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人》 还债 有很多人靠拆迁发财，我的表侄陈尚龙就是其中之一。有人说他拿了五套房子七十万元现金，有人说他拿了六套房子六十万元现金，有人说是五套房子一百二十万元现金，还有人说六套房子和一百万元现金，更有人说，他拿了五套房子和两百万元现金……这些数字伴随着斩钉截铁、神秘做作、羡慕不已等夸张的神态。看得出，关于房子的争议不大，不是五套就是六套，有争议的是现金。 于是人们进一步说，他确实是拿了六套房子，但迅速卖了一套换成现金；又有人说，拿了六套房子卖了两套，剩四套；也有人说，拿了七套卖了三套；更有人说，拿了八套卖了三套……这又导致了一连串让人头昏脑涨的数字组合，以及长时间煞有介事的议论。比探究事实真相更为艰难的，是弄清楚所有的说法及其来龙去脉，这工作量不亚于一次考古发掘。 陈尚龙本人对此负有很大的责任，他每次喝酒之后吐露出来的数字都不一致。他本人加入关于自己拿了多少房子多少钱的讨论，让这件事变得更为复杂。这就是他的性格：有时候希望别人认为自己是个人物，有时又觉得做人还是低调一点更好。但张扬和吹嘘的时候更多，占据了几乎所有的时间。 有人愤怒地说：“陈尚龙拿了多少钱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这句话是那么愤怒，似乎承认对弄清楚此事无能为力。旁边人说：“是呀是呀，找拆迁的负责人问一下不就知道了，我们说来说去的，好像能说清楚似的。”问题是，负责拆迁的人绝对不会透露各家的准确数字，犹如不会透露自己家的准确数字一样。 现在，一切都不重要了，陈尚龙只剩下两套房子，就在那里，一套自己住一套父母住。钱一分不剩，而且债台高筑，大约两百万。当然，有人说他欠债一百万左右，有人说欠三四百万，更有人说他其实不欠钱，只不过是深陷三角债之中。和当年他拿了几套房子、多少钱一样，关于他如今欠了多少钱大家也连蒙带猜，说法繁多。对于普遍月收入两三千的众人来说，无论陈尚龙分到了一百万，还是欠债两百万，数字本身都是一股强刺激，必须对此敞开心扉，放松肌肉，像躺下来享受推拿一样享受这股刺激。 陈尚龙已经完蛋了，但是因为欠钱太多，反而像个英雄。 陈尚龙是我的表侄，这一点无可置疑，但我总觉得这不是真的。他比我大十二岁，在我刚懂事的时候，他二十岁。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对着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喊“叔叔”，听上去有点儿变味，语义动摇。 陈尚龙比我父亲小十二岁，但是得喊他爷爷。我的女儿出生后，我又无情地想到了表侄陈尚龙，他四十二岁了，有了一个小他四十一岁的表妹。先人们大概极端艰苦，以至于生育安排得如此步调不一，同一辈人之间年龄差距可以这么大。当然，如果时间足够久又没有大规模非正常死亡的话，我们也会成为先人。 有一个大我十二岁的侄子，这件事让我的童年充满了安全感和自豪感。我十三岁升入初中那年，正是小混混们如日中天的时候，几乎每个人在放学后都会遭到着装艳丽怪异的小混混的堵截，有的被翻书包，有的被毒打一顿，挨上一二十个嘴巴才能走。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我升入初中的第一天放学时，陈尚龙就带着他能喊到的所有兄弟哥们儿在门口等我，好像我是教育局领导。他这是在向全镇的小混混们打招呼，不要碰这个小孩儿。可惜陈尚龙当时在镇上混得不算多好，我受他照顾，最高也只能享受不被打、不受骚扰的待遇，如果我想在街头干一番事业，指望不上他。 后来我们疏远了，我去了县城读高中，他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很多年，我都不记得自己有这么一个表侄，他大概也不会在乎有我这么一个表叔。但他是一个善于梳理和联络各种关系的人，大学毕业后，我很快成了他家的常客，每次回家都会被喊去喝酒，而且总是让我坐在主位上。那是堂屋中央八仙桌上面南背北的两个位置，背后是一个堆满杂物的长条香几和一副巨大的中堂对联。我有时坐在左边，有时坐在右边，反正我不讲究这些，陈尚龙也不讲究，让我坐这个位子，只是体现他对我这个表叔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的双重尊敬。 来的次数多了，我有些厌恶，陈尚龙太喜欢交朋友了，完全是一副交际花的状态，恨不得每天都在家里大摆宴席，酒桌上总是端坐着四乡八里的狐朋狗友。有的人大大咧咧，有的人受宠若惊，有的人阴森可怖，有的人神情恍惚，有的人谄媚猥琐，有的人不可一世，有的人深不可测，有的人沾亲带故，有的人来去无踪……每次去他家吃饭，桌上都会有我不认识的人，哪怕是大年初三、初四这种不宜乱跑的日子。吃饭自然是陈尚龙请客，长此以往，花费很大，虽然客人们打牌之后赢的人会留下一点儿钱，但和花出去的完全不对等。陈尚龙的父母对此意见很大，很多次在后面的厨房怒气冲冲，见到我，收敛一点儿，但抱怨不停。陈尚龙也做过父母的工作，大概的说辞是，请这些人到家里吃吃喝喝，确实要花钱，但是他们都有路子啊，靠他们能挣钱。说着说着，他的父母也无奈地接受了这种状态，有时候也天真地跟别人炫耀说：“我家陈尚龙，什么路子都有，到处都认识人。”这句话在陈尚龙欠了一大堆债之后，被翻出来当作笑柄。他所谓的一些老朋友、老关系，大多数实在不怎么样，尤其是那些吃着公家饭手握小权力的，只会做两件事——吃吃喝喝，哼哼哈哈。 当我决定跟陈尚龙少接触的时候，我们的关系反而更加密切起来。那是2010年春节后不久，陈尚龙打电话让我回去吃饭，我对此有些抵触，因为我觉得自己正在跟陈尚龙一点点疏远。这几年是他最得意的几年，手上有很多钱，家里有很多人，每天醉醺醺的，对未来赚大钱充满了信心。为了让自己像一个大老板，他开始讲究，变得很迷信，关注风水运气，凡事都要图吉利。喝酒要喝六杯，六六大顺，甚至喝八杯，最少也得四杯。普通一顿饭，开席时间要定在六点十八分。要在卧室床头挂一幅水准拙劣的山水画，说是代表有靠山。这些都让我有点儿受不了，已经毕业的我有了自己的事情，也开始有了点儿头脑，觉得跟他完全不是一路人，而且，我担心自己兴致所至的胡言乱语会惹他不高兴。 但他邀请得非常坚决，甚至说要开车来城里接我回去，那我还是自觉一点儿吧！等到了，我愕然发现我的顶头上司曾毅也出现在饭桌上，还拖家带口。不需要我委婉打听，陈尚龙三言两语就把事情全都说了。曾毅当年作为知青下放时，跟陈尚龙的父母关系很好，互相帮助，主要是陈尚龙父母帮曾毅。当时曾毅十五六岁，是个半大小伙子，陈尚龙七八岁，成天跟在他后面玩，无论是摸鱼捉虾还是唐诗宋词，曾毅都让陈尚龙大开眼界。父母见陈尚龙喜欢曾毅，对曾毅更是好上加好，几乎当成大儿子一样对待。1979年曾毅回城，高不成低不就，很晚才娶妻生子，一直不愿意再跟陈尚龙一家联系。直到最近，曾毅觉得，大家都老了，人生除了回忆就再无希望时，才跟陈尚龙父母取得联系。作为政府办公室主任，他立刻受到了陈尚龙的盛情邀请，不仅盛情，几乎疯狂。 我们几个一边喝酒一边回忆往事。当然，我没有往事，我1980年才出生，那个时候，陈尚龙已经十二岁，背着书包去上学了，而曾毅年近二十，在城里茫然四顾。一直到1999年，曾毅才结婚，半年不到孩子出生，似乎在抢时间，即便如此也太晚了。如今，他五十岁了，儿子才十岁。由于过于溺爱，曾毅的儿子像个大姑娘，细皮嫩肉，细声细语，举手投足也绵软无力，我感觉把他放到室外半天就会枯死掉。 但这一切都是话题。曾毅主动感慨，我是被耽误了，四十岁才有曾鹏，我没几年就退休了，那个时候他大学都没毕业。他的话充满了对权力的不舍，显然是打算趁自己还有公职的时候解决儿子的工作之类的问题。我说，曾鹏应该喊陈尚龙哥哥吧，这样就喊我叔叔，我和曾主任就平辈了。 这句话让他们大笑起来，声音大得毫无必要。然后我们开始梳理各人之间的关系。按理说，曾毅一直喊陈尚龙父母哥哥嫂子，那么陈尚龙是曾毅的晚辈，得喊叔叔，我就成了曾毅的同辈人，他大我二十岁，还是我领导，能平辈相称我很满足。但是从进门开始，曾毅就让曾鹏喊陈尚龙叔叔，这在年龄上是完全合适的，可这样一来，曾鹏得喊我爷爷，曾毅反而得喊我叔叔了。我的最高目标不过是跟曾毅同辈，很多公事应酬时曾毅也可以有意无意说“我们兄弟”“这位小兄弟”之类的话，让他降一辈也确实太过分了。 论来论去，大家的结论是各喊各的，互不干扰。曾毅称呼陈尚龙父母哥哥嫂子，陈尚龙则称呼曾毅为大哥。曾鹏喊陈尚龙父母爷爷奶奶，喊陈尚龙叔叔，也喊我叔叔。曾毅则按照单位里的习惯，喊我小牛，我喊曾毅曾主任，以彰显他作为领导而不是亲戚的第一属性。我们对人生、岁月、年龄、亲情和中国特有的称谓感慨了一个晚上。 那顿饭后，我再也做不到对陈尚龙敬而远之了。他常常到南京，邀请我和曾毅一起吃饭，这是难以拒绝的。而我和曾毅也屡次结伴到陈尚龙那里做客。平时，曾毅对我态度大为好转，很多场合都带我参加，一副提携下属的架势。好几次，我需要他出面撑场，他也慨然答应。但我和曾毅之间没有实质上的利益往来，我对继续待在机关已经没有任何兴趣，忙了几年都为了寻找一个可供今后维生的小生意。曾毅也不是真的提携我，他没有这个能力，他全部的希望是退休之前再上一个台阶，哪怕去一个没有实权的单位。 我们各怀心思，陈尚龙每次出现，或者邀请，都是一次摆脱机关氛围的机会。我们居然成了一个貌似稳固的饭局圈子，当然，交际广泛的陈尚龙，常常带着我们不认识的人一起吃饭，不过这些人一顿饭之后再也不会见面。 但很快我不再想理会陈尚龙了，他钻在生意里出不来，酒桌上，但凡有人提到一件事，他立刻会问，这个事我们能不能做做，我感觉能赚大钱，随即就开始畅想怎么操作，一二三四五，逻辑混乱地梳理归纳起来，完全是临时反应。在自己话音未落时，别人若说起其他的事情，他马上又开始新一轮的谋划和畅想。一顿饭会涉及多笔生意，从石油钢铁到土地买卖到修桥铺路到医疗器械。我觉得他越来越不清楚自己是谁了。 于是，就算陈尚龙用曾毅作为理由喊我去吃饭，我也不答应。曾毅似乎也对陈尚龙失去了兴趣，除了第二年春节带着全家去乡下大肆燃放烟花爆竹之外，再也没有带家人到乡下去。从谈话中我感觉到，他对陈尚龙也有些回避，似乎那次受邀前去只是插曲，更似乎插队的那两三年都是插曲。当然，我觉得他和我这样的人，整个人生也只是一段插曲。我没有问过曾毅疏远陈尚龙的缘由，对此我毫无兴趣。曾毅也没有问过我什么。以他的丰富阅历，应该可以看出我对陈尚龙没有多大的兴趣。 终于，曾毅从办公室调去了文化局，解决了级别问题但远离了权力中心，在一次次虚张声势的会议的核心地带或者边缘区域坐着，坐等退休。他非常满足这个状态，开始练起书法。我跟他见面也少了，有一次偶然在一个饭局上遇到，我们以成年人的方式，虚伪地感慨起人生多变。我说：“曾局长，我们共事了七八年，部门太大了，我也没有机会跟你走得太近，后来陈尚龙出现了，我们好不容易有了共同认识的老熟人，想不到你又高升了。”曾毅说：“没办法呀，组织这样安排，我再不喜欢也要去呀。不过我走了，你们几个骨干都有机会了，你们要好好请我吃饭，哈哈哈。” 我们都没有谈陈尚龙，都不想，也没有谈更多各自的打算。我突然间觉得，和互相之间毫无用处的人打哈哈，说天气，这种流行在祖国大地上常见的方式，不是虚伪，而是真实，是凶狠和残忍。 就这样，我和陈尚龙接触少了，几乎没有接触，和曾毅接触少了，也几乎没有接触。至于他们之间如何，我不清楚，想必也少了。 我从父母以及其他很多人那里都听到关于陈尚龙的消息。他最有钱的时候我是知道的，随后，我就听说他如何一点点糟蹋完所有的钱，进而背负了巨额外债。在父母和乡亲们看来，陈尚龙的问题出在三个方面，一是平时花销太大，这一点从他的穿着打扮可以得到证实，在乡下黑压压的棉衣布料群中，他总是穿着白衬衫，冬天则是闪亮的皮衣，除了穿，还有没完没了的请客，人家回请，也总是变成他继续请。二是他借钱太随意，很多人把他吹捧上天之后，三言两语就能借走三五万，或者更多。这些钱大概是要不回来了，借钱最多的那几个人，连人带钱都已经不见了。三是他的生意全部以失败告终，或者正在无可挽回地失败。 我对此不再关心。有人一夜暴富，有人一生贫穷，有人稳扎稳打，有人一年不如一年，如果这些都是对的，那么像陈尚龙这样“一泻千里”，也属正常。何况这都是他得意忘形导致的。我只是打电话跟父亲说：“如果陈尚龙找你借钱，千万不要借，除非你不打算要了。”父亲说：“废话，怎么会不打算要钱了，我不会借给他的。”我说：“不一定啊，哪天你觉得自己有点儿钱不愁用了，说不定就给他一两千块救急，这也是完全可以的，或者他们家有什么过生日之类的大事，你份子钱多出一点儿。” 父亲嘿嘿一笑，没说什么。他大概是在讽刺我以前常常去陈尚龙家喝酒，现在人家遇到麻烦了，我觉得愧疚。但我没什么愧疚的。 今年春节后的一天，日子正常往前推进。关于过去和未来都没有什么值得心花怒放的，不过随着气温的逐步抬升，人的心情也跟着愉悦不少。一天晚上，到了下班时间，我在犹豫是直接回家，还是去对面的画廊一条街逛逛，跟几个小老板喝几杯茶时，很久不联系的曾毅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吃饭。 我说：“曾局长，我约好了几个同学一起吃饭。” 曾毅说：“小牛，不要跟我胡说，你一张口我就知道这是现编的。何况今天晚上你一定得来，陈尚龙来了，要找我谈事情，你不在场有些话我不好说。” 我说：“我在场有些话不好说吧！” “你在场，我有个见证，一些话我就能说了。他太不像话，逼着我要钱。” 我愣住了，这件事有点儿出乎我的意料。出于对老领导的尊重和对事情本身的兴趣，我赶过去了。晚饭地点在一家豪华酒店，曾毅要了一个包间，我进去时只有曾毅、曾鹏两个人。我问：“陈尚龙呢？” “说是打不到车，还在等。” “他自己不开车？” “车子卖了。他现在能卖的都卖了。”曾毅带着愤怒说着，听不到一丝怜悯。我很奇怪他为什么是这种情绪，作为领导，不是一定要对百姓的疾苦表示出虚伪的同情吗？ “等他过来再说吧。”曾毅命令。那么，我们就聊一些单位的事情，其间我和曾鹏说几句话。几年不见，他突然长大了，身高至少一米七，而且粗壮，脸色通红，隐约可以看到激素在体内急速奔走。我问了几句关于考试升学和补课的事，他简单扼要地回答，努力掩饰对成年人的厌恶。 陈尚龙终于出现了，笔直地站在门口。他穿一件暗红色的羽绒外套，毫无必要地全部敞开着，露出雪白的衬衫，真的是白衣如雪，下身是一件闪亮的西裤，皮鞋是红色的，时尚，刺眼，嚣张，风骚。他没有一丝一毫的颓丧和焦虑，脸上挂着微笑，嘴角的笑意最浓，从一撮小胡子后面冲出来。多年来，他一直把这撮小胡子作为他的心爱之物加以打理。和青春期男生嘴上的杂毛不一样，他的小胡子，就是隶书那大而粗的“一”。陈尚龙好像跺了跺脚，让皮鞋发出声响，然后走过来跟曾毅握手，“曾局长”“曾局长”喊个不停，又冲我笑笑，没有握手，看来他还当我是亲戚，或者，觉得我在他的事业版图中毫不重要。 曾鹏被打发走了，曾毅解释说：“妈妈出差，家里没有饭吃，现在他吃饱了自己去补课了。” 曾毅解释完，我们都陷入了沉默。能坐六位到八位的桌子边只有我们三个人，我们唯一的动作是看着服务员忙来忙去。 在极端压抑的氛围中，我们互相敬酒，一杯一杯，很快每个人喝掉了两壶，谁也不多谁也不少。曾毅突然大吼起来：“陈尚龙，你不要太过分，我当年是受你家人照顾，我们也像亲兄弟一样，但是我也帮你很多次，你怎么一张口就让我拿三十万，我去抢吗？” 陈尚龙冷冷地看着曾毅，曾毅继续说：“你要找信用社的领导贷款，我给你找了；你要找消防的人免掉你的罚款，我请人家吃饭，不罚了；你要找街道租个门面，我也帮你找到了。这三四年，基本上你要做什么事，我都不遗余力，我觉得几十年下来大家还能互相记着，不容易，你要做生意发财，我尽量帮你，也不是图你什么东西，你的任何一顿饭我都不缺吧？” 陈尚龙带着酒意说：“大哥，我这几年一直不顺，你就再帮帮我，现在我实在对付不过去了。”他的语气让我觉得有点儿陌生，有一种耍无赖的感觉。曾毅怒不可遏地说：“你还不顺，这几年你就是太顺了，拆迁的时候你有多少房子多少钱你没忘记吧，大概整个乡都能排到前茅，还说你自己不顺。看看你交的朋友，都是什么人，一个个还不都是冲着你的钱来的？” “我就是觉得多个朋友多条路，早点儿发大财。”陈尚龙说。 “多个领导多条路，你有那么大的精力喊人到你家吃饭，不如跟一两个领导好好处。有一两个就够了。” 陈尚龙说：“大哥你现在才说这些有什么用呢？现在不要说大领导了，社区主任都躲着我。” 曾毅气愤地说：“现在才说？我在见到你第一天就跟你说过这个话，你自己不听，你就喜欢一大帮人咋咋呼呼的，感觉多好哇，你就是花钱买感觉！” “应该闷声发大财。”我非常智慧地插了一句嘴。这其实是在提醒自己，不要像侄子一样犯傻。 我的话算是一个中场休息的信号，他们中止了此前的话题，开始喝酒，很快又是一壶，其间的谈话无非是这个酒不错、外面太冷了之类的。 陈尚龙又主动对曾毅说：“大哥，真的不能帮我想想办法？我实在熬不下去了。只要有这一笔钱，我的问题就全部解决了。” 曾毅把筷子狠狠地扣在桌子上，大声问：“你给我说说，你现在到底欠人家多少钱，人家又欠你多少钱？” 陈尚龙脸色变得很悲愤，絮絮叨叨地说出来，都是一些模模糊糊的名字和复杂无比的指代，什么“小五欠我十万，但是他把镇上那件铺子转给我，我又贷款十万块装修了一下，租给了程狗子，一年收三万；程狗子租了半年不租了，说是没有生意，让我卖给老胡；老胡用来做仓库，但是一分钱不给我，每次要都是客气得不得了；信用社找我还钱，我花了好几万块钱托人把期限往后拖，再贷了二十万打算买一台挖机，挖机生意也不好做，建设速度放慢了，我把挖机对折卖了……” 曾毅不耐烦了，大声打断：“你说个数字就行了！你欠人家多少，人家欠你多少？” 陈尚龙说：“我确实不知道，有的都记不得了。” 我和曾毅面面相觑，问题实在是很严重。陈尚龙接着说：“欠我的都是私人，我欠的，有私人，主要是公家的。” 曾毅往后一倒，靠在椅背上不说话。显然这个情况他解决不了。 陈尚龙见曾毅靠在那里沉思，端起杯子敬我酒，我恼火地看了他一眼，但还是跟他喝了。曾毅以大领导的架势问：“那你说说，如果我借了你三十万，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陈尚龙说：“我都跟人讲好了，先还掉最急的二十多万，然后贷几十万出来，跟人合伙买个吸沙船，这个生意好做，一个晚上能挣四五万，都是现金。” “都是他妈的犯罪。”曾毅骂了一句，领导和老者的架势随着这一声尽显无遗，“这绝对不行，这个时候还敢吸沙，水上公安马上就冲过去把你的船拖走！” “那我怎么办？”陈尚龙带着怒气喊了一声。 “你爱怎么办怎么办，”曾毅不客气地说，“不管你怎么办，都不允许你胡说八道什么我跟你姐姐有关系，我下放的时候才十五岁，你姐姐十二岁，你说能有什么关系？” 陈尚龙猥琐地笑了笑，又带着歉意。这件事太让我奇怪了，陈尚龙的姐姐陈尚红对我而言极其陌生，在我很小的时候她就远嫁到外地去了。我问曾毅：“曾局长，你跟我侄女儿有关系？” “狗屁！他陈尚龙居然造谣说我跟他姐姐有关系，说看在他姐姐份上帮他搞一笔钱，牛山你说说，他是不是疯了！”曾毅带着显而易见的恼火，指着陈尚龙的鼻子说。陈尚龙憨笑几下，不停说：“一时冲动，一时冲动……” “尚龙啊，我跟你姐姐毫无关系，我是跟你父母有关系，他们既是我大哥大嫂，也是我长辈。我跟你有关系，你既是我的晚辈，也是我好兄弟。你就不能争气一点点，不要搞得鸡飞狗跳的。” 我问：“哥哥嫂子知不知道你在外面的这些事？” 陈尚龙立刻陷入了悲伤，好半天才说：“不知道，知道的话，估计不是跳楼就是喝药水。” 在我的建议下，我们去八号公馆洗澡。是我自己憋得慌，借请客的机会过把瘾。结果刚进门，小弟就直奔陈尚龙而去，他太像老板了，我们更像是受老板邀请的公务人员。曾毅有点儿扭捏，但难以拒绝我所说的全套服务。我们匆匆冲澡，直奔包间，随即一支队伍出现在我们眼前，每个战士都身着透明长裙，一眼可以看见狭窄锐利的内裤。“老板好，我叫安吉娜，来自湖北。”“老板好，我叫阿春，来自重庆。”“老板好，我叫芳芳，来自云南。”“老板好，我叫娟子，来自黑龙江。”“老板好，我叫戴安娜，来自安徽。”……陈尚龙选了一个，走了；曾毅选了一个要走，我叫住他，让他再叫一个，他欣然同意；我选了一个，跟在后面七拐八拐，来到一个四面都是镜子的房间，我躺在那里，看着天花板上的自己，不忍直视。很快酒劲上来，我睡着了。被叫醒的时候那个姑娘对我说：“你的朋友都回包间休息了。”于是我跟着她绕了半天回到包间。 我们点了馄饨，一边吃一边闲聊。曾毅还是没有松口借钱，陈尚龙很奇怪，似乎已经忘记这件事了，一直说这里哪个环节好，哪个环节不行。我说：“看来你常来这类地方啊！”他自豪地说：“一年少说要花个十万八万在这里。”说完他就后悔了，畏惧地看了曾毅一眼，或者说，他陷入了对好日子一去不返的惆怅之中。 埋单时，服务员劝我先办卡，再从中扣钱。一共消费四千多，不办卡原价，办银卡打八五折，需要充值一万；办金卡打七五折，充值两万；办钻石卡打对折，充值五万。我说你们够狠，办卡就能这么优惠。年轻的服务员干笑几声。我看看坐在沙发上四顾张望的陈尚龙，心里突然生出一阵怜悯和一阵恶毒的快意，决定办一张金卡，然后送给他。 我让服务员帮忙叫一辆出租车，把曾毅先送回去，然后跟陈尚龙走出公馆，再走一会儿。我问他：“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相当于三四年亏掉了大几百万。” 陈尚龙叹气，抽烟，不说话。我看看他，心里涌动着好奇，我不关心他具体怎么把钱都糟蹋掉的，因为除了傻没有其他出奇的原因，我只是非常好奇外债如山的他，是怎么一天天熬过来的。这种好奇和小孩儿对成年人世界的好奇不相上下，但我不想这么直接地问他。我问他：“如果曾毅就是不借你钱，你怎么办？” 陈尚龙莞尔一笑说：“我有办法。” 他的笑容让我觉得特别恶心，我突然冲他喊：“你有什么办法，你就是他妈的脑子不够用。你所有的问题就是没脑子，没把握的事一件又一件，你他妈的还说有办法！” 陈尚龙尴尬地看着我，半天才想起来我毕竟是他叔叔。他又挤出一丝笑容说：“表叔你不要气，我确实一塌糊涂，但不会饿死的，我在外面找了个女的，她养我没问题。” 我呆住了，停在路灯的光芒之中，看着他。他继续说：“这个女的有钱，对我也好。她丈夫以前是开发区的一个领导，后来被抓了，我呢，老是往他们家跑，送东西，就认识了。她丈夫出事了我还是去了，我觉得不能因为人家出事了就不去了，就那一次我跟她说了一天的话，然后就在一起了。对了，她住得跟你很近。” “你们好到什么程度？” 陈尚龙得意地说：“私下里就是老公老婆这么喊着。” “那你凭什么呢？” 他挤眉弄眼几秒钟，拍拍胸脯说：“靠身体呀。”这一刻，我出现了幻觉，觉得他回到了二十来岁，而我，已经老了。见我沉默了，陈尚龙补充说：“大概是我以前给他们送的东西太多了吧，她一直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的，后来她丈夫落难了，也需要男人。” 继续走了一段路，我把刚刚办的金卡拿出来递给陈尚龙说：“你拿着，里面还有一万多，当我还你以前吃饭的钱。” 陈尚龙大惊失色，连忙推挡。我说：“你就拿着吧，我不好给你钱，也不能不支持你，你以后要是觉得两头跑太累了，到这边泡泡澡。如果光是泡澡，够你用好几年的。” 他还想说什么，但我挥挥手，拦了一辆出租车打算回家。陈尚龙紧跟着我说：“我跟你一起走，我去她家。” 车上，我问他：“她有没有小孩？” “有个儿子，在国外读书。” 我看着窗外发呆，心里有点儿不是滋味，陈尚龙简直就是在城里扎根了，而且扎得比我还深。再想到他的老婆孩子，这又是一桩麻烦事。我摆出苦口婆心的语气说：“你大我一轮，但又是我侄子，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怎么称呼你，更谈不上教育你，是你一直在照顾我。不过这些年下来，所有人谈到你，都认为你不把握，就是没脑子，你认识的那些人、办的那些事，都欠考虑。现在你如果觉得跟这个女的在一起心安理得，也可以，但是慢慢来，不要离婚结婚什么的，慢慢把外债都处理干净。这个女的要是提出来结婚，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一定要坐下来跟大家好好谈谈。” “她说她不要结婚，要我随叫随到就行。” 司机扭头看了我们一下，我狠狠地白了他一眼，大家都不再说话了。 一晃半年过去了。一个多月前，我跟两位外地来的老同学吃饭喝酒，他们抢着把单埋了，对此我觉得非常抱歉，为了弥补，也是为了显摆，我带他们去了八号公馆洗澡。“只是洗澡”，我们在路上打趣，他们也附和说：“就是洗澡，什么都不干”。 到了之后，他们心照不宣地默许了经理的安排，让一大群姑娘进了包间。这些都是外地人，但两位从外地来的老同学有一种把她们当作本地人的错觉和征服感，各选了一个。我说我就不用了。他们很吃惊，我说：“我请你们，谁也不许抢，但我昨天才来过，要休养生息。”他们含笑离开。 当我在包间里看电视时，陈尚龙冒了出来，西装革履，后面跟着几个小弟。我吓了一跳。他大吼一声：“给我叔叔换个大包间！”于是我被几个小弟搀扶到一个豪华包间里。陈尚龙把小弟们轰走，坐下来跟我聊了起来。 因为拿了我送他的卡，他常常光顾这里。有时候在这里一待就是一天，起码，这一天可以成功躲债。他脸皮厚，能胡扯，就这样，很快跟上上下下的人都混熟了。由于他全身上下散发出浓烈的江湖气息，这家老板开玩笑说，就在这里干算了，他欣然答应了。以往一年花十万八万带来的经验派上了用场，加上一口本地方言而非僵硬的南方普通话，他居然迅速成了总经理。说到这里陈尚龙喜笑颜开，但随即又绷紧脸上的皮肤，严肃起来。笑是他的真性情，他总是嬉皮笑脸的，严肃是他的经验，或者说想起了我的所谓教诲。 这里小弟很多，他一狠心，带着小弟们冲回乡下要钱，对那些欠钱不还的远亲发小还有称兄道弟的人下死手。一两百万的死账烂账在一群小弟的注视下迅速盘活了。很快，陈尚龙把债务都平了。但他身在八号公馆的事也人人知晓了，有人说他是老鸨，有人说他是黑社会。那些被他胁迫的人，也纷纷说：“本来嘛，都是打算还钱的，何必这样搞，这样搞我们就不客气了。”陈尚龙老婆从此不敢出门，害怕那些被逼着还债的人，更觉得没脸见人。没几天，陈尚龙在城里有个女人的事也被几个狠角色盯梢后发现了，回去到处说。一时间，陈尚龙成了集道德败坏手段残忍于一身的人，简直不是人。陈尚龙就此不再回去，白天在那个女人家充当丈夫的角色，晚上过来上班，倒也一切顺利，充满了危险刺激的平衡感。 “感谢表叔，”他反复说着，“你不给我卡，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我哈哈一笑说：“我是看你跟曾局长要钱要得太狠，担心你编个理由让我还你的酒钱，就主动还你。” 陈尚龙哈哈一笑说：“那是我幼稚，幼稚。” 我心想，你他妈的都快五十岁了，还幼稚。但我嘴上却说：“你现在起码没有什么外债了，以后慢慢再搞好一点吧！” 他有点忧郁地点点头，没说什么。以往十几二十年如一日的犯傻让他忧郁，今后的不确定更是让他忧郁。毕竟这个场子说关就关，它是一家温泉会所，不是大江大海。 陈尚龙转身出去的时候，消瘦刚硬的背影又让我觉得他只有三十来岁，正在当打之年。他回来时，手上拿着一张钻石卡，送给我。 几天前我回乡下，特地去陈尚龙家看了看。陈尚龙的儿子已经不知去向，老婆像僵尸一样在屋里忙活着，一刻不停。苍老不堪的表哥常年喝酒，已经陷入半痴呆状态，总是要坐在太阳底下才觉得舒服，即使是阴天，也得坐在本该有阳光的地方才觉得安心。表嫂卧床不起，说是知道陈尚龙的事情之后，跳楼摔断了腿。我不知道她到底在哪个环节上崩溃的，是知道了陈尚龙欠很多钱，还是知道他成了黑社会气息的人，或者是知道他在外面有了女人。看着她满是皱纹的脸冲着我挤出一点点笑容，我突然觉得这一幕似曾相识，而且还将反复出现；也突然对自己空手而来充满负罪感，但也不能过分表示，不然他们会觉得奇怪。喝了几口茶，我什么都没说，走了。 八号公馆想必我还会光顾，陈尚龙也会来电邀请，他的那个女人我迟早能见到，甚至成为熟人（事实上他已经打了好几个电话，邀请我去和她见面吃饭）。另外，乡下定期要回，就算不去看表哥表嫂，也能听到周围人不停地说，大骂陈尚龙，我只能沉默以对，其中的经过一个字也不能说。我在两者之间，有一种被人抓住两只胳膊朝两个方向拽的撕裂感。 好在，对于两者，我全无挂念。随着父母身体每况日下，我觉得突然有一天我就再也不必回乡下了，同时我也可以再也不见陈尚龙一面，这样，我就可以把所有的时间用在自己那块小而浅薄的田地上。 2014年 人工湖 1 终于夜深人静，人群缓缓离开，灰尘重返大地，一天总算开始了。我要在这个晚上做点儿真心想做的事情，或者不去做任何不想做的事。这时，多年来形同陌路的表弟陈尚龙给我打电话，说他遇到了感情问题，要请教我。这个电话他显然思量已久，措辞特别在意，犹如演说。他强调：“哥哥，你一直在城里，见识多，经历多，文化高，请教你……”我一阵厌恶，想马上把电话挂了。大约五分钟后，表弟说完了，我没能理解他的感情问题在哪里。我根本就没在听他说话。但我和他都觉得这个电话已经足够长，应该挂了。我说：“最近我要回去，到时候我去找你。” 此前，我正在酝酿着给王小柔打一个电话。我和她已经两年多没有联系，不知道能不能联系上。表弟的电话是一个提醒。它提醒我，一个长久没有联系的人突然给你打来电话，你会烦躁不安，心生不满。一个长久没有联系的人，是你在现实里和潜意识中都不打算再相处的人。我打消了和王小柔通电话的念头，我只是非常遗憾，遗憾自己和她真的再也没有联系了，遗憾刚才没有对表弟的态度好一点儿。对他不友善的态度让我自己都觉得奇怪。我从不以混得好坏来左右自己对他人的态度，但刚才对表弟确实是毫无礼貌。电话挂了很久，敷衍了事的情形挥之不去。 我和表弟之间曾经亲密无间，但现在已经没有感情，只是亲情还在。亲情是一个强大的事物，一旦启动，我是招架不住的，只能接电话，说话，客气，聆听，承诺，草草了事。 窗外传来三月里常见的野猫的叫春，像初生婴儿毫不克制的哭声，声声凄厉。晚风吹在身上，带来几分寒意，但还可以忍受，让人觉得这一切都是享受。十一点左右，当我沉浸在夜晚的独处深处时，电话又响了，还是陈尚龙。我深呼吸，接电话。表弟说：“哥哥，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说：“我也不确定，你不是很着急吧？清明节我肯定回去。” 陈尚龙说：“按理说清明上坟应该提前，不过你最好还是晚一点儿再回来一趟，等四月中旬刀鱼上市，我买一点儿给嫂子和侄女儿尝尝鲜。”和此前一样，这几句话他说得还是很紧张，像背台词一样。我有些迷惑，表弟家条件一般，刀鱼对他们而言是很奢侈的，特别是最近三五年价格疯涨。我嘴上敷衍着表弟，说：“不用客气，太浪费了。”心里在想，他感情遇到了问题，然后要请我吃刀鱼，这说明他的感情问题真的存在，而且很大。我开始后悔没有仔细听他的感情问题，想时光倒流，已然不现实了。 我问陈尚龙：“你刚才说你遇到了感情问题，我听了半天都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你到底有什么问题？” 陈尚龙反问我：“哥哥你刚才到底有没有听清楚我说的话？” 我承认：“刚才我没有听你说话。” 陈尚龙愣了一下，口气也变得冷冰冰的：“等你回来我当面和你说吧。我本来指望你帮我一个大忙的。哥哥你先休息吧，我挂了。”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他那边已经挂掉了。是我的冷漠让他反应激烈。他求人办事，然后挂掉了所求之人的电话，真有勇气。还是因为亲情，他简直勇气倍增。 目前我和老婆分居，她带着不到两岁的女儿搬了出去，住在她父母的老房子里。那是一个破旧无比的小区，房子却大得出奇，那些空间似乎是为灰尘而不是为人准备的。这一反差越发显出她们母女的凄惨。她们搬走的原因是我们在女儿出生之后一直在吵架，发展到摔门、扔东西和动手推搡的地步。冷静之后，我们认为还是应该分开来，否则女儿会目睹我们打闹，甚至会被失手打死。她们搬出去一个月了，岳父岳母对此事算是默认了，没有怪我，偶尔还来帮我收拾一下。而我远在老家的父母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如何对他们说。 表弟的电话让我有些烦躁，清明回不回去都可以，但他邀请我带上老婆、女儿一同前往，现在这居然成了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春节后，老同学小牙晋升副处。我们带着复杂的心情反复调侃“处”这个字，不停地说“不就是一个破处级干部嘛”，小牙倒也配合，和老同学们撒娇发嗲。这让我们更加来劲了。小牙前途无量，可供调戏的时间不多。很快，他会因为职务而变得神圣不可侵犯。 小牙偶尔也会和我们一起调戏他的职务和官场之路。有一天他问：“你们知道我现在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吗？” “再升一级。”不知哪个混蛋机智地抢答了一句。 “练书法，”小牙淡定地说，“很多中国人都有书法情结和古诗词情结，只是因为时间问题和毅力问题一直搁置。我从任命下来后的第一天开始，就决心练书法。” 大家赞叹起小牙的淡定从容、睿智优雅，有人甚至预言，他会成为一个大书法家，因为官多大，书法就有多好。我觉得此事有些邪恶，书法一瞬间成了一件面目可憎的事，成为无所不能的权力的组成部分。 书法到底是什么我没想清楚，但我当天回家后也开始练毛笔字。我打算从柳公权的《金刚经》写起。某天下班路上，我拐到一家文具店，买了二十支长短软硬各不相同的毛笔，花掉近一千元。这算什么？算是对自己不成器的惩罚，还是如小牙所说以极大的毅力开始实现书法情结？ 陈尚龙挂了电话后，我呆头呆脑地沉吟片刻，开始练书法。猛然间我很厌恶《金刚经》，厌恶这些翻译得狗屁不通又被肆意篡改的典籍。想换一本帖子，但没想好。于是我在宣纸上由上往下、由右往左写我所能记得的关于陈尚龙的一切。事实上，除了名字，我对他所知甚少。 陈尚龙的母亲是我父亲的大妹妹，她往下还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父亲之上还有一个姐姐。五个子女，两男三女，计划生育之前的标准配置。陈尚龙是我表弟，我分不清堂和表，我一直对他直呼其名，他也一直叫我哥哥，而非表哥。他小我半岁，上学晚我一年。我们从未在同一所学校上过学，因此关于他的读书经历我不甚了解，主观上，我也从未关心过。我离开家到县城读高中后，就和老家的绝大多数亲人、故人断了联系，埋头读书，埋头于自己的若干件事。也许是头埋得太深，人变得渺小和模糊，我逐渐局限于回家只看望父母，任何亲戚都不再走动，别人对我大约也只知道名字和一两句针对现状的描述。从其他人的言谈中我得知，陈尚龙初中之后开始了艰辛历程：首先是考试不顺，无书可读，费了很大的周折并花了很多钱，才上了一所很差的职业学校，然后就业，辗转过若干个城市，在好几个行业打过工。目前他在老家的开发区上班，做保安工作。我对单位的保安很客气，还会毫无必要地点头哈腰。我知道这其中包含傲慢和故作谦卑的成分，换取一点儿自己混得还不错的感觉。陈尚龙是保安，又遇到了感情问题，现在他打电话给已经一年没有见过的表哥，也就是我，求助。这让我有点儿紧张，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压力。我坐在被我涂写得乱七八糟的宣纸前毫无睡意，而空空荡荡的家里突然间有了一种恐怖诡怪的气氛。 十一点半，老婆打电话来。此举意味着和好，但她语气冰冷，我说什么，她都是“嗯”一声，敷衍一下。我忍不住对她说：“你这是给我一个重归于好的机会，好吧，你搭台，我唱戏。”老婆笑了一下，嘟囔了一句：“什么时候不好啦？”这让我很欣慰。再过两个月女儿两周岁，父母说一定要给女儿过生日。如果他们来了一看，儿媳妇和孙女都没了，一定吓坏了。我不担心甚至不在乎和老婆的关系，而是担心其他人的感受。我和老婆的感情没有问题，只是彼此相处存在问题，这是我们的共识。我对感情本身相对淡漠，我坚信人可以没有感情地活一生，或者换一种措辞：人可以在充满感情但是其感情没有具体对象的情形下过完一生。本质而言，人是孤独而且和他人无关的。这一想法我甚至都和老婆说过，足见我们的关系确实不错，只是阶段性脾气不投。 老婆告诉我女儿的情况，说她此时正在四仰八叉地大睡，还咂嘴、说梦话和挥舞着小手。老婆一边看着女儿一边对我说话，犹如她是一个讲解员，给我讲解一件展品的艺术价值。 我问老婆：“周末可不可以一起回老家一趟，上坟。清明节快到了，清明回去会太拥挤，提前两周回去比较好。”我这么一说，上坟一事似乎不容置疑，存疑的只是这个周末就提前去还是等到清明再去。老婆也认为清明假期人太多，应该提前几天去。 老婆挂了电话，家里又恢复了死寂，我感觉老婆只是出差了而已。随后我又拿起手机，翻出刚才打进来的号码，存下，署名陈尚龙。为了防止自己想不起来这人是谁，我又在前面加上“表弟”二字。 眼见着十二点了，该睡觉了。我把笔墨纸砚收拾一番，顺手给小牙发了个短消息：“书法练得怎么样啦？明天中午有没有安排？” 小牙一定还在奋笔疾书。大学时宿舍十一点熄灯，每到十点半，无论我们在打牌还是看电视或者闲扯，小牙必然准时上床，笔直地躺着，犹如僵尸，无论我们做什么他都无动于衷，哪怕打架了他也继续躺着。久而久之，一看到小牙躺了下来，我们就知道距离熄灯还有半小时了。毕业后，小牙告诉我们，他现在十二点半准时上床。他一说，我们眼前就出现一幅情景：他直挺挺地躺着，酝酿着入睡，墙上的钟指向十二点半，前后误差不超过一分钟。我的这个消息他一定能看到。 我不指望小牙回复我，问他有无安排只是客气。但小牙回复我说：“现在能不能出来？我和张无极在1928会所。” 我不知道怎么回复，电话随即就打过来了，张无极大声问我：“你鸟人一个人在家是吧？”我说是。“那你马上来吧。我们也刚到，来了再说。” 我不敢开车，打车过去。站在灯火灰暗、深不见底的大厅里，我越发不安，几乎想回去。这时张无极穿着艳丽无比的睡衣冒出来喊我。他喊了一个连我自己都印象模糊的娱乐场所专用名：“胖猴子！”我快步走过去，跟着张无极上楼。这里的程序是先脱光，再盛装，和火化类似。收拾好之后，我跟着张无极来到包间。小牙喝多了，醉醺醺地躺在那里，他沉默的表情和一脸的横肉确实符合他的身份。 “怎么啦？”我问他们两个。张无极关上包间的门，突然间哈哈大笑起来。小牙说：“你别笑了，再笑我就要哭了。” 他如果出事，最大的可能是仕途上的事，难道他要被打入刑部大牢三堂会审，然后被贬到不毛之地？这么多年，小牙摸爬滚打，主要是爬，也不易。 这时我手机上来了一条短消息，是老婆发的，问我到底周六还是周日回去。我直接关了手机。 小牙哀号起来：“啊，啊，我他妈的怎么这么倒霉，我完蛋了……”他的语气带着撒娇的成分，混合着从他嘴里喷薄而出的酒臭，让人恶心，但他的痛苦和烦躁一目了然。 “你冷静一下！”张无极命令一句，不容置疑，大龄未婚人士的优势在别人遭遇家庭危机时体现了出来。张无极让小牙继续休息，多吃点儿水果，然后带着我去了另外的包厢。 在包厢里，张无极说，小牙和他老婆之间出了问题，而他老婆是他有这份工作并得以不断晋升的幕后力量，具体而言是他老岳父。我一阵释然，小牙不是路线问题，是后院起火。 “那到底什么问题？”我一问，张无极又一次狂笑，给我们按摩的姑娘明显吓得一哆嗦。 张无极扭动着肥胖的躯体，像登台表演一样，开始讲小牙的事，伴随着睿智的评论和夸张的感慨：小牙在家打飞机时被老婆发现了。老婆愤怒地发现他打飞机的对象是手机，仔细一看，手机里还有一张照片，一个穿着黑色丝袜的长腿姑娘懵懂又风骚地从手机里往外看，而小牙一边喊着她的名字一边剧烈地动手折腾自己。本来这是享受，小牙为国为民长期操劳，自我享受一下并不为过，可突然间，老婆的脸和高潮一起出现了，于是两者互相抵消。问题在于，高潮仅仅几秒，而老婆的脸则是实在而又强大的存在。一时间小牙气急败坏，老婆更是气急败坏，他们大吵起来，从晚上十点吵到凌晨六点，然后还是继续吵，一直吵到第二天晚上，六岁的女儿被外婆接走。这下好了，腾空了女儿和感情的家里，非常适合一对结婚十余年的夫妻继续吵架。两个人吵得方寸大乱，精神错乱。小牙承认，手机上的那个女孩儿是他偷拍的，而他打飞机时喊出的名字“王玉”，是一部不知名的电影里一个人物。小牙说他不记得什么时候看过这部电影了，不知道电影叫什么名字，导演是谁，演员叫什么，就是一直记得那个叫王玉的人物，非常可爱。他更加不可能知道那个被偷拍的女孩儿的一切。他去某家酒店赴宴，等电梯时看到并偷拍了一张。不能说小牙对着两个女人打飞机，只能说，他自己都不知道打飞机的对象是谁，这一对象的表象是两个女人形象的组合。小牙本质上是对着他所不熟悉的花花世界打了一次飞机，以排遣机关官场带给他的压抑。小牙强调那姑娘和他无关。 他对老婆咆哮：“如果有关系我搞人就是了，对着照片搞什么？” 他老婆认为，本质上，小牙是对她没有感觉了。既然如此，离婚吧。小牙吓坏了，这直接牵扯到他的前途，在激愤之下，他表示，可以挥刀斩断刚刚为他带来高潮的生殖器。 听到这里我忍无可忍，笑得热泪刷刷地从脸上滚下来。 “挥刀自宫后，小牙就可以对自己老婆有感觉啦？” 张无极说：“可以呀，生理感觉都没有了，只剩下升官发财这个感觉。小牙被老婆踢出家门，找我喝酒，很快就把他的事情给和盘托出了。” “政治上不够成熟。”张无极总结道。 两个小姑娘也都笑了，她们听懂了发生在小牙身上的一切。不知道此刻她们是否愉快地体会到，幸福的人是相似的，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 凌晨五点多，我们三个腰杆笔直，从陡峭得有些夸张的会所台阶上往外走，脚下的铁皮被我们踩得嗵嗵作响。我们互相问“怎么样”，答案都是“不错吧”“还行”。沉默一会儿后，我说：“真烦人，老婆搬出去还没回来，不知道怎么把她请回来。” 小牙第一次听说这件事，问了几句，在提问中，他的语气逐步恢复成领导干部的语气。张无极打岔说，小牙发泄了一个晚上，主要是因为恐惧，我嘛，我是因为热爱。他的话又一次把小牙打回原形，一个有家有口的中年人。 我们决定吃点东西再散，张无极带着我们往巷子深处走去，路过卖煎饼的摊点和扫地的环卫工人，路过污垢深厚的街道和苍白的天空，走进了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烧烤店。这个时候人还是很多，密密麻麻的人群围坐在几乎看不见的小桌子周围吃着喝着。 小牙对张无极说：“无极，我今天能不能回家去和我老婆再谈谈？”我忍不住插话说：“小牙，你怎么跟别人咨询情感问题的口气都像是领导发言？” 老板呼啸而来，麻利地把一次性的筷子、杯子和劣质不锈钢碗放到我们眼前，拿着纸和笔问我们吃什么。“二十个生蚝，二十串羊肉串，三份烤韭菜，三串烤青椒，三碗酸辣汤。”张无极熟练地报着。小牙连声说：“够了够了。”张无忌说：“这是早饭，还有六七个小时才吃午饭，你以为是吃夜宵吗？” 我觉得时间有点儿错乱，过去的十来个小时被切割得大小不一。我想起手机关机了，于是打开。没过一会儿，一条条信息涌出来，都是提醒我有未接电话。其中夹杂着几条短消息。电话都是老婆打来的，显然她有急事；再一看短消息，我一阵恐惧，她的急事是——她带着女儿回家了，就在我出门后一小时内。对此她有所解释：“女儿醒了，睡不着，喊爸爸，我简单收拾一下就回来了。你不在家，关机。” 她质问我：“你是出去找相好了，还是找小姐去啦？” 我把所有消息梳理一遍，她应该是凌晨一点左右到家的，此前她给我打过一个电话，到家后发了一个消息，然后又打了大约十个电话，最后发了两个短消息，时间是凌晨三点半左右。那时，我已经知道了小牙的事，但不知道自己的事。 菜和小吃一一端上来，我把老婆的情况说了。张无极满怀歉意地安慰我说：“没事，你就说和我们在一起，手机没电了。实在不行你把小牙的事告诉她，让你老婆给小牙打电话。”小牙也大度地下命令：“到八点你让她给我打电话。” 张无极立刻毛了：“为什么让她给你电话，你应该给她打电话！” 他们说着，电话又响了，是陈尚龙，和我确认这个周末回不回去。连父亲对我清明是否回去都不甚关心，看来，陈尚龙绝对有求于我。这时是清晨六点。三月的清晨不仅寒冷、苍白，清晨时分的真实街景肮脏丑陋、混乱无比。我们三个草草吃完烧烤，用啤酒润润嗓子，作鸟兽散。 七点不到，我回到家，随后就是没完没了的解释。 我对老婆说：“昨晚，多年没有联系的表弟陈尚龙连续打我电话，说是找我有事，一定要见我。我实在不想带他回家，如果你们在家，我可以带他过来，但是你们不在，我绝对不能带他回家，他回去到处说我们分居我就麻烦了。我只能深更半夜出去和他谈心。就在你打电话给我之后没一会儿。”说着，我把手机通话记录翻出来给老婆看。手机证明了昨晚很晚的时候陈尚龙确实打了我两次电话。第二次是十一点，我解释说：“他第二次电话时，已经到了附近了，我让他在新街口地铁站2号出口那家通宵营业的麦当劳等我。” 老婆又问我：“那我打电话给你的时候你怎么不告诉我这件事？”我解释说：“我自己又没有想好。我关机，不是出去干吗，是打算不理陈尚龙的，反正他也找不到我们具体在哪儿。但是我还是慢慢地走过去了，几乎是不由自主的，亲戚找我有事，我想拒绝，但害怕拒绝的后果，陈尚龙背后站着很多人，那可是一支没有边际的队伍哇。我真希望我到了的时候他已经走了……” 老婆奇怪地问我：“你怎么会慢慢地走过去呢？以你的性格，不理他就是不理他了呀，你这么冷漠。” 我绷着脸说：“亲情，是亲情让我慢慢走了过去，血浓于水。” 老婆笑笑，基本上相信我真的见表弟去了。 “那他没有走？你们谈了一个晚上？” “是的，一直谈到凌晨五点多钟，后来他坐第一班地铁回去了。他坐上了回家的公交车后又给我打了个电话，你看，就在……”我停顿一下，“就在六点整，这时他已经上了开往郊县的长途车了”。 “他什么事？”老婆语气非常不满，但是我听得出来她已经相信我确实一个晚上和陈尚龙在一起，她对陈尚龙也逐渐有了一些印象，一小部分是通过回忆，毕竟逢年过节时见过三四次，更多的是通过我的描述。有了印象之后，她同样认为，这个弟弟和我之间形同陌路，如此这般找我，一定是出了大事，可能是家庭对家庭之间的大型事务。 这时，我有了新的苦恼，陈尚龙三个电话都没有说找我什么事。我不知道怎么对老婆说陈尚龙的事。我不可能说，我们聊了一个晚上，难得一见的两兄弟，在市区最繁华的新街口的麦当劳，没完没了地喝着咖啡，周围尽是些十五六岁的年轻人和看不出年龄的服务业的姑娘，然后，我们什么都没有说。 我一狠心，告诉老婆：“陈尚龙找我有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他想离婚，要赔对方十万块钱，他打算跟我借钱。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和第一件是捆绑的，那就是，如果不借钱就不离婚，而我要负责帮他生一个小孩。” 老婆问我：“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他结婚后不能生育，但因为他们夫妻住在他父母这边，老婆来自遥远的西部，因此，舆论一致认为问题在女人身上，只有他本人知道是他自己的问题。他想让我和她老婆生个孩子。我是被证明过的，女儿长势喜人，异常可爱。陈尚龙见过，印象深刻。” 听了这种不着边际的话，老婆怒斥：“神经病，太过分了！” 2 凭着想象力和胡诌，总算让老婆相信我是和表弟待了一个晚上。但对帮他生孩子这件事，老婆明显不相信，我也不信。 九点多，我到了单位，一边和以往一样在电脑上浏览新闻，一边开了一个窗口，写下自己此时此刻最为烦恼的几件事。首先是陈尚龙找我到底什么事，十二个小时过去了，他居然一句都没有说，这比他说出一件我办不到的事还让我难受。看来他不简单，说一藏十，领导风范；其次是如果陈尚龙找我办的事，和我对老婆说的完全不一致，我又要花工夫去解释了，例如，他不是找我借钱（当然，他绝对不会找我帮他生小孩），而是找我安排或者介绍一份在城里的工作。何况这两者的性质完全不同。 发生在小牙身上的事，我也不知道怎么对老婆说，它不仅幽默滑稽，而且直指人心，黑暗无比。这件事几乎不能对任何人说起，每个听众都会聪明地联想到，当我说“我有个朋友”时，说的就是自己。 老婆打来电话，吞吞吐吐地说：“你表弟真的找你帮忙？”我站起来把办公室的门关上，不无嘲讽地说：“是呀，不然怎么会说一个晚上。他结婚四年了还没有小孩儿。他老婆你见过的，非常朴素的一个人，充满了乡土气息，个子很高……” 老婆打断我的话说：“那就是说，他不能生小孩儿，然后觉得你可以帮忙？” 我说：“应该是的吧！” 说完我有点儿后悔，我应该对老婆说出事实，而不是说出我的猜测。过去的几个小时里，我大致梳理清楚了陈尚龙的事，把各种道听途说和他的实际行为综合起来，我觉得他最大的麻烦就是和生育有关。在农村和新农村，不能生育是最大的罪过，会遭受一切恶毒词汇的形容。在结婚之后和女儿出生之间的三年里，母亲无所不用其极地催促我们要孩子。她使用的手段都局限在言语层面，但是这比动粗还粗暴，例如： “看到别人家小孩儿出生，发红鸡蛋，我只能躲在家里一个人哭！” “看到别人抱着小孩儿走在路上，我只能绕着走。” “人家问我，什么时候抱孙子，我难过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脸上还要笑嘻嘻的！” “再不生小孩儿，我们抬不起头来做人了。” 类似的表述以及更加恶毒和猛烈的措辞，甚至具体行动，陈尚龙应该都遭遇过了。我几乎能确定，他找我，背景就是他不能生育，如果他能生儿育女，就不会找我这个表哥——想到这里我觉得非常荒唐。 老婆说：“如果他要你帮忙，你就帮忙吧，还可以当成调剂呢！”她的语气中不乏哀怨与恶毒。 我的工作是做战略策划，文化、传媒、影视、金融、地产等各个行业都做。因为杂志社的关系，我的策划具备了两层意味，一是有半官方的性质，残存的权威感可以让客户满意；二是后续报道上，我们的杂志就可以解决。找我做战略策划，就等于找到了今后的出路，起码是字面上的出路。当我决定开始工作时，一种虚无缥缈的情绪又涌上来，我所做过的策划，大多数恢宏无比，满眼的空话、大话，乃至屁话，全都没有实现过，但却总是被客户认为不够磅礴。 我给张无极打电话，想约他中午出来吃个饭。小牙的事我意犹未尽，但主要是让他帮我表弟留一份工作，哪怕是保安。张无极手下有两家企业，帮人安排过很多工作。经过不断梳理，我可以确认陈尚龙找我无非三件事：一是借钱，但除了重大突发事件外我不会理他，因为我没钱；二是替他生小孩儿，这虽然是我自己臆想出来的，但这件事我恰恰可以应付，实在不行请小牙去，让领导干部的基因广为播撒；三是托我找个工作，离开故土，哪怕只是离开几十公里。这一点可能性极大，我得赶紧去找张无极。 电话打到张无极办公室，接电话的是他的助理coco。一听是我，coco说：“张总上午没来，说是昨晚喝多了，晚些来，但是到现在还没有来。”她问我，“您要不要先过来等他？”我在电脑里找到coco的照片，打开来，看着，这样和她说话有点感觉。她长得充满了异域风情，嘴特别大，颧骨特别高，人特别瘦，我不喜欢这样的姑娘，但是偶尔看看还是觉得确实有味道。 coco又问我一句：“您要不要先过来？” 我想了想，还是去了。 虽然是三月底，但是coco穿着极其暴露，超短裙加衬衫，外面披一件小小的粉红色西装外套。我坐在沙发上等张无极，让她打个电话。张无极的大嗓门通过coco的电话传过来，“你陪他，你陪他，我不去了，他现在有麻烦了，他老婆和他分居了，你陪好他。”coco的脸被张无极酒气十足的话熏得绯红。我看着她，觉得她就是一个奇迹，需要被充分解释的奇迹，她是怎么做到和张无极及其好友、生意伙伴和幕后老板们一一发生关系的呢？事实上，她是张无极的患难之交，这又是一个又长又臭的故事了，跨越了五六年的时光。 去年夏天，她当众号啕大哭，说自己最爱的人一点儿都不喜欢她，甚至不知道她最爱他。这种言情剧风味的表述让我们很抵触，我们懒得猜测她最爱的人是谁，是不是张无极。coco说完就开始吐。我第一次见到一个半裸的女人吐得昏天黑地，被咀嚼过并被胃酸泡过的食物把她全身包裹得严严实实。 想到coco把吃下去的东西全都吐在自己胸口的情景，我禁不住一阵反胃。我对coco说：“我有事，先走了。” 她说：“张总让我陪你。” 我说：“我没心情，先走了。” 她微微一笑说：“他不说我也想陪陪你。” 我说：“实在没心情，又在这个鸟地方。” coco固执地说：“你没事的话就再等等吧，中午我父母从老家来看我，再过一个小时他们就要下火车了，我还有一个小时时间。” 我看看她，点点头。于是，她坐到我身边。我们并排陷在沙发上。沙发表面全是油腻，这让我一阵恶心。我对coco说：“你父母他们怎么过来？” coco朝我这边挤了挤，我很自然地把手放在她身上，并且不断往衣服里面钻，几乎要钻到她身体里面去了。我们保持着这种奇怪的姿势，随后，coco长叹一声。 她开始说父母为什么来，父母情况如何，但说来说去还是说她自己。她有两个无比心疼她的哥哥，小时候无忧无虑，非常幸福。不过家里对他们太宽松了，自己十来岁就跟着两个哥哥喝酒，导致如今她酒量奇大。后来，不幸陡然间就降临了，大哥偷渡出国，至今下落不明，二哥淹没在黑道风云中，身中数刀丧命。那是一段昏天黑地的日子，等coco恢复过来，她愕然发现一个事实，即父母只剩下自己这一个女儿了，而且，自己和母亲相差三十八岁，和父亲差三十九岁，自己二十岁不到，父母都已经老了。父母对她最大的希望是能读完职校后找个工作，嫁一个老实本分的人，安稳过日子。未来女婿能够缓解他们对两个儿子的缅怀。但是，二哥生前的仇人和朋友，都打起了coco的主意，一个接一个找她。coco发现，原先哥哥的仇人，对自己倒非常尊重，而对自己特别不尊重的人当中，就有哥哥生前的好友。 她在父母不同意但也无可奈何的情形下，开始外出谋生，第一站是桂林，工作是传销。这形同坐牢，后来，她随同几个人一起挣扎着跑了出来，乘火车辗转各地，到了本市时，基本上山穷水尽，意志消沉，完全听天由命了。她由老同学介绍，进了一家非常高级的桑拿中心接客，第一个客人就是张无极。创业时期的张无极辛苦而无助，沉迷于声色场所。张无极被她的容貌和遭遇打动了，人性发作，风风火火地找了一圈人，像办营业执照那样，迅速将她弄到自己的小公司里。正是那次接客，coco发现了自己居然也算美艳妖娆，让人觉得有几分混血的感觉。而那天妈咪给她穿着打扮的定位，一直延续至今，小牙每次都调侃她：你怎么穿得像个鸡一样——以往，小牙和我都不知道coco确实做过一阵小姐，起码是完成了上岗前的培训。 我立刻为小牙以往数次的玩笑向coco道歉。 和张无极相处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她外来谋生，张无极是主场；她失业失身而张无极拉了她一把；她一穷二白，张无极好歹是个老板……凡此种种，让她最初的幻想基本破灭了。她的幻想是爱情和家庭。破灭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张无极生意越做越大，顺风顺水，而这一过程导致coco必须从张无极女人的位置退却到助理的位置。正是因为做了助理，coco必须以职业姿态示人，做好本职工作，随后她就被少许不良客户或要人盯上了，要发生点儿关系。张无极虽然粗鲁不堪，但心地善良，抵制了很多次，后来实在顶不住了，送上coco，拿到合同。为此张无极破口大骂，诅咒说，以后谁求我做生意，先把他老婆送给我。这句话和coco说的什么最爱的男人一点儿不爱她，隐约有种对应关系。 coco倒想得开，身上坚韧和泼辣的性格开始起作用。她说，如果不是遇到张无极，她现在大概要和几百个男人发生关系，现在难得三五个月和某个人睡一晚又有什么呢！话虽如此，她还是极其在意此事的，往往拼命喝酒，喝醉了任人蹂躏。 我们几个同学和coco发生关系，就是在她和张无极都为此深深困扰的时候。挑明此事的还是前程远大的小牙，他半真半假地质问：“你舍得把她给不相干的人，舍不得给我们？”张无极闻听此言兽性大发，很亢奋地认可了便宜外人不如便宜兄弟。coco也不拒绝。于是coco成了我们几个同学普遍的好友。这几位都是已婚人士，coco以调剂品的性质存在。她越是无所谓，我们越是愧疚和畏惧，可谁也没有勇气拒绝这个女人。我此刻就在她身上缓缓地抚摸着，犹如抚摸着一块价值不菲的玉石。 偶尔，张无极会醒悟似的问我们：“你们不会真的把coco当成我老婆然后来占我便宜吧？”他问得憨态可掬，让我们不知道怎么回答，只觉得他想得实在太多了。我们谁也没有收留coco的想法，原因是她跟每个人都那么熟悉。coco还是张无极的，但越来越不可能与他光明正大相处了，只能耗着，用术语说就是，无固定期劳动合同。张无极还跟我们透露：“coco其实对你们感觉都不错，真的不错。” 时间过去半个小时，coco说累了，停下来，小口小口喝水，有点儿发呆。我慢慢地抚摸着她裸露的大腿外侧，看着她的侧面，确实很漂亮。她扭头看看我，突然一下子抱住我，饱含深情地拥抱，脸在我的肩胛骨上越埋越深，似乎想和我黏在一起。 我让她保持着这个温情的姿势，然后轻轻推开她问：“你怎么啦？” 她说，父母这次来是和她摊牌——不回家结婚，父母就和她断绝关系。父母已经奔七十了，实在不想再被希望、失望轮番折磨。她自己也打算回去，这里的事都结束了。我一激灵，这些话理应对张无极说才对，刚才真情流露的拥抱动作，应该对张无极用才对。我被她当成张无极使用了一次。 coco开车把我送回单位，然后朝火车站开去，我站在路边看着她，感觉她踩油门时有一种决心，一种告别她喜欢但又无能为力的城市生活的决心。coco的红色轿车很快融入了车流，朝正北开去，我感觉，她会一直开，一直开，开到正北几千公里的老家，然后，她会抛弃coco这个名字，做回她的程丽英。 有时候我会羡慕离家很远的人，这样有长途跋涉，有路上的风景，有想念，还有所谓有家难回的感受，有终于到家的激动。我什么都没有，我的老家就在郊县，就是陈尚龙如今生活和战斗着的地方，距离我不过五十公里。 老家那里是丘陵地区，靠长江，山山水水，物产丰富，刀鱼黄鳝螃蟹甲鱼野鸡野兔蛇茶叶马兰头菊花脑野芹菜等特产层出不穷。每到时令，父亲都会给我弄一些特产，加上很多原生态的瓜果蔬菜。这成了我大学毕业后尤其是结婚后日常生活的调剂品。对此我一直觉得很愧疚，因为我还是保持着榨取的状态，我能给父母的少之又少。他们倒也豁达，反复跟我强调，只要我健康平安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回报。这是多么高的境界。 二三十年前，父母条件不好，他们强烈希望我能够好好读书，考上大学，出人头地。大多数身在农村的学生都如此这般地被教育过，督促过，我觉得父母的督促尤为强烈。于是我一路外出读书，实现了他们的愿望。而在此过程中，我和他们本人、他们的家庭渐渐生疏，往往半年左右不回家，回家也只是上午到，下午走，宛如一趟郊游，捎带走若干土产。父母以把他们变成陌生人的方式实现了他们扬眉吐气的愿望。 婚后，尤其是有了女儿之后，我回家的次数非常频繁，一次次让父母大呼小叫地站在路边接着他们的孙女儿，然后在邻里面前嘚瑟不已。看着他们忘乎所以的状态，我觉得我的举措是对的，城郊之间的路越来越好走，开车不过一个小时，我要让自己经常回来，让父母在年近六十时感受到天伦之乐。即便如此，我还是觉得这一模式是有问题的，它建立在我们必须分开来的基础上。首先，分开来，然后，走近，充盈亲情，践行孝道。这多么别扭。 我问过离家几千里远的人，比如coco，对父母及老家有何感受。他们的回答都是“非常好”“想家”“想回去”。这让我觉得，我的问题在于我和父母太近，我应该去更远的地方谋生，客观上，非春节不能回家，这样更纯粹，更符合我之前外出读书的轨迹。但他们也表示，不希望父母过来看自己，这很麻烦。这一点我感同身受，我甚至不能接受表弟在晚上十点钟打过来的持续十五分钟的电话，怎么能接受父母过来和我住十天半个月？ 我没有问过陈尚龙这样依然和父母住在一起的人，他们有什么想法，是否觉得麻烦，烦躁，放不开手脚，父母的眼神总是充满了抱怨和指责。看来，我要抓紧去问问陈尚龙，你和你父母住一起有没有矛盾，衣食住行怎么处理，你想不想分家，想不想再出去打工？ 陈尚龙，还有其他几个表兄妹，依然留在父母身边，这是我的另一种状态，只要当年若干次的升学考试中的某一次出了问题，我就是陈尚龙，遇到解决不了的事，也可能打电话给城里的亲人求救。 几年前，一个无比庞大的开发区计划开始推行，老家开始拆迁。2007年，家家户户门前被围上了红线，用于测量和计算，新的建筑不允许再建，一砖一瓦都不能添加。年底，拆迁完成。村民被安置到镇上的一个巨大无比的小区里。一直到现在，这个冠名“上林龙凤苑”的小区还在膨胀之中，给人的感觉是它已经有了生命，它的身体和灵魂都在膨胀中，它正在实现自己的愿望。 但直到2009年，分给我们家的房子还没有建好。父亲常常指着轰鸣的工地说：“我们的房子就在那边。”在新房子建成前，他们只能租先前拆迁户的多余的房子。这一住就是两年。两年里，母亲每天都郁闷烦躁。从几百平方米的院子，搬进几十平方米的公寓里，谁都会憋屈。老家的院子在当时当地是一景，除院墙、树木花草、楼房、猪圈、车棚和水泥场等常规配置外，还外挂了两个将近四十平方米的厨房，更为过分的是，院子里有菜地和鱼塘。那是一个关上院门都能实现自给自足、繁衍生息的院子。我大学暑假时，往往两个月都不迈出院门一步，从不觉得无聊和压抑。住进公寓，一切都成云烟了。 母亲不舒服的第二个原因是，她居然租房子住。她反反复复地在我耳边唠叨着：“我居然要租房子住，我辛苦了一辈子，现在居然租别人的房子住！” 在她看来，租别人的房子，是万般无奈之举，是居无定所、颠沛流离的象征。租别人房子住的人，是日子没有过好的人，是流民，是外来户。在以前的村子里，有一两家外来户，逐渐成了本地人，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即便如此，母亲和其他人一样，对他们始终抱有抵触和蔑视。人家已经安居乐业，鄙视的原因仅仅是：离开故乡，到了异地，租房子过渡。 不仅房子，母亲对一切租赁都心存抵触，任何事情，首先考虑的都是自己家的。不知道她的思维到底是停留在大而全的新中国时期，还是停留在家族与家庭解决一切问题的农业社会里，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母亲怀着对新住处的不适应和新身份的不适应度日如年，她一次次鼓励父亲到周边的村子里弄一块地，再复制一个当年的院子。地勉强可以找到，但非常偏远，往往都是在丘陵深处。考虑到安全和生活便利等问题，母亲放弃了。可笑的是，她的放弃和她对公寓的适应是同步的，她渐渐地发现住公寓没有想象的那么坏——她大概体会到广厦万间卧眠七尺的含义了。 到了2009年，经过竣工仪式、抓阄挑房子和简单装修后，父母终于搬进了属于自己的房子，母亲解决了困扰她的两大问题。她对住在小区里开始适应，同时，不用再租房子了。她开始了心满意足的生活，和大家一起歌颂拆迁和一系列政策。这是表面的，更为具体的是，她用研究村子的细致眼光打量这个小区，楼间距她很满意，绿化她很满意；从家到超市的距离非常远，步行正好充盈了老年时光；对停车场她也满意，因为那里总是有空位子，她想到我们回家不必到处找车位；对自行车棚她也很满意，有人在车棚下架起了煤炉用于烧菜熬汤，这让她回想起还在农村的时光，过去挺好，现在能局部回到过去，也非常好。 母亲最满意的是小区旁边的人工湖。那是一个一眼望不到边的人工湖。起初，那里只是一块长满茅草的空地，领导们说，要有水，于是，就有了水。群众很满意。领导说，要有湖，于是水面扩大，水纹荡漾，人工湖成形了。领导又说，要有沿湖大道，于是，道路出现了，把水面和周围分开，群众可以在人工湖大道上散步，清晨或者黄昏。领导又说，湖要大。于是，继续挖，继续挖，一个占地五千亩左右的人工湖出现了。这个湖太大了，但和广袤的乡村相比，它仅仅是一个湖而已。岸边修建栈道，栽种柳树，安置仿古的亭台楼阁和石碑，石碑刻上主要领导的名字。 一个小环境形成了，母亲对此无比热爱，她无数次形容人工湖的好处，犹如她多次形容我们不生孩子的危害。 绕湖走一圈要一个多小时，我晚饭后走一圈，身体感觉轻轻松松的。 湖边空气好，湿气足，我走的时候大口大口呼吸。 坐在家里看看湖面，视野开阔。 有时候和人谈事情，就沿湖走着，一边走一边说话，偶尔遇到熟人打打招呼，一圈走下来，事情也谈完了。 我以后要是能每天带着孙女沿着湖走走，我都能笑醒了。 时间一久，人工湖的人工痕迹逐渐被抹去，它越来越野生，以至于有人偷偷弄了小船到湖里去捕鱼。为了净化环境，营造生态，湖里有大量放生的鱼，捕鱼这一恶劣行径一经发现就遭到了制止。母亲绘声绘色地和我说起那个场面：几百位沿湖锻炼的小区居民，以中老年人为主，把捕鱼的人连同他的船给抬了起来，扭送到管委会去了！ 小区的人越来越爱这个人工湖。这里的居民，原先散布在附近的丘陵中，大都靠长江很近，对水，尤其是不会暴涨没有漩涡的水有着天然的喜好。因此，人工湖受到了他们的珍视，虽然混迹于工业区，但水面越来越澄清，从未有过倾倒垃圾的事情发生，柳树和野草越来越茂盛。人们爱死了这个人工湖，甚至非常遗憾它怎么不早一点儿出现在的生活中。更进一步，有人开始抱怨，为什么不早一点儿拆迁，搞开发，挖人工湖，害得他们做了多年的农民，总是弯腰驼背。 2010年年底，人工湖命名仪式在湖边正式启动，它被命名为“言湖”，因为它的位置原先是一个叫作言村的行政村。我所在的杂志社受邀参加，杂志社领导还是发言的嘉宾之一。我因为是本地人，他的发言稿是我写的。如果我不是本地人，稿子还是我写。但因为我是本地人，领导们寄予厚望，并且反复鼓励我，好好写，给家乡做贡献——这让我羞愧难当，近二十年来，我一直从家乡把资金、物产和情感往城市转移。 我如今不记得全文了，但我送给了这个湖一个耸人听闻的广告词，以此嘲讽母亲在拆迁后几年态度的剧烈变化。我写下的广告语如今写在湖边硕大的广告牌上，雪白的黑体字可谓触目惊心： 在月球上能看得见的人工湖，在月球上能感受到的新农村。 需要补充的是，两次提到月球，是因为在剪彩仪式的当晚，开发区招待各方贵宾吃饭，饭桌上有人提出来，光有名称还不够，要有广告语，广告语要写在长二十米、宽十米的广告牌上，广告牌要竖立在国道两边，连续一百块，让南来北往的人都看到，都记得。领导们还希望今后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继续扩大人工湖。扩大到多大呢，一个人拍马屁地说：“要大到在月球上也能看得见，和长城一样！” 有人说：“实际上在月球上是看不到长城的。” “但不是一直这么说吗？”某主要领导淡淡地说，“虽然看不到，但是一直说，那，我们也争取能变成在月球上能看到的人工湖吧，虽然实际上看不到。” 领导的智慧让人无法形容。我的广告语其实就是领导的创意。 随后有人附和说：“人工湖要成为一个生态圈，湖边绿树环绕，鸟语花香，适合开放房产，比如养老房产。湖中央有很多座小岛，有的专门用于有机蔬菜种植，有的用于商务接待，有的用于居民健身，有的用于行政办公……每个小岛都有宽敞的木桥和对岸以及其他小岛相连，这个木桥要坚固无比，水泥打底，实木铺就，可以在上面并排开两辆大巴车……” 这个人工湖要包含各个产业，自给自足，生生不息！ 另外的人附和说：“要成立一个言湖招商管理委员会，专门用于管理言湖。” “重要的是搞好生态，生态是基础。”某个大领导冷静地指出问题的核心。其他人越发地附和。 突然有人高声唱起来：“言湖水呀，浪呀嘛浪打浪啊，言湖岸边，是呀嘛是家乡啊。清早船儿，去呀去撒网，晚上回来，鱼满舱啊啊。” 后来就成了合唱：“四处野鸭和菱藕，秋收满畈稻谷香，人人都说天堂美，怎比我言湖，鱼米乡啊啊啊啊啊……” 我在歌声中离开了饭局，装作出去接电话。但是我不能就此离开，我是客人中的一员，虽然不重要，但因为是本地人而略显突出，话题往往向我围绕过来。在室外深呼吸几口之后，我确定歌声已经停止，又走回包间。有人对我说：“刚才主任说了，《洪湖水浪打浪》这个歌很经典，我们言湖，也要有自己的主题歌。还要麻烦你操刀，作个词……”对此，对家乡的事，我只能忍受。我一直忍受着这个时代的不幸和病痛，主要是忍受疯癫。 当晚，我就编出了上述广告语。而我原来写的广告语是：言湖美景诉衷情。这小小的器局，土鳖的措辞，和领导相比差距太大。 3 五天后，我和老婆、女儿回家上坟，出发时我给父亲打电话，告诉他我们回来，但不要准备午饭，陈尚龙请吃饭。父亲对此有几分奇怪，他知道，我和表兄弟们仅限于寒暄问候和没话找话。但他也觉得，和陈尚龙等表兄弟坐下来叙旧喝酒是我成熟的表现。 上坟的过程简约而不简单。程序是固定的，不难完成：烧纸、磕头、放鞭炮、离开、一步三回首。但这其实不简单，因为它太容易敷衍，想要一丝不苟地完成需要极大的耐心和对先人的敬畏。 我毕恭毕敬地做着每一个动作，虔诚得几乎可以拍成纪录片，冠名为“传统的复兴”。然后我下山，开车来到镇上，找到陈尚龙定好的“小广东”饭店。陈尚龙已经坐在包间里，只有他一个人。 看到我和老婆，陈尚龙“呼”的一下站起来，大喊一声：“哥哥嫂子！”他的语句带着激动和悲痛，搞得我一下子回到刚才上坟时的情绪中，上坟时，尤其是跪倒在坟前给毫无印象的爷爷奶奶磕头时，我的心情就是激动而且悲愤的，悲愤是因为我记事前爷爷奶奶就已经过世，我记不得他们；激动是因为我感觉到了坟场的潦草、上坟的敷衍和自己的抵触。我对这一切存疑，以至于很激动。 陈尚龙请我坐下，递烟，倒茶。我喊服务员过来，之后拿出一包茶叶给她，让她重新泡一壶茶。这一举动让陈尚龙有点儿尴尬，他说：“我应该准备一壶好茶的。” 他用方言说了这句话，我感觉特别亲切，也用方言对他说：“这不是讲究，这茶叶不值钱，我随身带着是因为我经常出差，难免吃得多动得少，多喝茶好。”陈尚龙连连称是，老婆在旁边讽刺说：“那你就是穷讲究。” 我对老婆说：“我们还能讲究什么呢，只能讲究茶烟酒了。” 陈尚龙听了，哈哈大笑起来。我被他的笑声震住了，愣在那里，随即掏出烟来抽，陈尚龙赶忙也掏出烟给我递过来，我叼着烟，脸上烟雾缭绕，毫不客气地伸手接过他的烟，似乎这是在酒吧里和老朋友聊得忘乎所以。 在我的坚持下，陈尚龙去掉了三个菜。很快，一道道菜出现在我们眼前，还是有八个之多，我们只有三个人，老婆又一贯以少吃减肥为人生第一要务。我看着面前的菜，觉得负担深重。过个把小时，等它们被吃得差不多时，陈尚龙的事情就要和盘托出了。 我对老婆说：“要不你先回去照顾女儿，他们可能搞不定。” 老婆对此有些不满，从镇上到父母所在的“上林龙凤苑”，有一公里，她甚至没把握认识回去的路。同时她还不放心我，害怕我喝得晕乎乎的然后就答应了陈尚龙的事。准确地说，她害怕我借钱给陈尚龙。这是概率最大的事，又害怕我答应帮他生孩子。这是谁都知道最不可能的事，但谁敢保证不会如此呢？ 我不能让她一直待在这里，甚至一开始就不该带她一起吃饭。陈尚龙一开口，就可能暴露出我和他根本没有所谓的彻夜长谈，陈尚龙的事压根儿不是我之前说的借钱和代育。于是我滔滔不绝起来，摆出不让陈尚龙主动说话只需他回答问题的架势。 我问：“姑姑姑父现在都好吧？” 回答说：“都挺好的，小卖铺早就关门了，我妈妈现在去开发区上班了，还是舅舅（我父亲）帮忙安排的，扫马路，一天工作十个小时，一个月一千八百块钱，一星期休息一天，高温时有补贴。我爸爸还是在做木匠，不过现在他们几个人搞了一个装修队，给人做装修。” “那现在还有没有人打家具？” 回答说：“有的，很多，我们这边都不买家具，自己打，我爸爸生意还不错。有时候他们进城去装修，通过拐弯抹角的关系找到的生意。他们装修便宜，质量又好。金色家园、湖光山色那几个好楼盘，我爸爸都去干过。我之前在康欣家园做过两个月保安，也给我爸爸介绍过一笔生意。” “那你爸爸是装修队的负责人？” 陈尚龙有点遗憾地说：“不是的，他们没有负责人，谁找到的生意，谁就是负责人。一个人找到生意，比如说他是瓦匠，那他就再找齐木匠、电工、漆工等几个人，他们就一起去干活，工钱事先谈好了，牵头的人多赚一点儿。” 老婆插嘴说：“那好哇，我们马上要换房子，到时候请姑父来装修。”老婆用了“姑父”，陈尚龙备感亲切，感激地看了老婆一眼说：“要是哥哥嫂子你们同意找我爸爸装修的话，保证又好又快又便宜，我也可以一起去帮忙，做小工。” “陈美丽现在干吗？” 陈尚龙皱皱眉头说：“我妹妹现在在苏州，和她老公一起在一个合资的工厂里上班，总是没有休息日。” “什么厂？” “我也不知道。之前是一个电子厂，后来说换了一家工厂，具体是干什么的我也不知道。” “你打一个电话不就知道了！你给妹妹打电话也要想半天哪？” “我最近都没给她打电话，他们上班时不能接电话，下班时间要忙着买菜做饭，休息时间很短，我有时候也忘记给她打电话了。” 我抽口烟，叹了口气。表妹如何工作我没见到，但是我知道应该是很机械化的劳动，从早到晚不得闲，为加工贴牌大国添砖加瓦。 “我不记得陈美丽长什么样子了，”我对陈尚龙说，“真是不好意思，十多年没有见过了”。他如果有心，应该能联想到如果不是现在面对面坐着，我也不记得他长什么样子。陈尚龙倒没有什么不良反应，而是关切地问我：“哥哥你最后一次见到我妹妹是哪一年？” 他问得非常郑重，似乎我和表妹陈美丽之间的关系是一件非常严重的大事。我被他问得鼻子一酸，想不起来最后一次见到陈美丽是哪一年。非要追溯，大约十年，而十年不见，我感觉自己从未见过陈美丽，从未有过这么一位表妹。这十来年我自己都做了什么，大概只有自己知道了。 说话间，我们各自喝完了四瓶啤酒，就要进入正戏。老婆这时很抱歉地说：“我吃饱了！”她说着，一脸无辜。她总是在吃饭前热切盼望有什么好吃的，但是任何好吃的，她三两口之后就吃不下了。 我又一次说：“要不你回去吧，我真的不放心女儿和他们一起吃饭，担心老两口抢着喂她，宠她，我们回头就麻烦了。” 老婆想了想，认为确实有这个担心，问了回去的路怎么走，站起来走了。陈尚龙跟着站了起来，要送出去，我说算了，她又不是小孩子。老婆白了我一眼，消失在门口。 我们继续喝酒，不停地抽烟。包间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满满一桌子的菜，虽然没有刀鱼，但是足够丰盛，足够新鲜。看着这些菜马上就要通过消化进入血液，我一阵感叹。这些食物把我养大，现在再次咀嚼这些加了很多油、很多盐和很多糖的菜肴，我觉得这些菜没有坚持自我，太像一般饭店里的做法了。 陈尚龙不知道我在想什么，但陪着我沉默，似乎铁了心要我先开口。我只能问他：“尚龙，找我到底什么事？几次你都没说清楚。” “感情问题。” 我差点儿笑出来，在我的意识里他不应该存在感情问题，我也没有感情问题，女儿一天天长大，哪里来的感情问题。当然，冲动有时会被误解为感情问题。 “我觉得我不是我父亲亲生的，”陈尚龙接着说，“我想找你帮忙，带我和他去做亲子鉴定。” 我愣住了，呆呆地看着他。他瘦削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甚至没有一点儿血丝，大约是太辛苦了。 他倒也没回避我，而是恶狠狠地说：“哥哥你看看，我到底像不像我爸爸。” 确实不像。姑父已经老了，犹如风干的树枝。陈尚龙没有老，只是过分地消瘦，但依然精神饱满，身材挺拔，相信连续吃上半年一年一定会发福发胖。至于他们父子之间到底像不像，我不知道。我想了半天说：“你妈妈知道哇，她怎么说？” 陈尚龙沮丧地说：“她说她也不知道。她居然说她也不知道！就是因为她说不知道，我才确信我不是我爸亲生的。” “你今年三十三岁了，姑父多大了？” “五十七岁，二十四岁有的我。”他说这话的时候几乎有点儿咬牙切齿。 我想了想说：“你看，姑父都已经奔六十岁了，你是不是他亲生的都无所谓了，养了你这么多年，你还想怎么样？” 陈尚龙沉默不语，我继续说：“那假如他不是你亲生父亲，你亲生父亲是谁你知道吗？有没有什么眉目？” “我妈妈死活不肯说，我猜，可能是外地人，反正周围没有一个像的。” “你是不是有段时间看谁都像你爸爸？” 陈尚龙白了我一眼，默认了：“我也不想怎么样，但是我就是想知道我是不是他亲生的。” “姑父对你一直不错吧，亲生不亲生都不重要，你就认了，然后给他生个孙子，大家皆大欢喜。” 陈尚龙沉默一会儿，带着哭腔说：“哥哥，就是因为不知道他是不是亲生的，所以一想到自己还要生小孩儿，我就有心理问题，做不来呀！” 包间外面是其他的包间，不停地传来吆喝声和爆笑声，我站起来，把包间的门关好，然后看着窗外的树枝、蓝天发呆。这小饭店临街，下面是拆迁后形成的一条街道，异常热闹，各种机动车、非机动车川流不息，城乡接合部杂乱喧嚣的奏鸣曲时刻不停地上演着。我心烦意乱，表弟的这个烦恼让我猝不及防，而他一直在找我，这说明了他已经视我为一家之主，从此他凡事都会找我，而不是找我父亲，他的舅舅。当然，他更加不会找他自己父亲了。 “你想怎么办？”我硬邦邦地问陈尚龙。 “做亲子鉴定！”他斩钉截铁地回答我。 “然后呢？如果是亲生的，你们的感情算是完了；如果不是，你和他断绝一切关系？” “这个我没想好。” “那你马上想！”我用命令的口吻对他说，然后自顾自地喝酒吃菜，掩饰自己的无能为力。可怜我读了那么多书，遇到真正的大事总是像个白痴。 有什么办法呢，我承认我没有办法，陈尚龙也没有办法，但是在酒精和劝说的双重作用下，他答应我，不去想自己亲生父亲是不是姑父，就当是了，抓紧生孩子，然后争取做个生意，不再当保安。 我说：“不管你爸是不是亲生的，你妈生的你错不了，你妈是我姑妈，所以，你爸爸就算是个外国人，你也是我表弟呀！”我这么说，他非常感动，跟我喝了一大杯啤酒。 可是表弟很快又有疑惑了，他说：“母亲相当于土地。种子和土地无关，我到底是谁的种呢？”他这么说，说明他释怀了，大胆而且自嘲地说出了自己的疑问。或许，这也是因为喝醉的缘故，我们一人喝了七八瓶了。 我赶紧说：“你别想那么多，我最近是没在老家，但是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一句议论。你想想，这种事是最容易让人议论的，没有人议论你呀！” 表弟点头：“干杯。” 我承诺他，如果做生意，可以借一笔钱。不多，但可以抵挡一阵子。 我们两个带着一身酒气和轻微的踉跄下楼，我对他说：“你走吧，我埋单。” 他刚要说什么，我有点儿生气地说：“你不要瞎扯了，我埋单。” 他走了，我埋单。这顿饭一共是五百五十元，我有点儿意外。除了庸俗无比的口味之外，乡下的物价也毫不留情地向城里看齐了。老板站在漆黑一片的房间深处，吧台后面，慢悠悠地数钱给我，还问我：“口味怎么样？”我回答说：“嗯，嗯，嗯，不错，还不错。”然后转身走了。我酒后容易愤怒，老板问我口味如何，我感到很愤怒，只能用最克制的态度来对待他，那就是什么都不说。口味已经完全谈不上了，所有的菜都是油里捞上来的，所有的菜都一个味道。 出门，太阳很刺眼，我正要往左拐回父母家，右边传来一阵阵怒吼声。这声音距离我有几十米远，在我和这声音之间，已经充塞了很多人，他们朝吵架的现场围拢过去，我也跟在后面。不时有人从我后面超过我，此情此景，像是小时候某家给新房子上大梁，有人站在屋顶上往下抛撒糖果，人们纷纷往前涌，挤得密不透风。 到了现场一看，表弟坐在地上，正在抱着脑袋抽泣，委屈加上醉酒，让他看上去无比可怜。一个女人正在指着他大骂，骂的同时挥舞着胳膊，伸手抹自己的眼泪，跺脚，踢陈尚龙，整个人犹如陷入癫狂的舞蹈状态。我看了看这个女人，很面熟。旁边有人小声说：“是他第一个老婆。”我再看看，确实，是陈尚龙的老婆王珊珊，我逢年过节时见过她几次，但我对“第一个老婆”有些莫名其妙。 围观的人一直叽叽喳喳说着什么，陈尚龙也很奇怪，一动不动地抱着脑袋坐着，虽然浑身透露出悲戚难受的气息，但也是一副事不关己随遇而安的架势。我在想，要不要上前去拉开王珊珊，王珊珊又开始骂了：“你自己不能生小孩儿全怪在我头上，非要跟我离婚。你现在又结婚了，你生个小孩儿给我看看，看不到你生小孩儿我就不离开这里……” 人群一阵骚动，有的嬉笑，有的凝重，不少人在叽叽喳喳。王珊珊是宁夏人，从遥远的西部嫁到了水土肥美的本地，本来以为三生有幸，现在看来，她原来早就被陈尚龙休了。我对表弟真的是毫不了解，包括结婚、离婚这么大的事。我抽根烟，看着他们吵架，也想着怎么办。 王珊珊突然哀号起来：“我回不去了，回不去了呀……”说着她就半跪在地上，单手拼命拍打着地面，地面上全是碎石子和各种锋利的玩意儿。我一哆嗦，赶紧把烟扔了，冲过去把王珊珊拽起来，还喊了一嗓子：“别哭了，起来！” 她大概奇怪有人这么理直气壮地命令她，站了起来，有点儿惶恐地看着我。我不知道是我的语气震住了她，还是她认出了我。我转脸朝陈尚龙踢了一脚，骂道：“快起来，不要装死。” 陈尚龙仰起满是泪痕的脸看看我，喊了声：“哥哥，我不想活了。” 我又踹了他一脚，骂道：“要死回头再死，你先把王珊珊照顾好，她住哪里？” 这句话一出口，周围有人哈哈笑了起来，我隐约听到有人说：“她住哪里都行。” 饱含深意的窃窃私语让我有些愤慨，我一直觉得表弟把不能怀孕怪罪在王珊珊身上实在过分。随着周围的嘲笑声越来越大，我也忍不住骂了表弟一句：“你怎么这么傻逼，还坐在地上！” 他恶狠狠地站起来说：“哥哥，你骂我不要紧，你还欠我妈妈四百块钱呢！” 我有点儿错愕，这种转折实在让人猝不及防，我也记不得这件事了。 “你上高中时跟我妈妈借的。我妈妈说的，1995年的事，那个时候银行存钱利息很高，到现在快二十年了，你欠我们几千块。” 喝得醉醺醺的我立刻冲过去，朝他耳根子狠狠抽了几下，他带着怒气和惊恐看着我。我一边打一边喊，“你妈的，你好好想想，我老头子给你们家办过多少事，要算钱，你先给你舅舅送一笔钱去。” 周围的人又开始议论起来，这让我也有点儿抓狂，家丑外扬的感觉非常明显。王珊珊又喊了起来：“陈尚龙你是浑蛋，你们一家人都是浑蛋！”她不是为了给我解围，但确实是给我解了围，这一家人想必不包含我。王珊珊冲着被我打得发蒙的表弟一句句吼着：“你们就是一家浑蛋，都是浑蛋！” 一向老实巴交、沉默寡言的表弟突然爆发了，跳起来，一巴掌甩在王珊珊脸上，王珊珊被巨大的力量冲击得倒退了两三步，很奇怪、很缓慢地倒了下去，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我打电话让老婆开车过来把他们俩拖走。然后我看看周围的人，想找找有没有认识的。但是我在家乡混得实在太差了，没有认识的。我只得对着一位穿着打扮比较靠谱的人说：“大叔，别看了，你让大伙都散了吧！”我的话大概赋予这人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权力，他真的指挥大伙儿散开，还有一两个人也跟随他一起指挥起来。一会儿，大家全散了，附近几个开店的人靠在屋檐下看着我们。 过了十几分钟，老婆过来，茫然地看着我，一个劲问：“怎么啦，怎么啦？”我告诉她，我也不知道出什么事了，但是确实是出事了，王珊珊跟陈尚龙吵架，很凶。然后我转脸对他们两个说：“上车，回家再说。” “回哪里？”王珊珊问我。 “你住哪儿？”我随口问道。 王珊珊听了，突然大哭起来：“我没地方去！”她又冲着处于痴呆状态的陈尚龙叫起来：“都是你们一家人害我，你们不得好死，你们出门就被车撞死……” 陈尚龙闷声闷气地骂了一声，随后他又一次狠狠打了王珊珊一巴掌，王珊珊又一次仰面朝天倒在地上。她倒下的姿势很熟练，似乎经过千锤百炼，但是，这一次她头上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撞击声。 我们扭头看着她，只见一丝细细的血迹以势不可当的速度从她厚厚的棉衣下面冒出来，随后蔓延开，地上快速出现了一摊漆黑的血水。我们吓坏了，陷入了集体沉默，似乎再也不会发声。 “陈尚龙，你是畜生，我流产了。我怀孕几个月了，我能怀孕，是你有问题，你不是男人……”一阵叫嚷之后，王珊珊倒在我老婆的怀里，昏厥过去。 我死死抓着表弟的手，希望他不要再有任何举动。当王珊珊喊出“不是男人”之类的话时，我看到表弟的脸在抽搐，眼神里流露出我从未见过的凶狠和悲哀。这都是冲着他自己来的。我担心表弟在强烈的自责和气愤之下对自己痛下杀手。 姑父、姑妈来了，似乎他们一直躲在附近，千钧一发时再现身。我对老婆说：“扶她上车，去宝山医院。”又转脸对姑父他们说：“姑父、姑妈，你们把尚龙拽回去吧，他喝多了。”姑父冲我点点头，拖着陈尚龙转身就走。陈尚龙见到父亲，没有什么疑惑和停顿，非常乖巧自然。他踉踉跄跄的，似乎随时要栽倒，姑父则身板笔直，有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坚强。 老婆开车，我们在限速每小时一百公里的新国道上飞快地开着，车速偶尔冲到一百一十公里左右。拐上国道朝北开去的时候，我在倒车镜里看到了一块巨大的广告牌，那行出自我本人手笔的广告语： 在月球上能看得见的人工湖，在月球上能感受到的新农村。 广告牌下，几个人正在比画着几根粗大的绳子，往广告牌上套。大概是要拆除这块浑蛋广告牌，大概是领导的领导看了不爽。人工湖已经不是人工湖了，大家都认为这是浑然天成的，古已有之，自己应该生活在它附近，生活在它的气息和荡漾之中。 我不断提醒老婆，别开太快，快不了几分钟的。老婆降下车速，保持在八九十迈的样子。我扭头看看后座半昏迷的王珊珊，她挺好看，但是此刻在悲哀和疼痛的反复折磨下，脸色死灰。她几乎没有脸了。 有一阵，我觉得速度消失了，噪声消失了，周围一片安静。父母、表弟、姑父这些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人，让我觉得一种全然的陌生。似乎我今天才来到这个世界，在“上林龙凤苑”一带落地，然后生根了，没有办法去更远的地方。 老婆问我：“你表弟到底是不是亲生的呀？” 我真的不知道，很多事情我都不知道。我十四岁就出去读书了，而且每次回来，我都以为再也不会回来了。 2014年 尚龙小传 1 周五晚上，师弟张少阳喊我一起吃饭，说好久没有见了，聚聚。除了师兄弟这层关系，我们还在同一家出版集团工作，算是同事。 在华丽的“盛世大酒店”，我找到“贞观之治”包间，里面已经坐着四五位不认识的人，大体上都是文化、教育、新闻业的出版同行。我说：“他妈的，贞观之治，按照这个标准，能有几间包间？”对面一个学究模样的人说：“到了1978，就一年一个包间了，这家老板很用心。” 另一个人问：“那到哪一年结束？” 那人说：“不知道，没仔细看。” “不能结束哇，比如说到2010包间就结束了，岂不是又犯了政治错误？”大家欢笑起来。张少阳很快出现了，随后又来了一男两女，大家互相介绍，“你好”“你好”的声音于是此起彼伏。 饭局上的话题紧紧围绕2014年的中国展开，缤纷、混乱、暧昧、刺激、无知，更为重要的是，多。这些我都没有兴趣，我只关心诗歌。无论我是在唐朝还是在今后，我都会只关心这件事。当然，这件事我无法证明，我既不生活在唐朝，也不生活在今后，而是生活在当今。当今让我有了一个唐朝没有、今后或许也不会有的爱好——足球。这个爱好成了我的标签，很多人说，一看到我，马上就感觉一个劣质的、脏兮兮的业余比赛用球滚了过来。 我感觉到，右手边的小伙子也非常厌倦。我突然问了一句：“你踢球吗？”他连声回答说：“踢球踢球，不过好久没踢了。”张少阳插嘴说：“杜雷踢球很好，杜雷你以后可以跟着牛老师踢球，牛老师坚持每周一场。” 我纠正说：“不是坚持踢球，是没有球踢的日子我也坚持过来了。”大家笑笑。我对杜雷说：“要不明天上午你跟我去踢球？” 杜雷解释说：“明天不行，杂志社组织了一个夏令营活动，带学生去安徽马鞍山的采石矶采风，瞻仰大诗人李白的风采。”张少阳说：“牛山你如果明天没有事，倒是可以跟杜雷去采石矶，玩一天。” 大约一个小时后，我决定跟他们一起去采石矶。去采石矶，要路过我故乡所在的县，如今已经改为区，要经过老家所在的镇，现在改为街道。路过老家而只是远望，这样的机会并不多。我要了杜雷的电话，说好明天上午在集团门口集合，八点准时开车。 2 车上非常吵，几十个来自全省各地的小朋友在想象着长江的壮阔，讲述着各自的精彩生活。他们十来岁就感觉到生活非常精彩，那么往后几十年，生活要精彩到什么程度他们才会罢休？杜雷负责另外一辆大巴车，这辆车上的工作人员叫王晓燕，也是张少阳手下的编辑，浓妆艳抹，用浓妆艳抹转移我们对她长相的注意力。她长得实在是太丑了，对此我充分尊重，我长得也丑，像一个粗糙的足球。车上还有一个旅行社的导游，姓司马。王晓燕口口声声称呼她为“司马导”。难得听到如此烦琐的简称，我对王晓燕说：“你烦不烦，还不如直接喊她导游呢！”王晓燕笑了笑，往前走几步招呼学生，又猛然回头对我说：“或者喊她司导！”她说着，眨眨眼睛，做出一个坏笑的表情。 车子行驶在最右边的车道上，绿化树偶尔会贴近车窗。我长时间看着绿得发黑的树枝，它们排列在高速两边，连为一片，成为一道墙壁，隔开了飞速的车辆，也隔开了静止不动的丘陵、年复一年的村庄和缓慢移动的老人。透过树与树之间的缝隙，我看到了静默的乡村。 车子猛然发出一声巨响，司机减速、刹车，巨大的车身颤抖着缓缓开向路边应急车道，伴随着瘆人的摩擦声。因为大巴车是两个轮胎并排，因为车速慢，车里人多，甚至因为道路很平坦，我们没有遭受翻车撞车之类的危险。很多小朋友直到车子停稳，才知道爆胎了。对于爆胎的后果，他们没有概念。 王晓燕、司导还有司机，都掏出电话联系前面一辆车。他们联系的人想必是对应的，王晓燕联系杜雷，司导联系前一辆车的导游，司机联系前一辆车的司机。车里叽叽喳喳吵个不停，同学们都在打听出了什么事，怎么不走了。两个男生把鼻子贴在车窗上，看着一辆辆车子从眼前飞驰而过，嘴里冒出一声声惊呼：“奥迪！”“迈腾！”“奔驰！”“三菱！”“哇，路虎！”“这是什么车？”“这么大的卡车！”“这个车跟我爸的一样”……我坐在最后一排靠右的位置，眼前是一排树和树缝后面的村庄。现在，树静止了，村庄似乎失去了在快速变动烘托下的岿然不动时才具备的悠远气息，有些丑陋，有些枯燥。我闭上眼睛，打算睡一会儿。王晓燕拿起话筒，大声问道：“小朋友们，你们当中有谁经历过爆胎呀？” 大家都摇头。但真的有一个小胖子举手说，他经历过。 王晓燕表扬了他两句，又大声说：“现在，同学们，大家每个人都经历过爆胎了。通过这次夏令营，大家都了解了什么是爆胎！” 下面传来一阵惊叹，叽叽喳喳声又大了起来。王晓燕正色道：“大家安静一下，安静，告诉大家，爆胎其实是极其危险的事，爆胎在夏天最容易发生……” 我戴上耳机，把身子往下缩了缩，听着音乐，睡着了。 3 不知过了多久，我被外面凄厉的刹车声吵醒，眼前的一切和睡前一样，王晓燕、司马导和司机都是电话不停，似乎没有挂过电话。小朋友们继续叽叽喳喳，但能感觉到他们坐不住了。出于安全，王晓燕没有让学生下车，偶尔有人要小便，也是由导游护送着跨过防护栏，走到很远的树林里。他们走得那么小心，平凡不过的树林对他们而言有些艰难。 我下车走到车尾，跟司机等人聊天，一起等待换胎的人过来。车厢里已经矛盾丛生了，很多小孩儿要下车，不是要大小便，就是肚子饿，还有的就是想下车，坐不住了。杜雷和他们车上的导游，建议司机继续往前开，慢一点儿没有问题，司机心痛钢圈，不同意。我看看四周，高速让我不再认识自己的故乡了。通过网络地图的帮助，我知道了我们现在停在何处。 我告诉王晓燕：“让司机往前开，不到两公里有出口，再往西几百米，就是一个很繁华的小镇，可以先让小朋友们吃饭，镇上修车的铺子起码有五家。”我安慰烦躁不堪的王晓燕说，“虽然耽误了时间也花了钱，但不影响大局。” 王晓燕问我：“牛老师你怎么对这一带这么熟悉？” 我不想告诉她我就是本地人，用鼻子“嗯”了一声算作回答。王晓燕却热情地帮我回答：“牛老师你是不是经常趁着周末出来郊游哇？现在郊区一日游真的很盛行嘞，又方便，早出晚归，又能离开城市，回到大自然的怀抱中。我就经常跟我老公一起到处转转，很多农家乐都很不错的，真的很不错，有的度假村感觉，跟欧洲一样……” 我说：“跟师傅说一下吧！” 司机还是不答应，就是要在这里等着，务必修好之后再赶路。他越说越激动，态度恶劣，这让文艺情怀浓烈的王晓燕几乎要哭出来。导游不表态。我对司机说：“师傅我单独跟你说两句。”然后我拽着他走到车后几米，坐在栏杆上对他说：“爆胎是你的责任，我知道这种车租一天是五千左右，你不开，我们马上打电话找其他的车来接人，你这笔生意就不要做了。还有，你可以打电话把胎换了，但不保证你就能走掉。” 听我这么说，师傅看看我，眼里充满了不屑，但由于我刚才说话时非常低沉缓慢，带点儿嘶哑，像电影上的某个老大，他有些犹豫。我使劲拍了拍他的肩膀：“走吧。”师傅被我拍得一个踉跄，顺口说：“我们走。” 我说这话是有底气的，如果我打电话给好兄弟陈尚龙，他本人不用出面，这位师傅也基本上做不到人车两全了。只要想到陈尚龙，我就觉得非常安全，甚至，觉得膨胀。 4 在仙人矶镇，我们在一处修理厂下车。王晓燕忙着和前方的杜雷以及后方的张少阳联系。我带着队伍来到二十米开外的万豪大酒店，这家酒店是我叔叔的表弟的同学的舅舅开的——如果说是我叔叔的战友的侄子的舅舅开的，也可以，反正就是沾着边。我来过很多次，这次可算给他们带来大生意了，五桌。 我和司机、司马导和王晓燕坐在最靠外的一张小点儿的桌子上吃饭，里面乱哄哄的，王晓燕和司马导不时去照应他们。我和司机相对无言。我要了一瓶冰啤酒自顾自地喝着，司机有点儿馋，不断喝茶。 我听到一阵阵压抑的惊呼，一群酒气熏天的人从酒店深处像呕吐物一样冒了出来，走在前面的是两个穿白背心的小伙子，脖子上都挂着金项链，因为太粗了，不像真的。随后是一个精瘦的人，他脸色阴沉，苍白，但最醒目，大热天他穿着一件漆黑的带着金属色泽的衬衫，扣子敞开着，下身穿着裤缝笔直的西裤，蹬着一双大红色皮鞋。他后面还跟着三五个人模狗样的小青年。 我喊了一声：“陈尚龙，陈尚龙。” 陈尚龙伸手把两个穿背心的家伙扒到两边，朝我扑过来，但他和以前一样，嘴里没有一点儿声音。我站起来，迎向他，然后我们撞在一起。他咧着嘴笑了起来，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说着：“陈尚龙……” 他在我旁边坐了下来，和司机挨着。他的伙计们一瞬间把我们围住，我们顿时感觉到了昏暗。我还是不知道说什么，陈尚龙也不说话，掉头看一眼，一个小伙子递过烟和打火机，陈尚龙给我一根，然后伸手要帮我点。我说，我自己来，他伸手打了我手背一下，把小火苗伸到我鼻子底下，我只得伸着脑袋去点烟。我用眼睛看了看司机，陈尚龙轻微地“哦”了一嗓子，掉脸给司机一根烟，帮着点上。 我说：“去采石矶搞夏令营，路上爆胎了，到这里修，顺便吃午饭。” 我冲着里面比画了一下：“全是我们的队伍！” 陈尚龙问我：“怎么不给我打个电话？” “没想到要在这里停啊，直接去采石矶，前面还有一辆车，估计都已经到了。” “那你停了怎么不给我打电话？” “我以为换个轮胎很快就走了。” “你都到这里吃饭了，怎么不给我打个电话？”陈尚龙继续问。 我有点儿不耐烦了，喝了口啤酒：“谁知道你在家呢。这个活动不是我组织的，我就是跟着出来玩一天，下午就回去了。” 司机说：“你们慢慢聊，我去看看车子。”站起来走了。 陈尚龙问我：“你不是在工作是吧，那你下午跟我走吧，我们去办点儿事。”我看着他，等他继续说。他知道我凡事必须先说清楚，不然不干。当然这是受他的影响。我受陈尚龙影响的事情很多，健身第一；说话少而且慢第二；必要的情况下用拳头第三；宁可发呆也不看一眼没兴趣的事第四。还有很多，或许我不知道。陈尚龙是不是知道我跟着他学了很多东西，我也不知道。 陈尚龙告诉我，下午打算去拜访开发区顾主任，很重要，所以他中午滴酒未沾。但是这个主任在公开场合总是出口成章，尤其爱谈杜甫，这让他很惶恐。现在既然我出现了，就陪他一起去。“你他妈的好歹也是中文系的。”陈尚龙咧嘴笑笑说。 “那我怎么回去？” 陈尚龙说：“这你担心什么，我有的是人，背都能把你背回去。” 他又说：“要不明天我们一起采石矶，好好玩一天，再把你送回南京。” 我满意地点头答应。 5 我和王晓燕挥手作别，她不能理解我就此不走了，我也没有多解释。看着他们缓缓朝高速入口开去，我觉得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我的意思是，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们。 陈尚龙说：“我跟顾主任约好三点，先去我家看看。” 我钻进陈尚龙宽大但便宜的越野车。车子咆哮着往前冲去，后面跟着一辆破旧的黑色轿车，几个小伙子挤在里面。这轿车像极了前面越野车的小弟，非常亢奋，使劲发出很大的噪声，跃跃欲试。两辆车在乡村小路上拐来拐去，我一会儿就不认识路了，也不认识周围的景象了。对于老家一带，我原本就不是特别熟悉，如今它经过改造，对于我就是双重的陌生，到这里和到火星没有区别。 经过一条长长的水泥路时，陈尚龙指着左手边宽阔的水面说：“这个鱼塘现在我包下来了，里面全是好鱼。” 眼前的鱼塘似曾相识。陈尚龙说：“就是以前我们来玩的水库，后来周围拆了，水库还在，荒了好几年，前两年我包下来，把它一直扩展到江边，高科技养殖。” “怎么高科技？” “鱼塘边上装了很多仪器，有测水温的，有监测鱼饿了还是饱了的，仪器显示出各种数据，我们就根据数据来喂饲料，加温降温什么的。” “你说得我都想住到里面去了。”我看着安静的水面说。 “每隔一阵子，我们就用一艘小船在水里来回开，螺旋桨使劲打水花，让鱼在里面到处乱窜，这样不是有活力嘛！” “生于忧患养殖法。”我说。陈尚龙哈哈大笑。 在一幢夸张的建筑前，陈尚龙大叫：“到了，下车！”我看到一幢来路不明的楼房，第一层大约是得克萨斯风格的；第二层疑似北宋风格；第三层有点儿像南美洲战时风格，颜色花哨，但千疮百孔的样子。最关键的是，这幢楼房居然是三层的，在本地民居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少数村官、老板之类的房子也是三层，但都低调地往地下发展，第一层的一半露在外面，看上去比两层楼高，足够谦卑又不失优越。陈尚龙家则是满满的三层，如果有地下室，那就是四层，如果有阁楼，那就是五层，我羡慕不已，开玩笑说：“这个房子卖给我吧，我如果住这里，就专门拿一层做健身房，再专门把顶层拿出来做朗诵场地，排满沙发，供二十来个真假诗人抽烟喝酒，直面风雨。”陈尚龙说：“你有时间住回来我就卖给你，我一直劝我妈住到小区里去，住在这里我不放心。” 院子很大，当陈尚龙的老母亲沿着院子的中轴线迎向我们时，我仿佛看到了她背负着宽阔的时间和空间。她居然还健在，真是一件神奇的事。她至少有七十岁了，陈尚龙是她的小儿子，上面有一个哥哥，陈尚虎，死了；再往上还有一个姐姐，陈尚梅，已经回到了老家亳州，七八年前，当我和陈尚龙还在读大学时，陈尚梅就已经有了孙子。我问过陈尚龙，“为什么你们兄弟姊妹三人都隔着十几岁呢？”陈尚龙回答说：“先有的姐姐，但父母想要儿子，就继续生，在陈尚虎之前，怀了两胎，流产一个，夭折一个。” “那为什么还要你呢？有了陈尚虎就儿女双全了，你纯属多余呀！” “有了陈尚虎，陈尚梅也出嫁了，他们就又想要个女儿。那就继续生，在我之前，怀了两胎，流产一个，夭折一个。” 我有点儿惊悚：“那夭折的两个，是男是女？” “第一个是女的，得病死的。夭折的第二个是个儿子，长到五岁，淹死了。至于流产的两个，没法检查是男是女。我应该是排行老七，我妈妈生我的时候四十岁。” 我完全不能理解一对夫妇为什么如此这般地不断生孩子，而且在经历过流产和夭折这么大打击之后还能一切如旧。后来我知道，我的外婆也累计怀了十个孩子，流产四个，一个十二岁时淹死了，留下舅舅、姨妈和母亲五人。这百分之五十的存活率大概也是很低的了，但陈尚龙家的存活率只有百分之四十三，这些数字背后，是大面积的死亡。后来，我的父母想要一个女儿，结果七个多月流产一个之后继续努力，第二年就生下了妹妹，也就是说母亲在两年的二十四个月里怀孕了十六个月。生命力是不可理喻的，也是不可抗拒的。 我们在一楼客厅的沙发上坐下来，陈尚龙母亲坐在我们对面的八仙桌边，继续剥大蒜，这件事她做了几十年，可能再也停不下来了。在漫长的艰难的日子里，大蒜成了陈尚龙他们家伙食的亮点，甚至成了精神上的寄托。我们喝茶，抽烟，沉默。我问陈尚龙：“除了鱼塘，还搞什么？” “想开一家饭店。” “别开，你开饭店很容易亏本。” “我开了就能确保不亏本，我苦恼的是，仙人矶镇每家像样的饭店都跟我很熟悉，我开饭店，他们不就混不下去啦？”我笑笑，一半是呼应他的义气，一半是讽刺他太自作多情了。陈尚龙从高中开始做生意，他的眼光、专注和手段都不可否认，我跟着他混吃混喝近十年，对此很清楚，但生意过程中的厌倦和生意开始之前的犹豫也让他始终没有特别大的起色，只能算作小老板，无法登堂入室。 我站起来说，看看。于是我们一层层看过来。走到三楼露台上，我看看南边，是壮观的开发区，一幢幢安置房和厂房拔地而起，巨大的脚手架像一只只指挥棒那样主导着本地的旋律。看看北面，是几十年如一日的村庄，但村子也在缓慢变化，变高，变旧，从匮乏的漆黑变成空洞的苍白，房屋和房屋之间的树木让一切柔和了很多。还是村子，还是我们当年出没的地方。陈尚龙家横跨拆迁和不拆迁的界线，即是开发区的尽头，也是残存的村庄的尽头。西面是丘陵和长江，东边是丘陵，随后就是高速，不知道在高速公路上能不能看到陈尚龙家这一景观。 “你准备带什么到顾主任家？” “什么都不带，不能害人。” “那你怎么办事？” 陈尚龙笑笑说：“这个。”他掏出一个信封让我捏一下。卡，很厚。陈尚龙说的什么都不带是指茶、烟、酒、补品、玉石、字画之类的实物。我对陈尚龙说：“你其实可以做这个生意。” “什么生意？” “帮人送礼。帮人打听送什么好，帮人送过去，帮人盯着效果，最后收钱。” 陈尚龙低头没说话，往楼下走，我们再度钻进宽大的越野车，朝开发区人工湖边上的湖景佳苑开去。因为要去拜访大人物，车子似乎低调了许多。我闭着眼睛，又要睡着了。 很快，我们停下，陈尚龙一挥手，两辆车掉头，不见了。我们一前一后走在小区里，在午后灼热的阳光底下朝小区深处走去。陈尚龙说：“最恨这种大得没边的小区，出一次门都很麻烦。” “那是因为你没开车到楼下，就算骑个助力车也不觉得多麻烦了。” 陈尚龙说：“你说的代人送礼，我觉得不行。这里是熟人社会，送礼的收礼的都熟悉，不需要我做中介。外地来这里的，需要中介，但这些人一般都没什么钱，我能落多少。” “你可以当成第二或者第三副业来做。你不也是外地过来的，你最知道该怎么帮助外来的人早点办成事。”陈尚龙不再说了。我补充一句，“这个问题有点儿复杂，搞得跟同乡会、驻京办一样。” 6 开门的是个年轻小伙子，和我们十年前一样，傻，又自命不凡。陈尚龙说：“顾伟前，你老头子呢？” “临时出去了，他让我跟你打个招呼。” 看来顾主任没有对儿子交代让陈尚龙直接走人，还是留下礼物再走。顾伟前打开门让我们进去，很凉爽，简直犹如冰窟一样。昏暗的客厅里电视屏幕闪烁着，特别刺眼，一个姑娘背对着我们在看电视。 顾伟前说：“坐，陈尚龙，别客气。”看看我说，“这位是？” “我表哥牛山，也是仙人矶的，你不认识，你老头子认识他跟他爸爸。”陈尚龙说着在餐桌边坐了下来，我坐在他旁边，沙发上的姑娘站起来，扭着身子看着我们，而顾伟前站着，似乎马上就要把我们送走了。 我看到桌上有烟缸，点根烟抽了起来。陈尚龙连忙拿根烟给顾伟前递过去，顾伟前看了一眼那姑娘，点着烟，也坐了下来。于是我们三个开始抽烟，但不说话。那个姑娘再次背对我们，拿着遥控器换台，电视屏幕开始快速闪烁。 陈尚龙说：“我们打牌吧！” 桌子上散着一副扑克，好像刚刚打完。顾伟前走到姑娘面前说：“小叶，打牌呀？”小叶看了一眼，说了句什么，继续摆弄遥控器。顾伟前说：“打牌，三缺一呀！”小叶站起来，走过来，坐下，对陈尚龙说：“抽根烟。” 我们坐好，顾伟前拿出了四瓶冰冻矿泉水。我问顾伟前：“这位是你什么人？”顾伟前脸一红说：“是我同学，叫叶芳芳。”陈尚龙开始解释怎么打，输赢怎么算，钱怎么算。我看了眼叶芳芳，她也有点儿吃惊地看着我，显然我们没有想到会赌钱，但我们都没说什么。 时间慢慢过去，陈尚龙和我先赢后输，顾伟前、叶芳芳赢了好几百块。很快，四个人抽掉了三包烟，客厅里的气味有点儿浓得化不开。我掏出第二包烟，陈尚龙拿出三包烟，给他们一人一包，顾伟前站起来，把窗帘拉开，推开窗户透透气。他有点儿紧张地说：“晚上我妈妈回来肯定要骂我，她最恨烟味。” 陈尚龙说：“那你们不是经常在这里抽烟打牌吗？有时候麻将一打就是一夜。” “现在少多了。”顾伟前说。我看看他们，他们很熟悉，顾伟前有点儿畏惧陈尚龙，除了小他十来岁，还有一种外来的畏惧。 叶芳芳说：“点根蜡烛就没味道了。” 从狭窄的窗帘缝隙里射进来的光线在我眼前晃悠，我有点儿睁不开眼睛。但让我一个多小时始终不敢直视的是叶芳芳，她极其健康阳光，用饱满、修长、丰满、圆润、线条分明、生动等之类的词都可以形容她，不算漂亮，但活力逼人。只是她懒洋洋的，似乎对眼前的一切不情不愿。她和陈尚龙应该也是初次见面。也就是说，我和陈尚龙处于同一起跑线，相比之下，她似乎更愿意和我搭讪，不时伸手抽我的烟。我抽万宝路，遥远的一种烟，陈尚龙抽软中华，基层社会的品质保证。 7 五点左右，顾主任推门进来，脸色阴森，符合干部形象。他看了我们几眼就进了房间里，喊一声，“顾伟前你过来一下”。我们互相看着，没说什么。我已经敢于盯着叶芳芳看了，只要她不看着我。 一会儿，陈尚龙说，我也进去一下。目送他进了房间，我收回目光，和叶芳芳相遇。我问她是哪里人，和顾伟前谈多久了。叶芳芳说：“苏州人，在这里一家钢铁厂里上班，工程师，不是顾伟前同学，但确实是校友，大他三岁。” 我说：“哦。” “一年前到这里，到了才认识顾伟前，然后顾伟前就追我。” “追到没有？”我问。她看看我，愤愤不平地说：“他要不是顾主任儿子，说不定追到了，他总是说他爸爸怎么怎么的，自己打算怎么怎么的。我说，那就等你当了老板兼书记我再跟你同居吧！” 我松了一口气，随即说了一句傻话：“我也没有女朋友。” 叶芳芳站起来进了洗手间，轻微的水流声传出来，在昏暗寂静的客厅里回荡，陈尚龙他们三个人在一起，但一点儿声音都没有，我也只是坐着，似乎我此刻身在采石矶，大江边，看着李白当年醉酒捞月沉江的水面出神。光天化日之下的寂静无声也是一种景致，不比水天一色的长江逊色。我打量着这个巨大的客厅，我坐的位置应该是餐厅，一道顶天立地的储物架隔出了客厅，目光穿过空荡荡的储物架，可以看到电视机、茶几，以及刚才叶芳芳陷在其中的一圈沙发。客厅的窗户一样被窗帘遮得严严实实，不知道这是家庭主妇的习惯还是官员的习惯。 张少阳给我打电话，问我怎么没有去采石矶。我跟他简要回顾了爆胎历程，然后说：“遇到老同学陈尚龙了，几年前他去了深圳，现在回来了。他刚回来时给我打过电话，当时我又出差在外地，一直想着见见他，这次居然遇到了。” 我对张少阳说：“回去我得谢谢你邀请我去采石矶，不然遇不到陈尚龙，去不去采石矶我无所谓。”他在那边哈哈大笑。叶芳芳回来，靠着椅子抽烟，看着我说起陈尚龙。等我通话结束，她问我：“陈尚龙是做生意的是吧？” 我不愿意对不熟悉的人，比如叶芳芳，多谈陈尚龙，用鼻子“嗯”了一声算是回答。看看时间，已经五点半，外面依然天光大亮，但他们几个已经说了半个小时了。 8 陈尚龙从房间里出来，大嚷着把我介绍给顾主任。我认识顾主任，他也认识我父亲，记得我。所以顾主任的话题就是：“你们变化太大了，一点儿都不认识了，走在路上肯定认不出来。”我说：“顾主任客气了，都是一代代的人，飞快，顾伟前我刚才看着就觉得从来没见过，其实以前也在一起玩过。” 顾伟前说：“我记得，不过那个时候太小了。” 叶芳芳有种外来人的感觉，这种感觉陈尚龙体会了十多年，他安慰似的说：“叶工我们收拾一下，马上出去吃饭，吃全鱼宴。” 叶芳芳拒绝了，顾伟前把她拽进房间，两个人说了好半天。顾主任不耐烦地说：“我们先走，他们自己有车。”在走出大门的那一瞬间，我依稀听到了最里面房间的吵架声。看来叶芳芳对这个下午以及晚上的安排不甚满意。 我和顾主任坐在越野车的后座，我已经称他为顾叔叔。顾叔叔间歇性地问我现状，我一一回答，无非出版和传媒、网络和时代、内容和数据、客户和服务之类。一个不留神，顾主任谈到了杜甫，陈尚龙最畏惧的一部分。顾主任说：“你们既然搞主流价值出版物，杜甫不能不谈哪，杜甫写得好，而且他毫不掩饰他忠君爱国爱人民的思想，一点不掩饰，不作清高，也不颓废，忠君就是忠君，爱国更是大声疾呼。我们不可能要求杜甫有革命思维、全球化眼光，他的忠君爱国，就是最为典型和崇高的核心价值观，就是那个时代最珍贵的核心价值观嘛！” 我默默听着，把手机屏幕侧过来，搜索，随后冒出一句：“是呀，‘云白山青万余里，愁看直北是长安’。长安就是杜甫的核心价值，他写得明明白白、坦坦荡荡。” 顾主任有点激动地说：“对，长安就是杜甫的故土家园，更是他的渴望。” “像北京是现在全国官员的圣殿一样。” 顾主任愣了一下，哈哈大笑说：“我对北京没有兴趣，能去市区我也不去，我就在这里，这里是我的归宿。” 我连忙说：“所有杜甫的诗句里，我觉得最震撼的是这一句，‘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胜过千言万语。” 这句不是临时搜索的，我一直记得。顾主任沉默片刻，又抖擞着说：“所以，要是我来写，我就要写一部杜甫核心价值十论，一是他的儒学渊源；二是他的官宦背景；三是他的公仆之心；四是他立功立言的壮志；五是他的感恩之心；六是他的孤绝果敢，洁身自好；七是他坚定不移，不惜身，遇到挫折不走歪路邪路；八是他老而弥坚，越发执着；九是他对汉语言的伟大继承和发扬；十是他和同代人的友谊。” 陈尚龙在前面连声鼓掌，扭头喊道：“顾主任，你一定得把这十论写下来，让牛山给出一本精装本，钱我来出，我们要让好东西流传人间。” 顾主任苦笑着说：“小陈哪，你觉得我有时间写吗？我官不大，事情多到什么程度你不是不知道，我能抽空想想就很过瘾了。” “你官也不小啊，能直接去北京汇报工作，怎么会小？”陈尚龙呼喊。 我感觉插不上话，我觉得杜甫还有一个优异的品质顾主任没有说到，就是杜甫对民间疾苦的关注超出了一般人所具备的来去匆匆的同情，是感同身受和推己及人，甚至有种代为受苦的情怀。杜甫的内心真的很变态。 我对顾主任说：“顾叔叔，我一直想着一个小问题，就是史上最厉害的求职信其实是杜甫写的，就是那一句‘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就是一封求职信，毛遂自荐。” 顾主任笑眯眯地听着，我不知道他是因为我说的段子有趣，还是回味陈尚龙关于他的官不小的话。总之他在笑，这就好。 9 叶芳芳和顾伟前都没有出现，我很失望。更为失望的是面对几个顾主任的部下，清一色的官吏，操着我熟悉的方言，说着谁升谁降谁被抓之类。陈尚龙一副做东的架势，跑前跑后的，但饭局开始后，顾主任成了东道主，我成了他的贵客，这是我不愿意看到的。我反复解释：“都是自己人，不是客，能和叔叔伯伯们坐下来喝顿酒，尤其是顾主任，是我的福气。” 我对这个饭局毫无兴趣，但不能显露半点，不能让陈尚龙为难，更不能让这些从小就见过我的长辈认为我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于是我硬着头皮说话，接受询问，反复解答，还不断谈到杜甫。顾主任有一个本事，能把几乎所有的事和杜甫联系起来。眼前临江的包间，让他想到了杜甫。喝酒更是可以扯到杜甫。我以为头顶上亮得刺眼的灯泡和杜甫无关，但顾主任说，杜甫那个年代如果有这么亮的灯，他大概可以多写一倍的诗出来，他总是醉醺醺的，再加上灯光摇曳昏暗，那就只能继续喝酒，酒入愁肠，一口三叹。 三个中年人景仰地看着顾主任，我觉得他们此刻并不是出于对上级和权力的崇敬，而是真的对诗和语言有了感觉。这是我一直坚信的事，那就是，诗应该是所有人的权利。借着酒劲，我把这话对他们说了出来，随后说：“来，我们他妈的敬杜甫杜老师一杯。” 顾主任哈哈大笑，端起酒壶说：“要敬就他妈的敬一大壶。” 这是一个开头，接下来就是一壶壶地喝白酒，虽然每次只倒四分之一壶，但总是确保比小杯多出很多。我要吐，陈尚龙拽着我走出包间，站在走廊上，指着下面黑漆漆的水面说：“直接吐吧，正好喂鱼。” “这是你的鱼塘？”我问他，刚才一路过来我被杜甫搅和得晕头转向，完全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哪儿。何况，陈尚龙的鱼塘占地确实太大了，目测无边。 “我在江面上围了一道埂，我们就在长江上面，后面是我的鱼塘，江水养殖嘛！” “我吐了鱼会不会醉？” “那你得吐多少？” 说话间我吐了，仿佛刚刚吃下去的一条条鱼从我嗓子里跳出来，欢快地奔向长江，直奔大海而去。它们原本来自江河湖海，现在回到水里，只是在我嘴里走了一遭。 我刚吐完，一个人从黑暗中走过来，递给我一瓶冰水，我漱口，吐掉，喝一两口，再漱口，冰水真的是呕吐之后的无上安慰。我掏出手机看看时间，不过七点半，天刚刚全黑，却又似乎黑了很久。我给父亲发了一个消息，告诉他我在老家跟陈尚龙吃饭，明天再回去。我补充一句，遇到了顾主任。父亲没有回复。自从中风之后，我把父母接到城里，以期有个照顾，我还希望父母在身边可以对我形成约束，不然我行踪不定，哪天倒在某地，不会有人知道。比如在这个水面如同锈迹丛生的江边，一头栽下去那就音讯全无了。想到这，我赶紧往回走，一个人跟我撞了下肩膀，他结结巴巴地对我说：“吐好啦？” 我说：“好了，你来呀！” 他说：“我来……哇……”这家伙吐得孔武有力，毫不留情。 10 饭局没有持续很久，他们吃喝一顿，个别人吐了，再继续吃喝，随后去打麻将。我被陈尚龙安排到江对面的无名小洲上过夜。这个小洲在我们的童年里印象深刻，它生产芦苇，每年春夏之交，几个村子的人划船过去打芦苇，回来后编织成席子，卖给砖瓦厂用于遮盖砖头土胚。我在几个亲戚家看过堆积如山的芦苇，看过专门为编织席子购置的织机。但我从来没有到小洲上去过，我以为我这辈子都不会有机会去，这么想的时候已经身在洲上了。 陪我的是刚才一起吃饭的某位叔叔的儿子，他自我介绍说叫皮雷。我说：“你怎么取了个老外的名字？”他羞涩地笑笑，介绍说：“这里以前是荒地，江南江北的人都到这里来放羊、打芦苇，现在陈大哥把这里买下来了，要建一个豪华江上度假村。” “那发大水怎么办？每次都淹。” “周大哥把所有的房子都抬高了十米，你看。” 于是，我看到了一个空中楼阁，还有空中的光线，像头顶的星空被一把拽到了眼前。 “哥，你慢点。”皮雷拽着我，掏出手机，打开氙气灯，眼前的景象清晰了一点。这是一幢大而变态的建筑，平地拔起十米，我们就要走到它脚底下了。一根根水泥柱子撑起整个建筑，柱子之间的芦苇和杂草丛生，真正的水泥丛林。被抬起来的房子是中式的，又是西化了的中式的。一个台阶直通建筑大门，台阶的宽度有点儿吓人，不像是住家的宽度，也超过了娱乐场所的宽度，像陵墓的宽度。我们缓缓地走上去，眼前是木质的门和两排鬼火一样的灯笼。皮雷推门走进去，一个守墓人般的大爷笑眯眯地站在门里面等着我们。 皮雷站在大堂里对我介绍说：“这个是陈大哥根据电视剧上的古代青楼造的一个夜总会，还没有开业，但是房间都可以住了。”我周身感觉到了空调的冷气，这让我对这幢楼可以入住充满信心。 我问皮雷：“洲上就这么一幢楼？” “现在就这一幢，以后还要沿江造酒店，绕整个洲都有包间，有一百个左右，这样吃早饭可以看日出，吃晚饭可以看太阳落山。” 我喝多了，对此没有激动，反而很清醒，陈尚龙看来是搞大了，而且每一笔生意都带着报复意味。大学时，陈尚龙对我感慨过：“牛山，只有你知道，我做生意不是为了钱，是为了报复。” 我问他：“报复了没有？” “没有，有些仇怎么也报不了的。” 大学时我们的对话就是这么酸腐，比我现在嘴里的酒气还酸。但是，诗是每一个人的权利，要允许任何人抒情和言说。 皮雷把我安排在一个豪华套间，然后问我：“哥哥，要不要找个小姑娘来陪你？” 我看着他，等他继续说。皮雷很体贴地说：“这里现在还没有小姑娘，更没有本地的人，我马上让朋友喊一个外地的小姑娘过来，云南、贵州一带的。” 贫穷的地区就是盛产劳力和人体，我对皮雷强调云南、贵州有点莫名的恼火，似乎杜甫附身了。我对他说：“你问问有没有重庆的。” 皮雷答应一声，转身走出房间，我把空调温度打到最低，风速开到最大，希望这样能够把蚊子冻僵、赶走。自从上了小洲，我就一直被蚊子咬。看来，这里想要灯红酒绿，得把蚊子全部赶走才行。得把芦苇和杂草全部铲除，所有的土地铺上水泥沥青，如果有可能，再把周围最容易招蚊子的长江水全部抽干。 11 洗完澡，我穿着内裤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这个房间实在太大了，而且充满了镜子，这让我感觉很惶恐，我的一举一动都在房间里晃动、久久才会消失，而下一个动作又已经蓄势待发了。 九点左右，有人敲门，我穿上混合着汗水、酒肉味道的短袖衬衫去开门。看门的老大爷笑眯眯地站在那里，我吓了一跳，错愕，赶忙喊声“大爷”。大爷说：“小牛，你一进来我就认出你了。” 我说：“那您是哪位？我真不认识了。” “正常正常，你十岁以前我常常见着，后来我也走了。出去了，几年前才回来。干不动了，在这看门。” 大爷一口气说了四五件事，我也只得让他进来，坐下喝茶。每次外出一两天，我都会带上半个月的茶叶，这大概是一种心理问题，但现在我可以用好茶招待大爷了。 他说：“我姓皮，跟你爷爷从小一起长大的，你奶奶不也姓皮吗？我跟你奶奶是亲戚，我还亲眼看到你太太（曾祖父）坐化了被抬回家。” 我一时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也没法开口喊他皮爷爷，太拗口了。我在使劲梳理着他在我的先人谱系中的坐标，一边听他继续说。 “后来我出去挣苦钱，跑过很多地方，现在回来养老了。” 我说：“皮雷是你什么人？” 皮爷爷说：“皮雷他爸爸是我侄子，皮雷是我孙子，都不是亲的，我出去二十多年，都疏远了。” “那你自己的儿子、女儿现在都在这儿？” 皮爷爷有点惆怅地说：“他们都留在中山了，广东中山，都不回来了。只要政府不往回赶，他们就不会回来了。” 我对此没有什么看法，迁徙是必然的，世代住在一个村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迁徙的最后一站是城市也是必然的。皮爷爷对我一直没有开口喊他爷爷也没什么看法，突然对我说：“你会下象棋，我们下两盘棋吧！” 我知道他的意思，他这是在证明十岁之前常常看到我，甚至看到我学下棋、会下棋。但我还是想不起来他到底是谁。和父亲常常一起出没的叔叔、伯伯我有些印象，但爷爷在我不满一岁时就去世了，跟他一起长大的老兄弟们，对我来说太遥远、太不重要了。 一边下棋，一边喝茶，抽烟。皮爷爷不肯抽我的，还让我也别抽万宝路了，说臭死了，让我抽他的红塔山。嗯，红塔山，它是一个时代的背影。万宝路其实也是。 我想象着皮爷爷的儿子、孙子们的生活，他们在遥远的中山，目前因为皮爷爷在世，一年得赶一次春运回来，然后每天待在潮湿高温的广州郊区，除了工作学习之类的，他们是在怀念故乡呢，还是踌躇满志要把他乡变成故乡呢！他们应该会什么都不做，打牌下棋喝酒聊天，年青一代晃晃悠悠，随时光起舞，虚无空洞地度过人生中的一个个阶段。 十点多钟，皮雷在楼下喊：“爷爷，爷爷开门。”看着皮爷爷出去的背影，我突然觉得异常喜庆，我是第一次在夜总会里听到“爷爷”这个称呼，还这么大声。很快皮雷上来了，后面跟着一个姑娘，很朴素，穿着普通的牛仔裤普通的红t恤，短发，看不出是哪里人。姑娘后面是皮爷爷，他大概是认为一局未了，或者想看看热闹。 我走过去，小声对皮爷爷说：“要不爷爷你把这个姑娘带下去睡觉吧！” 皮爷爷看看我，明白之后，眼睛放光，皱纹舒展，但他又痛苦地说：“人家怎么会愿意？” 我说“等下”，把小姑娘拽到卧室里，问她愿不愿意跟这老头下去。她瞪大眼睛看着我，我故作凶狠地说：“都一样，愿不愿意？” 她小声说：“太恶心了吧！”她的话很哀怨，但似乎恶心的事已经发生过了。我说：“你可以加钱。”她说：“一千。” “本来多少？” “本来过夜六百。” 我带她出来，对皮雷说了几句，他有点儿不相信，看看我们三人，我问他：“陈尚龙有没有给你钱？”他摇摇头，又掏出一千塞给那姑娘，皮爷爷带着她出门。我和皮雷坐在刚才下棋的座位上抽烟。我说：“他是你爷爷，这钱你就自己出了吧，就当孝敬老人。”皮雷脸腾的红了，不知道是心疼钱，还是对如此孝敬特别激动。 12 第二天，我一觉睡到天光大亮才醒，洗漱之后我下楼，姑娘不见了，皮爷爷也走了，变成了另外一个年纪稍轻的老人，精神抖擞。我问他哪里有早饭吃。他指指对岸。我给陈尚龙打电话，让他来接我。 来接我的居然是顾伟前。他说：“陈大哥他们打了一夜麻将，刚刚结束，我陪你去采石矶。” 我们乘坐带马达的小船过江，我一直回头看着小洲，但只一两分钟，就看不到那幢庞大而丑陋的建筑了，它只有一层，藏身在江面上的芦苇丛中。 叶芳芳也一起去采石矶，我们坐着昨天那辆庞大的越野车朝采石矶呼啸而去，开车的是昨天在饭店里遇到的最前面的小弟。他的装扮和昨天一样，我怀疑他有没有换衣服。我坐在副驾驶位置，把椅子放得很低，一根根抽烟，烟灰弹在矿泉水瓶子里，顾伟前和叶芳芳在后面有一句没一句地说话，偶尔，叶芳芳拍拍我肩膀说：“给我一根。” 采石矶风景区已经升格为森林公园，从进大门到停车场，感觉有一公里，好在主要景点都在停车场附近。在李白的雕像面前，我看了半天，然后深深鞠躬，一共三次。顾伟前和叶芳芳犹犹豫豫地跟着在后面鞠躬，但更像是点头。看了一大堆今人书写的李白的诗文，我有点儿愤慨，一是写得很差，二是这些人专门挑李白不为人知的诗来写，似乎“白日依山尽”很丢人，“低头思故乡”很丢人，“天门中断楚江开”很丢人。 随后我们坐缆车到了采石矶最高峰，再爬上最高建筑三台阁，登顶之后可以看出很远，可以把周围杂乱不堪的开发区和浑浊的江面尽收眼底。三台阁每一层都有卖茶水的，我们一人泡了一杯茶喝着，抽烟，眺望，不说话。 我问开车的小伙子：“叫什么名字？” “皮仁飞。” “那你跟皮雷什么关系？” “没关系，就是一个村子的。”皮仁飞麻木地回答我。 “陈尚龙怎么喊你？” “阿飞。” “好，阿飞。你哪年的？” “九三年的。” “跟陈尚龙几年啦？” “快两年了。” 我没有再往下问。 也不必多问。 下山的时候，我走在最后，他们也没异议。但没一会儿，走在前面的顾伟前和叶芳芳就吵了起来。我听了一会儿，大意是，顾伟前还要再看看其他景点，而叶芳芳想走了，对此顾伟前非常愤慨，认为这是浪费。他反复质问：“又没有其他事，为什么不多看看？门票八十块钱一张啊！”叶芳芳没有回答。 13 我们原路返回停车场，上车，原路返回。刚上高速，陈尚龙打电话给阿飞，两人说了几句，阿飞对我说：“哥哥，大哥一会儿过来，我们去一个吃江鲜的店等他。”随后他拐来拐去，到了一家饭店，巨大，犹如厂房，包间开阔规整，一张桌子孤零零地在房间中央。我们坐下来一会儿，陈尚龙带着两个人来了，他对我说：“走，点菜去。” 我们走到吧台旁的一个房间，左右都是水箱，几十种几百条鱼在水箱里游来游去。每个水箱上都贴着字条，写着鱼的名字和价格，几乎所有的鱼前面都有野生两个字。 “你点！”陈尚龙豪爽地说。 我说：“妈的一个个这么大，怎么可能是野生的，哪来这么多野生的鱼？” “那就专点小的。”陈尚龙马上给出了解决方案。 我们一顿饭吃掉了大约两百条小鱼，各种鱼，各种做法，鱼骨堆积如山。一顿饭非常模式化，我和陈尚龙小声说话，顾伟前和叶芳芳不仅小声，而且低头。三个陈尚龙的小弟，一个接一个给大伙儿敬酒，他们总是“噌”的一声站起来，举着杯子先敬我，再敬顾伟前二人，有的用啤酒，有的用饮料。他们的节奏是如此明快，“一二三”，然后再“一二三”，以至于过了会儿没动静，我有点儿不适应，敬你一杯，他“噌”的一声站起来。然后我敬二、三，顾伟前也敬一二三， 一二三再敬我们。 我们的谈话就是在这些缝隙中进行的。我问陈尚龙：“你想开饭店，就是绕洲一圈的饭店是吧？这代价也太大了。”陈尚龙的意思是，他的鱼，卖给了几座城市的几十家大酒店，和这些酒店有了一个关系，他们可以负责为自己宣传促销，让人来这里，吃喝玩乐住全部在洲上解决。再加上本地领导干部们，不会亏。 “也赚不了多少吧，这个小洲以后也不会被征走，你哪年能回本呢？” “但是我喜欢这个小洲。”陈尚龙恨恨地说。 “生意就是生意，跟感情没有关系，跟童年往事也没有关系。” 陈尚龙咧嘴一笑说：“你昨晚住的晚晴楼，在偏西的一边，我可以从中间画一道线，把东边半个洲租给开厂的。我有预备方案。” “那就行，你有这份力气，不如去弄个什么委员、代表干干，收益更大。” 陈尚龙眼前一亮，使劲拍拍我肩膀。这表示他即将认真考虑这件事，而且付诸实施。 吃完，陈尚龙让阿飞开车，送我回南京。他说：“我不陪你了，趁热打铁，下午跟顾主任继续。下周我去找你。” 叶芳芳忽然喊起来：“我也要去南京，我跟牛山一起走吧！” 我很吃惊，但什么都没说，顾伟前问个不停：“怎么啦，怎么啦？”叶芳芳说：“我要回苏州一趟，家里人发消息说我姑妈病危。” 顾伟前大概想检查叶芳芳的手机以查证这是胡说，但他不敢。带着明确无误的怀疑，顾伟前目送叶芳芳上了大越野车。我坐到前面，对阿飞说：“辛苦了。” 阿飞甚至没有回答我一个字，娴熟但目无表情地往前加速。 14 到了南京，不过下午三点。我让阿飞先送叶芳芳去高铁站，这样她六七点钟就能回到苏州。但叶芳芳坚持先送我回家，反复坚持，我有点儿愤怒地说：“你这不是找事吗？先送你，我又不急。”叶芳芳说：“我不回苏州，不要去高铁站，我就是进城逛逛，在开发区太闷了。” 我看看阿飞，他点点头。车子往我住的地方开，速度明显降下来了，从狂野变成了左顾右盼、频频点头。到了之后，我问叶芳芳：“你去哪儿？”她说：“我也在这里下车吧！” 我问叶芳芳：“小顾如果问阿飞，他怎么说？” 叶芳芳说：“就说把我丢在地铁站了。” 阿飞点点头。 看着阿飞慢腾腾地开离我们的视线，我问叶芳芳：“你去哪儿？”她一直在手机上搜索，低着头对我说：“我还没想好去哪儿逛，还要订个宾馆。” 我慢慢走着，等她自己做决定。我可以马上打个招呼离开，但我确实没什么事情。叶芳芳说：“要不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喝点儿东西吧！” “求之不得。”我笑笑说，带着她来到附近的一家蛋糕店，这家店被认为是本市最好的生日蛋糕店，店里也可以坐下来喝东西，吃点儿蛋糕。叶芳芳让我帮她点东西，自己坐下来，忙着跟服务员要无线网密码。我给她点了一个自己最喜欢的拿破仑蛋糕，自己则点了一个以前从来没有吃过、误以为自己不会喜欢的抹茶红豆，再给每人点了一份豪华无比的水果茶。我端着东西走到里面时，叶芳芳正在电话预订房间。她对着电话提问，几个问题之后就确定了。我坐下来，慢慢吃着蛋糕，但不打算说话，这样以后我面对小顾，乃至陈尚龙时，都可以坦荡很多。我请客了，我陪着聊了一会儿，我介绍了附近的吃住玩，但我什么都没有说。 叶芳芳忙完了，吃了几口蛋糕，很突兀地问我：“你跟陈尚龙一起长大的？” “你觉得陈尚龙怎么样？”我反问她。她问得很不客气，我也只能不客气地问她。 “他跟钢铁似的，很瘦。我来了以后听到他很多次，昨天也是第一次见到。” “但是你没戏啦，陈尚龙早结婚了，而且是军婚，两个儿子了。”我以羡慕的口吻说着。叶芳芳似乎不相信，但我也不想再多说什么。我们面对面坐着，挤在一个小小的圆桌子边上，背后就是其他的桌子、其他的人、其他的背和其他的谈话。在这里说话确实需要一些勇气，旁边的人听得清清楚楚。因为过于浓缩，这里适合已经亲密无间的人，而如果想要变得亲密，这里也是一个好选择——但我不想跟叶芳芳变得亲密，我不想出现那种顾伟前喜欢叶芳芳而叶芳芳喜欢陈尚龙我又喜欢叶芳芳的少年混乱。 一块肥皂那么大的蛋糕，我分了一百多口才吃完，嚼在嘴里的都是枯燥无味的时间。叶芳芳也细嚼慢咽，偶尔问我几个问题。 “离开家多久啦？” “从未离开。” “多久回去一次？” “回不去了。” “有女朋友没有？” “这一点自己都不确定。” “父母安好吗？” “父母近在眼前，但也逐渐成了符号和标志性建筑。” “工作如何？” “工作是一个悖论，必须全身心投入才能杜绝所有不良情绪，一有松懈就会质疑。” “肌肉这么发达？” “跟在陈尚龙后面打架，被打得很惨，回来开始练。” …… 话题还是绕不开陈尚龙，看看时间，五点多了，我邀请叶芳芳一起吃饭。我问她：“喜不喜欢烤肉，烤羊腿？”她带着欢乐责怪我：“喂，我是苏州人啊，怎么会喜欢。” “那去体验一下江南女子被掠到边陲的感觉，喝点儿啤酒。” “我不能喝酒。” “你喝酒，我就把陈尚龙这么多年的事原原本本说给你听。” 叶芳芳脸红了，点点头。虽然短暂，但她的状态跟从了是完全一样的。可惜她不是从了我，是从了不在现场的陈尚龙。 15 早年间，陈尚龙一家从外地搬来，一家人愁眉苦脸黑压压地出现在我们眼前。陈尚龙比我大一岁，但跟我一届，我们一起坐在漆黑破旧的教室里上课。一两年过去了，我们都没觉得这有什么。每个人对陈尚龙一家都很熟，因为他们是外来户，显眼。陈尚龙父亲在村子里挨家挨户收废铜烂铁，母亲则在不同的季节做不同的事，两季农忙给人帮忙，春节前后跟在一个杀猪的人后面打下手，夏天编织芦席，包括那种卖给砖瓦厂的芦席。总之，他们什么都做。1990年前后的乡村，改革尚未加速，城市还没有抽空这里的人口，但大大小小的生意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保持着千百年来自给自足自我调剂的状态。陈尚龙一家人的到来打破了小村子里很多的平衡，他们每做一件事，就意味着原先做这件事的其他人遇到了巨大的挑战。加上他们与本地迥异的口音，人们开始抵触他们。 钱是最为现实的一件事，有钱吃饭，没钱饿肚子。陈尚龙父母在要钱时，和当地人的拐弯抹角圆润滑头完全不同，显得很直白，直接说：“这件事给我做吧，十块钱。”这种开口谈钱而不是谈感情和熟人的做法，加上难听的口音，很多人都异常抵触。乡村的抵触，最大的武器是冷漠和谣言。这里不会直截了当，一般也不会动武，即使讨价还价也得私下进行，谣言和谩骂反而得到了公开允许。很快，对陈尚龙一家的诋毁谩骂层出不穷，大到对他们身份的污蔑，小到他们的一餐一饭，都能成为其他人家讽刺挖苦和编造谣言的对象。 中国的绝大多数地方，都以自己为中心，称南面来的人“南蛮子”，北方来的人为“侉子”。我们这里把任何外来的人都称为侉子。陈侉子陈侉子的，很快叫开了。陈尚龙和他哥哥陈尚虎则被称为小侉子。语言对人的心理暗示非常大，喊着喊着，真正的纠纷和肢体冲突就来了。一年冬天，陈尚龙父母割了人家宅基地上的草当柴烧，事情极小，可还是迅速引发了纠纷。陈尚龙一家遭到围攻，十几号人围住他们六口人咒骂，夹杂着殴打，场面混乱不堪。真正混乱的是，这边在吵，其他不相关的人听闻之后放下碗筷，迈开腿，扭着屁股往现场冲，和结婚时冲过去看新娘、盖房上梁时冲过去捡糖果的劲头一样。我母亲也冲了过去，个把小时才回来，咬牙切齿地对我们叙述陈侉子一家如何不是东西、不认账、嘴硬之类的。她的嘴脸是那么的丑陋，以至于十来岁的我也愤怒了，对她喊道：“你别说了，你刚刚嫁到这里的时候人家不也喊你侉子吗？几个长辈不也讽刺你跟爸爸不会种地，肚子都填不饱吗？”母亲沉浸在快意当中，完全没有想到她作为革命家史来告诉儿子的辛酸往事，此刻成了儿子用来攻击讽刺她的武器，她脸色迅速阴沉下来，最大限度地克制住打我的冲动，掉脸走了。 我感到了巨大的满足，这大概就是占据道德制高点带来的满足。第二天，我专门找陈尚龙玩，以期把满足感保持住。陈尚龙的方言已经不那么明显，本地话也有模有样的。我有事没事找他玩，他大概实在没有人一起玩，对我的所有要求几乎都不否定。所谓要求，就是一起下棋，放学一起绕小路回家，走在路上我得走前面，当司令员，陪我去钓鱼，比赛撒尿，一起爬树之类。我的玩伴不只陈尚龙一个，其他人的玩伴也不只一个，但陈尚龙的玩伴只有我了。就这样，我们忽忽悠悠地过完了小学，开始读初中。 1994年夏季的尾巴，我们骑车到镇上报名，开始读初中。对很多人而言，小学的情谊如果有，这个时候大概也要终结了，会认识新的人，学习也开始残酷无比。我和陈尚龙分班时分到了一起。初中的陈尚龙开始和小学大不一样，已经适应了这个村、这个镇和这个地区。陈尚虎开始工作，陈尚梅也不停地寄钱寄东西过来，父母还是做着那些事，但家里总算可以喘口气了。陈尚龙迅速成了成绩最好的那类学生，而且身体快速成长。按照今天的标准，陈尚龙身高普普通通，但他初一时就将近一米六了，有点儿高大威猛的感觉。一个高大威猛的好学生多么令人敬畏。 当时流行古惑仔，校门口就总有那么一批人，跟你要钱。陈尚龙有一次被两三个来路不明的家伙堵住，浑身上下翻遍了，找到两毛钱给了人家，书包文具被扔了一地。陈尚龙流着眼泪收拾完毕，我也刚好出来，我们就慢腾腾地蹬着自行车往七八公里外的丘陵中的家走去，一路上陈尚龙没什么话，但愤怒显而易见。光有愤怒一点儿用没有，陈尚龙还是不断被人骚扰，一直到所有的小混混都知道这家伙没钱。问题是，陈尚龙的穿着打扮一望而知，一开始怎么会有人惹他呢？因为他看上去就是那么刺眼，想揍他一顿才舒坦。 这只是插曲，初中的核心是学习，学到头昏眼花，学到裤裆发臭。初中的尽头是当时无比诱惑的考中专，考上了就是居民户口。我们无比用功，在自己的前途面前像奴隶一样任劳任怨。中考后，陈尚龙如大家所料，考上了重点高中，我也是，那一年我们考了十七八个到县中，用科举的标准，我们这个镇也很出色了。但为考上重点高中这件事，陈尚龙的父亲大发雷霆，他想让儿子直接考中专，转户口，早些上班拿钱，现在还要支付三年高中和数年大学的学费。儿子成绩太好了，这让他暴跳如雷。 1997年夏季的尾巴，我们挤上中巴车到县城报名，开始读高中。到了高中，我和陈尚龙才开始真正成为朋友，以前都是在一起玩，现在则是有了照应。以前不懂事，而现在可以选择，经过选择我们觉得能玩到一起。高中住校，在遥远的县城。坐着中巴一个多小时到县城，步行到学校，我们就这么一起来回三年。在学校，由于所有的学生在同一时间涌进食堂，而打菜、打饭不是同一个窗口，必须两人合作才能快速吃饭，我和陈尚龙合作。我对陈尚龙说，我来负责菜，你负责饭，陈尚龙没有拒绝。他不是为了面子强赌一口气的人，我几年如一日用买两份菜的钱吃一饭一菜，这些陈尚龙只是看在眼里，什么也没多说。按理说，我家境比陈尚龙略好一点，应该是我出钱他出力才对，但事实是，我出钱出力，陈尚龙出主意出暴力，搞得跟文武双全似的。 开学没多久，我的一笔生活费不见了，一千一百块，巨款，显然是被偷了。我怀疑某个家境很差而且大大咧咧的同学，陈尚龙断然否定是这人干的。我说那就跟老师汇报了，也遭到否定，他让我盯着一个人，看他最近花钱是否比较爽快。我说这怎么能看出来。陈尚龙说，看他买不买水果，买得多不多。我按他的判断观察了大约一个星期，跟陈尚龙说，买得确实很多，一次有四五个苹果和一挂香蕉，一次有十来个苹果，很大。后来，过了很久，陈尚龙塞给我一沓钱，两千两百块，是我被偷的一倍。1997年左右，这笔钱几乎可以让人有闯荡江湖的豪气了。再看看那位同学，沉默了起码一年，在教室里沉默，回到宿舍近在咫尺，也沉默。我心安理得地上课睡觉，外加踢球。高中时我开始踢球，技术非常差，但大家都知道我踢球，一踢球就找我，而且在场上多少对我存着畏惧，只要我不射门，怎么带球传球都没人来跟我拼——似乎是陈尚龙在踢球。 一次我们回家，在天色将黑没黑的时候跳下中巴车，站在灰尘漫天的镇子外围。我们想着拦一辆三轮摩托回家。一个跟我们年纪相仿的家伙坐在一辆摩托车上耍酷，应该是在等人。陈尚龙说，他以前在校门口堵过我。我看看那人，没有印象。陈尚龙把脏兮兮的牛仔包递给我，然后慢慢走过去，一拳打在那人脸上，直接把他打在地上，摩托车随即翻倒，压在他身上，陈尚龙再踹上几脚，我看得很真切，每一脚都踹在脸上。然后我们没命地朝镇子中央跑去，混在下班后的人群里。 每次都是我叫辆摩的，把我们送到村口，陈尚龙往上，爬一段路回家，我往回走，走几步回到村子最东边的家。那天我们神秘兮兮地提前下车，然后走山路，防止被跟踪。我们在漆黑一片的丘陵里走着，脚下的山间小道有时候几乎难以觉察，让人心惊胆战。我问陈尚龙：“当年我们也都欺负过你们，你是不是也要一个个报复，一个个打一顿？” 陈尚龙说：“都是邻居，我怎么会打他们。但是我会报复。” “我家人好像也欺负过你父母，你不会找我麻烦吧？” “你家人就是跟着说几句，没有欺负过我们，再说我们这么多年兄弟了。”陈尚龙说着，拍了拍我肩膀。那一刻我们的关系不仅升华，而且固化。 高中三年的生活高度紧张，因此所有的乐趣都那么弥足珍贵，令人难忘。陈尚龙说，他高中最难忘的事，是我去一个小区里跟一个女生约会，他陪着我。那也不算约会，女生家在一楼，我像个傻x一样站在窗外跟她聊天，而陈尚龙像个傻x的影子一样站在旁边的树下等我，三四个小时过去了，他抽了两包烟，绕着树走了几公里那么远，而我一直站着，说着，说完再见转身的时候，我双腿麻得没有知觉，直直地摔倒在地上，陈尚龙架着我走了几百米，其中一半是拽着我走，直到我能走路。我问他，这有什么意思呢？陈尚龙说，就是那个晚上，他觉得，男女之间毫无必要，男女之情毫无意义。 我高中阶段最难忘记的事同样和陈尚龙有关。当时校门口有一家卖烤羊肉串的，是否是真羊肉不得而知，但烧烤本身对我们贫乏的味觉产生了强烈的刺激，我是常客，几乎每天晚上晚自习之后都和陈尚龙一起去吃几串，一人三串、五串或者十串。我和卖烤羊肉串的外地年轻人没有什么话说，陈尚龙很快和他熟悉起来，以至于很长时间都是陈尚龙带我去，我付钱，每次都会送我们三五串。后来对面多出了一家摆摊的，烧烤的品种比这一家要丰富，严重影响了这边的生意。一天晚上，吃完之后，按惯例我们得回宿舍，陈尚龙说，等等。过了会儿，我说该走了，陈尚龙还是说，等等，也没让我先走。等到走读的学生都基本离校，巷子里空无一人寂静无声时，陈尚龙走过去，把对面的小摊子掀翻在地，对着那个中年人踹了几脚。全部过程只用了十来秒钟。随后陈尚龙朝校外的巷子里跑去，转眼不见了。我们在这边，沉默地看着那个人挣扎着起身，收拾，默默地推着车子走出巷子。那个人再也没有来过，在几天之后经过确认，卖烤羊肉串的人请我们免费吃了一顿。陈尚龙一脸愁苦地坐在那里，一根根地吃掉了免费的羊肉串，我以为他会得意扬扬地跟摊主吹牛，但没有。摊主也报以沉默，我百无聊赖，走到对面的旧书摊看看。在这晚，我买了一本《星光》老杂志，主题是回忆顾城，还买了一本文学杂志，上面有王小波的小说《白银时代》和后来引起抄袭争议的《哈扎尔辞典》。这两本杂志让我开始接触了一个狭义的词汇：文学。 2000年夏天，我们拿到了大学通知书，我读了本地一所大学的中文系，陈尚龙读计算机系。对此，我们没有又在一起的激动，高中三年足够了，大学又在一起，简直让人厌倦。那年夏天，本该具备一种释放之后的狂欢气息，但是陈尚虎去江里小洲上割芦苇，掉到江里淹死了。陈尚虎已经是大龄青年，但一直未婚，主要的原因就是穷，家里盖不起楼房，在2000年还盖不起楼房，就很难在乡村立足了。但陈尚龙家连平房都盖不起，只能把旧的一再翻新。外来身份也是结婚的一个障碍，从来只有本地男人娶外地女人以满足“这里是世界中心”的愚蠢感受，极少有外来的人娶本地女人做老婆。但人终究要结婚，在不间断的努力之下，陈尚虎终于谈好了一个对象，外地人，嫁在本地，离异，很白，很漂亮。这姑娘的长相和她的经历一道成为周围人使劲调侃的对象，破鞋、烂货之类的描述层出不穷。陈尚虎那段时间非常烦躁，甚至是暴躁，即将结婚也就是即将行房让二十七八岁的他异常焦躁，周围乡里乡亲的语言和目光更让他受不了。十几年过去了，一切都没变。他为此不断喝酒，劣质的白酒一喝大半瓶。喝了酒，坐上搭载着一大群妇女的小轮渡过江割芦苇，陈尚虎默默地坐在船尾，一个盹儿，就掉进夏天高涨而浑浊的江水里去了。有人甚至真心以为他是自尽。 陈尚虎7月下旬去世，8月中旬才一切了结。其间我几乎每天和陈尚龙在一起，既有陪伴的意思，也有看热闹的目的，更多的约会、聚会都被我辞掉了，我真心认为，我不能一个人到处吃喝玩乐。那么就在陈尚龙家吃吃喝喝吧，我们长时间坐在他家堂屋里喝酒、抽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不再背着大人抽烟。大人看到我们抽烟，也就认为我们已经成人，互相敬烟。 陈尚龙哭过很多次，也冷笑过很多次。我知道他刺激太大，一般而言从不主动说话，担心哪句话刺激到他。在弄清楚了陈尚虎淹死前的事情之后，陈尚龙说了两句话，第一句话是“这些人都太坏了”。我反驳：“换成你，你也跟后面冷嘲热讽几句。”他瞪着眼睛看看我说：“不一定，真不一定。”第二句话是“上大学第一天起我就要赚钱”。 2000年夏季的尾巴，我们挤上中巴车再转了趟公交车，到大学报名，开始读大学。大学太大了，以至于我和陈尚龙很难见面，除了上课外，我的时间都用在宿舍里的牌局、操场上的球赛和图书馆里看书上面，跟陈尚龙一起玩的时间很少。陈尚龙也不需要，偶尔喊我出去吃饭喝酒，把近期的一些事说给我听，无非是勤工俭学，后来则是倒卖各种小玩意，以电子设备为主。偶尔他会给我一笔钱，五六百，或者一两千，第一次我推搡了半天，陈尚龙说了句：“不要推了，我从小欠你的钱，十万八万也不够。”后来我就不推辞了，拿了钱就去买书，约女生看电影，去专卖店买昂贵的运动服。陈尚龙评价说：“你手松，钱存不下来。”这句话简直是我多年的写照。偶尔陈尚龙问我有没有钱可以借给他，我算算下次家里给钱的时间和这期间的费用，再告诉他有多少，基本上有多少他要多少。很快他还给我，有时如数，有时多出很多。总之大学四年陈尚龙给了我很多钱，我也毫不在意地全给花了。如果小心谨慎地把这些钱存下来，我就有了一笔足够救命的钱了，但我没有这个意识。 大学四年，陈尚龙基本不在学校里，完全一副小老板的架势到处跑。他在商业街上摆摊卖过手机配件，赚了很多；在闹市区开过服装店，亏了很多；跟人合伙开过中式早餐点，赚了很多；在另外的学校门口开过酸菜鱼店，赚了很多；倒卖过茶叶，没挣到钱。我问过他，这四年里肯定赚到钱了，但到底赚了多少？他说实在说不上来，赚到钱，往往给合作的、帮忙的很多，给父母一些，自己还是没什么钱，不过他花钱的地方也不多，除了人模狗样的西装，最大的开销是通信设备及费用。那时，一部性能极差的手机要卖到四五千，一分钟话费要一块多。 那几年时间多，我常常出去玩几天，最远到过桂林阳朔，一般都在周边的城市，以南京为核心，浙北、鲁南、徽东以及江苏全省。每次喊陈尚龙，他都没时间去，倒是常常在我出发前塞点儿钱给我，似乎是我的爷爷。只有一次，我说去曹操老家亳州，他马上答应一起去。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确切地知道，他老家，他的出生地，在亳州蒙城。以今天的眼光看，从那里到南京不过四个小时路程，但他们一家在1990年前后一路往南，拖家带口，形同乞丐，终于在我们这前有长江后有丘陵的鱼米之乡落脚之后，再也没有回去过。我问陈尚龙，你们为什么搬到我们这里？是不是有什么仇家，发生过什么大事？陈尚龙总是以自己太小不知道为什么作答。但我总觉得有问题，就算搬迁，要么再近一点儿，要么再远一点儿，为什么搬到不远不近的南京郊区。陈尚龙还是说不知道，被我问烦了，就说你见到我姐姐之后再问她。在蒙城及亳州游玩的几天，陈尚龙的姐夫和姐姐一直开车陪同，偶尔是他的外甥。但是我跟他们之间几乎没办法说话，方言重得跟外语一样，只能靠手势、眼神、语气和猜测与之交流。大吃大喝之间，我忘记了问陈尚龙一家为什么搬走。这个问题我至今不知道答案，而且认为陈尚龙也不知道——我是不能，他是不想。 为了庆祝毕业，陈尚龙把我带去了一家豪华的桑拿会所，金碧辉煌，不忍直视。两排穿着旗袍的迎宾小姐不断弯腰鞠躬，陈尚龙对我说：“你可以随便挑。”我问：“人数也可以随便吗？”陈尚龙哈哈一笑说：“我建议你不多不少挑四个，今天是我帮你庆祝大学四年顺利读完。” 泡在湛蓝色的澡池里，我问陈尚龙是不是常来这种地方。他说：“做生意呀，不来怎么行。早就想带你来了，一直等你到毕业。” 我有点感动，对陈尚龙说：“看你说的，太感人了，感觉就是一个女生对男生说，我一直等到你毕业，毕业后再给你。” 陈尚龙毕业后做计算机买卖，很快，他当年慷慨相对的各色人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顺利做成了政府采购。那些年政府纷纷搞办公自动化，电脑、打印机、复印机以及耗材和维修，是很大一个市场。政府采购当时毫无规矩可言，陈尚龙赶上了这个点。我认为这事很神秘，对他非常景仰。他说，没什么了不起，跟在后面做牛做马就可以了。 做电脑生意的陈尚龙生活达到了小康的水平。他想在老家盖一幢豪宅，但是老家一带开始拆迁。作为一个只有小小几间平房的外来家庭，陈尚龙一家在拆迁中几乎没有分到什么。很多人家都分到三五套九十平方米的安置房外加十来万现金，陈尚龙一家估计只能分到一套房子而已。为此陈尚龙父亲每天都去找村里负责拆迁工作的几个人，一家一家去找，到了门上坐下来，报以沉默的抗议。大部分人不理他。我的一个叔叔是主要负责人，我父亲知道我这些年和陈尚龙亲如兄弟，就跟叔叔说了，叔叔皱皱眉，还是把事情给办了，最后他们分到了一套九十平方米的房子，一套六十平方米的（以拆迁安置小区为标志的新农村，只有一百二十、九十和六十平方米三种规格）的房子，外加几万块钱。对这件事，陈尚龙还是一句话都没跟我说，不同的是，以前他见到我叔叔只会点头致意，现在他也喊叔叔了。搬家是一件辛苦的事，拆迁后的很多老人大概是因为脱离土地导致了生理的不适，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陈尚龙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搬进新家就一病不起，母亲每天闹着要陈尚龙去附近没拆迁的地方找一处地方给她住。于是陈尚龙从别人手里高价买了个院子，草草翻新，给父母住。 真正让陈尚龙发迹的是镇上的塑料厂。这个老厂占据着河边的最佳位置，如果本地盖商品房，这里是第一选择。某个领导随口说了句，谁买下来这个厂谁肯定发财，陈尚龙听了，立刻开始行动，借钱、贷款、担保，忙得眼花缭乱，最终成功把塑料厂买下来，坐等新买家。厂里的很多工人知道工厂被卖了，而且是传说中的贱卖，就打着保护权益的旗号来闹事，想分一杯羹。在厂房周围，出现了不断的拉锯战，一会儿，看守的工人被打退，随后，陈尚龙召集更多人把工人们赶走，过几天，又冒出一大群工人占据了厂房，在那里抽烟聊天，什么都不做，然后又被陈尚龙雇来的人打散。这期间，陈尚龙被弄得狼狈不堪，有时候觉得自己都小命难保。陈尚龙摸清楚了领头的几个人之后，开始一一去和对方谈，但不是妥协，也不是讨价还价，他只是先礼后兵，没有打算让这些人得一分钱。一一谈过之后，陈尚龙和相关的负责人做了长时间沟通，最后开始了清场。来自外地的将近两百个小混子把一百人不到的工人阶级队伍打得四处乱窜，镇上的服装店、小吃铺、五金店、烟酒店等商铺里，到处藏着被毒打的工人。陈尚龙的交代是，千万不能打死，但要往死里打。这件事的后果很严重，很多人出面调解，包括我叔叔，陈尚龙最终以赔付医疗费了事。这一切让工人们更加愤怒，到陈尚龙家里去闹事。他们不敢破门而入，就堵住门，往院子里扔东西。他们就地取材，把周围菜地的所有能拔出来的东西拔出来往院子里扔。很快，院子里铺满了各色蔬菜，夹杂着硬邦邦的山芋，偶尔还有几块可以要人命的砖瓦。陈尚龙一家人不敢出门，好在外面的人既不敢进来，也做不到保持火力。乘着闹事的人回家过日子，陈尚龙母亲捉了十只小猪，在院子里散养。每天吃着呼啸而来的表示抗议的食物，这群猪长得非常茁壮。陈尚龙本人决定一走了之，反正一切凭合同说话，很多相关负责人也替他说话。于是他去了深圳，他的父亲立刻在字条上写了“陈尚龙走了，不要再扔了”。贴在门口。但人们似乎扔得更狠，这种状况持续了三四个月，后来大家觉得实在捞不到什么，就不了了之。那群被空中来食养大的猪，一个个都习惯于昂首挺胸，往空中投去期待的眼光。 他的这些事对我而言是极其陌生的，同样，这些年我的一些事对他而言也开始陌生。我写了一些诗，结识了很多特色各异的诗人，这些在陈尚龙看来也是极其遥远的事。 在深圳，陈尚龙专职房屋买卖，买十套卖十套这种生意，有时候甚至买一个单元下来再慢慢出手。没有公司，没有帮手，陈尚龙凡事一个人解决，低调得像个老人。这大概也是陈尚龙能混到今天的原因，每一次的成功后，不吹嘘不嚣张，反而像犯了过错一样很谨慎。 我问过陈尚龙，厂房后来转手卖了多少钱，他没回答。我的理解是，这个数字大概会吓到我。陈尚龙在深圳待了三四年，其间，他结婚了，爱人是军人。出于孩子教育的考虑，陈尚龙回来后，老婆、孩子还是在深圳。其间，他父亲去世了，也没受什么罪。陈尚龙匆匆回家，低调地办了丧事，几乎是默片一样的葬礼。陈尚龙母亲不肯离开，那么就一个人住着。老母亲是陈尚龙回来的主要原因，不然，如他所说，可以去任何地方。 现在，陈尚龙放开手脚做起生意来，似乎觉得再像以往那样绝对的低调已经毫无必要。所以我一直觉得，低调只是陈尚龙多年来不得已的选择，他的本来面目是强悍和独断，再加上几分冒险。他给公司取名为“玉麒麟饮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招聘了几十号人，其中一大半都是年青一代，脖子上挂着金项链，跟在他后面耀武扬威。 这些年，陈尚龙每年春节都会给父亲和叔叔送去厚礼，整箱的烟酒，足以满足一个家庭一年的招待。对我，他没什么实物往来，一方面不知道该送什么，另一方面我们确实不需要这些。有时候我回想陈尚龙这些年的诸多壮举，突然觉得，和他是那么的陌生，他长时间的沉默不是默契，而是真正的无话可说。而有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多年来不思进取又自信满满，潜意识里就是认为，有陈尚龙在就不怕。 接下来的问题是，陈尚龙会变成什么样呢？他已经衣食无忧，为了老母亲他也舍得盖三层楼房，这不是满足居住，而是为了耀武扬威，和他们一家搬来之后近二十年的茅草土坯房子相对应。他要在洲上造一座豪华夜总会和上百个豪华包间，无非是为了让周围的人都看到他陈尚龙现在可以为所欲为，这和当年他们一家日日夜夜的战战兢兢相对应。他母亲可能活到八九十岁，也可能随时去世，这将影响陈尚龙如何安排自己在这里的一切。他在本地的时间由他母亲掌握，如果还有二十年，那么陈尚龙就必须稳扎稳打，如果只有两年，陈尚龙可以疯狂一把然后走人。最终，陈尚龙还是要回到深圳，回到老婆、孩子身边，他的后代在那里。从长远看，我这是和一个远方的人称兄道弟，而且可能还是陌生人。 对我而言，陈尚龙在哪里都一样，以电话的速度，在哪里没有任何区别。以每个人的生活而言，在哪里没有区别。但陈尚龙在老家两年和二十年，对我来说还是区别巨大，如果只有两年，那么我可以偶尔回去，或在南京跟他聚聚，大家心照不宣，无话可说。但如果有二十年，我真有可能搬到那座有着夸张的楼房的院子里去，回到当年，跟陈尚龙朝夕相处，在这个老板的照应下当一个自命不凡的诗人。这个问题只有陈尚龙的母亲能给出答案了，想着她剥大蒜的场景，我觉得她应该还能活十多年，她手脚平稳有力，蒜头上那么薄的一层皮都被她一点点剥下来，吹走，有多少七十岁的人有这样的眼力和脑力。从四十多岁起搬到这里，二十多年过去了，老太太大概对周围的人也看透了，当年很多对着他们吐口水的人，都死了，活着的，在陈尚龙庞大的越野车前只有避让的念头。如今一切都好，老太太对这里应该有了故乡的深情了。 我甚至能猜测到，她过世之后，必将风光大葬。老太太的葬礼将是陈尚虎、陈尚龙父亲和她本人三个人葬礼规模的总和。 2014年 这就是荒凉 每次回父母家，都是一次荒凉之旅。 那是一个拆迁之后安置群众的小区，非常之大，多年来我都没有穷尽它的前后左右——事实上它一直在建造扩张中，居住在其间的人们不断用瓜果蔬菜、家禽宠物和生老病死填充这个小区。小区几乎有了自己的灵魂和意志，要生长。 但这改变不了荒凉的现状。大家原都以为拆迁能够带来大面积的富裕，七八年过去了，拆迁到拆迁为止，富裕成为故事。每次回家，我只能看到极少的人在路上匆匆走过，更多的人因为不够富裕，只能呆坐在某个地方，诸如电视机前，楼道口，自行车棚的阴凉里，或者坐在敌意和幻觉交错的自我之中。路上除了必须去做某件事的行人之外，还会有三三两两的人聚集着聊天，一群心有不甘的人带着一身的灰尘和挂在外套上的债务听一个富裕的人讲述财富的故事。 小区外围，有世界上最小的沃尔玛超市，大概是为了彰显小而独特，它写作“沃而玛”。还有一家“好又多”超市，但“又”字风吹日晒之后少了一横，成了“x”字，和里面的漆黑一片相映成趣。来自异乡的重型卡车在这里毫不客气地按下喇叭，颤抖着把轰鸣声抛撒在原先是我们先人坟地的开阔大道上。这里的路太宽了，没有应对预期中的繁华，倒是呼应了真实的荒凉。 父母家里，也是一片荒凉。老年人的生活场所，回忆往昔成为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但和小区周围的一片动荡相比，这里干净整洁，处处反光，没有灰尘。厨房里没有一点儿油星，墙壁上没有丝毫污痕，马桶上没有一点儿屎尿，窗户总是死死关着，有时又谨慎地开着一道缝隙，缝隙里流露出对安全的追求。窗帘遮挡住阳光和视线，让房间里呈现出一种仓储室的排斥感。母亲对灰尘深恶痛绝，年近六十仍然每天和灰尘搏斗着。这是她维持生机的形式之一，另外一个形式，是等待我们一家三口回去，等待我们到家之后把女儿扔给她。 上周，我第一次在女儿出生之后单独带她回家。老婆有一个考试之前的短期培训。在早晨八点半我就把老婆丢在了培训地点，随后一边和坐在后排的女儿闲扯，一边不断加速朝父母家开去。不过四十五公里路程，其中三十公里是高速。九点出头，父亲打电话给我，问我有没有动身，我说，你下楼吧，我已经到你楼下了。他吓了一跳，和母亲一道快速出现在我们眼前，我收拾停当，让他们带宝贝孙女儿到附近转转，自己一个人回到了父母家里。 推开门的一刹那，我感觉自己回到了没有小孩没有结婚的时光，有一个空空荡荡的家和几个小时的时间任由自己打发。从这个角度看，现在的我和二十年前的我类似。但毕竟不一样了，当时的我为抽一口烟想尽办法，现在则是想抽就抽，毫无顾忌和敬畏。我多么希望有一尊神叫作“烟神”，和茶神、酒神之类的并列，让我们供奉和祭祀，这样我抽烟或许会有所顾忌，或者会出于对它的厌恶不再抽烟。但没有，没有烟神，没有传统，来去空空，香烟的背后没有群山和巅峰。家里熟悉至极，我连到处看看的兴趣都没有。斜靠在沙发身上，抽烟喝茶，看着手机，手机联网，里面内容无限多。或许因为太多，很多人皈依了手机。 我觉得无趣，出门，下去走走。最近几年，每次都是顺着一条不变的路开车到父母家楼下，少有步行。我从侧面的小路往小区外走去，一条巨大的黑狗出现在我眼前，看着我，低吼了几声，我小心走过去，它没有任何追加动作。楼房之间的绿化带做得不错，但边缘的土地上都种满了蔬菜，我看了看，都不怎么认识。一株株已经结穗的油菜花在风中东倒西歪，有的已经再也正不回来了。没走几步，我来到了小区的后门，这里有一条商业街，有规模，有气势，有各种各类货物出售，比如成人用品、汽车美容用品、各式糕点、老北京布鞋……但人很少。或许因为这时是周日上午十点左右吧，人们要么忙于正事，要么忙于闲事。 我走进药店，买了一盒眼药水，打算回城开车时点几滴。一个穿着白大褂的老奶奶把药卖给我，收钱。我对这瓶药水顿时充满了疑惑，仔细看了看生产日期之类。这位奶奶应该做餐饮而不该做医药卫生，就像我在某个豪华西餐厅遇到一位说着山东话的老大爷一样，他更应该做中餐而不是西餐。 揣着药水，我想着接下来去哪里转转。每次回父母这里，除了去餐厅吃饭之外，我足不出户，就像小时候母亲严格要求的那样。这让我觉得和生活、故乡以及亲人们脱节了。但现在，我不知道去哪里转转，生活、故乡以及亲人们似乎还没有安置好，小区似乎正在发育，像一个长着小胡子的丑陋的中学生。 我还是回家去了。一个角落里堆放着两尺多高的报纸，都是一家本地的晚报和本地的广播电视报。它们在这里依然享受着家具般的待遇，至少摆放一个季度才会被折旧卖掉。我一份份看，看的都是过去的体育版。时间在一场场早已过去的赛事报道中飞快地流逝，我听到了门外传来女儿叽叽喳喳的声音。在爷爷奶奶面前，她心情放松，随心所欲，被无限宠爱。 父母带回来几包菜，随后，快到无法想象，午饭好了，一道道菜放在了桌子上，丰富得让人疑惑不已。我们四个人各坐一方。父亲自斟自饮，母亲照顾着孙女儿，几乎忘记了自己也要吃饭。我和父亲闲聊，偶尔骂一句女儿。此情此景像极了多年以前，一家三口在一起吃饭，轻声说话，沉默多过交谈，只是委屈了女儿，当时她不存在，现在，她必须像一个玩具才能让我感觉和当年一样。 饭后父亲忙着收拾，母亲照看女儿，同时给我一些教诲，比如“早饭一定要吃好！”“在单位里要跟人处好关系，不然不难过吗？”“照顾好她们母女，这个小孩多可爱呀，真的是老天赐给你的礼物啊！”我一阵难受，不是教诲本身，而是从来如此，反复这么几句。这些话和墙上的阴影、房间里的气味以及饭菜的口味一样，几年来丝毫不变。这就是荒凉。 我决定出去走走，当饭后散步。问女儿要不要一起去，她不愿意。我从侧面的小路往小区外走去，一条巨大的黑狗出现在我眼前，看着我，低吼了几声，我小心走过去，它没有任何追加动作。楼房之间的绿化带做得不错，但边缘的土地上都种满了蔬菜，我看了看，都不怎么认识。一株株已经结穗的油菜花在风中东倒西歪，有的已经再也正不回来了。没走几步，我来到了小区的后门，这里有一条商业街，有规模，有气势，有各种各类货物出售，比如成人用品、汽车美容用品、各式糕点、老北京布鞋……但人很少。或许因为这时是周日上午十点左右吧，人们要么忙于正事，要么忙于闲事。 我走进药店，买了一盒眼药水，打算回城开车时点几滴。一个穿着白大褂的老奶奶把药卖给我，收钱。我对这瓶药水顿时充满了疑惑，仔细看了看生产日期之类。这位奶奶应该做餐饮而不该做医药卫生，就像我在某个豪华西餐厅遇到一位说着山东话的老大爷一样，他更应该做中餐而不是西餐。 揣着药水，我想着接下来去哪里转转。每次回父母这里，除了去餐厅吃饭之外，我足不出户，就像小时候母亲严格要求的那样。这让我觉得和生活、故乡以及亲人们脱节了。但现在，我不知道去哪里转转，生活、故乡以及亲人们似乎还没有安置好，小区似乎正在发育，像一个长着小胡子的丑陋的中学生。 一点钟左右，烈日当空，我回来，带着又买了一次的一瓶眼药水。我知道自己重复了，但十来块钱的浪费我能承受。以十来块钱的代价让自己进入重复循环的状态，我也愿意。母亲对我说：“你要不要睡一会儿？”我说：“好，不然回去开车没精神。”但我睡不着，女儿和母亲打打闹闹，做着幼儿园里教的游戏，女儿是主导，母亲成了任她指使的同学，甚至是道具。我努力闭着眼睛，努力想让自己睡着。回城的路上有一段是进城，或许会堵车，那种情景需要气定神闲，不能疲惫。 两点左右，我实在睡不着，站起来对母亲说：“杜大伟住哪一幢，我去看看他。”杜大伟是我初中同学，当年的好友，十多年来没有联系了。因为拆迁安置，他和我父母从原本相隔遥远的两个行政村变成了邻居。他关照过我父母，让我回来一定要去找他。这是三年前的事了，今天，我觉得我可以去找他聊聊。 “他呀，他已经不在这边了，跑掉了。” 我很吃惊，等着母亲继续说：“他看开三机（三轮摩托）赚不到钱，就借钱买了一辆面包车做生意，生意刚刚好一点，就跟人赌博，现在好了，欠了二三十万的债，跑了。” 我随口问一句：“二三十万的债就要跑走？” “你以为挣钱容易吗？这么多钱，他随便做什么生意，不吃不喝也要十几年才能还清。这个债厉害呀，利滚利，他一辈子也还不清了！” “他卖一套房子不就能还清啦？” “他家一共分了三套房子，他老子、娘住一套，不能卖，他弟弟住一套，他自己的已经卖掉了……他现在不是要饭，就是做苦力，或者死了。” 刚结婚那一年，我和老婆一起回父母家。我们动身离开时父亲在打麻将，不送我们，母亲和我们拎着大包小包的特产、新鲜蔬菜往车站走去。当时我们没有车，从小区走到车站，非常漫长，然后坐车到地铁站，再坐地铁回家，分三步走。我们手上的东西太多了，父母恨不得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给我们这对成家之初的夫妻。老婆看着小区门口的三机说，我们坐马自达（三轮摩托）吧！我不置可否地回答一句，然后和一个人的目光对视了一瞬。他就是杜大伟，戴着眼镜，白皙的脸上镶嵌着一圈络腮胡子。我收回目光，快步往前走去，边走边说，快走几步就到车站了。 那段路其实很远，但我还是鼓足力气往前走去，全然不顾手里拎着山芋、南瓜、玉米面是那么沉重。杜大伟斜靠在三机上的样子刺激了我，他身体倾斜，目光空洞，等着生意。那是我见过的最为空洞无物的目光。我自己大包小包的样子也刺激了我，我们都很累，还是不要相认相见的好。 在回城的车上，我对老婆说：“刚才那个开三机的，是我初中同学。” 老婆惊讶地说：“那你为什么不坐他的车到车站呢，走了那么长时间。” 我说：“没办法坐他的车，给钱他不会要，他一直很骄傲。” “那他怎么开三机？”老婆问，言下之意就是他现在怎么这么惨。是的，刚才看他放松地靠在车上，我看得出他的时间都耗在等客人用车上，一趟往往只能赚三五块钱。 我告诉老婆，他虽然骄傲，但考试成绩不好。不好到老师见了就很厌恶的程度。那时大家上学的目的不是全面发展，而是学校和老师考试升学率如何，是农转非。如果升学率高，思想、理论、经验、奉献之类都会随之而来，广为宣传。不高，学生就是老师和学校的罪人。 “但是他凭什么骄傲呢？” “他数学好，没有辅导就拿过省奥数的二等奖，老师做不出来的大题目他都能做出来。” 老婆不解地问：“那其他的学科很差？” “是很差，严重偏科吧。到了初三，他数学也一点儿不好了，其他人考试比他好的太多了。”我接着说，“他总是因为成绩太差被打被骂，有时候被打得哭半天。”教育就是一个权力的祭坛，我们都是供品。有的供品光鲜、坚硬，不能入口；有的供品早早烂了，被处理掉了。杜大伟就是被学校处理掉了，后来上了一个最差的中技学校。 老婆问我：“你们当时玩得怎么样？” “玩得很好，后来他不跟我们玩了，初三时几乎要退学了，回家不肯上学，但中考时还是来了。那个时候他每一门都很差，是最差的那一种。” “那你们毕业之后没有联系？”老婆又问我。 “写过几封信。我喜欢写信，但是他不喜欢，渐渐不联系了。我知道他这么多年一直在老家，现在拆迁了，你也看到了，他开三机。” 看来我是找不着杜大伟了。母亲还在说着杜大伟的事，一些细节，然后她重复着：“他现在不是要饭，就是做苦力，或者死了。” 我看了看有点儿得意和快意的她，没说什么。她觉得自己儿子现在落脚城市，有一份工作和一个住处，就是很圆满了。她不知道，我现在总是感觉，不是要饭，就是做苦力，或者死了。没有前途，没有名誉，没有舒心自然。太多的时刻我多么希望回到老家，从事和二十多年前类似的事，吃类似的食物。或者直接回到二十多年以前吧，躲在那里，哪儿也不去。当然我回不去了，中考、高考两次考试让我获益了，走远了。不然，我就是杜大伟。 成为了杜大伟的我，不能确保可以勤劳致富，很大的可能，也是会贷款做生意，弄得很失败，借钱去赌博，搞得很失控。然后，逃到仅仅看地图就觉得遥远的地方去，死也死在很远的地方。那时，杜大伟的母亲等人会反复说：“他现在不是要饭，就是做苦力，或者死了。” 下午三点半左右，我带着女儿，回城。我问女儿：“爷爷奶奶有没有带你去爬山？”她说没有。“那他们有没有带你去钓鱼呀？”她还是说没有。她很聪明地问我：“爸爸爸爸，你小时候是不是常常玩这些东西？” 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她感慨说：“我真想到爸爸你小时候去玩哪！” 我说：“我也想带你去呀（这话多么科幻，一个父亲带着他的女儿回到了自己十岁那年），但是我们去不了了！” “为什么？”五岁不到的女儿有一种无所顾忌的气概，对不可能的事总是心存不服。 我说：“时间是一路往前的。不要说带你到我小时候去，就是带你回到昨天，也不可能了。” 女儿沉默了，汽车飞驰，发出轰鸣声。车窗外风声大作。女儿突然说了一句：“那我们只好把明天当成昨天了。” 2014年 总有人是失败的 我不常回父母家，和他们日渐生疏。多年来，若想要和亲戚们接触，大体要通过父母，因此，我和亲戚们几乎不存在日常接触，更加生疏。我几乎要忘了他们的存在。当然我不会忘记。 去年四月初，单位内部做了颠覆式的人员调整。这是一个漫长斗争过程的最终定论，一系列运动和运作的最后爆发。我成为被调整的对象，从原本有望进入领导层的骨干被调整为一个名存实亡的副主任。所在的部门只有四个人，已有一个主任、一个副主任，如今别人私下称我为“副副主任”，非常儿童化的语言。结果出来当天，我借口出差，和妻子交代几句，开车回到郊区的父母家。 我打算在乡下住一晚。这里有几近虚无的安静和不掺杂任何色彩的漆黑。读书的那些年，我就是在这样的乡村夜间看书做作业，进而开始写小说的，度过了无数个对这个世界充满野心、形式上却与世隔绝的夜晚。当时老家还没有拆迁，我写作业和写作的场所，是偌大的厨房，当时的厨房极其壮观，前后两间，前面是吃饭的所在，碗橱、水缸和饭桌占据了主要的空间，后面一间一分为二，一半是几平方米的柴草间，另一半就是我待的地方，小桌子小凳子，一堆书，还有偷偷抽的烟。 我到家时，父母不在。我从来没有父母家的钥匙，这大概也是我与他们关系的缩影之一。我是客人，进门要提前知会。我给父亲打电话，父亲略带责备地说：“你回来也不打一声招呼，我们正在芜湖喝喜酒，你自己看着办了吧！”我们并没有外地的亲戚，所有亲戚都在南京，都在这个郊县，都在这个乡，从小到大我没有过长途跋涉和穿越时空的经历，这大概造就了我的局限与狭隘。他们去芜湖喝喜酒，想来是作为本地出嫁女子的亲友团过去的。我坐在车里抽烟，想着接下来怎么办。 我停车的地方是父母家楼下，拆迁后建造起来的小区，这个小区给人无边无际的感觉，更给人不断生长的感觉，不管是外在的扩建，一期二期三期四期，还是内部的生长。原来纯正的乡村已经不在了，但这个城市格局的小区，所谓“新农村”，以最快的速度显露出乡村的一面，人们纷纷在空地上种菜，在楼梯口架起煤炉，在地下室安置孤寡老人，在绿化带里养殖家禽，在六七点钟偃旗息鼓，让安静成为此处的主人，四处游荡，无处不在。当时是下午六点半，西天外渐渐由湛蓝变成苍白，由苍白变成灰暗，由灰暗向漆黑进发。我想，既然已经和老婆说了出差，那就去镇上找一家小旅馆住下来，我也确实需要至少一个晚上的时间梳理一下头绪。我可以不清楚自己何以被边缘化，但必须针对现在的处境做出对策，写明一二三四个步骤。看来，我还是企图改变现状的，不管是正面出击（也就是迅速而无耻地拍当权者的马屁）还是另辟蹊径，做一个不敢抬头的野心家，或者摆出骂骂咧咧愤世嫉俗的样子。 一个人敲我的车窗，我摇下玻璃，看到是大伯父，正对着我笑。大伯父在我的记忆里始终是四十岁不到的样子，那时我刚有了人类与世界的感念，认识了他，他也处在绽放的壮年岁月。近距离看我才愕然发现他已经是一个老人了，尽管神情和轮廓丝毫未变，但我对他的感觉从陌生变成更加陌生。我跳下车，和大伯父一起抽烟，告诉他我临时出差回来，路过父母家，结果他们不在。大伯父对我表示同情。经过一番来来回回，大伯父坐进车里给我指路，我们去他家吃饭。饭后是否住下来，到时再说。大伯父所在的村庄在村民的千呼万唤中最近拆迁了，他们搬进了这个小区，不过他们安顿好仅仅是两个月前的事，父母也只去过一次。 六点多钟的小区里塞满了进进出出的小生意人、下班的人、散步的人、撒野的小孩、闲逛的狗和没有人家的野猫，偶尔还有几只鸡、鸭、鹅在晃悠，一些晒在地上的谷物和干货，一些在风中飘动的艳丽的内衣裤，一些春节时贴上去如今残破不堪的春联门神。很难走，一公里不到的距离，开车花了近二十分钟才到。不过停车方便是这个小区的一大优势，空地很多。我停好车，折回来，从后备箱里拿了一瓶酒，再折回来，又拿了两瓶。大伯父一直说“不要客气家里有酒”，但他明显带着意外收获的喜悦，还伸着脖子看看我拿了什么酒。他好酒，终生不渝。 我对大伯父说：“二十年的赖茅，五十三度，很不错。”大伯父张大嘴笑了笑，对这个酒他大概不了解，随后他又严肃地对我说：“你别怪我们做长辈的教育你们，像你现在混得也不错了，有什么不好的酒就送给我们喝喝，你大伯父什么都不好就是好酒，也不要什么好酒，有酒就好过，你看你，平时也不回来，逢年过节的也见不到人……”我跟在他后面，踩着他的絮絮叨叨声朝五楼爬。“混得不错”，这几个字眼真让人苦涩，不在于我混得好或者差，而在于大家都认为你需要混。这是源自血液的观念。 我完全没有拜访大伯父家的打算，但真的遇到他，我也能应付。让我不能应付的是在大伯父家里的所见，在充满“世界梦想”“伟大复兴”等字眼的今天，难得看到这么寡淡空无的家，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分到的是九十平方米的安置房，不算大，但几乎不能更少的家具和苍白的水泥地面让这里显得很大、很冷、很荒凉。这个四月的夜晚，我因为在大伯父家的客厅里而感到寒气逼人。大伯母看到我一阵惊喜，然后就忙着把各种菜往饭桌上端。我看了看那些菜，感觉既有昨天的，也有上个月的，可能还有去年的。我不知道大伯父家的饮食习惯，但能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端出这么多菜，看上去又这么诱人，实属难得。大伯父让我坐一下，他还要再炒两个蔬菜。我也不推辞，在房间里随便转转。 这是一套三室一厅，三个房间，一个是大伯父他们的，一个堆满了杂物，一个虚掩着门，我知道这是堂姐的，但还是问大伯母，“这是小璐的房间吧？”大伯母连声回答“是”，我在她的声音没散去之前顺手推开了堂姐的房门，里面收拾得很干净，一张小小的单人床会让人误以为堂姐还未嫁，一个硕大的笨重的等离子电视机占据了大片空间，几乎就是一堵墙了，这电视应该是她结婚时购买的，它的体积却不是性能非常适合结婚这种喜庆的事。看来，离婚后电视机留给她了。窗台下有一把古筝，我觉得挺意外，扭头问大伯母：“小璐学古筝啊？”大伯母说：“本来是想买给罗晓天学的，后来她自己学了。离婚后有段时间她特别想不开，听别人说弹琴能好一点儿，她就学了，学得还不错。”我心想，这哪跟哪，堂姐怎么在现实挫折面前反而抒情矫情起来。大伯父在炒菜的间隙里听到我们的话，怒吼一句：“学这个有屁用！”他又跳跃性地补充一句，“一个月才见一次罗晓天，还不给见，总是推三阻四，打打闹闹也没用”。我赶紧问他：“小璐晚上回来吗？”“六点下班，路远，七点左右到家，现在应该到镇上了。” 我想走进小璐的房间去看看，坐在床上休息一下，这在二十年前我们两小无猜时再平常不过，我和小璐还有其他兄弟姐妹们一起睡过好几个晚上，每次都是殴斗到实在累了才睡死过去，而打闹时完全不顾男女之别，身上不存在隐私部位。现在不同，怎么能走进一个离异妇女的卧室呢？我回到客厅坐下，客厅没有沙发电视那种格局，仅仅是大小不等的四把椅子面对着电视，中间是一个风格迥异的后现代茶几。我又抽烟，对大伯父喊着：“不要太费事了，随便吃点就可以。”大伯父喊道：“没事，小璐还没回来，等她回来一起吃。”他甚至哼起了小曲，不知道是想起了当年儿子学业有成、女儿含苞待放的幸福时光，还是为了中和一下刚才的愤怒。我觉得，他还是在为接下来的喝酒做盛大的铺垫，我偷偷乐了一下。 大伯父把两道菜端上桌子，把它们放在正中央，一道是小青菜炒青茄子，一道是山芋苗炒蚕豆，材料虽然常见，但如此搭配很少见，显得很私密，在一片惨淡的老年夫妇的日常生活里又充满了小资意味。两道菜被放在桌子中间，容光焕发，周围黑乎乎的七八道菜越发显得低调和谦卑，像单位里不得志不得势的老资格或后辈高手们。我对大伯父说：“这个小青菜炒青茄子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大伯父咧嘴一笑说：“你大伯父做了四十年厨师，侄子到我的新家来喝酒，我要露几手。你没提前说，不然你第一次见到的菜更多。”我说：“喝了酒我晚上就不回去了，不能开车。”“那就住我这里。”大伯父斩钉截铁地说。我回头看看大伯母，她已经在默默地收拾那间被当作储藏室的房间了。那里有一张现成的床，床上原本堆满了生活杂物和各色食物，只要把它们挪开就可以。我一时不知道怎么表态，看着眼前的菜和被酒泡过多年的大伯父，我想喝酒了。 堂姐这个时候推门进来了。看到我她吃惊不已，语无伦次地感叹了几句，接着还是感叹，再感叹。但我们都没有认真地看着对方，不敢，除了因为大家已是成年男女，更因为陌生。多年不见了，我之于她大概只是一个符号，她只能从其他人的谈论中知道关于我的简单描述，这类描述可以用在千百万人身上。我对她也陌生，对我而言，她最让我觉得陌生的是失败的婚姻和惨烈的离婚过程。比这些更麻烦的是她不能按时按点见到自己的儿子，以及一个离异妇女的婚嫁问题。她似乎只能嫁给外地来本地谋生的穷苦人、本地上了年纪或身有残疾的人，再或者是同样离异的人了，这是惯例。她有这些问题，我大概不能和她好好聊这些，这让我们很陌生。我还是喝酒吧！ 大伯父准备用一次性纸杯，我赶紧制止，连声说“玻璃杯玻璃杯”，他不耐烦地说：“你们就是讲究，有什么关系。”我有点儿无奈，冲堂姐使眼色，她飞快地拿起杯子站起来，回来时换上了玻璃杯，冲我咧嘴笑笑。她笑起来的表情和大伯父高度相似，但是我不知道是因为辛酸往事还是茫然的现实让堂姐看上去非常动人，我再一次不敢看她。她突然说：“我也喝一点儿吧！”在大伯父一连串的嘟嘟囔囔声中她给自己倒了一点点。我又偷着笑了一下，大伯父显然是心疼酒，而不是心疼女儿，小璐喝点儿酒不需要谁心疼。我趁热赶紧吃了几口蔬菜，好吃，此外没有其他感觉。 我没有触景生情，记忆早就在提醒我，早十多年前，我读初中时，经常到镇上的大伯父家吃饭。当时的初中在镇子外围，我们则每天带米和菜，上午放到食堂蒸，中午时去寻找，找到自己的，拿出来吃。很多次，饭不熟，或者过烂，菜也常常洒了，甚至，饭盒不见了。当时我常常去火车站旁边的大伯父家吃饭，他们是否乐意，我眼下真无法判断，但是当时的大伯父一家，儿子读高中，成绩优异，堪称本地典范，放在古代，属于一定会高中举人衣锦还乡的角色；女儿，也就是小璐，虽然成绩一般般，无从谈起，但开始显山露水，出落得让人怦然心动。当时的大伯父一家正在被色彩绚丽的幸福未来强烈感染着，应该不会在乎我去吃饭。 喝酒的过程比较单调，我感觉调整的时间够了，就端起酒杯冲大伯父晃晃，含混不清地说一句，干一口。大家喝一口，然后吃菜，其间会互相问答。他们有很多问题要问我，因为如果堂哥还在世，大体上和我如今类似，落脚城市，在某个貌似不差的单位，扎根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某些方面，会相对不错，某些方面则很弱，需要两代人、三代人去体会去攻克。大致如此。大伯父对我的现状非常关注，大概是希望从我身上窥见堂哥的出息有多大，生活如何过，是否幸福。 我则不希望他们问我太多，尤其是我在对现在的单位以及幕后的人治充满质疑的时刻。我使劲问他们问题，但是鉴于大伯父在丧子之痛之后又遭遇到女儿离异、外孙被判给男方，我不能问得太直截了当。我只能问：“小璐现在工作怎么样？”大伯父回答道：“还不错。”小璐补充说：“离家太远了，每天花在路上要两个小时，而且还不是正式工。”小璐在一家电信营业点上班，更多的信息我也没问。我又问：“大伯父你现在身体还不错吧？”大伯父说：“还能喝酒，一天两顿。”小璐补充说：“不能再喝了，每次喝多都要好久才能恢复过来，整个人像痴呆了一样，我真担心你老年痴呆。”大伯父闻言瞪着小璐，他其实想说，“你管管你自己吧，怎么嫁出去”。但他没说，我们都知道。小璐也不会主动提及。 一顿酒，他们问了我百十个问题，我一一作答，除了当什么干部拿多少钱这种直截了当的问题外，他们都问了。而我也攒下了若干问题没有问他们。这些没有问出口的问题，随着其他的问题而越发成为问题，更加让我好奇。虽然其中的一部分，答案昭然若揭，但不听到他们直接说出来，我还是存疑。“小璐为何离婚”“现在打算怎么办”“有没有中意的人家”“儿子怎么办”“收入怎么样”……这些问题不算多么尖锐，但是因为小璐本人在场，我没办法问出口。或者说，因为大伯父在场，我没办法问小璐。我坚信，如果我和小璐单独聊这些事，她无论与我有多少年没有联系，多么趋向陌生，还是会说的。 大伯母犹如隐形人，我们开始喝酒时，她来来去去，端菜拿碗递餐巾，后来又不见了，犹如一道阴影被阳光刺穿消散；后来她冷不丁地又出现了，问我们这个是否需要热一下，那个是不是不够。大伯父不耐烦地说没事，你忙你的。我问过几次大伯母为什么不一起吃饭，大伯父都是含糊过去，大伯母也很腼腆地解释说不急你们先吃。她如此解释了一辈子，现在更加自然。我没坚持，我不是到大伯父家来扭转他们的格局的，只是吃饭喝酒。后来，大伯母坐到桌子边上，大伯父不断地给她夹菜，但是大伯母很快又不见了。她犹如一只漆黑的猫在家里游走，不在乎得失与位置，别人如何实际上已经与她没有关系。 自从堂哥去世后，大伯母在原本沉默木讷的基础上显得更加脱离实际。堂哥病危的那几年，我看到过大伯母号啕大哭，看到过她一瞬间泪如雨下，看到过她像疯了一样奋力干活，也看到过她像婴儿一样瘫软在自己的弟弟妹妹怀里。后来堂哥去世，我既没有第一时间到现场，也没参加葬礼，跳过了整个环节，再见到大伯母时，堂姐已经结婚了，我看到的景象是大伯母对女婿赞不绝口，说任何话都会扯到心爱的女婿身上。这大概是最为无奈的对堂哥去世的弥补了，虽然内心深处大伯母疼痛难忍，但是女婿的前后张罗、神头鬼脸还是让她感到欣慰。好景不长的是，女婿有了外遇，小家庭有了矛盾，女婿屡教不改，小璐坚持离婚，女婿一家打打闹闹，离婚一事周围人人皆知，最后还是离婚了——可能也不得不离了。宝贝外孙被判给了男方。作为常见的处事方法，男方对大伯父一家采取了不让见外孙的报复手段。这是常见的处理方法，我们所看到的影视作品里那种离婚之后相安无事，孩子在父母之间游刃有余的情形完全没有发生。我感觉，大伯母从那之后几乎没有说过多余的话，她的生活和语言简约到了极致。但她愁苦的表情散发出一种让周围人都胆寒的气息。这也是大伯母给我最初的印象。那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事。那时的大伯母，为未来揪心，战战兢兢，现在她是为过去心痛，接二连三的致命打击恰恰映衬出美好生活的昙花一现，短暂的快乐时光产生的近乎虚幻的幸福在一天天老去冰冷的大伯母身上尤其显得残忍。 或者说，大伯母还是在为未来忧心忡忡，她老了，未来被压缩在随便某一个清晨或者黄昏。她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大，但她在任何方面都不是老大的架势，除了辛酸痛苦。 我们说了很多往事，交代了当前的很多事。但是我们的每一句话都透露出陌生，见外。大伯父一直说“不要客气”，小璐一直说“不要客气”，我也没有客气，但是话说不到一起。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喝完酒，我站起来随便走走，大伯母说：“房间收拾好了。”我看了看那个突然之间被收拾一新的房间，尤其是收拾得喜庆无比的床，有了一种想要离开的冲动。我怀疑床上的被单被套都是堂哥当年使用过的，他们舍不得扔，如今拿了出来；我更怀疑他们把我当作堂哥，如今，儿子回家，破天荒地要留宿一晚，于是好酒好饭好床招待。我几乎要哭出来。 大伯父对我说：“喝茶。”我坐回吃饭的位置，面前已经摆好了一杯浓茶。酒后喝茶其实是大忌，但我们就是如此这般地过来了，印象中此地的人多少年来都是如此。我自己平时酒后也喜欢喝茶，这样对胃非常不好，但是忍不住茶叶的诱惑，尤其是在一些枯燥无味但是酒喝得不少的饭局之后。我们喝茶，抽烟，中途我起身从包里拿出两包中华烟。几年前，我就开始习惯在包里永久性地准备一些散装的烟和一笔钱，以备突然情况。比如接到某个好朋友的电话说是遇到车祸或者遭遇麻烦之类。今天也算是突然情况，是自己出了状况，我失去了在单位原有的那些小小的权力，失去了继续升迁的希望和人模狗样的资本，流落到大伯父家。 我和大伯父几乎是面对面沉默着。电视里传来源源不断的广告和澎湃的广告语，“让勇敢充满自己”“大师之作，价值典范”“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巴黎欧莱雅，你值得拥有”“一天两块五，上山打老虎”……我不知道大伯父每天面对广告时作何感想，现在，我觉得所有的广告都是在以虚假的气势鄙视乃至羞辱真实的日常生活，它的德行如同那种进城后的人们在鄙视同根同源的农村人。我努力问大伯父一些问题，既让他有话可说，也让他不至于难受。谈到福利时，大伯父比较高兴，和我列举学校最近一两年给他们发的各式各样的福利，橄榄油、围巾、被套、购物卡，等等。我确定他不是在暗示我什么，他只是真心地为一些工资之外的所得而高兴，好比这些是捡到的便宜，在丧失了堂哥这一人生的最大希望之后，大伯父把自己的希望与追求自动降格到最低，于是，每一分钱的意外所得他都觉得满足，如果可以，他会感恩与歌颂。 九点不到，小璐洗漱完毕，红着脸和我打招呼说，你们慢慢聊，我先进房间休息了。我觉得非常遗憾，遗憾我不能像小时候那样和她一起自然而然地走进房间，然后把门关上。或者说，我很遗憾自己不得不和大伯父坐在这里聊天，把成人之间的一些仪式履行完毕。在这个过程中，我会错过很多美好和有趣的事，但我毕竟不敢错过这一仪式。 继续枯坐一会儿，我起身，洗漱完毕，走进为我准备的房间。我坐在房间里发呆。这个房间里没有任何一本书，任何一个字，这对于习惯了文字的我而言是一种折磨。我应该倒头就睡，也确实因为喝酒而头昏眼花，但我睡不着，难受，并且觉得不安。我这算是什么呢，让大伯父一家“如临大敌”地招待我一晚，腾空了原本属于灰尘和杂物的房间。大伯父一家显然负担沉重，但是对于我的突然造访，他们还是给出了最为平和与温馨的招待，甚至包含了他们和我都难以言说的激动。 十点多钟，我出来上厕所。借着外面忽闪忽现的灯光，我看到茶杯茶叶还放在桌子上，于是我给自己泡了一杯茶端进房间，随后又折回来，把水瓶也拎到房间里去，随后我端坐在床上，拉着被子盖住下半身，开始看手机里的小说。我手机里存储了大量的小说，以至于彼此抵消，没有一部让人愿意看，这就是盈余时代的悲哀。我选择了最为通俗易懂的《盗墓笔记》，看了几分钟，觉得毛骨悚然，我厌恶鬼怪一类的事物，心里发毛。换成《父母是最好的老师》看，但刚看到作者简介就十分厌恶，作者介绍自己时说到了她的女儿，早熟，市三好学生等，这让我断定这个女儿在这样的母亲的教育下生活得非常悲哀和不幸。这本书的说服力从何而来呢！再搜索一通，找到了《万历十五年》看，这本书我看过四五遍了，好几次出差都是带着纸质版，一两个晚上看一遍。现在重看，咬牙往前推进。 实际上我在想着小璐，她晚上也喝了不少酒，加上白天劳顿，现在应该睡了。我很希望她过来，或者允许我过去和她聊一聊过去、现在、未来。我很想问问她是否可以聊天，但是我手机里没有她的号码，没有大伯父家的电话号码。以往，想要找他们，通过父母就可以了，现在我身在大伯父的家里，却觉得和他们隔得很远。 当然我可以敲门、敲墙，或类似的原始方式，但是如此一来，就没有退路了，如果她接受，那就是姐弟之间的长谈，不接受，事情难免演变成男女亲戚之间的混乱和尴尬。我一直没有什么举动，坐在那里看书，虽然《万历十五年》的叙述很精彩，官员与皇帝们的处境很吸引人，但是我不能够融入其中，我被泥泞的现实和充满了霉味与悲哀氛围的大伯父家拖住了，不断抬头看看周围。真的是家徒四壁，石灰墙上除了灰尘和隐约的水渍，没有任何装饰，床靠墙，墙的苍白与冰冷倾斜在床上。这个房间里甚至没有电视机，大伯父他们认为我就该早早睡觉。此前他们问过我，要不要看电视，可以在客厅看，我说不用了，自己平时也不看电视的，他们于是把客厅的电视、灯全部关掉，躲进了自己的卧室。一切显露出老年人的生活习惯和接近湮灭的气息。我也不好发出多大声音，窝在床上看书吧！ 很快我坐着睡着了，酒精和焦躁让我一点点陷入麻木和昏睡。醒来时，口干舌燥，胃里不舒服，每咽一口唾沫都感觉刺痛。看看时间，十二点，我站起来打算上个厕所，然后睡觉。 推门出来，我愕然发现小璐坐在我刚才坐的座位上，一盏壁灯开着，光线落在餐桌上，小璐面前放着好几个大碗以及一个塑料袋。她冲我笑笑，我第一反应不是她笑起来很漂亮，而是这个时间出现在眼前的笑容异常恐怖——她还披散着长发。定定神，我看清桌子上的塑料袋里装满了豆子，红、黄、绿三种，小璐正在把豆子分开，一种放进一个碗里。我有点迷糊地问：“这么晚了还干活？”她看看我没说话。我发现所有这些豆子表面都有一种奇怪的光泽，作为稍懂古玩的人，我马上想到了“包浆”这个词，几乎要笑出来。我的猜测是对的，小璐对我说，这些都是她爸爸打发时间用的，好几年来，如果睡不着，他就把豆子给分开，要花好几个小时。然后她补充说：“我今天睡不着，可能是喝酒喝的。”我有点儿冲动地伸手抓住她的手腕，随即再一使劲，把她的手甩到一边，坚定地说：“别忙了，睡觉吧！”小璐顺从地站起来往房间走。她站起来那一刻我比较紧张，因为她如果说“还睡不着”，或者说“你再陪我说会儿话”，诸如此类，我不知道怎么应付，不知道从下午到现在积累了好几个小时的郁悒会演化成什么样的事物，是冲动，还是承诺，或者是近乎邪恶的发泄。 好在她朝她自己朝北的房间径直走过去，我往洗手间走，嘟囔一句：“你搞半天豆子我都没听到一点儿声音。”她回头朝我笑笑，在昏暗的光线中表情越发苦楚，窗外闪过的车灯的光芒让她的身影猛然出现在墙上，又消失。她没有光辉，只有一种信徒的重负挂在脸上，虽然我知道她没有像很多人那样，在生活不顺后皈依了这个教，那个教。她学古筝，在我造访的夜晚捡起了父亲打发时光的豆子，她正介于发泄和放弃自我之间的那个阶段。 堂姐下班回家时，我就注意到她手腕上空空如也，没有当下很多女性手上的装饰或手表。于是，在一个月后的五一长假时，我没和父母多说一句就跑到大伯父家，给他送上了两桶四斤装的原浆酒，心里嘀咕着“看你能喝多长时间”，同时送上了一块手表，说是给小璐的。大伯父、大伯母没多问我理由，我反而有点儿忐忑，补充说：“前几年小璐结婚生小孩儿我都没回来，这个小礼物算是弥补一下。”大伯父疑惑地看着我，我也觉得好像非常牵强，赶紧说：“这个酒很好，六十八度，保证你喝得好。”大伯父留我吃饭，我说中午安排好了，在我舅舅家，他说晚上到我家吃饭，我说要和我父母说一声。于是我打电话，父亲勉勉强强同意了，他不愿意麻烦自己的大哥，却又对我明显努力而主动地和亲戚们接触高兴。 晚上，两家人坐到一起吃饭。父亲、大伯父和我喝酒，小璐不喝。有父亲在，我立刻成了配角，听他们说话，对其中疑惑的人或者事提问。一顿饭以正常偏快的速度吃完，照例是酒后喝茶，母亲和大伯母一起收拾着，小璐则两头跑，一会儿去给她们搭手，一会儿到我们这边给茶杯添水。这一次，大家完全没有提到已经遥远得不复存在的堂哥和人生陷入深渊的小璐。一切都是泛泛而谈，拉家常。而我则能不说话就不说话，我又回到了十来岁时的状态，他们是大人、成年人，是主角，我是配角，旁观者，无足轻重，甚至注定了将要与此无关。 很快到了国庆，我一年内第三次和大伯父坐下来喝酒，大伯父为我的到来甚至准备了螃蟹。我给他带了两瓶酒和一条烟，自己临时买的，没有给小璐带任何东西，毕竟我们是平辈。父母没有和我一起来，他们到底还是鼓励我自己去和亲戚们相处过日子的。大伯父对此很不高兴，说我父母嫌弃他们。这也不是事实，他自己说着说着也觉得应该见好就收了。我们喝酒，在秋高气爽的正午坐在阴暗的客厅里聊着以往的事，拆迁之前，然后是20世纪90年代，20世纪80年代，20世纪70年代……大伯父的表述太凌乱了，我很多时候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小璐陪在一边，异乎寻常地沉默，我看到她手腕上的手表，我送的，她冲我笑笑，以示感谢，但没有一个字。 到了春节，在我即将回家前，父亲在电话里调侃我：“你要不要去你大伯父家？”我想了想说：“算了，没意思，你帮我送几件常见的礼物去他们家，说我没回家过年。” 我决定不再去大伯父吃饭喝酒了，可以说我嫌弃他们，也可以说我不想过多打扰他们。我真正的理由是和他们无话可说，我努力希望自己能够像生活在他们中间一样推门就进去，坐下来就吃喝，但是这一状况不仅不合现实，我内心也排斥。我得承认，在大伯父一家的事情上，在和小璐恢复堂姐弟关系的事上，我努力过，但是快速失败了，可以说我努力得还不够，但无法知道什么叫够，因为完全没有一个目标出现在眼前。好在，总有人是失败的，快一年了，我在单位里的处境依然没有好转，在诸多同事眼里，我是本轮人事调整权力斗争的失败者已是定论，我无所谓，总有人是失败的，相对于早早变成灰烬的堂哥，相对于小璐，相对于大伯父大伯母，无论物质生活还是内心，我都已经富足得让自己都很羞愧了。 2012年 后记 地球上的李黎 波佩/红岩文学杂志社常务副总编辑 2003年，我从天上回到人间居住两年有余，已渐渐适应久违了的人气和烟火味，命运再无波澜，心境安谧，生活也开始有了些小模样。这期间，我读到一个冠名“隔墙有耳”的短篇小说，于无声处，开始震惊于人类社会中的某一款人际关系，被描写到极致和出格。随后，我结识到在地球上住了二十多年的作者李黎，源源不断地读到他更多的小说。这些作品中，作者深谙世事所散发出的叙述语感，令读者回味绵长的语言跟笔触，使我联想起同一时期的一部小成本电影《这个男人来自地球》，甚至妄想着李黎和影片中的讲述者约翰（自述为耶稣）一样，已在地球上活了一万四千年。话说这位曾经的史前穴居人、人类历史的完整经历者约翰，在电影中持续讲述着各个时代人类的故事，且一直停留在三十五岁，永不衰老。回观李黎，二十郎当，事实上的毛头小伙一枚，其时，他的小说写作刚刚起步未久，但叙述口气却和疑似耶稣的老约翰惊人地相似。 时至今日，我常常还是会有个错觉，今年三十五岁的小说家李黎，其实就是《这个男人来自地球》中的讲述者约翰。基于他的小说呈现出来的古老的和新鲜的人类景观，他已在地球上生活上万年，如今作为叙述者的李黎正经历着一个三十五岁的轮回，他要讲述的，正是这一轮回中正在发生的事。每当我进入这样的想象之中，浑身上下，即刻被时间带来的惊悚所包围。但不一样的是，由于某种可触碰的即视感，这时，现实感极强的李黎，既不像那个穿梭于时空次元的讲述者，甚至不像是一个天马行空的作家，更像是他自己小说中的一个实实在在的小人物，是由n个被他塑造和虚构出来的人格组合而成。由此，在我这里，李黎和李黎的小说，具备了更为丰富的文学内涵，那就是“现实感”和“非常现实感”。作为他的责编，十多年来，我不断地读到李黎的新作，整个流程约莫是这样：有时他是在头天把一个小说写好，第二天改毕，当晚用qq传送过来，我在第三天凌晨读完并在第四天决定刊发。又或者是许久没有他的消息，半年后通过电子邮箱发来一堆中短篇小说，那时，就有一堆疑似李黎的小说人物在眼前晃悠，参与我的生活，从未中断。直到去年的一个诗歌笔会上，常年住在邮箱里的李黎，qq、博客和微信中的李黎，在我看来已具有电子化人格的李黎，用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的固体结构，出现在一堆——以气体为主的诗人中间。 那时，小说家李黎另有一个诗人身份，他用如斯语气写诗：“父母进入晚年，家中的一切开始静止。”不带抒情而唤起诗性的，却依然是叙事的方式。正如我预感到的那样，接下来他会在诗歌中这样叙述：“家中唯一的生机，是遥远的子女偶尔回来……”这一下，又把我拉回到李黎的小说中去，是接下来的这一句，把诗歌开篇的现实逼仄和窒息的生活常态，置换到一个有长度，有烟火味，有人际发生和有想象力的书写空间，甚至是，将这些能源输送到一个辽阔的叙事语境中去。于是，从中加深了我对李黎文学的认知。我明白他从“饭桌上有一只大雁”，这样极端的和残酷的视觉中，渐渐养成悖论特质和陌生化的书写方式，并从中获取文学性。 平头、浓眉，体肤略显黝黑，面上残留着少许未曾剃除完全的胡须，南方人常见的欢实的小身板上，有南京京郊僻静的巷陌，或寂寥村落生成的生活气，淡定、深沉和宠辱不惊，甚或，有某种宿命的氤氲。这样的气息和氛围不是出自对书本的阅读，也不是旅行，貌似更多来自祖传的民间经验和生活智慧。或许，这些都能从李黎偶尔泛着狡黠的眼光中透露出来。 就这样，通过李黎，我认识了生活于地球上另一种逻辑空间里的族类，认识了小说人物杜大伟、陈尚龙，认识了杜大伟和陈尚龙周边的人事和人际。有时是化身主人公“我”的——陈尚龙的同窗、叔伯、表哥，有时是他们生活的对象和对立，尤为奇妙的是，还结识到一只名叫安德烈·曹寇的鸟（那个作品是李黎另一文学空间里的书写潜能，像是他写作行为中的一个意外事件，始于这只鸟也暂时终于这只鸟，尚待开发）。无论是人还是鸟，这些主人公都有着南方人古老的散漫气质，但是由于他们生活于当代，而显得并不那么自由。他们有某种乐此不疲的“生计游戏”跟日常“耍事”，却又谈不上尽兴和彻底，甚至，在某个界限边沿，陈尚龙们耍得也还算欢实，见缝插针，游刃有余，纠缠不休，呈现出时间和生活的本性细水长流，因此命运从未终结，但时有阻滞，其结果，却总是以失败告终或与沮丧结伴而行，具备了浓烈的和暧昧的悲剧气息，透出一种我们接触得越来越多的现代性的深度荒诞。究其根本，是因为他们的现实理想和欲望，与当下的某些人类体制和身心界限，甚至是与人类的宿命发生了剧烈的冲突，由此形成陈尚龙们这样一个族类的命运特征。 去年、前年，从未脱俗的我曾随周围的其他地球人一道，追过一个通俗美剧《穹顶之下》。该剧脚本改编自斯蒂芬·金的同名畅销小说，剧情以一个名为切斯特磨坊的小镇为背景，说的是某天，一个从天而降且坚不可摧的“穹顶”断绝了小镇和外界的一切联系，同时也终结了小镇维持多年的平静假象。追看两季，明白该剧并非传说中的科幻片，显而易见，编剧的目的是要展示和探究——某种象征着封闭的人类体制，或被孤立于其他人类的命运，某种非常态的现实，如穹顶一般落下之后，其中的各种人格裂变和人性的种种反应。 阅读各个时期李黎的小说，即便是在新作《还债》、《人工湖》和《尚龙小传》等作品中，同样能感受到如上述《穹顶之下》——某种被无形或透明的穹顶“画地为牢”，随后，深陷其中各种人格所发生的转化或剧变，最后出现人性纷呈的现世景象，以弥补和丰富我们的视觉盲区，获取随之而来的通鉴和警醒。不同于美剧的是，李黎在人物安排上（事实上也是基于中短篇小说的体量和结构的考虑），尽量使用了减法，把各种人格的出离或聚合，于某一个极尽现实的人物身上，集于一身。对比这三个中短篇共同的主人公陈尚龙——基于叙述者“我”的身份的转换变化：《还债》中陈尚龙的表叔、《尚龙小传》中的同窗、《人工湖》中的表哥，将主人公置放于不同的现实视角和心理变化当中，多侧面多角度洞悉身心的转化过程，呈现出一种“立体人物”的即视感。当我们于各个叙述场景，与不同时空里的陈尚龙相遇，总是会有《这个男人来自地球》的讲述者约翰的类似感受，那就是无论人类社会如何演变，人性的基本却大致相同，只不过，人物所处境况不再一样，即便是在一万年之前和一分钟之后。 小说的基本法则从未改变，但风格和技术却代代不同（如今的变化速度或许尤以季度为单位，是上一季跟下一季的区分）。这或许与各个时代和时期，人类生活的“变态”即成常态（瞬息变化中的常态）和随之而来的文化语境，对小说的要求各有不同有关。自有小说这门艺术以来，人类从未中断对所经历时代小说痕迹的记录，在小说的诸多传播渠道中，尤其是在纸质时代，给我们留下较多深刻的印记和经验。当我们沉浸于当下语境，用如今的文化视觉和文学思维，观照过往时代的小说作品时，无论是小说《纽约客》表现出来的辞藻矫饰和语言直白，还是一个时期《收获》等小说基于伪先锋，而泛起的语焉不详跟哗众取宠之嫌疑，都会给身处于当下身心状态的我们和我们的真实阅读带来较多不适。如今的小说家要勉为其难模仿莫言和余华，则同样会冒着上一代作家曾经经历过的诸多风险和惨痛教训，深陷于类似他们当年集体难逃马尔克斯们小说阴影的处境之中。事实上，从眼下李黎小说可持续发展的端倪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小说写作和阅读，只需回到地球上我们自己的这一片文学疆域，或穹顶之下，理清一条线索和思路，那就是类似李黎们在他们的每一篇作品中，提出的一个隐形的问题：我们这种人（比如陈尚龙们），是怎么经历的我们这么一种境况？而无须借助于貌似“经典”的莫言或马尔克斯，甚至无须借助于《这个男人来自地球》中——那个莫须有的上帝——老约翰的方式。 2015.5.10？匆于渝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