告我‘收敛钱财，包养情妇’，我有没有收敛钱财您不知道？只要到教育系统调查调查，清清白白；我有没有包养情妇您不知道？我就住在您的楼下，几乎天天晚上陪您打乒乓球，哪有作案时间？为了江南的事业我个人受点委屈就算了，现在组织部居然成立调查组查我，这样一来性质就发生改变了，不仅仅只是委屈，简直变成冤屈了。您是市委书记，在这件事上您应该出面说一句话，直接把我一年来所做的工作如实回复上面，有什么好查的呢？我不是怕查。谁查我都不怕。只是我觉得我为江南付出了这么多，组织上还要查我，伤心！” “既然不怕查，就让他们查嘛，清者自清。”柳博温打了句官腔，便不再发声。我愕然地望着他，突然觉得他非常陌生，和当初安排我去教育治腐的那个柳市长简直判若两人。 从柳书记的办公室里出来，感觉天色比平常要阴沉许多，好比政客的心事，堆积着厚厚的云层，让人琢磨不透。我一路走一路揣摩，究竟是谁这么恨我，要置我于死地？我迅速将到江南以来结识的所有熟悉面孔在脑海中一一梳理，就是不知道那个人究竟暗藏在哪一个角落。我思来想去武断地认为，此人必藏于教育系统。而教育系统最恨我的莫过于被我撤职的校长、挨过我训斥的纪委书记、受过我处分的一些教师，还有……人是一个很奇怪的动物，对阴谋本身不感兴趣，最感兴趣的却是躲在阴谋背后的那个人，即阴暗背后的那个“谋者”。殊不知，人是不会发光的物体，靠太阳光的照射现出人形。人性藏之于人形，人形随光的明暗而明暗，在阴暗的环境里人和环境的颜色一样，阴暗有多暗，人就多阴暗。阴谋是阴暗的谋者躲在最阴暗处策划设计的绝杀谋术，人陷进了阴谋之中四周漆黑一片，到哪里去寻那个阴暗的谋者？ 看来这一辈子我是不可能找到那位让我陷入巨大阴谋的阴暗谋者了。人往往就是这么奇怪，越不知道就越想知道。我明明知道不可能知道是谁举报了我，偏偏挖空心思地想知道这个人究竟是谁。一张张或明或暗的面孔在眼前飞来晃去，晃得我头晕。晕晕乎乎，不知不觉就来到了办公室门口。 江南市委组织部的人站在门口等我。那人受命组成调查组对举报我的问题调查核实，他很客气地对我说明了来意，我坦坦荡荡地阐明了我的观点。我对他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说了不算，你说了也不算，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说了才算。你们尽可能深入地去调查，我不会从中设置任何干扰。我是不是一个好官，你们查查就知道了。说内心话，对于你们的调查我很伤心。我是怀着抱负到江南来的，没想到落得个被调查的命运。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我到这里干不了一世，你们还要在这里生活。我只想对你们说一句话：‘如果像我这样的人在江南都无法立足，江南就没有希望！’” 送走组织部的人，对江南我有一种万念俱灰的感觉。阮胜利局长打来电话告诉我，市委办一位副主任到教育局传达市委相关领导的指示：“从今以后宁助理不再分管教育。”我感到很不正常。副市长、市长助理分工是市长的事，怎么由市委说了算呢？我拨通了那位副主任的电话，很不客气地对他说：“老同学，我管不管教育好像轮不到你一个市委办的副主任来宣布吧？再说了，分不分管教育是萧市长的事，也轮不到市委做主，你有什么权力跑到教育局发号施令？你没搞清倒顺吧？” 那位副主任支支吾吾，以“领导授意”为由搪塞。我挂断了他的电话，拨通了萧市长的号码，问他知不知道这件事情。他说他不知道。我问他：“市委一位副主任已经到教育局宣布我不再分管教育，管与不管，您是市长，应该您说了算，您说我现在该怎么办？” “……避开一下锋芒也好，你就协助曹日华副市长分管旅游去吧，旅游是你的主业。”停顿了片刻，萧市长答。 …… 两个多月以后，调查终于得出了结论，拿云梦市委组织部官员的话来说，是“评价很高”。受到如此之高的“评价”，我哭笑不得——此时，已经错过了组织部门研究干部的时间。接下来，组织部门要忙于各级党委换届，没有精力理我这个茬，只好做出了“再挂一年”的决定。我在家里发怨气：“他妈的早不告晚不告，偏偏在组织要安排我的时候告！” 妻子安慰我：“哪个要你少根筋？你说你，挂职就挂职，只当是做客唦，你还真把自己当包公。你还要感谢这些告状的呢，他们并不是真的想搞倒你，只不过想达到不让你分管教育的目的。人家管教育，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一来就直接把他们的财路给堵死了，换了是我，也会这样做。告就告呗，清者自清，查查也好。本来上级领导不知道你在江南做了那么多事，一查，反而都知道了，这比花钱到《云梦日报》上买版面刊登狗屁报告文学打广告效果要好得多，至少真实呀！” “你说话的口气怎么和柳博温的口气那么相像？”我苦笑道。 没过多久，我代曹日华副市长挑土接待省教育厅的领导，偶遇江南教育局的某位领导。满桌的人给我敬酒，唯独他犹犹豫豫，如坐针毡。饭局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叫服务员送来一个大菜碗，自顾自地将一瓶啤酒全部倒在大菜碗里，鼓起勇气端起来对我说：“过去有什么对不起的地方请您原谅，我一口喝了！”说罢，咕噜咕噜，真的将一大碗啤酒滴酒不剩地喝了下去。喝完，一言不发，坐回原来的位置无名发呆。 有人悄悄对我说：“搞了你的名堂，有愧呢，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我宽容一笑：“你怎么知道？” 无遮掩投票毁了我的政治前途 我与市委那位领导的矛盾其实与工作无关，一切都是投票惹的祸。 本来，我们的关系还是非常融洽的，曾经还有过一段极为短暂的幸福时光。我刚来江南时，组织上没有给我配车，每周一早上7点多他会准点开车来接我搭他的便车去上班；周一到周四偶尔会带我出去应酬，目的是让江南人经常看见我和他一道出入，刻意制造我们的关系非同一般的印象，让当地人对我不敢小视。那时候我真觉得幸福，有这样一位领导罩着我，当地人看我的眼光都有些异样。 然而，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很快，这种甜蜜的生活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市长人选推荐给打破了。 自前任书记调离江南柳博温同志接任书记以后，江南的市长人选一直没有确定。当时，在我看来最有竞争力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市委副书记，一个是常务副市长。我和那个副书记是好朋友，他援过藏，在江南从纪委书记到副书记干了近十年，口碑还不错，在我心目中他是江南市长的合适人选。当时之所以没有想到另外一位市委领导，是因为我见他整天除了工作就是和一帮球友打球，不像市委副书记和常务副市长频繁地往返于省城和云梦，这让我产生了一种错觉：他觉得自己条件尚不成熟，所以与世无争。后来细细一想，其实他也是符合条件的。 很快，云梦市委组织部派出的江南市长人选公推组来到了江南。早上我们几个“空降系”的领导在农办食堂吃过早餐直接往会场里去参加投票。在投票之前，那位领导始终不曾给我任何暗示，对于我一个刚刚步入官场的人来说，在这方面还显得非常稚嫩，一直到坐进会场，我想都没朝他身上想。 投票开始了，坐在我四周的人全都是一副神神秘秘的表情，写名字的时候尽最大的努力用手臂和手掌严严实实地遮挡，写完后飞快地将推荐票对折起来，生怕别人看见。我还感到好笑：明人不做暗事，支持谁就写谁呗，有什么好保密的呢？直到后来我才搞清楚大家投票的时候为什么要拼命遮挡的原因：往往当选的只有一个，而找你打招呼的人又何止一个，如果投票的时候你不保密，投了一个会得罪无数个。只要不让人家知道你投的是谁，投票过后你可以向所有找过你打招呼的人“卖功”：“我投了你的票，你要请客哟！”尽管人家不一定完全相信你是否真的投了他的票，但冲你这句话，他还是得买账。 因为我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完全不懂套路，为了表示我的坦荡，没做任何遮挡，大大咧咧地写下了市委副书记的名字。写完我还在心里得意地想，副书记应该感谢我，周围的人都看见了，我投的就是他。我连做梦都没有想到，就是这一投几乎影响了我一生。 那天上午有三个会合在一起开，投票结束以后已到中饭时间。从会场里一出来，我直奔农办食堂吃午餐。会场离农办很近，散步仅仅五分钟的路程。我心情愉悦地走进农办那栋颇有些年月的小四合院，看见那位领导正待在厨房门口的走廊里低着头望着院子里的花草，沉默不语。看见我进来，他阴沉着脸，把我拉到一边，劈头盖脸地数落我：“致远，我们既是老乡，又都是从云梦来的，平常我对你不薄唦，人家搞得我就搞不得？”我脑壳一蒙，没搞懂他说这些话的意思，不好作答。见我沉默，他更生气，继续数落：“我不是硬要去争这个市长，不争不等于我一票都不要唦，如果我一票都没得，组织部门还不说我在这里不得民心？” 话说到这个份上我才彻底醒悟过来，他是在质问我为什么不投他的票。我顿时出了一身冷汗：投票才刚刚过去五分钟耶，居然就有人向他告了密。既然已经挑明了，我不得不做出解释。我很抱歉地对他说：“我以为你与世无争，而且自始至终您连个暗示都没给过我……” 他一听，更来火了：“我对你这么好，还需要暗示吗？” 我不再解释。我心里明白，再说什么都是徒劳。 仅仅过了三天，我便尝到了苦果。 投票的当天下午，教育局长老阮来向我汇报，三天后全省中学生田径运动会在塌西湖中学召开，他不知道该请哪些市级领导参加。我思索了片刻交代他：“书记或市长必须有一个参加，市委分管教育的领导，必须参加，再加上我，也就够了。人大、政协的就不用请了，领导去多了也没什么意义，还难得招呼。” “那就请您亲自和领导们衔接一下？”阮局长用请求的目光看着我。我知道老柳、老萧对他不感冒，也不为难他，便应了下来。我当着老阮的面分别给老柳、老萧等打了电话，老萧对这样的应酬不感冒，找了个托词。老柳倒是爽快，非常乐意出镜，一口应承下来。唯有市委分管教育的领导一听我的声音便很不耐烦，明确表示他不参加。他说：“明天我要开全市政法工作会议，没得空。”说完“啪”的一声就把手机给挂断了。我对老阮耸耸肩膀，很无奈地道：“不去就不去，发么哩脾气唦？” 三天以后，运动会如期举行，老柳如约出席。由于大多数运动员是奔着高考加分来的，所以应付的色彩很浓。开幕式结束，老柳和我陪同省教育厅的领导官样化地视察了一下运动员的宿舍，并亲切地握着运动员的手问寒问暖，说了几句不痛不痒的勉励的话，在闪光灯啪啪啪啪不停的闪烁中，走完了所有该走的程序。 第二天一大早，去农办食堂吃早餐，老柳、老萧和那位领导都在。我瞟了一眼，发现他的脸色不大好看。我心里明白，今后只要有我在场，他就不可能会有好脸色。这我理解。换了是我，我也会记恨。因为人毕竟不是大海，不可能有那么宽广的胸怀。记得有个老乡在担任共青团云梦市委书记的时候曾经在大会上作报告，勉励年轻人要有“远大的理想，博大的胸怀”。要命的是他不会讲普通话，用公田话一发声，就成了“碗大的理想，钵大的胸怀”。这个笑话至今经典。其实要感谢家乡的方言，无形中为我们解开了一个哲学的难题：远大的是伟人，博大的是圣人，碗大的是凡人，钵大的是俗人，远大和碗大、博大和钵大其实只在一念之差。 早餐准备好了，农办的干部们将早餐一一端到领导们的面前，永远都是一碗筒子骨面条外加一个煎鸡蛋。吃着吃着，老萧突然问了句：“昨天的运动会开幕式还可以啵？”我心想，老萧啊老萧，你真不该当着那位领导的面问这个问题，哪壶不开提哪壶。既然市长开了口问我，我不能当哑巴。我怕他不高兴，便很应付式地回答：“还行吧。” 应付也没能逃脱奇怪定律的蛊惑，越害怕发生的事情越要发生。那位领导突然提起嗓子，板着脸训斥我：“昨天的开幕式你不要我参加也就罢了，还是要打个电话告诉我唦，害得我在办公室等了一上午！” 我这一生吃亏就吃亏在个性太强，对于他故意刁难的指责我不能接受。我辩解道：“前天我打电话征求你的意见，你说要开政法工作会议没得空参加。既然你没得空参加，我打电话还有什么意义呢？”他不听我的解释，当着诸位领导的面横蛮地对我说：“政治上太不成熟了，我说了没得空，你就不打电话了？” 对于他的这句话我至今没能理解透彻。要么当初他对我说“没空”说的是气话，其实他有空，也很想参加，因为我未能揣摩透他的心思，导致他这个分管教育的市委领导未能出镜；要么就是他故意刁难我。通过后来和他的交往，我觉得前者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不管他是什么意图，至少当初我是一根筋地认为他就是想给我穿小鞋，故意刁难我。我知道，再多的解释也是徒劳，只能忍。于是不再言语，三下五除二吃完早餐赶紧离开。 离开食堂后，我没有回办公室，而是受邀到春草中学做了一堂名为《我看传统文化进课堂》的演讲。虽然我没有当过一天教师，但我喜欢演讲。那种激情澎湃可以让我忘记许多人世间的烦恼和忧愁。就如今天一样，本来很郁闷，可是只要我往讲台上一站，所有的不快便被抛在脑后，烟消云散了。 我的演讲博得了满堂喝彩。《云梦日报》的一位记者主动找我，要给我发头版头条，推介我在推动传统文化进课堂、亲自创作《中华历史人物童谣》、抵制校园情色文化等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我说，不要报道我个人，报道学校就行了，他们的经验的确值得推广。 记者的话我并未当真。过了一个星期，他突然打来电话说，稿子写好了，老总说《三字经》等传统经典进校园好是好，但有糟粕，上头版头条不好，是不是重新找个切入点？本来我就对上不上头版头条没什么兴趣，所以随便表了态：“你们看着办吧。”没想到这个态随便一表却表出了问题，他把“传统文化进课堂”改成了“江南市委副书记潘小建，根据云梦市委提出的‘民本云梦执政理念’所创作的学习心得——《民本云梦三字经》进课堂”。当时看到报纸我还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党报嘛，就这风格，见怪不怪。然而，当我拿着报纸到食堂吃午餐和那位领导发生激烈碰撞之后，我才发现的确不妥。 那天凑巧，吃饭的领导到得很齐。开饭不到三分钟，那位领导开始发难。他把矛头直接对准我：“致远啊，听说你在春草中学搞么哩《民本云梦三字经》进课堂啊，你没得事搞了？学生伢子么哩不好学，要学《民本云梦三字经》？”我一听，知道是怎么回事，连忙和他解释是《云梦日报》社的老总认为《三字经》进课堂糟粕太多，不宜上头版头条，所以改了个新闻由头……” 他根本就不听我解释：“不上头版头条会死人？简直是误人子弟！” 他的这句话终于激发了我的怒火。我顾不得老柳和老萧都在场，和他针锋相对地干了起来。我把碗筷重重一放，嗓门提高了八度：“唉，你不要欺人太甚呢，老是这么给我穿小鞋，换得哪个都受不了唦！” “你什么态度，怎么用这种口气和我说话？”他把碗和筷子重重一放，吼道。 “你算什么？我在北京挂职的时候么哩高官没见过？我晓得今天得罪了你没得好前途，我本来就没得么哩政治前途，你究竟想怎么样？你莫神气，好大的度量做好大的官，凭你的度量将来最多也就是到云梦搞个局长！” 我是个容易冲动的人，血往头上一冒便不计后果，说话也就口无遮拦。很显然，我的话激怒了他。他不愧是在官场上混了若干年，虽然愤怒，却反而变得冷静，居然不再发声。老柳实在看不下去，对我大喊一声“宁致远”，意思是让我闭嘴。我偏不闭嘴，又追加了一句：“不就是没投你的票唦，用得着一直耿耿于怀吗？” 见我越说越没遮拦，萧市长起身，挽着我的肩膀把我推出了食堂。对于我们之间的矛盾，他没有做任何评价，只是劝我“年轻人，不要火气太旺”就离开了。 回到办公室，我打电话把那个好心办了坏事的记者好好地训了一顿。记者未曾和我顶撞，过了好久，给我发来了一条短信：“你的骨头太硬，不适合官场，你的演讲很好，适合做学问！” 这条短信验证了我的宿命。 本土化与空降系的官位之争 眼看着我的挂职期限已到，但组织部那边还没有任何动静，这让我很是心焦。刚来江南的时候，我的期望值很高，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靠政绩走上副市长的岗位。现在看来，这个愿望已经变得很不现实，甚至于组织上能不能给我解决一个副处级待遇让我回旅游局，都很成问题。 我很彷徨。 就在这时，分管党群的云梦市委副书记，应邀来江南为浙江美丽摩托公司在江南投资的一个项目奠基。我给萧市长发了条短信：“尊敬的萧市长，我在江南挂职即将到期，安排的事还没有着落。听说云梦市委副书记要到江南来，能不能劳您大驾在他面前为我美言几句？致远。”没过多久，老萧即给我回了短信。短信很短，却很实在：好的。 第二天，云梦市委副书记如约前来。江南已多年没有工业项目落户，市里的党政领导对这次签约极为重视。老柳知道我在搞活动方面有经验，特别交代工业园在现场布置方面要听取我的意见。工业园把方案送给我一看，我毫不客气地指出，欢迎牌楼不宜扎松枝，给人一种灵堂的感觉。工业园的负责人没有采纳我的意见，还是用松枝将临时搭建起来的欢迎牌楼扎了个严严实实。那个项目后来果真要死不活。当然，此乃后话。 那位副书记吃过中饭就离开了江南，老萧始终没有给我回信。我心里七上八下，琢磨是不是老萧没有找到开口的机会。直到夜深，我突然接到一个朋友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说，老萧今天和那个副书记谈了我的事情，当时他正好在场。“老萧帮忙真的蛮贴心，把你吹上了天。云梦市委副书记听了老萧的介绍，当即把视线转向老柳，道：‘既然这个同志这么优秀，就把他留在江南如何？’老柳半天没有吭声，末了，咕哝了一句：‘没得职数。’” 难怪老萧没有给我回信，他知道我是一个火爆脾气，如果让我知道了这一情况，会使我和老柳的关系变得紧张。其实他多虑了，对于老柳的这种做法我是十分理解的。谁都知道他搪塞云梦市委副书记的那句“没得职数”明明是谎言，但既然他能够说出来就一定有他想说的理由。当时江南市政府已经空缺两个职位，一个是邱红霞副市长已经荣升云梦市侨联主席，另外一个是常务副市长已调湘江行政区任区长。老柳之所以不愿意将空缺出来的职数调一个给我，的确有他的苦衷。 在基层，“基层干部”最恨上面“空降”领导。根据我国《宪法》，县一级政府五年才换一次届，意味着基层干部要等五年才有一次进县级领导班子的机会。好不容易等到换届吧，上面又突然派人“空降”，基层干部五年的苦盼顷刻间就化为了泡影。所以但凡换届，已经退居二线的老领导们都要跑到上级组织部门领导那里撮拐棍：“我们江南的干部又没死绝，凭么哩又要派个外地人来？”作为市委书记来说，首先考虑的是求稳，稳定压倒一切。只要稳定了，发不发展倒在其次，稳稳当当地干它几年，上面一出缺，赶紧找机会走人。 俗话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里的“水”实际上指的是老百姓。在县委书记的位置上考虑问题不需要站得那么高，只要懂得“基层干部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就能够游刃有余了。老柳明白，要想在当地站稳脚跟，就必须首先考虑本土干部的提拔问题。我有朋友曾经直言不讳地问过他：“他既是你的老乡，又都是从云梦下去的领导，能力又强，你为么哩不把他留下来？”老柳回答得很干脆：“如果我把他留了下来，我在江南还混得下去吗？” 眼看留在江南是没多大希望了，我不能坐以待毙。许多人劝我去找张书记汇报汇报思想，可是我不知道见了他的面该和他说些什么。谈来谈去，归根结底还是离不开一个安排的问题，老张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最讨厌别人跑官，见了他的面我怎么说得出口？ 思前想后，我还是决定不去找他。我不能在他的心目中留下一个坏印象。我觉得做不做官真的不重要，保持尊严和气节才是做人的根本，我也不想让张书记觉得自己看走了眼，到现在我还记得来江南时张书记对我说的那句话——百姓需要的就是能为他们办事儿的实干家，而不是官油子。如果我真的要求官，还真不需要动张书记那样的大神，像我们这一级别的官员，只要把组织部管干部的副部长搞定就行。 早在清明节的时候，在组织部门工作的一位朋友给我出了一个主意。他说：“主管干部的副部长和你是老乡，星期六要回家挂清明。你是不是陪他前去，联络联络感情。如果你觉得有必要，我就陪你一起去。”我一听，火冒三丈：“不当官会死吗？男儿膝下有黄金，跪天跪地跪父母，我堂堂七尺男儿，凭么哩要我到他的亲人坟前去磕头，也太下贱了吧？”那位朋友一听，很生气：“你还不愿意，人家还要排队呢。你们江南的某某副市长不就是这样解决了问题？” 眼看时间一天天逼近8月3日，我的去向依然没有着落。老萧很关心地对我说：“致远啊，你自己要去组织部找领导汇个报，不能够守株待兔。现如今是这样一个社会，你不主动去找组织，组织不可能主动来找你。” “见了领导怎么个汇报法呢？”我问。 “写个汇报材料，好好地总结一下你一年来挂职所取得的成绩，然后再向组织提个要求，不就行了？既然你已经进了官场，要想走得更远首先要学会向领导汇报。要多汇报，勤汇报。你不汇报，领导怎么知道你做了些什么，有什么想法和要求？” 这让我想起了官场中的一句名言：“汇报就是生产力。”可现实情况是，“老实人”只知埋头干事，不跑领导不汇报，领导连他的名字都叫不出来怎么提拔他？ 看来，我还真得下决心去汇报汇报。 于是，我忙了半宿，写了一份《挂职情况工作总结》，自个儿开了车子去云梦市委组织部汇报。自我进入官场以来，我还不知道市委组织部的门朝哪边开。云梦市委组织部位于云梦市委大院1号楼，长长的走廊里开着一道道“衙门”。我略微有些紧张地敲开分管干部的副部长的办公室，副部长没让我进门，板着一副“公文脸”很不耐烦地问我：“你是谁？么哩事？” 我对他这种傲慢、轻视的态度非常反感，但亦无可奈何，还要装出一副恭谦的样子作答：“我是云梦市旅游局下派到江南挂职的宁致远，现在挂职快到期了，想向部长汇报一下工作。”副部长一听，眉头一皱：“汇报工作找二科啦，找我搞么哩？”说罢，把门重重地一“哐”，把我关在了门外。我从未受过这样的屈辱，站在原地，半天没有回过神来。 我提着袋子准备打道回府，又不甘心：“好不容易来一趟，总要把材料递出去吧？”这样想着，便迈着沉重的步伐敲开了干部二科办公室的大门。二科科长冷冷地对我望了一眼，继续埋头做自己的事情。我礼貌地喊了她一声，她拖着一口方言问道：“有么子事啰？” 我回答：“我挂职要到期了，来汇个报。”说罢，把写好的《工作总结》递给了她。她伸出干瘦的手接过去，看也不看丢在一边，道：“你是么子意思啰？是不是想回旅游局唦？想回去就打个报告！” 听她的口气，我根本就还不算是官场中人。 按照我的理解，官场，是一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圈子，按其结构分为核心场、光环场和游离场。 核心场位于圈内，是纯粹的官员职场。位于核心场的官员由组织部门亲自物色、考察和培养，属组织部门的嫡系，每遇干部调整，考察来考察去，“万变不离”这帮人。这部分以从政为职业的官员构成了中国行政体制的坚强核心。 光环场位于官场的边沿，依附于核心场而存在，因其释放美丽虚无的光芒而看似圈内实则圈外。“公选”、“双高”等考试型干部便属于这种类型。这些头戴光环的官员看似风光无限，其实不过是一支标签，标签插在圈内，人却在圈外，圈外之人很难得到圈内升迁的机会自是当然。 还有更多有“政治野心”的人游离于官场附近，雾里看花，水中望月。我们这些挂职干部就属于此类，挂上去了就属于圈内之人，挂职期间便属于游离之人。此刻，我就像一条游离于官场边缘的鱼，不知道该在哪里停留。 干部科长养尊处优的态度，很伤人的自尊。我像一头受到了伤害的狮子，随时想爆发。但理智告诉我，她或多或少掌握着我的政治命运，千万不能和她争执。如果我不和她争执，可能还有机会，一旦和她发生争执，则什么机会都没有了…… 我不知道是怎么走出她的办公室的，恍恍惚惚，每一个毛孔里都流淌着屈辱的血。就在我不知如何归去时，在路边遇到了云梦市委副秘书长黎明，即张书记的“大秘”。他一直很赏识我的才华，我们虽无深交，但每次见面他都对我非常客气。他看见我精神有些恍惚，知道我有心事，便主动邀我去他办公室小坐。人在受伤害的时候，特别想找一个人倾诉，秘书长的出现，让我找到了一个倾诉的对象。 我把刚才的遭遇讲给他听，很是不解：一个基层干部挂职了一年，想找组织汇报工作和思想有什么错？不给时间也就算了，为何还要如此傲慢伤人呢？他笑着安慰我说：“这么一点委屈都忍受不了怎么干大事？我给前一任领导当秘书的时候，因为性格不合，他经常把我骂得要死，后来干脆连秘书都不要我当了，我不也忍过来了？比起我受的委屈来，你那点委屈算什么？你也不用灰心。你给张书记打个报告，首先把你这一年来所做的工作简要地汇报一下，控制在三百字以内；接下来主要谈谈振兴江南旅游业的思路和打算，这部分最为重要，要细心打磨；最后提要求，要求到江南任分管旅游的副市长，保证用三五年的时间达到一个什么效果。你把报告打好以后给我过目，我帮你参考参考。修改好以后，我想办法帮你送到张书记手上……” 秘书长的一番话，将压在我心头的所有阴霾一扫而光。我感激不尽地走出他的办公室，回望他所在的办公楼，发现再上两层就是张书记办公的地方。 突然，我有了种感觉，非常渴望见一见张书记。黎明从窗户里看到我站在楼下，望着张书记的办公室发愣，就给我发了条短信：要不要我跟张书记请示一下，你跟张书记聊聊？毕竟你是他钦点进官场的，回云梦你应该见见他。 不愧为张书记的“大秘”，敏锐地点破了我的心思。黎明请示之后，我见到了张书记，跟张书记聊了聊自己在江南所做的工作，没提自己所遭遇的困境。张书记勉励我接下来继续好好干，他说：“人呢，不论是在官场还是什么场，路都要靠自己去走，去奋斗，不要去弄些邪门歪道，那不是长久之计。”我的脸刷一下红了，我生怕张书记误会了我想见他的用意，便道：“张书记，上次我到江南去挂职，临行之前你和我的谈话，我还清晰地记着，你对我说不要变成一个官油子。” 张书记点点头，笑了：“不过，既然进入了官场，我们就要适应这个官场，不适应它没这个平台，我们还怎么为百姓服务？要适应它，我们就要注意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用一些较为灵活的手段去处理一些棘手的问题，以达到我们的初衷。” 我清楚，张书记应该是看到了此前告我的信。对于张书记暗示式的指导，我由衷地感激。 第六章 重掌旅游，面对困难如斗士 在江南，对于旅游资源银砂的保护，除了旅游、文化界人士，我再也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眼看着一车车运往码头的砂子，我感到特别心痛。我不知道我这一个人的战斗究竟还能支撑多久。许多次我也曾想到过放弃，但一觉醒来，我又变成了一个斗士。 ●旅游局的困难如何解决 我给张书记打的报告很顺利地递了上去，书记很快便做了批示：“同意再挂一年，其他要求按《条例》办。”意思是说让我再在江南挂职一年，对于“任职副市长”的要求，要组织部门按照中组部下发的《干部任用管理条例》办理。 组织部长接到书记的批示之后，接着批示：“已与博温同志衔接，同意再挂一年，其他要求，待换届时再做考虑。”没过多久，柳博温书记找我谈话，告知我组织的意图，让我发挥所长，把江南的旅游好好整一整。待遇问题，只能等换届。政府这边呢，两个位置依然空缺着，人少事多，萧市长不好分工，便干脆让我继续分管旅游。至此，我已没了退路，旅游摊子再破，我也得把它收拾得像模像样，否则，我的政绩从哪里来？ 要从江南的旅游捞政绩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钱没钱，要资源没资源，甚至承担着全市旅游资源营销和开发的旅游局，连一个完整的领导班子都没有。我找到老柳，直言不讳：“过去我建议调整旅游局的班子，你说人事归书记管，现在你已经是书记了，请你下决心给旅游局换个局长吧，否则的话我无法开展工作。” 这一次老柳倒是爽快，问我：“你觉得什么人合适？”我回答：“最好从文化部门调一个人来，旅游行业专业性很强，乡镇书记或乡镇长缺乏创新思维，不适合这个岗位。”老柳点了点头，表示他会认真地考虑考虑。 没过多久，江南市委果真对江南市旅游局的班子做了调整。此次调整，老柳选择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保留原局长党委书记的职务，将市教育局局长阮胜利调任市旅游局局长。这样一来，既没得罪原局长的省里靠山，又调整了旅游局班子，可谓一举两得。老柳的支持，又勾起了我盘活江南旅游的“雄心”。不过说实话，老柳将老阮调任旅游局局长，出乎了我的意料。不过，对于这个安排，我也还是满意的，此前在教育口与老阮的合作还算顺利。老阮到任，两眼一抹黑，不知道从哪里入手。我对他说，你先把底子摸一摸，看看账上还有多少现金，负债有多少，以及局里有编、无编、全额、差额、自筹的干部职工究竟有多少，摸清了底子再想对策。 这一摸，不摸不知道，一摸吓一跳，局里的账上不仅没有一分钱，还欠账30多万；全局20多人财政全额拨款的不到10人，其余的要么是差额编，要么是自筹编，市财政除每月按差额每人每年2000元、全额承担裸体工资的标准拨付工资外，每年仅预算了6000元的行政办公经费。原旅游服务中心从长河指挥部划归旅游局以后，七八个职工一直没有上岗，更没发过一分钱的生活补助，新局长上任，这些人一定会吵着闹着要就业。更要命的是，过去旅游局的门都打不开，债主找不到讨债的人也就懒得上门。如今新局长来了，好不容易“冤有头，债有主”了，岂有不讨之理？ 危机一触即发。 好在我心中有底，知道哪里有一笔救命的资金。当初雾岭旅游公司接手“黄龙洞”景区的时候，政府找他们借款150万元用于善后。这笔借款不用政府马上偿还，双方约定以抵扣的方式在雾岭旅游公司与江南政府每年的分红中予以消化。这笔资金一直掌握在原副市长邱红霞手上，具体由旅游局副局长经管。邱副市长调离以后，我曾明确告知那个副局长，仅剩的七万多元没有我的许可和签字一分钱也不能动。老阮到任以后，没有一分钱启动资金工作难以打开局面。 我把那个副局长喊到我的办公室，要他把手上的账和现金交出来，他以这笔资金属于旅游服务中心、他是服务中心的法人代表为由不肯移交给旅游局。我和他谈了两次，他一次比一次态度恶劣，不得已，我一方面通知市审计局局长安排力量对这笔资金进行审计，另一方面通知纪委，让他们派人来和他诫勉谈话。在双重压力之下，那位副局长不得不交出了这笔救命资金。为此，他对我一直耿耿于怀。直到后来他调离旅游局去纪委工作，组织部只肯给他安排一个监察局副局长的位置。他不甘心，又无其他良方，不得已怀着试一试的心理来找我，希望我帮他去找一下老柳。我是一个胸怀宽广的人，二话没说就去找老柳。 老柳不高兴：“能够调进纪委就不错了，他还找什么找？” 我解释说：“人家当了快十年的副局长，没得功劳也有苦劳吧，组织上安排他进纪委，却不给他安排职务，他又没犯错误，我觉得这样安排不合理，用干部虽然做不到绝对公平，但还是要讲个基本公平，您说是吧？凭他的资历，怎么说也得安排一个纪委常委吧？” 老柳听了没有吭声。没过多久，那副局长果真当上了纪委常委，从此他对我的怨恨烟消云散…… 老阮有了开办资金，心里依然不踏实，生怕那些流散在外的职工回来要求上岗。为了解决这帮人的出路，不至于闹得老阮刚来就下不了台，我打起了我司机的主意。我对他说：“你虽然临时借调在政府办为我开车，但混得比我还要好，自从你到了旅行社，你把那里的业务搞得越来越红火。当然，就这样混下去也还不错，但终究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如果能够落实一个单位，还能够搞一个小小的职务，又不影响你发财多好？” 那小伙子曾在中央警卫团为中央首长服过务，非常灵泛，赶紧接坨，问我有什么好事关照他。我对他谈了我的想法：“你脑子活，会赚钱，加之江南的礼品市场一直是个空白，商机无限，所以我想派你去承包旅游局的旅游服务中心，好好地开发江南旅游土特产品。局里免费给你提供两间办公室，每年利润你也不用上交，只需要把局里没班上的那帮人给盘活就行了。如果你愿意，我就让旅游局和你签合同，三年以后把你调进旅游局，你看如何？” 小伙子脑子飞快地一转，觉得是个机会，很爽快地便应承了下来。仅仅花了一周时间，他的中心就开业了，那帮一直赋闲在家的差额、自筹编制的职工生计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长期关门闭户的旅游局终于有了生气。 机关理顺了，仅仅是万里长征迈开了第一步。江南旅游要想在短时间内做出影响，只有一个办法，靠活动造人气。有一次，在和云梦旅游局章局长闲聊中得知，12月份云梦市旅游协会准备和电信部门搞一个电信新产品推广活动，到时候所有的旅行社都会参加。我一听，觉得机会来了：何不将这项活动拉到江南来，借此机会来个旅游产品促销？可是搞活动要钱，钱从何来？唯一的办法只有化缘。但是，江南的企业都不景气，根本就化不到什么缘，怎么办呢？ 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机会终于来了。步步高、心连心两家超市巨头进驻江南，与江南本土最大的超市实惠村摆起了擂台。当时年关已近，谁抓住了年货市场谁就是最大的赢家。我点燃了一支烟，烟还没抽完，鬼点子就冒了出来：抓住“屈原故里是江南”的观点炒得正热这个机会，用糍粑做一个五米高的屈原像，做工作让实惠村老板冠名在江南搞一台文化旅游庙会。如果能够办成，真可谓一举三得：糍粑屈原，可以吸引全省人民的眼球，让全省人民知道了江南了解了江南；邀请附近地区各大旅行社的老总到景区踩线赶庙会，又推介了江南的旅游资源；以庙会的形式办节，不仅为实惠村赢得了年货市场，还为我无钱办节解了燃眉之急。 心动不如行动。当晚我就把实惠村老板约了出来。那位精于摄影、每赚一元钱要花八毛钱做公益事业的全国劳模比我还“精”，当时他刚刚收购了一家生产酱菜的老字号国有企业，急于把“十三村”酱菜和腌腊制品推向市场，当即豪爽地表示赞助四万元，将庙会冠名“十三村”。与此同时，我的恩师章文雄局长承诺，开幕式那天中午的宴请由云梦市局负责……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庙会的资金钱终于有了着落。 仅仅钱有了着落还不行，如此大的活动还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部门牵头。既然是旅游文化庙会，牵头单位当然是旅游局。当我把老阮喊到我的办公室商量这事时，他当头给我泼了一瓢冷水。他说，旅游局现在是只呷得补药呷不得泻药，庙会办下来四万块钱肯定不够，光打发省里、武汉、云梦媒体记者的红包都不是个小数目。他盘算了一下，至少亏两万。 我对他说：“老阮啊，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一个人搞事业不仅要算经济账，更要算政治账。政治账算得好，经济账才算得过来。你想啊，市长为什么不愿意拨款给旅游部门，真的是财政困难这么简单吗？非也，财政再困难也不缺你旅游部门每年几十万。之所以不愿意给你们，是因为旅游部门从来没有让他看到过希望，让他觉得花在旅游上面不值。如果我们勒紧裤腰带，哪怕亏它个四五万，只要把活动办得轰轰烈烈，为书记、市长挣了面子，在政治上为他们挣了工分，事后递个报告还怕领导不给钱？再说了，你刚刚上台，也需要政绩呀，不然的话，你的能力从哪里体现？” 通过我的一番游说，老阮终于转过弯来。接下来，我还得在市长碰头会上向各位市长们通气：一来如此大型的活动必须得到市长的首肯，二来这也是降低风险的一种政治手段。万一出了什么事，可集体担担子。轮到我汇报的时候，我特意安了个心眼，先是和市长们算政治账，即把江南的旅游前景如何看好大肆描绘了一番，把为什么要举办此次庙会的重要意义拔高了一番；接着再算经济账，即反复强调本次活动走“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路子，不花政府一分钱。如果不算这笔经济账，我担心开口就要钱，市长会“一票否决”。好在会上大家都没吭声，也没反对。事后有人告诉我，好几个副市长一散会就拿我当笑话讲：“真是来了个书呆子，江南有么哩旅游啰？” 副市长们不吭声，等于把皮球踢给了萧市长。老萧一听不用政府花钱，便拍了个板：“精心策划，考虑周密；办出影响，安全第一！” 至此，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2006年12月28日，“十三村”旅游文化庙会如期举行，周边地区所有主流媒体汇集江南，全国人民通过电视介绍认识了诞生于江南的世界首个“年糕屈原雕像”。与此同时，来自长株潭、武汉、云梦等地区的200多家旅行社老总第一次结识了江南的风景，对江南秀丽的旅游景点表现出了莫大的兴趣。当年春节，江南便迎来了第一个旅行团，从此江南的风景开始走出江南，走向中南。 活动无疑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同时也给旅游局留下了1.8万元的亏空。我让老阮打了一个报告送给曹日华副市长，让他去找老萧批点钱堵“亏眼”。那时老萧已经明确曹日华主管、我协管旅游。曹日华副市长刚接手，旅游局揭不开锅他不能袖手旁观，只好硬着头皮去找老萧批钱。老阮不会转弯，打个报告说办庙会亏了钱要老萧解决。 老萧拿起报告一看，火冒三丈：“宁致远不是在会上表了态不花政府一分钱的吗？怎么又打个报告来要钱？我最恨别人欺骗我！”曹日华副市长脸涨得通红，吓得不敢吭声。老萧脾气虽暴，但口恶心善，批评过后，当场批了一万。当晚，我给老萧发了一个短信，撒了一个善意的谎：“其实旅游局没有贴钱，只不过是想找个由头找您批点小钱。他们实在太困难了，年都不得过呢！” 老萧没有回信。 倒是章文雄局长赶在年关前从云梦市旅游局促销经费里面挤了三万块钱给江南局，让老阮安安心心地过了个年。章局长的雪中送炭，让我心里暖烘烘的。 保卫银砂我孤掌难鸣 “十三村”庙会的举办，让江南的旅游开始蹒跚起步，大街上开始出现旅游大巴，星级宾馆开始有了旅游团队。出乎我意料的是，那些外地客人尽管抱怨景区设施太差、可玩的项目匮乏，但对资源本身却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尤其对亚洲最大的铅锌矿破产后留下的工业遗产——尾砂坝情有独钟。3800亩银色的尾砂，与青山绿水相伴，既不失江南的灵秀，又广布沙漠的苍凉。更为奇特的是，广袤的银滩，随着季节和天气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就像一幅活着的画。面对如此生动的风景，我感到纳闷，刚来江南时我怎么就没发现她的美呢？ 细细一想，我便释然了。原来当初我看江南的风景是带了情绪的。情绪影响人的视觉，视觉左右人对事物的认知。就如同苏东坡和禅师斗法一样，禅师心里有佛，所以看到的都是佛；东坡心里装着大便，所以看到的都是大便。任何事物，如果你用心不专是很难发现她的美的。那个时候之所以我看蓝墨怎么看怎么美，是因为内心里强烈地向往蓝墨；之所以看江南怎么看怎么丑，是因为我从内心里强烈地排斥江南。当我小作努力看到江南旅游出现了一点点希望时，这种感觉便荡然无存了。我突然对江南有了信心。我坚信，能把最好的原料烹成佳肴的厨师不一定是最好的厨师，最好的厨师一定是那些能就地取材、把最普通的材料烹制成美味的人。 无疑，我要做最好的厨师。 我开始重新审视江南的旅游资源，发现她确实是一块不可复制的上等烹饪好料。我们完全可以把银砂滩建设成为由砂滩高尔夫、水景别墅、矿泉浴铂金五星级酒店、沙漠嘉年华等项目组成的国际旅游度假村；利用桃矿的老式铁路及蒸汽机车资源，把沙漠与“黄龙洞”景区串联起来，把景区内闲置的原长炼石油学校改造成文革特色小镇“红镇”，打通红镇通往“黄龙洞”的通道，依托激情燃烧年代的特色文化，把黄龙洞打造成现代敦煌…… 这不是痴人说梦，但许多人以为我是在痴人说梦。 骂我痴人说梦也就罢了，要命的是景区周围的人开始打起了尾砂的主意。 尾砂，顾名思义就是矿石提炼以后废弃的矿砂。尾砂坝原是一个水库，被梅林铅锌矿征用排放尾砂，日积月累，便堆积成了深90米，总面积3800亩的沙漠景观。1960年大饥荒，日本人提出一斤大米换一斤尾砂，遭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拒绝。周总理之所以拒绝日本人，是基于两点考虑，一来尾砂富含丰富的萤石、铅、锌等矿，待科学技术发达以后可以再提炼，日本人是趁火打劫，不能便宜了他们；二来关系到民族气节问题，祖宗的资源不可贱卖。20世纪90年代桃矿破产改制，尾砂坝被移交给矿区街道办事处管辖。办事处钟情于工业，对于如何开发尾砂坝有两种不同意见，一部分人主张引进大老板重新提炼，开发尾砂；更多的人瞎起哄，干脆将尾砂卖给水泥厂做添料，可直接产生经济效益至少50个亿。 50个亿，对一个年财政收入不到2亿的小县来说，的确有着巨大的诱惑。市里的领导也动心了。由于决策层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各分管领导便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管工业的批建鞭炮厂，管国土的赞成卖矿砂、搞国土覆盖换土地指标，管旅游的坚持守资源……婆婆多了，银砂滩出现了谁都管谁也管不了的局面，鞭炮厂规模越建越大，偷砂卖的由过去的偷偷摸摸发展到公开规模采挖，每天等待装船的尾砂在城陵矶码头堆成了一座座小山。 我心急如焚，在市长碰头会上大声疾呼：“各位市长，千万不要做给子孙后代留骂名的事情。银砂滩的资源有限，卖掉了就没了，不可再生啊。如果我们只顾眼前利益，把砂一卖了之，你们知不知道，砂卖了之后会留下一座水库，到时候我们得花大价钱来整险加固，我担心政府卖砂获得的利润恐怕还抵不到修水库的钱。而且据我所知，这个坝是个危坝，现在我们在坝上批建了一家鞭炮厂，将来一旦炮厂发生爆炸，尾砂坝必垮，坝一垮，桃矿几万人就包了饺子。所以，我主张守住这块资源，引进战略投资者发展休闲产业，永续利用。同时，强烈建议将鞭炮厂关停，以绝后患。” 分管工业的副市长针锋相对：“搞旅游能赚几个钱？不如炼矿来得快！国土部门到处造舆论说尾砂坝是一个危坝，是为了套上面的项目。我是土生土长的矿区人，尾砂坝是不是危坝还不晓得？扎实得很，哪里得垮啰？莫说一个鞭炮厂，就是再批他几家一起炸也炸不垮！” 更多的副市长则赞成卖砂。卖砂来得快，可以立竿见影地增加财政收入。除我之外，大家一致认为旅游项目投入大，见效慢，没么哩搞头。好在老萧毕竟是博士出生，眼光看得长远一些，但他又不能不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于是很聪明地拍了个板：“关于银砂滩的定位问题，我看就这样定：一、禁止卖砂，综合利用，即一半搞提炼，一半搞旅游；二、坚决阻止鞭炮厂非法扩建，待引进投资商以后再考虑其搬迁的问题……” 这个板的确拍得聪明，但执行起来效果并不好。当地盗卖尾砂的地方势力改变了策略，不再明目张胆。刚开始的时候，一有人向我报案，我就赶紧给矿区办事处工委书记老崔打电话，老崔一出马，挖砂的连人带机械全部撤离，老崔一离开，他们立马又进场。后来他们自己也嫌麻烦，干脆改在晚上零点以后作业，7点以前退场。那个鞭炮厂则依然我行我素，越扩越大。 有一天，我陪兄弟省市旅行社协会江南踩线团的老总们到银砂滩观光，午饭的时候和主管工业的副市长碰了个正着。我对他说：“那个鞭炮厂不要让他们再扩建了，将来这个厂迟早会搬迁，到时候还得由政府来买单，现在不制止，将来付出的代价会更大！”那位副市长把脸一沉，故意以“助理”称呼我：“宁助理，你为什么老是跟我过不去呢？那个鞭炮厂是河东市副市长某某某的弟弟办的，都是几个熟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搞那么认真搞么哩？” 他的话很刺耳，也很直接，怎么听都不像出自于一个副市长之口。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我连忙解释了一句“我是对事不对人”，然后就去忙我的应酬去了。否则，在大庭广众之下两个县领导真要“杠”起来，太有失大体。 接下来，砂子还继续偷偷地卖着，举报的电话我一天天不停地接着，鞭炮厂的规模更是一天天在扩着，与此同时，我和矿区办事处工委书记老崔的矛盾也在一天天加深着。纵观银砂滩的乱局，老崔是一个极为关键的人物，因为他在矿区有着崇高的威望，其实只要他发一句话，这些矛盾都可以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他的思想也不通。他一直是主张炼矿办企业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不停地在寻找合作的老板。据矿区那边反馈过来的小道消息，卖砂也是他在幕后支持，每卖一车砂，办事处提成20元。我把这些情况向老柳作了反映，希望市委书记出面干预。当老柳听老崔介绍说，如果提炼项目能够上马，每年能够创造多少多少亿的税收时，也就不再吭声了。 在江南，除了旅游、文化界的人士，我再也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眼看着一车车运往码头的砂子，我感到特别的心痛。心痛之余，更感到特别孤单。我不知道我这一个人的战斗究竟还能够支撑多久，凭我一个人的力量实在太势单力薄了。许多次我也曾想到过放弃，甚至妥协，只有那样我才过得安逸。但是一觉醒来，我又成了一个斗士。我觉得守住这份资源是我的一份责任。组织上把我派来江南，如果没有把江南的旅游资源开“发”，只能说明我没有很好地履职；如果我不但没有把江南的旅游开“发”，甚至连这份资源都没有守住，那绝对是我的失职。 在妥协与战斗之间，我选择了坚守。就在我快要全面崩溃的时候，意外地出现了转机，云梦市委副秘书长黎明突然被派到江南挂职常务副市长。一听到这个消息，我激动不已，大吼一声：“银砂滩有救了！”因为他的身份太特殊了，不仅因为他是市委副秘书长、云梦市委委员，更重要的是他是张书记的“大秘”，就连老柳都要敬畏他三分。就在我正考虑怎么向他汇报时，老崔已经抢在我的前面向他做了汇报。 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如果日本人在银砂滩办厂，是不是考虑和雾岭旅游公司解约？”我一听急了，看见老崔在他身后，我顿时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便直截了当地说：“您不要听老崔的一面之词，你安排个时间我给您详细地做个汇报。”黎市长望了望我，又望了望老崔，仿佛明白了什么，不再言语，点了点头离去。 当天晚上，我没和他预约就跑到他住的地方死等，等了一个多钟头才等到。我把保护银砂滩资源的重要性向他一讲，他马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第二天，在我的陪同下他亲自带领国土、安检、税务、旅游、矿区办事处等相关职能部门的一把手到银砂滩现场办公，明确规定：“银砂滩严禁卖砂，由矿区办事处成立一个尾砂管理所司职管理。鞭炮厂必须停止扩建。已非法扩建部分采取强制拆除。税务部门对该厂足额顶格纳税，用行政和法律的手段迫使该厂搬迁……” 至此，保卫银砂的硝烟散尽，银砂滩空旷依旧，苍凉依旧。 事情过去两年之后，我回过头来细细一想，其实我走了许多弯路。当年和我水火不容的老崔，后来居然戏剧性地变成了江南旅游业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当国土部门利用土地整理项目在砂滩上造农田换取国家的用地指标时，他誓死抗争。不仅如此，他还向国家争取了数亿资金，彻底地解决了危坝的安全隐患，并从雾岭旅游公司收回了景区经营权，计划用三到五年时间把“黄龙洞——银砂滩”建设成为国家矿山公园。 更有意思的是，当年那几个卖砂的矿老板在老崔的游说之下，投资上千万开发了矿泉湖漂流项目，生意异常火爆。开发旅游，让他们尝到了甜头，思想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过去他们是环境的破坏者，如今每次见到我就会抱怨政府不重视环保：“公路部门把公路两边的行道树都砍完了你们政府也不管管？”每每如此，我即笑曰：“过去你们开矿的时候砍了那么多树一点儿也不心疼，现在搞旅游了，晓得要政府出面保护树木了？” 一笑泯恩仇。 为了从雾岭旅游公司手上收回景区的经营权，我和老崔居然走到了一起。和对方签完合同的那一个晚上我们在澧水边散步，我问老崔：“是什么原因让你对旅游产生了兴趣？” 他回答：“多亏了‘张志银砂滩摇滚音乐节’，如果不是你策划那个活动让我见识到了旅游的真正魅力，说不定现在我还在支持卖砂呢！” 他的话顿时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对抗，并不是战斗的唯一选择，战斗固然可以赢得战争，但代价实在太大！” 八万人大混乱，我从政的惊险时刻 “7·28张志银砂滩摇滚音乐节”是我在江南挂职期间最刻骨铭心的一个生命片段。“十三村”庙会的成功，让我真正见识到了炒作的力量。过去，我在云梦市旅游局工作期间也策划过许多有影响的旅游节庆活动，但活动过后其炒作效应究竟有多大，无法获得真实的评估。因为云梦楼、湘君岛都是知名度很高的成熟景区，怎么可能分得清楚哪些游客是心仪云梦自发来的，哪些游客是受了活动的影响前来观光的呢？“十三村”庙会则不同，过去，江南从未有过团队光临，宾馆从未接过团队住宿，庙会过后，团队源源不断地来了，这就是最直观的效应。还有一个效应是潜在的。“庙会”让江南人民重新认识了旅游，也重新认识了我。在他们心目中，我获得了江南旅游“教父”的地位。这正是我所需要的。面对一无资金二无政策支持、景区基础设施又极不完善的困局，我更加坚定了通过炒作把江南的名声炒出去，把景区的人气炒起来的决心。 我决定玩个更大的。 天赐良机，隶属于省电视集团的968电台台庆，想找一个空旷的地方举办一届摇滚音乐节。得知这一信息后，我赶紧拉上景区的老总一道赶往省城进行游说。968的美女台长罗兰接待了我们。她也觉得银砂滩很适合做摇滚，但有两个致命的弱点让她举棋不定。一是离省城太远，票怎么卖得出去？二是场地太空旷，四面都敞，人随处可进，怎么收票？ 我思索片刻，来不及和景区老总商量，当即做了三点承诺：“一、我想办法在云梦找一家票务总代理，包销一万张门票；二、景区负责为省城观众免费提供晚餐和沙滩帐篷，以吸引省城的观众；三、政府负责搭建舞台及围栏，将整个演出场地用钢架围起来，江南的警力不够就到云梦调武警，确保安全有序。”罗兰被我的真诚打动，有了意向，但没有拍板。她说，省台对968的这次活动非常重视，能否顺利落地江南，还要报请台长批准。 当时的省台台长虽已贵为省广电厅副厅长，但毫无官气，给人的感觉整个就一搞艺术的。为确保演出效果，他没有惊动江南官方，亲自到银砂滩来看了现场，连中饭都未吃就赶回了省城。他喜欢银砂滩的那种孤独与苍凉，这种内心世界的空灵与张志所要宣泄的情绪混合在一起，犹如天籁。他斟酌再三，最后敲定了银砂滩。 方案敲定以后，我又开始了无休止地向书记、市长、各位副市长们汇报。在整个汇报过程中，我提了举办此次活动的重大意义，提了安全保卫的重要性，还提了需要各职能部门配合做的工作，就是没提“请求政府拨点钱”的请求。我心里清楚，财政大部分的钱都花到工业园去了，那里是一个无底洞，堵眼都不够，哪里挤得出钱来支持旅游办节，提了也白提，所以干脆不提。不提也有不提的好处，凡政府开会都有个不成文的规律，只要不涉及到“钱”和“编”，提交讨论的事情一般都能顺利通过，否则，够悬。因为“张志摇滚”既没涉及编，又没提“拨钱”，所以市长拍起板来很爽快：“还是那句话，安全第一。” 得到了书记、市长的首肯，我可以放开手脚干起来了。我连夜召集公安、建设、安检、文化、电力、卫生、旅游、公路、矿区办事处等单位或部门的一把手开协调会，为了让这些一把手们“买账”，我特意邀请常务副市长黎明参加。此次活动交给建设局的任务最重，他们不仅要承担舞台、安全围栏的搭建，还要负责演出散场以后的卫生清扫。建设局长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执行力强，对于交给他的任务没打半点折扣，照单全收。最不买账的是公安部门。我在给他们交代任务的时候反复强调，此次张志复出影响巨大，观众人数无法估量，安保工作任务艰巨，公安部门一定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做好预案，把各种困难都要估计足，如果警力不够，要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请求增援…… 对于我的“指手画脚”，公安局长不以为然，阴阳怪气地说：“这样的活动算么子，过去比这规模大得多的活动就靠我们这两三百号人不也没出么哩事，还到云梦调么哩警力啰？我担心的不是人多了，而是没么哩观众，莫搞得到时候观众的人数比警察还少，兴师动众的……” 公安局长的轻敌，让我寝食难安。万一安保出了问题，不仅挂职白挂了，说不定还有牢狱之灾。但是我又拿他没办法，公安局长是由云梦市公安局任命的，副处级别比我这个正科级的市长助理还高，也难怪他的眼里没有我。迫于无奈，我只能利用食堂吃饭或晚上陪市委书记打乒乓球的机会给老柳上弦，让他亲自过问安保的事情。 张志的复出，不仅惊动了国内媒体，还引起了国外一家中文报纸的关注。报社总裁吉米先生利用来中国访问的机会来到了江南。闲谈中，他特别赏识我对汉字的研究，当场拍板为我开一个整版的专栏，向国际社会推介汉字文化。谈到投机处，他再次表态，免费拿四个整版推介江南的旅游资源，下次来江南观摩张志银砂滩摇滚音乐节的时候，给你们市委书记做个专访……后来，他果真兑现了他的承诺。7月28日演出那天，他亲自带着一个采访团，自驾着一台向日葵颜色的悍马从他在国内的公司出发，一路浩浩荡荡地来到了江南。市委柳书记有生以来第一次风风光光地接受了境外媒体的采访，四个整版的推介，让江南旅游从此名扬海外。 时间一天天地在向前逼近，从广州运来的灯光、音响设备整整装了两车。云梦的卖票会天天在步行街火爆造势，广播电台每天准点播出张志的怀旧歌曲意图唤起人们的回忆。电力部门临时架设了专线，公路部门抢通并拓宽了景区内的公路，建设部门加班加点地搭建舞台及围栏，景区紧急从武汉采购了五百顶帐篷，供远途的观众夜宿沙滩。罗台长在开幕前夜直奔现场指挥舞台灯光布景，凌晨1点打电话到省城从台里调拨强光灯，责令技术人员赶在天亮之前布置到位。更为惊险的是，离开幕仅仅五小时的时候，旅游局还在武汉临时按要求采购灰色的舞台地毯…… 7月28日，天公作美，本应十分炎热的天气因台风的前沿接近我省而变得比较凉爽。从上午9点，观众开始向砂滩集结。由于公安部门的轻敌，警力集结太迟，待警员按照预案到达各自岗位时，局面已经失控。景区提供给长沙游客的晚餐大部分被现场的观众强行拿走，整整齐齐摆在砂滩上的500顶帐篷被偷走了三分之一，当地农民早早地来到现场，强行钻进观众区占据了最好的位置。矿区办事处对形势估计不足，街面上所有的餐馆、店铺凡是能吃的食物被抢购一空，到处是求购食物的人群，整个矿山街区被人流和车流堵得水泄不通，呈现一片乱象。 我坐着吉米的悍马陪他们一行从江南城里出发时还不到晚上6点，就是担心太晚了堵车，没想到我们出发还是太晚，车过工业园便开始堵上了。街上已经拦不到的士，一辆接一辆的摩托车流水线一样往砂滩运送观众。摩托车见缝就钻，让本就拥堵的交通变得更加不顺畅，更要命的是，到处看不到一个交警。我给公安局长打电话，无人接听，我估计此时他已焦头烂额。 就这样走一走停一停，车进桃矿已是晚上7点30分。街上堵得更严实，几个交警已累得背上没有一丝干的地方，无论怎么疏导，就是理不出头绪。我看见老柳和老萧的车都被堵在那里，眼看着8点钟直播演出就要开始，老萧如果不能准时赶到，谁来发表热情洋溢的致辞呢？我赶紧跳下车，抓住一个交警劈头盖脸就“骂”：“你们怎么疏导的交通？萧市长8点钟要讲话，现在还被堵在这里，误了事谁负责？”那个交警估计是个中队长，知道敢骂他们的肯定是县一级的领导，强忍着收起了平时的跋扈，耐心地解释：“没料到会来这么多车……” “像这么大的活动，你们应该从上午10点开始就要对周边五公里范围内的车辆实行交通管制。你看路这么窄，还在双向通行，能不挤吗？”我狠狠地把那个交警训了一顿，让他想尽一切办法让老柳和老萧的车按时赶到演出现场。交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撕开一条道来，让我们的车缓缓向会场进发。到得会场一看，秩序已经大乱，守卡的民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看见熟人就一群群地往里放；钢架围栏失去了作用，围栏外的人源源不断地翻过围栏跑进观众区，现场面广，警力又少根本就顾不过来。加上张志坚决要求所有的观众必须站着，不得设立座椅，让本就混乱的观众区变得更加混乱。 我、老柳、还有老萧来到舞台后面的候场区，看见刺眼的红光之下一片黑压压的脑袋，不时发出阵阵骇人的吼叫，非常恐怖。老柳已经乱了阵脚，生怕出事，让我把968电台台长叫过来。台长对这种情况早已见怪不怪，安慰老柳说：“没事，演出一开始，观众的情绪就稳定下来了。”老柳还是急得不得了：“那就早点宣布开始吧！”罗兰点了点头，用对讲机通知所有的工作人员做好演出准备。在一片音乐的巨响中，老萧走上舞台开始致辞。观众们对于这种官样化的程序特别反感，老萧边致辞，观众们边起哄。好在没有像往常一样安排一堆领导讲话，否则真会被观众砸台。打那以后，我吸取了教训，凡带大型演出的节庆活动一律不再安排领导致辞…… 演出开始了，观众的情绪安定下来。首先出场热身的是摇滚乐手“猫”。在候场的时候我见到了那个女孩。她叼一支烟，闷闷的一言不发。上场以后，伴随着重金属的音乐，她开始从嗓子眼里歇斯底里地喊唱。现场八万观众中有六万是本地农民，很少有人能够听懂。当她唱到第五首的时候，观众开始一浪接一浪地喝倒彩。我担心她支持不住中途退场。其实对于这样的倒彩，她已经习以为常，她坚守在舞台之上，不论观众如何辱骂，仍然执著地用自己的方式发声。 我含着眼泪望着台上忘情地喊唱着的那个叫“猫”的女孩，听懂了她的摇滚。在这唯“钱”独尊、竞争残酷、缺乏幸福感的社会，除了歇斯底里的喊叫，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方式去尽情宣泄淤积在心头的孤单？ 千呼万唤，张志出场了。现场像点燃了火药，气氛突然火爆。离舞台最近的观众发出海啸一般的吼声向台上涌去，后面的观众像潮水一般跟着前面的观众往前涌。罗兰大喊一声：“赶快搭人墙！”我早已顾不得自己的身份，冲上舞台，同工作人员一道手拉手搭起人墙，将已经涌上台来的观众挡回了观众席。后来有记者问我，当时之所以有这么一个主动是不是为了炒作？我笑了笑：“恐惧都来不及呢，还有功夫想炒作？当时脑子里闪念的只有四个字，那就是：不能出事。” 演出进行了三个小时，终于平平安安地画上了句号，我顾不了男女授受不亲的教条，和罗兰以及她台里的几员女将紧紧地拥抱。张志还有台长他们连夜回了省城，我、吉米、罗兰和景区老总则留在砂滩，一起去吃烧烤。夜深如水，风景如画，一片茫茫的银砂之上，孤独地挂着一轮皎洁的明月，风在沙漠里走来走去，发出如埙一般空灵的声响。我们边吃烧烤边喝着啤酒，尽情地将所有的紧张全部释放。 没部门敢审批漂流项目吗 2008年下半年的时候，老阮很激动地跑来告诉我，雷子要投资搞漂流了。我也很高兴：“好啊，江南人终于开始有了旅游开发的意识，说明我这几年的功夫没有白费。我们老是喊没钱投资，其实资金就在身边。民间资本是一座富矿，一旦开采出来，就是一座金山！” 雷子不姓雷，因为脾气性格雷，所以都喊他“雷子”。其实他姓梅，叫跃进，乃江南最牛的矿老板。雷子投资搞旅游，我着实有理由感到兴奋。我刚到江南时，嚷嚷卖砂嚷得最凶卖得最凶的也是他。如今，连他都感兴趣投资干旅游了，说明江南人的观念在慢慢地发生改变了。在矿区一带雷子的势力很大，称雄一方。自梅林铅锌矿破产改制以后，他联合几个老板把老矿给盘了下来，连地皮带产房、设备以及铁路、矿山，几乎占据了矿区的半壁河山。在矿区，到处是他的地盘，地方上的混混经常跑到银砂滩上去占滩为王，不请他出马很难摆平。 后来，他瞄中了砂子的巨大利润，鼓动矿区的党政领导卖砂，不仅领导同意，连老百姓都赞成，那个时候我简直对他头痛不已。为此，我经常给景区老总“灌水”：“你们一有时间就多找雷子聊聊天，向他推介一下矿区水库漂流的项目，如果能说服他投资，你们就不用天天为他卖砂的事情烦恼了，说不定到时候矿区第一个跳出来反对卖砂的就是他！” 景区老总认为我说得有道理，觉得可以一试。没想到，这一试倒真试成了。不过，我又有点纳闷，雷子搞漂流，怎么没喊我这个分管旅游的领导去给他参谋参谋，反倒是把分管招商引资的副市长请到江南开了两次协调会，他们连这个项目的报批手续该怎么走都搞坨不清，协调有什么意义呢？我问老阮参加没有，老阮说，雷子很牛，没把旅游局放在眼里，没请他参加。 我听得出来他有情绪，便开导他说：“雷子过去没搞过旅游，不懂套路，我们不能跟他一般见识。不管怎么说，他投的是旅游项目，就算他没把我们放在眼里，我们也要主动介入，搞好服务。这个项目意义非同一般，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只要雷子在这个项目上赚了钱，江南其他的老板会跟风投资旅游，这就是我梦寐以求渴望出现的局面。漂流是一个特殊的项目，手续很难办，你放心，他迟早会主动找上门来的……” 我之所以放这句“狠话”，是因为我太了解这个项目了，在国家现有的行政管理体制下，“漂流”属于“三不管”项目。在传统旅游阶段，我国没有把漂流纳入旅游项目，而是作为带有探险性质的特种体育项目归口体育部门管理。改革开放以后，漂流项目作为旅行项目粉墨登场，国家旅游局认为应该由旅游部门审批，为此体育、旅游两家还打起了口水仗。争来争去，海事部门以为这其中有很大的利益，也参与进来，认为应该归口海事部门审批。安检部门说这属于危险项目，非安检审批不得上马……后来漂流出了安全事故，死了几个人，这些部门才发现这个项目不好管，出了事故谁也负不起责任。于是陡然之间都说自己没有审批权，于是，“漂流”审批由香饽饽一下子沦落成了“三不管”。2007年金牛山景区盲目上马搞漂流，酿成了垮坝淹死七人的重大安全事故，云梦地区的领导“谈漂流色变”，在这个节骨眼上雷子搞漂流，其困难显而易见。 果不其然，雷子找上门来了。他本以为凭他的财力和在江南经营了多年的人脉资源，没有什么事情摆不平的，可等到项目开工以后他才发现，都失灵了。他向我诉苦说：“工程没上马之前，我请这些职能部门的领导们吃饭，都说你先搞，边搞边办手续，好赶在明年‘五一’开漂，等到老子把机械拖进去开了场，这些王八蛋都找上门来了，说是没办手续要停工。我天天都在那几个部门跑，哪天没去办手续？海事局说：‘我们只管漂流筏子的质量检查，按国家标准，交一条筏子的钱我就给检测一条，只要合格就可以漂。’我一算，妈的，500条筏子检测的钱比买筏子的钱还贵。厂家出厂本来就检测了一道，每条筏子都有海事部门发的合格证，为么哩到了地方还要检一道呢？不就是为了搞几个钱嘛。我回过头来去找体育部门，体育局长说：‘我们只管竞技运动，旅游漂流项目我们不管，出了事担不起责任。’安全部门说：‘我们只管安全督察，没有审批的权限。’旅游部门说：‘我们这里只备案。’水利部门说：‘我只管堤坝的安全。’可工商部门不管这么多，没有审批章他们不办营业执照啊。一个皮球踢来踢去，这些老爷部门不仅不管你，还到处设卡。水利部门要我做《水资源评估报告》和《防洪安全评估报告》，环保部门要我做《环评报告》，发改委要我做《可研报告》，就这几个《报告》我估算了一下，交给他们来做得100多万，我怎么承受得起呢？前几天管安全的副市长召集安检部门的人开会，说要强行停我的工。如果我不办手续你停我的工还有道理，我手续都办了几个月，你们政府部门不作为，你说我该怎么办？官僚主义害死人呢！” 他反映的这些情况，他不说我也猜到了一个大概。 我笑了笑，道：“你以为官僚主义只害你呀，我也受害不浅呢。你看看那云林山，好端端的一座国家森林公园，都快要被豪华墓葬给包围了。没进景区先看坟，多煞风景啊！政府每开一次市长碰头会我都要大声疾呼，尽快启动殡葬改革，全面推行火葬。可是，你喊你的，谁听你的？江南大部分市级领导都是土生土长的，民政局所有的干部职工都是本地人，他们的祖辈、爷娘，甚至自己的骨子里都不愿意火葬，你一个挂职干部，从云梦一下来就要搞火葬，你算老几呀？喊了两三年喊不动，我也就不喊了，省得得罪人。” 雷子一听，急了：“听您这么一说，我这项目没得办法搞了？” 我对雷子说：“你莫性急，你这个项目和云林山的乱葬问题不一样，那件事情牵涉面太广。你这个项目主要是没搞清套路，所以走了很多弯路。不过你放心啰，我会来帮你理清这团乱麻的。话说回来，你也不要埋怨这些部门，轮到你当局长时你也会这个样子的。当今社会好多事情不是光有钱就能解决问题的，有利益的时候大家争着管，没得利益或利益不大还要危及到乌纱帽的时候，就谁也不愿意出这个头了。没办法，你得适应。《水资源评估报告》、《防洪安全评估报告》、《环评报告》、《可研报告》等按规定是要做的，只是在价格上面可以协商，作为政府扶持项目象征性地收一点就可以了。我看这样，我让旅游局成立一个班子，专门帮你跑手续，你们公司出两万元协调费意思意思。下个月我主持开一个协调会，把所有的部门喊过来，现场办公，把该解决的问题都当场给你解决了，你看如何？” “这还有么哩说的呢？”雷子高兴得手舞足蹈，打躬作揖地离去。 一个多月之后，协调会如期召开。会上各部门互相推让，都不肯审批。特别是水利部门，居然声称对这个项目不知情。 我反问道：“矿区水库管理所是不是你们的下属单位？” 水利部门回答：“是。” 我终于忍不住积压在心中的怒火，猛然间释放出来：“梅跃进早在去年就和他们签订了用水协议，你们作为主管江南市水库用水资源的主管机关居然不知情？既然你们不知情，为什么还要梅跃进做《水资源评估报告》和《防洪安全评估报告》？睁着眼睛说瞎话，都像你们这样不栽花反栽刺，江南的经济怎么搞得上去？既然你们都怕出事故担担子，今天我就带这个头，在座的部门严格按照各自的职责把好关，待验收合格以后大家都来签字，一个不落，集体担责！” 我的气势震住了会场，再没有发出不同的声音，困扰了雷子近半年的各种复杂问题仅花了一上午时间就迎刃而解了。工程进展很快，“五一”正式开漂。开漂那天，公司想举行一个仪式。我问雷子：“都请了哪些领导？” 雷子道：“请了老柳、老萧，其他的市级领导都发了请帖。” 我又问：“他们都答应参加了吗？” 雷子回答：“老柳答应一定参加，其他的领导没表态。” 我笑了笑道：“老萧肯定不会参加，他要回广州会妻儿，其他的领导都悬。”原因很简单，要是日后你这个漂流出了安全事故，开漂庆典上的照片里有他们的影像，他们会担心受牵连。为了不冷场，我宽他的心道：“不过，你放心，我一定参加，我是分管旅游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第二天，我准时参加庆典。市级领导中也还有不怕“死”的，人大主任、政协主席就亲临了会场。 自始至终，我没有看见老柳的身影。 副市长:夹在书记、市长间的酸菜馅 我曾经打过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政府就像一块没有肉的馅饼，副县（市）长就是馅饼中的酸菜”。 这个比喻得到了很多同僚的认可。像我们这一级的干部，不怕钱少（钱少，可以去化缘），不怕权小（权小，可以慢慢熬），最怕书记、县（市）长意见不统一夹在中间不晓得怎么办。在乡镇一级，不存在这个问题，反正是乡镇书记说了算，乡镇长几乎没什么发言权。到了县一级，关系就变得很微妙了，表面看上去似乎很难看得出有什么破绽：书记管帽子，县（市）长管票子，各自按潜规则行事，井水不犯河水；实际上，暗地里也有相互不买账的时候。一旦这个时候陷入其中，难逃满嘴酸菜的味道。 在云梦地区县级领导班子中，老柳和老萧关系算相处得融洽的，老萧刚到任时，老柳在云梦市三级干部大会上表态时曾经以二人的名字作了一副对联，联曰：“子文博闻知博温，博温知温靠子文”。不管他们如何“知温”，相处久了，总归会有意见出现分歧的时候。就拿嗡琴戏《村长本是学生伢》进京演出一事来说，两人的想法不一样，就搞得分管领导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村长本是学生伢》这出戏的主人翁原型是江南组织部长在药谷乡龙角村办点时挖掘的一个新农村建设大学生村官的典型。为了把这个典型树起来，组织部筹了一点钱，作为政治任务交给文化局，让他们排了这出戏。戏排出来以后通过云梦组织部下文，在全市巡演反响很好，有人就出主意，如果能够进京演出，那个政治影响非同小可。江南组织部长动了心，去给老柳汇报，老柳觉得甚好，让他派人和北京联系，最好能在中国大剧院演一场。联系的结果是大剧院太贵，演不起。在北京的几个乡友说，筹点钱在朝阳剧院里演两场算了。北京人听不懂嗡琴戏，票不好卖，如果剧院太大，位置空得太多，气氛不好。朝阳剧院正好，光乡友就可以把位置塞满……老柳一听有道理，二话不说便拍了板。 可他拍的是演出的板，却没拍钱的板。送戏进京得花钱，花钱还得找老萧。分管领导和文化局长知道这笔钱不好要，指望老柳出个面。老柳说我不管钱，你们打个报告去找老萧吧。老萧对送戏进京不感兴趣，他不喜欢搞这些花架子。他的想法也有他的道理，又不是获了奖国家调演，自己拿钱到北京请老乡们看戏，有什么意义？可老萧明知道这是老柳的意图，他也不能直通通地拒绝，便拐了个弯道：“你们先演，费用的事到时候再说。” 分管领导和文化局长没办法，两边都不能得罪，只好硬着头皮进京。进了一回京，无论如何得把央视忽悠来，如果连央视镜头都看不到一个，演出费的事搞不好会打水漂。文化局长不知所措，云梦电视台副台长很有新闻头脑，他出了个馊点子，虚构了一个新闻由头：江南市政府给农民工送戏进京。这个由头正好符合当时的主旋律。央视记者还真给忽悠来了，摄像机对着观众席上一拍，纳闷：哪有农民工的影子？不过怀疑归怀疑，消息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发了。 演出差不多了，可借来的盘缠也花得差不多了。演员们提意见说，好不容易来一趟北京，连长城都没去过，大家一起吵着闹着要“一日游”。局长没法子，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但为了节省经费，早上4点就出发了，赶下午的火车回江南。一行人又累又饿地赶到火车站每人呷了个快餐，上车时才发现，由于路费不够剧团给他们全部买的是座位票。演员们怒火冲天，在火车上就造起反来。事情反映到老柳耳朵里，他赶紧吩咐宣传部组织锣鼓家伙，一大早在政府门口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给他们以精神上的鼓励…… 像这样的事情，我曾经遇到过多回。我最怕老柳对我说，你准备一下，什么时候开个常委会议一议旅游。常委会议旅游，无非解决三个问题：思路、规划和经费。你老柳事先不和老萧衔接好，让我拿一个方案直接捅到常委会上去将老萧的军，不是激发我和老萧的矛盾吗？这样的蠢事我不干，只好采取拖延的办法。直到我离开江南，这个常委会一直没有开成。 也有无法回避的。2008年三级干部大会上，老柳向与会干部庄严宣布，2008年举办一届大型旅游节庆活动，景区不拿钱，政府拿钱！我知道老柳在表这个态之前肯定没和老萧商量，注定夹在中间为难的非我莫属。散会以后，各乡镇、各单位都在积极落实江南市委三级干部会议精神，旅游战线也不能落后。我和省城一家电视台的编导精心策划了一个“汽车飞跃云林山”的旅游促销活动，从45万讲价讲到15万，都市频道邀请其他省市的多家电视媒体现场直播，还赠送一周广告，多合算的买卖呀。我把方案送给老萧，找他批钱，老萧很礼貌地收下方案，对钱的事提都不提。后来，我在食堂里吃饭碰到老柳，顺便把这个方案给了他一份。听了我的汇报。他觉得蛮好。我说：“麻烦你出一下面，和老萧说一声，我好找他批15万块钱。我已经找过他一次，他没表态。” 老柳道：“你去找他就是，就说是我要你去找的他。” 我很为难：“你是不是给他打个电话？” 老柳有些不耐烦：“我说了不用打电话，你去找他他会晓得的。” 无奈，我只得硬着头皮再去找老萧。这一次老萧很干脆地否决了我的请求。他说：“现在到处都要用钱，哪里有钱给你搞活动？” 自此，我便彻底打消了办节的念头。可是老柳的愿望却很强烈，他要向三级干部们有所交代。眼看着“五一”黄金周越来越近了，我这里还没动静，他便很不高兴地让秘书把我喊到他的办公室谈话。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去年没让你管旅游，你不做事情有可原，今年让你管旅游了，为什么到现在你还没动静？在这里挂职就要好好挂，总要挂出个名堂来，没有政绩，你回去拿什么交差？” 他这副口气让我非常反感，我强忍着心中的不快，耐心地给他解释：“不是我无动于衷，方案你也看过了，价钱也和对方谈好了，就差打预付款过去了。老萧不给我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叫我有什么办法？” 老柳听出了我的画外音，颇为恼怒：“不是每年给你们预算了100万吗？人家没有预算找他要得到钱，为什么给你们预算了100万你反而要不到钱？你总是和一把手搞不好关系，你应该好好地反思反思。” 他这句话深深地刺伤了我，我提高了嗓门回应道：“你以为那100万是真的预算给了旅游口？我问过老萧，老萧明确地告诉我那只是列的一个科目，好应付上面的检查，那笔钱根本就不是旅游专项资金……” 正在我们争执的时候，市委办主任进来向他汇报说河东区党政领导代表团要来江南参观学习，代表团由书记、区长带队，按照对等接待的原则，江南市委书记、市长应该陪同。可是老萧不肯出面，河东区的书记曾经是他的下级，资历、学历都不如他，老柳不走，他没法接书记，心里不痛快，故有意回避。市委办主任不好勉强，又觉得不妥，只好来向老柳求援。老柳沉默了片刻，拨通了老萧的手机，用商量的口气对他说：“我去全陪，你陪个餐，怎么样？”对于老柳提出的这个妥协性建议，老萧愉快地接受了。老柳转过身来立马教训我：“你要向市委办主任学习，你看人家的协调能力！” 我嗤之以鼻：“他还不是搞不定了才跑来找你帮他搞定的，这也叫协调？” 老柳见我和他顶嘴，更不高兴，继续教训我：“你这样的脾气和性格不适合在官场上混。” 我说：“我知道。”说罢把门用力一关，离开了那个火药桶。 那一年，活动终究没有搞成。快要离开江南的时候，在茶楼里偶遇文化局长。我问他：“上次演出的那笔乱账了了没有？” 他苦笑着摇了摇头。 至今，那笔欠账仍然挂在文化部门的账上。 这份贱约是哪个签的 我到江南五年，平心而论，除了通过炒作做旺了景区的人气，在基础设施方面并没有得到大的改善。最大的瓶颈除开财政乏力的因素以外，与雾岭旅游公司关于“黄龙洞——矿泉湖景区”的合作开发协议签得失败不无关系。老柳多次给我施压，要我把雾岭旅游公司搞走再找一家有实力的开发商来，我有苦难言。那份由上市公司律师团精心拟制条文、经柳博温同志亲笔签名的合同，丝丝入扣，根本就找不出任何让其退出的破绽。在政府市长碰头会上，我把那份合同复印数份，人手发了一份，老萧看了半天，问了一句：“这份‘贱约’是哪个签的？” 没人回应。 合约上签道：“雾岭旅游公司以所属原矿山技校600亩土地及附属资产入股，控股70%，承诺总投资2000万元，前五年投资不少于1000万元，合作期50年；江南市人民政府以地下长城、矿泉湖、银砂滩及上述景区现有资产入股，控股30%。”“五十年需投资2000万元，头五年不少于1000万元”的概念是，只要头五年兑现了1000万元的投资，其余44年无需投资，因为另外的1000万元投资没有细化到年份，对方即使在第49年年底完成这1000万元的投资也没有违约。也就是说，雾岭旅游公司仅凭区区1000万元投资就轻轻松松卷走了政府50年的经营权外加70%的股份，堪称中国最“贱”的合同之一。 还有一份比这份更贱的“贱约”。江南市政府出让给泡泡奶公司紧靠107国道和云林山国家森林公园、其中包括一部分核心景区用地的总计1600多亩土地，出让价格仅为“买断水田8000元/亩，旱地6000元/亩，林地4000元/亩”…… 为什么会频频出现这样的“贱约”呢？ 自国家实行分税制以后，地方经济开始勒紧裤腰带。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各级地方行政首脑开始探索如何走出困境的办法，经营城市的概念开始风行。本来，科学地经营城市应该是把城市作为国有资产来整体经营，然而在中国，绝大多数的行政长官们一提经营城市马上就会想到卖地和建厂。许多地方求发展、求政绩心切，热衷于“以地置换”，即将土地贱价置换给开发商，开发商出钱为政府修路、架桥、美化街道等等，由此获得大片大片廉价的土地，然后再开发地产，以高价卖给消费者牟取暴利。 这样一种短平快的方式的确让城市变美了，政绩也在最短的时间内得以显现，然而，城市建设的成本却被无辜地转嫁给了购房的纳税人。“以地置换”弥补了城市建设资金的不足，但财政增收的问题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那么钱从哪儿来？“无工不富”，只有一条出路：招商引资办厂。可全国都在招商，办法都大同小异，为了杀出一条血路，同样把目光瞄准了土地和资源——贱价，更多的是亏本、贴钱招进来，先赚政绩，再图以后预期的税收。许多企业家非常聪明，一般完成一期投资把第一批生产线上上来以后，就会想尽一切办法让政府妥协，签订“包税”协议，即“头若干年按每条生产线每年很优惠的税收征税”。干完“包税”期，老板会立马将企业转卖，套取政府的土地差价及增值利润。 为了引进这些老板，政府必须配套建设工业园以及水、电、路、污水处理等诸多配套设施，若干年后，还得拿巨额资金去堵环境遭破坏的窟窿。政府的钱是谁的钱？都是纳税人的钱。政府贱卖土地、资源，赚了政绩，赚了gdp，纳税人得到了什么？什么也没有得到。他们不仅要为老板们办厂买单，还要为老板们的工厂排出的废气、粉尘以及数不清的污染物支付高昂的健康代价…… 我们再回到“黄龙洞——矿泉湖景区”那份合同的话题上来。 为了解除和雾岭旅游公司这份合约，我可谓绞尽了脑汁。我深知，要抓住其软肋才有和人家谈判的资本。由此，我想了很多办法，先搞清楚了这份合约的来龙去脉。雾岭旅游公司当年为了做大盘子上市，以380万元的价格获得了矿山技校600亩土地及资产，而后评估6000万元入了股本。因为矿山技校地理位置偏僻，如果不依托黄龙洞景区盘活，没有什么经济价值。加上周边社会环境相当复杂，长期闲置会被当地老百姓蚕食殆尽。基于如此目的，便有了合作意向。那时，老柳刚刚从云梦调至江南，也希望有大的项目签约。负责谈判的是当时分管旅游的邱红霞副市长，其立功心切，被老板牵着鼻子走，一半清醒一半醉地约定了以上条款。老柳是法人代表，签字的只可能是老柳…… 抓住了雾岭旅游公司的软肋，我有了谈判的底气。我在心里算了一笔账，当初雾岭旅游公司购地成本就花了380万，后来在江南零零星星投资了520万，借款给江南150万，按每年20万抵扣四年分红80万，结余70万，总共算起来雾岭旅游公司在江南投入了970万元。如果在1500万元以内能够收回来，江南政府是合算的。因为，按照国家新的土地政策，商业用地的成本价每亩就要花到9.6万元，600亩土地仅按成本计价就达到了近6000万元，还不包括土地上的固定资产。 在确定了我的心理底线之后，我开始拐弯抹角地试探雾岭旅游公司，了解他们的要价。当时雾岭旅游公司刚刚被雾岭市人民政府收购，巨大的债务压力加速了他们改变投资战略的决心。我了解这一情况之后，以“银砂滩是危险尾砂坝，政府有权强行闭库”、“黄龙洞是国家人防工程，人民政府有权强制收回”为由，不断地给他们施压，逼他们不得不做出退出江南的决定，要价3000万元。并承诺谁牵线卖3000万，按10%给予重奖。我态度强硬：“3000万没有，奖金我也不要，800万现金拿走！”双方谈判谈得如火如荼，距离谈得越来越拢，我的心里越谈越虚：这800万从何而来？ 就在我万分焦虑的时候，矿区街道办事处工委书记老崔给我带来了好消息，他向国家争取了一笔巨额资金，打算把“黄龙洞——银砂滩”建成国家矿山公园。资金的问题终于有了着落。但更大的困难接踵而至，那就是观念的问题。尽管收购的主体是矿区街道办事处，且其收购的资金是向上面争取来的，但毕竟都是国有资金，像这么大的抉择必须上市长碰头会集体讨论决定。会上，我通报了详细情况，市长们的意见马上分成了三派，大多数认为不合算。这一部分人认为：“当初他们只花了380万，凭什么我们收回来就要花八九百上千万？土地在我们的地盘上，他们又搬不走，人民政府搞进来一个企业很难，要搞死一个企业还不容易？”还有一部分人不发表意见，做老好人。 支持我的人算上我还不到三四个人。老萧毕竟是学金融的博士，清楚这笔交易是不是合算。但他又不能打击一大片，既然是集体、民主决策，就要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这样一来，谈判就会破裂，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国有资产被人家廉价占有50年。老萧非常聪明，他表态说：“反正财政也拿不出这笔钱，既然老崔有信心把这块资源接过来经营好，就全权委托他去谈判、签约。如果能够谈得成，老崔又能够从国家争得来资金把这里盘活也是一件好事！” 老萧一锤定音。经过几轮反反复复的讨价还价，最终老崔和对方以900万元现金成交。 泡泡奶项目的那片土地可没有这么幸运，是被花旗银行用来抵债，还是被人民政府没收，随着其董事长戴成武的被刑拘，一切都还是一个未知数。 第七章 官场式人际中的虚伪与真诚 后来，在我离开江南之前，我特意到老萧家坐了坐，我们俩聊了一个多小时。他说他还算是一个很大量的人，就凭我在外面说他坏话这件事，他就可以不让我待在江南。自此，终于证实了我的猜测。唉，对此我不得不佩服那个设下如此狠毒阴谋的造谣者。 ●你以为书记心里真有你？ 从2006年上半年开始，江南有实力竞争市委常委的副市长、乡镇党委书记及科局级单位的一把手们，不再有心思上班，眼光齐刷刷地瞄准了市委常委的“空位”。也怪不得，基层干部苦等五年只有两次晋升的机会，即党委和政府换届。而且每次换届空出的位置少得可怜，尤其是常委这边，云梦的“空降兵”特多，常常是“苦等五年空望月”。政府那边还好一些，除了市长、常务副市长“空降”以外，其他副市长一般都会在本地产生。至于人大和政协那边，只有快到龄了待遇又还没有解决的时候，那些有实力又有资历的科局级一把手们才会退而求其次地往那边去。 换届还没有开始，许多竞争者心里开始打起了退堂鼓。本次常委竞争异常的激烈。根据上面的精神，今后常委里只设一个专职副书记，必须配备一个35岁以下的年轻人和一个女常委。人们掐指一算，失望透顶。现任常委中到龄的只有宣传部长和纪委书记，如果严格按照“年龄和性别结构”来配备的话，等于没有空缺。虽然政府这边副市长中要增加一人进常委，但政府这边竞争也尤为激烈。资格最老的老向，人缘好，势力大，老柳不能不考虑；“双高”副市长曹日华有年龄和学历、职称优势，又有省委组织部“御派”的政治背景，老柳也不能不考虑；还有一个直接由省委组织部从省财政厅下派来江南任职的副市长熊雄，他背靠省财政厅这棵大树，如果不考虑他，将直接影响国家和省里对江南的转移支付及项目资金的争取……尽管看似无望，也有不死心的。在他们看来，位置少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何谋局。在江南党委换届历史上，市委副书记、市长都曾经落选过，何况一个小小的“光头”常委？ 在政府班子这边，和我关系最好、我也最为他们担心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双高”副市长曹日华，一个是从省厅下放来江南的副市长熊雄。曹日华考取“双高”副市长这个职位之前，系经贸科技学院外语系的副主任，年收入是现在的三倍。我很不理解他的这个决定，经常笑话他：“像你这样耿直、没有背景、不会吹溜拍马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荣返省城呀？你这个湖大的博士智商应该不低呀，当初怎么就做了这样一个糊涂的选择呢？” 曹日华叹了口气，讲出了他的心里话：“我们家族祖祖辈辈是农民，从来没有出过一个县太爷。我以为当县太爷很风光，哪里晓得要权没得权，要钱穷得死，每隔五年还要花钱保位置，年纪轻轻两地分居，还不晓得哪一天能够回去和老婆团聚。莫讲，一讲起来我就后悔得要死。如果我不来江南，在经科学院随随便便混个正处级的系主任没一点问题。没办法啦，又没得后悔药呷……” 我提醒他：“这次换届你可不能掉以轻心，你要想方设法进常委，要不就交流出去，不然的话，明年副市长选举很难保证你不落选啊，我听到了好多风声，有人公开扬言，第一个就要把你选下去。” 他摸了摸自己的后脑勺：“其他县里面的‘双高’都准备安排进常委，老柳应该会考虑我吧？” 我摇了摇头：“你不了解老柳。他廉政、也为民办实事，就是太讲究平衡。你不相信，我把话撂在这里，他不会打你的米米，除非你属于35岁以下之列，可惜你已超龄了几个月。” 曹日华不信，头摇得像个拨浪鼓似的。 他那么自信，我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没过多久，他便被老柳派到浙江挂职去了。他还以为是老柳关照他，特意给他一次锻炼提拔的机会，故兴高采烈地去了。殊不知在如此关键之时刻，有哪个常委和副市长愿意去？ 和他一样自信的还有熊雄。 当初省里搞改革，从省直机关放一批年轻干部到县里任职。熊雄所在的省厅分配了一个名额，其他人都不愿意下去，熊雄机关里待得有些烦，便报了名，拿他的话说是“为厅里解了个难”。他本来是要被分到边远山区去的，因为省委组织部分管此项工作的副部长是江南人，关心家乡建设，希望熊雄利用他所在的厅这层关系，多为江南挣点资金，于是把他派到自己的家乡来了。 熊雄到江南来了以后。他所在的厅也的确给面子，厅长亲率各处处长来江南现场办公，开了江南有史以来之先河。后来，在熊雄的努力之下，省厅陆陆续续为江南增加转移支付一个多亿。江南人民很感激他，我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听一些老同志情绪激动地谈论：“江南无论如何要保熊雄，他是江南的财神爷。”想必这样的恭维话熊雄也听了不少，一脑子的蜜糖水，哪里会想到蜜糖也是药，是药三分毒，甜过之后细细品来还是有些苦的，不然人们怎么会常说：甜得有些苦呢？ 作为知心朋友，我觉得有必要提醒提醒他。有一次饭后我们一起在星河广场散步，我提醒熊雄：“下半年党委就要换届了，你是不是要为自己打算打算？” 熊雄不以为然：“这些不是我们考虑的事情。我为江南做了那么大的贡献，老柳未必就不打我的米米？” 我摇了摇头：“未必！这次只空了两个位置，要一个35岁以下的，还要一个女的，等于没得空缺；政府这边增加一个常委，副市长向前资格最老，背景也不小；秦副市长资历也不浅，人缘又好，怎么排你也排不上号。” “既然没位置那不是瞎操心？”熊雄半天不开窍。 我很耐心地点拨他：“你真傻啊，不是缺一个常务副市长吗（此时，黎明已调离江南到河东任县长）？你只要把你们厅长搬出来去找找云梦的主职领导，准行。你想啊，哪个市里的领导敢得罪省里面的财神爷？只要你们厅每年多给点钱，一个县级市的常务副市长算什么？” “唉，懒得操那份闲心，我相信老柳会考虑我的。”熊雄如是说。 我哼哼一笑：“呵呵，那你就等着吧！” 果然，江南没有做他们两个人的方案。先是曹日华从浙江很郁闷地打电话给我，江南市委向云梦市委请求“35岁以下”放宽到“35岁左右”，那样曹日华就有希望进常委，但这个提议被否决了。之后江南市委将副市长向前报了上去。 我把他训斥一顿：“那你还待在浙江干什么？赶快去找组织部部长唦，你们在湖大研究生协会共过事，应该会给面子；再说你是‘双高’系列，属于换届重点保护对象，他应该会考虑你的问题。” 曹日华不开窍：“江南没位置，他怎么关照？” 我气死了，吼道：“江南没位置就不能交流到别的地方去？” 他“哦”了一声，赶紧起身去预定回云梦的机票。 就在曹日华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时，熊雄终于沉不住气了。有一天晚上11点多他情绪低落地打电话给我：“老柳真没打我的米米。” 我急问：“你怎么知道？” 他答：“我问了云梦市委组织部的几个兄弟，他们告诉我的。” 我赶紧给他出主意：“你也莫着急，不到最后一刻哪个上哪个下谁也说不准。你听我的，这几天你不要回江南，就待在省里找三个人。一个是你们厅长，最好能请他出面找一下云梦的书记、市长或组织部长。如果厅长不愿意出面，你就去找省委组织部钦点你的那个副部长，他不会不管你的。如果万一他也不肯出面，你就随便在你们厅找个副厅长给云梦的领导打电话，保证有效果。” “那行，就照你说的试试看。”听他的口气没有半点信心。 大约一个星期过去了，始终没有他的消息。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家度周末，快要转钟的时候，熊雄打电话来约我喝茶。我赶紧穿好衣服赶到南浦云，老远就闻到了他身上的酒味。 我问他：“你喝这么多酒干什么？这么晚了从哪里来？” 他告诉我：“我和云梦市委组织部的那帮兄弟们刚喝完酒，他们告诉我老柳没有拿我的方案，说我这次没得路。劝我莫灰心，下次有的是机会。我晓得这些话都是戳人的，信不得。” 我接着问：“我让你找的人你找了没有？” 他回答：“我找了厅长，厅长不肯出面。他说他上次到云梦当着张书记的面把我交给了柳博温，让他好好地培养我。江南不拿你的方案叫他怎么还开得了口？省委组织部那个副部长我没去找他，鬼晓得他还认得我啵。我只是找了一个老副厅长给云梦的领导打了个电话，现在看来没效果。” “你确信老厅长打了电话？”我追问。 “他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在边上。”熊雄很肯定地回答。 我一听，心里有了底，对熊雄道：“你放心，明天你肯定进常委。” 熊雄不信，嘴里念念叨叨，老是怪老柳不靠谱。我劝他：“你要理解老柳，你们这些‘空降兵’年纪这么轻，一来就居高位，那些老资格的乡镇书记、科局级单位的一把手们恨得咬牙切齿。如果老柳在这个问题上偏袒你们，那不是自掘坟墓吗？如果换了你当书记，你也会这么干的。你不能怨他，以后见了他还要对他说一些感恩的话。不管他如何待你，你都要和他搞好关系，说不定哪天他摇身一变就是云梦市委常委，你如果想进步，还得依靠他美言。你以为他愿意得罪你？还不是没得办法嘛！” 熊雄点了点头，也不知道听进去没有，酒气熏天地回去了。 第二天，我得到消息，熊雄果然进了常委。 曹日华也如愿以偿，调往河东区任“光头常委”。自此，他可以安安心心地回浙江挂职了！ 官场式暗算 当官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你永远也不知道是谁在背后捅了你一刀，而我就曾亲身经历过这种痛苦。不知什么人出于什么目的在我和老柳、老萧之间种下了一个阴谋。 有一天晚上，我陪老柳打乒乓球。来江南之前，我不会动拍，老柳逼我上阵，说是可以减肚子。减不减肚子我搞不清，因为我精瘦精瘦的，没肚子可减，至于老柳，每天又是篮球、乒乓球，还打羽毛球，也没见他的肚子小多少。和老婆两地分居，减减性欲倒是蛮有效的：打个把小时球，把自己整得大汗淋漓，然后冲一个澡，呼呼大睡，就什么欲望也没有了。 不过那天有些反常。平常打球喜欢开点玩笑的老柳显得格外严肃，打了几盘，他突然把拍子往桌上一放，对我说：“致远，到我房里坐一坐，我和你说点事。”我一听，感到格外奇怪，甚至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什么事这么重要，居然打破常规要喊我到他家里去谈？我了解他的习惯，他晚上从不会客，除非是他的亲人或特别要好的朋友。尽管我们住楼上楼下，又是老乡，但他从未主动喊我到他家里坐过。即便是有一次我有紧急事情向他汇报，我明明知道他在家里，可就是敲不开他的门。 我忐忑不安地和他上了楼，他的秘书走在前面掏出钥匙把门打开，我第一次走进了书记的家门。这套房前后住过两任市长，装修一般，陈设简单，电视机还是台式的，没有更换。他给我倒了一杯水，削了一个苹果，沉默了半天才开口：“致远啊，一个人的人品好不好，就看他走到哪里是不是都说别人的好话，我、老萧和你在一起工作是一种缘分，无论走到哪里都要相互抬举，你怎么能在背后讲我们的坏话呢？” 我一听，突然像挨了一记闷棍，书记这么郑重其事地和我谈话，说明他心里一定非常在乎这件事情。如果不彻底澄清，我和老柳、老萧的关系从此会滑入谷底，最严重的后果是将直接影响我的政治前途。因为，我的挂职结论作得好与坏完全在他们的股掌之中。更重要的是，如果此事属实，事情一旦传了出去，今后还有哪个领导敢用如此长舌之人？可事情糟糕就糟糕在我对此事没有一点印象，根本就不记得在哪里和什么人谈论过他们两个。我只好作答：“我没在背后讲过你们的坏话呀。” “你讲了，是云梦的一位局长亲口告诉我的。”老柳极为肯定地说。 “不可能，在云梦除了我们旅游局的章文雄，我和其他的局长一个都不熟，根本连在一起闲聊的机会都没有，怎么可能讲你们的坏话呢？”我很肯定地回答。 “你的确讲了，你说我老柳办事粘粘糊糊，没得魄力；你说老萧脾气大，喜欢骂人，专权等等。你议论议论我也就算了，人家老萧刚来，你就在背后这样议论人家，影响多不好啊。像我们，不管走到哪里都只讲人家的好话，从来不议论人家的不是。你这样做说得轻一点是政治上不成熟，说得重一点是人品有问题。”老柳完全相信了那个谎言，板着一副面孔教训我。 我真的想不起来我和云梦的哪位局长说过他们的坏话。可是无论我怎样解释老柳都不接受。末了，老柳对我说：“幸亏老萧还不知道此事。你放心，我会替你瞒住这件事的。你也不要有什么包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我云里雾里地出了书记的家门，雾里云里地进了自己的家门，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地搜索我曾经接触过的“局长”，“人肉搜索”了无数遍，可就是搜不到对象。我确信我再次陷进了一场巨大的阴谋之中。这位阴谋的主人智商极高，其高明之处有两点：一是所举报的内容似乎精心编排过，好像算命先生给人算命一样，正说反说，安在谁的身上谁都会信。从老柳和老萧深信不疑这一点可以看出，此人达到了他的目的。二是刻意选在换届前夕挑拨我和书记、市长间的关系，目的很明确，就是要阻止我留在江南任职。谁都知道，尽管副市长是云梦市管干部，但如果县（市）委书记不同意某人任职，云梦市委组织部是不会做他的方案的。要阻止我占用江南的职数，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躲在阴沟里“挑拨离间”。可问题是，这个躲在阴沟里的人究竟是谁呢？ 这个人藏得很深，深得让你连怀疑的对象都找不到。阴谋像一个鬼影，成天依附在你的身后，只要你稍不留神，就猛扑上来狠狠地咬你一口。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和几个文友在第一时间茶楼大厅里海聊，席间聊到云林世界碑林，江南作协副主席道：“老周是个书法痴，让他去找他的舅舅周庆琴化点缘，不晓得可以刻好多碑；他的舅舅当过常务副省长，还当过省政协主席，现在的身份是省慈善总会的会长，多的是钱，只要他给钱，就给他在山上立块大碑。字写得不好没关系，就让他外甥周爹写署他的名，反正没人找他打官司……”江南电视台副台长插话道：“莫小看琴爹，我采访过他，他的字写得蛮好的。”文化局副局长牛皮轰轰，呵呵一笑道：“我不喜欢他的字，他几次主动要送给我我都没要。” 本来是一句玩笑话，谁也没有当真，没想到却生出了一场是非。第二天，周爹的儿子小周一本正经地找到文化局副局长质问他：“我舅爹又没惹你们，你们为么哩要讲他的坏话？”那个副局长莫名其妙，答：“没啊。”小周板着脸提醒他：“没啊？昨天晚上宁市长、你、还有其他几个文化圈子里的人，在茶楼讲了么哩，你难道都忘了？”那副局长大呼冤枉，第一时间向我禀告此事，我吓出一身冷汗：“搭帮我没讲琴爹么子坏话，要是讲了传到了琴爹的耳朵里那还得了？” 打那以后，我处处事事小心，生怕被隔壁之耳抓住什么辫子变成了杀人的武器。自从老柳和我谈话以后，老萧始终没有对我表露过什么，但我心里能够感觉得到，他对我疏远了许多。特别是我被任命为副市长以后，这种感觉更为明显。按照一般惯例，虽然我是挂职副市长，但仍可分管一线工作。人大通过我的任命以后第一次参加市长碰头会，会上老萧先是给我戴了几顶高帽子，称赞我能力强，点子多，有创新思维云云，然后话锋一转：“致远同志我想给他多加一点担子，除了分管旅游以外，还想给他加一条线，具体加哪一条线，等会儿散了会我和他个别交流以后再做决定。”这一番话说得我热血沸腾。散会以后，他把我单独留下来征求我的意见。他说：“你管计划生育如何？” 我实话实说：“不适合我，计划生育责任大，担子重，我是个门外汉，怕挑不起来。” 老萧想了想，没有作答，沉思了片刻，又道：“你觉得城建怎么样？” 我答：“我是园林部门出来的，对城建工作很熟悉。” “那好，你先不要对任何人声张，我还没有和主管城建的副市长通气，人家是老资格了，要先征求他的意见……”老萧本来还打算勉励我几句，门外传来了上访者擂门的声音。我们便匆匆地结束了谈话。 接下来是漫长的等待。等了一个多月，政府办终于将市长们分工的文件发了下来。我迫不及待地拿起来一看，顿时傻了眼，在给我分工的那一栏内分明写着：协助刘副市长分管旅游。这意味着我被完全架空了。在官场上所谓的“协管”，实际上就是“歇管”，有哪个副市长愿意别人插手自己的事务？不得已，我只能天天耗在办公室里研究我的汉字，打发无聊的日子。 很快，社会上有了反应，特别是人大那边，许多人指责老萧“放着旅游专家不用”，耽误了江南旅游业的发展。老萧有些顶不住了，两个多月之后的一个中午，我们在食堂共进午餐，他主动对我说：“致远啊，关于你分工的事情我想了一想，还是要给你加点担子，多分一条线，这样，文也不用发了，过几天开市长碰头会我直接宣布，你看行不行？”这一次我信以为真，赶紧回答：“行，就按你说的办。”回家以后，我把这一喜讯告诉了老婆，老婆摇了摇头，道：“副市长分工实际上是利益的分配，要从人家虎口里拔一条线出来不容易，上次老萧那么明确地暗示你，你却不去给他打点打点，所以他让你由分管变协管。现在他又暗示你，我看你是不是要去上上他的门？” 我眉毛一顿：“你扯淡，我们都是同僚，还搞这一套？再说了，老萧压根儿就不是一个贪财的人！” 妻子冷笑道：“他不贪财，那是为什么呢？” 我回答说：“我猜想，是不是别人陷害我，说我在外面讲了老萧的坏话，这件事被老萧知道了，记仇？” 妻子恍然：“蛮像，这么看来这次分工只怕又是空头路。” 果然被妻子言中了。星期一开会老萧宣布：“小宁同志除协管旅游以外，再协管城建，能力大责任大嘛。” 我哭笑不得。 我继续我的“歇管”生活，唯一的收获是对汉字的研究越来越深入。随着我的“歇管”，刚刚起步的江南旅游严重滑坡，团队游日趋减少，一年到头也不见举办一个活动，暮气沉沉。面对如此局面，老柳不高兴了，先是当着我的面骂旅游局局长老阮“一年到头无所事事”。我知道他是在旁敲侧击地批评我。我只能装傻，但面子上还是挂不住。后来，他干脆把我叫到办公室，批评我不管事。正好我一肚子委屈没处倒，老柳的批评惹火了我，我没好气地说：“老萧不给我分工我怎么管？”老柳见我顶撞他，也很生气：“不给你分工你怎么不和我说？” 我反问道：“江南人都晓得，未必就你不晓得？” 两人不欢而散。 后来，江南人大、政协对于老萧不给我分工意见太大，老柳实在顶不住了，不得不在常委会上直接给我分工，让我分管旅游。自此，分工的风波才告一段落。 后来，在我离开江南之前我特意到老萧家坐了坐，俩人推心置腹地交谈了一个多小时。交谈过程中，他说他还算是一个很大量的人，就凭我在外面说他坏话这一件事，他就可以不让我待在江南。事实上为了让我能够留在江南，他暗地里帮我做了许多工作…… 自此，终于证实了我的猜测。事实上，得到“密告”的并非老柳而是老萧，老萧把这件事告诉了老柳，老柳为了维护老萧便对我撒了个谎，说老萧对此事毫不知情！ 其实老萧早就知道。 就在我2010年五月份离开江南前夕，我再次中招。有人以江南“黄毅”的名义给云梦市旅游局局长宋波、党组书记章文雄、纪检组长岳龙分别致信，内容只有一句话：“宁致远说宋波没卵用，岳龙是个马屁精！”有朋友劝我是不是给宋局长解释一下，我摇摇头道：“何必呢？越解释越说不清。” 任职?挂职?俩书记分歧大 江南人大都喜欢把旅游的功劳算在我的头上，实际上功劳最大的还是黎明，没有他的鼎力支持，我纵有三头六臂也难为无米之炊。他“空降”江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促成了江南市委有史以来第一次召开常务会议专题议旅游，不仅为旅游局解决了办公用车，还拨专款近七十万元用于规划编制等。常委会一散，他就找我谈话。他说：“过去我对你了解不多，到江南以后发现你在旅游方面的确有办法，你的那些新理念很先进，超过了许多专家。我希望你能够留到我的家乡多干几年，把这里打造成中南地区的后花园。” 我苦笑道：“我也想留在这里多干几年，只怕留不下来。” 黎明问：“为什么？” 我回答：“江南的干部就是怕我留下来占职数，老柳是个四平八稳的人，他也不愿意留我……” “哦，”黎明若有所思，道，“没关系，工作我去做，你只管好好干就行了！” 接下来，他开始广造舆论，希望借助民间的力量对抗政治逆流。然后，他又一个一个去做常委、人大、政协领导们的工作。一切外围工作做好以后，他正式向老柳提出了他的想法。因为他的身份太特殊，老柳不敢轻易否决他的建议，先是表态同意我留下来，然后又重复他的老一套：“没职数，看他愿不愿意挂职副市长。”黎明也不好勉强，答应做做我的工作。 从老柳那里回来以后，黎明心里没底，特意把我叫到办公室交代：“你给张书记写一封信，把你这几年在江南工作所取得的成绩简单介绍一下，然后主要谈下一步的发展思路，最后提一个请求，希望能够留在江南任职副市长，尽职履责，把江南建设成为中南地区的后花园，记住，不能超过三页纸。” 我点点头，道：“我想再和张书记见一面，当面谈谈我的想法。” 黎明道：“最近你最好不要去见他，换届的事把他搞得焦头烂额。心情不好的时候去见效果不好。你把信写好交给我，我安排人送到他手上是一样的。” “谢谢黎市长。” 外面有人敲门，我赶紧起身去准备我的信件。 信很快就写好了，黎明稍作修改，我打印好以后交给了他。接下来是耐心的等待。等来等去，好消息没等到，却等来了一个坏消息：章文雄局长提前退线到书记岗位，把局长的位置让给了副局长宋波。我得到消息的时候，他本人还蒙在鼓里，正陪云梦市宋副市长在山西考察。我揶揄他：“哪里不好去，偏偏去山西，走西口，不吉利呀！” 当时他得到这个消息，心情有些不舒服，但他心态好，组织部门打电话征求他的意见，他什么也没说，就两个字：“服从！” 后来我问他：“你在旅游方面的贡献有目共睹，书记为什么要换你？” 他回答说：“我替领导背了黑锅。”2007年省旅游节开幕式在云梦举行，经费很紧张。云梦某市级领导自作主张，下令制作一批宣传小车贴，每台出租车发一张车贴收30块钱。出租车司机不干，把状告到了张书记那里。张书记把老章喊到办公室，问他是谁出的馊主意。他不愿意把领导供出来，便把所有责任都揽到了自己身上。老张不明真相，狠狠地批评了他，并限令他在下午五点钟之前把钱全部退掉，否则，拿辞职报告去见他。老章揣摩说，老张最注重民生了，可能是这件事恼了他的火。 对于他这种牺牲自己保领导的行为我很不理解，道：“你只有两年就到龄了，有什么必要替领导背黑锅？” 老章很大度：“把她供出来又如何呢？张书记又撤不了她的职，还不如保保她，让她以后对旅游系统好一些……”我情绪很低落，道：“你这一退下来我还能不能回旅游局都要打个问号了。”老章问：“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我说：“新官不理旧臣，这是惯例。” 老章“哦”了一声，恍然。末了，他又安慰我道：“不回旅游局不见得是坏事呢，说不定给你安排一个更重要的岗位呢。”我嘲笑他：“您在官场上混了这么多年还不明白？没得后台，天上会掉帽子下来？” 说完这句话，我心里感到好笑，此刻，我不正在等待从天上掉顶帽子下来吗？ 自从黎明找了老柳以后，老柳对我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在全市第四季度工作讲评会上突然对我高唱赞歌：“宁致远同志对江南旅游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按照老柳的性格，在大会上被他表扬的人一般是竞争出局、没有得到提拔的人。在江南流行着一句歇后语：“被柳书记表扬——没得路！”这一点，对矿区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矿区街道办事处工委书记老崔感受最深。他先后竞争副市长、常委皆因“职数或结构问题”落败，为了不影响他的情绪，老柳逢会必表扬他。每次老柳一表扬，同僚们就拿老崔开涮：“这一次你又没戏了，呵呵！”老柳突然表扬我，民间也有颇多猜疑：“是不是老宁要调回去了，老柳提前给他做个总结？” 民间误解了他，他是为了堵住那些反对我留在江南工作的老同志的嘴，为继续留我在江南工作做个铺垫。会议开过不久，张书记的批件转到了江南。组织部的朋友告诉我，书记的字签得很硬扎：“请博温、子文拿任职方案报我。”张书记的信任与支持，让我又有了信心，我想这次留在江南应该没什么问题了。正这样想着，老柳喊我去谈话。他开门见山地说：“江南的情况你也晓得，这次换届职数很紧张，那么多老资格的乡镇书记、局长、委办主任都想上，位置少了摆不平。你能不能考虑挂职？这样我的工作好做一些。” 对此我早有思想准备，便很爽快地答：“挂职好。像我这样没有背景的人如果任职，不晓得哪一天才能调回云梦。再加上我一根筋，不会转弯，又不按官场规则出牌，说不定哪一天就落选了。挂职多好啊，进可攻退可守，蛮好！” 老柳一听，舒了一口气。我同意挂职等于帮他解了一难，又对张书记好做交代。他脸上露出笑容，接着说道：“那好，既然你同意挂职，那就等政府换届以后再办手续。” 我本来想问一句：“既然是挂职，又不占职数，为什么要等到政府换完届以后再办手续呢？”想了半天，还是没问。等就等吧，反正也不急那几个月。可事后我回过头来一想，我不得不佩服他的政治智慧。如果在换届期间办这件事，怕引起大家的误会，以为我要“鸠占鹊巢”。如果真出现那样的局面，不仅会影响正常换届，对我自己也有百害而无一利。 幸亏我明智。 挂职副市长:挨骂专业户 挂职副市长还有一个外号：挑土专业户。那些专职的副市长们最少的也分管了三条线，别说处理那些日常性的事务，连应付会议都不够。为了临时救救急，我们这些挂职的便成了他们的最佳“挑土对象”。 “挑土”的内容具体有三项。 第一项：开会。 根据会议的不同特点，又具体细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应付式的会议，一种是挨骂的会议。一个副市长一年的时间大概是这样分配的：“接访”八分之一，“开会”四分之一，“下乡”四分之一，“接待”、“应酬”八分之三。那么一个副市长究竟一年要开多少会呢？以分管农业的副市长为例，仅年初必须参加的云梦市级会议就有：“云梦市林业工作会议”、“农业工作会议”、“新农村建设工作会议”、“建整扶贫工作会议”、“防汛抗旱工作会议”、“农民减负工作会议”、“畜牧水产工作会议”等等，开完这些会议，回到县里还要召开同等规模的各类会议，传达国家、省、市同类会议精神，部署全年的工作。 这些会议陪坐的领导多，开的时间长，又没有多少实际内容，永远都是“主管局长作工作报告、颁奖、典型发言、领导讲话、会议总结”那么一套固定的程序，枯燥、乏味，浪费时间和金钱。然而你又不得不到，每个县、市、区参会领导的座位都排在第一排领导的眼皮底下，每年的项目资金就掌握在主席台上，连“这么重要的会议”你都不参加，肯定是不想要钱了。 但是，如果全部都参加又的确有难度，这些会议大都在三月份扎堆，经常撞车，不得已，只能请人代会。请我们这些人代会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一来有副市长的身份，二来有时间。偏偏我又是一个最不喜欢开会的人，而且每次帮别人挑土还要自己贴油钱，“挑”吧，贴时间贴经费，烦；不“挑”吧，人家好难开一次口，不好意思拒绝，也烦。 仅仅只是去应付式地开个会也就罢了，最烦的是开“挑土挨骂”的会议。有一次“云梦市计划生育工作会议”和“减负工作会议”两会合一，由我顶替出差的主管副市长去参加，结果会上两次点名批评江南。点名也就算了，反正认识我的人不多，糟糕的是主持会议的领导每点一次名，还要刻意强调式地问一声：“江南来了没有？”领导一问我马上就要将手举起来并回答一声“来了”，会场所有的目光顿时便聚焦到了我的身上，两次点名，两次举手，那可真是无地自容。 第二项：检讨。 平日里，只要一接到政府办老童的电话，多半是给我派“挑土”的差事。我也懒得问内容，呛他一句“挑土无好事”，就等着为被挑土副市长协线的政府办副主任前来和我衔接。我最怕挑土做检讨，偏偏五年下来做检讨无数。有两次检讨我印象深刻。 一次是2009年4月9日，我替分管粮食工作的副市长挑土接待云梦市粮食清仓查库领导小组一行。带队的是云梦市政协副主席。江南不仅空库现象严重，而且因为粮食局下属的富民米业公司被骗，导致农发行的贷款无法按时归还。会议开始前，云梦市政协副主席问我：“你们分管副市长干什么去了？”或许他觉得这样一项重要的工作分管领导不来，居然派了个“挑土”的来有些不妥。我如实回答他：“他到省里学习去了，我一定把您的精神原原本本地传达给他，绝不贪污！” 副主席笑了笑，也不好再说什么。我硬着头皮照着粮食局给我准备的书面材料照本宣科地读了一遍，虚心接受检查组的批评，又做了一番深刻检查，官样化地代表政府表了个硬态，然后恭恭敬敬地请他们去吃午餐。我陪在副主席旁边在前面带路，刚要路过那位分管粮食工作的副市长的办公室时，办公室的门突然打开，那位副市长一个箭步冲到副主席面前，紧紧地握着他的双手，久久不愿松开。我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云梦市政府副秘书长看不惯了，把我拉到一边，不高兴地说：“他这人怎么能这样呢？明明在家里怎么不参加会议呢？”我耸了耸肩：“我怎么知道呢？” 那天中午，我没有参加宴请。下午，我一回到办公室就给老童打了个电话，非常郑重地对他说：“以后凡是某某市长的事情不要再派我去‘挑土’，否则，莫怪我不给面子！” 还有一次是2009年7月1日我代替常务副市长接待“云梦市实事办”来江南检查“为民办实事工作”办理情况。每年年底“两会前”，各级政府都要列几件必办的实事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来年年底向人代会交账。这些列入的“实事”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做得到、完得成的；二是财政不需要多少投入的；三是老百姓急需的。不然，到来年年底向人代会交不了差就麻烦大了。 来江南检查实事工作的副组长是我高中的同学，我心想这次是不得挨骂的。没想到江南实事办刚换了主任，情况一抹黑，准备又不充分。检查组的组长和政府领导交流检查情况时，毫不客气地即兴做了一首打油诗：“等了一小时，见了一个人，拿了一张纸，坏了一台车。”这首诗把他们来江南检查所碰到的“不愉快”做了高度概括。他们一来江南，在办公楼等了很长时间，才等来实事办主任开门，开了门以后每人发了一张介绍情况的工作小结，好不容易到达黄龙洞景区检查工作，回来的途中江南派的车子发生故障抛了锚……我的同学在总结的时候说了三句话：“江南是为民办实事的老先进、老典型了，其他的不用多说。在这里我只想讲三句话，‘不能有实事疲劳，不能有先进疲劳，不能有感情疲劳’，共勉！” 最后一句话显然是说给我听的，我真的无地自容。 第三项：应酬。 挑土最多的还是应酬。 应酬分几种，一种是陪餐，一种是钓鱼，还有一种是全方位一条龙。我没有酒量，又不会劝酒，很害怕陪餐。一餐饭下来，灌了一肚子的“王老吉”或果汁，一粒饭都没有装进去。不比在家里，在外面没吃饱还可以回家炒个蛋炒饭呷，孤身一人在江南，陪客没呷饱只能回宿舍泡个方便面。好多人开我的玩笑：“如果中国的官员都像你一样不喝酒，消费拉不动，经济会一塌糊涂。”每每于此，我都会非常自豪地回答：“我不会喝酒真的是老百姓之福，每次陪餐我至少可以为纳税人节省十担谷钱！” “挑土”时陪上级领导钓鱼我还是很乐意的，领导钓领导的，我不需要守在旁边，自顾自地吹吹湖风，好不惬意。怕就怕领导钓不到鱼，那可真是麻烦。有一次，云梦来的领导们钓了一上午，“颗‘鱼’无收”，碰巧鱼塘老板的网坏了，打鱼没得工具，怎么办呢，总不能让领导们空手回去唦？不得已，我只好安排鱼塘老板跟我司机一起跑到十几公里开外的水产市场批发了几百斤鱼，总算交了差。 最难交的差就是“挑土”为客人提供“全方位一条龙服务”。有些上面来的领导素质很差，吃了喝了拿了还要叫“三陪”。大凡这些敢于让基层为他们叫“三陪”的领导，一般手里都握有大把大把的项目资金，谁也得罪不起。有一次某上级领导唱完ktv已是凌晨一点，他突然醉醺醺地向江南的陪同人员提出要找“三陪”。对口接待单位的领导把皮球踢给我，请示我“怎么办”，我能怎么办？只能以一句外交辞令打发他们：“你们看着办！”其实他们也就等这句话，然后便派了几个人深更半夜满大街去“寻档次高的”。第二天早上陪那领导吃早餐，见他精神饱满，神采飞扬，想必是昨晚“陪”得很好。 我从骨子里憎恨这样的人，但为了江南的事业又不得不违心而“热情”地去应酬他们。 第四项：应急。 当市里面发生突发事件以后，所有的领导都要冲上一线。那个时候，不管你分不分管，书记、市长一声令下，都要去应急。2009年年底的时候梅林发生鞭炮厂爆炸事件，所有的政府领导都上了“前线”。因为我约了雾岭旅游公司的人谈判，所以没去梅林。爆炸的第二天，安检局长打电话给我，说国家安监总局的副局长来了江南，实在没得市级领导作陪了，希望我能出面陪一陪。我一想，国家局的领导是来了解情况的，我两眼一抹黑，什么情况都不知道，如果领导问起来我一问三不知，或者一个问题回答得不好被他们抓住了破绽，自己掉帽子不说，还会坏了江南的大事。我不能冒这个险，思虑再三，我以一个看似合理的理由拒绝了安监局长的请求。 这是我在江南挂职五年来唯一一次拒绝的“挑土”。 名士进谏，让我大吃一惊 自从遭受一连串的阴谋攻击之后，我对留在江南已不抱任何希望。我甚至跟老柳摊牌说，你让云梦组织部给我解决个副调研员让我回旅游局算了，只要莫让我挂了几年职回去还是个正科级，那样太没面子了……和他摊牌的时候表面上看起来我很洒脱，实际上我很痛苦。我来江南不是为待遇而来的，是想好好干一番事业再回去的。但一切都非我所愿，现实与理想的距离相差太远太远。 其实，和我一样痛苦的还有老柳和老萧。和老柳资历一样老的书记没有进厅干行列的恐怕就只剩他了。老柳提不了，怀揣双博士文凭，拥有副县长、团市委书记、科技局长等多个任职经历的年轻县长老萧也就顶不了书记，眼看着过去他的手下都走上了区委书记的岗位，他还在市长岗位上“上下求索”，岂能不郁闷？ 这是心理上的郁闷，工作上的压力更让人郁闷。自云梦市委书记张文昊空降云梦以来，最难受的就是县、市、区、场的党政一把手。过去，县里的头头脑脑们没什么压力，修条把马路、建个把广场“闪光闪光”拍拍屁股升官跑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使得县域经济成了影响云梦经济发展的一条短腿，让云梦在全省的排名节节后退。老张下决心要改变这种局面。他采用步步紧逼的方式，每个季度召开一次招商引资现场讲评会，不听汇报，只看项目。这可难坏了县、市、区、场的头头脑脑们，一年看一次还勉勉强强能够应付，一个季度看一次，从哪里去搞那么多的新鲜项目？造假都没法造。江南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头两年老张每次来都是看图纸，老把江南骂得抬不起头，后来好不容易引进了几个陶瓷企业，却又烟尘滚滚，很不环保，幸亏后面引进了一家全国500强海螺水泥，好歹让老柳、老萧的腰杆子挺直了一点。可是总不能老看一个项目呀，眼看着讲评会又要开了，老柳焦头烂额，不知道看什么好。我给他提建议道：“让他们去看一看云林山的世界碑林和屈原书院吧，旅游项目也是项目呢。”他觉得此建议甚好，赶紧打电话给市委办主任让他去踩线。 说起这个项目，我对项目的主人澹泊先生充满了愧疚。澹泊先生变卖了所有的家财，不图回报地将投资几千万的文化项目落户云林山国家森林公园，江南政府不仅没有给予一分钱的金钱或物质奖励，甚至连表彰的名单都没有列入。我曾经多次向市委、市政府提出，是不是以“以奖代投”的形式给老人家表示表示，鼓励他把第二期工程做完。人大副主任也多次呼吁，可就是无人理睬。在一次市长碰头会上我再次抛出这个议题，得不到一个人附议。我非常生气，情绪有些失控地撂下一句话：“引进一个娱乐城政府都给奖，未必碑林和书院这样的文化项目还不如一个藏污纳垢的休闲场所！” 我并不是一个情绪容易失控的人，我是为江南市委市政府对文化项目所表现出来的冷漠态度愤愤不平。当初为把澹泊先生引进江南我费尽了周折。这位出生于江南白田裁缝之家的老人做过裁缝，当过厂长，后潜心写作、收藏。改革开放之初，先生靠编撰各种《名人志》挖得了第一桶金，当暮年来临的时候，他突发宏愿，要选一个地方建一座规模为一万品碑刻的世界碑林和一座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书院。这个信息被江南籍的著名书法家陈东久获悉了，东久先生从北京专程赶回江南找到云林山国家森林公园主任庞大海，商量怎么样打动澹泊先生将项目落户江南。当时，大海刚刚从白田镇党委书记任上委屈地调到穷得滴血的云林山做大当家，正为项目发愁，有这样的机会冒出来当然不会放过。2006年春节，老庞提着几刀腊肉几条腊鱼不请自来地上门给澹泊先生拜年。澹泊先生当面给他泼了一瓢冷水，告诉他自己心意已决，打算将项目落户雾岭。他解释说，落户雾岭最大的好处是他无需为资金担忧，已经有老板愿意出资了。 庞大海是一头犟牛，固执地认为只要项目没下基脚就有机会，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对澹泊先生夫妇发动了一轮又一轮猛烈的亲情攻势。我都被他“利用”了多次，以政府领导的身份去看望先生一家。大海对先生全家释放出来的浓浓亲情，让先生的爱人荣杏姿女士招架不住，过意不去，不止一次非常诚恳地对老庞说：“大海啊，你就死了这份心吧。你对我们太好了，我愿意捐几万块钱给你们，求求你莫再要我们到你那里去了好啵？”老庞不死心，“十一顾”茅庐，终于打动了老先生。先生夫妇孤注一掷，贱卖了北京和云梦的房产，拖了几车藏品、字画和充栋的书籍，带着简单的行李义无反顾地就上山了。 先生夫妇上山之初，没有住房，公园临时腾了一间办公室供他们栖身。来的第一年巧遇大旱，山上断流。由于资金匮乏，公园一直没有安装自来水，不仅施工无法进行，就连生活用水都成了问题。先生夫人整天以泪洗面，后悔不该到云林山来，每次见了我的面就伤心得号啕大哭，哭得我心里非常难受。老庞更是心如刀割，一方面发动职工为先生挑水，另一方面向县消防大队求援，让他们为施工队送水，勉强维持施工。 为了安慰二老，只要一有时间我就上山去陪他们夫妇聊天。先生很淡泊，很少怨言。她的夫人心直口快，偶尔也会流露出一些不满的情绪。她抱怨说：“像这么大的文化项目如果投到其他地方，书记、县长会重视得不得了。不晓得江南是怎么回事，工程开工这么久了，连书记、市长的影子都见不到。”从她的抱怨中，我知道他们不缺钱，就缺精神上的安慰。我决定想办法筹一点点资金，在精神上给他们一点点温暖。自我到江南挂职以来，从未开口找人拉过赞助，这一次我破了例。我让老庞在公园食堂里设了一桌“鸿门宴”，将三个关系不错的中小学校长邀上了山，酒过三巡，便让他们慷慨解囊。三个校长听说是支持澹泊先生建湖南百位名人雕塑园，二话不说，当场捐赠五千元。当我把区区五千元送到老先生手上时，老先生非常激动：“就冲你这五千块钱，我砸锅卖铁都要把这项工程搞完。” 老先生的执著，不仅感动了我，更感动了许多艺术大师。世界著名油画家李自健先生会见我和先生一行时，为老先生崇高的境界所感动，当他听说老先生打算将澹泊书院更名为屈原书院时，当场表态画一幅屈原的画像赠送给老先生作为馆藏。两个多月以后，李先生即通知我们去省城取画。就这样，一幅当时市值达200万美元的屈原油画肖像被精心装裱于一副纯银的画框内，悄然来到了江南…… 被感动的还有齐白石的徒弟、90岁高龄的金石篆刻家李笠。为了求得李笠先生的篆刻，澹泊先生拖着一条病腿，满长沙打听老先生的住处。当我们第一次见到老先生向他说明来意时，他没有明确表态。后来澹泊先生和老庞又多次上门，李笠终被感动，破例免费为世界碑林博物馆刻了一方巨印…… 从内心里，我真的非常感谢澹泊先生。没有先生，李自健的画、李笠的印以及先生收藏的其他惊世文物如何能来江南？没有先生，云林山何来数千品书法碑刻墨舞山林？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在为有历史但没文化的江南补上文化这宝贵的一课。可是面对这样一位淡泊的老人，作为一名分管旅游的县级领导，我究竟为他做了些什么？ 我很愧疚。回想起来，我唯一为先生做的一件有意义的事，就是向老柳推荐让云梦市委张书记到先生的碑林里来走一走。 按照预定的日程，张文昊书记亲临江南。他兴趣盎然地带领各县、市、区、场的党政一把手及市直各委办局一把手兴致勃勃地参观了世界碑林和屈原书院，对于老先生的义举张书记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在行将离开之际，张书记特意把澹泊先生再次叫到跟前，问他还有什么困难。澹泊先生紧紧地握住张书记的手说：“我没有什么困难，只向书记提一点请求。” 张书记应道：“好啊，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澹泊先生突然提出：“我希望书记能把宁市长留在江南，没有他就没有江南的旅游。如果您把他留下来，这个项目我就继续投下去！” 澹泊先生的“突然袭击”让我毫无思想准备，在场所有人的目光全都投向了我，让我感到非常之窘迫，并惊出了一身冷汗。我不知道先生的这一番好意会给我带来什么政治后果，这种类似于封建社会万民伞的做法在当今政坛早已过时，即便是民间的自发行为，人家也会认为这是有预谋的政治作秀。这种逼宫式的请求一下子把张书记逼到了悬崖边上，所有的人又把目光投向书记，看他将如何作答。没想到书记爽朗一笑，对身边的老柳和老萧说：“好啊，让博温、子文拿方案报上来！”现场顿时掌声一片。 事后，我问先生：“您就不怕您的一片好意反倒害了我？” 先生答：“能在书院和碑林里逗留一个半小时的官员，基本不是政客！” 悲情的检讨 2009年12月23日，我以江南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的名义突然在红网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我的检讨——江南挂职五年工作小结》的帖子，立马掀起了轩然大波，有褒扬，更多的是批评。有一位网名为“0730”的朋友甚至连续发表“四评”，批评我的这种“作秀”行为。他在《一评宁致远的检讨》中写道：“我的文体常识告诉我：宁致远此帖乃检讨不是检讨、总结不像总结的不伦不类之怪胎。其在文首和末尾刻意表明‘江南市副市长’身份的做法更是画蛇添足之举，无怪乎网友讥评‘典型的作秀’。这篇虚情假意的检讨实则是在浓墨重彩地标榜自己的政绩：使江南的旅游产业实现了从无到有、旅游门票年收入突破了600万元大关……即使与旅游发达城市有差距那也是‘整合矛盾多、难度大，加之我又是一个挂职干部’等客观原因造成的。确实字里行间昭然若揭，与其说是检讨，不如说是暗中强烈邀功邀乌纱！虽然宁致远清楚地知道自己‘干不了多久就会离开’，但是‘我在心中已经勾画出一幅美丽的蓝图’一语，道破了他‘行将离去’的恋栈心理，有网友套用《向天再借五百年》的歌词建议修改文章标题为《我真的还想再挂三五年》，真是入木三分……” 如果带着世俗的眼光看我的帖子，的确如这位老兄说的那样，不能不令人往他所指的方向想，但是如果带着思考的眼光用心去看，就会看出另一番景象。正如《瞭望东方周刊》的记者陈安庆在他的文章中写道：“仔细阅读，一种壮志未酬的伤感弥漫其中。” 我为什么要发这篇帖子，我一直未对外界解密，即使面对那么多网友的质疑，我始终保持沉默。因为，我的帖子不是写给云梦市委书记张文昊看的，更不是给网友看的，而是写给江南市委书记柳博温以及所有江南市的党政领导看的。我是抱着一种极其失望的心态写下了那篇帖子。撰写那篇帖子的时候，我早已知道我会离开江南，在一个地方连续挂职五年已经破了吉尼斯记录，组织上不可能让你再待下去。再说了无论是谁，在一个地方待久了都会有一点厌倦情绪，并不像那位网友所想象的那样“我真的还想再挂三五年”。动笔写这篇帖子的时候，我就已经萌生退意，特别是和老柳就我提出来的“打破行政区划组建云林山国家森林公园旅游度假区的建议”交换意见之后，他的一句“以后再说”的表态让我心灰意冷，我觉得按照目前江南的观念“再挂职三五年”，改变也不会太大，还不如及早归去。 我记得刚到江南的时候，因为过去和云林山有些业务往来，又和旅游对口，所以第一站选择了去云林山看看。前任公园主任老李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但当我和他谈起如何搞好景区开发的时候，他却显得有些心不在焉。那个时候泡泡奶公司想托管云林山，政府对泡泡奶公司寄予了厚望，我谈了也是白谈，所以老李没得兴趣。到了年底托管没谈成，老李调到森林公安局当局长去了，接他手的是白田镇的党委书记庞大海。大海第一次到我办公室去“拜码头”，我正在批文件。他跟我打招呼，我抬头一看，一个身材不高黑黑胖胖的人站在我的面前，我心想，一个典型的农民干部如何搞旅游啰，也不知道老柳是怎么用的干部。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干部是江南市委用得最准的一个。他虽然农民出身，但特别爱学习，容易接受新鲜事物。他上任以后不到两年时间就引进了世界碑林、屈原书院、名人雕塑园、云林寺镏金大观音等项目，真的是“政通人和，百废俱兴”。 当我提出建设“云林山国家森林公园旅游度假区”的设想之后他拍案叫绝，叫绝之后又为我深深担忧。他在基层摸爬滚打那么多年，在政治上比我经验丰富得多。他给我分析说，“要组建这个度假区起码要触犯几股势力的利益。最大的障碍是政府。按照你的想法，青田、飞跃等几个村以及天鹅湖、平安河都得划进来，政府刚刚在那里规划了一条柳花大道，还指望着靠两边的黄金地段‘以地生财’呢，这么好的地盘政府舍得给你？其次是城关镇街道办事处，要从它的地盘上划走几个行政村，划走的土地和干部都是钞票，他们愿意？第三是平河指挥部，一个正科级的事业单位，把天鹅湖和平安河划给了你们，那里的领导会甘心屈居云林山的领导之下？我琢磨来琢磨去，觉得这事搞不成。” 对于他的担心我不以为然。我对他解释说，我之所以要搞这个度假区基于几点考虑。 一是融资的需要。江南财政困难，不可能有大笔资金投入到云林山的开发，云林山自身也很困难，能够保住吃饭就不错了，要想有大的发展，只能靠融资。天鹅湖和平安河那么好的城市旅游资源白白浪费了，特别是绝不能让天鹅湖变成第二个商住圈。如果把生男不生女的“男儿国”青田村及附近的飞跃等村划过来，就把云林山与天鹅湖、平安河连成了一片，这么大的面积，有了土地就有了融资平台，就可以搞综合开发。这样云林山就不愁没得钱搞开发了。 二是大旅游的需要。江南缺少名片，老城区破烂不堪，新城又建得没特色。如果把云林山周围一大片城区划入度假区，请国内一流规划设计单位高起点、高水平规划，完全可以打造成为我省的名片。有了这张名片，再附带其他景区，才能融入中南黄金旅游线。 三是资源保护的需要。在城区能够拥有像云林山这样原始次生林的在全国来说都凤毛麟角，可遗憾的是，如今她只是一座帽儿山，她的裙子以下部分归城中村所有，到处葬满了坟墓。虽然云林山国家森林公园也有规划，但我们国家的规划大部分都是“市长规划”，被动地划定保护区，永远逃不脱被“市长经济”蚕食的命运，与其被动地保护，还不如主动出击，只有扩大规划面积，才能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片完整的原始次生林。我想，这样好的事情江南人民应该支持我，市委市政府更应该支持我。只要市委市政府下决心有什么难的呢？不就是重新调整一下区划吗？ 老庞建议说：“你听我的，先通过人大、政协造舆论，然后再向市委、市政府抛方案。” 我采纳了他的意见，将我的设想写成文字向人大的领导们每人送了一份。之后我又亲自写了一篇《国家森林旅游度假区落户江南不是梦》的文章登在《江南旅游报》上，我让报社的同志加印了5000份，广为散发。舆论造出去了，只有人大回应，受到了主任、副主任的力挺，并将这一建议写进了当年人大一号提案的决议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正式将方案送给了老柳，同时在市长碰头会上给市长、副市长们人手发了一份，结果都是石沉大海。我不甘心，先后两次去找老柳，老柳两次的答复都是“待以后乡镇合并的时候再统筹考虑”。这让我非常失望。2009年11月，人大要召开专门会议审议市政府关于《加快云林山国家森林公园建设步伐》一号提案的落实情况，政府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怎么应对。谈到设立度假区这个议题时，老萧说：“这个问题还是放一放算了，柳书记的意见是待条件成熟以后再说。” 我的梦彻底破灭了…… 老庞说，我们出去散散心吧。 我说，那就去婺源吧。 从婺源回来，我感慨万千。婺源人口比我们少，2007年以前财政收入比我们少，旅游资源不见得比我们好，他们能够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创造门票年收入过亿的奇迹，而我们还没到1000万。毫不谦虚地说，我不去江南可能还突破不了1000万。原因在哪里？观念守旧。我就想，在我离开江南之前一定要给江南人民、特别是领导干部们洗洗脑，洗脑的方式不能太直接，那样会引起人们的反感，想来想去，写份检讨吧，只有检讨自己人家才会无话可说。我之所以要以副市长的名义检讨，是因为我的职务本身代表的是政府，我想表达的意思，应该检讨的是市委市政府。虽然我批评自己“两眼望市长，讨米闯市场”，事实上是批评政府不投入，人家婺源穷，但他们可以卖水电站融资搞旅游，我们江南不可能穷到连国有资产都没得卖的地步吧？ 我批评自己“站得不高，看得不远，决心不够，气魄不大”，实际上是想表达一种壮志未酬的情绪。我希望江南市委市政府拿出决心来，组建“云林山国家森林公园旅游度假区”，收回景区的经营权，打破行政区划、各自为政的枷锁，组建旅游集团公司，统一经营，规模融资。我知道，在我的任期之内无论如何是没有办法实现的了，但我要把思考留下来，把观念留下来，把蓝图留下来，期望有朝一日能够被江南未来的领导所接纳，励精图治，把江南打造成真正意义上的“名片”。哪怕我的建议只采纳一丁点，我都会感到万分的欣慰。网友骂就骂吧，与江南的事业比较起来，我个人受一点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 第八章 内幕重重，目睹官场怪现象 主持会议的组长大声道：“我们这些代表绝大多数来自农村，没得么哩收入，好不容易换一次届，大家要关照关照，有选举任务的2000元，没选举任务的1000元，局长1500元。”他话音刚落，旁边收钱的人就走到一位局长身边，那局长毫不含糊就掏了1500元。 ●第一次亲历政府换届 自实行差额选举以来，云梦就成了换届选举的“重灾区”。影响最大的选举事件莫过于唯一市长候选人落选。在此之前，相思县和江南市也相继发生了严重的选举事件，相思县政府换届，组织确定的人选除一个副县长顺利当选之外，其余的全部落马，当选者都是从票箱里跳出来的。这让云梦市委很为难，如果全部查处吧，一来取证难，拉票都是地下进行的，到哪里去取证？二来会激起人大代表的公愤，人大代表如果群起而攻之，攻击党委不尊重民意，那样会酿成更大的事件。 迫不得已，云梦市委最后只好杀了“一只鸡”给猴看，其他跳出来的只好让他们走马上任了。对于那些落选者，一律改任“助理调研员”。之所以在同级政府之中相思县政府的“助调”居全国最多，便是如此来由。曾在上世纪90年代敢把市长选下马的江南，与相思县相比而言略微低调一些，在政府、人大的换届选举中居然只从票箱跳出了三人，其中两人被查处。基于此，本次换届来临之前，云梦市委书记张文昊反复强调，一定要站在“两个忠诚”的高度确保选举万无一失。对于老柳来说，这无疑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未入官场之前，早就听说一个副县长要顺利当选得花多少多少票子，当老板的买一个人大代表要烧多少多少米米，对于其真实性我始终抱怀疑态度。后来到了江南听同僚讲了几个真实的故事，便从完全不信上升到了似信非信。第一个故事讲的是市人大即将换届，一位农民代表从家里一路颠簸来到市委要见市委书记。市委书记不敢怠慢，客客气气地把他请到办公室，问他有什么困难。那位代表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对书记说：“我家里实在困难，都揭不开锅了，搭帮搞了一届人大代表。念在我屋里实在作孽，请求书记高抬贵手，能不能让我再搞一届人大代表？”市委书记听了哭笑不得，不知该如何作答。 第二个故事讲的是换届途中，某人大代表团某组组长在外面接受宴请回来，虽饮酒过多，但思维依然清晰。他掏出钥匙去开门，左打右打打不开，便扯起喉咙叫来服务员开了门。进门以后突然想起才收了几条蓝盖芙蓉王的香烟，放在柜子里，他担心被盗，想把柜门打开看看烟还在没。不看不打紧，一看吓了一跳：“烟果真不见了！”这一吓，酒醒了一半。几条烟是小事，关键是说不清白，人家还以为他监守自盗想瞒了那几条烟呢。不行，这名声重要，赶紧报案。于是他给110打了个电话。公安部门很重视，派刑侦介入。刑侦大队长赶来一勘察，发现没有任何被盗的痕迹，见那组长一副酒醉不醒的模样，心里有了谱，问他：“您住哪间房？”组长回答：“307。”大队长指指房门：“您看这是多少号房？”组长眯着眼睛一看，一拍脑袋：“这是308，呵呵，搞错了房间。”大队长陪同他来到307，把柜子一打开，香烟塞了满满一柜。此事传到了市委书记的耳朵里，书记当机立断，免了那人的组长！ 故事没有半点戏说的成分，主人公至今皆很鲜活。 还有比这更鲜活的。 有一家宾馆的老总和一位建筑老板回家乡争人大代表，建筑老板拼命地许愿，只要家乡人民选他做市人大代表，他就修路架桥，等等。那位宾馆老板很聪明，一上台就给老百姓算账：“如果按照某老板许的愿，全部兑现要几百万，一旦选上了，他会出吗？我这个人来点实在的……”结果，宾馆老板胜出。 对于这些老柳比我了解得更多。要阻止从票箱里跳票，最为关键的是要搭好班子。用人不当，往往是造成选举事故的直接原因。眼下，他就遇到了这样的麻烦。本次换届人大主任、政协主席同时到龄，按理市委常委、副市长老刘资格最老，任职一届之后便到龄，最适合人大主任的位置；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资历老，适合政协主席的岗位。已任职超过两届，按照《宪法》必须挪位的人大副主任接任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刚好填了缺眼。可原政法委书记偏偏不愿意干政协主席，执意要搞人大主任。老刘更不愿意当政协主席，放出话来，搞不到人大主任就待在政府这边不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最后云梦市委确定的方案是原政法委书记任人大主任，人大副主任任政协主席，老刘暂时不动，将曹日华调到河东区任“光头”常委，将河东区35岁以下的“光头”常委郑客交流到江南任市委常委、副市长。这样一来政府多出了一个市委常委，拿老柳的话来说，“老刘不走，一个人占了两个职数”，给他安排人事设置了很大的障碍。从他的这句话里我有一种预感，老刘迟早会被调离，而且不会有太好的安排。果然，换届没多久，老刘被调往云梦市水务局任副书记、副局长。 由于老刘的固执，让江南的人事安排出现了乱局，也让许多跃跃欲试的人看到了机会。他们瞄准了两个对象，一是上一届政府换届从票箱里跳出来的钱通副市长。2006年梅林河砷污染事件差点摘了他的乌纱帽，因老柳力保，加之他本人进省进京好一番努力，总算保住了小帽。那些有想法的人抓住他的软肋，非常及时天女散花般地向各级领导奏了他一本，说他在民营企业石灰山矿业公司有干股，本来该公司和政府签的合同开采期为30年，钱通利用手中职权擅自变更为50年。干股的说法子虚乌有，但合同的事倒是真的。当初石灰山矿业公司的老总找到他要他把合同期限延长，说是书记、市长等等都同意了云云。老钱打电话问领导，领导们都说一座破山谁晓得能不能开50年，签吧。于是他就签了。 等云梦市纪委的调查组进驻江南，把几位主职领导找去一问，那几位领导异口同声道：“不晓得，没听说。”老钱预感到自己的官位这次是真的不保了，就再次上下活动打通关节。迫于来自省府高层某些江南籍领导的压力，云梦市纪委决定在换届以后给他个处分放他一马算了。可是偏偏遇上了黑脸包公张文昊，云梦市委开常委会讨论的时候，他眉头一皱道：“怎么又是这个人？像他这样的干部留他做什么？降职安排！”硬邦邦的一句话，不经意间帮江南政界清除了一个竞争对手，钱通的位置就这样空了出来。 另外一个攻击的对象，是组织安排交流到江南来的常委、副市长郑客。江南排外，不愿意选外地人，特别是“空降官”。有乡镇人大代表公开扬言，要选掉郑客，把财政局长选进政府班子。理由很简单，选掉了郑客的副市长但常委职务还在。我把这个信息告诉了郑客，急得他天天往乡下跑，每次吃饭都主动为乡镇党委书记夹菜，非常殷勤。至于传说中的多少钱一票，由于我不参加选举，所以无从得知，但我亲眼见证了人大代表向被选举人“敲钱”的一幕。 按照大会主席团的安排，市级领导及各政府工作局的一把手都要下团列席人大代表小组讨论，主要是听取人大代表的建议和质询。那天上午，我按照规定时间赶往会议地点市林业局。我一进门，看见代表们已经早早地坐满了会场，但都不吭声。沉闷了近十分钟，市委邢副书记请了个假，说是要和书记、市长一道去其他代表团看望代表。邢书记一出门，主持会议的组长立刻活跃起来，大声说：“好，邢书记走了，我们可以无拘无束了。明不打假说，我们这些代表绝大多数来自于农村，一年到头焦干的，没得么哩收入，好不容易换一次届，大家要关照关照。我看这样，有选举任务的2000元，没得选举任务的1000元，局长1500元，宁市长情况特殊，你就出1500元算了，现在就开始收钱！” 他话音刚落，旁边收钱的人就走到一位局长身边，那位局长毫不含糊就掏出了1500元钱。我看不惯这乌烟瘴气的一幕，起身自顾自离去，躲过了“挨剁”这一劫。像这种公开的“打劫”早已见怪不怪。听政府办的人说，市长当选以后，不仅要挨人大剁，还要挨政府办的剁。老柳刚来江南那年，当选以后有人大主席团向他“敲”钱，他给那人一顿好骂：“胆子不小啊，还敲到我的头上来了？”那名主席发表感慨：“江南建市这么多年，就没敲到老柳的喜钱！” 除了老柳，没敲到钱的还有我。2008年4月，人大开例会选举我为副市长。按照惯例政府办需出具一份由市长签名的提名函。我去拿函的时候，秘书科长说：“老规矩，您要出1000元喜钱。”我把眉毛一立：“扯淡！你给不给，不给我还懒得要呢。这些都是程序上的东西，误了事你们负责！”秘书科长见我生气了，就笑嘻嘻地把提名函给了我。 陪选，副市长们惊出一身冷汗 在江南，没有“差配”一说，自打实行差额选举以来，都将“差额”之人称之为“陪选”。2007年底2008年初的那场换届，“陪选者”让所有的副市长们都惊出了一身冷汗。如果不是老柳运筹帷幄，郑客就当真落选了。 那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暗战。 那次选举政协相安无事，政府和人大硝烟弥漫。政府这边，市财政局长呼声特别高，各代表团跃跃欲试要联合提名他作为副市长人选。他们的目的相当明确，就是要把郑客给选下去，让财政局长从票箱里跳出来。人大那边，市农办老资格的于主任不满老柳将他的下属单位市畜牧局局长作为政协副主席人选，孤注一掷地参选人大副主任。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老柳只能各个击破。他先从财政局长下手，找他推心置腹地谈话。财政局长是一个组织原则比较强的人。他什么价钱也没讲，回过头挨个去给代表团做工作，苦口婆心地劝说他们：“组织上不要我搞，你们霸蛮地把我搞上去了，今后没得么哩好果子呷，如果你们是真心地抬举我，就莫把我抬起来绊跤子，请求你们不要对我提名！” 在财政局长的艰苦努力下，各代表团打消了对他提名的意图。接着，老柳又去找老于谈话。老于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任由他如何劝说就是不肯退出。迫不得已，只好搬出在江南现场坐镇的云梦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亲自出马找他谈话，承诺只要他按组织的意图配合选举，选举过后报请云梦市委解决他的副处级待遇。老于看重的不是待遇，而是心里怄不得那口气。经过多次苦口婆心地做工作，老于总算答应退出竞选。自此，两个老大难的问题解决了，只剩下了最棘手的一个大难题：究竟由谁来“陪选”最合适。 这个人一直埋在老柳的心里。直到选举前一天晚上8点多钟，他才找到政府办主任老童谈话，让他参加陪选。老童不情愿，但碍于老柳的面子勉强答应了他。 老柳之所以选老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老童是一个看淡名利、性格耿直的人。他资格老，在江南科局级干部队伍中德高望重，而且在老柳当市长期间，老柳力举为他解决了副处级待遇，于情于理他都不会坏老柳的事。尽管如此，老柳对老童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放心，毕竟老童在江南根深蒂固，一旦他起了心想当副市长，天王老子都拦不住。老柳之所以选在离选举只有十几个小时时通知他，就是尽可能地减少他的有效活动时间，不让他形成串联。一切布置妥当，老柳胸有成竹。 选举前的那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研究我的汉字。关灯下楼的时候已近凌晨。我正和保安打招呼，碰见老童从楼上下来。我感到很奇怪，很少碰见老童打夜班。我很好奇地问道：“这么晚了还没回去，是不是在办公室约会啰？” 老童呵呵一笑：“年纪一把了，还约么哩会啰？那都是你们年轻人的事。” “不约会，这么晚了一个人在办公室搞么哩？”我无意识地追问。 老童如实相告：“老柳看得起我，要我明天陪选，说是说服从组织意图，但还是不能一票都没得唦，一票都没得好丑啰，还不是打几个电话搞两票撑个面子。” 我应了一句“那是那是”，就赶紧离去了。现在是非常时期，谁都不想惹上暗中操纵或干扰选举的麻烦。 第二天，人大会议进入选举程序。程序都是固定的，正式选举之前得通过有关决议。每通过一个决议，会议主持人都要重复这样一个过程：“‘反对的请举手’，目光扫视主会场一周，回过头扫视主席台一周，‘没有，弃权的请举手’，目光扫视主会场一周，回过头扫视主席台一周，‘没有，赞成的请举手’，目光再次扫视主会场一周，回过头来扫视主席台一周，‘全体通过’！”掌声雷动。没有掌声的时候，会场里只有翻动文件的沙沙声，气氛就很有些肃穆了。对于这些程序，与会的人全都漠不关心，他们迫不及待地等待选举的开始，巴不得出什么乱子，散会以后回去聊起天来好有谈资。 选举终于开始了。老柳的确聪明过人，开会前突击通知会务组的同志，打乱前几天以代表团为单位排坐席的秩序，将人大代表的座位全部随机混排，使代表与代表、代表与团长失去了串票的机会。选举正式开始，代表们开始填写选票。主席台上的人坐得腰板笔直，脸上带着微笑。那感觉就像知道摄像机正从他们头顶上摇过，得注意仪态和表情。最难受的是那些有选举任务的副市长、人大副主任们，脸上虽写满了笑意，心里却七上八下，不到选举结果最后宣布的那一刻，谁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投票完了以后是漫长的统票过程。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选举结果。人们三五成群，抽烟闲聊，心急火燎地等着好戏上演……好戏终于上演了。票一公布，副市长们吓出了一身冷汗，得票最少的老童居然过了半数，得了137票，只比得票最多的徐永少了十几票。如果老柳给老童的时间更充裕一点，如果老童再下一点工夫……可是，政治就是如此诡异，选举从来就没有“如果”！ 人大任命，需要我去打点? 选举的所有程序终于全部走完了，这是江南历史上首次完全贯彻组织意图的一次换届，云梦市委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按照惯例，换完届以后，要么秋后算账，要么秋后安抚。按照选举前的承诺，农办的老于很顺利地解决了副处级待遇，不服从安排的老刘意料之中地被调离。老刘的调离可谓“皆大欢喜”，市委市政府一下子空出了两个职位：一个副市长，一个“光头”常委。副市长这个职位理所当然地给了财政局长，只是常委这个位置出了一点小小的意外，矿区街道办事处的老崔满以为此次非自己莫属，结果竹篮打水一场空，上面要求班子里必须配备一位女常委，他只能望“常委”兴叹，眼睁睁地看着市委党校女校长捡了个漏子。 一切料理完毕，老柳也该为我打算打算了。吃饭的时候在食堂里碰到他，我问他什么时候办我的事情。他回答说，就这几天去找云梦市委组织部衔接。等了三天，没有消息。我忍不住给云梦市委组织部干部二科的一位朋友打了个电话，那位朋友说：“老柳刚走，是来衔接干部的。”我问：“我的方案报上去没有？”他“哎呀”了一声：“糟糕，他刚才好像把你漏了。你别急，我打个电话问问他。”说罢，他把电话给挂了。我在忐忑不安中终于等来了那位朋友的电话，老柳真的把我给遗漏了。好在有这位朋友帮忙，否则等下一批组织部上会，不知又要耽误多长时间。 按照常规，市管干部的升迁和异动一般要经过五道程序：组织部拿方案、部务会讨论、组织部考察、上常委会研究拍板、公示。老柳上组织部衔接仅仅只是走完了第一步，余下几步走得快与慢要看运气，运气好一个星期之内可以到位，运气不好的不是部长学习去了就是书记不在家，拖来拖去，拖个半年也不稀奇。 我就属于那个运气不好的。 我的方案报上去不久，天气开始变得异常寒冷，一场百年不遇的冰冻正在悄然酝酿。省里的“两会”开得隆重热烈，市委常委们没工夫研究干部。乘着空隙，我和庞大海相约去北京，到国家某部委跑项目。不跑项目，云林山连年都没法过。由林场转型而来的云林山国家森林公园300多号职工要生存，又不能砍树，纯靠一点旅游收入难得活命。为了维持生计，就靠老庞一天到晚四处化缘。进京前夕，老庞和我商量着怎么打点上面的领导。我说，要么你就一锤子把他砸晕，要么就送一样价格不贵但显高档的工艺品。老庞琢磨了半天，道：“公园没那个实力一锤子把他砸晕，还是送工艺品算了。那领导是个烟枪，搭两条蓝盖芙蓉王的香烟应该差不多了。”我笑了笑道：“什么叫差不多了？只能说我们幸运地碰到一个不贪财的好人了！” 很快，我托人从外地花2000元买了一方化石砚台，赶在暴风雪还没有来临之前进京。 到了北京，开始飘雪。出了车站，我们直奔某部开办的国风宾馆。那里条件还好，又很便宜，只要是系统内的人入住，凭证件可以拿到300元一间的房。不巧的是，那天部里正在召开全国的局长会议，所有的房间全满。我们一行只得顶风冒雪回到大街上去寻住宿的地方。老庞壮起胆子走进一家三星级宾馆一问，双标680元一间，吓得他掉头就走。找来找去，最后找了家私人办的招待所，双标120元一间，便宜倒是便宜，就是味道有些难闻。没办法，云林山实在太穷了，我也只能把身份放在一边和老庞他们将就将就了。 老庞开玩笑说，“没让您啃馒头就不错了。过去我们来这里跑项目，都是带干粮呢，这次是傍您的福沾您的光了，不用啃馒头了。” 一切安顿好了，去约我们要找的那个处长。我们盛情邀请处长第二天中午吃个便饭，处长很体贴我们，一再表示饭就不用吃了，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我说：“饭是一定要吃的，此行没什么要求，唯一的目的就是来看看您。”处长盛情难却，亲自为我们定了一个消费不高、不设最低消费的餐馆。第二天，我们准时在那里见了面。因为他和他的同事们下午还要上班，所以都没喝酒。等到我们送走他们，老庞去结账时吓了一跳，随随便便几个菜，居然花去了3000多块。老庞骂了一句：“他妈的，礼品还没得饭钱贵，早晓得，还不如不呷饭，折成红包效果还好些！” 办完了事我们急急地往家里赶。 回家的路上，在火车上巧遇了刚在北京开完同乡会返回江南的老柳一行。老柳正和我们寒暄，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是云梦市委组织部长出了车祸，摔断了几根肋骨，伤势严重，但无生命危险。我一听糟了，我的任命要无限期地推迟了…… 果然，这一拖就拖到了3月份。过了公示期之后，我、财政局长、党校女校长三个人接到市委组织部的通知，接受任前谈话。谈话完毕，党校女校长即正式走马上任了，而我和财政局长还得回家等待人大开例会通过常委会的任命，才算走完了所有的程序。因为财政局长是任职，他还有一些工作要做，如果人大常委不过半就不能当选。开会之前，我得到信息，有人扬言要否决新上任的教育局长，不知道将和我一起走程序的原财政局长怎么想，反正我很坦然，我心想我就是一个挂职的，不拿江南一分钱，又没占江南的位置，人大常委们应该不会为难我吧。 就在例会召开前两天的晚上，我突然接到组织部长的电话。他说：“致远啊，你只怕要到人大那边去走一走。”我还没搞懂他的意思，以为是他要我到人大那边去拜个码头混个脸熟。我也没多想：“怎么‘走’？”部长答：“这还要我教？条把两条烟啰！”这个时候我才懂他的意思。他是一片好心，怕我过不了半数，让我去给人大常委们打点打点。 这个时候我才有点着急了。20多个常委，每个人两条蓝盖芙蓉王的烟，总共要花近两万块，这钱从哪里来？如果不打点，人家都在打点你不打点，万一真的过不了半，脸往哪里搁？不知所措中我想到了老庞。老庞在乡镇工作多年，这样的事经历得多，有应对的办法。他一接电话就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赶紧安慰我说：“这些事你不用急，我们先去问问贺妈，她是人大的老副主任，德高望重，又正直。如果她说要打点那就真得打点。如果她说可以不打点，就说明可以顺利过关。” 晚上11点多，老庞陪我敲开了贺妈家的门。贺妈听我说明来意，让我不要着急。她非常反感这种不良风气，但积重难返。她的态度很明朗，坚决反对我做这样的事，表示会联合正副主任一起做工作，保证我顺利当选。 2008年4月23日，江南市人大例会于上午8点准时召开。11点30分，选举结果公布，原财政局长获得1票弃权、我获得1票反对分别当选。走出会场，我对原财政局长说：“这是哪个，我和他无冤无仇，为什么要阴我一下？” 原财政局长笑了笑，道：“管他哪个啰，当选就是硬道理！” 第九章 市长经济与官员的灰色收入 “市长经济”也叫“拍脑袋经济”，简而言之，市场经济不由“市场”说了算，而由“市长”说了算，万一市长拍板拍出了问题，板子通常会落到别人身上。官员除合法收入外，节礼、办红白喜事、住医院、上党校等，都可为官员们带来数量不等的灰色收入。 ●书记做不了人事安排的主？ 我刚到江南时，发现江南的人事安排很诡异，看不懂。有一个派出所所长居然兼任江南市政法委副书记。当时我就想，市政法委是公检法的领导机关，派出所长兼市政法委副书记，是派出所长听公安局长的，还是公安局长听派出所长的呢？ 还有更让人看不懂的。这里的官场很近亲，父子官员、夫妻官员、兄弟官员、妯娌连襟等屡见不鲜；这里的官员很怪异，其他地方的民政局长、交通局长都是“肥缺”，拿老百姓的话来说是“花钱都买不到”的位置，可在江南，这两个局的局长居然当不下去，主动要求辞职；这里的组织很温暖，调离江南送待遇：普通干部调出江南解决副科级，是副科级的则送你一个正科级；这里的老人把政“干”，说的是江南退休的老领导，喜欢干预人事安排，常常让书记左右为难…… 听当地人讲，江南的人事看不懂由来已久。早些年市委换届，选出了新的统战部长，可老部长不肯退，只好设了个第一部长，一直维持到老部长到龄。老部长开了个头，从此江南的人事书记说了也不见得能作数。坊间流传的两则故事甚为经典。一则名为“‘屙尿变’的故事”，讲的是江南市委常委开会研究人事，会上初拟某局局长由某某某担任。期间，市委书记上厕所屙尿，正屙时，突然接到省委组织部一位重量级领导的电话，尿毕，返回会场，决定某局局长不再由某某某担任，改为屙尿时省里领导打招呼的那位。另外一则名为“‘砸牌子’的故事”，讲的是某局一位老资格副职领导，临退线时符合解决正科级待遇的条件，结果市委组织部给另外一个不符合条件的副职解决了待遇，而没有解决他，他冲进组织部取下牌子就砸。这一砸还真砸出了效果，没过多久，他的待遇还真给解决了…… “人事安排上我也做不了主。”老柳的确亲口对我说过这话。那一次，我和他两个人在食堂里吃早餐，老农办主任老于闯进来，手里拿着根牙签，边剔牙边对老柳开炮：“柳书记，你什么都好，但是在人事安排上好多人对你有意见。就拿我来说，尽管你给我解决了副处级待遇，但我不感激你。哪里有你这么安排的呢？让农办的下属单位畜牧局局长去搞政协副主席，却让我这个农办主任解决待遇退二线？对于这一点，我是有想法的。” 老柳没吭声，他忍性好。老于见书记不搭讪，便退了出去，刚出门，老柳便对我说了那句话。 老柳说的的确是实话。老百姓都以为书记权力大，随便卖几顶官帽雪花银子便哗哗地来了，实际上没那么简单。书记的权力的确很大，但还有比他权力更大的，许多时候县委书记不过是舞台上的木偶，真正操纵木偶的是那背后的提线人。前几年，云梦每年都要从每个县里面选拔一名优秀乡镇党委书记进市直机关任副职。那年江南“被定”的是长江镇的党委书记。还在公示期间，长江镇长江村便爆发了腐败案，老百姓闹事。老柳在食堂就餐时接到“特情”电话，气得他一顿乱骂，然后拨通长江镇党委书记的电话，给他下了通牒：“你先把这件事摆平了再走。”可说是这么说，人家都已经公示了，走与不走，由得了你？ 的确由不了他。江南地盘虽小，但庙小妖风大，许多人为争一个股级干部都要找关系找到北京去。有一段时间网上骂得凶，说是哪个哪个县有11个县长助理，还有哪个哪个县财政局配了正副局长18个等等，骂得县委书记们个个心惊肉跳，生怕骂到自己头上来。超职数配备干部是县里的通病，哪个都经不起查。县委书记们都知道这么配备干部很荒唐，也不排除有些人是为了卖官敛财，但更多的是身不由己。就拿那个政协副主席的人选来说，老柳也觉得不妥，但有什么办法呢，省里有人给他撑着呢，老柳得为江南的前途着想，更得为自己的前途着想啊。唉，领导说定谁就定谁吧，反正用谁都是用。可是哪曾想，那副主席不争气，干了不到半年就被告下来了。老百姓议论纷纷：“你看你看，这都是老柳用的好人！”老柳听了好不尴尬。 平心而论，在云梦六县五区几个县市委书记中，老柳算是对自己要求比较严格、特别谨小慎微的一个。不像河西原来的书记，刚由市长转任书记，就迫不及待地调整干部，一次异动好几百个，文件都印了好几十页。最可笑的是，居然将不是党员的干部任命成了党组成员，如此荒唐，能不翻船？老柳调整干部就吸取了他的教训，每次异动分期分批，不打眼。尽管也出现了某个乡镇一年换两个书记、公选的某局副局长没有干部身份等瑕疵，但基本上做到了风平浪静。 要做到风平浪静是很不容易的，不掌握许多政治技巧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第一个技巧是“重视”你，更“忽悠”死你。会当书记的人，要让所有能够接近你的人都觉得你很“重视”他，让他们时刻感受到他们在你心目中的位置，仿佛随时都会被你重用。但是，当机会一旦真正来临组织部门征求意见时，千万不要偏向于任何人，回答一句：“以组织考察的结果为准”即可。 第二个技巧是“一个老婆可许12个老公”。某省属示范性高中是个副处级单位。其书记位置一直空缺。会当书记的人会先去征求诸如农办主任这样重要岗位一把手的意见：“安排你去某某中学当书记，解决副处级待遇。但有个前提条件，解决待遇以后，不去管事，不去上班，不在学校拿工资，你去不去？”农办主任听说给他解决副处级还蛮高兴，可听了后面的“前提”，自然而然会选择主动放弃：“一个空衔要它何用？”农办主任不去，书记又会马上去征求政协秘书长的意见，同样附加了那个“三不”条件。政协秘书长说：“您还不如把我调到教育局当个副局长算了。”书记一听此要求不过分，甚至还有些委屈，会立马应承下来，一转身就将那个副处级空头书记的位置许给了统计局长…… 第三个技巧是“善于总结”。在如何提拔干部方面老柳总结了一句经典名言：“相同政绩看资历，相同资历看政绩。”表面看上去，觉得特别合理，既重了政绩，又比了资历，细细一分析，才发现缺了很重要的一条：“创新能力”。 江南新农村为何越扶越贫? 按照惯例，县级领导都要挂一个联点乡镇和一个村。联点，说白了就是“联钱”和“联项目”，如果联点的领导手里的权力大，或者和上面的关系好，每年能给联点乡镇和联点村搞几万块钱或向上面争取个把项目，乡镇和村里的领导到你这里跑的脚步就勤；否则，一年都懒得上几次门。像我这样的挂职领导，手中无钱，对口的旅游部门争资的口子窄，以农家乐的名义去争资的理由都站不住脚，我既为他们拨不了款，又为他们争不来资，所以我挂点的那两年，镇里、村里的领导几乎就没进过我的门。市里面对联点领导也没什么硬性的工作指标，只要保证“计划生育不降类次、汛期不倒山塘水库和院子、农村老百姓不闹事、安全和防火不出事”就可以了。 联点工作说轻松也轻松，“年头贺个新，中途踏个青，秋天钓个鱼，年尾访个贫”。由于大多数县级领导手里都没掌握钱，所以市里在安排联点工作时都为每个联点领导配备了买单的“联点单位”。像安排和我一起挂点的单位有三家：农业局、药监局和石油公司。每年春节一过，联点领导要带着各联点单位领导下镇下村拜个晚年，并就春耕生产等工作不痛不痒地做几点指示，农业局表态送点化肥和种子，拍几个电视镜头吃一餐中饭就返程了。到了四五月份山火高发旺季，风和日丽，春暖花开，带着一群人浩浩荡荡地游走在山林田野中，神清气爽。当然，在踏青的过程中不要忘了工作，要反复强调预防森林火灾的重要性，督促乡镇、村干部不间断地巡查，确保万无一失。这个镜头一定要电视台的记者完完整整详详细细地拍摄下来，一旦日后发生了什么大的山火，上级领导部门要追责，这就是“领导督促到位”、可以减轻处罚的最有力证据。 秋天，秋高气爽好垂钓。这个季节下乡就不要劳师动众，带三两好友，到村里走一走，计划生育方面装模作样地督一督，坐到鱼塘边嚼嚼槟榔垂垂钓，中午炖个土鸡烧只鸭，嘴巴一抹回城了。年尾，访贫问苦必修课。这个季节是领导干部“集体表达亲民爱民”的汇演时间。联点领导们带着各联点单位买单的一把手们，深入田间地头农户家中，访贫问苦送温暖。按照规定，每个联点单位点对点帮扶20个困难户，每户发放500元慰问金。市级领导不可能60户家家上门，所以事先由村干部精心挑选四到五户路程不远、路相对好走、而且特别特别困难的家庭。最好挑那些瘫痪在床、房子将倒、家徒四壁的特困户，这样背景拍出来的电视画面最有质感，再配上“皮鞋上沾满泥巴的领导将慰问金送到特困户手中，热泪盈眶的特困户户主紧紧地握住领导的双手，话不成句、泣不成声地连连说：感谢党感谢政府”的生动画面，特具感染力。 做完这一切，一年的工作便打了句号了。春节前夕，乡镇领导大都会送来几十斤腊肉腊鱼几只脚鱼王八给挂点领导过年，懒得熏腌采购的就意思个千把块钱。当然，如果这一年之内挂点领导要是为乡镇或村里搞来了什么项目就另当别论了，他们会另外从项目资金里划个万把块钱，打到市政府办为县级领导设置的专户账上，作为该领导来年的工作经费。具体划多少，视项目的大小，争得多，划得也就多。不然的话，副县级领导来年的日子咋过？ 当然，联点工作看似轻松，责任却也不小。诸如计划生育降类、年终评比得不到红旗呀都是小事，最多挨顿批评，脸上无光，要背处分有乡镇和村里的领导来抗，但“山林大火、群体性上访事故、汛期倒垸垮堤、重特大安全责任事故”，等等，随便犯上了哪一条都是轻则受处分重则掉帽子的事情。2010年在长湖镇挂点的市委常委、统战部长熊雄就挨了个诫勉谈话、书面检查的处分。可怜他响应前省委书记的号召，放弃省厅那么神仙的单位来建设江南小县，短短的几年时间为江南争取了那么多资金，就因为长湖的一把森林大火，恰好烧在他挂点的地方，所以给了他一个处分。他着实想不通，见人就“申冤”，颇有一点祥林嫂的味道。 我联点的那个镇叫木杨镇，村叫古桥村。 在江南的所有乡镇、街道办事处中，木杨镇算得上是比较优秀的。这里民风淳朴，山清水秀，各项工作都排在全市前列，几乎挑不出什么缺点，但也没什么特别明显的优点，属于那种“样样都好没特色”、特别传统的先进。镇里的书记是个男的，四十多岁；镇长是个女的，刚调来。我带着农业局长到古桥村去了解产业情况，镇里的办点干部和村里的支书，把我带到已废弃多年不用的村小学当头号大事向我汇报，希望我能为他们解决五万块钱把村部好好地装修一下，第二件事是把村小学前的一条溪沟护个坡……汇报来汇报去，就是不汇报如何做大做强产业方面的打算。 我实在听不下去了，把书记、镇长叫到跟前语重心长地说：“古桥村的确很贫困，但如果像你们这么扶下去会越扶越贫。古语说得好：‘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像石桥村这样的穷地方，把个村部装修得那么好干什么？死要面子活受罪。把钱花到面子上还不如花到产业上。老余，是这样的，今年你们农业局安排给镇里和村里的扶贫资金全部要用在产业上，尽可能多给种子化肥，多做技术指导，不要直接拨款。年底我只看产业，产业没有搞起来，我就让农办给你们排‘新农村建设’最后一名！”老余是随我走点的农业局长。 我的话说得直落得重，在场的乡镇、村领导不爱听。我也知道，他们也听不进去。就好像我给老柳建议在赵李村如何建设新农村示范点一样，我坚决反对大包大揽，那样会越扶越懒，如何能成示范？可是又有什么办法？为了不增加农民的负担，又要建设一个有点看相的样板，江南只好采取政府主导、单位“志愿”的办法，把任务细化，按职能分给建设局、交通局、民政局、林业局等几个职能、经济强势局，各负其责。建设局负责粉刷农民舍外墙、安装路灯、建垃圾池；交通局修路；林业局栽花种草；民政局装修光荣院……一年下来，农民的房子统一刷了墙漆，令人赏心悦目；村里家园清洁，路灯明亮，鸟语花香，一派新农村气象。可实际情况呢？红漆马桶外面光。自赵李村被确立为云梦的典型以后，为接待络绎不绝前来视察、参观学习的各级领导和兄弟县市的取经嘉宾，已负债累累。到目前为止，也没看见他们搞成一个什么真正像样的产业出来。 果真如我所预料的那样，对于我的批评，镇村两级领导都“没有放在心上”。当年年底，我再次来到古桥，镇、村领导第一站就带我参观装修一新的村部办公大楼。上下两层，间间办公室都贴了600x600的瓷砖，屋顶墙壁粉饰一新。我很不高兴，问村支书：“有没有增加新欠？”支书答：“刨去余局长支持的，新欠了一点点。”我回头对老余说：“我们走，不看了。我来是看产业的，不是来看楼的。怪不得你们古桥穷，穷得有道理！” 那天中午，我连饭都没有在镇里吃，直接回了江南。 年底，石桥村在全市新农村建设以及建整扶贫工作中被排在二类倒数第一名。 现在是市场经济，不是市长经济 自我在网上炮轰“高房价”以后，许多人对我产生了质疑，认为我并不分管房地产，突然站出来炮轰与自己业务范畴无关的话题难逃炒作之嫌。我给媒体的解释是，思想有多远，出路就有多远。经济是一个整体，不可割裂开来。如果人为地把它切割成许多小的单元孤立起来，就会机理失调。谁说分管旅游的就不能关心“地产”？旅游和地产结合，可以立马让一个偏僻的乡村华丽转身为一座繁华的旅游城市！ 许多人指责我不务正业，这都是传统的官场习惯思维在作怪。如今的官员们脑子里始终被一种思维定势锁定着，管什么就想什么，甚至管什么守什么都懒得去深想，缺乏一种心忧天下的责任和胸怀。历史是一面最好的镜子，中国的封建社会之所以历经几千年而不倒，就在于封建社会选拔启用的官员们既是文官又是武官，既懂宏观经济，又谙微观经济，文武双全。他们懂政治、懂经济、懂司法、懂军事、懂哲学……既是县长，又是财政部长，还兼公安局长、检察长、大法官、发改委主任、教育部长等，哪怕一个小小的县令都是“处江湖之远忧其君，处庙堂之高忧其民”。滕子京无疑是这些官员中最出色的代表。可时至今日，居然还有许多领导干部对经济依然一窍不通，还在靠“摸着石头过河”，摸来摸去的恶果是，让市场经济滑入了“市长经济”的泥潭。 什么叫“市长经济”？“市长经济”也叫“拍脑袋经济”，简而言之，市场经济不由“市场”说了算，而由“市长”说了算，“市长脑袋一拍铁板一块”，简称“市长拍板”。市长是拍板的，不是挨板的，万一拍板拍出了问题，板子通常会落到别人的身上。在江南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这样可悲的事情。 比如，20世纪末21世纪初，江南响应上级号召搞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蓝田集团合作，强迫农民不种粮食种黄李，结果蓝田神话破灭，黄李价贱伤农，政府不得不买单。直到“博士市长”来了，还在为“黄李市长”擦屁股。 又如，早些年为搞活城市新区，市长们不考虑江南人的消费习惯，头脑发热，决定在京珠连接线旁边建一座现代化的汽车新站，结果，新站建成了，客车业主们硬是不肯从老站迁过来，气派的站房空空荡荡，几千万的投资打了水漂…… 再如，省里为打通省际通道，决定投资改造江南至通城的s301公路。江南的市长脑袋一拍：“不用省里投资，我们招商引资自己建，等路通了设个卡子几年工夫成本就收回来了。”结果招来个骗子，把路基挖得个稀巴烂，没得钱再铺路面，本来还跑得了车的，最后连走人都困难。烂尾路一直烂了好些年，直到老柳来，才把这块乱屁股给擦干净了…… 这就是“市长经济”！ “市长经济”让市场受伤，让纳税人很受伤，让投资商更受伤。我到江南来接触的第一个外地投资商是江南商业步行街的老板鲁文化。那个时候我给向前副市长挑土管城建，他的步行街刚刚落成准备开业。他愁眉苦脸地来找我，和我聊起这个项目眼泪都要掉出来。当初江南引他进来时，前任市长给他表了硬态的，江南不再建第二个服装市场。在这个条件的诱惑之下，鲁老板选中了紧靠最大的城市广场又临商业主街的一块黄金地，在土地竞价中又中了圈套，每亩地价竞拍到了100多万，以高出周边正常地价每亩70万元的价格，风风光光地当了一回江南的“地王”。直到现在，这个记录都没有被刷新。 就在他的江南商业步行街即将开盘之时，传来了不好的消息，政府同意浙江古老板在不到800米远的地方再建一个服装市场，地理位置比步行街更便捷、更繁华，其建设成本只有步行街的三分之一，商铺价格便宜。这样一来。鲁老板的商铺无人问津了。没办法，他只能改变策略，以半年不要租金的方式将商铺贱价出租，先做人气。四千多万的投资被套，让老鲁很不甘心，想找政府的麻烦却又无从下手：当初领导的承诺都是口头承诺，作不得法律依据，打起官司来，他并无胜算。 我很纳闷，问他：“你做生意做了这么多年，难道就不知道‘市场’是由‘市场’说了算，而不是由‘市长’说了算吗？” 鲁老板叹了一口气道：“刚下海的时候地价、工程、优惠税率……哪样不是市长说了算？过去的市长那么一言九鼎，现在的市长表态怎么就那么不靠谱了呢？” “难怪，你是尝了‘市长经济’太多的甜头。”我若有所悟道，“你以为还是计划经济、商品经济年代？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市长已无法操纵市场。如果‘市长’胆敢再肆无忌惮地玩弄‘市场’，就会遭到‘市场’无情的报复。” 他不服气，问：“市长是人民的父母官，怎么能够不负责任地表态呢？” 我觉得他又可怜又天真，怒其不争地笑道：“酒桌上的官话有几句能当真？你自己没长脑子？他市长说不准再建一个服装市场就不建了？只要市场有需求我投资商有势力，市长不敢不批，不批就上法院告你不作为。你是呷市长的好处呷习惯了，聪明反被聪明误。切记，不管是什么食物，甜过了头总是有毒的。” 老鲁点点头，觉得在理。 “在这方面，你们都要向浙江的那个古老板学习。”我进一步给他“洗脑”，“你看人家古老板，先是答应市长在江南建一栋五星级宾馆，并在工业园投资办一家30万锭规模的现代化纺织厂，条件是廉价收购市委市政府招待所，并以低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地价给他若干亩土地供他办厂，承诺每年可创几千万元的税收，解决多少人的就业等等。等到市长一拍脑袋把价值数千万元的招待所以不到100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他，把工业园办厂的地给了他，他应付式地在园区建了几栋厂房上了几套设备，然后在招待所的地块上建起了一排排集装箱式的服装市场，五星级宾馆成了一张永远的蓝图。他为什么能赚钱？因为他玩转了‘市长’，更玩转了‘市场’，同时，把你也给玩了！” 老鲁苦苦地一笑，希望我给他出个主意救救他的市场。我笑了笑，道：“拆了它！” “我正有此意。”聪明的老鲁领会了我的意图——等“宏观调控”的风头一过，在江南再也找不到比江南商业步行街更适合做地产的地块了。 送走了鲁老板，匡老板来到了我的办公室。 匡英在云南红河可是响当当的人物，九家公司、工厂生意红火，身价数亿。在当地他可以呼风唤雨，但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会被困在江南，动弹不得。早两年，在中间人的介绍之下，他花1.2亿元买下了衡化集团江南氮肥厂，厂子买了几年，至今仍然开不得车。我问他开不得车的原因，他诉苦说：“找他伸手的职能部门太多了。比如一个房屋产权证，只过一个户，按照国家破产企业改制政策，地方政府象征性地收一点手续费就可以了，可在江南不行，常务副市长、分管副市长、市长、书记和房产局长打了无数个电话，每打一个电话少一千，房产局长还怪我找多了领导，不是后来柳书记在大会上不点名批评他要撤他的职，只怕到现在还办不下来。” “我到政府来了这么久，还不知道这个厂被你买下来了。按理说像你这么大的规模企业，市里应该成立一个专门班子帮你协调直至走上正轨，为什么没人牵头呢？” 匡英一语道破天机，意味深长地说：“这个厂原来是省管的，破产改制也是由省里面的人来主持的。如果当初改制交给江南的市长来主持，情况可能就大不相同了……” 他的这一席话，让我重新回到了迷糊状态：说来说去，企业的命运怎么还是掌握在“市长”手上？ 揭开官员灰色收入的红盖头 我在前面讲过，真正廉政的官员其合法收入少得可怜，但许多官员生活得却又格外滋润，是不是所有的官员都在搞钱权交易呢？那倒未必。钱权交易风险太大了，胆大的才敢去碰。胆小的也不会穷死，自有一套安全的敛财方法。 除了合法收入之外，官员最大的一笔灰色收入来自于节礼。每到过年过节，最发愁的是乡镇党委书记和市直委办、局等单位和部门的一把手。给领导送节礼可不是一份轻松活，劳心劳力。单说这送礼吧，讲究还不少，这“红包送多少、怎么送与红包怎么收”等都有诀窍。 先说这“送多少”吧。 节礼的多少因官职不同、节气不同而不同。春节礼金最多，端午、中秋要少一些。官职又分几个档次，书记、县（市）长是一个档次，副书记、组织部长、常务副县（市）长、人大主任是一个档次，其他的副县级领导又是一个档次。副县级领导中也有区别，常委和副县（市）长享受的“待遇”就不一样。常委面广，过年过节，几乎所有的乡镇、委、办、局基本上都会有所表示，一般标准为500～1000元，关系特殊的冲破顶也不会超过2000元。副县（市）长收入面稍微窄一些，局限于自己分管的单位、点上和关系较好的乡镇。线分得多的、管的单位多的收入就多，反之，就少。人大副主任与副县（市）长比较而言要作孽一些，最可怜的是政协副主席，一年到头几乎收不到几个红包。像我这样挂职的更可怜，管的单位少，每年收的红包付司机的补助，和给跟线的办公室副主任打红包都还不够。当然也有收获。那就是每年腊肉腊鱼不用自己操心，有人腌好熏好送上门。至于乡镇和市直委、办、局每年给书记、市长送节礼的标准是多少，一般不为外人所知，我也是通过和一位曾经当过市长秘书的朋友闲聊中才了解了个八成。有一年，某局长敲开市长家的门，塞了一个红包马上就离开了。过后，市长将此红包交给该秘书，让他退还给那位送礼的局长，秘书好奇，打开红包数了数，原来书记、市长的送礼标准为5000元！ 再说这“怎么送”吧。 给一般关系的领导送节礼，派个副职带着办公室主任直接上领导办公室塞了就走，节礼放在印有单位名称的信封内，其目的是怕领导收的红包太多犯迷糊，搞不清究竟是谁送的；关系铁一点的一把手亲自出马，也是到办公室送了就离开。关系更为特殊的，提前预约，吃一顿饭，吃完饭把红包一塞，各自分开。如遇那些假正经的领导也有办法，绕个弯，送到领导父母手上。一旦出事儿，领导有个推脱，就说父母收的，我不知情。送节礼，要尽可能避免晚上上领导家门，一来怕敲错门，领导尴尬自己也尴尬，还要遭被敲错门的人家痛骂，过去上门是因为送钱的少，送乌龟王八等物质的多，被逼上门。 现如今，领导不稀罕那玩意儿，要送就要把服务工作搞到位，腊肉腊鱼要熏好，鲜鱼土鸡要剖好，否则给领导送去就是个负担。江南有位老书记，后来调到云梦当了副市长。江南是水产大县，每至春节江南的好多单位都要给他送鱼，副市长母亲舍不得出钱把鱼送到市场里去剖，每有鱼来，皆亲自动手，剖得辛苦，边剖边骂：“哪个再要送鱼来我就捅他的娘！” 至于这“收红包”也有玄机。县里和城里有很大的不同，一般过了腊月二十四（小年）机关便都放了假。职工放了假，领导可不能放假，也不要下乡，每天就做一件事，待在办公室等人家敲门。县领导一般放假到了腊月二十六七，政府这边要等市长打完红包说可以散伙了，才能够回家。市长的红包不大，千把块钱。回家以后不要出门，没来得及送节礼的人一般会采取补救措施上门来送。如果家里找不到你的人，这笔节礼有可能就被送礼的人“黑”了。如何等礼上门还真是一门学问。 官员灰色收入的第二个来源是红白喜事宴请。过去监管不严的时候，领导家里红白喜事特多；现在廉政建设抓得紧了，收敛了许多，遇上红喜事领导请客不敢大张旗鼓地一摆上百桌，而是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分几次分别在几家宾馆悄悄地进行。这样做最大的好处在于隐蔽，桌席的钱还可以找人签单。我认识一位领导，他儿子死不会读书，好不容易为他买了个二鸡不叫的大学，莫说赚，起码要把买学校的钱收回来呀，可上面三令五申查得紧，不准请客敛财，没办法，今天请一批，明天开几桌，儿子都上学好几个月了，领导的宴请都还没有结束。 灰色收入的第三个来源是泡病号。住院敛财是最安全的。谁还没个头疼脑热的？住个院，既养了身体又创了收，多美的事啊。可是这招不宜多用。现在提拔领导干部健康摆在很重要的位置，如果老是住院，给组织留下了一个身体不好的印象就得不偿失了。所以好多真有病的领导反而挺着不住院，倒是那些没什么病手头突然紧张的领导，会偶尔去医院小住几日。 领导干部的灰色收入还有一个来源，那就是住党校。我自参加工作以来从未进过党校，也没想明白党政领导干部为什么那么喜欢进党校。听进过党校的人说，进党校最大的好处是可以交好多朋友。党校的同学来自各行各业，又都有一官半职，以后办起事来特方便。其实还有一个好处他们心照不宣：可以发一笔小财。不知道从哪一年起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领导住党校、抗洪、进京维稳等，凡时间超过一个星期者下级领导皆要前往看望。看望的人多了，领导就收入不菲。 当然也有不收红包的。云梦地区发了洪水，那时我还在云梦市旅游质监所当所长，手上有一点小经费，看见人家都上堤去慰问一把手，我也准备了600元红包去看望章局长。老章碍于情面暂时“收下”了红包，一回局里就把我的财权给收掉了。他的理由是：“人家都在舍生忘死地保家园，你不学好，跑到抗洪一线给我送红包，为了你好，你还是把财权交出来算了，莫搞得害了你……” 一直到离开旅游局，老章再也没有把财权交还给我。 我平生第一次住党校是给黎明挑土。 2007年某月，省里安排常务副市长黎明去省委党校学习半个月。黎明公务繁忙实在脱不开身，就派我去代替。我兴高采烈地去了。去了以后，发现滋味很不好受，人家天天有人看望宴请塞红包，唯独我不仅没人看望，而且经常还要被同学们拉去陪酒。为了挽回面子，我只好打电话让自己在长沙做生意的弟弟冒充家乡来看我的人，由我弟弟做东请同学们呷了一顿，向他们表明，好歹也有人看了我一回。 回江南后没多久，省委统战部给云梦下指标，要派若干民主党派干部去省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两个月。云梦给江南分了一个指标，江南市委统战部部长熊雄同老柳商量，因为我是民进党员，故老柳决定派我去。熊部长一脸春风地找我，通知我去省里学习。那口气仿佛给了我一次学习提拔的机会，只差要我感谢他了。没想到我一口回绝了他，理由是没得差旅费。一年到头江南政府就给一万块钱，我到哪里去搞差旅费？熊雄一听凉了半截腰，拿柳书记压我，我说：“谁安排的我都不去，柳书记又不给我报差旅费，我总不能自己贴钱去学唦？”熊部长很尴尬，“求”我道：“你去啦活爷，你的差旅费我们部里帮你报销好啵？”我还是摇摇头：“没得差旅费还是小事，人家天天有人看望送红包，我一个人冷冷清清无人问，我丢不起那份人。” 熊部长很无奈：“我去看你行啵？” 我笑了笑：“算了吧，你们部里也穷得滴血，就不难为你了。” 老熊没办法，只好放弃。后来云梦市委统战部干部科科长亲自给我打来电话，做我的工作，还是被我一口回绝了。为此事老熊对我还生了看法，好久都没有约我喝过茶。 第十章 私生活:美色在左迷信在右 第一次偶然相遇，是在ktv包厢里。那天那女孩刚从广州回来，探望生病的奶奶。修长的身材，曼妙的姿态，配上姣好的面容，让我怦然心动。我是有色胆没色心，而前任市委书记却敢说敢做，居然为了风水，将市委门头建成了炮弹形。 ●美女局长竟成了我的绯闻女友？ 江南是一座离婚率极高的城市。 离得最猛的时候，一个星期之内交警大队所有已婚者离了八成。每到夜幕降临时，大街上就开始弥漫着香水的味道，一群群少妇出没于茶楼、ktv或其他公共娱乐场所，不用问，基本上都是离婚一族。每天中午，星级宾馆钟点房生意出奇的火爆，一对对野鸳鸯选择了一个既不怕警察又不怕老婆老公的安全时段幽会。没钱的连房都懒得开，直接在茶楼里开个小包间，同服务生交代一句“放一壶开水在这里，我不叫你你别来”，然后把门一关，就在长沙发上云雨起来。毕竟茶楼包间面积小，空气不好，特别对于心脏不好的人来说缺氧，兴奋过度性命堪忧。 江南就出过这事，茶楼为此冤里冤枉赔了好几万。最可笑的是随便找一群夫妻聚会，其中不乏数对男男女女攀在一起，最可悲的是连地球人都知道，唯独夫妻另一方蒙在鼓里，而且还和偷了自己老婆或老公的人，频频推杯换盏，其亲热程度远胜兄弟姊妹……你说，在这样一座婚姻生态如此恶化的城市，尤其是官员，不闹出一点绯闻来简直就不可思议。 外界，特别是百姓对于官员的私生活特感兴趣，关心的话题不外乎：茶余饭后他们都聊些什么？酒足饭饱之后在哪里潇洒？和哪个美女有一腿……其实官员也是人，和普通百姓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区别，只不过生活质量要高档一些。平常我们聊天的话题，除了那些官场上的政治八卦以外，和老百姓一样，聊得最多的同样离不开女人这个话题。有一次我和一位朋友聊到了领导干部异地任职不准犯作风错误的问题。 我说：“现在的领导干部政策似乎有些不人性，一方面强调领导干部要异地为官，防止腐败；另一方面又严禁领导干部犯生活作风错误，领导干部也是人，性的问题怎么解决？” 那朋友点点头，表示赞同：“这的确是个问题。你说把老婆伢子带着走吧，到一个位置又只搞得那么久，老是换地方影响伢子读书，将来回城还要重新给老婆找单位，麻烦死了。” “你在江南是怎么搞的呢？不会手淫吧？”他坏坏地一笑，问道。 “你以为像你？隔屋里千山万水！我离屋里近，开车40分钟就到了，解决问题很方便。”我坦然地回答。他不信，一双眼死死地盯住我：“江南那么开放，你未必就没得一滴滴儿绯闻？” “没得。”我心无旁骛地回答。 “你这样的帅哥会没得？打死我都不信。”那朋友不信任地望着我。 我信誓旦旦地对他说：“真没有，你不信可以去问政府办的保安，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乎三百六十个晚上在办公室里写书，我才没得空搞那些空头路……”话音刚落，来了电话，我的同学、江南政府办副主任在电话那头显得很着急：“市长同学，刚才在饭桌上听到关于你的一条绯闻，说得有鼻子有眼，说是你和某某某有一腿，纪委还把你找去谈了话。” “是吗？纪委找我谈话我怎么不晓得？”我以为同学拿我开心，没当一回事。 “你以为我在开你玩笑？现在传得满大街都知道了，就你自己还蒙在鼓里呢，我信你，可江南人谁信你？无风不起浪，赶紧想想对策吧。”老同学急了，把说话的声音提高了八度。 “他妈的，连我自己都想不出我和谁有一腿，嚼舌头的人说我的攀攀是哪个呀？”这下轮到我急了，问道。“还有哪个，是旅游局那个公选的美女周局长，人家说她是你一手一脚帮她运作才一步登天的。”老同学呵呵怪笑道。 “胡说八道，他妈的她选上了老子还不认得她，这个造我谣的人真他妈恶毒！”我气愤至极，“啪”地挂了电话。那朋友幸灾乐祸地望着我，怪话连篇：“刚刚说自己说得起硬话，这绯闻马上就来了，我是说啰，机会这么好，你会放过？” 我懒得理他，喝了几口闷酒，回到宿舍生闷气。第二天早上，碰到纪委书记，纪委书记望着我只是怪笑，并不言语。傍晚，老萧来食堂吃饭，看见我第一句话就是：“外面到处都在传你有个绯闻女友，是真的啵？” “是真的是假的，你萧市长还不了解我？我一没得权，二没得钱，三一撮把子高，长得又不帅，哪个愿意和我闹绯闻唦？”我急忙为自己辩解，心里有一种“没偷东西反而担心别人把自己当贼”的恐惧。 “就我们两兄弟在这里，你说句实话看，你把她搞落了没？”萧市长继续调侃我。 “就她那个家庭，有贼心也没贼胆啦！”我找了一句最有说服力的说辞，才堵住了老萧的嘴。在江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位美女局长离婚以后讨了个世界上心眼最小的老公，整天疑神疑鬼吊尾线，哪个领导和她多说了几句话被他碰到，当面就兑现，不留任何情面。 有一次外地来了一个旅游投资商，周美女顶替局长老阮参加会见。会见地点选在人大楼里招商局的会议室。那天正巧碰到全市领导干部在人大会堂里举行司法考试，周美女的丈夫不放心，紧追不舍地跟她到了人大。周美女过去是司法局出来的，和监考的人熟，为躲避丈夫的纠缠，对丈夫谎称要参加监考，让他回去。她丈夫说：“我陪你监考。”说罢，大大咧咧地进了考场。监考人员跟他好说歹说，好不容易才把她劝离开。待参加完会见以后，老柳在江南大酒店宴请客商，左等右等就是不见周美女出来敬酒，一打听，原来她已被丈夫软禁在了她的办公室…… 说周局和我有一腿，真是比窦娥还冤。她从司法局一个连干部身份都没有的普通公证员，通过公选直接走上了副科级实职岗位，可谓一步登天。对此，我发出的质疑声音是最大最强烈的，她不恨我就谢天谢地了，怎么会和我这样一位一直在质疑她的领导闹绯闻呢？ 当年，我不知道市委组织部怎么会突然想到要通过公选的方式增加一个副局长的，当组织部长告诉我这个决定时我还有些意外。因为当时我正在努力向他推荐从事旅行社业务多年、工作关系在市委党校的一名干部，部长对他也还满意。按照我的想法，让这位干部进旅游局任党组成员分管市场营销，把局纪委书记推到副局长的位置管宣传。一公推，把我的计划全打乱了。我鼓励那名干部和局纪委书记都去报名，局纪委书记死活不从，他听信了外面“宁市长力推某某某，组织部早已内定”的传言，甚至对我心生怨恨。后来，组织部长打电话给我，说是要请我参与出题，具体时间再衔接。 左等右等，等来了他的电话，问我出什么题目好。我随便出了几道题给他，此后再无下文。公选笔试结束后，组织部长又打来电话，说是请我阅卷，时间、地点等候通知。那天我哪里都不敢去，一心等着去阅卷，等啊等，一直等到晚上11点多，再次等来了部长的电话，说是卷子已经阅出来了，请我过去把把关，看阅得准不准确。我急急忙忙赶到江南宾馆508房间，工作人员把考卷递给我，我迫不及待地翻开那名干部的考卷，80多分。看他答题，刚性考题答得很好，但对于“怎样发展江南旅游”这样的软考题，却没有新的思路，让我不太满意。 我问身边的工作人员：“他是第一名吗？”正躺在靠卫生间墙边床上的组织部长，扬了扬手里的一份考卷说：“第一名在这里，是一位绝世美女。”我以为他开玩笑的，拿过考卷一看，真是个女人的名字，而且答题答得非常专业，就卷面水平来看，的确超过了我推荐的那名干部。我很诧异，心想：江南居然雪藏了如此人才？尽管内心对她充满了质疑，但我没有理由不认可这个结果。 第二天，组织部长再次找我，让我出两道面试题。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出好了题给他，结果方案改变了，取消答辩，演讲完毕直接由市委委员投票。周美女天姿国色，普通话又标准，加上帮她拉票的人多，轻轻松松便打败了我推荐的那名干部，一票定终生，改变了小小公证员的命运。后来，有人举报她连干部身份都没有，不符合任职资格。其实面试票决结果一公布，就有人就此对组织部门提出了质疑。究竟是组织部门真疏忽了还是故意为之，没人去深究，只知道组织部为此召开了紧急会议会商此事，最后以“不拘一格”为由通过了美女的资格审查。再后来，她到了旅游局，我曾有意无意试探过她，发现对于旅游她完全是一个门外汉，并无考卷上所表现得那么专业。由于不懂业务，我交办的任务经常完不成，她为此也没少挨我的批评。 和周美女刚接触时，我对她的印象非常不好。除了她不懂业务之外，社会上的名声也不太好，风传她和多个局长有染。刚开始我深信不疑。我总觉得没人泄题她不可能考出那样的成绩，因为那一次的考试内容绝大部分与旅游专业有关。要事先拿到考题，并找专业人士来答题（在当时，江南本地还找不出那么专业的人），非普通人可以做得到的，背后必然有一个强大的运作班底。而这个班底领头的人除非是她的亲人，否则就有着和她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据我了解，她的亲人在江南都混得很普通，没有这个能耐。 我是最反感人事腐败的，加上她的老公经常跑到旅游局里去胡闹，闹得局机关鸡犬不宁，为此我特别恼火，不止一次对她下通牒：“什么时候把家庭问题处理好了什么时候再来上班！”鉴于她在江南的“知名度”以及婚姻状况，我很害怕别人说我的闲话，为此我给自己立下了一些规矩：“一是尽可能少去旅游局，能不去则不去，有事让局长到政府来商量；二是尽可能避免带她出差，实在是工作需要也一定要安排其他人同行；三是不到万不得已，不带她参加公务应酬。”我以为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就不会有绯闻了，可做梦都没有想到，她还是成为了我的“绯闻女友”！ 我的“绯闻女友”，其实并非外界所传说的那样“水性杨花”。有一次市里举办大型旅游促销活动，她的任务是联系建设局搭建安全围栏。接受任务的副局长不怎么听调派，她向我汇报，希望我出面给局长打个电话。我很不高兴，吼道：“你和局长关系不是很好嘛，怎么这么点小事都要我出面？” 她一听，眼泪当时就掉下来了，哽咽道：“怎么连宁市长你也这么看我？” 这句话让我非常难受。 再后来我发现，她其实是一个很可怜的人。红颜薄命，因为太年轻太草率，她的第一次婚姻由于双方性格不合导致失败，离异后小孩判给了她。第二次婚姻更糟糕，老公“为爱痴狂”，有班不上，整天像看守犯人一样跟踪她，守候她，见不得她和男人说话，尤其是男性官员。有一次省委统战部来了一位女副部长，省委统战部来江南挂职的一个干部要我喊她去陪唱歌，唱到一半，她不辞而别。我打电话狠狠地批评她“不懂礼仪”，她委屈地告诉我，她出门接了个电话，刚要返回包间时被她老公一把抓住。她怕影响不好，把老公劝出了ktv，拉拉扯扯来到大街之上，暴风骤雨地打了一架。 摊上这么个老公，谁敢打她的主意？ 后来，为了增强旅游局向上级旅游部门争取资金支持的力度，我和组织部长商量，希望把周局长派到云梦市旅游局去挂职，一来便于争资，二来可以跟班学习，提高业务水平，为江南培养专业人才。当时我的想法很简单，美女的公关能力就是要比帅哥强，所以派美女不派帅哥。没想到组织部长一听到我的提议，一蹦三尺高：“派别人去可以，派她去不行，省得人家说你在江南挂了几年职还要带个美女回去！” 我吓了一跳，赶紧打消了这个念头，干脆连帅哥都懒得派了。 绯闻在江南热闹了好一阵子，突然之间烟消云散了。正纳闷时，周美女的一句话传到了我的耳朵里。在许多公共场所，她不止对一个人说：“再攀也不攀个挂职的唦，搞不得几天就走了，又没得权……” 这句话，让我听了很不舒服，但很实用，治疗绯闻效果倍儿棒。 红颜知己让我差一点出轨 回想五年的挂职岁月，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寂寞中度过。刚来的时候踌躇满志，政治理想像散花的飞天，漫天飞舞的花瓣落英在看似宽广的仕途上，掩盖了大大小小深深浅浅的阴谋。为了实现抱负，我给自己立下了两条规矩，一是不被金钱奴役，二是不给女人机会。而这两者都是寂寞生出的病。在许多外人看来，官员们整天迎进送出，莺歌燕舞，打牌泡脚，生活充实得不得了。 其实，这些都是假象。官员的寂寞不在表象，它长在心里。欲望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如沙漠中探险的过程，心里感知绿洲的大致方向，满眼却是漫漫黄沙。当你一个人在孤独空旷、一眼望不到边际的大漠里，为那海市蜃楼般缥缈的理想跋涉时，寂寞像幽灵一样袭来，你只能靠幻想打发时光。这个时候你会想：“哎呀，要是身边有个美女多爽啊。”一路恋爱过去，尽管离绿洲的现实距离还是那么远，但你的心理距离却大大地缩短了。光有美女还不行啊，如果没有充足的水和丰富的食物，怎么恋爱？饥渴的状态之下，谁还有心情浪漫？ 当然，我这里所指的物质，实质上是指对金钱的欲望。就拿我们这些官员来说，当普通科员的时候，心里老是想，哎呀，要是哪一天给我解决个副科级待遇我就心满意足了。熬呗，终于熬到了副科级，最多兴奋三天，你就又回到了原来的状态。心想，哎呀，要是能解决个正科级这辈子就算没白活。好不容易熬到正科级，至多兴奋两天，你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了，眼光瞄准了副县级。在官场里混的过程，就是一个欲望不断放大兴奋期不断缩短的过程，欲望离实现距离最远的那一段路程，便是寂寞最嚣张的过程，一旦把握不住，就会生出对金钱和美色的欲念。 我对很多朋友说过，人的欲望真的奇怪，我当上副市长以后兴奋了一天，一天过后生活很快就归于平静，好长一段时间我都反应不过来：我也是个副处级干部了。不深想，我还感觉不到提拔前与提拔后有什么区别。其实，我的心理已经悄悄地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欲望在不知不觉地放大：副市长难得应付选举，进了常委就好了。如果有朝一日我进了常委，我的“野心”便会指向市长了。很显然，从常委到市长这个过程，是一个虚无缥缈又极其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相当的寂寞又无奈。寂寞也疯狂，如果把握得不好，金钱和美色便会乘虚而入，最终将你拖到万劫不复的寂寞之中。 官场中凡有政治抱负的人，对付寂寞、控制欲望各有各的办法。老柳的办法是“累杀”，即拼命地运动，每天晚上坚持打羽毛球、乒乓球，自己把自己整出一身臭汗，冲个澡，看一下江南新闻重播，然后呼呼大睡。老萧是“聊杀”，他和老柳完全相反，好静，不爱运动，每天晚饭后打开电视就看，节目不好看就喊我的司机过去陪他聊天。我的司机在中南海中央警卫团待过几年，为大首长服过务，特灵泛，他们聊什么我从不过问，有时候我想找老萧批点钱搞活动，还得靠我的司机去敲敲边鼓。 我对付寂寞的办法更传统，“书网双杀”。只要没有特殊情况，每天晚上都蜗居在办公室，激扬文字，著书发帖。11点钟回房，看电视，实在累了，睡觉。刚开始的时候书看得杂，帖也发得烂，治疗寂寞的效果并不好。在我第一次受打击不再分管教育之后，我的人生观悄然发生了改变。苦闷中疗伤的唯一办法便是文学。我觉得我这一辈子不能够虚度光阴，百年之后总得为后人留下点什么。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从网上了解到世界汉字学会的会长居然是韩国人，居然还有韩国学者提出要将汉字申报为韩国的世界文化遗产，这简直是匪夷所思。 可是，一顿愤青之后，冷静下来躺在床上细想，怎么能怪人家韩国人呢，你说汉字是你中国的指纹也好胎记也罢，有几个中国人能真正读懂汉字？在汉字研究领域，中国内地的确已远远落后于美国、韩国、日本。中国人研究中国汉字有争议的时候，还要请哈佛的洋汉学家出来发话，人家瑞典女作家写一本《汉字的故事》，轻轻松松就从汉字的故乡捞走了无数雪花银子，多少会让人想起清朝“庚子赔款”时的那种屈辱。于是，我突然萌生了一种研究汉字的冲动。可是中国的汉字文化博大精深，可以说，一个汉字就是一部历史，一部哲学，涉及的领域如此宽泛，我该从哪里下手呢？ 苦苦思索了两个月，没有找到答案。偶然中读到韩少功先生的《人在江湖》一文，他在文中提到，仔细观察人们走路和站立的姿势，你会发现，要么是双手紧握反背腰后，要么是双手叠加捂住脐部，或者是左手搭右肘、右手搭左肘紧抱胸前。特别是许多乡下老农，最喜欢负手而行，甚至双手在身后扭结着高抬，高到可以互相摸肘的程度。这是一种什么姿态？韩少功经过研究以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是他们被捆绑惯了的缘故。这让我想起了奴隶的“奴”字，太形象了，活生生一个被反缚双手的“女奴”。我大呼叫好，原来文字也可以这样诠释啊。可是，许慎在他的《说文解字》中解释道：奴，古之罪人也。这种解释并不完全，他没有揭示“奴”字的真正来源。 于是我突发奇想，能不能写一部关于汉字的书，从形式到内容颠覆《说文解字》，即以随笔的形式用汉字解汉字，每篇随笔都包含与这个汉字相关的所有词条，要让人们阅读这篇汉字随笔以后，不仅能够纠正许慎在《说文解字》里对汉字的误解，而且无需再查字典，就能够对所有与该字相关的词条都有所了解，打破《说文解字》错误多、枯燥、难懂、不易传承的缺点，以全新的汉字工具书形式传承中华汉字文化。 后来，在查阅大量历史资料的过程中，我对历史又有了新的感悟。从古至今，学者们一直将历史分为两类，一类是正史，即官方记录的历史，“史”字头上加一横即为官吏的“吏”，便是这个道理；一类是野史，即民间传说的历史。我认为这种分类的方法是不够全面的，正史受意识形态的控制，往往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多有粉饰，甚至篡改；野史受老百姓个人喜恶的影响，对历史人物刻意夸大或贬低，导致历史失真。我认为最科学的分类应该增加一类：原生态史。只有抛开意识形态和个人情绪，站在人性的角度，原汁原味原生态记录的历史，才是最真实的历史。于是，我开始尝试每写一个汉字，都挑选一个最能够代表这个汉字的历史人物，用原生态的方式还原历史。 历经一年的摸索，终于完成了《颠覆说文解字》第一部的创作。书稿杀青以后，第一个读者是美国华文报纸《美中晚报》的主席吉米先生。他将此书称之为“奇书”，不惜版面为我开了一年的专栏。我以为此书从此会有一个很阳光的命运，满怀信心地投往出版社，编辑审了两个月，答复：“书是好书，但市场风险太大，经再三考虑，决定不予出版。”我满怀希望的书突然落得如此命运，一下子让我失去了寄托。仕途不顺，事业无望，把我逼进了万念俱灰的沙漠，寂寞钻了空子，为精神出轨找到了一个正当的理由。 那段时间我不再待在办公室了，隔三差五便邀小城里的一帮文友到茶楼去喝茶。话题除了文学就是风花雪月。许多文友问我：“江南那么多领导都有红颜知己，你为什么不找一个？”我不好回答。江南电视台副台长看我入木三分，他说：“宁市长不是没那个欲望，而是要求太高，既要有李清照的才华，还要有貂蝉的美貌；恨不得人家主动脱衣净身上床，还不能贪财要官粑锅（粑锅，云梦方言，粘在身上甩不掉之意），这样的人到哪里去找？” 还别说，这样的女孩还真的出现了。 第一次偶然相遇，是在长安河边第一时间ktv茶吧“时来运转”的包厢里。那天江南电视台副台长邀我喝茶，包厢里只有他们俩人。那女孩刚从广州回来，探望生病的奶奶。她一起身就能看出她是舞蹈专业出身，修长的身材，曼妙的姿态，配上姣好的面容，散发出让人心动的诱惑。其实，我是一个相当理智的“钢人”，在向阳学校混日子的时候，有一位高中时的女同学特喜欢我，在一个暴雨倾盆的夜晚，将我约到她的宿舍，她穿了件低胸的汗衫，瞟一眼就能完整地看见一对颤动的妙桃。她哭着哀求我留下来陪她，我明白这“陪”的含义，想得更多的是这“陪”的后果，理智和性欲博弈的结果，理智占了上风，我死死地挣脱她拥抱着我的双手，冲进了电闪雷鸣的雨夜……可是，这一次我却没有那么坚强，不知为什么，隐隐约约的就有了一种精神将要出轨的冲动。 好在她第二天就回了广州。我本以为我会很快就忘记了她，事实上越想忘记她就越忘不了她。在单位上受打压，在事业上没进展，回到家里老婆总是絮叨个不停。她老是把我和人家的老公做比较，整天念叨“人家的老公还只当了个乡镇党委书记，都将下岗的老婆调进了财政局，你还是一个么哩卵副市长，自己老婆下岗了临时工都给我找不到一份”。我耐着性子给她解释：“我不愿意去求人，你又不是不晓得，你没上班我又没嫌弃你，日子虽然过得不小康，饭总还是有的呷唦，又没饿到你。再说了没得工作又不是我的错，只怪你年轻的时候不努力唦。”她总是横蛮不讲理：“女人找老公不就是找个靠山啊？早晓得是这样，找你这样的老公戳卵！”接下来就是暴风骤雨似的争吵，吵完了连个散心的去处都没有。这个时候，心里就会蹦出一个影子。 2007年4月30日，那个影子再次出现在我的面前。那天，江南电视台副台长说要给我一个惊喜。我不知道是娜娜从广州回来了。当我出现在老漆山庄山坡上那个被竹林包围的木楼上时，娜娜奔上来给了我一个甜蜜尴尬的拥抱。虽然我心底里知道这只不过是80后女孩表达友谊的一种非主流方式，但还是让我浮起了许多联想。我从和她的交谈中得知，她有一个很不幸的家庭，父母离异，父亲身体残疾，靠低保度日，母亲没有工作，跑跑保险谋生。姊妹三人，她是老大。湖南艺校毕业以后先在电视台跳舞，后作为特殊人才选调广州海关文工团。妹妹在华南理工大学读书，靠她供给；弟弟辍学在家，游手好闲。她一个人的工资，等于要养活一大家人，真不容易。她经常跟我说，她非得找个有钱人，才能改变她们一大家人的命运，至于爱情，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连命都活不了，何谈爱情？在别人看来，会觉得她势利，在我看来，这恰恰是她的可爱之处。她太率真了，率真得有些让人接受不了。 第三次见她是2008年7月。她的母亲谈了一个男人，为建房的事发生矛盾，突然出走了。娜娜担心母亲精神上出了问题想不开会做傻事，便连夜赶回江南寻母。结果虚惊一场，母亲不过是关了手机到别处散心去了。送她回去的那个晚上，大雨倾盆。我将车停在她家门口，她没有半点下车的意思。雨水像一层厚厚的毯子，将车内盖得严严实实。我的心急促地跳动，被青春女孩身上散发出的体香撩拨得心猿意马。我想吻她，但很胆怯，理智在我的背后拉了一把，让我清醒过来。她望了望我，幽幽地道：“要不，我们还转一圈？”我说：“行。”于是发动汽车，围着107国道在雨中慢慢地行驶。一路上我们都没有言语。转了一圈回到原点。她对我说了一声：“我走了，你慢点开。”然后，就下车上楼去了。 上楼的时候，她并没有像小说或电影里描绘的那样回头。 接下来，我们基本上见不上面了。每次她春节、五一或十一回江南我回了云梦，待我休完假回江南她又回了广州。很寂寞的时候双方通通电话，大多谈的是她的家事。2010年元月，云梦市旅游局组织机关干部体验武广高速邀我参加，我本来没兴趣，看到可以在广州停留一晚，想了想可以见见娜娜，就答应了。回家后，我对老婆说要去广州，老婆没吭声。 到广州后，我给娜娜打电话，娜娜很惊讶，怪我怎么不早点通知她，她同事约她去茂名泡温泉，现在已经上路了。我很失落，不好意思让她打转。第三天从深圳返回广州途中，突然接到娜娜的电话，问我在广州什么地方停留。我说可能在南湖国旅总部。她说，那你等等我，我打了辆出租，正在往那里赶。我感动不已，人家去参观，我就站在南湖国旅大厦前的公交站台那里，甜甜蜜蜜傻傻地等候。等到11点37分，她终于出现在了我的视野中。她问我几点的火车，我说，下午4点，时间很紧，我们最多能待1小时。她喔了一声，道：“那就陪你到北京路逛一下吧，那里是广州的标志。”我没有表示反对。她靠上来，大大方方地挽住我的手，我们像一对情人一样，向着北京路走去。 北京路商店林立，也没什么好逛的。她老是带着我围着手表、珠宝店周围转悠，鼓动我给老婆带一两件纪念品回去。一路走我一路想，她是不是暗示我应该给她买一件见面礼呢？或许是我想得龌龊，但的的确确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我感到很害怕，那些东西太贵，我买不起是一个方面，主要是我怕陷进泥潭，许许多多腐败干部就是从这里一脚踏进了深渊。娜娜指着一块表，还在向我推荐，说嫂子戴在手上一定好看，我托词道：“送钟不吉利，不好。” 娜娜还要解释什么，可我已经下定了要赶快离开的决心。本来娜娜安排了要请我吃饭的，我假装接了个电话，说队友催我了，我得先走，于是和她匆匆告了个别，逃一样地离开了广州。回到云梦的第三天，家庭战争全面爆发。当初我的手机是老婆买给我的，她有手机的密码，经常查我的单子。因为我心中无冷病不怕她查，所以也就没在意。没想到她凭她女人特有的敏感，察觉出我这次去广州有些不大正常，就跑到移动公司把我的话费详单调了出来，一查，发现那几天我和一个电话号码联系特别紧密，她按照那个号码打过去，发现是一个女人接的，顿时明白了什么。我反复跟她解释，我们真的什么也没有发生，要说出轨，也就是精神上出轨，肉体绝未出轨。这个时候，老婆被逼得像个哲学家一样，居然说出了一句“名言”：“精神出轨比肉体出轨更可怕！” 老婆的这句话是很有哲学味道的，出轨和“事故”是一对孪生兄弟，“事故”的后果是“伤害”。只要出了轨，必然受伤害。如果只是单纯的逢场作戏，尽管肉体出了轨，但心却还在自己女人身上，家庭就不会破裂，孩子就不会受伤。这样的男人还有挽救的余地。如果精神出了轨，肉体虽然暂时还没有出轨，但其心已不在自己女人身上了，维系婚姻和家庭的纽带，随时随地会断裂，肉体出轨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一旦“肉体”和“精神”同时出轨，这样的男人就无药可救了。 经过老婆一顿循循善诱的“教育”，我将红颜彻底地关在了围城之外。我离开官场以后，第一件事是进医院将腿上的痛风结节通通切除，好以一种健康的身体和心态，投入到全新的工作中。手术做了四个多小时，全麻。清醒过来以后，妻子端屎端尿，帮我擦身喂饭，任劳任怨。从手术室出来的第一天晚上，她通宵未眠。我很感动。这个时候才真正感受到什么是相濡以沫。任何一个人恋爱的时候，浪漫遮住了彼此的弱点，一旦结婚生活在一起，彼此间的缺点全部暴露，似乎再无爱情。其实此时爱情已深入血脉，化成了亲情。亲情只有在病中、难中和赌气离婚即将签字的那一时刻，才能体会出来，就好像现在，我身在病中才真切地感受到我和妻子原来早已融为一体，没办法分离了。妻子开玩笑说：“还是妻子靠得住吧，你看你一离开官场，鬼都不搭理你了，如今你生病住院要人照顾，你那么多小二、小三呢？怎么不见踪影了？还不是要靠老婆？” 我傻傻地一笑，格外老实地回答道：“是啊，病中的爱情美丽如花！” 领导迷信到底为哪般 《云梦日报》有个记者给我讲了一个近乎黑色幽默的案子，我把这个案子讲给我的同僚们听，个个笑得前仰后合。 案子就发生在邻县，有一个农民特别迷信八卦，干什么事情之前都要卜一卦并严格按照八卦行事。他有一个姨妹子，长得颇有几分姿色，遂起强奸之意。在决定强奸之前，他卜了一卦，卦象显示不宜，于是他打消了这个念头。他得不到她，又不愿意别人得到她，所以决定杀掉她。杀她之前，他又卜了一卦，卦象显示可以杀，于是他便杀了她。杀了她之后如何处理尸体，他又犯了难。是抛尸呢还是碎尸呢，他只好再卜一卦，根据卦象的提示，他选择了碎尸。 没过多久，公安机关破了此案，很快将他捉拿归案。提审他的时候，他始终保持沉默。审了几天几夜，他熬不住了，突然把脚上的一双破胶鞋脱下来对着天上一抛，卦象显示，他可以交代了，于是竹筒倒豆子，将自己的所作所为毫无保留地交代了…… 凡听过这个真实案例的人都会觉得不可思议，信迷信居然可以信到这个境界，实属不易。其实，在官场中，像“卦痴”这样的人并不在少数。他们和信迷信的普通百姓身份不同，不宜公开信神。可闲暇之余喜欢给漂亮女士看看手相摸摸骨，美眉们惊呼：“领导还有这一手？”领导们往往会很谦虚地答：“没什么没什么，只是对《易经》小有研究而已。” 当然，也有看见菩萨倒头就拜的。因为我是分管旅游的副市长，故江南来了上级领导，只要安排了到景区参观的，大多是由我陪同。云林山上最有名的景观，是建在山顶上的一尊镏金大观音。每次来了领导，公园里的导游都要给他们讲述此尊观音如何灵验的故事。2009年下半年，上面来了一位女副市长，点名要去看观音。在往山上去的路上，导游给她讲了五个与观音有关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与灵犬有关，2007年筹建这尊观音的时候，雕匠师傅特意将家里一条调皮捣蛋的狗带到云林山，弃之荒野。两个月后他来施工，发现那狗并未离去。寺里的僧人说，那狗冥冥之中似乎感觉主人一定会回来，便每天白天对着拟造观音圣像处狂吠不止，晚上则待在云林寺内观音神像前苦等主人归来，赶都赶不走。雕匠师傅听了，唏嘘不已，人犬相见，泪流满面。 第二个故事与泥土有关，说的是塑菩萨金身需要用泥，云林山乃岩层山，少泥。用泥需从很远的地方运来，山高路陡，运输不便。就在雕匠师傅为难之时，偶然发现观音造像基脚处有一块小菜园，泥土不多不少，塑一尊18米菩萨金身刚好。 第三个故事与天气有关，2008年12月28日，云林山国家森林公园挂牌庆典；2009年5月28日，庆端午世界奇人鼻子拉龙舟挑战世界吉尼斯记录，同为28日，同是大雨倾盆。当所有的人都在为活动无法顺利举行担忧时，奇迹出现了，瓢泼大雨在活动开始前10分钟戛然而止。活动结束，大雨又至，好似约定好了一般。 第四个故事与还愿有关，县国土局有位干部，其儿媳早产，孙子生命危在旦夕，他惊慌失措，跑到山上求观音保佑。结果母子平安。后来孙子整日吵闹不休，其妻求助当地半仙。半仙掐指一算道：“你们家里有人在云林山上对菩萨许了一个愿没有还。”妻子回来一问，他才想起应该还愿。还愿之后，其孙不吵不闹，活蹦乱跳。 第五个故事与命运有关，有一年江南发生了砷污染，环保局主管副局长不知道会落得一个怎样的命运，乘陪同省城市卫生检查团环保组上云林山观察粉尘污染情况之际，到庙里抽了一签。具体签文记不得了，大概意思是说位置保不住了，还要调离原单位。没过多久，处理结果下来，其命运和签文的内容惊人的一致。 五个故事个个神乎其神，听得那位女副市长唏嘘不已。进得庙来，我还以为她会待其他香客离开以后再拜，没想到她扑通一声跪在菩萨面前就磕起头来。我就想，一个如此高级别的领导公然信神，她对共产党的信仰到哪里去了呢？ 在我的印象中，云梦党政领导干部信迷信，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可谓达到了顶峰。当时，许多领导对一位汉寿籍、半人半神的“大师级”人物奉若神明。那时候在坊间传得沸沸扬扬，说是国土局建长虹大厦挖坏了市委的龙脉，市委大门正对门建了一栋形似墓碑的幸福大厦，破坏了市委的风水，所以市委书记老升不了官。 市委书记特迷信《易经》，专程把那位大师从香港请来看了一下风水，大师说必须把市委的大门改为朝西。但西边正对门是日报大厦，形似笔尖，刺破了风水，只要把市委的门头建成炮弹形就可以克了它。也不知道这个传说是否真实，只知道市委的门头果真改了朝向，而其形状也的确为炮弹形，并且正对着日报大厦的那支铅笔。可是，那位“大师”千算万算，就是没有算到自己命短，只能活六十岁。 为了维护“大师”的声誉，他的信徒们如此解释：“大师英年早逝，是由于天机泄得过多的原因。” 那么，这些领导干部信迷信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呢？ 由于我自己也是一名领导干部，所以多少了解一点他们的心态。所有信迷信的领导，不外乎两种人，一种是权力欲望大的，一种是腐化怕露馅的。现在，官员的权力实在是太大了，用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来诠释，人只有“生理、安全、归属、尊重、自我”五个层次的需求，只要有了权力，这五种需求都可以实现。正因为权力既可以带来诸如金钱、美色、尊贵等诸多好处，又能够满足人的虚荣心和支配欲望，所以让权力崇拜占了上风，任其泛滥，便取代了信仰。一个人如果追求的是信仰，他的内心便只有一“怕”，只怕信仰的目标实现不了；如果这个人追求的是物质，很自然的会产生两“怕”：一怕权力丧失，二怕得不到更大的权力。 我刚到江南的时候，听说市长老柳迷信《易经》。民间传说他过去在交通部门当老总的时候，声名“显赫”，号称“柳半仙”，每遇工程奠基，传统的迷信仪式必不可少。据说他刚调到江南来时，河西市交通局给江南政府送了一对石狮子，安放狮子那天，当市长的老柳亲自拿了两枚铜钱，分别放在了狮子的屁股底下。还有人说，政府门前有老板建了一栋楼像墓碑，所以老柳把政府大门改了个朝向。更有人说得神乎其神，说当了书记的老柳，现在办公室里所有东西的摆位，都是对照《易经》精心摆放的，不然的话，他为什么不坐到里面房子里，偏偏要坐在对着门口的外间呢？ 对于这些传说，我开始是将信将疑，后来我亲自试探过他，便开始不信了。2009年上半年，云林山云林寺镏金大观音建成，但没钱建配套工程。有人出馊点子：“柳书记信迷信，把他搞上来看一看，让他出个二三十万块钱，靠得住。”我想了想也有道理，便找了个机会邀请他上山顶看一看，他还真去了。我开口找他要钱完善景区建设，他当即表态想办法搞个二十万，结果表了态一直没兑现。我就想，如果他真信迷信，就不怕得罪观音？ 到了后来，我更加坚信老柳精通《易经》实属无稽之谈。今年春节刚过，我们中午在食堂里碰了面。也许是2009年出事太多的缘故，一见面他就很兴奋地对我说：“我算过了，今年江南再也不会出么哩坏事了，一定会鸿运当头，事事大顺。”结果，话音未落，茶市乡就发了一把惊天山火，惊动了省政府…… 如果他真的精通《易经》之术，岂有失算的道理？ 易经大师的精准预测 屋外正下着瓢泼大雨，我躺在病榻上，电视滚动报道，江南塌西湖水位已超历史，各个堤垸岌岌可危，部队和预备役士兵正从四面八方火速调集……我特别担心我的好友、现为副市长的原财政局长的命运，真的不希望他再有什么闪失。我赶紧拨通了他的电话，听筒那头传来了他嘶哑的声音。他告诉我说，已经几天几夜没有合眼了。我宽慰他说：“你放心吧，垸子保得住的，没事。”他很乐观地说：“托你上次的吉言，说我很快就会紫气东来的，如今，紫气正在天上罩着我呢，呵呵……” 2008年3月，我和他同时接到云梦市委组织部的谈话通知，4月，我们又一起通过人大常委会选举走上副市长岗位。上任这两年多时间以来，他所分管的农业、民政、计划生育线上矛盾、纠纷本来就多，又恰遇“林权确证”、“土地换发证”，他殚精竭虑，兢兢业业，没有上交一起矛盾给老柳和老萧，维护了江南大局的稳定。尽管他很努力，却一路坎坷，一路悲情，心头郁结着太多的委屈。 他的第一次处分来得非常突然，如在梦中，“罪名”是“带头聚众上访”。其时，他上任还不到几个月。他背处分的那件事，发生在他履职之前。很多年前，江南市政府在京珠高速公路牛羊司收费站附近设立了“动物检验检疫站”，简称“动检站”，委托给江南市畜牧水产局管理。畜牧局花一千多万在那里盖了一栋楼，还养了一批职工。为了尽快收回投入，便将大楼承包给了个体户做住宿和餐饮，和高速公路服务区抢起了生意。 高管局和“动检站”交涉多次，“动检站”置若罔闻。高管局便收集了一些江南市动检站为创收而胡作非为的证据，将其乱执法、乱罚款的不法行为，举报到了省政府。省政府某副秘书长带领省纠风办的同志，到动检站调查了解情况，动检站的承包户态度蛮横，冲突过程中承包户还打了副秘书长一拳。检查组回到省城以后，火速开会研究，认为江南市动检站乱执法、乱罚款证据确凿，应坚决予以取缔。省政府的“取缔”通知下发以后，江南市动检站拒不执行，依然我行我素。 恰逢此时，那位省政府副秘书长被安排进中央党校学习，也就无人过问江南动检站的取缔执行情况。待副秘书长学习归来以后，发现该站依然未撤，于是便责令省纠风办坚决执行省政府的决定。江南市畜牧局认为，该站是经省政府下文批准设立的，站里存在问题可以整改，但撤站不合法，并以资产、债务无法处理，干部职工没办法安置为由拒不撤站。 此时，我的好友、原财政局长刚刚上任副市长。他把这一情况向老柳、老萧以及市长碰头会做了详细的汇报。市长们的一致意见是，省政府令必须执行，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也要向省政府汇报我们的实际情况，如欠债太多，职工无法安置要闹事等，尽最大努力恳请省政府收回撤销令，待动检站整改合格以后再恢复其职能。如果省政府不同意，就请省政府协调，是不是由省高管局收购动检站的全部资产，一方面用于还债，一方面用于干部职工的安置。最后形成决议，动检站停止一切执法和经营行为，由畜牧局以江南市人民政府的名义，起草一份情况汇报，由现为副市长的原财政局长带队向省里领导汇报。 没过多久，报告拟好了，由于他是分管农业的副市长，理所当然地归他签发。报告签发后，畜牧局局长给省人大一位老乡了一份，那位老乡是学法律出身的，他认为省政府下令撤站不合法，便以省人大某某委的名义向省政府质询。江南动检站乱执法、乱罚款铁证如山，省纠风办对江南的这种行为，大为不满，指责他拒不执行省政府的政令，还签发文件，带头上访。 恰逢此时，省纪委根据群众举报，查处了江南市政协副主席、原畜牧局局长的腐败案，我的这位新上任副市长没多久的好友在劫难逃了。最后，在省纪委的坚持下，给了他一个行政记大过的处分。也就在那一年，他乌云盖顶，频频遭受打击。先是梅林镇内讧举报上年度计划生育违规，导致他主管的计划生育排名，在江南由一类降为二类；接着受教育乱收费牵连，还是由他主管的农民减负工作，被纳入全省重点监督县；下半年云梦清查领导干部超标配车，他好不容易化缘来的2.4排量坐骑，因超标被纪委没收…… 2008年9月26日，郁闷的他，率领云林山招商代表团，到深圳参加深圳总商会举办的项目洽谈会，因为与旅游有关，故我亦受邀前往。当晚在宾馆闲来无事，云林山国家森林公园主任老庞突然想起江南赫赫有名的“易经大师”易朴灵在深圳发展，便打了个电话邀他过来扯谈。“易大师”接到电话就赶过来了。“易经大师”们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口若悬河。当时最热门的话题是“神七”上天，“易大师”说得神乎其神。他说他已经把他的预测结果，发到了他自己的网站上。据他预测，“神七”上天以后，总的来说会顺利返回，但中途会出现两个小插曲，一是出仓前飞船会出现一点小小的故障，但问题不大；二是出仓时盖子打不开，但经过努力，还是可以打开的。 对于他的话，我向来是不信的。我刚去江南时，在老阮的办公室里认识了他，老阮把他吹了一通，说他预测如何如何厉害。我开玩笑说：“既然大师如此神通，那帮我测测官运如何？”易大师很爽快地答应了。他随手拿了一本书，让我随意翻了个页码，然后他就根据那个页码数字七排八排，测出我当年没戏，但2012年可官至副厅。我心里觉得好笑，2005年我还只是个正科呢，不到七年就可以官至副厅？简直是天方夜谭，也就不去信他，只当笑谈。 重遇“易大师”，他还是那般“牛皮喧天”，突然想作弄他一下，看看他这次和上次为我测的结果是否一致，于是我便对他说：“既然你那么神，帮我测个仕途看看？”一开始易大师还故作大师，扭扭捏捏，经不住大家鼓噪，故伎重演。他排来排去，给我排到了2012年，还是说我会官至副厅。我的那位副市长好友觉得好玩，要他帮他也测一下。“大师”如法炮制，让他在书里也翻了个数字，他左排右算，说他2008、2009这两年非常不顺，过了这两年便会一帆风顺，直至2012年鸿运当头。 “大师”走了以后，我们拿我那位副市长好友开涮：“这老易还真有两把刷子呀，他到深圳都两三年了，对你的情况不可能这么熟悉，他是怎么算到了你今年的命运是这么的背呢？”那位好友涩涩一笑，没有作答。第二天晚上看新闻联播，真如“大师”所预测的那样，在航天员出舱五分钟左右时神舟七号曾经报告：仪表显示，轨道舱火灾。后经证实，是误报，航天员在出仓的时候盖子打不开，航天员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将其顶开……看到这一结果，我们惊呼：“这个老易，神了！” “易大师”的预测于2010年3月，再次在我那位好友身上灵验了。那一段时间老是天晴，山上非常干燥，森林火险的等级不断提高。分管林业的他每天都睡不好觉，手机一响就吓得心惊肉跳，生怕哪里起了火。越怕越出事，就在他刚好到省城开会的那天，茶市乡发生了森林大火，由于天干风大，火势蔓延，惊动了省政府。他一接到信息就赶回了江南，三天三夜不下火线。无奈他分管林业，不好处分书记、市长，便将所有的责任由他一肩挑了。 在研究如何给他处分的时候，云梦的领导们犯难了，他已经有一个行政记大过的处分背在身上了，再处分就要免职了。最后常委们研究来研究去，考虑到他第一次的处分有些冤，便决定再次给他一个行政记大过处分，两次处分的期限合并执行。也就是说，对于他的处分，要到2012年才能执行完毕。那一年刚好是“易大师”给他预测的“鸿运当头”年。 2010年5月13日，一个西方人认为不吉利的日子，那位副市长好友专门设宴为我送行。席间我安慰他：“你也没得么哩想不通的，我们副市长是干什么的，就是受委屈的。有一句话送给你：‘历史愈久远愈清晰。’有些东西不要再去争辩什么，没必要，自己坦然，问心无愧就可以了，越坦然，就越快乐……” 谈来谈去，我们又谈到了“易大师”的那个话题。我叹了口气道：“易大师预测我2012年要官至副厅，我现已离开了官场，如今仅剩两年，不知道两年之后我何以官至副厅。”副市长好友洒脱地一笑，道：“你还真把他当一回事了？看透一点，‘狭路相逢宜回身，往来都是暂时人’啊！” 第十一章 高房价:政府与开发商博弈 在凤凰卫视做节目时，我遇到了地产企业温都花园的王总。他很直截了当地反对我的观点。我针锋相对：“谁说地价是政府抬高的？政府按照国际惯例搞‘招拍挂’是为了防止腐败，目的不是抬高地价，其实你们心里最清楚，真正把价格抬上去的是什么人！” ●政府和开发商，究竟谁绑架了谁？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听清华一位教授讲课，他讲了一个看似反动却非常另类的观点：腐败救国论。当时所有在场的人都纳闷：腐败又不是个什么好东西，怎么能靠它来救国呢？耐着性子听完后恍然大悟，他所说的“救”不是真“救”，而是“绑”，眼下，我们就处于被这些资产新贵们经济绑架的阶段。 我在炮轰高房价的时候，旗帜鲜明地指出，开发商绑架了政府，好多网友质疑，权力都在政府手上捏着，怎么可能被开发商绑架呢？同样敢讲真话的云梦市市长黄兰香，在她的署名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好项目、大项目招得越多，基层的包袱就会像‘下雨背稻草，越背越重’。一般来说，县、区招进来一个投资1亿元的好项目，在项目建成前要提供如下优惠：土地出转按评估价让利约500万元；土地出让经县级留成部分约150万元全额返还；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约150万元；各类规费优惠约5万元；土地契税、营业税、耕地占用税返还约70万元，共计875万元。且项目投产有税收以后，企业所得税县、区分成部分，前两年全部奖励给企业，后六年减半征收，个人所得税前三年减半征收，预计每年让利约200万元，也就是说，县区引进一个投资1亿元的好项目，到产生税收的第一年，要补贴让利1000多万元……” 实际情况其实比这还要严重得多。中西部地区县一级政府财政捉襟见肘已是公开的秘密，各地百姓“思富”、官员谋“政绩”心切，唯一的办法只有通过招商引资。投资商们“了解”政府的难处，狠狠地抓住官员们的软肋，开出种种不合理条件逼迫各级政府就范。最早的时候还蒙一块遮羞布搞置换，如“我帮你修路，你就把路两边多少米范围内的土地给我搞开发”等，到后来干脆明目张胆了。2009年我做工作让福建一位朋友到江南来开发“黄龙洞——矿泉湖”景区，资源他很看好，但提出来的条件吓了我一跳。他说：“如果你们政府把景区上的丘陵地送600亩给我，并把城市公交捆绑给我经营，我就投资100个亿，把黄龙洞打造成为一个国际旅游度假村。”在想赚政绩的人看来，这的确是一笔合算的买卖，就像开发商所说的那样：“我不投钱搞开发，你那600亩地一钱不值。”但内行人一看就知道，他们并不是真心想开发旅游，而是想搞景观房地产。这种明目张胆的绑架我不能接受，便很客气地将他们送回了厦门。 黄龙洞“幸免于难”。 然而，天鹅湖就没这么幸运了。 天鹅湖本没有湖，只是平安河下游的一节臭水沟。为整治长安河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原人大副主任，想趁在位之年完成整条长安河的整治，便以城市防洪的名义，向上面争取了一笔资金。这笔资金犹如杯水车薪，天鹅湖挖了一半，便没钱再挖了。老柳曾经带我去视察过这项工程，我当着原人大副主任的面说规划要改，好不容易挖出个湖来，又变成了商业地产。后来，在市委常委集体听取规划评审意见的时候，我再次大声疾呼。没过多久，为了收拾这个烂尾工程，市委、市政府不得不向开发商妥协，由开发商把剩下的湖挖出来，作为交换，开发商获得了天鹅湖大部分土地的所有权和开发权。江南政府被房地产商明目张胆地绑架了一回，这也就是后来我要炮轰高房价的原因之一。 敢于“绑架”政府的，还远远不止房地产商这一类人。 2010年年初，江南一年一度的“两会”即将召开。会议召开前夕，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两会”筹备情况工作汇报。与会的所有市级领导都有预感，今年的“两会”，代表和委员们会死死抓住环保问题不放。老萧在会上就怎么应对做了重要指示。他说，江南的污染问题没有外界所反映的那么恶劣，市区灰尘多，不完全是工业园的粉尘造成的，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公路扬尘。要想把江南的经济搞上去，一点点污染是避免不了的，人家美国等西方经济发达国家都经历了这么个过程，这个道理要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讲清楚。今后我们在引进项目的过程中，一定要严格把关，污染项目一个都不要。对于已经建成投产的企业，环保部门必须加强监管，督促他们达标排放…… 对于江南的污染，老萧是最无可奈何的。他到江南报到的时候，冒烟的工业企业没有一家，年财政收入仅1.9个亿，发工资都不够，雪上加霜的是，修平安河欠下的日元贷款翻过年来，就要开始偿还本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江南的工业园建在平安河上游、江南城上风口，空荡荡的园区冷清清的，全年税收仅几万块钱。与园区配套的污水处理厂建在离园区很远的地方，没钱运转，基本上只是个摆设……要改变这种状况，唯一的办法是招商引资，可糟糕的投资环境，却让投资商们望而却步。 本来，就江南所处的地理位置而言，应该是一个投资兴业的好地方，然而由于财政捉襟见肘，导致各职能部门经费拨款严重不足，为了生存，只好靠山吃山，乱执乱罚现象非常严重，最严重的时候，罚得107国道江南段几乎看不到长途货运车辆。恶劣的投资环境，让外地的投资商们谈江南色变。有个台湾商人看中了江南的区位，办了一家“湖光浮标厂”，在他的努力下，江南的浮标一下名扬全国，很快在全国钓友中形成了“威海的杆江南的标”的良好口碑。 然而，江南本地人看见这位老板赚了钱，纷纷效仿开起了小作坊，假冒“湖光”，低价倾销，过去市面上卖100多元一支的浮标，价格一下子跌到了八块。面对如此的恶性竞争，职能部门视而不见，不仅不去打击，还变本加厉地向该厂索求利益，逼得这样一家本来可以做成巨大产业的台资企业不得不外迁，这就是著名的“湖光”事件。一传十，十传百，江南的恶名便走出江南，走向了港澳台。不仅是外地老板怨声载道，就连本地老板都混不下去了，纷纷被逼远走他乡。 有一次，我在省城和老柳一起陪一个日本客商，偶遇某著名地板生产商，闲聊中得知他竟然是江南人。他向我打听昌江那里的地价，想去那里办一家竹木地板厂。我感到非常诧异，说江南的牛羊司在20世纪80年代就被国家有关部门授予了“竹器之乡”的荣誉称号，竹木资源极为丰富，你为什么不选择家乡偏要舍近求远选择在外地办厂呢？那位老板解释说，伸手的单位太多了，一天到晚难得服侍那帮活爷……面对这样一种窘境，江南如何招得来商？ 为了招商，老萧可谓绞尽脑汁。重奖之下必有勇夫，在经费极端紧缺的情况下，老萧开出重奖，在江南刮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招商”运动。很快，有一家陶瓷生产商被引到了江南。投资商精得很，脚踩多只船到各个县里去谈判，最后逼得江南将原属于蓝田集团的一块地，以抛荒回收的形式，免费给了这个投资商。投资商承诺投资好多好多亿，采用新设备、新工艺，绝无污染，而且每年上缴多少多少税收。 结果呢，老板的确做到了当年投资当年投产，但生产的全是最低端的墙面砖，粉尘污染遮天蔽日，老百姓怨声载道，几乎天天闹事。更为恶劣的是企业经常拖欠税款，每年仅上缴税收几十万元，“奥瑞”陶瓷变成了“懊悔”陶瓷。污染害百姓，百姓闹政府，政府逼老板上环保设施，老板不肯，转手一卖，溜之大吉…… “奥瑞”陶瓷虽然成为了政府的心头之痛，但毕竟迈出了江南招商引资极其重要的一步，其意义不可低估。在引进“奥瑞”的过程中，江南得到了一个重要信息，佛山实行产业转移，大批的陶瓷企业要迁往内地。江南政府立马组成佛山陶瓷招商团，活生生地从相思县的嘴里虎口拔牙，以每亩1.5万元的超低地价、每条生产线头若干年100万包税的政策，把“美丽陶瓷”引进了江南。仅土地一项，政府就要为其补贴几千万元。紧接着，秀美、腾达等陶瓷企业相继落户工业园，工业园里开始有了生机。就如当初纳爱斯落户益阳，益阳人把人家淘汰的严重污染工厂，捡起来当宝一样，江南人开始展望自己的美好生活。可是美好生活没等来，却等来了漫天的粉尘，即使是住在城区大白天都要关上门窗，否则不出几个小时，到处就会蒙上厚厚的灰尘。 市民烦恼，市长更烦恼。不引吧，没钱给干部职工发津贴；引吧，投资商要价高，企业污染大。谁都晓得要引进高科技、低能耗的朝阳产业，可是这些企业讲究的是聚集效应，你这里一个关联产业都没有，高科技企业没得来这里落户的理由啊。为了引进一个全国500强，老萧亲自带队跑芜湖无数次，不仅给予巨额地价补贴，还廉价搭上了一座可供该厂连续开采50年的石灰矿，终于引进了海螺水泥。为了实现当年签约次年投产的目标，老萧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几乎平均每三天到工地现场办公一回。在新闻记者的眼里，他是“甘为海螺当保姆”，实际上，为了江南老百姓的福祉，他被投资商实实在在地给“绑架”了。 这就是中国经济不发达地区县（市）长们如今真实的生存现状，谁也无法逃脱整天被放在污染系数与幸福指数之间燎烤的命运。 炮轰高房价，加速了我政治前途的灭亡 炮轰高房价以后，全国有影响的媒体蜂拥而至，让我有些招架不住。 第一个采访我的记者，是南方某知名报社的首席记者李英爽。约好了上午见面，没想到她不适应武广高速的速度，坐过了站，待她辗转到达江南已是下午四点多钟。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聊得很随意。她是一个很有新闻敏感性的人，其真正的兴趣是想挖掘一些我“不务正业”的内幕。所以，她有意无意地问了一些江南市委、市政府班子的情况，特别是让我对市委书记和市长的工作做评价。 我知道她的真实意图，是想了解我与书记、市长是不是有矛盾，存不存在被打压的情况。我没上她的套，事实上，也不存在她所猜测的那种情况。我还算公平地把江南的工作和老柳、老萧的表现，赞扬了一番，还特别强调发稿的时候，最好给他们脸上也贴贴金。英爽答应得很爽快。临分手走时，她又突然问了一句：“你说句实话，你在柳书记心目中有没有地位？” 我很肯定地回答：“应该有的，他一向都很看重我的。” 英爽哦了一声，出门。我留她吃晚饭，她说：“不了，我要回云梦的宾馆里去赶稿子。” 见她态度坚决，我也就没怎么挽留。走了不到十分钟，她再次打电话过来，说她想采访柳书记，想听听他对我的真实评价，特别是工作方面、为人方面啦等等。我有些为难，因为我不知道他对我发帖心里究竟是怎么看的，如果他不高兴，肯定就不会对我有什么好的评价。我对英爽说：“他很可能不会接受你的采访，他一般不太愿意和媒体打交道。” 英爽很执著，道：“你把他的电话号码告诉我，我自己和他联系，接受就接受，不接受就算了。”我不好拒绝，便把号码给了她。到了深夜11点多，英爽突然给我发来一条短信：“他果然不接受采访。”我回短信问她：“什么理由？”英爽回复：“没经过上级宣传部门允许，不能接受采访。”我心里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老柳不高兴了。”遇到这种情况，按照官场的规矩，一般都会外交式轻描淡写、不痛不痒地评价几句。然而，他连这样的评价都不愿意给。英爽“不依不饶”，再次发来一条短信：“你觉得你真的在老柳的心目中有地位？”我沉默了十几分钟，不好怎么回答。想了半天，我对自己失去了自信，回复道：“我真不知道！” 第二天一上网，吓了我一跳，李英爽的文章见报了，6000多字，两个整版。我刻意并且一再强调要刊登的“为江南市委市政府及老柳、老萧歌功颂德”那段话一个字没登，倒是把老柳不肯接受采访及我们后来短信交流的那些内容，白纸黑字地登在了报纸上，这让我很尴尬，让老柳更尴尬。大概是5月8日，我接到调离江南的通知以后，英爽打电话来又要采访我，我和她开玩笑说：“我再也不上你的套了，你的那篇文章，加速了我政治前途的灭亡！” 走进凤凰卫视，被房地产商歧视 李英爽离开江南的第二天，我接到了凤凰卫视栏目编导丛靖霜的电话，她首先问了我一个问题：“中央政府刚刚针对房地产市场出台了‘国十条’调控政策，有人认为对居高不下的房市打击得非常精准，你怎么看？”我回答说：“打得不准！”很有意思，她并没有再接着往下问，而是单刀直入地邀请我去北京演播室做节目。我有些犹豫，担心一句话没说好会给自己带来无穷无尽的烦恼。 丛编导不想放弃对我的邀请，承诺所有的差旅费全部由他们承担。我回头一想，上电视做节目宣传一下江南也好啊，花几百万打广告还没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去，干吗不去？于是便答应了她。仅过了半个小时，她便打电话给我，帮我定好了次日11点多钟的机票。我马上给老萧发了条短信，告诉了他我要去电视做节目的事儿。老萧用电话打过来，笑呵呵地问我什么时候去香港，我说演播厅在北京，不用去香港。他哦了一声，便把电话挂了。 本来我打算第二天上午坐飞机去，可当天下午接到了民声网的电话，他们想派一个记者到江南来给我做一个深度采访。我说我明天要到北京录节目，没时间，干脆今天晚上约个时间谈谈吧。他们觉得这个安排不错，就这样定了下来。晚上7点，我准时从江南出发。天气开始变得有些坏坏的，我的心情就像这天气一样，变得有些怪怪的。车行至大荆时，省委巡视组的一位朋友特意打来电话问我，接受电视台的邀请，有没有得到云梦市委宣传部的批准。我回答说：“没有，但我告诉了老萧。”他意味深长地“哦”了一声，便没了下文。我的心情变得十分忐忑，不知此行是福还是祸。远远地望见省城的万家灯火，突然想起身份证忘在了云梦的家里。司机说：“没事，等下把您送到民声网以后，我再回云梦一趟。”事已至此，也只好如此。 到达民声网，已近晚上十点。我和记者们见了面，大家像老熟人一样非常亲切。打电话联系我的薛小林很谦和，他天马行空，无所不问，我心无芥蒂，无所不答。聊来聊去，聊到了官员财产公示的话题。他问我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我旗帜鲜明地亮出了我的观点，说目前还不成熟，不宜财产公示，最好财产任前公证。因为老百姓和官员之间太缺乏信任感，领导干部公布的财产数再真实，老百姓也不会相信。公示的财产多了，老百姓心里又会不平衡，都是纳税人，凭什么你的收入这么多而我的这么少？反之，老百姓说你不诚实，收了那么多黑钱居然隐瞒不报！眼下社会矛盾最突出的就是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太大，贸然公示领导干部的财产，会加剧社会矛盾，引发社会混乱。小林憨憨地一笑，又下了一“套”：“你敢公示自己的财产吗？”被逼无奈，我就将我的家底给全部兜了出来。 从民声网出来已是凌晨一点。天气不再暧昧，酣畅淋漓地下了一场瓢泼大雨。司机被大雨阻隔，动弹不得，只好把车摆在高速公路安全岛上等待。我担心他的安危，一夜无眠。待他赶回省城，已是早上六点。第二天飞机落地，已是下午，按照丛编导给我的地址，我住进了宾馆。正想小睡片刻，北京某报的记者孔璞，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我来京的消息，希望我接受她的采访。我实在很累，本想拒绝她，但骨子里的那股媒体情结让我无法拒绝，只好满足了她的要求。直到下午5点，丛编导打电话来催我去演播厅那边用晚餐，我才抱歉地送走了小孔。从凤凰卫视做完节目回来，有媒体朋友问我：“你出镜时为什么那么憔悴呀？”我实话实说：“都是被媒体‘摧残’的！” 从驻地到石景山广播电视中心打出租仅需十几分钟。我和丛编导在演播厅门口见了面，她是一个很精干的女孩。一见面我就问她，是不是要跟导演见个面对一对。她摇摇头，道：“不用对，等会我提示您，该您上场了您上场就是，主持人会引导您的，别紧张，没问题的，我们先去吃饭吧！”说罢，她带着我往后面的食堂走去。我习惯性地用官本位的思想猜测，这么有名又有钱的媒体，应该安排我在哪家豪华酒店就餐呢？结果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丛导把我带到了广电中心后面的食堂。食堂里挤满了就餐的人群，看上去就像外地来的旅游团队。丛导帮我打来一份套餐，抱歉地对我笑了笑：“委屈您了，赶时间，只能将就。”那饭菜确实难以下咽，我随便扒了几口，随她一起进了化妆间。 化妆间里的条件非常简陋，很难想象，出镜的那些光鲜亮丽的嘉宾，都是在这样破破烂烂的化妆间里装修出来的。我进化妆间的时候，其他嘉宾正在化妆，丛导把旁边一位候场的高大帅气的年轻小伙介绍给我说：“这位是温都花园的王总，代表房地产商，你们现在就可以切磋切磋，看看谁的观点更有说服力。”王总很礼貌地和我握手，他倒是很直截了当：“您的观点我不敢苟同，您想想啊，地价都是谁给抬高的？房地产利润的大头都被什么人拿走了，不都是你们政府嘛，权力都在你们政府手上拽着呢，谁能够‘绑架’得了政府？” 我针锋相对：“谁说地价是政府抬高的？政府按照国际惯例搞‘招拍挂’是为了防止腐败，目的不是抬高地价，其实你们心里最清楚，真正把价格抬上去的是什么人？还不是你们这些地产商？你们干吗抬呀？无利可图你们会抬吗？按照你的逻辑，金融风暴的时候，政府是最需要钱救市的时候，巴不得抬高地价，可是地价为什么上不去呢？主要是因为你们不抬了，所以上不去了呀！”王总找不到更好的理由反驳，撂了一句：“您对地产一无所知，完全是个外行。”我淡淡地回了一句：“是吗？”便不再和他继续这个话题。他是精明的地产商，我是清醒的官员，道不同不相为谋。 大约6点钟，我被丛导带进了演播大厅。演播室的条件同样简陋，简直令人难以相信如此华丽的节目，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制作出来的。观众席上坐满了嘉宾，特邀嘉宾们已经各就各位。我扫视了一圈，觉得那些面孔似曾相识，仔细一打量才发现，在食堂里就餐的那一群“旅游团队”，全都是像我一样来参加节目的观众和嘉宾。这一群人看似普通其实并不普通，里面有博导、有企业家、有名牌大学的学生。看着他们我真的汗颜，不停地反省自己，吃套餐的时候怎么能在心里暗暗地抱怨——大老远把我请到北京来，怎能就用那样的套餐招待我呢？官场的惯性思维真的害死人，走到哪里都要讲究个规格、排场，为什么从来就不思考节俭和效率？ 轮到我上场了，主持人把我拉到他的身边，隆重地介绍了我这位买不起房的副市长。当我谈到“我要感谢房贷，不然我还真买不起房”时，温都花园的王总，带着歧视性的语气道：“你们这些低收入阶层的人，可以买经济适用房，住廉租房啊……”那种富人的优越感溢于言表。我感到悲哀。作为一个副市长，位列“低收入家庭阶层”是智力问题吗？是能力问题吗？都不是。 节目录了整整70分钟，从头至尾一气呵成，没叫一次暂停。这个精干的团队，让我领教了什么是真正的效率。散场的时候我问丛导，这么长的节目你们是怎么做到一遍就过的？她回答说：“主要是前期工作做得扎实！”她带我到化妆间卸妆，主持人正在那里清洗脸部。见我进门，他很热情地走到我的面前，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我们支持你，永远做清官！” 那一刻，我真的很感动。他的这句话，对中国所有清正廉洁的官员，都是一种鼓励：是清官在哪里都会受到尊重的！ 就在我大发感慨时，有位报社记者突然打电话来问我：“你现在还好吧？”那口气仿佛我被谁陷害进了监狱似的。我有些紧张地问他：“是不是上面有什么人不高兴了？”那位记者答：“我今天早上打开网络一看，《江南副市长宁致远：领导干部财产公示会引发社会混乱》的新闻铺天盖地，刚刚我又一看，文章和视频都给下了，我以为你出了什么事，所以问候一声。” “哦，我还自由着呢，谢谢你！”我感激地说。 “唉，这个薛小林，怎么能用这么一个断章取义、容易引发歧义的标题做新闻呢？”走在悠长悠长的胡同里，我很恼火却又颇无奈地想。 第十二章 其实，官场中也有弱势群体 在老百姓看来，官员们的生活应该是很富足的，所以仇官的意识非常强烈。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官员中也有弱势群体，真正清廉的官员，日子过得很拮据。要耐住寂寞努把力还可以勉强做到，要耐住清贫真的很难。一个真正廉洁的官员，有着无穷无尽的烦恼。 ●知道吗？官场也有弱势群体 返回江南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网络，民声网和腾讯采访我的访谈和视频，果真被下了，我变得不安起来，猜想是不是省委有什么高层领导不高兴了，该不会酿成什么政治事件吧？如果真那样，我丢官事小，民声网那帮小兄弟可就要全部失业了。我惊恐地打电话给报社，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回复说：“没事，薛小林那标题做得太恐怖了，省委宣传部打了个电话来让下了，我们就下了，就这么简单。” “没说要处分人什么的吧？”我不放心，追问道。 “没有没有，其他的他们什么也没说。”听口气不像挨了霉的样子，我这才彻底地放下心来。 但我还是很郁闷，我又没有说错什么话，只是媒体标题用得不好嘛，改改不就行了，用得着下了吗？好多人都以为我倒了大霉。我正郁闷着呢，某网站时政论坛的朋友子春打来电话，邀请我下午两点钟和网友做一个在线交流，我很委婉地拒绝了他。他似乎明白我的心事，如点了我的七寸似的对我说：“我很钦佩像您这样敢讲真话的领导，我知道您最近压力很大，特别是‘领导干部财产公示’的问题社会上对您产生了歧义，我们做这期节目就是为了给您澄清。我们这个论坛是很权威的，希望您能给我们网友一次和您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见子春十分诚恳，我勉为其难地答应了下来。在和全国网友面对面的交流中，许多网友再次提出要我公示自己的财产。因为我的财产本来就不多，不怕公示，所以我很坦然地做了交代：“工资2600元，没有存款，一套179平方米的住房，贷款15万元，还贷期20年，股票三到四万元，仅此而已。”大大出乎我意料的是，访谈刚刚做完还不到两分钟，就有网站发布消息：江南副市长公示财产，没有存款，但玩股票！气得我火冒三丈，但又奈何不得。我打电话给子春说：“怎么样，我没说错吧，财产公示暂时搞不得，节目才做完就有人做文章了，三四万元的股票也叫‘玩股票’？真是滑稽，媒体和商业结合在一起真是可怕啊！” 子春呵呵直笑，他已经习以为常了。 在老百姓看来，官员们的生活应该是很富足的，所以仇官的意识非常强烈。其实，这真的是一种误解。官员中也有弱势群体，真正清正廉洁的官员，日子是过得很拮据的。就拿我的原单位云梦市旅游局来说吧，职能弱，权力小，清水衙门一个，我经常开玩笑，就是把旅游局全年所有的办公经费全贪了还不够判20年，真可谓想贪而不得啊。就这样一个穷得滴血的单位，全局20多人，人均年收入3万出头，家属下岗的却占了一半。就拿我来说，只要在网上搜搜我的简历，就可以看得出来，在到江南挂职副市长之前没有供职过一个有权、有钱的单位，加之爱人又下了岗，家庭收入勉强能过生活。好在我还能写，每年能写出点钱来，托公积金房贷政策的福，尽管要还债20年，但经过了近20年的奋斗，我终于住上了属于自己的房子。组织部门任命我为江南市副市长的文一下来，好多亲戚朋友都说：“这下好了，致远可以发财了。”我对我老婆说：“哎呀老婆，谁不想坐宝马住别墅啊？我也想发财呀，可是这个财发不得啊，如果发了财，恐怕我下半辈子就要到牢里过喽。一句话，想当官就莫想发财，想发财就莫当官，所以这一辈子你莫指望我能发财……” 我有一句名言：“做人要耐得住寂寞，做官要耐得住清贫。”要耐得住寂寞努把力还可以勉强做得到，要耐得住清贫真的很难。一个真正廉洁的官员，有着无穷无尽的烦恼。 最大的烦恼是捐款。扶贫帮困要捐、助残要捐、慈善要捐、地震要捐、洪灾要捐、冰灾要捐……如果你分管教育，教育基金、学生救治等等都要捐。在这种大灾大难、慈善公益事业面前，领导要做表率，人家捐100元，领导最少得捐200元，一年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2005年我刚去江南就赶上了好几起捐款，捐得我有些喘不过气来。有一天刚刚捐完款到农办食堂去吃饭，碰上当时的市委书记也在。我很纳闷，市委书记的工资也不是太高（那时候还没有津补贴一说，县里的工资非常低），凡有捐款他均要带头，怎么受得了呢？是不是捐款单位事先给了他钱让他做个样子，或是市委办给他报销了？我是一个心里藏不住事儿的人，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也不经脑筋过滤，直接就把我的疑问向当时的书记提了出来。书记并未生气，呵呵一笑，颇幽默地回答道：“你看你看，连致远同志都这么认为，难怪老百姓不理解，我们这些当领导的也真是为难啦，左也左不得，右也右不得，碰到捐款你多捐点吧，老百姓会骂，这个狗日的贪官贪了那么多钱，你看他出手多大方；要是少捐点吧，老百姓也骂，这个狗日的贪官贪了那么多钱，怎么这么小气呢，只捐这么一点……” 这让我想到了领导干部财产公示，老百姓是不是也会这样看呢？ 在领导干部和老百姓之间没有建立起互信机制之前，这是必然的。 其次是高筑的“人情债”。老百姓只看到领导干部请客敛财等灰色的一面，殊不知他们的人情付出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老百姓赴一次红白宴，一般100块最多200块就绰绰有余了，可当领导的不行。领导送情的对象要么是同僚，更多的是市级领导，一出手500不多5000不少，一年下来，负担不轻。像我们这个级别的领导吃饭不花钱，抽烟不花钱，但一年下来就是攒不到钱，钱哪里去了？送情都不够。好在我不唯上，没有大情，但小情却不断，市里那么多同僚，还有分管线上的班子成员，他们家里有个什么红白喜事你还得去啊，否则人家会说你不懂人情世故，不会做人。当然，如果我稍微“不廉”一点，其实也不用如此烦恼，好多领导送情的钱，不都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报销了吗？有几个自己真正掏了腰包？ 第三大烦恼来自家庭。人家同样是当官的，香车宝马，一掷千金；你也是当官的，老婆下岗，生活拮据。这种强烈的反差不是一般家属所能够容忍的。我的爱人脾气好，也看得开，但也有抱怨的时候。我一回家她就喜欢唠叨：“你当了副市长不指望你发财，给我安排个工作总不为过吧？你看人家的老公，还只是个乡镇党委书记，都把自己老婆调进了财政局，你难道比一个乡镇书记还不如？”我一听就烦：“你没得工作怪我，早搞么哩去了？要怪就怪你自己没得出息。”老婆不服气，骂我没卵用，骂过来骂过去，家庭战争就这样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当然也有能够理解我的。2009年年末，江南的教师，为政府没有兑现津贴，相约要到云梦进行集体请愿，为了阻止他们，市委决定每个市级领导采取包片、包校办法分头去做安抚工作。我被分到了市五中。在校长会议室里，我和学校的老教师代表们见了面。在沟通过程中，我和老教师们晒起了工资。我问他们：“你们相不相信，我每个月的工资还没有你们多？”老教师们个个摇头，没有人相信。于是我一笔笔详详细细地把我每个月的收入报给他们听，他们嘘唏不已。晒完工资，我对老教师们说：“我和大家晒工资没别的意思，只想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教师的地位上升了，二是我们大家都很难，要相互理解。江南的财政很困难，但再困难也要想办法，不能亏待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市委柳书记说了，财政再难也会想办法，先教师、后干部、再领导，争取年底之前解决问题！” 一番肺腑之言，说得老教师们热泪盈眶，一起集体上访事件，就这样被和风细雨地化解了！ 自从我在网上放出“反对领导干部财产公示”的言论之后，许多网友对我提出了质疑：“是官官相护？还是胆怯？”其实都不是。我不反对领导干部财产公示，只是认为在现阶段不宜操之过急，说我“反对公示”，是媒体哗众取宠提高点击率的惯用手段，断章取义了我的观点。我为什么会发出“官员财产公示会引发社会混乱”这样的言论呢？完全是基于我对中国国情和基层的了解。 我认为贸然公示官员财产，一是会加剧老百姓贫富不均的心理落差，激起社会更加仇官。由于我国经历了计划经济、商品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多个阶段，官员财产的构成变得极为复杂，即使司法部门出马，也难以分清合法、非法、灰色收入的界限，最要命的是差距拉得很大。假设其收入全部合法，一旦公示，老百姓的心态会严重失衡。比如，某些大型企业的老总，家里资产上千万，同样是纳税人，你说他们凭什么就要比我们老百姓多拿那么多钱？这样的财产公示出来，老百姓心里能平衡吗？一旦公示，在巨大心理落差的影响之下，老百姓能不民怨沸腾？我们之所以想公示官员的财产，就是想惩治腐败维护社会稳定，万一贸然公示引发社会混乱，还不如循序渐进，先建立机制，再形成制度，最后养成一种习惯，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才算水到渠成了。 二是让老百姓对中国官场更加失去信心。不公示不知道，一公示才知道中国官场近亲繁殖的现象有多严重。夫妻官员、父子（女）官员、兄弟、妯娌、连襟官员等充斥官场，许多地方已经发展到了家族势力把持当地政局的地步。这样一种官僚结构，老百姓能够接受得了吗？ 在中国，我可能是官员公示自己财产的第一人。就在我的财产公示之后，各种矛盾立马便显现了出来。一是有很多老百姓不相信我有这么“穷”。一个副市长，不贪不占，一年只收几个节礼红包剪几个彩就够了，怎么可能这么“可怜”？二是我女儿面子上挂不住。她的同学们取笑她：“你爸不是副市长吗？你们家怎么还欠了那么多贷款呀？”三是老婆的面子更挂不住。尽管她下了岗，她走出去再怎么也还是一个副市长的老婆，这下可好，把家底一兜，居然这么“穷”。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还有几个人“以清贫为荣”？四是就我自己而言，压力是不言而喻的。我的领导和同仁们保持沉默，心底里反感是肯定的：那么多领导都没公示，你逞什么能？这不明摆着你要逼领导上梁山步你的后尘吗？ 我真的没那么想过，我只是想怎么让一个好的制度实施得稳妥一点。对此，我有两个主张。一是先推行领导干部任前财产公证，待下次荣升前再公证一次，将两次公证的结果比对，如果财产增幅过大又没有正当合法的理由，说明此干部不能启用。这样就能够起到预防腐败的作用。待领导干部们形成了习惯之后再推行公示制度，就没有什么阻力了。二是推行领导干部费用开支公示制度。这一项倒真的可以立马向社会公示。官员开支这部分很可能会产生腐败，只有把这笔开支公之于众，才能更有效地防止腐败。 扒掉官袍，我就一铁杆网迷 “一炮小红”的时候，人们都以为我想把自己炒“红”，还送了个外号给我：宁炒炒。那时候我真的很伤心。在讲那些真话之前，我真的没想过把自己炒红，更没想到自己能红，全世界仅仅凭讲两句真话就能够红的国家，我看除了中国，恐怕很难再找出第二国，这说明讲真话在中国已经变得十分稀缺了。 当大家都在讲真话的时候，你讲一句假话马上就可以成为众矢之的；当大家都在讲假话的时候，你讲几句真话就可以快速蹿红了，这是我“两炮走红”以后总结出来的经验。 其实，我真的不想“红”。特别是第二次炮轰以后，媒体把我整得忒悲情，一时间让我成了全国人民“同情”的对象。我就不太明白，大家为什么就不能当我是一个普通网友以平常心待之呢？其实，脱了“官服”，我就是一铁杆网迷。 接触网络的一个印象是“自由”。读高二的时候，我忧国忧民地想给“邓小平爷爷”写一封信，下了好大的决心，琢磨了一个多月才把信写好。跑到邮局去寄挂号信，生怕邮政局的工作人员取笑，又是一番忐忑。信寄出去以后，更怕公安民警找上门来，天天提心吊胆。等了好几个月，没等来回信反倒落了个安心：总算远离了麻烦。 自从有了网络以后，这些“麻烦”没有了，网络是开放的，你想忧国忧民你就忧呗，意见提的好，说不定真能引起领导的重视。更重要的是，为疾恶如仇的“民意侠客”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舞台，想骂就骂，痛快淋漓。第一个在网上被我骂的对象是叶文智。叶文智何许人也？在2006年挨我骂的时候，他可是中国旅游界炙手可热的人物。1997年，他以9000万元的价格，盘下了黄龙洞景区45年的经营权，开了民营企业承包国家风景名胜资源的先河；2001年，以8.33亿元经营50年，盘下凤凰古城；1999年策划飞机“穿越天门洞”；2003年策划凤凰古城“棋行大地”中韩围棋对抗赛……一时间，各地领导趋之若鹜，把叶文智当神，都想请他去托管自己地盘上的景区，开出的条件相当优惠。我们云梦也在通过各种渠道和他沟通，希望他来投资云梦楼和湘君山。 我得到这一消息之后，焦虑不安，唯恐这一计划变成现实。在我看来，叶文智的炒作固然为激活全省旅游市场做出了贡献，但在全省整个产业链没有形成之前，过度的炒作有害无益。因为这种客源目的性太强了，他们直奔炒作热点而来，游了黄龙洞就走，不像云南、四川，一游就是一个省，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游客资源的极大浪费。另外，“叶文智”托管景区，重炒作，轻建设，盘的景区多了，他根本就没有充足的资金投入到景区基础设施的建设，托管的时间越长，浪费的时间越久。为了打消云梦市领导请叶文智来托管云梦景区的念头，我人生第一次在新浪开了个博客，发表了我的第一篇博文：《别拿叶文智当神》。 博文发表以后，虽遭到了许多叶文智粉丝的围攻，但结果却是令我满意的。一是我的预言得到了证实。常德夹山、壶瓶山托管给老叶以后因投入资金不到位，当地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收回；新宁崀山的命运更“悲惨”，为了和广东丹霞山等丹霞景观捆绑申报世界自然遗产，不得不花钱从老叶手上赎回。二是我的目的达到了。云梦有关领导想请叶文智来托管云梦楼和湘君山的计划，最终没有实现。可能是“官小胆大”的缘故，那时候我的官职还只是一个小小的正科级所长，根本就没去想博文发表以后会对自己的政治前途产生什么影响。实际上也的确没什么影响，就连敢站出来指责我“想借骂叶文智达到出名目的”的人都没有。 我的第一篇被指责带有“马屁”之嫌的网帖是《揪出诽谤“3.2亿元整修和扩建云梦楼景区”的幕后黑手》。2006年3月28日，一个署名徐林林的人，在民生网上发了篇名为《3.2亿元重现“云梦胜状”有必要吗》的网文，指责云梦市修建云梦楼新景区是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我跳出来之前就想过，只要我参与这场“口水战”，肯定会有数不清的人骂我拍马屁，理由很简单，徐林林的目标对准的就是云梦市委书记张文昊。我是张书记“钦点”提拔的，此时跳出来不是拍马屁是干什么？ 其实我真的不是想拍马屁，我只是想让广大网友擦亮眼睛了解一些真相。云梦楼新景区是不是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我最有发言权。首先我是云梦的老居民，在湖边街河口老街住了多年，见证了云梦楼沿湖居民的生存状况。在新景区没有建成前，云梦楼附近的湖滩几乎成了落魄渔民、流浪汉的临时居所，又脏又乱，污水横流，蚊虫滋生；一遇涨水季节，地势低洼地带的居民便流离失所。如果连这样的民生政府都不下工夫去改善，与代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精神的云梦楼堂而皇之地摆在一起，不是一种强烈的讽刺吗？ 其次，云梦楼景区扩建也并不是张文昊同志心血来潮想名垂千古的一时之举。早在1986年，云梦楼就开始编制景区扩建规划，并且六易其稿，因经费原因搁浅；十年之后，云梦楼再次启动景区扩建计划，拟投资1600万元扩容。云梦市建委乘势插足，引进资金6500万元，突然在云梦楼公园至南岳坡码头之间的沿湖路段，采用泥沙吹填方式，筑起一道70米宽、15米高的混凝土挡土墙，开始兴建“云梦新城”，白白往水里丢了好几千万。后来因该项目未经过国家水利部门审批，妨碍了防汛，围堰建成后不久被强制停工。 此后，众多人大代表向新一届市委、市政府提出议案，强烈要求加快云梦楼核心景区建设。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市委书记张文昊顺乎民意，迅速批复：做足做大名楼、名水文章，尽快启动云梦楼景区建设……让扩建后的云梦楼景区，成为一个能传承下去的新的历史精品！ 再次，云梦楼新景区建设的确是云梦打造城市名片、复兴云梦旅游业的需要。三峡截流前，云梦的旅游位居全省第二，三峡截流以后，云梦旅游一落千丈，如果产品不增加新内容，在观光产品日益多元化的时代，云梦就会落伍。作为一名见证了云梦旅游兴衰的旅游人，其感触是最为深刻的。由于广大网民不了解真相，肯定会跟风起哄，如果新景区由此被扼杀或再度被搁置，将酿成千古遗憾。思来想去，尽管很可能会被戴上“马屁精”的帽子，但我还是说出了我的心里话。否则，憋在心里会相当的难受。 从第一次接触网络，到现在成为“网络红人”，网友们给了我许多外号，如“宁炒炒”、“炮手市长”、“官员凤姐”、“官员公民”等，我最喜欢的还是“意见领袖”和“网侠”。我一直自认为我就是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公平正义感的“网侠”。当蓝墨的“阳老虎”被千夫所指的时候，我以实名的方式，站出来为他说了“几句公道话”。 网友们哪里想到，就是这位“阳老虎”，他曾经背叛过我，让我一度“恨”得咬牙切齿。2007年年底，我和省电视台都市频道谈好了准备于2008年上半年在江南景区举办“汽车走钢丝”挑战吉尼斯记录活动，以吸引观众眼球达到促销景区的目的。都市频道要求正月十八上演，我不同意，坚持放到“三八”或“五一”前后，相持不下，便迟迟没签合同。2008年春节前，“阳老虎”打电话和我闲聊，有意无意地问我今年有什么活动计划没有？因为我们一直很熟，走到哪里他都向别人介绍我是他旅游策划方面的师傅，所以我也就毫无防备，向他和盘托出了“走钢丝”的计划。 春节过后，我催都市频道签合同，对方告之，台里决定与蓝墨县合作。我追问原因，都市频道透露，“阳老虎”找了蓝墨县籍的副台长，活动部挡不住，只好就范，气得我当时就打电话给“阳老虎”，教育他“想进步本身没有错，错在你不能踩在别人的肩膀上求进步……人品不好，终究跌倒”。3月20日，我在电视里看到蓝墨县发现华南虎的消息，我的第一反应是，这肯定是“阳老虎”的馊主意。我马上打电话给他，他说他正在上海出差。我问这个主意是不是他出的，他支支吾吾。 我说，你这次出的可是个馊点子，你一辈子的英明可能就要砸在这上面了。他没有吭声。果然，第二天批评的浪潮就席卷而来，他也遭受到了自出道以来最大的打击。再过两天云梦市委组织部就要研究解决他的副处级待遇问题，那时他才刚满30岁，可以说是前程无量，却遭遇了这样的事儿。说心里话，我非常赏识他的能力和才华，他美中不足的就是求进步心切，操之过急，为了达到目的，甚至不惜越过道德的红线。但他还年轻，人的一生，谁不犯错？不能因为一个人犯了一点错，就一棒子将他打死。我想，作为一名正直的网络公民，应该具有一种超越世俗的网络侠义精神，于是，在“阳老虎”最艰难的时候，我挺身而出，帮他说了几句公道话。 第十三章 在事故中完成我的华丽转身 公元2010年5月14日，云梦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携江南市委书记、组织部长及云梦市旅游局副局长一道送我去云梦文理学院报到，交接时副部长将我的资料弄错了许多。在组织部门这个不小不大的“事故”中，我完成了自己的角色转换。 ●反讽？踌躇满志时悲情离职 2010年4月26日，我最后一次参加江南的市长碰头会。 会议很反常，安排在建设局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我走进会议室时，各位正副市长都已到齐，与平时开碰头会不同的是，法院院长也来了。我感觉气氛有些不对头，预感到将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 果然，老萧神色严峻地开了腔，他说：“先研究泡泡奶项目的问题，请法院祝院长先介绍情况。” 祝院长清了清嗓子，用一口蓝墨乡音揭开了一宗惊天大案，惊得在场的正副市长们大惊失色。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原泡泡奶公司总裁戴成武以江南云林山泡泡奶项目1600亩土地作抵押在美国花旗银行贷款了1.6亿元，美国花旗银行在北京起诉戴成武，要求以这1600亩土地偿债。戴成武为了保住这块土地，唆使云林山公司法人代表、其前妻管玉兰到江南法院起诉江南市国土局行政乱作为，以“抵押合同并无云林山项目法人授权签字，属于无效合同；江南市国土资源局在办理土地抵押登记、颁发他项权利证书时，没有答辩人、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明；国土局办理的使用证是找国土局人员私自取得的，不是云林山公司提供的……”为由，请求江南市法院判决江南市国土局为戴成武办理的土地抵押登记及他项权利证书无效。 如果江南市国土局败诉，被判抵押无效，花旗银行就无法从云林山公司收走这片土地，戴成武便巧妙地完成了这1600多亩土地从泡泡奶公司的资产大转移，堂而皇之地归到了戴氏家族的名下。问题是，江南市国土局是如何上了他们的圈套呢？国土局局长单雨解释说，当初戴成武派云林山公司的办公室主任魏唯来江南市国土局办理抵押手续时，国土局知道该公司的法人代表是管玉兰而不是戴成武，告知魏唯必须由管玉兰亲自来办理，如果管玉兰不能来，得写一份授权给戴成武的委托书。魏唯把这个情况告诉了管玉兰，管玉兰亲自打电话来，说自己在北京赶不回来，让魏唯先盖公司的章，请国土局帮个忙先把手续给办了，等她回来以后保证把委托书给补上。 国土局上至局长、下至普通办事员和戴成武、管玉兰都很熟，做梦都没想到他们会设计好了一个圈套让国土局来钻，便轻信了管玉兰的承诺，把抵押手续办给了她。事后，国土局向管玉兰追讨委托书多次，管玉兰以各种理由推脱，时间一长，国土局也就忘了这事儿。等到管玉兰起诉他们，他们才惊慌失措，大呼上当。这就给江南市法院出了一个天大的难题。判江南市国土局胜诉吧，国土局的确违反了程序乱作为，属于不折不扣的渎职行为；判国土局败诉吧，后果则相当严重，花旗银行如果因为江南市法院的判决导致抵押无效收不回债务，他们同样会起诉江南国土局乱作为，最后这1.6亿元的损失，就归江南市政府来买单；又不能拖着不判，从管玉兰起诉至今已经延期两次了，明天是最后一天判决的期限，如果不判，法院就要违法了。为了尽可能地争取解决问题的时间，江南市法院已经派人去省高院做工作去了，希望再延期三个月，让戴成武在此期间想办法把花旗银行的债务给了了，否则，江南市政府呷不了兜着走…… 这是一个完美的阴谋。 其实，早在几年前戴成武向几家跨国银行签订对赌协议时，他就想好了这个“金蝉脱壳”的锦囊妙计，以在万不得已时保住这块最后的“根据地”。花旗银行从2009年开始，雇用一家香港调查机构的侦探跟踪调查戴成武一年之久，发现了戴成武在泡泡奶公司危急之下开始了资产的紧急转移，即将江南云林山千余亩土地由泡泡奶公司转移至云林山旅游度假开发有限公司，将北京泡泡奶生物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所在的鑫隆大厦卖给了正方集团中的部分自然人，将戴成武个人资产转移至亲属名下等，所以花旗银行迫不及待地向北京法院提起了诉讼，以阻止戴成武将江南的土地转移…… 这种结局其实早在我的预料之中，我始终觉得戴成武在江南投资是假，搞什么阴谋是真，只是我一直猜不透他搞的是什么阴谋。事到如今，国土局知道自己抗不住了，无论如何得把政府拖进来垫背，所以轮到国土局局长单雨发言的时候，表面上看来是针对泡泡奶公司，实际上是在给政府施压。他说：“我已经向我们的上管单位领导做了汇报，并且做了几套应急预案，一旦我们败诉，我这个局长肯定是当不成了，但戴成武也莫打如意算盘，江南市国土局就是败诉了他也拿不走这块地。这些地都是政府以老年公寓、青少年活动中心等名义帮他从上级国土部门批下来的，现在他们已经完全改变了土地用途，建了国家明令禁止的高尔夫等项目，我们国土部门随时随地都可以把这些地收回来！”言下之意，政府为了引进这个项目，造假违规批地，国土局有责任，政府也跑不了。 看来江南市政府这一次的确是“在劫难逃”了。 一是土地出让价格极低，失地农民一直不依不饶。受国土指标限制，这1600多亩土地江南市政府是分批次出让的，其中2004年与泡泡奶公司签订了一份800万元办理800亩建设性土地的协议；2004年8月6日，以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总额108.75万元出让土地67979平方米（约100亩）；另外又以205.18万元的价格出让了另外一块土地，总面积为128260平方米（约200亩）。 二是戴成武每次回江南都承诺要投资好多亿，催政府加快进度迁移高压线电杆、拆迁107国道管理处家属楼等。政府想尽办法帮他协调好了迁移和拆迁事项，让他打款，他总是以资金暂时周转不灵为由，请政府支持由财政拆借，承诺一个月后马上就还。在戴成武的甜言蜜语和许愿之下，政府多次为其垫资、借款，至今没有归还。由于国家用地政策调整，规费上涨，为了帮泡泡奶公司办理200多亩建设用地手续，按照过去承诺的江南市政府保证不多收一分钱，只是要求泡泡奶公司拿100万元到江南财政上转账11次，待转满后，江南财政马上开具1134.73万元出让金票到国土局办手续。出让金票到国土局后，国土局马上将100多亩林地证的原件给泡泡奶公司，100万元同时返还。 三是编造各种理由帮戴成武向上级国土部门骗取国土手续。由于1600亩的土地用地规模太大，且有一部分地还是云林山国家森林公园核心景区用地，一次性审批绝无可能。为了按合约帮助戴成武办理建设用地土地使用证，江南市政府不得不编造了许多假项目分别立项，套取国家的用地指标。 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老萧焦头烂额，要各位副市长出主意。副市长们你望着我，我望着你，束手无策。我本来不想发言，但作为政府组成人员，我不能袖手旁观。我先向祝院长咨询了一个法律问题：“是不是刑事优先于民事？”祝院长回答：“是的。”我说：“既然法律上有这么一条规定，事情就好办了，解决这个危局的唯一办法是让管玉兰主动撤诉，但很显然，她肯定不会撤，如果她撤诉，这块地就会被判给花旗银行，我们就是要想个办法逼她撤诉，同时解决宣判时间延期的问题，她管玉兰不是说‘是魏唯私自偷了公司的公章去办的手续’吗？就以这一条立魏唯经济诈骗案，这样一来，刑事优先于民事，管玉兰诉国土局一案就可以延期宣判了；同时，戴成武怕因这件案子引火烧身，会不得不考虑撤诉。因为戴成武心里很清楚，主谋就是他自己。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真的去办这件案子，盖子一揭开，牵涉到的领导太多，只要戴成武同意管玉兰撤诉，就把魏唯给放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的方案一提出来，就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老萧急问：“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讲了四条意见：“一是严密封锁消息，马上派人盯住魏唯，防止他闻风潜逃；二是马上把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喊到这里来，让他赶紧立案，立完案，马上控制魏唯；三是由协调云林山项目的人大副主任带队，上戴成武家，逼他撤诉；四是法院继续派人到省高院做工作，尽量争取延期。” 我的意见被老萧完全采纳。市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赶到了会议室。我把情况简单地向他介绍了一下，他心里没底，不敢立案。我说，“你放心，一切按合法的来，国土局马上安排人写报案材料，下午一点钟以前把材料交给你。”刑侦副局长还有些犹豫，分管政法的邱天副市长桌子一拍，吼道：“这么多市长给你撑腰你怕什么？搞错了我们大家集体担担子！”刑侦副局长不再言语，开始布置警力。 会议一直开到12点。从建设局出来，老萧对我说：“致远啊，你今天立了一大功。”我听了还有些洋洋得意。可到了下午五点，有不好的消息传来，人大副主任带领一帮戴成武的好友一起去做戴成武的工作，希望他能够“深明大义”撤诉，没想到戴成武破口大骂，指责江南市政府不该抓他的人。他明确表示绝不撤诉，如果花旗银行起诉江南市政府，江南市政府所蒙受的损失由他戴成武终身负责！ 还有更不好的消息传来。 魏唯当天下午被释放，当晚离开江南，被调往戴成武在东北的公司任副总经理。 市里某某主职领导特意打电话向戴成武道歉，戴成武表示既往不咎。 我听了肺都气炸了：“魏唯已经交代得清清楚楚，他戴成武就是幕后主使，为什么还要放人？又凭什么给他道歉？” 好在省高院同意了江南市法院延期三个月的请求，可三个月以后呢？ 我无法预知三个月以后江南会发生什么，只知道在我离开江南的时候，云林山的开发在烈日下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六个施工队同时进场，“不花钱租两年”、“首付2.8万即刻赚到42.8万”、“你买铺我包租”、“平安国际商城再现大唐盛世”、“顶级别墅百栋百祥”和“拥有100个项目的儿童游乐城”等横幅布满了工地围墙的表面。按照管玉兰他们的计划，整个旅游度假区总投资约20亿元，分为国际商城、别墅群、高尔夫球场、公馆区、商住楼、瑶池温泉、水上乐园、儿童游乐城、高尔夫会所和超五星级森林度假酒店等十大项目。国际商城分为两栋，每栋18000平方米，每栋投资约3000万元；100栋别墅占地600亩，每幢面积约为400～1200平方米，总投资2亿元；而高尔夫球场一期总投资3000万元，按18洞标准杆设计，第二期将再增加9洞；瑶池温泉已开挖，并已挖到35摄氏度的温泉……按照他们的估算，建成后土地以及60万平方米的别墅、商铺、宾馆等，每平方米的评估价值将超过一万元，总价值将超过60亿元……” 与云林山工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位于江南市紫竹巷戴家宅院的前后大门已落寞紧闭。靠一段一米来高的水泥墙隔开南边的邻居家，戴家宅院南院的墙边生长着六棵十多年历史的杉树，东南角落有一废弃的水缸，花坛已有多时没人料理，一棵巨大的、沾满黄土的树根，瘫倒在南院不大的水泥坪上。 1957年10月9日，戴成武就出生在这里，而直到他被抓前，他的老母亲也仍然居住在此。但在6月29日，戴成武家人这些天已经不在这里居住。 戴成武身边人士称，他自认为是个“皇族”，而他也一直像管理一个家一般管理着泡泡奶公司。当然，他是其中的“帝王”。对他忠心、善于说他爱听的话，是泡泡奶公司各层人士升迁的法宝。 在戴成武被高盛、英联和摩根士丹利“逼位”、泡泡奶公司行将就木时，戴成武却无人帮忙。十大元老在最后关头有六个倒戈，戴成武很悲痛，他此前生活在周围人编织的谎言当中，最后生活在自己编织的谎言当中。 戴成武被衡洲警方带走后，泡泡奶公司总裁钱东九至今留守，他忙着扑各处的火，可以说钱东九是泡泡奶公司高层中为数不多的好领导之一，但现在他也没有办法了，泡泡奶公司情况好时他也未得到重用。 炮轰让我很受伤 就在报社记者到达江南的前一天上午，市委书记老柳让他的秘书打电话给我，让我去他办公室商量工作。我还以为是他找我谈这次“炮轰”的事，结果他只字未提，主要是听听我下一步对江南旅游的打算。我和他谈了两点想法。一是想把雷子的矿贸公司、黄龙洞——矿泉湖景区、云林山国家森林公园、矿泉湖漂流、平安汽车站等捆绑成立江南旅游集团公司，争取10月1日之前把老式火车开起来；二是成立云林山国家森林公园旅游度假区。听完了我的汇报，老柳说：“集团公司可以搞，究竟是资产重组还是经营重组，是紧密型的还是松散性的，你好好地思考一下，过几天我和你一起去做个调研，到时候形成一个意见再上常委会讨论决定，至于云林山的事情先放一放再说，涉及行政区划的调整，很麻烦，等乡镇合并的时候一并考虑吧。” “好吧。”我领会了老柳的精神，走出了他的办公室，直奔旅游局，找老阮商量下一步的工作该如何开展。第二天我见到报社记者的时候还特别兴奋。我对她说：“令我最激动的是，就在昨天，老柳还专门把我喊到他的办公室，研究成立旅游集团公司的事儿，这也是我离开江南之前最想做成的一件事，看来书记还是很重视我的想法的……” 激动了不到三天，冰冻来了。4月23日，那天是星期五。我做完网站在线交流之后准备回家，突然接到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电话，他说宣传部长想约我喝茶。我觉得很奇怪，才下午3点多钟宣传部长请我喝什么茶？只怕是与“炮轰”有关，难道省里或云梦的领导有了什么反应？又一想，不会啊，如果上级领导不高兴，老柳就会直接找我谈话。宣传部长约我，十有八九是老柳自己不高兴，亲自授意的。为了证实我的想法，我没有马上答应，而是问他：“部长约我喝茶有什么事？” 副部长答：“没得么哩事，部长说好久没看见你了，想和你在一起坐一坐。” “哦，没得么哩事我就回家了。今天是周末，你和部长说一声，喝茶就改天吧，我请他。”我故意推脱，看他怎么说。副部长显得很着急，道：“您就给我个面子吧，我马上派车来接您，莫搞得部长怪我请个人都请不动。” 我一听，来了脾气：“部长请我喝茶他自己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他架子蛮大呀，你实话告诉我，是不是我在网上发帖省里或云梦市委宣传部有什么看法了？” “不是不是。”副部长急忙解释。 “那就是老柳授意部长找我谈话？” “不是不是，真的不是……” “都不是还找我谈什么话？我没得空！”我啪地挂了电话，收拾东西准备回家。我刚打开车门要发动汽车，宣传部副部长就赶到了政府大院，死缠烂打地让我去见部长一面。我突然冒出想会会部长的想法，看看他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于是，我自己开着自己的破桑塔纳2000，跟在副部长的车后面，来到了安普瑞茶楼。见了宣传部长我单刀直入地问他：“老兄啊，是老柳让你来找的我吧？有什么事情快点谈，我要回去度周末。” 宣传部长脸上没什么肉，笑起来尽是皱纹：“不是不是，老弟你太敏感了，好久没见你想和你聚一聚，真的没得别的么哩事，就是想请你吃个饭喝喝茶聊聊天。” 我“哦”了一声，将信将疑：“既然是这样那我就先走了，我一个星期没落屋了，喝茶就下次吧，我请你！”说完，我起身要走，知道部长一定会挽留。果然，他一把将我拉到他的身边说：“既然老弟真的有事，那我就长话短说，最近老弟在网上发帖炒得蛮红，作为老兄我劝你一句，莫再发了，没得好处，当官的人人想进步，但不是发帖就能够发得上去的！” 这句话很不中听，我很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这是我的人身自由，你们宣传部也要干涉？我批评的是房地产，又没损害江南么哩，还扩大了江南的知名度，有什么不好吗？这也值得你们这么大惊小怪？” 部长急忙解释：“不是这个意思，老弟你莫误会，我真的是关心你。”接着，他话锋一转，露出了“狐狸尾巴”：“你个人安排的事情有没有去找组织部？” 我狐疑地望着他：“找了。” “他们怎么说？” “他们说暂时没打我的米呀，怎么啦？” “那你怎么不去找一下张书记或云梦组织部长？” “找他们干什么？跑官要官的事情我做不出来！” “你有什么想法可以和老柳或江南组织部长谈一谈呀，发么哩帖啰，发帖又不能解决问题！” 他这句话激怒了我，似乎我在网上发帖就是为了个人的安排，我没好气地点穿了他：“你告诉我，是不是老柳授意你来的？请你转告他，他是市委书记，有什么看法可以直接找我本人谈，不要搞得这么阴暗，我不喜欢，失陪了！” 说完，我把部长晾在了茶楼里边，很郁闷地开车回了云梦。我知道，这是老柳对我发起的第一轮攻势，这件事情肯定没完。 第二轮攻势发生在4月26日早上。那天我正在农办食堂吃早餐，纪委书记走了进来。他让食堂的工作人员帮他上了两个馒头一碗稀饭，和我边吃边聊。聊着聊着话题变得敏感起来。他对我说：“致远啊，咱们一直都是好兄弟，听我一句劝，网上发帖的事情莫搞了，当官的路发帖是发不上去的，有么哩想法去找老柳谈一谈……” 我一听怪了，他和宣传部长的口气怎么如出一辙？我也是堂堂的副市长，和他们平级，如果不是老柳授意他们，他们怎么可能莫名其妙地跑来和我谈话？想到这里我来了情绪，收敛了脸上的笑容很严肃地对他说：“本来你说两句我懒得作声，但你是纪委书记，身份很特殊，你想过没有，你和我谈话性质不一样，我觉得老柳做事太不光明磊落了，有什么意见干吗不开诚布公地和我谈，今天把宣传部长怂起来，明天把纪委书记派起来，有好大个事呢？不就是到网上发了两个帖子唦，又没反党反社会主义，他究竟想干吗呢？” 纪委书记是个老实人，见我生气了，赶紧灭火道：“莫发气莫发气，算我么哩都没说，我也是一片好心，与老柳没得关系，你莫怪他。” 我不再吭声。两个人在很尴尬的气氛中吃完了早餐。 老柳派了两个人和我谈话，我油盐不进。他沉不住气，终于亲自出马了。 4月27日一大早，老柳和我在农办食堂碰了面。吃饭的时候我尽可能地保持沉默，免得把话题扯到发帖的事情上面来。他似乎也在刻意回避，一言不发地吃面条。统战部长熊雄哪壶不开提哪壶，一进门就拿我开涮：“致远呀，网络红人呢，你就不怕房产商追杀你？”我呵呵一笑，未置可否。老柳的脸色有些不大对劲，把碗一推，对我说：“等一会儿和我一起到黄龙洞和银砂滩去一下，看集团公司究竟怎么搞？”说完他就出去了。我三下五除二吃完早餐，赶紧到农办门前的操场上等候，准备和他一起乘车前往。老柳在竹林里向我招手，我赶紧跑到他的身边。他的态度格外的和蔼，边用牙签剔着牙边问我：“听说最近有不少记者采访你？” 我回答：“是啊，昨天刚走。” “他们都问了些什么？” “没什么，还不就是关于房价的事。” “哦，你能不能叫他们不发？” “那——恐怕不行，我只能做做工作。” “以后尽量少跟记者打交道，记者没得好家伙，帖子也不要发了，发了对你没得好处！” 听书记这样一说，我的牛劲又上来了：“柳书记，网上发帖是我的个人行为，你为什么那么害怕呢？李英爽采访我的时候，我为你和老萧讲了不少好话，人家本来是要登出来的，结果你不接受人家的采访，把事情搞得一团糟，我上网发帖谈的是宏观经济，与江南毫不相干，还为江南做了宣传，有什么不好？省委书记离开的时候，还特意在网上发了帖子向当地人民告别呢，你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呢？” 老柳被我一连串的质问搞得有些手足无措，支吾了半天道：“你用的是副市长的身份，不就代表了江南市人民政府？” 我反驳他：“江南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就不能忧国忧民？” 老柳不好怎么回答，只好转移话题：“你还有多久挂职到期？” 我回答：“已经到期了。” 他“哦”了一声，道：“你不来找我，我又不好主动问你，主动问你吧，又怕引起你的误会，以为我是想赶你走，你跟我说实话，你想去哪里？我帮你去找张书记。” 听他的口气他真想“赶”我走了。我很伤心，我在江南辛辛苦苦五年，仅仅因为在网上发了两个帖子书记就想把我送走，骨子里的叛逆让我对老柳的这种行为非常反感，便没好气地对他说：“随便，组织上愿意把我放到哪里就到哪里，我个人没什么奢望。” 老柳知道我有情绪，便很有耐心地追问：“你总有自己的想法唦，和老兄谈一谈未尝不可呢？” 我赌气似的说：“到学校里去教书总可以吧？” 他信以为真：“你想去哪所学校呢？” 我随便一答：“把我调到云梦文理学院，去当个系里的副主任我都去！” 老柳点了点头：“好的，我帮你去找找云梦市组织部长。” 说完，我们便结束了这次谈话，一前一后地各自乘车前往黄龙洞和银砂滩调研。在车上我仔细地分析老柳和我说的每一句话，突然背上冒出了一阵冷汗：老柳该不会真的去找云梦组织部长，将我调到云梦文理学院去吧？我赶紧掏出手机给他发了条短信：柳书记，如果你是真心关心我，就和张书记或云梦组织部长说，把我调到云梦文理学院或云梦职院去当个副院长，否则我就回云梦旅游局去混混日子算了。” 过了40秒钟，老柳回复：“收到。” 车至矿区，老柳下车时把我拉到一边，和颜悦色地对我说：“你跟记者做做工作，让他们不要发稿。” 我含含糊糊地应付了一句，没有给他肯定的答复。 暂时沉默，但不会永远沉默 我不相信迷信，但绝对相信第六感觉。 5月6日早上，我和常务副市长在食堂吃早餐。闲聊过程中，他无意识地讲了一句：“云梦市委组织部昨天研究了一批干部，听说周琦接许石东的班管干部。”我“哦”了一声，不感兴趣，对我这样靠本事吃饭的干部来说，谁管干部都一样。快丢碗筷的时候，我的心里突然有了一种怪怪的想法：该不会研究我的去向问题吧？转而一想又不太可能。不久前我问过云梦市委组织部干部二科的科长，他回答说，这次没打你的米，你就安心地在那里挂吧。而且像我们这样的挂职干部，一般要走两道程序，首先是挂职期满大约一个月以前，组织部要派人来考察，看你在当地的表现如何，干出了哪些政绩。然后组织部拿方案上会研究。眼看我的挂职期已过，却始终不见组织部派人来考察。再者，对于挂职干部总的安排原则是哪里来哪里去，但就在我挂职期满前不久，云梦市委莫名其妙地将云梦文理学院的办公室副主任，安排进了旅游局当副局长，这样一来，云梦市旅游局的领导职数，便严重超标了，我的安置就愈发显得扑朔迷离。 吃完早餐，我和常务副市长一起到水利局去参加全国防汛抗旱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车的时候，我看见司机正在往玻璃上贴“公务用车标志”，我便大声地对他说：“莫贴，形式主义的东西贴它干什么？” 司机并没有停下手里的活儿，边贴边解释：“今天有记者要来为老柳做正面报道，所有领导的车都贴了。” “人家贴我也不贴，我反感这玩意儿。”我对司机吼了一声，但并没有去阻止他。司机赔了个笑脸，赶紧发车送我去开会……到了地点，时间尚早，会议要到8点30分才正式开始。我正在和常务副市长一边嚼槟榔一边闲聊，突然接到一个“888”开头的电话，我心里打了个顿，感觉好像是云梦市委组织部的电话。 我赶紧摁了一下通话键，还真是组织部干部一科科长的电话。他通知我马上赶到云梦市委组织部，说是领导找我谈话。这个电话来得太突然了，让我有些措手不及。我赶紧起身，对常务副市长说，我恐怕马上就要离开江南了。他问我安排到了哪里，我说不知道。然后我马上起身，让司机送我去云梦。在路上我发了个短信给老柳，希望从他那里打听到我去哪里的消息。他装作不知道，很快给我回了条短信，希望一有消息马上告诉他。我旋即打电话给省委巡视组的一位朋友，希望他帮我打听打听，过了十分钟，他给我回了话：“云梦文理学院院长助理。”得知了这一消息，虽然有些落寞，但并不意外，我一路感叹道：老柳的动作还真快呀！ 司机开得很快，以往需要40分钟的车程只花了不到30分钟。分管干部的副厅级干部许石东副部长在办公室里等我。或许是人将退位其言也善的缘故，这一次他对我格外和蔼可亲，连称呼都省去了我的姓，直呼“致远”。首先，他例行公事地把组织的决定告诉了我，然后和我拉起了家常。他问我：“你过去真不认识张书记吗？” 我如实回答：“真不认识。” 他意味深长地“哦”了一声，道：“你为什么不去找他呢？” 我反问道：“我为什么要去找他呢？再说了，见了他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老许呵呵一笑：“找他汇报工作呀，说什么还要我教你啊？还不就是讲讲成绩提提要求，你工作能力很强，但在这个方面还要加强。你看我一翻你的档案才晓得我们是老乡，你怎么不来找我呢？如今是这样的社会，你只能适应社会，不可能让社会去适应你呀！” 尽管我知道这是他离任前的话，当不得真，但他这么一说，还是让我很感动，心中的些许不快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从组织部出来，我给省里的那位朋友打了个电话，把谈话的情况向他做了“汇报”。我很纳闷许部长的和善态度以及对“你过去真不认识张书记吗”那一问，那位朋友向我吐露了实情：“在常委会上研究你的问题时，张书记对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就更令我纳闷了，既然张书记评价这么高，组织部怎么还是拿了个让我去高校任职的方案？ 我百思不得其解，给老柳发了条短信，告知我的去向。老柳立马回了电话在我面前“表功”：“为你的事我跟部领导还吵了一架，部里要让你到文理学院去当系主任，我骂他们不凭良心，一个副市长怎么能只安排个系主任呢？最起码也要搞个院长助理呀！” 谁都知道，他不可能为我的事去和部领导吵架，除非他自己不想进步了。“吵架”的结果是让我明白了这个“助理”的来历。本来对于去文理学院任职我还没那么大的情绪，听老柳这么一说，我还真来了情绪。在江南辛辛苦苦、冲锋陷阵五年，老柳从未为我个人的进步问题去找过组织部门，这一次可谓兵贵神速。不就忧国忧民了一回嘛，用得着这么冷酷无情、急急忙忙地将我“驱逐’出江南吗？越想越气，没地方发泄，便给媒体的一个朋友发了条短信：根据组织安排，我已调云梦文理学院任院长助理。 我发这条短信的目的，只是想告诉他们我已经离开江南，以后有事到文理学院去找我，并不是想让他们在网上发布什么信息。没想到这位朋友为我“抱不平”，当即将这一消息发在了网上，结果又酿成了一次新闻事件。网上一边倒，对云梦市委组织部骂声一片，记者追着云梦市委组织部的部长们讨说法，组织部门招架不住了，不断地打来电话给我施压，质问我：“你为什么要把消息告诉媒体，你究竟想怎么样？” 我非常气愤地反问：“我到哪里任职为什么不能告诉媒体？见不得光吗？”打电话的人见我比较固执，为了尽快地平息事端，不得不打感情牌，他说：“媒体的一边倒让张书记非常有压力，你是张书记亲自培养的，在常委会上张书记对你评价很高，你这样做让他很难堪，请你想个办法让媒体不要再纠缠了好不好？” 我冷静下来一想，他讲得有道理。虽然我还想回旅游界奋斗几年，把云梦的旅游好好整一整，但去高校研究做学问也是我的理想，没什么挫不挫折的。张书记和我素不相识，他能把我推到副县级领导的岗位，实属难能可贵了，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我不能因为我个人的情绪而伤害了他。我思量再三，便对所有的媒体开始“封口”。尽管有些憋屈，但不得不选择憋屈。我对我自己说，“我选择暂时沉默，但不等于一辈子会沉默”。终有一天，我会将真相公之于众。 回到家里，我看到一份报纸，记者采访了老柳。这次与上次拒绝采访不同，老柳主动接受采访，并给了我很高的评价。上一次面对记者的提问他回答说：“江南旅游取得的成绩，是江南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集体领导的结果。”这一次他不再遮遮掩掩，道：“宁致远是一个很不错的人，工作很努力，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祝宁致远走好！”最后，他补了一句祝福的话。 这句话意味深长。 我，以自己的方式作别江南 中国的官员，一向都特别注重离开时百姓送行的方式，送万民伞就是其中的一种。这种伞有百姓自发送的，更有官家花钱请人送的。许多不洁的官员，之所以舍得不惜重金雇人送“伞”，就是想借舆情让皇上知道自己在当地的口碑。时至今日，老百姓以什么样的方式送领导离开，依然是检验领导在当地口碑好坏的试纸。 对此，我心里没底。 5月12日上午，我早早地来到办公室，开始清理自己的物品。大约9点钟，一位五十多岁的大妈和一位三十出头的年轻人，敲开了我办公室的大门。那位大妈见了我，一把抓住我的手，还没开口说话眼泪就流了出来，泣不成声：“哎呀宁市长，我早就应该来感谢您啦，前几年听别人说您调走了，直到昨天我儿子上网才晓得这几年您一直还在江南。这一次看来您是真的要离开了，我对我儿子说，再不来见您一面，我良心上过不去呀！” 我仔细打量眼前的这母子俩，只觉得面熟，具体在哪里见过，没一点印象了。我扶着那位大妈坐在沙发上，给他们娘俩泡了茶，便努力回忆曾在哪里见过。那位大妈似乎感觉到了我对他们已没印象，便特意提醒了一下：“我就是五年前找您给我儿子安排工作的那位……” 经她一提醒，我恍然大悟。那一年这娘俩的确找过我。她儿子是云梦文理学院的一名大学生，因就业困难，毕业后应征入伍当了一名士官。复员以后，民政部门将他分配到教育局，教育局以人满为患、没有岗位为由，迟迟不予安排。他们娘俩东找西找找了两三年，求爷爷拜奶奶没人理睬。正当他们走投无路时，有人给他们出主意：“最近市里来了个宁助理，听说蛮正直的，管教育还蛮有威信，你们可以去找找他。”他们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便找上了我的门。 说实话，从心底里我是很同情他们的，读了大学又当了兵，理应安排的，之所以迟迟上不了班，就是因为没有特殊关系。我理解没有关系办事的难处，所以接过那位母亲递过来的报告，对教育局长和分管人事的副局长，做了一个批示：“请阮局长、柏柱副局长于本月安置到位。”签完报告，我又特意给李柏柱副局长打了个电话，交代他无论如何要把这位大学生安排好。送走他们娘俩，我很快忘记了这事，究竟怎么安排的，教育局没给我反馈，我也不记得追问，时间一长，工作一忙，也就没了什么印象。 没想到事情过去了五年，这娘俩还记得我。不等我问起他们的情况，那位大妈便竹筒倒豆子一般打开了话匣子。她说，当年她拿着那份报告去找教育局，局里的领导一改往日的冷漠，非常热情。本来像他儿子这种情况只能安排在工勤岗位，没想到局里居然给了他一个教师编，安排到白羊田中学教书。因为有了正式的教师身份，对象也好找了，不久就找了一个重点中学的女教师结了婚，又在女方单位买了福利房，还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大妈说，我是改变他们一家人命运的大恩人，在我离开之前，她一定要带着儿子来感谢我。她给我买了两条蓝盖芙蓉王香烟，我死活不肯接受。大妈说，您不接受我就给您下跪。这句话让我鼻子一酸，觉得中国的老百姓活得真不容易。本来这一切都是他们自己应该得到的，却在很多时候莫名其妙地变成了一种恩惠，为了官员们的一个“举手之劳”，平白无故地要付出几多泪水和几多真情…… 送走了那一对千恩万谢的母子，接下来要去会那帮陪了我五年的文友。手机接二连三地响起来，都是些和我预约请我赴告别宴的电话。这些电话有诚心诚意的、有假仁假义的、有纯礼节性的、还有不怀好意的……因时间安排不过来，又怕伤了别人的一番好意，干脆把手机关了，都不得罪。云梦电视台《快乐客厅》主持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处找我。原本我们约好了他们栏目星期六要为我录一期节目的，题目都定了：《公民官员》。但组织部突然改变了我的身份，我觉得不宜再以江南市副市长的名义，在媒体中出现，所以就临时决定不录了。这样一来，《快乐客厅》就要空档了。主持人打我的电话不通，只好亲自赶到江南，费尽周折才在一间茶楼里找到了我。她希望我能如约出镜，我很无奈地拒绝了她。最终，她理解了我的难处，表示回去将向她们的台长钟声汇报。离开的时候看得出，她的脸上写满了失望。 听说要送我离开，文友们到得很齐。君子之交淡如水，他们选择了一种最平常的方式送我：茶聊。从上午聊到下午，从白天聊到黑夜。 在江南待了五年，让我最不舍的就是这帮文友。很难想象，在这物欲横流的社会一角，居然还荟萃了这样一群对文学充满了激情的“纯文学作品”。五年前，我第一次受邀参加他们作协的年会，记得要进入会场得先经过一个公共厕所，那张“参加作协年会请直走”的路标，就贴在女厕所的“女”字旁边。当时看得我的心都寒了：文学居然边缘到了如此地步。后来，在我的鼓动之下，他们奇迹般地撑起了一本全彩印的文学季刊《平安》，让沉闷的江南突然耳目一新。 这是一群怎样的人呢？ 最有才气的当属肖学文，江南市试验学校的一名教师。青年丧妻，经历坎坷，文笔老道，小说、诗歌、散文样样能行。有一段时间，不知怎么恋上了宗教题材，老是写村姑与和尚恋爱的故事，性的描写大胆、铺张。文友王蕴“不怀好意”地把他的小说，故意拿给江南曾经的文科状元、如今的北大才女沈银芳阅读，老肖尤其在乎北大才女的评价，老是追问王蕴“沈银芳读后有何评价”，王蕴故意卖关子，总是笑而不答。逼得急了，他回答了句：“沈妹妹说肖老师的小说写是写得蛮好，就是有点流氓！”老肖当即晕倒！ 职务最高的当属江南市治安大队大队长李东雄，但他“走火入魔”，爱楹联胜过了爱权力，居然主动辞去了大队长的职务，强烈要求到交警大队当了个副大队长，说是要腾出时间来一心一意钻研他的楹联。我开玩笑地说，治安大队长不涉黑的不多，你之所以没涉黑，得益于你对文学的执著。他呵呵一笑道：“我喜欢你这个评价。” 最享受生活的，非在电视台工作的王蕴莫属。他整日游走于江南的乡友之间，吃香的，喝辣的，上至部长、将军，下至糙子、草根，他都以诚相待！ 最有爱心的名叫何其谷，他二十多岁在乡镇当副书记的时候，在路边捡到个弃婴，不忍心送回福利院，便决定自己养。因工资太少养不活，他居然抱着那个女孩蹲在街边乞讨，气得乡镇书记骂娘。后来，实在养不下去了，只好忍痛送了人。 长得最漂亮的女会员是朵警花，叫冯小白，神枪手，全国比赛拿过第四。我们见了她从不喊她的名字，都叫她“说时迟，那时快，一个箭步”。 这一次，来送我的依然是这一群人，是他们让我对文学保持了一定的热度，不至于在官场中迷失了自己的个性。 我们的话题，依然没有离开文学。 在茶楼里吃过晚饭，我们接着话聊。聊着聊着，“说时迟，那时快，一个箭步”尖叫一声：“看，宁市长！”大家把目光投向电视屏幕，原来，云梦电视台综合频道正在播我的专访。这时有电话打给王蕴，被告知经济频道也在播我的专访。我把云梦的几个频道一翻，发现那天晚上云梦的所有频道，都在播出我的专访。我难以掩饰内心的感动，立马给云梦电视台台长钟声发了一条短信：感谢您以这种方式送我离开官场！ 钟声回信：我们永远都支持你！ 江南vs我:我们都没能改变对方 按照惯例，送我履新之前，政府办应该为我例行公事般举行一个书记、正副市长和组织部长参加的告别茶话会，会后合影留念，参加告别晚宴，然后回家休息，等待上级组织部门派人来接。茶话会上一般都会安排一个专门的议程，即安排几分钟时间，让荣调的人简短地讲几句话，谈谈几年来的工作感受和临别感言。实际上自5月6日接到市委组织部领导找我谈话的通知之后，我就在考虑卸任之前我应该对我的同僚们来一句怎样的临别感言。 很可惜，感言想好了，市委书记却没给我发言的机会。没有话别，更没有合影，在一个虽已入夏却乍暖还寒的日子，组织部长闪电般地和云梦市委组织部取得了联系，和书记一道以最快的速度把我送离了江南。而那句临别感言——“很遗憾，我没能够改变江南；很庆幸，江南没能够改变我”，就这样永远地失去了送出的机会。 我为什么要如此在意这句临别赠言呢？ 说实话，以我个人的满腔政治热血、政治热情和势单力薄，不可能改变江南，改变江南也并不是我的终极目标，解剖江南，探索中国强县（市）之路，才是我的目的所在。作为中部地区资源丰富、土地肥沃、区位独特、气候适宜、经济却不发达的县级市，江南是一个活的标本，当今社会所有的毛病在她身上都有体现。我曾经努力尝试着去改变她，针对她的病灶我一件件地开出药方，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提出我的“意见”。遗憾的是，至今也没什么改变。 在江南，我曾试图说服并推动高层在江南实施由我提出的“新五四运动”。这项运动包括“新政治、新文化、新体制、新经济、新福利”五项主张和“地方文化复兴”、“体制鼎固革新”、“全民生态休闲”、“分享绿色福利”四项运动。 命中注定，我的主张只能是一种政治理想。政治理想的破灭，让我伤感。五年前，我带着激情而来，带着梦想而来，带着誓言而来，立志“虽不能改写江南的历史，必定影响江南的历史”。然而五年过去了，江南人浮于事依旧，高离婚率依旧，豪华墓葬依旧，官员们依然悠然自得地开着饭馆洗着脚，老百姓依然怨声载道地忍受着工业园烟尘的折磨…… 然而，我感到很庆幸。在江南官场这个大染缸里，摸爬滚打了五年，我没有染上恶习。从某种程度上说，我的离开是一种幸运。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我还能坚守多久。许多网友批评我选择了逃避。我很无奈，为了保持我的真性情，逃避或许是最好的办法。 我不想被政治的口水所吞没。 “很遗憾，我没能够改变江南；很庆幸，江南没能够改变我。” 这就是我的临别赠言。 在事故中，我完成角色了转换 公元2010年5月14日，云梦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携江南市委书记、组织部长以及云梦市旅游局副局长一道送我去云梦文理学院报到。原来接到通知，云梦市委组织部长准备亲自找我谈话，可能是因为媒体的反应过大，让组织部门很被动，谈话的程序也就因此而取消了。 我不太在意，谈话的规格再高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车队往齐家岭方向疾驶。去云梦文理学院要经过长山等两座陵园，再往前走500米，就到了白鹤公墓、云梦市殡仪馆及其墓园。夹在层层叠叠墓园中的最大好处是古木参天，肃穆庄严。 学院的书记非常热情，带领所有在家的领导班子成员在办公楼前迎接。今天，他们迎接的这位助理有些特殊。过去，学院的院长助理直接由学院党委任命报云梦市委组织部备案就可以了，如今，我这个助理需报政府提名云梦市委任命。毕竟在副市长岗位上工作过，面子上的规格是不能打折的。 这是不是就是通常所说的“组织原则”？ 一切都按着官样化的程序有条不紊地往前推进。 首先，云梦组织部副部长对我在江南期间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然后宣读市委常委会议的决定，接着拿出了一张表格，开始逐项介绍我的情况。 他介绍道：“宁自远。” 我打断他的话：“你把我的名字搞错了，是宁致远。” 副部长停顿片刻，脸色有些不悦：“年龄，1961年9月。” 我立马更正道：“年龄搞错了，是1969年9月。” “籍贯，湖北石岗。” “不对，是湖南云梦县，石岗是我的出生地。” “党派，民进。” “我还是共产党员，属交叉党派。” “……” 副部长一路介绍我一路更正让他有点下不来台。我有些不悦，没好气地问：“你们怎么把我的信息全给弄错了？” 副部长不高兴：“是不是你填错了？” 我反问道：“难道我会连自己的名字都填错吗？” 副部长无言以对。他意识到工作中出现了不应该出现的某些疏忽。第二天，他亲自打来电话给我道歉，告诉我他已经狠狠地批评了信息中心的负责人，并一再承诺给我更正过来。 我一笑了之。 对我而言，这样的失误，不过是漫漫长路中一个不大不小的生活故事而已，但对组织部门而言，却是一个不小不大的“事故”。 在“事故”中，我完成了自己的角色转换。 在云梦文理学院办完交接之后，我抽空给张书记发了条短信：“张书记，我现在调到了云梦文理学院工作，谢谢你这么多年来对我的信任与指导，能遇到您这样一位领导，我的官场生涯就不再存有遗憾。”我下午发的短信，到了晚上，收到了张书记的回信：“致远你好，新单位已知悉，你在挂职期间对江南的旅游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不论什么岗位，宗旨都是为人民服务，希望你能在文理学院再接再厉，做出更大的成绩！” 收到了张书记的回信，我心里踏实了——五年前，张书记将我“引进”官场，现在他对我的挂职做出了如此评价。对此，我算是对自己这五年的挂职生涯有了一个交代！ 后记 挂职五年，我竟然还不是公务员 出院时妻子去结账，发现我不能按照公务员标准享受医保。我急忙打电话向组织部咨询，组织部的解释是：挂职人员挂职期间身份不变，待重新安排新的工作岗位以后，按新的岗位重新确认身份。由于我挂职前是事业编制，也就是说，我挂职五年还不是公务员！ 自离开政界以后，突然之间我从公众的视野里消失了。人们好奇地等待，等待我以全新的身份重返意见舞台再次发声。许多人以为我会就此倒下，其实我一刻也未曾倒下，即使是倒在病床上，我的大脑也从未停止过思考。5月26日，临上手术台的前一天，我接到了好朋友《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陈安庆打来的电话，他再次鼓励我把挂职五年的经历写下来，为后世留一份珍贵的记忆。上午10点30分，手术室里的护士准点来到病房接我去手术台，我交代我的妻子，三天以后把我的手提电脑拿到病房里来，我要动手写《官路》。妻子虽然不悦，但并不忍心拒绝我。她怕我全麻之后不再醒来。 其实我也害怕。 对于生死我原本看得很淡。每次七旬老父提醒我要注意身体，我总是很淡泊地对父亲说：“生死有命，何必那么在意？与其没有意义地活在世上，不如死了的好。”那个时候之所以看淡生死，是因为还没想好死后，我该为子孙后代留下点什么。如果什么也不想留，那就好好地享受生活，一旦大限来临，因为没有遗憾，所以能够坦然面对。生命，其实只是一个过程。生，由不得你，死，亦由不得你。既然都由不得你，何必在意其长短？ 10点43分，带着强烈的求生欲望，我被推上了手术台。女麻醉师拿着一个麦黄色的呼吸罩，很温柔地对我撒了一个善意的谎：“先吸两口氧气。”我信以为真，吸了两口，便幸福安详地暂时离开了“人世”。待我恢复知觉回到阳间，突然冒出了一种怪怪的感觉：“像这样死去真好，没有痛苦，不知不觉……” 第一个来看我的，是我的老师张万雄。他原以为我是因为工作安排不爽，找一个借口住个院散散心，没想到我一下子挨了十刀。其实，早在去年下半年我就应该手术，痛风结节让我的手脚严重变形，可当时由于工作太忙，抽不出时间。到了今年3月，妻子敦促我赶快住院，我说，还是等一等吧，挂职就要结束了，待新的工作安排好了以后再做手术。我不愿在离开之前给人们留下一个“借住院为名收敛钱财”的恶名，要走就走得干干净净。 对我的这种态度，父母极为赞赏。特别是一辈子省吃俭用、“把钱看得很重”的父亲，突然变得大方起来，他主动对我说：“你马上要到一个新的单位上班，路途遥远，又没了专车，很不方便。我也晓得你每个月只有那么一点点收入，孩子要读书，还要还房贷，为了照顾你，老婆又辞了职，连过日子都有些紧巴巴了，不可能有多余的钱去买车。我和你母亲商量好了，等你好了我们出钱帮你买一辆。” “二老的心意我领了，我暂时还不想买车，先挤一挤校车再说。”我不忍心去花父母积攒起来的辛苦钱，便不假思索地回绝了他们的好意，“你们要帮就帮帮大哥，他离了婚，生意又不景气……” “你大哥我不是不帮，只是暂时我不想帮，先逼逼他，不逼他不得上路，现在帮他他会产生依赖心理。你不一样，从小就很自立。眼下你又遇到了困难，父母不帮你谁帮你？我和你母亲攒的一点钱，迟早都是要给你们的，现在给你或许比将来给你更顶用一些……” 父亲的一番话，让我留下了热泪，也帮我解开了一个多年未解的心结。在我们三弟兄中，我一直以为父母最溺爱哥哥，最偏爱弟弟，最不喜欢的就是我。其实是我误解了他们，过去我不能理解，经历了这次工作的变动和手术，让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父爱、母爱的无私和伟大。自我突然调离官场以后，我发现父母一夜之间似乎衰老了许多；待我住进医院以后，他们衰老得更为明显。父母家离我动手术的医院很远，坐公交往返要花费近两个小时。母亲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给我熬稀饭并准备一天的饭菜，准备妥当以后，还要拖着年迈的身子，锅碗瓢盆一大堆地往我的病房里搬。父亲虽然不会操持家务，但心累，生怕我抑郁，隔三差五就跑到病房来陪我，没话找话地陪我海聊。他越找我聊我越难受，我会从内心里感到惭愧：父母生病住院的时候，我何曾这样待过他们？ 我期望赶快出院，在医院里待的时间越长，我亏欠父母妻子的会更多。 终于等到了出院的日子。妻子结完账回来满脸狐疑地问我：“你当了五年市长助理、副市长，怎么不能按照公务员的标准享受医保？” “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医保报销比例还有区别？”我大惑不解地问护士长。 护士长答：“有啊，区别大着呢，好像公务员可以多享受8%。” “你打个电话问问，都当了五年市长助理、副市长，怎么还不是公务员呢？”妻子提醒我。我赶紧拨通旅游局原人事科科长的电话。那科长答应帮我问问组织部。组织部公务员科科长很快做出了答复，挂职人员挂职期间身份不变，待重新安排新的工作岗位以后，按新的岗位重新确认身份。也就是说，我挂职前是事业编制，挂职期间尽管担任了三年市长助理两年副市长，但我的身份不能改变，依然是事业编制。重新安排工作以后，民族职业学院属教育系列，是事业单位，意味着我的身份依然不能改变。身份不能改变，下次住院我当然只能继续享受比公务员报销比例要低的待遇。为此，我特别郁闷，同为共和国的公民，都是为国家服务的纳税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呢？ 淡出官场以后，我依然受到了一帮社会名流及朋友的鼓励与支持，这让我从内心里感到温暖。我想，有这么多人支持我，我不能再沉默，我应该告诉他们我这五年真实的挂职经历与官场际遇。于是，便有了这本《官路》。 普扬写于南湖文如秋水斋 2010年1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