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武侠研究》
历史人物与武侠人物(金庸演讲稿)
卢美杏 记录、整理
◎开场白
一九九四年、我曾经来台北参加一个和杨照先生、詹宏志先生一起的谈话会(由“人间”、远流出版合办)，谈话内容相当丰富，是我到过几个城市中印象最深刻的。听众程度极高，而且问题十分深入，很有深度，和台北的朋友见面实在开心。
今天在这里看到这个场面，好像各路英雄好汉来此参加武林大会一样。其实我本人不大喜欢开演讲会，过去我办《明报》时，若有意见就写社评，不过这有个缺点，就是一个人自说自话，没有赶的，讲得自以为对了，其实对不对也不知道。所以我不爱演讲，但爱对话。
《中国时报》浮世绘版开办“金庸茶馆”，早期本来想叫“金学研究”，但“金学研究”这四个字很不敢当，第一，我的小说不能当成学问，所以金学不成立，但叫“金庸茶馆”，读者有兴趣的，大家可以坐下来聊聊天，批评、骂、称赞都好，今天“金庸茶馆”开张，大家坐在这里，对我或我的小说有任何不满意的，都欢迎提出意见。
我的小说一向写人物，而历史又是我一向比较有兴趣的，所以将讲题定为“历史人物与武侠人物”，大家来听演讲，想必是对我小说中的人物感兴趣。
以前有很多人问过我，我最喜欢哪些历史人物？如果让我选，我最想当哪个历史人物？如果让我选，我最想当哪个历史人物？其实中国历史最舒服的人就是乾隆皇帝，一生下来就是皇帝，也没皇位争夺问题，也没做过什么杀人放火的大事，一生舒舒服服当个太平皇帝，还为中国建立很大的版图，荣华富贵至死，也没什么家庭悲剧，这个人生是很圆满的。
西方人的文化背景不同，大家都知道史诗“伊里亚德”的故事：希腊人去打特洛伊城，就为了一个美人海伦，海伦现在成了西方社会中美人的代名词。在希腊神话中，有三个女神，一个是希腊大神的妻子朱诺、一个是雅典城的守护神雅典娜、一个是爱神维纳斯，她们三个一向自认最美，便请特洛伊城的王子评定谁最美丽？这个评定、选举是经过贿赂的，当然是不公道，说来这种选举文化不但最差、也最落后。朱诺贿赂王子，要给他全世界最多的金子、财富；雅典娜要给他全世界最大的智慧，成为最聪明的人；维纳斯则说，可以给他全世界最美的女人做为爱人。王子心想，他已经是个国王，财富不少，而当个聪明人能干什么？所以决定把金苹果给了维纳斯，希望得到全世界最美的女人──他得到了海伦。
如果把这个问题回到自己，你我会做怎样的选择？我想选最有财富或最聪明的人都不少，但选最美的人可能希望得到最爱的女人，你爱的女人不一定要最美丽，最美丽的也未必是最好的爱人。西方人的想法和中国人相当不同，如果你问我究竟想当那种人，我总希望自己是有很大的聪明智慧，可以解决人生的很多问题。
世界上的哲学家归纳人生，最后总会发现人生其实很痛苦，有很多问题不能解决。释迦牟尼讲生、老、病、死，都是痛苦的，佛家还提到“怨憎会”，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老是如影随形跟在旁边，分也分不了，这是一种痛苦；还有“爱别离”，和自己亲密的人分离也是痛苦；还有“求不得”，想得到的东西，最后总是得不到，想研究某种学问，老是弄不懂，想考那个大学考不进去；做生意想赚一笔钱赚不到；想发展很好却不成功，总之世界有很多事情求不得，因为求不得而有痛苦。
我们知道，佛家解决的方法是得智慧，得智慧后，这些痛苦的事情就能解决，因为看破了人生之痛苦无可避免。智慧与聪明不同，聪明可以解决小问题，智慧却能解决大问题，如果实在求不得，就不要求他，不求就没有痛苦。中国人讲“人到无求品自高”，一个人如果不执著追求一件东西，人品自然会高尚，想争取，自然要委屈自己，到了什么都不追求的境界，人品也就清高、逍遥自在。要达到这种境界，当然要有很大的智慧。过去也有人问我想当中国历史上的那两个人？我说我想当范蠡和张良这两个聪明人，他们建立了很大的功业，但后来成功后功成身退，也不贪、也没做什么大官，带著漂亮老婆逍遥自在，这种人很难得。
张良了不起，但有朋友认为范蠡更了不起，因为他带最漂亮的女人走了，不当官后，变成陶朱公做生意，发大财，听起来是很理想的人生。但这种想法其实是很自私的，一切的欲望都满足了，对别人却没什么帮助。范蠡除了帮越国把吴国灭掉这个大贡献外，便无其他，张良总还帮刘建立起汉朝──也许这两个有智慧的人基本上都很有成就，但贡献有别。谈到武侠，我认为武侠小说应该正名，改为侠义小说。虽然有武功有打斗，其实我自己真正喜欢的武侠小说，最重要的不在武功，而在侠气──人物中的侠义之气，有侠有义。
台湾流行崇拜关公，关公的武艺高强没有话说，但他真正受人崇拜，还在于他讲义气，所以民间社会称他关公，他的地位和帝王爷同高。义气在中国社会中是相当重要的品德，外国人和亲朋好友讲love，中国人讲情之外，还讲义，所以要有情有义，单单有情是不行的。做生意谈不成，没关系，彼此之间的“义”还是在的，所谓“买卖不成仁义在”。武侠小说不管任何情况，这个“义”是始终维持的，历史人物或武侠人物，“义”都是很重要的批评标准。外国人问我，“侠”的定义是什么？因为外国人总认为，所谓“侠”只要效忠于某一教会、某一组织，这样道德便很完美，但中国人的“侠”，包括毫无目的的帮助人家，可能还会牺牲自己。
我写的武侠小说中，有的自认武功第一，但一心要找人比武、把人打死，这种人无所谓侠不侠的，也不过是想先得到名誉与地位。与人比武争天下第一不见得是坏事，但也不见得是好事。有人为了朋友，找人报仇，满足自己一种报仇的心理不坏，但却也不算好事。在我看来，真正侠义的行为，是自己没什么好处可得，也可能会牺牲自己的生命，要为国为民，这也就是“侠之大者”的风范。
◎“几千万人跟著自己胡思乱想，觉得很有趣……”
问：您所创造的武侠人物中，谁是您自己的化身？
答：我的小说中没有自己的化身。小说人物只是在满足自己的想像，我会去揣想如果我是这个人，我应该怎么反应？如果我有这个武功，要对付这个人，要怎么对付？有些个性，是我希望有的，他武功很好，人家报复他，他不记仇也不报仇，总是“算了算了”的态度。
问：您的武侠作品中，充满侠义，但结局多为退隐江湖，请问您对退隐江湖的具体看法？
答：退隐江湖可能只适用于古代社会，用在现代观点看可能很不合理，但武侠人物不退隐江湖也没有其他退路了。如果你武功很好，结合一批人推翻前朝自己做皇帝也许比较圆满。不过像明太祖朱元璋，把一些觉得元朝不好的人吸收结合，一起推翻前朝，然后自己做起皇帝来，可是他皇帝做不好，所以其他不满意的人就干脆任由他乱搞，也不参与了。参与下去没有了结，因为每一次起义，举著为人民谋福利，都是很正大光明的理由，一旦自己成功建立王朝，又反过来压迫人民──做皇帝怎可如此？这些人看不顺眼，帮忙解决完事情后，只好走人，拜拜不干了。
问：您的小说中，男主角总是有一堆女主角爱他，像琼瑶小说都是一个女主角有一堆男生爱她，请问您的爱情观？另外，在您的小说中，女主角的个性都不如男主角发展得完整，您会不会觉得遗憾？有没有考虑以女侠来当做小说中的主角？
答：我是男人，所以对于女性心理没办法都了解，如果把女侠当主角，要自己去想她可能会怎样怎样，这个很不容易，写男的，自然会有那些反应，比较简单，要跟人家打架，也不用先梳头、化妆一下再出去。
问：如何写一部武侠小说？如何取材构思？您的小说结构绵密复杂，常常看到后面忘了前面，却又前后呼应、安排巧妙，请问是否曾经过沙盘推演，精心排练？
答：我写小说都是一天写一段，有些一写二、三年，有时候写到后面忘了前面是否交代过，有时没有伏笔，事后补救，反正读者看到时都被补齐了。
问：在您的小说中，举凡棋艺、武功、医学、佛学都有深刻的钻研，令人叹为观止。请问在现实生活中，是如何造就如此深厚的功力？
答：写小说是你懂的就写下来，不懂的就可以不写，不像教书，如果学生要问你，不懂是不行的，武侠小说完全由作者控制，你不懂的，书中人物也不懂嘛！写小说可以慢慢查，如果有查不到的，就换一种病、换一种药。
问：能不能请问您封笔的原因？
答：现在写小说已经没有动机了。以前是为了报纸销路，现在报纸也不办了，写小说是相当辛苦、相当痛苦的，尤其连载每天都要写一段不能停的，如果要到国外旅行，不是先写好几段留下来，就是带到国外，晚上不睡觉拚命写，一大早快信寄回来，心理压力很大。将来我也希望有充裕的时间再写小说，写那种很大的娱乐性，自己写了也高兴的，可以分享自己的经验。自己胡思乱想，几千几万人跟著自己胡思乱想，觉得很有趣。
◎“真正的历史小说有可能让韦小宝娶七个老婆，却不能让韦小宝和俄国打仗……”
问：为何您认为宋朝是中国的盛世？以一个过度重视文字而轻视武功的国家，是否足为太平盛世的基础？
答：宋朝是中国最兴旺的时代，当时资本主义开始萌芽，整个生产力兴盛，不论生产、技术、文化、艺术都是全世界最高的，俄国、美国尚未开发，英、法、德要和宋朝比还远得很，每一个时代都有优缺点，应该全面检讨，它的文官制度、考试制度健全、人民安定，但国防不强，所以常受人侵略。
问：您对康熙皇帝的评价，是否为中国皇帝第一人？还有您对孔子的看法。
答：在中国皇帝中，我对康熙的评价很高，他不但思想开明，而且很好学，还去学了外国的学问，另外我很欣赏汉文帝。他的风度很好，他在去世前，写了一个遗诏说他一生做了很多错事，真正对不起，向全国人民道歉，这种风度很难得，如果发生灾害如地震、水灾时，他就写文章向全国人民公布，说是因他做得不好，所以上天惩罚他，自己感到很抱歉，批评自己，以前皇帝是圣人，从没有做错事的时候，错的都是其他人。另外汉朝的汉光武帝也很好，对待人民都是泱泱大度。
孔子是万世师表，有教无类，每个中国人的生命中都留有孔子的教化，尤其他的“克己复礼”，克己就是能克制自己过分的欲望，而礼的范围很广，包括制度、文化、法律等等。
法国哲学家卢梭写过一本书叫《自由与组织》，十八世纪、十九世纪时最大的困难，就是个人想发展个人主义，争取自由，但背后有个国家，如果过份争取个人自由，组织、国家就会无力，所以自由和组织都应有所限度，不要逾越，也不能任由国家权力无限膨胀，漠视人民自由，如此国家会变得混乱。孔夫子的“克己复礼”就是个人自由的自我约制，国家的规范与制度建立，解决矛盾，才得以安定。在二千多年前孔子就有凡事以“仁”出发的想法，是相当了不起的人。
问：历史小说和武侠小说最大的不同点？名历史小说家高阳先生的历史小说是否有借镜之处？如果您写“红顶商人”，您会如何诠释？
答：我很喜欢高阳先生的小说，历史小说有个基本范围，被历史事件所局限，限制较多、想像空间较少，像《鹿鼎记》比较像历史小说，但真正的历史小说，有可能让韦小宝娶七个老婆，却不能创造出韦小宝和俄国打仗。
问：请问对曹操和武则天两人的评价。
答：这两个人在历史学角度来看是了不起的人，曹操曾经自豪说，如果没有我，东汉末期生灵涂炭，君王称霸，是我让人民生活好过一些的，这句话是真的。像当时群雄各据一方，做生意的人要越过各个山头的关卡，海关若收钱收个没完，人民哪受得了？一旦统一，一路可以畅行无阻，经济自然发达，对中国经济有其贡献，但他一旦占了某个城市，就下令屠城，实在太过残酷而没必要，如果他不做这些事，早就统一中国了。
问：请问对苏东坡先生的看法。
答：苏东坡什么都会，书法、画画、诗、词、文章、为人品格都是第一流的，本身才能又好，更令人羡慕的是，连父亲、弟弟都是一流的文学家，这种事机缘难求。
问：请问您是否有“偶像”或崇拜的人？
答：历史上我很崇拜岳飞，他为了国家，抵抗外敌，牺牲自己的利益，但最后又被冤枉害死；司马迁、司马光我也很崇拜。
问：黄蓉适不适合生活在这个年代？她会不会参加联考？
答：黄蓉如果参加联考，我怀疑她会作弊，她很聪明，学物理、数学都很快，当然不需要作弊，但她的性格要求完美，如果有题目做不出来，她一定会想办法作弊，而且作弊老师也抓不到。
问：在您的小说女性人物中，最希望谁当老婆？
答：很多男人觉得，女性最好不要太能干，所以如果黄蓉当老婆，大家都怕，什么行动都没了，所以我最不喜欢黄蓉当老婆。
问：您如何看待韦小宝？为何前半部的韦小宝看来温情，后半部却是滥情又邪恶？
答：这是一个男人成长的必然。普遍来说，男人对爱情，是年纪越大越差劲，一方面他经验丰富，另一方面，物质条件和权力都更大，所以欺负女性的机会也会增加。
问：请问您如何创造出岳不群这号人物，是否与周遭生活有关？可否从心理层面分析。
答：我是一步步推想岳不群这样的人物，其个性、年纪、性格特徵、动机如何，以及他想达成的目的为何，依其才能与个性，为求目的会采取怎样的手段，遇到困难时会怎样解决？岳不群这种人的心理，可能发生在很多人身上，但一般人武功没他高、用心没他深刻而已，我特别强调了他深谋远虑的部分，其实生活上用心机、用诡计的人，处处可见。
◎“教条不适用，就如无招，没有固定的信念，发生什么事情，就用实际的方法解决……”
问：您自己可能是下一世代眼中的历史人物，您如何看待自己这个位子？历史人物与政治之间，究竟应持何种态度？
答：中国传统历史人物向与政治不可分，司马迁写《史记》中的列传，以人物为主角，居全世界第一位，没人早过《史记》，后来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也以个人为主体，但年代迟了许多。中国整体社会习惯，对政治特别重视，除了政治人物，历史书中的其他人物都被安置在比较不重要的位置，像“儒林传”、“列女传”、“奸人传”虽以人为主，但都不如政治人物来得重要。至于我个人是否能成为历史人物并不重要，我只希望一、二百年后，还会有人喜欢读我的书，还能有一席地位。
问：请说明“无招胜有招”的境界。
答：整个社会其实还存在著教条主义，什么都有某某主义，都喜欢说“毛泽东讲过”、“孙中山讲过”、“马克思讲过”，这些招数都已经固定，其实社会千变万化，很多事情是古人想不到的，像现代科技的电脑网路，恐怕连列宁、孙中山都想不到吧！教条不适用，正如无招，没有固定的信念，发生什么事情，就用实际的方法解决。又如比武，看对方出了什么招，找出他的缺点，一剑便刺死，这就是无招。
问：请问您小说中的武侠人物是如何赚钱过生活的？
答：有些武侠人物当镖客赚钱，这是比较下等的，有些门派是地主，像武当派，可以自己过生活的，但有些派别比较穷，像华山派的令狐冲，如果师父不给钱，他连酒也买不起，大致上，这些侠客都是穷的居多。因为经济活动不是武侠小说的主要题材，所以常常略过不提。
问：是否曾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与武侠小说中气质或个性相当的人？
答：我想找不到的，因为小说中的人物性格都夸张化了，其实根本就没有这么可爱的女性或男性，那些都是不现实的。
问：小说中的女性大多貌美如花，唯独程灵素，个性相当与众不同，请问创作她的动机是什么？
答：可爱的女性不一定漂亮，漂不漂亮是父母天生的，自己努力不来，但是漂亮的人不一定好，我的小说中，好的女性又漂亮，当然是得天独厚，但是这种事不常遇到。相貌太好也许是一种缺点，自恃美貌便不守规矩，做事过分，别人也纵容她，这样对她是不好的。程灵素相当可爱，她人聪明，用情又专一，很难得。人不可貌相，相貌和品性完全无关。
问：为何杨过不适合现实社会，而令狐冲却适合？
答：杨过是个完全不妥协的人，而令狐冲比较无所谓、随便一点，在社会中遇到问题不太计较，他比较逍遥自在，凡事不一定非如此做不可。
问：黄蓉这样的天之骄女，为何会爱上郭靖这样的傻小子呢？
答：爱情是有补偿作用的，常常你喜欢一个人，他和你的个性却有很大不同，像黄蓉如此聪明伶俐，看到郭靖如此诚实，会感受到彼此性格的可贵。
问：请问您看不看改编过的电影、电视？您觉得谁演得最传神？
答：我的小说改编的很多，编剧先生们又喜欢改，我看了不太满意，我认为小说长，删没问题，但最好不要加，但电影、电视就偏偏喜欢加一点东西，像《射雕英雄传》中让黄药师养一只猫，中国传统养狗是可以理解的，养猫的情况就很少。
问：请问小说中的历史人物中是否会参杂个人情感，喜欢的写好一点，不喜欢的写坏一点？
答：这是必然的。加上历史人物，是为了增加真实性，反正有历史人物陪衬，读者会觉得小说故事可靠性多一点，但也因此加了不少个人想像。
问：杨过和小龙女的爱情不见容于现实，除了遁世，还有无其他方法，情人可以相守？
答：这两个人的个性和宋代的封建社会是很难调和的，如果不遁世，会搞得天翻地覆，江湖问题会更多。
金庸论中国历史大势
查良镛（1924—），又名金庸，浙江海宁人。当代著名学者、文学家。
1946年起，先后在《东南日报》、《大众报》从事新闻工作。1948年创办香港《明报》、新加坡《新明日报》和马来西亚《新明日报》。现任香港明河集团公司、明河出版公司董事长，英国牛津大学汉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从事中国通史的学术研究。1999年原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为新的浙江大学，金庸出任新组建的人文学院首任院长。自1955年至1972年，查良镛以金庸为名，推出《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鹿鼎记》等中长篇新武侠小说15部，计36卷，蜚声中外。另撰有《莎士比亚悲剧论》、《中国民间艺术论》等学术论著及大量国际政治、时事评论文章。
王燕：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湖南电视台卫星频道《新青年》千年论坛的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王燕。自从我们《新青年》千年论坛开讲以来，在继承和传播中华文明与文化的同时，我们曾多次流连于岳麓书院和千年孔庙，体味著名的哲学家中国传统儒学，对人类终极关怀的新发现。我们也曾经在这里与优秀的经济学家，网络才俊共同探讨中国经济的新发展。每一次论坛，都使我们激动和振奋不已，同时， 也使我们发现，我们在创造历史的过程当中，也在享受着前人所创造的所有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今天，我们在岳麓书院，回望过去， 回望历史。我们将看到传承了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所记录的沧桑巨变之后，一个民族的强大中兴。我们今天在这里谈论历史这个话题，也请来了一位大家。他众人皆知 、家喻户晓，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就是享誉全球的金庸先生。请允许我简要的为大家介绍一下金庸先生的简历。金庸，本名查良镛，浙江海宁人，当代著名报人、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现任英国牛津大学高级研究员、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北京大学等校荣誉教授，现从事中国通史的学术研究。从1955年到1972年，查良镛以金庸为笔名，推出了《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鹿鼎记》等15部中长篇新武侠小说，共计36卷，蜚声中外。此外他还撰有《莎士比亚悲剧论》，以及《中国民间艺术论》等学术著作。作为一个著名的学者，金庸先生今天在这里，将以“中国历史大势”为题。让我们在这里共同的回望过去、探求未来，首先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金庸先生。查先生，我们今天现场的气氛非常热烈 ，而且您可能不知道，站在边上的一些学生都是从今天上午就开始等在这迎接您，为了抢占有利的位置，他们已经在这里等待了四、 五个小时了。您是不是感受到了湖南观众的热情？
金庸：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同学，我坐在这里有点战战兢兢。因为我知道岳麓书院是中国一个非常有名的，很重要的一个学术中心。我在1993年来参观过一次，当时抱着一种很敬仰，很恭敬的心。踏进这个大门，走了一圈。心里留了一个很好的印象。但今天坐在这个位置上，刚才这位湖大的谢书记告诉我，这个椅子跟当年朱熹所坐的一模一样，这个椅子一模一样，人就大大的不同了，学问就更加大大不同了。我坐在这里，有点坐不安定。我知道，岳麓书院出过很多很多名人，比如像曾国藩 、左宗棠、 魏源，都在这里做过学问，做过学生的。我讲到湖湘文化，湖南的学术传统，跟我们浙东文化有一个很接近的地方。我们浙东学派很出名的话，大家认为浙东学派，最出名的是实用。研究学问是要来用的，不是就专门做学问而已。而你们湖南做学问呢？岳麓书院好像也是以实用为主。所以这一点上，我们浙江和贵省，倒有点共同之处。我们出的人才大大不及了，但就是在学问的学风上，有共同之处。既然我来了，我本来说跟一些朋友座谈，谈谈轻松活泼的，讲讲大家兴趣会好一点。我看到各位坐在大太阳底下，心里很不安。如果坐在这个庄严隆重的地方，如果讲些轻松活泼的话，又对不起朱熹他们这些老前辈了。所以，既然坐在这个椅子上，就应该讲点学术性的话。所以，我选了一个题目，讲中国历史的问题，讲中国历史大势，我的主题主要讲中国历史上有什么主要的特点。
我目前正在研究中国通史，也准备写一本书，关于讨论中国历史的问题。我在欧洲常常感觉，以前罗马帝国跟我们西汉差不多，处于同一个时期。疆域差不多大，国家武装力量很强，经济力量很发达。为什么罗马帝国一垮台就没有了？而中国汉朝封王之后，后来唐朝又复兴了，一直到宋元明清，到现在，我们中国还是很强大。这样大的一个国家，人口这么多，疆域这样大，欧洲就没有了，其中一定有个原因。我常常在考虑这个问题，将来我写中国历史，可能还是以这个为主题。以中国历史的历史性是什么道理。我想中国历史有几个重要的特点，一个是我们哲学思想是融合的，不像西方国家，哲学思想是向外征服扩散的。我们是融合的，而且我们是讲和谐的。我们自己内部要互相调合，这几个要点，这个要点为什么要这样来。我想我们内部主要的要求。整个政治的思想都要互相不斗争，当然我们内部有斗争的时候，互相内部斗争的时候常常是中国国家比较衰落、比较动乱、比较不好的时候。都讲和谐，内部很团结，国家发展了，国势兴盛了，而且我们中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国家因素是很开放的。对外边民族不排斥，也能接受外边文化。我们小时候念历史的时候，外国人跟中国人都说，我们中国历史是从黄河流域开始的。但现在， 尤其解放之后，很多考古学发现，北大一位考古学家苏炳锡教授，他在这方面是权威，做了很多系统的研究，最后的结论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不是一个地方的发源。不是就在黄河流域发展的。云南有一种叫元谋人，都是很早的跟猿猴差不多的人。所以每个地方都在发展，我们浙江在钱塘江边有个地方叫“河姆渡”，不久之前发现一个地方，把中国的历史提早了两千年。本来我们中国文化有五千年历史，河姆渡的文化发现之后，人家说有七千年历史。在河姆渡我们发现，稻谷差不多成为化石那样还在那里，以前外国研究说中国的稻是从越南传过来的，在河姆渡发现后，稻本身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发现的，是自己培植出来的，不是越南传过来的。河姆渡文化里面家俱、 用具、居住的地方跟现在已经有点接近了。所以把我们中国的文化推早了两千年。所以现在考古上的结论，我们中国文化是四面八方都有的，慢慢向中原集中，同时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也有这个情况。
当时我们汉人，也只是一小部分，其它我们都说蛮夷戎狄。西面我们称它为戎，东面称为夷，南面称为南蛮，北方称为北狄。我们湖南 、湖北和在广东这一地带，当时称它为蛮子。这此蛮子慢慢向中央靠拢，他们也接受我们了。哪一种是蛮人，哪一种罗马人，他们都分得很严格，是野蛮人就一直排斥，动不动就把你杀掉，或者拿来做奴隶。我们中国人习惯用文化来分，不是从军事力量，也不是从经济发展来分的。你只要接受我们中原的文化，就当你中国人一样。如果你汉人去接受蛮夷戎狄的文化，孔夫子也这样讲，你接受我们华夏的文化，你就是华夏子弟，当你是中国人。接受夷狄的文化，就当你是夷狄人。齐桓公之后就这样子分了。这不是按人种 、血统来分，而是按文化来分。所谓中国历史大势，最最重要一点还不是融合开放，最重要一点是人民的生活要过得去，要提高人民的生活。而提高人民生活最重要的是，第一要没有大的动乱，没有大的战争。生产力要提高，而秦国所以能够统一六国，最重要的商鞅变法之后一个生产力要提高，还有一个原因是要有组织 ，有秩序，国家一切要上轨道。军队、政治都要有组织力，组织得很好，秦国当时做到了。生产力提高了。政治、军事都组织得很好，所以他能够平定六国。其它的国家，好像我们楚国，虽然屈原很悲哀，提了很多好的谏见，但是他的军事没组织好，政治也组织得不好、不安，生产力也没秦国提高得这样快。所以跟秦国斗争的时候，楚国就失败了。不过当时全国统一对于广大人民而言，是适合当时全国潮流的。对于提高整个全国的经济生活是有好处的。但是秦国的政治，统一之后它就不大顾忌人民生活，很多政策、法律都非常苛刻，使得人们民不聊生，人民要赋很辛苦的劳役，所以他的统治不长久，人民对政府不拥护。整个社会不安定，国家不安定。所以统治不长久，后来秦末的时候就天下大乱，到楚汉相争，刘邦统一全国了。汉朝立国不久，北方一个很强大的民族，匈奴人就对我们中国威胁很大。汉高祖带兵去跟他打战，打败了， 也打他不过。匈奴人骑了马，跑马射箭 ，武艺很强。中国人打他不过。所以汉朝对他很委屈，向他求和。后来汉高祖一死，匈奴王很无礼的写信给汉高祖的皇后：你丈夫死了，就不如嫁给我吧。这封信是很污辱的。但是汉朝还是忍耐了一下。现在跟他打仗打不过，皇后就回他一封信，很客气很委屈的说：我现在年纪老了，牙齿也掉了，头发也掉了，不能做你太太了。国力不济的时候，有时候国力不济的时候，忍耐一下是很重要的。后来到唐朝的时候也一样，唐朝很强大的时候，李世民的时候，我们北方敌人匈奴已经被我们打垮了，他逃到欧洲去了。现在欧洲的学者有两种说法：匈牙利是我们匈奴人遗下来建立的国家。也有一种学者认为，匈牙利人是另外一种人，无论如何 ，如果有关系也是被我们中国人赶出去的。唐朝把突厥人赶出去，突厥人到土耳其建立国家。
回想一下，从春秋战国到秦朝统一，汉朝就大大强盛了，为什么汉朝会强呢？因为他们经过春秋战国，夏商秋这许多朝代，把许多不同的少数民族跟我们汉人融在一起了。我们也不把他当外国人，完全跟我们放在一起了，所以我们民族强大了。我们对于外交上的英明策略，内部组织的好和稳定。汉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时候，跟罗马帝国一样大。它是一个以罗马为中心，向外边扩充的。我们是向四面八方自己结合起来。主要我们汉人可以开放融合，所以很多很多少数民族就跟我们融合在一起，就变成中国人。中国人越多就越强大，经济力量越发展，就把外国人打出去了。所以我们中国历史上，汉朝是最强大的时候。到后来， 汉代末年，有几大少数民族入侵，曹操也带兵跟他打过。后来到了西晋的时候，有一个五胡乱华，大家读过历史知道，匈奴人、 鲜卑人、 羯狄羌、鲜卑人是在东北的。有人这样讲，俄罗斯在西伯利亚，就是鲜卑族的“鲜卑利亚”。有人认为“西伯利亚”这个名字，就是从鲜卑人来的。因为鲜卑人当时在西伯利亚这一带，中国的北方，鲜卑人很厉害的。把我们中国的北方完全占了。我们汉人就退到长江以南，变成东晋人。鲜卑人差不多在北方统一了，成为魏国。当时北魏有个叫魏文帝的皇帝，他很仰慕中国的文化，他自己要整个北魏完全中国化所以， 魏文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皇帝。他自己穿的衣服，住的房子 ，用的文字，这些字都要采取中国的。后来， 魏国又分为东魏、西魏。西魏变成北周、北齐。在西魏之后、北周之后，才变成隋朝，隋文帝在控制了北周政治之后，他自己另外建立了一个朝代。在隋代灭亡之后，唐朝又兴起了，到隋唐时候，中国又非常非常强大。为什么这样强大呢？现在的考察，隋唐的强大完全因为继续把匈奴、鲜卑、羯狄羌这些少数民族全部合在一起。北周根本是鲜卑人的国家，一个朝代。但是隋唐继承之后，李世民的血统，我们说李世民是唐太宗，我们汉人最伟大的皇帝之一。其实他血统中间，从祖母到母亲都是有鲜卑人的血统。所以唐朝有很多作风，都鲜卑化。到后来 ，一直到宋元明清，元朝是排斥我们汉人的。在中国建立政权，把汉人放在第四等，所以阶级分明，民族排斥。所以元朝在时间上不到100年就没有了。后来到了清朝，满清它吸取了这个经验教训，对民族不排挤了，汉人满人大家共享政权。他也接受了我们汉人的文化，所以满清后来就很强盛。我讨论中国历史大势，大致上主要一个是要开放，外来民族如果接受我们的文化，我们可以当他们是自己人，我们这个民族自然会强大，不去歧视人家文化，也不去歧视人家。唐朝就吸取了佛教，到了近代西洋的思想，西洋的科学技术我们也接受。岳麓书院出过一个很伟大的人，他叫魏源。当时极力引进西方的思想，再在全国传播。整个唐朝一共有23个宰相是外国人。我们现在想象起来，我在西方国家跟他们讲学时跟他们谈到，你一个国家请外国人做首相行不行？在英国肯定不行，在法国也肯定不行。中国在唐朝时候，很久以前，一千多年以前，单单一个朝代我们已经有23个外国人在做宰相。我们中国人心胸很广大的，你只要本质好，对我们国家有用，你外国人也可以。
我研究罗马史，很多很多时间去看罗马的法律，叫《罗马法》。讲罗马公民的权力怎么样，那么罗马人也是分阶级的。哪些人可以当罗马公民，哪些人不能当公民？要是你家有财产（就）可以当兵打仗，罗马人当兵打仗很奇怪。这些步兵， 骑兵所有的盔甲、刀枪、 盾牌完全要自己出钱买的，国家不给的。穷人家盾牌买不起刀剑，买不起他就不能当兵，你有钱买盾牌、买刀枪，能够当兵参加军队，你可以当公民。所以他的公民规定的很严格。这样一个个分散了，国家不可能真正强大，我们中国人来者不拒，愿意做中国人，欢迎得很。所以我们因为开放，所以在唐朝就很强大，到后来满清它也比较开放，也强大 。 到后来，因为它内部组织得不好，内部腐败了，后来我们国家很排斥外边力量，外边思想的时候，我们国家内部比较乱，文革时候内部斗争很乱。等到邓小平来提倡改革开放，我们自己内部安定了 ， 稳定了，那么经济提高了，人民生活好了。所以现在可以说我们中国走了中国历史的正道。英国一个大历史家叫汤因比，他写了一本《历史研究》，这本书很有思想内容。它最后的结论就是说，西方国家已经走到尽头了，他这个哲学这个方式行不通了，将来全世界人类的出路怎么样，就是要东方哲学，以及中国的哲学。中国是讲究调和的，讲究大家合作。大家要开放的互相融合的，用这种方式，将来人类才会有前途。我很同意他的意见，我想将来全世界人类的前途怎么样的，就是要全世界人都能够接受我们中国的哲学。要开放的，任何人不要歧视。将来不管你是什么国家的人，美国人、中国人大家都一样，互相融合，互相合作的。这个世界战争可以避免，人类才有光明前途。我想中国哲学家的前途就是这样子，全世界都可以接受的话，我们中国几千年历史就证明这条路是最好的道路。所以我们要互相合作，提高生产，全世界人民生活改善，战争避免了，大家融合，这个可以说是人类的前途，也是我们中国历史的教训。请各位指教。
王燕：非常感谢金庸先生的精彩讲学，生动而且幽默。我想从我们今天热烈的现场气氛当中，可以感知出金庸先生非同凡响的号召力。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不论男女、不论老少我们都是金庸先生的读者，他的作品展开了一副副波澜壮阔的画卷，塑造了很多的英雄人物。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美妙的爱情事。那么 ，今天金庸先生在这里用通俗的语言纵观中国历史大势，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对他表示感谢！
王燕：欢迎回到现场，这里是湖南电视台卫星频道《新青年》千年论坛的直播现场。好， 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站在我旁边的这一位，他是金庸先生在浙江大学的同事。他是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的常务副院长廖可斌先生。廖教授， 金庸先生，我们都非常非常熟悉，因为我们都看过他的书。但是您今天来这和我们现场的观众都不一样，您在生活当中和金庸先生一起工作过 ， 学习过。我想问一下您，您还记不记得第一次见到金庸先生的印象？
廖院长：记得， 那是1996年。那是金庸先生捐赠了1400多万港币，在杭州的西湖边上建了一座云松宿舍，在那个捐赠仪式上，我第一次见到金庸先生。
王燕：在我的印象当中，金庸先生虽然是1972年就已经封笔了，但他的小说在大陆非常热销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83年到84年、85年这个期间。当时我就是金庸先生的读者。我记得当时新华书店的书，都没有新书卖，只有旧书，因为翻阅率太高了。如果有新书放在那，都会被别人翻烂。而且图书馆里，金庸先生的书只有书目，见不到书，因为书永远都在别人的手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金庸迷？
廖院长：我读金庸先生的小说，可能算是比较后进的。我也记得很清楚，最早读金庸先生的小说是1987年。因为我那时刚到浙江大学，就是原来的杭州大学去读博士。那时候读金庸先生的小说，可能是不务正业。但是当时有一位朋友借给我金庸先生的作品，我和我的一位同屋，这位同屋现在是岳阳师范学院的党委书记。我们两个读博士，交换读金庸先生的小说，从晚上十二点 、一点、二点、 三点、 四点、 五点，就这样读下来。那个情景也记忆犹新。
王 燕：我想问一下您，您在作品中认识的金庸先生，和您后来接触了金庸先生以后，在工作中认识的金庸，您觉得有什么不同？
廖院长：我得既有不同的地方，也有一致的地方。因为我是学中文的，我知道一个作家的想象力，他的神奇。所以我没想过金庸先生像有些朋友问的，金庸先生您会不会武功呀？您是不是武功高手啊？我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但是见到金庸先生以后，一方面， 我觉得没有很大的差别，另一方面我和金庸先生相处以后，我更能理解他的作品中的一些情节 ，一些人物。金庸先生为什么要这样写这样的东西。
王 燕：比如呢？
廖院长：比方说，因为在场的很多朋友过去都没见过金庸先生，但是今天见到了，金庸先生给我们的感觉是 他非常的谦虚；第二是感觉他非常的睿智；第三呢是非常的宽宏。那么这样，你反复去看他作品中的人物发现那些人物，首先是非常谦虚。无论是杨过、郭靖啊，令狐冲这些人物，实际上都非常谦虚，然后是非常聪明，非常聪明，包括里面那些女性。个个都是玲珑剔透的，另外也非常宽宏。昨天有几个朋友都讲金庸先生小说中的人物，无论受到多大的委屈，他都是原谅别人严格要求自己。
王 燕：其实我想您刚才有一句话我是听到心里去了。因为金庸先生的作品中，描写了非常多非常美好的爱情故事。比如说在《射雕英雄传》里，有一个人叫梅超风的，我相信大家一定都记得。这个人着墨不多，而且梅超风行事诡秘，杀人多多，是一个大恶之人。但是梅超风跟他的二师兄陈玄风的爱情的故事，也就是坏人的爱情故事，它还非常感人。他们为了怕被黄药师发现，他们逃离了黄药师，只好自练《九阴真经》。而且陈玄风在他生前一直是不把《九阴真经》给梅超风看的，因为怕梅超风这个小师妹练坏了身子。
廖院长：我想你的意思我懂了。金庸先生的小说里，还写了很多爱情故事。而且这些爱情故事，确实写得回肠荡气，令人非常感动。
王 燕：而且金庸的书里也写了许多侠义之士。比如你说的郭靖还有杨过等等，我不知道在你接触以后，你觉得咱们金庸先生也是大侠吗？
廖院长：表面上看他不是大侠，他不会武功。但是实际上他是侠之大者，侠在精神 ，侠在道义。
王燕：咱们现场也有不少的忠实金庸迷。而且金庸先生作品有个非常奇怪的现象，那就是说，不管是获得诺贝尔奖的教授还是贩夫走卒，不管是在黄土高原还是在美利坚，到处都能见到读他书的人。那么我想金庸先生在全球的华人圈都有非常广泛的知名度和号召力。今天我们在现场，可以给现场观众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各位英雄您可以在这，跟金庸大侠在这过过招。
观众1：金庸先生你好！我是岳麓书院的研究人员，刚刚您在演讲当中反复说了那个民族之间的矛盾问题，那么您在小说当中，我记得曾经有七次提到外族入侵的问题。但同时我最近看了您其它的文章，您又说少数民族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您在小说中的说法，跟您在学术中的说法是否存在矛盾性？请您回答，谢谢！
金庸：这位先生问的这个问题，我想分为二部分。我们中华民族有时候会受外族入侵，他们来侵略我们的时候，我们自己要保卫自己，一定要抵抗。但如果它接受我们的文化，愿意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就是说你来跟我们为敌，想征服我们，想奴役我们，我们无论如何要抵抗到底。等到你跟我们联合在一起，友好的对待，大家平等对待，我们也不当你为外人看待。
王燕：好， 谢谢！我们看看第二位！
观众2：金庸先生您好！我是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一位研究人员。我想向你提个问。您是著名的武侠小说家，我们大家都非常希望听您谈您的小说，而您今天选择了历史作为您讲学的主题，这是为什么？请您谈谈， 谢谢！
金庸：我写小说其实当是一种副业。我主要是办报纸，报纸要吸引读者，我想写点小说就增加点读者。我本身从小对历史就有兴趣，所以现在正在做学问研究，我就选择历史（作为演讲主题）。其实现在还谈不上学问，不过对历史有兴趣自己现在努力在学习。主业是历史，副业才是武侠小说。
王燕：金庸先生，这是一位留名叫中国人的网友写的，他说您认为中国文化的特点是“静”的文化，而西方则是“动”的文化。在人们的印象当中呢，武侠小说好像更符合“动”的文化特征。从这一点上来看，您的小说是否与中国的文化特征有点相背离？
金庸：其实我不认为中国文化是“静”的文化，我们说中国人喜欢调和 ， 融合，不太喜欢斗争，就这个意思。但武侠小说还是讲斗争，但我觉得这不矛盾，你不要主动去打人家，所以我们历史上最强大的时候也不大去侵略人家。我们到了这为止了。但人家来打的时候你不能束手待毙，总之要抵抗的。西方固然很“动”，但我们中国也不“静”。在需要“动”的时候，还是会“动”的。
王燕：英雄好汉该出手时就出手！好， 我们再把机会交给现场观众。
观众3：金庸先生， 您好！我们大家都知道，您不但在文学上而且在商业上办《明报》都有很高的成就。我想问一下，您自己认为您是一种传统型的人，还是一种现代型的人？
金庸：湖湘文化中有一个很好的优点，就是做学问和办事是两者合一的。王阳明在这里讲话，他讲知行合一的。一方面要求知，一方面要行为。朱熹，人家认为他是唯心的，其实朱熹也作了自己针对性的要自己修养之后，要内圣外王，中国的传统学者，自己修养好之后要施展出去，对社会有所贡献，能够帮助人家。孔子也讲“已欲利而利人，已欲达而达人”。朱熹、王阳明都是这样一个传统。所以说传统的中国学者不是只做学问，不管事（情）的，不过现代人跟以前人不同。以前的人，读书人唯一的出路就是去做官 ， 靠科举。就是要为社会服务，为国家服务。唯一的出路就是要做了官，他才有权力有能力去为人家服务。但是现代人，不一定每一个都去作政府干部。从事工商业，做科学工作也是为人民服务，也是为国家服务。刚才这位先生讲是不是违反传统，我说这倒也是继承中国传统。研究学问，一方面还是要提高为社会服务。岳麓书院是儒家的一个中心。儒家和佛家、道家不同。佛家道家讲“出世”的，儒家讲“入世”的。研究学问之后，他要把自己的所得要贡献给社会，贡献给朝廷。以前要做官之后为人民服务，但现在为人民服务的道路广了。工商业、科学技术都可以为人民服务。所以我办报，我想并不矛盾，也不违反传统。
王燕：好，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现场的观众，请现场观众的提问尽量简明扼要。
观众4：金庸先生 ，我是湖南师大的学生。我们都十分喜欢你的小说，当我一遍又一遍读您的《雪山飞狐》的时候，我总对那个结局感到有点遗憾，所以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您能不能现在就给《雪山飞狐》续个尾，那么胡斐那一刀到底有没有砍下去？谢谢！
金庸：很多朋友，一些读者他自己写了一段寄给我看，问这样写可不可以？我也不说可以或不可以，很多人对这一刀砍不砍很挂念，我自己也不写。这位朋友如果有兴趣，自己可以续写一段，我好像提供这样一个供大家娱乐的节目，各位在睡觉睡不着的时候就想想看，这一刀是砍还是不砍？如果不砍怎么样砍怎么样？自己可以想一个故事下去，我也觉得很好玩。顺便提一提，我到湖南来过几次，关系不密切，我的小说里面，各位有没有想到：最好的一个女人是湖南人，最好的一个男人也是湖南人。
王燕：是谁？
金庸：有人说，我写的女主角最好的人，是在岳阳旁边的洞庭湖边的程灵素。这位小姐相貌并不很好看，但是一个很聪明的，内在非常美的，个性非常好的，对爱情很忠诚，是一位可敬可佩的湖南的一位小姐。
王燕：最好的湖南的男主角是谁？
金庸：男主角可能很忠厚、很老实、很贴心、很朴素，受点委屈也可以原谅人家，对人家忠厚体贴，叫狄云，《连城诀》中的，是湘西的。《连城诀》的狄云，一个是湘北的，岳阳湖南的，一个是湘西的，沅陵岳阳这一带的人，一个很好的男人，但武功不是很高，人不太聪明，但个性很淳朴，对朋友很忠实，对所有的人都非常的好。
王燕：但是我发现你写的男女主人公武功都不太高强，还有点美中不足，这个女主角不是非常漂亮。其实我相信湘女多情一直很出名的。
金庸：我今天还跟我夫人、廖先生讨论，对于宋玉讲到楚国有一位小姐非常漂亮，增之一分则太高，减之一分则太矮，不高不矮刚刚好。饰朱者太赤，饰粉者太白，脸上的化妆也恰到好处，也不白也不太红，如果现在讲的话，增之一分则太肥，减之一分则太瘦，当时身材怎么样，大家都不管她了，总之她是楚国的。我们讨论到底是湖北的还是湖南的，后来请了廖先生去问他的老师，一位很有名的研究赋的专家。我向他请教，宋玉讲的这位美女到底是哪里人，是湖南人还是湖北人。他说宋玉大概是湖北人，这位小姐可能也是湖北人，总之我们跟湖南很接近了。
王燕：谢谢金庸先生！我想听了你这话，湖南湖北的女子都会很高兴的，但是更高兴的是湖南湖北的男子。好，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现场的观众，请您提问的时候简单一点，也请金庸先生在回答的时候注意一下时间，这样可以让更多的观众来提问。
观众5：我是中南工大的一名老师，很荣幸今天能听到您精彩的演讲。您今天讨论的是中国历史的大势，我想就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人物的小事情向您求教，您的小说中经常以乾隆作为你笔下的主人公，尤其是在《书剑恩仇录》这部小说中，您花了很多笔墨来塑造这个人物形象，我还注意到，您把满清的这位皇帝写成汉人的儿子，我想请问您：这样写是否经过考证，根据史实来写的。另外一个问题，在您的创作当中，您觉得历史和以历史为背景的小说创作之间，是怎样的关系？谢谢！
金庸：这位先生是中南大学的，你这个问题其实也不大。因为乾隆到底是不是汉人，这是历史上的三大疑案，一个就是乾隆是不是汉人的问题；一个是顺治皇帝到底有没有出家的问题；还有一个是顺治皇帝的母亲，清朝称为大玉儿，有没有下嫁多尔衮的问题；这个问题历史上考证的糊里糊涂，不太清楚。北方的历史名家专门考证，到底乾隆皇帝是不是海宁人家的子孙，因为这个传说在清朝传得很普遍，全中国都知道。所以我就利用这个传说，也不讲它真，也不讲它假，写小说跟碰到历史一个重要的，恐怕就是（小说）可以虚构，但是对真的历史知识是不能改动的。乾隆是汉人或者不是汉人，因为历史上也有争执，可以讲他是汉人，讲他不是汉人也可以，所以到底怎么样也不清楚。但是讲乾隆把清朝推翻，变成一个汉人的朝代这是不可以的。因为历史上没有讲这个事情，所以这位先生，问到乾隆的事情，因为这件事情是历史上的疑案，到现在都不可以肯定的，民间有很多传说，到现在还是有的。各位如果到海宁去看潮的话，陈家的房子现在还在那里。所谓陈家洛，是我故意创造出来假的人。
王燕：好的，谢谢！有一位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他说在您的小说当中，佛家和道家都曾多次出现，而且他们大多数时候都是正面形象，而您对儒家的称道和赞颂却比较少，中国历史文化的主体是儒家，佛家和道家，您是否认为在指导个人行为和社会整体行为上，佛道二家胜过儒家呢？
金庸：中国传统儒、道、佛，实际上最最重要的是儒家，岳麓书院是儒家一个重要中心，我也不能作违心之论，实际上我写的很多正面人物可以说是儒家，但是他们不是读书人，好象郭靖。所谓“知之不可为而为之”，其实他知道守襄阳是守不住的，但是他明明知道这件事做不到的，儒家的教训说就是“杀生成仁舍身取义”，只怕牺牲性命也要做的，这是儒家的精神；如果道家、佛家，这个事情跟我无关，道家就是看破了，襄阳守得住守不住没关系的，最后还是一样的，佛家（认为）你不要对世事这样投入，襄阳守住守不住也是空的，不必去努力了。儒家（认为）这个事情明明做不到的，理所当然（认为）应该去做的就做了，所以郭靖跟黄蓉的精神是完全儒家的作风，不过我没有特别讲出来而已。
王燕：谢谢金庸先生，我们现场的时间还大约剩下15分钟，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现场的观众朋友。
观众6：我是来自湖南师范大学的研究生，金庸先生您在刚才的回答提问中，多次表达了您对湖南的深厚感情，在您的小说中也不止一次以湖南的许多有特色的地方作为地理背景，请问您作为江浙才子，是如何评价湖湘文化的？谢谢！
金庸：江浙才子不敢当，我作为浙江人，我刚才讲过，我们浙江的浙东学派和湖湘学派有共同之处，大家做学问之外还是要献身社会，为社会服务的，这是其中之一。我觉得湖南人做事很踏实，我对湖湘文化，我觉得从曾国藩压迫的农民起义，并不能肯定，但他做事情的作风，坚毅不拔、继续奋斗的精神是值得学习的。我觉得湖南文化中有了这一点，外省人毁谤湖南人，不好听，讲湖南骡子，好象骡子这样很倔性的，你拉东它偏偏要往西；你打它它都不屈服，这种精神是很了不起的。我一直很佩服的，所以小说里写到，湖南人提到几个正面的形象。谢谢！
观众7：那么我想问一下：您认为在中国历史上遗留下的，而且比较宝贵的文化内核是什么？再比如豪侠、仗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算不算中国历史上留下来的文化内核。谢谢！
金庸：你差不多自己回答自己问题了。中国文化中间，豪侠是一种很珍贵的文化传统，好象西方没有这种传统，所以呢，武侠这个“侠”字，你跟西方朋友解释，他们不太了解。因为他们道德中间没有这种“侠”的观念，我们中国人说这件事跟我没关系的，我看到很不公平的，我就要挺身而出，就帮他忙做这个事情，要打抱不平、拔刀相助。这个“侠”的精神，西方社会是不大了解的，这个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很好的传统，当然还有其它很好的传统。刚才我提到的，我们主张人与人之间要和谐、要合作、要团结，这也是一种很好的传统。
王燕：谢谢金庸先生！所以我想在金庸先生的笔下塑造了很多的主角，比如说狄云，比如说杨过，比如说令狐冲，他们都是受尽委屈。很多时候个人利益是排在国家和群体之后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现场的观众朋友。
观众8：金大侠先生，我是湖南省文联的研究员。现在我只提一个问题：我们在从事理论工作的时候，文学界总是把“庸俗”和“通俗”这个问题经常提出来，我希望先生回答，您怎样看庸俗和通俗的区别在哪里？谢谢！
金庸：通俗和庸俗怎么分别，据我了解，我看“俗”就是大众化的，不能高高低低，大家都可以接受就很俗了，这种俗之间也有一种比较高雅的俗。所谓“庸俗”，我想通俗没有好的意思，也没有贬的意思，通俗就是大家不讲全部大家都能接受的。所谓“下里巴人”，它也不一定是讲不好，智商低、智商高大家都可以接受，就很俗了，范围很广的。庸俗我想有一种贬义，大家可以接受之外，这种艺术创作本身可能使得人的精神向下的。
王燕：好，谢谢！这是一位观众朋友他问您：封笔之作《鹿鼎记》当中，韦小宝这个人物形象和您前面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截然不同，他既不传统又不现代，大概是属于后现代的。很多人都觉得韦小宝是一个非常世俗化的人物，请问您是如何评价韦小宝的？在您的武侠小说中，您最满意的人物是哪一个？
金庸：韦小宝的问题，我还忘了提到，现代作家中间，人家问我最喜欢哪一个？我说喜欢一位湖南作家沈从文。我从小就喜欢看他的作品，到现在还喜欢，不久前看到一篇文章说：鲁迅先生写《阿q正传》，把中国人不好的典型，愚蠢、愚笨，搞精神胜利，对于世界不了解、很尖酸刻薄、很否定的人物。但鲁迅先生写了中国人中间，个性中间、性格中间有着很多不好的在内，特别他提出了要否定这种人。这篇文章就说，沈从文写的文章里面，那些人物都是善良的、温情的，使人觉得乐观的、和蔼的，他写的都是湖南人，其他省份中间这种可爱的人也是比较多的。要了解中国人，应该看鲁迅先生鞭策的这种中国人不好的个性之外，还要看沈从文先生所讲的中国人个性比较好的一面。我写韦小宝，当时没想到这一点，但我主要还是想写中国一个封建时代官场里比较不好的一批人，他受贿赂、去做坏事，各种各样的坏事都做，所以韦小宝基本上是否定的，不过他也不是全面否定。中国人的性格中间还是讲义气的，有一种共同愿望这种性格。中国人性格很普遍的，大家都有。这一方面是可以值得肯定的。所以我不能说，借助了沈从文先生的好处，韦小宝不是全面肯定，十分之九是肯定的，也有十分之一的（坏）处在那里。
观众9：金大侠您好！今天能见到你感到非常的荣幸，我知道您（59）年就创办《明报》，在香港影响很大，大家都称您是报业大王。现在我们的传媒、我们的报纸、我们的电视竞争非常的激烈，我想请您跟我们介绍一套降龙十八掌，媒介怎么竞争？以及当初您办《明报》的宗旨是什么？对我们湖南的电视传媒，还有报纸怎样评价？谢谢！
金庸：这位先生问湖南的传媒，我对湖南的传媒只知道湖南卫视、广播电台，电视我知道你们拍了《还珠格格》、《雍正皇朝》这些很好的戏。我昨天见了广播局魏局长，我说你们广播事业做得非常成功，全国各省大概湖南最好了。他谦虚不承认。我认为传播媒介中间，湖南电视大概已经做的最好了。报纸情况我不大了解，我大部分时间，有时候在国外，有时候在香港，晚报比较轻松活泼，所以读者比较多，这也是适合全世界潮流的，总是分两路。一路比较严肃，一路比较轻松活泼的，轻松的报纸销路比较大，严肃的报纸也是有这个需要的。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有个新闻系，他们问我办报纸应该怎么办，在中国内地办报纸，我们的报纸是为人民服务的，要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人民服务。
王燕：非常感谢金庸先生，金庸先生对湖南媒体的评价很高，最后还有二分钟的时间，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可能是我的心声，也是现场观众朋友的心声，就是您还会不会重出江湖？我们都期待，会不会？
金庸：我想武侠小说不会写了，如果有可能，我想写一本另外的小说倒是有可能。
王燕：谢谢！我在金庸先生《鹿鼎记》的后记当中，看到金庸先生写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如果没有意外的话，这将是我最后一本武侠小说，但是后面打了一个括号，注明了一句“生命中永远都有特殊的意外”。我想不仅是我还有电视机前的很多观众朋友，都在期待着会出现这个意外。中国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中华文明渊远流长、博大精深。今天金庸先生在这里用他的话，他的故事为我们诠释了中华文化特有的内涵，让我们再次用掌声对他表示感谢！世界的发展需要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结合，金庸先生有一句话说得好：他说他相信在二十一世纪，世界的中心将是在中国，不管是在北京，还是在上海，只要是在中国就好。我想这也是我们所有中国人的自信和期待。我讲这个话，英国牛津大学演讲，因为英国很多经济学家在牛津大学教经济学。他们跟我说，你们中国超过11亿人，你们人口全世界最（多），现在已经发展到12亿，差不多13亿了。当时他就说，将来到2050年或2060年时，中国全国生产总值就全世界第一，超过美国。我说那不大可能吧。你们经济发展很快，每年8%到9%的增长，美国每年只增长1%到2%，同时他们人口只有2亿多，你们有11亿、12亿，平均增长值，美国当然比中国多，你们人多。到了二十世纪中叶就超过了全世界第一，人口这样大、市场这样大、经济力量这样强，全世界经济中心在中国一点也不稀奇。非常感谢金庸先生，他在听到我的结束语之后，对我说的这一句话特别的有感慨。我想从这点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金庸先生作为一个炎黄子孙，和我们一样所有的拳拳赤子之心。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让我们期待下一次在千年论坛再相会！再次感谢金庸先生！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和现场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次论坛再见！
[二000年九月二十四日湖南电视台卫星频道《新青年》岳麓书院“千年论坛” 主持：王燕]
金庸的中国历史观——金庸北大演讲录
国际著名报业家、武侠小说家金庸（查良镛）于1994年10月3日至29日赴北京大学访问，并接受北京大学授予他的名誉教授称号。下面刊出的是金庸北大演讲录，由焦小云记录及整理。
1.中国文明不断消长
现在我是北京大学的一分子了，可以称大家为同学了。我衷心感谢北京大学给了我很高的荣誉，授予我名誉教授的称号。北大是我从小就很仰慕的大学。我的亲伯父就是北大的毕业生，故乡人大多不知道他的学问如何，但听说他是北大毕业生，便都肃然起敬。我念初中时候的班主任也是北大毕业生，他学识渊博，品格崇高，对我很爱护。虽然现在时隔五、六十年了，我还常常想念他。
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中起了领导作用，整个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是与北大师生的重大贡献分不开的。每当我们想到北大，就会想到开明、开放的蔡元培校长，想到眼光远大的马寅初校长，想到许许多多的大思想家、科学家、作家、学者、教授以及跟北大有关系的大学问家们。北京大学有许多优良的传统，其中最重要的，一是对国家、社会的深切关怀；二是有容乃大的自由的学术空气。最近几年我在牛津大学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感到，牛津大学自由开放的学术空气和博大精深的学术研究是世界一流的，但牛津大学的老师、学生对于国家、对于社会、对于人民的关怀和牺牲，目前却大大不及北京大学的师生。抗战时期，我考大学，第一志愿就是报考西南联大，西南联大是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合办的。我有幸被录取了。或许可以说，我早已是北大的一分子了。不过那时因为我没有钱，西南联大又在昆明，路途遥远，没法子去，所以我不能较早地与北大同学结缘。今天我已作为北大的一分子，跟大家是一家人了，因此感到莫大的荣幸。
我一生主要从事新闻工作。作为新闻工作者，对每一门学问都须懂得一点，但所知都是些皮毛，很肤浅。专家、教授则不同了，他们对某一门学问有钻研，懂得很深。这是两种不同的接触知识的方式。我是新闻工作者，当教授是全然没有资格的。但幸亏我是“名誉教授”。名誉教授就没有关系了，话讲错了也无所谓。我下面要讲的话，真的是要向各位老师和朋友们请教的，这不是客套。在中国学问上要请教最好的老师，当然只有到北大来，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我今年春天去过绍兴，到兰亭王羲之以前写字的地方。那里的人要我写字，我说在王羲之的地方怎么可以写字呢？但他们非要我写不可，我只好写了八个字∶“班门弄斧，兰亭挥毫。”班门弄斧很狂妄，在兰亭挥毫就更加狂妄了。这次到北大，说好要作两次演讲，我自己写了十六个字∶“班门弄斧，兰亭挥毫，草堂题诗……”在大诗人杜甫家里题诗，第四句是∶“北大讲学。”
大家希望听我讲小说，其实写小说并没有什么学问，大家喜欢看也就过去了。我对历史倒是有点兴趣。今天我想简单地讲一个问题，就是中华民族如此长期地、不断地发展壮大，到底有何道理，有哪些规律？这几年我常在英国牛津大学，对英国文学、英国历史和中国历史很有兴趣。大家都知道，英国对二十世纪影响最大的一位历史学家名叫汤因比，他写了一部很长很长的《历史研究》。他在这部书中分析了很多世界上的文明，说明世界上的很多文明都在历史进程中衰退或消亡了，直到现在仍真正兴旺发达的文明只有两个，一个是西方的欧美文明，一个是东方的中国文明。而中国文明历史悠久且连续不断，则又是世界唯一的。虽然古代有的文明历史比中国早，有的文明范围比中国大，如巴比伦的文明、埃及的文明、希腊罗马的文明，但这些文明却因遇到外力的打击，或者自己腐化而逐渐衰退、消亡了。他说∶一种文明总会遇到外来的挑战，如果该文明能很好地应付这个挑战，就能继续发展；如果不能很好地应付挑战，就会衰退，甚至消亡。这里也有多种情况∶一种是遇到强大外族的打击，整个民族被杀光杀尽，消灭了；一种是民族内部长期僵化，没有改革，没有进化，象活的木乃伊，结果衰落了；有的则因自己的腐化而垮台；还有一种就是分裂，国家内战不休。
我们的国歌中有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话是在抗战前后写的，它表示了一种忧患意识。那时候我国遭受外族敌人的侵略，处境确实非常危险。在座的各位同学年纪轻，不知道，你们的爸爸妈妈就知道了。我同在座的雷洁琼大姐、周南社长等都经历过这段艰难而危险的时刻。就我看来，我国历史上遭受外族侵略的危险时期有七个∶第一是西周末年到春秋战国时期东西南北受到的外族进攻；第二是秦汉时期匈奴的进攻，时间长达四百年之久；第三是魏晋时鲜卑等五胡的进犯，时间也有四百年；第四是隋唐时期突厥和吐蕃的侵犯，时间约三百年；第五是五代、南北宋时期契丹、女真及西夏的侵犯，时间大概也是四百年；第六是元、明、清时期蒙古、满族的侵犯；第七是近代西方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2.中国历史发展规律
纵观中国历史，大概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规律，我们的民族先是统一强盛，后来慢慢腐化，组织力量衰退。此时如果出现一些改革，那么就会中兴。如果改革失败了，或者自己腐化了，那么外族敌人就会入侵。在外族入侵的时候，我们民族有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外族的入侵常常是我们民族的转机。以上所讲的我们民族七次大的危机，又都是七次大的转机。历史上常常是外族人来了之后，我们华夏民族就跟它同化、融合，一旦同化、融合了，我们华夏民族就壮大起来，统一起来。之后可能又腐化了，衰退了，或者分裂了，外族人来了，我们民族再融合，又壮大，如此循环往复。其他国家民族遇到外族入侵，要么打赢，要是打不赢，这个国家或民族就会垮台。我们中华民族遇到外族入侵时，常常能把外族打退，打不退的情况也很多，但却很难被征服。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有一股韧力，一股很顽强的抵抗力量；一方面我们又很开放，在文化上同它们融合在一起，经过一段时间，大家变成一个民族，我们的民族从此又壮大起来。
我在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获颁名誉教授时也曾讲到这个问题，以及其他一些中国的历史问题。加拿大的一些教授觉得我的这些观念比较新，并讨论为什么中国可以融合外族，而西方就融合不了。我想其中第一个原因是我国一开始就是农业社会，生产力比较高、技术比较先进，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可以发展文化；第二个原因是从西周开始，我们已有了一个严密的宗法社会制度，后世讲到中国封建社会，总认为封建的宗法制度很束缚人的思想，很束缚人的行为，其实这种宗法制度也有它的历史作用，我们民族由于有了严密的继承制度，从而避免了内部的争斗和战争。一些游牧民族本来很强盛，但往往在关键的时候闹分裂。父亲死后，他的两个儿子或者三个儿子抢父亲的位子坐，罗马也有这种情况。一抢位子，就要打架，就要内乱。本来很强盛的部落、部族或者民族，一分裂，就要自己打自己。我们民族从西周开始，虽然自己内部斗争也不断有，但基本上还是遵循世袭制度，即父亲死了，嫡长子继位，这是当时中华民族发展的一个重要制度。一个社会的基本法律制度固定了，社会就会很稳定，内部斗争就会大大减少，这也是民族强盛的重要环节。
还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我们对外族是很开放的。从历史上看，中国很长很长的时候是外族统治的，如北魏。其实隋唐也有很大很大的少数民族的成份，主要是鲜卑人。有一个情况不知各位想到没有，我的小说中写过一个人叫“独孤求败”，独孤求败很骄傲，他一生与人比剑比武从没有输过，所以他改个名叫求败，希望失败一次，但却总没有败过。这个“独孤”就是鲜卑人。“鲜卑”这两个字，有些学者说“西伯利亚”就是“鲜卑利亚”，鲜卑人原本住在西伯利亚那一带。但这不是很一致的意见。北周的时候，有个人叫独孤信，他有很多女儿，其中大女儿嫁给了北周的皇帝，第四个女儿嫁给了唐高祖的父亲，第七个女儿嫁给了隋文帝。所以唐高祖和隋炀帝是表兄弟，唐太宗李世民则应叫隋炀帝为表叔。他们都有鲜卑的血统。唐太宗李世民的妈妈姓窦，是鲜卑人。唐太宗的皇后姓长孙，长孙和窦都是鲜卑人的姓。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是唐朝很有名的宰相，他也是鲜卑人了。据我初步统计，唐朝宰相至少有23人是胡人，其中主要是鲜卑人。那时候说“胡人”就象我们现在说“洋人”一样，没有歧视的意思。在唐朝，有23个外国人当“国务院总理”，可见唐朝对外国人一点也不歧视。再说汉朝，汉武帝与匈奴交战，匈奴分裂投降了。其中一个匈奴王子叫金日［石单］，很受汉武帝重用。汉武帝死后，他的身后大事交给两个人，一个是霍光，一个就是金日［石单］。由此可见，我们民族壮大的重要原因就是非常开放。
我在武侠小说里写了中国武术怎样厉害，实际上是有些夸张了。中国人不太擅长打仗，与外国人打仗时，输的多，赢的少，但是我们有耐力，这次打不赢没关系，我们长期跟你干，打到后来，外国人会分裂的。如匈奴很厉害，我们打他不过。汉高祖曾在山西大同附近被匈奴人围困，无法脱身。他的手下便献了一条妙计，去向匈奴皇后说，汉人漂亮的小姐很多，你如果把汉朝皇帝抓来，把汉人打垮了，俘虏了大批汉人中的漂亮女人，你这个皇后就要糟糕了。匈奴皇后中了这个诡计，便退兵了。匈奴后来分为南北，南匈奴投降了汉朝，北匈奴则向西走，一部分到了英国，以至灭亡了整个西罗马帝国。有意思的是，匈奴的一半被中国抵抗住了，投降了，另外一半却把整个欧洲打垮了。隋唐时期的突厥也是如此，他们分为东突厥和西突厥。东突厥向隋唐王朝投降了。慢慢地被华夏民族所融合。西突厥则向西行。来到了土耳其。后来土耳其把东罗马帝国打垮了，把整个君士坦丁堡占了下来，直到现在。所以我们不要一提起历史就认为我们民族不行，其实我们民族真正不行，只是16世纪以后的三、四百年的事情。最近我在牛津大学的一次聚餐会上遇到一位很有名的研究东亚经济的学者，他和我谈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前途时说，中国的经济自古以来就很发达，人均收入一直是全世界第一，只是到了16世纪以后才慢慢被英国赶上去。而国民总收入却是到了1820年才被英国超过。中国国力居世界领先的地位竟保持了二、三千年之久。那位学者对中国经济前途非常乐观，他说大概到2020年时，中国的国民经济收入又会是全世界第一，并能长期保持下去，恐怕至少在那之后的四、五十年内没有任何国家能够赶得上。我听了之后很兴奋，问他是否有数据？他列举了很多统计数字。他是专家，不会随口乱说。我觉得他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实际上我们中国古代在科学技术方面一直是很先进的，到宋朝尤其先进，大大超过了欧洲。那时我们的科技发明，欧洲是远远赶不上的。如造纸、印刷、火药、罗盘等在宋朝已经非常兴旺发达了。现在大家用的钞票也是中国发明的，在宋朝时代就已经开始使用了。那时我们的金融制度相当先进，货币的运用相当成熟。那么欧洲人什么时候才开始转机呢？应该说是到了中国的明朝，从那时起，中国开始落后了。我想其中原因，一个是政治上的专制，对人民的思想控制很严，一点也不自由开放，动不动满门抄斩，株连九族，吓得人们不敢乱说乱动，全部权力控制在皇帝一人手里。另一个原因就是明朝对付不了日本倭寇的入侵，便异想天开，实行所谓海禁，把航海的船只全部烧掉，以为如此一来就能断绝与倭寇的来往，饿死倭寇。这是对日本完全不了解。这种愚蠢的禁令，当然是永乐皇帝之后、郑和下西洋之后的事情了。明朝一实行封锁，整个国力便开始衰退。与此同时，西方科学却开始发展，工业革命也开始了。有一个有趣的时间值得注意，那就是16世纪初的1517年，德国马丁.路德公然否定教皇的权威，反对神权控制，就在这个时候，我国明朝的正德皇帝下江南。正德皇帝是个很无聊、很腐化的昏君，他下江南干了许多荒淫无耻的勾当。大家知道，在隋朝、唐朝，中国是很富强的，到了宋朝、元朝也还可以，那时候科学发达交通方便、对外开放。而欧洲正是封闭的时候，一切都由教廷控制，学术思想不自由。你说地球围绕太阳转，他却要你坐牢，一切都是封闭的。到了16世纪，欧洲自由开放了，科学发明开始了，可中国反而长期封锁起来了。这是最大的历史教训。
今天讲了这么多，无非是要大家明确两个观念，那就是改革和开放。中华民族之所以这样壮大，靠的就是改革和开放。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内部要积极进行改革，努力克服困难，改革成功了，我们的民族就会中兴。同时我们还要对外开放，这点更为重要，因为中国人有自信心，我们自信自己的民族很强大，外来的武力或外来的文化我们都不害怕。
另有一个重要观念，今天没有时间详谈。我认为过去的历史家都说蛮夷戎狄、五胡乱华、蒙古人、满洲人侵略中华，大好山河沦亡于异族等等，这个观念要改一改。我想写几篇历史文章，说少数民族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北魏、元朝、清朝只是少数派执政，谈不上中华亡于异族，只是“轮流做庄”。满洲人建立清朝执政，肯定比明朝好得多。这些观念我在小说中发挥得很多。希望将来写成学术性文字。
上面我讲到的那位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他初期写《历史研究》这部大著作的时候，并没有非常重视中国。到他快去世的时候，他得出一个结论∶世界的希望寄托于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结合。他认为西方文明的优点在于不断地发明、创造、追求、向外扩张，是"动”的文化。中国文明的优点在于和平，就好象长城，处于守势，稳、调和，是“静”的文化。现在许多西方学者都认为，地球就这样大了，无止境地追求、扩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今后只能接受中国的哲学，要平衡、要和谐，民族与民族之间要相互协作，避免战争。由于科学的发展，核武器的出现，今后的世界大战将不可思议。一些疯狂的人也许执意要打核战争，殊不知道这种战争的结局将是人类的同归于尽。这种可能性不能说没有，我所接触到的西方学者目前对打核战争都不太担心，他们最担心的是三个问题∶第一是自然资源不断地被浪费；第二是环境污渠；第三是人口爆炸。这三个问题将关系到人类的前途。所以，现在许多西方人把希望寄托于中国，他们希望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哲学。他们认为中国的平衡、和谐、团结的哲学思想、心理状态可能是解决整个人类问题的关健。
最近牛津有一个十分盛大的宴会，伦敦《泰晤士报》前总编辑李斯.莫格勋爵也参加了，他曾谈到，十九世纪世界的经济中心在伦敦，二十世纪初转到了纽约，到了战后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则转到了东京，而二十一世纪肯定要转到中国。至于这个中心是中国的北京还是上海。依我看，在北京或在上海都不是问题，只要是在中国就很好。
□原载《明报月刊》1994年12月号
崇高的人生境界
某夜，在闲谈中，一位朋友忽然问我：“古今中外，你最佩服的人是准？”我冲口而出的答复：“古人是范蠡，今人是吴清源。”
这不是考虑到各种因素而作的全面性客观评价，纯粹是出于个人的喜好，以大智大慧而论，我最敬仰的自然是释迦牟尼；以人情通达而论则最佩服老子；文学与历史著作中我最喜欢司马光的《资本通鉴》。当时所以说范蠡和吴清源，是因为我自幼就对这两人感到一份亲切。我曾将范蠢作为主角而写在《越女剑》的一个短篇小说中。至于吴清源先生，自然是由于我喜爱围棋，因而对他不世出的天才充满景仰之情。
围棋是中国发明的，近数百年来盛于日本。但在两千年的中日围棋史上，恐怕没有第二位棋士足与吴清源先生并肩。这不但由于他的天才，更由于他将这向以争胜负为唯一目标的艺术，提高到了极高的人生境界，吴先生在围棋艺术中提出了“调和”的理论，以棋风锋锐犀利见称的坂田荣男先生也对之一再称誉，认为不可企及。吴先生的“调和论”主张在棋局中取得平衡，包含了深厚的儒家哲学和精湛的道家思想，吴先生后期的奕棋不再以胜负为务，而寻求在每一局中有所创造，在艺术上有新的开拓。放眼今日中日棋坛，能有这样胸襟的人可说绝无仅有，或者武宫和大竹两位略有近似之处吧，但说到天才，却又远远不及了。
佛家禅宗教人修为当持“平常心”。吴先生在奕艺中也教人持“平常心”。到了这境界，奕棋非但不是小道，而是心灵修为的大道了。吴先生爱读“易经”、“中庸”，在宗教上信奉各教殊途同归的红□教。他的奕艺，有哲学思想和悟道作背景，所以是一代的大宗师，而不仅仅是二十年中无敌于天下的大高手。大高手时见，大宗师却千百年而不得一。
教我围棋的老师之一王立诚先生前年到我家作客，随同前来的有小松英树四段（当时）。晚上他们不停用功，向我借棋书去研究，选中的是平凡社出版的四卷本《吴清源打棋全集》。他们发现我在棋书上划了不少红蓝标志，王老师后来赞我钻研用功，相信他心中一定奇怪：“为什么你这样努力，棋艺却仍然如此差劲儿？”这句话他不好意思问，但问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吴老师输了的棋你大都没有打？”因为我敬仰吴先生，打他大获全胜的棋谱时兴高采烈，分享他胜利的喜悦，对他只赢一目半目的棋局就不怎么有兴致了。至于他的输局，我通常不去复局，打这种谱时未免闷闷不乐。相信这情形也解答了王老师心中的疑问，我非但完全不能了解吴先生棋艺的精诣，不能体会到他在棋局中所显示的冲淡平远，事实上是以娱乐的心情去打谱，用功自然是白用了。这大概是举世围棋业余爱好者的通病。其实，吴先生即使在负局之中也有不少精妙之着。但这些妙着和新颖的构思，也只有专家棋士才能了解。前两年称霸日本棋坛的赵治勋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他生平钻研最勤的是吴清源先生的棋局，四卷《吴清源打棋全集》已翻得破烂了，必须去买过一套新的。相信数百年之后，围棋艺术更有无数创新，但吴先生的棋局仍将为后世棋士所钻研不休。因为吴先生的棋艺不纯在一些高超的精妙之着，而在于棋局背后所蕴藏的精神与境界。
《天外有天》这部书写出了吴先生一生奕棋的经历。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吴先生毕生所寻求的，其实是一个崇高的心灵。只因为他的世俗事业是奕棋，于是这崇高的心灵便反映在棋艺上。新布局法、大雪崩内拐的定式，以及其他各种为人盛所称道的创造，其实只是余事而已。在吴先生崇高的心灵中，恐怕在近百局“十番棋”中将当世高手尽数打得降级，也只是人生中微不足道的过眼烟云吧。
很有机会为一位平生景仰的大宗师的回忆录写序，实是莫大的荣幸。
北国初春有所思
一、高空的遐思
中国民航的班机从启德机场起飞后，俯视下方美丽的香港海山与高楼大厦，思潮起伏。
我想起最近因港督彭定康提出政改方案建议而引起的剧烈争议，香港人的忧心不安。彭定康先生建议的主要内容，以及香港社会上的辩论争执，在五年前的1988年，事实上曾经大同小异的出现过。其时香港有一群人要求1997年后加快发展民主的速度，要求立法局议员全部由直接选举产生，反对功能团体的选举，反对循序渐进的发展民主，此后引致游行烧报纸，烧基本法草案。
但基本法既已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当时伦敦和香港当局都公开表示满意与接受，一切争议都已由法律条文正式解决了。为什么忽然又要将已经解决了的争议用另一种方式再提出来呢？
在参与起草香港基本法的五年期间，与中方领导人及草委们不断交换意见，我充分了解，期望香港今后长期稳定繁荣，保持目前的制度基本不变，维护香港的自由与法治，这一点中方和香港人的意愿与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大家都盼望越少改变越好。中国当局肯定维持香港的现有制度对中国有利，香港人更觉得保持不变以香港人有利，那为什么要改变呢？中央联合声明和基本法，就是以国际条约与国家立法的形式，规定现有制度尽可能不作改变。
由于共产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社会有极大差异，香港人期望能争取到一些保障。中方为了使香港人安心，在许多方面都作了让步。我认识到什么是中方让步的极限与底线，当时的所谓“主流方案”与“双查方案”，相信已到达了底线；而其中“取消大选举团”、“10年后公民投票”等几项，事实上已超载了底线，中方是勉为其难才同意了的（在“六四”之后终于叠同删除）。但当1988年秋冬之季，香港社会上有很大一部分人不明内情，认为基本法的草案制订得大大不够民主，甚至是违反民主。
现在彭定康挟英国举国之力，再加上美、加、澳的国际政治势力，企图旧事重提，推翻基本法成议，改变功能团体选举性质，加速直选，这能做得到么？
我相信不能够。目前要修改基本法的规定固然不可能，即使在1988年、1989年，彭定康先生就算当时已是港督，结合急进民主人士提出这一套主张来，也决不能为中国当局所接受。在1988年时许多人不了解这一节，到了今日，从中国当局的强烈反应中，总应该明白了吧。中国当局不愿改变香港现存的稳定繁荣局面，不愿急剧改变政治制度，拿对他们十分重要的香港来做冒险性试验。决定了的方针是：摸着石头过河，一步步的发展，有了确定的成绩，局面稳定，再前进一步。
全世界都注视着香港，中国在香港恢复先例主权之后，决不能在政治制度上立即急速大改，以致社会混乱，经济衰退，人民生活水准降低。
民主制度循序渐进的发展，经济可确保繁荣兴旺。全面直选的到来最迟得十年，决不致拖垮经济。香港数年内还经受不起南韩那样的街头流血，台湾那样立法会议内的殴打武斗。
去北京之前，查济民先生（他是高我三辈的族尊）吩咐我为《香草诗词》的第二辑写几首诗。《香草诗词》是前香港基本法草委所作诗词的一个集辑，两年前已印了一辑。济民先生70岁开始学诗，今年刚做过了80大寿，对作诗填词兴致很高，有些讽世忧时之作着实不错。我作旧诗的功力自知甚低，连平仄黏拗也弄不清楚，但长者命，不敢辞，半宵不寐凑成了四首。
参覃有感四首
南来白手少年行，立业香江乐太平。
旦夕毁誉何足道，百年成败事非轻。
聆群国士宣精辟，策我庸驽竭愚诚。
风雨同舟当协力，敢辞犯难惜微名？
京深滇闽涉关山，句酌字斟愧拙艰。
五载商略添白发，千里相从减朱颜。
论政对洒常忧国，语笑布棋偶偷闲。
钱费包张俱逝谢，手抚成法泪潸潸。
法无定法法治离，夕改朝令累卵危。
一字千金筹善法，三番四复问良规。
难言句句兼珠玉，切望条条奠固基。
叫号长街烧草案，苦心太息少人知。
急跃狂冲抢险滩，功成一蹴古来难。
任重道远乾坤大，循序渐近天地宽。
当念万家糸苦乐，敢危百姓耐饥寒。
哗众取宠浑闲事，中夜抚心可自安？
当飞机高飞入云，再也望不到香港时，我回忆起当年参加起草基本法的种种经过。又想起报馆里的一些同事，电脑排字部与机器房的工友，写过信给我的报纸与小说的读者，我的司机和他的子女，街头的报贩，他们大都是生于斯、长于斯，而又将老死于斯的人，人生本已多忧患，又要为1997而忧心。为什么一断有人要掀起风波，更增他们的苦恼呢？
二、北国春早似江南
离开香港时料想北国春寒料峭，所以带了厚毛衣和大衣，岂知抵达北京，下得机来，阳光普照，竟然略有江南阳春三月的意味。来机场接我们的李源潮先生只穿一套薄薄的西服。
李先生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第一局局长，负责对外联络的工作。我这次去北京，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港澳办公室、新华社香港分社共同邀请，和香港分社副社长张浚生先生及他的秘书郑浙民先生同行。李先生是全国政协常委，其时正在开会，他还是全国青年联合会的副主席，看来很年轻。
从机场到市内，正在修一条高速公路，不久就可通车。我们到得早了一个月，树梢尚未见嫩芽，待得四月间，那就满城万花似锦了。
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见曾建徽主任。新闻办与港澳办是国务院属下的平行机构。国务院属下有“部、委、办”三种不同机构，级别相等，负责人是部长级。新闻办公室本来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对外宣传机构，目前工作性质有所改变，减少了共产党的宣传任务，而加强提供信息、对外联络及协助传播媒介、联系沟通等等工作，所以划规国务院系统。曾先生和属下司局级负责人都精通外语，谈到国际及香港各种事务时，消息灵通得很。他告别强调，香港记者想询问情况，随时可请他们协助，新闻办会尽力相助联系有关方面机构。早一日港澳办主任鲁平会见记者，主持招待会的就是这位曾先生，香港人在电视中都见过他了。
晚上曾先生在燕莎中心设宴。燕莎中心是一个包括酒店、商场、餐厅的综合场所，规模很大，“莎”是德航lufthansa。百货公司的规模也不小，人们一层层的参观。有一座啤酒厅相当别致，酒排里有一双硕大无朋黄铜啤酒桶，旁边一间大房中是一只只的啤酒发酵大木桶。啤酒厅供应最新鲜的自酿德国式啤酒。营业直至凌晨二时，我们去参观时见已坐满了酒客，人人手持大杯，宛然是德国慕尼黑啤酒厅的景象，估计外国顾客约四分之一。
晚宿港澳中心，是瑞士酒店专家管理的旅馆，设备及服务与瑞士本土的旅馆无甚差别。中国人手多，服务水准虽尚不及香港，但胜于欧美。房间的信笺信封上都印了我的英文姓名，可见服务的素质。
三、中国将是经济巨龙
3月19日上午去参观秀水街等几处成衣售卖摊档，是出于我们的要求。
这些摊档全国闻名，主要是供应来自东欧的顾客。秀水街的摊挡品质较好，价格自然也贵些，光顾的大都是匈牙利、捷克、波兰等国人。使馆区附近一两条街的摊档则是以供应俄罗斯及独联体其他国家的商贩为主。这些东欧商贩提了极大的条纹胶布袋，和摊档东主讨价还价。讲价钱用小电子计数机进行。东主在计数机上按一个数字，商客摇头，叽哩咕噜的讲几句外国话，另按一个数字；东主连说no，no，加上几句破碎的英语甚至北京话，再按一个数字，相信是减了价；客商再摇头，再说外国话，再按数字。如此如此，终于双方点头，各说对方都不懂的语言，满脸笑容的成交。
客商将各种廉价的花布裙、丝衬衫、羊毛衫、牛仔裤等等塞满一只只大布袋，提到街口，有人手持一卷卷的阔条胶纸，将布袋全部严密包封；又有小货车、单车、三轮车、的士等候载客运货。
这几条街据说营业极旺，下午三、四时挤得水泄不通。据街道的管理员说，一个普通摊档每月营业额约10000元，除去货物成本5000元，摊位租金、管理费、税项、水电等约2000元，每月可得利润3000元。一对夫妇经营一个摊档，生活很富裕了。管理费中包括清扫、晚间巡更、翻译人员（用于解决退货、换货等较复杂的问题）。
典型的东欧商贩是高高瘦瘦、30岁左右的男子，衣衫的水准远不及一般北京人，板起脸孔，眼露疲色。大多数摊档工东主则红光满面，矮胖矮胖而全是笑容，身旁的妻子则大声叫嚷而忙碌。忧郁冰冷和乐天务实，在这里表现了明显的对照。
在这里看到了最简单的市场经济的运作。许多作坊工场制造大批简单的衣裤，贩卖、市集、包扎、运轮、互助、管理，大批人力自发的辛勤努力，政府几乎完全不必插手，经济自然趋向繁荣。个体户晚上收了摊档，喝几瓶啤酒，吃一只鸡，日子过得安适而快乐。
像这样的经济活动，中国数千年前早就有了。现在不过政府不再禁止干预，任由天性勤劳而善于经营的中国人发挥原有的本领。这种本领使得中国人在亚洲四小龙中占其三（另一条小龙南韩，在秦、汉、唐时都曾属于中国，直到清代仍是中国的保护国，深受中国文化影响）。这种本领，使得千千万万华侨在全世界成家立业，发达兴旺。
中国全国在经济上正大举改革开放，其实改革开放的第一步，只消除去种种阻挠市场经济的障碍，解放中国人固有的勤劳积贮、善于计算的天性，中国在经济上不久就是一条巨龙，不单是亚洲的巨龙，而且是世界的巨龙。
再加上教育、扶助、调节、以法律维持社会和市场秩序（这些是政府的功能），这将是一条健康而友善的巨龙。
四、开放的中国盼奥运
李源潮先生带我们去参观亚运村。体育场和运动员宿舍的范围太大，我们只能坐在汽车里绕着兜个圈子，远观一番。
北京城里仍然到处是欢迎奥运会考察的中英标语。强调的是“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更加开放的北京迎接公元2000年奥运会”。这样的口号无处不在，甚至我们所在港澳中心酒店，健身房的名称也是“2000年奥运健身房”。
香港奥运协会支持在北京举行奥运会。中国当局对香港奥运会此举十分高兴。根据基本法规定，1997年之后，香港仍可用“中国香港”的名义，自组队伍参加国际体育活动。如果公元2000年的奥运会在北京举行，那将是香港首次以“中国香港”的名称参加。
奥运会如能在北京举行，我想最大的好处是中国强调“开放的中国盼奥运”。这件事当会推动造在“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的进程和速度，更加积极的投入国际大家庭，接受国际间公认的普遍价值观念，对法治和人权的尊重，对民主政治的逐步发展，对人民重视道德和礼貌的教育，更加重视“公平竞争”的习惯等等，等等。
但中国也有不利的因素。不过即使争取不到，那也不必太失望。在争取的过程中，已经拿到数不清的无形金牌了。
五、见故乡人谈故乡事
19日上午，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省长万学远会见并宴请。他们两位正在北京参加人大会议。
在香港时，新华社曾问我，除了预定要见的中央领导人外，还想见谁。我想，人大、政协正在紧张开会，不便要人家抽时间出来，打扰重要工作，所以只提了一句：“如果浙江省领导人那一位有空，想请他谈谈家乡情况。”不料两位领导人都到了。此外与宴的还有嘉兴市副市长范巴陵女士，她是一位作家，去年12月我去嘉兴时承她相陪同游南湖。她说我所捐赠的“金庸图书馆”建造顺利，嘉兴杜云昌市长要求“保证质量、保证进度”，预定年底可以落成。
万学远省长是新当选的。最近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选省长，3个候选人竞争激烈。据说中央比较支持原省长葛洪升，第1、2次投票时他都领先。但第三次的投票（淘汰了第三名候选人而投票）时给万学远反先而当选。葛洪升是部队出身的山东人，在浙江工作已数十年。去年我去杭州时，他曾请我吃饭，介绍浙江的经济发展情况，头脑很清楚。事后我问起其他工作人员，有人说葛省长抓工作挺好，领导浙江的工农业发展都相当理想，只可惜脾气急躁些，同时他的山东话有一小半听不懂。万学远省长是上海人，看样子斯斯文文的，大概人缘很好，要投票选举，语言与人缘两者就占便宜了。无论如何，那总是在循序渐进的发展民主。
张浚生先生是福建长汀人，但过去长期在杭州读书和工作。他在浙江大学毕业，在浙大当光学教授，实际从事过的科学工作范围很广，包括制造天文望远镜、电子显微镜、红外线仪器等等，后来调去当杭州市委书记。他早已以杭州为家，儿女都在杭州。他的秘书郑浙民先生人如其名，是浙江人民。所以我们三人听李书记谈浙江事务，都感到熟悉亲切，也有了一份了解，其中当然是我了解得最少，因为离家乡既久，也少有回乡。
浙江省的工农业生产在全国是颇为先进的，发展速度名列前茅。不过近年来名气没有“三东”大。所谓“三东”是广东、山东、辽东。我想不久又得加一个浦东，成为“四东”。其实浙江的绍兴、宁波、温州等地发展市场经济也很有成绩，尤其是温州，事事抢选创新。江苏南部的经济产值是全国最高的，据说单是无锡一县，就超过西藏、青海、甘肃三省的总和。全国100个强县中，无锡县居首。所以“四东”似乎应该指“江东”，传统上那是江浙一带。
六、江泽民谈中国的脊梁
19日下午3时半，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南海会见。
张浚生先生陪我走进客厅时，江总书记到厅门口迎客想见，厅内已到的有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丁关根、港澳办主任鲁平、新闻办主任曾建徽、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
江总书记先说：“查先生久仰了，今日初次见面，我们十分欢迎。你的小说在内地有很多读者，许多领导人也很爱看。我没有仔细读过，但翻阅过，知道你的小说中包含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地理背景、中国文化传统、人情风俗等等。”
我谦逊一番后说：“这次来北京，人大、政协正在开会，各位都很忙碌，前来打扰，很过意不去。”
江：“查先生来，我们总是欢迎的，很有兴趣和你谈谈，交换意见。人大、政协的会开得很好，很顺利。你是1924年生的，还是浙江口音，乡音未改哪，鬓毛却也未衰。你比我大两岁。”他转口问丁关根，丁是1929年生，江苏无锡人；鲁平是上海人，周南是山东人，都比江泽民小一岁，曾建徽小2岁。江泽民说：“我们年纪都差不多，也都是在胜利前后和解放前上的大学，都经历过民族和国家的艰危困苦，有许多思想感情是共通的。我读你的政论文章，有些地方能起共鸣。”
他指着茶几上的一本《明报月刊》一月号，说：“比方说你这篇文章中谈到民主的发展，各国国情不同，发展的方式和速度各有不同。英国自大宪章开始到妇女有选举权，足足经过了700年之久。这一点我很同意。英国人本来是尊重传统的、喜欢切合实际而循序渐进的民族。他们到现在还有上议员，所有贵族议员全部是皇室任命的，并非民选。彭定康先生怎么到香港来忽然搞这么一套。你这篇文章的英文翻译我也看过了。”他指指《明报月刊》旁边放的几页英文复印本，有几行底下划着红线，相信是他新闻记者时表示同意的。
他问起一般香港人对于中英争议的看法。我说工商界人士大都不赞成彭督的方案，一般职工和青年学生则支持，目前双方的人数大概差不多，也或许低薪人士和青年支彭的人数略多。一般而论，普通香港市民对于争执的内容实在并不明白，大家只希望中英谈判合作，香港社会稳定繁荣，平衡过渡，不希望突然有急剧的改变。所以鲁平主任在记者招待会中肯定宣告中国不会提早收回香港，所谓“另起炉灶”乃是完全根据基本法的规定办事，香港股市立即大升。这可以充分反映了香港工商界的观点。
此后有30分钟左右的时间谈论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和英国的政治局势。我总的印象是，江泽民并没有太激烈的主张和言辞，但对原则和外交立场十分坚持，表示没有退让半步的可能。他说：“中国人是有脊梁的，决不会对外国人的无理压力弯腰。”他说：任何外交上的磋商谈判，双方当然可能各自作出合理的让步，以换取对方的让步，由此达成协议。但协议既然成立，就决不容许食言反悔，言而无信。就算是面对有组织的西方国家强大压力，我们也决不会屈服。中国自解放以来，从来没有不遵守国际公约、协议的纪录。中英联合声明我们必定严格遵守，基本法的规定要切实执行，和外国达成的谅解和协议必须照办。
他说：“‘中国人是有脊梁的’这句话是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中说的。他有民族气节。他是浙江人，你们浙江文人很多，宋朝的大诗人陆游也是浙江人。他的诗词我想有三个方面，‘红酥手，黄滕酒’的《钗头凤》是爱情方面的；许多田园和抒情诗词是冲淡洒脱方面的；后世人最重视的是他的爱国诗，尤其‘死去原知万事空’那一首，几乎没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不知道、不赞赏的。”
他说：“我是学电机工程的，丁关根同志也是学科技的，我们都是上海交大毕业。我不搞文艺，但喜欢文艺，关根同志也是。”
此后他和我谈了一串中外文艺作品：
他最近借了俄国一部电影的录像带来看，是根据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拍摄的，他说这表现了旧俄时代高尚的人道主义精神。
托尔斯泰的另一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他说，那可说是俄国《红楼梦》，通过家庭生活来反映封建社会对人性的束缚。
莎士比亚的戏剧timonofathens，他觉得剧中主角狄蒙斥骂雅典人崇拜金钱、生活腐化、朝三暮四、品格卑鄙的部分十分淋漓痛快。我想他特别提到莎士比亚这部比较次要的剧作，当是其中含有强烈的政治内容，以及当时雅典人“一切向钱看”的心态淹没了高尚的情操，这种危险的精神状态值得注意。
他关于鲁迅所说“中国的脊梁”，我回到香港后查阅鲁迅《且介亭杂文》，这句话出于《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作于1934年9月。该文的最后三段是：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人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以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欲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七、谈到香港、西藏
后来又谈到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他说：“‘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保证是一定要实现的。关于内地和香港人的关系，我曾说过一句‘河水不犯井水’。香港就有人说，我只说‘河水不犯井水’，没有说‘井水不犯河水’，意思是井水可以犯河水。其实我们中国人有许许多多歇后语，两句话说了前一句，就包括了后一句，用不着全部说完这么罗嗦。我说‘河水不犯井水’，就包括了‘井水不犯河水’的含义。查先生你的小说中不是有很多歇后语么？这是中国语文的一种特色。”
"努力保持香港的稳定繁荣，是我们的长期国策，那是决不会改变的。”
他说：“我到过香港三次。一次是1965年，一次是1980年，第三次是1983年，那时我是电子工业部部长，出国访问，经过香港。新鸿基的冯景禧先生招待我去参观股票交易所，香港人叫做‘金鱼缸’的。那次住在新华社的招待所，靠山面海，风景好得很。香港的经济发展很有成绩，我一直很注意。”
"香港人大都要求稳定繁荣，凡是支持香港稳定繁荣的，得到香港人拥护，破坏稳定繁荣的，香港人就反对。其实香港要稳定繁荣，中国何尝不要稳定繁荣？全世界都需要稳定繁荣。中国12亿人永远站在稳定繁荣一边，一方面要坚持和平，另一方面是坚持原则，不容许别人乱七八糟的乱搞。”
他接着谈到西方国家对于西藏的干预，谈到他去西藏视察的经过，那一次是和丁关根同去的。他说先在青海过一夜，分阶段的适应高山气候，也即是“循序渐进”的应付困难环境；不过去向班禅喇嘛的遗体致敬时，室内空气不畅，酥油灯烟雾缭绕，还是感到有些晕眩。
"美国人老是根据不准确的资料，说我们欺压西藏人，可是我们每年给西藏补贴多少个亿啊，他们不是不知道，就是不提。西藏解放前，西藏一部分穷人是奴隶。北京有一个关于西藏的展览馆，有很多实物。穷人给奴隶主斩手、斩脚、剥皮的情状都可以看到。美国前总统卡特和我会见时，曾说西藏本来有600万藏人，现在其中大部分是汉人，说西藏地方给汉人占了。其实西藏自治区人口300万，其中藏人290万，汉人只有8万。西藏高原那样空气稀薄的地方，汉人长住是受不了的。在四川、青海、甘肃境内的藏人另有200多万。我拿具体的资料给他看，卡特笑了，他说他手头的资料中，居然说四川成都也属西藏。”
"1997年之后，香港不用缴税给中央，中央也不给香港补贴。可是现在我们每年给西藏补贴，改善人民生活，发展公路等等现代化设施。汉人人多，经济力量大，对于兄弟民族，我们是一贯支持帮助。”
八、新闻、经济、对港政策
我问到新闻领域和文艺领域方面，今后如何进一步开放。
他说：“去年10月我在十四大所做的报告中，提出九十年代改革和建设的十大任务，其中就有大力发展教育、充分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任务，要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建设提高到新水平，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这不是八股式的口号，而是真正切切实实的做到。”
"新闻报道必须根据事实，决不是不可以提批评建议，但重点是鼓励全体人民乐观向上，精神奋发。文艺创作也不是不可以反映社会的阴暗面，不过主流应当是振奋人心，激励人民的民族自豪感。我们中国有这样伟大深远的文化遗产，有许许多多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一想起来就令人精神大振。我国历史上多少伟大的人物，干下了多少伟大的事业？12亿人民极大多数是十分可爱的，有许许多多美好的事物可以抒写和歌颂。”
我提到目前社会风气还是有令人忧虑关注的地方，贪污腐败的情况需要密切注意，是否有加强法治的良策。
他说：“这是中央的重点工作之一。这次人大开过之后，我们立刻要快马加鞭的制定许多法规，尤其是经济法规。在经济法规的制订和执行上，我们落后于先进国家很多。中国要成为一个经济大国，这些方面非快速赶上不可。例如公司股分制度，股票交易制度，就需要尽快完善。”
在谈到股分制度时，他说：“目前上海和深圳的股票交易，我们不准备大举在其他地方扩展，要先有良好成绩和经验再说，不能一下子就搞乱了。”
我说在较小规模的乡镇企业和城市私营企业中，不妨鼓励私营合作和股分制度，用以吸收民间融资，发展生产，同时可以减低通货膨胀，节制不正常的奢侈浪费。他点头同意，其后谈到目前税收制度相当不完善，急须改进。他说，“许多个体户和小集体企业，赚钱很多，但几乎不缴税。只要每个小企业多缴几百元税，国家财政就会大大改善。”我说征税制度要做得完善是很不容易的。目前只能说是“藏富于民”的阶段，民间财富多了，国家自然兴旺发达，另一方面也要严格禁止不合理的摊派和非法征税。他说：“要点是建立完善的法治制度，立法和执行都须大大改进。”
谈到外国的大企业经验时，他举了美国、法国、荷兰的许多例子，又提到德国奔驰公司，科威特国家银行占了很大股份，原来的大股东反而变成了小股东，但公司仍然经营很好。他认为中国不少国营公司亏蚀很大，急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方向下改革结构。我说：“好像你刚才所说的美国通用汽车公司、ibm、德国的奔驰汽车公司等等，总经理、厂长等等不一定是大股东，都是受薪的雇员。我国许多国营公司国有的所有性质不变，但可以雇用最精明能干的人来管理经营，为国家赚大钱，付给管理人员的薪金酬劳再高，也只占利润的一个极小百分比，胜于年年亏损，国家要补贴。”
他说：“我们目前的重点工作之一，正是人把大中型企业推向市场，使企业真正成为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的主体，并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聘请能干的管理、经营人才自然是绝对必需的。至于国有的小企业，甚至可以出租或出售给集体。”
预定谈话的时间是一小时，但江总书记谈兴很高，我看时间已超过了将近半小时，于是说：“请问关于香港问题，江总书记还有什么话要对香港人说？”
他想了一想说：“第一，香港问题在九七之前，是中英两国政府之间的事，绝对不容许第三者插手干预；在九七之后，是中国的内政，自然不容许外人干涉。有人企图将香港问题国际化，那是绝对办不到的。第二，中国政府严格遵守一切国际协议和承诺，希望别的有关国家也同样严格遵守。第三，中国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后，必定要使香港人生活得更加幸福快乐，这是我们的基本国策。”
我说，大多数香港人希望中英恢复以前的和谐合作，希望中英对于解开目前的僵局进行谈判。他说：对于我们来说，谈判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的。但法治的基础，一是已制订、公布的法律，二是国际条约与协议。倘若不遵守这两者，什么法治、稳定，全都谈不上了。只要英方切实尊重这两点，恢复友好合作是不难的。
临别时，他拿了一叠书送给我，都与我家乡有关，一共十七本，包括《浙江文化史》、《浙江地名简志》、《浙江方志源流》、《浙江民俗研究》等等。其中有一本《两浙轶事》，是浙江省文史研究馆所编，是萧乾先生所编文史笔记丛书中的一套。江总书记笑说：“这里面有一篇关于你中学时代的事，很有趣，说到你在中学时给训导主任开除的经过。”
九、钓鱼台宴会席上
当天晚上，丁关根先生在钓鱼台国宾馆宴请，一起参加的有曾建徽先生、张浚生先生。丁先生还特地约了我围棋老师聂卫平，他们两人是桥牌的牌友。
宴会的气氛很轻松，聂卫平老师谈到在我家吃螃蟹打破纪录，谈到台湾的沈君山先生，谈到教过我围棋的陈祖德、罗建文两位。丁先生问聂老师：“你有几个围棋弟子？”聂：“最好的弟子是马晓春，但真正拜过师的只有查先生一位。”丁：“你怎么叫徒弟为查先生？”聂：“我崇拜查先生的小说，他年纪又比我大得多，我们是两头大。”丁：“查先生的围棋在香港是不是最好的？”聂（考虑半晌）：“在香港知名人士中第一。”众人大笑。这句外交辞令其真实还不是很准确，即使在香港知名人士之中，我的围棋也决非第一。
席间当然也谈了些正经事，我问到今后的文化新闻政策。丁先生谈得很开放，他还说，宣传部英文译作ministryofpropaganda，在国际间形象不好。他客气的说请教，怎样改一个译名。他说苏联共产党的宣传部从前叫ministryofpropagandaandagitation（宣传及鼓动部），共产党搞革命，名正言顺的要宣传与煽动。现在中共宣传部的任务改变了，虽然仍管思想、文化、新闻和宣传，但在开放政策下，以提供正确资讯，促进沟通交流、内外友好团结为主要工作。我说美国与法国都在informationmunication这两个字眼作过不同选择。丁先生觉得munication这字本来很好，但中国过去有“交通部”，易生混淆。他主张今后中宣部的外文译名是ministryofinformation，但中文名称则不改。
在谈到中国的治安与违法乱纪时，丁先生说，他在任铁道部部长时对此深有体会，但也觉得真正问题并不如一般所想像的严重。他说全国铁路员工400万人，如有万分之一的员工不遵法律规条，每年就有400件案子，报上每天登一件也登不完。但当然决不是说中央对此不加重视，对重犯自当严惩严办。
宴会完毕时，丁先生送我出门时，我问起邓小平老先生的健康情形。他说：“邓公身体不错，去年夏天还在海里游泳。现在偶而还打打牌，脑筋仍和过去一样灵活。他戒烟之后，对健康有明显好处。”
我追忆到十二年前会见邓先生的情景。我一直盼望他健康长寿。
十、姬鹏飞、鲁平的邀请
20日中午，姬鹏飞先生和鲁平先生在钓鱼台国宾馆宴请。与会的都是熟人老朋友。姬夫人许寒冰女士以为我妻子也来京，特地来作陪。此外有李俊、郑伟荣、萧蔚云、陈滋英、王超凤，以及新华社张俊生等各位先生。
宴会所谈，自不离彭定康与基本法。大家都认为，如能根据中英联合声明、衔接基本法、依照中英已达成的协议与谅解三项原则而举行会谈，商讨1995年的选举安排，由此而达成协议，则肯定与彭定康的政改建议截然不同。这有利于中国、有利于香港人，有利于英国和英国工商界以至英国职工，唯一对之不利的只是彭定康的建议。
姬鹏飞先生说，他双眼的白内障不久前在香港动了手术后，右眼视力大有改善，左眼还是不大好。他说到上午去向王震将军的遗体告别。
我不禁想起数年前在香港见到王震将军的情景。当时他问到我的小说，后来我送了他一套，他写信致谢。他对武侠小说还是有些成见，认为年青人沉迷于斯，有碍学业，所以不想让他的孙儿们看我的小说。
王震将军只读过小学三年级，但一生努力学习。文革期间他激烈反对“四人帮”，在新疆主政时保护知识分子，诗人艾青是他所极力回护的。此后对邓小平之复出、平反冤假错案贡献都很大。
十一、山东“天尽头”
参加了港澳办公室的午宴后，下午飞赴青岛。在山东停留了4天，参观了青岛、烟台、威海三地的开发区、高科技发展区、博物馆、甲午战争纪念馆，以及崂山、蓬莱阁、天尽头等等名胜古迹。每处都被要求题字，因为即景挥毫，等于快速智力测验。我颇为懊悔过去没有钻研一下书法，以至写的字毫无功力可言。张浚生先生的字就比我好得多，他说每星期六下午都要练几小时书法。
天尽头是山东东临渤海的最尖端，当年秦始皇曾至此观海，盼望见到神仙。当地有两块胡耀邦题字的碑，一块写“天尽头”三字，另一块写“心潮澎湃”四字。风景管理处的职工循例要我题字留念。我回忆当年会见胡耀邦时他豪爽而毫无保留的谈话，想起他对国家所作的贡献，以及他正直的性格，写了几句：
"天尽头，地尽头，东望沧海水悠悠。追忆胡耀邦，心潮澎湃不能休。”
关于秦始皇，我写了三句：“秦皇观海，东至尽头。混壹邦国，厥功伟焉。获罪于民，不可怜也！”
山东各方面的建设飞跃发展，各地领导人大都热情而豪迈，好些人颇有武侠小说中人物的气慨。
张浚生先生赶着要回香港处理公务，烟台与威海之行由新华社香港分社宣传部长孙南先生陪同。我向他请问：我们去年在大连、沈阳观光，这次到胶东，见到的各级领导人大都是知识分子、大学毕业生，过去中共任用干部，首先要看他的阶级成份，现在怎么改了？孙先生详细解释：在83年、84年间，干部政策有了根本性的改革，只看工作表现、学历、才能，阶级成份完全不理会了。我想中国近年来改革开放所以能得到这样巨大的成绩，不根据阶级成份来任用干部是决定性的关键之一。再者，上大学、分配工作、婚姻、考核等许多方面，阶级成份的因素也已不再计入。一个人出生于什么阶级，父亲是地主、富农，还是资本家，完全不是自己所能选择的，由于所谓“出身不好”而受到歧视，使他终生不以与别人平等，那是最大的违反人权。中共取消阶级成份制度，是十年来在人权问题上所作的最大改进，欧美国家对此全然缺乏了解。
十二、中国的开放与香港的不变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大地上每一处、每一地都分成派系，激烈斗争；香港人则埋头于做生意，开工厂、造房子。现在情况却倒了转来，中国大地上从大城市到乡镇、农村，人人热衷做生意、开工厂、造房子；香港社会上却为政治问题吵得激烈异常，虽然，大家并没有忘了做生意赚钱。
我一向主张香港尽可能现状不变，因为这最安全，对大多数人有利。但我也从来不责怪基于向西方民主制度而要求本地急速推进民主发展的人士，甚至也不反对为了出人头地、争取名利地位而要求政制大变之人。名利地位是极大多数人都想争取的，包括我自己在内。对此，我持一种道德判断的观点。如果所做所为对大多数有利而自己同时得到名利，那是上策；如果对大多数人无损而于自己有利，那是可以接受；但如为了达到自私的目的而去做损害大多数人的事，那是不道德的。
至于所做的事、所提的主张到底对多数人有利还是有害，其中含有主张的判断。
民主最终对大多数人有利。这个判断几乎所有的人都同意。但到底急进发展好，还是循序渐进的发展好，那就有不同意见。欧美政要将“民主”与“急进发展民主”之间划上了等号，我并不同意。
不论是主张急进还是主张稳健，只要出发点真是为中国、为香港、为香港人谋幸福，意见不同没有什么大不了，尽可心平气和的讨论、商谈，不必互相仇视敌对。如果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不顾香港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那么不论口号和言论多么动听，都是不值得尊重的。虽然个人动机如何，旁人难以妄加猜测，但假之以时日，一个人的真面目终究会显露。
值得欣喜的是，中国自上至下，大家已不谈马列教条，真正在改革开放。中国过去教条太多，毫不开放，需要大大开放。香港社会本来充分开放，多数居民满意于现状，害怕九七后有太大改变，那么就不应要求变，而应努力要求不变。
不适合于实际情况的刻板思想是教条。苏联式的马列主义是教条，对中国造成了极大祸害。欧美式的民主本来可以是好的制度，但如不顾香港的实际情况，硬加套用，那也是教条，未必就不会造成祸害。
保守有其稳健和保持传统的一面，急进有其进取与加速进步的一面。这两股力量，在任何社会中都是经常存在的，所以英有保守党、工党，美有共和、民主两党，法有右派与左派政党。香港人在讨论政治之时，似乎应当持一种容纳异己的心态，不妨坚持己见，但对别人的不同主张，也应考虑一下其中的优点。
注：我在1981年夏蒙邓小平主任接见，84年会见胡耀邦总书记，这次会见江泽民总书记，和中共三位最高领导人都作了相当长时间的交谈。以前两次会谈的内容都曾在《明报月刊》发表，这次也不例外。就像过去两次那样，会谈内容当时并未用笔记录，全凭记忆而事后补记，语句和数字或轻微出入。如有错漏，应由本人负责。
金庸谈笔下的美女
香港武侠小说家金庸到台湾参加他的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应邀与台湾演员萧蔷（主演过《一帘幽梦》等电视连续剧）作了一次生动有趣的对谈。萧蔷是金庸迷，金庸也认为“萧蔷人美料多”。
在作品中塑造过众多“美女”的金庸与生活中的美女萧蔷对话，当然有别样情趣。以下是谈话内容：
萧：我是您的忠实读者，虽然没有像学者那样去分析讨论，不过我觉得您的小说对我影响很大，尤其是其中对女人描写，非常细腻。
金：谢谢，不过我到美国开会时，却有人觉得我不懂女人。萧：怎么会？我觉得像《天龙八部》当中，萧峰偷听段正淳和马夫人说话，描写马夫人的声音“腻中带涩，软洋洋的，说不尽的婉转缠绵，令人神为之夺，魂为之销。”我都把它背下来，如果我说话有她一半的功力就好了！金：美女在你面前说话，令人“神为之夺，魂为之销”的可能性比较大，像这样在隔壁听到就这么厉害，可见马夫人是真的美极了。
萧：除了声音，还有在外貌方面的形容，像郭靖第一次看到黄蓉穿女装的描写：“肌肤胜雪，绝色容光，不可逼视。”您觉得美人都是漂亮到令人不可直视吗？
金：这是因为郭靖一直住在沙漠，蒙古小姐大概不太美，不像江南的美女，所以月光之下第一次看见黄蓉就惊呆了，他是因所见不多，才有这种感觉。
萧：您书中对女性角色的形容，赵敏是着墨最多的一个，像“艳丽不可方物”，我一直在想，只有夕阳才会给我艳丽不可方物的感觉，您这么写赵敏，真令我羡慕。
金：赵敏是我比较喜欢的角色，因为她的个性比较复杂，不像有的女孩个性很简单，像双儿就是。
萧：书中还有很多小细节，像赵敏在酒店见张无忌，在小杯子上留下胭脂令张无忌痴痴难忘。我也试过很多次在喝东西时留下口红印，却没有一个人注意我！我从此就愤而喝完就把它擦掉。您是如何注意到这些细节的？
金：是想像的，如果对这个女人没感觉，她做什么都还是没感觉呀！有感觉，什么细节都会注意到了。
记：（报刊记者，下同）《倚天屠龙记》中，殷素素死时对张无忌说“漂亮女人说的话不可相信”，倪匡评说金庸留下了一个谜团。您为什么说漂亮女人说的话不可信？您被美人骗过吗？
金：她是教训儿子，因为她死前想到男女之间的问题，所谓英雄难过美人关，但她已经没时间教儿子了，就用很简单的一个原则让儿子记住。
萧：您可不可以用一句话形容我？
金：我将来如果写爱情小说，就把你当作主角写进去，而且会空前绝后的美。
记：您笔下有很多聪明漂亮的女孩子，但很多人对她们没多少好感，认为她们不适合做老婆，您觉得呢？
金：做情人、老婆的都要聪明比较好。（记者插问：听说您欣赏黄蓉，却不敢娶黄蓉？）如果世界上有黄蓉，愿意嫁给我，我当然要娶了，这样人生会丰富很多。
记：您写的爱情故事都在古代，比较含蓄，现在社会步调快，您书中的爱情还存在吗？
金：其实中国古代的爱情发展步调很快，因为男女见面很难，一见面马上就要表示、要行动，一错过，下次可能没有见面的机会了。现在反而可以常见面，步调反而慢了。
金：段正淳这种人你可以接受吗？
萧：段正淳在当下说爱你时，是全心全意的；但之前和之后就不知道了，所以每个女友都愿意为他而死呀！
金：其实跟一个人交往，感受很深刻，也不一定要天长地久，虽说爱情重恩义，但闪电式的爱情也有很惊心动魂的，两三天也可抵20年。
萧：您喜欢惊心动魄还是细水长流的爱情呢？
金：有惊心动魄也很好。
萧：您小说中很多咬人的情节，像蛛儿咬张无忌、赵敏咬张无忌、小康咬段正淳。嘴巴是很亲密的器官，为什么要用来咬人呢？您被女人咬过吗？金：暂时没有！其实咬人是感情强烈的表现，是不自觉的。
记：您如何面对自己的文字作品被改编成的影视？
金：文字改编成的影视很难，因为看小说，自己的脑中会创造过程，化作一角色，和他发生化学作用；但是，化成影视，惊心魂魄的感受就没了。
记：所以您觉得不论谁来演，影视永远都赶不上文字？
金：很难，其实演员的问题不大，但整个故事情节都改掉就很不好。我很喜欢的作品，就像我的儿子女儿，今天我有事出门，把他托人照顾，结果却被打了，你说痛不痛心？作品被加东加西、东改西改，感觉就像儿子被打。
萧：我觉得不只是痛心，我看到这些影片觉得好像它们只是一幕幕动作而已，对我没有任何意义。看到这些影片，才更觉得您作品的伟大。所谓“武戏文唱”，武侠小说很重要的是动作，您把它写得好、招式也好，而这是很难拍出来的吧！
金：写小说时，会把感情放进去，这很难拍出来。我现在看到《天龙八部》阿朱死的那段还会哭呢！别人自己创造一个故事，我当然更不高兴。
金庸:小说创作的几点思考
首先，我由衷感谢科罗拉多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和中国现代文化研究所主办这个会，感谢系主任urel rasplica rodd 教授、madeline spring 教授的支持，感谢研究生院副院长 dean rodney taylor 代表科罗拉多大学所致的欢迎辞和大学图书馆馆长 dean james williams 的欢迎辞，以及他们所作的各种协助。还要特别感谢此次会议的召集人葛浩文（howard goldtt）教授和刘再复教授，以及会议的秘书长、副秘书长和各位秘书。感谢各位远道而来出席这个研讨会，尤其是李泽厚先生和伦敦大学的赵毅衡先生，他们两位匆匆赶来，一位在会前跌倒，一位在路上扭伤了脚，虽都是小伤，我还是感到十分过意不去，希望两位尽快痊愈。
关于我的作品讨论会，以前中国大陆曾召开过几次，但我都没有参加。前年我故乡海宁开了一次“海宁金学研究会成立会”，冯其庸先生、严家炎先生去参加了。去年，杭州大学的学者们也举行了一次研讨会，提出的论文内容很丰富。今年春天，云南省大理州举行研讨会，严家炎教授、作家协会副主席邓友梅先生、云南省省委书记令狐安先生（他是金庸小说爱好者，自称“令狐大侠”）、陈墨先生等都在会上发了言，我只在开幕式中对参加者表示感谢之后就离开了。我所以不敢参加，是因为这些会议的题目都叫做“金学研讨会”，题目太漂亮，我不敢接受。北京的刘梦溪先生曾写了篇文章说，只有《红楼梦》研究可称“红学”，其他的都不宜称“学”。李白、杜甫的诗篇不够伟大吗？但我们从来没有“李学”、“杜学”。我很同意他的意见。这一类讨论会，最早提出的是刘再复先生，那时他在北京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他在一九八八年写信给我，准备由他们研究所召开一次研讨会。我失礼得很，没有积极支持。只因为我觉得我写的小说内容平凡，没有多大深刻意义，不值得劳动许多学者先生们来研讨。说到“金学”，万万不敢当。我自己目前还在用功读书，希望自己学有所成，将来能做一个学者，不敢让真正的专家学者们来研究我的作品。
香港与台湾出版我小说的出版公司，前几年计划出一本丛刊，刊登讨论我小说的文字，想叫做“金学研究”。我建议改名“金庸茶馆”，大家在其中闲谈，随便发表意见，现在“金庸茶馆”在台湾与香港都已上了 inte ，读者们在网上闲谈，《中国时报》的副刊每星期刊载一次。“金庸茶馆”是中性的，大概不会惹人反感。台北有人组织了个读书会，叫“纸醉金迷会”。台北金石堂书店中有人发起组织一个读者会，到香港来旅行，并到我家来访问，戏称其名为“拜金团”，那是有点自嘲和开玩笑了，大家嘻嘻哈哈，因此我不感到尴尬，还请他们吃了饭。这次开会之前，刘再复教授把确定的题目??“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告诉我，这个题目我能接受。“金庸小说”四个字，符合实际，中性，我写的确实是小说，不是诗。再复兄还给我一份与会者的名单，我看到有这么多的教授、作家、博士、博士侯选人参加，心就动了。这不是因为给了我面子，而是觉得这么多学者一定能给我指教，我不应失掉这个机会。
金庸作品正进行第三次修改
我在这里要向大家透露一个小小的秘密：我的作品正在进行第三次的修改。全部作品都准备出线装本，但要在修改之后才出版。现在我已改定了《书剑恩仇录》，《碧血剑》正在修改中。在第三次修改中，我能听听大家的指教，特别难得。例如我在这次会上听到华东师大李□先生的发言，就很受启发，对修改《越女剑》一篇短篇就很有帮助。李□先生说，在吴越之争中，吴国是文化很高的文明之国，而越国则是文化很低的野蛮之国。越王勾践为了打败吴国，使用了许多野蛮卑鄙的手段，勾践实际上是个卑鄙小人。卑鄙小人取得成功，这在中国历史上好像是条规律。我日后修改《越女剑》将会吸收李□先生的意见，不过，不可能重写太多。这个例子说明，我在这个会上真的得到具体的教益。
刚才我听到加拿大坚尼小姐、英国虹影小姐的发言，也受到教益。坚尼说，李陀先生把人分成聪明人和不聪明人两大种。我以为，这种分类重视先天的资质，不重后天好人坏人的道德判断，也不重视学问高低。好人坏人很难分，用聪明与不聪明来分就容易得多。听说今天来开会的田晓菲小姐，六岁就开始读小说，八岁多发表新诗，十四岁进北京大学，相继获学士、硕士学位，二十岁进哈佛大学攻读博士，今年已获得博士学位。刚才初见，旁人还没介绍，我问她：“你贵姓？”她笑笑说：“姓田，田伯光的田。”一句话就显得聪明之极。李陀先生自己，显然也是很聪明的，刚才我向他请教，请他指出我小说的缺点，他说：“有几部小说结构不好。”我一听就明白了，而且十分同意。我写小说，结构是一个弱点，好像 thomas hardy 的 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还乡记》）、charles dickens 的 a tale of two cities （《双城记》）那样精彩的结构，又如莫伯桑的一些小说，结构的匀称浑成，是我绝对及不上的。现在我只好老了脸皮地说：“结构松懈，是中国小说的传统，反而更近乎近代的西洋小说，与十九世纪的西洋小说不同。”但如《天龙八部》、《鹿鼎记》等几部，结构确有重大缺陷，现在要改也改不来了。
赞美女性以否定男权社会
坚尼小姐批评我在贬抑男人的时候使其女性化，有类似西方男权主义的倾向，例如东方不败、岳不群、林平之。这是我没想到的。坚尼小姐虽然批评我把某些男人女性化，但还是欣赏我的女性描写。我应坦白地说，为什么我把女性写得比较好，因为我崇拜女性。女性不但比我聪明，道德上也比我好，女性的武功不一定比男性强，但她们具有男性所没有的一个根本优点：不把名誉、地位、面子、财富、权力、礼法、传统、教条、社会责任等等看得那么重要，而专注于爱情与家庭。女人往往爱得比男人深刻，至少在潜意识里是这样，许多男性在国家、民族等等漂亮的籍口下追逐名利、追逐权力、追逐身外之物，贪污腐败，做了许多坏事，而女性往往看轻这一切。我对女性的崇拜和描写，就想间接地否定男性社会中扭曲人性、轻视真情的这一切。在小说的人物描写中，我把男性与女性的不同特点严格区分开来，不喜欢男性的女性化，也不喜欢女性的男性化。在我的小说里，愈是好的男人，男人气概愈强；愈是可爱的女子，女性性格愈明显。我不喜欢东方不败，把他女性化了。东方不败等倾向于女性，不是女性不好，而是说他们不像男人。女人而不像女人，例如母大虫、母夜叉之类，也不是可爱的。
刚才虹影讲到女性的下毒也很有意思。我的朋友项庄写过一本书，说金庸小说中女主角有一些是花旦，有一些是青衣。京派第一青衣程灵素不漂亮，但很能下毒。她是第一流人物，我是很喜欢的。她对情郎有著刻骨铭心的爱，品格高尚，下毒也是刻骨之爱的一种表现形式。
武侠小说中“江湖”的审美距离
武侠小说确实有一套表现形式。哥伦比亚大学的徐钢先生讲到江湖问题，又讲到 presentation vs significance 的问题，我想在各位研究比较文学的范围中，这大概就是 form （形式）与 content（内容）的关系，也即是expression （表现）与 idea （意念）的关系。在希腊悲剧中，表演者常带面具，与中国京剧的脸谱差不多，脸上的表情看不清了，而幕后或舞台旁又有大合唱，唱的时候台上的对话暂时停止了（中国的川剧有类似手法），这就使观众和表演者拉开了距离。这一距离令观众意识到舞台上表现的是一个故事，它与现实并不相等。武侠小说中的江湖，与面具、大合唱的审美作用相似，它使读者意识到书中展开的是一个故事，与现实生活不同。陈家洛并非是真的陈家洛，他们在江湖中行走，玩的是江湖中的一套，江湖就使读者获得一种距离，这是不是属于浪漫主义，常有争论。但武侠小说如果用写实主义或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恐怕是很困难的。
宋伟杰博士专门研究我的小说，他的博士论文我也读了，刚才又听到陈颖小姐简要地介绍了他的论文中的一节。宋伟杰的论文写得很好，有些批评我也同意。他说我不知不觉地把汉文化看得高于其他少数民族文化。我的确是如此，过去是这样看，现在还这样看。我现在研究中国历史，最有兴趣的是魏晋南北朝史，其中我又特别喜欢的是北魏孝文帝，他把首都从北方平城迁到中原的洛阳，自己不仅穿汉服，还说汉语，作汉文，写汉诗，甚至要杀拒绝汉文化的人，他是少数民族的帝王，但承认汉文化高于自己鲜卑族的文化，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自然应当平等相待，和睦共处，但也应当承认文化有高低，少数民族学习汉文化时，放弃一点自己的文化，并不吃亏，反而提高了。少数民族的文化也影响汉文化。
人物“原型”之辩析
叶洪生先生讨论到我小说人物的“原型”问题，他举了许多例子，说明某某武侠小说出版在我的作品之前，所以我小说中的某某人物是从那部小说中取材的。从古人书中取材，文学创作向来如此，歌德的《浮士德》、莎士比亚的历史剧，故事均非独创，如果真是这样，倒也不必否认。叶先生说卧龙生的小说《飞燕惊龙》出版在前，所以《笑傲江湖》中的伪君子岳不群是抄自卧龙生所创造的假好人，卧龙生（本名牛鹤亭）是我相当要好的朋友，六、七十年代时我去台湾，台湾的武侠小说家来香港，我们经常相聚饮宴、打牌聊天，我是主要的请客者，所以他们一致称我为“帮主”。这个帮，大概就是胡闹帮，帮中成员主要是古龙、卧龙生、诸葛青云、倪匡、项庄，此外尚有张彻、王羽等等。我做了帮主，总不好意思去偷帮中堂主、香主们的传家宝了。岳不群是伪君子，他的原型相信是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乡愿，德之贱也。”乡愿就是伪君子，孟子形容这种人“媚于世”、“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中国社会中任何地方、任何时代都有伪君子，不必到书中去找“原型”。至于东邪黄药师的原型，那种玩世不恭的高人隐士，中国也是任何朝代都有，伯夷、叔齐、介子推、庄周、柳下惠，《论语》中的楚狂人接舆、长沮、桀溺，以及魏晋时的阮籍、稽康，有一个极长的传统。有些角色的原型也不限于某一个人。如老顽童周伯通这个形象，其原型在历史上就有几个，汉时的东方朔，《三国演义》中的于吉，后来寒山拾得、济公活佛等等，他们嘻笑怒骂，游戏人间，到老还保存著天真。现实社会中也有不少这样的人，香港就有人自称“老顽童”。
我喜欢小说创作，但只是普通的作家，很愿意听取大家的批评。批评也好，指教也好，都能使我得益，对以后的创作会有帮助。今天孙立川先生在发言中说我和鲁迅先生有几点相同处，例如说，都是浙江人，这一点是赖不掉的，又说我们都关心时事，关心国家兴亡，又都曾在外国人统治的地区中生活与写作，但他没有指出不同处，最大的不同处即鲁迅是一位伟大的作家，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作家而已。
最后，我要再次表示谢意，为了参加这次会，有些学者从亚洲、欧洲来，走了很远的路，有的还跌倒负了伤，我心里很过意不去。这就像江湖中为了在武林大会上帮我打几招，自己反而在路上先负了伤，真令我感动。在这次会上我见到了一些老朋友，结识了许多新朋友，尤其是一些年青的才识很高的朋友，真叫我高兴。我最喜欢交朋友，尤其是年轻的小朋友。
谢谢各位朋友的隆情厚意和辛劳。
金庸、严家炎答问录
(我和查良镛——金庸先生曾有机会多次接触，聆听过他的许多高见，但常为时间或场合所限，一些很想知道的问题往往无法涉及，或因谈得不畅而感到意犹未尽。于是我改变办法，事先将问题书面寄给查先生，请他专门接受一次采访，终于在1995年3月3日下午实现了这个愿望。近日稍加整理，并请查良镛先生审阅改定。
这次采访是在轻松漫谈的方式中进行的。可惜当时没有带录音机，记得不好。下面是我提问和查先生回答的大致记录。)
问：您幼年读过四书五经吗？何时开始接触诸子和佛家思想？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怎样？
答：我祖父是清朝进士，大伯父是清朝秀才。到二伯父，就进北京大学国文系念书。我父亲是祖父的小儿子，他上的是震旦大学。我哥哥也上新式学校，与冯其庸是同学。我自己小时候没有进塾读四书五经，一开始就念小学。传统文化除耳濡目染外，主要是我自己慢慢学的。佛经读得更晚。
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许多好东西。像中国史笔讲究忠于事实，记录事实，这就很好，与西方观点也完全一致。史识是作者的，但事实是客观的，不能歪曲。评论可以自由，事实却是神圣的，春秋笔法就是于记载事实中寓褒贬。齐国崔杼杀了庄公，齐太史就记载：“崔杼弑其君。”这位史官很快被崔杼杀了。
史官的弟弟上任后还是那样记载，又被杀。到第三个弟弟，还是写崔杼“弑庄公”。这种史笔就很了不起。
我对传统文化是正面肯定的，不会感到虚无绝望。
当然，中国传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
东汉、宋朝、明末都发生过学生运动，就看引导的方向如何。
我在香港大学讲演，题目就是“君子和而不同”，强调要保持独立思考和独立见解。这就是传统文化观念的现代发挥。
中国传统文化观念讲究有节制，要含蓄，不赞成廉价宣泄，这也是很好的主张。
我并不排斥西方。西方哲学家像罗素、卡尔·蒲伯，我也很喜欢。
问：您何时开始大量接触外国作品？在欧美文学方面，您喜欢哪些作家作品？
答：抗战后期我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念外交系，那个学校国民党控制很严，国民党特务学生把很多人看做“异党分子”，甚至还乱打人。我因为不满意这种状况，学校当局就勒令我退学。我只好转而到中央图书馆去工作，那里的馆长是蒋复聪，他是蒋百里先生的侄子，也是我的表兄。我在图书馆里一边管理图书，一边就读了许多书。一年时间里，我集中读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有一部分读的还是英文原版。
我比较喜欢西方十八九世纪的浪漫派小说，像大仲马、司各特、斯蒂文生、雨果。这派作品写得有热情、淋漓尽致，不够含蓄，年龄大了会觉得有点肤浅。
后来我就转向读希腊悲剧，读狄更斯的小说。俄罗斯作家中，我喜欢屠格涅夫，读的是陆蠡、丽尼的译本。
至于陀斯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是后来到香港才读的。
问：在中国新文学方面，您接触或喜欢过哪些作家作品？
答：中国新文学作家中，我喜欢沈从文。他的小说文字美，意境也美。鲁迅、茅盾的作品我都看。但读茅盾的作品，不是很投入。
问：您在《倚天屠龙记》中写谢逊这个灵魂和肉体都受尽创伤的人物时，说他的叹声“充满着无穷无尽的痛苦，无边无际的绝望，竟然不似人声，更像受了重伤的野兽临死时悲嗥一般”，这令人想起鲁迅小说《孤独者》写魏连殳的哭声“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二者意象的相似，是不是说明您潜在地受过鲁迅的影响呢？
答：是的。我的小说中有“五四”新文学和西方文学的影响。但在语言上，我主要借鉴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最初是学《水浒》、《红楼》，可以看得比较明显，后来就纯熟一些。
问：您从事的编剧和电影的实践，对您的小说创作有什么影响？为什么您的小说笔墨形象特别鲜明，而且具有强烈的质感和动感？
答：我在电影公司做过编剧、导演，拍过一些电影，也研究过戏剧，这对我的小说创作或许自觉不自觉地有影响。小说笔墨的质感和动感，就是时时注意施展想象并形成画面的结果。
戏剧中我喜欢莎士比亚的作品，莎翁重人物性格、心理的刻画，借外在动作表现内心，这对我有影响。
而中国传统小说那种从故事和动作中写人物的方法，我也努力吸收运用到作品里。我喜欢通过人物的眼睛去看，不喜欢由作家自己平面地介绍。中国人喜欢具体思维，较少抽象思考，我注意这种特点，尽量用在小说笔墨上。这些或许都促成了我的小说具有电影化的效果。
我在小说中也确实运用了一些电影手法。像《射雕英雄传》里梅超风的回想，就是电影式的。《书剑恩仇录》里场面跳跃式的展开，这也受了电影的影响。
一些场面、镜头的连接方法，大概都与电影有关。
至于把小说场面舞台化，当然受了西方戏剧的影响。刘绍铭先生曾经提到过《射雕英雄传》里郭靖的“密室疗伤”，是戏剧式的处理。（严插话“其实，这类例子还很多。）
《雪山飞狐》中，胡一刀、苗人凤的故事出自众人之口，有人说这是学日本电影《罗生门》（据芥川龙之介原作改编》三个人讲故事，讲同一件事但讲法不同。不过，在我其实是从《天方夜谭》讲故事的方式受到了启发。不同之人对同一件事讲不同的故事，起源于《天方夜谭》。
问：您什么时候开始写散文的？40年代写过小说吗？
答：写散文主要到香港之后。40年代在陈向平主编的《东南日报》副刊《笔垒》上也发表过散文。
我在重庆时曾经写过短篇小说，题为《白象之恋》，参加重庆市政府的征文比赛，获得过二等奖，署的是真名。题材是泰国华侨的生活，采用新文学的形式。
《绝代佳人》是根据郭沫若写如姬的剧本（严按：即《虎符》）来改编的，曾得过新中国文化部的奖。
问：有人说郭靖形象中有您的影子，这可能吗？
答：作家其实都有折射自己的时候，都会在作品中留下某种烙印。
写郭靖时，我对文学还了解不深，较多地体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的人格。如果说有自己的影子的话，那可能指我的性格反应比较慢，却有毅力，锲而不舍，在困难面前不后退。我这个人比较喜欢下苦功夫，不求速成。
到后来，随着对文学理解的加深，实践经验的增多，我的小说才有新的进展。后面的小说，处理这个问题比较好。
问：可不可以说您把武侠小说生活化了？使武侠小说贴近生活，贴近人生，是您的自觉追求吗？
答：生活化问题，不一定是有意的追求。我的小说写武功的那些情节，是比较神奇的，并不生活化。
但一写到人物的经历、感情，以及和人们的相互关系，这些就必须生活化，必须使读者感到真实可信。
问：据说一九七一年（？）香港的左派青年叫嚷要“烧死”您，因由到底是什么？
答：不是一九七一年，而是一九六七年。那时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林彪、“四人帮”气焰如日中天，北京发生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事件，香港左派也受影响，起来造反。《明报》当时持稳健的立场，对“文革”有批判、有意见，对香港的左派造反也表示了反对的意见。于是香港的左派提出要杀死5个人，第一名叫林彬，是电台的广播员。左派事先打听好了林彬上班的路线，装成修路工人，拦住林彬的汽车，拉开车门给他浇上汽油，活活烧死。我是五个人中的第二名。另外三人，一位是立法局的议员，一个是香港政府的高级官员，还有一个是新界的群众领袖。林彬事件发生后，香港政府采取措施保护4个人的安全，那时左派就对香港政府武斗，并且到处放炸弹。
《明报》报社也收到邮包炸弹，后来周恩来总理公开出来表态，才控制住了局面。这就是那场“红色风暴”。
问：有部《金庸传》里提到您对曾国藩的看法，不知是不是像传中所说的那样？
答：我年轻时读过《曾国藩家书》，那时对曾国藩是否定的，把他看成汉奸。因为蒋介石很捧曾国藩，我们就坚决反对。后来才改变看法。
《倪匡金庸合论》那里面对我评论得实在未必对（有关曾国藩）。
有一部《金庸传》，是根据各种公开的文字材料七拼八凑再加上想象写成的。作者在写作成书之前并没有访问过我。讲我家乡是哪一县、哪一市，很多是错的。还说我50年代初二月份到北京穿一件衬衫和牛仔裤，其实我一辈子从未穿过牛仔裤。在北京二月份只穿一件衬衣，非冻死不可，他以为北京和香港差不多。有关邓小平接见前批示“可以”之类，更是胡编乱造。
（原载《文艺报》,宇慧文学视界二次校对排版。）
论金庸小说的情节艺术
有强大魅力的艺术迷宫——不靠误会取巧，不靠诞妄情节——借用某种模式，又不落入某种模式——善于设置悬念，借转折提出悬念——复式悬念，环环相套——虚虚实实，扑朔迷离——奇峰突转，敢用险笔——出人意外，在人意中——《西游记》和卡夫卡《变形记》的启示。
读金庸的许多作品，我们都有一种相同的经验：拿起来就放不下，总想一口气看完，有时简直到了废寝忘食、通宵达旦、欲罢不能的地步。他的小说没有看了头就知道尾的毛病。情节曲折，波澜迭起，层层递进，变幻莫测，犹如精神的磁石，艺术的迷宫，具有吸引读者的强大魅力。金庸既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他创作的15部小说，就情节设计而言，没有多少雷同的地方。这同样非常难能可贵。
金庸小说情节如此引人入胜的秘密何在？
有人认为，金庸武侠小说吸引人，是因为故事情节特别神奇。这种看法并不确切。武侠小说当然会有许多神奇的情节，但在武侠小说当中，金庸的故事情节远不是最神异的。金庸小说既没有还珠楼主作品里的剑仙斗法、口吐白光，也没有平江不肖生作品里的呼风唤雨、役鬼驱神。与过去的武侠小说相比，金庸小说情节要平实很多，色彩少得多，最神异的也只是黑风双煞练的“九阴白骨爪”和任我行吸取别人内气的“吸星大法”之类。显然，金庸并没有把他超常丰富的艺术想象力运用到诞妄情节的设计上。另外，金庸小说也不依靠误会之类取巧的办法来支撑自己的情节。像双胞胎，两人容貌相似，因此造成误会，金庸偶尔也用《射鹏英雄传》里有真假裘千例，《侠客行》里有石中玉、石破天），但绝不靠这种方法来支撑作品情节的主要骨架。金庸自己在《侠客行》的《后记》中说：“由于两个人相貌相似，因而引起种种误会，这种古老的传奇故事，决不能成为小说的坚实结构。虽然莎士比亚也曾一再使用孪生兄弟、孪生姊妹的题材，但那些作品都不是他最好的戏剧。在《侠客行》这部小说中，我所想写的，主要是石清夫妇爱怜儿子的感情，所以石破天和石中玉相貌相似，并不是重心之所在。”1可见，金庸在情节构思上不想走捷径。
那么，金庸小说能够吸引人，抓住人，靠的是什么呢？我认为，靠的是艺术想象的大胆、丰富而又合理，情节组织的紧凑、曲折而又严密。也就是说，他靠的是艺术本身。
金庸确实是设计情节的好手。他的小说情节有以下长处和特点：
一曰跳出模式，不拘一格
一般武侠小说总有一套模式化的东西：人物分成两类，一类是正义的英雄，满身正气，另一类则是邪恶的化身，阴险好邪；而总体模式是“邪不压正”：恶人虽有武功很高的，但最后总要被正义力量所消灭。这种小说看多了，是会倒胃口，使人厌倦的。金庸小说突破了这一种框子。（雪山飞狐》和《飞狐外传》中，那个武艺高强、大义凛然的英雄胡一刀，恰恰中了小人暗算，冤枉地把性命丢在被涂了毒的刀上；而那个最缺德的田归农，偏偏生就了一副英俊的外貌，害得亩人风的妻子为他着迷，跟着他私奔。《射鹏英雄传》里那个邪恶狠毒的欧阳锋，并没有被代表正义方面的九指神丐洪七公所战胜，反而使计重伤了洪七公，直到最后第二次华山比武中，还以反常、怪异的武功，打得供七公、黄药师无法对付。书里其他一些重要的坏人，像欧阳克、杨康；也都不是被正义力量所消灭，而是死于坏人们自己手中——欧阳克死在杨康之手，而杨康又死在欧阳锋之手。郭靖的师父们——仗义行侠、非常正派的江南七怪，反而七人中有六人全都被坏人所杀害。这都是小说审美观念不一般化的地方。作者把故事镶嵌在历史的大背景上来写，写出历史有它非常严酷的一面——并不按照任何善良人的善良愿望去发展。成吉思汗穷兵黩武，常常残暴地整城整城地屠杀百姓；他还逼郭靖去攻打来朝，迫使郭靖的母亲当场自杀。可就是这样一位并不代表正义方面的成吉思汗，毕竟取得了胜利，建立了空前规模的蒙古大帝国。而郭靖这样的平民，虽然尽了最大努力也无法挽救大局。同样，完颜洪烈狡诈狠毒，却在很长时期内一直得势。这些都增强了《射雕英雄传》、《神鹏侠侣》的曲折性与悲壮性，使小说带上了一种悲剧气氛。
金庸是注意研究小说的情节模式的。但他研究模式是为了跳出模式，推陈出新。模式毕竟只是外在的现成形式，金庸更看重的是内在的生活情理。他在《韦小宝这小家伙》一文中说过：“西洋戏剧的研究者分析，戏剧与小说的情节，基本上只有三十六种。也可以说，人生的戏剧很难越得出这三十六种变型。然而过去已有千千万万种戏剧与小说写了出来，今后仍会有千千万万种新的戏剧上演，有千千万万种小说发表。人们并不会因情节的重复而感到厌倦。因为戏剧与小说中人物的个性并不相同。当然，作者表现的方式和手法也各有不同。”2
武侠小说作为通俗小说的一种，有它自己的叙事模式。最常见的是“复仇模式”和“抢宝模式”。所谓“复仇模式”，就是正派人物突然遇上一场灭门惨祸，然后遗孤刻苦学艺，掌握高强武功之后寻访仇人，实现报仇雪恨的愿望。曲折一点的，又加上报仇过程中主人公爱上了仇人的儿女或徒弟。所谓“抢宝模式”，这“宝”可能是财富，也可能是极厉害的兵器或武学典籍，还可能是灵丹妙药之类。另外再有“伏魔”或“争雄”模式：武林中一股邪恶势力崛起，屡屡残害正派人物，大有称霸江湖之势，英雄主人公充当盟主，率领群雄与邪派决战取胜。还有一种是“抗暴模式”，即主持正义，抵抗暴政，反对侵凌弱小。金庸小说里，大体上这几种模式都有。像《碧血剑》，就是写袁承志为他父亲袁崇焕复仇，还隐伏着金蛇郎君复仇的副线。像《连城诀》和《倚天屠龙记》，就以“抢宝模式”为主。像《笑做江湖》，近于“伏魔模式”。像最早的《书剑恩仇录》以反异族统治为背景，接近“抗暴模式”。金庸的高明之处在于借用某种模式，又不简单落入某种模式。他总是不断变换，尽可能不让模式捆住自己手脚，经常把武侠小说的不同模式综合起来运用，甚至还吸取侦探小说、推理小说或言情小说的某些模式（例如“情变模式”）用到自己的武侠小说中。即使早年写的《射雕英雄传》，也是综合了多种模式，兼取不同的长处。像郭啸天、杨铁心两家家破人亡，他们的孩子郭靖、杨康长大了要报仇，应该算“复仇模式”吧。但中间插入郭靖、杨康分别由江南七怪和长春子丘处机教习武功，约定十八年后比武决胜，作为故事的主要线索，又展现了各帮各派武林人物的神奇功夫以及他们之间为争夺《武穆遗书》和《九明真经》展开的斗争。这就突破了“复仇模式”，又像是“争雄”、“抗暴”和“抢宝”了。至于“江南七怪”六人遭害之谜的揭破，更有点侦探推理小说的味道。《神雕侠侣》集中写杨过的曲折成长道路，以及他与小龙女之间誓死不渝的爱情故事，却也贯穿了争夺所谓《玉女心经》、《九阳真经》之类武功秘籍的情节，而且放在抗元抗暴的背景上，也是多种模式都有。作者真正注意的不是模式，而是人物性格。故事线索和情节焦点，都是从人物性格着眼来设置的。金庸曾说：“我个人写武侠小说的理想是塑造人物。……我构思的时候，亦是以主角为中心，先想几个主要人物的个性是如何，情节也是配合主角的个性，这个人有怎样的性格，才会发生怎样的事情。”3因而，这些情节在自己的范围内比较坚实，经得住推敲。而且越到后来，小说情节的设计也越加严整和圆熟。
二曰复式悬念，环环相套
小说，尤其以故事擅长的武侠侦探类小说，都要设置和利用悬念。然而其间成就的高低上下，却不可以道里计。中国古典小说常用悬念，担较多用在两回之间或故事中间，这与说书人吊听众胃口有关。金庸的悬念是近代小说家的用法：不仅用在故事中间，更用在小说开头。《侠客行》、《天龙八部》都是一开头就进入矛盾，令人关切。《笑傲江湖》更是一上来就有异常紧张的场面：福威嫖局的少爷林平之与人斗殴，在被迫无奈杀死一个姓余的四川人之后，当夜，漂局里就不断死人，一个个嫖师被人杀死，而且全身没有一点伤痕。全嫖局竟接连死了二十多人。敌人在地上写血字：“出门十步者死！”一片恐怖气氛。总嫖头林震南解剖死者尸体，才发现对手原来是青城派高手，使用了很厉害的“摧心掌”：能在不伤皮肤外表的情况下，把心脏震成许多碎片。林震南夫妇在这种情况下只得弃家外逃，很快就被青城派抓了起来，只剩下少爷林平之被人救出后逃走。小说第一章就摆出了一大堆悬念：林家嫖局这种悲惨局面的出现，到底是怎么回事？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林平之逃走以后结果又怎样？他能够在将来练就武功，报仇雪很吗？——这一些悬念促使读者迫不及待地要读下去，想了解事情的究竟。而在故事展开的过程中，原有的悬念尚未完全解开，小说作者又制造和安排了一连串新的悬念：大名鼎鼎的衡山派高手刘正风金盆洗手，想摆脱江湖上的是非，却受到嵩山派等五岳剑派的坚决阻拦，甚至刘正风全家都会被杀，这到底因为什么？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救了遇难的小尼姑，自己身受重伤，几乎性命不保，为什么还有人要中伤他？等等。这样一环紧扣一环，使读者不得不紧张地读下去。所以，善于设置悬念，是金庸小说在情节上的一大特点。有的作品直到结束，悬念还保留着。有读者问金庸：“《雪山飞狐》中胡斐那一刀究竟砍下去没有？”金庸笑笑说：“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金庸似乎还特别善于通过突然转折来提出悬念。《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谢逊等历尽艰险，好不容易从海外乘船将归，一夜之间情况忽然变化：屠龙刀、倚天剑突然不见，赵敏与波斯船亦已亡散，张无忌、谢逊都变得虚弱无力。这是情节上突如其来的一次重大转折。究竟是谁盗去了屠龙刀、倚天剑？这件事跟赵敏或者波斯船究竟有些什么关系？张无忌、谢逊又怎么会变得虚弱无力的？从此，小说进入了扑朔迷离的侦探破案的境界，令人欲罢而不能。
金庸作品中的悬念，有时是以“谜”的方式存在的。谜，其实也属悬念，只是有时已经明朗有时未被挑明或未被读者意识到罢了。金庸小说中的谜往往是多重的：有暗有明，有大有小，相互结合，环环相套。以《侠客行》为例，就是大谜中套着小谜。侠客岛石壁上那首《侠客行》诗和《太玄经》图谱中包含着一套绝顶武功，无人能够破译，这是大谜。这个谜又产生一个副谜：由于侠客岛主每年都要派人惩恶劝善，几年一次请各帮派的帮主到岛上喝腊人粥，去的人都是有去无回，因而在武林各帮派中引起恐慌，谁都害怕当帮主丢了性命，长乐帮就在这种情况下英名其妙的抢了个小乞丐出身的人物来当帮主。再下面还套着一个谜：长乐帮为什么要抢这小乞丐来当帮主呢？原来他长得和以前失踪的那个帮主石中玉非常相像。这石中玉原本是个花花公子，他被人捧做帮主以后，正好得其所哉，猎取女色。他在失踪前已经阁下很多祸乱，其恶果就让和他面貌十分相像的小乞丐出身的人物来承担了，弄出许多尴尬的事。而这小乞丐又有自己的身世之谜，这谜慢慢牵出石清、闽柔夫妇年轻时的三角恋爱矛盾，白自在、史婆婆夫妇的爱情矛盾，等等。情节如此复杂，可又层层剥笋似的，组织得十分紧凑、严整。直到结尾，采取的是半开放的结局：由于小乞丐养母梅芳姑的自杀，谜底已经清楚，但作者并未站出来点破。
《天龙八部》的情节构成方法相似而又有不同。这里三位主人公，就有三个身世之谜。它们是三个环，互相构成三个连环套。段誉的父亲段正淳到处留情，以致段誉接连碰到几个喜欢的姑娘后来发现却都是他的妹妹，这是一个大谜。其中又包容着一些小谜，像段正淳妻子刀白凤为了报复丈夫，怨愤中与段延庆发生关系，这就解答了段誉的身世之谜。乔峰的身世之谜及其带来的悲剧结局，最为动人，包含着宋辽矛盾尖锐时期的许多社会内容。它是通过段誉与乔峰的结拜，段誉的异母妹阿朱、阿紫与乔峰的关系，特别是通过段正淳与马夫人康敏的关系，而和前一个大谜套联在一起的，它本身又包含着阿朱、阿紫等若干较小的谜。第三个大谜虚竹的身世又是通过其结拜兄长乔峰之谜逐渐解开而得到揭示的，所谓“无恶不作”的叶二娘的变态性格以及虚竹何以生下来就是和尚这时才得到交代；它又包联着天山童姥、西夏国公主等几个小谜。这样，全书最初看起来似乎有点散的结构，到后来认真回顾就觉得相当紧凑，而且确实体现出比较深广丰富的思想内涵，真所谓“有情皆孽，无人不冤”4。一部小说而能具有如此复杂的情节结构，这也许真是只有金庸才能实现的出色创造，是其他武侠小说家所难以做到的。
三曰虚虚实实，扑朔迷离
这也是金庸情节设置上的一个秘密，可以收到特殊的心理效果。
《笑傲江湖》中，令狐冲最后和任盈盈成就了一段美满的婚姻。作为魔教的日月神教，在盈盈当了教主以后，和正教中的恒山派、少林派、武当派等和解了。这样一个结局，当然皆大欢喜，但如果就这样平平常常地告诉读者，那是淡然无味，不会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金庸的写法是，先充分渲染“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当令狐冲拒绝率领恒山派加入日月神教之后，任我行在华山大会上当着几万教众的面，宣布一个月内要把恒山上杀得鸡犬不留。令狐冲在一种倔强然而绝望的心情中走下华山，他觉得此生再也不会有和盈盈见面的机会，而且自知死期已到，寡不敌众，魔教几万人上恒山，总共一两百人的恒山派当然顷刻间就会被消灭，即使尽量拼命多杀伤一点魔教人物，也无济于事。心境非常不好，简直坐以待毙。后来少林、武当等派主动来支援，还带了炸药，埋设地雷，部署了打一场大仗的方案，设了几道防线，准备用计炸死任我行，还布置了有计划撤退以保全有生力量的路径。一切准备就绪，读者就等着瞧下面这场大仗究竟怎么打法，打的结果又是如何了。这时，魔教方面忽然传来消息，说教主要来拜会令狐冲、方证大师和冲虚道长，一顶轿子上了恒山。读者心里纳闷：魔教方面不知又在玩弄什么诡计？直到送了珍贵礼品，教主和令狐冲秘密地见了面，最后把轿子送下山，大家心里的疑团还是没有解开。及至傻乎乎的桃谷六仙把轿里坐着的盈盈和令狐冲说到任我行已死，现在是盈盈接任教主的那番对话泄露出来，读者才发现原来自己上了金庸的当。作者越是在前面强化紧张气氛的描写，实际上越是使和平结局的到来显得出其不意，在读者当中引起的心理效果也越是强烈。这叫做声东而击西。读者虽然发现自己受了骗，却也心甘情愿，感到松了一口气，分外愉快。
《天龙八部》中，段誉被鸠摩智点穴绑架到了姑苏，说是次日要把他带到慕容博坟前焚化。鸠摩智身具高强武功，与慕容家又有“旧交”之名，他已经制服了过彦之、崔百泉和段誉的几次反扑；阿朱、阿碧虽然暗中同情段誉，却全然不是鸠摩智这个强敌的对手。环境对段誉来说，真是险恶到了极点。他自忖万无生还之理，只得不无伤感地享受生命的最后一刻：在四面临水的“听雨居”中请求阿碧为他弹奏一曲，“明日就算给这位大和尚烧成了灰烬，也就不虚此生了。”不料竟变出望外。且看：
阿碧殷殷站起，说道：“只要公子勿怕难听，自当献丑，以娱嘉宾。”说着走到屏风后面，捧了一具瑶琴出来。阿碧端坐锦凳，将瑶琴放在身前几上，向段誉招招手，笑道：“段公子，你请过来看看，可识得我这是什么琴。”
段管走到她身前，只见这琴比之寻常七弦琴短了尺许，却有九条弦线，每弦颜色各不相同，沉吟道：“这九弦琴，我生平倒是第一次得见。”阿朱走过去伸指在一条弦线上一拨，撑的一响，声音甚是洪亮，原来这条弦是金属所制。段誉道：“姊姊这琴……”
刚说了这四个字，突觉足底一虚，身子向下直沉，忍不住“啊哟”一声大叫，跟着便觉跌入一个软绵绵的所在，同时耳中不绝传来“啊哟”、“不好”，又有扑通、扑通的水声，随即身子晃动，被什么东西托着移了出去。这一下变故来得奇怪之极，又是急速之极，急忙撑持着坐起，只见自己已处身在一只小船之中，阿朱、阿碧二女分坐船头船尾，各持木桨急划。转过头来，只见鸠摩智、崔百泉、过彦之三人的脑袋刚从水面探上来。阿朱、阿碧二女只划得几下，小船离“听雨居”已有数丈。5
原来，这水上的“听雨居”里有机关，从外面打开翻板，室内的人就跌到水里，琴声就是信号，而琴几之下放置的小船，就救了段誉的性命。小说此刻带给读者的是意外的惊喜。前面的险情越是烘托得充分，读者越是为段誉的命运担心，后来获得的惊喜也就越大。金庸小说善于以这类虚虚实实的文字从反面着笔，收到令读者出其不意的强烈效果。
四曰奇峰突转，敢用险笔
为了酝酿与写出高潮，武侠小说家有时不得不铤而走险，用一些常人不敢用的冒点险的笔墨。险笔可以推动高潮的到来，使高潮获得更为理想的效果，但险笔本身又有反弹作用，如果用得不当，可能适得其反，出现更糟的局面。就像《射鹏英雄传》里郭靖、黄蓉和受伤的洪七公在荒岛上哄骗欧阳锋父子吃那半匹被洪七公撒上尿的烤野羊一样，如果欧阳锋不上当，那就反过来只有自作自受了。
金庸小说成功地运用了险笔。像《倚天屠龙记》中主角张无忌与周芷若的婚礼场面，就是一种险笔。张无忌最后是和赵敏结婚的；周立若虽然对张无忌也有好感，但峨嵋派掌门灭绝师太逼她事先发过毒誓，不能真的和张无忌相好，只能利用他的关系去偷盗屠龙刀并杀害金毛狮王谢逊。如果他们两个真的结婚，那么，小说情节的全局就会受到破坏，故事就得换个样子发展，所以，这是不大好收拾、有点危险的一招。金庸却还是用了，他敢于安排张无忌与周芷若张灯结彩，举行婚礼。然后作者又安排赵敏出场，拿出被囚禁的谢逊的一把头发，终于把婚礼给冲了，没有真正让周芷若和张无忌成婚，知情的读者还是为作者捏一把汗的。但正因为安排了婚礼而没结成婚，小说故事情节就急转直下，问题暴露得快，解决得也快。小说很快就进入高潮。
《笑傲江湖》中安排定选师太临终前委托令狐冲当恒山派女尼的掌门人，更是随笔。这种安排虽然可以显示令狐冲为人正派，受到恒山派上下一致的信赖和爱戴，却也一定会招惹江湖上许多人的议论并且引发种种是非和波折。嵩山派的使者乐厚就说：“恒山一派，一向由出家的女尼执掌门户。令狐冲身为男子，岂可坏了恒山派数百年来的规矩？”5但故事情节的发展又必须让令狐冲当恒山派的掌门人，因为如果他不当一派的掌门人，没有他的参与，则日后嵩山会议上五岳各派合并时所引发的许多纠葛和斗争，就不好写了，至少不能写得那么有声有色了；连后来任我行要求令狐冲率领恒山派加入日月神教，并且任命他当副教主，令狐冲却公然当场拒绝，以致任我行立即宣布一个月内上恒山杀个鸡犬不留，这些故事情节都变得不好发生和发展了。作者明知这样写很冒风险，却又不得不这样写。好在作者煞费苦心，作出周密安排：让令狐冲采取善后补救措施，在恒山上吸收了不成和尚师徒及其他僧俗人众，另居通无谷的“恒山别院”，规定他们不得到尼姑住的见性峰上来，等等。经过这样处理，总算大体上也还近乎情理，说得过去。
此外，像《神雕侠侣》中小龙女在与杨过结婚前被尹志平奸污，也都是一种随笔，这就埋伏下以后她和杨过长达十几年的分手，把一出动人的纯情故事推向极致。
当然，水涨船高，险笔的运用，反过来也要求作者把高潮写得更好。《倚天屠龙记》正是这样。金庸让武当派的张翠山与明教（被目为魔教）的殷素素由恋爱而结合，把两个有仇隙的教派成员拉扯到一起，这自然又是一种随笔。果不其然，它带来了情节发展的突然转折并形成了小说的一次高潮。当这对夫妇带着五岁的孩子张无忌从海外归来时，武当山上一时喜气洋洋。但不久，妻子殷素素当年伤过三师兄俞岱岩的真相一旦大白，张翠山立即惭愧无地，痛不欲生，不得不向师父和同门师兄弟告罪之后当场自杀。妻子殷素素见丈夫死去，随即也拔刀相殉。一派团聚的喜庆气氛，瞬间就成了尸首横陈的惨酷情景。这一场面壮烈之极，既突出了武当七侠谊同手足，也显示了张殷之间伉俪情深，写得可谓笔墨淋漓，感人至深。不用险笔，高潮到来时的这番动人效果是难以设想的。
总之，关键时刻用点险笔，这是金庸小说情节吸引人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可以说是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写法。
五曰出人意外，在人意中
金庸小说在情节上一个最大长处或最根本的特点，是“出人意外”而又“在人意中”，既大胆新奇，又在情在理。小说情节不管多么曲折离奇、古怪荒诞，都必须符合它自己的情理，这样读起来才使人有兴趣，不反感。《西游记》写孙悟空七十二变，本领很大，但也只能按自己的情理来变化。他和二郎神斗法，斗不过了，变成一座庙，让尾巴变做一根旗杆，竖在庙后边，这下就露出了破绽，被二郎神识破。这是《西游记》很成功的一笔。我们不能责备吴承恩：你写的孙悟空既然本领那么大，难道就不能把尾巴藏起来！因为那样的要求违背了情理。连西方的一些现代派作品也是这样。卡夫卡的小说之所以震撼人心，不在于作者想象出有人睡了一觉醒来变成一只大甲虫，而在于他写出了这个人变成甲虫以后所遇到的种种极其痛苦、极其可怕、简直难以想象却又合情合理的经历：他想翻个身，却怎么也翻不过来，周围的父母、亲人、朋友都害怕和他接近，把他抛弃了。他有苦无法表达，无处倾诉，达到绝望的程度。卡夫卡深刻地写出了这种痛苦的境遇，才使人非常震动。所以，小说不怕情节荒诞离奇，而怕缺少情理。
金庸小说的好处，在于不但想象构思出许多大胆、离奇、曲折的情节，而且使这些情节比较合乎清理，看来很有根据，让丰富的想象和尽可能完满的情理结合起来。他的情节既是“出人意料”的，仔细一想，却又“在人意中”。《天龙八部》里，那个最没有王霸之心的段誉最后却做了皇帝，最没有男女之欲的虚竹和尚却做了快乐之极的西夏驸马，最怀着民族之恨的萧峰却为平息辽未干戈而“杀身成仁”，最想当皇帝的慕容复最后却发了疯只能对着几个孩子南面称孤。这些我们事先料想得到吗？可以说一点都没有想到。然而仔细一想，它们都非常合乎情理。《笑做江湖》里人称“君子剑”的华山派掌门太岳不群，竟干了那么些伤天害理的事，伪君子比真小人还可怕，仿佛很出人意外。但回头一想，实在也不奇怪，许多坏事他早就做了，只是比较隐蔽而已。对林家《辟邪剑谱》，他早就垂涎三尺，几乎眼青城派同时派人到福州下手。他趁令狐冲重伤昏迷之际偷走剑谱，反过来却诬陷令狐冲，将令狐冲从华山派中开除。手段之卑鄙阴狠，令人发指。在将五岳剑派合并为一派这件事上，他一开始就和嵩山派掌门左冷禅站在一起；最初读者以为他只是屈服于左冷掸的压力，实际上他比左冷禅有着更大的野心，甚至连反对合并的定逸师太等人都是他暗害的。所以，岳不群的真实面目最后显露出来，既令人震动，又使人信服。再有，《射雕英雄传》里的欧阳锋，练功练到最后竟然一切都颠倒过来，倒立着用手走路，内气逆转运行，神智错乱，面对着自己的影子却害怕之极，大叫“别追我，别追我！”这样的结局非常独特，谁能料想得到！然而回味过来以后，又会觉得欧阳锋落到如此下场，很合情理，因为他太急于在武林称王称霸，不择手段地按颠倒了的《九阴真经》练功，终于走火火魔，不久于人世。金庸小说的许多情节，就是这样既曲折离奇，出人意料，又入情入理，在人意中。
当然，并不是说金庸已做到完美无缺。书里有的情节，也露出明显破绽。如《射雕英雄传》写郭靖为医治王处一的毒伤而到赵王府去偷药，抓住了简管家，扭断了他的右臂，让他找完颜康去要药，这位简管家居然很老实，在赵王府豢养的一大堆武功大师（那是他最好的保护伞）面前不叫不嚷，反而在离开他们之后，当郭靖拿到药时才叫“有贼”，岂不太不近情理了吗？恐怕这样写的唯一目的，是要让郭靖得到机会，喝梁子翁长期用人参喂养的那条毒蛇的血。又如《碧血剑》写袁崇焕遭难三周年忌辰，李自成派了刘芳亮。田见秀千里迢迢到广东东莞县去联络袁崇焕的旧部。这也是一件于情理不合的事。袁崇焕遭难三周年，乃是崇祯六年，那时李自成还是高迎祥部下的小脚色（他于崇祯四年才投奔高迎祥），他怎么能派刘芳亮、田见秀到广东去联络（而且田、刘二人那时也还没有投到李自成手下），李自成是直到崇份九年原闯王高迎祥被官军杀害后才被推为闯王的。显然，在这类具体情节上，小说还有缺点。
但这些毕竟是个别的破绽。总体说来，金庸小说情节紧张，热闹，曲折，合理，大开大合，针脚绵密，因而异常精彩。这是金庸小说的一大成就，也是其他武侠小说家难以望其项背的。
注释：
1《侠客行》，香港明河社1992年9月第10版第658页。又，本文所引金庸小说的文字均据此种版本。
2金庸：《韦小宝这小家伙》，原载《明报月刊》1981年10月号，收入《绝品》一书，台边远流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7月出版。
3王力行：《新辟文学一户片》，收入《诸子百家看金庸》（伍），台湾远流出版事业公司出版。
4见《天龙八部》书末所附美籍华人教授陈世骧1966年4月22日致金庸信。
5《天龙八部》第2册第475页。
6《笑傲江湖》第3册第1211页。
1991至1994年间断续写成，1996年4月整理誊抄。
论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
自觉追求思想性的武侠小说家——否定“快意恩仇”、任性杀戮的观念——小说界以平等开放态度处理中华各族关系的第一人——纠正黑白分明的正邪二分法，以是否“爱护百姓”为新尺度——揭示权力的腐蚀作用——渗透着个性解放与人格独立精神——锐利的针对现实的批判锋芒——用现代心理学观念剖析、塑造人物形象
武侠小说诞生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作为封闭的农业社会的产物，众多武侠小说在褒扬侠义精神的同时，也留下了诸如热衷仕途、嫉仇嗜杀、迷信果报乃至奴才意识之类特殊印记。“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家，像茅盾、郑振锋、翟秋白，都从武侠小说的圈外写过严厉批评（却也不无偏颇）的文章，寄托了对这类文学加以改造的愿望。
五十年代出现的梁羽生、金庸、古龙等新派武侠小说家，则可以说进入到圈内对这类作品进行了改造。他们运用西方近代文学和中国五四新文学的经验，在保持武侠小说传统型范的同时，通过自己的艺术笔墨，体现出现代人应有的时代意识，成功地实现了武侠小说从思想到艺术的多方面革新，使作品呈现出许多崭新的质素。金庸作品尤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金庸是一位自觉追求思想性的武侠小说家，他自己说过：“武侠小说本身是娱乐性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1金庸作品中的现代意识，便是作者对传统武侠小说一系列观念实行变革、改造的体现，也是新派武侠小说之所以为“新”的重要标志。
一
旧式武侠小说的一个普遍观念是“快意恩仇”。为了报仇，而且要“快意”，杀人就不算一回事。恶徒固然任意行凶，杀人如麻，即使侠士，杀得性起，竟也殃及无辜。《水浒传）就写武松为了报仇，血溅鸳鸯楼，杀了张都监一家老少十余口，连儿童、马夫。”丫环、厨师也不能幸免。李逢江州劫法场，更是“不问军官百姓，杀得尸横遍野”。《无双传》中的古押衙行侠，“冤死者十余人”。好像英雄们一朝正义在握，就有权对邪派徒众杀个干净。我们暂且不论武侠小说及其流行能否像有的学者所说，证明中国人有潜在的嗜血欲望；但旧武侠小说中这类描述的大量存在，无论从道德角度或法律角度看，无疑代表了古代社会留下的一种不健全心理。
金庸小说却从根本上批评和否定了“快意思仇”。任性杀戮这种观念。《射鹏英雄传》里的郭靖，怀着家国双重悲痛对完颜洪烈完成了复仇，后来却引出一场思想危机：他“一想到‘复仇’二字，花刺子模屠城的惨状立即涌上心头。自忖父仇虽复，却害死了这许多无辜百姓，心下如何能安？看来这报仇之事，未必就是对了。”2甚至一度对学武产生怀疑。《神雕侠侣》写杨过为其父杨康报仇，却一次又一次被郭靖夫妇“国事为先”的精神所感动，深责“自己念念不忘父仇私怨”3后来知道了父亲的为人和死因，更是惭愧无地，彻底放弃复仇的念头。《雪山飞狐》通过苗若兰之口，道出其父苗人凤的想法：“百余年来，胡苗范田四家子孙怨怨相报，没一代能得善终。……所以我爹立下一条家训，自他以后，苗门的子孙不许学武。他也决不收一个弟子。我爹说道：纵然他将来给仇人杀了，苗家子弟不会武艺自然无法为他报仇。那么这百余年来愈积愈重的血债，愈来愈是纠缠不清的冤孽，或许就可一笔勾销了。”4到《笑做江湖》，金庸更带有贬义地写了林平之这个复仇狂。他在为父母报仇这天，居然穿上锦绣衣服，衣衫上薰了香，好像过一个盛大的节日一般。不但把和仇敌有瓜葛的人一概杀死，而且像猫戏弄老鼠似地只顾自己戏弄青城派头头余沧海以达到复仇的快意，却将处于危险中的妻子岳灵珊置于不顾。最后为了报复岳不群父女，竟然又动手刺杀了岳灵珊。作者在字里行间不加掩饰地流露出对这一人物的厌恶之情。金庸并不反对杀那些作恶多端的人，却反对睚眦必报和滥杀无辜。《天龙八部）中的乔峰就说：“咱们学武之人，第一不可滥杀无辜。”5这一切，不禁令人想起新文学奠基人鲁迅对复仇问题的意见。在鲁迅编录的《会稽郡故书杂集》一书中，《会稽典录卷下》收有“朱朗”一条，正文是：
朱朗，字恭明，父为道士，淫祀不法，游在诸县，为乌伤长陈君页所杀。朗阴图报怨，而未有便。会君页以病亡，朗乃刺杀君页子。事发，奔魏。魏闻其孝勇，擢以为将。
针对文中所载朱朗其人其事，鲁迅写了这样一段案语：
案：《春秋》之义，当罪而诛不言于报，匹夫之怨止于其身。今朗父不法，诛当其辜。而朗之复仇，乃及胤嗣。汉季大乱，教法废坏，离经获誉，有惭德已。岂其犹有美行，足以称纪？6
鲁迅在小说《铸剑》中，曾赞颂了眉间尺、黑色人于专制统治下不得已而求诸法外向暴君复仇的正义行动。但在这里，他却严厉指斥朱朗的所谓“复仇”。鲁迅认为：第一，朱朗之父“淫祀不法”，“诛当其辜”，“当罪而诛不言于报”，这种行动已无正义性可言，决不可肯定。第二，即使勉强说到报仇，“匹夫之怨止于其身”，岂可像朱朗那样杀人之子！鲁迅这种态度，大体代表了现代人对“复仇”的看法。金庸小说有关复仇的一系列笔墨，都证明作者的思想和鲁迅等新文学家是相当一致，而和传统武侠小说却大相径庭。
二
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里，怎样看待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能否挣脱传统的狭隘民族观念的束缚，也是检验作品有无现代精神的标尺。
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写了很多“反清复明”的故事。作者站在汉族立场上，反对满族统治，书中侠士代表正义方面，而“鞑子”皇帝则一概为好邪。这种民族关系上的简单观念，既与当时的反清革命思潮有关，也是儒家传统思想具有某种狭隘封闭性的反映。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上，儒家历来讲究“夷夏之辨”，尊夏贬夷，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7主张“用夏变夷”，截然反对“变于夷”，表现出排斥其他民族长处的倾向，用孟子的话叫做：“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民连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在一些人眼里，也都是异常出格的事。武侠小说也深受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
金庸最早的小说《书剑恩仇录》采用汉族一个民间传说的素材，或许还潜在地留有这类痕迹。
但稍后的小说，随着作者历史视野越来越宽广，思想。艺术越来越成熟，也就越发突破儒家汉族本位的狭隘观念，肯定中华许多兄弟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各自的地位和作用，赞美汉族与少数民族相互平等、和睦共处、互助共荣的思想，而把各族间曾有过的征战、掠夺、蹂躏视为历史上不幸的一页。金庸的杰作《天龙八部》，就不限于写一个宋朝，而以当时中国版图内的宋、辽、西夏、大理、吐著五个区域为背景，让段誉、乔峰、虚竹三位主角的足迹几乎遍及中华全境。其中乔峰的悲剧，尤其强烈地震撼读者，迫人深省。这位主人公一出场，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杏子林平定了丐帮内部的严重叛乱，令人信服地展示了杰出的领袖才能和在群众中的崇高威望。他从小受的是北宋年间以儒家为主的汉人文化教育，这使他确立了一套“正统”的道德规范：讲究“夷夏之辨”，忠于国家民族，孝敬父母师长，对弱小者仁爱，处事正直公平，反对滥杀无辜。但命运跟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最后证明他是一个契丹人，并在辩诬自卫过程中不得已杀伤他人。作者通过乔峰的经历和走向自杀的悲剧结局，不仅控诉了辽宋统治集团对异族百姓的残杀掠夺，而且向传统的儒家思想提出质疑：夷夏之分真的就等于区分了正和邪、善和恶、敌和友么？不间是非曲直，汉人一定得站在汉族一边，契丹人一定得忠于契丹，这种观念真的对么？小说通过智光大师有佛学色彩的揭语：“万物一般，众生平等。圣贤畜生，一视同仁。汉人契丹，亦幻亦真。恩怨荣辱，俱在灰尘。”曲折地作了回答，告诉读者应该对汉人契丹“一视同仁”，平等相待。
《天龙八部》第19章写蒙冤受屈的乔峰在聚贤庄英雄会上与少林寺玄寂、玄难二僧对打时，有一段文字颇有意思：
玄寂见玄难左支右继，抵敌不住，叫道：“你这契丹胡狗，这手法太也卑鄙！”
乔峰凛然道：“我使的是本朝太祖的拳法，你如何敢说上‘卑鄙’二字？”
群雄一听，登时明白了他所以要使“太祖长拳”的用意。倘若他以别种拳法击败“太祖长拳”，别人不会说他功力深湛，只有怪他有意侮辱本朝开国太祖的武功，这夷夏之防、华胡之异，更加深了众人的敌意。此刻大家都使，‘太祖长拳”，除了较量武功之外，便拉扯不上别的名目。
玄寂眼见玄难转瞬便临生死关头，更不打话，嗤的一指，点向乔峰的“璇玑穴”，使的是少林派的点穴绝技“天竺佛指”。
乔峰听他一指点出，挟着极轻微的嗤嗤声响，侧身避过，说道：“久仰‘天竺佛指’的名头，果然甚是了得。你以天竺胡人的武功，来攻我本朝太祖的拳法。倘若你打胜了我，岂不是通番卖国，有辱堂堂中华上国？”
玄寂一听，不禁一怔。他少林派的武功得自达摩老祖，而达摩老祖是天竺胡人。今日群雄为了乔峰是契丹胡人而群相围攻，可是少林武功传入中土已久，中国各家各派的功夫，多多少少都和少林派沾得上一些牵连，大家都已忘了少林派与胡人的干系。这时听乔峰一说，谁都心中一动。9
被群雄骂为“契丹胡狗”的乔峰，使用的倒是本朝开国皇帝的“太祖拳”；而口口声声以中华武术正宗自居的少林拳指，其实却是天竺胡僧达摩祖师传下来的，这岂不是一种莫大的讽刺！金庸有意设计这一情节，目的就在提醒人们：严守夷夏之防，拒绝学习外族的长处，将会使自己陷入多么荒唐可笑的境地！
如果说《天龙八部》中金庸已经提出了儒家文化存在的狭隘民族主义问题，那么，到几年以后写《鹿鼎记》中康熙皇帝时，这种思想又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
康熙是《鹿鼎记》中有血有肉的正面人物，是真正称得上有作为、有远见的明君。小说从他与“小桂子”相处时一个聪明顽强的少年起，写他经过击杀权臣鳌拜而逐渐成长。成熟，这一过程显得颇为细致亲切。他体恤民情，治国有方。当台湾遭遇严重灾情时，读奏章的康熙竟至“泪光莹然”，决定缩减宫中开支五十万两银子去赈灾。浙江巡抚诬告黄宗羲，想陷之于文字狱，康熙为之辩诬，反而称赞了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史可法抗清而死，康熙为之设忠烈词。他兼用儒法两家之术，有效地控制其臣僚下属，决不受下属的控制。小说中反清复明的故事背景，不但没有构成一种相应的思想倾向，反而衬托出康熙的英明有为。康熙后来曾对韦小宝说过这样一番话：“我做中国皇帝，虽然说不上什么尧舜禹汤，可是爱惜百姓，励精图治，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个比我更加好的？现下三藩已平，台湾已取，罗刹国又不敢来犯疆界，从此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天地会的反贼定要规复朱明，难道百姓在姓朱的皇帝统治下，日子会过得比今日好些吗？”10如果跳出狭隘的汉族立场，改用全国百姓利益来衡量，应该承认康熙的话并不是自我吹嘘，而是大体符合实际的。康熙虽是满族，却符合儒法两家所定“圣君”的标准。完全可以说，《鹿鼎记》是一部歌颂康熙的作品。
金庸在1975年修改《碧血剑》时，特意增加了袁承志行刺皇太极的情节，显然也是为了把他在民族问题上的思想贯彻到底。袁承志伏在屋脊之上，听到皇太极与范文程等大臣的谈话。皇太极说：“南朝所以流寇四起，说来说去，也只一个道理，就是老百姓没饭吃。咱们得了南朝江山，第一件大事，就是要让天下百姓人人有饭吃……”还商量入关后轻摇薄赋，解民之困厄。这使袁承志深受震动，觉得“这鞑子皇帝当真厉害，崇侦和他相比可是天差地远了。我非杀他不可，此人不除，我大汉江山不稳。就算闯王得了天下，只怕……只怕……”隐隐感到闯王的才具与此人相较，似乎也颇有不及。这就合理地写出清王朝能打败明军和闯军，维持近三百年统治，决非出于偶然，而是和当时许多历史条件包括满族一些杰出领袖人物的作用分不开的。
在武侠小说中承认并写出中国少数民族及其领袖的地位和作用，用平等开放的态度处理各民族间的关系，金庸是第一人。即使他的第一部作品《书剑恩仇录》，也已写了新疆回部富有民族色彩的热烈动人的生活场景，塑造了霍青桐等女杰的成功形象。《天龙八部》写了乔峰（萧峰）这样感天动地的契丹英雄。到最后一部《鹿鼎记》，更塑造出有道明君康熙这个杰出人物。可见，他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这是金庸的一个重要贡献，是金庸小说富有现代精神的生动体现。
三
对于江湖上正与邪、侠义道与黑道、名门正派与魔教之间的斗争，金庸显然也有过很多思考。传统武侠小说出于旧式正统观念，在正邪一类问题上采取黑白分明的简单二分法：正则全正，邪则极邪。金庸则在小说里写了许多极复杂的正邪斗争，其中有部分确实存在着是和非、正义和邪恶的严重对立，但也有不少只是某些人为达到某种私利而借用堂而皇之的名义挑动的。（笑做江湖）里衡山派高手刘正风想要金盆洗手，这件事并没有触犯谁的利益，不料所谓“正派”里的嵩山派站出来坚决阻挠和干预，不许他举行金盆洗手典礼。他们硬给刘正风按上了“结交魔教长老曲洋”的罪名，杀了刘正风全部家属，最后连身受重伤、逃出来隐居的刘正风，以及曲洋的十二三岁的孙女都不放过。真是残忍毒辣之至！令狐冲曾经这样责间嵩山派的费彬：“咱们自居侠义道，与邪魔外道誓不两立，这‘侠义’二字，是什么意思？欺辱身负重伤之人，算不算侠义？残杀无辜幼女，算不算侠义？要是这种种事情都干得出，跟邪魔外道又有什么分别？”恒山派掌门人定逸师太在吃尽嵩山派一再化装偷袭的苦头之后，也对令狐冲说：“像嵩山派这样狼子野心，却比魔教更加不如了。哼，正教中人，就一定比魔教好些吗？”小说通过具体情节告诉读者：是和非，正义和邪恶，不能只按表面名称来划分，应该作具体分析。事实上，侠义道和魔教两方面都有正派人，也都有恶势力。青城派掌门人余沧海，嵩山派掌门人左冷禅，都在侠义道，却都是阴险狠毒、作恶多端的人物；更不用提华山派掌门人岳不群这类伪君子了。正像《倚天屠龙记》中张三丰说的那样：“这正邪两字，原本难分。正派弟子若是心术不正，便是邪徒，邪派中人只要一心向善，便是正人君子。”也许金庸对中国近百年来由于种种原因而造成的分裂不断、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历史状况实在感受太深，所以他的小说里一再写到了武林中层出不穷的门派斗争。《倚天屠龙记》不但写了明教与正教的矛盾，而且写到了明教内部各种势力你争我夺所造成的分崩离析，也写到了正教各派有时联合有时争夺而带来的相互屠杀和被人利用。《鹿鼎记》中，天地会、沐王府等各种反清势力只要聚会在一起，总是争吵谁算正统——究竟南明的唐王是真命天子，还是桂王是真命天子，甚至为此而动起武来。在这些复杂的斗争中，张无忌出任明教教主后协调各派，盈盈接任日月教教主后与正教各派握手言和，化干戈为玉帛，无疑代表着作者的理想，其中实际上也包含了中国人民近百年在各派纷争中吃尽苦头、付出血的代价所得来的教训。
金庸对正与邪、英雄与罪人等问题，显然有他自己的答案。
在《射雕英雄传》将结束时，郭靖和成吉思汗之间有过一场争论。年迈的成吉思汗回顾一生，意得志满，认为他所建的国家，大到无与伦比，古今英雄，没有谁及得上他。郭靖却表示不同意，他说：“自来英雄而为当世钦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以我之见，杀得人多却未必算是英雄。”
郭靖在这里所说的意见，当然代表了金庸的想法。“为民造福，爱护百姓”，才是金庸所肯定的英雄。作者在《射雕英雄传》附录的《成吉思汗家族》一文中，对成吉思汗表示过这样的评价：“他是人类历史中位居第一的军事大天才。他的西征南伐虽然也有沟通东西文化的功劳，但对于整个人类，恐怕终究还是罪大于功。《射雕英雄传》所颂扬的英雄，是质朴厚道的平民郭靖，而不是灭国无数的成吉思汗。”
金庸提出的以大多数群众的利益为尺度考察各派斗争的主张，使正邪的鉴别有了客观标准。这一思想是富有历史和现实的深度的，虽然它表面上通过武侠小说这种远离现实的形态呈现出来。
金庸不但避免抽象谈论武林人物的正与邪，也避免悬空讨论人性的好与坏。他认为，地位的不同，完全可以使人的思想发生变化。在《笑做江湖》等小说中，金庸通过场面和情节自然地显示：权力对人有腐蚀作用，好人一旦走到当权的重要位置上，也有可能走向腐化。任我行刚从东方不败的监狱中逃出来时，对东方不败搞个人迷信的一套非常生气。上官云一见他的面，就习惯他说：“属下上官云参见教主，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把他像东方不败那样吹捧。任我行很觉得反感，当场挖苦说：“什么千秋万载，一统江湖，当我是秦始皇吗？”又说：“千秋万载，一统江湖，想得倒挺美！又不是神仙，哪里有千秋万载的事？”甚至心里暗中嘀咕：“江湖上多说上官云武功既高，为人又极耿直，怎他说起话来满口谀词，陈腔滥调，直似个不知廉耻的小人？难道江湖上传闻多误，他只是浪得虚名？”不由得皱起了眉头。随即他就对上官云叮嘱了一句：“上官兄弟，咱们之间，今后这一套全都免了。”可见当初的任我行，头脑是很清醒的。但当他在别人帮助下杀了东方不败，真的重新当上教主之后，又觉得东方不败定下的这套规矩也挺有意思，足以维护教主的威严，也就沿袭下去，不再废止了。而且越到后来，变得野心越大。无怪乎令狐冲远远望着教主的座位，心里忽然想到：“坐在这位子上的，是任我行还是东方不败，却有什么区别？”连他女儿任盈盈都对令狐冲说：“唉，爹爹重上黑木崖，他整个性子很快就变了。”《倚天屠龙记）中的周芷若，原本是个单纯的姑娘。但在灭绝师太逼她发誓并且真的让她当了峨嵋派掌门人之后，她就逐渐发生变化，开始自觉地追逐权势，昧着良心做坏事，后来更是野心越来越大，要当“武功天下第一”的霸主。有一次，韩林儿带开玩笑地对张无忌和周芷若说：将来推翻元朝之后，“教主（指张无忌——引者）做了皇帝，周姑娘做了皇后娘娘。……”周芷若听着居然“不胜之喜”。张无忌马上说：“不可！我若有非分之想，教我天诛地灭，不得好死。”周主若这时“脸色微变”。足见周主若野心膨胀到何等程度。金庸在这里所提出的“权力产生腐败”的问题，实在非常尖锐，也非常深刻。他写的是人性的普遍弱点。虽然理论上没有答案，但不言而喻，实际上已经把必须建立监督制度以防范领导者腐化的问题点出来了。这也说明，金庸的武侠小说在思想内容上确实能给人有益的启示。
四
旧式武侠小说有一个重要的情节模式：行侠——报国——封荫。所谓“斩得名王献桂宫，封侯起第一日中”。其人生理想是六个字：“威福、子女、玉帛”。到清代的侠义小说，主人公都是“忠义官侠”，实际成为清官家奴，更没有独立的人格，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话来说：“终必为一大僚隶卒”。金庸小说虽也写古代，思想倾向却与旧式武侠小说大不相同，根本告别了“威福、子女、玉帛”的封建性价值观念，渗透着个性解放与人格独立的精神。金庸写了许多至情至性的人物，他们率性而为，行侠仗义，生命可以牺牲，却绝不做官府的鹰犬；他们我行我素，不但反抗官府的黑暗腐败，而且反抗几千年来形成的不合理的礼法习俗，具有浓重的个性主义色彩。杨过便是其中突出的一位。
在世俗人物眼里，师徒名分不可逾越，杨过和小龙女却无视周围社会的压力，偏要抛开这名分不管，由师徒变成夫妻。面对武林群雄的纷纷指责，杨过斩钉截铁地回答：“你们斩我一千刀，我还是要她做妻子。”即使知道小龙女被人奸污后，杨过仍不以为意，坚决要和小龙女结合，可见封建贞节观念在他心目中根本没有地位。杨过是礼教习俗的自觉的叛逆者。
不仅杨过一人如此，其他小说人物像“九指神丐”洪七公的豪爽热诚，全无伪饰；“东邪”黄药师的洒脱超逸，偏于乖戾；“老顽童”周怕通的了无机心，天真率性；令狐冲的狂放不羁，笑做江湖；狄云、张无忌的躲开污浊，遁世而居；他们都是独立的树，而不是依附的藤萝。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摈弃“权势”、“威福”、“玉帛”之类世俗旧观念，追求自由自在、合于天性的生活。令狐冲说：“人生在世，会当畅情适意，连酒也不能喝，女人也不能想，人家欺到头上不能还手，还做什么人？不如及早死了，来得爽快。”这正是个性主义精神的体现。在金庸笔下，连已经继承了帝位的段誉、段智兴，最后也都走上出家之路。
金庸笔下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也已抛开一切社会经济利害的因素，成为一种脱俗的纯情的也是理想的性爱。郭靖完全不考虑华筝的公主地位而决心与黄蓉相好。赵敏为了张无忌，毅然抛开郡主的家门。胡一刀选择妻子时，置大笔财富于不顾，他说：“世上最宝贵之物，乃是两心相悦的真正情爱，决非价值连城的宝藏。”凡此种种，无不寄托了作者的感情倾向。
金庸在个人与社会总体的关系上，主张要为多数民众的利益着想。赞美乔峰、郭靖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态度；而在个人与个人的关系上，主张尊重个性、保持独立人格，同情和肯定上述一大批具有真性情的人物：这正代表了现代意识的两个重要侧面。人，总是既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又要保持独立的个体人格的，两个方面不可偏废。像近代西方有些人那样只讲个性自由，以至自我膨胀，人欲横流，社会公众利益受到侵害，这个社会就会发生种种问题。可是像古代中国有些思想家那样，只肯定群体或王权利益，过分抑制甚至无视个体利益，牺牲人的个性，这个社会也会死气沉沉，令人窒息，造成许多悲剧。只有将社会责任和个性自由两者兼顾，才真正是人类现代社会所应有的健全意识。才真正是金庸所要表达的现代意识。
五
最能说明金庸小说富有现代意识的，也许还是他作品中潜藏的那种独立批判精神。
表面上看，武侠小说注定要远离现实。但究其实，并不可一概而论。金庸小说的有些内容，是作者在当代生活中有所感受而发，它们不但不脱离现实，反而应该说是深入现实的笔墨。作为政论家同时又是小说家的金庸，对诸多的社会现象和历史事件，常常保持着客观、清醒、独立思考的态度。创作过程中，他把得自现实的这些感受连同自己的某些真知的见，融汇入小说，转化成形象。这是金庸武侠小说富有思想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只要读读《射雕英雄传》的第一回，我们就知道金庸不但相当熟悉南宋时期的政治军事斗争，而且对那段历史很有自己的见解。这一回的文字浸透着一种悲愤的激情，为全书奠定了基调。一般人都知道，是秦桧害死了岳飞。《射雕英雄传》却通过曲三和说书人张十五之口，揭露了“真正害死岳爷爷的罪魁祸首，只怕不是秦桧，而是高宗皇帝”，他为了坐稳他的皇帝宝座，宁可把一心一意抗金、想要迎回徽钦二帝的岳飞害死，向金国一再退让，甚至竟然向金国皇帝上降表称臣。这就使读者很容易联想到“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包括大片土地沦丧，主张抗日的张学良被囚禁，杨虎城被杀害，等等。台湾在五六十年代禁止《射鹏英雄传》出版，除了作者金庸原先属于香港《大公报》系统这个政治因素外，上述小说内容方面的问题可能也是一个缘由（直到1979年，台湾初次印这部作品时，还要改个名字，叫做《大漠英雄传》。
在中国大陆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读者，当他们读到《笑做江湖》中写日月神教和《鹿鼎记》中写神龙教的那些笔墨时，一定会联想到“文革”时期林彪、“四人帮”强制推行的所谓“早请示”、“晚汇报”、“三忠于”、“四无限”那套极端个人迷信的活动。小说中的日月神教，在东方不败和杨莲亭一伙把持下，强令徒众服有毒药物而自己则垄断解药，以维持教主的个人权威。部属每人说话，一开口就是：“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教主令旨英明，算无遗策，烛照天下，造福人民，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又说什么：“教主指示圣明，历百年而常新，垂万世而不替，如日月之光，布于天下”，“属下谨奉令旨，忠心为主，万世不辞。”荒诞的情节形式，呈现着发人深思的现实内容。有关神龙教的描写也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笔墨并不是出现在“文革”结束。中共中央作出否定这场动乱的决议之后，而是早在1967至1970年间“文革”正在进行，林彪、“四人帮”气焰如日中天的时候就写出的。这就真正显示出作者辨别复杂事物的可贵眼力和敢于坚持真理的无畏勇气。即使在香港这样的环境中，由于“左”倾思潮的一度猖撅，要做到这一点也非常不容易，同样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一位名叫林彬的香港电台广播员，就因为批评“文革”中的个人迷信现象而在1967年那场“红色风暴”中被人以汽油浇身活活烧死。金庸也曾被列入要杀的“五人黑名单”，一度被迫离港出走。事情就曾这样十分荒唐而又尖锐得血淋淋地摆在人们面前。只有了解这些，我们对金庸小说的评价才能从某些俗见中解脱出来。
不妨举《笑做江湖》中一段描写作为金庸小说富有独立批判精神的例证。东方不败被杀，任我行恢复教主地位之后，日月神教的骨干们当着现任教主的面，纷纷揭发批判起东方不败的罪行。有的说东方不败“武功低微，全仗装腔作势吓人，其实没半分真实本领”。有的说“东方不败荒淫好色，强抢民女，淫辱教众妻女，生下私生子无数”。如此这般。真是意味深长！事实上，当初东方不败是被任我行。向问天、令狐冲三人合力杀死的。小说写东方不败一人抵挡三位高手，仍游刃有余，接连施放暗器射伤他们；只在盈盈用计刺伤其男宠杨莲亭并使之大叫一声之后，东方不败才因心神纷乱而中了双剑。这能叫做“武功低微”、“没半分真实本领”么？再有，小说早已写明：东方不败因练《葵花宝典》（据说乃太监传下的绝世武功）而先行“自宫”，失去了性能力，他怎么可能再去“强抢民女，淫辱教众妻女，生下私生子无数”呢？这岂不是眼见对方已经垮台反正不能再为自己辩护而展开的胡乱批判么！而这类所谓势如破竹式的“揭发批判”，在“文革”中乃至“文革”前，人们见到的难道还少么！小说在这方面显示的讽刺意味，堪称入木三分，没有深刻的观察和锋锐的见解，这些笔墨绝对写不出来！金庸最后两部小说——《笑做江湖》与《鹿鼎记》中确有不少寓言成分，而这，正是金庸发挥政论家的洞察力与小说家的想象力并使二者得到较好结合的生动证明。
金庸在自己的小说中，常常提出一些令人感到意外而确又十分独到的见地。一部《侠客行》，可以说就是反教条主义、反烦琐哲学、充满现代批判精神的作品。小说通过不识字的石破天居然能破译石壁上那首诗里包藏的绝顶武功，给人丰富的启示。它的矛头旨在批判中国传统经学那种烦琐解读模式的错误。汉代开始的经学，虽然不是一点贡献也没有，但牵强附会地寻找微言大义（如把爱情诗《关雎》硬解释成歌颂“后妃之德”的作品），大篇考证而不得要领，抓住细枝未节却忘记事情的根本方面，这种迂阔固执的书呆子态度，无论如何总是不可取的。唐诗已经对此有所概括：“鲁史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这是传统经学误国误民的生动写照。金庸小说通过石破天参悟武功过程合情合理的描写，以现代人的态度，点示了传统经学教条主义烦琐解读的根本弱点，它的意义又远远超出了批判经学本身。金庸自己在1977年写的《侠客行·后记》中说：“各种牵强附会的注释，往往会损害原作者的本意，反而造成严重障碍。《侠客行》写于十二年前，于此意有所发挥。近年多读佛经，于此更深有所感。”
六
最后，金庸小说的现代意识，还表现在作者用现代心理学眼光来分析人物解剖人物。金庸对弗洛伊德、荣格的精神分析学显然相当熟悉，他把精神分析学的合理方面加以运用，渗透到人物刻画之中，揭示出变态人物之所以变态的社会原因和心理原因，相当有深度地写出他们的性格。
金庸笔下的变态人物有三类：一是“仇变”，由仇怨激起，如《倚天屠龙记》中的谢逊，《天龙八部》中的叶二娘。二是“情变”，由失恋引起，如《神鹏侠侣》中的李莫愁，《侠客行）中的梅芳姑，《射鹏英雄传》中的玫姑。三是“孽变”，由权欲、利欲、霸欲熏心引起，如《天龙八部》中的慕容复和《射鹏》中的欧阳锋。其中谢逊、李莫愁两人形象各有其代表性。
金毛狮王谢逊，勇武威猛，人品、武功原属上乘。突如其来的一场惨祸，激起他满怀悲愤怨毒之情。他自述：在二十八岁那年，“我生平最崇仰、最敬爱的一个人（指谢之师父混元霹雳手成昆——引者）欺辱了我，害得我家破人亡，父母妻儿，一夕之间尽数死去。因此我断指立誓，姓谢的有生之日，决不再相信任何一个人。”“十三年来我少杀禽兽多杀人”气为了逼迫成昆露面，他任性发泄，不计后果，杀人之后都要署上成昆的名字。然而在残忍凄厉的背后，谢逊其实有一颗赤子之心。他对义子张无忌的爱，简直远远超出一般亲生父子。这种爱最终也温润了他自己的心灵，使他多少有些悲天悯人，不但能仟悔过失，即使对成昆，也只毁其双眼，废其武功，而没有将他杀死。
《神雕侠侣》中的“赤练仙子”李莫愁，花容月貌，却心狠手辣。只因自己心爱的男子与他人结婚，受到极大刺激，就愤而要杀情敌的全家，并成为杀人如麻的女魔头。只有一次，当她抢过婴儿郭襄时，才流露出一点母性，用平时杀人的尘拂为她赶蚊子。她在凄厉哀婉的“问世间，情是何物”的歌声中出场，又在烈火中唱着元好问这首《迈陂塘》死去，既令人颤傈，又令人哀怜悲悯。现代心理学的分析，帮助金庸写出了这类过去武侠小说所缺少的丰富而又独特的人物，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天龙八部》中丐帮马副帮主的夫人康敏，是金庸运用现代心理学写的最震撼人心的一个人物。她集“仇变”。“情变”、“孽变”于一身。这位马夫人，有一种“天生的脾气”：决心占有一切想要得到的好东西；得不到，就千方百计把它毁掉。小姑娘时，自己得不到花衣裳，就把邻居女孩的花衣裳剪碎。两年前洛阳百花会上，她自以为姿容绝世，足以颠倒众生，偏偏丐帮帮主乔峰对她少看了两眼，马夫人就认为乔峰对她有意蔑视，决心报仇雪耻，坚决要把乔峰从帮主的位置上赶下去。她丈夫不支持，她就勾结情人杀了自己丈夫，把杀人的罪过栽到乔峰头上。本来乔峰已经在杏子林中平息了帮众叛乱，但马夫人全身缟素出场，口口声声“为先夫报仇”，形势立刻大变。“她没一句说乔峰是凶手，但每一句话都是指向他的头上。”这真是个厉害之极的女人。她后来还设计诱杀段正淳，用“十香迷魂散”麻醉段正淳之后，从他身上鲜血淋漓地将肉一口一口咬下来，却同时咬一口叫一声“段郎”。原来她在和马副帮主结婚前，早已是段正淳的情妇，只因段正淳没有正式娶她为镇南王妃，她就怀恨在心，誓报此仇。康敏的美丽而又狠毒，又远在李莫愁之上（李只残忍，缺少她的狠毒），让人感到惊心动魄。这是金庸运用现代心理学塑造的一个最独特、最出色的人物形象，大大开拓了读者的审美视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
上面我们只是就几个具体角度粗略考察了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其实，金庸小说的现代性，从根本上说，还在于将侠义精神自单纯的哥儿们义气提高到“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高度，从而突破旧武侠小说思想内容上的种种局限，做到了与“五四”以来新文学一脉相承，异曲同工，成为现代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限于篇幅，这里不赘。
金庸小说有没有非现代意识，有没有陈旧观念、滞后思想呢？有一个现象也许可以讨论。那就是：他小说里的男主人公，总是被好多年轻美丽的女性包围着。除《鹿鼎记》里的韦小宝应该另当别论外，我们可以随手举出许多：《倚天屠龙记》的张无忌周围，有小昭、殷离、周芒若、赵敏；《神雕侠侣》的杨过周围，有小龙女、陆无双、程英、公孙绿萼、郭芙、郭襄；《射雕英雄传》的郭靖周围，有华筝、黄蓉、程瑶迦；《雪山飞狐》、《飞狐外传》中，爱上了胡斐的，有袁紫衣、程灵素和苗若兰；《笑做江湖》中，令狐冲周围也有岳灵珊、仪琳。任盈盈。这些女性从出现时起，目标似乎专在寻找爱情，寻找归宿。尽管金庸主张爱情专一，不写正面主人公三妻四妾（张无忌有一次做了一个多妻好梦，醒后立即自我谴责）；而且在古代，中上层男子三妻四妾并不稀奇，小说中写到也属正常；但是，一个男主人公四周总有那么多女性在围着他转，这类现象在他作品里又出现得那么多，那么集中，我以为还是说明一点问题，即金庸小说积淀着千百年来以男子为中心，女性处于依附地位的文化心理意识，虽然作者自己也许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
1996年1-2月断续写毕
金庸热:一种奇异的阅读现象
若问当今华文作家中拥有读者最多的是谁，大概人们会异口同声地回答：
“金庸！”
金庸作品造就了千千万万个“迷”，也带来了许许多多个“谜”。
金庸小说最初发表在报纸上，就已拥有大量读者。自出版36册一套的单行本以来，到1994年止，正式印行的已达4000万套以上。如果一册书有五人读过，那么读者就达两亿。必须注意的是，金庸小说无论在台湾还是在内地都有许多盗印本。这些盗印本的总数，可能不在正式出版数以下。据《远东经济评论》“文艺和社会”栏目的资深编辑西蒙·埃利根所作的粗略估算，光是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这三大市场，历年来金庸小说的销售量，连同非法盗印的在内，累计已达一亿。所以，金庸小说的实际读者，很可能比上面的数字还要多出一倍至几倍。
1991年我曾在史坦福大学的东亚图书馆作过一点调查。他们馆藏的金庸小说，几乎都借出过几十次、上百次，“借书日期”、“还书日期”栏内盖的戳子密密麻麻。许多书都已被翻看得陈旧破烂。图书馆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已买过两种版本的金庸小说，结果都相似，因为借阅的人实在太多。
我曾经以为男性青年学生才喜欢金庸小说。谁知一调查，出入非常大，许多女学生照样爱读。而且他们的父母亲和许多上了年纪的华人也同样喜欢读。真是到了不分性别、不分年龄的地步！
“金庸热”之所以构成一种奇异的、令人注目的阅读现象，不仅由于拥有读者之多，还因为它具有下述四个突出的特点：
一是持续时间长。《射雕英雄传》最初在报纸上连载时，许多人争相传告，报纸发行量一下子增加很多。从那个时候起，可以说港澳地区就出现了“金庸热”。而且随着《神雕侠侣》《天龙八部》《笑傲江湖》等作品出现，“金庸热”还是长盛不衰。人们可能还记得1994年10月25日金庸被授予北京大学“名誉教授”称号，并作两次讲演时的盛况，听他讲演的，请他签名的，真是到了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所发入场券几乎无用的地步，当时的主持人打趣说：“今天这形势，金大侠武功再高也不好办了！”这实在就是他直到今天仍受读者热情欢迎的一个缩影。
二是覆盖地域广。金庸的读者不但在海峡两岸和东亚地区，而且延伸到了北美、欧洲、大洋洲的华人社会，可以说全世界有华人处就有金庸小说的流传。1991年我到新加坡参加国际汉学会议，坐在出租车上，听到的就是《鹿鼎记》的华语广播。我还看到过一个材料，说70年代初南越国会议员们吵架，一个骂对方“是搞阴谋诡计的左冷禅”，对方就回骂说：“你才是虚伪阴狠的岳不群”。可见连《笑傲江湖》里这些人物在当时的南越也几乎到了人所共知的地步。据韩国学生告诉我，金庸小说在韩国早有译本，并且相当风行。而近年，日本最大的出版社德间书店也向作者买了版权，要将金庸作品全部译成日文，其中《书剑恩仇录》日译本四册已全部出版，其余的正在紧张翻译之中。英文翻译可能相当困难，但《鹿鼎记》的英文节译本亦已出版。由此看来，今天“金庸热”或许又可能超出华人世界的范围。
三是读者文化跨度很大。金庸小说不但广大市民、青年学生和有点文化的农民喜欢读，而且连许多文化程度很高的专业人员、政府官员、大学教授、科学院士都爱读。像中国已故的数学大师华罗庚，美国的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以及著名数学家陈省身，我熟识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黄、甘子钊、王选等，都是“金庸迷”。如果说上述读者还可能只是业余阅读用以消遣的话，那么，一些专门研究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教授、专家们就不一样了，他们应该说有很高的文学鉴赏眼光和专业知识水准，而恰恰是他们，也同样很有兴趣去读金庸小说。据我所知，像美国著名学者陈世骧、夏济安、夏志清、余英时、李欧梵、刘绍铭，像中国著名文学研究家程千帆、冯其庸、章培恒、钱理群、陈平原等，也都给予金庸小说很高评价。记得1994年底，遇到女作家宗璞，她抓住我就问：“你们开金庸的会，怎么不找我呀？”我说：“听说您前一段身体不太好？”她说：“我前一段时间住在医院，就看了好多金庸的书，《笑傲江湖》啦，《天龙八部》啦，我觉得他写得真好，我们一些作家写不出来。”中国作协副主席冯牧生前曾表示很愿意像对待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一样，来参加金庸小说的点评。作家李陀则用他特有的语言说：“中国人如果不喜欢金庸，就是神经有毛病”。这就不但是雅俗共赏，而且是科学家、文学家齐声同赞了。
四是超越政治思想的分野。金庸迷中有各种政治观点的人物，甚至海峡两岸政治上对立得很厉害的人，国共两党人士，平时谈不拢，对金庸小说的看法却很一致，都爱读。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可能是内地最早接触金庸作品的读者之一，他在70年代后期自江西返回北京，就托人从境外买到一套金庸小说，很喜欢读。1981年7月18日上午，邓小平接见金庸时，第一句话就是：“你的小说我是读了的。”而据台湾新闻界人士透露：海峡对岸的领导人--国民党中央前主席蒋经国先生，生前也很爱读金庸作品，他的床头也经常放着一套金庸小说。这样一种完全超越了政治分歧的阅读现象，难道不值得人们思考和研究？
除读者阅读状况非常值得注意之外，金庸小说本身还包含着一系列难以索解的有趣现象。举例说，金庸小说虽然产生在香港商业化环境中，却没有旧式武侠小说那种低级趣味和粗俗气息。又例如，金庸自己完全不会武功，却能把武林人物的打斗写得那么吸引人；金庸小说明明是武侠小说，却又有着浓重的文化气息，简直可以当作文化小说来读。再例如，武侠小说一般都以神奇、曲折来吸引人，可是金庸小说同时却又相当贴近生活、贴近人生，相当生活化。诸如此类，金庸小说似乎充满了许多不易诠释之谜。
20世纪本是科学昌盛的世纪；中国新文学经过“五四”之后80年的发展，也早已取得了绝对的优势。恰恰在这个世纪的后半期，金庸以传统形式写成的武侠小说出现了，并且如此长久地风靡不衰，这本身又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更大的谜。
上述种种现象，每一项都可能潜藏着有待发掘的丰厚内涵，足以发人深省，启迪人们去思考和研究。科学地揭示现象背后的诸多原因，深入地探讨金庸作品魅力之所在，解开谜底，把金庸小说放到中国文学发展的背景上加以考察，从而衡定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正是金庸研究者们共同面对的课题和任务。
严教授与大学生谈金庸
11月10日晚7点，北师大500座阶梯教室。北大中文系博士生导师严家炎教授与北师大学生有一场对话，主题是关于金庸。严教授在北大开了一门金庸小说的课。他参加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是全国中文系的通用课本。记者现场记录以下文字。
学生：您怎么看最近王朔对金庸的评价？
严家炎（以下简称严）：我今天上午（指11月10日）看到那篇文章，是别人传真给我的。读作品有感想很正常。一个作品读不下去，有各种原因。可能作品本身不好，可能作者的某些描写习惯读者不适应，也可能读者存在某种心理障碍（掌声，笑声）。举一个我的例子。我十三四岁时读《红楼梦》，读不下去；十七八岁读后，在日记里骂贾宝玉；20多岁上了北大，重读《红楼梦》，就感触很多。关于金庸语言不行的说法，文艺评论家李陀曾说过，金庸使中断了传统的白话语言起死回生（掌声）。同一个问题，可能有相反的看法，不少海外华人为吸引子女学汉语，教材是金庸的小说。王朔的一些感触，譬如对段誉的看法，不一定没有道理。但不谈乔峰，而谈段誉，是没好好读《天龙八部》。
学生：金庸的小说有译成外文的吗？为什么没有影响？
严：金庸有两部作品译成英文，在西方反应不大。《鹿鼎记》译的不全，韦小宝骂人的话就没法译。韩国译的很多，还有不少盗印书。日本一家出版社计划出36本的金庸全集，已出六七本，有反响。60年代南越议会开会时，互相对骂，“你是岳不群，两面派”、“你是左冷禅，阴谋家”。
学生：冰心编的《中国文学史》称“金庸把武侠推进了纯文学的殿堂”。
严：冰心编《中国文学史》？不会吧，可能是其他人编的。恰当否？我个人认为可以。我在文章中认为金庸作品超越俗文学。他吸收各种俗文学的长处，称得上全能冠军。
学生：金庸小说风靡大陆，有什么深层原因？
严：说来话长，应多方面的探讨。“文革”后，当时作品少，金庸的作品尤其吸引人。作品多了后，气氛有变化，不一定永远是一种情况。
学生：金庸的政治姿态与作品中的精神有无矛盾？
严：不矛盾。金庸关心社会，关心民族和人类命运，有社会责任感。写武侠小说是希望娱乐。他是爱国者，起草香港基本法。站在彭定康的对面，谴责彭的做法。金庸不是狭隘的，不是只关注中国。
学生：有人说，金庸与鲁迅在文学史同等重要。有人说，金庸的作品有重复性，算不上大家。你如何评价？
严：我建议你自己思考自己回答。补充一句话，金庸与鲁迅不矛盾。有人引鲁迅《流氓的变迁》批金庸，是一种误解或曲解。鲁迅对侠文化不否定，很客气。鲁迅的《铸剑》是现代武侠小说。如果鲁迅活到现在，看到金庸的小说，不至于骂“精神鸦片”（掌声）。
学生：你怎么看韦小宝的人物形象？
严：《鹿鼎记》是独特的作品，是现实主义的。金庸作品大部分是浪漫主义。韦小宝是一种特殊的人物。金庸把在香港观察到的丰富的社会经验化用到韦小宝的身上，形成一个可以大大分析的人物。阿q是一个引起争论的典型，韦小宝也是，不过是另外一种。金庸游戏笔墨比较多。
学生：韦小宝是英雄吗？
严：当然不是。金庸是有很多寓意的。
学生：你读金庸的阅读动机是什么？
严：是年轻的同学促使我读的。年轻人告诉我，有个金庸的小说他们很喜欢。我读后，觉得喜欢不是偶然的，有作品思想和艺术上的原因。年轻人要我讲，又逼着我进一步研究。
学生：金庸小说主要艺术缺陷是什么？
严：留下了在报纸上连载的印迹。当时写一段，发表一段。再严密筹划也可能出现不周全、松散。作品中，某人已经死了，后面又活过来了。金庸花十三四年写，后来修改又花七八年。但烙印还是留下来，我的个人看法这是缺陷。
武侠小说大宗师──金庸
谈论金庸小说的人太多，提及他为人的甚少，发而为文的更绝无仅有。倪匡先生是他的挚友，由倪先生来写金庸，堪称最佳人选。
一
飞雪连天射白鹿
笑书神侠倚碧鸳
看官，这十四个字，一副对联，看来似乎并无出奇之处，但内中却包括了十四部惊天动地的武侠小说，用十四部武侠小说的第一个字，缀成这副对联。当初在写作这十四部小说之际，绝无日后用首字作对联的打算，但竟然天然浑成，可称有趣之极。各位如熟读金庸作品，可以知道每一个字，代表了他的什么小说，略化几分钟找一找，十分有趣。由此可知写这十四部小说的人，作这副对联的人，才情是如何之浩淼。此人非别，金庸是也。
曾向一位洋人介绍金庸，说：“这是一位名作家。”洋人追根究底，问：“有名到何等程度？”进一步介绍：“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都有人知道他的名字。”金庸的小说，不但风靡了港、台、南洋、欧美，不知使得多少人废寝忘食，连中国大陆，高级干部，也都以能看到金庸小说为幸，这种情形，一直到如今不变。金庸的小说，能吸引每一个人，上至大学教授，国家元首，下至贩夫走卒，仆役小厮，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的地卡，堪称是中国近代，拥有读者最多的一位小说家。
这位大小说家，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虽然是“素描”，也绝不简单，要描得好，描得传神，描得正确。尤其是对金庸，这颗写作人中的天皇巨星，写得不好，不正确，不传神，读者表示不满起来，只怕会被骂死，所以，毅然执笔上阵，颇有大无畏精神焉。
金庸，姓查，名良镛，浙江省海宁县人。公元一九二五年生，那一年是乙丑，属牛。海宁查家，是声势渲赫的大族，历代人才辈出，全是极其出色的人物。在有清一代，海宁查家做过大官的人甚多，以书、诗、文名著于天下的，也不知凡几。雍正年间，出了一个考题，“维民所止”，被诬成文字狱的主角，查嗣庭先生，就是查家的人，也是金庸的远祖（注1）。而查慎行先生，更是诗文并著，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文人（注2）。
金庸的家世显赫，但是他的成功，却和“祖荫”全然无关，完全是赤手空拳，打出来的天下，全是靠他本身的才能、学识、苦学、勤奋所得的结果。其实可以写一本传记，记金庸，作为成功人物的一种典型。
金庸在少年时期，在家乡附近就读，中学是著名的杭州高中学校，“杭高”是中国有数的好中学之一。中学毕业之后，适逢乱世，是日寇侵华的年代，金庸就在这时候离开了家乡，远走他方。据他自己的忆述，在离开了自己家乡之后，曾在湖南省西部，住过一个时期，寄居在一个有钱同学的家中，这一段青年时期的生活，当然相当清苦。再以后，金庸进入国立政治大学就读，读的是外文系。金庸在政治大学并未毕业，原因不明，可能是那时他虽然年轻，但已才气纵横，觉得传统的大学教育不能满足他的需求之故。使得金庸和报业发生关系的，是当年大公报招考记者。当年，大公报是中国最有地位的一份报纸，影响深远，大公报在全中国范围内招聘记者两名，应征者超过三千人，在这三千人之中，金庸已显出他卓越的才华，获得大公报录取。
自此，金庸就进入了报界，而在不久之后，便被派来香港。那大约是三十年以前的事。金庸在香港的大公报工作了相当久，担任的是翻译工作。后来，大公报本身变了质，和当年大公报，不能相提并论了！
在这个时期内，金庸对电影工作有了兴趣。这种兴趣的由来，大抵是由于他在报上撰写影评之故。金庸曾用一个相当女性化的笔名写过影评，也用“林欢”的笔名写过影评。他所写的影评，只怕已全散失不可追寻了，但曾读过的人，都说文笔委婉，见解清醒，是一时之选。以后，金庸直接参加了电影工作，做过导演。
金庸参加电影工作的时间并不长，其成就，和他写作方面的成就来此较，也相去太远，时至今日，已经很少人知道他曾实际参加过电影工作，当过编、导了。
金庸的小说创作生涯，可说开始得相当迟，但是一开始，就石破天惊，震烁文坛。他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才发表到一半，武侠小说读者，已经惊为天人。再接下来的“碧血剑”、“雪山飞狐”，更是采声大作，人手一册。等到“射鹏英雄传”一发表，更是惊天动地，在一九五七年，若是有看小说的人而不看“射鹏英雄传”的，简直是笑话。
“射鹏英雄传”奠定了金庸武侠小说大宗师的地位，人人公认，风靡了无数读者。在“射鹏英雄传”之后，金庸就脱离了大公报，和他中学时期的同学，沈宝新先生，合创明报。明报在香港，销数不是第一，但是在知识分子的心目之中，它是第一大报，在国际地位上，是第一大报。连美国国务院，都会三番四次，请主持人金庸去商议国家大事，中华民国总统，也曾数次召见金庸。
明报不但使金庸的地位更提高，也使金庸的收入大大增加。可是明报在出版的初期，却是一份小型报，销数最差时，不过五六千份，工作人员不超过十人，全是凭藉金庸的才能和努力，合伙人沈宝新的干才，初创时期的工作人员如潘粤先生、戴茂生先生、雪坡先生等等的努力，才逐步创出了今日的天下，成为中文报纸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份报纸，是小资本，靠人才成功的一份报纸的典型。
曾在明报工作过的职员，大约都不会否认这一点，而明报网罗、培养的人才之多，也一时无两，许多在明报工作过的职员，离开明报之后，创立自己的事业，多能独当一面，成为香港报坛中的暄赫人物，例子甚多，也不必一一列举了。
明报草创之初，金庸在明报上撰写“神鹏侠侣”，接下来，大部分小说，也全在明报上发表，一直到“鹿鼎记”。在“鹿鼎记”之后，就未曾再撰写小说。而专注于明报的社评。
明报社评，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九），由金庸亲自执笔，见解之精辟，文字之生动，深入浅出，坚守原则，人人称颂。就算意见完全和他相反的人，也不能不佩服他的社评写得好，这是金庸在写小说才能之外的另一种才华的表现。
由金庸执笔的明报社评，其影响已可与当年的大公报相埒。由于坚持民主、自由的思想原则，金庸曾和大公报发生过一次极为剧烈的笔战，这次笔战，金庸所写的几篇文字之精彩，真令人叹为观止，只可惜这些文字，竟未曾结集出书。
二
以上所写的，是金庸在事业上的成就的简单素描。
金庸的苦学精神，更令人叹服。二十年前，他自己觉得英文程度不移好，进修英文，家有一个一人高的铁柜，抽屉拉开来，全是一张一张的小卡片，上面写满了英文的单句、短句，每天限定自己记忆多少字。据沈宝新先生说，金庸在年轻时，每天限定自己要读若干小时的书，绝不松懈。一个人能成功，绝非幸致，天分固然重要，苦学更不可或缺。
金庸爱书，私人藏书之丰，令人吃惊。他曾有一个超过两百平方米的大书房，全是书橱。近两三年来，精研佛学，佛学书籍之多，怕是私人之最。为了要能直接读佛经，他更开始学全世界最复杂的文字：印度梵文，毅力之高，简直是超人。
金庸个子中等，大约一百七十五公分左右，年轻时很瘦，后来发胖，如今体重约七十公斤，金庸的脸型相当罕见，走典型的四方脸（国字脸），国字脸有一股威严，他属下的职员，每以为金庸严肃，不苟言笑。但事实上，金庸本性极活泼，是老幼咸宜的朋友，可以容忍朋友的胡闹，甚至委屈自己，纵容坏脾气的朋友，为了不使朋友败兴，可以唱时代曲“你不要走”来挽留朋友。
金庸的头极大，笔者有三个大头的朋友：金庸、张彻、古龙。这三个大头朋友，头都大得异乎常人，事业上也各有成就，和这三个大头朋友在一起，常有一种极度安全感！就算天塌下来，也有他们顶着！
十余年前，金庸嗜玩“沙蟹”，“蟹技”段数甚高，查府之中，朋辈齐聚，由宵达旦，筹码大都集中在他面前。笔者赌品甚差，有一次输急了，拍桌而去，回家之后，兀自生气，金庸立时打电话来，当哄小孩一样哄，令笔者为之汗颜。又有一次也是输急了，说输了的钱本来是准备买相机的，金庸立时以名牌相机一具见赠。其对朋友大抵类此，堪称是第一流朋友。
金庸又曾对围棋着迷，但段数不高，已故名作家司马长风，称他为“棋坛闻人”，可知棋艺平平。现在，他对围棋的兴趣也大大减弱了。
金庸在年轻时，曾学过芭蕾舞，对古典音乐的造谙极高，随便拣一张古典音乐唱片放出来，唱上片刻，便能说出这是什么乐曲来。金庸十分喜欢驾车，更喜欢驾跑车。最早，用过凯旋牌小跑车，后来，改驾积架e型。他驾积架e型之际，经常的速度是二十六哩。
后来，又换了保时捷。保时捷跑车性能之佳，世界知名，到了金庸手中，平均驾驶时速，略为提高，大约是三十哩。曾有人问金庸：“你驾跑车超不超车？”金庸答：“当然超车，逢电车，必超车！”其性格中的“稳”字，由此可见。
金庸不嗜酒，号称“从未醉过”。根本喝得少，当然不会醉。他吸烟、戒烟，次数极多，如今一样大吸特吸，并且相信了中年人不能戒烟的理论。
金庸也略藏书画。如今书房中所悬的，有史可法的书法残片，曾在他处看到过不知是真是假的仇英“文姬归汉图”，也曾见过四幅极大的（超过五公尺长）齐白石精品，吴昌硕的大件等等。
金庸也集过邮，不过他集的是“花花绿绿”的纸而已。
金庸对吃并不讲究，穿亦然，衣料自然是最好的，但款式我行我素，不受潮流影响。
金庸……毕竟不是写传，只是简笔素描，金庸是怎样的？金庸就是金庸，是天皇巨星，是真正的作家，也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注1：“维民所止”四字之所以会形成文字狱，是因为当时皇帝的年号是“雍正”。有奸谗小人？向皇帝告密，说“维”、“止”两字，正是雍正去了头部，是暗示要杀皇帝的头，于是龙颜大怒，兴起冤狱，这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字狱。
注2：查慎行先生是清代大儒，字悔馀，所居初白奄，又称查初白，对易经有极深刻的研究，著书颇多，如“敬业堂集”等。
阿紫、阿朱和乔峰
阿紫阿朱的身世
《我看》问世之后，各方反应热烈，对人物的评价，也各有不同，其中有对阿紫大抱不平者，说阿紫自小便遭遗弃，身世孤苦，长大了之后，行为乖僻凶残，情有可原云云。
环境虽然可以造成一个人的性情，但是天性绝不可以忽视。如果环境可以决定这一切的话，那么，在同一环境之中出身的人，应该每一个人的性格、行为都是一样的了？可是事实上，却大有差异，绝不一致。性格有天生的成分在，而且所占的比例相当大。科学家正在研究这一点，研究出来，和“染色体”有关，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还说不出具体的所以然来。
阿紫的性格极坏，这是天生的。她在星宿派，会揭开乌龟的壳来看看乌龟没有了壳会如何，就是她一直在镇南王府长大，她也会做同样的事。
奇怪的是，段正淳的几个私生女儿，不能跟父亲，也都跟着母亲，如锺灵、木婉清（她为什么姓“木”？），如王语嫣。唯有阿朱和阿紫，段正淳不管，阮星竹竟然也不管，只在她们项间，挂一块金牌，肩头上刺了一个字便算数了，似乎十分不合情理。
不合情理的理由是：“外公家教很严，要是知道了这件事，定会杀了我妈妈的。我妈妈不敢把我姐妹带回家去。只好分送给人家……”这解释了阿紫、阿朱被弃的原因，但是一样十分不合情理。“外公的家教很严”，这位阮老先生的家教，不知如何严法？严到了女儿跟男人在外面生了两个女儿也不知道，可称糊涂之极了。而阮星竹只要将两个女儿送走，回家之后就可以打马虎眼打过去，也可说奇妙。少女和少妇的样子不同，除了瞎子，谁都可以看得出来，阮老先生莫非视力真有问题乎？而且，“家教很严”，阮星竹小姐如何有机会可以和段正淳相识，还生下了两个女儿，这其间不是十天八天过程可以了结的，两番怀孕，至少要有一年多时间，不能在她父亲面前露眼，“家教很严”的父亲，能一年多不见女儿而不加查问吗？所以，这一节写得十分含糊，属于不可深究这一类。
结果是阿朱和阿紫两人：十九年来弃于他人，生死不知……妙的是，段正淳其馀情人，只有一个女儿，阮星竹却有两个女儿——段正淳和情人，只生女儿，没有生过儿子——两个女儿全都“弃于他人”，可以算是忍心之至了。
两个女儿，阿紫流落到了星宿派，在青海。一个流落到太湖，在苏州，相隔十万八千里。当日所托的是什么人家，为何会这样，也全然不可考。
其所以费了许多笔墨，去追究当年阮星竹遗弃阿朱、阿紫的经过，是因为当年的这段经过，在若干年之后，影响了一位大英雄大豪杰的一生。令得这个悲剧性的英雄豪杰，悲上加悲，亲手打死了自己最爱的爱人！大英雄大豪杰是乔峰，死在乔峰手下的是阿朱。如果不是阿朱幼年被弃，流落在慕容复家当丫环，如果不是命运恰好安排在事件发生的前夕，阿朱知道了自己的身世，悲剧就不会发生了。
英雄美人的悲剧
阿朱是金庸笔下几位可爱的女性之一，她不但相貌出众，而且聪明伶俐，兼有易容妙术：……一脸精灵顽皮之气……鹅蛋脸、眼珠灵动。
阿朱和乔峰相遇，十分偶然，第一次，是丐帮内部生变，慕容家一伙人恰在一旁，这时候，阿朱看到了乔峰。这次相遇对阿朱的命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作者金庸甚至未有一字写当时阿朱见到了乔峰之后的情形。但是阿朱这个江南小姑娘，见到了神威凛凛的北方大汉乔峰，不一定说立时心仪，有了感情，但印象极其深刻，殆无疑问。因为接下来——阿朱就假扮乔峰，扮得连丐帮中人都认不出，连乔峰也怀疑在什么地方看到过自己的背影。
固然阿朱的易容乔装之术天下无双，但如果不是对一个人有极深刻的印象，如何能扮得这样惟妙惟肖。阿朱再次和乔峰相遇，是假扮了少林僧人，中了玄寂的一掌，身受重伤，那一掌，叫作“一拍两散”，重伤后的阿朱，被乔峰带走。乔峰发现她受伤，是因为：伸手到他胸口去探他心跳，只觉着手轻软……乔峰活了偌大年纪，只怕那是他第一次碰到异性的身体，感觉自然奇妙，书中并未细表，反倒写了乔峰“要剥光你衣裳来查明真相”。那自然是笑话，乔峰不会做这种事，只不过当时阿朱身分不明，出言威胁而已。
而乔峰在初时，对阿朱还是全无爱情可言，他发现了阿朱受了重伤之后：他心中好生看重慕容复，爱屋及乌，对他的侍婢也不免青眼有加。“她所以受此重伤，全系因我之故，义不容辞，非将她治好不可。”乔峰不过是为了“爱屋及乌”、“义不容辞”而已。
可是在救伤的过程之中，却风光极其旖旎：伸手便解开了她衣衫，将一盒寒玉冰蟾膏尽数涂在她胸脯上。此情此景，阿朱自然“羞不可抑”，乔峰只怕也未能全然无情。经过这一件事，阿朱的芳心之中，除了乔峰之外，已不可能再有别的异性。一向不好女色的乔峰，毕竟也是生理正常的男人，而且正当青年，后来不断向阿朱输送真气，甚至闯聚贤庄，那就不单是为了“爱屋及乌”和“义不容辞”了。
在阿朱受伤的时日内，她曾要乔峰“唱支歌儿”，也曾要乔峰“讲几个故事”，引乔峰讲起儿时的伤心事，再触及近日的伤心事，阿朱软言安慰，句句在心——两人的感情，自然又进了一层。及至乔峰不顾一切，带着阿朱闯聚贤庄。一个小姑娘，能得到大英雄大豪杰这样旷世罕有的照顾，那比一个贫家少女忽然被一位王子带进了宫殿还要震撼心弦，阿朱对乔峰的爱情，自然至此而成定局。
等到乔峰在雁门关外以掌击石，阿朱再出现，乔峰在悲苦、激动之中，唯一能欢慰、开解、了解他的人，天地之间，只有阿朱。大英雄大豪杰也是人，爱意陡生，也就极其自然。
乔峰和阿朱的恋情，金庸写来，又细腻又动人，而又处处合乎乔峰的身分，当阿朱情不自禁，纵身入怀而又害羞之际，乔峰说：咱俩是患难之交，同生共死过来的，还能有什么顾忌？英雄人物这两句话，比诸其他男人的千言万语，更有力，更直接。乔峰的英雄刚强，和阿朱的委婉温柔，就成了奇妙的爱情结合。
这一对男女的爱情结合，是金庸笔下意境最高的一组结合之一。唉，小阿朱千不该万不该，做了一件傻事：假扮了段正淳去会乔峰，被乔峰一掌打死。
看《天龙八部》看到这里，真是肝肠寸断，不知如何才好。金庸有时也真忍心，为了加强乔峰这个悲剧人物的悲剧性，不但让他在聚贤庄杀了许多平日肝胆相照的江湖好友、丐帮旧人，而且还让他打死了阿朱！乔峰打死阿朱，自然是一个误会，但是误会的结果，其实可以不必令阿朱致死的。在打死阿朱的三个多时辰之前，乔峰：心中一片平静温暖，心道：“得妻如此，复有何憾？”心中的平静温暖，难道就不能使乔 就算面对着大仇人，出手也不能稍轻一点么？照常理是可以的，但乔峰是天生的悲剧人物：左手一圈，右掌呼的一声击了出去。
这“左手一圈，右掌击出”一招是“亢龙有悔”？这一掌：具天地风雷之威！
于是，小阿朱在大雷雨之下，青石挢之上，闪电雷声之中，死在她最爱的男人掌下。呜呼，愿天下有情人，同声一哭！阿朱，虽然做了这一件傻事，仍然是上上人物，她令得乔峰只有极短暂的甜蜜，而带来了长期的悲苦，但是，没有阿朱，乔峰的一生之中，只怕连这一小节短暂的快乐都没有，只好沉醉在烈酒之中。而沉醉在烈酒之中，万万及不上沉醉在美人的情怀之中。
短暂和永久，很难有分野，阿朱还是可爱的。
极度自我中心
和阿朱的可爱恰好相反，是阿紫的可厌。
阿紫这样的人，她的可厌之处，还不在于她的残忍，而是像阿紫这一类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环境之下，只当全世界只有一个人：她自己。
那是一种极度自我中心的典型，除了自己之外，心目中永远不会有别人，不会帮别人想一想，更不会为别人做点事。
这种人，为了自己的一点小利，可以毫不考虑，毫不犹豫地去牺牲别人的大利。
这种人，永远以她自己的喜怒哀乐为喜怒哀乐，而全然不理会别人的感受。
这种人的自私，是恶毒的，如同毒蛇一样，一被这种人缠上了，比被毒蛇噬咬，还要痛苦。
阿紫就是这种人的典型。
为了阿朱临死之际的嘱咐，乔峰一直对阿紫很好。阿紫对乔峰也有情意，可是她是怎么表达情意的？她用毒针去射乔峰！
照她自己说，令乔峰不能动弹之后，再去服侍乔峰，这种鬼话，谁会相信。当她想到服侍乔峰很好玩之际，或许会做上三天五朝，以后呢？为了照顾阿紫，连乔峰有时，也变得窝窝囊囊，但乔峰的窝囊，可以原谅，因为他是多么爱阿朱！
阿紫在《我看》中许为“中中人物”再看之后，越看越不是味，要降为“下下人物”才对，并且很怀疑，《我看》中的“中中人物”，是排错了的！
九指神丐洪七公
倪匡《四看金庸小说》第一章：射雕英雄
洪七公是上上人物
洪七公正直，豪侠，重民族大义，得到江湖上的尊敬，对朋友讲义气，有一切正派人物所应具有的优点。这些优点，郭靖也都有，可是洪七公和郭靖不同，洪七公是活生生的、有理性的真人，不像郭靖那样，看来看去，都是道德堆出来的，不像是真的一个人。
一句“撕作三份，鸡屁股给我”。九指神丐洪七公出场，不论是第一遍看《射雕》，还是第八次看，一看到这里，就禁不住大声酣呼，一如看《水浒》看到“一个胖大和尚赤条条跳将出来”时的反应一样。
黄药师出场，令人感到诡异悚然，洪七公出场，使人感到全身发热，就像是忽然有人在你身后拍了一掌，转头一看，竟是渴望一见的老朋友一样！
就美食而舍要事洪七公是金庸笔下众多生动人物之中，最能使人有亲切感的一个，他的脾气一样很古怪，郭靖在学了十五招“降龙十八掌”之后，向他叩头，他就点了郭靖的穴道，把四个头叩还给郭靖，还说：“住著，我教你武功，那是吃了她的小菜，付的价钱，咱们可没师徒名分。”（四八四页）想那降龙十八掌，乃洪七公毕生绝学：“一半得自师长──（洪七公的师长是谁？）一半自行参悟出来”，第一次华山论武之际，洪七公若是已会这套掌法，大可得到武功天下第一的称号，其威力可知。可是却为了吃小菜，而当价钱付人，这真有点好吃得过了头。
洪七公好吃，这是毫无疑问的事，他可以为好吃而误了一件要事，事后砍下了自己的一只手指──那是表示惩罚，并不表示后悔，这一点不可不知，因为在断指之后，他好吃如故。以后，在美食和重大事务之间，叫他作选择，只怕他一样会就美食而舍要事，至多事后再砍一只手指，有什么大不了！
要注意的是：砍手指，在武侠小说人物的行为之中，是一件小事。武侠小说中的人物，有他们独特的性格、行为，受伤当作等闲之事，整条膀子、整条大腿断下来，都不兴皱一皱眉，何况是手指之微。《天龙八部》之中，黄眉和尚为了在下棋时争下黑子，就二话不说，把自己的一只脚趾剁了下来，由此可知，断一只手指，稀松寻常之至。
但是在武侠小说人物之中，肯随随便便把自己生平绝学教人的，却绝无仅有，除了洪七公之外，只怕还找不出第二人来。
因为一个学武的人的武功，等于是他的生命，把自己的武功随便教人，那等于是在玩命了。可是洪七公却把生平绝学当作“价钱”，为的只不过是吃黄蓉煮的小菜！
这样看来，洪七公不是太糊涂了么？或问：如果煮得一手好菜的是杨康或欧阳克，洪七公会不会也以降龙十八掌去换小菜吃呢？这是一个很值得深究的问题。
洪七公在初识郭靖、黄蓉之际，是完全不知两人的来历的，而郭、黄两人的态度，也任何人都可以做得到，不过是“心知有异”、“不敢怠慢”而已，这一点，杨康或欧阳克都可以做得更好。
等洪七公吃了一只叫化鸡之后，取出镶金的镖来作酬，郭靖拒收，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洪七公在这时，仍然无法知道对方人品的好坏。而黄蓉提出再请洪七公吃东西，这是别有用心的了，洪七公应该知道，但为了有好东西吃，一样欣然应之。
等到黄蓉初展手段，“玉笛谁家听落梅”和“好逑汤”吃得洪七公魂飞天外之后，要教两人武功，是洪七公自己提出来的：“你们两个娃娃都会武艺，我老早瞧出来啦。女娃娃花尽心思，整了这样好的菜给我吃，定是不安好心，叫我非教你们几手不可。
”（四六五页）由此可见，就算摆明了，供给美食，是为了要他教武功，他还是一样答应的。
接下来，黄蓉一出手，洪七公立时认出了她的来历，在那一霎间，洪七公很有受骗的感觉，立时“冷冷地道”，那是心中大不高兴了，也不肯教武功了，只是后来又被黄蓉略使小计，大赞他的降龙十八掌，才又把他骗了回来。
黄蓉的几句话，若是真能令洪七公上当，那不是太抬举黄蓉，而是在小看洪七公了。洪七公若是那么浅薄，怎配做一代武学大宗匠？洪七公忽然又出现，答应教郭靖武功，原因其实只有两个，主要的一个是他实在舍不得黄蓉的烹饪，次要的一个原因是，他已知黄蓉来历，又看出了郭靖是一个“傻不楞的小子”，是一个老实人。
在授武之前，洪七公又进一步知道了郭靖的为人，洪七公对他的评语是：“傻小子心眼儿不错，当真说一是一。”（四七o页）能得到洪七公这样的一言之褒，那当真是难得之极，所以洪七公就开始授了郭靖一招“亢龙有悔”，一招既授，以后黄蓉的佳肴层出不穷，自然越教越多了。而这个经过之中，可以看出，谁只要有黄蓉的烹饪手段，谁都可以令洪七公教上一招半式，杨康也好，欧阳克也好，再大奸大恶的人，只要装得好，不漏底，都可以骗到洪七公的武功的。
这样说来，岂不是人人都可以学到洪七公的武功了？非也非也，别忘记有一个大前提：要有黄蓉这般的烹饪手段才行。而要有这样的烹饪手段，那比什么都难。《射雕》中一流武功不知多少，降龙十八掌、弹指神通、七十二路空明拳、蛤蟆功、一阳指……但是会炮制美食的，就只有黄蓉一个。
烹饪，是一种艺术，和其他任何艺术一样，烹饪是需要天才，不是硬学得会的。一个烹饪高手在煮菜，普通人在一旁，完全照做，一点也不差，从材料、调味品、火候、时间，完全一模一样，可是结果煮出来的东西，味道硬是不同，是无可摹仿，无可偷学的。要学会煮得一手好菜，比学会绝顶武功还要难得多，除非像黄蓉一样，有天生的烹调本领，不然，就无法令洪七公拿他的“降龙十八掌”来当价钱！
郭靖的武功，本来十分低微，虽然服了蝮蛇宝血，也无济于事，直到遇到了洪七公，才算是得窥上乘武功的门径。所以黄蓉的烹调术，影响了郭靖的一生，世事之奇妙，往往如此。当郭靖在大漠放牛牧羊之际，怎么想得到，万里之外一个小岛上一个会烧菜的小姑娘所烧的菜，会改变他一生的命运！
也幸好洪七公的“降龙十八掌”，合了郭靖的个性，若是遇上黄药师，要教郭靖“落英神剑掌”，什么五虚一实，八虚一实，不但教的人七窍生烟，学的人也必然痛苦不堪，不欢而散了。
率性而为，宽厚仁侠洪七公肯随便把自己的生平绝学来换美食，真正是率性而为，这种自然而然的潇洒，比起黄药师的处处做作来，一个高，一个低，再明显也没有。洪七公的可爱之处，也在这里。不过洪七公的洒脱，还未曾到极点，他对于当年未曾得到武功天下第一的称号，就“后来他常常叹息”（四八三页）。还是未能完全放得开。
洪七公生性相当懒，不怎么肯教徒弟，“一生从没教过人三天以上的武功”，他自己练功不知怎样？只怕有好东西吃，也是吃了再说，吃第一，练功第二，若当年降龙十八掌未曾练成，只因贪吃而耽搁了练功，那也大可不必常常叹息！
洪七公后来，终于收郭靖为徒，那是由于月馀相处，洪七公已深知郭靖为人之故！
“凭郭靖这小子的人品心地，我传齐他十八掌本来也没什么。”（四九五页）他接受郭靖为徒弟之际说：“老叫化不耐烦跟小姑娘们磨个没了没完，算是认输，现下我收你做徒儿。”（六二五页）那当然只是随口说说的笑话，这是洪七公的优点之一，他言谈极其风趣，没有黄药师的故作高深，也不像一灯大师的道貌岸然，又绝不是周伯通的夹缠不清。不是一个头脑清醒、豪侠爽直的人，不可能有这种令人如沐春风的谈吐。他的言语，不必掩饰什么，自然令人感到亲切。
而且，看洪七公救欧阳克这一段，可知他心胸之宽：“我跟他叔父是老相识，这小子……伤在我徒儿手里，于他叔父脸上需不好看。”（六三一页）洪七公当然不是怕黄蓉杀了欧阳克，欧阳锋会找上门来报仇，但是西毒的武功，洪七公还是欣赏，不但欣赏，还要处处替对方维护武学大宗师的身分，这种气度，真是浩瀚如海，无与伦比。有这样风度的武学高手，更是少见。后来洪七公手下容情，未对欧阳锋下毒手，也是基于他的气度太宽宏所致。终于吃了欧阳锋的大亏，他也绝无后悔之意，天生性格这样宽厚仁侠，真是上上人物。
洪七公和黄药师比较，黄药师是做作的，洪七公是自然的，黄药师要做了准备，费了功夫，才能勉强在表面上做出来的事，洪七公自然而然就做出来了，两人的最大差别在此。黄药师装模作样，要考欧阳克和郭靖的文才，洪七公就直斥其非：“咱们都是学武之人，不比武难道还比吃饭拉屎？”（七二四页）当真是痛快之极矣！
洪七公一生为人，就是得到痛快两字的真髓，吃要吃得痛快，喝要喝得痛快，骂要骂得痛快，打要打得痛快，天地之间，自在游戏，真神人也！
《我看金庸小说》之人物榜
郭靖是金庸小说中最出名的人物，这个四岁才会说话的蠢小子，浓眉大眼，就凭他的傻劲，不但练成了一身卓绝的武功，而且还和古灵精怪至于极点的黄蓉，一见钟情，金庸刻意安排，简直已到了极点。郭靖的一生，是毫无缺点的，极度完美。他对父母孝，对国家忠，对爱情贞，对朋友义，对子女爱，连杨康这样的坏蛋死了，他也耿耿于怀，将杨康的儿子，赐名“过”，字“改之”，希望杨过和他一样。郭靖是大侠，不但在江湖上称侠，而且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万民称颂。郭靖对敌时，虽死不屈，一生之中，未曾玩过半点花样，说过半句假话，行过半点诡诈。
郭靖不但维护江湖法统，而且也维护社会法统。杨过和小龙女要结为夫妻时，郭靖就差一点动手，要将杨、龙两人打死，因为杨、龙两人的行为，触犯了他的完美。
郭靖是一个完人，但是太完美了，变成了一个伪人。因为世上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完人，那是金庸塑造出来的一个伪人。郭靖当然是金庸小说中极其重要的一个人物，但却不予评级，套一句惯用语：“无可置评。”黄蓉黄蓉和郭靖一样，也是完人，不过完人的方式不同，一个笨，一个聪明。黄蓉的聪明机智，也被安排尽了。这样的女人，也唯有郭靖这样的笨人，可以终生相对，别的男人，不妨掩卷想想，谁能受得了？黄蓉行诈、说谎，但全是为了好的目的而做这种坏行为，所以值得原谅。不过黄蓉不是伪人，是实实在在、聪明得过了头的一个女人。黄蓉在金庸的笔下，分成两个阶段，在《射雕英雄传》中，黄蓉在有些地方，相当可爱。至少，她在被江南七怪当作“小妖女”的时候，是很可爱的。自然，她在傻姑面前，也要摆出姑姑的款来，就一点不可爱。黄蓉在《射雕英雄传》中，能无往而不利，她父亲是黄药师，是原因之一。黄蓉在《神雕》中，已是中年妇女，护短、猜忌、自作聪明，连一点可爱之处都找不到了。
黄蓉只是中中人物。
杨过和小龙女杨过，字改之。名字是郭靖所取，因为杨过的父亲杨康，认贼作父，卖国求荣，不是好人。杨过自“……左手提著一只公鸡，口中唱著俚曲，跳跳跃跃走过来……脸上贼忒嘻嘻，说话油腔滑调”出场以来，一直是杨过，没有改什么。当然杨过有改变，他的改变，是为了对付加在他身上的种种压力，在一次又一次的反抗过程中，他变得更成熟，反抗的决心也更强。杨过的一生，是对抗压力的一生。
杨过在出现之前生活如何，不得而知，但是看他住在窑洞时，日子自然不会好到哪里去，他手里提的那只鸡，多半是偷来的。
作为一个孤儿，和生活的压力对抗，已足以养成他日后对抗其他压力的本能。杨过在被郭靖收留之后，日子不会比自己住窑洞更好。武氏兄弟和郭芙欺负他，黄蓉歧视他，人家习武，他要学子曰诗云。郭靖的性格和杨过根本格格不入，而且一副要杨过作圣人的期望，使得杨过几乎无时无刻都要反抗，才能生存下去。杨过在这时候，虽然遇到过欧阳锋，教他“蛤蟆功”，但欧阳锋是一个失心疯，杨过在他那里，绝对得不到什么感情上的慰藉。接下来，杨过到了全真教之中，遭遇更是苦不堪言，受尽了欺负，终于逼得杨过，从心理上的反抗到行动上的反抗，出手伤了鹿清笃。
杨过在全真教中的那段日子是他一生中极惨痛的日子，一个生性高傲的少年，处身于一群不知所云的道士之中，受到歧视，其惨痛可知。所以后来杨过有了扬眉吐气的机会，孙不二想借剑给他用，杨过连看也不看，便自拒绝。多少年以前的一口气，到今日才得吐出来。杨过可以借这个机会和全真教修好，但稍有个性的人，必不肖为，宁愿得罪到底，而杨过正是天下第一有个性之人！何况其中还有孙婆婆的恩怨。
杨过一生之中，直到见到了孙婆婆，才知道什么叫著人类的温情，而孙婆婆偏又死在郝大通之手，这对杨过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孙婆婆是一个极度热心的人，小龙女是极度冰冷的人，但是杨过在她们处得到了温暖，孙婆婆死后，杨过心目中只有小龙女一人，在感情的发展上，完全可以理 解。
杨过日后，在神雕处得到了温暖，在郭襄处又得到了温暖，终其一生，和小龙女是分不开的。小龙女的恬淡和杨过的激烈，恰成对比，小龙女的不通世务和杨过 的洞察世情，也成对比。
正因为两人性格上有这样大的距离，所以当两人携手对抗社会压迫努力之际，也格外惊心动魄，精彩纷呈。杨过和小龙女的名分是师徒，但他们硬是非结成夫妻不可。在杨过的心中是这样想：你们不让我这样做，我偏要这样做。在小龙女的心中是这样想：这又没有什么不对，为什么不能这样做？两人要做一件事的目的相同，但是想法各异。小龙女只是迷惑，杨过却是有意识的反抗，但却又配合无间，终于使得各色人等，全败下阵来。小龙女几乎不食人间烟火，但是她和香香公主截然不同。在未曾遇见杨过之前，她已经不动心，决不是“天真纯情”，她另有自己在古墓生活的一套观念。小龙女的这种形象，是接近神仙境界，而不是接近白痴。这其间的分别，十分微妙，所差也不过一线而已。
小龙女是金庸笔下女角中最出色的一个，所遗憾者，是她在投崖十六年后再度出现，再度出现后的的小龙女，大是逊色。小龙女本来应该是绝顶人物，但由于末段逊色，所以只好是上上人物。杨过，是绝顶人物。
乔峰丐帮帮主，忽然身世秘密暴露，竟然是契丹胡人，乔峰的一生，注定是悲剧。这样的一个英雄人物，竟遭到命运如此的捉弄，造化弄人，莫此为甚，每次看完《天龙八部》中乔峰的情节，都不禁要狂浮三大白，以舒胸中郁气。金庸笔下的英雄人物极多，但若论意气之豪迈，行笔之光明，胸襟之开阔，唯有乔峰。乔峰堪称是人中之龙，而且他和郭靖全然不同，郭靖完美，但看来看去是一个假人，乔峰完美，看来看去，总是一条凛凛大汉，就在你的面前。
乔峰一生悲苦，连一个他所爱的人都不能保留，身世的纠缠，江湖上对他的不谅解，逼得他在聚贤庄大开杀戒，他救过耶律洪基两次，但是君臣之间的矛盾，自一开始起，就是无可调解的，发生在乔峰身上的事，无一不是解不开的死结，这些死结一个连一个，终于令得英雄如乔峰，也不得不悲剧收场，天下人宜同声一哭。
乔峰悲苦的一生中，也有值得欣慰之处，他得到阿朱倾心的时间虽然短，但阿朱的柔顺和乔峰的刚强，形成对比，乔峰在那段短暂的时间中，至少是快乐的，像这种快乐的日子，终乔峰一生，也只不过是如此一段而已，而且，快乐光阴的终结，如此凄苦！
乔峰另外也有高兴的时候，少林寺前，面对群雄，只有段誉站在他一边，忽然有虚竹大步走出，自称是他的结义兄弟，这是何等快事！难怪他立时要解下皮囊，大口狂饮。
武侠小说中尽多嗜酒的大侠，但从来也没有一个喝酒喝得如此豪意格天的。金庸对这个豪侠，几乎一字也没有写过他内心之苦！只是写他的豪侠之处，但是一件事又一件事紧逼过来，在豪侠气概之下的内心凄苦，却又表露无遗，这是极其高超的笔法。
尤其因为乔峰是这样的豪侠，所以他内心的凄苦，也比常人更深一层。但也正由于他是这样的豪侠，凄苦深自埋藏就可以，何必逢人就哭哭啼啼？乔峰终于将断箭插入自己心口，结束了他的一生，就是内心深处无数凄苦积累的结果。“虚竹和段誉只吓得魂飞魄散”，读者看到此处，也一样。
令狐冲令狐冲的一生，前半生风平浪静，当他的华山派大师兄，但是后半生却惊涛骇浪，几乎没在江湖风浪之中淹死，好几次险死还生，居然得以不死，当其尼姑头，做其三山五岳人物的盟主，任性而为，一副什么都不在乎的气概，又是金庸创造出来的另一种活龙活现的豪杰人物，而和杨过、乔峰等又截然不同。令狐冲的际遇，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几次皆是如此，以为万无生理，率性豁出去，结果却又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又是一番境界。他自分必死，义助向问天，是死而复生。被囚在西湖底，忽然又学会了吸星大法，是死而复生；苦恋岳灵珊不遂，忽然又有任盈盈，也是死而复生。
令狐冲苦恋岳灵珊，而结果岳灵珊爱上了林平之，这是由于岳灵珊和令狐冲从小一起长大之故。大凡青梅竹马的男女，恋爱很少会有结果，因为大家一起长大，相处太久，双方之间就失去了神秘感之故，一有第三者介入，吸引力就会转移到第三者上面去。在武侠小说之中，男主角几乎全部在恋爱上无往而不利，像令狐冲那样，居然失恋，可说绝无仅有。
令狐冲性格最可爱处是在于不羁，名门正派的戒律，能使他在思想上有一定的约束，但是在行为上，他却处处在突破这种约束。在自然而然之中，流露他的真性情。他不执著，不在乎，潇洒浪漫之处，在金庸笔下所有男主角之上，允称第一。这一点，连任我行这样聪明绝顶的人都未曾看出来。任我行第一次邀令狐冲加入朝阳神教，令狐冲拒绝，任我行就不知道令狐冲是真的不想加入，心口如一。任我行还以为令狐冲是嫌他地位不稳。所以才有后来夺了教主之位，再邀他入教之争发生。而令狐冲仍然不肯，终任我行一世，无法了解令狐冲何以不肯，这是两人性格截然不同之故，任我行热衷，令狐冲淡泊，近乎神仙中人。
令狐冲的这种什么都不放在心中的性情，和他的遭遇也有一点关系，他先是失恋，继以身中奇毒，朝不保夕，自然容易使他看得开。但主要还是天性使然。别的人有这样遭遇，一定痛不欲生，镇日里愁眉苦脸，哪里还会有这样的洒脱！令狐冲接近神仙境界，是绝顶人物。
韦小宝扬州妓院丽春院中，一个年华老去的妓女的儿子，不知父亲是谁，自小在市井中长大的小流氓、小无赖。在童年时，就学会了一切求活、求生存、求饱的方法。 在他的心目中，适应环境，如何使自己更好活下去，是最主要的目标。这种观念，实在是一切生物的本能，自然也反映在人这种高级生物的身上。
韦小宝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和郭靖是一个假人，是两个绝对的对比。
韦小宝几乎什么坏事都做，从赌钱骗人，酒不厌迷眼，偷、拐、骗，无所不精，而且做得心安理得。但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偏偏又被金庸写得如此可爱。如果要在韦小宝和郭靖之中，任择一人做朋友，别人怎样不知道，本人一定拣韦小宝，那是因为韦小宝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但是也有优点，他最大的优点是：懂得如何对付周围的人。
人要拼命抬高自己的地位，使自己活得更好，这是每一个人心中的愿望。苦行者在如今世上毕竟已经绝迹，满口仁义道德的人，心中想的可能恰好相反，行为也可能更不堪。人要使自己生活得更好，就一定要别人对自己好，韦小宝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人人都乐于与他结交。韦小宝就极看重朋友，出卖朋友，万万不干。
韦小宝有千百般坏处，全是人的坏处，在你和我身上都可以找得到，谁要谴责韦小宝的不是，请先在发言之前，扪心自问：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会怎么做！不必将答案讲出来，自己心里有数即可，只怕答案会是比韦小宝所作所为，更加不堪。
韦小宝这个人物，是完全反英雄的。传统观念上的英雄人物的作为，在他的身上，很难找得到。然而，他却是众人心目中的英雄，这样的人物，以前未曾在任何小说中出现过，以后只怕也不会有了。
韦小宝颇受“妇解份子”的诟病：娶了七个老婆，真不像话。说这话的女权先锋，不妨熟看《鹿鼎记》，然后掩卷、发问：“我的床头人，是不是有韦小宝七分之一可爱？”很难有男人有韦小宝七分之一可爱，那么，做韦小宝七个妻子之一，就比别的女人幸福快乐得多。幸福、快乐才是人生要追求的目标；礼法、制度，只不过是一些人制造出来的，不是人的天性。
韦小宝是自由自在的典型、是至情至性的典型、是绝不虚伪的典型。
韦小宝撕破了许多假面具，破坏了许多假道学，扬弃了许多假仁义。
韦小宝是真。
韦小宝是金庸笔下最成功的一个人物。
韦小宝是绝顶人物。
倪匡煮酒论英雄
金庸大侠在《天龙八部》中塑造了一群个性鲜明的人物。您同意以下的评价吗？您觉得电视剧中的人物和金庸所写的相符吗？《天龙八部》中的悲剧人物是乔峰。
《天龙八部》中的喜剧人物是段誉。
《天龙八部》中奇遇最多的人是虚竹。
《天龙八部》中失望最多的人是慕容复。
《天龙八部》中最幸运的人是鸠摩智。
《天龙八部》中最不幸的人是风波恶、包不同。
《天龙八部》中最柔情的人是阿朱。
《天龙八部》中最痴情的人是游坦之。
《天龙八部》中最无情的人是玄慈。
《天龙八部》中最滥情的人是段正淳。
《天龙八部》中最专情的人是叶二娘。
《天龙八部》中最诚实的人是南海鳄神。
《天龙八部》中最虚伪的人是耶律洪基。
《天龙八部》中最快乐的人是李傀儡。
看《天龙八部》，到乔峰率领燕云十八坐骑，马蹄翻金，直驱少林寺，视天下英雄为无物之际，当呼啸而狂吞烈酒。
看《天龙八部》到虚竹在冰窖之中，经不起天地间第一诱惑，而与梦姑共赴欢乐之际，宜遥思情人而饮蜜酒。
看《天龙八部》到小康将段正淳肩头上的肉咬下一块来之际，宜会心微笑而饮醇酒。
看《天龙八部》到梅、兰、竹、菊四少女大闹少林寺之际，宜开怀而呷香酒。
看《天龙八部》到段誉终于蒙王语嫣青睐之际，宜手舞足蹈而饮甜酒。看《天龙八部》到少林寺老僧说佛，众皆拜服，慕容博和萧远山双手相握，互望而笑之际，宜心平气和而饮淡酒。
看《天龙八部》到一阵风风波恶种种行径之际，宜饮劣酒。
看《天龙八部》到天山童姥和李秋水至死搏斗，宜饮酸酒。
看《天龙八部》到乔峰大闹聚贤庄，为阿朱与群雄舍命相拼之际，可饮辣酒。
看《天龙八部》至虚竹误打误撞，解了珍珑棋局之际，可饮喜酒。
看《天龙八部》到虚竹、段誉、乔峰三人结义兄弟，联手抗敌之际，可饮陈酒。
看《天龙八部》到王夫人设计擒情郎之际，宜饮新酒。
看《天龙八部》，从头至尾，一气呵成，废寝忘食，甚至床头人相对如同陌路，宜掩卷沉思，以书作酒，可以大醉。
这部书一开始就释名：八部者，一天，二龙，三夜叉，四乾达婆，五阿修罗，六迦楼罗，七紧那罗，八摩罗迦。接着又解释了“八部”每一个的含义。照这样的篇名看来，金庸是想写八个人，来表现这八种道神怪物。
可是，《天龙八部》中哪八个人是代表这八种道神怪物的！哪一个人代表哪一种，曾经详细下过功夫去研究，都没有结论。
谁是夜叉？是“香药叉”木婉清？木婉清在书中的地位一点也不高，当然不能代表八部之一。段誉是什么呢？乔峰又是什么呢？我的结论是，金庸在一开始之际，的确有着写八个人，来表现八种道神怪物的意愿，但是写作前的计划、意愿是一回事，写出来的小说是怎样的又是一回事。
听起来好像很玄，但事实上，每一个从事过小说创作的人几乎都有过同一经验：计划在创作过程中往往无法实践，会中途突然改变，会有新的意念突然产生，会无法控制自己。
金庸写《天龙八部》之际，一定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形。所以结果才有了这样一部浩淼如海的小说，已不能在小说中找到某一个人去代表一种什么意念，而是所有的人交杂在一起，代表了一个总的意念。
这样的情形，比原来创作计划来得好，也使《天龙八部》更高深、更浩瀚、大气磅礴，至于极点。
谈《碧血剑》
金庸在创作《碧血剑》时，已在寻求一个新的突破，他这部小说采取了一种特异的结构。书中真正的主角，金蛇郎君，是一个早已死了的人，一切活动，只在倒叙中出现。而另一个摆出来一本正经是主角的人物袁承志，相形之下，黯然失色。
所以，金庸在金蛇郎君和袁承志双线并叙的时候，虽然只是一线出色，还有可观之处。到了金蛇郎君那一线告一段落之后，就有溃崩的迹象。尤其是到了末段，是金庸小说中最差的一段，可称败笔。
那一段败笔，在金庸重新修订他的作品时，几乎整个改写，改写之后，自然比前次发表时变好得多，但在金庸作品中的“劣品”地位却不变。
在《碧血剑》中，金庸首先向正统的是非观念挑战。金蛇郎君是一个放荡不羁的人物，而金庸肯定了他的个性，将他写得极其动人、可爱。
《碧血剑》的另一个特色是金庸采真实的历史和虚构情节的揉合发挥得更成熟，崇祯的女儿长平公主，可以在江湖上行走。这都是虚构和真实的揉合，真真假假，成为金庸小说的一大特点，而到了《鹿鼎记》时，更是发挥到了淋漓殆尽的境界，令人叹为观止。《碧血剑》在金庸的作品中，是最乏善可陈的一篇，其地位、排名在第十二位。
值得一提的是，在新版《碧血剑》的单行本中，有一篇附篇：《袁崇焕评传》。
这篇评传，以深入浅出的文字写袁崇焕，对于明末的历史，作了极详实的叙述，也写出了一个历史上英雄人物，因为性格而铸成的悲剧的那种悲壮而无可奈何的境况，令人阅后沧然。
这篇文字中，对于群众的盲目性，虽然没有什么严重的字眼加以谴责，但是非议之意，跃然纸上。
《袁崇焕评传》是一篇极有价值的论文，而且可读性极高，近世堪与比拟的相类文字，只有柏杨的《中国人史网》而已。
谈《鸳鸯刀》
《鸳鸯刀》是金庸的另一短篇，情形和《白马啸西风》相类，在《鸳鸯刀》中，出色的是四个喜剧人物：太岳四侠。四个武功低微的小人物。
这是金庸小说中第一次出现这样的喜剧性质的人物，虽然在《鸳鸯刀》中，一样未得到发挥，但已经奠定了一个基础。在以后的作品中，这类人物不断出现。当然大有变化，有武功高强而浑沌未开(《笑傲江湖》中的“桃谷六仙”)，有的深谋远虑而喜剧性至强(《倚天屠龙记》中的朱长龄)，等等。
武功低微，一样可以成为武侠小说的主角，这一个意念的形成，极其重要。基于这一个意念，金庸才有了《鹿鼎记》中的韦小宝。《鹿鼎记》是金庸作品中最好的一部小说。
《鸳鸯刀》在金庸作品中，排第十三位。
谈《倚天屠龙记》
《倚天屠龙记》的主角是“明教”
金庸在《倚天》的著作上，有了新的突破，明教人物众多，一个一个介绍出场，直到六大派围攻光明顶，才总其成，其间过程繁复，头绪万千，但是一点点写出来，一个个出场，有条不紊，组织结构之佳，在任何小说中，皆属罕见。能看到这样，已经是空前绝后了，但金庸还不心足，像是有意在考验自己的创作能力，将一个重要人物，明教的光明右使，留在最后出场，石破天惊，叫读者不禁这样想：金庸的创作才能，究竟有没有尽头？《倚天》中的明教，比《书剑恩仇录》中的红花会，高出不知凡几，是金庸创作的又一高峰，因为在写成功明教的同时，他写成功了张无忌。形成了群戏中有个体、个体和群戏结合的最佳范例。
从《倚天》开始，金庸武侠小说的想像力更丰富，丰富的想像力，像大海中的巨浪一样，汹涌澎湃而来，一个巨浪接一个巨浪。这种想象力趋向丰富、大胆的结果，才孕育了他下一部浩淼不可方物的巨著《天龙八部》。
《倚天》是金庸作品更趋向浪漫、趋向超凡不羁的转捩之作，这可以从金庸作品在《倚天》之后又奔向另一高峰得到证明。
《倚天》写明教前任教主阳顶天，全是暗峰，写阳顶天的夫人，更是暗笔之中，另有曲笔，著墨不多，但阳夫人的委婉凄苦，已令人心向下沉，各位读友千万请注意这位阳夫人。
《倚天》主题曲的明教经文：焚我残躯，熊熊圣火。
生亦何欢，死亦何夺？为善除恶，能光明教，喜乐悲愁，皆归尘土。
怜我世人，忧患实多，怜我世人，忧患实多！
在光明顶，要消灭明教的武当大侠，听了之后，不禁感叹：“……他们不念自己身死，却在怜悯众人，那实在是大仁大勇的胸襟啊！”
这是全书的主旨，金庸通过了《倚天》，将这个主旨表现得极透彻。
《倚天》最无可奈何的是结局。大仁大勇的胸襟，落在朱元璋这样的野心家手中，就像魔术师有了道具一样，喝一声：“变！”就变成个权术的基础。金庸无法改变这种事实，只好让张无忌去替赵明(敏)画眉。大仁大勇的胸襟，敌不过奸诈权术，真是造化弄人，莫可如何。
《倚天》中有一大段朱长龄为了要得到屠龙刀，不惜毁弃全家的情节。论小说情节是中，之为达到某一目的而进行的深谋远虑的阴谋，可称无出其右。
这一大段情节，看得人气喘不过来，隐隐约约，觉得那是一个阴谋，但是却又不敢相信世上会有这样的阴谋！读者尚且如此，何况是入世不深的张无忌，自然非中计不可！
朱长龄的大阴谋终于暴露，是张无忌无意之中听到了朱长龄父女之间的对话，所以起疑。这样的安排，和朱长龄苦心设计的阴谋对比，是一个败笔。金庸既然安排了这样天衣无缝的一个大阴谋，应该更安排极其巧妙的破绽，让张无忌去揭露。偷听谈话而导致阴谋败露，是浪费了这个阴谋的设计，可惜，可惜。(未完待续)倚天屠龙记(续)殷素素自杀之际，在张无忌的耳际讲了几句话：“孩子，你大了之后，要提防女人骗你，越是好看的女人，越会骗人。”
这是全书中最不可解之处。
说这话的是殷素素，自己就是一个美女，她何尝骗过张翠山，非但不曾编过张翠山，且和张翠山一起死。
如果说，这是为了小说的结构反照日后张无忌被朱小姐骗，被周芷若骗，那么，赵明不美乎？小昭不美乎？何以她们不骗张无忌？如果说，这表示金庸对女人的一种观点，更令人难以入信，金庸决非这样拘泥执著的人。在生活中，给女人骗骗，尤其是被“越是好看”的女人骗，那是何等乐事，固所愿也，无法请耳！
看来看去，弄不殷素素临死前这样对无忌说，究意是为了什么。而且殷素素在说这几句话时，匕首已插进胸口了。
《倚天》中有一对欢喜冤家：王难姑和胡青牛。王难姑学用毒，胡青牛学医病，两人争强，王难姑甚至自己服了剧毒，要胡青牛去医。看到这里，掩书而叹：夫妻之道难焉哉！普天下之男子，请同情胡青牛先生。他应该怎么样呢？医好了妻子，妻子更加大怒；医不好妻子，没有了妻子。
子曰：唯……《倚天》中有一段动人的恋爱，男女双方是杨逍和纪晓芙。杨逍是明教的光明左使，正派心目中的大魔头。纪晓芙是峨嵋派的弟子。金庸并没有刻意写杨逍和纪晓芙相遇的过程，只是以联想写到，纪晓芙的武功不及杨逍，被杨逍在半强迫(？)的情形之下失身，给读者以极其丰富的想像余地：纪晓芙有失身时，究意有多少强迫成份？她和杨逍在一起时，得到了什么样的快乐，才使她将女儿命名为不悔？也使人想到：纪晓芙的未婚夫，本来是武当派的大侠，她为什么宁愿不后悔和一个魔教中的无行浪子在一起，也不去做殷大侠的夫人？这一段情节可引人深思的地方极多，也表示了男女之间的爱情，根本是不能以常理来揣度的，是一种根本虚无飘渺、无可捉摸、没有道理可讲的事。
金庸在这段笔墨不多的爱情情节上，其实极其深刻地指出了一点：爱情是纯属当事男女双方的事，任何其他人，不论以何种理由、何种立场去干涉，结果只会产生悲剧。绝灭师太立场何等严正，结果是纪晓芙死去。所以后来，苦头陀硬说绝灭师太是他老姘头，替纪晓芙出了一口怨气。
杨逍、纪晓芙之恋，和一开始的张翠山、殷素素之恋前后相辉映，和张无忌、赵明之恋前后相呼应。金庸在《倚天》中，明白表示了一点！他人观点如何，无足轻重，当事人自己的恋情，才最重要。
这样的爱情观，直到如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年轻男女接受的较多，种种旁观者、干涉者还会全然不能接受，继续在绝灭师太的角色。
《倚天》不但是金庸作品更趋向丰富想像力的一部力作，也是感情上更浪漫的一部力作。
《倚天屠龙记》在金庸作品中，可排在第六位。
谈《侠客行》
在《天龙八部》之后，金庸写了《侠客行》。
《天龙八部》之后，在武侠小说的领域之中，大匠如金庸，也有难以为继之苦了。所以《侠客行》只是在表现几个新的观念上有突破，其余方面，成绩平平。
由两个面貌极度相似的人而引出故事，这种写法本身就不是一个好的安排，虽然金庸已尽量写得曲折离奇，而又在结尾故弄玄虚，但仍然未成大器。
《侠客行》中最独特的一面，是女主角丁当对待爱情的态度。她明知所爱的是浮滑浪子，但仍然爱他，而不爱另一个外貌完全一样的正诚君子。金庸再一次通过女主角在爱情上的选择，不说明爱情和理智是两回事。
《侠客行》又写了一个完全不识字、完全不通世情的人，反而能领略到上乘武功的真谛，而许许多多博学之士，反倒钻进了牛角尖中，走不出来。拙中有大巧这一观念的形成，是后来《鹿鼎记》成为不是武侠小说的武侠小说的基础。
至巧不如拙，再蠢笨的人，也有自他的的际遇，《侠客行》中表现的哲理至深。
《侠客行》的情节，在相似的两个人上变化，已经可以说尽其所能。但如果读者看到一半，还不明白两个相似的人是兄弟，那么，不适宜看小说，更不适宜看金庸的小说，所以，和种种悬疑曲折，都有吃力不讨好的之感。反倒是张三李四，请人去吃腊八粥，写得出神入化。
张三李四这一类的“奖善惩恶”行动，和他们的绝顶武功，以及对武林中各门各派各帮各会的的情形了若指掌的情节，成为滥觞，以后在许多武侠小说中可以看到。
曾经询问一对分开了的男女双方的原因，问女的一方。男的一方不论人品、相貌、职业、学历，任何人看来，全是上上之选，但女的却弃之如败履，原因是什么？回答是：太闷。
寄语天下男子，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闷。
丁当没有法子使自己喜欢石中坚，就是因为石中坚闷。宁愿要石中玉，明知石中玉花言巧语，专门骗人，绝不专一，但却能得丁当欢心。
俗，不可耐；男人闷，更不可耐。
《侠客行》可以看是《天龙八部》后的小休。正如飓风过境，狂风骤雨之后，风眼来到，必有一番平静，《侠客行》在金庸作品之中，只能算是一个小品。当其时，忠实读者多人，相顾失色，以为金庸创作才华已尽，在那时就曾以这个比喻向各同好解释，如今看来，幸而言中，因为接下来的《笑傲江湖》、《鹿鼎记》，简直令人神为之夺，气为之窒！《侠客行》在金庸的作品之中，排名第十。
谈《神雕侠侣》
《神雕侠侣》的创作年代，是一九五九年。这个年代，相当值得注意。金庸在五十年代的末期，已经创造出了两个极其突出的人物。一个是完全不通世道人情、种种社会规范的“小龙女”，一个是深诸人情世故、身怀绝技，但是却无视于自己所熟悉的环境的压力、一意孤行的“杨过”。这两个人，一个是自然而然，不自觉地反抗着社会，一个是有意要做社会的叛逆。
其所以要各位特别注意《神雕》的创作年份，是因为就在六十年代一开始，世界各地，青年人的主导思想，就是叛逆，而叛逆的类型，又都是脱不出自觉和不自觉的两种类型。金庸所写的叛逆，是杨过和小龙女对当时宋朝社会的叛逆。但是在人性上而论，放在任何时代皆可适合，这是《神雕》在创作上最大的成功。
《神雕》从头到尾，整部书，都在写一个“情”字。“问情是何物”，是全书的主旨。
书中所写的各种男女之情，各种不同性格的人所遇到的不同爱情，有的成为喜剧、有的成为悲剧，可以说从来没有一部小说中，有这么多关于爱情的描写。
《神雕》中不但有“情花”，可以致人于死，也的“黯然销魂掌”，成为至高无上的武功。甚至到最后线时，还有郭襄暗恋杨过的小女儿之情。
《神雕》是一部“情书”，对爱情描述之细腻，在金庸其他作品之中，甚至找不到差可比拟的例子。
《神雕》中，郭靖、黄蓉和杨过之间的冲突，是社会规范和人性的冲突。在冲突的过程中，黄蓉甚至运用了阴谋，本来已占上风的黄蓉尚且要如此，可知人性挣脱枷锁的力量是何等巨大。
《神雕》中杨过历尽种种艰苦，而成为一代大侠，接受了郭靖“侠之大者”的训言，但是杨过还是杨过。郭靖替他取名字：“名过，字改之。”是一种希望，他失望了，杨过没有改变他的本性，这正是金庸在《神雕》中特别强调的一点。
《神雕》整部书的结构，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小龙女和杨过在不能不分开的情形下分开，黄蓉编了一个谎言，使杨过充满希望，等了十六年。这十六年，对一个深切认识到爱情是什么的人而言，是极度痛苦的煎熬。结果是十六年后，小龙女、杨过重逢，喜剧收场。
杨过在《神雕》中，自始至终，是一个悲剧性格的人物，小龙女也是，因为他们和当时社会，完全不能相合。杨过、小龙女重逢，对读者而言，是一个大喜讯，人人额手称庆，但对整部小说而言，却是败笔。试看小龙女再出现后，哪里还有什么江芒可言？远不如让杨过一直悲剧下去好得多了！
金庸原来的创作意图如何，不得而知，但是就小说论小说，《神雕》从一开始起，就注定是一个悲剧，是不是为了迁就读者的意愿，硬将之改成喜剧，不得而知。
作为读者之一，如今说得口硬，但在看《神雕》时，也希望小龙女、杨过重逢，虽然在掩卷之后，一再认为悲剧可以使《神雕》更完整，也相信金庸在创作开始时，也以悲剧为主旨，不然，何必让小龙女给一个毫不相干的道士奸污？金庸在写《神雕》的时候，喜剧收场，绝对可以谅解，因为那时，正是《明报》初创时期，《神雕》在《明报》上连载。菲是小龙女忽然从此不见，杨过凄凄凉凉，郁郁独生，寂寞人生，只怕读者一怒之下，再也不看《明报》。但在修订改正之际，仍然保持喜剧收场，却有点不明所以了。
现在，因为《神雕》喜剧收场，所以谈论的人如区区，才能提出应该是悲剧，小龙女不应复出。但如果金庸真的这样写了，一定不答应，要他改成大团圆结局。谁真能忍受小龙女就此消失，杨过伤心致死？写小说之难，由此可见一斑！
《神雕》中，金庸表现了一种观念上的矛盾。一方面，是人性的自然发展，另一方面，是为国为民的传统思想。这种矛盾，在杨过的任性和郭靖的忠诚上，屡起冲突。但它应该如何，金庸并没有下结论，郭靖还是郭靖，杨过还是杨过，谁也改变为了谁。这当然是金庸在当时自己的思想方法上，只是出现了矛盾而未的结论之故。
《神雕》中有一只高傲的大鹰。《神雕》中巨雕是实，《射雕》中的雕是虚。
有人非义《神雕》中杨过在襄阳城外，击毙蒙古皇帝的情节：“与历史不符”。这种批评，拘泥不化之甚。在详细写了杨过的一生经历之后，杨过击毙蒙古皇帝的一节，正是雷霆万钧的力量。宛若郁郁之下的豪雨，何等酣畅，何等大快人心！或曰：历史上根本没有这样的事！答曰：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杨过，外国历史上又何尝有一个王子叫哈姆雷特！《神雕》的主题曲是：“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神雕》在金庸作品中，排名第四。
谈《书剑恩仇录》
金庸小说，一共十四部。
这十四部小说(其中两个短篇，或是能称“篇”而不能称部)，每一部有每一部不同的风格、特色，必须将每一篇章提出来讨论。
以下就是我对这十四部小说的意见，只是对小说整体的意见，小说中的人物，分篇再详细讨论。
书剑恩仇录《书剑恩仇录》是金庸的第一部小说。
第一部小说，有两个可能情形发生。一个可能是：第一部小说是不成熟的习作；另一个可能是：第一部小说光芒万丈，但无以为继。
金庸的情形，很不一样。
《书剑恩仇录》在金庸的作品之中，当然不是很好，但已经光芒万丈，而且，后继者光芒更甚，在举世作家之中，很少有这样的例子。
《书剑》在金庸作品中，不是特出的作品。原因有：其一，《书剑》是“群戏”，主角是“红花会”，而不是一个人或两个人。而红花会一共有十四个“当家”，金庸虽然突出了其中的几个，但必然分散了感染力，以致没有一个最特出的人物。
武侠小说有一个特点，是相当个体的。读者看武侠小说，要求个体的心灵满足，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越浓，个体的形象越是突出，就越能接受。
虽然后来一直到《射雕英雄传》，金庸仍然在强调“群体力量”，但是在他的作品中，只有《书剑》一部是“群戏”，其余，皆摆脱了这一点，而色一个、两个人物为主。有可能金庸自己在创作了《书剑》之后，迅速地认识了这是一个缺点之故。
《书剑》采用了“乾隆是汉人”的传说，借乾隆这个人物，写出了既得权力和民族仇恨之间的矛盾，在表达这一点意念上，获得成功。《书剑》中几个主要人物，写得并不出色，反倒是几个次要人物，活龙活现，令人击节赞赏。
作为第一部作品，金庸在《书剑》中，已表现了他非凡的创作才能，众多的人物，千头万绪的情节，安排得有条不紊，而又有一气呵成之妙。
《书剑》的开始，李沅芷、陆菲青的师徒关系那一段，应该是明显地受了王度卢《卧虎藏龙》首段的影响。笔法也有刻意仿效中国传统小说之处。而几处在人物出场、提及姓名之际，俨然《三国演义》。
写人物方面的功力，在《书剑》中也已表露。对金庸而言，《书剑》是一个尝试，这个尝试，肯定是极其成功的，这才奠定了他以后作品更进一步成功的基础。
在《书剑》中，有一段，写周家庄中，周仲英公子冲突一事，第一次发表时，情节明显取自西洋小说。在修订改正之后，完全改去。这说明金庸有他的创作过程中，逐渐成熟，更致力于个人风格的建立，摒弃一切外来影响。
这种独特风格的逐步形成过程，是金庸的成功过程。
《书剑》是金庸成功的一个起点。
在金庸作品之中，《书剑》的地位、排名，在第八位。
谈《笑傲江湖》
《天龙八部》之后，武侠小说，真正难以为继了，唯有金庸自己，才能再来突破，而《笑傲江湖》就做到了这一点。《天龙八部》之中，已经有了各种各样江湖人物的典型，可是却偏偏没有令狐冲。令狐冲一出，武侠小说又进入了一个新境界。
在《神雕侠侣》中，郭靖、黄蓉所代表的理和杨过所代表的性起冲突，结果不分胜负，和平收场。但是在《笑傲江湖》中，岳不群所代表的理和令狐冲代表的性，在交锋之下，理溃不成军，性大获全胜。
岳不群被作为“君子”的代表，但事实逐步揭发是伪君子。然而，如果仔细印照岳不群所说的话和郭靖黄蓉所说的话，有何不同之处？一点也没有。
不同的是，郭靖和黄蓉说到了也做到了，岳不群却是说了而做不到。但是，不妨想深一层，说了而做到，是不是就一定合乎人的本性？是不是就比说了而做不到更高一层？是不是就可以成为人生的典范？人始终是人，有人的本性。种种加在人本性上的规范，结果无碍在人性本来面目之前溃败下来。
“岂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人的本性有丑有恶有善良，善良的一面始终占上风。善良不是作给人家看，而是要求无愧于自我的良心。
令狐冲尽管一手搂着蓝凤凰，一手挥剑，和天下正派人物为敌，但依然是一个可爱之极的人物，因为他本着自己的本性行事对于外界的评议一概置之不理，我行我素他为自己活着，不为他人的评议而活。
《笑傲江湖》中有“朝阳神教”(日月神教)，地位和《倚天屠龙记》中的“明教”相若。令狐冲和任盈盈相恋，情形和张翠山与殷素素相恋也相若。“魔教妖女”在《倚天屠龙记》中令张翠山身败名裂，饮恨自尽。但是在《笑傲江湖》中，却“千秋万载，永为夫妇”。
魔教妖女大获全胜，江湖道统打败亏输，这是《笑傲江湖》的主旨。
武侠小说中，很少有关同性恋的描述，《笑傲江湖》中赫然有。朝阳神教的教主东方不败，“欲练神功，引刀自宫”之后，就成了人妖，这一大段，真是特异莫名，惊心动魄，而看来又绝不恶心，只觉得天下之事，无奇不有，真是神来之笔。
《笑傲江湖》中写了权力令人腐化的过程。任我行对属下本来是兄弟相称的，可是在听到了“千秋万载，一统江湖”之后，在得到了教众的拜见之后，想要阻止，一转念间，觉得高高在上，也没有什么不好。先是觉得没有什么不好，继而觉得简直好得很，再继而觉得非次不可，这就是权力使人腐化的过程。这种过程的深刻描写，可以作为民主政治第一课的教科书。
任我行最后在仙人掌峰的顶上，直摔了下来，自此与世长辞，象征了一个在权力顶峰的人摔下来之后的下场，很有讽世意味。
《笑傲江湖》一开始，就是魔教长老曲洋和刘正风的友谊，两人琴萧合奏了一阕《笑傲江湖》，正、邪之间的分野究竟如何，是根据世俗的人云亦云来分野，还是根据个人的意愿来分野，还是照自己的判断来分野。正是什么？邪是什么？从一开始，就提出了一连串发人深省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全书中又各有了答案，这是《笑傲江湖》最不同凡响之处。
令狐冲坐着和田伯光对快刀一段，看得大汗淋漓。
桃谷六仙捣乱武林大会一段，看得令人大笑腹痛。
蓝凤凰献五仙酒一段，看得人不饭竟日。
田伯光被不戒和尚惩戒一段，看得人忍俊不住。
东方不败关注杨莲亭一段，看得人毛发悚然。
梅庄戏弄四个庄主一段看得人呼吸顺畅。
天王老子(向问天)独战群豪，令狐冲仗义相助一段，看得人热血沸腾。
武当掌门率领两大高手和令狐冲比剑一段，看得人呼叫击桌。
为任盈盈而率领三教九流，呼啸上少林一段，看得人恨不能参与其事。
看青城掌门余沧海穷途末路，面临死亡一段，令人不寒而栗。
看大力神斧在山洞中开路，到最后一斧力竭而亡一段，令人扼腕三叹。
看岳不群深谋远虑一段，令人知人心奸诈。
看小林子自宫练剑一段，令人知世途艰险。
《笑傲江湖》没有任何历史背景，纯叙江湖上事。金庸特意舍弃了他最擅长的历史和虚构相揉合的创作方法，表现了他创作上多方面的才能。在一连串的曲折、奸谋之中，逐渐暴露伪君子的面目，解决了正、邪的真正意义，这是一部写尽人性的小说。
《笑傲江湖》在金庸的小说之中，排名第三。
谈《鹿鼎记》
《笑傲江湖》之后，金庸创作了《鹿鼎记》。《鹿鼎记》是金庸最后一部小说。在《鹿鼎记》之后，饮宴闲谈之间，常有熟捻或陌生的人问金庸：“你为什么不写了？”
在金庸未及回答之前，总不厌冒昧，抢着回答：“因为他写不出来了！”如是数十次之后，金庸也感叹：“真的写不出来了！”
任何事物，皆有一个尽头，理论上来说，甚至宇宙也有尽头。小说创作也不能例外到了尽头，再想前进，实在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再写出来，还是在尽头边徘徊，何如不写？所以金庸在《鹿鼎记》之后，就停止了武侠小说的创作，大抵以后也不会再写了。所以，《鹿鼎记》可以视为金庸创作的最高峰、最顶点。
先引进金庸小说中的话，见于《神雕侠侣》。杨过在独孤求败的故居之中，所发现的留言：凌厉刚猛，无坚不摧，弱冠前以之与河朔群雄争锋。
紫薇软剑，三十岁以前所用。
重剑无锋，大巧不工，四十岁以前持之横行天下。
四十岁后，不滞于物，草木竹石均可为剑。自此精修，渐进于无剑胜有剑之境。
独孤求败的留言，写的是武功渐进之道，也是小说创作上的渐进之道。
金庸以前的作品，是凌厉刚猛之剑，是软剑，是重剑，是草木竹石皆可为剑，虽然已足以横行天下，但到了《鹿鼎记》，才是真正到达“无剑胜有剑”的境地。
只要有剑，就一定有招，就一定有破绽。金庸在《笑傲江湖》中已一再强调这一点说的虽然是武学上的道理，但也是任何艺术创作上的道理。这番道理，是“独孤九式”中的要旨──(又是“独孤”，金庸在小说创作上没有敌手，想来心里很寂寞没有了“敌强我欲强”的刺激，如果有，在《鹿鼎记》之后，可以有另一个高峰出现？)《鹿鼎记》已经完全是“无剑胜有剑”的境地。《鹿鼎记》甚至不是武侠小说，不是武侠小说的武侠小说，才是武侠小说的最高境界。
所有武侠小说，全写英雄，但《鹿鼎记》的主角，不是英雄，只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和你我一样，和普天下人一样。
所有武侠小说的主角，都是武功超群，都有一个从武功低微到武功高超的过程，但是，《鹿鼎记》的主角却一直不会武功。
金庸在创作《鹿鼎记》之初，可能还未曾准备这样写，韦小宝遇到不少高手，有不少际遇，只要笔锋一转，就可以是韦小宝成为武林高手。但金庸终于进入了“无剑胜有剑”的境界，韦小宝只学会了一门逃跑的功夫，一直不会武功，创自有武侠小说以来未有之奇。所有武侠小说的主角，都是超人，可以用各种道德规范来衡量，只有《鹿鼎记》的主角不是，是一个普通人，经不起道德标准的秤衡。但是谁也不能责怪他。谁要责怪他，请先用道德规范秤衡自己。耶稣基督曾说：你们之间谁没有罪的，就可以拿石头掷他！
《鹿鼎记》中，金庸将虚构和历史人物混为一体，历史在金庸的笔下，要圆就圆，要方就方，随心所欲，无不如意。可以一本正经叙述史实，也可以随便开历史玩笑可以史实俱在，不容置辩；也可以子虚乌有，纯属游戏。
《鹿鼎记》写一个一无所长的人，因缘附会，一直向上攀升的过程。但仔细看下来这个人又决不是一无所长，而是全身皆是本领。他的本领，人人皆有，与生俱来，只不过有的人不敢做，不屑做，不会做，不能做，而韦小宝都做了，无所顾忌，不以为错，所以他成功了。
从撒石灰迷人眼，遭茅十八痛打开始，韦小宝没有认过错，他坚决照他自己认为该做的去做。
这是金庸在《鹿鼎记》中表现的新观念，突破了一切清规戒律，将人性彻底解放，个体得到了肯定。甚至在男女关系的观念上，也释放得彻底之极，韦小宝一共娶了七个妻子之多。
反英雄，反传统，反束缚，《鹿鼎记》可以说是一部“反书”。
宣人性，宣自我，宣独立，宣快乐，《鹿鼎记》又不折不扣，是一部“正书”。
“神龙教”是“星宿派”的进一步，是“朝阳神教”的进一步。影子是中国大陆当时的政局，隐喻文学到这一地步，已是登峰造极。
《鹿鼎记》开尽了历史的玩笑，但绝不胡闹。康熙大帝在《鹿鼎记》中突出了这个中国历史上三个最英明的君主之一(柏杨《中国人史纲》中的结论)，在书中可见他的英明之处。康熙在书中，是一个上上人物。
韦小宝什么事都干，唯独出卖朋友不干。但结果，他不免被朋友出卖，真是调侃世情之极。
若说《鹿鼎记》不是武侠小说，它又是武侠小说，从洪教主所创的“美人三招”，就开武侠小说中未有之奇。
《鹿鼎记》中的败笔是刀枪不入的背心和削铁如泥的匕首，但又少它不得。
《鹿鼎记》中有各种各样的赌，参赌者有输有赢。
美刀王下的赌注是他的一生，赌的是莫名其妙的恋情，是胜是负，竟不可知。
吴六奇输得最不明不白。
吴三桂在长期苦战后输个精光。
康熙坐庄，结果各家皆输，庄家独赢。
陈永华跟人下注，赢了轮不到他，注定要输。
洪教主专落一门，结果连老婆都输掉。
韦小宝做帮庄，又见好就收，自然也是大赢家。
阿珂、双儿、洪夫人、曾柔、小郡主替帮庄收筹码，吃红钱，自然也各有所获。
吴应熊输得最惨。
冯锡范不肯认输，死磨到底，输得最不堪。
茅十八一上来就输完。
俄国人想出诈术，结果幸保首领而归，未曾输清。
陈圆圆只在一旁观赌。
九难也在旁观赌，她已无可落注，早已输光。
桑结喇嘛输了手指。
俄国苏菲亚公主是赢家，赢了人，赢了权力。
李自成赌品最差。
韦小宝的赌品最好。
康熙赌品最大方。
说《鹿鼎记》不是武侠小说，但却又是武侠小说。试看洪教主的“美人三招”的详细描述，有哪一部武侠小说有这样好的有关“武术”的情节。所以，《鹿鼎记》是不是武侠小说，是武侠小说臻于化境之作，是武侠小说中的极品。
《鹿鼎记》是古今中外第一好小说，在金庸作品之中，排名第一。
谈《白马啸西风》
《白马啸西风》是金庸作品中两个短篇之一，是专为电影创作的故事。初次发表和修改之后，有极大的差异，是金庸修改得最多的一篇作品。
《白马》在未修改之前，不通，修改之后，通了。
《白马》中描写师、徒之间的尔虞我诈，是《连城诀》的前身，在《白马》中未曾得到发挥的，在《连城诀》中得到发挥。
金庸只写了两篇短篇，就没有再尝试下去。而两篇短篇，在金庸作品中的地位都很低。
金庸的写作过程，是一种慢热的过程。精彩如《神雕》，开始时的一大段，热门如《射雕》，开始时一大段，都未到精彩的阶段。一定要在经过了缜密的安排之后，精彩处才逐渐呈现，终于到达令读者目不暇给的程度。而短篇的创作，根本没有这一过程，金庸的特异特点，就得不到发挥。
白首相知犹按剑，朱门早达笑弹冠。
这一联，是《白马》的主题。金庸原意，可能想通过华辉的遭遇，写出世情的险恶，但是短篇完全不给金庸以发挥的机会，无可奈何之至。
《白马》在金庸作品中排第十四位。
谈《射雕英雄传》
《射雕英雄传》是金庸作品中被普遍接受的一部，最多人提及的一部。自《射雕》之后，再也无人怀疑金庸的小说巨匠的地位。这是一部结构完整得天衣无缝的小说，是金庸成熟的象征。
《射雕》是金庸作品中最重要的一部小说，是绝对毋庸置疑的。
在《射雕》中，历史人物和虚构人物的揉合，又有了新的发展。虚构人物不再担任小角色，而是可以和历史人物分庭抗礼了。郭靖自小就和成吉思汗在一起生活，后来更曾统率蒙古大军西征。
从此开始，金庸笔下对创作人物的处置，更加随心所欲，有时甚至可以凌驾于历史人物之上了。
这样的安排，足以证明金庸对他所写的小说的历史背景，有了更深刻的研究和心得。
读者当可以发现，在历史和创作的揉合之中，是极度的水乳交融，不著痕迹的。
也有人认为金庸的这样写法，会有误导读者错误认识历史之可能。这种说法，当然不值一笑，也不值一驳。持这种想法的人，只怕要比一座高楼之下张上安全网，以防有人跳楼。
《射雕》最成功之处，是在人物的创造。《射雕》的故事，甚至可以说是平铺直叙的，所有精彩的部分，全来自所创造出来的、活龙活现、无时无刻不在读者眼前跳跃的人物。金庸写人物，成功始自《射雕》，而在《射雕》之后，更趋成熟。
《射雕》在金庸的作品中，是比较“浅”的一部作品，流传最广，最易为读者接受，也在于这一点。
《射雕》中“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有传统武侠小说的影子，但也成了无数武侠小说竞相仿效的写法。《射雕》可以说是一部武侠小说的曲范，在武侠小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射雕》中，金庸还在强调群众力量，强调集体，尽在个人力量之上，这种观念，集中在君山之会，郭靖、黄蓉被丐帮逼得面临失败这一情节上。但是这种观念在一再强调中，实际上已出现了崩溃的迹兆，实在无法再坚持下去。个体的力量在前头，金庸用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接着又写了郭、黄二人，打败了丐帮的大批人。英雄人物，毕竟是个体的、独立的。和群众的盲目、冲动，大不相同。
这种群体观念崩溃的迹兆，始于《射雕》，而到了《神雕侠侣》，杨过在百万军中，击毙蒙古皇帝，已彻底转变完成。自此之后，金庸的小说中，始终是个体观念为主了。
爱情上的观念，一直到《射雕》金庸还是坚持“一男一女”的“正确恋爱”，这种观念，一直维持到最后一部《鹿鼎记》，才来了一个大突破，在轮到《鹿鼎记》，自会详叙。所以，在《射雕》中，郭靖尽管和蒙古公主有婚约，可是在遇见了黄蓉之后，他只好在两者之中择其一，当然，感情上的挫折，也变成了故事的丰富情节。
《射雕》热闹、情节曲折动人、人物生动丰富，是雅俗共赏的成功作品。
《射雕》在金庸的作品中，我将它排在第七位。
谈《天龙八部》
《天龙八部》是千百个掀天巨浪，而读者就浮在汪洋大海的一叶扁舟上。一个巨浪打过来，可以令读者沉下数十百丈，再一个巨浪掀起，又可以将读者抬高数十百丈在看《天龙八部》的时候，全然身不由主，随着书中的人物、情节而起伏。金庸的作品，到了《天龙八部》，又是一个新的巅峰。
一个接着一个的巅峰，这是金庸创作力无穷无尽的证明，每一部小说，都有不同的风格，都带给读者新的感受。到了《天龙八部》，以为以后，总不能再有了，但是还有更新的巅峰。
《天龙八部》的想象力，比《倚天屠龙记》又进了一步。更不受拘束，更放得开，浪漫激情更甚，堪称是世界小说的杰作。
《天龙八部》一开始就释名：八部者，一天，二龙，三夜叉，四乾达婆，五阿修罗，六迦楼罗，七紧那罗，八摩罗迦。接着又解释了“八部”每一个的含义。照这样的篇名看来，金庸是想写八个人，来表现这八种道神怪物。
可是，《天龙八部》中，哪八个人，是代表这八种道神怪物的！哪一个人代表哪一种，曾经详细下过功夫去研究，都没有结论。
谁是夜叉？是“香药叉”木婉清？木婉清在书中的地位一点也不高，当然不能代表八部之一。段誉是什么呢？乔峰又是什么呢？我的结论是，金庸在一开始之际，的确有着写八个人，来表现八种道神怪物的意愿但是写作前的计划，意愿是一回事，写出来的小说是怎样的，又是一回事。
听起来好象很玄，但事实上，每一个从事过小说创作的人，几乎都有过同一经验：计划在创作过程中，往往无法实践，会中途突然改变，会有新的意念突然产生，会无法控制自己。
金庸写《天龙八部》之际，一定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形。所以结果，才有了这样一部浩淼如海的小说，已不能在小说中找到某一个人去代表一种什么意念，而是所有的人交杂在一起，代表了一个总的意念。
这样的情形，比原来创作计划来得好，也使《天龙八部》更高深、更浩瀚、大气磅礴，至于极点。
《天龙八部》在结构上采取了写完某一个人之后，再写另一个人，而又前后交错，将不同的人联结起来的一种独特结构。这种结构，《水浒传》用过。比《水浒传》每一段更有可观之处，整体结构新鲜。若还有人怀疑“古今中外，空前绝后”的八字解语，不必再与之辩论了。
《天龙八部》在一个一个写主要人物出场的前后衔接上，已到了天衣无缝的地步，小说之中，可以比拟的，也只有宋江忽然一下子踢翻了一个烤火大汉的炭火，而这个大汉就是武松而已。
《天龙八部》中每一个人物都及其出色，其中写了一个悲剧人物，尤其是惊天动地这个悲剧人物是大英雄，大豪杰，有力量可以做一切事，但是却无法改变他自己的悲剧命运。
意外的遭遇，不是悲剧。
明知会朝这条路去走，结果是悲剧，但仍然非朝这条路去走不可，这才是悲剧。
《天龙八部》中乔峰的故事，是典型的悲剧。
那样的悲剧，古今中外的小说中并不多见。
《天龙八部》中，金庸将正面人物的另一面，写得更透彻。普天下敬仰的少林寺方丈，会有私生子。这种写法，在以后两部极重要的作品之中，更反复得到了发挥，而终于在《鹿鼎记》中，建立了“反英雄”的观念。
“英雄”必需是人，人一定有人的本性，人的本性不会受任何桎梏而改变。
虚竹和尚对神的崇仰，无人会加以怀疑，但是他终于还是做不成和尚，那无关于环境，而是虚竹根本上是一个人！
人的地位在英雄、菩萨的地位之上，就算将之目为神道妖魔，都不能改变人的地位。
论故事之离奇曲折，人物之多，历史背景之广泛，想象力之丰富，天龙八部在金庸所有其他作品之上。所不明者是金庸何以在“释名”中保留了“这部小说以《天龙八部》为名，写的是北宋时云南大理国的故事。”这句话。整部小说，云南大理，至多只占了五分之一的地位。由此也可以证明，创作前的意念计划，和创作过程中的灵感泉涌是两回事。
用武侠小说中的人物来隐喻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始自《天龙八部》。“星宿派”是在隐喻什么组织，明眼人一看便知，知了之后，还一定会发出会心的微笑。同样性质的隐喻，在《笑傲江湖》中又出现了一次，如果将创作的年代，和当时在中国大陆上发生的事结合起来看，更加有趣。
《天龙八部》中出现的武功，有丁春秋的“化功大法”，和段誉的“朱蛤神功”，都是能吸取他人功力以为己用。在《笑傲江湖》中，这种形式的武功得到发挥，在武功的想象力方面，也是一种突破。
到这里为止，一直很少提到金庸小说中的各种武功描写，而且在以后的篇幅中，也不准备详细提及。虽然武功是武侠小说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也是武侠小说中最容易写的一部分。金庸小说中的武功描述部分，当然精妙绝伦，但比起其他精彩部分来，似乎不必专门提出来详细讨论了。
看《天龙八部》，到乔峰率领燕云十八骑，马蹄翻金，直驱少林寺，视天下英雄为无物之际，当呼啸而狂吞烈酒。
看《天龙八部》到虚竹在冰窖之中，经不起天地间第一诱惑，而与梦姑共赴欢乐之际，宜遥思情人而饮蜜酒。
看《天龙八部》到小康将段正淳肩头上的肉咬下一块来之际，宜会心微笑而饮醇酒。
看《天龙八部》到梅、兰、竹、菊四少女大闹少林寺之际，宜开怀而呷香酒。
看《天龙八部》到段誉终于蒙王语嫣青睐之际，宜手舞足蹈而浮甜酒。
看《天龙八部》到少林寺老僧说佛，众皆拜服，慕容博和萧远山双手相握，互望而笑之际，宜心平气和而饮淡酒。
看《天龙八部》到一阵风风波恶种种行径之际，宜饮劣酒。
看《天龙八部》到天山童姥和李秋水至死搏斗，宜饮酸酒。
看《天龙八部》到乔峰大闹聚贤庄，为阿朱与群雄舍命相拼之际，可饮辣酒。
看《天龙八部》至虚竹误打误撞，解了珍珑棋局之际，可饮喜酒。
看《天龙八部》到虚竹、段誉、乔峰三人结义兄弟，联手抗敌之际，可饮陈酒。
看《天龙八部》到王夫人设计擒情郎之际，宜饮新酒。
看《天龙八部》，从头至尾，一气呵成，废寝忘食，甚至床头人相对如同陌路，宜掩卷沉思，以书作酒，可以大醉。
《天龙八部》中的冰蚕，是天下最可爱的虫。
《天龙八部》中的游坦之，是天下最可怜的人。
阿朱最柔情万种。
别怪阿紫，她心中有说不出的苦。
赵钱孙心中有说不出的苦。
慕容复心中有说不出的苦。
乔峰心中有说不出的苦。
叶二娘、玄慈心中有说不出的苦。
天山童姥、李秋水心中有说不出的苦。
那么多人有说不出的苦，可是偏偏全书不苦，苦化为激情，洋溢在全书之中。
《天龙八部》中最快乐的人，是李傀儡，已经知道了人生如戏，应该快乐，不知道的，才会悲苦。
《天龙八部》的超绝成就，在于整部书包罗万有，有各种各样的人，有各种各样的武功，有各种各样的情节，简直就象是包罗万有的汪洋大海。
《天龙八部》中的悲剧人物是乔峰。
《天龙八部》中的喜剧人物是段誉。
《天龙八部》中奇遇最多的人是虚竹。
《天龙八部》中失望最多的人是慕容复。
《天龙八部》中最幸运的人是鸠摩智。
《天龙八部》中最不幸的人是风波恶、包不同、邓百川。
《天龙八部》中最痴情的人是游坦之。
《天龙八部》中最无情的人是玄慈。
《天龙八部》中最滥情的人是段正淳。
《天龙八部》中最专情的人是叶二娘。
《天龙八部》中最诚实的人是南海鳄神。
《天龙八部》中最虚伪的人是耶律洪基。
《天龙八部》是金庸作品极其特出的一部小说，在武侠小说中的地位，堪称第一，在金庸作品之中，排位第二。
谈《连城决》
《连城诀》是金庸作品中最独特的一部。初次发表时的篇名是《素心剑》，修订改正后，用现名。
如果说，《神雕侠侣》是一部“情书”，那么，《连城诀》是一部“坏书”。
“情书”写尽天下各色人等的情；“坏书”写尽天下各色人等的“坏”。
人性的丑恶在《连城诀》，被描写得如此之彻底，令人看了不寒而怵，茶饭不思。有心想反驳一下，人真是那么坏？可是都想不出反驳的词句来。只好在极不愿意的情形下，接受了这个事实：人真是那么坏！
师父教徒弟武功，故意弄错武功的口诀，坏！
为了争夺女人，设置周密的陷阱，陷害乡下少年，坏！
师兄弟之间勾心斗角，坏！
徒弟杀师，坏！
做父亲的狠心杀自己的女儿，将女儿活葬在棺材中，坏到不能再坏！
将女儿的情人陷在黑狱中，百般折磨，坏！
整部《连城诀》中，充满了人的各种各样的恶行。
而所有的恶行，为的是一大批宝藏，结果，人人都为宝藏癫狂。金庸在写尽了人的恶行之后，放了一把火，将这些恶行放在火里。但人的这种恶行实实在在的存在，火也烧不尽。
当然，《连城诀》中也有美丽的一面。丁典和凌霜华的爱情，如此凄迷动人，在金庸所有作品的爱情描述之中，以此为最。其次才轮到《倚天屠龙记》中杨逍和纪晓芙。凌霜华也是金庸作品中遭遇最令人同情的一个女人，她是被她财迷心窍的父亲害死的。
父母害女儿，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是在现实社会中，为了自己而将女儿送进火坑之中，反倒沾沾自喜的父母，也屡屡可见，难怪有人叫出：“天下有不是的父母！”
《连城诀》也是最苦的一部小说。书中人物遭遇之苦，简直有令人掩书不忍卒读者。
狄云为了怕被人发现，躲起来，将自己的头发，一把一把，拨个精光，够苦了吧？但那还只不过是肉体上的痛苦。精神上的苦，有比这更甚于十倍的。不但是正面人物的精神痛苦，连一直在做坏事的人，精神也处于极度痛苦之中。杀人毁尸灭迹之后，每天半夜，梦游起来砌砖，是陷在何等的苦痛之中。
《连城诀》中也写了一个人，面临死亡时的心理状态和表现。在武侠小说中，侠士总是不怕死的，视死如归。但金庸却来一个突破，一个一直在江湖闻名的大侠，在面临死亡之际，为了使自己可以活下去，比任何卑污小人更卑污。花铁干的所作所为，写尽了人性的弱点。单单为了活下去，不论活得好，或活得不好，甚至是为了毫无目的的活，人就可以什么都做得出来。
将人放在一个绝望的环境之中，使人性平时隐藏的一面，得到充分的发挥，这是很多小说家喜欢采用的题材，但未有如金庸在《连城诀》中所描述得如此深刻者。
还好，最后有水笙的一件用鸟羽织成的衣服，使人还可以松一口气。
金庸在《连城诀》的后记中，谴责了冤狱，这篇后记极动人，用淡淡的感触记述了童年时所听到的一件事，没有激烈的言词，但是却表达了强烈的感情。整部《连城诀》，就是这样。
对《连城诀》中一切恶行，金庸所用的词句，甚至也不是强烈的，只是淡淡的旁观，唯其如此，感染力才特别强。口角挂着不屑的冷笑，一定比咬牙切齿的痛骂，更加有力。《连城诀》在金庸作品中，排第九位。
谈《雪山飞狐》
在经过《书剑恩仇录》和《碧血剑》的初期摸索阶段之后，金庸创作了《雪山飞狐》。《雪山飞狐》是石破天惊的作品，突破了《书剑》的“群戏”，隐约继承了《碧血剑》中的双线发展和倒叙的结构。而将整部小说的结构，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通过一连串的倒叙，倒叙出自每一个人的口中，有每一个人之间的说法，有极度扑朔迷离的情形下，将当年发生的事，一步一步加以揭露。
在和《碧血剑》的相同之处的是，《雪山飞狐》中真正的人物，并不是胡斐，而是倒叙中的胡一刀夫妇。所不同的是，《碧血剑》中的倒叙人物，早已死去，而在《雪山飞狐》之中，苗人凤却留了下来。最后还和胡斐决战。
所以，《雪山飞狐》没有《碧血剑》的缺点，在倒叙的一条线结束之后，另一条线，一样极其精彩。
《雪山飞狐》发表至今，是金庸作品中引起争论最多的一部。引起争论处，有两点：第一点：多个人物叙述一件若干年前的故事，各人由于角度、观点的不同，由于各种私人原因，随着各人个人的意愿，而说出不同的事情经过来。
这是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很有点调侃历史的意味，使人对所谓“历史真相”，觉得怀疑。每一个人既然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为自己的利益作打算来叙述发生的事，那么，事实的真实性究竟有多少呢〉不单是历史的记述者，尤其是所谓“自传”，真实性如何，更可想而知。
这种写法引起争论之处是，许多人直觉上认为这就是“罗生门”。(“罗生门”是指日本电影“罗生门”而言，“罗生门”的原著小说极简单，电影到了黑泽明手中，才发挥得酣畅淋漓。)由于“罗生门”中的同样的结构，每个人在叙述往事的时候，都有一同的说法，而事实的真相便淹没不可寻。所以，《雪山飞狐》在读者心目中，就往往与“罗生门”相提并论。
关于这一点，我的看法是：《雪山飞狐》在创作过程之中，金庸在一开始之际，当然受了电影“罗生门”的影响。但是明眼人很容易看出来，金庸在开始创作之后不久，就立即想到自己的作品，会被人与“罗生门”相提并论。所以，他努力在突破，不落入“罗生门”的窠臼之中，而结果，他的努力获得了成功。说《雪山飞狐》倒叙部分的意念来自“罗生门”可。说《雪山飞狐》是“罗生门”的翻版，绝不可。如果强要这样说，那是证明说的人，未曾仔细看过电影“罗生门”和未曾仔细看过《雪山飞狐》。
(在这里，如列举电影“罗生门”和《雪山飞狐》的异同之点。要这样做，可以写十万字，变成一种专门性的评论，而不是我原来的意图。各位可以注意，在行文中，我甚至竭力避免引用金庸作品的原文，只是就金庸作品发表我个人的意见，这才符合“我看金庸小说”这个大题目，也可以使文字的趣味怀提高。)(或曰：何不引用原著的文字，你说好或不好，怎么证明你说对了？答：这些文字，全是写给看过金庸小说的人看的，未看过金庸小说，请快点看。)(不看金庸小说，绝对是人生一大损失！)金庸在《雪山飞狐》中采取的倒叙结构，是武侠小说中从来也未曾出现过的，是一种断然的新手法。这种新手法的雏形在《碧血剑》，而成熟于《雪山飞狐》。奇怪的是，在金庸以后的作品中，却绝不再见。或许金庸认为那只是创作中的一种“花巧”，偶一为之则可，长此以往由不可之故。(未完待续)雪山飞狐(续)第二点引起争论的是：《雪山飞狐》写完了没有？《雪山飞狐》写到胡斐和苗人凤动手，两个人之间，已经有了许多恩恩怨怨，动手是非胜负、决生死不可的。而且金庸安排两人动手的地点，是在一处绝崖之上。背景地点写得这一段情节绝无退路，完全没有转寰、回旋的余地，非判生死不可。而从开始起，决斗的两个人，全是书中的正面人物，不论是作者或读者的立场，两个人之间，是谁也不能死的。
这等于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
所有的读者，都屏气静息，等着金庸来解开这个死结，而且，读者也相信金庸可以极其圆满地解开这个死结。终于，决斗的双方，胡斐和苗人凤，可以判出高下了，胡斐捉住了苗人凤刀法中的一个破绽，在交手过招之间，一发现了这个破绽，只要再发一招，就要以判生死、定胜负了！
然而，金庸却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停笔不写下去，宣称：全书结束了！
胡斐的这一刀是不是砍下去？金庸的解释是：让读者自己去设想。
我认为，《雪山飞狐》不算是写完了，那是金庸对读者所弄的一个狡狯。
《雪山飞狐》如今这样的结局，绝不在创作计划之内，而是种种因素之下，搁笔之后的一种“灵机”。灵机既然触发，觉得就此结束，留无穷想像余地给读者，也未尝不可。开始时，只觉得“未尝不可”，随着时间的过去，灵机一触变成思虑成熟，由“未尝不可”也转变为绝对可以，所以就成了定局。
在和金庸交往之际，每以此相询，金庸总是一副“无可奉告”的神情，既然高深莫测，只好妄加揣度了。
《雪山飞狐》结局，金庸所卖弄的狡狯，也只能出自金庸之手，旁人万万不可仿效。
由于全书一步一步走向死胡同，在死胡同所尽之处突然不再写下去，读者的确可以凭自己的意念与想像，也可以去揣想金庸原来的意念是怎样的。在谈论金庸的作品时，可以平添奇趣，这也是金庸的成功之处。
《雪山飞狐》在金庸作品中，凭他创造了胡一刀夫妇这样可爱的人物，凭奇特、离奇的结构，本来可以排名更前，但由于未有了局，将解开死结的责任推给了读者，所以只好排名第五位。
谈《飞狐外传》
金庸的创作生活中，很少有两篇小说同时写的情形。《飞狐外传》是例外，是和《神雕侠侣》同时创作的。也就是说，金庸在那时，同时写两篇小说：替《明报》写《神雕侠侣》，又替一本叫《武侠与历史》的武侠小说杂志，写《飞狐外传》。
金庸的创作能力，完全可以应付同时创作两篇小说，《飞狐外传》在金庸作品中的地位不高，显然和“同时写两篇”无关。
《武侠与历史》这本武侠小说杂志，如今已经停办。但它不但曾刊载过金庸的《飞狐外传》，也曾首载过古龙的《绝代双骄》。在近代武侠小说的历程上，有重要地位。
《飞狐外传》补《雪山飞狐》之不足，写胡斐这个人的成长过程。在《外传》中，胡斐才是真正的主角。但是金庸为了要建立《雪山飞狐》已经写完的概念，在《外传》中，就处处受到牵制，所以胡斐在《外传》中，始终是乌云密布，不能霹雳一声，豪雨如注。除了胡斐遇到无尘道长，快刀斗快剑这一大段，可以令人眉飞色舞之外，像佛山镇上的情节，凤天南这个人，袁紫衣是凤天南的女儿这种情节安排，是金庸作品之中最沉闷而不动人的情节。
《外传》的主段，欲放不放，但旁枝却精彩纷呈。“红花会”中的人物，在《外传》中出场不多，但是却光芒万丈，比在《书剑恩仇录》中更好。常赫志、常伯志在天下掌门人大会中救人，倏来倏去，神出鬼没，在《书剑》中就没有这样精彩片段。甚至陈家洛，忧郁不言，坟前洒泪，也比《书剑》中可爱得多。
《外传》中有双生兄弟三对：倪不大、倪不小，常赫志、常伯志，马春花和福康安所生的一对双生子。金庸在写到倪不大、倪不小之际，十分传神，他们讲话，是一个讲一句，结合成为一段话的。年前，在台北遇到一对在电影界工作的双生子，发现他们讲话，是一个人讲半句，结合成一句话，比金庸的描述尤有过之，这是一种十分有趣的现象。再有机会改正时，倪不大、倪不小也可以每人说半句话？马春花所生的那对双生子，在《雪山飞狐》中已经成长，可惜金庸已经搁笔，不然，这一对玉雪可爱的人物，可以构成一部佳作。
《外传》中另一枝精彩纷呈的旁枝，是有关“毒手药王”的一大段。“毒手药王”用毒，和西毒欧阳锋又全然不同，毒药、用毒的花样之多，看得人目眩心跳。在金庸作品中，写用毒最好的，占第二位。第一位是《倚天屠龙记》中的王难姑。
《外传》中有一件兵刃，凤天南使的黄金棍：“这金棍长达七尺，径一寸有半，通体黄金铸成，可算得武林中第一豪阔富丽的沉重兵器。”这条黄金棍，“豪阔富丽”只怕不如《神雕侠侣》中尹克西的那条镶满了宝石的鞭，但沉重则毫无疑问。有多重？很容易计算，算出体积后再乘比重，为88278kg。
凤天南的这条黄金棍，重八十八公斤以上。《隋唐演义》中，山东第一条好汉秦琼的黄金锏，只及它的三分之一左右，真是非同小可。
胡斐这了无缘无故的一个乡下人，而与凤天南这样武功高强的豪富同旋到底，确实可观。
《飞狐外传》在金庸作品中排名第十一。
倪匡给金庸小说排的座位
倪匡给金庸小说排的座位是：
一、鹿鼎记
二、天龙八部
三、笑傲江湖
四、神雕侠侣
五、雪山飞狐
六、倚天屠龙记
七、射雕英雄传
八、书剑恩仇录
九、连城诀
十、侠客行
十一、飞狐外传
十二、碧血剑
十三、鸳鸯刀
十四、白马啸西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