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爱情》 第一章 1 父母爱情 我怎么看，怎么觉得他俩不般配。我就想，这月下老人也有办糊涂事的吋候。 写父母的爱情，是天底下最最不明智的举动了。但我实在太想写他们了，到了想起他们手就痒痒的地步。 我把我的这个想法和打算讲给我的大姐听，大姐用那么一种眼神看了我半天，又思忖了半天，问我，你没病吧？我也想了半天，确认我没病。于是，我就铺开稿纸，蘸足墨水，大张旗鼓地写我老爹和老娘的爱情——如果婚姻也算爱情的话。 我是他们的第七个子女。具体点说，是他们三个儿子四个女儿中的最后一个女儿。他们生下我的时候，连给我起个正儿八经一点的名字的力气和兴趣都没有了。他们管我叫老七，这个名字听起来匪里匪气的，让人很容易联想起威虎山上的某个角色。这个非正式名字一直叫到我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乃至结婚有了丈夫。到现在我的丈夫还时不时亲热地喊我一声老七，那感觉就像我不是他明媒正娶的原配妻子，而是个来路不正的伪劣的七姨太什么的。对他那种很有成就感的声音我义愤填膺，但这事我又实在没法跟他翻脸。寻根究底，我的脸实在应该找我的父母去翻。 生我的时候，我父亲已是四十五岁的人了，我的母亲也已三十有八。这种年龄按现在科学的围产保健说法，已是高龄父母，而我母亲则应该算是高危产妇。他们巳经过了生育的最佳年龄，这时候生下的孩子很容易是白痴或者弱智。想想也是，现在我这种不顾一切地要揭他们短的举动，实在应该算进白痴或者弱智的范畴里去。 如果你们以为他俩生了七个孩子，而且儿女双全，那生活一定美满幸福，这样，我这个白痴或者弱智就要笑话你们也是白痴或者是弱智了。数量有时候什么也不能说明，只是一次次行为的重复罢了。 据说我还不是最后一个，我底下竟然还有过一个老八。但老八不走运，人还未完全成形，就被穿白大褂的人用刀子从我母亲温暖的子宫里提前赶走了。那是一个男孩，如果有他在，就会有人叫我姐姐了，这样我也可以有个比我更小的人儿好欺负。可惜我没有。 从我懂事那天开始，我就开始用冷眼观看我父亲和我母亲的情感生活。你们千万别把我当天才看，别忘了我是一对高龄夫妇的产物，没成为白痴或者弱智已是我天大的幸福。实话说我一点也不比我上边的哥哥姐姐们聪明，只不过我比他们任何一个都**。对，是这话，**。 七岁那年我得了肾炎，有了毛病的肾儿乎置我于死地。住了十个月的院再休养了三年，我最后总箅彻底从弟弟老八那儿逃回来。出院的时候我已11岁了，父母把我关在家里，不让我上学不让我出去玩甚至不让我过多地下地走动。白天，整个大房子里就剩下我和我母亲两个人悄无声息的喘气声。 孤独就是在那个时期悄悄地附身，**，从此也就呼之欲出了。 这种对于一个八岁儿童可以称作是特异功能的本事，被我首先活学活用地用到了我的父母亲身上。于是，我就觉得日子过得比以前有意思多了。 我父母结婚的时候，新中国的第一部婚姻法已经颁布实施一一年多了。那部新婚姻法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的心是体贴广大青年男女的，把婚姻自主、自由恋爱旗帜鲜明地白纸黑字地写在里头。我就纳闷：作为一个堂堂的海军军官的我的父亲和一个几乎可以算得上是大家闺秀的我的母亲，他们既没人逼着，也没人赶着，怎么就走入了洞房，并且勤勤恳恳地开始了漫长的生八个活七个的生儿育女的夫妻生活呢？ 我父亲跟我母亲结婚时已三十多岁了。那时候党和国家还没提倡晚婚晚育，以他那样一个相貌堂堂的男人磨蹭到这种岁数，是十分可疑的。我父亲对此的解释十分的高尚和堂皇：“这有什么呀，我那时在海军预科学校补习化，机会难得，哪还顾得上这些个儿女情长的私事？” 当时我们兄弟姐妹七个很为有这样一位珍惜时间刻苦学习的父亲自豪，以后才知道，原来整个不是那么一回事。 我母亲出生在青岛一个不大不小的资本家家庭。我的外祖父有一家纺织厂，一家洋车行，一家洗染店，一家药店和若于家小饭店。解放前夕，这个狼心狗肺的资本家席卷了全部金银细软，把其他财产能卖的全卖了，带着他的小老婆和小老婆生的一双儿女，逃去了台湾。 外袓母一火一急，痰火攻心，半年不到就一命归了西，丢下三个虽已到了法定继承年龄但什么也没继承到的儿女。也是因祸得福，一解放，政府跨踏了半天，好不容易给他们兄妹三个高职低配地定了个城市小业主。真是谢天谢地！小业主在解放了的新中国跟资本家比起来，简直不是一个重量级。 母亲那时在外祖父被公私合营了的药店当会计。一天，市卫生局一个穿着双排扣列宁装的姓寇的女同志来到店里检查工作。她一见到梳着两条长辫子长得端庄秀丽的母亲，眼睛就像钉子一样砸进母亲的身上了。她拉起母亲的手，柔着声音问了许多很女性化的问题，像多大啦？有对象了吗？家里都有什么人等等。母亲很不适应这种亲密无间的同志似的谈话，几次想把纤纤玉手抽出来，但寇同志那双温暖的、略带点粗糙的手却固执地攥着母亲的手不放。母亲试了几次，试出了寇同志的固执，也就作罢，由她播着去了。 过了几天，寇同志又来了。这次她直扑母亲而来，像搞地下工作似的把母亲叫到店堂门外，和着温暖的阳光，站在药店的牌匾下，把我的父亲向我母亲和盘托出。 母亲回家把寇同志提亲的事告诉了她的哥哥和姐姐也就是我的舅舅和姨妈。那时舅舅和姨妈的处境是这样的：舅舅已婚，娶的舅妈是外祖母老家的一个远房外甥女，不幸的是舅妈娘家是个恶霸地主，舅妈的爹舅舅的老丈人已被政府镇压，舅舅逃了个资本家父亲却凭空沾上了个恶霸岳父，想想都堵心。姨妈虽未结婚但已订婚，男方他爹是外祖父过去的生意伙伴，在阶级成分上也是个高门槛，姨妈嫁过去日―怕也不会好过了。 听说海军军官我的父亲主动送上门来，舅舅和姨妈哪有不喜出望外的道理？他们一致认为找个革命同志来家冲冲喜壮壮胆搀和，这可是天上掉下馅饼的喜事。 父亲和母亲初次见面就出了个小岔子，问题自然出在我的不常出门的父亲身上。那天，我母亲在寇同志的陪同下，按约好的时间立在公园门口足足等了将近半个小时，父亲才儉慌张张满头大汗地跑来。寇同志一问，才知父亲是坐公共汽车坐过了站。 母亲一听就不乐意了。心想：这不是笨蛋一个吗？在这个城市里，除了乡下人恋着公共汽车，谁还会过站不下车？ 其实，我父亲可真不是那种让女方一见就凉半截的男人。童年在鲁西北农村老家里虽然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即便这样，也没把父亲的身材给耽误了。父亲立在那儿，一米七八的个头，50年代时兴的中分头被水抹得服服帖帖的，上衣口袋里插着一支英雄牌钢笔，表明他对化的渴望和不陌生。我那时的父亲，虽然进城仅两三年的工夫，但混在城市小伙子中，简直可以以假乱真。 穿双排扣列宁装的寇同志，一脸胜利在望的欢欣和喜悦，她把五官一个劲地朝中间地带集结，拍着双手说，好了，好了，什么时候吃你们的喜糖啊？ 父亲脸上在过春节，他厚道地只顾一个劲挪，嘿嘿直乐，像翻身做了主人的农民分到了一块上好的土地，舒展着眉头只等着在上边精耕细作了。 母亲却不乐意。她除了反感父亲坐公共汽车坐过了头的呆板不机灵外，还明察秋毫地发现了父亲手指甲缝里藏着许多污垢。她回到家对她的姐姐诽谤我的父亲说，看那乡巴佬样儿，还插着杆钢笔。听他说话我敢肯定他认的字不上一百个，那英雄牌钢笔插在他口袋里简直糟蹋了！ 在后来的日子里，父亲对母亲的冷淡并不是视而不见，可他对母亲又实在是欲罢不能。“革”期间，父亲对那句“亲不亲阶级分”的话总是不服气，因为他有资格亦有权利不服气。你想，这句话用在他身上有半点灵验吗？ 第一章 2 父亲硬着头皮频频进出我母亲那成分复杂的家庭，有几次父亲都要泄气打退堂鼓了，是舅舅和姨妈给了父亲力景和勇气。在后来的追求中，父亲竟带上了一股负气的成分，开始的那份爱恋反倒不那么明显和重要了。 是那股不蒸馒头争口气的农民式的争强好胜心主宰着父亲。父亲想的是：老子打仗时多少难打的据点都拿下了，还怕你这个梳着两条长辫子的资产阶级的臭小姐不成？ 母亲在这场战争中完全是孤军奋战，她最终还是寡不敌众向我父亲举起了纤纤玉手。 一九五一年元旦，母亲乖乖地跟着梳着中分头、军上衣口袋里插着英雄牌钢笔的父亲入了洞房。 一九五一年国庆货前三天，我母亲首战告捷，生下我大哥，取名叫国庆，从此拉开了大生产的序幕。 我对我父亲有感观印象的时候，父亲已不再留中分的发式了。我对父亲留着分头的印象来自家里那本褐色的泛着尿床孩子褥子上那种痕迹的影集。影集里那一时期的父亲，留着分头，高昂着清秀的国字脸，他那副意气风发的样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我就怀疑：这是我的父亲吗？这不是电影《南征北战》中的髙营长吗？但再一看或坐或站在一旁的我的母亲，我又不得不信了。因为我的母亲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跟高营长合这么多影的。 我的怀疑不是没有道理的，我当时认识、的父亲跟影集里的父亲走样走得邪乎：他一丝不苟的小分头已荡然无存，一种底下推上去、顶上向后梳的那个层次的干部们比较常见的发型，使他看起来同别人家的爸爸没什么两样儿。脸不再清癯，那种国字形的脸一旦发起福来，一下子就天庭饱满，地颏方圆，跟他首长的身份很配套，再加上他的背着手慢腾腾走路的习惯，真有那种闲庭信步的派头。 我对我母亲的印象比较复杂，不太好说。我记事时母亲巳是四十多岁的人了，但四十多岁的母亲脸上保养得几乎看不出岁月的痕迹。她的肤色很白，皮肤很细，这两样给她的年龄大大地打了折扣。我上初中时，有一篇课里提到了“徐娘半老风韵犹存”这样一个当时我还不知是褒是贬的词句。老师在讲台上起劲地解释“徐娘”和“风韵”的时候，我脑袋里一下子就有了母亲那张白皙细腻的脸。我相信全班四十多个学生我是最先明白并深刻领会这个成语所表述的那种年龄的女人的模样。为了这个风韵犹存的“徐娘”，我心里别扭了好些个日子。 那时我的父亲是个相当一级的首长，在我们住的家属大院里，他和王海洋的父亲同是最高长官。我那时觉得王海洋他爸爸司令的称呼比我父亲政委的称呼要有气派有尊严得多，我觉得司令可以叉着腰到处骂人，我父亲这个政委却不行。政委要随时随地在脸上给大家以温暖，让大家可以随便靠近他。我觉得这不太带劲。 我家住在营房的最后边，也可以说是最上边。那座有着红色芤顶的独门独院的房子建在一个半山坡上，左边是王海洋家的一模一样的院子和房子。这两个深宅大院简直有些目空一切，它们威严地俯视着用石头围墙圈起来的部队大院，好像司令和政委连部属们吃饭睡觉这样的生活琐事也要暸望一样。我时常爬到我家的院墙上，向下瞭望着袭绕炊烟和比例缩小了的行人，马上有一种一切都不在话下的感觉在我的肢体内像菌类一样悄悄地蔓延。 我家的院子大得足够我们七个骨肉同胞在里头捉迷藏胡闹的，那种像小刀划在玻璃上一样尖锐的吵闹声很容易让人误解成这里是一所小学校或托儿所什么的。这种欣欣向荣人丁兴旺的景象对我家左边的邻居无疑是一种恶性刺激。王海洋他妈妈常年有病，一年有半年呆在医院里，在家这半年也是皱着个眉头紫着张嘴唇大喘气的时候居多。独子王海洋的孤单和寂寞是可想而知的。好在他进出我家大门极为方便，有时甚至连门也不用进，索性翻墙而人。反正我家一只羊是放一群羊也是放，多他一个不扎眼少他一个也不觉得，他也像我家的老几一样长在我们家，后来莧真成了我们家的一员，入赞进门当了倒插门女婿成了喊我老七的丈夫，不过这已是他妈病逝他爸又娶了新人以后的事情。 我父亲的工作很忙，他对我来说有时只是一个来去匆匆的背影。我们的母亲同王海洋他妈一样深居简出，但我母亲的面部白皙气色极好，只是她那双漂亮的眼睛却不似王海洋的病妈那样，总是深情地爱抚在王海洋猴子一样干瘦的脸上。我们的母亲从不这样，她那双大而双目炯炯有神的美目总是穿越过我们兄弟姐妹七人的头顶，落在一个虚无缥缈的地方，好像那里有她另一群子女和另一个家。 母亲总是一副很烦我们的样子，对我们七个小活物没完没了接连不断的要求和纠纷始终缺少一份做母亲应该有的耐心。她大部分时候是皱着眉头听我们说话，听不到一半她就会挥着手不耐烦地把我们从她身边轰走。她的这种继母似的态度跟我们的父亲简直没办法相比，因此，我们兄弟姐妹在情感上比较靠近我们胖胖的长得没什么特点的当政委的父亲。 父亲虽然总是来去匆匆，但如果他在家，他总是能尽量地同我们打成一片。他纠正哥哥们做的弹弓，说，笨蛋，这能打鸟吗？这连鸭子都打不着的。接着他便找来工具，撅着肥胖的屁股蹲在地上敲敲打打。哥哥们拿着经父亲改进过的轻便顺手而且射程提高了不少的弹弓，打鸟打鸡打鸭子，偶尔也捎带着打人家的玻璃。玻璃的主人呼啸着冲出来，冲着哥哥们兔子般逃窜的背影，气得破口大骂：“**！” 玻璃主人们骂的不是对弹弓进行了改造和对其后果负有一定责任的我父亲，而是伤害着对弹弓同样深恶痛绝并把玩弹弓视为乡下野孩子的我的无辜的母亲。 父亲对我们姐妹的态度跟对我的哥哥们有着深刻的不同。这种不同像一个老农在他的土地上种上玉米、小麦这些赖以活口的主粮后，又在田头地边上捎带着栽上点豆角、黄瓜之类的副食—样。主食是活命的必需，副食则是在有了主食以后对生活的奢侈。我的父亲虽然远离了农村，远离了田间地头，虽然党组织往他脑子里灌输了许多科学的先进的唯物的类似“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这样一些符合历史潮流的道理，但在父亲脑子里那块由父亲的父亲和父亲的父亲的父亲耕耘过的土地上，却顽强地根深蒂固地生长着由他的祖祖辈辈们栽种下的几蓬杂草。因此这怨不得父亲，可以说他基本上箅是属于无辜的。 无辜的父亲虽然受了父亲的父亲乃至父亲的父亲的父亲的愚弄，伹这并不影响他对我们姐妹们深厚的爱。其实我们只要能体会到这种爱的深厚就行了，对他主食和副食的潜意识用不着去深究。实话说，我们姐妹真的很爱很爱我们的父亲。 父亲经常背着母亲给我的已经知道臭美了的姐姐们一些毛票小钱，让她们买回些粗的细的空心的实心的塑料头绳花花绿绿地绑在头上。对我这个乳臭未干屁事不懂的老闺女，父亲最乐意做的是抱我在他的怀中，用那些短粗的胡茬扎我，听凭我在他怀里拧曲怪叫，这时候父亲就哈哈大笑。多少年过去了，父亲那种哈哈的笑声会经常无缘无故地出现在我的耳边。那种慈爱是我在我母亲身上永远无法体验和得到的。 母亲跟父亲在青岛这座景色秀耐的海滨城市结婚时，对“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句古话还没有实际性的认识。虽然她万分委屈地嫁给了我父亲，但对婚后丰厚的物质生活和安逸的日子基本上是满意的。虽然新中国废弃了军官太太这个词汇，但她的姐姐我的姨妈私下里经常用这个过时的词戏称她，我母亲也就半推半就地受用着。母亲做梦也没想到，她嫁的在第一次授衔时被授予海军上校的丈夫在广义上讲其实也是个兵。因此，在父亲接到去一个边防要塞任职的命令时，她竟气愤地骂我父亲是“骗子”，说我父亲是个“彻头彻尾的十足的大骗子”！她那泪流满面的样子，真像是一个被人贩子拐卖的良家妇女。 父亲提着一个柳条箱独自到要塞赴任去了，据说母亲竟连出门送他一送都不肯。母亲拖着我的大哥国庆抱着我的大姐亚洁肚子里擴着我的二姐亚萌固执地留守在青岛海军基地一套日式营房里。但母亲开始那种誓与青岛共存亡的架势不到半年就没了气势，虽然母亲身边有个五十多岁的寡妇帮佣，但她渐渐地竟有了身心交瘁、力不从心的感觉。舅舅和姨妈趁这个时候帮助我的父亲攻进了青岛那座日式老宅，母亲又一次向父亲举起了依然纤细的双手，拖儿带女踏上了千里寻夫的路程。 第一章 3 父亲任职的要塞，是一些散落在一个狭长海岸线上的大大小小的岛屿。母亲一踏上其中最大的一个作为要塞区最高首脑机关的岛屿，就被这里的荒凉、闭塞和单调气得够呛。但这个时候回头已是不可能的事了，母亲和她的一双儿女已被青岛市注销了城市户口，手里的盖着大红章子的随军迁移证告诉母亲：热爱海岛、保卫海岛、建设海岛、繁荣海岛是她惟一的一条出路。当时，这样的豪情满怀的口号被守岛的军民用海边的鹅卵石铺排得到处都是。母亲看着这个架势，知道一切挣扎和努力都是徒劳的，母亲轻轻叹了口气，竟认命了。 后来母亲才知道，她的青岛籍贯在这个偏僻的海岛上根本用不着大惊小怪。要塞区有一个工团，那里堆积着许许多多北京、上海、南京、苏州、杭州的女工团员，甚至还有一个马来西亚华侨的女儿。母亲引人注目的原因不在于她的青岛籍贯，也不在于她残存的秀丽。母亲令人频频行注目礼的原因在于她当主任的丈夫我的父亲。父亲那时的面部虽然还清癯，但他作为政治部的一号首长，掌管着岛上大大小小军官们的政治生命和仕途，人们在注目着父亲的同时把余光扫射到我的母亲身上，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这种注礼支撑着母亲的精神。我猜想，母亲开始那段艰难的适应时期大概就是拄着这一束束的目光走过来的。夜深人静的时候，母亲借着月光看着躺在自己身边的这个打着坦率的呼噜的男人，在心里安慰自己：我还图什么呢？人生的最高境界不就是精神上的快慰吗？ 母亲开始了无可奈何的热爱海岛的生涯。保卫海岛的事不用她这个无缚鸡之力的妇人操心，建设和繁荣海岛是她能够做到的。但岛上没有工厂没有企业，她从青岛那家老字号药店开出的关于工龄、工资诸多条条的工作调函几乎成了一张废纸。母亲那时因为肚子的不方便竟还暗自窃喜这种没有工作可做的轻松和自在，等她回过味来觉得万万丢不得这份国家正式工作时，那张调函就真的只能用去擦屁股了。母亲成了真正的地地道道的无事可干的随军家属， 她跟那些从农村随军來的家属们从形式到内容完完全全地统一了。 我和我上边的几个哥哥姐姐，就是打劫着母亲这种破罐子破摔的潦倒心境乘虚而人欢天喜地地挤进了这个热热闹闹的世界。 以我现在这种为人妇为人母的角色去体贴当年的母亲，我给予母亲以相当的理解。试想，在那样一个时代，在那样一种环境，我母亲除了生孩子还能干点什么呢？你总得给她点成就感吧。 父亲又一次在心中暗自窃喜。父亲把母亲的又一次失败看成是他又攻占了一个敌人据点。 父亲自从娶了我的城市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母亲，除了享受着母亲的年轻貌美外，还收获了一群数量不菲性别齐全的儿女。再就是，父亲又兼容并蓄了一些很繁琐零碎的东西，这些繁琐零碎的东西几近鸡零狗碎，令父亲这种有身份的男人不太好启齿。像饭前便后洗手，像饭后用温开水漱口用湿毛巾揩嘴，像睡前要洗脸洗脚洗屁股，像……等等等等。有一次父亲在跟他的老乡喝酒时喝得过了点，借着酒劲竟说了句哲学气息相当浓厚相当耐人寻味的话。 父亲说，农村包围城市能解放全中国，城市包围农村能过上新生活！ 我记事的时候，人们已不再管我的父亲叫主任而改称政委了。我想，人们对政委家属的注目应该比对主任家属的注目更聚精会神一些，我母亲的精神享受也会更完全一些。但我此时的母亲，对别人的目光似乎已进入了一种疲软状态，她对人们的注视开始若无其事无动于衷了。 母亲这时的角色意识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她的政委夫人的角色比我父亲的政委的角色扮得更逼真更出色，虽然这有点喧宾夺主的味道。佰母亲不管这些，她像一个自我意识太强烈的演员在舞台上没有一点整体观念一样，把台下观众的注意力都引到了自己身上，全然不顾她仅仅是个配角，更不顾主角会对此有什么想法和看法。 父亲对母亲似乎有点力不从心了。他对这个给他生育了七个儿女的女人基本上是没什么话好说。三个儿子，四个女儿，这对父亲来说已是相当满足了，父亲觉得除此之外再去跟个娘儿们家计较什么未免有失男人的风度。因此，父亲对母亲基本上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放任自流的态度。 父亲的仕途之路可能在开始的时候用力过猛了一些，伤了点元气。五十岁之前大踏步地向前，向前，向前，想不向前都不行；而五十岁之后，父亲似乎是累了，显出了老态，喘着气开始了原地踏步。父亲对此看得极开，他是打内心里看得开，而不是嘴上说说内心深处又是另外一个样子那种。父亲以一个质朴农民的善良的心态看待这件事。他认为，他自己能由一个苦大仇深的农村穷小子走到今天这一步，巳经不错了，相当不错了。再向党伸手要这要那，别说党性了，就是人性也说不过去。 母亲却不，父亲的停步不前表现出的焦躁、不安和不冷静使她显得有些失态。好在她这个时期的岁数帮了她一个大忙，替她掩饰了一下：更年期。这是这个年龄屋的女人们最理直气壮为自己解脱的一个借口。 她时常以一种漫不经心的口吻开导父亲，告诉他谁谁谁找谁了，谁谁谁跟谁谁谁是一担挑的连襟，言外之意连我这个黄毛丫头都听得出来。这个时候的父亲会非常厌烦地说母亲，去去去，我工作上的事你不要过问也不要插手，这个毛病不好。 母亲望着父亲的背影，把饭桌上的碗筷收拾得哗哗乱响，眼睛里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痛心。 母亲开始不动声色地为父亲的升迁推波助澜。人家是夫唱妇随，母亲是父亲不唱自己也要唱了。 要知道母亲真有这个本事和这种能力，想想我母亲的家庭出身，我们就应该对她充满信心。 母亲一个经常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深居简出的随军家属，她竟比我的当政治委员的父亲还了解要塞的干部，她甚至知道谁反对我父亲，为什么反对，反对到什么程度。 母亲的手脚真的干净利索，没看见她上蹿下跳，便该巩固的巩固了，该加强的加强了，该修补的修补了，该孤立的孤立了。而对这一切都是在我父亲眼皮子底下摘的小动作，我父亲竞然一点动静也没听见。就凭这一点，你我的母亲不服是不行的。 母亲对上边来的人格外留了个心眼，她像个不出门的秀才，对要塞区的迎来送往清楚得就像她就是招待科科长。她神得像个有里应和外合的奸细，什么也逃不出她的那双依然好看的眼睛。 记得那年军区有一个管干部的副政委进岛考核班子，正赶上七级大风，海上的大浪把副政委的五脏六腑都要搅出来了。好不容易到了岛上，副政委一看小招待所那一桌子的花花绿绿就觉得胃里又在折腾，只动了三模子赶快回去躺下了。睡了一个多小时，副政委被咕咕叫的肚子吵醒了。副政委爬起来原地打了几个转，也没找到可以充饥的东西，正恼着火，只见门轻轻地被推开了，一个扎着条羊角辫穿得干干净净长得眉清目秀的小丫头没敲门就闯进来了。 小丫头进门喊了声伯伯，把手里提的淡黄色的双层饭盒举着送了上去。副政委接过来打开一看，眼睛立刻就亮了起来：下边是一一盒温温的、稠稠的、黄黄的、烂烂的小米稀饭，上边是切得细细的、荆寻香香的、腌得脆脆的萝卜咸菜丝。 大区副政委探下花白的头颅，和蔼地问小丫头，你叫什么名字呀？小丫头奶着声天真无邪地答了。大区副政委又问，你是谁家的孩子呀？小丫头又奶着声天真无邪地答了。大区副政委抬起头来抚着小丫头柔柔软软的黄头发，像抚着自家的小孙女。 我母亲要的正是这种效果。小米加步枪能夺取新中国，小米加萝卜丝难道什么也得不到吗？我母亲不信！ 我的父亲一直是朴实的，即便他的官做到了一定程度，这种质朴也没有多少褪色。这种质朴浑然天成，是农民出身的父亲最可贵也最可爱的一种品质。这种天然的朴实加上城市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母亲的反衬，我们的父亲在我们七个兄弟姐妹的眼里不仅可亲可敬，而且平易近人。 第一章 4 母亲对父亲的朴实总是嗤之以鼻，有时甚至无法忍受父亲这种朴实。我就经常见到母亲在面对父亲那种自然流淌的朴实时脸上所溢于言表的那份神情，那神情同一个急着赶路的城市人被一个乡下人拦住问路时的德行一模一样。 那个时候，社会上的大气候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强制性改造甚至专政；而在我们家的小气候里，情形恰恰相反，资产阶级猖狂得不成体统。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母亲在对农民出身的父亲进行着诸如饭前便后冼手、饭后漱口揩嘴、睡前洗脸冼脚洗屁股等等后犬行为的改造的同时，还得寸进尺地要对父亲一些先天的v惯进行彻底的清除。 父亲吃饭时总是要闹出一些动静的。手上的，碗上的，屁股下的。这些母亲还能够忍受，让母亲不能忍受和深恶痛绝的，是来自父亲的嘴巴上的。母亲一听到父亲雄壮有力的吧嗒吧嗒的声音，就会呈现出一种美尼尔氏综合征的症状。 母亲对父亲这张在吃饭时吧嗒有声的嘴生了几十年的气，同时也问这张嘴进行过不懈的斗争。但父亲可以改掉饭前便后不洗手、饭后不漱口不揩嘴、睡前不冼脸不洗脚不洗屁股的毛病，但对这吃饭随意的权利决意誓死捍卫。后来我想，这大概是父亲被母亲管出了逆反心理。 母亲管不住父亲的嘴，就把气撒在我们七张无辜的嘴上。“不许出声！”母亲用筷子敲着大理石面的饭桌，脸吊得像个修道院的嬷嬷。有时真不知父亲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反正每当这种时候，他的咀嚼肌总是异常有力，双唇发出的声音震天动地，哪怕他吃的是一块又白又嫩的豆腐。我们的七双小眼睛就盯住母亲看。母亲又总是不说话，只用白眼珠子瞪着父亲，那里边盛满了鄙夷。 那时，我真羡慕父亲那张自由自在的嘴。那时我就想，等我长大挣钱了，离开这个家，我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放开大嘴轰轰烈烈自由自在痛痛快快地吃一顿饭。 难以想象的是，在这两个阶级的潜移默化的引导下，我竞会出现这种结果：感情向着农民出身的朴素实在的父亲漂移，行为规范却向着资产阶级出身的母亲靠拢。 我刚当兵那阵，新兵们在操场上累了一天，到吃晚饭时八个人围在一张桌子上狼吞虎咽。那天凑巧指导员坐在我们的饭桌边，她听着吧塔成一片的声音，生气地放下饭碗，批评大家说，女孩子吃饭这么不明，你们看人家！指导员的筷子点的是我。新战友们的眼睛齐刷刷地集合在我的嘴上，要学习我吃饭的优。我一口馒头卡在嗓子眼里，咽不下，吐不出。当时我恨透了这个让我难堪的指导员。后来我听人说，指导员的家庭出身很不过硬，她爸爸不是个教授就是个研究员，反正是那个时候不怎么吃香的成分。我就在心里嘀咕：怎么回事？越是这些出身不好的，臭毛病越多。 母亲的臭毛病把我们兄弟姐妹们折磨得死去活来。她不但控制着我们吃饭时上下嘴唇的动静，还把许多本来相当愉快的事搞得大家无所适从怎么也提不起情绪来。 有客人送来一包地瓜干，我们对这种又甜又筋道的东西馋得简直垂涎欲滴。好容易把客人盼走了，我们刚要一窝蜂样地扑上去，那包地瓜干就被母亲保养得又白又净又纤细的手给盖住了。 不许吃！母亲喝道，口气一点商量的余地也没有。母亲当然知道我们是不会甘心的，接着就循循善诱：地瓜煮的时候洗了没有？煮地瓜的锅干净吗？切地瓜的手打肥皂好好洗过了吗？晒地瓜干的时候苍蝇爬上去了没有？……我们在母亲生动形象的怀疑中彻底泯灭了对那筋道可口的小东西的向往。 咱们摊上这么个妈真倒霉！你们说是吧？我们的大哥国庆这样对我们议论我们的母亲。我们就异口同声地说，对，对，对，真是够倒霉的了！ 我母亲嫁给我父亲几十年，竟一次没回过我父亲的老家，虽然我父亲的爹娘她的公婆已先于他们结婚之前双双拘去。但我父亲还有一个大哥活着，还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若干个侄子侄女侄孙子侄孙女，更不要说那些横七竖八枝枝杈杈的七大姑八大姨了。本来母亲做做样子也该回去一下，给父亲个面子，可母亲却说死也不回去。母亲理直气壮地对我父亲说，我倒不是怕回你们乡下去吃苦，嫁给你到这么个破地方来我什么苦没吃过？我主要是怕虱子，一提起虱子我就浑身起鸡皮疙瘩。母亲说到虱子时脸上那种表情，倒勾起了我对虱子的无限向往，我真还想看看虱子到底长得什么样。 我父亲的大哥我们的大伯死于一年的夏季，死因不详且死得突然。我父亲带着我的大哥回老家去给他的大哥奔丧。十多天后，父亲带着大哥回来了，我记得那是一个天边有宥晚霞的非常美丽的傍晚。 父亲和大哥是突然站在我们面前的，就像神话里的天兵天将。我们惊喜地围上去。父亲和大哥见到我们，也像是见到了久别的亲人，脸上的笑容令我们感动。 母亲听到声音，从屋里出来，一只肩膀斜靠在门框上，双手抱在胸前。回来了？她不冷不热地问了一句，像地主婆见了出工回来的长、短工。 父亲不计较母亲的态度，这么多年了他已经见怪不怪。父亲放下手里的提包，边往尾里走边说，快弄点吃的，饿坏了，也累坏了！ 母亲伸出一只手扶住另一边门框，说，等等，在外边冲个澡换了衣服再进来。 父亲立在那儿，不明白母亲的意思，问，换什么衣服？我这肚子饿着呢！ 母亲并不放下手，皱着眉头说，让你洗你就洗，让你换你就换，啰嗦什么？ 父亲的脸吊下来，说，哎，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多毛病？这么别扭？ 局面开始紧张，我们的注意力从父亲手中鼓鼓囊襄的提包里集中到了僵持着的父亲和母亲的那两张脸上。 就在这紧要关头，公务员小姜不知从哪钻出来，他提了两瓶开水端了一只脸盆。小姜把手上的东丙放在父亲脚下，边往盆里倒水边劝父亲，洗冼吧首长，水都是现成的。 父亲的火也像是天兵和天将一样，突然从天而降。他飞起一脚，踢翻了脚下的暖瓶——暖瓶的爆炸声就像我军发起的总攻的炮声——接着父亲开始横冲直撞，他边闯边朝母亲大吼一声，你他妈给我让开！老子偏不吃你这一套！ 母亲被父亲的总攻吓了一跳，手没放下，倚着门的膀子却离开了门框，留下了一条窄窄的缝。 父亲的胖身子就是从这条窄缝里挤进去的。战斗似乎就这样结束了，父亲和母亲打了个平手。太不过癒了。我们站在一旁观望的孩子们普遍有这种遗憾，连公务员小姜的脸上也好像有这层意思。我们一致认为母亲太嚣张了，没有她不管的，现在是该有人管管她了。可父亲只踢翻了一个暖瓶，只大吼了一声，我们觉得父亲距离我们的希望还差得远着哩。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我们高贵的母亲因穿着短袖上衣而**出来的胳膊上，就像皓月当空繁星满天一样，布满了大大小小、密密麻麻的红疙瘩。 我大姐惊叫，哎呀妈！你路膊怎么了？虱子咬的，母亲简练地回答。我们一家人顿时面面相觑嘴里塞着满口的饭。父亲急速地把口里的东西咽下去，把脑袋探出饭桌，用手扑拉扑拉头发，奇怪地说，咦，咦，日他娘的，怎么光咬你不咬我？ 它们跟你是青梅竹马的朋友，怎么会咬你？母亲故意拖着长腔，阴阳怪气的。 父亲脸上有些许歉意，他虽然不再吭声了，但那神情，比坑声都难受。 成年以后，我添了一个毛病，到别人家吃饭一看人家厨房卫生不理想，肚子马上就疼，过一会儿准拉稀。跑到医院一看，医生说我是神经性腹泻。我一&这个词儿，猛地想起那年夏天我母亲胳膊上那些密密麻麻的红色斑点；同时我还想那些密密麻麻的红色斑点肯定不是什么玩意咬的，而是母亲身上自生自长的。你想，既然有神经性腹泻，为什么就没有神经性皮炎呢？这样一联系，我简直把我母亲佩服死了：母亲身上十八般武艺俱全，要什么来什么，真是神了！ 我的父亲在他的家乡方圆几十里箅是混得有头有脸的了，乡里乡亲的都羡慕父亲的亲戚们有这样一个当大官的靠山。未承想恭维话听多了，把父亲的亲戚们搅得心里挺窝火：有这么个大官亲戚什么光没沾上不说，还担了个虚名，太不划算了。他们把这样一层理儿一想通，就群情激奋，就摩拳擦掌……凑巧有一个侄子像第一次农民起义的首领陈胜或吴广一样，及时地振臂一呼：走哇！到三叔家吃大盘子去呀！于是父亲的亲戚们，就像当今社会上止不住的民工潮一样，开始浩浩荡荡地势不可挡地向我家挺进。 第一章 5 母亲对这样一群蝗虫般的夫家的亲戚，厌恶的心情自然可想而知。但她从不多说什么，因为她觉得她这个没有工资同样吃着父亲闲饭的人在这种时候说话是不明智之举。只是她不怎么跟他们说话，也说不到一起去，整天淡着一张脸。但父亲这些厚道的亲戚们却对我母亲这张淡脸总是视而不见，或者见到了也不往心里去。他们或许还在心里说，这是俺三叔家，你个娘儿们家箅个尿！ 母亲的口碑在父亲的家乡极差，他们一般能不提我母亲尽量不提，实在要提起她，通常就用“三叔那个操蛋娘儿们”代替。这真是一群爱憎分明的人们，你给他们几分颜色，他们找个机会是一定要还回去的。 每次这些穷亲戚上门，最难受的要属我的父亲了。父亲实在想善待他的亲戚们，让他们也跟他享几天福，但我父亲的工作又实在是太忙了，抽不出太多的时间陪他们，只有把他们交给我的母亲和公务员。公务员帮不了我父亲多少忙，能帮他忙的父亲又说了不算，因此父亲的难受也是可想而知的。 有一次因为来人太多，把我从我的房间挤进了父母的房间。很晚了，父亲以为我睡觉了，就不把我当回事地同母亲谈开了。其实我没睡着，父亲和母亲的对话我听得一字不漏。父亲说，你就不能笑笑？脸上好看一点？母亲说，不能。父亲说，为什么不能？母亲说，笑不出来。父亲说，怎么就笑不出来呢？ 噢！你问我，我还没问你呢！母亲好像火了，声音一下子高了许多。母亲说，看着这黑压压的一片，你能笑得出来吗？父亲沉默了。他没法不沉默。 我父亲虽然保持了一些农民的质朴的淳厚，但他毕竟离开老家的年头太久了，再加上他身边有我这样一位母亲，所以父亲的变化是跑不掉的。 父亲的亲戚们却还把父亲当成几十年前的那个愣头愣脑的庄稼汉，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的饭前便后不洗手，他们的饭后不擦嘴不用温水漱口，他们的上床睡觉前不洗脚不洗脸，他们手指甲缝里的污垢，他们随地吐痰然后又踏上一只脚把那口痰拉长的做派，他们满口的脏话，甚至他们吃饭时上下嘴唇的吧嗒声，都已让父亲觉得陌生，觉得不可思议，觉得难以接受，以至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他们吃饭的架势跟我的父亲很相似：那托着碗底的左手，那横腰掐住筷子的右手，跟我父亲简直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只不过他们比我父亲吃得凶猛，还比我父亲多了一种迫不及待。那频频出击的筷子，那把盘盘碗碗翻个底朝天的劲头，让同在一个饭桌上的我们很难适应和接受。我们把目光一齐压向父亲，父亲的头在这一束束的目光下一寸寸矮了下去。父亲把脸探进碗里，像鸵鸟把头埋进沙漠里。父亲放松了咬肌，细嚼慢咽，嘴里的吧嗒声忽然听不见了。 就这么不可思议！父亲的乡下亲戚把我母亲改造了十几年也没有改造成功的父亲从乡下带来的毛病给改掉了。那时我的大姐已上了初中，初中生的大姐已经能很准确地使用那些从课本上学来的绉绉的成语典故了。大姐说，这叫“解铃还须系铃人”，父亲在乡下害下的病，就得让这些乡下的赤脚医生来治。 到后来，父亲实在草鸡了这些乡下的骨肉同胞们。父亲给老家的一个当民办教师的侄子写了封信，不知这位堂兄是怎样力挽狂澜的，反正以后的日子安生清静多了。 其实，要让我这个旁观者公平地说一下，我认为，我父亲的老家，也就是我的那些堂哥堂姐们，这些一年四季挂着一身粗布衣裤的农村亲戚们，即便是排着队来，排着队走，扛走大包，拖走小箱，他们从我当政委的父亲那儿得到的，还没有我母亲的娘家，也就是我在青岛的舅舅和姨妈，这两个城市亲戚一家得到的多。 我发现，城市人和农村人最大的差别，不在于口音，也不在于穿戴，而在于为人处世的方式和方法。农村人大喊大叫，城市人不动声色；农村人为一个针头一条线脑能计较出脸红脖子粗的效果来，城市人却决不为一国一垣的得失而轻举妄动。世上的便宜总是属于那些能沉得住气的人们。 城市人能沉得住气，农村人就不行。 我的乡下的堂哥堂姐们，他们对我们家的向往是一年四季**着的。他们高喊着：“走哇，到三叔家吃大盘子去呀！”没头苍蝇一般，嗡嗡地来，嗡嗡地走。他们没有明确的目标，也没有远一点的打箅，他们给什么吃什么，给什么要什么，不挑剔也不嫌弃。他们最出格的事也就是顺手牵羊地塞上一条毛巾围巾或枕巾，掖走一块肥皂香皂或一盒带过滤嘴的好烟。他们基本上沿袭了北方农村收枣的方法，站在枣树下，抻着脖子举着头，抡圆了杆子一阵乱打，能打多少箅多少，打下多少是多少。有枣没枣反正都要打几杆子。我的初中生的大姐刻薄地说，要不怎么管他们叫农村老杆呢。老杆，老杆，打枣的老杆子！ 当年，我的舅舅和姨妈联手将他们的妹妹我的母亲推进我的父亲的怀抱的时候，除了他们认为我父亲有能力让他们的妹妹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让他们的妹妹幸福外，恐怕对他们的自身利益也不是没有考虑的。但他们突出了前者，隐匿了后者，他们做得不留任何痕迹。 他们从不像父亲那些乡下亲戚那样，轻装而来，沉重而去。他们从青岛来到我们住的岛子上，总是大包小包地带，临走反而让我的母亲觉得没什么给他们可带的。岛上惟一拿得出手的海产品对青岛这个海滨城市来说，似乎也不是太了不起的东西。我们到码头上去送他们，对他们带来的和即将带走的行李的反差感到吃惊。在他们面前，我们倒像我父亲的那些乡下亲戚了，这让我们有难为情的感觉。 但有一点却被我们长久地忽视了，也就是说忘记了把一件更重要的行李算上。后来我们才懵然醒悟，原来我们是用不着那么难为情的。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出身不好的舅舅和姨妈，在填各种政审表格时，除了要老老实实填上外逃台湾的外祖父外，在社会关系一栏里，他们就毫不客气当仁不让地填上我的父亲。他们先是郑重地写上我父亲比较乡气的名字，然后再郑重地写上**党员，然后再郑重地写上中国人民解放军xxxx部队政治委员。 一个政审表上，能有我父亲的胖身体压着就够分量了，我父亲即便不能给予他们什么，但也足够跟我外逃台湾的外祖父分庭抗礼的了。 父亲为他们做的好像还不止这些。舅舅家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姨妈家的两个女儿，除了舅舅家的二表哥眼睛近视得跟个瞎子似的，其余的表哥表姐们统统被我父亲弄到了部队，都入党、提干、当工农兵大学生去了。这是我父亲的那些个乡下亲戚们做梦也不敢想的。 舅舅作为父亲的大舅哥，他完全可以在我父亲面前耍耍大舅子的脾气，但我舅舅却不。他从不跟我父亲开玩笑，也不说任何出格过头的话，他总是以一种平缓的沉稳的略带一点尊重的口吻同我的父亲对话。这种尊重，你可以看成是对我父亲的，也可以看成是对亲人解放军的。他跟我那父亲客气的彬彬有礼的样子，搞得他自己很像我父亲手下的宣传处长。 我的姨妈真是个好姨妈。她只比我母亲大两岁，却什么都能干，我们兄弟姐妹七个的毛衣毛裤毛背心，棉衣棉裤棉鞋，都出自我们姨妈之手。没有这个姨妈，我们恐怕要成为路上的冻死骨了。有时我就纳闷，姨妈只比我母亲大两岁且比我母亲标致得多，但我母亲凭什么就比姨妈娇贵得多呢？我们姊妹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很替我们的姨妈打抱不平。我认为还是我的二姐的见解对：咱妈纯粹一个自己惯自己！ 我们家跟我母亲在青岛的娘家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相互往来，要是非要挑出点毛病，大概就只有挑我的那个姓欧阳名建的右派姨夫了。 姨夫是清华名牌大学生，学的是工程力学，跟我姨妈结婚时是北京某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一九五七年底他从北京卷着铺盖灰溜溜地回到了原籍青岛，头上还多了顶右派帽子。 我父亲并不在意这个连襟头上的这顶帽子，就像他不太在意我母亲的家庭出身一样。开始我母亲还有顾虑，怕再跟姨妈家来往会影响我的父亲。我父亲说，扯淡！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帽子要给他戴，亲戚也要同他走，搞运动不要和走亲戚搅和到一块去。 第一章 6 我父亲对戴右派帽子的姨夫没有成见也没有因此而低看了他，而我的右派姨夫却对我堂堂的政委父亲有一种打心眼里瞧不起的劲头。叫我说，就凭他这种不识好歹不知好赖的德行，别说戴右派帽子了，就是戴反革命帽子也不过分！ 那年，右派姨夫得了肺结核，住了大半年的医院，结核病灶一得到控制不再传染了，就被医院给轰了出去。住在家里养这种富贵病靠我姨妈那点工资显然是养不起的，我母亲跟父亲一商量，他就进岛来了。 岛上没有任何污染的空气对他有毛病的肺肯定是有好处的，两个月下来，他的螳螂一样的长脸上很快出现了肉丝。这两个多月的时间，他每天扛着根鱼竿到海边礁石上钓鱼去。岛上的人们不知他头上那顶右派帽子，却都知道他是政委的一担挑，因而让他受到了他这一辈子大概都没受到过的尊重和恭敬，他甚至能够进入某些拉着伪装网、有一排排海岸炮的戒严的海边并得到哨兵一个标准的军礼。开始他还胆战心惊，后来他竟习以为常了。 大概，做人的尊严就是在这一段时期被他从地上拾起来的，他又找回了清华大学高才生的感觉。 开始，他是试探着纠正我父亲嘴里的白字；后来，他竟对我父亲的工作也敢提个建议和意见什么的了。 他一次和我母亲闲聊时说，**的官最好当了，批件时写写错别字，作报告时说说大白话，准成。 我母亲平时嫌我父亲这嫌我父亲那的，但她在外人面前却知道如何维护丈夫的尊严。她把正喝着的茶杯很重地放在茶几上，拖着长音问我姨夫，是吗？那么**的右派好当吗？ 右派姨夫的脸登时就黄了，他穿着厚衣服，若不，我准能看到他后背流下的冷汗。 那年夏天，姨妈带着他们的两个女儿进岛跟右派姨夫团聚。我的两个表姐长得銅艮漂亮，是那种明眸暗齿的漂亮。她们还有两个漂亮的名字，一个叫欧阳安诺，一个叫欧阳安然，我小哥马上就对这两个麟的名字进行了篡改：安屎，安屁，两个臭烘烘的外号。 那天晚饭后我们无事可干，我们表兄表妹们爬上我家院子里那棵最老的桃树上。那桃树老得只开花不结果了。我们像群居的猴子一样散落在老桃树的枝枝杈杈上，开始了我们的海阔天空。 我一直插不上嘴，这让我很着急也很沮丧。好不容易我瞅着一个他们突然停下嘴沉默的间隙，觉得该自己说点什么了，可又想不起要说什么，似乎所有的话题都让他们摇晃着双腿说得差不多了。我一着急，脱口说了句连我自己都莫名其妙都吓一跳的话。 你爸最讨厌了！我对坐在我头顶上一根树枝上的安然也就是安屁说。 安然显然被这没头没脑的话搞糊涂了，她先是眨巴着眼皮看着我，然后又抬起头来看坐在她头顶上一根树枝上的她的姐姐安诺也就是安屎。显然她从她姐姐那里得到了鼓励和默许，她掉过头来朝下对着我大声回击说，你爸才讨厌呢！ 你爸讨厌！你爸整天锅着个腰像个大虾米！我说。你爸讨厌！你爸挺着个大肚子像个大地主！安然说。你爸讨厌！你爸扛着根鱼竿的样子像个老渔民！我说。你爸讨厌！你爸说话侉里侉气像个乡巴佬！安然说。你爸讨厌！你爸……你爸……我一时想不起他爸还有什么，就紧急抬起头来朝树的四周求援，我小姐在紧要关头挺身而出了。 你爸讨厌！你爸一天贼头賊脑往炮群靠像个狗特务！你爸一天洗三遍脸还抹雪花膏像个大姑娘！你爸平时见人直农头像个大刀螂！你爸…… 我小姐一口气你爸你爸地不喘气差点憋过去。你爸才讨厌呢！安然好不容易捕着空，也学我的小姐一口气历数我爸的讨厌。 你爸没化！老念错别字，把臀部说成殿部，把炎黄子孙念成淡黄子孙！你爸还管我爸叫老欧！你爸还把打桥牌说打扑克！ 我们刚才说人家爸说了点啥？看人家安然说的，一下子就把我爸说得一钱不值！我们吊在桃树上的七个，气得一塌糊涂，我小哥开始不讲理了，安屎安屁地乱叫。 还是我大姐行，她爬得最高，眼界也最卨，她学着我母亲的腔调，慢条斯理地开了腔。 你爸才真正的讨厌呢！你们想，世界上还有比右派更讨厌的人吗？！ 母亲在门口叫我们，说再不进家该招蚊子啦。我们从树上蹿下来，尖叫着往家跑，剩下安然安诺姊妹俩吊在桃树上抽着膀子哭，二姐停下脚似乎有些不忍，大姐拉了她一把，说，活该！谁让她爸是右派！ 吃晚饭的时候，父亲突然对母亲说，你不是有一套《红楼梦》吗？母亲眼皮子也不抬地“嗯”了一声。父亲又说，找出来看看。母亲撩起眼皮，问，淮看？父亲挺了挺胸脯，理直气壮地回答：我看！母亲一下子把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大惊小怪地咋呼，你？你看《红楼梦》？！ 也难怪我母亲这副样子，我父亲向来是不大理睬这些带虚构性质的学作品的，用他的话说那都是扯淡，是那帮子人吃饱了饭没事干闲撑出来的胡说八道。父亲还说，我最赞成把这帮子这家那家的家伙们打发到农村去，让他们在地里干上一天的活，回来累他个半死，看他们还胡说八道不！ 这样的父亲，突然想起《红楼梦》来，母亲的大惊小怪是不足为奇的。只不过母亲不知道，那一段时期，伟大领袖提倡领导干部看《红楼梦》，而且明确告诉他们，不止要看一遍，要看三遍四遍才行。 这样写我父亲，你千万别误会我父亲是个不学无术的人。在我父亲的办公桌上，堆的书可不老少，除了红头件这材料那通知外，还真有不少大部头的精装书。不要说马恩列斯毛这些伟人的选集是案头必备的书籍了，就连《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这样的一看书名就让人肃然起敬的书，我父亲的桌子上书柜里都有。你别以为我没读过几天书的父亲摆上这些大部头书是充充样子，他是真看，真的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拜读。那一本本书上用红蓝铅笔画上的长长短短的条条杠杠，就足以说明他的认真程度了。 父亲看书最大的本事是过目不忘。他讲话作报告时，随时随地可以大段大段地援引伟大导师们的原著原话，那些新鲜的原汁原味的具有明显的倒装语式的句子把台下的人听得一愣一傍的。我父亲甚至还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这是谁谁谁著作中的第几卷第几章第几页甚至第几行，台下听我父亲报告而不五体投地的人，简直太少了。 还有一点，就是我父亲讲话作报告时语言的生动和风趣。他的被我的表姐们听起来侉里侉气的口音却正顺了台下大部分农村入伍的干部战士们的耳。他的那些家乡方言土语，那些农村田间炕头很流行的歇后语和俏皮话，很能打动台下大部分人的心并令他们心领神会，开怀大笑。就连父亲嘴里的错字白字，他们听起来也觉得有滋有味，因为平时他们也这样说错念白乃至固执地认为这些字就该这么说这样念，正确读音反而令他们耳生反感，认为你在咬嚼字卖弄学问。因此，要塞的干部战士们凡是听过我父亲的讲话和报告的，普遍地认为我父亲有水平，而且水平高。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我觉得我父亲在解释一种理论或一个道理时，比我的那些在讲台上拿着一根棍子乱敲乱吼的老师们可强多了。有一阵子，我老听人家说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的，我不明白就问父亲形而上学到底是个啥意思。父亲想了想，弯下腰拍着我的脑袋说，形而上学，就是一个叫形儿的小孩去上学，老师教了他齐步走，以后他就再也不踏步和跑步了，你说这个形儿呆不呆？我马上点头说，呆！呆！这样，我就把形而上学在我那种年龄层次上摘明白了。 父亲开始看《红楼梦》了。父亲把竖版的泛了黄的《红楼梦》一般都是打开在某个看到的那一页上，然后又反扣在枕头旁边。父亲从不把《红楼梦》拿到他的办公桌上，我理解大概父亲认为曹雪芹不配上他的办公桌，因为曹的级别不够，没有资格跟无产阶级的精神领袖们共聚一堂。父亲从不用正儿八经的时间看《红楼梦》，只在晚上洗揪后换上睡衣睡裤钻进被窝临睡前那一段时间里强打起精神看上几眼。父亲对大观园里那些男男女女无聊透顶的剥削阶级生活实在提不起精神来，往往看不到两页，就打起欢快的呼噜来了。 母亲对父亲看《红楼梦》时的进展感到吃惊，她问父亲，你是不是看竖版书很费劲呀？怎么能看得这么慢？父亲实实在在地回答，说，有点：看着看着老里行，前言不搭后语的。母亲就说，你的眼睛让大块头的红头件给惯坏了！母亲找来我们上学用的一把木尺，交给父亲，提示他用木尺梧住后边一行，一行一行往后挪。 那阵子我大概读小学四五年级的样子，已经开始对语课感兴趣了，课本上那有限的几篇课实在不过我的瘾，我就把我哥哥姐姐们各个不同年级的语课本看了个遍。那时哪有什么课外书看？我有一次尤意识看到：父亲枕边的《红楼梦》，好奇地看了几眼，但从此就再也拔不下眼来了，偷偷地看上了瘾。 第二章 1 有一天在早饭桌上，我父亲问我母亲，哎，你说，贾宝玉生下来嘴里就含着一块玉，这不是扯淡吗？母亲张了张嘴，觉得父亲的起点实在是太低了，根本没法子跟他探讨这类问题，母亲叹了口气不予回答。 此刻的我正背着书包要走，听见父亲的问话，又没听见母亲的回答，就情不自禁地停下脚，向父亲卖弄起来。我说，爸，那是神话！是假的！要不怎么叫贾宝玉贾宝玉的？ 我母亲显然是吃了一惊，她姥异地别过头来望着我，问，你看《红楼梦》了？我吓得点头不是摇头也不是，因为母亲对这类毒草书一般都藏得很严，不让我们接触中毒，我是偷偷在看。我母亲又疑惑地问我，你能看得懂吗？我硬着头皮回答，马马虎虎吧！就拉开门―溜烟跑掉了。 我母亲对我偷看**的行为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我也就心照不宣地比较公开了这种偷看。放了学，我哪也不去直奔家门，溜进父母的卧室，拉过《红楼梦》，把父亲看到的地方先做个记号，然后就趴在**如饥似渴地看起来。如果听到脚步声，我还要把书放回原处跑到桌子前拉开抽屉装出找东西的样子。 问题是，我父亲看书看得太慢了，我都看完了第一遍又翻过头来看第二遍然后再翻看我喜欢的章节看第三遍，就这样父亲一本书还是看不完。我跟父亲像龟兔赛跑，只不过这次是乌龟睡过去了。我实在熬不住了，就去催父亲，爸，你快点看，要不我老看不上第二本。父亲满脸堆笑，满口笑应，可就是不见乌龟快动。我就对父亲发脾气警告说，你再不看快点，我就偷着吃盐啦！自从我得了肾炎，父母一直让我吃清淡的饭菜忌口太咸。父亲在我的威胁下，甩掉了母亲的木尺，先是一目十行，到后来就百米跨栏一般，连蹦带海抛过去了。 我在看完了全本《红楼梦》后，实在想对人倾诉一番，而这个人又必须是也看过《红楼梦》的，我就只有斗胆找我的父母了。 我把时间选在军营里媳灯号响过，再过十分钟发电厂就要停止供电的时候。我跑进父母的卧室，母亲已经进了被子里，父亲在地下找着什么。 妈，晴雯死得实在太可怜了！她的哥哥嫂子实在是太坏了！我倚在门边这样开头。 还没等母亲开口，父亲就惊奇地停下手里的动作望着我说，哎，晴雯最后不是嫁给了那个姓蒋的戏子了吗？怎么死了？ 这大概是父亲生平第一次没好好听**的话，糊弄了他老人家。他只看了一遍《红楼梦》，而且看得极不认真，极敷衍了事。 看完《红楼梦》后，我的作的想像力和表述能力有了突飞猛进的长足进步。我的一篇题目叫《海上落日》的记叙甚至还被编入了省里的小学生作选。母亲对此大概产生了一种幻觉，觉得我应该而且能够成为一种坐在家里写书的作家。虽然我父亲看不起作家，但我母亲崇拜他们，敬仰他们。母亲给了我一种前所未有的荣誉：开放她珍藏着的“毒库”——母亲有一箱子那时还被称作“毒草”的书——我在里边自由地呼吸。 那简直是我一生中最最快乐的时光。放了学，我在外边一分钟也不想多呆，飞跑到家，抱起一本“毒草”，或躺在我的单人**，或到院子里那棵老桃树上找个舒服的位置靠上去，跟着那些封资修的代言人们，满世界乱跑，在世纪的公园里上蹿下跳。 那张照片，就是我在看完苏联伟大的作家列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后发现的。 我看完最后一页，轻轻合上，不知为什么，我心里有一种说不上的滋味在流窜。我试着猜，这种滋味大概就叫惆怅吧？那时，我还不太容易接受艺作品中这类性格、人品和行为都比较复杂的人物。对这个叫安娜的苏联女人，我说不上是喜欢还是厌恶；对她的悲剧，我也说不好应该拍手称快还是捉腕叹息。我感情复杂地把这本用牛皮纸包着的散发着樟脑球清香的《安娜卡列尼娜》抱在怀中，想象着安娜是个怎样的女人。后来我突然反应过来，感到这本书不像其他书一样有插页，它一张插页也没有。我想，哪怕有一张安娜的侧面画呢，也好让我看看这个叫安娜的苏联女人到底是长得什么模样。这样我一下子就想到了书的封面。是啊，封面上会不会有呢？于是，就在我拆开牛皮纸的包面时，那张照片掉了出来。 这是一张四英寸的黑白照，由于年代久远的原因，相纸也像这本藏书一样泛着一种古典的黄色。我在看到这张照片的一瞬间，安娜，卡列尼娜的一切问题都不在我的话下了，我脑子里惟一的一个念头就是：他是淮？ 这是一个穿着西装的年轻男人的半身照。头发一丝不苟井井有条，脸上认真地拘束着，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信任他的好感。问题是，他的那件西服和脖子上的领带！我大概是被这两样东西吓住了。 那个年代像我这么大的孩子对西服的误解相当的深，在我们看过的有限的几部故事片里，穿西服的一般都不是好东西。即便是好人，在他穿西服出现时，一般都是在执行某个需要乔装打扮的比较危险的任务。我们那时对西服没有好感，甚至在潜意识中还存有几 这箱书是母亲的，好像是母亲作为嫁妆一起带过来的，那么，这个男人一定也是作为母亲的陪嫁一起进了我们的家门。可这个男人是谁，是我母亲的什么人？ 我无意地翻过照片来，照片背面把我吓了更大的一跳，因为上边有一行用钢笔写的外。我当然一个也不认识，但底下那行阿拉伯字码写的年月我可认得：“1947.6”。我的天啊！这不是解放前吗？ 解放前，外国字，穿西装的男人。我头上有汗在慢慢地渗出，我感到我四肢在发凉，那一刻我的心跳简直就没有了。一大堆的不幸铺天盖地地向我硒来，我甚至都想到了我母亲是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那外国字是指示我母亲潜伏下来的命令，这张照片的男人是跟我母亲接头的男特务。 我一下子从我的单人**蹦下来，我想把这张照片藏起来，我不能没有母亲！如果真没有母亲那我可就完蛋了，在学校就别想再抬起头来了！ 我先把照片压在褥了“底下，觉得不行，又掖到大衣柜后边的墙缝里，还不放心，我就钻进床底，把那西装男人塞进了我上体育课穿的散宥一股难闻的味道的白球鞋里。 饭桌上，我的母亲不知在跟哪个哥哥生气，脸拉得老长，我越看她这个样子觉得她越像个因接不上头而焦躁不安的女特务。我心里那种绝望、痛苦和恐庹，简直要把我压疯了。 我一个人实在承担不了这样巨大的灾难，我想我应该向淮报告，于是，我又钻进床底下，把那只臭球鞋拖出来，取出那个西装男人，郑重地交给了我父亲。 午睡的时候我躺在我的单人**，耳朵却支起来听着我父母房间的动静。我等啊等，等啊等……啊，终于有了。我一跃而起，赤着脚溜到父母卧室门口，把耳朵贴上去偷听。 我说过了，这是我高中时的同学，母亲的声音。同学？一般同学送什么照片？你那么多同学怎么就单单他送给你照片？父亲的声音，咄咄逼着我母亲。 你真狭隘！一个男同学送的一张照片你也这样，再说这是多少年前的事了，那时我们还没结婚，甚至连汄识也不认识。母亲的声音。 你跟我谈的时候可没提过他，你说你没谈过恋爱。父亲的声音，越趣像个农民。 我是没谈过恋爱！我有什么必要骗你，我嫁不掉吗？当初是我硬追着你要嫁给你的吗？母亲的声音，开始翻箱倒柜了。 没谈过恋爱？那这张照片是怎么回事？父亲的声音，车轱辘话又转到了照片上。 我没办法跟你解释了。你没上过学，你根本不知道同学是怎么回事！母亲冷冰冰的声音。 哼！父亲的冷笑声，我是没上学，我不知道你们这些洋学生那些乌七八糟的事！ 你真无聊！母亲开始动怒了。 好，我无聊。我无聊。那我问你，这后边写的什么字？ 英。 我知道这是英！我问你写的什么？送给密司安留念。 第二章 2 密司安？父亲的山东腔把这个明的称呼说得怪腔怪调，非常可笑，什么意思？父亲又问。 屋里“咣”的一声巨响，我猜想是母亲把床头柜上的台灯扫翻在地上，接着是母亲歇斯底里的声音骤响：安小姐！安小姐！安小姐！安小姐！安小姐！安小姐…… 母亲喊安小姐的时候，声音愈来愈低沉，愈来愈嘶哑，愈来愈悲愤，愈来愈凄然，最后，竞带了哽咽。 母亲大声喊安小姐的时候，我分明是感到母亲在喊她自己，喊那个二十年前在青岛街头漫步的穿着碎花旗袍的年轻的她自己。密司安！安小姐！母亲的声音穿透了二十年的时空，把那个已走得好远好远的安小姐又叫得回过头来，她冲着泪流满面的正在衰老的母亲璀瑰地一笑，那笑容既清晰又模糊，既亲切又感伤，令母亲痛彻心肺！ 门被突然打开，我差点栽了进去；跟我一起趔趄的楚我的几个哥哥和姐姐，他们不知是什么时候跑过来的。滚！父亲对着我们大吼，都给我滚出去！那天晚上，小招待餐厅里有上边来的客人，陪客的父亲竟喝得酩酊大醉。他被人架回来时，浑身的筋像被抽去了似的。他的军装上吐得斑斑点点的，老远就闻得到他身上的酒气。他喊着冷，冷，我冷啊……嘴里的黏液怎么也吐不干净。 母亲送走客人，回到父亲身边，用冷毛巾给他措脸。父亲让凉气一激，睁开了眼，认出了母亲。他一把抓住母亲的手，叫着母亲的名字，说，安杰呀，安杰！你，你，你对不起我！我对你这么好……好，你还藏着别人……人的照片，你说……说……你对……对得起我吗？ 你说父亲说醉话吧，他说得条理清楚，事情明白；你说他没醉吧，他连眼睛都睁不开了。他伸出一根手指头，点着我母亲，数落着我母亲的不是。 想……想当年，追我的女……女……女青年多……多的是，我全……全没看！！就看上了你……你，我想，你……年纪轻轻，一定单……单纯，嘁！单纯个屁！小小的年纪，就……就知道收男人的。 白炽灯下，我母亲的脸色惨白，拿着毛巾的手气得发抖。我望着那条发抖的毛巾偷偷地想，爸爸他也只能借着酒劲才能收拾住妈妈。 那是个星期天的下午，我父亲难得在家。那天他的兴致极好，见我们正围在案板前包饺子，就挽起袖子一起干开了。 门被小哥撺开，被他同时撺开的，还有一扇看不见的灾难之门。 跟在小哥身后的人，我们没见过，但我们又分明都认识他，那张国字形的脸，还有我父亲家祖传的特有的鼻子：高挺的鼻梁上方那明显的凸突。 他大约二十岁出头，穿着一身农村自家织的黑不黑灰不灰的粗布衣裤；高髙的个头，有一张同影集里我父亲年轻时一模一样的清癯的国字脸，留着一种剃头刀子剃到头顶时戛然而止的头发，我们笑称“锅盖头”。他站在我小哥身后，像个走错了门的不速之客，脸上被血充得红彤彤汗津津的。他立在那儿，一双方口的很笨很拙的布鞋拘谨地行在一起。那种姿势，令他有随时倒下去的危险。我的怜悯之情大概就是在这一瞬间产生的。 我的父亲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来，拃着两只沾着白面的手，疑惑地问：你找谁？ 那农村青年上下嘴唇翕动着，努力了几次也没发出音来，那双忧郁的眼睛突然滚出了大颗大颗的泪珠，他哽咽着，费劲地叫出了一声“爹！” 我父亲的两只眼睛马上就骇得圆住了。他惊慌失措地望了望站的站坐的坐的我们，又望着那喊他“爹”的农村青年，嘶哑着声音又问，你叫谁？叫谁爹？ 那清癯的国字脸上的泪珠越滚越多，他突然蹲下身于，双手捂住锅盖头，又大着声哽咽了句“爹！” “啪”的一声脆响，我急忙转过头去，见我母亲把手里的擀面杖往案板上一丢，站起身来，拍了拍手上的面粉，一脚踢开凳子，向她的卧室走去。房门在她身后轰然震响，吓了我们一跳。 我父亲看了看蹲在地下哭泣的农村青年，又看了看惊骇得不知如何是好的我们，掩饰地拍了拍手，也很快地钻进了卧室。 我的姐姐和哥哥们气愤地盯住地下这个抱头而泣的蹲着的人，我的小哥甚至还用回力球鞋踢了踢那双又笨又拙的黑袓布鞋，恶声恶气地说，你来干吗？你滚！你滚！ 我二姐大声制止了小哥，厌恶地望了望地下这黑糊糊的一团，—甩头说，走！我们走！率先离开了饭厅。 我先跟着他们走了几步，又觉得不太对劲，我的心不知为什么被揪得一扯一扯的痛。那时，我看了我母亲箱子里的许多“毒草”，那些中国的外国的小说中好像也有类似的情景：一个被欺辱的小人物的眼泪和痛苫。我下意识地跑进卫生间，从铁丝上抽下一条洗脸毛巾，跑到那人的身边，用手捅了捅他。我说，哎，别哭了，那，给你毛巾。 他扬起脸，湿漉漉的脸上果然满是屈辱和痛苦，好像还有一种胆怯和难为情。他没接我的散发着香皂气味的毛巾，而是抬起胳膊，用粗布褂子抹了把脸。这之后，他仔细打量了我一眼，冲我犹犹豫豫地点了下头，我想他大概是在谢我。 父母的卧室里传出我母亲撕心裂肺的哭声，间或还有乒乒乓乓摔东西的声咅。我母亲到底扯着嗓子在喊着什么，朦朦胧胧地听不太清，我知道我母亲一定是因他而哭，因他而吵，因他而闹。我有些不好意思，歉意地冲他笑笑。我真想也闹出点动静把母亲的哭声和闹声压下去，但我实在找不出闹这么大动静的理由和条件。 这时，小姐冲进来，她恶狠狠地抓起我的一只胳膊，不由分说地把我拖出去，拖到了二姐的房闾，他们都在。 小哥开口就骂我“叛徒”！我被他骂得莫名其妙，級着眉头不大明白地望着他们。那时，我大哥大姐已当兵走了，二姐成了我们精神上和行动上的领袖。她看着懵懵懂懂的我，竟老于世故地叹了口气，说我，你这个傻瓜，还犯傻呢，咱们家大难临头了。见我还紧锁着眉头不明不白的样子，她又叹了口气，说，嗨，真是个傻瓜。那人是爸爸以前的儿子！没听他管咱爸叫爹吗？爸爸背着咱们在老家一定还有一个老婆，就像张军和许赤强他们的爸爸那样！我真真被五雷轰了顶！ 我记不清那天的饺子吃了还是没吃，吃了的话也不知是如何吃下去的。我只记得那天晚上那个穿着粗布衣裤和方口布鞋管我父亲叫爹的农村青年，被公务员小黄领到招待所住下，我们的还空着几间房子的家竞没有他的一席之地。 第二天一大早，我母亲红着一双肿眼赶第一班客船出岛回青岛娘家了。我甚至都不知母亲的出走。我起床到卫生问冼漱时，小姐叼着牙刷吐着满嘴的白沫神神秘秘地告诉我，咱妈不辞而別了！大我两岁的学习不怎么样的小姐用词竟惊人的准确。 第二天晚上，他住进了家里，住到了大哥当兵前的房子里。那间长子的住房，他住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那天晚上，我父亲和他关上房门，在房间里嗡嗡嗡地谈到了好晚好晚。我们对父亲这种背着我们谈话的举动很气愤同时也很惊恐，生怕父亲会背着我们把原本该属于我们的东西给了他。我们几个轮番把耳朵贴到门上的钥匙孔上，耳朵都要挤扁了，还是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我小哥气急败坏地朝门上踢了一脚，发出了很响的“咣”的一声。父亲拉开门站在门口，对着空无一人的走廊喝道，谁？是谁？我们躲在各自的房间不坑声，听着父亲愤怒地发问。他在我们家呆得真是可怜。 那是秋天，岛上的学校有秋假。他没来以前，我们像野兔一样不到开饭号响一一般是不回家的。自从他来了，我们几个像他会把这个家偷去似的一刻也不离开这座红色瓦顶的房子。我们故意在一起亲亲密密热热闹闹地大声说笑，从这个房间到那个房间乱窜，把房门摔得噼啪乱响，以示我们主人翁的权利和气派。我们故意不搭理他，甚至不用正眼看他。吃饭的时候，我们又故意挑挑拣拣，大声批评小食堂的炒菜越来越不像话。显示一种对饭菜的漫不经心和满不在乎。 第二章 3 他一般都是缩在饭桌上的一个角落里，拿着一个馒头或捧着一碗米饭。筷子很少用，很少往菜盘子里伸。我看得出，一个馒头或一碗米饭对他是远远不够的，但每顿他都是吃完一个馒头或一碗米饭就坚决打住，决不再拿第二个馒头或盛第二碗饭。他很孤单。 没人跟他说话没人搭理他，甚至我的父亲，也就是他的爹，对他也抱有一丝怀疑，或者是……反感。不，我说不大上，我只发现父亲看他时的眼神和神态奇怪极了。 开始的时候，公务员小黄还跟他聊聊天说说话，我小姐私下里警告了小黄，不准小黄再理他。小黄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地尽量避着他，躲着他，能不说话尽量不说，实在要说，也是嗯嗯呀呀地应付。 他不能走出这个院子，这大概是我父亲对他提出的要求。也许我父亲是怕这个跟自己长得很接近的面孔露出去会引起不必要的轰动和麻烦。于是，他就成天呆在这个院子和这幢房子里，和一群敌视他处处给他难堪的人在一起，孤单、苦闷和难受是可想而知的。 学启发了我的善良。我对那种恶毒的故意的举动实在做不下去也看不下去了，就偷偷地跟他有了往来。 我发现他每天早晨洗脸时从不在卫生间，我从房间的玻璃窗上，看他弯着腰站在院子里的自来水龙头前捧起凉水往脸上撩。那已是深秋了，岛里的深秋的一早一晚格外的凉，早上院子里甚至有了一层白白的霜露。 他大概连洗脸毛巾也没有，洗完了脸总是抬起两只胳膊轮流地抹着脸上的水珠子。我偷偷找来一条新毛巾，偷偷地交给他。我问他，你有洗漱工具吗？他听不懂的样子，直着眼珠子望着我。我进一步解释，刷牙，刷牙工具；再进一步，牙刷！牙膏！他听明白了，就摇了摇头。我飞跑进储藏室，找出一支新牙刷和一管新牙膏，过分热情地把牙膏挤到牙刷上，教给他刷牙的姿势和动作，他的清癯的国字形的脸红了，很难为情的样子，我因此就有了一种很舒服的感觉。 现在想来，这实在是对他的另一种形式的折磨和摧残，像是一条吮过水的软鞭子，刷刷地抽在他年轻结实的肢体上。这甚至比我的哥哥姐姐们更恶毒。 但我实在是出自一种善良，是经过学启发了的善良。如果非要箅是恶毒，也要算是善良的恶毒。 一个月后，他被我父亲弄到宁波东海舰队一个老战友手下当兵去了。 临走前的一个晚上，他穿着我父亲的一套旧军装走进我的房间。当时我正在台灯下赶着做秋假作业，他站在房子当中，看着被台灯拉长在石灰墙上的我的影子，不好意思地向我道别。他说，小妹，我要走了。 小妹！我上边有一大堆的哥哥姐姐，他们没有一个这样郑重其事地叫过我一声小妹。他们总是拖着长音心不在焉地喊我“老七”或“小老七”。他这一声小妹，叫得我既高兴又难过，我想回报他叫他一声大哥，但又觉得这样有点对不起我的真大哥。我在台灯昏暗的光线下，含含糊糊地向他点了点头，嘴里嘟囔了一声，连我自己都不知说的是什么。 母亲从青岛固来了，母亲是在姨妈的陪同下回来的。母亲像是豁然想开了一样，脸上挂着一种彻底的无所谓。 母亲对父亲的态度放得更开了，她像是一个好猎手那样捏住父亲的一条尾巴，想什么时候扯一扯就什么时候扯一扯，想什么时候拽一拽就什么时候拽一拽，过去她还对父亲偶尔的脾气避一避，现在她可以迎面而上向父亲开顶风船了。 一次，忘了为什么，父亲冲着母亲发脾气，母亲可不吃他这一套。母亲叉着腰伸出一只依然纤细的手指头点着我父亲说，你给我少来这套！我也只是藏了一张照片，你倒好，藏了一个有血有肉有呼吸的活生生的大儿子！你多能啊，多有本事啊！ 父亲像那右派姨夫一样，脸马上就黄了，耷拉下脑袋来一声不吭了。 很久很久以后，我有机会到南方出差，在这个早已开放了的叫特区的城市我顺便拜访了我那个同父异母的哥哥。这个早已脱下军装的哥哥，他给我的名片上挺吓人地写着某某企业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 晚上，他在一个叫什么拉克的大酒店请我吃饭，没别人，就我俩，他连他的妻子我应该叫嫂子的也没带。 在富丽堂皇有着巨大的礼花似的落地吊灯柔和的光线下，我的这位同父异母的哥哥晓着二郎腿，很无断胃地叫我小妹。 小妹，他这样对我说，咱俩压根就不是什么同父异母的兄妹，严格来说，咱们应该算是堂兄妹，我是你的堂哥，你是我的堂妹。不过，这种血缘也是够近的了，跟亲兄妹也差不到哪儿去。 没有铺垫也没有过渡，我简直呆掉了。看着他跷着二郎腿无所谓的狗样子，我真想把手里端着的路易十三泼到他那张国字形的有着祖传凸鼻梁的厚脸上去。他从头到尾始终是知道这个阴谋的，但为了这个阴谋实现得逞，他竞能守口如瓶这么多年，让我的父亲背了这么多年的黑锅！ 想当年，我一直以为我们全家恶毒地对待了一个善良无辜的农村青年，使他蒙受屈辱和痛苦。现在看来，我们真是太自作多情了。哪里是我们对他？简直是他恶毒地对待了我们一家子，使我们一家蒙受了屈辱和痛苦，他真是太无耻太可恶了！ 他显然是看穿了我内心力对他的痛恨，又很无所谓地一笑，全不把我内心的痛恨放在心上。他用一只镀了一层金的很高级的打火机啪地点上一支香烟，深吸了一口，目光直插进我的眼睛里说—— 我母亲跟你父亲结婚时按家乡风俗大你父亲许多。你父亲刚结婚没多久就跟着路过我们村的老六团走了，这一走就是五六年没有音汛，不知是死是活。我母亲守了五六年的活寡，作为女人，你应该比我还清楚这里头的苦衷。后来，我母亲跟我的父亲也就是你的大伯好上了，不幸怀上了我。正好这当头你父亲我的叔叔不声不响地回来了。你父亲很快就发现了我母亲肚子里的我，虽然我母亲一口咬定我是他的但这是骗不了你的父亲的。你父亲左猜右猜前疑后疑，就是没猜到在同一个院子里住着的我的父亲你的大伯也就是他的亲大哥身上。你父亲一怒之下，把我母亲赶出了家门。那个时候赶走一个女人是件很容易的事，甚至连休书也不用写了。我母亲回到娘家生下了我，含辛茹苦把我养大，在她死前她把一切都告诉了我。她没让我去认那个依然活肴而且就在眼前的亲爹，而是到你家冒认了你的父亲。我的长相把你父亲都搞糊涂了，他甚至相信了我是他的儿子，虽然他在心里一直犯着嘀咕，但他毕竟是把我认下了。你的父亲很厚道，他脑袋怎么就不稍稍再拐点弯？世界上像叔叔或舅舅的孩子很多很多，你说是不是？小妹。他吐出一口烟，又说—— 我知道这很卑鄙，但没有那时的卑鄙哪能有今天的我？为了这种皁鄙，我想我该付出的差不多都付出了。小妹，你大概已经不记得我在你家过的那一个月了，但我不会忘记，永远不会！ 你们家我最恨的就是你的母亲了，他吐了口烟又说，怪不得老家的人没有说她个好字的。她看我的那种眼神，就像看一个小偷，一个无赖。她真认为我是个无赖是个小偷，偷走了她明媒正娶正房太太的荣耀。叫我说啊，她才楚一个小偷哩！她偷走了原来该属于我母亲的一切！ 坐在他的对面听他如此诋毁我的母亲而没有任何举措，那实在是我的不孝。于是，我说，我口气很冲地说，你母亲是自找！谁让她不守妇道！ 哈……对！我母亲是自找，淮让她不守妇道与大伯哥通奸呢？但如果她守了妇道不与我父亲通奸，你父亲回来就不会休掉她吗？你父亲肯把一个裹小脚的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村女人带进城市去吗？你说，会吗？ 我久久无语没法回答。我想这个问题也不该由我来回答。他肯定看出了我的心思，又耿耿于怀地接着说下去一一城市女人真叫绝！她们看不起农村人，管农村人叫乡巴佬，但一旦这些乡巴佬男人出人头地了，城市女人们又不肯放过他们，蜂拥上来统统把他们俘虏过去，抢走原来该属于农村女人的一切。你母亲就是其中的一个。 第二章 4 那天晚上，他很少喝酒，只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着外烟。飘散不去的烟雾把他裹缠缭绕着，使他时隐时现的很不真实。面对这个一身名牌西服一口纯正普通活的成熟的有魅力的男人，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他同那个留着锅盖头、穿着一身粗布衣裤和方口布鞋的老实木讷的农村青年联系起来。我坐在他对面，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像是在受审判，代我的母亲，代那些抢走农村优秀男人掠走农村女人的幸福的所有的城市女人受过。我无话可说，只好大口大口地往肚子里拨路易十三洋酒。 那晚上平日很有些酒力的我，竟醉倒了，吐得一塌糊涂。第二天一大早，这位冒充了十几年同父异母哥哥的堂兄来宾馆看我，他竟十分幽默地说，小妹，你真了不起，你把法国上百年的历史吐得遍地都是。 临走，他给了我一个带着一颗好大的钻石的克数很大的金戒指。他扳着我的手教我，应该戴在这个手的这个指头上。那神态，分明就是当年我把牙膏挤在牙刷上在教他刷牙。 我又听到那条吮了水的软鞭子在我耳边刷刷作响。只是这次是抽在我身上。 那年夏天，当我的大哥国庆把一个长着满头自来卷发的女孩带回家休假，很不自然地向我们大家介绍说，这是他的女朋友时，我的母亲似乎还没有做那女孩婆婆的思想准备。我母亲脸上的迷惘告诉我们，她一时半会儿的还进人不了当前这个角色。 果真就很费事。她似乎连对那个卷毛女孩笑都不会，实在要笑了，她也只是把嘴角的肌肉往上扯一扯，笑出来的效果让我们这些无关紧要的人都起一身一身的鸡皮疙瘩，更不要说大哥的女朋友了。 我父亲以一个老农的厚道和慈祥善待着这个未来的儿媳妇。父亲看她时的眼神极其丰厚，有麦收开镰时的喜悦，也有白摘了人家自留地架子上一根顶花带刺的鲜嫩的黄瓜的喜悦，而更多的则是―以我对自己父亲的了解，我知道他老人家的想像力又跑到现实的前头去了一―也好像看见了一个活泼结实的大胖小子，这小子叫我大哥爹，叫我小姑，自然就该叫我父亲爷爷喽。 吃晚饭时，我大哥的卷毛朋友吃了几口就说吃饱了，一个人跑到院子散步去了。我母亲瞅着这个空当说我大哥，你才多大呀，就谈起了恋爱？ 大哥对母亲对他恋人的冷淡早就窝了一肚子的火，他终于有机会爆发了，他把饭碗“咣”地摔在饭桌上，金丝边的细瓷碗在大理石桌面的碰击下忽然就四分五裂了。大哥压着声音——大概是怕被他院子里的恋人听见——低吼道，我都二十四了，谈个恋爱有什么了不起？！ 母亲被大哥的火气吓了一跳，就耐着性子教育大哥，你年纪还不算大，要把精力用在工作学习上，不要过早地坠入情网。 大哥的脸都白了，他站起身来，连带把屁股下的椅子都撞翻了。他边往外走边说，你少给我来这套！你像我这么大，别说坠入情网了，连孩子都有了！ 父亲本来是想帮大哥说说话的，但一看大哥又摔碗又掀椅子又没大没小的说话，就把开始时的初衷给颠倒了，他帮助母亲喝住大哥，骂道，你个兔崽子回来！还反了你了！ 大哥假没休完，就带着他的卷毛恋人愤然提前回了上海部队。临走前大哥咬着牙发誓这个破家他是再也不登了！抬八抬大轿来请他他也不回来了！母亲抹着眼泪凄凄地说，都说是娶了媳妇忘了娘，这还没娶哩，娘就不要了。 两年后，大哥没有遵守他的诺言再次踏进这个破家。这次是带着他的新婚妻子回来度蜜月的，可惜新娘子不是那个卷毛女孩。这里的曲里拐弯肯定不少，有我大哥的原因，但我母亲的干涉也不能排除在外。 母亲终于还是接受了当婆婆的现实，她毕竟是个有化的人，在调整了自己后，她就很顺利地踏上了做婆婆当丈母娘的愉快的征程。 那简直是母亲的丰收的季节！她对好像是一夜之间成熟了的果实有一种不相信不踏实的丰收的喜悦。她突然意识到在她的生命之中，这段时期应该箅是辉煌历程了。她在结婚生孩子随父亲进海岛把工作给搞丢之后，一直过着一种比较简单的家庭妇女的生活，生命中的成就感对她来说已是相当陌生了。这种成就感一旦从天而降被母亲重新体验品味出来，她的欣喜是怎样的若狂，不用我细说，诸位恐泊也是能想象得到的。 母亲再也不会重蹈气走大哥两年不踏家门的覆辙了，她吸取经验教训对我大姐亚洁的婚姻采取了一种先下手为强的战略战术。她早早为我大姐选了一个宣传干事。情窦未开对男人没什么经验的大姐一眼就被这个戴着一副宽边眼镜的白面书生给迷住了，并且对这个小内脸在军区小报上发表的小豆腐块崇拜得不得了。小白脸对我大姐的父亲的位置很**也很重视，再加上我大姐的模样儿实在是没什么挑剔的，他全力以赴上阵，聚精会神一丝不苟地对待，没两个回合，他就把我大姐收拾得温温柔柔的，苦熬了一年就去登记领了结婚证。 我二姐亚萌的婚事在我母亲的一手操纵下进展也十分顺利。二姐夫是个作训处的参谋，面孔虽不似大姐夫的白，沮小伙子羔裘豹饰孔武有力的阳刚之味，正合了我二姐这个军区射击队队员的口味，因此，也没让我母亲操多少心，费多少力，就一步一个脚印步步合我母亲心意地拜堂结了秦晋之好。 母亲在二哥国宁身上遇到了点阻力和麻烦。母亲在又一次轻车熟路地把要塞医院内二科一个姓白的长得小巧可人的医生，领到回家休假的二哥面前时，未想到二哥竟君子柳下惠一般地坐怀不乱，连正眼瞧也不瞧这个羞着一张娇脸坐在咫尺之外的小白医生。事后他正气凍然地对我母亲说，你以后少用这些乌七八糟的事来打扰我，我正经事还干不完呢，哪有心思顾这些！母亲就说，你不小了，都二十五了，先谈着，不忙结婚的。二哥不耐烦地一摆头说，嗨，我的事不用你操心，我自有主张自有安排！ 二哥是个开击机飞行员，模样长得很帅，人牛得不行，我们估计，一般的姑娘在他眼黾恐怕要像他在空中俯视地面上的人一样，跟个黑蚂蚁似的。母亲大概想，也是的！这么优秀的儿子还愁找不到好媳妇？这样一自我陶醉，母亲就对二哥放松了戒备，对他采取了一种格外宽松的政策，连宏观控制权也自动放弃了，让二哥基本处在失控状态。等三年过后，二哥领着他的新婚妻子登门拜见公婆时，我那二嫂差点没把我的母亲给活活气死！ 二嫂人长得要个没个要样没样要条儿没条儿，连个一般的标准线都够不上，.惟一可以拿得出手的，是那张上海复旦大学中系毕业的大学生降了一。 母亲气得在那些大喜的日子里，牙花子肿得老髙。对上门道喜的人们捂着半个腮帮子一句话也说不出口，只一个劲地往嘴里倒吸冷气，那咝咝的声音真像一条蛇在吐长芯子。 因为二哥事件，母亲提高了警惕，加强了警戒，对剩下的一男二女瞪起了阶级斗争的眼珠子。 小哥国强属于傍头青一类，他像个没见过女人的傻小子，对母亲塞给他的那个长得白白净净眉清目秀的小护士几乎没看仔细，就欢天喜地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再夫妻对拜着人了洞房。 乱子出在我那个平时不显山不显水的三姐亚琼身上。那简直就是一次里氏八级的大地震。我家那幢红砖红瓦的大房子差点被她夷为了平地，她的那次壮举让我从此相信了中国一句老话：蔫萝卜辣死人。 解决了小哥，我母亲连口气也没用喘就开始着手忙三姐亚琼的婚事了。三姐就在直属通信营当技师，母亲心想在眼皮子底下动手，其工作量肯定要比那些散布在天南海北的哥哥姐姐们的小得多，也轻快得多。 用不显山不显水来形容我小姐亚琼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她人长得说不上好看也说不上难看，个子不厲于高的也不属于矮的，在学校时学习不箅好的也不算差的，当兵后既不给爹娘露脸但也决不给爹娘惹祸。总之，属于那种多她一个不闹少她一个也不静的主。我母亲从没把她另眼看过，视她为早饭桌上的一碟小菜。谁承想，就是这盘不咸不淡可有可无的小菜，竟差点没把我母亲那口坚实细密的牙齿给整口硌下来。 第二章 5 母亲这次为小姐选中的目标充分显示了她的老谋深算。在选大姐夫二姐夫时，母亲还充分考虑了女儿的审美情趣和男方家庭的城市背景，把工作重点放在了德、才、貌上。随着干部制度要年轻化的吵吵嚷嚷，母亲感到了父亲年龄上的危机。她不能不考虑在父亲下台之后谁来支撑这个家庭这个门户的大问题。靠大姐夫二姐夫那样的瞎参谋烂干事显然是杯水车薪远水解不了近渴的。 那个目标是在全要塞区召开的一次要求干部战士职工家厲都要参加的批林批孔大会上被母亲的慧眼捕捉到的。 这是个陕西塬上农村籍的五短身材的汉子，才二十八岁就从连队指导员直接提拔为团政治处主任，是那种三级跳远的火箭式干部。母亲的喜出望外是有充分理由的：现在能三级跳，谁能保证他将来不来它个五级七级跳？ 陕西籍的政治处主任迈着坚强有力的大步走向舞台中央的麦克风前，一个刚劲有力的军礼差点把他的军帽掀翻。他从容不迫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沓发言稿，把嘴凑近有点失真的麦克风前“东风劲吹红旗飘，战鼓齐鸣雷声扬”地大声吼叫起来。他一口一个“饿们！”“饿们！”地讲了二十多分钟，台下的大部分人还没有听清他揭露声讨了**和孔老二的一些什么罪行，就先被他惹得眼冒虚光肠子咕咕直叫唤。 三姐回家过星期天，母亲把她叫到院子当中，在头顶暧暖的太阳下，像当年那个穿双排扣列宁装的寇同志和盘托出我父亲那样，把那个“饿”主任和盘托给了我那位名叫亚琼的最小的姐姐。 小姐当场就愣在那儿，像当年的母亲怔怔地望着寇同志那样怔怔地望着母亲。此时的母亲把右手搭在小姐肩膀上，一脸的这事就这么定了的表情。 小姐看出母亲根本就不是在征求她的意见，而像是党组织通知她让她上哪儿报到一样。于是小姐的蔫劲上来了，她先摇了摇肩膀，想把母亲的手从自己的肩膀七摇下来。但母亲像当年的寇同志那样，固执地不肯松手。小姐比当年的母亲多了一份勇敢，她抬起手把母亲的手从自己肩膀上扒拉下来。小姐乜斜着眼睛问母亲，妈，你没发烧吧？ 母亲的脸登时就沉了下来，盯住小姐问，你这说的什么话？小姐一点也不惧母亲那张变长了的细脸，反问，你都说了些什么？ 母亲冷着腔问，你没听明白？小姐也冷着声答，没听明白。母亲再冷腔问，你是白痴吗？ 小姐又冷声答，是白痴。白痴就一定要找个白痴做丈夫吗？母亲直起眼珠子品着小姐的话，品了半天才品出味来，不禁生着气说，人家怎么成白痴了？人家年纪轻轻就进了团领导班子，啊，人家怎么白痴了？ 小姐绕过母亲径直往屋里走，边走边说，他不是白痴我是白痴，我白痴配不上人家团领导。 母亲出师不利首战败北，她受到的打击单看那张一直吊到胸前的长脸就可以了。 第二天下午，母亲给小姐打了个电话，让她晚饭回来吃饺子。听筒里母亲的声调轻松愉快，好像压根就没有昨天那场争吵。小姐想可能是母亲让步了，就很髙兴地跑回了家。但进了家门一看，小姐的头一下子就大了：那个“饿”主任正把双手乖乖地放在双膝上，老老实实地坐在客厅的藤椅里。 母亲很亲切地走过来，像介绍一个普通客人那样给他们两人做了介绍。 “饿”主任冲小姐点头微笑，小姐一看那被劣质水源侵烛了的黄门牙，眼珠子就翻到头顶上去了。 确实是吃饺子，但小姐把自己关在房间就是不出来。母亲笑眯眯地对“饿”主任说，这丫头还不好意思害臊呢，咱们先吃吧。 一个桌子上儿大盘热气腾腾的饺子，就我父亲、母亲和“饿”主任三人吃。饭桌上除了母亲的客气声再就是上下嘴唇的“吧嗒”声。这毛病我父亲早就被他的乡下亲戚们给治过来了，我母亲是无论如何也发不出这动静的，声源因此就很单纯也很明确了。我父亲停下筷子看了一眼“饿”主任的嘴，又把眼光落在母亲脸七。母亲神态安详见怪不怪一点反应也没有。我父亲就纳闷，想我母亲什么时候变得这样平易近人这样没毛病了？ “饿”主任走后，母亲推开小姐的房间发现她早不知什么时候走掉了。我父亲说我母亲，我看这事就算了吧，亚琼不乐意你就别再强迫她了，俗话说强拧的瓜不甜。再说我看他跟咱们亚琼也不般配，你听他吃饭那动静，吧塔吧嗒的听着难受。 嗬！母亲拖着长腔瞪起了眼睛，你这嘴才不吧嗒了几天？就嫌人家吧嗒嘴？什么强拧的瓜不甜？咱俩不甜吗？咱俩不是强拧的瓜吗？！父亲自然是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小姐同母亲进人了冷战时期，索性连家也不问了。小姐不回家我母亲就隔三差五地往她的单身宿舍跑，一坐就是大半天，给小姐絮絮叨叨地添头疼。母亲绝对相信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古训。有一天小姐实在对母亲磨针的毅力忍无可忍了，她对母亲说，妈，你别再费这个心思了，告诉你吧，我有对象了。 母亲大吃一惊，怎么想也想不出小姐在这方面的蛛丝马迹。母亲疑疑惑惑地问，谁？ 小姐像个大义凜然的女共党，一字一句地说出一个人的名字：王——海——洋！ 这个王海洋可不是个新鲜人物，我前边顺带着提到过他的，就是那个老翻我们家墙头的隔壁王司令的独生儿子，那个几乎跟我们一起长大的小瘦猴。他同我们家的七个孩子哪个都可以用青梅竹马这个词儿。 王海洋那时在岛上是个比较扎眼的人物，除了他是司令公子这条外，还有就是他二十好几了既不去当兵也不去参加工作，整天晃着一身的瘦骨头架子满处闲逛。那时岛上还没有待业青年这个词，但街头痞子这个词却是人人都知道的，岛七的人们一般都认为他跟这个词比较贴近。 我母亲自然是不会答应的，王海洋跟母亲的战略目标简直是南辕北辙风马牛不相及。就连父亲也不答应，他气愤地说，执绔子弟！简直是个执绮子弟嘛！父亲一激动，又念白了一个字。 这事把隔壁邻居也搅和进去，王海洋那个脾气暴躁的爹对传舌者说，操！有几个臭丫头就烧得他们不知姓什么了。看不上我们？我们还看不上他们呢！ 这话又被舌头们搬到一墙之隔的我的母亲耳朵里。我母亲一声冷笑，说了句完全可以贴到大门口当对联的相当对仗的话：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狐狸吃不到甜葡萄。 王海洋被我母亲那个癞蛤蟆和狐狸的比喻伤了自尊心，小子一甩袖子跑到南京他姨家躲清静去了，把我小姐一人扔在紧急状态中孤军奋战。 第一个发现我小姐吃安眠药寻短见的是我的母亲。这天好久不登家门的小姐突然回来了，她见了母亲不理不睬的样子母亲倒没觉得怎么样。自从娘俩中间出现了那个“饿”主任，小姐就经常是这种目中无母的样子。倒是她的眼神把母亲搞得心惊胆战。小姐的眼神游游离离地老也固定不到一个地方，母亲因此就多了一个心眼。后来我们才认识到母亲这个心眼多得实在是太好了，这个心眼救了小姐一命。 母亲叫人来撞开小姐的房门时，小姐已经睡得很香很香了，她的两个鼻翼在均匀地出着气。若不是发现床头柜上一个空了的安定瓶子，小姐就会永远这样很香很香地睡下去了。 大家七手八脚抱着小姐向卫生所跑的时候，我的母亲披散着头发跟在后边大呼小叫。母亲的叫声同急救车上闪着蓝灯尖声鸣叫的喇叭的作用是一样的，我小姐还躺在手术台上冼贾，全岛的军民差不多都知道了政委家的千金自杀未遂。 当在军区开会的父亲昼夜兼程赶到小姐住的病房时，小姐已经能坐起来喝粥了。小姐一见气喘吁吁的父亲，眼里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噼里啪啦地掉到手里捧着的碗里稀释着小米粥。 父亲坐在床边默默地望着哭成泪人儿的小姐，心中有一股很不好受的滋味在弥漫。父亲觉得简直没什么语言能够阐述他此时此刻的心情。 听足了小姐凄怆的泣声，父亲走出住院部，挥挥手打发走了小车，一个人倒背着双手脑袋沉甸甸地往家走。天边一簇将落未落的晚霞，红得凄恻，一如刚才病**泪流满面的女儿。 第二章 6 父亲沉甸甸的脑子在想一他想，这事影响太大也太坏了。一个堂堂的政治委员，连自己丫头的脑袋瓜子都管不住，往后还怎么去说服教育全要塞那么多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的脑袋呢？ 想到这，父亲的情绪就很坏，他先气小姐不给他争气不给他作脸，气着气着又一想，不对呀，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孩怎么说不想活马上就去找死呢？这里总有个原因吧？把原因细细一想，自然而然地就想到了我母亲头上。 父亲很重地几乎是用脚踹开了家门。天色已近黄昏，发电厂还没送电，屋子里黑糊糊静悄悄的，父亲走进客厅，看见了被他怨了一路的母亲。 母亲裹了条军用毛毯站在窗边，一动不动地望着秋色渐近的空阔的院子。母亲生了七个孩子，身材依然苗条。母亲苗条的身材裹着那条深绿色的军毯站在暮色中，一种很浪漫的情调在她身后洋溢着。父亲站在母亲身后，气愤地望着这种浪漫，心里的反感令他怒发冲冠。父亲想，真是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家里出了这等大事，差一点亲手逼死了亲生女儿，她竟有心情在这儿汗清！父亲很重地咳嗽了一声，母亲果真就回过头来。母亲的正面令父亲吃惊不小。 这才几天？母亲竞衰老得如此迅速。井井有条了几十年的齐耳短发此刻披散得比任何一个农村随军家属都地道。原来精气神十足的眼睛像一夜之间散了光，有了点老眼昏花的味道。她在暮色中审视着父亲，一如当年在阳光灿烂的青岛公园里审视初次见面的父亲。只不过那时的审视很尖锐很刻薄目的性很强，此时的审视却堕落到了一种茫然，一种无助，一种无奈。 父亲酝酿准备了一路的激烈的词句全都哑火泡汤了。父亲觉得，还有什么比自己谴责自己更有力更深刻更有效果的呢？父亲很厚道地叹了口气，甚至走过去给母亲倒了杯热气腾腾的白开水。 现在父亲坐在藤椅上，母亲坐在对面的沙发上，两人在更深的暮色中相对无言。父亲想，还是我先开口吧，老这么干坐着也不是个办法。 父亲说，这个教训是深刻的，好好吸取吧。母亲什么也没说。 父亲又说，孩子大了，我们做父母的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心中要有点数才行，像你这样什么都要插手就不合适了。母亲又什么也没说。 父亲再说，你也是有化的人，男女青年感情上的事是容不得别人在旁边瞎搀和的，难道这个你还不懂吗？母亲再一次什么也没说。 父亲还说，你也是，老糊涂了？亚琼和那个人门不当户不对的，他俩怎么能成一对？ 母亲这一次不再什么也不说了，母亲的突然爆发把黑暗中的父亲着实吓了一跳。 母亲说，不，对了，母亲不是说，是喊，是那种农村泼妇似的大喊大叫。 母亲叫着父亲的全称，粗粗俗俗地声嘶力竭地：秦得福！你也配说门当户对？三十年前你跟我门当户对吗？那时候你是什么？你不也跟那人一样是个农村人吗？农村人怎么啦？农村人就不是人？农村人就不该也不配娶个城市女人做老婆吗？！ 父亲目瞪口呆，他简直想不透母亲的世界观是如何飞跃的。 我长到女孩子的黄金时节，被人像举接站的牌子那样接待了几个主题很突出的青年男子。实话说，还真有儿个挺像样的，但我心里老有那么一种感觉，认定这中间少了一道程序。我想，这大概是我母亲的一箱子“毐草”把我惯出的毛病。好朋友们眼睁挣地望着我往老姑娘的行列里大踏步地迈进，痛心疾首地问我，你到底想找个什么玩意儿才肯罢休？ 真应了那句古话，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家伙就在我身后不远的地方冲我龇牙咧嘴地坏笑！噢，那种评然心跳面若桃花的感觉，真他妈的绝了！ 问题是，他那种坏兮兮的笑有点儿麻烦。恐怕，我母亲那一关要过去是相当费事的。我实在怕我那严格要求严格把关的母亲，我知道这事百分之九十要黄在她身上。那样的话，我虽然不至于像小姐那样为他吞下一瓶子安定去医院的急诊室里洗胃，但长时间的闷闷不乐甚至终身不嫁的可能性都是有的。我也别指望能取得我那厚道慈祥的父亲的同情和支持，我认定我父亲对那坏兮兮的笑不感兴趣甚至会大倒胃口。 我想写信是解决不了这么复杂的问题的，弄不好我的母亲会赶到我的部队给我的同事和战友们搞出点茶余饭后的笑料来。我决定探家去，鼓起勇气面对面去争取我的幸福，迷救我的爱情。 二十天的假，张了十几天的嘴也没把顶在舌头尖上的他给抖搂出来。眼看假期告急，我想，死猪不怕开水烫，何况他都被烫过一回的，再拖出来烫一次吧。 我挑了个日丽阳高的好日子，瞅着母亲脸上的气象跟天气差不多，心一横，就说了。 妈，我有男朋友了。我说。 噢？母亲从她的宽边镜框后边看我，像奇怪我竟然也会有人稀罕一样。 这让我很生气，我换了口气很硬地说，这人你认识。噢？母亲又噢了一声，把眼镜从鼻梁上摘下来，一览无余地望着我。 噢什么，我不该有男朋友吗？我气愤地问。母亲不经意我的气愤，她望着我的眼睛问，是谁？王一海一一洋！我一如当年的小姐，胆略像，气概像，连吐出来的名字也像；不光是名字，其实我俩说的是一个人。 母亲有点奇怪，仅仅是奇怪！她问我，咦，你俩是怎么搞到一块的？ 我被这不三不四的“搞”字搞得很恼火，我觉得母亲简直是在亵渎我的爱情！我火气很大地说，我俩怎么搞到一块去的你别管，你只说你同意不同意吧！ 母亲一脸的轻描淡写，她说，你们都大了，这事该你们自己拿主意，我们同意不同意都无关紧要。 热泪一下子涌满了我的眼睛，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满眶盈盈欲滴的眼泪弄得我异常地狼狈，我快步逃离了我的母亲，我不愿让她看到我的眼泪，也说不上为什么，反正就是不想，也不愿。 我躺在**，把胳膊盖在眼睛上，像是要阻止汹涌澎湃的流水，又像是要遮盖这份软弱。我心里说，我真他妈的倒霉，什么东西到我这儿都是凉的！生我的时候连个正儿八经的名字都懒得给我起，胡乱叫我老七，把我叫得像个土匪。这一辈子的婚姻大事，管我上边的哥哥姐姐们管得带劲着呢，甚至差点管出条人命来，怎么到我这，连管一管的力气也没了？我真他妈的不招人待见！ 父亲回来了，我听不清母亲在跟他说些什么，但一听那压低了的鬼头鬼脑的动静我就知道母亲一准是在说我和王海洋的事。 果真，父亲抬高了声音说，王海洋？哪个王海洋？母亲的啾啾声。父亲又髙着声说，王海洋？！那执绔子弟还想娶我们老七？父亲依然认定王海洋是纨跨子弟，并坚定不移地把纨绔叫做执绔。 此刻对我来说，纨绔和执绔都问题不大意义不大，重要的是这个纨绔或者执绔子弟是否能被通过。我从**一跃而起准备去做我父亲的思想工作。以我正在自学的那点电大中系的功力，我觉得对付一个农村出身的没啥化的经常念错字白字的父亲还是有把握的，别看他是个堂堂的政治委员。 我走到客厅门口，听见我母亲已抢先一步正在替我做。母亲的声音依然压着，但让站在门口的我听清是不成问题的。我听见我母亲劝我父亲说，你老糊涂了？你不知道这事是管不好也管不了的吗？弄得不好，黄鼠狼没打着，鸡也被拖跑了，你还要沾得一身臊。 听听，听听！这像是亲生母亲说的话吗？这分明是后娘在唆使亲爹！要不是我的面孔跟我母亲的相是一种版本，我到医院去验血查血型的心都会有了。 好在我的假期就要结束，让我把这一肚子气都撒在那猴子身上吧。 王海洋瘦得依然。我蓦然回首的时候，他北大研究牛毕业并留校当了老师。我说他，王海洋，你不适合讲现代学，你适合讲生物学，讲人从猴的进化过程和偶尔的返祖现象。 我跟王海洋结婚的时候，人没冋去，只打了个电话通知了他们一声。我说我们要旅辩结婚没多少假期就不回家了。过了几天，一张五千元的汇款单到了我的手上。我父母在单子上除了写全了我的部队番号和姓名外，其他一字不提。不知是给我的陪嫁，还是鼓励我去热爱祖国游遍祖国的大好河山。我理解成后一种，把原先预定的旅游线路图扩充了一大半。我的丈夫王海洋深有感触地说，有钱真好，有钱就可以扩充疆域拓展航线。 第二章 7 两年后，当我的肚子即将挺不下去的时候，我突然对生产产生了一种深刻的恐惧。我觉得，要把孩子生下来身边只有一个瘦猴似的丈夫实在是件挺吓人的事。 王海洋跟我也有同感，他也对自己产生了深刻的怀疑。他热锅上蚂蚁一般一个劲地问我怎么办，怎么办？我白着眼珠子答他，怎么办？让你妈来！ 王海洋这时的妈已不是那时的妈了。那个亲生的病妈早在他初中没毕业时就不负责任地走掉了。这时的妈是他不再当司令的爸爸后续的。王海洋跟他的后妈互相不待见。他把脑袋摇得如风中疾草，对我的提议全盘否定。过了片刻，他突然来了灵感一般，大叫，对了，叫你妈来。 上帝！亏他想得出来！叫我妈来？我妈是伺候月子的人吗？到现在，我同我父母已将近三年没见面了。我嫁了王海洋后，好像有许多因素不便回娘家去了。我母亲那自不必细说，我父亲对王海洋“执绔”的印象也是铁案一桩了。最难堪的是我那几乎为他殉情的小姐亚琼。虽然事情过去了那么久，但小姐见到他会是怎样的情形我把握不准：旧情难泯死灰复燃是我不愿看到的，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我也不愿目睹。王海洋像王母娘娘划下的那道银河，把我同我娘家的往来隔断了。我同娘家的关系像前些年海峡两岸关系那样，只通邮，不通航。 在一切为了孩子、孩子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基本原则下，我们两口子也顾不得那么许多了。我拨通了干休所娘家的长途，嘴里抹上蜜，拐了半天弯，把我们的迫切愿望给捅了出来。 想不到母亲在电话那头十分干脆，说行啊，我们收拾收拾就去。 看着王海洋兴高采烈的德行，我提醒他，哎，你可別对我妈抱太大的希望，你该干什么还要干什么去。 王海洋忙说，那是，那是，你妈是什么人还用你说！我在你妈身上得到的教训比你多，我只是让他们来给我壮壮胆罢了。 我见到我父母那一瞬间，有一种喉头哽塞的感觉。我一直以为我出来当兵早，独立性比较强，对父母的依赖比较少，对他们的感情好像没有人家孩子那样缠绵悱侧。这一刻我才突然意识到，父母毕竟是父母，我实在跟人家的孩子没什么两样，只是我平时没有特别的注意和体会罢了。 父亲几乎没什么变化，七十多岁的人了，精神好得不得了，保养得极好的胖脸上竟有婴孩般的光泽。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也不显疲倦。父亲上下打量着我，用他那改不掉的山东鲁西北口音说我，好哇老七，你也要当妈了，真快呀。 我望着我的母亲，突然明白：我喉头的哽塞，我内心的那份伤感，全是因为母亲。 三年，有多久？母亲为何变得如此苍老？那笔挺的腰板呢？那一头的青丝呢？那光洁的额头呢？那炯炯的双眼呢？哦，我那年轻的、美貌的、高贵的青岛母亲呢？ 我穿着摘掉领花肩章的黄军装，最后一颗扣子被硕大的肚子撑得紧紧的。母亲上前弯下腰，解开那颗扣子，说我，这不勒着孩子了吗？ 我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了，像断了线的珠子，想止也止不住。母亲从口袋里掏出一方手帕，递给我，说，瞧瞧！多大了，要当妈了，还动不动就哭。我看见母亲的手。 母亲的手不再纤细，不再白皙，那上边有条条青色的血管，略显粗椅，像我见过的大部分的操持家务的母亲的手一样。 第三章 1 我住的是筒子楼的两间房。父亲洗了把脸就开始熟悉周围环境了。他从堆满了煤气灶具厨房用具空纸箱子烂床板子破桌椅板凳的狭窄的走道里倒背着双手迈着四方步从这头往那头溜达的时候，那气派的后背，把我的邻居们都给搞糊涂了，以为是哪个大首长下来微服私访体察民情现场办公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来了。 父亲回到我们屋子，对我们发表观后感，他说，你们说，这北京哪好？啊？人挤人人摞人的，你看这住的房子，那头放屁，这头闻臭味。你说怪不？还都愿往北京跑，北京有什么好？老七，你说。 他突然想起什么，对王海洋说，你们这公用厕所不行，蹲坑，我恐怕不习惯，搏不下，也蹲不住。 王海洋眼珠子转了半天，讨好地说，爸，你看这样行不行：外边有卖便桶式木椅的，买一把您凑合一下。父亲想了想，点头同意，说，好吧，就凑合一下。 我的母亲马上开始检査我的产前准备工作。她指着王海洋买的一次性婴儿纸巾批评道，你们这些年轻人就知道图省事，这个给孩子夹在腿里能舒服吗？将来不就成了罗圈腿了？洗几块尿布能累着你们？她从提箱里拿出一摞旧内衣内裤扯成的布片，说，还是这个好，又软和又吸水。 海洋，母亲在叫王海洋时，那声调慈祥得不得了，像叫我的一个哥哥她的一个儿子，像她对他从没有“癩蛤蟆”和“酸狐狸”的前嫌一样。是母亲老态得对往事一概记不得了，还是母亲老到了对旧事一概既往不咎？ 母亲说，海洋，老七生了以后，你跟你爸睡那屋去，月子里我跟她娘儿俩睡。月孩子闹得很哩。你也不用清假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别耽误了工作。 母亲略显卑椅的手整理着尚未出世的孩子的小东小西，嘴里絮絮叨叨些家长里短，那样子，真像个妈样子，像别人家的慈祥的妈妈一个样于。 我跟丈夫王海洋对望了一眼，双方的眼神如出一辙，莫名其妙得厉害。 晚上躺在**，我问丈夫王海洋，我妈说话时你老看我干吗？丈夫王海洋答，你不老看我怎么知道我老看你？ 在舌头上，我永远不是北大中系研究生毕业的丈夫的对手。我不在这个问题上跟他纠缠，单刀直插主题。哎，怎么回事？你说我妈这是怎么回事？王海洋平时老爱在我面前摆北大学子的谱，对我送上门的虚心讨教自然是不肯放过的。但这次他显得很慎重，足见他对这个问题也颇感兴趣。他抚着我隆起的肚子，像一个慈祥而负责任的父亲，深沉得可以。他想了好长时间，才说，这大概是一种角色互换吧。 我注意到了王海洋用“大概”和“吧”这样一些很谨慎的词汇，这又足以说明他对这个问题还有待于深入地思考和研究。 北大学者王海洋接着这样探讨说：你的父亲秦得福跟你的母亲安杰从他们结婚那天起，就开始了相向而行的漫长的、艰苦的长途跋涉。他们各自向对方走去，各自向对方靠拢，他们走啊走啊，越走越近越走越近，眼看着就要胜利会师了，却来了个倒霉的擦肩而过。这样，你的乡下父亲秦得福走上了城市的柏油马路，而你的城市母亲安杰却走进了乡下的田间小道。 这是现象。我说，根据呢？你有理论根据吗？ 王海洋很深人地看了我一跟，啧啧地夸赞道，到底是北大学者的老婆，跟别的女人就是不一样。不满足现象，还要探究理论。 我笑骂，别不要脸了，干什么都要捎带上你自己，别打忿，说理论根据。 这根据嘛，王海洋拖着长腔，显然在临场发挥。他想了半天，突然兴奋起来，道，啊，有了。你记得那句“润物细无声”的古诗吗？说的就是你爸你妈这样的现象。他们互相滋润着，也就是互相影响着，悄无声息，连他们自己也觉察不到。你父亲对你母亲是“引黄灌溉”，你母亲对你父亲是“引溁人津”。这样，你母亲就成了农村的土地，有了黄土的质朴；你父亲却在城市饮用水的处理中，成了有漂白粉味道的自来水。 我疑惑地望着王海洋，怀疑说，是吗？见他如饿鸡啄米，暂且信了他的。 沉思了半天，我一声喟叹，唉！我妈怎么这么倒霉！这年头人家都在农转非从农村往城市挤，怎么就偏偏她一个人倒行逆施去上山下乡了呢？ 王海洋嘿嘿嘿地直乐，说，我看你写小说吧，别看你的语言不太规范，但用同还是挺大胆别致的。现在小说不用规范语言了，要的就是你这种胡八道。 我用脚踹他，骂他，滚蛋！敢情不是你爹你妈，你躺着说话不腰疼！ 王海洋用手拥着我，劝我，你还真替你妈难过啊？你妈现在这个样子不是挺好的吗？絮絮叨叨随随和和的，活得多轻松。哪像她以前挺着个腰板紧着张脸的，多累？现在返璞归真是一种时尚，你懂不懂？要难过你该替你老爸难过，你看他现在变得这个毛病多，这不顺眼那不顺眼的，上个厕所还蹲不下了，累不累呀！ 见我还要开口，王海洋忙拉灭电灯，在黑暗中说，你省省吧，父母的爱情根本用不着我们做儿女的去评论。 不一会儿，王海洋的瘦嘴黾就打起了欢快的呼噜，我却没有一丝的睡意。我就想不明白，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到底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擦肩而过的呢？ 寻找大爷 1940年的秋天，我的老家，具体点说，是我父亲的老家，出了件事情。 这件事情引起了鲁西北一个叫南于的庄子里一户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农民家庭里三个兄弟的分崩离析。这是这三兄弟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的事情。 那年秋天，地里的光景令人喜悦。那年的风调雨顺加上土地的不薄加上三个硬邦邦的兄弟的齐心协力，庄稼长得格外的好。 我父亲的大哥在劳作了一天后撅着个瘦腚蹲在地头上望着玉米、豆子、高粱这些叫庄稼的绿油油的家伙们，久久不愿离去。父亲的大哥是个不苟言笑的人，但他望着满地的绿色，那黑黑瘦瘦的脸上还是撑不住渗出了许多笑纹来。 在农村，据说爹死了，老大自然而然地就顶了爹的位置，当家主起事来，这是不容置疑的事情。当然，这里的老大指的是男老大，女老大是不行的。女的早早晚晚要成人家的人，弄个人家的人主自家的事，那是要惹人笑话的。我父亲的1940年秋天的家就是这种情况，父亲的爹早殒，父亲的大哥就在家里当家主事。 秋收在望的时候，父亲的大哥早早地把家里几把诱死的镰刀磨得飞快。我十五岁的父亲在他们家空旷的院子里把那儿把磨得飞快的镰刀舞得呼呼乱响。父亲用大拇指小心翼翼地抚着那锋利无比的镰刀，喘肴粗气说，俺那娘哎，这玩意儿砍头可不费力气。 然而，那几把镰刀白白地被我父亲的大哥磨得飞快，在秋收的季节里没有派上任何用场。原因在我父亲的二哥身上。 父亲的二哥年龄不大，1940年的秋天刚满18岁，他的小名就叫秋收。 别看他小小的年纪，能耐却特别地大，吃喝嫖赌样样拿手样样精通，并且还都是无师自通。他长得乡下人少有的白净和清秀，走在路上质彬彬的，见了大人小孩一律地不笑不言语。他笑的时候，露出一口庄户人家少有的整齐的白牙，像极了一个知书达理的读书人。虽然他也像庄户人一样，汉字摆在他眼前他也只知道那是个字却不知道那是个捨字。但这并不影响他读书人的形象。那时的农村，对化的要求并不清晰也不具体，见到字能说出它像个字，就够可以够不容易的了。 据说，当时南于一带大一点的闺女小一点的媳妇，几乎人人心里头掖着他。而他一般是来者不拒的，从不勉强，也不强求，没有什么庄里庄外之分，也没有什么亲戚里道的顾忌，一切都是你情我愿的，很有些农村里少见的爱情的味道。以至于后来那一带年轻一点的女人谁没跟他有点什么，反成了件很没面子的事。 这种广泛的爱情后来带给了南于这一带不太体面的灾害。几年后，一批眉清目秀彼此模样儿很接近的男孩女孩们引起了老人们的警觉，他们想起了那个死去很久的长得眉清目秀像个读书人的叫做秋收的男人。老人们拍打着一切能够拍打的东西，恨恨地骂：那个狗日的秋收！兔子还知不吃窝边草呢，畜牲不如的东西！ 第三章 2 1940年秋天开镰前的一个夜晚。 那天晚上的月亮格外的大格外的圆也格外的皎洁，那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夜晚。那天晚上的月光，把鲁西北这个叫南于的村庄清洗得格外十净。准备秋收的人们早早地睡下，没有人注意这不同寻常的月光。 但是，这天晚上，我父亲的二哥却注意到了这种不同寻常。他荡着两只同样清秀的手在村口游荡。他注视着这一地细碎的月光，在这种清澈静谧中，他清楚地意识到有什么事情即将发生。 一个叫于丑的本家兄弟，突然地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他叫着父亲二哥的大名，这有点奇怪。村子里的人是不大习惯称呼彼此的大名的，一般都是按照辈分亲连亲地叫，差不多大小的同辈兄弟们就不那么讲究，不是呼小名就是喊外号。农村人的大名基本上是个摆设，一辈子也派不上几次用场。但是今天，在这个不同寻常的月光下，于丑很顺口地叫着父亲二哥的大名，而父亲的二哥竟一点不觉诧异地答应着。因此，月光下的两个人就显得有点郑重其事。于丑有点激动地对父亲的二哥说： “于有庆，小斧子家今晚有场子，你去不？”父亲的二哥明显地松了一口气，像一晚上都在等人郑重其事地叫他的大名，指点他什么似的。于是，父亲的二哥像枝上了满弦的箭，在那天晚上清澈如水的月光下，射向庄西头小斧子的家，射中了那段很不祥且很让人费解的分崩离析的命运。 1974年的中秋之夜，对我们家来说是个真正意义的团圆节。我的当兵的大哥、工农兵大学生的姐姐、上山下乡当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小哥，在中秋节的前一天，突然一股脑儿地拥进了家门。这种有预谋的突然袭击对我父母和上初中的我来说，简直就是一个从天而降的喜悦。 不用说，我也知道这次突然袭击的主谋是我的在山东大学中系当工农兵学员的姐姐。那时的工农兵大学生，还不像现在这样灰溜溜地不受待见。那时候，人们在嘴上对知识不屑一顾，但内心深处，却情不自禁地对化人肃然起敬。大学生啊！好家伙！你甭管他是怎么进去的，也甭管他考试的时候交的卷子是怎样的一尘不染，反正他们是大学生！一个个自我感觉先硬邦邦地戳在那儿。 我的姐姐基本上是这个样子，但还不完全是这个样子。别看她头上顶了块“工农兵”的牌？，但我知道那纯粹是挂着羊头的拘肉。她浑身就找不出哪怕一丁点工农兵的味道来。叫我看，她简直就是生错了年代，天生就是块资产阶级的料，把她搁回旧社会，那才算是鸟进了树林鱼人了水哩。可惜的是，她长在了红旗下。 我的姐姐是个讲究浪漫的人。这一点，她完整地甚至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地继承了我的母亲。这次突然袭击的探家方式，很符合她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假如有一天，她背着个伞包，突然地从天而降，我一点都不会奇怪，更不要说吃惊了。 1974年的中秋之夜，我家的院子被我的母亲和我的姐姐布置得很像舞台上一幕即将开演的场景。一切都那么精致，那么有序，加上天上那轮皎洁的月，地下那层细碎的光，我坐在搭着桌布的圆桌前，简直不知手脚往哪放才好。 我的在部队当干部干事的大哥对这一切是无所谓的。他嘴里叼着母亲的牡丹牌带过滤嘴的香烟，一只手插在裤兜里，望着我姐姐的团团乱转，很不以为然地说，嗬！还真像那么回事儿。姐姐警觉地问，像什么回事？大哥吐了口烟，说，像真事！ 我故意很响地笑，笑声嘎嘎的肯定不好听。我的母亲端着苹果正好出来，马上制止我，于青！你那是怎么笑的！我止住这种笑，椅子下的双腿又不由自主地来回摇晃。母亲又制止我，于青！你就不能好好坐着吗？！我又停止了腿的晃动，将黑眼珠子挤到一边，把大部分的眼白倾海到母亲的背上。大哥看见了我这样子，走过来，掏出那只闲手，在我的脑袋上拍了拍，箅是对我的声援。 姐姐同大哥比起来，我比较喜欢大哿。但大哥同小哥比起来，我连比较也不用地喜欢我的这个上山下乡当了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小哥。可能是我俩年龄比较接近，在家里磨合的时间最长，彼此有许多的相似和默契，连毛病也像得比较厉害。 他用着两只水淋淋的手从屋里出来，找了半天擦手的东西没找着，就把两只湿手在屁股上来回蹭了蹭。 这个举动令我倍感亲切，我就是经常这样干的。但这样干时是一定要背着母亲的，母亲是绝不允许我们有如此粗鲁的行为举止的。母亲把所有她看不顺眼的东丙统称为粗鲁并坚决加以封杀。怛我发现，此刻，我的母亲就站在我的小哥身后，眼睁睁地看着他的粗鲁而没有任何举措。母亲对农民历来是无奈的，这是父亲家乡的亲人们给予她的馈赠。我想不通的是，难道母亲真的把下乡一年多的小哥当成了农民？虽然小哥经常把“咱是农民，咱不讲究”这句话挂在嘴边，但瞎子都能感觉出来，他不是个农民，起码不是个正儿八经的农民。 父亲挺着个胖肚子出来了。父亲同母亲比起来，我是旗帜鲜明地喜欢父亲。父亲对我的疼爱是放在心里搁在脸上的，不像我的母亲，生怕我长大了成不了淑女，对我成天一副嬷嬷相。加上家里的孩子就剩下我一个了，她把原来教育四个人的话统统语重心长地搁在我一个人身上。 父亲…屁股坐到我旁边的藤椅里，把藤椅压得嘎吱嘎吱响，我咯咯笑了起来。 父亲问我，你笑什么？我说，爸，你把藤椅压疼了，它直叫唤。父亲听了我的话，把屁股特别地拧动了一番，藤椅在他肥硕的屁股下更加疯狂地呻吟起来，父亲笑着说，我再使使劲，把它压哭。 我们全家都笑了起来。我的母亲像话剧里的贤妻良母那样，睥睨着曾经漂亮过的眼睛，噴怪着我的父亲：瞧瞧！瞧瞧！你哪有个当爸爸的样儿。 1974年中秋之夜的月亮真的好极了，连我这个从不为日月星辰所动的初中生都有点若有所思了。一切都是那么的清晰，远的山，近的树，连地上的一棵小草都在月光下楚楚动人。我从没有在夜晚这么清晰这么仔细地看这个世界，我发现，月光下的世界比阳光下的世界让人亲切和舒服，起码不剌激我的眼睛。在这么好的月光下放眼望去，眼睛都变得亮丽干净起来。 “多好哇，这月光！”话从我姐姐嘴里说出来。她的声音在月光下很迷人地响着，但我的汗毛还是被她的迷人给弄得林立起来。 幸亏没人迎合她。我的父亲不会，我的大哥也不会，我的小哥更不会，甚至连我的母亲都无动于衷。这点，你要感谢岁月，岁月能使一部分女人稍微地聪明起来。 院子里一片肃静，我的家人围坐在一张铺着白色台布的丰盛的圆桌四周沉默着。这种月光下的沉默显得我的家人们很有化也很有质量。 突然，我的小哥破坏了这种很化和很质量的氛围，他说，他很突兀地说，操！真没劲！ 他说的那个字吓了我一跳。应该说，我对这个字不是没有抵抗能力的。我的问班同学们，包括相当一部分女同学，这个字在他们的嘴里很随便很亲切地进进出出，如履平地。但一旦这个字从我的家人嘴里出来，还是大大地吓了我一跳。本能的，我急忙看我们的母亲。果然，母亲的脸不出所料地泛着一层晚秋的寒霜。 大哥的声音紧跟着响起，他问，什么没劲？你干什么有劲？小哥回答，什么都没劲！干什么都没劲！大哥的问话使大家的注意力从教养问题转向了颓废的问题上。我松了口气，感谢大哥！ 大哥说，于兵，你可不对呀。小哥说，咱是农民，咱不是部队，你才是部队呢！小哥插队那儿的老红姓把当兵的叫做部队，小哥的活学活用把我们给惹笑了。 笑过之后，我们发现我们的父亲没笑，他望着地上清澈如水的月光在很深地想着什么。显然，小哥的教养问题和颓废问题他一概没有注意，否则，他是不会无动于衷的。他可能放过子女偶尔的教养问题但决不可能放过子女的颜废问题。在我父亲看来，年轻人的颓废是件严肃的事情，是不能忽视的。这是件可能会要命的事情，会要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命的大事情。我父亲对这种事情是不会熟视无睹的。显然：父亲此刻脑海中的东西跟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无关。这就奇怪了，在我忠诚的正统的父亲的脑袋里，有什么比这些更重的呢？ 第三章 3 我们有些不放心地注视着沉思中的父亲，父亲很快地感受到了几双眼睛齐刷刷的力量。他抬起头来，冲着我们比较勉强地一笑，然后，父亲叹了口气，说，今晚的月亮真好哇。 你可以想象我们的惊讶。这哪是我父亲这种人的语言！对自然界的日月星辰、风霜雨雪，我父亲的态度跟上初中的我基本上是一致的，只不过那时的我对它们是混沌，而我的父亲则对它们是不屑，彻底地不屑。 我们有些担心了。不知道父亲这种反常的感慨从何而来。我们不可能不替父亲担心。那个年代，大家对政治异常的**，连我们做孩子的都异常的早熟。我们不可能对父亲的政治生命不动声色，那是跟我们一切的一切息息相关的啊。在我们不箅长的生活阅历中，惟有这种事情使我们饱经沧桑。 谢大谢地！父亲那天晚上对我们吐露的是别的事情，一些距我们久远与我们无关的事情。我们听得很轻松，一点也不往心里去。我的两条又细又长的腿又让我母亲讨厌地在椅子下边摇晃起来。我开始了东张西望，我对父亲的讲述不感兴趣。虽然父亲在叙述过程中，好像还动了点感情，但父亲的这种感情打动不了我。 1974年农历八月十五的晚上，在清澈如水的月光下，父亲有点动感情地回忆起了1940年那个令他刻骨铭心的夜晚。那个夜晚的月光跟这个晚上很相似，清澈如水的月光启动了父亲记忆的闸门。 父亲讲了他的大哥，又讲了他的二哥。父亲讲他的大哥时，情感比较明显也比较突出；在讲他的二哥时，父亲的口吻便犹豫起来，感情也复杂起来。给我的感受是，父亲同他的大哥是同父同母，而跟他的二哥则是同父异母或者是同母异父，反正是隔了层什么。但我知道，我父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祖父，没有享受两个女人的福气；同理，我父亲的母亲，也就是我的祖母，也一样。 但我的父亲的的确确跟他的同父同母的二哥隔了层什么。这点连我这个初中生尚且能感觉出来，别说我的大学生的姐姐了。 姐姐插了一个父亲喝茶的空儿，冷不丁地问父亲：爸，这么说，咱们家是让二大爷给败的？ 父亲咽下嘴里的茶，不容置疑地说，不是他是谁？姐姐问：你恨他吗？ 父亲停住了。不知什么意思地刻意看了看我的竖着耳朵在听的大哥和小哥。父亲迟疑着，犹豫地说，兄弟间，谈不上恨不恨。姐姐又问：那你想他吗？ 父亲还是迟疑，还是犹豫着说，人都死了几十年了，无所谓想不想了。 我当时就有一种感觉，这不是父亲对他二哥的真实的感情。父亲的迟疑和犹豫加深了我的这种感觉。我觉得父亲在回答对同胞兄弟的爱和恨的问题时，是有顾虑的，这顾虑来自在场的两个同胞兄弟。父亲对他二哥的关于爱和恨的闪烁其词，既想避免什么，又想印证什么，但他的迟疑犹豫和闪烁其词，既破坏了他的避免也破坏了他的印证。 我想，我的在场的两兄弟的大哥和小哥，是会跟我有同感的，甚至比我的感觉更背叛父亲的初衷。 那大爷呢？你想不想大爷？我姐姐在替我们乘胜追击。父亲似乎被追赶得精疲力竭。父亲深叹出一口气来，很压抑地说，失去联系这么多年了，想又有什么用？ 1974年的这个有着清澈如水的月光的八月十五的晚上，我们兄弟姊妹四个，大概也包括我们的母亲，第一次惊骇地发现，在我们父亲的内心深处，三十多年来，始终藏匿着一个人。同时，我们知道了，这个不知生死不知去向的人，三十多年来，阴影般地一直若隐若现地尾随着父亲的政治生涯。父亲能感觉到他的存在，但父亲又实在说不出什么来。他令父亲处境馗她。 1940年秋天那个有着清澈如水的月光的夜晚，我的小名叫秋收的二大爷拉着一个叫于丑的本家兄弟，箭一般地向庄西头的小斧子家射去。在光亮如昼的乡间土路上，我的二大爷肯定跑得满心欢喜，我甚至能想象出他那张像读书人似的白净的面孔上的笑容。 命运有时就是这个样子，它常常让你满心欢喜地去赶赴一个灭顶之灾。 小斧子在南于这一带是个家喻户晓的无赖。他爹娘死得早，他自生自长无师自通地长成了个无赖。用南于一带上了点年纪的人的说：“那小子生下来就是块无赖坯子！” 小斧子在庄西头的那个脏家是懒汉和无赖们的好去处，我的二大爷不可能不经常地出入那个脏家。二大爷跟小斧子他们在骨子里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別，惟一不同的是外貌。小斧子他们天生了一副无赖相，而我的二大爷那张酷似读书人的白净的脸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无赖联系起来。再就是小斧子他们一目了然地惹南于一带人的嫌，而我的二大爷则不，他的长相和他的和善迷惑了人们，尤其迷惑了大一点的闺女和小一点的媳妇们。 二大爷和于丑喘着粗气撞开小斧子家那扇破门板时，小斧子他们正在残缺不全的破坑上赌得热火朝天。小斧子一见我的二大爷，高兴得献着满口的黄牙直乐。他扬着垢手，招呼说，上炕，上炕！他们他娘的不行，你来，你来。 那天晚上，无赖小斧子那双污垢不堪的手简直神了，怎么着怎么行，赌什么赢什么。钱、烟，无赖们身上的破褂子破裤子甚至系裤子的破绳子，什么都行，什么都要。我的二大爷挤到炕上时，小斧子屁股下已经塞得满满的了。 二大爷很快地把身上能输的东西都输掉了，及至他下身仍穿宥的那条干干净净的土布裤子。他跟别的无赖区别也在这些地方显露出来：他没有当场把裤子脱下来，他答应明天送过来。 别的无赖们都在“日怪！日怪！”地惊叹，我的二大爷却多了个心眼儿。他退出那张破坑桌，坐在煤油灯照不到的暗处，眼睛眨都不眨地盯着小斧子那只污塘不堪的脏手。只一会儿的工夫，二大爷就盯出了蛛丝马迹。等小斧子又一次如法炮制时，我的二大爷眼疾手快地摁住了那只作弊的脏手。 山东人的直肠子在搞阴谋诡计上是个缺憾，因此，山东人对阴谋和诡计就格外地深恶和痛绝。正经的山东人是这样，山东的无赖们基本上也是这样。 小斧子家那一炕的南于无赖们马上就义愤填膺起来，他们伸出树林一般的指头在小斧子的脑瓜子上指指点点，义正词严的正经话从无赖们嘴里員出来格外地有力量。 小斧子那张无耻惯了的脸在煤油灯下浮出一堆的羞愧。他很少饱尝这种滋味，这种滋味令他非常地难受。突然，他扬起粗壮有力的手臂，朝灯影深处的我的二大爷那张白净如读书人的脸上狠狠地掴去，那清脆无比的声音马上将一屋子的嘈杂清除得一干二净。 据说，我的二大爷先抚着自己的白脸愣了一会儿，但只是一会儿。他在暗处马上呼地一下跪起来，抄起炕桌上那盡不知被小斧子家用了几辈子的油灯，没命地朝小斧子那颗被剃头刀子刮得铁青的头上夯去。 据说，小斧子仰面倒下时连哼都没哼，那“咕咚”的一声骤响，吓了南于的无赖们一大跳。 油灯自然是灭掉了，但别忘了那天外边的月亮出奇地好。小斧子家破炕上的无赖们能清晰地看见彼此的眉毛甚至是睫毛。他们伸长了脖子去看倒下的小斧子，小斧子的身子在可怜地蠕动着，顺着小斧子糖动的身子往上看，他们看见了血，看见了小斧子光头上呼呼向外喷涌的血！ 无赖们一下子炸了窝，不知谁喊了声：“了不得，出人命了！”长长短短的无赖腿就争先恐后地往地上蹦。 我的二大爷手里还紧紧地攥着那沾了小斧子血的凶器跪在那儿发呆。有人捅了他一下，说，憨子！还不快跑！留在这儿找死呀！ 二大爷丢了那灯，一个高蹿下炕来，连鞋也顾不上穿，光着脚丫子，一眨眼的工夫，就没了踪影。 我的二大爷杀人的时候，我父亲的一家在自家的土坑上睡得正番。他们一点预感没有地熟睡着，甚至连个牵强附会的梦都没做。 二大爷闯了弥天大祸逃得无影无踪。小斧子虽然没爹没娘没有兄弟姐妹，但他有同祖同宗的族人。一个家族的兴师问罪，加上这个罪的确是滔天大罪，我父亲家只能理屈词穷地按照人家的意志办事。等到这事彻底了结的时候，我父亲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家就没有力量跟任何人家比了。 第三章 4 签字画押的那天晚上，我的大爷蹲在自家肥沃的土地上久久不肯离去。大爷黑瘦的脸上始终淌着沉重的泪水，大爷用被这块土地磨得粗糙的手去抹那些眼泪，那粗糙的“剌刺啦啦”的声音令站在他身后的我的父亲永世难忘。 我的二大爷是我守寡多年的祖母最喜欢的儿子。虽然他明里暗里有许多的劣行，但他的眉清目秀和花言巧语首先打动的就是他的母亲我的祖母。他的一下子的消失，似乎将我祖母生命中的什么东西一起带走了。 大约在我一大爷失踪的大半年后，一个很平常的早晨，有早起习惯的大爷清理着喉咙里一夜的积痰去推自家的木门。他觉得一只手有点费劲，就启用另一只手。门开了，一个粗布口袋游倒在有露水的地上。大爷傍了一下，他本能地四下里看看，村子还在熟睡，连鸡的鸣声都没有。大爷弯下腰去，提起那粗布的口袋，听着里边哗哗啦啦的响声，大爷就知道里边是玉米，金黄金黄的玉米。 大爷心里头一热，眼里不知不觉就湿了起来。大爷知道，他的大兄弟昨天夜里回来过，这袋哗哗作响的玉米，就是他报平安的口信。 虽然出了小斧子的事后，大爷心里把二大爷恨得死死的，但一亙知道了他的平安，大爷还是动了兄弟的感情。 打那以后，每隔一段日子，就有一袋子的东西神鬼不知地或竖或倒在父亲的家门口。我的祖母、我的大爷、我的父亲，轮流彻夜守在门后，竖着耳朵听着外边的动静，一点点风吹草动也要冲出去看上一看。可惜，他们始终没能见上他们想见的人。奇怪的是，东西总是接连不断地从天而降。 慢慢地，我父亲他们被这接连不断、日趋丰富的东西吓住了。父亲他们有一种可怕的预感，但他们谁也不说出口。他们连想的勇气都鼓不起来，怎么可能说出来呢？ 父亲家乡南边四五十里的地方，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湖，叫華子湖。湖里有茂密的一望无际的苇子，苇子里藏了一伙以**杀掳掠为生的土匪。 这些土匪中，几乎没有本地人。本地人是极爱脸面的，即便万不得已做了土匪，也要撒开丫子跑，跑得远远的，起码远到家人们眼不见耳不闻心不烦的地方，对那些跟自己毫无瓜葛的人作恶作孽。 像我二大爷这样，连路也不愿跑远，在自己家人的眼皮子底下干坏事的几乎没有，起码我父亲他们这个叫南于的庄子没有。 在风言风语起来之前，我的大爷很有远见地很识趣地领着我的父亲离开了家乡南于。他们带上他们的脸面和一身的力气，躲了出去。 我的大爷和我的父亲犯了一个不太像话的错误：他们在顾忌自己脸面的时候，忽略了他们母亲的脸面。也许，他们压根就没有忽略，他们是故意的，他们是故意将他们母亲的脸孤零零地晾在南于的阳光下。他们对他们的母亲心怀怨气，他们认为二大爷的一切都跟母亲有关，是母亲将他宠坏的，母亲应该受到惩罚。 祖母在大爷和我父亲走后，变得黑白颠倒起来。她白天关起门来呼呼大睡，晚上盘腿坐在漆黑的院子里，睁大了眼睛守候着。祖母知道，她这样坐下去，是不会没有结果的。终于，祖母如愿以偿了。 那天晚上有雾，而且是很大的雾。雾水先把祖母的头发打湿，然后是衣服，然后是身体。祖母感到了冷，很凉很凉的冷。但是祖母已经什么也顾不上了。冷和热，饥和饱，困和乏，对祖母，统统都像身外之物。 祖母坐在透彻心肺的寒雾中，睁大了眼睛，什么也看不见的守候着。 谢天谢地，祖母等到了。 脚步声，很轻很轻的脚步声。祖母侧起身子细细地聆听。祖母听了一阵，连她自己都不知道地叹了一口气。祖母很失望，她知道他没来，她的秋收没来。 祖母的叹息是如此的轻微，但还是被来人捕捉到了。脚步停了下来，迟疑着不敢轻易再迈动。祖母等了一会儿，脚步的声音始终没有再起，祖母有点不耐烦了，就清起嗓子“哎”了一声。 祖母听到轻轻的一声响，是什么东西落地的声音，接着那脚步声不顾一切地响了起来。祖母冲着那脚步声说：你别跑，你回来。来人哪里肯听？脚步声越发地快了起来。 祖母在那个漆黑的有雾的深夜大声喊叫起来：“你告诉秋收，我没他这个儿，他也没我这个娘！” 喊完这些，祖母如释重负。她费力地从荀米叶子编的蒲团上站起来，弯下腰捶了捶赚了的双脚，一瘸一拐地往屋里走。 走了几步，祖母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那东西软乎乎的踩在祖母裹着的小脚下。以祖母对庄稼地里的熟悉，她知道是棉花，一袋棉花。 天就要冷了，正是需要棉花的时候。祖母慢慢蹲下身子，双手抓住了那袋又松又软的棉花。 祖母的眼泪急速地淌过冰凉的脸颊。祖母抚着那松软的棉花，像抚着她最喜欢的儿子秋收儿时光着的屁股。祖母脸上的泪以更快的速度更沉的分量硒进了她那件自织的早已被雾水浸湿了的黑色的土布褂子上。 祖母死那年只有38岁。她是自己上吊死的。据说她死后的样了一特别的吓人。 按我老家南于那一带的乡俗，那些七吊的投河的喝药的等等不得好死的鬼们是不能入自家坟地的。可怜我的祖母，为我的祖父守了那么多年的辛苦，死后竟不能完成她生前那么神往的与祖父同坟共寝的梦想。 我的祖母被我的大爷和我的父亲极其简单地埋入了一片荒坟中。匆忙之中，他们甚至忘记了做一个起码的记号，以备日后上坟添土。 在一个绝早的清晨，我的大爷带着我的父亲，踏着满地的白霜，走掉了。 我父亲大概没有想到，他这一走，竟会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而我的大爷比我的父亲更绝，他这一走，简直就是“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了。否则，他决不会拖上我的父亲，义无反顾地走掉，冷静得连头都不肯回一下。 “爸，咱们找找大爷吧。”这是1974年中秋之夜的第二天吃早饭时，我的姐姐讲出的原原本本的一句话。 大家吃馒头的吃馒头，喝稀饭的喝稀饭，嚼咸菜的嚼咸菜，谁也没把这句没头没脑的话当回事。当姐姐再一次重复这句话，而且重复得异常坚决时，饭桌上的动静才小了下来。 首先，是父亲极其认真地看了姐姐一眼。那一眼内容丰富。然后，他什么也没说，又把整张脸埋入饭碗里，专心致志地喝着金黄色的小米稀饭。我看不见父亲的表情，父亲所有的表情都掩埋在那只细瓷白碗里。我特别地对父亲用细瓷白碗将面部上的表情遮得严严实实表示不解，我觉得父亲的这个举动含义深刻并且深奥。 母亲是无动于衷的。母亲对父亲老家里的一切人一切事内始至终地无动于衷。那是母亲发自内心的无动于衷，而不是什么假装的。 我的大哥在仔细地嚼着一块很脆的咸菜，清脆的声音从他一张—合的嘴黾发出来，特别地诱人。他看起来同我的母亲一样无动于衷，但他的这种无动于衷同我母亲的无动于衷不同。他是装的，假装的无动于衷。因为他太了解他的这个满脑子都是浪漫念头的妹妹了，他历来对这类玩意儿不以为然。他知道，这个时候赞同她或是反对她都是极不明智的举动，因为赞同或反对同样能使她上瘾。 小哥在狼吞虎咽地对待一个很白很暄的馒头。自从他上山下乡当了社会主义的新农民，每次回家，都像跟家里饭桌上的饭菜有仇，那种坚决彻底消灭它们的狠劲使我们全家每个人都有欠了他什么的负疚感。他听见姐姐要找大爷的话，把满口的馒头伸直了膀子吞下去，倒出嘴来，伶牙俐齿地说她：你的中枢神经又发炎了吧？ 我埋头吃我的早饭，尽量避免开口。我是有自知之明的，我知道，以我在家中倒数第一的位置，撒撒娇是可以的，议论起家中大事来，说轻了没人当回事，说重了有人训你没大没小。遇上这类事，我免开尊口比较合适。虽然，我对我姐姐找大爷的提议觉得可笑，怛我是不准备说出来的。我身上从头到脚穿的一切时髦的东西，都是姐姐在省城替我置办的。我虽然只是个初中生，但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的道理还是懂得一些的，并且一直都在有良心地恪守着。 第三章 5 姐姐见她的提议没人响应，把手里的碗筷很重地放下。见我们对此还没反应，就故意自言自语说给我们听：没良心，真没良心！小哥首先反击，他斜视着坐在他右边的姐姐，阴阳怿气地说，良心？良心是个啥家伙？俺没见过，俺那儿不种那玩意儿，你们山东大学里长那玩意儿吧？ 姐姐厌恶地推了他一把，说，下了两天乡，在农村学了一身的坏毛病！ 小哥说，哎，于明同志，我可郑重地提醒你，这样诽傍广大的贫下中农，诬蔑伟大的上山下乡运动，可是路线问题。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母亲停下吃饭干涉道：“吃饭也堵不住你们的嘴吗？” 大家继续吃饭，吃得比较沉闷。我父亲首先放下筷子，在他起身准备离开时，我的姐姐又锲而不舍地重复说：“爸，咱们找找大爷吧！” 父亲没有了白瓷饭碗的掩护，脸上的表情一览无余。我看见父亲面部的表情很那个。上初中的我，还不知道字典里有个现成的词可以形容父亲此时脸上的表情：暧昧。父亲很那个地立在那儿好一会儿，离开时，我发现父亲的背有点挺不直的样子。 那天早晨，父亲有点丢三落四。出了门，折回来，说忘了拿提包；出了门，又折回来，说忘了戴帽子。那天早晨父亲的进进出出显得他有点手忙脚乱。 父亲终于穿戴整齐，提着公包，腆着肚子要去上班了。走过我们身边时，父亲说了句没有任何意义的话，父亲说，今天的小米不错，很香。 小米是小哥带回来的，父亲好像是夸奖种小米的小哥。可惜小哥不太识抬举，对这句话没有任何反应。小哥不以他能种出这么香的小米为荣。 姐姐站起来，丁丁当当地收拾碗筷，脸上的神情很不好。正准备离开饭桌的小哥看了眼阴着脸的姐姐，说，神经病！大爷是谁？谁认识大爷？ 大哥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地盯着姐姐看了一会儿，问，哎，你还当真啊？姐姐不理他，手里的动静越发地大了。大哥望着姐姐耸了耸肩膀，一副高深不测的样子。我认为那是从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电影里学来的动作。这动作让罗马尼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一做挺漂亮的，让中闰人一做怎么就这么别扭？我想笑，但望了望生着气的姐姐没敢笑。 大哥从口袋里掏出烟来，抽出一根，点上，吸了一大口，很深地吐出来。大哥在他吐出的烟雾后边，模栩不清地说，我劝你别找，小心找出麻烦来。 姐姐停了手里的活，不明白地问大哥，找出麻烦？找出什么麻烦？ 大哥扬着食指弹了弹烟灰，神秘莫测地说，谁知道呢？我奉劝你，越是不知道的事越要小心。 姐姐把几只碗咣当咣当往一块摞。她的嘴一撇，不屑地说，哼！你们这些当干部的，一个个把心理搞得特别阴暗。 大哥又深吸了一口烟，这次他吐出的很少，只从两个鼻孔里渗出了一点。他把尼古丁大量地吸入肺里，好像还挺过瘾。他站起身来，屁股下的方凳摇摇晃晃了好长时间，我以为它会慢慢地停下来的，谁知它却在即将停下那一瞬间，“轰然”倒地。那方発的体积不大，重量也不大，但倒地的声音却能用“轰然”来形容。 凑巧的是，在那种“轰然”声中，我的大哥说了句什么，我的姐姐没听清，就伸过脑袋格外地追问了一句：什么？你说什么？大哥就又重复了一遍。 当时，我对那句话的感觉非常的不好，但我忽略了这种感觉。我简单地把这种不好的感觉归罪于饭桌上的争吵，也就大意地没往心里去。 我的大哥当时郑重地叫着我姐姐的名字，有点暗示意味地说：“于明，你要不信，你就找吧。你会找出麻烦来的！” 我的姐姐于明，人虽然浪漫，但总的来说是随和的。不知为什么，她在这件跟她关系不大意义也不大的事情上，却是如此的倔强。在后来的日子里，我经常很宿命地想，这大概就是命了。命中注定要对你生拉硬拽的事，你是无法抗拒的。 我的姐姐开始寻找我们的大爷。她基本上是孤身奋战，惟一支持她的是父亲的暧昧态度。她像个意志坚强的**人，蔑视一切困难地勇往直前。 那时，她已经从山东大学中系毕业了，分配在省城一个大批判写作班子里。那个时候，全国正时髦各种各样的大批判，各类写作班子犹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各地茁壮成长。这些班子一般都有个象征性极强的笔名，像梁效一两校那种。我姐姐呆的这个写作班子，叫石一仁。浅层次讲，这是个十一人的写作集体；深层次讲，他们大概是想代表全国十一亿人民怒吼。 姐姐在这个石一仁的写作班子里生活得非常偷快。这种偷快的原因很多，首先是轻松。你想想，十一个人写一篇东西，还是由一个人主笔，基本上不用费自己的脑子，只要跟着两报一刊的调子走就行，惟一要做到的就是要跟得天衣无缝。而十一个脑袋十天半个月地拼一篇稿子，天衣无缝是件很容易做到的事。 另外一个原因，是姐姐的年轻，还有，还有就是她的漂亮。我的姐姐是那种货真价实的漂亮。她幸运地完整无缺地把我父亲我母亲身上的优点合二为一地继承在她一个人身上。她属于那种猛一看好看，仔细一看也好看的漂亮。关键她那种漂亮一点也不张扬，是那种男人喜欢女人也不反感的漂亮。 姐姐有着这许多的优势，为她寻找大爷提供了许多的方便。来去自由的时间和行动上的方便是干这类事情最最起码的。在石一仁这个战斗的集体里，多她一个行，少她一个也不是不行。再说，好像我姐姐对她从事的这项写大批判章的工作，也没有太高的热情和太大的兴趣。这类很硬的东西跟凝固在她脑子里那类很软的东西也不怎么协调。所以说，她的工作不但给她提供了时间和行动上的方便，还鼓励和支持了她要寻找大爷的决心和信心。这已不再是简单的关于亲情的浪漫了，它还部分地充实了姐姐那段日子的生活。 从省城去我父亲的家乡还是比较方便的，长途汽车最多也就是六七个小时。从姐姐留下的日记里，我清楚地知道姐姐第一次踏上父亲的家乡的具体时间——1975年6月11日。 姐姐在日记里说，她一踏上从父亲嘴里听了千百次的叫南于的土地，“心里一股热浪涌了上来。”这股热浪大概弄得姐姐心情很激动’她步履轻松，健步如飞，很快地，她就找到了父亲家的老房子。 父亲家的老房子里住着父亲的一个没出五服的侄子。他对我姐姐的到来表现出极大的惊愕和恐慌，他以为我姐姐楚我父亲派回来索要房产的。他们一家老老小小对我姐姐的态度既紧张又冷淡。 他们的态度对心里涌着热浪的我的姐姐无疑是当头的一盆凉水。她万分狼狈地站在院子里，置身在人家的冷淡中。按我姐姐的设计和想象，父亲的亲人们见了她，即便不是一种感慨万千的激动，起码也该是一种见了她就格外亲的淳朴。父亲的亲人们给她的嘴脸是她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他们让她大失所望。 等父亲的远房侄子明白我姐姐的故乡之行对他们的栖身处没有任何念头和目的时，我的姐姐正趴在公社招待所的**写日记。父亲的远房侄子和他的又黑又干的老婆跑到招待所找到我姐姐，我们那位远房的嫂子不由分说地抓住我姐姐执笔的手，死活要让她跟他们“家走”。她说着一口跟我父亲很相像比我父亲更纯粹的家乡话，笨嘴拙舌地一再重复着“家走，家走”这两个字。姐姐行不过她，只好忍下一肚子的不快，跟他们“家走”了。 姐姐迈进那个大白天也黑咕隆咚的父亲的老家时，另一种更大的失望在等待着她。她转着头四下打量这个父亲经常挂在嘴边的家，她发现这个家跟父亲嘴边上那个家出人很大。不知道是父亲记忆上的错误还是父亲对自己的这个家犯了的错误。这个家还有这个家现在住的这家人，都令我姐姐打心里失望和不舒服。 很快地，就有成群结队的人从这个令姐姐如此失望的破家里挤进挤出。远房嫂子攥着我姐姐的细手，一个一个有头有尾地很详细地介绍。渐渐地，我姐姐那颗凉透了的心又慢慢地热了起来。她想不到，这个庄子所有的人，几乎都跟她可以有某种牵连和瓜葛。她跟着远房嫂子用标准的普通话很乖巧地叫着这些远亲近邻。父亲的乡亲们享受着我姐姐好听的北京“动静”，而我的姐姐则享受着一种很好受的感觉。他们两情相悦，使父亲家陈旧的老屋蓬荜增辉。 第三章 6 父亲家的男亲人们大口大口吞吸着我姐姐带来的带过滤嘴的好烟。他们跟我姐姐基本上没什么话可说，除了见面时那有限的几句客套话，他们再也找不出什么话要对我姐姐说了。他们或坐或蹲、或倚或靠地埋头抽烟，好像他们不是来看我姐姐的，而是来参加我姐姐组织的吸烟大赛。他们默默无语地争先恐后地往肺里吸着尼古丁，吸不了的再吐出来，很快，屋子里就浓烟滚滚了。 父亲的女亲人们将父亲的长得漂亮穿得洋气的女儿团团围住。她们不停地用舌头制造出一种惊讶和惊叹来。她们把我姐姐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狠狠地夸了个遍。农村女人的言过其辞好像也有种力量，起码不让人怀疑她们的真诚。她们说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还会情不自禁地用比较粗糙、卫生条件也不怎么好的手抚摸我姐姐脸上的“细皮嫩肉”。她们的这种热情，犹如她们男人制造出的尼古丁烟雾，同样令我心里难受。 父亲的年少的年幼的小亲人们，嘴里欢快地嚼着我姐姐带来的奶糖。大一点的孩子嚼得飞快咽得咕咚咕咚直响，小一点的也不甘示弱地把小嘴嚼得歪七扭八。姐姐看见一个四五岁的女孩把嚼了一半的糖吐到一个女人手心里，姐姐发现那黏黏的糖上竟沾了颗小牙齿！更让姐姐受不了的是，那女人将那小牙随手丢掉，把那吃了一半的糖又塞进小女孩的嘴里。 父亲的侄媳妇蹲在院子中央，用两块砖头支起了一口叫鍪子的黑得不像话的铁锅，烙一种据说是父亲老家最最好吃的饼一韭菜饴子。姐姐因为父亲经常神往无比地提起这种家乡美食而特意站在一旁观望。父亲的侄媳妇很能干，锅上锅下全包了。添一把火翻几下饼，翻几下饼再添一把火。锅下烧的是陈年玉米洁子，我姐姐眼睁挣地看着她每抓一把玉米秸，手上的黑颜色就深一层。她的两只能干的黑手上下飞舞着，只一会儿的工夫，就把我姐姐兴致勃勃的胃口彻底倒没了。 我姐姐找不出任何拒绝吃这种家乡美食的借门，她忍着万般的难受咬了一口。姐姐看见，被父亲夸了一万次的这种韭菜饴子，除了韭菜就是一点点碎碎的虾皮。望着那种整齐的绿色，姐姐觉得这跟吃麦苗或青草没有什么两样。 第二天下午，我姐姐就逃难似的离开了父亲的家乡。 1975年6月的故乡之行，我姐姐基本上可以说是胜兴而往，败兴而归，一无所获。 她此行的目的是去打听父亲的大哥我们的大爷的。但姐姐吃惊地发现：父亲的大哥在家乡亲人们脑子里几乎就没留下什么。他们给我姐姐提供的关于我们的大爷的事情，几乎还不如她从我们的父亲那儿零敲碎打知道得多。这令她很意外。更令她大感意外的是，他们对大爷记忆荒疏却对二大爷记亿犹新，以至到了栩栩如生鲜活如初的程度。 我姐姐这次回去，根本就没有打听二大爷的打算。一是他已死去很久了，打不打听他都没有意义；二是基于二大爷曾是无赖这一不太体面的名声，我姐姐也不太好意思开口提他。谁知，此行的收获却来了个满拧。 二大爷在家乡亲人们的七嘴八舌下，活灵活现地站在我姐姐面前。 他们嘻喀哈哈地说起二大爷时，虽然时不时会蹦出一两句极脏的话骂骂他，但我姐姐很快就感觉到了他们口气中那份艳羡和钦佩。 他们提到我们的二大爷时，是一定要说起他的白净和和善的；而说起他的白净和和善，则会自然而然地把他的风流韵事拽出来。无赖二大爷的风流韵事多得往往拽出一个就能带出一里。 我姐姐从乡亲们对我们二大爷的津津乐道中看出，无赖二大爷长久地亲切地活在他们的家乡南于这一带人的心目中，看样子，恐怕还能再活下去。 这种结果，令我的姐姐感到莫大的悲哀。 1941年11月的一个绝早的清晨，我父亲被他的大哥拖着，踉踉跄跑地离开了他生活了16年的家乡南于。 “拖”这种状态并不说明我父亲的离家是出于被迫。外边的世界对一个16岁的从未出过远门的农村少年是极有吸引力的。那时的父亲也没把生他养他的家乡当回事。大爷的一只手拖着父亲的细胳膊，样子很像怕他变卦半路跑掉。其实不是这样。那天实在是起得太早了，而头天晚上由于兴奋又实在是睡得太晚了。一个懒散惯了的农村少年对瞌睡的抵抗能力是极其有限的。 那天早晨，大爷用粗壮的大手抓住父亲的细胳膊，在南于出庄的挂着白霜的土路上大步流星地走着。父亲挣脱了几次，没有成功，只好一溜小跑地跟着大爷往前踉跄。直到出了南于，大爷才松了他有点神经的手，脚步也才明显地正常起来。 父亲有点明白了，大爷是不愿碰上南于的人，不愿让庄里任何一个人看见他们的出走。父亲有点想不通：咱不偷，不抢，咱是去当兵哩，咱怕人家干哈！ 父亲知道，二大爷的成匪和祖母的死法，都让大爷不能忍受。现在方圆几十里，没有人不知道他们家的这两档子著名的事。搞得他和大爷在附近打工都不自在，总有人在他们的背后指指点点嘀嘀咕咕。我父亲尚好，人小脸面亦小，我大爷就不行了。尤其是于家集大爷老早就定下的媳妇彩妮家的退亲，把大爷最后的一点自尊扫荡一空。大爷放弃了对故乡的最后一块心思，带上他的小兄弟我的父亲，要离家远远的，找个队伍把自己卖丁卖出去。 父亲跟着大爷，一路马不停蹄地走到太阳在一天中最热情的时候。父亲知道天已入晌，听见自己肚子里的叫声已如水塘里的蛙鸣连成一片了。父亲说什么也不肯再向前迈一步了，他威胁我的大爷，说，再不给他块干粮垫垫饥，他就要饿死在半道上了。大爷望着他的这么点苦都经不住的小兄弟，恨铁不成钢地叹了口气，在路边的一棵槐树下坐下，解开了肩上的干粮袋。 他们把家里所有的粮食都换成了麦子，麦子被他们磨成细细的面，蒸成了白白的馍。父亲倚着槐树，大口大口地塞着过去连过年都很少放开吃的白面馍馍。馍馍细溜溜地没有任何剌激地从嗓子眼里滑下去的感觉，让我16岁的父亲舒服极了。 父亲和他的大哥正在槐树下沐浴着正午的阳光享受着白面漠馍时，突听身边有动静，一个声音说：两位大哥，可怜可怜俺，给俺口干粮吃吧。 父亲撩开眼皮，看见一个茁壮的脏汉子正哈着宽腰一脸可怜地站在身旁。父亲用塞得满满的嘴，含混不清地轰着他：去！去！去！滚一边去！ 那苗壮的脏汉子一点不在意父亲的粗鲁，把腰哈成虾米状不依不饶地站在那儿。父亲急忙咽下嘴里的东西，想干脆利落地赶他走，被身边的大爷制止住。大爷从解开的干粮口袋里，拿出一个馍馍，给了他。 他比我父亲更急迫更舒服地对付那个又白又大的漠馍。他仲直了脖子噴得直向外捌气儿，就是这样，他也没放慢吞咽的速度。 吃完后，他用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温存地望着我的大爷，但我大爷不为那双眼睛所动，坚决地没有一点余地把干粮口袋系得死死的。他有点失望，但仅仅是失望，很有职业道德地不再啰嗦什么，只是伸出一根脏指头，把仓促中掉落在泥地上的馍馍渣子仔细地一点一点地沾起来，送进嘴巴里吃掉。 吃完后他竟不走，索性一屁股坐到我父亲和大爷身旁，伸了个极其内行的懒腰，舒服无比地半坐半卧在那儿。 11月秋髙气爽的太阳照在身上别有一番温暖，这是我父亲和我大爷还有那个脏汉子的共同的感受。虽然他们没有交流，但他们脸上的惬意和身体的轻松说明了这一点。 他们开始有了交谈。脏汉子因被施舍了一个馍馍而心存些许感激，我大爷和我父亲则因施舍了一个馍馍而心有无限的欣慰。他们随意地交谈着，这种萍水相逢的交谈是最不假思索地交谈。交谈中，我父亲和大爷知道了他叫根宝，是山东梁山人。我父亲虽没上过学目不识丁，但水泊梁山上英雄好汉的事迹还是略知一二的。父亲一听他是出好汉的梁山人，就没心没肺地说人家：你们梁山不是出好汉吗？怎么也出叫花子？ 父亲的口气里充满了明显的蔑视。大爷用严厉的眼神瞪他，怕他伤了梁山人的自尊。谁知眼前这个梁山人似乎没那玩意儿，仍是一脸的平和。梁山的根宝梗着脏脖子义正词严地说：叫花子怎么了？叫花子一年四季不亏了肚子！你以为你的馍馍好吃？比漠馍更好吃的东西俺吃得多了！ 我父亲一听这话很生气，觉得他的忘恩负义也来得太快了点。漠漠还在他肚子里没消化哩，他就开始说馍馍的坏话了，也太没良心了！我父亲想说他点什么的，但被我的大爷一把拖住。我大爷虽然也挺生他的气，何大爷现在更在意的是要快点找到一支队伍，把他和我父亲早些安顿下来。 大爷问根宝：你听说这附近哪儿住着队伍？根宝歪着脏头反问：你问这干哈？大爷就说：不干啥，随口问问。根宝就回答说：前边的下洼庄就住着队伍。大爷问：远吗？ 根宝答：不远，也就是六七十里路吧。接着，根宝很热心很洋细地指点了去下挂的路线。根宝说得很仔细，连在哪儿拐弯，向东拐还是向西拐都一丝不苟地说到了。 我父亲对根宝的一丝不苟产生了好感，原谅了他对白面馍馍的轻薄。于是，我父亲情不自禁地很真诚地劝他说：你咋不当兵去？ 梁山的根宝听了我父亲的话很奇怪地盯住我父亲看，他见我父亲没有一点捉弄他的意思，就用同样的真诚回答我的父亲。梁山的根宝一字一句很认真地回答说：嗨！俺要饭就够丢人够下贱的了，俺还能再去当兵？！ 根宝晒了一阵太阳先爬起来拍了拍补丁摞补丁的破屁股走掉了。但根宝没想到，他的话却一绕在我的父亲耳边。 梁山的根宝严重地挫伤和打击了我父亲当兵的热情和积极性。我父亲那时毕竟只有16岁，少见多怪的父亲那时还压根就没有听说过“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这样一句中国古训，否则他也不会大惊小怪地受到那么大的震动了。 父亲对自己即将跟着大爷卖丁当兵产生了动摇。他在11月份深入骨髓的温暖的阳光下，突然对我的大爷说：大哥，咱别去当啥兵了，咱也要饭箅了！ 大爷举起粗壮有力的大手狠狠地抡在我父亲尚未发育成熟地精瘦精瘦的脖子上。大爷涨红了恼羞成怒的黑脸骂我的父亲：日你娘的，还想要饭，你要脸去吧！ 等父亲和大爷找到那个叫下洼的庄子时，天已大黑了。他俩摸黑走进村子时，被村子里的万赖俱寂弄得有点提心吊胆。这种死气沉沉，哪里有一点住人的村庄的热乎气？哥俩正犹豫着走进去还是退出来，突然听到前方“咚终吟”的一阵脚步声。 第四章 1 这是训练有素的脚步。那种整齐和有序，把我的父亲和大爷震住了。他们知道，乡下人走路是无论如何也走不出这种动静的。这种声音在寂静的夜中格外神气也格外有力量。父亲和大爷在黑暗中凝神静气地听着。听着，听着，我父亲有点兴奋地用胳膊肘碰了碰大爷，父亲的意思很明白：哥，咱找见队伍了吧？大爷有点拿不准，在黑暗中扯了扯我父亲，让他沉住气别出声。 脚步声拐过来，越发近了。有灯光出现，不是煤油灯之类的怕风怕雨的东西，那光一前一后地甩着，既不暗也不灭，也不知是个啥玩意儿。那光越来越近了，脚步声简直就在耳边了。父亲伸长了脖子睁大了眼睛仔细一看：俺那娘哎！这不是咱的队伍，这是人家东洋的队伍！是小日本，是鬼子！ 如果，他俩呆在暗处大气不出，也就过去了。鬼子在明处，他俩在暗处，暗处是很容易躲过明处的。但他俩的脑子和胆子在这种突如其来的意外下特别容易发热和受到惊吓。一旦看清了眼前这队荷枪实弹的日本鬼子，我父亲和我大爷的反应惊人地相似，连商量都不用地拔腿就跑。开始，他俩的脚步还一前一后地紧贴着，几分钟后，就分不清东南西北地各奔东西了。 我父亲没命地往前狂奔，身后先是有杂乱的脚步声和东洋人叽里呱啦的说话声，后来，耳边就响起了清脆的枪声，这枪声更加激励着我父亲更加没命地往前疯狂地奔跑。 等我父亲上气不接下气地停下来的时候，身边除了他自己的沉重的喘气声再没什么别的威胁他的声音了。父亲知道自己脱离了险境，还没等父亲暗自庆幸，他就万分惊恐地发现，一个更不得了的险境已经降临：他把他的大哥我们的大爷给跑丢了！ 在漆黑一团的黑夜中，父亲瞪着惊慌失措的眼睛四下里张望，但父亲的眼睛除了黑暗什么也看不见。父亲像是喊给自己听似的压着嗓子喊：哥！大哥！你在哪儿？你在啥地方啊？！喊着喊着，父亲就蹲下单薄的身子，抱着脑袋极没出息地哭泣起来。 父亲正蹲在地上哭得起劲，突然屁股上被人狠狠地踹了一脚。父亲惊喜地一个高蹦起来，以为大爷找来了，但一听那声音，父亲又大失所望了。 对面一个影影绰绰的影子气急败坏地骂我父亲：操你个娘的！你跑啥跑？老子准备了好些日子的好事都让你个兔崽子跑砸了！ 稀里糊涂的父亲终于搞明白，这是一支专门打鬼子除汉奸的游击队，而他和我大爷逃命的狂奔恰好打乱了他们偷袭下洼庄鬼子的行动计划。 天亮的时候，我父亲望着这片陌生的上地和这群衣衫褴褛的扛着杂七杂八家伙的同样陌生的人，我父亲知道，现在除了跟上他们走，再没有什么别的好法子了。 现在，我的父亲特别地害怕孤单，只要有人能带上他，他才不管是好人还是歹人，哪怕是二大爷他们那样的土匪也不计较了，只要不把他一个人孤零零地丢下就行了。 一个人历史的关键时刻其实就这么随意也就这么简单。我父亲是有福气的人，他极其幸运地在1941年11月参加了**领导的一支力量很弱但胆子却很大的刚组建不久的游击队。这个时间对他几十年后享受若干待遇至关重要。 但我的1941年11月份的父亲还想不到这些。我父亲无精打采地跟着这支衣衫滥褛的队伍行走的时候，脑子里除了惦记着下落不明的大爷外，就是一遍又一遍地咒骂那个梁山的叫花子根宝。 这个狗日的根宝！让他指路找队伍，他差点让我们投了日本人当了该死的汉奸！狗日的不得好死的根宝！ 1975年6月的我姐姐，给家里写过一封沉甸甸的长信。现在这封信怎么也找不到了，信的详细内容我不得而知。但我估计这封信是谈她的故乡之行寻找大爷的感受的。她大约谈了故乡人民对寻找大爷的感受。她大约谈了故乡人民对大爷的淡忘和对二大爷的不可思议的记忆犹新，并言辞激烈地批判了故乡。故乡留给她的印象实在太糟糕了，不光是故乡的那些事，连同故乡的那些人。 我隐隐约约记得那段日子我父亲脸上的不悦和我母亲脸上的那种显而易见的幸灾乐祸。我母亲历来这样，在对待我父亲老家的一切人和一切事上，凡是父亲反对的，她就要支持；凡是父亲支持的，她就要反对。她的这面旗帜，打我记事起，总是这么鲜明。 父亲脸上的不悦，大概是生南于人的气，南于人的黑白颠倒令他吃惊令他不快；也许，他是在生我姐姐的气，嫌她回老家去没事找事，用些陈年往事搅得老家人不分好坏不知好歹；他或许是生我母亲的气，我父亲对我母亲脸上的这类幸灾乐祸总是明察秋毫，虽然这么多年他已经习惯了她的这种毫不掩饰的幸灾乐祸，但以我父亲那点参加革命后速成补习的化，还远远谈不上修养问题，更不要说修养到对某种不利心境的事情视而不见的程度。 对故乡人和事的失望，并没有影响我姐姐寻找大爷的热情和决心。而丑，这种挫折加深了她对“好事多磨”这句老话的理解。她不相信，这么一个活生生的人会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地从这个世界上这么干净彻底地消失。她在相信“好事多磨”这句老话的同时，她还相信中国另一句著名的老话，就是“只要功夫深，铁杵也能磨成针”。 这有点奇怪。至今，我都搞不懂我的姐姐，她的那种热情和决心是从哪里来的？正如我小哥说的那样，“大爷是谁？谁认识大爷？”是的，我们知道大爷是父亲的哥哥，但他跟我们的生活没有任何的联系，他的有和他的无，对我们无关紧要。既然是无关紧要，找他做什么呢？我那时搞不懂姐姐，今天，一如既往地搞不懂。我想，她的天生浪漫大概是一个因索，但好像还不仅仅是浪漫。可是不是，又是什么呢？ 我姐姐第二次踏上回故乡之路，是1975年底。那已是雪花飘飘的季节了，这么冷的天，光坐长途汽车也是一件苦不堪言的事。但寒冷并没有阻止住我姐姐第二次的故乡之行。 第一次回故乡的经验教训了我姐姐，使她意识到，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事情，离开了组织是何等的艰难和一事无成。这次，她带着省革命委员会宣传组的介绍信，以采访的名义，直扑县革委会的大院。 县革委会宣传组的头头对我姐姐这么年纪轻轻竟能执着这种规格的介绍信表现了相当的敬意和极大的热情。组长和若干个副组长集体接见了我姐姐。他们的全体出动和脸上热情过度的笑容令我姐姐感动也令我姐姐不安。她再三说：此行我只是査点资料，想不到惊动了这么多领导，领导们在百忙中亲自接见我，真令我感动等等—系列在这种场合应该说的那些个话。 别看我姐姐年轻，但这些当时流行的官话客套话，被我姐姐说得天衣无缝。这种司空见惯的客套，一旦从一个年轻的、面容姣好的女孩子嘴里说出来，就生动了许多，动听了许多，也真实了许多。宣传组的组长和若干位副组长似乎是集体地对我的姐姐产生了好感。他们的表态热情而有力度，使我姐姐对此行充满了信心。 会见后，是一次更加亲切更加友好的会餐。他们更加没想到的是，我的年轻的面容姣好的姐姐不但会把那些冠冕堂皇的客套话说得亲切感人，而且会喝酒，她的颀长的纤细的身体竟对酒精有着那么顽强的抵抗能力。这点，特别地令他们大喜过望。 我父亲的1975年底的家乡还比较落后。落后地方的女人都比较原始，能出来抛头露面的不太多，能在这种场合下主动举杯敬洒的更是凤毛麟角。美洒加美女，是中国传统的一种境界，那天晚上，我姐姐和本地产的一种度数很高的老白干，联手让我父亲家乡的管宣传教育的父母官们充分领略了一次这种据说是比较美好的境界。 我姐姐第二次的故乡之行与第一次有着天壤之别。第一次无组织的行动留给她糟糕透顶的印象，这一次有组织的撑腰和帮助带给她一路的绿灯。她充分相信了组织再三强调的“相信组织、依靠组织”的准确性和重要性。 第四章 2 我姐姐此行的主要目标是我们的二大爷。并不是她对二大爷的印象有了什么改善，而是因为第一次她回来时，听人大约地说，大爷曾经给二大爷来过几封信，至少有三封。那时大爷并不知道二大爷的死讯，所以他的那几封信不知落到了哪位亲戚手里。那时的农村识断字的人少得可怜，要跑老远到县上花钱请人看。既然看一封信如此麻烦，替二大爷收下信的亲戚就未必肯花上那工夫跑那么老远的路。就是肯花那工夫，恐怕那钱也不是肯随便花的。以这至少三封信的内容一点没有在南于透露看，这些信没拆或拆了没人看的可能性比较大。 据南于的老人们回忆，刚解放那阵，政府派人来庄上访听过二大爷的事情，并收走了跟他有关的几样东西。那时庄里有那脑子好使的人就猜测：秋收那狗日的肯定犯下过什么冲撞政府的大事了，要不，怎么会专门来人访听他这么一个死了多年的土匪？ 我姐姐有点不好意思地对刚组建不久的县史办的人提起我们二大爷的大名——于有庆时，脸上有点发烧，他毕竟是个土匪，当土匪的侄女的滋味儿毕竟不太好受。于有庆？县史办的人凝神想了一会儿，突然提高了声音问：你是于有庆的什么人？ 我是他侄女。我姐姐更加不好意思，脸也更加地红了。啊！县史办的人一声惊叹，说出了一句令我妲姐目瞪口呆的话来。他说，啊！于有庆！那可是个了不起的人！ 我姐姐的脸更红了，她认为县史办的这个人反话正说，非常刻薄，并且还说得如此地一本正经。我的姐姐不光有些脸红了，还有些气愤了。 那人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一副书呆子相，很认真甚至有点崇敬地望着我姐姐。 我姐姐简直给搞糊涂了：怎么回事？怎么冋事儿？ 这么回事儿。 1942年2月，也就是说，在我大爷带着我父亲离开家乡的两个多月后，与驻扎在县城里的日本人一直相安无事的苇子湖里的土匪，突然扯起了抗日救国的大旗。他们没有组织没有指挥地干些随心所欲的抗日的事情，今天挖日本人的公路，明天抢日本人的粮食，后天烧日本人的仓库，都是些跟日本人不打照面的事情。而且他们十起这些事来轻车熟路，来得快，跑得也快。 二大爷是在一次烧日本人的马賊时被逮住的。那次，二大爷他们採错了鬼子半夜起来喂马的钟点，点火的时候，让鬼子逮了个正着。那次有七个人没跑掉，其他六人长相粗鲁一脸的歹相像个正儿八经的土匪，惟有二大爷的眉清目秀引起了鬼子的怀疑。 从苇子湖里的土匪扯起了抗日救国的大旗，日本人就怀疑是**人做的手脚。若不，凭着这样一群没有良知不懂好坏无恶不作的歹人，怎么会突然有了抗日救国的好思想呢？二大爷的酷似读书人的眉清目秀的长相更令日本人警觉，他们以为这次擒贼擒住了王，就格外地对我二大爷施以酷刑。 想不到的是，我的二大爷在日本人面前的表现竟活脱脱的是条中国的汉子。他先是一声不吭，痛急了就骂，破口大骂，像那种意志坚强的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见此，日本人更加自信他们的判断，更加不择手段地酷刑我的二大爷。惨痛中，二大爷又更加疯狂地破口大骂。据说，那不绝于耳的大骂声从早晨一直持续到中午。那气壮山河的声音，令半个县城的中国人心中羞愧难当、巨感交集。 这些平日里专干鸡鸣狗盗勾当的土匪突然有了舍生取义的豪举，搞得日本人挺头疼，挺窝火的，也让南于一带的老百姓吃惊不小。 县志记载，我的二大爷最后死于日本战马的铁蹄下。万恶的口本人，将奄奄一息的二大爷扔进没点着的马厩，让高大的东洋战马将他活活地践踏而死！ 县志在有关我二大爷事迹的最后一栏，郑重其事地写道：抗口志士于有庆永垂史册！ 我姐姐提出要看看二大爷的坟墓。她以为永垂史册的抗日志士的忠骨一定会受到善待，得到保护。想不到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却让县史办的人面面相觑。戴眼镜的书呆子竟说，我们只搞字工作，负责收集编撰有关的史料，这是意识形态上的，至于其他我们可管不了。我姐姐问：按照你的划分，这类属于经济基础范畴中的工作应该属于哪个部门管？戴眼镜的书呆子很认真地想了想，很认真地回答说，大概，大概，大概应该属于民政部门吧？ 我姐姐找到民政局，民政局优抚科的人查了大半天，竟没找到于有庆的名字。也就是说，本县的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的应该优抚的烈士中，根本就没冇于有庆这个人！ 我姐姐毕竟年轻，没有处理这类事情的经验，她有点沉不住气，用质问的口吻问人家：你们不是说他是抗日志士吗？不是说他永垂史册吗？他连你们县民政局的这种小册子都进不去，他怎么永垂史册？ 优抚科的人很反感我姐姐质问的口吻，连同她那字正腔圆的纯正的普通话。人家收起了开始时的热情，公事公办地反问道：谁承认他是抗日志士了？谁说他永垂史册了？ 我姐姐理直气壮地说：你们县史办的县志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哩！ 优抚科的人很痛快地回答：那好哇！你去找县史办呗！干吗找我们？ 我姐姐被噎得半天说不出话来，转身摔了优抚科的门，脾气很大地走掉了。她不知道，她还没走出民政局的大门，优抚科的人就开始议论她：哼！想要烈属待遇，还不好好说话。她以为她会上京话醒了不起了！ 找了大半天，也没找到二大爷忠骨的下落。我姐姐拖着沉重的疲劳的双腿，心里堵堵地难受。她有点想不通地问那个自始至终陪着她的宣传组的人：你说，怎么闹了半天，他连个烈士也不箅，连个骨头也找不着了呢？ 那人想了想，说：这里边的环节挺多，也挺复杂的，不是一个人一个部门能搞得明白处理得清的。 我姐姐愣了会神，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地銷出句：这年头，党外连个李鼎铭先生也没有了。 那人也愣了一下。他没想到我姐姐会说出这等话来，就很特别地看了我姐姐一眼。 那一眼，看得意味深长。 我姐姐毕竟年轻，她还不知道察言观色对一个人的重要，否则的话，她不会对那意味深长的一眼掉以轻心。 找不到二大爷的坟墓，我姐姐又心血**地开始找我们祖母的坟墓。 她站在一条宽阔的柏油马路边，出神地望着各种各样从她身边疾驰而过的车辆。速度很快的车子带起的气浪一次又一次地扑打着她，她全然不知。 她出神地站在这条本县通往省城乃至全国各地的柏油路上，怎么也想象不出昔日荒坟遍地的景象。这是我们的祖母最后归宿的地方，她被我们的大爷和我们的父亲仓促地埋在这里。现在，她的尸骨哪里去了？她的灵魂哪里去了？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这些东西存在，我们祖母的灵魂岂不让这些没完没了碾来碾去的汽车吵死烦死吗？ 她抬起手腕，看着手表上的秒针，心里默数着来来往往的车辆。一分钟后，她在38这个数字上餅。 这个数字令我的姐姐于明心悸。她似乎隐隐约约记得，祖母上吊的那一年恰好是38岁。 冥冥中，似乎永远38岁的祖母正扬着尚且年轻的手，轻轻地呼唤她：明儿，明儿，明儿…… 在家乡冬季灰蒙蒙的天空下，我的姐姐于明潸然泪下。 现在想来，导致我姐姐那么不可思议地寻找大爷的热情和信心的，很可能是1950年初我大爷写给我父亲的那封信。 1949年10月下旬，我父亲在金厦战役中，被子弹将右大臂打了个贯通伤。当时因医疗条件的简陋和医护人员的鱼目混珠，致使我父亲的右臂被接错了位。等打开了石膏我父亲的伤臂见了天日后才发现，我父亲的右手掌不能自由地向内翻动了。于是，内疚的医护人员又为我父亲做了些无济于事的小的技术处理。这样一拖拉，就将我父亲治病养伤的过程搞得比较漫长。 这段日子，是我父亲从1941年11月参加革命以来，在一个地方呆得最长的一段时间。大气候是全国已经解放，零敲碎打的小战役再也用不着南征北战的大行动了；小气候是我父亲养伤这一段日子，是清闲的，同时也是固定的。 第四章 3 1950年2月的一个傍晚，闲呆在病房的我父亲很突然地接到一封信。 我父亲接过这牛皮信袋写给他的信，一时转不过弯来。一是这是我父亲生平接到的第一封信，他对收信的感觉是如此的陌生；二是我父亲在心里一个劲纳闷，他想不出谁知道他在这个地方，谁会给他写信！ 其实，只要他动手轻轻一撕，把信向外一抽，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另一个问题接着冒出来了，我父亲那时还基本上处在对化两眼一抹黑的状态中，他除了认识信封上他的名字外，别的他一概看了眼生。 我父亲是个极爱面子的人，他不愿让人知道他堂堂一个侦察大队的副大队长竞是个连字都不识的盲，尤其不愿让这里的女医护人员们知道。于是，我父亲吊着个伤臂，带着他的通信员，骑着快马，星夜疾驰他的部队。 半夜三更，队部的书记被我父亲从被窝罜拖起来，揉着惺忪的睡眼，迷迷糊糊地就把信念完了。 信是我的1941年11月从一个叫下洼的村庄跑丢了的大爷写来的。只有薄薄的一页宣纸，用毛笔写的。那胳膊是路膊腿是腿的毛笔字使我父亲不敢相信这是他同样没上过学的大哥所为，即便分手近十个年头了，父亲还是不相信大爷会在这方面有什么突飞猛进。不但我父亲不相信，连队部书记也不相信。他这时已经全醒了，把大爷的来信凑到油灯下仔细地看。他说，这毛笔字很有功力，不是有一般化的人能写出来的。 大爷的信写得言简意赅。他在信上告诉我父亲，他还活着。那年失散后，他在离下洼不远的地方碰上了一支队伍，一支国民党的队伍，他就跟上队伍走了，最终混到了个少校军需官。他们的队伍在江西几乎全部被俘，大部分人都被遣散了，他因为拖儿带女的不方便还有别的一些原因，现在滞留在九江。 这封总共才一页纸的信，有半页纸是诉苦和求援的。我大爷在信的最后，有点危言耸听地告诉我父亲“现在，我们一家老小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请我父亲火速寄些钱去，以解他们一家老小的“燃眉之急”。 我大爷的这封信，除了给我父亲带来惊喜外，还给我父亲带来了部分的不快。我父亲的不快是合情合理的：亲兄弟失去联系这么多年，好不容易联系上了，别的话先顾不上说，张口就要钱！好像兄弟间除了张口要钱就没别的什么值得客套的了！ 大爷的这种重利轻义，使父亲把那种不快很快就转嫁到国民党身上。父亲充满了阶级色彩地想：好好的一个老实人，十年不到，就让国民党给带坏了！ 那天晚上，父亲和队部书记，凑在一盖快没了油的半死不活的油灯下，你一句我一句地给大爷回了一封信。 信是书记执笔写的，用的是一支破钢笔，同样是一页纸，纸上的字被书记写得又大又丑。在信中，书记替我父亲告诉我大爷：我手里没钱！我们实行的是供给制，是不发钱的，哪来的钱寄给你？ 最后，又用解放军的首长们惯用的口气给我的大爷出了一个主意：“我建议你，带着老婆和孩子回老家去。”在我父亲根深蒂固的印象中，家乡是块宝地，只要冋家乡，什么困难都能克服，什么问题都肯謎刃而解。 我大爷接到我父亲的信会是怎样一种心情，我们不得而知。有—点是可以肯定的，他没有接受我父亲的建议，也就是说他没有带着老婆孩子回家乡南于。不知是生我父亲的气还是根本就没有接到那封信，从此，他断绝了同家乡一切人的联系，包括我的父亲。 我们刚刚有了消息的大爷，就这样又变得杳无音信，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那封来信和那封回信，被我的父亲在第二天一大早就原原本本地汇报给组织并上交给组织了。于是，组织掌握了我父亲除了有一个当土匪的二哥还有了一个当过国民党少校军需官的大哥的情况。 那年，我高高大大、相貌堂堂的父亲只有24岁。因为他的英勇和他的善战，他的提升比较顺利也比较地快。人们没有什么理由怀疑一个24岁的副团职军官的远大前程。 我父亲那时也不怀疑，他对自己充满了信心。他那时笑口常开，在晴朗的阳光下边，他整齐洁白的牙齿闪着一种健康的光芒。 我父亲在54岁离职休息的时候，只是个副师职干部。从这点上看，笑得过早不是什么好事。笑到最后才是真正的最好的笑，可惜，我父亲笑不到最后。 我的搞干部工作的大哥曾跟父亲开玩笑说：爸，你们这类干部只适合战争环境。你们的忠诚和舍生忘死是我党我军一笔可贵的财富。但你们天生地不适合和平年代，因为和平年代需要别的东西，可惜这些东西你们恰恰不具备。 父亲不服气地争辩说：你说说，你说说，我不具备和平年代的什么东两？！ 大哥弹着手里的烟灰，很当真地想了一会儿，笑着说——他笑的意味深长，说的也意味深长—— “比如，比如你在1950年交给组织的那封大爷的来信。” 我对1976年记忆上的深刻来自国事和家事。国事自不必说，家事却说来话长。 1976年12月的一个星期天。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我从同学家满心欢喜地回来，正碰上慌慌张张准备出门的父母。 母亲一把拽住我说：于青！爸爸妈妈有事出去几天，你好好呆在家里，有事找你秦阿姨。 我听出母亲声音里的颤音，感觉到母亲手上的颤抖。我有点害怕，追着问：妈，你们上哪？怎么啦？母亲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我看见母亲眼睛里的绝望。 在等待父母囬来的漫长的日子里，我想，父母出门时如此惊慌失措，会出什么事呢？当时自问自答地设想了许多事情，但惟独没有想到姐姐的死，而且是自杀。 我是从别人的嘴里知道我姐姐的自杀的。那个时候，我对自杀特别恐怖。死成了次要的，主要的是自杀这件事的本身。我想为什么要自杀？在那个年代，我对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这个词特别的熟悉，不光是我，那个年代的人没有不对这个词记忆深刻的。姐姐的自杀，首先给予我的是压力，其次才是悲伤。有时，我甚至连悲伤都吓得没有了，只剩下压力了。 那段日子，我特别特别在意别人的表情和眼神，我竭力捕捉他们脸上和眼里的内容，稍有不对，马上就会脸红心跳。我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身心的疲惫，因为我一天到晚老是在想：姐姐为什么会自杀？为什么要自杀呢？ 有一封来自父亲家乡的信，一封署名的检举信，将我姐姐在1976年的悲剧拉开了序幕。 检举信是写给省委的，检举的是我姐姐于明。其中，最要命的一句话，是我姐姐在找不着二大爷的尸骨的情况下发的那句牢騷：“这年头，党外连个李鼎铭先生也没有了！” 在那个突出政治的年代，冷不丁拎出那句话是很要命的。姐姐被停止了工作，让她“说清楚”。这种脱口而出的牢骚话如何说得清楚？何越是说不清楚，问题就越大，姐姐的日子就越难过。 幸亏姐姐有一帮子朋友，这帮子散落在省城各个领域的朋友相当有实力，在他们的努力下，姐姐好歹从检举信中逃了出来。 检举信的阴影还未从姐姐心中消失，十月的政治风暴又殃及到她。我姐姐再一次被审査，这次的审查再没有什么人能帮上忙了。姐姐同“石一仁”的同事一起被隔离在一个什么地方。那段隔离的日子姐姐是如何度过的我不知道，但我敢肯定，那段日子一定将姐姐心中的什么东西给打碎了，打得粉碎。 我姐姐有记日记的习惯，但那段日子姐姐却突然中断了她六几年的习惯，日记本里从那时开始，是大片大片的沉默。 姐姐出来的时候，已经是11月底了。11月底的天气已经很凉很凉了，这种天气非常适合姐姐当时的心境。据说，她经常站在窗前，望着窗外飘零的落叶，漂亮的脸上一派苍凉。 姐姐的朋友们见她这个样子，很是着急。那阵子他们为她举行的聚会特别的频繁，大家在一起喝酒聊天，希望她能振作起来。我姐姐坐在那儿，话说得很少，酒却喝得很猛。以前很有些酒量的姐―卩一段口子酒量大跌，几杯酒就将她醉得不省人事。 第四章 4 多少年以后，姐姐的一个好朋友对我说：那时，我才算知道什么叫醉生梦死了。 姐姐有一个在军区管档案的朋友。有一天，他打电话来跟姐姐聊天，无意中说到他那里存放着全战区所有团以上干部的档案。这个朋友开着玩笑问我姐姐：怎么样，想不想看看你老爹的红色档案？我姐姐随口说了句想，于是，他俩就约好第二天在档案馆门口见。 姐姐打开父亲那厚厚的一叠档案，除了看见父亲的战功，还看见了那封信，那封父亲在1950年上交给组织的大爷从江西的来信。 当时，姐姐双手捧着那封信，旁边的朋友看见，那被岁月浸得泛黄的一页纸在她的手上窸窣着发抖，朋友还发现，姐姐瘦削憔悴的脸色特别特别的难看。 第二天，姐姐就不见了。没有人知道姐姐去哪黾了，姐姐那阵子在等待重新分配工作，自由度是相当大的。 五天后，姐姐回来了。当天晚上，姐姐在她的小屋里吞下了整整两瓶安定，还喝了大半瓶啤酒。姐姐将啤酒当水，将置她于死地的二百片安定送进胃里。等有人发现，我姐姐年轻的身子早已凉透了。 姐姐死得很仓促，头发零乱，衣衫不洁，她连将自己梳洗打扮―下的心情都没有了，可见，死她是件多么急迫的事情。 没有谁知道那五天姐妲上了哪里，干了什么，她没给我们留下只言片语。我只能这么说：我那一刻的姐姐心如枯槁。这个世界已没有什么能吸引她的了，连骨肉相连的亲情也不能。 随着我姐姐的死亡，寻找大爷以及跟大爷有关的一切事情都戛然而止。 其实，寻找大爷的事情，自始至终不是一种家庭的行为，而是家庭中某一个成员的固执或者说是不可思议的热情所致。除了我热情的浪漫的多愁善感的姐姐，我们家没有什么人再会对他的杳无音讯和生死存亡牵着一份情，担着一份心了。 大爷是谁？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他的在或者他的不在，能改变我们相对稳定的生活吗？我们认为不大可能。既然跟我们的生活无关，我们找他干什么呢？ 我们那时对生活的态度就是这么简单。别看我们成天把“全人类”之类的事情挂在自己的嘴边，其实我们知道，越是宏伟越是远大的东西，越是虚无越是缥缈。我们把些虚无和缥缈的东西成天挂在嘴里，却对跟我们生命中息息相关的一些东西视而不见。比如血缘，比如亲情。 那个年代，是个不允许人道主义抬头的年代，对人道主义的警惕和批判，使我们对亲情啦，血缘啦这类的词汇感到无比生疏。不要说去想它们，更不要说去寻找它们了。 我在28岁那年，生下我的儿子做了含辛茹苦的母亲。那年，我年迈的父母双亲从千里之外来到北京我的小家，帮助我们料理那段慌忙而杂乱的日子。 我父亲的老态虽然不能用“龙钟”来形容，但用“老态”是完全胜任的。他基本上帮不上什么忙，他的到来，只是起着一个“声势浩大”的作用。再说，他已基本上习惯了我母亲的控制，对母亲的“失控”，恐泊已不习惯了。 他的睡眠很少。早晨很早就醒，晚上很晚也睡不着。早上起来就满屋子乱走，碰碰东，撞撞西，制造出许多在清晨格外刺耳的响声；晚上就守在电视前，一直等到最后一个电视台最后一个播音员亲切地祝他晚安，约他明天再见。 一天晚上，我大约是白天睡多了，怎么也睡不着了。灯是不能开的，会刺激孩子安睡的眼睛，哪怕台灯也不行。我想与其这样翻来覆去地惹丈夫烦，还不如到客厅去陪陪父亲说说话。父母来后，我光顾理直气壮地忙自己和忙孩子了，连坐下来同父母谈一谈的时间都不给他们。想到这些，我有点内疚。 来到客厅，见父亲半倚半靠在沙发上，眯着眼睛打吨。电视里是一部多看一眼就能把火给看出来的破电视剧，我以为父亲也怕把自己惹火了已经让自己睡了，谁知我正要关电视，忽听父亲说，别关，我还看呢。 我吓了一跳，回头看了眼父亲，说，这么臭的东西你也看呀？我给你换个台吧。 父亲不反对，我就嘛嘛啪啪地一阵猛按，换了半天台，其他台都是一张沙沙的雪花脸，还惟有这个台在折磨人。父亲说，别管了，就它吧！于是，我只好坐下来，陪父亲忍受着。音乐中出现了很悲很哀的唢呐声，接着画面上出现了一座新坟。一根树枝插在坟边，上边绑了条白带子，大概有什么讲究。这个时候，我父亲突然很郑重其事地叫着我的名字，很认真地对我说： 于青，我想回趟老家去，找找你奶奶和二大爷的坟。我吃了一惊地望着父亲。日光灯下的父亲，头发几乎全白了，连短短的胡茬也若隐若现出一种模糊的白色。我突然意识到：父亲老了，父亲真的老了，父亲从里到外彻底地老了。 当然，我是不会允许年老的父亲返老还童地耍些小孩子脾气的。我知道，对付老人的任性最好的方法是嬉皮笑脸，你要把自己搞得比他更任性，提醒他你比他更小。 我开玩笑说，爸，你怎么净徙记着死的？你怎么就不想想有可能活着的大爷？ 说完这句玩笑话，我心里悚然一惊。我怎么觉得这句话是如此的耳熟？好像若干年前，有谁说过这句话，或者说过与这句话非常相似的话。 是谁说的呢？我的大脑向前猛跑，跑着跑着，跑到了1974年的那个中秋之夜。 哦！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那天夜晚，在清澈如水的月光下，我的叫于明的姐姐，说过与这极其相似的一句话。 她的原话是这样的一一她当时问我们的父亲：那大爷呢？你想不想大爷呢？ 那个时候的记忆忽然如无边无际的浪涛，铺天盖地地扑到面前：父亲坐在一张藤椅上，清澈如水的月光沐浴着他。我还清晰地记得父亲当时的回答，甚至那精疲力竭的样子。父亲当时的声音就在耳边—— 父亲深叹出一口气来，很压抑地说：失去联系这么久了，想又有什么用？ 我望着日光灯下半倚半靠在沙发上的父亲，他苍老的头颅在日光灯下显得有气无力。 父亲叹出一口气来，那气也叹得无精打采。父亲底气不足地说： 想啊，想。他是我的亲大哥。我怎么能不想呢？父亲的样子和父亲的回答，令我有一种伤感在体内弥漫。我不知道是因为父亲老了，对往日的事情和往日的情怀有一种不可遏制 的向往和留恋，还是因为父亲离职闲适下来，无官一身轻地返璞归真了。我以为，这两点对父亲都有点为时已晚了。他老了，对一些对他可能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只能有想法而无法有行动了。我想，这真是一种悲哀，一种于事无补的悲哀。 那天，去给儿子上户口的丈夫，除了带回―栋色的硬壳户口本外，还带回了一个鲜红的小塑料证。我接过一看，是个独生子女证。丈夫在一旁开玩笑说：你可别小看了这个小本子，它一个月可以给儿子挣六块钱哩。 我也紧接着开了一个玩笑说：我可真没敢小看它。一个月六块钱，剥夺了儿子享受兄弟姐妹快乐的权利，买断了儿子终身的孤独。 我怀中尚未满月的儿子，罾将享受一种不知是有幸还是不幸的没有兄弟没有姐妹的叫做独生子女的娇惯。今后，恐怕除了他的父母，他将连个与其血脉相通的亲人的想头都没有。他将孤独地承受着父母的血缘。他的生命注定着脆弱也注定着沉重。他的脆弱，在于他今后简直就不能有个三长两短，他连个可靠的血源都很难找到；他的沉重；在于他寄托和承担了太多太多的东两，恐怕他这一生都要为这种寄托和承担所累。 我感到我倾儿子。 儿子在我的怀中很乖，他睁着黑亮的眼睛望着我，眨漸艮少眨一下。人家说，未满月的孩子是看不见东西的，我不信。这么黑这么亮的眼睛会看不见？他会看见的，他一定看见了他母亲此刻脸上的愧色和忧郁。 我摇着怀中很乖很乖的儿子，嘴里轻轻地说些想说给他听的话。我说， 噢噢，有哥哥有姐姐多好呀。 噢噢，有弟弟有妹妹多好呀。 这个时候，父亲在那天晚上的苍老的底气不足的声音响起在我的耳边： 第四章 5 想啊，想。他是我的亲大哥，我怎么能不想呢？ 那一刻，轻拥着怀中尚未满月的儿子，我决定：找大爷！继续寻找我们的大爷！ 真是这样，我继续对我们大爷的寻找，是从同情父亲的衰老和感悟儿子的孤独开始的。我的这种寻找，不同于我姐姐的寻找。我的寻找远远比不上我姐姐那种莫名其妙地发自内心的充满了**和热情的寻找，我的寻找是一种同情和一种启发的结果。因此，我的寻找注定不如我姐姐的寻找主动和顽强。这种寻找不可能影响我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它只是我生活中的一种顺便而已，要看我的心情，还有我的方便。 我工作的编辑部有一个到南昌去约一部关于起义方面的稿子的差事。因为那日子既不是春暖也没有花开的不合旅游的时宜，加上南昌城除了一些革命的遗迹也的确没什么好看的。因此，主任的话音息了许久也没人挺身而出。此时，我正在自己的办公桌前看一部三校的长篇，一而再再而三地阅读已使我失去了阅读的热情，剩下的只是一些职业道德的例行公事。当主任第二次提到南昌时，我突然地意识到南昌是江西省的省会，而九江又在江西的境内。 我放下手里的红笔，站起身来，跟主任说，我去。主任颇感意外但很满意地望着我，我的同事们虽然不解但集体地不约而同地如释重负。在这种情况下，我简直觉得这趟去南昌约稿子、顺便到九江找大爷之行，是件利国利民利己的好事情，自然而不牵强。 我肯定是要先到南昌办公事然后去九江干私事的，这点事我还是懂的。到了南昌，我坐着出租车直奔那位有一定知名度的作家的家。他在他的书房里比较矜持地接待了我。他以为他的矜持跟他的身份和名气很配套，但我对他的矜持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他电脑里的东西能不能马上给我。据我们所知，他的这部吹了一年多的长篇纪实小说，吸引了不少的出版社和书商，我们出版社也想要这部小说，极想要。 他矜持地说，这个嘛，让我再考虑一下。 我是不允许他的考虑的，连半下都不行。我此行的目的不是南昌而是九江，不是约稿子而是找大爷。对我来说，南昌之行只是个顺便，我没有必要把时间耽误拍顿便上。 我说，你如果还有别的打箅请千万直说，我们不想跟别的出版社撞车。 他愣了一下。他们这些人是很乐意看自己的作品那份被争抢的热闹的。即便没有这种可能，他们也想制造出这种可能来，更别说这种可能的确存在了。他有些意外地望着我，意外之下言词就有明显地自恋倾向，他说，不是我不想给你们，实在是别的出版社的朋友太想要这稿子了…… 我忙说，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不难为你了。他更加意外地望着我，但这种意外只停留了一会儿。作家的虚荣和自尊使他很快就校正了意外，他更加矜持了，慢条斯理地说，好吧，那我替我的朋友谢谢你们。 我说，不谢！在他起身送客之前抢先抬起了屁股。我是不想被人家主动送出门的。我站起身来，很诚恳地伸出手来谢他：谢谢你，真的！ 我的确是真的谢他。若不是他的虚荣还有他的自尊，我还不知要被他在南昌吊多久的胃口耽误多少时间哩。 九江其实很小。下了火车，我只问了两个人，就找到了父亲提供的藏在他肚子里四十多年的地址：陆知里路后楼九号。 本来我以为这是一间或几间房子，没想到它竟是一幢房子，一楮有围墙的二层小楼。 我颇感意外地望着铁门上的门牌号，我想，1950年的大爷和他的一家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情形？住在这样的一幢房子里，竟然也敢用“水深火热”这样的词汇，的确是太不像话了，难怪我父亲会有不快呢。国民党的确不是东西，把大爷这么好的人都带坏了。起胃得不老实了，不说实话了。 我敲开铁门，一个小保姆模样的女孩站在铁门里边毫无礼貌地上下打量着我，她那张典型的南方脸上没有一丝热乎气儿。她简洁地问我：找谁？ 我被她一下子问住了，觉得1950年的事情跟一个小保姆模样的女孩讲，一是讲不清楚，二是讲了也没什么意义。于是我反问：这家里有人吗？问过后我又觉着不妥，好像眼前这个人不是人似的。 我终于走进了九江市陆知里路后楼九号，进了1950年前后我大爷一家住过的房子。 三月的南方，屋子里比外边冷。我不大习惯南方的这种冷，这种浸入骨髓里的阴冷。我在这种阴冷中，感到一种隔阂。 我随小保姆走进一间更加阴冷的屋子。屋子里的空气很差，是那种长年不开门窗、缺少流动的空气的差。我不得不调整呼吸，我讨厌这种气味，讨厌这间屋子。 一个老人坐在一张有着很高的靠背的藤椅上，一床磨得很厉害的快用秃了的毛毯盖在他的腿上。他瞪着一双无比深邃的眼睛直勾勾地望着我，我有一种被他洞穿的感觉。在这样一双被岁月浸泡得很久的老眼下，你想深藏什么恐泊是徒劳的。 他的确很老了，老得随时都有要倒下去的可能。我猜他有九十岁了，或许还要多。他的模样，他的神情，说明岁月在他身上已驻扎得年深日久。 在这样的阴冷中，在这样的气味里，在这样的老人面前，我的心不知不觉就提了起来。我把我自己先小心翼翼地介绍给他，我怕他耳朵听不清，不由自主就提高了声音。当老人抬起鹰爪一样无肉无筋的手做向下压的手势时，我才明白，眼前这个老人耳聪目明，我根本用不着在这些方面将就他。 我怕他仍有疑虑，就从皮包里取出我的职干部证给他看。他看了我证件的戎装照，又抬起头来仔细地盯着我看，他把证件还给我时，说了一句话，令我大吃一惊。老人说：看不出来，你是个军人。 令我大吃一惊的不是他说话的内容，而是他说话的口音。他说的是普通话，这个老人说了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 我深感意外。自从我踏上江西的土地，普通话就离我远去了。但在九江，这么标准的普通话，竞从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嘴里出现，不能不令我深感意外，大吃一惊。 我认为这是一个契机，一个跟老人靠近的契机。我说，我近乎讨好地对老人说：真想不到，您老的普通话说得这么好。 老人瞪着两只深陷的眼睛望着我，对我的讨好视而不见。这让我觉得很没趣，一种难为情的感觉在冲击着我。我甚至有点恨眼前这位不动声色的老人了。 正不知如何是好，突听老人用普通话问我：你来干什么？老人的喉咙里有痰鸣音，他的声音有点模棚，但我是能听清的。并且，我一下子明白了，在这样一位洞若观火的老人面前，一切的聪明都是无济于事的。老人活到这种岁数，漫长的生活历练使他炉火纯青，他已经不需要任何铺垫了，他需要单刀直入。老人现在什么也不缺，缺的是时间，是来日方长的时间，老人只能单刀直入了。 明白了这一点，我觉得一下子轻松了许多，我喜欢单刀直入，而且单刀直人正是我的特长。 我问：您老还记得一个叫于有德的人吗？老人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连眼皮都很少眨一下。我补充道：1950年的时候，他在这里住过。 老人继续着面无表情，只有一进一出的呼吸伴随着他。望着这张沧桑的面无表情一言不发的老脸，失望在我心里一寸一寸地堆积。我想，时间太久了，老人太老了，恐怕我要一无所获了。 我差不多要失去信心了，老人突然开口了。老人说，于有德？我记得这个人。他在我这里住过一段时间，他们一家当初就住在这个屋子里。 我吃了一惊，下意识地四下里打量起这间屋子来，好像大爷一家藏在了什么地方。 这间屋子不大，被一屋子又旧又笨但看得出是上好的家具充塞着，显得又小又零乱。我想象不出，1950年前后，我大爷一家挤在这里，是怎样的一种情形。 我问，后来呢？他们一家后来到哪里去了？老人瞪着一双老得没有了睫毛的眼睛盯着我，似乎在等我的回答。他的这副本末倒置的样子令我暗暗着急，我在那种难闻的气味里想，他太老了，老得都有点糊涂了。 第四章 6 慢慢地，我在眼前这个很老的老人眼睛里，读懂了一种叫做沧桑的东西。有一种非常不好的感觉在我的心里弥漫，我知道，结果不好，一定不好。 我等着老人开门，等着那个不好的结果。等了好久，老人才开口说活，老人说话的声音异常地平静，像说一件极其平常的事情。 “你们应该知道的，你不知道你父母也应该知道。像于有德他们这种人，在三反五反那场运动中，是很难有好下场的……” 我的心“咚咚咚”地狂跳起来。在这间南方阴冷的、充满了令人窒息的气味的屋子里，我被这样一个结果吓住了。 我长久地一言不发，坐在老人面的一张冰冷的木椅上一言不发。 那种南方的阴冷侵入我的肌肤，进入我流动的血液里，我听见血液结冰的声音。我感到冷，一种透彻心肺的寒冷。 那种年久不动的空气轻抚着我的脸颊，使我有一种很混沌很肮脏的温暖。我似乎适应了这间屋子，适应了这种气味。这是一种浓缩了的气味，是形形色色人的气味。在这种气味里，我似乎嗅到了大爷一家的气味，这是一种有着很近的血缘的亲人的气味。 老人似乎是说给我听，又似乎是在那儿自言自语。老人用掉光了所有牙齿的嘴巴嘟囔道：找什么找！找来找去还不都是些麻烦事！ 我盯住老人看，我不再惧怕那双老得深邃的眼睛了。我觉得有什么可怕的？看历史和看这双眼睛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我有点后怕，我想，幸亏当年我姐姐没有找到这里来，否则的话，看她怎么收场。 我站起身来，向老人告辞。我说：老爷爷，谢谢您！胃您！老人不动声色地望着我，一如我进来向他问好时那副模样。 我要出门了，听见老人在身后叫我。老人用纯正的普通话清晰地叫我：于青！于青！ 我诧异无比地回过身来，望着眼前这个谜一样的老人，不知他又要跟我说什么，也不知我是否能承受住他的所言。老人问我：于青，你是不是有一个姐姐？ 天哪！他知道我的名字是他看了我的职干部证，他知道我死去将近二十年的姐姐，又是看到了什么呢？ 老人说，好多年以前，一个女孩来过我这里，也是来打听于有德的，我猜她是你姐姐，你们俩长得很像。 我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地呆立在那儿，望着老人傍神。困扰了我们家将近二十年的那谜一样的五天，被谜一样的老人不经意地轻轻地捅开了！ 是了！是了！姐姐看了父亲档案里那封九江的来信，记住了陆知里后楼九号这个门牌号，1976年将尽的时候，一个人风尘仆仆跑到这里。那个时候，我年轻的姐姐内心深处满是疫痍。她没想到，一个更大的打击正在九江陆知里后楼九号大爷住过的屋子里耐心地等待着她。 她知道这种结果比我早了将近二十年。那个年代，这种结果更令她心惊胆战。我想还有绝望，一种无法逾越的绝望。 姐姐那时太年轻了，她只有21岁。21岁的生命之舟毕竟负载不了这么多沉重的东西。姐姐毅然扯断了桅杆，让自己的生命之舟静静地沉人历史的深渊中。 有泪在住上涌，我想控制，但我无能为力。我形容不出那天站在大爷曾经住过的屋子门口，淌的那些眼泪。我只能说，那天，在江西九江，在陆知里后楼九号，在大爷住过的屋子的门口，我异常地伤心…… 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我姐姐于明成了我们家中的一个禁区，大家都竭力地回避她。以前是不愿也不大敢提起她，现在是不太习惯提起她了。我甚至不知道她现在在什么地方。当时，一个高中生对家中这种事情的了解是极其有限的。 九江的泪水，打湿了封在我姐姐身上将近二十年的封条。她在我心里很深很深的一个地方慢慢地活动起来。姐姐一如既往的年轻，一如既往的漂亮。她以那么一种姿势坐在我的内心深处，盘着双腿，很原始很传统地坐着，沉默地望着我。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经常与她对视，希望她能跟我说点什么。但她不。她盘着她曾经颀长优美的双腿，很原始很传统地坐着，不喜不悲地望着我，继续着她的沉默。 我实在受不了她的沉默。在她无言的沉默中，我内心的平衡在一点一点地坍塌。 在一个夜晚，我推醒身边熟睡的丈夫，给他讲我姐姐的事情。开始他极不高兴，睡眼矇胧地嘟嚷着。慢慢地，他听进去了，专注起来，他跟着我走进了我姐姐的世界。 丈夫揽住我，说，想不到你还有个姐姐，难为你连我也瞒着。我说，我不是有意瞒你的，我以为我把她忘掉了，彻底地忘掉了。 丈夫说，怎么会呢？一母同胞的姐妹，怎么可能忘掉呢？只是你不愿想起她，更不愿提起她罢了。 我说，我想去济南看看她去。这么多年了，她一定很孤单，也一定很寂寞。 丈夫的手在我肩上用了把力，说，去吧，你应该去。 我给当了干部处处长的大哥打电话，在电话里，我开门见山地对他说：大哥，我姐的骨灰在哪里？ 电话那头的大哥显然愣住了，电话里许久没有声音。好半天，他的声音才重新出现，他问我：你问这个丁什么？我说：我想看看她去。大哥问我：有这个必要吗？过了这么多年。我说：有这个必要，虽然过了这么多年。大哥停了会儿，很和气地跟我商量：小妹，我现在有事，我们能不能晚上谈？晚上你等我电话，好不好？我说：行，社我等你电话。放下电话，我用手支着额头想，大哥会跟我谈什么呢？我记起大哥对姐姐当初要寻找大爷的态度，同时也记起了他对姐姐当时说的那句话。 当时的大哥郑重其事地叫着姐姐的名字，有点暗示的味道。大哥说：于明，你要不信，你就找吧，你会找出麻烦的！ 现在想来，大哥的预言异常的准确。我不知道，他是未卜先知，还是事先知道了什么。 与人打交道的大哥，尤其是与那些人精的干部们打交道，使大哥练就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本领。他总是能将一些别人看来不起眼的事情放得大大地看，而往往又能未卜先知地看出许多名堂来。他对我姐姐意味深长地劝导就是一个证明。可惜，我姐姐没有把这些意味深长的劝导当回事儿。 我不知道他在我今天的电话里又看出了些什么，嗅出了些什么，更不知道他将在晚上的电话里跟我谈些什么。我很担心他会再一次地未卜先知。我现在很害怕他的未卜先知。 大哥在晚上的长途电话里跟我谈了好长时间。此时当干部处长的大哥已经不是当年的当干部干事的大哥了，年龄使他成熟了，职务使他有了尊严。 大哥在电话里的声音听起来有点语重心长。大体意思是一于青，事情过去那么久了，再干些什么做些什么意义都不大。心灵的安宁不是一件两件事能做出来的。你不必为了一种安宁去打破另一种安宁。你要平息的这种不安其实是你早已习惯的了，而你可能会打破的这种安宁又是你已经习以为常的。因此，你要做的，很有可能会对你现在平静的生活构成威胁。 最后，大哥在电话里同样郑重其事地叫着我的名字，很认真地说：于青，我劝你不要去了，没有这个必要，完全没有。 那天晚上，大哥长达四十分钟的长途电话令我似懂非懂。他的那些很含糊又很糊口的句子让我这个学编辑听起来都费事。怛我知道，他的话句句都对，起码从语法上讲没什么明显的毛病。 我很佩服我大哥他们这些搞干部工作的人。他们说起话来从来都是有的放矢，他们从不说些对牛弹琴的废话。他们知道对什么人该说什么话。比如，对我这所谓的化人，他就说这些含糊又拗口的话，用一些很化的词和句子暗示出他们想说的意思。同时，也使我们这些不知天髙地厚的人不能轻视或小看了他们。对那些虽没有什么化但前途看好的干部们，他们又会把化丢到一边去，说些很质朴的话，缩短或者拉近彼此的距离，让这些人以为他们是知音，是伯乐，最好以为他们是伯乐。 放下大哥的电话，我坐在那儿觉着有什么东西不对，想了半天，我突然抓起电话，拨通了大哥家的电话，等大哥的声音出现，我冲着话筒喊：大哥！说了半天，你还没告诉我姐姐的骨灰到底存在什么地方。 大哥在电话里很无奈地叹了口气，告诉了我。 第五章 1 到了济南，坐着朋友接我的汽车直奔东郊殡仪馆。在骨灰堂密密麻麻的骨灰盒里，找到了大哥说的那个位置。我仰起头来看，那里摆了一个锋紫色的植木骨灰盒，盒子前插的照片却不是我姐姐，而是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太。 跑出骨灰堂，站在门口用朋友的手持电话拨通大哥的电话，口气很不好地质问他是不是记错了？电话那头的大哥很无辜但又不太自信地说：不会吧？我的记忆是不大可能错的。 我气呼呼地说：不大可能？你脑子里除了这个人升了那个人降了的阴谋诡计，还能有什么？！ 我按掉大哥的电话，开始给小哥打，我打的是小哥的手持电话。昔日上山下乡的满肚子牢骚的社会主义新农民，今天成了下海经商的满肚子脂肪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的资产拥有者。我知道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是找不到他的，为了金钱他满世界地乱飞乱跑，好在有个大哥大，否则的话，他不找我们，我们休想找到他。 小哥的手持电活里出了一个挺娇气但很职业化的女孩子的声音。那个声音问我：请问您找谁？ 我比较了解小哥热爱妇女的毛病，因此对他身边这些接力赛似的女人下意识地不给予重视和尊重。我说：找电话的主人。那个声音又问：请问您是哪位？我说：我是他妹妹。大哥大里停顿了一下，说，请稍等。 小哥的大嗓门等了好半天才出现。他说：于青！大白天不好好上班捣什么乱？ 我说：少废话！看你个熊样，也配我给你捣乱。小哥在大哥大里哈哈大笑，说，小样！还挺牛！ 我说：可不，我再小，也是国家的公职人员；你再大，也是个没有名分的破商人。小心我们哪天看你们不顺眼了，一翻脸，再把你们给公私合营了。 小哥更大声音地笑。他痛快的大笑提醒了我，这是在殡仪馆的门口，这是个不宜开玩笑的地方。 于是我说：哎，说正经事。你还记得姐姐的骨灰存放的具体位置吗？ 小哥停了笑，正经地问：你问这个干吗？ 我说：我现在在济南，就在东郊殡仪馆骨灰堂的门口。 小哥说：你到那儿干吗？ 我说：我来看姐姐，专程来看姐姐。 大哥大里沉默了，小哥似乎在回想，好半天才说：这样吧，我现在有事，一时半会给你说不清楚，你告我你住哪儿，晚上我跟你联系。 我说：联系什么，你快告诉我。 小哥突然就不耐烦起来，他口气很坏地说：让你晚上等电话你就等电话，穷卩鄉什么？！ 我不能再说什么了。虽然我经常唇枪舌剑地踉他打嘴仗，但一旦他动起真脾气来我还是有点怵他。我知道他的脾气，上来了，就不是人的脾气了，那是驴的脾气。 晚上，我呆在宾馆老老实实等他的电话到十一点多，床头的电活始终静悄悄地没有动静。我气坏了，把肚子里所有骂人的话全都用到了他身上，正觉得不解气，有敲门声，我跑过去开门一看，上帝！胖胖的小哥正佛一般站在门口冲着我微笑。 那天晚上我们谈了许久。 小哥告诉我，我们姐姐的骨灰根本就不在济南，姐姐的骨灰让他三年前移回到我们的老家，埋进了父亲的故土里。 我的热泪止不住地长流下来。想不到，一天到晚为钱奔波卖命的大大咧咧的小哥竟会做出这么富于人情的体贴入微的事情来。我很惭愧。这么多年来，我竟不记得“人土为安”这句传统的老话。小哥吸着烟望着泪流不止的我。我看见，在烟雾后边，小哥那一贯没有正经的眼睛有一种湿漉漉的潮气。 我跟小哥商量，明天回老家，去看长眠在老家的我们的姐姐。 小哥的凌志轿车一驶进父亲的故土，说笑了一路的我们不约而同地缄默起来。 这是我第一次踏上故乡的土地。这里是我的家族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地方，我却对这个地方如此的陌生。望着窗外大片大片青青的麦苗，不由就叹出口气来。 高速公路缩短了我们冋老家的时间，但我们内心对老家的陌生却始终依然。我们这一代人对老家只有概念没有感情，老家对我们来说，只是各种表格上的籍贯，一生也用不了几次。 车内的沉默令我不自在，我伸手去开录音机，被小哥制止住。他说，别开那玩意儿，闹得慌。我歪过头去问他：怎么了你，到老家玩起深沉了？他笑了起来，伸出右手，很慈祥地拍了拍我，然后学着我们父亲的口音，用父亲的腔调说：孩子！这是咱们的根哪！咱们要保持肃静！ 我哈哈大笑起来。 凌志轿车驶入父亲的家乡南于的时候，小哥放慢了车速，让车轮小心翼翼地碾过父亲的故土，好像生怕压坏了这里的一草一木。 我望着双手握着方向盘全神贯注的小哥，心想，其实他是个很重感情的人，在他玩世不恭的外表下，有一颗很人情味很善良的心。他不仅是热爱妇女，他热爱着他应该热爱的一切。那一刻，我有一种很奇怪的感悟：其实，热爱妇女应该箅是男人们的一种美德。一个男人，连女人都不爱，你还能指望他们爱什么呢？我为我的家族接连不断地出现这种热爱妇女的男人而自豪。 车子七拐八拐，拐进了一片绿油油的麦地。小哥领我走进绿色，走到被绿色包围的几座坟包前。 小哥说，你看，这是咱家的祖坟，可惜分到了别人家地里。他指着坟包介绍说，这是爷爷的，这是奶奶的，这是二大爷的，这是……这是姐姐的。 顺着小哥的手指，我看见了姐姐于明的坟墓。那圆鼓鼓的土坟上，开满了黄色的迎春花。细细的一枝一枝的，相互盘结着，缠绕着。黄色的、指甲大小的喇叭花，一朵一朵开在枝条上。那一里里绚丽的小黄花在四月的阳光下很娇媚地怒放着。它们让我清晰地看见了我姐姐，看见了我姐姐年轻娇嫩的脸，那张白皙美丽的脸永远绽放在21岁花一般的季节里。 本来我以为，站在姐姐的墓前我会流泪的，像听九江老人提起她那样泪流满面。谁知，我眼中却没有泪，一滴也没有。 面对一坟之隔的姐姐，我感到一种距离，一种无法言说的距离。将近二十年的岁月无情地隔在我们中间。作为妹妹，我巳是个35岁的母亲了，而作为姐姐，她却永远是个21岁的女孩，我无法抛开这种年龄上的颠倒。站在姐姐的坟前，我觉得我跟她已经没有办法交流了，我跟她无话可说。 我突然觉得我呆在这里很腿她。我觉得对不起长眠在这里的姐姐，我想她在这座黄土坟包下肯定想让我对她说点什么，最起码也要为她流出些眼泪来。可是，这两样我全没有，这不能不令我尴她。 我对小哥说，走吧，咱们走吧。小哥掩异地望着我，但什么也没问，率先移动了脚步。 我又一次回头，最后望一眼姐姐。姐姐坟上那些怒放着的小黄花，在四月的暖风下轻轻地摇曳，像姐姐在对我微微颔首。那一刻，有一种滋味，很不好受地在我的心中弥漫开来。 坐进车里，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我问小哥：你从哪儿找到奶奶和二大爷的？ 小哥的回答令我吃惊，他很干脆地告诉我：我根本就没找他们。那只是两座空坟，是两座纯精神七的坟墓。 我吃惊地扭过头去打量他，惊诧他的做法，更惊诧他能说出如此具有哲学意味的话来。他被我打量得有点不好意思，耸了耸胖膀子，不起，这不是我的语言，是我剽窃的。 这就不奇怪了。我知道，小哥花了不少的钱养了不少的博士硕士什么的化人。他把这些人当女人的口红用，涂抹在他们公司时刻张开的血盆大口上。 我虽然不大看上那些肯为五斗米在我小哥这种民营企业里折腰的所谓的化人，但我不得不服他们，他们有的时候，思想和语言是如此的到位。 的确！这的的确确是精神的坟墓。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父辈的家乡已是埋葬我们精神家园的陵园了！ 我嘲笑我的小哥：看样子，你的银子可真没白花。他厚颜地一笑，自嘲道：是啊是啊！我们只有世上无难事，只要肯花钱这一种精神了。我不得不赞同他。 车子驶进一个村庄。上午的村庄异常地安静，偶尔有鸡们鸭们走过，也是不吭不哈地悄无声息。没有人告诉我，但是我知道，这就是父亲千思万想的村庄，这个村庄名叫南于。 第五章 2 车子在一个看上去非常破败的院子前停下，小哥按下自动车窗，对我说，看，这就是咱们的老家，是我们的父亲诞生的地方。 我望着眼前老得有点丑陋的父亲的老家，连下车走近它的**都没有。我按起车窗，说，想不到这么破。 小哥坐在驾驶座上不动，我奇怪地问他：你还傻呆着干吗？他不解地望着我，问我：化人，你不在这儿发发感慨？我说：我压根就没感慨，发个鬼！ 小哥摇了摇胖脑袋，说：操！你们是些什么鸟人！该哭的时候不哭，该说的时候不说，不该哭的时候瞎哭，不该说的时候乱说！ 车子挂挡，提速，箭一般射了出来。开出了几十米，我一声大叫，连声说：回去！回去！开回去，我忘了一件事。小哥一个急刹车，歪过头来问我：什么事？我说：回去再说。 他骂了句：“神经病！”还是把车倒了回去。我下了车，迈上了父亲老家的台阶。20年前，我姐姐曾在这里受到冷落，我突然很想知道，20年后的今天，我能在这里遇到什么。 我用手轻轻拍打旧得脱了几层皮的木门，拍打了好一阵，才听到脚步声，接着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的声音在问：谁呀？ 院门开了，门口站了一个黑黑瘦瘦的老女人，那种风吹日晒和生活的艰辛造成的黑瘦令我有一种陌生的无法亲近的感觉。虽然我知道我该叫她嫂子，她是我父亲未出五服的侄媳妇。但我叫不出来，她又老又黑又瘦的饱经磨难的样子令我张不开口。她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对我的陌生如我对她的陌生。她那被玻纹包围的眼睛里，除了警惕和疑惑再没有别的东西了。她用跟我父亲一模一样的口音疑惑地问我：你找谁呀？ 我临时改口说：对不起，我想要点水喝。她盯着我，有一种反应不过来的茫然，好半天才说：行！行！我跟着她走进了父亲的老家。在这三间黑糊糊的老屋里，我闻到了一种陈年老日月的气味，这气味很难闻。我想象着儿时的父亲在这种气味中跑进跑出的样子，我突然很同情也很可怜儿时的父亲。屋子里很乱，是那种破破烂烂的乱，一如我身边这个远房嫂子脸上的那种黑和瘦。 她走到一口又高又粗的黑缸前，掀开不知用什么庄稼秆编成的缸盖，说，那，喝吧。 我四下张望了一下，没有看到暖瓶之类的东西，对她竟让我喝凉水的不快才略微好了一些。我探下身子，从很深的缸底舀上半瓢水，我看见，水里有许多不明身份的漂浮物。我是无论如何也喝不下这水的。但我又看见，她一直站在一旁盯着我。没办法，我只好尽量少地沾着那瓢沿尽量少地喝了一点点水。我很后悔，编什么不行，怎么就编了个口渴讨水喝的瞎话。 我说谢谢的时候，她还是一副反应不过来的茫然，还是好半天才说：没事。没事。 我实在没有办法亲近这里，也实在没有办法亲近这里的人们。虽然这里是我父亲的故乡，虽然他们是我父亲的亲人，但哪怕是生拉硬拽，我也亲近不起来。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小哥将姐姐埋在这里实在是个错误，是个比较愚昧的错误。我敢肯定，姐姐不爱这里，也不爱这里的人。虽然姐姐比我多了一些善良也多了一些浪漫，但本质上，我俩差别不大。 意识到这点，我内心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怅然。凌志轿车启动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再回头看看这里。这里毕竟是生我养我父亲的地方，我可以不爱这里，但我不能不尊重这里。 在汽车拖起的尘埃中，我看见父亲未出五服的侄媳妇站在院门口，一手扶着破败的门板，一手遮住沧桑的额头，如一幅传统的中国剪纸。 我跟我父亲在电话上有一段关于寻找大爷的对话。我问：爸，你说，咱们怎么就找不到大爷呢？父亲说：谁知道。 我问：你估计大爷现在还在不在了？父亲说：我估计不在了。我问：为什么？ 父亲说：如果你大爷活着，他一定会跟老家联系的。人老了，没有不恋老家的。 我问：你觉得大爷是什么时候没有的？ 父亲沉默了好半天才说：我估计他是在三反五反前后被我们杀了。 我骇然。这本来是我准备绕着弯子告诉父亲的，却被父亲毫不隐讳地说了出来。我注意到，父亲用了“我们”这样一个词，我还注意到，父亲在说“被我们杀了”这句话时，热竟出奇地平静。我接着问：大爷不是有孩子吗？他们怎么不知道跟老家联系？父亲莫名其妙生起气来，他口气粗暴地反问我：于青！我死了你们会跟老家联系吗？ 我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但我知道，我不会跟老家有任何联系的，除了在填籍贯时偶尔用用它的名字。我又问：爸，你说咱们还找他们吗？父亲叹了口长气，很无奈地说，箅了箅了，不找了。不找了。 我也长出了一口气，我觉得自己跟父亲不谋而合了。 一个夏季闷热的傍晚，吃过晚饭的我正要出去散步，一个陌生的人把我堵在了门口。 显而易见，他是个县城里的人，可能是县城里有化的那类人。这么闷热的天气，他穿了一身严谨的中山装，甚至连上衣扣子也不解，有密集的汗水从他苍白的满是倦容的脸上淌下。他拘束地站在我面前，迟疑地问我：你是于青吧？ 我纳闷地望着眼前这个陌生人，我敢肯定我没见过这个陌生人，但我似乎又在哪儿见过他，这种似是而非的感觉把我给搞得有点糊涂，听到他问我，我不由自主地点头称是，接着反问他：请问您是？…… 一股血色涌上了他原本苍白的脸，他嗫嚅了半天，才说：我……我是王志河。 我的脸颊呼地一下就燃烧起来。岂止是脸颊，我觉得我全身的血液都在燃烧。王志河，王志河，我在心里无声地重复这个名字，这个被我及我的家人仇恨了将近二十年的名字。 1975年底的时候，我姐姐第二次踏上了父亲的故乡。在寻找二大爷的那些日子里，县委宣传部一个少言寡语的普通干部自始至终陪着她。在那几天里，我姐姐对他的跑前跑后和照顾的周到心存感激，并在临别前再三地把这种感激表述出来。想不到的是，第二年春天，也就是1976年的春天，他写信告发了我姐姐。 至今，我也不能不承认他的坦荡和勇气，他没有把自己的名字藏匿起来或者改编一下，他在检举信的最后工工整整地写上了自己的名字——王志河。 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王志河这个名字成了我们家人的一块心病。我们对王志河这个名字一直牢记在心却没有任何举动，包括当年我的两个年轻气盛的哥哥。对他检举信上的内容我们无话可说，但对他检举信的动机和目的我们始终存了一份疑虑，即便有二十年前的那种政治背景，我们也认为那封信告得莫名其妙。这么多年来，我们不愿提起这个名字，甚至连想都不愿想。但我们没有忘记这个名字，一直都没忘。忘记一个你仇恨的人是件不容易的事。 我将身后的家门“咣”的一声撞死，在那种巨大的声响中，我寒着脸冷冷地问他：有事吗？ 在那种巨响中，他脸上的血色在急剧地隐退，渗出一种白来，一种渗人的惨白。他掏出手帕擦额头和两鬓的汗，我看见他的手在微微地发抖。 擦完汗，他好像镇静下来。他把手里的手帕很仔细地叠好，放进裤子口袋里。做完这一切，他抬起头来，注视着我，用我很小就耳熟能详的口音，说了很多的话。 他说：我知道你们恨我，我也恨我自己，这是实话。他说：这么多年了，我一直盼望你们去找我，哪怕打我一顿骂我一顿也好，但多少年了，你们对我置之不理，我很难受，这也是实话。 他说：我鼓了多少年的勇气，才站在这里。我来这里想干两件事。一是亲口对你们说声对不起，我不求你们原谅，我不该原谅，但对不起这句话在我活着的时候我是一定要说出来的，要不，我死了也闭不上眼睛。二是我想告诉你们一件事，这件事搁在我心里四十多年了，我没人可说，我只你们说。 他说：我是被人家骂着“私孩子”长大的，咱们那儿管私生子叫私孩子。我从小到大，日子从没有好受过。 第五章 3 他说：我母亲生下我没多少日子就自己吊死了。我是跟着我姥娘家姓，其实，我应姓于，跟你们一个姓。 他说：说出来也许你们不信，但现在信不信都不碍事了。我父亲叫于有庆，是你父亲的二哥。 他说：1975年于明来的时候，我知道她是谁，她却不知道我是谁。好几次，我想告诉她，却没说成，一是我张不开口，二是那时于明也不把我放在眼里。 他说：我那时还年轻，不大懂事。那些日子我特别恨于明，也特别恨你们家。我恨于明是看于明年纪轻轻的什么都有什么也不缺，恨你们家这么多年也不知来找找我，把我带走。 他说：于明走后，这种恨不但没消，反而越想越厉害。我就写了那封信，那封告她的信。 他说：信发走后，我就一直盼着你们家来找我箅账，盼到最后，却盼来了于明的死讯，我……他哽住，说不下去了。 我脑子里乱得厉害，身子也飘得厉害，我觉得眼前的一切失真得厉害，像在做梦。 我定定地望着他，一言不发。我不知道我该说什么，我也说不出什么。 他放下手里的一个塑料袋，说：我也没哈带的。带了点咱那儿出的黏米，我听说三叔爱吃。 他搓着两只枯瘦的手，讪讪地说：没啥事了，我回了。他下了两级楼梯，又回过头来，望着我’他的眼神里有一种令人难受的东西。他望着我说：小妹，有工夫跟三叔三婶回趟家吧。三叔多少年没回了，家来看看。 我望着他挺不太直的后背，一直到他那件过时的蓝涤卡中山装从眼前消失。 我蹲下身子，打开他带来的塑料袋。塑料袋里是一只布口袋，是那种家织的土布口袋。我解开布口袋，眼睛里是一片金灿灿的黄色的米。 我不知道父亲爱吃这种米，但我听父亲提过这种米。父亲说，他们那儿出一种黄米，黏得厉害，别的地方长不出那么黏的米。 我注意到口袋旁边一个小纸团，我猜是刚才王志河掏手帕掉出来的。我捡起来，打开一看，是张肿瘤医院的挂号单。那一瞬间，我脑子里出现了他的苍白和枯瘦，我蹲在那愣了一会儿，身不由己，我站起身来向楼下跑去。 刚跑到大院门口。在迎面开来的308路公共汽车上，我看见了那蓝色的中山装。车子路过大门口时，他在车里伸长了脖子向院子里张望，不知为什么，我将自己藏到了一棵很粗的杨树后边。 在那棵枝繁叶茂的杨树下，望着远去的公共汽车，不知不觉，我的眼泪流了出来。 飘落 她是个很漂亮的上海女人。 我叫过她一阵子“婆婆”，我把“婆婆”两个字叫得拖泥带水，表明了我的不情愿。我不喜欢她，说不上为什么，反正就是不喜欢。 那个时候我很小，只有六岁多一点点。说起来有点像编造，但的确不是编造：那一年简直可以说是我记忆上的一个分水岭——六岁以前的事我一件也记不得，六岁以后的事我又几乎一件也忘不掉。这种齐斩斩地一刀切下去的痕迹使事情的可信程度大大地打了折扣。 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事情有时就是这样地整齐不零碎。 我不喜欢这个漂亮的上海女人。虽然这种不喜欢蛮横得没有任何道理，但这种不喜欢如同我六岁的正在发育的身体，没有办法地势不可挡。 我相信我的这种没来由的不喜欢在我们岛上是很有些市场的。自然没有人同我交流这种感觉，当然也不可能有哪个人肯同一个六岁多一点儿的黄毛丫头交流这方面的感觉。我与我同龄的女孩儿亦没有这种交流，议论一个成熟的女性不是我们这种年龄的女孩可以消受得起的。虽然这种感觉有点孤军奋战的味道，但我知道这种感觉并不孤单——我能觉察到在我们岛上不喜欢她的大有人在，并且数量可观。 我们住的岛子按官方正规说法叫黄海前哨。这几年很少有人这样称它了，但在那个“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年代，这样“前哨”的称呼却非常时髦，并且令人有使命感和责任感。 我们住的这个叫黄海前哨的岛子偏远不说，还小得不太成体统。但那时的我，对大小的概念模棚得一团糟，对小岛的闭塞和小是没有比较和体会的。何况那小岛有着真正的山清水秀的美丽，人亦朴素得实在得可以。即便三十年后的我有了点走南闯北的阅历，我还是很固执地保持我的公正：那岛子除了小和闭塞，实在没有什么明显的缺点和错误。 那个漂亮的上海女人却不这样认为。这是她被拖上这个小岛那一瞬间就被朴实的岛上军民们一眼看穿了的。 多少年过去了，关于我自己的好些事情都被忘得完全彻底，惟独她，那个漂亮的上海女人浑身**地瘫坐在军用码头上的样子，却时常出现在我熟睡的记忆深处，搞得我的梦境总是水淋淋的令人扫兴。 那是一次漫长的强台风，不知从哪卷过来的风暴将小小的岛子刮得人仰马翻。当风暴肆虐到第九天时，全岛军民除了无知无觉的婴孩儿和清欲寡念的老人儿，几乎像流感一样，症状空前地一致：心神不宁、焦躁不安。熟人们见面不约而同地废止了祖宗传下来的互问饥饱的老套式，改为“今天能来船吗”的期盼，然后不忘补骂一句“这操蛋的天！” 久居大陆的幸福的人们简直想象不到那没报纸读、没电影看、没小道消息听（那时的小道消息可比收音机里的正规消息要实在并且有趣得多）、甚至没有蔬菜猪肉吃的那种眼角生眼眵、嘴里长溃疡的寡然索味的难受异常的日子！ 台风好像是一下子停的，连个稍微的铺垫和过渡都没有。天气风和闩丽得厉官，让人觉得那么的不真实可靠。岛上的人们心中全都扯起了一张白帆，一律拽长了脖子向远海眺望，像今日的海外赤子们站在罗湖桥头上表达的那种心情一模一样。当证实了有一班登陆艇将乘风破浪进岛送给养和卸下积压了将近十天之久的乘客后，岛上有事的和没事的人们一律拥向码头，把个冷落寂寞了许久的码头激动得到处都是喘粗气的声音。 台风虽然停得一点痕迹也没有，像个作案的高手。但海上的浪涛却不配合地汹涌得要命，“轰隆、轰隆”的浪头敲打着码头两边起加固作用的巨大的水泥三角墩，溅起的白沫子肆无忌惮地甩在拥挤在码头上的人群中，空气中有一股子清凉的海腥味，吸进鼻子中犹如吸进了清凉的薄荷粉。 那天的浪头实在大得吓人，把个笨重的登陆艇砸得东倒西歪，狼狈不堪。连站在高高的塔台上平时威风得不得了的登陆艇艇长也露出了破绽，他的两只手不停地上下左右乱比画，像个溺水的人在做徒劳的挣扎，五官挤成一团，嗓子粗得不成体统。登陆艇离我们近在咫尺，却怎么也靠不上岸，最后不得不在一码头的“笨蛋”声中，晃晃悠悠地在距码头几十米的地方抛了锚。 虽然我有多次目睹那种卸船方式的经验，但那次还是把我给吓得够呛。 几个胡茬都泛了白的肀老渔民，穿着胶皮衣裤，骂骂咧咧地跳上了破旧的小舢板。他们上半身急促地晃动着，将手里笨重的木橹摇得杂耍一般。嘴里“嗷嗷”叫着，像是壮胆，又像是在遥相呼应。他们一会儿在浪尖上战栗，一会儿隐没在浪谷里踪影全无，引得码头上的惊叫声像是经过集体排练，整齐划一且恐怖异常。 三十年过去了，那个漂亮的上海女人被人拖牲口似的从小舢板上拽着胳膊抻着腿地拉上码头的样子依然清清楚楚地就在眼前，耳边似乎还有海水的滴滴答答的声音。 好像是七月的天气，她穿什么衣服已记不大清了，只记得她浑身湿得非常彻底不留死角。衣服**地紧贴在身上，不知为什么她始终将两只胳膊交叉地抱在胸前，这个姿势使她看上去既傲慢无理又冷漠不恭，像蔑视整整一码头的人。 码头上的人们表情复杂地望着这个浑身滴答着海水的漂亮女人，不知如何是好。他们失去了他们以往那种朴素实在、助人为乐的好品质，眼睁睁地望着这个需要帮助的女人竟没人做出善意之举。他们像是被眼前这个将两臂抱在胸前的傲慢无理又冷漠不恭的漂亮女人震住了，露出了偏远地带的小家子气。 第五章 4 她真的好看！ 一个六岁多一点的小女孩对一个成熟女性的美丽的赞叹应该是真实和不带任何杂念的。 她皮肤好白。海岛上是不太容易见到这么细腻白皙的肤色的。她的额头光光的，一绺湿头发耷拉在上边，使她看上去既高贵又妩媚。五官没有明显的特征，但搭配得很周正，让人看了好舒服！看不出她的实际年龄，说她二十也行，说她三十也行，好像说她四十也不是不可以。 我大概是在这一刻不喜欢她的。她这种年龄的似是而非，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近似吃亏上当的感觉，而人们又是普遍地不能容忍吃亏和上当。我那时虽然只有六岁多一点点，但让我吃亏和上当，我是不干的。 我相信那一天全岛军民的晚饭都是就着这个漂亮的上海女人咽下去的。这个岛子这么闭塞这么小且又刮了这么多天的台风，刮断了一切消息来源，人们的嘴巴里早闲得生出了溃疡。一个漂亮的、水淋淋的、上海的女人，来的多么是时候啊！ 不出十天，岛上的人们像是集体审阅了她和她的三口之家的档案一般，人们对她和她的三口之家的熟悉程度甚至胜过了对自己和对自己家人的熟悉。关于这一点，岛上的人们一点也不脱中国人民的俗套：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 她的那个因故没有同船进岛的叫许放的丈夫，是个被北京军事学院下放的落难秀才。据说他是个把美国的艾森豪威尔的军事思想同伟大领袖的军事思想相比较的笨蛋。这个书呆子竟笨得把美国的什么东丙同中国的伟大领袖相提并论，还傻了吧唧地相比较，下放他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内。 问题是他是个卨高大大很有男人味的男人，女人心目中的男人好像就是他那个样子，那张白白净淨体体面面的面孔天生就是讨女人喜欢的。 这个岛子是个离大陆远离公海近的海防前哨，等大陆上那种很浓很僵的政治气候漂洋过海来到这里时，已经淡得成不了什么气候了。这也就难怪岛上的女人们这么没有原则立场地没有分寸地称道这个叫许放的很有男人味的男人了。 他们有一个**岁样子的男孩，叫许萌萌。许萌萌长得周周正正并且老是穿得干干净净。他那张像他爸妈一样白皙的脸上也干净得缺少我们见惯了的像他这么大的男孩子脸上应该有的横七竖八的污道子，这让我们心里不是滋味。你想，连我们这些女孩儿的脸上亦时常有污浊的痕迹，他却没有，让我们怎么可能心安理得？ 我们常躲在他家附近很有兴致地听他妈妈扯着一种又细又软的声音喊他：“萌萌，萌萌哎……”大了以后我才知道那是中国很体面也很著名的一种方言，叫做吴音软语，似乎在中国很受宠的。可那时我们却时常在他放学经过的路上，捏着嗓子肆无忌惮地糟蹋那体面的方言，把他喊得步子大乱，最后坚持不住，撒腿便跑。书包里的铁皮铅笔盒敲得他的屁股劈啪作响，如同给我们喝彩一般。 其实，人们谈论最多、也最为详细的，是那个叫梅亚莉的上海籍女人。在我们这个山清水秀的小岛上，她始终是那种家喻户晓的、百家争鸣的、经久不衰的著名人物。 岛上的男人们对她的问济大学化学系毕业和北京东方红炼油厂工程师的履历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尊重。以他们的见识，这样的女人算让他们开了眼——有才的女人且又难得的标致，这让他们除了羡慕甚至妒嫉许放那小子外也没什么话好说的了。虽然他们在口头上笑话那个军事学院下来的书呆子，但心里头却不得不服气他。那个时候，知道艾森豪威尔的人是非常有限的，更不要说知道他的军事思想了。惟一可以使他们心理平衡的是，许放这小子不也从北京贬到这儿同咱们一样了吗？如果他仍在首都北京，又有这样才貌双全的女人伴着，那才叫天理难容哩！ 岛上的女人们却为这个叫梅亚莉的上海女人分成了三个流派。一支是师医院里那些受人瞩目惯了的白衣新老天使们。她们默契地从不特别提起她，努力使她看起来与普通的随军家属们没两样。但在心里，她们却格外在意她的学历、职业和籍贯，当然，还有她的天生丽质。也许，她们还在心里想不大通：一个不是军人的女人，凭什么拥有的这样多？倂她们齐心协力地从不把这种想不通说出口，以她们的自尊和肚量，让她们说这种长她人志气灭自家威风的话是很难的。 另外一支是随军家属们。这支以依靠当军官的丈夫翻身的农村妇女为主的群体对梅亚莉是爱憎分明。她们眼热她的一切又憎恶她的一切，因为她令她们相形见绌地不舒服。她的存在使她们时时有一种被揭了疮疤的难受。她好像是专门上这个岛上提醒她们的：别看你们有了吃商品粮的口福，但你们远远没有做城里人的资格！随军吃上商品粮，使这部分家属们有着—种成就感，而在她们的一生中是很难碰上成就感的。梅亚莉的出现，打消或者减弱了她们的成就感，她们有理由厌恶她。通常，她们把眼热藏在心底，把厌恶挂在嘴边。梅亚莉的服饰发型举手投足皆在她们严密的注视之下。她们聚在一堆时，总能明察秋毫地从她身上发现不足并揪住不放，再积少成多地数落一番。梅亚莉在她们的舌头下，变得漫画一样滑稽可笑，在各式各样的笑声中，她们觉得心黾熨帖多了不再那么堵得慌了。 还有一支是岛上的“土著”。这些大大咧咧粗粗壮壮的渔妇们，在对待梅亚莉的态度，远比前两支公平。她们除了看不太惯她身上那股子说不上来的劲头外，对她的一切都倍感倾慕。她们常以她的式样打扮自己，宁肯冒着东施效颦的风险。她们以“这跟梅老师的一模一样！”为荣，在她们心目中，梅老师就是上海！就是大城市！就是洋气！ 叫她梅老师，是因为她在这个小岛上实在找不出跟二氧化铜一氧化碳之类的东西沾边的工作，只好委屈自己当了那个教学水平很不像样的学校里的化学老师。 说来说去，我忘记了一支流派。 虽然这支流派人数少得只有一个人，但毕竟是自成体系的一支流派。并且，这个流派跟这个叫梅亚莉的上海女人，有宥说不太清楚、理不出头绪的莫名其妙的关系。 我不得不详细介绍这支流派。一是她对梅亚莉很重要，在相当长的一个阶段里是梅亚莉在这个小岛上的惟一的女性朋友；二是她对我亦很重要，重要到我得一天到晚地追着她的屁股喊她，喊她“妈妈”。 我的母亲叫叶淑惠，她的名字暴露了她小家碧玉的身份。我在干什么都要填表的年代里，最怕的就是填我母亲的出身，母亲的“城市小业主”的成分总不如父亲的“贫农”成分让我填得理直气壮。我在母亲成分一栏上遮遮掩掩，生怕被别人看见，当然，我还配套地有种抬不起头来的感觉。 据我母亲说，她的母亲很老派，不大开通，在已比较开明的民国时代偏让我母亲去读私塾。使得母亲身上总是洋溢着一种新的和旧的混杂在一起的很矛盾的气质，且她的这种气质不但时常折磨她的丈夫，同样亦时常折磨她的孩子们。当然，这种气质因为数量的孤立而显得别具一格：母亲看竖版书比横版书快，认繁体字比简体字顺，写毛笔字比钢笔字好。 有着这样复杂的牵扯上阶级的背景，我母亲接受起梅亚莉来，自然就比接受那些虽经改良、但仍把痰随处乱吐并把鼻涕抹到鞋帮子上的农村随军家属要顺理成章得多。 母亲与那些从农村随军来的家属们的区别在上海女人梅亚莉身上随处可见。比如。 梅亚莉一家三口吃过晚饭后经常沐浴着夕阳的余辉沿着海边的石子路慢慢悠悠地走啊走，母亲告诉我们，那叫“散步”，是一种明。那三口之家比例谐调的身影在充满魅力的夕阳下有着另外一种魅力。海边石子路上，自然的魅力和人为的魅力构成的画面自然而然地吸引了许多的目光。 那些立在自家门口，捶着后腰将手搭在前额上，吆喝着小三小四甚至小五小六回家吃饭的农村家属们，远远地瞅见梅亚莉将头探进胸前大捧的野花野草里.并与丈夫儿子打闹的身影，心里头十分地不受用，她们咔咔地、但异常有分量地朝地下吐一口唾沫，用充满了泥土气味的乡音骂道：“呸！浪样！**！” 第五章 5 这种属于意识形态方面的仇视有时还会殃及到许萌萌身上。她们似乎看不大惯许萌萌身上的清爽和脸上的干净，甚至许萌萌嘴里标准的礼貌用语也让她们不怎么舒服，她们用鼻孔里的气体表示对这个与众不同的少年的不满和轻蔑。 我在有了做母亲的体验后，对她们的举动有了挺深的理解和同情。是啊！见到与自己的骨肉有着如此巨大反差的孩子，哪个母亲会心平气和、心悦诚服并能无动于衷呢？ 我母亲同她们的区别就在于对明的接受程度上。她不仅十分欣赏并羡慕那夕阳下的充满魅力的三口之家，并且对那个整洁规矩礼貌周全的男孩子的喜爱是发自内心的。一段时间里，“你看人家许萌萌！”几乎成了我母亲数落、责骂我们的一种固定格式了。 其实，我母亲叶淑惠对上海女人梅亚莉也不见得怎么太投入。我母亲就十分看不惯梅亚莉把自己搞得像随时都有宴会要她去赴的隆重样子。我看梅亚莉我母亲也是彼此彼此。我就多次见过她对我母亲情不自禁地冒出的那些个“之乎者也”的古汉语底子嘴角流露出的那种笑，那笑虽然是隐隐的，但逃不过我雪亮的眼睛，这加重了我对她的不喜欢。 好在她俩都能克制地、理智地、各取所需地交往着。现在想来，她俩这种交往的成就已经十分巨大了。你想，同济大学化学系同私塾先生的古代汉语之间有着多么巨大的化差别！按现在的眼光看，我母亲箅是低就而我母亲则是高攀；但那时的化行情跟现在简直不是一个度量衡，更何况她的丈夫同我母亲的丈夫在职务上也不是一个重量级。因此，按那时的行情和标准看，她俩正好颠了个个儿一”母亲對氏就，而她则是髙攀了。 说到她们的丈夫，梅亚莉的丈夫前边已经交代得够用的了，而我母亲叶淑惠的丈夫则刚刚粉墨登场。为了把后边的事情讲清楚，我不得不在我母亲的丈夫身上费一些笔墨。因为他在以后的一次重大事件中，是问避不了的男主角。 我母亲的丈夫，箅了，少绕点口舌吧，就直截了当地说我父亲吧。 我父亲是个极其本分的人，说他本分是有依据的，就拿他入伍的时间说。 我父亲是个抗战时期人伍的老同志，虽然他刚入伍日本人就宣布投降了，但这并不影响父亲口后享受若干待遇，这些待遇令父亲难为情，他总是羞答答地享受这些待遇。在我拥有了足可以跟父亲开玩笑的年龄后，曾就这个问题逗过父亲。我问：“爸，你到底打没打过日本鬼子？”父亲的回答不那么流利：“我参军的时候正赶上日本人投降，没捞上打。” 我故作惊讶地说：“哎哟，这么说您是个冒牌的抗日战士了？” 父亲不同意我的观点，很正经地纠正我：“不能这么说。我是1945年7月人伍的，日本人是1945年8月投降的，按政策规定我应该箅抗日战争时期入伍的。” 我就假装恭维他，把他恭维得十分不自在：“爸，您多会把握时间啊！既能守身如玉，又不失功劳牌坊，真行！” 父亲的不自在是显而易见的，他压低了声音嘟囔道：“我怎么知道日本人那么快就投降了？他们投降又没跟我商量通气，关我什么事！” 我父亲不仅极其本分，而且还极其朴实。父亲这方面的事迹不少，随便举一个就很能说明问题。 1968年6月，父亲作为师闭干部中的一员被组织召唤进京朝觐。在人民大会堂等待接见的时间里，大家一等不出来，二等不出来，三等还不见伟大领袖出来，有人开始上厕所了。父亲虽然也憋得难受，但父亲生怕去方便的时候伟大领袖冷不丁地出来了，父亲就硬憋着。等父亲看到队伍里的人几乎都去了个遍也没误什么事，就站起身来钻进了人民大会堂带香味的厕所里。父亲刚开始方便，就听到外边有喊：“起立”的声音。父亲下意识地起立站好，发现地方不对，军容似乎也不对。父亲提着裤子往门口跑，一拉门，坏了！门被从外边锁上了！父亲头上的汗一下子就下来了，父亲敲着门试探着喊：“开门！请开门让我出去！”门外震耳欲鸯的山呼声压倒了父亲的彬彬有礼。父亲绝望得要命，头抵在人民大会堂厕所的木门上真想一头撞死箅了。慢慢地，父亲被门外的欢呼声感染了，父亲的脑海里浮现出伟大领袖神采奕奕招手微笑的情景。父亲的血沸腾了，情不自禁地在空无一人的厕所里高呼起“万岁！万岁！万万岁！“来！ 许多年以后，年迈的父亲感慨万千地告诉我：“那个时候的人餅实啊！” 我表情复杂地望着衰老的父亲，心里说：“嗯，是够朴实的！” 表彰了我父亲这么多的事迹，真没有要炫耀什么的意思，而且我也有自知之明的知道，自己的父亲实在没有什么可弦耀的。我父亲直到离休，才挣扎上个师职，我是不大好意思炫耀他的职务的。说真的，本分和朴实在仕途上并没有帮我父亲什么忙，相反，还极有可能妨碍过他。但我没有这方面的实例，自然不好瞎说。 我父亲本分朴实也就罢了，偏偏他又比较善良，这不能不说又是个麻烦。在对待梅亚莉的丈夫的问题上，父亲的善良就害过自己。 据说个叫许放的下放秀才是哪个部门也不愿要的，偏偏就我的父亲不计前嫌把他收了下来。事后，有觉悟高的人从动机上解剖过我的父亲，联系到我父亲有一个在国民党军队里的哥哥，他们用“立场问题”的分析是很能站得住脚的。 因为我父亲的缘故，因为我母亲的缘故，也可能还因为我的缘故，我们两家就显得比较引人注目的密切。 有一阵我跟许萌萌不知怎么就搅到了一块儿，也许他像个女孩子我则更像个男孩子。我俩这种向对方性别靠拢的趋势使得我俩总在一起玩一些介于男孩子和女孩子之间的游戏。比如趴在地上弹弹子，弯着腰打一种用硬纸叠成的叫“宝”的玩意儿。 有一次我俩正在打“宝”，一个路过的叫小三的男孩在一旁看了一会儿，不知他哪根神经跳了一下，一句流氓话就从他嘴里蹦了出来。他说：“啊！小政是许萌萌的老婆。” 我吓了一跳，搞不懂我怎么成了“老婆”了。再看许萌萌，见他的白脸红了一大块，不知是害羞还是害怕。 以后陆续有小孩喊我是许萌萌的“老婆”，许萌萌躲瘟疫般地躲着我，好像我真是他的老婆他怕老婆一般。 梅亚莉听到这种叫法，揉着我的黄头发笑吟吟地说：“蛮好的，蛮好的，这个儿媳妇我们要了。”我母亲在一旁打趣，叫着我的名字说我：“还不快叫婆婆！” 我就真的傻了吧唧地叫开了她“婆婆”，一直叫到我知道“婆婆”是怎么回事儿才住嘴。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时常想：如果许放叔叔不死，这个从北京落难下来的三口之家会是怎样的情形呢？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一个最不可靠的宇眼，是一种最最脆弱的假设，因为它永远停留在虚构而不是现实中。 事先一点预兆也没有。 事后，人们才零敲碎打、东拼西凑了一个很恐怖并且非常宿命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有我父亲和许放叔叔还有一个工兵排长及战士甲战士乙战士丙战士丁若干人，结局是他们死的死伤的伤而我父亲竟然完整无缺秋毫未损。人们的结论是：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该死的一定活不了，该活的一定死不了。这个结论实际上只是针对我父亲和许放叔叔的。那次好像原本该我父亲死的，谁想到冥冥之中许放叔叔却替我父亲上了西天。 谣言像雨后的蜻蜓，成群结队地漫天飞舞。有的说许放叔叔像花瓣一样从空中飘落下来找不到完整，也有的说没那么严重只是没有了面部，还有的纠正说五官倒是完整只是肚子被掏空了。每一种传说都牵扯到我的父亲，父亲成了这次事故的导火索，好像没有我父亲的多事就不会有这次事故一样。如此一来，我同我的家人被谣言搞得比较被动，好像我们是这次事故的附属品，人们看我们的眼神也比以往专注并且有内容了。 那一年我不到八岁，对死的概念既清晰又模糊。我知道死是怎么回事，但却不能把死同我熟悉的人联系起来。我认为我熟悉的人怎么会死呢？怎么可能死呢？许放叔叔可以说是我把死的理论和死的实际联系起来的第一例。那段时间，我对死亡恐惧极了，觉得死一个人简直跟里一个门一样容易，稍不留神就有可能推错门。原来死和生是住着隔壁的邻居！那时我就是这样想的。 第五章 6 虽然我怕得要命，但我还是按捺不住地尾随一群孩子进坑道看死人。直到那时，我还没有把死人同许放叔叔联系起来。 我们住的小岛远离大陆，渔民们一般都躲避了火葬落个入土为安。军人就不行，军人是遵守国家各种法律法令规定政策的模范，连死了也不能例外，要火葬。岛上没有火葬场，自然没有保存尸体的地方，需要出岛火葬的军人们一般都先停放在坑道里。 岛上的坑道非常巨大，用“巨大”这个词汇是有小岛做前提的。坑道几乎贯通了环绕海岛的三面大山，除了几个常走人的当隧道用的坑道常年开着，其他的则长年累月地封闭着。它们伪装得很好，初来乍到的人根本看不出那几乎跟青山浑然成一体的坑道大门。 当然，坑道的伪装大门对岛上的孩子几乎形同虚设。他们对坑道有着经久不衰的热情，那坑道几乎是岛上孩子们的游乐场，只不过这个游乐场不卖门票并常年不开罢了。每当坑道开门通风的日子，便是孩子们的节日了。那里边简直像迷宫一样可以令孩子们享受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快乐。更重要的是那里头有吃不完并且很少能吃上的战备食品，比如压缩饼干、脱水菜、午餐肉罐头之类的东西。其实，大部分孩子是扑它们去的，只是这种幸运不常有。毕竟里头太大太深弯子太多了，存食品的库房一般不容易被找到。即便今年被瞎猫撞上死耗子般地撞上了，明年你再顺原路去找，没准就会闯进黑压压的弹药库。岛上的孩子们面对着真枪实弹是不会恐惧的，但巨大的失望是跑不掉的。有一年，我哥哥他们几个半大的男孩子突然一起失踪了，找他们找得惊动了部队。一个裤腰上挂着丁丁当当钥匙的老兵半夜起来撒尿，看到漫山遍野的手电光奇怪，问站岗的哨兵怎么回事，听哨兵说几个男孩失踪了，他边提裤子边说：“操！真是帮饭桶！咋就不到坑道找呢？今天是坑道通风的曰子嘛！” 打开坑道的大门，果然一找一个准。在齐刷刷的手电光下，一个叫兵的男孩子正蹲在地上哎哟着肚子疼，一问，是压缩饼干吃多了，胀的。 我尾随着别人身后，在坑道门口徘徊。这是一伙没有超过十岁的孩童，比他们大的孩子陆陆续续几乎都进去看过死人了，轮到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了，不去看似乎说不大过去。但他们的胆量实在有限，谁也不肯打头阵，推搡了好半天，不知是谁想出了个手拉手一起进的好办法。于是，我们就手拉起了手一字排开，有点浩荡的几乎把三四十米宽的坑道填满了。我左边的一只小男孩的手潮乎乎的，跟我出汗的手很配合。走到黑处时，不知谁带头，我们集体扯起嗓子吼起歌来，我们唱的是：“地道战，地道战，埋伏了神兵千百万，嗨！埋伏神兵千百万……” 这是电影《地道战》的插曲。那个时候，《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是我们成年累月看的几部电影中的三部，我们叫它们“老三战”。“老三战”的插曲被我们烂熟于心，不光是插曲，连台同也不例外。不光是主角们的台词，连配角们的台词甚至群众演员的台词我们也滚瓜烂熟。我们五六个小孩在一起，能把这些电影一字不落地演下来。包括配乐，我们也能**不离十地哼哼出来。 在坑道巨大的回音下，我们踩着音乐，步调一致，步伐铿锵地勇往直前。走到完全黑暗的地方，电影插曲恰好被我们唱光了，我们所有的脚步没有商量地迟疑起来。这个时候，我们听到了“哗啦”的响声，我们意识到，我们接近了，因为有哨兵了，那“哗啦”的响声是拉半自动步枪的枪栓发出来的。军营里成长起来的孩子对这类声音不陌生并且不害怕。 我们越发小心地向前迈进，一字排开的脚步夸张地一起一落，有点像跳一种民族舞。在我们几乎能感到哨兵的体温的时候，我们听到一声响，“咚”的一声，声音很大回音也很悠远，像是什么跳到地上的声音。我们的小神经顷刻间土崩瓦解，争先恐后地松开各自汗津津的手，转身一路狂奔起来。在有光线的地方，我们放慢了步子，我除了看见一个个大口喘气的嘴外，还看见了一张张煞白的脸，大家吓坏了！ 出了坑道门，我们又互相埋怨，回忆是淮先松开了谁的手谁先逃的。我们互相骂着“胆小鬼！”抹着额头上滚滚而下的汗珠，不约而同地想起了那“咚”的一声响。 “是什么响呢？”我们猜了许多猜不准。有一个平时不大讲话的男孩突然开口说活了，那真是一句顶一万句的话。他说：“别吵了，别吵了，你们都别吵了！什么鬼呀怪呀的，都不是！是杠子！是杠子倒地的声音！” 大家恍然大悟，对，是杠子！是抬棺材用的木杠！我们对老百姓们出殡的场面是逢有必追着不放的，对抬棺材用的碗口粗的木杠自然是清楚的。 想明白后，我们重新手拉手，重新列成阵势，“咣、咣、咣”地向坑道开进。 这次我们没有唱插曲，除了呼吸声就是脚步声，光线越来越暗时，我们的对面出现了几柱黄黄的手电光。 我们不由自主地停下了步子，盯住那几柱跳动的黄光，等待着。 近了，近了，更近了，快到我们跟前时，迎面走来的一行人灭掉了手里的手电筒，我首先看到了她，我的“婆婆”梅亚莉。这是出事以后我第一次见到她。 她依然那么漂亮，即便许放叔叔的死也没影响了她的漂亮。这问我以往看到的死人的家里人不一样。 渔村里经常出其不意地死人，渔民们的牛命在蔚蓝色的大海上似乎是朝不保夕的。我经常目睹渔民的老婆、母亲、姐妹们哭丧的场面，那些跟在棺材后边哭天抹泪的女人们无一不披头散发、衣衫不整，再美丽的女人在哭丧的时候也会把美丽哭掉。所以我就认为：那种时候的那种女人，不美是对的，美是不对的。 面对着“婆婆”依然的美丽，我瞠目结舌。我觉得她几乎哪里都不对：一丝不苟的发丝不对，清爽整齐的衣衫不对，连走路的姿势也不对。哭丧的女人都是被人架着的，好像不在一边架着她们她们就会像一堆泥一样坊塌下来！“婆婆”却自己走着，走得似乎没什么问题！ 我们一字排开的队伍不知什么时候从中间断开了，大家一分为二地分列在两边，像在夹逍欢迎这庄严肃穆的一行人。一个叫王小红的女孩紧贴着我站着，小手紧紧地掐着我的手不肯松开，她的指甲刺疼了我，在我努力想抽出自己的手的时候，我的眼睛与“婆婆”的眼睛撞到了一起。 那么多跟我差不多大的孩子，也就是说，我混在将近二十个跟我个头大致一样的孩子中问，又在那样暗的情况下，她的美丽的、有些红肿的眼睛，却一下子把我从人群中捕捉到，并叨住不放。也许只有几秒钟，但当时我却觉得时间好长好长。 上海的漂亮女人梅亚莉再一次沦为全岛关注的中心和谈论的主题。 男人们对她注入了深切的同情和真擎的怜悯。他们淮都想上前安慰她、帮助她，但谁都走近不得。她似乎跟别的女人不同，对她的一切作为不但容易引起别人的非议，连自己也觉得自己可能在心怀叵测。 这样，就在梅亚莉四周形成了一种性别尴尬：不太正派的男人在她面前自惭形秽，没有胆量而有自知之明地不去帮她什么忙；正派一点的男人们则在她面前顾虑重重，没有勇气、明哲保身般地也不去帮她。这些正派一点的和不大正派的男人们很自觉地各自后退三步，把上海女人梅亚莉的身边搞成了真空，一种性格上的真空。 女人们对梅亚莉四周的真空有目共睹。她们对男人们的这一手似乎又满意又不满意，为什么满意为什么又不满意界限摸糊，说不大出来也说不大出口。 但女人毕竟是女人，她们远比男人们善良，心思也比男人的单纯得多。她们摒弃了对这个漂亮的上海同性的种种不满和非议，三支流派三支大军不约而同地在梅亚莉守丧的日子里志同道合地会合了！滚滚洪流一般在梅亚莉住的三间苏式营房里涌进涌出。 白衣天使毕竟有化亦有档次，她们懂得分寸亦注意把握分寸。她们在处理丧事的日子里尽职尽责，基本能做到不离事主的左右。她们用挂在脖子上的听诊器和背在肩头上的带红十字的药箱保健梅亚莉随时可能发生什么的身体。她们做得恰到好处：一来能体现组织的关怀和温暖，二来能流露出她们人道主义的职业特点和人心思弱的女性特征。 第五章 7 渔村里的“土著”渔如们没有“分寸”这类的狗屁概念。她们朴实地觉得人家家里死了亲人了，不陪着掉上几滴泪那还算人吗？再说梅老师对咱的孩子也不薄，甭管咱那孩子学得咋样，可人家梅老师教得怪不容易的。还有，人家梅老师哪次见了咱不是客客气气的？虽然不怎么跟咱搭腔，但笑是从来对咱不免的。人家梅老师那笑多俊哪！哪像咱这样，一笑就没了模样，有几颗牙露儿颗牙！人家梅老师就那么抿嘴一笑，别说爷儿们见了心里吃不住劲，咱娘儿们见了心里也照痒不误。 于是，她们成群结伙地来到梅老师家，将肥硕的屁股扎在梅老师素的床单上，拉着梅老师的纤纤玉手，掏心窝子地提醒她没男人的日子难过，真心实意地可怜她孤儿寡母的。眼泪从她们大大小小的眼睛里汩汩地流下来，那都是些货真价实的大滴大滴的泪水。在这些真诚的眼泪面前，你梅老师不陪着流出泪水来，恐怕是不行的，也是说不过去的。 同那些“土著”的渔妇们比起来，随军家属们的举动就有实际内容得多。这些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从前的农村妇女们，她们家乡x才这类丧事的风格可能不尽相同，于是，她们就采取了一条南北方的她们都能够接受的方法：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表达她们的哀思。 她们挤进梅亚莉的家中，趁渔妇们拉着梅老师的手不肯放的空当儿，熟门熟路地将梅亚莉家的被子拆了，床单揭了，窗帘卸了，连椅子上的座套也不放过，通通塞进泡沫丰盈的、从各自家中带来的、木质和铝质的洗衣盆里，撅着屁股弯着腰，呼哧呼哧地干将起来。她们把梅亚莉家中搞得像准备过年，地上到处水汪汪的，一不小心就会摔一跤。 梅亚莉苦着张上海的俏脸，无可奈何地注视着家中热火朝天的场面。她觉得一种从末有过的头皮都要炸开的难受，但她不能出一点声，哪怕哼一声都不行。 如果，只是那么几个人，那么几天，我想梅亚莉是可以咬紧牙关挺过去的。但是，这种到梅亚莉家挖掘眼泪、陶冶情操的活动如烈性的霍乱一般，在岛上传染开来。谁要是不到那可怜的孤儿寡母家里坐上半天或者干上点什么，好像淮就不仁义不厚道一般，不要说别人的谴责，恐泊都逃不过自己的谴责。 梅亚莉没有同这些女人打交道的经验，也没有应付这些举动的办法，那阵子她心力交瘁地不知如何是好，失去一个亲人的悲痛几乎要被得到这么多亲人的痛苦抵消掉了。 以梅亚莉的化和聪明，她一点也不困难地明白：自己成了女人们展示心灵和满足心灵的一个窗口；同时她也再清楚不过地明白：作为这种窗口的自己，她只能配合，而別无选择。 接踵而来的，是海岛凉爽宜人的夏季。住在岛上的人们，简直就想不通火盆中的人们怎么会热得睡不着觉？我的一个同学的妈妈，曾经不信邪地数落热得睡不着觉的人们说：“怎么会睡不着觉呢？还是他不困！你让他三天三夜不睡觉，你看他还能不能睡着！” 第六章 1 上海的夏天明摆着赶不上海岛的夏天，但这一年的暑假，化学老师梅亚莉却拖着四年级的儿子许萌萌本末倒置地回上海去体验热得睡不着觉的滋味去了。岛上的人们对她的举动表示了充分的理解，大家一致认为：人家刚死了丈夫再不让人家回上海的娘家散散心，说得过去吗？ 问题是，一个夏天，整整一个夏天都不见了她的影子，这让习惯了记挂她的岛上的人们心里闪失得不行。再说，岛上的学校也开学了，学生们都知道按时回学校上课去，你一个老师还不如一个学生懂事？慢慢地，有关梅亚莉的“嘴唆”声又甚嚣尘上了。 人们开始猜测她要回上海老家了，因为邮局的老李证实有一段时间她与上海的往来信件十分频繁。老李说得对：“没事谁花8分钱费那个事！” 对梅亚莉要回上海的传闻，男人和女人们又一次出现了性格上的分歧。大部分的男人们心里头有一些惋惜和一些遗憾，但这些内心世界的**是不太好展示给别人看的，首先自己的老婆那一关过起来就要惹祸。因此，男人们对梅亚莉这个与众不同的女人又一次地联手实行了缄默，什么都不说，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君子模样。 女人们永远做不到不动声色，好像她们在梅亚莉的事情上也不准备不动声色。她们心里头有什么，脸上就要天真地挂出什么，让别人一览无余地看得清晰知道得明白。 女人们对梅亚莉又要冋到大城市的举动十分恼火，她们几乎没有异议地认为梅亚莉这个女人“没良心”。她男人死的时候，大伙儿对她娘俩那么好，她却跟个白眼狼似的，说翻脸就翻脸，说走连个招呼也不打拍拍屁股就一个屁不放地走掉了，“这不是个白眼狼是什么？” 女人们这样恨恨地骂她，把因为她死了男人刚对她建立起的那点好感掀了个底朝天。女人们除了骂她是个白眼狼，还骂她不是个东西，说男人的骨头还没凉透，她就耐不住寂寞又扑进了大城市的怀抱不出来了。在岛上淳朴女人们的潜意识中，大城市似乎就是个很高很帅很抢手的男人。 梅亚莉回来的那个下午，天上正下着秋季的毛毛细雨。她提着简单的几件行李，神色十分匆忙，她的儿子追在她的身后不时要小跑几步。当时路上的行人不少，但她一概不理不睬，像走在上海的南京路上对擦肩而过的路人一般。 大家停下步子，望着她被细雨微微打湿的后背，心里头十分不舒服。大家想：你即便要回天堂去也不必如此嘛！ 她素着一张脸又问到简陋的、质量不高的学校去上课下课。她的沉默寡言搞得大家心里头痒痒得不行，尤其是那些心里头搁不住事的女人们。好事之徒们半路样下她的上小学五年级的儿子，三套两套，知道了她上海之行奔波的无效和失意，人们心头上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 男人们事后诸葛亮般地气愤不已，骂了上海许多的娘。女人们则释然，撇着嘴说：“上海又不是她家的，她想回就回啊？！”很为上海的原则性叫好称快。 上海女人梅亚莉不得不在这个远离大陆的偏远的叫黄海前哨的小岛上安营扎寨了。在她寡居的日子里，她在众目睽睽之下演义了一场又一场的生活风波，为岛上寡淡的没意思的日月平添了许多的新鲜和意思。 客观地说，我母亲是这个岛上所有女人中对梅亚莉最公正也最友善的一个。我前边说过了：因为我母亲的出身，也因为我母亲的经历。**老早以前也说过了：世界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他老人家一针见血地就把这两个女人关系的实质给无情地点破了。我不得不说实话：我母亲和梅亚莉的确在某些方面是一脉相承的。 首先，她们两人都喜欢，只不过我母亲看的中国古典小说多，而梅亚莉则看的外国经典小说多。但在那个年代，她们俩可看的小说几乎被封杀得差不多了，因此她们像两个饥渴难耐的人，基本上是逮着什么看什么，不挑剔什么也没什么可挑剔的了。 小说的来源大部分来自我的母亲，因为我母亲的小说产地多。在那个学习苏联老大哥、争当“英雄母亲”的年代里，我母亲在海岛上无事可干地一鼓作气地生了五个孩子。母亲的这五个分布均匀的孩子，同岛上各个年龄段的孩子们基本上都能衔接起来，因此，岛上各家各户化革命中残留的“毒草”就很容易被我们篦子似的篦到手。到了我们的手上就等于到了我们的母亲手上，到了我们的母亲手上，就离梅亚莉不远了。 我清楚地记得，小时候找书成了我们家孩子们讨好我们的母亲的重要手段。谁都看得见母亲拿到书后的笑逐颜开，谁都能感觉到母亲对拿回书的孩子的和颜悦色。因此，在我们家中，到处搜罗小说成了孩子们比学赶帮超的一项经久不衰的活动。在这场活动中，我母亲始终是受益者，当然也包括我们并不喜欢的梅亚莉阿姨。 我没上学的时候就知道找到小说能讨到好，因此我也就自觉地加入到这场活动中，开始了我察言观色的人生历程。 一次，我在一个叫方薇的女孩家中，看到床头上放着一本很旧、旧得纸张都发了黄的厚书。我记得我母亲好像就喜欢看这种旧书，似乎是越旧越好，哪怕是旧到了缺头少尾的破烂的程度。我就把书借来，塞进衣服里，小心翼翼地用胳肢窝夹了回来。 那天正好梅亚莉也在，她同我母亲正坐在小板凳上择一堆韭菜。我兴髙采烈地凑过去，神神秘秘地说：“妈，我给你借了一本大厚书，你看不看？”我母亲直了身子，不信任地望着我，说：“你能借到什么书？”我马上从胳肢窝里抽出那本很厚很重的书，递上去，说：“我怎么不能？不信你看！” 马上，有两双眼睛同时亮了起来，有两双胳膊问时伸了出来，有两张嘴同时叫了起来：“给我，我看看！” 别看我那时的年龄不大，我却知道孰远孰近、孰亲孰疏，我理所当然地把书递到了我母亲手上。 我母亲激动地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有点把持不住地从我手上双手把书接过去。另一颗女人的头很近地贴上去，梳着两种发型的头紧密地贴在一起，争先恐后地看起来。这是我很乐意看到的景象，因此站在一旁的我得意非凡。 只一会儿的工夫，两个靠得很紧的女人同时爆发出雷鸣般的笑声。这笑声令我吃惊，因为我母亲从未这样笑过。我母亲笑着笑着一条腿就跪在了地上，头几乎扎到了水泥地板上，像是对我在顶礼膜拜。梅亚莉笑得站起身子按着肚子直“哎哟”，哎哟够了，看到一旁瞪着眼睛莫名其妙的我，就把按肚子的手移到我的头顶上，抚着我单纯的脑袋说：“小政蛮好、蛮懂事的，这样小就晓得给妈妈找书看心疼妈妈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不是小说，而是方薇的当军医的爸爸的业务书，名字叫《外科实用手册》。 我母亲同梅亚莉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喜欢吃好的、穿好的、玩好的。这种与时代格格不入的讲究吃喝玩乐的生活习惯，使她俩看起来有些资产阶级的嫌疑。其实，也不是什么嫌疑，我母亲本来就不是人家无产阶级的苦出身。梅亚莉是什么出身我不知道，但看她平时那种做派，和同我母亲在这些方面气味相投的样子，恐怕也不是什么好出身。 只不过，我母亲懂得收敛，也知道尽量不露声色、不惹人耳目的重要性。在吃喝玩乐这些个有着资产阶级嫌疑的事情上，我母亲做得极有分寸。 比如吃上。那时候还很少有现在这种张扬地聚在一起大吃大喝的毛病，吃吃喝喝的事情基本上都限制在自家的锅碗瓢盆里。关上房门吃喝是不大招惹别人的，只要关紧门窗别让香味三天两头跑出来就行了。至于吃完饭要切记擦干净油嘴也是不难做到的。关紧门窗和擦净油嘴这两点在我家是有着明确分工的，前一点我母亲自己比较注意，后一点我们大家在我母亲的督促下共同注意。因此，我们家除了都比较白胖外，还没有什么遭人议论的。 在穿上，我母亲深刻地体会到越是大众的越是安全的真理。在这种真理的指导下，我的家人的衣肴打扮在岛上是不显山不露水的。即便是块好料子，也要做成大众的式样，这样，自己穿着舒服不说，还不硌别人的眼睛。这种与人方便与己方便的诀窍是我母亲掌握的人生原则之一。 第六章 2 梅亚莉就不行。或者说，在这些生活阅历上，梅亚莉比我母亲差了不知多少。 她好像天生就是一面惹人注目的旗帜，走到哪黾，“呼呼啦啦”地飘扬到哪里。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中，这种猎猎飘扬的旗帜可能太多，也就不显得什么。但在这个三面环水、一面环山的孤岛上却不行了。她这面旗帜简直就“呼呼啦啦”地惹人讨厌，尤其是惹女人们讨厌。 首先这个娘儿们自己不开伙不做饭而是一直在机关食堂打饭吃。 这就令岛上的男人和女人们看她不惯。男人们嫌她不会过日子，说她是个“败家的娘儿们”；女人们则嫌她好吃懒做，说她是“有钱烧的！”说来也奇怪，岛上的人们一致认为她家有钱，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钱财，也不知是根据什么。也许是觉得他们两口子都有工作都挣工资，养的孩子又少？但在她丈夫死后她一个人拉扯孩子的时候，人们还是不改初衷地认定她家有钱。可能在岛上人们的潜意识中，还是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在作祟。他们朴素地认定：大城市里有的是高楼马路，盖得起那么高的楼，修得起那么宽的路，没钱行吗？！ 其次，是她的衣宥打扮。她总是隔三差五地换衣服，这套还没穿脏呢，那套就又换上了。这就不太符合岛上的人们等衣服脏了再换的习惯。再说，她这种衣橱里的衣服多得换不过来的架势也挺让岛上的人们反感的，令男人们心里有压力，令女人们心里有不平。 总之，她就像一面旗帜，又像是一张靶子，在自己“呼呼啦啦”的飘扬声中，被别人的目光和嘴巴射得千疫百孔。 我母亲忧心忡忡地注视着梅亚莉的处境，私下里对我父亲说：“你看吧，她要是不改变自己，还有她好看的。” 我父亲是个正派无比的人，他最讨厌在别人背后说三道四，哪怕是夫妻也不行。我母亲是在饭桌上说这话的，令我正端着饭碗的父亲非常反感。父亲皱着眉头把碗里的饭吃掉，声音很重地把碗筷扔到桌上，边抹嘴巴边说：“你少说点别人，还是多看看你自己吧！” 母亲在父亲的身后气得变了脸，她尖厉了嗓子说：“她是你什么人，说说也不行？” 母亲的气急败坏是有原因的，因为父亲的话一下子就戳到了她的痛处。 母亲也算个随军十几年的“资深”家属了，但母亲总是不能同父亲的同事们的家属打成一片。她不待见别人，别人也不怎么待见她，所以，她就在家属中显得挺孤立。 好在我母亲懂得收敛，脑子里还有“分寸”这根弦，因此，她仅仅是受到孤立，还没到梅亚莉受到排斥那一步。 在这种情况下，我母亲同梅亚莉的闭结就显得有些被逼无奈。她们俩的密切往来，倒给一句老话提供了依据。 那句祖上传下来的老话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接下来的日子琐碎而漫长。 在琐碎和漫长中，我上到了小学三年级。这个年纪使我对发生在学校的那件事有了讲叙的权利，不必对诸位灌输经过舌头们搅拌的伪事实了。 这年柳条儿刚抽绿，人们从一冬的臃肿里刚挣脱出身子，事件就发生了。 那是件揽进了三个人的桃色事件，也就是现今的人们见怪不怪的那种三角恋爱。但那时不行，“三角”关系远没有今天这样时髦、新潮和理直气壮。在偏僻闭塞的小岛上，“两角”都够生活单调的人们兴奋一阵子的了，別说“三角”了。 从初始的窥视、嘀咕到中间的添油加醋再到最后的评判、裁决，整个事情让人们嚼得有鼻子有眼有滋有味。在他们津津有味的讲述中，事情变得冗长拖沓，人物关系错综复杂，稍不留神就能把人听得云遮雾罩、不知所以。其实，只要帮他们把乱七八糟的线脉捋一捋，事情一点都不难讲。 人物是学校里的三个老师：教语的王老师，教美术的葛老师，再就是她，教化学的梅老师。 梅老师的介绍省略，王老师和葛老师还要稍费一点口舌。 王老师是个男的，年龄、籍贯、学历、家庭出身我一概说不大清。那一年我毕竟只有十岁仅上小学三年级，太苛刻的要求对我是不公平的。 我只记得王老师个子挺髙，人挺瘦，整天阴着张脸难得见他有个具体的表情。他看谁都像看一个语考试不及格的学生，不耐烦得厉害。头挺大的，给人的整体感觉像一根受潮划不着火的火柴。据说他挺有才的，别的我没见过，春节渔民家大门上贴的春联我是见过的，好像挺棒的。我还听过他拉二胡，拉的什么曲子我不知道，拉得有多好我也说不上，反正知道他会拉二胡就是了。 葛老师是个女的，当时大概有二十六七岁的样子。葛老师是土生土长的岛上的人，当地人把到了这种年龄还嫁不掉的女人统统叫做“老姑子”。 如果你以为葛老师到了这种年龄还没有嫁掉是因为她的摸样儿不济，那你就算上了经验主义的当了。葛老师嫁不掉不是因为模样儿不济，恰恰相反，是因为葛老师的模样儿周正得厉害，岛上的男人们对她迟迟下不了手，就是因为面对着她的好模样儿缺乏勇气没有信心不知从哪里下手。就像一锅刚揭盖的馒头，最烫手的总是被最后剩下。葛老师眉心上有一颗红痣，当当中中如神工鬼斧一般令她风韵万千。人们对这颗红痣的说法不一，有人说是福痣’也有人说是祸痣，两种说法针尖对麦芒地让你搞不清到底是福还是祸。从她以后的经历看，我觉得祸的说法更接近事实一些。 三个人挤在一个学校里，都引人注着目，又都不同凡响地筚肴身，在岛上这种闲言碎语的沃土上不长出点故事来那才叫怪事哩。 以下是等我长到懂了点男女私情的时候的大体推测： 教美术的葛老师好像喜欢上了教语的王老师，而教语的王老师似乎是无动于衷，倒像对教化学的梅老师存有一份念头，教化学的梅老师对此持什么态度我不好说也说不好。于是，教美术的葛老师就挺生教化学的梅老师的气，教化学的梅老师莫名其妙受了委屈，不知怎么让教语的王老师知道了，也不知教语的王老师如何了教美术的葛老师，反正教美术的葛老师就将自己的一腔怨气撒在了教化学的梅老师的儿子许萌萌身上。 导火索是个黄澄澄的鸭梨。 葛老师的美术课一般都是这样上的：事先在一块小黑板上画好一样东西，或是一个苹果或是一个西瓜，或是一个杯子或是一个碗，反正都是些吃的用的学生们熟悉又喜欢见到的东西。然后，她就提上这些东西出这个教室进那个班，把小黑板挂到大黑板上，把美术本发下去，剩下的时间就是支着美丽的细颈子坐在讲台上发呆愣神了。 那些东西是葛老师事先请人画好的。真的，不骗你，葛老师不会画画。虽然她是个美术老师，但这并不影响葛老师对美术一窍不通。葛老师认为自己情有可原：谁让我是个民办教师的？那个时候，在我上的这所将小学、初中、高中一锅端的学校里，民办教师们是理直气壮地教不好学的。她们有足够的理由为自己撑腰：我又不是公办老师我凭什么要教好学？当然，她们一般还有在渔村党支部里当头头脑脑的亲人们做后台。 葛老师手上的小黑板是要一周一换的，但那阵子葛老师心情不怎么样，许多事情难免不出差错。那天，她就一不小心稀里糊涂地将那黄澄澄的鸭梨第二次提进了许萌萌他们班。 小黑板一挂上大黑板，底下的学生们先是一愣，然后就有笑声出现，见葛老师莫名其妙地东瞅瞅西望望的迷糊样儿，笑声就越发热烈了。几个调皮的男生趁机起哄，“噢噢……”地叫唤起来。许萌萌那天不知哪根神经搭错了界，在一旁趁热打铁地“噢”了一嗓子，谁知这一嗓子，却惹下了弥天大罪。 葛老师放着那几个罪魁祸首不动，偏偏揪住许萌萌不放。许萌萌那天大约中了什么邪，偏偏跟她梗着长脖子犟嘴，一来二去，真把葛老师惹火了，她使出浑身的劲，把许萌萌连拖带搡地推出教室，在正上着课的静悄悄的校园里大着嗓门呵斥许萌萌。马上，就有许许多多的脑袋瓜子挤到各班的玻璃窗前向外张望，像一张张儿孙满堂的“全家福”。 第六章 3 葛老师像个有**的演员，越有观众她就越有表演的**。她的伶牙俐齿这个时候派七了用场：口齿清楚，语言尖刻，口气毒辣。她数落了许萌萌的许多不是，那些不是许多早已超出了教师训斥学生的范围。似乎还不解气，她又扯着许萌萌的衣领子让他面向南山立正站好。 南山上有埋着许萌萌爸爸的坟墓。 “你向上看！”葛老师细长的手指指向南山，戳着那片阳光璀璨的墓地，声嘶力竭地嚷：“你看！好好看看！看看你爸爸！也让你爸爸看看你！看看你这个熊样子！再让同学们看看！看看你这个烈士子弟！像不像烈士子弟？！配不配做烈士子弟？！” 刚才还梗着脖子一直强着的许萌萌，像一下被人抽了筋一样，人整个塌了下去。他站在校园中间，面对着父亲爬满青草的墓地，面对着四周教室玻璃上密密麻麻的眼睛，难堪至极。 大滴大滴的眼泪从许萌萌清秀的眼睛里淌出来，他抬起两条细胳膊轮流擦着、堵着，但无济于事。他似乎在拼命压抑自己，但还是控制不住地大声抽泣。 头顶上的太阳暖暖地照在许萌萌刚刚发肓着的单薄的身子上，像父亲慈祥的目光。太阳远在天边，父亲近在墓中。这个十二岁的少年在早春的阳光下，在父亲透过青青坟上草的忧郁的目光下，大声地不能自已地哭泣。 闻汛从后排教室跑过来的梅老师正好看到了这一幕，她当即便立在那儿，如同遭了霜打的叶子，瑟瑟发抖。 王老师从梅老师身后跑出来，厉声叫着葛老师的名字，说她：“你怎么这么没水平？！” 刚刚有了点悔意的葛老师让王老师这么一说，马上细眉一立，密牙一咬，越发就不要什么水平了。她冷笑道：“是啊！是啊！我当然没有水平喽，我哪有人家风流寡妇有水平！” 本来围观的情绪是一边倒的，让她这么尖声一叫，把人们的注意力从一件事上扯到了另一件事上。 岛上马上就家喻户晓了，而且走板走得邪乎。人们宵略了阳光下少年的眼泪和抽泣，不知是有意还是疏忽。也许人们的兴趣本来就不在那里。 舌头的功能就是比广播的好。广播又要打底稿又要负责任，舌头就没有这么多啰嗦事。 舌头普遍有利于教美术的“老姑子”葛老师而不利于教化学的寡妇梅老师。他们是这样认为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没结过婚的王老师娶没嫁过人的葛老师，是天造的一双地设的一对，你梅老师不老老实实守你的寡插的哪门子腿？ 女人们在这件事情上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痛快感。她们一个个像受过梅老师的欺负似的，总箅有了扬眉吐气的机会。她们凑在一起谈论这件事，叽叽嘎嘎的声音表明她们的愉快和轻松。女人总是在另一个女人的堕落面前感到自身的贞洁和高尚。她们认定她是堕落的。 如果仅仅是这些，我想梅老师是能够挺过来的。从她水淋淋地上了这个海岛，这些年来她对那些舌头已经有了足够的抵抗能力。但糟糕的是，事情还没完。 当天下午，葛老师的胖妈带着几个七大姑八大姨，凶着一张张胖胖瘦瘦的脸堵到了梅老师的家门口。她们训练有素地成网状散布在梅老师家的三间平房前，髙一声低一声错落有致地开始叫骂起来。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暂时跑一会儿题，把岛上土生土长的女人的两大特长简单铺陈一下。 我们住的岛上自然风光很多，人造风景却几乎没有。岛上连个楼房也没有，最高最大的建筑物要箅看电影听报告的大礼堂了。但岛上却有两种人造风景如同海市蜃楼一般非常值得一看，只不过这两种风景需要赶机会碰运气。一是渔妇们哭殡，二是渔妇们骂架。 岛上渔妇们哭殡的机会很多，她们的丈夫或者儿子或者兄弟们在海上的命运是非常难测的。她们哭殡不单单是哭，主要是说，是一种冗长繁琐的诉说。她们把死者的生平和自己对死者的思恋之情合辙押韵地诉说出来。这种诉说抑扬顿挫，朗朗上口。她们几乎没什么化，因为岛上这所惟一的质量极差的学校的历史是极其有限的。怛没有化的她们却对韵律和节拍驾驭得轻车熟路。她们在出殡的时候，抚着棺材，扯着嗓门，不喘一口大气地一气呵成。她们的嗓音一般都不怎么样，加上连日的哭泣说唱，使她们的嗓音更加粗糖难听，但她们说唱的内容却丰富无比，足以弥补嗓音的不足。另一大景观是渔妇们骂架。**在街头巷尾扯起喉咙骂架的一般都是已婚妇女。未婚的女靑年是不会这样抛头露面的。但一旦她们结了婚，就像取得了某种资格一样，马上就可以当仁不让地赤膊上阵了。就像女人一经男人把最后一道防线冲破，犹如被放闸泄掉的洪水一般，速度很快地肆意横流了。骂架是岛上渔妇们的强项，她们似乎人人都有把黑说成白、把非说成是、把坏说成好、把无理讲成有理的本事。另外，她们舌头的承受能力似乎格外的强，再脏再下流的话，男人们都不一定能说出口来，但她们却能出口成章。她们的舌头在骂架的时候都变成了毒蛇的长芯子，咝咝地喷若灼人的毒气，挺吓人的。 等我听到信跑到许萌萌家门口挤着观看时，葛家的娘子军们已经战斗了一个时辰了。葛家在岛上是个大姓，也是个有实力的家族，渔村黾的头头脑脑的有一半以上的人姓葛。这种声势浩大的实力，养成了葛姓人家张狂的毛病，尤其是姓葛的女人们。 葛家的几员女将堵在梅家门口，正由合唱阶段转入独唱阶段。我到的时候，葛老师的那个胖妈正在独唱，其他几个凶着脸叉着腰在一旁随时准备着。 葛老师的胖妈骂得特起劲—— 你是个什么东西？也不撒泡尿照照！你是个婊子丨你是个破鞋！你是个狐狸精！你是个克夫克子的贱女人，妨死自己的男人还不够吗？还要抢人家的男人！你还是人吗？你还要脸吗？！我要是你，早死了十回八回了！就你个不要脸的厚脸皮还死皮赖脸地活着…… 没有人上去劝阻，刚才一个路过的当兵的劝阻的下场令在场的人们心有余择。那个当兵的刚说了一句：“别骂了，多难听！”就被几个叉着腰的女人围住，一声声地质问他：“那破鞋是你妈还是你的婊子？你多管闲事，显你的xx比别人大呀？！”臊得那当兵的落荒而逃。 我挤在人群里，被这几个女人的嚣张吓住了。我盯着梅家紧闭的门窗想象着梅老师在屋子里的样子，我真有点替她难过了。我希望她推开房门出来同她们讲理，她这种闭门不出的样子容易让别人产生她理亏没脸见人的误会；同时我又害怕她推开房门出来同她们吵吵，我知道十个她梅亚莉也不是这些女人的对手，她还是呆在房里不出来的好。 我盯着那张油漆剥落的墨绿的木门，一会儿希望她出来，一会儿又害怕她出来。正犹豫着，只听到“咣当”一声响，油漆剥落的木门大开，门口站着脸色苍白的梅亚莉。 站在门口的梅亚莉浑身发抖。她紫着的嘴唇在抖，她青筋毕露的手在抖，她的纤细单薄的身子也在抖。她抬起发抖的手，张开发抖的嘴，声音都在发抖。她手指着外边，说：“请你们离开这黾！” 说实话，那一刻我对梅亚莉真的失望极了！我想不到，在这种情况下，她竟然还能够保持她的明，竟能说出：“请你们离开这里！”的废话来。 不光我想不到，连围观的大人们也想不到，甚至叉着腰凶着脸的葛家的女人们也想不到。大家傍在那儿，反应不过来的样子。这个时候，那口痰，那口罪恶的浓痰被吐了出来。 “呸！”只听到一声短促洪亮的声音，一口又浓又稠的浓痰就吐到梅亚莉那张白皙的、美丽的、苍白的脸上。 当我把我母亲从家里叫来时，梅家门前已经冷落得如往日一样了。 我母亲推开虚掩的房门，发现屋子里静消悄的没有一点动静。母亲轻着脚步把三间屋子都找遍了，没有一个人影。母亲回头望了我一眼，眼睛里满是疑问。这时我听见厨房里有轻微的声音，就伸出手来向那里指，母亲就半信半疑地向厨房走去。我站在我母亲的身后，看见了厨房里的梅亚莉。她站在脸盆架前，捧着一块毛巾，在一下一下地措脸，揩那张刚被吐上过浓痰的美丽洁白的脸。 第六章 4 她立在那儿，手里搛了块淡绿色的洗脸毛巾，动作很大很用力地使劲揩那个被吐过的地方。那地方已经被她措得红成一片了，但她还是不住手，还在一下一下地用力，像要把那个地方的皮肤揩掉似的。 我母亲站在那儿，看着她一下一下地揩着脸，并不劝阻什么。她却在我母亲的沉默中把持不住了，我看见，大颗大颗的泪水顺着被她揩红的脸上滚落下来，她将淡绿色的毛巾捂住双眼，“呜呜——” 地哭出声来。 那天晚上许萌萌在我们家吃的晚饭。梅亚莉对我母亲说她头疼，想一个人睡一会儿。 凑巧那天晚上有电影，许萌萌和我的两个哥哥胡乱扒了几口饭，就匆匆忙忙跑去礼堂占座位去了，我和我的二姐紧随其后。 我们坐在我哥哥他们占的位置很好的座位上等我们的母亲，直到拉第一遍铃了，还不见母亲的人影。我二姐让我回家看看，我问她你怎么不去？我二姐回答说小孩跑得快，她大了，不好意思跑了。 我跑回家时，发现母亲的神色不大对头。她像个没头苍蝇一样在家旱团团转，她好像脑子不好用了，什么也想不起来什么也找不到了。洗了手找不到毛巾了，关上房门又找不到锁门的锁了。把我急得在一旁躲着脚大叫：“妈！你怎么啦？你快点行不行？” 我母亲嘴上答应着“好，好，好。”却在找到锁要锁门的那一刻改变了主意。 我母亲摘掉即将锁上的三环牌铜锁，打开房门冲进屋子。她抓起军用的手摇式的电话，让总机找我的父亲。不一会儿，总机把我父亲接过来了，我听见我母亲对着话筒里的父亲说：“老杨，我觉得不对头，小梅会不会出什么问题？我去看看，你最好也赶紧过来。”说完，母亲扔下电话，像一下子恢复了正常，她动作麻利地锁上房门，一路小跑地朝梅亚莉家冲去。 梅亚莉家油漆剥落的门紧闭着，但没有锁，因为我母亲一推就把门给推开了。我紧跟着我母亲进了屋子，马上有一股刺鼻子的气味灌进我的鼻腔里。对这种气味我并不陌生，因为一到夏天我母亲就用它杀蚊子和苍蝇。我只是纳闷：离夏天还远着哩，她家里怎么会出这种气味？ 我母亲在这种气味中声音都变了，她喊着：“小梅！小梅！”就冲进了里屋，我紧跟着母亲的步子进到里屋，我看到了一幅令我永生难忘的场面—— 梅亚莉倒在床边上，一只胳膊松软地耷拉在床下，她的衣衫不整，发际凌乱。地上有一个很大的盛“敌敌畏”的空瓶子，一个玻璃杯倒在床头的桌子上，水杯里的水流了一地，桌子角上还有一滴一滴的水在向下淌。她像是走了很远的路、干了很多的活、累得不行了的样子，躺在床边上大口大口地喘气，那刺鼻的气味随着她一张一合的嘴愈发浓烈了。很显然，夏天用来杀苍蝇蚊子的“敌敌畏”，让她用来在这个早春的时节里杀自己了。 我母亲手足无措地站在床前，想碰她又不敢碰，只颤着嗓子一声声地徒劳地问躺在**，人事不省的梅亚莉。 我母亲喊：“小梅！你怎么啦？你这是干什么？小梅！你醒醒！你吓死我了！小梅！小梅！……” 我被母亲瘆人的声音吓住了。我吓得紧紧抓住母亲的衣服后襟不撒手。母亲不敢碰梅亚莉只敢碰我，她一下一下地往下扒拉我的手，我却紧紧地抓住不松手。母亲急了，扭过头冲着我凶，母亲冲我吼道：“你松不松手？快松开你的手！”我害怕地瞪着母亲凶狠变形的脸，手却死死地播着不松开。 门外有刹车的声音，接着有急促的脚步声，紧接着，我看到了满头大汗的父亲。 父亲一进屋就傍住了，虽然他是有备而来的，但他似乎又一下子不相信眼前的事实。我看见我的父亲一会儿看看躺在**大口大口向外倒气的梅亚莉，一会儿看看站在一旁惊慌失措的我母亲，直到我母亲朝他嚷：“看我干什么？还不赶快送她去医院！” 我父亲弯下健壮的身体，一手抱着梅亚莉的头，一手揽住梅亚莉的双腿，把她像抱一件珍宝？样，小心翼翼地抱在怀里，向门外的吉普车走去。 我母亲紧跟着向外边跑。跑到门口时，被凸着的门槛绊了一下，她的被卡子别得整整齐齐的短发掉下来一大片，遮在脸上，使她看上去狼狈不堪。 梅亚莉苏醒过来后，我跟着母亲进病房去看她。她一见到我们，竟冲我们笑，是那种兴高采烈的笑。我跟我的母亲被梅亚莉这种笑法搞得心里发麻，站在病房门口不知是进去好还是退出来好。病房里有一股子怪味道，长大后我知道那是来苏水的味道。她躺在这股子怪味中，冲着我母亲和我笑，笑得兴高采烈。 我母亲在这种笑前显得非常不自然。母亲坐在病床前，一会儿摸摸这，一会儿动动那，一副没事找事干的样子。母亲觉得应该开口说点什么，但探视这种“病”和在病人的这种“笑”中，母亲却不知说点什么妥当。终于，母亲清了清喉咙，准备开口说话了。我也盼着母亲快点开口说点什么，因为我也让梅亚莉的笑摘得浑身都不自在。想不到，我母亲清了半天喉咙准备了半天，却说出了一句非常不得体的话。 我母亲埋怨地说：“小梅，你怎么了？你儿子这么小你就舍得？” 我知道我母亲一说出这话就后悔了，因为母亲的脸红了，连手也不知往哪放好了。 躺在洁白的病**的梅亚莉却不在乎这句不太得体的埋怨，她抽了一下鼻子，竟笑出声来。她“咯咯”地笑着说：“有什么舍不得？反正萌萌有你这个丈母娘！”她看了一眼站在床头的儿子，对他重提旧话：“萌萌，快叫，叫丈母娘。” 许萌萌将身子拧到一边，红着脸不肯叫。她又对立在母亲身边的我说：“萌萌不听话，小政叫，叫我婆婆。”我已经知道婆婆是怎么回事了，也行着身子不肯叫。她就对我母亲说：“小政大了，知道害臊了噢。”说完，她就又“咯咯”地笑了起来。 在那股子来苏水的怪味中，她动不动就“咯咯”地笑上一气，没什么意思的挺平常的一句话，也能让她“咯咯”笑上半天。我们被她的笑声搞得坐立不安，以至于后来她的儿子不得不在一旁制止她：“妈，别笑了！” 送我们出来的时候，许萌萌拖拉着脚步跟在后边。在医院长长的走廊里，我母亲抚着许萌萌嫩小的肩头叮嘱他，要他好好照顾妈妈。 许萌萌在我母亲的关爱中抬起头来，他望着我母亲问道：“阿姨，你说我妈妈这是怎么啦？” 在我母亲长久的无言中，许萌萌的眼睛里蒙上了一层雾蒙蒙的东西。站在一旁盯住许萌萌看的我知道，那是泪，是隐忍着的眼泪。 从医院出来的梅亚莉，将“咯咯”的笑声带得到处都是。从前她可不是这样笑的。以前那个上海女人梅亚莉笑的时候是不出声的，就那么把嘴角抿着，笑得又温柔又妩媚。今天这个从医院出来的梅亚莉，“咯咯”的笑声令全岛的居民吃惊。在她接连不断的笑声中，人们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这种感觉不太好，因此人们说不出口。 慢慢地，有一种说法在悄悄蔓延：去年的这个时候，渔村里淹死过一个赶海的媳妇。那媳妇活着的时候脑子里缺根筋，有事没事都爱“略咯”地傻笑上一气。那傻媳妇的魂附到了梅老师身上。不信，你听她那笑声！ 人们再听到那“咯咯”的笑声，果然就听出一些像来；再看看她那样子，就有了一些那傻媳妇的影子。人们开始害怕起梅亚莉来，尤其是女人们，尤其是渔村里的女人们。据说有一阵，葛姓的女人们天一黑连门都不敢出了。 有一天，走在路上的我母亲，被渔村里的一个老太婆栏下。我母亲不认识她，她却认识我母亲，并且知道我母亲跟梅亚莉要好。老太婆用她指甲很长的枯宇将我母亲拽到树阴下，神神道道地对我母亲说：“她大姨，你做点好事，给梅老师烧上一刀纸，把那傻媳妇的魂驱走。” 我母亲是听到过那种说法的，只是她不太相信。让眼前这个有点鹤骨仙风的老太婆一说，好像由不得她不信了。只是我母亲搞不明白为什么要让她烧纸？老太婆告诉我母亲说：赶鬼驱邪要自家人干，但梅老师家在那么老远的上海，可怜见的没个亲人相帮。这种事只好由跟她走得最近的人代劳了。我母亲将信将疑，说：“烧什么？怎么烧？我不懂也不会呀！” 第六章 5 老太婆松了一口气，说：“烧纸不难，我教你。”于是，她就一五一十地教我母亲起来。当教到边烧纸要边叨咕的时候，我母亲笑了，摆着手说：“箅了，箅了，我学不会，也叨陆不出来。” 老太婆一把抓住我母亲摇摆的手，望了一眼站在一旁听得入迷的我说：“行，行，你不说也行。让你小闺女说，小孩子的嘴干净，鬼更听！” 老太婆就弯下腰来教我，告我要这样叨咕，那样叨咕。最后，她问我听明白了吗？我点头说听明白了。她满意地伸出枯瘦的蓄着长指甲的手拍着我的头，替菩萨给我许愿：“嗯！好孩子！干这种事积德，将来有好报。你以后能寻上个好女婿，当大官太太，生大胖小子，享大福大贵，活长命百岁。” 那天，我母亲胳膊下夹着老太婆给的一包用报纸包起来的黄不拉叽的粗植的草纸，鬼鬼祟祟地回了家。 那天晚上，母亲因为我成了她的同盟就格外善待我。母亲用眼神同我对话，我也用坐立不安来回报母亲的信任，以至于母亲不得不提醒我说：“小政，你的屁股下长刺了吗？” 那些日子我父亲正好开会不在家，而我又有父亲一不在家就抢占他的铺位的习惯，这给我和我母亲搞迷信活动提供了方便。 老太婆让我们半夜十二点去烧纸，说那是个鬼魂出没的钟点。但不到十一点我就困得睁不开眼了，母亲不得不提前拉上我，贼头贼脑地出了家门。 老太婆还让我们到梅亚莉家附近的十字路口去烧，但我母亲不愿走那么远的路，就偷工减料地钻到我家附近的一片小树林里。我母亲大概也怕在十字路口上碰到人，传出去影响不好。 我母亲找了个树枝，蹲在地上画了个圆圈，又在圈里头打了个x，然后把那一包草纸放到圈子里x子上，开始烧纸驱鬼了。 火慢慢地着了起来，火光中，我看见母亲紧张又满含希冀的脸。母亲蹲在火光前很忙，一边四下里张望，一边用树枝子扒拉着燃烧的纸让它们烧透，一边还不住地用膝盖撞我。 我知道母亲的意思，但这个时候我也只能假装不知道了。因为我突然发现我已失去了白天的勇气，张不开嘴叨咕了。我觉得一个人要自言自语地说话挺傻也挺那个的；再说，我也挺害怕的，万一那个女鬼出来溜达，听到我叨咕她的名字，跑过来怎么办？于是，我就向一边移，远离母亲的膝盖。 母亲的膝盖够不着我了，就用另一只手捅我，我就又往一边移，一直移到母亲即便用树枝也够不着我为止。母亲在火光中用白眼珠子挖我，我也只好硬着头皮假装看不见了。 好不容易等到火一点点熄灭掉了，母亲扔掉手里的树枝，一边拍打着落在身上的纸灰，一边用脚往纸灰堆里埋土。可能是用力过大，母亲的一只脚掉进了松软的灰堆里，母亲“哎哟”了一声，像鹤那样单腿立着，倒鞋子里的纸灰。 母亲把鞋子穿好，跷着的一只腿放下，腾出手来突然推了我一把，压低了声音说我：“你哑巴了？不会说话了？” 我被母亲搡了一个趔趄，并且吓了一大跳。气急败坏中我也推了母亲一把，但可惜没有什么成效。我也压低了嗓子说我母亲：“干什么你？神经病啊！” 母亲在黑暗中问：“你说谁是神经病？”我在黑暗中回答说：“你是神经病！她是神经病！都是神经病！”说完，我怕挨揍，撒开脚丫子就跑，边跑边自然而然地叨咕起来：“神经病，神经病，全都是神经病……” 我跑到大路上，正碰上一个流动哨，哨兵站住身子边拉枪栓边问：“谁？口令！” 我并不站住，边跑边对那个黑影哨兵喊：“我！神经病！” 烧过纸钱后，我们全家一起添了个毛病：都在暗暗观察梅亚莉有什么变化。烧纸的第二天，我就把昨晚的活动当做参与的资本给炫耀出来了。 我们遗憾地发现，梅亚莉一如既往地“咯咯”地傻笑不止。梅亚莉的~如既往给我们全家上了一堂活生生的“破四旧立新风”的教育课。一段时间里，我母亲和我成了家人取笑的对象。 可怕的是，梅亚莉的变化不仅仅局限在笑声中，她的一举一动都在变，像春季脱皮的蛇一样，把大上海留给她的一切，慢慢地、一点点地蜕净。 她学会了扯着嗓门说话，像岛上的妇女那样，即便是问声平安道声好也像是吵架。昔日的细声细气和吴音软语人们是再也别想听到了。虽然江南的口音一下子改不干净，但她似乎是在走语言上的捷径，努力模仿海岛上的方言土语。比如，她在半路上截住一个挑水的渔妇，会扯着嗓门说：“放下放下！喝口水！妈吔，渴死俺了！”她把头探进水桶里，“咕咚咕咚”地喝上一气，抬起头来，用手掌一抹嘴巴，说上一句不太地道的本地土话：“真得味！”于是，挑水的和喝水的一起“嘎嘎嘎”的一通大笑，像两只被追赶的鸭子。要命的是，梅亚莉还学会了用脏话骂人，她骂起“妈了个x”这样的脏话连眼都不眨一下。 梅亚莉的变化是脱胎换骨式的。岛上的人们先是惊骇她的变化，怕是大城市的诡计。慢慢地，看出了梅亚莉的真心实意和死心塌地，人们也就放下了戒备，打消了疑虑。首先，是渔村里的人们向梅老师张开了略带腥味的怀抱，接纳了她。 随军家属们在一旁看得百思不得其解。何日子一久，她们也就不再浪费那个脑子了。她们主动地对梅亚莉放下了武器，在上学放学的路门走个对面，也敢主动先打招呼了。随军家属们是懂道理的，她们认为：人家现在都不如咱了，咱还想让人家干什么？ 在这个岛上，大概只有我母亲一个人对梅亚莉的变化痛心疾首。我母亲私下对我父亲叹道：“这个小梅，聪明要被聪明误了。” 一次，我在一旁听我母亲劝导梅亚莉，连我都听进去了，梅亚莉却根本不往心里去。她咯咯一笑，说：“嗨！怎么活不是个活？怎么舒服就怎么活呗！” 我母亲不信任地盯着她问：“你这么活舒服吗？”梅亚莉顿了一会儿，一语双关地盯着我母亲反问：“你看我不舒服吗？” 我母亲马上就鞭口无言了。 我的家人们在饭桌上议论梅亚莉，认为她的的确确是被那个缺心眼的傻媳妇的阴魂给附住了。我二姐甚至埋怨我和母亲那次烧纸没听老太婆的话，时间和地点没有严格按照要求去做。她主张重新再烧一次纸钱，把梅老师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 一直在埋头吃喝的大姐吃饱喝足了，她一边措着她的油嘴一边说我们：“你们在这瞎操什么心？梅老师这样怎么不好？我看就挺好的！不是号召知识分子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吗？现成的无产阶级的灵魂你们不让她要，你们想让她要什么？难道想让她要资产阶级的灵魂不成吗？！” 在学校是红卫兵大队委的大姐一拍屁股扬长而去，剩下我们几个围着饭桌半天回不过神来。 听她的话句句都是混账话，但这混账话听起来又句句入耳，真不知是怎么回事。 “怪事！”我母亲摇着头说。 不知为什么，我父亲对梅亚莉的丈夫许放之死一直心怀内疾。这种善良的内疚，成了他生活中的一个包揪，似乎没有什么办法能使他卸下这个沉重的包袱，除非许放叔叔能再活过来。但这是不可能的事。 前边我已经说过了，我父亲一直都是一个本分的朴实的善良之人，但自从他的生命中有了那个沉重的包袱后，我在那种本分和朴实的善良背后，又窥视到了另外一种东西，一种与善良无关的东西。 我的两个哥哥成了那次事故的替罪羊。首当其冲的是我的小哥，受害最深的则是我的大哥，为此他失聪了一只锐利的耳朵。 许放叔叔死的那年，他的儿子许萌萌还不满十岁。我的两个哥哥一个十一、一个十三，正是鸡飞狗跳的年龄。 他们之间经常发生口角并引起拳脚之争。有时是我大哥同许萌萌，有时是我小哥同许萌萌，有时干脆就是哥俩一起同许萌萌。这种半大的男孩子之间的纠纷理由多得让人眼花统乱，很难分清他们的孰是孰非。本来，这种小孩子之间的人事变动和路线斗争是极其正常和无可非议的，我想不明白的是：我父亲为什么要那么起劲地插手其间。 第六章 6 一旦发现我的两个哥哥同许萌萌之间的争斗，我父亲就不问青红皂白地暴怒。那个时候，因为每家孩子的不缺，父母们远没有今天的父母们理智和慈祥，对孩子们的暴政几乎是每家的家常便饭。我家因为孩子的密集和我父亲本身的素质，因而打起我的哥哥们是经常发生的并可以是不问青红皂白的。 我父亲一般是先把我的大哥或小哥喝逼到一个没有退路的角落里，随后用早有预谋的军用皮带或鸡毛掸子之类的凶器劈头盖脸地打。手中的家伙“呼呼”有声，墙角的家伙鬼哭狼嚎。直到哥哥们的哭叫讨饶声像警报一样把左邻右舍的叔叔或阿姨召来，拉住父亲疲惫不堪的手臂为止。这个时候，父亲喘着粗气看着墙角里缩成一团抽泣战栗的哥哥，脸上会呈现出一种很奇怪的神态。 那时我太小了，不可能理解并诠释父亲那种神态。长大以后，我感触了生活并靠近了学，恍悟了父亲的那种打人后的神态一一生活中那叫“痛快”。学中那叫“快感”。 后来，我还发现，其实我父亲一直都在窥视并企盼着我的哥哥们同许萌萌之间的纷争。但即便在我感触了生活并靠近了学的今天，我也搞不清楚父亲这是一种什么心态。说实话，我也的确害怕搞清楚，我真怕有一种比“痛快”和“快感”更不像话的解释。 开始的时候，我母亲是赞成甚至鼓励我父亲的暴政的。她出于对许萌萌的怜悯和疼爱，再加上她似乎也有我父亲的那种内疚，对我的哥哥们同许萌萌之间的纠纷总是坚定不移地站在许萌萌一边。这是她在大声责骂我哥哥们时能够一目了然的。可慢慢地，随着我父亲的不可遏止和变本加厉，她悄悄起了变化。 我现在猜测，我母亲那时就以女人的**和对丈夫的了解察觉到了那种叫“痛快”抑或“快感”的东西。她理解了这种东西，但她又难以容忍这种东西。 母亲在用紫药水为哥哥们涂抹伤口时，他们疼得龇着牙“咝咝”地直吸冷气。母亲就停下手里的棉签，恨恨地说：“活该！你就不会离他远一点吗？”这儿乎是在暗示了。 在父亲的暴政和母亲的暗示下，我的两个哥哿开始疏远并躲避许萌萌。或许，他们还唆使了别的男孩子，因为后来许萌萌在岛上非常受孤立。他不知从哪儿搞来一只长相普通的瘦猫，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放学后他只好同那只瘦猫厮守在一起。许萌萌在黄昏时节模仿那只瘦猫有气无力的叫声，那有气无力的声昏时常刺激着我们的耳膜。 没过多久，我大哥的一只耳膜真的破了。只不过不是叫许萌萌模仿的猫叫声剌激破的，而是被我们父亲强有力的手掌掴击破的。 事情的起因是一条警犬。 警卫连有一条名叫“反帝”的警犬，据说是陆地上公安系统的侦察名犬。公安机关被造反派们冲击得乱七八糟后，警察们都没有事可干了，警犬们就更派不上用场了。再说那些造反的家伙们似乎也不主张由动物来搞什么侦破，说那是封资修的一套。这样一来，“反帝”与“防修”之流的名犬们就很难在老地方养尊处优了，它们随着下放的洪流被发配到各个角角落落。我们岛上的箐卫连就破格收养了那只传说是德国名犬之后的“反帝”。 我的大哥是在看到“反帝”后的第一眼就如醉如痴地爱上它的。从此以后，他放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书包挂在脖子上，跑到瞀卫连去爱抚和体贴他的“反帝”。吋间不长，他就与落魄的“反帝”建立起了良好的感情。 警卫连是不怎么惯“反帝”的，再说他们好像也惯不大起它。在那个年代，大陆上吃个猪肉都要肉票，更别说我们这个什么都需要供给船运送的偏僻的海岛了。“反帝”到了警卫连后，就沾不大上肉腥气了，别人对此都无所谓，我的大哥却难过地做不到无动于衷。于是，我们家就开始了丢猪肉的历史。 开始的时候我母亲没大在意，因为她不是个精打细箅的人，但次数一多，她就不得不怀疑谁了。她在饭桌上话中有话地说给我们听，她说：“我可告诉你们，我炒的那些肉可都没炒熟。吃了三五次可能没什么事，吃多了可是会出人命的啊！”那时我们在海岛上孤陋寡闻地还没听过冰箱一说，储存猪肉用的最多的办法是将肉炒成半成品，再用油浸沉蒋，炒菜的时候连油带肉一起炝了锅。 对母亲的话中话我们莫名其妙，惟有我的大哥心领神会。但他才不会被我母亲的危言耸听吓住呢。他心想：我的“反帝”连生猪肉吃了都没事，别说你炒的那些半熟的猪肉了。 母亲的警告不但没有生效，小瓷盆里的半成品反而下得更快了，似乎在同母亲的炒菜铲子争时间抢速度。母亲心里纳闷得不行，想这些兔崽子的肠胃难道是铁做的不成？吃了这么多半生不熟的猪肉，也没听谁叫唤肚子难受。直到有一天，母亲与从厨房溜出来的贼撞了个满怀，人赃俱获，才解开了心中的疑惑。 母亲拖着长腔说：“噢……我说是淮的胃这么好，闹了半天是拘的胃啊！” 大哥捧着大半碗油浸肉，嬉皮笑脸地对母亲说：“妈，以后我不吃猪肉了还不行？”母亲马上答应说：“行！锴得你老跟别人抢着吃！”大哥马上保证：“我保证不抢！我把我的那份省给‘反帝’吃还不成？” 母亲马上拒绝说：“那不行！人都不够吃，哪有那畜生的份！”大哥马上抗议说：“‘反帝’不是畜生，是警犬，是德国的名犬！” 母亲马上微笑着说：“是吗？那它应该到德国吃西餐去。”大哥马上无话可说了，但气得不行。 偷肉的路被我母亲堵死了，爱“反帝”爱得有点丧心病狂的我大哥，竞把主意打到了许萌萌的那只瘦猫身上。 许萌萌亲眼目睹了戕害的全过程，当天晚上就开始发高烧说胡话，一会儿叫着瘦猫的名字，一会儿叫着我大哥的名字，折腾了大半夜。 梅亚莉很快就知道了事情的起因。她是个老师，老师们想从上学的孩子身上了解点什么是不用费多大事的。于是，梅亚莉就跑到我们家去告我大哥的状。那时我们两家的关系尚好，她的本意相信也只是说说而已，并无别的实际意义。但她没想到，我父亲竟正中下怀地暴跳如雷。 那次我父亲暴怒得额角上的青筋直跳。在一旁的我母亲知道事情不好，就大声地叫肴我大哥的名字说：“你还傻站在那儿干啥？还不快给梅老师道歉！” 当时的梅亚莉也不知真的少了根筋还是没注意，她听了我母亲的话，竞然笑眯眯地接着对我大哥说：“听见了没有？还不快给我道歉，要不我会让你爸爸揍你的。” 她的话音还没落，一直站在她身后的我父亲就像一个听话的家奴，一个箭步冲上来，抡圆了胳膊，“啪”的一声甩在我大哥脸上，直抽得我大哥向后跟跑了几步才没有倒下。 血马上就从我大哥的鼻孔里喷涌出来，顺着他的下巴速度很快地向下流淌。他哭叫着抹着眼泪，将鲜红的血液涂抹得满脸都是。在血污中，他的半边脸眼看着肿了起来，很快就面目全非地认不出縣了。 梅亚莉目瞪口呆地望着眼前的一切，她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地极不自然，像对面那张血污的脸是她造成的一样。 我父亲这一巴掌，不光掴在了我大哥的脸上，相信也一定掴在了梅亚莉的心上。 这一巴掌还伤害了在场的另一个人，那就是一直在一旁冷眼观看的我母亲。 在某一天的早晨，我母亲突然发现我大哥的耳朵似乎不怎么听话了。带他到医院一检查，发现他左耳的耳膜竟然是破的！在医生奇怪地将这一结果告诉我母亲的时候，我母亲脑子里马上就浮现出那天我父亲的暴政。我母亲的心中永远是有数的。 我母亲从小在私塾学堂里受到的“人之初，性本善”的教育受到了挑战。她不能理解亦无法原谅我父亲的那一巴掌。你说他是失手的吗？显然不是；你说他是有意的吗？显然更不是。这不是那不是，那我大哥的耳朵是怎么聋的呢？那些日子里，我母亲一直为这个问题闷闷不乐地想不开。 一对夫妻，不是因为外遇方面的问题，是很难结下怨恨的。但我母亲整天面对着一个喊他喊不住的聋了一只耳朵的儿子的背影，又很难不把这笔账记在谁身上。在后来的日子里，我母亲按照她的思维方式，把这笔账记在了当时在场的梅亚莉的身上。 第六章 7 我们两家的关系开始微妙起来。母亲在那孤儿寡母的身上是进退两难的别扭：她既同情怜倘他们且又对那次事故心怀着深切的内疚，但她又没有办法不在乎自己聋了一只耳朵的儿子。于是，我发现我母亲开始回避他们，像错误是她犯的需要回避一样。 想不到的是，我母亲的躲避几乎是正中了梅亚莉的下怀。她似乎更不能面对我的聋掉了一只耳朵的大哥，她每次见到我大哥的神态就好像那只聋耳朵是被她打坏的似的。两个女人的不谋而合，使两个家庭慢慢地疏远开来。但仅仅是疏远，而不是断绝往来，两家还在礼尚往来的走动。只是这种走动失掉了以往的温情，只剩下一种单纯的礼节了。这种礼节上的周到仅仅证明了我母亲和梅亚莉的化和修养，其他就再也没有什么了。 我父亲永远是个不明就里的人，在重要的仕途上是这样，在非重要的日常生活中也是这样。这种不明就里的起源，大概一是因为他的化素养的不够，二是因为他心思的粗疏。我父亲对一些微妙的事物总是摸不着头脑，自然，对我们家同梅亚莉家微妙的变化也是一如既往地摸不着头脑。 他一如既往地善待那需要善待的孤儿寡母。走在路上碰到时的问长问短，路过家门口时进去的嘘寒问暖，节假日更是没有掉以轻心。我父亲对梅亚莉和她儿子的这种善待的态度，在岛上刻意回避的聪明的男人中，就显得比较引人注目。在引人注目中风言风语是很容易风起云涌的。我父亲以他身正不怕影子斜的简单不去理睬那些风言风语，再加上以前我的母亲是支持我父亲的这种善待之举的，夫妻两人齐心协力地抵御一种流言蜚语就像预防感冒的板蓝根—样，有时也是有效果的。 但我粗心的父亲不知道，现在的情况起了变化，板蓝根被提前用光了，感冒病毒就很容易亲近他的还算壮实的身体。 事情的起因是几个大柜子。 那个时候军人家庭的频繁换防调动使军人的家里极其简陋朴素。制式的营房制式的营具使每个军人的家庭生活几乎也是制式的。在这种制式的生活下，人们过着心安理得的简朴的日子，能够相安无事地宁静地生活着。那一年，有一种不像样的大柜子破坏了这种宁静。 打坑道的时候剩下一堆木头扔在外边任凭风吹雨淋，那都是些上好的木头，任何一个有责任心的人看了都会心痛的。那一年，恰好管理科新上任了一位科长，正在烧三把火的科长无意中路过那堆木头，不禁动了侧隐之心。于是，那堆木头被拉到了木工房里，被几个手艺极其一般的木匠们打成了一批制式的柜子。 用现在的眼光看，任何一个家庭都不会容忍那种柜子落户到自己家中。那东西柜子不像柜子橱子不像橱子的不伦不类不说，连油漆的颜色都涂成不伦不类的杏黄色。说实话，那真不是什么好东西。但偏偏就是这个不是什么好东西的东西起了祸端，给我行为正派、品德端庄的父亲惹了一身的不是。 那批柜子每个首长家一个地分下来还余了几个，这余下的几个柜子吸引了众多的脑筋来集思广益地打主意。最后，以管理科长为代表的方案占了绝对的上风。这个方案挺简单的，就是干脆再做上一批，每个科以上干部家都配发一个。又不是没有木头又不是没有人。 对这种得道多助的方案，任何一个长脑子的领导都会顺水推舟地同意通过的，但偏偏我父亲却不明就里地不同意。他皱着眉头对管理科长说：“那种东西还能再做？” 父亲对那种柜子的不良看法来自我的母亲。我母亲在看到那柜子的第一眼，就开始在我父亲面前诋毁那难看的东西。我父亲原本对那东西大概是无所谓的，但架不住我母亲经常性的说三道四，因此，也那东西越看越不顺眼起来。管理科长在我父亲这儿碰了钉子，但他不死心，以那剩下的几个柜子不好处理为借口请我父亲三思。我父亲将粗壮的大手一摆，说：“三思个屁！有什么难分的？每个遗属家一个不就得了？！” 父亲的一锤定音得罪了一批人，尤其是这批人背后的女家属们。家属们历来都是些爱憎分明的单纯之人，哪里有把不快压在肚子里折磨自己的道理？她们三五成群地扎在一起议论我的父亲，她们议论的内容自然不会涉及到我父亲的工作，她们不懂那些也不理会那些，她们仅家长里短和男女作风方面感兴趣。我父亲在家里的表现她们自然是抓不住的，但她们对我父亲对梅亚莉一家的关怀是有目共睹的，再加上那不伦不类的破柜子的帮忙，她们在这方面的想像力突飞猛进。 我母亲对这种风言风语的来龙去脉自然是清楚的，以她的为人和修养，对这种牵强附会的议论是有足够的抵抗能力的。但我吁亲这次没有抵抗，大约她压根就不准备抵抗，也就是说她自动放弃了抵抗。她像当初我父亲找確揍我的哥哥们以解脱自己一样，找到了同我父亲大闹解脱她自己的机会。 第七章 1 那次，我母亲同我父亲关上他们的卧室门在里头吵得天翻地覆。我听到里头除了有卨一声低一声的男女声外，还有丁丁当当摔东两的声音。每一种声音的响起，我都能把受迫害的东西猜个又九不离十，因为我对父母卧室里的东西了如指掌，什么东西大体能发出什么声响是不大会猜错的。我伫立在父母的卧室门外，凝神静气地聆听父母吵架，庄严肃穆的样子如在接受一种检阅。 房门突然打开，我被怒气冲冲从里头出来的父亲吓了一大跳。我赶紧挪到一边，给脸红脖子粗的父亲让道。父亲看都不看我一眼地从我身边擦肩而过，父亲边走边吼道：“放屁！你看我是那种人吗？” 母亲在屋里尖着声音回击：“你放屁！我看你就是那种人！”望着父亲气急败坏的背影，我有点糊涂了：父亲到底是哪种人？ 那个时期的母亲大约是到了更年期，理智几乎就管不大住病态的神经了。母亲那次不依不饶地闹着，有点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势。但母亲好像对她自己要达到什么目的心中并没有多少数，因为母亲的闹法几乎到了没有章法的地步。连我们这些从她身上掉下来的骨肉都有点烦她了，以至于我大姐白着眼珠子不恭敬地说她：“妈，你别这样没完没了好不好？！” 母亲并没有因受到全家人一致的反感就悬崖勒马，从这一点看，她的确是陷在更年期中不能自拔。但那时我们还没听说过“更年期”这个词，因母亲的病态没有给予充分的凉解，对母亲的没完没了烦得够呛。我的哥哥姐姐们采取了眼不见心不烦的聪明法子，母亲一发作，他们总有各种各样的借口溜得无影无踪。可怜的我那时尚小，还没长这种找借口逃避的心眼子，因此，那个时期我在家中承受得最多，不光是来自母亲的噪音，还有一些更过分的东西。 一次，许萌萌送来了一包蚕豆，说是他上海的婆寄来的。我母亲看都不看一眼地非让我们把蚕豆送回去。我大姐尖肴嗓子喊道：“妈！你太过分了！”但我母亲并不理会我大姐的指责，一定要把那包蚕豆送回去。那次母亲的决绝，既像一次失去理智，又像一次极有理智。因为她当时的表情既像一种失态，又似一种表态，她就那样吊着一张怒气冲天的脸站在那包蚕豆跟前，一遍遍地重复：“给我送回去！哪儿来的给我送到哪儿去！” 这种伤天害理的事一般都是我去做，一来因为我小好欺负，二来因为我傻还不太懂得事情的残忍。虽然我也觉得不太好，但我还是托着那一包千里迢迢从上海而来的蚕豆上路了。 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是一个黄昏，在徐徐西沉的夕阳下，我步履沉重地朝梅亚莉家中走去。 梅亚莉家油漆剥落的门虚掩着，我蹑着手脚贼一般闪了进去，我是打算不声不响地放下蚕豆就跑的，但我在黄昏视线不清的屋内碰翻了一张小板凳，那“咣当”的一声骤响吓了我一跳，我做贼心虚地定在那儿，一时不知怎么办好。 那一声骤响不光吓住了我，同时也吓住了站在卧室窗前背对着我的梅亚莉。 “谁？！”她问了一声，回转过身来，我吃惊地看到，在她纤细的手指中间，竟夹着一支抽了一半的香烟！ 她大约察觉到了我的惊讶，把夹着烟的手藏到了身后。她走到我跟前，弯下腰来，慢声细气地问我：“小政，有事吗？” 那一刻，我听到了一种久违了的方言，那种著名的方言，那种莺歌燕语一般的吴音软语。在黄昏的模糊中，我恍惚又看到了那个妩媚俏丽的上海少妇。冥冥之中，我似乎觉得午夜小树林中的那堆燃烧的纸钱显了灵，那个“咯咯”傻笑的缺心眼的淹死的媳妇正离她远去，而那个细着嗓子说话、抚着嘴角微笑的上海女人正款款走回来…… 我望着她，眼神里一定有了一种惊喜。 她一定是读懂了我眼中的惊喜，因为她把腰更深地弯下来，贴得我更近了，声音也越发地柔和了。她又问了我一遍：“小政，有事吗？” 那一刻，我纯洁无比，也愚昧无比。我把准备悄悄放下的蚕豆举到她的眼前，诚实地实话实说：“梅阿姨，我妈让把蚕豆还给你。” 梅亚莉愣在那里，就那样弯着腰愣在那里。她怔怔地凝视着我，像听不懂我的话。慢慢地，她那双有了皱纹的却依然美丽的眼睛浮上了一层水雾，她透过那层雾怔怔地凝视着我，眼睛一眨也不眨。大概她是怕眨眼会把泪水眨下来。她隐忍着，在我这个不谙世事的孩子面前隐忍着。终于，她忍不住了，我看见眼泪大滴大滴地从她一眨不眨的眼睛里滑落出来。我听到泪水落地的滴滴答答的声音，这声音如此地熟悉又如此地遥远。我猛然想起码头上那个水淋淋的女人，海水从她身上滑落「的声音，正是这滴滴答答的声音。 她伸出一只手，抚着我的头发，哽着声音说：“好的，小政，你给阿姨放到桌子上吧。” 我看见一支燃烧了一半的香烟，在年久失修的有裂缝的水泥地板上冒着袅袅的轻烟…… 从我母亲和梅亚莉身上，我深切地理解了先哲们关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理论的深奥和正确。我想，圣人们所说的才不是指那种先天的才气，而是指那种后天的补充，也就是所谓的化和知识。我的理解是：化和知识对于女人来说，是一种累赘，一种负担很重的累赘。 这个道理解释起来一点也不困难，打一个比方就能一目了然。比如一间房子，里头什么东西也不放，宽宽敞敞地没磕没绊；一旦里头放进了东西，像家具电器什么的，磁磕绅绊地就少不了了。东西越多，癒洋越多。 送还蚕豆以后，我母亲同梅亚莉之间已经行同陌路了，即便走个对面撞个满怀，她们两人的面部也不会再有任何的表情了。 我母亲明显地松了一口气，她这口气似乎是为可以不用再同梅亚莉礼尚往来松的。从此，梅亚莉同她上初中的儿子在我们家销声匿迹了，我的家人们默契地绝口不提他们，就像他们至今仍呆在北京军事学院的大院里我们压根就不认识这一家人似的。连我粗心的父亲也识趣地尽量不涉及到他们。我父亲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反正我们孩子们是怕惹我们的母亲不高兴，引起麻烦。也就是说，梅亚莉同她的儿子许萌萌在我们家中已经成了一种麻烦。 那段日子，我们家因为少了梅亚莉这个麻烦而风平浪静、景色宜人。主要是我们的母亲恢复了平静，不再那么躁动不安了。看样子，更年期的发作是需要前因和后果的，缺了前因，少了后果，更年期是可以不治而愈的。 梅亚莉果然就是个麻烦。麻烦在她的身上层出不穷地出现着，犹如长江的后浪，永远在推着前浪走。 同梅亚莉住一排平房的邻居，傍黑夭的时候到荒凉的长满了杂草的房后去抓逾期不归的生蛋的鸭子。鸭子没有抓到，倒抓住了一个事故，一个与梅亚莉有关的事故。 一个把白布衬衣扎在黄军裤里的年轻军人，单腿踩着一摞摇摇欲坠的砖头，正拼命地从没有关严的窗缝里向内张望，女邻居当时愣在那儿几秒钟，当反应过来那是梅亚莉家的窗户时，就一切都明白了似的夸张地尖叫起来。她的如防空警报一样尖厉的叫声令姿势不、品行不端的家伙惊慌失措，只听见“哗啦”一声响，那摞砖头背叛了他，使他站立不稳重心失控地倒在地上，被闻声跑来的人们逮了个正着。 这个刚刚提干的警卫连的排长不知怎么摸准了梅亚莉洗凍的时间。据他交代这是第一次，没想到却出师不利，弄了个身败名裂的比较可怜的下场。 警卫排长是大家从新兵到老兵到班长再到排长看着成长起来的。人们怎么也不相信，这个多说一句话就会脸红的农村出来的小伙子会干这种事。他受到处分被当战士复员处理了，他背着一个洗得发白的黄军被驼着背离开海岛时，人们不禁动了恻隐之心。大家觉得为了这么档子事就把一个好不容易提干的农村小伙子给处现掉了实在是可惜！大家又想，这事怪准呢？ 岛上的人们又一次自发地、情不自禁地不分青红皂白了。女人们又一次责无旁贷地身先士卒了。她们张开红唇白牙，将一口口唾沫吐到地上以示她们的蔑视。她们说，她们争先恐后地说—— 第七章 2 呸！又是这个害人精！没有她哪有这种事！你说说！一个守寡的女人用得着大大洗澡吗？洗澡又有什么用呢？洗给谁看呢？还不是想勾引男人吗？你看！那个排长不是让她勾的吗？真是不要脸！真是害人精！ 我母亲对此保持沉默。虽然更年期中的母亲对梅亚莉有一肚子的不快，但母亲的善良和公正使母亲远离了落并下石的人群。母亲用自己的沉默表明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母亲仅仅是沉默，母亲再也不会像从前那样站出来替梅亚莉主持几句公道了。 一个漫长的午睡的中午，我同刚从**爬起来的慵散的母亲一前一后地向军人服务社走去。下午的供给船刚运来一批准备过中秋节的月饼，我简直就等不及了，硬把母亲从**拖起来，亲自押送去买一年只能吃上一回的夹馅的硬邦邦的中秋月饼。 岛上一共只有两个商店，一个军人开的店叫军人服务社，一个地方老西姓开的店十脆就省事地叫商店。这两个地方是岛上流言蜚语相对集中的地方，类似于美国白宫里经常搞的那种新闻发布会。两个地方是有着明确分工的，侧重点不同，主持人也不同。军人服务社里以发布军方的消息为主，而地方的商店则以发布渔村里.的民间消息为主；军方的新闻发布会的主持人一般由军人的家属们来承担，她们操着袓国四面八方的丰富多彩的方言土语，使军人的新闻发布会像现在中央电视台晚上七点钟的“新闻联播”，而商店里的民间发布会则由于口音的单调有点像各省市本地的新闻。这是两个井水不犯河水的宣传重地，两支互补互助的“新闻”战线上的娘子军们齐心协力地把岛上这两块宣传重地搞得有声有色、经久不衰。 我同母亲走进服务社时，关于梅亚莉的新闻主题正如火如荼。眉飞色舞的家属们一见到我们，就像见到了新闻出版署的官员一样，马上就噤若寒蝉了。 我母亲在这种一下子的鸦雀无声中略显尴尬。她知道家属们把她同梅亚莉混为一谈了，或者说，她们把她当做梅亚莉的同盟军了。 在这个问题上，我母亲是有口难言。她同梅亚莉之间的关系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再说，说了人家也未必能信。那种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的微妙之处对眼前这些家属们来说，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我母亲主动堆起笑脸同众人打招呼，她觉得沉默由她而起，打破这种沉默馳映理成章地该由她来完成。这对我母亲并不是什么难事，一是我母亲在家属中虽没交上什么知心朋友但也没有什么对立面，二是我父亲毕竟还是在场大多数女人丈夫的上司，不看僧面看佛面的道理又不是什么天方夜谭。 母亲挑起的话头是我的馋嘴。母亲近水楼台先得月地用手点养我的额头说：“我家这个小丫头非把我从**拖起来，怕来晚了买不上了。”女人们愉快地笑了，诉说自己的孩子永远是做了母亲的女人们乐此不疲的话题。于是，以我母亲为中心，关于馋嘴的孩子们的活题就在服务社里热烈地展开了。 这个时候，整洁清爽、纤尘不染的梅亚莉从门外走进来，她的突然而至，使服务社里叽叽喳喳的女声又一次戛然而止。其实刚才大家的活题恰巧不在她身上，原本不该这样的，但也许是一种4惯，岛上的女人们在梅亚莉面前永远有一种压力和一种自卑。 梅亚莉对服务社里突然的鸦雀无声无动于衷。这种场面她经历的不是一次两次，也不是三次五次了，原本应该有的屈辱和气愤对她来说已经有些麻木了。当她把室外进入室内的眼睛从不适中调整过来以后，看清了立在人群中的如她一样整洁清爽、纤尘不染的我母亲，她似乎马上**地意识到刚才的热烈是以我母亲为中心的，并主观地认定那种热烈是以她为主题的。她那根年久失修、麻木不仁的神经一下子就给接通了，许久不曾有过的屈辱和气愤如火山一般从她封存了许久的内心深处一下子喷发出来。她站在一屋子静默的家属对面，惟独盯住我母亲看了一会儿。她的美丽依旧的脸由白变红，又由红变甶，这种由白变红又由红变白的脸色使她看起来有些变化莫测。然后，她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开了。 在梅亚莉的变化莫测中，我有一种预感，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感。但我看到我身边的母亲那张身正不怕影子斜一般泰然自若的面孔，也就没把这种非常不好的预感放到心上。 以后的经历告诉我：对预感不能掉以轻心，尤其是对感觉强烈的预感。 我母亲的出生日巧得很，是阴历的八月十五，那是个月明夜亮的日子，是个讨中国人喜欢的好日子。我母亲的小名叫满月，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曾经与我母亲亲密过的梅亚莉自然不会不知道。 那一次的中秋之日下起了毛毛细雨，在毛毛细雨中，我背着丁当作响的书包快步朝家里走。在那种清清凉凉的蒙蒙细雨中，梅亚莉从后边追上来，她拍了我的头一下，笑眯眯地对我说：“小政，今天是你妈妈的生日，对不对？”我说：“对，我妈妈今天过生日。”梅亚莉揽住我的肩膀，使我的脚步在细雨中不得不慢了下来。她微微地弯下腰来，对着我的耳边轻声细语：“小政，告诉你妈妈，晚饭前到阿姨家来一下，阿姨有事要间她商量。”我仰着头，望着梅亚莉问：“什么事？”她在细细的毛毛雨中很妩媚地笑了，说：“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小孩子不能知道。”我也跟着笑了起来，很郑重地点头，又很郑重地“嗯”了一声。 冋到家里，我把梅亚莉的话转告给母亲。母亲用腰上扎着的围裙揩着湿漉漉的手，奇怪地自言自语：“有事商量？什么事呢？”我在一边说：“很重要的事情，你去了就知道了呗！” 我母亲原本是不大想去的，她不打算同梅亚莉重温旧好。但母亲抵御不住那“很重要的事情”的**，还是去了。 临出门的时候母亲突然叫上了我，大约母亲怕两个久不讲话的女人见面时场面趟她，拽上我可以起一个缓冲的作用。 细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母亲用黑发卡别着的整整齐齐的短发上很快就蒙上了一层细细小小的水珠，母亲披着这一头亮晶晶的小雨珠，一言不发地向梅亚莉那油漆剥落的家门走去。 快到梅亚莉家了，母亲的步子突然犹豫起来，她拉住我，站在细雨中，再一次向我证实：“小政，她是说让我去吗？”我的回答是肓定的，她又问：“她当时是怎么对你说的？”我看了母亲一眼，不得不再如实地重复一遍。母亲好像最后下了决心，说：“好吧’走！” 梅亚莉家油漆剥落的门又是虚掩着。她的家门似乎永远都是这样虚掩着，像一座不设防的城堡。 站在这张油漆剥落的门前，母亲像有预感似的止住了步子，她迟疑地看了我一眼，对我说：“小政，你先进。” 我推开虚掩的门，走进了梅亚莉这永远散发着一种上海友銜牌雪花膏淡淡香味的家。没走几步，我就撞到了鬼一般地定在那儿了。 我吃惊地望着眼前的一切，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我惊慌地回过头看紧随其后的我的母亲，我看见母亲受到的震动似乎比我更大更强烈。母亲白皙的脸一下子就燃烧起来，母亲的呼吸也随之急促起来。我吓得去拉母亲的手，母亲的手冰凉冰凉的令我更加地害怕。我控制不住自己，再一次把目投向梅亚莉的卧室。 我看见，我父亲已经惊慌失措地站了起来，目瞪口呆地望养屋外的我们。同父亲一同望着我们的还有躺在**的梅亚莉。准确地说，梅亚莉是半倚半靠在**的，她的身后是一床淡绿色的织锦缎的被子，她穿着一身月白色的很宽松的衣裤，缱绻地倚在那床淡绿色的被子上。刚才被我父亲捤着的手正抱在胸前一脸平静地望着屋外的我们，尤其是呼吸急促、满脸通红的我的母亲。 父亲刚才坐着的方凳被惊慌失措的父亲攒得摇摇欲坠，终于，它在父亲的身后轰然倒地。 在这声巨响中，母亲一声不吭地转身离去。我看见母亲的后背打着晃，但打着晃的母亲还是一步一步地走出了梅亚莉油漆剥落的家门。 母亲回到家既没吵，也没闹，只是对我满脸不自在的父亲视而不见。她把早就备好的颇为丰富的晚饭一样不少地全部做出来，然后就坐在饭桌前，一言不发地看着我们狼吞虎咽。 第七章 3 二姐吃了一半，突然反应过来，她停下手里的筷子，问：“妈，你怎么不吃？”母亲站起身来，边解腰间的围裙边说：“我有点累了，呆会儿再说，吃你的吧，别管我。” 我是在梦中被父亲摇醒的。打着手电的父亲声音里透着焦虑，问道：“知道你妈上哪去了吗？”我揉着蒙蒙昽昽的睡眼迷迷糊糊地摇头，父亲扭头就走，我愣了一会儿，意识到什么地爬起来穿上衣服，跟着慌成一团的哥哥姐姐们跑进了漆黑的夜中。 我跟着聋了一只耳朵的大哥跑，没跑儿步，就听见我二姐尖厉的叫声。可怜的大哥对那么恐怖的叫声竟然听不见，依然在前边一路小跑。我上去拖住大哥的上衣，拉着他向那尖叫声跑去。 在那片小树林中，母亲在曾经为梅亚莉烧纸驱鬼的地方，用她最喜欢的一条白丝巾，将自己吊在一棵摇摇摆摆的树杈上。那打着结的丝巾的一角，在中秋的清澈如水的月光下被微微的夜风吹得袅袅绕绕，树杈下的母亲似乎也在随风轻袅。 当时的情景令我终身难忘！什么时候想起来，就控制不住地泪流满面。 现在，我经常半夜三更一身冷汗地惊醒，翻身下床，摸黑走到另一个屋子，打开床头柔和的台灯，盯住儿子一呼一吸的睡态看上半天。然后，我把儿子柔软的身体向黾移，侧身挤到儿子的小**，搂住儿子清香的身子才能慢慢地入睡。一如当初，经常半夜三更地站在母亲的床前，看着熟睡的母亲才能安下心来。然后，挤到母亲的身边，搂住母亲一只温暖的胳膊，方能入睡。 母亲脖子上的紫癍好久好久都褪不下去，母亲就一直穿着件中式立领的灯心绒褂子遮住那紫癍。那黑色的灯心绒衬着母亲苍白的脸，令母亲有一种苍凉之感。 这种情形维系了许久。 若干年后，我理智地比较了梅亚莉和我母亲寻短见的方式，诧异其间的深奥。 上吊寻死是一种很传统的死法，被读四书五经的我母亲继承了下来；喝烈性制剂寻死大概是西方舶来的一种死法，就让同济大学化学系毕业的梅亚莉用上了，可见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方式的差异。 另外，两个为人之母的女性在对待子女的态度上，也显示了中国化较之西方化的温馨和亲情。梅亚莉那种不管不顾地直奔天堂的寻死，比起我母亲来，就逊色了许多。我母亲不但给我们准备好了最后一顿丰盛的晚餐，还为死的地点跨踏了好半天。 “死在家里怕吓着你们，死得太远又怕委屈了自己，因此才选在那片小树林中。”许多年以后，我母亲以平缓的语气这样告诉我。 一九七七年那年，据说是后门兵成灾的一年。从我们岛上的情形看，的确是那样。 那一年，岛上家属院里只要能撑起一套军装的男孩女孩都一窝蜂地当兵走了，昔日一到放学时界就鸡飞狗跳的院子一下子就冷清了下来。我家隔壁的于阿姨笑着说：“这些兔崽子们猛地—走，还怪闷得慌哩。” 那次我们家一下子走掉了两个，我的体检合格的二姐和体检不合格的大哥。那年我的小哥初中刚毕业.他们班的座位那次一下子空掉了四个，按他的爱凑热闹的性子，他也准备拍拍在教室里坐痛了的屁股走人的，但我母亲说死也不放他走。用我母亲的话说：“怎么你也得给我高中毕了业！”那时“四人帮”刚粉碎不久，兴师重教的风气还不像现在这么热烈，但我母亲却不为社会上的时髦所动，一切都要按照她的意志转移，连我父亲说了也白搭。 母亲自从有了那次把自己吊在树上的壮举，她在家中就取得了说一不二的地位。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了第一次就很可能有第二次的道理，因此，都很害怕那随时都可能出现的第二次。大家对母亲的性子变得唯唯诺诺起来，对母亲的意思自然就言听计从了。 绝的是，在后门之风把岛上大一点的孩子们刮得一个不剩后的不久，解放军南京外国语学院在部队内部子弟中招收一个据说是专门培养外交官的英语班。军区为了照顾海岛边防前哨，专门给了我们岛一个名额。我的小哥条件相当，更绝的是他没有竞争对手。板上钉钉的事美得他一天到晚龇着颗虎牙笑进笑出，我母亲的脸上也挂出了由衷的笑容。在母亲的好心情中，我投机取巧地拍母亲的马屁，我说：“妈，亏了你料事如神，要不我小哥哪会有这种福气？”母亲被我的马屁拍得很舒服，就笑着谦虚：“关我什么事？他彭费人有傻福。” 有些事龇牙中龇得太早反而会坏事。迷信讲话，牙龇得太狠了，会艇气的。 谁都没有想到，半路上会杀出一个程咬金来。这竞争者不是别人，偏偏是许萌萌。 那一年许萌萌还不到十四周岁，离南京外院的要求差得远哩。一个十三岁多一点的孩子上军校读书似乎是个玩笑，但那一年的后门之风开了这方面的先河。十三岁的孩子可以穿上军装去站岗放哨，为什么就不能穿上军装去读外语呢？再说，连聋了一只耳朵的孩子都可以参军，一个耳聪目明的孩子为什么就不行呢？ 梅亚莉以她的聪明和化意识到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名牌大学毕业的她比岛上任何一个人都知道学习英语对一个人的意义。再说，南京离她的家乡上海已经不远了，回到家乡上海去一直都是她梦寐以求的。在那个年代，人口流动的机会少得可怜，她回上海家乡去的梦想几乎就是一个空中楼阁。现在，这种机会从天而降，她不去奋力抓住又有谁会去奋力呢？ 我母亲冷眼看着这个叫梅亚莉的上海女人发了疯般地东奔西跑。那一阵子，她匆匆忙忙的身影会突然消失，三五天后又重新出现。重新出现的梅亚莉眼圈乌黑、神情疲惫。大家心照不宣地知道她跑到省城军区机关甚至跑进南京外院的校园里去了。 我的母亲稳稳当当地坐在家中的木椅上，轻蔑地对我小哥说： “你急什么？通知书都在你手上了，你怕她什么呢？” 我的父亲对这件事情自始至终保持一种沉默。自从那次事故后，凡是与姓梅的女人有关的事情，我父亲都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地惟恐避之不及。父亲的沉默令母亲满意，母亲在那段日子里对父亲和气了许多。 —天，我看见我的小哥在他的房间里埋头修理那把许久不碰的弹弓，我走进去问他干什么用？他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又一声不响地埋下头去。我却从那一眼中看出了名堂，因此，我就坐在他的床沿上，晃着两条细腿，等着跟他一起出征。 我们来到梅亚莉家的房后，这是家属院最偏僻的一排平房。房后的蒿草有半人多高，我同小哥潜人那片有着剌鼻气味的蒿草中，他手持一把整治一新的弹弓，我手握一把海滩上颗粒饱满的石子。我挑了一颗最大的石子递了过去，小哥熟练地套上，拉开弹力很好的弓绳，侧着脑袋眯起一只眼，屏住呼吸，瞄准目标。猛然间，他拉弓的手一松，只听“嗖”的一声，饱满的石子飞了出去，准确地落到梅亚莉家的后窗上，我们听到“哗啦啦”的玻璃破碎声，我同小哥的目光胜利会师在一起，几乎同时咧开嘴巴乐了。 那扇被打烂的窗户被推开，探出梅亚莉的半个身子，她一边四下里张望，一边大声地喝问：“谁？谁干的？！” 我尾随着小哥半撅的屁股向后撤离，梅亚莉大约看到了我们弓着的身体，但她没看清是谁，因为她在那里一遍遍地问：“谁？那是谁呀？” 我忍不住回了一下头，没想到眼睛正好与梅亚莉皱着眉毛的眼睛撞了个正着。我吃了一惊，心里正琢磨如果她喊我的名字，我是站住好还是快跑好，谁想她却在我身后哑巴了，我听到“咣当”一声响，知道那扇打烂的窗户关上了。 梅亚莉的奔波操劳好像有了几分眉目，因为一天晚饭后，住在我们隔壁的孟政委好像是很随便地踱进我家的院子，对正弯着腰浇花的我母亲说起了南京外院上学的事。 孟政委说：“……烈士子女嘛，照顾一下也是应该的，我们做领导干部的……” 没容他把话说完，我母亲就直起身子甩着手里的空壶说：“照顾烈士子女应该，但不能没有原则，你们做领导干部的总不能为了照顾某个人就破坏党的原则吧？” 第七章 4 别看我母亲是个什么也不干的家属，但她说起这类原则性的大活来，一点也不比对面的政治委员差。再说，自从我母亲有了那次视死如归的举动，不但在我们家中有影响，好像在整个岛上都挺有影响的。孟政委说不过我的母亲，似乎也是不怎么敢跟她较真地说，因此就挺没意思地挺着个胖肚子讪讪地走了。 离我小哥庀程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母亲手里的准备工作在紧锣密鼓。其实，我们家刚走了两个参军的孩子，也没见我母亲怎么张罗、他俩几乎就是穿上逛逛荡荡的军装空手走的。因为我父亲说：“部队什么都发，什么都不要给他们带，东西多了影响不好。”这次我父亲也重复了同样的话，但我母亲这次却置之不理了。不要看我母亲上的是私塾学堂，但她对学习英语的理解一点都不比梅亚莉差。我小哥这次的人生远航，简直就是装载了我母亲的人生希望，母亲的忙碌是理所当然的了。 那天是个礼拜天，外边的瓢泼大雨使我安静地呆在家中。我百无聊赖地站在母亲身边，看她在缝纫机上为小哥做一一条白色的人造棉睡裤。 我听到有人“嗒嗒”地敲门，我母亲也听到了这敲门声。她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眼睛里也是搞不懂这种天气有谁会登门的疑惑。 我跑去开门，却被门外的人搞愣了。我站在门里，让她进来不是不让她进来也不是地难受。 台阶上，站着打了一把黄布油伞的久不登门的梅亚莉。梅亚莉走到缝纫机前，站在我坐着的母亲跟前~言不发。我母亲看见她先是傍了一下，脸马上忽地一下燃烧起来，呼吸也随之急促起来，一如她当初站在梅亚莉家看到那幅情景时的样子。 母亲脚下的缝纫机继续响起来，那“嗒嗒嗒”的接连不断的声音，掩盖了两个女人长长短短粗粗细细的呼吸。这两种呼吸曾经饱经沧桑，差那么一点就被她们自己掐断。今天，在屋外“哗哗”的飘汝大雨中，两种呼吸又合二为一了。 我站在梅亚莉的身后，望着她湿成一片的后背替她难为情。我想不出她会怎样开口，同时也想不明白这么个西尊自爱的女人怎么会站在这里？ 这种局面不知过了多久，我不够成熟的注意力开始分散。我的眼睛从她精湿的后背移到了流泪的玻璃窗上。这样又不知过了多久，我听见“咕咚”一声响，忙移过眼睛，我看到了跪在地上的梅亚莉。 梅亚莉双膝跪在我母亲面前，头很深地垂在自已的胸前，长长的发丝遮住了她的脸，我看不见她的表情，却看见了她曾经乌黑发亮的头发已经生出了根根白发。她老了吗？我在心里问自己，问得自己怪难受的。 母亲先是很吃惊地望着下跪的梅亚莉，上身动了动，嘴角动了动，但终究没形成连续的动作，也没发出任何的声响。母亲盯着跪在地上的梅亚莉，看了一会，突然又埋下头去，“嗒嗒嗒”地踩起缝纫机来，像眼前没有这个跪着的人一样。我盯住母亲手上的白人造棉睡裤，看见针头已经走到了尽头，母亲脚下的机器却不知道停下来地依然“嗒嗒嗒”地空响着…… 读“四书”和“五经”，懂得“仁、义、礼、智、信”的母亲，比任何一个人都知道这种双膝着地的大礼，也比任何一个人都在意这种大礼。母亲可以不理会眼前这个叫梅亚莉的上海女人，母亲却不可能不理会眼前这种叫传统的中华大礼。母亲在这个行如此大礼的女人面前，比看见自己的丈夫与她偷情都要进退两难…… 终于，母亲停住了双脚，那“嗒嗒嗒”的声音戛然而止。母亲累得没有了一点力气一般，脸色苍白地对跪着的梅亚莉说：“算了！算了！我们不去了！你快起来吧！” 事情的变化令人猝不及防。由此看来，人的命运其实是比较偶然的，有的时候跟个人的奋斗没有多大的关系。 许萌萌顶替我的小哥欢天喜地地到南京城学abc去了；而我的小哥却在几年后的上山下乡的**中被敲锣打鼓的人们欢送到一个叫井沟的生产队学种庄稼去了。 小哥坐船走的那一天，码头上聚集了许多送行的人。除了敲锣打鼓当政治任务完成的当兵的，还来了许多的亲朋好友和同学。小哥堆在码头上的行李中，有一样极其惹人眼目，那是用鲜红的大绸布捆“ii在一起的三种农具：铁锨、锄头和粑子。这三样崭新的东西是部队党委送给社会主义新农民的礼物，意义大概比较接近新人伍的战士从他们手中接过钢枪。 我的母亲神情暗淡地盯住那三样武器，心中大概在想象着许萌萌带走的随身行李。许萌萌离开这个小岛的时候，我的母亲自然不可能去送行，因此对许萌萌的行李我母亲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我的母亲肯定是知道的，那就是许萌萌肯定不会扛着这三样东西上路。那天梅亚莉也来到码头给我小哥送行，但她迟迟没有靠过来。她在人群中孤零零地立着，一副欲言又止、欲罢不能的样子。船拉第二遍催客的笛声了，那堆有用红绸子捆扎的农具的行李早被人送上船去了，小哥的手被一双双别人的手传递着。到了梅亚莉这儿，小哥想把伸出来的手缩回去，但已经来不及了，那只命运不济的手已经被来自上海的柔若无骨的手紧紧攥住了。 梅亚莉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个有着“军事学院”标志的牛皮纸信封，递给我小哥。她用那种著名的方言对我小哥说—— “小兵，别生阿姨的气，也别生萌萌弟弟的气，行不行？这是你许放叔叔留下的一块英纳格表，本来想留给萌萌的。阿姨替许放叔叔送给你，就箅许放叔叔谢谢你，好不好，小兵？” 我小哥的双手在向身后挣脱，但梅亚莉却怎么也不肯放开，她的睡眠不足的双眸中有恳求。面对着这双盛满恳求的双眸，我的小哥无言地妥协了。 载着小哥的轮船慢慢驶离了码头，小哥站在船般边向我们挥手告别。我母亲挤在码头的最前边，扬起了冰凉的手。母亲的手在半空中摇着摇着，突然收了下来，梧在自己的嘴上，把一种哽咽，挡在了颤抖不止的咽喉的深处。 我也哭了，我向船舷边上的小哥招手，我希望他能注意到我频率很快的手，钽他没有。透过泪眼模糊的双眼，我看见小哥从口袋里掏出梅亚莉给他的那个牛皮信封，倒出那块许放叔叔遗留下的手表，托在手心里看。然后，他扬起了年少的手臂，像以往他捡起一块石头、一片乩块向大海里投掷那样，把那块名贵的瑞士英纳格，投进了一望无边的蔚蓝色的大海。 我**地回过头去，看到一直盯着我小哥的梅亚莉哭了。滚滚的热泪，顺着她苍白无血的脸頰滚滚而落。 把梅亚莉当小说人物写出来以后，我才发现：虽然我不怎么喜欢她，但在内心深处，我却一直没有忘掉她。直到现在，我也极想知道她的下落，但打听起来，已经不那么容易了。 1985年百万大裁军的时候，岛上的驻军潮水一般速度很快地撤走了。偌大的一个军营里，只留下一个连驻守。 后来我听人说，连司令员家的房子里都被岛上的渔民们养上貂了，据说那小玩意能卖大价钱。昔日生龙活虎的军营今天已经成了臊气熏天的貂的天下了。 军人们都撤离了，军人们带去的家属们自然没有留在岛上的道理。当往岛外搬家的大型登陆艇口夜来回穿梭的时候，梅亚莉的家却不在其中。虽然她当初也是跟随一个穿军装的男人上的这个岛，但这个男人早已长眠在这个岛的南山坡上了。作为遗属，她巳经没有地方撤离了。再说，她也不是个一般的遗属，她还是国家公职人员，她是这个偏僻小岛上简陋学校里少数几个公办教师中的一个。她想离开这里，牵扯的方方面面就多了。一个建制单位的团队说撤离令行禁止马上就撤了，她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师说撤可就不那么容易了。 后来，我父亲离休进了一个著名的旅游城市，住进干休所的老人们的消息是越来越闭塞了。关于梅亚莉的消息就这样一点点地断掉了。她现在在哪里？生活得怎么样？一切都不得而知了。 回家休探亲假的时候，我把想写梅亚莉的打箅告诉了我的父母。本来稳稳坐在沙发上的母亲马上从沙发上抬起屁股，边向外走边不悦地嘟囔：“她有什么好写的？吃饱饭撑的！” 第七章 5 望着母亲依然千瘦的背影，我知道，母亲至今都不肯原谅她。趁着母亲的离开，我开始开父亲的玩笑。我说：“爸，你大概不会忘记梅阿姨吧？” 已经七老八十的父亲一点都不糊涂，他警惧性很高地瞪了我一眼，说我：“你这说的什么话？像话吗？” 我历来就不怕我的父亲，他年富力强的时候不怕，现在就更不怕了。我嬉皮笑脸地逗他：“爸，都什么年代了，害什么臊！一个人一生中有个把情人和相好的不丢人！” 父亲气得要从沙发上站起来离开，我忙七去按住他，搂着他的脖子说：“看看，看看，真没劲！一说真格的，你吓得就要溜，不是做贼心虚又是什么？” 父亲果然吃了我这一套，他把身子坐舒服了，摆开了要跟我说清楚的架势。我乐了。 我笑眯眯地说：“爸，说别的咱是道听途说，那一年中秋节你在她家拉着她的手，坐在一起，可是我亲眼所见。” 父亲红了老脸，像个孩子似的“哎呀，哎呀”地直叫。说：“哎呀，哎呀，太冤枉了！哪的事呀！那次她给我打电话，叫我到她家去一趟，我也没多想，就去了。我去了以后，她躺在**不舒服，见到我，说起了你许放叔叔，说着说着就抓住我的手哭了起来。你说，她抓我的手哭，我总不能抽出来吧？再说，大白天的，又敞着个门，能干什么坏事呢？你说说，你爸爸是什么样的人，你做女儿的不知道吗？你看我是那种人吗？” 父亲老小孩一般，越说越激动，把脸都激动红了，像我害了他的清白一样。 见父亲这样，我觉得有趣。同时，我也的确想知道一些事。于是，我就故意不配合，说：“爸，您是什么样的人，我的确说不好了，谁让我看见那幅情景呢？说真的，爸您说真话，当初您对梅阿姨难道没有一点意思？” 坐在我对面的父亲一口否定：“没有！没有一点意思！”我不再问他什么，只是不错眼睛地盯着他看。父亲在我的注视下慢慢不自然起来，他费力地从沙发上抬起屁股，边离开我，边嘟囔：“这孩子，没大没小的！” 我不信。我不信当初年富力强的父亲对来自上海的梅亚莉会没有感觉。即便他有刚开始那种内疚和慈怀为本，但慢慢地，难免不会产生别的什么东西。我敢说，没有哪个男人面对漂亮的、无助的、气质高的梅亚莉会做到不动声色。即便他是我的父亲。我在感情上希望他不会，但理智告诉我，他不可能不会。事实也证明，他的确不可能不会。 我不知道当年的母亲是如何原谅父亲的。也许母亲压根就没有原谅，也不肯原谅。但母亲似乎是在死过一次后，把一些至关重要的东西给想通了。要不，母亲也不会与父亲相安无事地过到今天。那么，梅亚莉呢？ 有人在退潮的海边捡到一颗刻着洋的水雷，这颗洋玩意被我父亲指示送到了警通营。警通营里有个工兵连，工兵排地雷是连会下棋的小孩都知道的常识。等我父亲带着参谋许放赶到工兵连的时候，那颗锈迹斑斑的水雷正在工兵排长手上。工兵排长是个特别自负的湘西人，他一口咬定那是颗死雷，并指着洋中的一九四二的字样嘲笑离得远远的别人是胆小鬼。大家听了他的活，放下心地围上来，因为他是工兵连惟一的正牌学校毕业的，似乎应该箅个货真价实的权威。他拿了一套工具蹲在那儿敲敲打打说是要看看里边的西洋景。随我父亲赶来的参谋许放不同意他的敲打，说是有危险。工兵排长指着一九四二的字样笑着用很重的湖南口音说：“有危险早就危险了，还能等到今天？”围观的人都笑了起来，连我背着双手官气十足的父亲也笑了。我父亲背着双手站在工兵排长身后一脸的尽职尽责。站了一会儿，他的双腿来来回回地转换重心。一旁的参谋许放就劝他到连部休息一会儿，说他一人呆在这儿就行了。我父亲看也实在没什么大不了的，就点头说好，然后竹着双手朝连部走去。父亲的屁股还没挨着工兵连的椅子，那颗至今不明国籍的一九四二年产的水雷就被湘西的工兵排长鼓捣得炸上了天。同时上天的，除了工兵排长，还有许放参谋以及围观的战士甲战士乙战士丙若干人。 正如当时的传言，许放他们的确是像花瓣一样，从空中缓缓地飘落下来…… 你在哪里等我 从青岛到北京的26次特快终于靠稳在第六站台上，车门被打开，硬卧车厢的旅客们背着大包小包从狭窄的铁门挤了出来，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始终不见艾楠的影子。 上尉参谋黄海涛尝到了望眼欲穿的滋味。心想，没坐这趟车？又想，不对呀，她是拿到火车票后打来的电话，临时有变也会打电话来的。若是在这趟车上，人都快下光了，怎么还不见她的鬼影子？这不符合她的争先恐后的劲头嘛。 正着着急，艾楠露头了，而且几乎是头挨着头，又露出一个来：是个一丝不苟的男人的头，这不能不让艾楠的男朋友黄海涛上尉心里“格登”一下。 那男人，噢不，准确点应该说是年轻男人，那年轻男人跟艾楠一同挤下了火车，头几乎紧贴着不说，一只胳膊竟然还插在艾楠的胳膊里。黄海涛的头“嗡”的一声，那感觉像是头顶上盘舞若千万只蜇人的毒蜂，好久没有知觉。直到艾楠喊他，他才定下神来，步履有点艰难地朝艾楠和手插在女朋友胳膊里的年轻男人移动。“哎，你傻了？！”艾楠劈头盖脸就是这么一句。上尉黄参谋看了眼手依然插在女朋友胳膊里的年轻男人，并在那衬衣挽在半截的赤臂上停留了两三秒钟。黄参谋英俊的脸上挤不出一丝的笑来，这种威严刚毅跟他一杠三花的一身戎装倒很般配。他问：“怎么才下车？”那口气，也很符合上尉对中尉训话的军中伦理。 “我早得了吗？”艾楠中尉的大嗓门一点也不把对面板着脸的上尉放在眼里，说着，还仲出一只脚丫子晃了晃。黄海涛低头一看，见上边横七竖八地缠了些白绷带。 “怎么搞的？！”其实黄海涛一见那白绷带心里很急，但不知为什么问出的话来却表达不出那份“急”，倒像是埋怨什么。 “烫的，刚开的开水烫的。”艾楠说着，嘴里向里吸着冷气，像滚开的开水正浇在脚上。 手一直插在艾楠胳膊里的年轻男人插上话说：“走吧，人都走光了。”普通话，带着明显的江浙口音。 黄上尉的眼睛移到年轻男人的脸上。这张脸很清秀，也很白，白得细賦光滑，有点令人可惜：如果这种白净细賦给了女人那该多好。黄上尉发觉自己有点走神，正待将眼睛收兵，却发现，那白净面孔上的宽边眼镜后边，一双眼睛正很有些意思地盯住自己，颇有点意味深长的味道。黄上尉被这意味深长搞得心里很烦，就莫名其妙地朝艾楠发脾气，说她：“脚烫了还走什么走，续两天假不就得了！” 艾捕傍住了，搞不懂黄海涛这种嘴脸从何而来。她盯住他看了一会儿，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于是，将手一甩，像个任性的小姑娘，大声冲黄海涛说：“走吧！走吧！你不愿来接就箅了，谁求你接了？”甩掉了年轻男人的搀扶，一个人一蹦三跳地朝站台外走去。 指导员张伟健推开宿舍门，见艾楠躺在**，一只胳膊搭在脑门上傍神。就奇怪地问：“哎，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艾楠没好气地回她：“到假了，我不回来，你不吃了我？！”张伟健说：“我说的是你今天这么早回来干吗，怎么不在黄海涛的单身宿舍里缠绵一会儿？”“我累了，我想睡觉。”“在那睡也一样啊。” “别不要脸啊，你这像是政工干部说的话吗？”艾楠气愤得坐起身来。 “哎，哎，”张伟健笑着点着艾楠，说：“我说的在黄海涛那儿睡觉是单纯意义上的睡觉，而不是你想的那种睡觉。咱可得说清楚，是你不要脸，而不是我不要脸。” 艾楠气得直摆手，说：“行了！行了！我说不过你行了吧？”副连长艾楠跟指导员张伟健是一伙儿的，这在长话连可不是什么秘密。按理说，副连长应该跟连长住一个宿舍，值勤训练行管军事上那一摊子事商量起来方便，可艾楠却以连长孩子小不经常留营留宿，一个人睡有时候害怕为借口，硬是搬到指导员屋子里去。为这事，连长还生了好长一阵子的闷气。 第七章 6 张伟健在水龙头下冲了冲手，边甩水珠子边问：“带什么好吃的了？知道你今天回来，吃了个半饱。“边说边蹲到艾楠的提包前，自己动手开包翻腾起来。 张伟健是嚼着周村烧饼发现情况的。她扑到艾楠床前，一迭声地问：“怎么了？怎么了？你脚怎么了？”听说是烫的，张伟健扔掉吃了一半的烧饼，坐到艾楠**，搬过她的脚丫子，不由分说就动手解绷带。边解边痛心疾首地说：“医盲！医盲！真是地地道道的医盲，烫伤能包起来吗？青岛的医生全都是赤脚医生吧？” 艾楠的烫脚丫子在张伟健的腿上很舒服地得到了解放。艾楠望着张伟健探得很低的脑袋，突然就哭了起来，先是泪流满面，继而就抽抽搭搭起来。 张伟健大吃一惊地望着哭成泪人儿一样的艾楠，皱着眉头说她：“哎，哎，我说，你至于这样吗？不是痛的吧？也不是感动的吧？为什么？” 张伟健比艾楠大四岁，早当兵三年，好朋友归好朋友，但张伟健在新老兵的辈分上是一点也不肯乱的。经常对艾楠指手画脚地不客气，并且经常地直奔主题地让艾楠躲闪不及。 艾楠本不想说，觉得挺无聊挺没意思挺说不出口的，但在张伟健不依不饶的瞳孔里，她看出不说并且不说实话恐怕是过不去的。于是就把火车站第六站台上的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艾楠自己也搞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单单隐瞒下那人搀扶自己的细节不说。这细节很重要，艾楠知道，但艾楠没说。 张伟健听了缺少关键情节的事情经过，竟然能毫不费力地下结论。她不以为然地一晃脑袋，说：“嗨！恋爱中的儿科。黄海涛醋还喝不过来呢，哪还有心思关心你的脚丫子！”“他吃的哪门子醋？不就坐了一次火车吗？” “哎，这你就不懂了。凡是一切在你身边出现的未婚的、有一定实力的青年男子，都应该警惕地视作情敌，进入敌情。这点黄海涛没错。” 张伟健点明主题，又不贪恋主题，张口就直奔另一个主题的要害：“那人是哪的？” 艾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明明能张口就答出来，却偏偏要装着想一想，还含含糊糊地不能肯定：“好像，好像是什么研究院的。” “干什么的？”“研究员吧。”“研究什么？” “嗯……嗎，好像是什么比较学。”“嗬！你这一路还是蛮有收获的嘛，还知道了个比较学。”“别瞎说，我是听他跟别人说的。”“管他是跟谁说的，反正你知道他是个货真价实的知识分子，是个化人，有点另眼相待他，对不对？”见艾楠要辩解什么，张伟健忙抢着说：“换我我也这样。咱们这些圈在兵营里的人，对知识分子对化人好像有一种天然的钦慕，也许是我们这些人想成为知识分子又没成得了的缘故？其实，我们钦慕他们什么呢？研究院这样的牌子？研究员这样的职称？比较学这样的知识？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陌生的。哎呀，这样说来真该吓咱们一跳啤，艾楠，莫不是咱们钦慕的是一种陌生？难道陌生的都该令我们钦慕？” “不对吧？”艾楠忘了刚才的烦恼，坏兮兮地笑着说，“工人农民咱们也不熟悉呀，咱们怎么就不钦慕他们呢？” “是这么四事呀，咱们怎么就不对工人农民兄弟们动动感情呢？” “谁动感情了？”艾楠**地问。 “我也没说你动感情呀，你神经什么？”张伟健机敏地反驳。正说笑着，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张伟健抓起来“哎”了一声。 “请问您找哪位？” “……” “请问您是哪里？” “……” 艾楠对张伟健这副公事公办的话务腔调习以为常，这几乎应该算是一个老话务员的职业通病，艾楠自己就是这个样子。艾楠的朋友们都提到过这个问题：“你们连的人怎么那样？接个电话像审贼似的，不说还不给叫人！” 张伟健的眼睛停在艾楠的脸上，艾楠知道电话是找她的，但不知道是谁这么快就知道了她探家回来的消息。正纳闷着，听张伟健重复着：“研究院？” 艾楠的脸没来由地一下子烧了起来。她能想象得出此刻自己的脸红成了什么样，就很生自己的气，搞不懂自己红的哪门子脸。 张伟健用手捂着送话器，审査似的望着艾楠的红脸，不客气地问：“你脸红什么？” 不等艾楠回答，张伟健又说：“这下我知道我们钦慕知识分子什么了。” “什么？”艾楠心虚地问。 张伟健咧嘴一笑，说：“钦慕他们穆罕默德式的先知先觉。说他们，他们就到，比曹操还灵哩。” 张伟健回来时，艾楠的电话早已挂七了。张伟健看出艾楠的不好意思，就扬了扬尹里的瓶子，说：“我从炊事班要了瓶红花油，你抹上试试。” 艾楠把烫脚往后缩了缩，期期艾艾地说：“不用了，他说明天送一种治烫伤的特效药来，说是治烧伤烫伤特别管用，而且不留疤痕。” “谁呀，你说谁呀没名没姓的？”张伟健敏着眉头明知故问。“就那个人嘛！”“哪个人？” “哎呀，火车上那个，刚才打电话的那个嘛！”张伟健把手里的红花油往桌子上一扔，说：“毕竟是知识分子，是化人，我的腿哪儿赶得上人家的嘴呢？看样子，要有戏看喽。” “别胡说八道，送点药你也大惊小怪的。”张伟健走到艾楠身边，拍着艾楠的肩膀，故意地语重心长：“艾楠同志，我以政治指导员的身份严肃地提醒你：要树立正确的婚姻恋爱观，要学习古代劳动妇女们从一而终的高尚品质，工作上要干一行爱一行，生活中却不能见一个爱一个。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自觉抵制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在新的征途上，争做社会主义的四有新人。” 艾楠让张伟健一本正经的一通胡说逗得抱着肚子笑得喘不过气来，张伟健自己也憋不住“咯咯咯”地笑个没完，两人正笑作一团，电活铃又响了起来。 张伟健抓起电话听了一下，笑着对电话那头说：“醋海涛，我正在给艾楠补她探家期间落下的政治课呢，你也一块来听听，受受教育。哎，你别不服气，我的课保证比你们机关的协理员讲的好，起码普通话比他说的好。你过来吧，艾副连长的气早消了。我不是给你说了吗？我正在给她补课，生动活泼，立竿见影着呢！你就放心大胆地来道歉吧。哎，我说，醋海涛’顺便带两瓶啤酒来，这有德州扒鸡。” 放下电话艾楠问张伟健：“你叫黄海涛什么？”“醋海涛啊，怎么，不对吗？你难道没有体会吗？”张伟健一副再认真不过的样子。 艾楠用那只好脚踢了她一下，笑骂：“讨厌！” 黄海涛是第二天中午来的，真带了两瓶啤酒，并带了一张板着的青面孔。 张伟健一见他这个样子就乐了，跟他开玩笑说：“哟，醋海涛，你那是提着两瓶什么？不是山西老陈醋吧？”正好外边有人喊“指导员”，张伟健就掩着嘴巴跑了出去。“她叫我什么？”黄海涛阴养脸问艾楠。艾楠也捂着嘴乐，乐够了才说：“她叫你醋海涛，说你是山西老陈醋。” 黄海涛皱着眉头说：“你怎么什么都跟她说？”“跟她说又怎么了？我们是无话不说的好朋友。”“那也得分什么事，咱俩的事你以后少跟她说！”“喃！听你这口气像是下命令似的，咱俩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跟她说怕什么，我偏跟她说。” “我发现你这伶牙俐齿越来越像政工干部了，真是近墨者黑呀。” “沾点墨水有什么不好？那叫有化！伶牙俐齿有什么不好？免得将来受某些人的气，还说不出个一二三来。” 黄海涛叹了口气，主动休战。他拉了把椅子坐到艾楠床边，看着艾楠的烫脚问：“你怎么把绷带解了？” 艾楠学着张伟健的口气，说：“医盲！烫伤能包起来吗？”黄海涛探过身子仔细看艾楠的伤脚，问：“就这么晾着不用管它？” 艾楠迟疑了一下，说：“我抹红花油了，喏，在那儿。”黄海涛扭头看见桌子上的红花油，拿过来看上边的说明，边看边问：“不会留下疤吧？” 第七章 7 “留下疤怕什么，反正穿着袜子谁也看不见。”“我看得见呀。”黄海涛趁势坐到床边，扳过艾楠的身子，脸靠得很近地问：“想我了吗？”“没想。”“再说一遍。”“没想！” “你再说一遍。”“没……” 艾楠偎在黄海涛怀里，心里突然滑过一丝愧疾，就更紧地搂住黄海涛的脖子，仰起脸来问他：“你想我了吗？”“想。”黄海涛老老实实地回答。“怎么想？”艾楠追问。“想就是想呗，还能怎么想？”黄海涛不解。“哎呀，你这人怎么这么没情调，连个形容词也不会说。”艾楠在黄海涛怀里撒着娇。 黄海涛很幸福地红了脸，低下头吻着艾楠漂亮的毛绒绒的眼睛，说：“就这么想。” 艾楠很娇嗔地叹了口气，说：“你真没劲。”“你说什么？”黄海涛没听清。 艾楠努起嘴很响地亲了他一下，笑着调侃：“我说你真实在。” 艾楠在黄海涛厚实的臂膀里正幸福着，突然听黄海涛问：“昨天那个人真是研究院的？” “哎呀，你提他干吗？”艾楠不自在起来，同时亦觉得扫兴。“我越琢磨越觉得他不像个研究员，你说咱们国家有这么年轻的研究员吗？” “照你这么说，咱们国家的研究员都应该七老八十呀？那你觉得他像个什么？” “我觉得他像个骗子，这年头骗子对是遍地都是。”“嗨！他是什么关我什么事，你少提他。”艾楠不愿在这个话题上停留。可黄海涛却不想就此打住，他有点没完没了，他说艾楠：“不关你的事你还跟他那么亲热。” 艾楠涨红了脸，从黄海涛怀里挣脱出来，质问道：“我怎么跟他亲热了？” “他挽肴你的胳膊还不够亲热吗？”“人家看我走路不方便，扶我一把不行吗？”“火车上那么多人，怎么别人不扶你，偏偏他来扶你？”“又来了！又来了！昨天的车轱辘话又滚开了。我说，你还有完没完？求你别在这件事上纠缠了。你的心胸不能再宽阔一点吗？”“我没法宽阔，我爱你，我不允许别的男人碰你一指头。”“他没碰我！”“他碰了！”“没碰！” “你还嘴硬，说没碰。他的手插在你的胳膊里是我亲眼所见，你还耍赖！” “黄海涛，听你这口气，像是你捉奸捉到双了。我要是真跟他有什么，我明知道你在车下边接我，我会让他扶着我吗？” “火车上那么多人，你怎么不让别人扶，单单让他扶你？”“你废什么话呀！别人没提出扶我，我能主动要求别人扶吗？”“别人不提出扶你，怎么单单他提出扶你？”“我不知道，这个问题你当时在火车站上就该问问他！” 正吵得热火朝天，有人敲门，他俩以为是张伟健，黄海涛忙站起来移到椅子上坐下，艾楠双手梳理着凌乱的头发，喊道：“装什么明，进来吧。” 门被推开，哪里是张伟健，站在门口的人令艾楠和黄海涛两人一齐雕了。 那个白面孔的、清秀的、戴眼镜的、研究比较学的、年轻的研究员，提着一个硕大的西瓜，微笑着、彬彬有礼地站在门口。 艾楠副连长有一种要窒息过去的感觉，心脏“時吟咚”地要从口腔里边蹦到外边来跳动。她下意识地看了眼黄海涛参谋，见阴云正在那张方正的闰字形的脸上迅速集结。艾楠长到二十二岁，还从没有遇到过这么复杂的场面，她不知道该怎么收拾才好。艾楠清晰地听到桌子上的石英钟的“嘀嗒”声，那声音巨大得如同坦克的轰鸣，碾得她浑身都不自在。 年轻的研究员自己走上来，很亲切地问：“怎么样，脚好点了吗？” 艾楠慌慌张张地点了点头，她觉出自己的脸开始发烫，她知道自己脸红了。她窘得要命，怕让面前的这位研究员看见自己脸红，更怕自己的男朋友黄海涛看见自己脸红。 白面孔冲黄海涛参谋点了点头，礼貌地问候：“你好，咱们见过面。”并伸出手来要行捤手礼。 第八章 1 黄海涛感到自己七窍都在生烟，他恨不能要砍掉这只伸过来的同样白净的手。他觉得自己像根木头似的戳在这儿而没有半点行为简直是一种奇耻大辱。他抓起桌上的大檐帽，向门外大踏步地冲去，跟正要进来的张伟健险些撞上。 张伟健一见这场面，马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她随手带上门，挡住了怒气冲天的“醋海涛”，笑眯眯地像老朋友似的问那“肇事者”：“哟，这么快就把药送来了？真是救死扶伤的楷模呀。”说着，拖出把椅子说：“来来来，请客人先坐下。黄参谋，你就别冒充客人了，还用我请你呀，坐吧。” 张伟健坐到艾楠的床边，挡住了浑身不自在的艾楠。从那人手里接过治烫伤的特效药，看了说明，聊了会烫伤方面的事情，上班的号声响了，一直阴着张脸一声不吭的黄海涛站起来，说了句：“我上班去了。”就用开大步大步流星地走了。 张伟健站起身来，右手握拳捶了捶后背，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她一改刚才那副热情周到的样子，恢复了大大咧咧的本来面目。她居高临下地问坐在椅子上的那人：“哎，亲切了半天，我还不知道你是谁呢。” 那人笑了起来，一副略知一二的样子，说：“您是张指导员吧？火车上艾楠说了一路您。我叫陈忠明。耳东陈，忠诚的忠，明天的明。” “毕竟是做学问的，连姓名也解释得清清楚楚绉绉的。哎，我说陈忠明，你下午不上班啊？” “我们单位不坐班，有一定的自由度。” “有这样的好单位？那你们应该算是社会上的闲散人员喽？怪不得爱闹个事呢，无事才能生非嘛。” 陈忠明笑了，说：“我是初次跟军人接触，你们很有意思，很特别。” “是吗？”张伟健假装有兴趣地问：“有比较才有鉴别，军人跟老百姓是有区别，这跟你的比较专业很对口，够你研究一阵子了，对不对？” 陈忠明扶了把眼镜，绉绉地夸奖说：“您很有质量，层次比较高，不像个当兵的。” 张伟健不买他的夸奖，脸一沉，说：“你这是什么话？地方上的知识分子怎么连个起码的不得罪人的话都不会说？照你这么说，当兵的就没质量？层次就不高？” 陈忠明红了脸，很窘地说：“误会，我不是这个意思，的确不是这个意思。” “行了，行了，别光嘴上道歉了，把你带的西瓜切开，用实际行动道歉吧。” 初次登门的研究院的研究员陈忠明，被连队的指导员张伟健支使得团团转。 副连长艾楠，则一直低着脑袋，照着陈忠明送来的药枵的说明书，往脚上涂药。她涂得很专心，也很仔细，直到心跳恢复正常，脸上的热浪完全褪下去，才好不容易地涂完。 张伟健打电话大骂黄海涛。 ——黄海涛！你真是个十足的、彻头彻尾的笨蛋！你真给我党我军丢脸！你怎么就那么没风度？你跑什么跑？像个临阵脱逃的败将！ ——我说话你别插嘴，否则别想让我再帮你！你少给我来这一套，我不是看在老乡的分上帮你，我是因为咱俩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才帮你的，免得你到嘴的鸭子再飞了！ ——你跑什么？你是艾楠艾小姐名正言顺、堂堂正正的男朋友，怎么你倒搞得像情略者？ ——噢，你的女朋友是个引不起任何人注意和兴趣的丑丫头，你就安全了？就幸福了？至今仍有人冒着风险打你女朋友的主意，说明你女朋友有质量，有档次，你该骄傲和自豪才是啊，怎么堂堂的上尉军官把自己搞得像个山沟里的农民？ ——你真是个混蛋！对付不了侵略者，就诽谤自己的女朋友！别人对艾楠感兴趣，对她献殷勤，那是别人的事，跟艾楠有什么关系？ ——那当然了，如果有男人对我感兴趣，我幸福还来不及呢，怎么会拒绝？你真小看我了’我跟我老公照样这样说！ ——黄海涛，我可是好心好意提醒你，别光顾着吃醋了，把自己搞得那么没风度，把自己的女朋友往别人怀里推！ ——我是过来的人，又是旁观者，我自然有权力指挥你战斗。你放心，我不会袖手旁观的，胳膊肘没有往外拐的道理。 ——好了好了，黄上尉，你就准备战斗吧。你是个军人，又占据有利地形，天时地利人和让你一人全占着了，再斗不过那个老百姓，你就从十九层通信大楼上一头跳下去牺牲了箅啦。 通信部队女兵多，女军官也多，肥水基本上都灌溉在自家的土地上，外流的极少。因此，通信部队里双军人的家庭就特别的多。好像通信部的领导们也鼓励这种自给自足的封闭式的自产自销。艾楠她们的团长就在分房会上公开他的观点：“梧桐树上要落自家的凤凰，分一套房子解决两个干部的住房问题，房子就不会这么紧张了，我这个团长也就当了。” 多少年来，通信部队的青年男军官和青年女军官们的恋爱故事，重复了一遍又一遍，重复到今天，基本上没什么很特别很精彩的篇章了。 他们一般都是自由恋爱。通信部队具备自由恋爱的所有的气候和土壤。 先是两人偷偷地眉目传情，然后是在电活线路上互吐衷肠，再然后是避人耳目地私订终身，等到身边的人看出名堂，一对新人基本上就要浮出水面，脱颖而出了。身边的人对此基本上不给予特别的关注，顶多说一句：“噢，他俩呀，挺般配的。”通信部队圼，好马配好鞍、势均力敌的夫妻真是太多了。 黄海涛和艾楠的恋情太符合通信兵的恋爱公式了：他大她两岁，比她早当两年兵，这在年龄和军龄上很般配；他是机关一杠三星的正连职参谋，她是连队里一杠两星的副连长，这在军衔和职务上很般配；他高高大大仪表堂堂，她苗苗条条眉目清秀，这在身材和长相上很般配；他自学了党政课程拿了个大专凭，她政院函授毕业学历相当大专，这在学历和化水平上很般配。这么多的般配，基本上就打上通信部队爱情的烙印了。 知识分子陈忠明隔三差五地给副连长艾楠打个电话。电话的内容很纯洁，几乎可以搞通播，让全团官兵集合起来一起听。 这样正常的电话，这样正经的内容，艾楠副连长实在没有什么过硬的理由拒绝。 接陈忠明的电活，艾楠既觉着轻松愉快，又觉肴身心疲爸。艾楠也搞不懂，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感觉，怎么会同时跑到她身上？于是，就把这种感觉说给张伟健听。 张伟健开始干脆就不相信，说：“不可能！这是两种完全相反的情绪，是非此即彼的感觉，怎么吋能同时出现？”并开玩笑说艾楠出现幻觉，神经系统出现了海市蜃楼。 艾楠再三强调的确有这种感觉，并时时受到这种感觉的侵扰，张伟健才正经起来，下巴额抵在椅子背上想了半天，才说：“噢，我明甶了，可能你是在同化欢娱的同时，对军事的一种内疚。”见艾楠没听明白，就尽量往通俗方面说：“也就是说，你在跟陈忠明聊天的愉快中，潜藏着对黄海涛的一种塊疾。” 艾楠半信半疑，说：“怎么会呢？我们又没说什么，有什么可愧疾的？” 虽然艾楠对张伟健的分析半信半凝，但毕竟她听进心里去了。因此艾楠每次接了陈忠明的电话，都要一五一十地告诉男朋友黄海涛。告诉黄海涛今天什么时候陈又来电话了，问了些什么，讲了些什么，详详细细地不厌其烦，像是在考验黄海涛的肚量，又像是在表白自己的清白。 黄海涛因为有了张伟健的警告，就一再提醒自己要大度一点，想得开一点，有男子汉的味道一点。黄海涛每次都是竖起耳朵听，生怕漏掉一个字，脸上的表情却尽量漠然，像陈忠明不箅什么似的不放在心上。可每次最后都不忘问一句：“讲了多长时间？”像个要收电话费的老太太。 终于有一天，黄海涛知道这次通活长达四干多分钟时，就再也漠然不下去了。 在黄海涛的单身宿舍里，黄海涛正蹲在电炉子前炸艾楠爱吃的带鱼。艾楠坐在黄海涛的单人**，跷着二郎腿吃得津津有味，同时，说陈忠明的电话说得也津津有味。艾楠有点得意忘形了，只闻到炸鱼的香味，没闻到黄海涛身上的焦味。 第八章 2 黄海涛站起一米八几的大个子，一脚踢翻电炉子上的油锅，油锅在水泥地板上打了几个滚，才好不容易停稳了。满地的油渍，炸得半熟的鱼在地上吱吱啦啦地冒着油泡。艾楠吃惊地望着激动的黄海涛，小心翼翼地问：“海涛，你怎么啦？” 黄海涛背冲着艾楠，喘着沉重的粗气。艾楠上前扯了扯他，又问：“你怎么啦？疯啦？” 黄海涛扭过身，脸色铁青，声音都变了。他说：“艾楠，今天你索性把话给我说清楚了，你是在跟我谈’还是在跟他谈？”艾楠瞪圆了眼睛，好像不知这话从何说起。黄海涛一字一句地说：“艾楠，你要是跟我谈，就安分守己地好好跟我谈，别跟我谈着，又跟别的男人拉拉扯扯的，像什么话！” 艾楠气得眼泪都下来了，她哽着嗓子，问：“黄海涛，你跟我说清楚了，我跟哪个男人拉拉扯扯了？” “哪个男人？这还用问吗？电话一扯就是半个小时四十分钟，这正常吗？这还不箅拉拉扯扯吗？” “我不是每次都告诉你了吗？我跟他光明正大隐藏什么了吗？”“你隐瞒倒还好了呢！我就受不了你每次跟他通了话，还来给我学舌，以示你的清白！” 艾楠心里很不好受，像是受了委屈，又像被人揭了疮疤。艾楠立在充满了油烟味的屋子中央，眼泪很急很快地往外淌，怎么也淌不完似的。艾楠希望黄海涛上来哄哄自己，可等了半天也不见黄海涛的动静。艾楠用袖子抹了把眼泪，往门口走。走到门口，停了一会，慢慢拉开门，要往门外走。 这个时候，门被黄海涛从身后伸过来的胳膊给推上了。艾楠站在黄海涛粗壮的胳膊圈里，平时海涛对自己的好全涌了上来。艾楠手掩着面，大声地抽泣起来。 黄海涛从身后抱住了艾楠，抱得很紧，生怕艾楠跑掉似的。他喑着嗓子说：“艾楠，咱们结婚吧。你不知道，最近我一晚上一晚上睡不着觉，头发大把大把地掉，你看。”黄海涛扯了一把头发，摊开手掌，艾楠透过泪眼，模模糊糊地看到那满掌的青丝。 艾楠告诉张伟健，“以后陈忠明再来电话，你就说我不在。”躲开陈忠明的电话，艾楠有一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轻松得要命。连张伟健都看得出这种轻松，张伟健逗她：“艾楠，轻装前进是不是特轻松，特舒服？” 过了十几天的轻松闩子，艾楠又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烦躁。看谁都不顺眼，干什么都不顺手。张伟健看她在屋子里摔摔打打的，皱着眉头说她：“艾楠，想不到你还上瘾了，猛一戒瘾，还不太好受哩，是不是？” 艾楠不得不佩服张伟健的慧眼，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对陈忠明的电话好像是上瘾了。 陈忠明那不紧不慢的江浙普通话，那慢条斯理的佩伲而谈，那些艾楠从未领略过的新名同新知识，那种对问题看法的深刻和独特，还有，那慢悠悠的幽默，都令艾楠着迷。电话里，陈忠明将艾楠引入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陈忠明给艾楠推荐朽读，艾楠按陈忠明的推荐读书，觉得跟自已以往那种逮到什么看什么的收获就是不一样。最重要的是，艾楠在跟陈忠明聊天时，顺着陈忠明的思路走，发现有些问题，可以这样想，也可以那样想。也就是说，自己的脑子，可以这样用，也可以那样用。艾楠是个出了家门进校门，出了校门进军营门的单纯之人，从小到大，一直有一种声音附在她的耳朵边，告诉她，要听这个人的话，要听那个人的话。艾楠就是一直听着各种各样的话长大的，艾楠几乎就可以不用动自己的脑子。以前艾楠觉得这一切很正常，没有什么不好的，通过跟陈忠明聊天，艾楠不再这样认为了。艾楠觉得自己身体中的某个部位长了翅膀，可以飞起来，像湛蓝湛蓝的天空上，一颗很高很高的氢气球一样，飞得轻盈，飞得標缈。 那些日子，艾楠让电话铃声搞得一惊一乍，疲惫不堪。铃声一响，艾楠的心就“咚咚”直跳，既怕是陈忠明的，又盼是陈忠明的。听张伟健当着自己的面，告诉陈忠明自己不在，艾楠就有一种要夺过电话大喊“我在！我在！”的冲动。 艾楠不知自己这是怎么啦，对电话有一种渴望。经常拿出电话号码本，找出能陪她聊天的人，一通山南地北地吹。放下电话一想，好像什么都说了，又好像什么都没说。 一天晚上，张伟健在机房跟班不在宿舍，艾楠实在睡不着，就躺在**摸黑给黄海涛打电话。 艾楠对睡得迷迷糊糊的黄海涛说：“海涛，咱们聊会天吧？”黄海涛哑着嗓子说：“几点了，聊什么天？”艾楠说：“我睡不着，你陪我聊聊天。”“聊什么？” “随便，你爱聊什么聊什么。” 电话那边想了一会儿，说：“听说，干部科王科长要到咱们团当政委。” “不听这些，谈点别的。”艾楠霸道地说。电话那边又想了一会儿，又说：“三连今天跑了个兵，连里找人找了个底朝天。” “不听！不听这些！说点别的！” 电话那边又想，又说：“今天载波机房九百六十路大通路全阻，查了两个多小时，就是查不出原因，听说把部长都惊动了。”“不听这些！不听这些！”艾楠一迭声地说。电话那边让她烦得够呛，说她：“半夜三更，你发什么神经，你到底想听什么？”“我想聊天。”“我不是跟你聊吗？”“那不叫聊天。”“不叫聊大叫什么？” “那叫情况通报！难道你连聊天也不会吗？”“我不会！我看你是有毛病了。” 艾楠拿着电话不再说什么了，她听见黄海涛在里头叫她：“哎，哎，艾捕，你说话，你怎么不说话了？”听了一会儿，艾楠把电话扣上了。 电话铃响，艾楠知道是黄海涛打来的，不接。铃声响着，在万籁俱寂的黑暗中响着。铃声尖厉，刺扎着艾楠的心。有泪水从眼睹里溢出，滑过光洁的面颊，流进嘴里，是咸的，流进耳朵里，冰凉的。 有一封寄自本市的挂号信，艾楠裡着信封纳闷，她想不出在这个城市里，有谁会通过这种方式跟她联系。 拆开，就薄薄的一张纸，是那种竖条的宣纸，在手上悄无声息地绵软着，一种古朴的浪漫，躺在艾楠的手心里。 非常漂亮的毛笔字，写得舒缓飘逸，一如那不紧不慢的江浙口音。红晕在艾楠白皙的脸上慢慢洇开，一种非常非常新鲜的感觉， 在艾楠周身的血液里疾走。 艾楠：好吗？ 久未听到你的声音，甚念。打了几次电话，碰巧你都不在，不知近日忙些什么？注意身体。 如有时间，可打电话给我，近一时期我均在办公室，号码556323。 陈忠明 看完陈忠明的信，艾楠盯住电活，那部墨绿色的转盘式的话机，静静地卧在桌上。此刻，艾楠有一种要贴近它、亲近它的急迫的向往。终于，艾楠拿起了电活，“哗啦哗啦”地拨号，活筒里出现回铃音，一下，两下，三下，有人接电话，问：“咬，找谁？”艾楠吓了一跳，慌慌张张地说：“麻烦您给我找一下黄海涛。”对方说黄参谋不在，有事下午打来。艾楠说了声谢谢，急忙挂上了电话。 艾楠吐出长长的一口气，伸开手掌，手心是湿漉漉的。她想不明白，这湿漉漉的水是从哪儿来的？ 她走到水池前，拧开龙头，洗手。打上香皂，洗掉。再打，再洗。再打一遍，再冼掉。她像个要进手术室的主刀大夫，冼得一丝不苟。 艾楠再拿起电话的时候，已经平静如水了。她甚至还抽了抽小巧的鼻子，起劲地闻手上那股子好闻的檀香味。她熟练地拨号盘，四个纤细的手指同时出动，显示出一种话务员的训练有素。 通了。“嘟……嘟……嘟……”的回铃音，有人接电话，说：“哎？”艾楠不吭声，对方又“哎”了一声，艾楠还是不吭声。对方迟疑了一下，试探地问：“哎，是你吗？”江浙普通话。 沉默，大段的沉默。只有话机里的回线音，轻轻地捣着艾楠的耳膜。那回线音轻轻柔柔的，像夏日若有若无的蝉鸣。艾楠的眼睛里悄悄地蒙上了一层水雾，眼中的世界开始变得模糊起来。“艾楠，你好吗？”那不紧不慢的声音，轻轻地问候。 第八章 3 泪水噗噗地落下来，艾楠鼻音堵寒，不敢开口，只好由着眼泪水，成里成里地往下淌。 “艾楠，擦擦眼泪，好吗？”那轻轻的声音，如老式绵软的宣纸。 艾楠“咣”的一声挂上电话，吃惊地望着墨绿色的话机。她想，她大概命中注定难逃这个叫陈忠明的人了。 艾楠又开始跟陈忠明的电话接触。艾楠不让陈忠明打过来，每次都是艾楠打过去。陈忠明为此开始上班了。他像个机关干部那样，按时上下班，有时甚至是早来晚走。他们通话时内容一如既往地干净，不带任何情感色彩，两个人心照不宣地绕开跟情感有牵连的话题。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谈论书上的事情，谈论于己无关的事情。比如，别的国家、别的民族、别人的事情。 有一天，指导员张伟健问艾楠：“我让你找司务长谈谈，你谈了没有？怎么夜餐还是那个鬼样子，不见一点改进？” 艾楠一拍脑门，抱歉地说：“哎呀，忘了，忘了，我给忘得一干二净了。” 张伟健盯牢艾楠的眼睛，意味颇深地说：“艾副连长，你最近不大对头哇，你要注意了。” 艾捕吓一跳，装糊涂道：“注意？我有什么可注意的？”张伟健手里拿着点名的夹子，在手掌上拍得啪啪响。边往门外走边说：“注意什么，你自己心里有数。” 望着张伟健匆匆忙忙的背影，艾楠愣了好半天神。那种身心疲惫的感觉又向她袭来，她觉得有点累，不知哪儿累，反正就是不想动。 艾楠买了两斤驼色的纯毛线，说是要给黄海涛织件毛衣。艾副连长织毛衣，几乎轰动了整个连队。因为全连上下没有人不知道副连长深恶痛绝别人织毛衣。她经常在全连点名的公开场合上，批评这种一针一线的手工劳动。她痛心疾首地说：“你们也太不把时间当回事了，有那织毛衣的时间，你们能看多少书啊！” 艾楠是那种一看就懂、一学就会的聪明人，学习织毛衣自然不会费太大的事。大家见她坐在床铺上。背靠着白墙，一针一线织得专心，觉得有趣。干部们聚在她的四周，你一言她一语地拿她开心。 有的说，谁说的泰山易改禀性难移？你看人家艾楠，爱情一到禀性就移。还有的下脆就预测，说这件毛衣大概等黄参谋四十五岁那年才能穿到身上。 黄海涛幸福得什么似的，他憐住艾楠说：“我对什么时候能穿到身上不在意，在意的是你能亲自动手给我织。这xi我本身就是一种鞭策和鼓励。” 艾楠挣开他的拥抱，用毛衣针点着他说：“你可真没劲！连谈恋爱也是党教给你的这几句话。” 艾楠是怀着赎罪的心情，给黄海涛织这件毛衣的。每次跟陈忠明通完电话，艾楠就抱起毛衣，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低着头，上—针下一针机械地动作着，一直织到腰酸背痛。那逐渐增长的毛衣，似乎能帮助艾楠卸下一点心理负担。有时绕线的食指，被毛线勒得失了血色，她却望着那苍白冰凉的手指，有一种解脱的快感。 但艾楠又无论如何也不能舍奔陈忠明的电话，那种全身心愉悦的逋活，似乎已经成了艾楠生活中的一部分，缺不得了。艾楠早就意识到，自己处在一种危险中。这种危险，一方是陈忠明和他的化，一方是黄海涛抑或还有张伟健。说不清哪一方更有力量一些，艾楠在这种情形不明的较量中，有一种走在钢丝绳上般的提心吊胆。 艾楠很担心自己从钢丝绳上摔下来。艾楠知道这一天是迟早的事，只不过是早一天或晚一天罢了。 其实，那一天很平静。平静得出乎艾楠的意料。但这种平静，却给了艾楠以沉重的打击。 那个星期，黄海涛到一个郊区哨所蹲点去了。那个星期，又是指导员张伟健值周，她几乎每天晚上都在机房跟前夜班。因此，艾楠每天晚上都跟陈忠明通电话，有的电话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 星期四的晚上，礼堂放电影，部队集合带走后，艾楠就关上房门给陈忠明打电话。不知不觉，就到十一点多了。突然，话机里传来“嘟嘟”的强占线音。艾楠知道，这是通信机房里强插进来的电话。只有机台上，能在两个正在通话的电活中强行插进。艾楠有经验地马上就不讲话了，那边的陈忠明却搞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一个劲地在那边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艾楠又不好制止他，只好由着他暴露目标。艾楠当时就知道：事情坏了，这个电话是指导员张伟健插进来的，并且听出了陈忠明的声音。耳功是话务人员四种基本功的一种，只要她听过你讲话，就一定能记住你的声音，更何况陈忠明那么明显的江浙普通话。 电话“鄉嘟嘟”地响了一阵，张伟健的声音出现了，她很生硬地、没头没脑地说：“把电话挂上，黄海涛找你有事！”说完撤线，线路恢复正常。 艾楠像被张伟健扇了一巴掌似的，脸上火辣辣地烫了起来。半分钟不到，黄海涛的电话就打了进来。黄海涛埋怨她：“怎么也不把电话放好，害得我打了一个晚上。”艾楠知道，张伟健替她撒了谎，脸烫得就更厉害了。像又被张伟健扇了一巴掌。黄海涛问她：“电影好看吗？”艾楠硬着头皮回答：“还可以。”黄海涛问她：“想我了吗？” 艾楠看了眼**织了一半的毛衣，红了脸，底气不足地说：“想”。 黄海涛听了却很卨兴，在郊区艰苦的小哨所里，说了很多很多动感情的话。黄海涛说，这次下连蹲点，看到下边连队的条件很差，战士们生活得很艰苦。并说，想想我们生活在大院里的人们，真是太幸运了，有那么好的工作环境，还有那么漂亮、那么好的女朋友给织毛衣，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放下黄海涛的电话，艾楠用双手梧住烧得厉害的脸，她觉得今天晚上她的一张脸，被张伟健和黄海涛两人扇得“啪啪”直响。她扑到**，正好扑到给黄海涛织的毛衣上，纯毛毛线扎在脸上，很舒服，像黄海涛几天不刮胡子的脸。一股说不出来的味道，钻人她的鼻孔。这味真好闻，很女性化的味道，有点像家里妈妈打开衣柜散发出的那股味道。 艾楠想起了她的母亲，那个做了一辈子贤妻良母的人。母亲经常在饭桌上鄙夷地说到一种女人，好像就是艾楠此刻的这种样子。这种联想令艾楠难过，并无地自容。她忽然很厌恶自己，不愿意正视自己。 艾楠从毛衣上抬起头来，坐直了身子，抖开毛衣仔细地看。她不相信，这么漂亮的元宝针会是她自己织的。她也不能想象，黄海涛穿上这件酡色的纯毛毛衣，会是个什么样子。他会幸福吗？她想。 艾楠最后看了一眼织了一大半的毛衣，然后把四根毛衣针一根一根地抽下来，又一把一把地拆掉。她的手一张一合，一会儿的工夫，漂亮的元宝针就不见了。 艾楠神情暗淡地想：毁掉一件事，原来这么容易。 艾楠等着张伟健的指责，谁知张伟健对那件事避而不谈，甚至在竭力冋避与艾楠单独相处。艾楠悲哀地想：这事该我难为情才对，她却在替我难为情。这样想，就有一种万箭穿心的感觉。 周末的晚上，艾楠的眼睛一直跟着张伟健的身子转，张伟健视而不见地忙里忙外宇脚不闲着。熄灯后，张伟健拿着手电出去了，艾楠知道她上楼查铺去了，就坐在**等她，一直等到十二点多，张伟健才推门进来。 张伟健见艾楠还坐在**等她，很有些意外，她是故意在楼上磨蹭的。张伟健随手把手电筒往**一扔，问：“是你先说还是我先说？” “你先说。”艾楠小着声说。“是客气地说，还是不客气地说？”“不用客气。”艾楠极不自在。 “好！”张伟健拉开椅子，坐到艾楠对面，盯着她问：“说，为什么要这样？” “我也说不清楚。” “嗬，我的小姐，你都要二十四岁了，怎么还讲这种只有小女孩才讲的那种藤朦胧胧的鬼话？” “我真的说不清！我只是觉得跟他在电话上聊天很开心，很愉快，这种感觉在我和黄海涛之间是感觉不到的。跟他聊天，我觉得自己要动脑筋，能说出许多平时说不出来的东西。这些东西，既不是张家长李家短的东西，也不是小道消息道听途说的东西，是自己脑子里想出来的东西。这种谈话让我觉得自己不平庸，我希望也喜欢自己不平庸。” 第八章 4 张伟健听得直点头，说：“噢，我明白了，你讲的这些话正是你平时很少讲的。看样子，你跟陈忠明的确有收获。那么我问你，黄海涛怎么办？你不希望自己平庸，难道希望自己冷酷吗？” 艾楠头靠在墙上，有气无力地摇了摇，同时有气无力地说：“我不想，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既不愿伤害黄海涛、舍不得放弃跟黄海涛的这份感情，又不愿与陈忠明断绝往来。我也知道，我这样做不对，不道德，但我管不了我自己。我不知道我这是怎么啦？中什么邪啦？”她突然把头掩在手臂里，声音哽咽地说：“我真倒霉，怎么偏偏在火车上碰上了他？如果不认识他，哪会来这么多的破事。” 张伟健起身，从铁丝上扯下毛巾扔给艾楠，说：“这跟你碰上陈忠明没关系，你碰上王忠明、李忠明这些类似的忠明们，你一样会变的。艾捕，在理智上，我能理解你，但在感情上，我却不能不同情黄海涛，人家对你可是全心全意的，这是谁都能看得见的。黄海涛有事业心，人也精明能干，将来肯定会有发展的，你跟他结婚是再合适再稳当不过的了。至于那个陈忠明，我们除了知道他的学识外，对他了解多少呢？我们甚至连他们单位大门朝哪开，他到底有多大岁数这样简单的问题，都说不上个一二三来，这样的人靠得住吗？没有把握的事你干吗要去碰？而且又是关系到你终身的大事。” 见艾楠不吭声，张伟健又说：“艾楠，别拿自己的终身幸福去冒险了，别再跟陈忠明来往了。赶快跟黄海涛结婚算了。你看，大家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不是都挺好的吗？怎么偏偏就你过不来呢？” 艾楠用毛巾捂着眼，说：“我就是不愿像别人那样过一辈子才这样的。” “你真幼稚！怎么说话像个中学生？”艾楠将眼上的毛巾取下，用红肿的眼睛盯住张伟健，神情激动地说：“指导员，你看我幼稚吗？你看咱们大院，这些双军人家庭，哪个不是大同小异地过日子？我已经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日子了，干吗要从头到尾再去重复着过一遍呢？指导员，我有几个一遍？不就一个吗？我认为，重复别人的日子，那才是真正的冒险呢！” 艾楠的活今张伟健生气，因为张伟健似乎正在重复别人过过的日子。张伟健把椅子踢开，站起身来大声地说：“你说的没错！我们这些双军人家庭过得是比较相似，但你忽略了一个事实：那都是些相亲相爱的人们。他们的日子过得虽然不那么丰富，但他们生活得和谐安宁，这些你难道看不见吗？你看不见别人看不见我吗？” “我看见了。但问题是我对黄海涛的感情出现了问题，我跟他不可能过你们那种和谐安宁的日子了，我跟他也不会有幸福了。我不幸福黄海涛会幸福吗？幸福是夫妻双方的共同感受，不可能是单独一方的独享，你说对不对？” “艾楠，我不得不承认，你跟陈忠明聊天可真长了不少学问。你说的都对，但你别忘了出现问题责任也在你，是你见异思迁，而不是人家黄海涛！” “是，我承认责任在我，我也承认我见异思迁，所以我才痛苦，才不知道怎么办好。” “所以，你才想到了党？想到了政治指导员？想让政治工作者给你出主意想办法指点迷津？” “伟健！人家都快难受死了，你还有心思跟我瞎说。你说嘛，我该怎么办好？” “是啊，是啊，你该怎么办好呢？跟陈忠明断绝往来？你不干。跟黄海涛恩断情绝？你又不忍心。善事都让你一个人做了，我能帮你什么呢？”张伟健摊开双手，表示无能为力。但看艾楠那个样子，心又不忍。想了想，问，“那个陈忠明是什么态度？” 艾楠说：“他能有什么态度？我跟他压根就没谈感情的事。”“真的？”张伟健不信。 “真的！谁骗你谁是小狗！”艾楠跟个孩子似的，很认真地说，“虽然两个人都心电明白，但谁也没提这方面的事。” 张伟健一拍手，笑着说：“闹了半天，还是一对纯洁的青年朋友啊？”又说：“军地爱情果真比军内爱情要浪漫。要不怎么说人家是知识分子呢？就是有学问，有心眼子，到了嘴边的鸭子，流着口水也不急着动手，要等鸭子自己往嘴里跑，要不怎么叫君子动口不动手呢？哪像咱们这些兵哥哥们，到了嘴里的熟鸭子，愣能让她给飞了。” 艾楠没忍住，“扑哧”一下笑出了声，她用手里的毛巾抽了张伟健一下，说她：“讨厌，正事没说完，你就开始胡说八道了。” 张伟健收起笑，真出点子：“既然是这样，我看你也别忙着跟黄海涛吹，这边悄悄跟陈忠明接触着，看情况再说，将来你也好有个退路，你说呢？” 艾楠白了她一眼，说：“亏你想出这么个坏点子，还是个政丄干部呢。我可做不出来！这样我已经够对不起人家黄海涛的了，冉像你说的那样做，我又该对不起人家陈忠明了，你这不是害我吗？” 张伟健叹了口气，说：“你怎么跟黄海涛去说？你有什么理由跟人家吹呢？” “是啊，”艾楠愁眉苦脸地说，“我就是不知道怎么跟他去说，才求你的嘛。” 张伟健一下子从椅子上蹦起来，点着艾楠的鼻子说：“噢，闹了半天，你是想让我去当恶人啊？艾楠，你也太不够意思了，你就这样陷害革命问志啊？” 艾楠可怜巴巴地求张伟健：“求你了伟健，帮我个忙吧，我给你擦一年的皮鞋。” 张伟健拖了好些日子才去找黄海涛。这期间，黄海涛自己已经感到有什么地方不对头了。他蹲点回来后，打了几次电话艾楠都不接，到连里找了她几次，艾楠都躲开了。直到那次，在艾楠的**，看见那堆弯弯曲曲的毛线，心里头有点明白了。 张伟健推开黄海涛的单身宿舍门，黄海涛正站在窗前发呆。张伟健叫了他一声，他转过身来，他的模样令张伟健大吃一惊。才几天的工夫，黄海涛就瘦得脱了形，两个嘴角都是水泡，脸上胡子拉碴的，一下子老了十岁。 能言善辩的指导员张伟健简直不知怎么开口好，清了半天嗓子，也没把半个字给清出来。想了想，什么都不说的好，把人家的东西还给人家就算了。 黄海涛接过那个紫色的丝绒盒子，打开，一块金色的表链、宝石蓝表盘的精致的坤表。这是黄海涛的母亲今年年初来北京开会，见到艾捕后，亲自跑到西单购物中心花了上千块钱买给艾楠的。艾楠很喜欢，没舍得戴，说是要等结婚当新娘子那天再戴。 黄海涛看了一会儿，合上盖子，递给张伟健，嘶哑着嗓子说：“何必呢，让她留下做个纪念吧。” 张伟健没想到黄海涛有这么好的风度，不但没说艾楠一个不字，不抱怨艾楠一句，反而有如此举动，就先有些过意不去，像自己的亲妹妹做了对不住人家的事似的，坐不住了。她站起身来，说了句：“黄参谋，谢谢你。”就向门外走去。 走到门口，张伟健又站住，回过头来很诚恳地对黄海涛说：“黄参谋，你应该找机会进院校进修去，那个自学的大专凭管什么用呢？学习学习终归是有好处的。” 黄海涛听到这话，忍了许久的眼泪终于落了下来。他不愿叫张伟健看见，忙背过身去，嗓子嘶哑得更厉害了，说：“张指导员，谢谢你。” 张伟健下楼梯时，想起了一句老话：“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想到伤心坏了的黄海涛，张伟健真有点于心不忍。 艾楠吃了两片安定，让张伟健把门从外边反锁上，说要睡它个昏天黑地。张伟健望着这张溢彩流光的漂亮脸蛋，心里叹道：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安定不起作用，艾楠一点困意也没有。想睡又睡不着，一点也不比想睡又不能睡的滋味好受。艾楠索性不再强迫自己了，干脆把双手枕在脑后，想开了心事。 先想黄海涛，想不想他都不行，控制不住地想。一想到黄海涛，艾楠心里就有一种说不清逍不明的滋味。既有一种解脱感，又有一种负疾感；既感到轻松愉快，又感到身心疲惫。她也搞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当初在陈忠明身上出现过的感觉，怎么会跑到黄海涛身上来了？于是，就有一种想不下去的烦躁感。她平息自己，安慰自己，自己对自己说：我对黄海涛已没有了感情，如果硬跟他好，不但害了自己也害了他。长痛不如短痛，这对他来说，未尝不是件好事。 第八章 5 这样一想，心里就轻松了许多。 又想陈忠明，不由自主地想。想他此刻在干什么？想他听到这个消息会怎样的高兴？想他会怎么跟自己挑明？想着想着，就越发没有困意了。 她坐起身来，抓过电话放到腿上，拨那个熟得不能再熟的电话号码。边拨边想：他不会这么早就到办公室吧？电话通了，马上就有人接电话，一听，正是他。“我以为你不会这么早来办公室呢。”艾楠说。“你以为我不会这么早来办公室，为什么还这么早打来电活？”陈忠明的话很绕口。 “……”艾楠一时不知怎么回答好。“让我告诉你吧？”陈忠明在那边善解人意。“……”艾楠还是不语，这沉默有了任性的成分。“艾楠，我预感到你要早早地打电话给我，所以早饭也没来得及吃，就往办公室跑。”“为什么？” “为什么你不知道吗？”“不知道。” “那你知道心有灵犀这个成语吗？”陈忠明在试探。“也不知道！”艾楠在撒娇。“……”陈忠明不语，也许在高兴地笑。又是那种轻轻柔柔的回线音，又像是夏日若有若无的蝉鸣。艾楠的眼睛很亮，像水洗的一般。 艾楠放下电话重新躺下，瞪着眼睛想这次朦胧的通话。什么都没说，又什么都说了，含蓄，优，有品位，有情调，这种爱情的开场內很对艾楠的心思，令艾楠陶醉。 艾捕情不自禁地想起黄海涛跟自己提这事的情形。也是在电话上，黄海涛在电话那边像个结巴，吭哧了半天，好不容易问出了“咱俩的事”来。话虽说得结结巴巴不流畅，但直奔主题，一竿子就插到了“咱俩的事”上，把爱情当事情看，认真地把浪漫和情调统统给节约掉了。 把感情当成一件事来做，总令艾楠有几分怅然。艾楠以为爱情不是一件事，不是做的，爱情是一种感觉，是需要感受的。 这下好了，事情没了，只有一种感觉，那种心灵相通相灵犀的感觉。这样多好，多美好。 艾楠本不想这么快就跟陈忠明进人情况，她觉得结束这边开始那边中间最好有个缓冲地带，好让自己的良心有个地方安置。虽然是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笨方法，但过程总是要走的，尤其这过程还是为自己的良心设置的。但好像不行，艾楠总感到一种时间被爱情追得跑不动的尴尬。 问题麻烦在，这种尴尬不是陈忠明的尴尬，而是艾楠的尴尬。几乎每天都要通电活，不止一次两次地通话。陈忠明在他那间不知朝东还是朝西的办公室里，用不紧不慢的江浙普通话跟艾楠含蓄若，优着，浪漫着，有情有调着。但陈忠明不伸出手来捅破这层窗户纸，艾楠自然也不好去捅。艾楠对陈忠明的思念似乎在电话里已解决不了了，她渴望见到他，到了想他的模样想得心痛的地步。每天晚上艾楠躺在**，都要想陈忠明，想火车上那个陈忠明，想来送药的那个陈忠明。可越是这样，陈忠明的形象就越模糊，越不清晰。到了最后，陈忠明的声音已进驻艾楠的耳膜，并在那里扎下根来，而他的形象，却渐渐离她远去。 这样过去了一个月，思念和渴望像海浪一样拍着艾楠焦灼不堪的心。艾楠似乎也能感觉到同样一种痛苦也在吞噬着陈忠明。她几乎能够感觉到陈忠明饥渴的双臂和干裂的双唇，但他始终不吐出那句话，那个字，艾楠有点疑惑了。 艾楠把白己的疑惑说给张伟健听，张伟健摇着头说搞不懂。又说，没跟老百姓谈过恋爱，搞不懂老百姓，尤其是搞不懂这样有化的老百姓。 张伟健到团黾开了一上午板凳会，回来说把自己的屁股都给坐伤了。她搂着艾楠的肩膀说，开了一上午会，政委在会上卩罗樣了一上午，她一句话也没听进去，倒是把陈忠明这种人给想明白了。 张伟健的嘴角边挂上了明显的不屑，艾楠就知道，陈忠明要在那边打喷嚏了。 张伟健分析：陈忠明迟迟不开口捅破这层窗户纸，是一种战术，古书上早就有的战术，叫做欲擒故纵。 艾楠听得直翻白眼，她斜视着张伟健，说：“没你说的这么复杂吧？陈忠明会是那种人？” 张伟健拍着艾楠的肩膀，一副长辈人的模样，连口气也越发地像了：“说你社会经验少，你还不服气。你看他脸长得白就以为他简单呀？你以为跟化人的恋爱是那么好谈的呀？谈楚人家的强项，是人家的特长，你谈不过人家！” 张伟健见艾楠低着脑袋不吭气，就又拍了拍她的肩膀，学着政委的口气，说：“怎么？艾楠同志，被困难吓倒了吗？**员死都不怕，还怕他一个白面书生吗？你要看到，你不是在孤军作战，你的身后有党的领导，有全连官兵的支持，还有战无不胜的张伟健的大力协助，你一定能打赢这场战争的。” 艾楠挣脱了张伟健的胳膊，笑着说她：“你说了些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张伟健正色道：“一个白面书生，还想跟咱们当兵的玩战术，好吧，那就玩吧。艾楠，从今天起，你要听从我的指挥，咱们进入战斗状态了。” 张伟健把艾楠给坚壁起来。既不让她给陈忠明打电话，又不让她接陈忠明的电话。这样过了两天，陈忠明没有了艾楠的消息，沉不住气了。在电话里，他的江浙普通话不再那么慢条斯理了，有点失控了。他像是质问似的问张伟健：“艾楠到底干什么去了？” 张伟健像一只玩着老鼠的老猫，不急不慌地一下一下地逗那只红了眼的鼠。她拖着长腔说：“你这人怎么没记性？我不是告诉你了吗？艾副连长在机房带班。” “她怎么老在机房？”陈忠明不相信。 “机房里老是有事，她就只能老是在机房。”张伟健故意气他。 “那机房里总该有电话吧？号码是多少？”“机房里是有电话，而且不止一部两部，但对不起，我们机房属于军事重地，闲人免进，电话号码也是闲人免知。” 陈忠明明知张伟健是故意的，有一肚子的火气，但又不好对她有半句重话。他不得不赔着小心说：“张指导员，能不能麻烦你转告艾楠，让她给我回个电话，我有急事找她。” “哎呀，”张伟健在电话里为难，像真的一样，“我这个人记性不好，一般不给人家传话，还是你自己打吧，免得耽误了你的急事。” “她老是不在怎么办？”陈忠明有点火。“那你就老打！”张伟健忙挂上电话，生怕笑声传过去，把陈忠明气出个好歹来。 吃过晚饭从食堂出来，张伟健几乎是聊了一路的天。她走走停停，见到熟人就叽叽嘎嘎闲扯一通，极有人缘的样子。直到新闻联播的开场曲从人家的窗子传出来，她才匆匆向连队走去。 没走几步，她站住了，抿着嘴角偷偷地乐，心想：这才是冤家路窄呢。她的对面，是匆匆忙忙的陈忠明。 陈忠明一看见张伟健，心里就凉了半截。他抹了把额头上跑出来的汗，心想：坏了，见艾楠大概要费些周折了。正不自在着，又见张伟健技住了一个小女兵，对那小女兵说了些什么，只见那小女兵撒腿就跑，比兔子还快。陈忠明心里就全凉了，又想：完了，看来这趟箅是白跑了。 进了连部，艾楠果然不出所料地不在。张伟健还煞有介事地问书：“艾副连长呢？”那个梳着娃娃头的小书也煞有介事地回答：“机房有事，上机房了。”张伟健转过头，像真的似的抱歉说：“哎呀，你看，让你大老远的白跑一趟。真对不起。” 陈忠明眼睁睁地看她们演戏，又不好戳穿她们，只好跟着配合，点着头直说：“没关系，没关系。”出门的时候，想起什么，对张伟健说：“这样吧，张指导员，我给艾楠留个条子，麻烦你转交一下。”张伟健满口答应，又找钢笔又找纸，极其热情。 陈忠明走出好远，回头一望，见张伟健正和几个女兵在门口弯着腰笑。 陈忠明留的条子上写着： 艾楠： 我来看你，可惜你不在。晚上我等你电话，不见不散。 陈忠明即日 艾楠见了条子，就开始坐立不安起来。她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去，摸摸这里，触触那里，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 第八章 6 张伟健坐在电话前抱着本书看，看几眼书，看几眼艾楠，像个老练的看守。 熄灯好久了，张伟健也不动弹。艾楠问她：“哎，你怎么还不去査铺？”张伟健把书一合，说：“我今天不查别人了，专查你一个，你就死了那条心老老实实睡觉吧。” 艾楠只好抱着脸盆到水房去洗漱。艾楠出去一会儿，张伟健想起什么似的，夹着书就往外跑。出门见书和通信员的屋子露了一条缝，有很暗的光线从门缝里透出，她推门一看，艾楠果然在屋里拨电话。艾楠一见张伟健，吓得忙放下电话，一声不响地跑了出 水房里，在哗哗的自来水声中，张伟健警告艾楠：“你听着，我这是最后一次帮你，你要不听我的，以后别再找我的麻烦！” 第二天，正好是张伟健二十七岁生日。她的在美国进修程控专业的丈夫，特意打电话来，让一个铁哥们给老婆送来了一个好大的生日蛋糕和一束好漂亮的鲜花。张伟健让书把连队干部全叫来，把那盒写着张伟健名字的蛋糕风卷残云地吃了个底朝天。 艾楠倒垃圾回来，见张伟健正靠在黄军被上，跷着二郎腿欣赏那束鲜花，就开她的玩笑：“得了，得了，别演琼瑶同志的言情戏了，老了咔嚓的，装什么纯情少女。” 张伟健晃着脚丫子，拖着长腔，说：“有的人啊，就是吃不到葡萄的狐狸。”说完，探起身子，很真诚地说：“艾楠，你见过这么好的男人吗？在万水千山的美国，还遥控着给老婆过生日，这么好的老公，你上哪去找哇？难道你就一点不羡慕，不眼红吗？” “嗨，一块蛋糕，一束鲜花，有什么可眼红的？”艾楠擦着桌子说。 张伟健把头探迸花中，使劲地抽鼻子，故作陶醉状：“啊！军内的爱情之花，开得如此绚丽，如此芬芳！那军民共建的爱情呢？还在泥土里蠢蠢欲动哩，如此巨大的反差，艾楠小姐难道你就一点没有想法吗？” 艾楠用脏抹布抽打张伟健，笑说：“你不用臭美，你那位在美国那个花花世界里拈花惹草，给你家引进个金发碧眼的第三者来，你就更美了！” 张伟健得意地一仰身子，倒在被子上，说：“这用不着你操心，这方面，有党和我的双重领导，他绝对过得硬。我倒是担心你呢，你那个人民群众恋人，迟迟不见动静，莫不是人家的丈夫别人的爹吧？他有三十了吧？按理说，有个能打酱油的儿子，也不足为怪。我看你这朵野花可要小心点，闹不好稀里糊涂地当了第三者，让人家老婆打上门来，那影响可就大了！” 两人正闹着，有人敲门，张伟健以为是来吃蛋糕的，就冲着门喊：“别敲了，你来晚了一步，蛋糕早就人虎口了，想吃明年早点来！” 还敲，敲得小心谨慎。艾楠去开门，中国人真是不经说，说谁谁就准到。 张伟健忙坐起身，硬邦邦地问：“你怎么又来了？我们连下午有活动，概不会客！” 陈忠明的白脸涨得像面红旗，鼻尖上全是汗。他手里拿着个彩纸包的礼盒，递给张伟健，不大自然地说：“不好意思，一点小意思，祝你生日快乐。” 张伟健探头去看陈忠明身后的艾楠，说：“好哇，真是家贼难防。我把你看得那么死，还是没把你看住。” 艾楠抿着嘴乐，上前推了她一把，说她：“你快接着啊，老让人举着多不礼貌。” 张伟健把胳膊抱到胸前，板着面孔说：“本官概不接受贿赂。说下午不会客，就是不许会客！” 陈忠明举着个红礼盒进不是退也不是，难受得不得了。他苦笑着给自己解嘲：“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什么？”张伟健不干了，她边下床找鞋穿，边不髙兴地说，“陈忠明，你的自我感觉也太好了点吧？在兵营里说这种话，合适吗？” 陈忠明忙道歉，很认真地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那种意思，不是，不是。” 张伟健走到门口，扶住门把回过头来说：“行了，行了，别一来就道歉，每次来每次说错话。这次再原谅你一次，如果下次来再不长记性，对不起，你就别想再登这个门了！”陈忠明大窘，连声说：“行行行。”张伟健关上房门，在走廊里捂着嘴笑了一路。 艾楠很幸福地跟陈忠明谈起了恋爱。 艾楠的幸福有目共睹，因为艾楠变得神采飞扬溢彩流光。张伟健总是唱着同一首歌取笑她：“恋爱中的女人最美……”艾楠也不回嘴，用微笑表示赞同这种观点。 艾楠的另一个变化是好说活了，这一点长话连的女兵们的体会最明显。只要拿着假条去找艾副连长批，一律都能得到她同意放行的潇洒签名。这样一来，分队长们不乐意了，纷纷找到张伟健提意见，质问连首长的原则性跑到哪里去了。张伟健不得不就这个问题提醒艾楠。 张伟健说：“艾楠，谁又不是没有谈过恋爱，谈个恋爱至于那么得意忘形吗？” 艾楠不知这话从何说起，瞪着两只眼睛很吃惊。当她知道是批假的事后，又不以为然地一甩脑袋，说：“什么大惊小怪的！星期天节假日，战士有事出去一趟有什么不行的？” 张伟健昧起眼睛说：“难道你不知道部队外出要严格控制在三分之一吗？” 艾楠说：“我怎么不知道？但我觉得有那种必要吗？”张伟健说：“以前你也这样认为吗？”艾楠回答说：“以前大概也这样认为，但没有挖掘出来。”张伟健吃惊地望着艾楠：“天哪！谁把你这些玩意儿掘出来的？”见艾楠笑着不语，又问：“是陈忠明吧？” 张伟健啧着嘴感叹说：“啧啧，以前以为首长们鼓励我们自产自销地成家立业，是因为房子少的缘故。闹了半天，根本原因在这里，是止我们抵御外来思潮的侵蚀呀。看来首长们毕竟是首长，就是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有远见卓识。” 艾楠笑着说张伟健：“你也快成首长了，认识问题多深刻，真是一针见血呀。” 张伟健叹了口气，说：“我有一种感觉，你会有麻烦的。”艾楠问：“我有什么麻烦？” 张伟健说：“我也说不清，你跟陈忠明是两种世界的人，不是一类人，磨合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不信你就走着瞧吧。艾楠，你的―还在后边呢。” 第九章 1 张伟健的预言总是能够实现，这一点艾楠不得不服气。因为张伟健预言的苦恼，很快就降临到艾楠身上了。 艾楠跟陈忠明去赴他的大学同学的一个聚会。陈忠明在电话上告诉艾楠时，说了一句洋。 艾楠听不懂，陈忠明就一字一句地翻译，说是要带艾楠参加一个“啪提”。艾楠心里很不舒服，不知是因为自己听不懂不舒服，还是因为陈忠明明知她不懂英还偏要说英不舒服。艾楠就故意损陈忠明：“聚会就说聚会呗，还什么啪提，真是一群假洋鬼子！”陈忠明在电话那边乐，说：“你们这些女兵呀，牙踉磨过似的，要是再有点化，恐泊个个都能成女鲁迅。” 因为“要是再有点化”这句话，艾楠又生气了，陈忠明解释了半天，也没有什么成效。陈忠明叹了一口气，在电活里自言自语：“你们怎么对这些问题特别**？真搞不懂你们。” 因为堵车，他们迟到了。那个叫“老地方”的咖啡馆，已经“啪提”得很热闹了。陈忠明进来的时候，受到了老同学们的热烈问候，又是握手，又是拍肩，好不热闹。当陈忠明向大家介绍身后的艾楠时，艾楠感受到了注目礼的赞赏，这一点艾楠很得意，陈忠明也很得意。陈忠明的一个胖胖的同学开陈忠明的玩笑，说：“你小子，笑到最后的总是占便宜啊！” 然后是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品着咖啡，聊着天。慢慢地，艾楠发现，这种谈话，她插不上嘴，任何一种话题她都插不上嘴。他们谈论学的走向，谈论学的痛苦和痛苦的学，还什么前现代，后现代的。他们谈得很投入，很快就把艾楠给忽视了。艾楠被冷落在一边，除了陈忠明时不时地回过头来问她还要点什么外，没有人再注意她了。艾楠开始就对参加这次聚会有一种担忧，没想到这种担忧这么快就被证实了。艾楠在冷清中，体会到一种难言的尴尬，同时有一种难言的悲哀。 艾楠杯子里的咖啡尹就凉了，但艾楠不得不继续捧着它，因为艾楠看大部分人都捧着杯子，还把杯子里的小勺子搅过来搅过去。艾楠是初次进这种地方，搞不清楚这里的规矩，又不想让人家看出自己这是第一次，也就学着他们的样子，搅动着精致的不锈钢小勺，竭力做出一种熟悉的、不以为然的样子来。 搅着搅着，艾楠突然觉得自己这种附庸风的样子很无聊，也很讨厌，无聊讨厌到了模仿別人的地步，这在艾楠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在一种陌生的环境中，艾楠把持不住自己，令自己失态。这让艾楠很生气，很生自己的气。 终于熬到结束，已经快十一点了。艾楠站在微风习习的月色中，如释重负地吐出一口长气。陈忠明在跟大家握手话别，还是那个胖子同学，握着陈忠明的手，随口问了句：“有王丽的消息吗？”陈忠明嘴上说没有，眼腈却下意识地瞥了眼艾楠，颇有点不自然。 站在一旁的艾楠自然注意到了这个细节。走在行人稀少的马路上，艾楠低着头一言不发。昏黄的路灯，将艾楠颀长的身形拉得更长更单薄。四周没有别的声音，只有艾楠高跟皮鞋敲打马路的声音，寂寞而单调。 陈忠明早就觉察出艾楠的不愉快，因此很后悔带她来参加这个聚会。他伸出胳膊，搂住艾楠的肩。夜风吹来，艾楠齐耳的发丝里有一胃闻的清香。 艾楠一晃肩膀，从陈忠明的胳膊里挣脱出来，独自一人走。陈忠明赔着小心，问：“你怎么不高兴？”艾楠回答说：“我没有不高兴。” 陈忠明试着开玩笑说：“不高兴就不高兴呗，干吗还不敢承认？” 艾楠别过头看了眼陈忠明，连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提起王丽这个名字来。 陈忠明停了片刻，回答说：“同学，大学里的同学。”艾楠冷笑了一下，问：“是女同学吧？”陈忠明看到了艾楠的冷笑，不悦道：“是女同学。”艾楠也注意到了陈忠明的不悦，更没好气了，冷着脸问：“仅仅是同学吗？” 陈忠明没吭声，不知是不想回答，还是在想怎么回答。艾楠站住了，挑衅地望着陈忠明。艾楠在这种莫名其妙的挑衅中，觉得自信又慢慢地向自己身体里靠扰。 陈忠明看了艾楠一眼，老老实实地回答：“谈过恋爱，没成。” 艾楠恢复了自己的伶牙俐齿，说：“当然没成了，要不我怎么会站在这儿？我问你，为什么没成？” 陈忠明迟疑了一下，叹了口气说：“很复杂，一句两句话说不清。” 艾楠被陈忠明的叹气搞得心里很不是个滋味，她更气了，就不讲道理地说：“不行！你说，我要听！” 陈忠明望着艾楠，说：“艾楠，这个问题以后再谈，好不好？” “不行！现在就谈，我现在就要知道！”“艾楠，你不讲道理了，这样不好。”陈忠明真气了，语气里―有了居高临下的味道。 艾楠被这种居高临下再一次伤害了。今天一个晚上，艾楠始终有一种被俯视的感觉，这令艾楠自卑，同时也令艾楠恼火。当这种居高临下再一次来自陈忠明，艾楠有点控制不住自己了。 艾楠提高了嗓门，这高嗓门在寂静的有着微风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 “这样不好？你说，这样不好哪样好？咦，我对你的以前一无所知就好了吗？我不了解你的过去，不知道你的将来就好了吗？我不知道你，不了解你，凭什么要相信你，信任你呢？我凭什么要跟你在一起呢？！” 陈忠明有些吃惊地望着月色中失控的艾楠，沉默着一言不发。那天晚上不欢而散。艾楠挥手拦了辆出租车，进了车里将门一关，对司机说了声“快走！”将陈忠明一个人扔在冷清的马路上。 在出租车上，艾楠很快就有些后悔了。她回头望了眼陈忠明孤零零的身影，心里有老大的不忍。 艾楠自己心里明白，自己的这场脾气来6何处。但艾楠没想到，自己会以这种借口这种方式将自己的不快发泄出来。 凭什么吃醋呢？艾楠心想，自己刚从黄海涛的身边走出来，有什么资格吃人家陈忠明若干年前的醋呢？我以这种借口，以这种醋罐子的形象，来发泄那样一种失落，真是太有失水准了。艾楠心里很后悔。 陈忠明写来很厚的一封信，解释那个叫王丽的女人。其实艾楠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早在出租车上就反思过自己了，自然不会在王时身上纠缠不清。因此两个人又继续如痴如醉起来。 艾楠的星期天和节假日，只要不值周，大部分时间都泡在陈忠明那间背阴的单身宿舍里。 那是两人一间的宿舍，同屋的到英国读书去了，因此实际上就成了陈忠明的单身宿舍。这间不大的屋子，被艾楠这儿盖上一块桌布，那儿挡上一块挂毯，居然把一间成年见不到阳光的小房子收拾得温馨舒适。把陈忠明幸福的，搂着艾楠，直夸自己的运气好，说自己天生就是个享老婆福的人。 陈忠明住的是单身宿舍楼，左邻右舍大部分是些形影孤单的四眼男人。艾楠在走道和水房里这些公共场合，慢慢与他们熟悉了，说说笑笑开个玩笑什么的随便起来。陈忠明似乎不喜欢这种随便，几次皱着眉头说艾楠，问艾楠跟他们有什么可玩笑的？艾楠不解，反问陈忠明有什么不可以玩笑的？他们不是你的同事吗？陈忠明回答说，正因为是同事，才没有必要那样，人与人之间要有距离感，说只有这样，才可能相安无事并相处长久。 陈忠明的为人处世令艾楠很难接受。艾楠在军人家庭长大，从小父母就教育她与小朋友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参军到了连队，在那样一种大家庭似的集体里，艾楠又接受了一种团结就是力量的教育。从小到大，艾楠好像一直是与身边的人一起长大的，她们亲密地挤在一起，靠拢在一起，相亲相爱地共同成长。艾楠一直以为社会上都是这种生存方式，现在猛一听到另一种说法，并且这种说法来自于自己的爱人，艾楠有点迷惑了。 迷惑归迷惑，艾楠还是尽量地适应陈忠明。本质上艾楠是个传统的女人，一些很传统的东西是浸在骨子里的。艾楠尽量回避陈忠明的那些同宿舍的同事，不得已见了面，也尽量地恢复到刚认识时的那种状态：含笑着点头，或者礼貌地打招呼。艾楠觉得自己的微笑和礼貌附着了一层伪装，这种伪装令她难受并且痛苦。但似乎陈忠明喜欢这层伪装，不再皱着眉头指责艾楠了。艾楠就想：这种伪装，大概就是距离感了。艾楠又想：多么折磨人的距离感啊。 第九章 2 陈忠明的距离感，使他似乎没有什么很亲近的朋友。艾楠问他为什么没有好朋友？陈忠明扶着眼镜笑了，似乎这个问题问得很幼稚。陈忠明说，真正的朋友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同爱情一样。又说，君子之交淡如水，那是一种境界，不是什么人都能达到的。好像他没有朋友，成了一种境界，而艾楠有几个像张伟健这样的好朋友，是一种平庸，反而达不到境界似的。 艾楠在这类上升到境界的话题上，总是不能同陈忠明平等地对话，好像艾楠自己本身就没有信心同陈忠明对这方面的话。艾楠只好用发牢騷的形式，表示对陈忠明这方面的不满。艾楠说：“你们这些人哪，只能过那种没病没灾没有突发**变的生活，你们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 陈忠明对艾楠的牢騷无动于衷，反而告诫艾楠：“平平淡淡才是真。” 教师节的时候，请陈忠明去讲课的一所大学给了他一张优惠卡，持卡可在指定的商场优惠巨分之二十买一件电器。陈忠明跟艾楠商量，要买一台分体式的大冷冻室的冰箱。艾楠把嘴一撇，说：“不就二三百块钱吗？至于跑那么大老远去买吗？”陈忠明似乎就反感艾楠这种大手大脚的毛病，批评地反问艾捕：“二三百块就不是钱了吗？”艾楠害怕再受到肤浅方面的指责，就乖乖地跟他去了指定的商场。 权衡了半天，最后确定下来买琴岛冰箱。开了票，交了钱，取了货，卖货的小伙子却说，已经优惠了百分之二十，因此就不免费送货了。艾楠在一旁说，花点钱让他们送回去得了，陈忠明却偏要较教师节优惠卡这个真。他用江浙普通话给那个小伙子讲道理：优惠卡写的优惠百分之二十，是优惠的价钱，商家的服务质量应该是一致的，不应该被省略掉，否则就体现不出这张优惠卡的意义，对广大教师的优惠就失去了价值，是一种贬值的优惠。 陈忠明的江浙普通话和绉绉的卩罗噪把正忙若的小伙子烦得够呛，他摆着手叫陈忠明先生，说：“您这些话去找我们头说去，您借光让一让，没看我们正忙着吗？” 陈忠明气得要命，真要去找人家的头说去。艾楠站在一旁直替他难为情，拉住他坚决不让他去，没好气地说他：“找什么找，你以为你的话好听吗？” 陈忠明正一肚子的气没处撒，见艾楠往枪口上撞，就把火往艾楠身上发。他说：“道理总该讲一讲吧，你还不让我讲理了吗？” 艾楠气得说：“光讲道理有什么用？你那道理能值二三百块钱吗？别没事找事了，你到单位找辆车拉回去不就得了吗？” 陈忠明也没好气，手一摊说：“到单位找车？我连我们单位的车门朝哪边开都搞不清，我上哪儿去找他们？” 艾楠看着那双摊开的白手，就像看到一双重症肌无力的手。一种蔑视，情不自禁就从眼睛里流出。好在陈忠明一手扶着琴岛，眼望肴别处生闷气，没有看见那双蔑视的眼睛。 艾楠楼上楼下地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部公用电话。因为没带电话号码本，司机排的电话又记不住，就打电话给张伟健，让她帮忙。 张伟健说：“你这不是舍近求远吗？让陈忠明在他们肀位找辆车拉回去不就得了吗？” 艾楠没好气地对着话筒发脾气：“你少废话，那个笨蛋能找车，我还用给你打电话！” 艾楠拖着沉重的脚步下楼梯的时候，情不自禁就想到了黄海涛。黄海涛的办事能力很强，似乎没有什么事他干不成的，要火车票？下午四点说，他能把晚上七点的票拿回来，拿不回票来也能直接把人送上火车，坐上卧铺。要车？要什么车吧，他推开窗户，冲着后面的司机排吹声口哨，马上就会有脑袋探出来，高喊：“黄参谋，有何指示？”黄海涛天生一副热心肠，单身宿舍的房门成天关不住，人来人往像个大车店。哪像陈忠明的宿舍，轻易没人来敲门，偶尔有个人敲门，不是敲错了门，就是要让给隔壁邻居传个话，换来的不是“对不起”就是“谢谢你”。 艾楠下了楼，远远地看见陈忠明老老实实地扶着纸箱子站在那儿。西装，领带，皮鞋，分头，白脸，眼镜，一副精英模样。隔着陈忠明所说的距离再肴陈忠明，艾楠竟有了一种陌生的感觉。 此刻的陈忠明，在商品世界的店堂里，空有一肚子的学问，只有老老实实地站在一边看东西的份儿。 车终于等来了，是个后开门的北京大吉普，司机是个中士，老老实实的一个山东兵。他告诉艾楠，那辆客货两用车早就派出去了，卡车又不能走二环，只能用这个大屁股车试试了。 搬冰箱的时候，中士一使劲，就把冰箱抬了起来。陈忠明开始的时候还行，走了一段路就不行了。走一段，要求放下歇歇，不长的一段路，竟歇了三四次。 一旁的艾楠，看着脚步踉跄的陈忠明，好像突然发现，他是如此的单薄。不高的个子，没有肌肉的身体，哈着个细腰，一步一步地费力。艾楠有点不相信自己，怎么竞会找了个如此单薄的男人。好不容易把冰箱搬问家，中士的军装后背竟溻出了汗。陈忠明少有的热情，又让坐，又倒水，一副拥军摸范的样子。此刻已经六点多了，三个人肚子都饿了。 一在一家叫“听雨轩”的饭店，三个人吃了顿三百多块钱的饭。出饭店门的时候，陈忠明又像汄真又像开玩笑地说了句：“真划不来，早知这样，还去优惠这百分之二十干吗。” 这句话让艾楠大倒胃口，她快走几步，追上中士，对他说：“等等，我搭你的车回去。” 回到连里，艾楠往**一倒，连擦把脸的劲都没有了。张伟健推门进来，见到艾楠随口问：“冰箱拉回去了？”艾楠在枕头上点头，张伟健自然看不见，又问：“你耳聋了？问你话哩。” 艾楠肚子里的火气可有地方发了，她大吼一声：“你眼睹瞎了？没看见我点头啊！” 张伟健“咦”了一声，问：“你怎么啦？发什么疯？晚饭吃炸药了？”想了想，想起了下午那个火叽叽的电话，就说：“还生气呀？拉回来了不就得了？车谁找还不一样。” 艾楠猛地坐起来，冲着张伟健大喊大叫：“不一样！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该他干的事，为什么偏要我来干？谁家的男人像他那样？什么也干不成！” 说着说着，艾楠突然就泪如雨下了，不知哪来的那么多的眼泪，汩汩地往外涌。 张伟健递给她条毛巾，说她：“艾楠，这么点小事，你至于这样吗？” 艾楠用毛巾捂住脸，抽着双肩，哽哽咽咽地说：“你要碰上这么个男人，你就知道有多窝囊了。” 张伟健不好再说什么了，只好看着艾楠伤心。她知道，像艾楠这种性格的女人哭成这样，那心一定是真的给伤了。对伤心的女人，最好的法子是闭上嘴不去管她，让她自己平衡自己，修复自己。 这周是艾楠行政执周，熄灯后，本该她去査铺，张伟健看她病怏怏躺着不动的样子，什么也没说，拿上手电替她查铺去了。 张伟健回来，洗漱完毕，见艾楠从头到脚盖着毛巾被一动不动，像睡着了一样。张伟健上前一把掀开她头上的毛巾被，艾楠果然没睡，正睁着两眼想心事哩。 张伟健站在床前，说艾楠：“艾副连长，你有日子没向组织交心了吧？成天一副沉痛的样子，你这不是成心给我这个模范指导员脸上抹黑吗？快起来，有什么心事说出来，组织上不能让你背着思想包揪过夜。” 张伟健连拖带拉，把艾楠拽起来，自己把椅子拖到床边坐下，摆出一副长谈的架势，望着艾楠。 艾楠长出了一口气，将两条长腿抱在胸前，下巴搁在膝盖上，两只眼睛失神地望着前方，说：“嗨！已经走到这一步了，说什么也没用了。” 张伟健的眉头皱了起来，问：“你已经走到哪一步了？有什么来不及说的？”见艾楠不吭声，又说：“艾楠，我早就跟你说你跟陈忠明要有麻烦，是不是？麻烦出来了吧，是不是？” 艾楠也不看张伟健，抱着两条腿自说自话：“其实也没有什么大的麻烦，都是我的一些感觉，一些不好的感觉。伟健，不知为什么，最近我老是想起黄海涛，老是把陈忠明同黄海涛比，比来比去，比得心里特烦。” 第九章 3 张伟健抱着两只胳膊在胸前，皱着眉头说：“这有什么新鲜的，刚开始的时候，你不也是老比吗？把人家黄海涛同陈忠明比，人家这不行，那不好的。怎么？现在又倒过来了？陈忠明又不行了？又有毛病啦？” 艾楠望了张伟健一眼，奇怪地问：“我比过吗？什么时候？”张伟健说：“哟，艾楠，你的忘性这么好呀？你忘了你说人家黄海涛没情调，连聊个天都不会？” 艾楠凝神想了一会儿，自己笑了，说：“真是的，怎么搞的，有些事忘得这么快。” 张伟健说：“忘得快不一定是没上心。这不，你不是又想起人家了吗？” 艾楠叹了一口气，说开了。 “在火车上，一听他研究员的身份，我不由自主就肃然起敬。我从小到大，身边人都是那些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以及参谋干事主任政委什么的，对这些军中头衔我习以为常，也就不以为然。一旦身边出现个工程师、教授、研究员这些个与化有关联的称呼，我就觉得神圣，觉得了不起。陈忠明也是一样，我大概是在火车上对他着迷的。看着他的儒，听着他的侃伲而谈，我简直是不由自主就爱上了他。一天不听他的声音，一天不见他的模样，就难受得要命。等自己一步一步走近他，走近他这个人而不是他研究员的身份后，我又感到一种陌生，一种失望。” 艾楠把那天晚上的“啪提”，今天下午的优惠冰箱以及一些别的事情，统统说给了张伟健听。虽然事情都不大，但艾楠的感觉却不小，这样的感觉积少成多，令艾楠吃不消了。艾楠因为有张伟健的反对在先，因此就不大好意思将这些感觉说出来。今天一股脑倒出来，令张伟健吃惊不小。 张伟健问：“艾楠，你莫不是又想撤退了吧？”艾楠说：“说真的，有的时候真想，像今天这种情况下。但怎么可能呢？已经伤了一个黄海涛，我怎么好再伤一个陈忠明呢？那我成了什么人了？别人会怎么看我？有的时候我就想，做个女人真不容易，既要顾自己的感情，又要顾别人的嘴巴。成全自己的感情吧，就很容易招来别人的议论；成全别人的嘴巴吧，又要委屈自己的感情，真是伤脑筋。” 张伟健一摆手说：“你先别照顾别人的嘴巴了，你也别委屈了自己的感情。你现在需要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你跟陈忠明的感情，到底还能不能发展下去？” 艾楠说：“要说走下去，也不是不行，就是心里有那么一点担心，有那么一点不甘心。你不知道，我跟陈忠明在一起的时候，总不能像跟黄海涛在一起时那样，全身心地放松自己。我在学识上很敬佩他，敬佩到自己有点心虚的地步，说一句话，甚至读一个字，都生怕错了，让他看不起我。但在一些生存能力上，我又看不起他，觉得他太没能耐了，不像个男人。但我的这种感觉又说不出口。一来怕伤他的自尊，二来也是觉得这种感觉过于现实，一说出口，反而显得我庸俗。唉，跟个化人谈恋爱真是累呀，不但累身子，还累心。” 张伟健笑了，故意逗她：“是吗？我还以为跟化人恋爱很幸福呢，跟读大学一样风光呢，闹了半天，也有苦恼啊。听你这样一说，我本来嫉妒你的心可是好受多了。”说完，张伟健收住笑，正色道：“艾楠，咱们能不能别光方的问题，是不是也该反思一一下你自己了？你对人家这看不惯那看不惯，今天这感觉喊天那感觉的，你就不想想看，人家在某些地方能不能习惯彳尔？你的一些行为方式人家有没有感觉？剃头挑子不能一头热，但也不能一头凉吧？你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你自己了？” 艾楠说：“话是这么说，我也的确想反思自己，但我又的确不知道我错在哪里，反思什么。” 张伟健说：“你呀，总是这么热爱自己。这样吧，你反思不了自己，你就反思一下我们这个群体吧，这样大概容易一点。” 艾楠说：“更不容易了，我连自己都反思不了，我还能反思一群人？你别逗了。看样子你是反思过了，那就说出来让我受受教育呗。” 张伟健说：“其实，咱们这种女军人群体，是一群比较尴尬的群体。说这个群体特殊吧，她们的确特殊，她们毕竟是少数，又附着在一个强大的、以男性为主体的机体上，裹着一身戎装，引人注目又招人耳目，的确特殊。但这个群体特殊就一定优秀吗？我看不见得。这些女人大部分因家庭背景而穿上军装，光凭这点，她们的优秀程度就被打上了问号。我不否认，这个群体中有很优秀的女人，但我也不得不承认，这个群体中也有许多很一般的女人，也就是说很平庸的女人。她们不会因为多了一层军装的武装，就比不穿军装的女人们优秀，有分量。其实，她们只要脱了这身军装，就跟其他女人一样了。她们同普通女人没有差别，如果硬要说有差别，我看就只有优越感这种徒有其名的虚荣了。但问题是，这个群体中的女人，一般網艮自信，一种盲目的自信。正是因为这种不真实的自信，使她们把自己凌驾于别的女人之上，更凌驾于其他男人之上。好像她们比任何一个人都有指手画脚的权力。这很可笑，但她们有时候就是这样一群可笑的人。” 艾楠有点受不了，红了脸说：“张伟健，你也过于刻薄了吧，照你这么一说，我倒成了一个盲目自信的可笑之人了。” 张伟健说：“你怎么就那么吃不住一句重话呢？更何况我说的是一种现象，如果你认为你跟这种现象像，包括你也不是不可以。我甚至还把我自己包括在内。一个优秀的女人，应该有自我批判的。” 艾楠说：“行，我可以向你学习，树立自我批判的意识。但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批判自己？就因为我不肯委屈自己的感觉，不肯放弃对情感的标准’就要自我批判吗？” 张伟健说：“你这种这山望宥那山髙的恋爱观，难道不该批判吗？” 艾楠一声冷笑，说：“我到现在都在怀疑：我站没站在山上？我的附近到底还有没有山？” 话说到这里，似乎说不下去了。张伟健站起身来，要结束这场没有结果的谈话。张伟健上床躺下，见艾楠还抱着两腿不动，就开了一句玩笑： “艾楠，你这种女人真是生错了年代，你要是早生几十年，投奔到延安去，随便闭着眼嫁个人，怎么也得嫁个第一批的少将中将呀。” 陈忠明得到一个去西欧做访问学者的机会，时间是一年。陈忠明要求出国前把婚事办了，艾楠犹豫了一下，点头同意了。但因为艾楠不符合部队规定的结婚年龄，没有办成。不知为什么，艾楠内心深处反而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那阵子把艾楠忙坏了，拉着陈忠明满北京转，选皮箱，选衣服，选皮鞋，好像陈忠明要到外国过新年去一样。 临行前的晚上，艾楠照着菜谱做了几个菜，开了一瓶王朝干红，把日光灯关上，点了两根蜡烛，气氛足得很。 摇曳的烛光下，陈忠明和艾楠频频举杯，一个话题一杯酒，一个祝愿一杯酒，很快，一瓶王朝就见了底。 烛光后面的陈忠明，镜片后面的眼睛，一刻也不放过对面的艾楠。他握着艾楠的手，说了许多心里话。 等艾楠听出一些话已经重复了许多遍后，意识到陈忠明喝多了。她挣脱了陈忠明的手，将蜡烛吹灭，打开日光灯，看见陈忠明的一张白脸，已经被王朝干红浸透了。那红，竟然延伸到了镜片后的一双眼睛里去了。 艾楠扶陈忠明躺到**，拧了条湿毛巾为他措脸。陈忠明抓住了艾楠握毛巾的手，盯着艾楠不错眼地看。艾楠让他看羞了脸，挣开他的手，拉亮床头上的台灯，起身去关了大灯。 陈忠明坐了起来，床头上的台灯将他的身影印在墙上，像一幅巨大的剪影。他拍了拍床边，示意艾楠坐过来，用江浙普通话问：“艾楠，你能等着我吗？” 艾楠抿着嘴笑，反问他：“你说呢？”陈忠明说：“我让你说。”艾楠没吭声，但在轻轻地点头。 陈忠明抓住了艾楠的一只手，固执地说：“点头不箅说话算，你给我下个保证。” 第九章 4 艾楠笑着说：“别神经了，怎么保证，我不会。”陈忠明扶了把滑到鼻梁下边的眼镜，不依不饶地一定要艾楠保证。艾楠见他醉得可笑，就探上去吻了他一下，说：“好，我保证，保证等着你。” “保证好好地，乖乖地等着我。”陈忠明说。“好，保证好好地，乖乖地等着你。”艾楠重复地应着。“保证老老实实地、本本分分地等着我。”陈忠明又说。“……，……”艾楠没有吭声，她觉得这话有点伤人。“你怎么不答应了？你答应我！”陈忠明摇着艾楠的手，催她。艾楠见陈忠明真醉了，觉得不该计较他的醉话，再说这也说明他太爱自己了。艾楠点了点头，点得很郑重。 陈忠明盯住艾楠的眼睛，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像是在探究艾楠是否在撒谎。他把艾楠拉得很近，一股很重的洒气扑进了艾楠的鼻子里。艾楠下意识地往后退，陈忠明的双手却钳子般搂住艾楠。他盯住艾楠的眼睛，突然问道：“我不在的时候，你不会再跟那个黄什么来往吧？” 艾楠怔住了。她怎么也没想到，此刻的陈忠明会说出这种话来。她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以为是自己听错了，因为陈忠明自从跟她确定关系后，从来没有提过黄海涛，连一句暗示也没有过。 陈忠明抓住艾楠的双手，死死地抓住，像怕艾楠挣脱掉似的。他皱着眉头望着艾楠，一副等待承诺的焦虑。 眼泪，从很深很深的地方渗出来，涌满了艾楠的双眸。艾楠的视觉出现了浮影，满眼是飘浮不定的影子，连近在咫尺的陈忠明也在眼中摇摆。一切都变得模糊了，变得遥远起来。 艾楠眼中的世界愈来愈縹嫩，心里的世界却愈来愈清晰。这一刻，艾楠突然有了那么强烈的自我批判意识。这意识，来得如此强烈，又如此清晰。 艾楠，你错了——艾楠在心里对自己说——你从一开始就错了，从你跟一个男人恋爱时又爱上另一个男人那一刻，你就错了。你挣脱了一个男人的情感，走进了另一个男人的情感中，这种缺少时间和过程的情感过渡，冥冥中，是不是冒犯了一种道德规范？于是，你受到了惩罚，眼前的惩罚：你那么深的伤了一个男人的心，眼前的男人就一定会来伤你的心，很深很深的伤。他用爱你的方式伤害你，比你用不爱别人的方式伤害别人，来得更锐利、更令人不能忍受，是不是？他为什么要伤害你呢？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根本就不信任你！你能从一个男人的怀里跳进他的怀里，为什么就不能从他的怀里再跳进另一个男人的怀里呢？甚至，干脆再跳回去呢？这不是不可能的。你不是跟张伟健讨论过这个问题吗？你心里隐藏的东西，为什么一经别人的嘴说出来，你就觉得受到了伤害呢？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伤害呢？到底是你伤害了别人，还是别人伤害了你？ 陈忠明还没完全醉，或者说，他的人醉了，神志并没有醉。他看见了艾楠眼里的泪，知道自己说错了，也做错了。他一下把艾楠搂进怀里，紧紧地抱住，不住地说：“艾楠，我错了，我说错了。你原谅我，你一定要原谅我。我喝得太多了，我为什么要喝这么多酒呢？我为什么就不控制自己，非喝那么多的酒呢？” 在陈忠明搂得紧紧的怀里，听着陈忠明真诚的忏悔，艾楠千忍万忍的眼泪，终于滚滚而下。 陈忠明的脸贴着艾楠的脸，触到了这伤心的清凉。他开始用嘴收集这略带咸味的清凉。慢慢地，他的呼吸开始加快，他的嘴在艾楠的嘴上脸上额头上眼睛上耳朵脖子上变得疯狂起来。 艾楠在陈忠明的疯狂中有点麻木，仅仅是麻木。她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斯也好，疯狂也好，似乎都唤起不了她了。 “啪”的一声，床头上的灯被陈忠明关掉，屋里一片漆黑。黑暗唤醒了麻木的艾楠，她一下子警觉起来。她在陈忠明的身下开始拧动，开始挣扎。担这种拧动和挣扎却刺激了疯狂的陈忠明，他平时搬冰箱都困难的身体突然变得强有力起来。他把艾楠死死地按住，一只手在艾楠的身体上游动。艾楠在他身下重复着：“别，别，你别这样。”但陈忠明用嘴将艾楠的嘴堵上，一股浓烈的酒气，灌进艾楠的胸腔，这种难闻的气味加重了艾楠的反感。艾楠更加奋力地挣脱，以致一只皮鞋掉到了地上。 皮鞋落地的声音吓了陈忠明一跳，但也仅仅是一跳。他加快了手上的动作，在艾楠的胸前摸索。 艾楠穿了一件套头的真丝上衣，那套头的衣服前边却有一排假扣子。陈忠明的手在那排假扣子上停住，从上到下，又从下到上，陈忠明的喘息中露出了急切和焦躁，他的手停在了领口上，用劲—拉，只听“吱啦”一声，艾楠的上衣领口被撕裂了。 衣服撕裂的声音使艾楠气愤异常，她奋力挣出一只手，摸到床头上的灯，“啪”的一声，屋里重新亮了起来。 脸前的陈忠明不真实地几乎失真，艾楠有一种从未见过这个人的奇怪的感觉。他的头发好乱，眼镜不知什么时候摘掉了，两只高度近视的眼睛不自觉地眯着，有一种狰狞和猥狎。离这么近的地方看陈忠明，艾楠看到了什么？只看到一种**，一种**裸的**！ 陈忠明摸到眼镜戴上，看到艾楠靠在墙上，双手掩着撕裂的上衣，惊讶，愤怒，屈辱，一起堆在她红彤彤的脸上。陈忠明简直不能与那双审视着自己的眼睛对视，他把头低下太‘，把自己的脸埋在羞断之中。 候机大厅里，广播催促坐英国航空公司飞往伦敦的乘客开始登机了。陈忠明绝望地东张西望，额头上有汗水渗出。 昨天晚上他出来送艾楠，走到大门口，艾楠坚决地不让他再送了，也不提他明天要走的亊，大步走到马路中央，扬手拦了辆出租，开门进去，头也不回地走掉了。从那时起，陈忠明的心就提了上来，一直提到现在也没放下去。 陈忠明彻底绝望了，他有一种心被撕空了的感觉，这感觉异常地痛苦。他甚至不想走了，他需要去把心给找回来。 其实，艾楠就在离陈忠明十几步远的地方望着他。艾楠把自己藏在小卖部咖啡机的后边，已经望着他好久了。 十几步之外的陈忠明，一身浅灰色的西服，蛋青色的衬衣打着暗红色的领带，脚下是一双棕色的网眼皮鞋，甚至连他脚上的袜子，艾楠也能说出颜色来。这一切，都是艾楠一手置办的，艾楠却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艾楠望着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陈忠明，怎么也无法把他同昨天那个疯狂失态的陈忠明吻合起来。艾楠喜欢这个十几步之遥的陈忠明，儒、谦逊、质彬彬。此刻，艾楠的心在隐隐作痛，她想走过去，走上前，拥抱这个陈忠明，亲吻这个陈忠明。但她不敢，生怕走近他，这个陈忠明就会消失掉。 艾楠想，这大概就是陈忠明追求的距离感了。在理论上，艾楠总是对陈忠明心服口服。此刻，面对着有距离的陈忠明，艾楠再一次地信服了。 陈忠明一步二回头的身影终于消失了。艾楠走出角落，坐到一张红色的塑料靠背椅上，她的一双细长的手交叉地支在下巴上，一副想心事的样子。 其实，艾楠什么也没想，她不让自己动脑筋想。昨天晚上，她躺在**，在黑暗中睁着眼睛，已经想得够多够久的了，她几乎把能够想到的，都很认真地想了一遍。此刻，她已用不着冉想什么了。她坐在这儿，只是等着飞机起飞。 估计飞机该起飞了，艾楠站起身来，匆匆走出候机大厅的感应玻璃门。她站在正午的阳光下，身上温暖而舒适。 今天的天气真好，天空干净清爽得连丝云彩也没有。艾楠用手遮住额头，仰起头来，望着晴空万里的天空。一架银色的飞机，正向天上努力地飞翔，巨大的轰鸣声掩盖了艾楠身边的嘈杂。艾楠心想：这是那架飞机吗？又想：这样多好，又干净，又清爽。 无法温柔 国和洁结婚五年了，国总是老气横秋地说，嗨！老夫老妻了。那话的意思像洁是一件老皮袄，披在身上只是个习惯。洁心里就十分地不受用，又说不出别的什么。洁注意到别人家的男人也愿这么说，这好像是已婚男人们的一句口头禅。女人们大可不必往心里去。 第九章 5 总的来说，洁和国算是一对恩爱夫妻。在据说是凑合着过占大部分的中国夫妻中，洁和国应该说是幸运的。他俩从相识相恋到结婚生子，几乎是一路绿灯，没有什么跌宭起伏死去活来一说。按国的话说是，由个体经济向集体经济的平稳过渡。国的朋友说国是擒敌高手，上得阵来就占据有利地形把握局势稳操胜券。洁的朋友说洁生就的一双青光眼，什么条件也没有乖乖地就跟人家入了洞房。 晚上，洁头枕着国厚实有力的膀子很矫情地叹了口气，说，哎呀！咱俩是不是太顺了点？一点都不罗曼蒂克。国只笑笑箅是回答，国认为这是所有回答中最好的一种。洁果真就喜欢国这个样子，洁觉得这是深沉，洁喜欢深沉的男人。 国是政治部的干部干事，洁是门诊部的儿科大夫。国和洁他俩在这个部队大院深受瞩目并颇有人缘。夏天，吃过晚饭，这种瞩目和人缘达到了**。散步的路上，人们纷纷堆起笑脸争先恐后地同他俩打招呼嘘寒问暖探饥问饱。如果他们手上再抱着他们的宝贝儿子晶晶，那么儿子晶晶在这一路上几乎要被夸赞的唾沫淹死。 国是不会陶醉其间的。国的浓眉大眼一下子就把这种环绕在他们两口子四周的热闹和喧哗看得一清二楚。国掂得出这里头的真情和假意，但国却对洁只字不提。这种隐瞒没有别的什么不好的东两，国只是想保住自己的自尊。因为国心里明白，这里的真情大都是冲着妻子洁的。洁是个细心、耐心又热心的儿科大夫，并且医术不错。这年头大家都纷纷把一颗颗红心交给了孩子，对孩子上心得不得了，因而对儿科大夫也就格外地殷勤格外地上心。洁受到的瞩目是真的人缘也是真的。国受到的瞩目是真的，但人缘的真假就很难说了。当然，这里没有国人格上的问题，问题出在国的位置上。国是干部干事，并且管调配。国干的这摊子事，很难让他辨别笑脸上的真假。 大院的人公认国和洁婚姻的美满，都说，看人家小日子过的！国和洁也一直这样认为，并且一直认为到他们的儿子晶晶出世。 生晶晶时洁已经二十八周岁了。洁本来不打算生孩子的，做儿科大夫的洁知道小孩子的麻烦和多事。但国却不行。国在三十岁生日那天喝了好多的酒，直喝得舌头在空荡荡的口腔里打晃。国执了洁的纤纤玉手说了许许多多动感情的话，国的眼睛在某一时刻甚至不失时机地泛起红来。洁感动了，心软了，义无反顾地挺起了大肚子。洁的肚子真争气，一下子给国生了个八斤二两的大胖儿子，喜得稳重惯了的国破例挥起拳头蹦了好几个高。 儿子的名字拖了好久好久。国和洁对字典里的汉字一概失去了亲切和信任，他们认为那里边的方块字统统配不上他们的宝贝儿子。他们也不着急，生怕一失足成千古恨，只是宝宝、贝贝、心肝之类地乱叫。直到有一天国一个叫苏州的哥们嫌老没个固定叫法麻烦，就自作主张地叫起了八二，说按生下的斤数叫好记好叫又合祖宗的章法。眼看着八二的叫法如雨后春笋般繁衍开来，洁顶不住了，慌慌张张起了个晶字。国先无论如何不同意，说这晶字俗气，臭大街，洁最后抹开了眼泪并质问国，说，爱情的结晶你都嫌俗，世界上还有什么不俗的？国在洁的爱情和眼泪下举起了双手。 儿子就叫起了晶晶。 洁的产假即将告罄时，保姆还没有影子。洁急得满嘴都是水泡，一个劲催国，快呀！快呀！！快呀！！！并不讲道理地说国，你个干部干事连个保姆也找不来，干什么吃的！国何尝不急呢？可保姆不比调配干部，只讲个德才也就够了，有时甚至不讲。保姆就难了，又要她老实实在又要她勤快能干，要她能吃苦何不贪吃，还要她知根知底没病没灾，有化但不要太高，聪明但不要伶俐，模样儿周正但不能漂亮，等等等等，容易吗？！ 国翻着通信录把能提保姆事情的亲戚朋友鬼子扫荡一般过了一遍，最后倒是最没抱希望的二姨回信说得最有希望。二姨说，二姨夫的二姨婆家侄孙女愿出来看孩子。那丫头虚岁十七，上过一年初中，人老实勤快，结结实实的没啥毛病。国急三火四地回了封信，让那侄孙女快来！速来！国把感叹号们写得如轰炸机投下的炸弹一般。 洁掰着手指二姨，二姨夫，二姨夫的二姨，二姨夫的二姨的婆家，婆家的侄孙女，乱七八糟地推箅了半天，甚至动用了纸和笔，纸上写着这些个跟二姨有瓜葛的人物，还画上了许多的箭头，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张特务联络图。就这样折腾了半天也没能把关系理顺。国抱着儿子在一旁替她累脑子，说她，你累不累？费这事！洁顶认真地说，哎，不箅清楚到时候怎么个叫法？国一想也对，拐了再多的弯毕竟还是亲戚，是亲戚就乱不得辈分。但国也从曲里拐弯中走不出来，就泄了口气说，算了，来了再说吧。 人是国接回来的。听到楼下汽车的动静洁就抱了儿子早早打开门候着。听见国的说笑声从楼梯口传上来，洁也兴奋起来。洁的兴奋内容很丰富，除了一般家庭主妇们初次请人帮佣那种兴奋外，洁还有种说不大出口的兴奋。这种兴奋很贵族化，有点子居高临下的味道。女主人，洁为了这个念头把被手上的儿子压得有点塌的身子挺了挺。 那丫头站在洁跟前时洁被大大地吓了一跳。洁脑子里十六岁的概念是个不谙世事的小丫头，洁记忆中自己十六岁时扎着两根歪歪辫什么窍也不开的傻样子。可这个十六岁的丫头简直可以用“窈窕淑女”这个很女性化的词了。她脸上的白皙和干净跟洁脑子里的农村丫头怎么也接不上茬。洁一直以为农村的太阳老大也很歹毒，把农村里的人都晒得眉眼不分黑糊糊一片。洁不知为什么心里“咯噔”了一下，感觉挺那个的。 洁毕竟是个知识女性，知识和修养不会让洁有什么闪失。洁一边拍着儿子胖嘟嘟的屁股一边很和蔼地笑问，来了？来，快进屋吧。像老早就认识似的，既不过分冷淡也不十分热情，很符合女主人的身份。 那丫头局促地立在那儿不知如何是好，一只肩膀高一只肩膀低站没个站相，看起来教养不够的样子。她不吱声只是很害羞地笑，脸上抹了层胭脂般让人怪心疼的，她歪过脑袋看身旁的国，像国是她的主心骨似的。国笑着教她，叫大嫂啊。 洁盯着国看了一眼，国忙说，搞清楚了，她应该叫我们大哥大嫂的。 洁咯咯笑起来，说，什么呀，大嫂真难听，听起来恶狠狠的，我看还是叫阿姨吧，叫阿姨亲，对吧？洁的笑脸对着那丫头，那丫头慌忙头，嘴一动，别象叫了声“阿姨”。 晚上躺下后，国问洁，你怎么让人家叫你阿姨？洁答非所问地，她怎么叫秋梅？莫名其妙；秋天哪来的梅花？这些农村人就会瞎起名。 国不太高兴地说洁，什么农村人农村人的，你爸不也是从农村出来的？ 洁吃惊地从枕头上探起头来，逼视着国的眼睛，哟！怎么啦，刚来你就这么向着她！ 国大吃一惊，想不到洁马上就把事情复杂化了。国想说她两句，但见她瞪着两眼像是有意找茬，怕声音大了让外屋的秋梅听见不好，就息事宁人拍着洁的肩膀，说，好啦好啦，叫什么不行？人家农村不讲究，怎么顺口怎么来呗。 国和洁住的是一室一厅的房子，两个人的时候觉得还可以，一下子加了两个人，就有点吃不住劲了。秋梅丫头还好说，在厅里一角支了张床，一天到晚闲着张嘴不大吭声，没觉得占多大地方，倒是那不会说不会走的儿子嚣张得这房子盛不下他了一般。到处都是儿子的东西，**沙发上桌子上椅子上柜子上头顶上脚底下，走哪碍哪的事，连空气里都弥漫着小崽子的味道，臊烘供的。洁的好朋友蒋虹来他家说，你看看！你闻闻！这哪像个医生的家嘛！国吸着鼻子说，我一闻这味就醉。 洁第一天上班一上午就往回窜了三趟。国的办公室在五楼，洁穿白大褂像个小松鼠似的哧溜回去哧溜回来的样子全在他眼皮子底下。中午吃饭时国说洁，你注意点影响，一上午光看你跑步了。洁笑着说，哎呀不行，真难受！看见人家的孩子就想起咱们的儿子，心里痒痒的不行，腿不听使唤，由不得自己就往凹跑。国说，一次两次行，长了人家该有反映了。洁白了他一眼，说他，你成天就知道影响啦，反映啦，为别人活的一样，没劲！国说，你有劲，你就跑吧，看跑到最后谁吃亏。 第九章 6 洁的奶好得不得了，把儿子灌得小肥猪似的，那奶水还涨得自己往外淌。洁的的确良军装胸前经常是江南水田一般，干的时候也时常像大寨梯田似的结着一层层奶渍。国看不下去，问洁，你就这样七班？洁回答，是啊，不这样上班哪样上班？国说，你换件衣服嘛！洁低下头看了看湿乎乎的胸前一点难为情也没有，反而挺自豪的，笑着说哎呀，换了也没用，一会儿照样湿！国叹了口气，说，嗨！你就不能讲究点？洁瞟了眼秋梅马上盯着国看并说他，嗬！我还没老彻底呢，就嫌我了？要不是给你生儿子我怎么会这样？国击中要害一般，马上闭嘴无话可说了。 一次洁急三火四地下班冲进家，国正陪着一个客人在屋里坐着说活，秋梅抱着啼声不断的晶晶满屋子哄。洁一把夺过晶品，一屁股坐到床边，解开怀就给儿子喂奶，儿子大口大口吮着的样子的确是饿坏了。这时洁才顾得上屋子里的客人，冲人家点点头笑笑，算是打过了招呼。客人是个毛头小伙子，哪儿见过这阵势，脸早臊得跟猴屁股一般。他一脸红把国也闹了个大红脸。国一个劲地冲洁使眼色，洁坐在那儿敞着怀揽着儿子摇晃着身子一点反应也没有。小伙子匆匆抬起身子告辞，国送出门去折回来气呼呼地立在洁面前。你怎么一点不注意？ 注意什么？洁仰着脸问他，一脸的无辜。在人家面前就这个样子，像什么话？！ 洁听明白了丈夫的话，脸一红，抬高了声音说，废话！我倒是想注意来着，这么屁大个地方让我上哪注意去？你不能上厅里去喂吗？ 厅里？厅里有穿堂风吹着我儿子你负责？见国卡了壳，洁越发不饶他了，哪来这么多臭毛病穷讲究？讲究谁不会？你个小干事有本事让我讲究吗？！ 洁不讲理归不讲理，可句句又都在理上。国在洁的道理上一句整话也没有，只好摸出烟来抽。正要点上，洁冷不防大喝一声，滚一边抽去！别呛着我儿子！ 国得了个儿子好像又失去了点什么，想想又想不大起来，心里老觉得是件事，沉甸甸的不是个滋味。晚卜亲热时把这感觉跟洁说了，洁挺生气地扭过身子把背冲给他，说，你呀，你是让好日子烧的！老婆能于，儿子白白胖胖，小保姆又漂亮，不是烧的是什么？ 国听了这话觉得也挺别扭的，但哪别扭又说不大上。国就在心里嘀咕，这好日子也不太好受嘛！ 儿子快一岁的时候，一天晚上十点多突然没命地哭闹起来。先是哼哼叽叽地小声哭，后来是啊啊啊地大哭，到最后是扯起嗓子拼命地哇哇大吼。小脸憋得通红，大眼泪一里一里往下掉，把国和洁心疼得不行。 洁喂他奶不吃，喂他水不喝，抱起他来不干，放下他更不干。洁摸了他额头不觉得热，试了试表体温也不卨。洁没了章法，一会儿摸摸他手，一会儿拽拽他脚，一副茫然无措的样子。国在一旁急得说洁，你个儿科医生连这也看不了？洁撇着哭腔说，哎呀，我脑子里光有症状没有诊断啦！国看实在指望不上她，就果断地抱起儿子要上门诊部。洁先跟着跑了几步，一想不对，拖住国哭叽叽地说，今晚柴医生值班，他是眼科的，还不如我呢！国就说，别啰嗦啦！快上总医院吧！ 跑到车队找车，坐上车一路疾驰。司机见儿科大夫的孩子要往总医院送，意识到情况一定不妙，就撒了野地开，半个小时不到，就跑到了总医院。 到了总医院，儿子一声不吭东瞧瞧西望望好人儿一般。急诊室的大夫望着活蹦乱跳的儿子训他俩，这么好的孩子看什么看？！国和洁对望着，浑身是嘴有口难辩。还是洁开口说，这孩子刚才还哭得不正常，是不是肠梗阻？ 肠梗阻？总医院的儿科急诊大夫是个二十啷当岁的小年轻，脸嫩得一看就不像个正儿八经的大夫。可他的脾气却像极了大夫们，张口就训洁，你知道什么叫肠梗阻？ 洁一听这话很生气，反问他，我怎么不知道肠梗阻？！我上海二医大的本科生看了八年儿科，我不比你知道什么是肠梗阻？ 那小子撩起眼来上下打量着洁，像要看洁身卜的二医大标志似的。 洁说，看什么看？我上大学时你还在读小学呢！ 他突然笑了起来，说，噢，原来还是学姐呀！ 洁问，你是二医大的？ 他说，是啊，我在总院实习哩。 洁说，对嘛，我一看你就像！ 他问，像二医大的？ 洁说，鬼哟！像个实习的轮转生！ 那小子嘿嘿地笑了起来。 国看他俩一问一答有说有笑像是在开校友会，就很生气。他把儿子换到另一只胳膊上，打断他们，哎哎，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轮转生看了国一眼，让国把孩子放到诊断**，掀开孩子的小衣服用手按了按，扭头对洁说，学姐，你儿子好像有点消化不良，你看这肚子胀的。 洁忙伸了手去按，果真那小肚子鼓鼓的如一面小鼓。吃什么了？轮转生问。 是啊，吃什么了？洁也问，不知是问国还是问自己。洁想了半天，一拍脑门子哎呀了一声，说，我知道了知道了，今天头一次给他加牛奶，他不适应不吸收。 这跟牛奶有什么关系？国好不容易逮了个插嘴的机会，很没好气。 有关系！有关系！太有关系了！儿子一直吃我的奶，猛一加牛奶是消化不好。 洁第二天中午一下班就大声宣布，让国把烟戒了。国问为什么？洁说戒了烟给儿子买进口奶粉。洁告诉国说，门诊部的谢医生说她女儿吃国产牛奶也犯这个毛病，一换进口奶立马什么毛病也没了。进门奶粉成分跟母奶很接近，小孩子容易接受。 国说，人家那么多小孩也没吃进口奶不也长得好好的？洁乜斜着国说，人家那么多小孩你几个小孩？你也有那么多呵？你不就一个儿子吗？一个儿子还不精心点养，你配做爸爸吗？！国说，一个孩子也不能太过分了！洁说，你少废话！你到底戒不戒？ 国说，买进口奶粉跟我戒烟有什么关系？我的烟一般都是人家送的，我很少买烟。 洁一想也对，从烟上抠钱可能意义不大。洁想了想，很认真地对国说，哎，我说，人家再给你送烟，你别要了，跟人家商量商量，要进口奶粉，反正价钱差不多。 国哭笑不得，说洁的脑子有病，有小儿麻痹。又说自己自从有了儿子就退居二线了。说洁的眼睛在他脸上呆的时间还没有在儿子屁股.上呆得长。 洁笑得弯了腰，说，这就对了，别人谁家不是这样？ 国的肚子在上午工间休息时就饿了。打康乐棋时国的肚子不争气地“咕咕”叫了起来。国的处长停下手里的长杆，盯住国问，是你的肚子叫？国不好意思地笑笑，红了脸说，早晨起晚了，没来得及吃早饭。处长伸出腕子看了一眼西铁城，大度地说，没什么事你就先回去吧。国是没什么事，本来就打算早溜一会儿，让处长这么一大度，反而却了早溜的念头。国熬哇熬，一直熬到了前腔贴后腔，才随着下班的人流饿猫般地往回窜。 国推开家门，见洁正抱着儿子晶晶啃，儿子乐得在她怀里打成了一团。国抽了抽鼻子，没闻到丁点油腥味，探头进厨房一看，冷锅冷灶的没有任何声色。国的肚子又开始“枯枯”叫了，此刻的叫声除了饥饿还掺杂了别的成分。国的脸色就不太像样了。没做饭？国问。 洁把脸从儿子的腮帮子上抬起来，不经意地应了句，还没有。 都什么时候了，还不做？国提高了音量。 洁的笑脸退了颜色，说道，咦，怎么―我做饭？ 你先到家的嘛！ 我刚进家门气还没喘勻呢！ 国顿了下，没好气地，那就快做吧！ 洁把孩子递给秋梅，凑到国跟前，盯住国的脸看，像不认识似的。国白了她一眼，问，看什么看！不认识了？ 洁奚落他，哟，我以为你授少将了呢，口气这么大！授不授少将也是你男人，你做老婆的不做饭还有理了？嗬！洁讥讽道，看不出来你还挺传统的呢，主张男主外女主内，啊？可你一个月挣那俩破钱能主得了外？ 洁的门诊部对外开放，洁拿回来的钱名目繁多且数量不菲；而国的工资发放日期固定数量也相对固定，那薄薄的几张纸让人一目了然提不起情绪。国在钱上总有低洁一头的窝囊感，平时又说不大出口，今天让洁这么一嚣张，把国一腔的怨气都捅了上来。国从沙发上站起来就往外走，边走边说，挣几个臭钱就不知自己姓什么了！ 第九章 7 洁一把拽住国，大声说，我是挣了几个臭钱，我是不知自己姓什么了？怎么啦？！ 国甩洁的手，但用不开，就立住脚说，看看！看看！看你这副泼样，你就不能温柔点？ 洁一声冷笑，说，你个小营职，也配让老婆温柔？国伤了尊严，猛一甩手，挣脱了洁的手，站在门口说，你嫌我营职小，好啊，那就离婚！ 洁一脚把门踹死，恶声恶气地说，离就离，这年头谁还怕离婚！ 第一次说“离婚”时，两人都被吓了一跳，后来长了，离婚二字像大米饭一样很平常地从国和洁的嘴里进进出出了。 洁说“离婚”时，情绪是非常丰富的。激动的时候说，平静的时候也说；生气的时候说，高兴的时候也说。洁把“离婚”两个字说得变幻莫测，有时凄楚悲愤，有时委婉含蓄，有时声嘶力竭，有时欢天喜地。这全要看洁当时的心情。洁把“离婚”当做了向鬼子头上砍去的大刀，时不时拿出来比画挥舞两下。开始的时候国还在意，时间长了，国听洁说“离婚”两个字就像听儿子叫“爸爸”―样顺耳习惯了。 儿子吃着荷兰进口的奶粉突飞猛进地长。眉眼愈长愈开，神态愈长愈像他爹国。国在兴高采烈的同时也忧心忡忡。那听天蓝色的上面有一头“哞哞”叫的荷兰奶牛的奶粉眼睁挣地呼呼往下掉，一个月两筒三筒，一个人的工资儿乎全被这小兔崽子这么“咕咚咕咚”地喝进肚子里去了。那“咕咚咕咚”的声音响得国心惊肉跳。国说洁，你适当给他加点饭，这样喝法非把咱们喝穷不可。 洁可不管这一套，洁听着那“咕咚咕咚”的声音心情格外地舒畅，甚至还有点子幸灾乐祸。洁自从被剥夺了财政大权，花起钱来像花公款似的，手指缝大得金砖都掉得下去。 刚结婚时，洁管了一阵子账。国发现洁管账家里的伙食像一年里的春夏秋冬四季一样分明。月初，餐桌上阔气得赶得上旧社会的地主老财，两门子嘴角油晃晃的能照出对方的影子来。月中旬降为富农，吃完饭打个饱嗝是没有问题的。下半月再降为中农，省吃俭用勤俭持家。月底几乎要沦为贫雇农了，碗里的清汤能当镜子照。国见洁把日子过成这样还不思节省，长明灯、长流水地不断，搞得水表电表煤气表像挺进中原的大部队，大踏步地前进。 国批评洁，洁根本就不服气，从钱包里抠出几个钢镚子朝饭桌上一摔，理直气壮地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这个家你来当！ 国接手了家政，上来就公布了许多减少财政开支的新举措。他首先跑到银行办了个绿皮小本子，告诉洁这叫存折，存点钱以防不测。接着，又从小处着手，制定了许多个不许、不准、注意、要什么的，都是像随手关灯，拧紧水龙头之类的细微之举。国甚至还顺手牵羊从公用水房里摘了一个塑料牌子，那牌子上写着“节约光荣，浪费可耻！”几个大字，把家里整得像个练兵的营房。 国对洁也做了限制，每个月给洁二十元零花钱。洁一听就大叫起来，说，你把我的钱包搞得像个不出远门的农村老大娘，你叫我怎么做人？洁坚决不干，国没办法，只好给洁长到五十元，还附加了条件，碰上洁特喜欢的东西再另行追加。 国搞了个账目开支一览表，国开始要张贴在门后，说要学习连队伙食账目公开。洁一把扯了下来，说她丢不起这个人，还说贴上这玩意，家里就像葛朗台的公寓。秋梅丫头听不懂，问，阿姨，谁是葛朗台？洁一努嘴，哝！就是他，指国。 新生活刚过了一天，国和洁就同时发现了一个大纰漏：没有买菜的预算。这如何了得！这样一个月下来，一家人的口腔还不得让溃疡疼死？国东挖西抠从各项开支里抠出了七十元钱，做买菜的菜薪。洁自告奋勇，说，把买菜的任务交给我吧，我下班路上顺路就买了。 洁就当起了给养员。洁买菜也犯当家理财同样的毛病：月初买好菜精菜，月中买大路菜，月底有时连菜叶都买不来。国教她，你要好菜一般的菜搭配起来买。洁一点都不虚心，梗着脖子说，我钱包里有钱不买好菜就有一种犯罪感！国一生气就把采购权收了凹去，洁舰好，我正懒得同小商小贩们打交道哩！ 国跑了一个星期的采购，从东门下班绕到西门买菜，跑来跑去极不方便，再说一个少校军官下班就往菜市场冲有损子弟兵的形象。国就跟洁商量，咱俩把七十元菜钱分了，一人一半，谁下班早谁买菜，行不？洁说行！伸手要了那一半，美滋滋地放进了钱包。 下了班，两口子发现对方都空着手，就都抱歉地说，哎呀，我以为你买菜了哩！下次又都空着手，双方又都有理由，而且理由都很充分绝对站得住脚。有一段时间，餐桌上色彩单调，光见白色不见绿色。直到一天秋梅涨红了脸对洁说，阿姨，我好几天没拉屎了，我难受！ 国没了章程，很女性化地叹了口气，把剩下的人民币如数交给洁，有气无力地说，都在这了，你看着花吧！ 第十章 1 儿子越长越快，睡觉成了个大问题。 国和洁睡的床是部队营房配制的木板床，三个人睡在上边挤是没什么说的了。儿子小的时候还凑合着好说，随着儿子让荷兰奶牛催得一天价疯长，两门子挤得只能紧密地团结在一个被窝里。大冬天里儿子拉了尿了，洁爬起来清理整顿，就株连着国跟着挨冻受寒。一次国不高兴地嘟囔了几句，洁正让好梦被打断的火烘着，一生气，抬腿就是一脚，“咚”一声，睡在床边边七的国掉到了地上。 买床成了当务之急，这点两口子达成了一致的共识。问题出在买大床还是买小**。 洁主张买大床。洁说，要买就买个宽宽大大舒舒服服的好床。三口人睡在上边松松快快，自自在在。洁还有个外国理论在后边撑腰：据外国权威研究，人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度过的，咱要对得起那三分之二。 国却要买张儿子睡的小床。国考虑的是小床便宜，开支只是洁说的那种大床的儿分之几。国也有个理论跟在后边，只不过国的理论是国产的：量体裁衣，有多大能力就办多大事！ 洁气得说国，我就见不得你这个小农意识小家子气！长痛不如短痛，那个破床早晚―新的，晚换不如早换！ 国说，我就奇怪你这种意识形态是从哪来的，没有那么好的经济基础哪来这么阔气的意识形态？ 洁说，你少跟我咬嚼字！你那个党政自学考试的破大专还跟我本科生练？我郑重告诉你：买大床！国说，我也严正告诉你：买小床！买大床！买小床！大床！…… 两口子吵了半天白吵，倒不是各不相让，问题是大床小床都有纰漏。大床的纰漏是哪来那么多钱？小床的纰漏是哪来那么大的地儿？ 钱和地儿联手打败了两口子睡安生觉的好梦。一天，家里来了个不速之客，救了两口子睡好觉的朴素的愿望。具体说来，是救了洁睡宽大舒适的大床的好梦。 不速之客是星期天下午五点多到的。国看了半天不认识，洁看了半天也没认出来。来客有点伤心，眼泪汪汪地叫着洁在二医大时的外号：美痣子，真不认识我了？ 洁的两目中间有颗红痣，那痣不偏不正长得有点像印度新娘额头上点的朱砂，因此有了个东洋味很浓的美称。 噢……洁一拍脑门想起来了，张开两只油乎乎的脏手扑了上去，大叫，江思雨！是你呀！你不是出国了吗？你怎么蹦到这儿了？洁一米六九的大个子盖在小巧玲球的江思雨身上，把江思雨压得踉踉跄跄东倒西歪的。国在一旁看不下去，就把洁拖开，说，洗洗你的手去，別把人家的衣服搞脏了。 洁这才站稳脚跟仔细打量起江思雨来，见江思雨穿的的确与众不同。一套浅咖啡色套裙，穿在有着象牙般肤色的身上，气度果真不凡。 洁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居家衣服，破烂说不上，寒穆是跑不了的。洁就有点不自在，继而心里就不是滋味地翻腾开来。 洁和江思雨天南海北神聊了一通，不知不觉地天擦了黑。国进来开了灯，笑着说，你们真能聊，不饿吗？吃饭吧。 饭桌上，江思雨看着桌上红红绿绿很有色彩的饭菜，看看洁的丈夫国，又看看白白胖胖的儿子晶，不由得发出一声叹息，说，洁，你老这么走运，真羡慕你！ 洁望了眼她价钱可观的时装，嘴上言不由衷地问了句：是吗？汀.急忙说，是的，真是的。生怕洁不信的样子。 江思雨吃完饭又坐了会，要告辞时，从那个很精致的坤包里取出一个白信封。信封是北京很有名的一家美国人开的五星级饭店的内部信封，光看那名字，就把国和洁镇了一家伙。 江思雨说，洁，你忘了吗？那年我妈妈在长海医院住院，手术时钱不够，你给了我二百块钱。 洁眯起眼睛想那二百块钱的壮举，依稀记得有这么件事，不好意思地笑笑，说，看你，都过这么多年了，还记它干吗！ 日光灯下，江的眼睛泛起潮来，很动感情地说，洁，我怎么能忘呢？这次回国，我是专门来还大家这份清的。 洁彻底想起来了，那次是系团总支发起的募捐，洁捐得最多，洁把自己准备买小录音机的钱倾倒一空。 汇思雨把白信封往洁跟前推了推，声情并茂地说，洁，这不能算还钱，这情我是还不起了，算我一点心意吧！ 洁吓得赶紧往后缩身子，话也不会说了，摇着手一个劲地在“别”字上打磕巴。还是国遇事不慌冷静机智，把那气派的美国饭店推了回去，诚恳地说，大家同学朋友一场，这点事千万别挂在心上。洁在一旁紧跟，就是！就是！ 洁，江思雨声音很大地叫了一声，定定地望着洁和国两口子，一行清澈的泪水挂在象牙般白皙的面颊上，哽咽地说，你们就让我尽了这份情吧！ 美国的五星级饭店静静地躺在洁和国家被烟头热水烫得斑斑驳驳的茶几上，让洁和国不知如何是好。 乖乖，美元哩！国的声音打着明显的颤，有点像阿里巴巴在叫四十大盗的门。 一百一张的美元，一共二十张。国把绿色钞票举在日光灯下，要看看里头是否也藏着名堂。国按国家外汇牌价和黑市对换价分别换算了一下，上帝！哪一种都够国和洁振奋的了。 床！大床！洁的思路直扑舒适安乐要占人生三分之二的大**。好，买！买大床！国突然变得体贴入微，满口答应，像压根就没有大床小床的争执似的。 两千美元像长了翅膀，在国和洁住的院子里飞呀飞呀，给他俩找了不少的麻烦。且不说打听细节贺喜发财的，单是那一张张不认识的厚脸挤上门来要兑换美元，就够洁和国伤脑筋的了。 美元在国和洁手里让国和洁感到心里沉甸甸的不踏实，总觉得绿美钞没有自家的四个老人家厚道实在亲切和蔼，琢磨过来球磨过去，终于抛出了绿美钞，请回了老人家们。 国把一万元人民币放进牛皮纸公袋里，又把牛皮纸公袋放进黑色手提包里，再把黑色手提包紧紧夹在渗有汗湿的胳肢窝里，心里敲着咚咚的战鼓出发了。 国趴在工商银行储蓄所的柜台上，绞了半天的脑汁，定期还是活期比他拿不定主意了。定期利率高存定期当然合算，但万一家里有个三长两短等钱用可昨办？存活期吧，洁那种有钱不花的犯罪感是一大威胁，他真怕洁三天两头来找工商行的麻烦。思量了半天，国心一横，填了张一万元定期三年的单子。 国回到家拍着洁的肩膀，豪迈地说，咱们也成万元户了！洁嗅怪地推了他一下，撒了一把娇，死样！万元户也是我的功劳！嗳，国不同意：军功章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嘛。洁啐道，呸！我学雷锋募捐时，你还不知在哪个犄角旮旯里哩。国赶紧让步，对！对！对！全是夫人的功劳。嗨，不管谁的功劳，咱们也是万元户了！ 洁虽然不太满意万元户这个称呼，觉得它乡里乡气的.但也顾不上这么些了，心想乡气就乡气吧，关键是今后过日子的底气足了。 买宽宽大大舒舒服服安安乐乐的那种大床是变不了的了，但五千多块钱买什么样的大床也用不了呀。再买什么？给儿子买个高级点的学步车吧？好，买！再买点什么？ 给你买套时装吧，像江思雨那样的，国讨好说。洁咬着下唇沉思了半天，咽了口唾沫，说，算了，我上班穿白大褂，下班做饭抱孩子，哪有机会穿？省省吧。 那……国试探道，给我买个飞利浦电动剃须刀吧？像苏州那种的。 洁白了眼国下巴上那稀稀落落的几根不规则的胡子，一口否定，你不是有刮胡刀吗？那是国产的，不好用！ 就你那几根破胡子也配用进口的？洁独断专行得像那个该死的那拉氏。 国气得不行，但又奈何不了她。国懂得这年头枪杆子里边出不了政权了，但钱能。 庞大的购买计划还没等到星期天出去实施，星期六晚上国的小舅子洁的弟弟就风尘仆仆地登门了。 洁的弟弟是学美术的，大学毕业分到一所中学教髙中美术。他在讲台上统共没用完十根粉笔，就没了耐心。他说，对着讲台下那些杂七杂八的眼睛一点美术的感觉都没有了。毅然决然地辞掉了公职，自己花钱印了一沓名片，自个管自个叫起了画家，就做起了自由自在浪迹天涯的凡高。 第十章 2 画家这玩意儿是很费钱的。他没有丁点儿收入，但却有狮子大开口的勇气。他仲出粗壮的胳膊，像现如今在公路边上收这个费那个费的一样，跟有着花白头发的父母要钱。画布钱，画架钱，油彩钱，笔钱，纸钱，这些跟化很接近的玩意唬得老爹老娘一傍一榜的。他们慷慨解囊，企望他能画出点名堂成个人物。过了一段时间，老父亲在他楼上的卧室兼画室里发现些乱七八糟的女人**画。那狴光屁股的女人让他画得支离破碎。面对老爹的破口大骂，他还振振有词地嘴硬，说，你懂什么，这叫抽象派！老父亲抖着苍白的下巴，伸出一只青筋毕露的手，吼道，滚，你给我滚！你还当画家呢，原来是个流氓！ 流饭画家滚出去加盟了一个公司。那公司除了不敢倒人口几乎什么都敢倒，小半年的工夫，那公司就被关停并转了。流氓画家又起了个照单枪匹马自己干。先干跟化沾边的营生，卖挂历。挂历卖不动，又干跟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活计，倒服装。干了一阵嫌辛苦又不干了。有个圈里的哥们给他指点了下迷津，他一拍大腿，干！ 但他没钱，没本钱。 正急得他死去活来的时候，姐姐家飞来笔横财的消息灌进了他耳朵里，这不，昼夜兼程，赶来了。 国和洁为了大难。不给吧，亲兄弟，血管里的血都一模一样；给吧，明明白白的肉包子打狗。洁还可以在脸上做点章，阴沉一下半下的，国可没这个权力，挤出笑脸来应付他。 国猛往家里提啤酒，希望能把小舅子灌醉，让他忘了钱这档子事。可谁知流氓画家越喝对钱的概念越清晰，喝到最后，对五千块已不放在眼里，要把银行那一万块钱的谱一起打上。他打着五星啤酒的响嗝，口气大得不得了：要干就干他妈个大的！要发就发他妈个狠的！ 国和洁为了保住那一万定期，只有采取丢卒保车的战略战术了。于是，他们的大床，儿子的学步车，等等等等的计划好了的一切，被这个流氓席卷一空！ 国和洁生了几天的闷气，还是国先挣扎着想开了。他开导洁，箅了，权当买了份平安保险，破财免灾吧！洁一肚子的火发不出来，淮让那流氓是自己一奶同胞的亲弟弟呢？洁也只有咧嘴苦笑着同意了国的见解。 没几天，洁有钱不花的犯罪感就冒头了，她要取出那一万中的一半，继续完成采购大业。国坚决不同意。国告诉洁，定期是没法子动的，银行的规定跟法院的法律差不多，可不是一马二虎的。 没过一天洁就打听清楚了，说国，你真能瞎说！谁说定期就一定取不出来？只要有单位证明，照样可以当活期取。并说，她已经跟她们主任说好了，证明门诊部给出。 国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一点都不含糊，他一拍桌子瞪起眼睛喝迫，那一万块钱说什么也不能动，留着急用！洁的嫩手也跟着击在硬桌子上，龇着牙说，嗬！还反了你了，钱是我的，我说了箅！你的？国反问，又说，连你都是我的，何况钱了！洁气得除了孩子不摔见什么摔什么。但无奈国铁了心了，像英雄李玉和誓死不交密电码一样，誓死不交那一万块定期存折。 洁一点辙没有，三口人还要紧密地团结在一张**。儿子学步还要采纳老祖宗的老法子，拦腰扯一块毛巾，在后边拉着，把儿子整得像一头受尽虐待的小毛驴，沉重地满跚着。 加急电报是晚上十一点多送到的。国和洁已经睡下，听见砸门声，国气得不轻，打着哈欠揉着睡眼开了门。 灾难也是这么不声不响地就来了。国的在油田上开五十铃大卡车的大哥出车祸了！让国速回！ 国的额头上登时就长出了一层细细密密的水珠子，拿电报的手像个不经事的娘们似的抖了起来。见他这个样子，洁的心也疼了起来。国看了眼墙上的石英钟，说，快，快去赶零点五十八分那趟车！抓了几件换洗衣服，像龙卷风似的跑了。 洁晚七做了一夜的噩梦，大伯哥血糊淋拉地拽肴她的手不放，嘴里叽里咕噜地说着什么，洁印得醒过来，心脏响得像在擂金山战鼓。 第二天一上班洁就把这个梦学给眼科的柴医生听。柴医生懂点易经之类的东西，平时神道得可以。柴医生翻着白眼珠子想了会儿，盯住洁意味深长地说，看样子这次你要破破财了。 洁本来担心的是自己的命，生怕大伯哥拉上自己去阴曹地府就伴儿，一听命没问题了，就松了一口大气，对破财根本没往心里去。心想，他撞车有公家管要我破什么财！ 晚上国打回电活。电话那头的国声音嘶哑，像呼吸道方面出了问题。 洁问，大哥怎么样了？国说，没事。 洁一听松了口气，说，那太好了！我看大哥就是个命大福大的人。 国在那头有气无力地说，好什么呀，他没事，人家可有亊！人家？洁听迷糊了。 国说，大哥开车撞死了个乡下老太太。洁吓了一跳，忙问，没事吧？不会判刑坐牢吧？国说，看样子不会。老太太家提出私了，开口要两万。两万？洁倒吸了口冷气。国在那头忙说，好说歹说降了点，一万五。洁想了想，一万五买条人命还算便宜的，就叹了口气说，那就自认倒霉吧，反正公家出。 国在那头叹了口气，说，什么呀，他那大开的是私车，公家不管。 啊！洁又抽了口冷气，要自己拿？他们哪来那么多钱？ 是啊！国在那头赶紧接过话头，大哥大嫂吃死工资，杀了他们也拿不出一万五！他们东借西凑好容易搞到五千，还有一万没影呢。 国在电话那头叹了口大大的粗气，就不再吭声了，好像被愁了个半死一样，只有长途电话里的“吱吱”的线路声。洁忙喂喂呼唤丈夫，丈夫就是不出声，好不容易出声了，又是一口粗壮的叹息。丈夫今天晚上像个苦难深重的可怜的妇人，除了叹息出不了别的声。 洁替丈夫想不出好办法，只有问，你什么时候回来？回来？丈夫像是有气，凑不上那一万块，那家就不放大哥出来。大哥不出来，我怎么回去？ 看情形，大哥被撞死的老太太家人拘留住了，而丈夫则被撞死人的大哥的老婆拘留住了。 啊！这次这口冷气抽得洁心口窝疼。洁没了章程，忙问，那怎么办呀？ 是啊，你说怎么办？平时那么有主意的国这时竟娘们似的向洁讨主意了。 哎呀！我有什么办法嘛！洁脑子乱得成了一盆糨糊。洁，电话那头的国突然温柔了一下，吞吞吐吐地说，洁，你看，你看，是不是先把那一万块取出来？ 洁的脑子“轰”的一声，眼前有许多金豆子在跳舞。洁想起了昨天那个血淋淋的梦，想起了柴医生那神道道的易经，更想起了被大哥的老婆拘留住的丈夫。洁心一横，牙一咬，说，好吧，我明天就去取钱！ 那一万块钱连锅端的时候，洁被银行里的小姐白眼珠子瞪得直冒虚汗。小姐没好气地说，存折还没焐热呢，又要取！玩哩？！ 国回来人黑瘦了一圈，洁心疼得不行。国放下东西就抢过洁的手，紧紧地攥住，热烈地摇着。国一个劲地说，洁，我没看错你！我没看错你！用的全是调配干事的口气。 洁好不容易挣脱了他那双温暖的手，没给他好脸，气呼呼地说，你大哥怎么那么神？怎么知道咱有那一万块钱？怎么就单单往那一万块钱上轧呢？ 国一声吭不出来，只好装出副憨厚朴实的笑模样儿，让洁虎吃刺猬，无从下口。 他们又过起了过去的老日子。这日子过得虽然轻车熟路，但已失去了往日的平和安详。有那一万块钱垫底的时候，两口子时常在媳灯后的黑暗里憧憬一下未来美好的生活，虽然黑灯瞎火的，但许许多多的好东西满屋子飞舞。这下好了，熄了灯省了两口子好多的口舌，节约了许多振奋人心的激动。好处是一夜无话能很快人睡。 那阵子家里的气氛像江南三月的梅雨天，阴得屋子里到处都泛着潮气。国小心翼翼地总想晒一下太阳，驱驱霉气，但人造太**本不过关！ 机会终于来了。 国的一个昔日战友，腰缠了不知多少杀回了北京。他打来电话，口气大得像中东石油巨头。电话那头他口气轻飘飘地说，咱们随便聚聚，意思意思，地点嘛，他拖了长音，像检阅北京的各大饭店酒店，然后很不经意地说，就北京饭店吧！好像北京饭店也委屈了他似的。 第十章 3 洁下班回来国告诉她北京饭店的饭局，洁瞪岡了眼睛不相信，以为又是人造太阳的鬼把戏。国一脸正经地重复了一遍，洁有点信了，问，怎么啦，天上掉焰饼了？ 国说，你还记得邹天成吗？见洁眨巴着眼睛想不起来的样子，就提醒她，你忘了？就那个吃包子往馅里倒醋的伙计。洁张开嘴噢了一声，疑惑地问，就他？那个虎背熊腰的蠢家伙？见国点头，洁自言自语道，怎么会呢？就他那个穷样还在北京饭店请客？国叹息了一声，今非昔比啦，人家现在是海南什么公司的总经理。总经理？洁惊呼，真的大大吃起惊来。 国跟这个叫邹天成的山西人在新兵连就是一个班，分到老连队又在一个班，他俩是一白一黑的两种人，简直不能同9而语，但最终他俩赶上了直接提干的末班车，一起穿起了干部服。 国走的是为连队没完没了出黑板报的阳春白雪的体面的道儿。国写了一手漂亮的好字，能画几笔江河湖海花鸟鱼虫的简单的图画，还能胡诌几首战斗气息很浓的新格律词。连队的板报在团里出了名，国也随着粉笔末一起走了红。 那山西人走的是另一条路。这伙计没啥化，入伍登记表上填的是初中，其实这个胃牌货连封家信也划拉不出来，当兵几年都是国替他在信七孝敬他爹他娘还有他的那个叫四凤的对象。山西人没啥化但心气儿一点不比国的低，他自然不能在黑板上出风头，他却有他的蔫主意。这个办法虽然臭了点，但臭到最后终于苦尽甜来、臭尽香来。他和国的提干命令是一块儿下的，国当了四年兵出了闪年漂漂亮亮的黑板报，他当了四年兵自觉自愿地打扫了四年厕所，并且是风雨无阻。国是作为化标兵当做人才破格提的干，他是作为学雷锋标兵老黄牛式的人物破的格。起点不同，途径不同，但最终的目标却是一致的。 洁咯咯笑着，说，去！我正想看看这个暴发户的新嘴脸！几年不见，山西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块头还是那么大，但肚子却扎扎实实地起来了。洁听说这种肚子不是一般人能起成这样的，得有一定的实力。也就是说，要把啤酒当饭喝，因为这叫啤酒肚。他把腰带扎得很低，啤酒肚在昂贵的腰带上显出一种气派来。大热的天他西装革履一丝不苟地一身名牌行头，好在北京饭店冷气足，否则这么个大块头，又捂着这么身名牌，中暑是小意思啦！ 他伸出一双黑手，握住国的手，微微地摇着，又腾出一只手拍了拍国的膀子，整个一个上级首长对下级的昵举。他把黑手又伸向洁，得体地轻轻掂了一下。洁在心里叹道，就剩下这只朴实无华的黑手啦！ 山西人很随意地征询国和洁的意见，吃点什么？洁听了刺耳，觉得整个一个他带了穷亲戚来饭店开洋荤来了。国摆了摆手说，随便，随便，随便吃点。山西人浅笑了一下，把一个紫红锦缎食谱推到国面前，说，你来点。国忙说，你点你点。山西人一摆手，哎了一声，说，今天主随客便，你就别客气啦！这句主随客便让洁更生气了，她伸出手来说，给我，我点！国看了眼他又看了眼她，把食谱推过去。 洁几乎是怀着满腔的怒火点的这桌菜。她点菜的方式与众不同，人家是看着菜谱点，点菜；她是看着价钱点，点钱。洁的眼睛扫荡着后边一排的价钱一口气点了**个菜，她解气地抬起头来盯住山西人看，以为那伙计脸上会呈现出黄疸病人的症状。可惜没有。山两人脸色照样红润，含笑着看着洁，似在鼓励，这又把洁气了一下。洁一狠心，点了个上千元的大龙虾，想了想，又狠下心点了个上百一个的鲍鱼，按人头点的，一共点了五只，那天保姆秋梅和儿子晶晶也去了，小一千又进去了。 这顿饭慢慢悠悠吃了将近三个小时，创了国和洁家吃饭的新纪录。身边的服务小姐把每道菜用铜勺铜叉分到每个人面前的小碟里，吃一道撤一道换一套餐具，吃得十分繁琐费事。 洁一边吃着山珍海味，一边听着山西人那露出山两口音马脚的高谈阔论，一边冋想着当年眼前这个家伙因为乡下的老婆四凤偷着超生被部队发现警告降职处理转业时的潦倒落魄的熊样子。当时他在洁家呼噜呼噜喝面条汤的时候，让人如何能想到他能发到如此地步？洁不禁又感叹起人生来：人生遇事，谁知是祸是福？祸里有福，福里藏祸，老庄就也这样认为。 洁仔细打量了丈夫国和山丙人邹天成，一黑一白的清清楚楚。丈夫国有一张天庭饱满地颏方圆的白净的脸，按祖宗说法这是个大福大贵的天相，但丈夫国三十好几了，也没看出什么大福大贵的苗头。看这个山西人，上窄下宽的瓦刀脸，嘴大唇厚，黑糊糊的天生一副刨土坷垃的命，可人家却不！何止不，简直是就不！洁心里就嘀咕，这世道怎么啦？越是人模人样的越活得没个人样；越那些人模狗样的，越过得像人。这是什么事！ 山两人最后一扬手说，小姐，买单啦。小姐说了个数，国和洁的目光迅速撞击了一下，接着两个人的心思就走两岔上去了。 国受到了刺激，不快活起来。国不快活是因为粉笔不如挖粪的铁锹，价值的天平错位了。 洁受到鼓舞，快乐起来。这顿山珍海味和加冰块的洋酒的价钱几乎跟江思雨送来又分别被流氓弟弟掠走被五十铃卡车轧掉的数目相仿。洁心里安慰自己：堤内损失堤外补吧，那钱权当今晚七享受了。于是，就有了挥霍一次的痛快。洁同时想起了一苜很流行的港歌，《漾洒走一回》。那煽动性和教唆性都极棒的曲子在洁的大脑里流过，洁藏在华丽的金黄色的丝绒台布下的脚丫子快乐地摇晃起来。 哎，你说，换你你能不生气吗？ 酒精把国那张周正的充满阳刚之气的脸染成了一块红布。国的筷子在一盘油炸花生米一盘凉拍黄瓜一盘蛋清肠上寡淡无味地走着，像害了肝炎病。国把北京饭店的饭局讲给哥们苏州听，苏州脸上的颜色比国的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同仇敌忾地响应：不能！国受到鼓舞，乘胜追击，继续揭山西老杆的短。 想当年，国帮山西人写家信时，国坐在班里惟一的一张椅子上，山西人不是趴在一边，就是坐在小马扎上抻着粗脖子仰视着国，嘴里哼哼叽叽地口述着。开头是雷打不动的老一套：爹、娘，二老可好？然后就具体化了：地里的麦子收了没？今年庄稼涝了没？旱了没？圈里的猪胖了没？三叔家的娃病好了没？对象四凤她爹又来要财礼了没？两三张纸下来都是些杂七杂八的庄稼活，没一句能冲出他们那个小村子的。现在可好，出口是贷款、股票、提成回扣。去过一趟俄罗斯，说起莫斯科那轻描淡写的口气，像他从小是在那长大的似的！ 国一仰脖干了一杯酒，说，操！你就是再借我个脑子我也想不到他能发成这个样子！ 洁腰里扎着围裙端着一盘冒着热气的木犀肉声音很大地踏在桌子上，没好气地阻止国，行了，行了，你打住吧！都说吃了人家的嘴短，你怎么吃了人家的嘴照样不短？太没良心了吧！ 洁也反感山西人，而且一点不比国差，但洁又看不得国这副狐狸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样子。洁认为男人不该这样，起码自己的男人不该这样。 国瞪起眼睛，喝道，爷们家的事，娘们少插嘴！一副地地道道中国男人的嘴脸。洁发现红颜色已经深入到国的浓眉大眼里去了，就把涌到嘴边的话咽了下去。 你说，国又接着说，现如今，咱们国家的精华都在哪里？衡量精华的标准是什么？是那些下海在海里扑腾挣大钱的人？还是我们这些老老实实为国家守本分的人？我就不懂了，连邹天成那样的盲都能在商海罜扑腾，不但淹不死，竟然还扑腾得挺是回事，你说，中国的商界是不是都是一群白痴？ 苏州哈哈地笑，国却不笑，愈发地沉痛。苏州，说真的，这简直是一次命中率极高的定向爆破，把我这里炸了个大窟窿，而且小的余震不断，枬塌现象严重，我这里成了一片废墟了。国用手捣着自己的心窝。 苏州脸上的笑意隐退，越发显出脸上红得专一。他的筷子在油炸花生米上蹒跚，像心里也被引爆，波及到手上，炸得手脚不稳。 第十章 4 苏州像个智者，沉思的模样让洁疑惑他一脑门子都是哲学。沉思的结果令苏州说的话深刻得像在剽窃教科书，他说，我们赶上了—个时代的转型期，这是我们的幸运同时也是我们的不幸。这个时期大浪淘沙，这个时期造就人才也毁灭人才。我们这些平凡的人在这个时期将束手无策，一切都在冥冥之中，人的主观意志反而不那么重要了。 国听得不耐烦，用筷子打断他，说，你少来这套玄学在这假深沉，我只问你一句，你真的那么信天由命，一点也不为将来担忧吗？ 担忧什么？ 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甶？接下来的社会是个商品社会，我们这些吃皇粮靠死工资吃饭的人，将来会过什么日子？在未来社会里会处在什么地位上？难道你不想也不担忧吗？ 天不知是什么时候黑下来的，屋里没开灯，越发显得沉闷，苏州摇晃着站起来开了电灯，屋子一下子亮堂起来。洁看见两个严肃的红脸汉子郁闷的脸。 国在一个曙光初照的清晨，推醒身边熟睡的洁，以极其庄严的口吻对她宣告：洁，咱们再不能这样活下去了，束手无策就等于坐以待毙，我们该有所行动有所作为了。 洁揉着迷迷糊糊的睡眼，好半天不知丈夫是在撒癔症还是别的什么。丈夫神情的庄严和措词的严谨，让她觉着莫名其妙。 国用右部肘关节支撑着身子，将轮廓分明的脸探到洁的面前，两个鼻翼发出的热气直扑洁的脸上。洁吓了一跳，忙伸手摸他的额头，没觉得烫手，才放心地抽回手来。 洁，我要下海了！真的！国说这话时，脸呈现出坚毅，是那种一往无前的坚毅。 洁这才注意到国眼睛里的血丝，明白这种坚毅是一晚上没睡好的胜利果实。洁张开嘴打了个哈欠，显出一种漫不经心。你要转业？ 为什么要转业？我在部队的事业正如日东升，前景看好。再说这身军装我还没穿过癥，转业干吗？那你怎么下海？ 以我的智力和精力，我想我会革命和生产两不误的。噢，我明白了，洁拖着长腔刻薄着，你是想既当婊子又立牌坊。说完，洁先被自己的胡说八道搞笑了。 国没笑，他盯着洁的笑眼愣了会神，伸出手来拍了拍洁的头，说，你还别说，你这个比喻还是挺恰当的。军人的职、业还是很神圣的，箅是立牌坊，业余时间经商挣钱花，箅是当婊子。当然喽，牌坊要光明正大地立，婊子要偷偷摸摸地当。 国终于下海了，在商品大潮的汹涌波涛中畅游起来。国并不孤笮，国有志同道合并肩作战的战友。跟国一起搏击风浪的自然是国的哥们苏州。 这两个自称是高智商的男人每天晚上把头拱到一起讨论生财之道。钢铁、煤炭、石油、化肥这些个很有来头的紧俏物资从他俩的红嘴白牙里轻轻松松地进进出出，把洁在一旁都搞糊涂了，觉得夫妻了一场认识了这么久，怎么就不知道这两个家伙有这么大的来头？听那口气，像国家物资部部长是他俩谁的舅舅似的。 半个月下去，国和苏州已经能很地道地说一些商业场上的行话了。语言关过了，就差手提一只带密码的老板箱了。 一天苏州兴冲冲跑来说，他中学的一个同学来电话让他帮忙搞十辆天津夏利，要那种新型的带后屁股的。苏州掰着他那粗手指头箅了一笔账：一辆赚两千，十辆就是两万，哈哈！想想吧，两万是个啥成色？！ 当天晚上两人一碰头，嗬！战果辉煌！别说天津的夏利了，就是日本的皇冠、尼桑，德国的奔驰、奥迪，美国的凯迪拉克，真是应有尽有，要多少有多少！ 国感叹道，咱还在这偷偷摸摸地当婊子哩，下到海里一看，嗨！满海里游的都是亲戚朋友熟人。奇怪的是他们人人手里都有货，汽车、汽油、钢材、木材、煤炭、化肥，你要什么吧，要什么全国人民手里有什么，真过瘾！ 折腾了半个月，苏州同学的表哥也来了，国找的朋友的老乡也见面接上头了，在国和苏州看来这事已经箅成了，剩下的就是那两万块钱什么时候能拿到手了。 可半个月过去了，也不知哪根线哪儿没弄对没接好，最终两个人不仅没拿到那两万块钱，就连那些日本的皇冠、尼桑，德国的奔驰、奥迪和美国的凯迪拉克的车屁股都没摸着！到嘴的烤鸭不知从哪儿飞了。 第二笔生意是倒饲料。国和苏州总结了只闻鸭子香不知鸭子味的经验教训，一致认为要避开热点，向人们的注意力还没有集中的市场瞄准拓展，于是就选中了饲料行业。用苏州的话说：人咱竞争不过，跟畜生们竞争应该不成问题吧？ 又是一阵忙活，国就像着了魔似的，不说人话，满嘴的猪鸭鸡鱼。晚上躺在**，洁老闻着国身上有股子怪味道。国想跟她亲热，洁拉紧被子不干，去去去！没情绪！ 忙活过来忙活过去，国和苏州没给畜生们弄成一顿饭。苏州还忘不了耍贫，说，畜生们啊，惭愧呀惭愧！ 这天，国的处长的老婆带女儿去看病，跟洁聊天，聊着聊着漏了风。她问洁，听说你那口子在做买卖，发财了吧？洁说，什么呀，他家祖坟上压根就没冒那股烟！处长老婆不相信的样子，嘴上没说什么，那张胖脸上可是什么都说了。 洁吃午饭时随口学给国听，国一听大吃一惊，把一口馒头卡在嗓子眼里，一迭声地问：她还说什么了？她还说什么了？洁说没什么了，国不信，非让洁好好想想。诘说真没说什么了，就说了这么多！国又问，处长老婆当时是什么表情，是笑着说的还是不笑着说的？是认真地说还是开玩笑地说？洁一看他那样子就火了，骂他，你看你这副奴才相！你连你处长卖百货的老婆都怕成这样，你还像个男人吗？！ 国现在对像不像个男人不感兴趣，国现在的心思全被洁带回来的他的顶头上司知道他下海的消息给搅乱了。咦？我们处长是怎么知道的？糟了，糟了！洁放下碗筷早走开了，国还傍怔在饭桌边，像中了邪似的。 晚上国对苏州说，咱们先缓缓再干吧，我们处长不知怎么知道了。苏州说，知道就知道，怕什么？咱们既没误事也没耽误工作，也就是用了用公家的信纸信封和电话，比那些多吃多占的家伙强多了。再说，咱们这是帮助国家搞流通，是支援四化建设，你们处长不但不应该反对反而应该支持才对！苏州又说，事是你挑起来的，打退堂鼓的也是你，真是成事萧何败事也萧何。这样吧，你先隐蔽一下，我接着干。国赶忙点脑袋，连声说，也行！也行！ 洁在一旁白着眼珠子看着自己的男人急剧点头的窝囊相，扫兴得不行。心想，这样的男人，你还能指望他去撑着天？嘁！ 那些日子洁疯了似的看英国电视连续剧《简爱》。英国连续剧那种像木刻似的慢吞吞的画面和大段大段冗长华藻的台词让国受不了。更让国受不了的是洁看那个桑菲尔德庄园的男主人罗切斯特先生时的眼祌。国看着坐在沙发上神情专注的洁，再看看电视里穿着拖地长裙戴着花边丝帽的简爱小姐，一种非常不好的感觉开始在五脏六腑里弥漫。如果他对妻子洁此刻的面部表情还有什么疑惑的话，那么再看看电视屏幕上的简爱小姐，一切就都一目了然了。洁的眼神和表情跟简爱小姐的简直是一个模子塑出来的。人家剧情要求那个不太漂亮的英国女演员爱罗切斯特先生，那么，扫己的妻子洁呢？ 国故意打击洁的情绪，运用的武器正是夏洛蒂“勃朗特的名著《简爱》。国说洁，你成天沉醉在中世纪的浪漫爱情里，这表明你心态不正常。你才三十出头，不该这么早就有更年期的症状啊？ 洁这些日子的确徜徉在英国庄园里，但对丈夫的明嘲暗讽还是能够觉察出来的，洁用英国式的但冗长的句子反驳丈夫。 是吗？亲爱的，谢谢您的明察秋毫。这说明您有良好的化和修养，虽然这化大部分来自“革”时期不健全的教育体制和您边工作边学习的党政函授考试，但并不应该影响您明白这样一个事实……洁故意停顿，卖了一道关子。什么？国果然上钩，问。 洁慢吞吞地一字一顿：对当代男人的失望，对真正男人的渴望！ 第十章 5 国的脸当下就气红了，不顾了明和体面，用非常民族化的语言骂洁，我看你他妈是彻头彻尾的神经病！公然宣称对男人的渴望，我看这跟妓女婊子们没什么两样。 洁被他辱骂的大胆弄呆了，缓过一口气，鄙夷地说，你这种人……真没化，真无耻！ 哈哈！国怪笑着，气哼哼地说，再没化再无耻也是你男人，你就受着吧！说着，一脚踢开家门，非常国产化地负气而去，门在他身后咣的一声震响。 洁的心最近被简爱小姐弄得异常脆弱，她经常把自己设身安置在美丽的桑菲尔德庄园，把自己的灵魂糅进简小姐的拖地长裙中。自己丈夫粗鲁的言语和举动和简爱小姐的罗切斯特先生简直不能相比！洁气愤地在心里想，自己哪点不如简小姐？自己的丈夫又哪点比得上简小姐的丈夫罗切斯特先生？这样想着想着，就把眼泪哗哗地想了下来。 洁流着眼泪痛苦不堪，但她怎么也想不明白：中国的男人这都怎么了？蔫不唧的，猥琐得不成样子！他们大事注意影响，小事不在意。他们注意办公室里的一切，处长的一个眼神同事的一个喷嚏统统都是大事。在办公室里，他们缩着个脖子袖着个手，自己把自己扮成店小二的模样，而这种小模样竟然能换来“尊重领导、团结同志，谦虚谨慎”的好印象！下班回到家里，满眼皆是小事，这时候他们放松自己，放纵自己，全不顾家中的老婆孩子也在眼睁睁地看着他！ 洁流了一会子泪，自己把自己可怜心疼了一顿，然后又自己擦去泪水，叹了口气。洁觉得自己当前的心境跟英国连续剧中弥漫的那种淡淡的情绪很吻合。 洁在家里自己心疼自己的时候，国正在苏州家里路着二郎腿吞云吐雾。国吐出一口烟，像吐出一口闷气，接着便开始发表对女人的不满。 他妈的，现在这女人个个像仙人掌，开不了多长时间的花，身上的刺却长年不断！ 苏州住的是筒子楼，就一间屋。此刻老婆正坐在梳妆台前往脸上抹面膜。苏州自然不好公然站在朋友面前讨伐女人，但又不好不表示点什么，就尽量把点头的动作搞得大一些，重一点，以示对朋友的声援。 国马上有了一种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心理，更有恃无恐，全不把坐在镜子前冷眼望着他俩的那个正在臭美的女人放在眼里。 你说，这些女人在进化过程中是不是出现了程序上的错误？我们男人是弃恶扬善，她们女人正相反，是弃善扬恶。过去女人的二从四德被她们糟踏得一样不剩，你现在就别指望她们能给你举案齐眉了，现在的女人啊，跟温柔无关喽！ 国大概很为自己的口才得意，一得意就忘记了分寸，他竟又对苏州说，现在的女人呀，除了继承古代女人生孩子这一功能外，其他全他妈的没了！ 苏州听了这话，吓得脸都变了。他一个劲地冲国挤眼睛，暗示他闭嘴。国猛地想起来，苏州的这个舞蹈演员老婆怕生孩子影响体形，坚决不要孩子。国知道祸又从口出了，但已是没有办法的事了。 苏州的老婆从梳妆台前转过身子，她一脸奶白色的面膜，两只黑洞洞的大眼睛，冷冷地逼视着他俩。她叫着苏州的名字，骂着两个男人。 苏州！你想孩子想疯了直接对我说，犯不着请个外人来家里对我指手画脚！你们这些男人有什么本事嫌女人这样嫌女人那样？你们除了能往老婆肚子里装孩子还能装什么？装粗茶淡饭！你们也有脸怀念古代？人家古代的男人养得起三妻四妾，让女人们吃着燕窝喝着参汤，穿着绫罗戴着金银，养着猫狗，赏着花草，你们行吗？有这本事吗？幸亏老婆挣工资，要不你们还养孩子？养儿子去吧！ 晚上国主动向洁讨好赔不是，洁在他的死皮赖脸下终于放开了笑颜。洁问，怎么回事？这次觉悟这么高？国就把在苏州家挨骂的事从头到尾学了一遍。又寻思说，怪事，我以前老以为苏州老婆只会在台子上蹬胳膊端腿呢，想不到还满脑子的歪歪理，怪不得把苏州收拾得跟孙子似的。又搂着洁说，我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我老婆虽然偶尔在脑袋里发发脑神经，对我基本上还是好的。不误我吃不误我穿，也不误我的子孙后代，比起苏州那个中看不中用的老婆不知强到哪去了！ 国那晚上睡得很好也很踏实。国在早晨刷牙吐着满嘴白泡沫的时候，悟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同情别人就能解脱自己。国越想越觉得有道理，高兴得什么似的，觉着自己的大脑跟哲学家们的很接近，就向洁弦耀。洁听了很不以为然，说他，你这观点一点也不新鲜，基本上属于剽窃。你听过像“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和“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的格言警句了吧？说的就是你这种想着别人的痛苦就觉得特解脱特幸福特过瘾的自私的感觉。 国丧气地说，娶个有化的老婆真他妈的麻烦，想树立个成就感都困难。哎，我说，你就不能假装地佩服我一次？噢，非把我揭个体无完肤你才过瘾解气？你这不也是一种把幸福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的自私吗？ 洁下班推开家门脸色十分地难看，黄拉巴叽的脸再加上枯涩没有光泽的头发，形象十分可观。 国上前小心地问她，怎么啦，谁惹你了？洁一屁股坐到沙发上，用手支着额头挡住脸，肩膀十分依人地一抖一抖的。国知道麻烦大了，站起身扯条毛巾递过去，等她平静。 洁的儿科本来有两个人，那个医生到儿童医院进修去了，剩下洁一人看着全大院的独生子女们感冒发烧上吐下泻，忙得天翻地覆脚丫子经常在天上。洁的工作量在门诊部是有目共睹的，用洁的话说，门诊部的事我总是收尾知道，因为洁压根就没有聊天的时间。今天门诊部的主任找到洁，让她把儿童免疫那摊子事再接过去。主任轻描淡写地说，儿童免疫就是打打预防针吃吃糖丸，每星期五一个上午，你就兼起来吧。 国一听也火了，口气很硬地问洁，好像洁就是那个秃顶主任：说得轻巧，兼起来？那本来是一个人干的活，又要打针又要吃药还要对新生儿进行家汸，他想把你累死啊？！又问洁，那郭老太太呢？不是她管这一摊吗？ 人家说了，她心脏不好，小孩子一吵她就心烦心慌，头晕眼花容易出岔子！哼，原来她觉得这摊子事轻闲，抢着去干，这才干了—年，又干烦了。 不像话！门诊部又不是她家开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明天我找你们主任去！ 洁望着国赤胆忠心的样子，感动得要死，恨不能扑到他怀里去鼓励他一下，但又觉得这样太突兀，怕吓着国，同时洁觉得这不太符合中国朴素的国情。 第二天国一进家门，洁的目光就很热烈地追上去，咬住他的嘴巴不放。国被这两道光灼得很不自然，眼睛左躲右闪，像干了什么对不起洁的坏事。实在躲不过去才硬着头皮说，唉！这事有点麻烦，不那么简单。 洁的目光暗下来，问，有什么麻烦？怎么不简单？国告诉洁，他上午打听了一下，门诊部的秃头主任想竞争卫生处长的位置，而郭老太太的老头子又是管后勤的副部长，这里的问题就既复杂又简单了。儿童免疫这摊子事除了她郭老太太熟就是你熟了，她不愿干了自然而然就要你来干了。这么说，我是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喽？恐怕是要这样了。你找我们主任了？ 没找，找了也是白找。再说找了还会有副作用，他会告诉郭老 太太，郭老太太又会告诉他老头子，副部长会对我有看法的。 噢……闹了半天，你是怕副部长对你有看法就甘愿让老婆吃苦受累，你就不管你老婆的死活了？ 哎呀，我有什么办法！这里头很复杂，你们门诊部里头藏龙卧虎，搞不清谁背后有什么人，弄不好就会踩上地雷。别看郭老太太的老头只是副部长，但他资格老，连部长都要让他三分，别说我个小干事了！ 难怪你老是踮着脚走路，原来是怕踩着地雷！洁乜视着国，冷笑一声说，嫁你这样的男人真让老婆提不起神来。嫁个当官的没人敢欺没人敢动；嫁个工人阶级贫下中农，老婆在外头受了气男人还会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去为她拼命；嫁你这样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半吊子，男人那点血性全被你们用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上去了，窝囊不窝囊？！ 第十章 6 那没办法！国反驳，像你们这样高不成低不就的女人只能嫁我们这些半吊子。嫁工人农民你们是万万不肯的，嫁个领导干部年龄又不般配，不嫁我们你们只有呆在闺房里等着人老珠黄！ 呸！箅我没经验，没社会阅历，被你们这些小白脸搞花了眼，那时要是想开点，去做个填房，大房子住着，小车子坐着，连妈也当现成的，还能受这份气！ 国嘿嘿嘿地笑起来，说，女人无脑来，真是没边没沿。星期五上午，国试着往门诊部儿童免疫室拨了个电活，接电话的是个老女人的声音，国捂住话筒听那边喂喂喂地喊，听出是郭老太太的声音，就放下电话又重拨到儿科。国问洁，你怎么没去那边？ 洁像在回答秃头主任，说出的话斩钉截铁，不去！说不去就不去！―能把我怎么样？ 国在这边像替秃头主任做工作，说，主任没找你？洁说，找了，我说不去，要是非让我去我就生病请病假，他也没辙了。 国很不安，说，这不好吧？郭老太太能放过你？洁一听就火了，话筒里传出的声音火冒三丈，她是谁呀？我还怕她不成？！ 国说，她倒不可怕，可怕的是她老头子。洁在电话那边郑重其事地叫着国的全称，轻视他，你真没劲！真让我打心里瞧不起你！说完就把电话扣了。 国拿着嘟嘟响着忙音的话筒气得手有点哆嗦，心里骂着洁，这个混账女人，真他妈的难伺候！又要男人往上奋斗爬到髙位置上去，又不给男人奋斗的过程，让人真他妈的累！ 洁打电话给好朋友蒋虹，问，结婚五周年纪念日应该箅什么婚？老姑娘蒋虹在电话那头大惊小怪，哇！你都在水深火热之中熬了五年了？洁咯咯地笑着，说，你别狐狸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老姑娘在电话那头高瞻远瞩地说，嗨，中国有几颗甜葡萄？ 洁告诉蒋虹，她准备结婚纪念日那天好好热闹一下，冲冲喜。蒋虹问，你那么幸福还冲什么喜，是不是你们家有第三者插足了？洁说，那倒不是。那是什么？蒋虹问。洁想了想，觉得跟一个没结婚的老姑娘说不清楚，就说，嗨！说了你也不懂。蒋虹在那边大呼小叫，嗬！你们两口子之间那点破事有什么难懂的？洁说，一句半句说不清，这样吧，你明天调个休，陪我上西单选个礼物，咱们见面谈。 第二天九点多，洁和蒋虹坐在西单购物中心四层咖啡厅里，很舒服地把自己放在髙靠背软椅上，耳边是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曲。洁环顾四周，看着穿着粉色时装戴着白色小帽的服务小姐们踩在松软的地毯上身轻盈似燕，叹了口气说，有钱真好，又能买舒服又能买情调。 蒋虹是个既会享福又有情调的漂亮女人，44生活的看法很简单也很明确：享受。她有一个观点：女人最大的享受就是独立。她公然宣称：敝才男人不感兴趣。 蒋虹用白色的一次性勺子啜了口咖啡，盯住洁的眼睛问，说吧，怎么啦，过得不顺心？ 洁的勺子慢慢搅着咖啡，一股淡淡的咖啡香钻进她的鼻翼里，她用力抽了下鼻子，很陶醉的样子。然后轻轻叹了口气，抬起头来说，好像又没什么了。 哈！蒋虹夸张地笑了起来，说，你真行！让我调了班，大老远地跑来陪你喝咖啡，享受情调？ 洁说，真的，不知为什么，没见你时觉得有一肚子话要说，见到你又不知该说什么，觉得什么都不重要了，全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连我自己都不好意思说了，太琐碎了。 蒋虹松了口气，把身子往后一靠，很舒服地调节自己，说，既然是这样，你还是别说，我讨厌鸡毛蒜皮。 洁说，还是应该说存什么，要不太对不起这杯咖啡了。我跟你说点对男人的感受吧。 噢，蒋虹坐直了身子笑了起来，问，你不会是要给我上男性生理课吧？ 洁一听脸红了，骂道，你真不要脸，听这话你倒像是已婚妇女。蒋虹拍着手笑了起来，看你脸红真过瘾！亏你还是搞医的。洁说，我摘的是儿科，不像你搞外科在手术台上什么都看。蒋虹说，在我看来，手术台上的男人跟在福尔马林池子里泡的男人没什么两样！ 恶心！恶心！洁连忙打断，用手扇着，像鼻子里已经灌进了福尔马林一般。 蒋虹笑着说，好啦好啦，别假装纯洁了，孩子都生了，还搞得自己像个纯情少女。说说你对男人的感受吧，我洗耳恭听。 洁搅着咖啡，慎重地选择用词。此刻，她觉得要男人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上，是一件颇为麻烦的事。 洁说，我对男人缺少概念。我不知道男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也就是说，我对男人没有理性上的认识。但在感性上，我对男人越来越失望，越来越失去信心。我不知道男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但我觉得不该是现在这个样子：胆小，琐碎，瞻前贩，力不从心。 洁看了蒋虹一眼，见她正聚精会神，就接着说，他们对女人的态度在我看来比西方的绅士们差远了。他们缺少西方绅士们对女士的体贴和彬彬有礼，更不要说像西方绅士那样随时随地肯为女人流血牺牲了。中国男人从不为女人主动地流血更不要说献身了，即便有流血也是被人捉奸捉双仓粹应战，或鱼死网破或丢盔弃甲落荒而逃。中国有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至理名言，女人就排不上号。中国女人是中国男人生活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而这一部分的重要意义在于生儿育女，而生儿育女的意义又在于生子而不是生女。中国女人缺少应有的尊重和重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们只被重视一天，而这一天也仅仅是放半天假看一场电影。即便这样，男人们也在说三道四，说女人有三八妇女节他们却没有。男人们的这种小肚鸡肠好像已经很普及了。 洁停下嘴，盯住蒋虹看，见她正晓着小手指头搅动着已经凉了的咖啡，就哎了她一声，问，我说的你能听明白吗？ 蒋虹抬起头来粲然一笑，说，你太小看我了，我没男人总有男同事吧？我不跟他们过日子总跟他们共事吧？除非你谈你跟你那口子在**的事我插不上嘴，别的我还是有发言权的。 洁捂着嘴笑，我发现你胆子越来越大了’什么都敢说。蒋虹说，咦，你做都做了，我说说有什么不敢的？洁说，原以为我只能倾诉不能交流，没想你还挺内行，我就洗耳恭听吧！ 蒋虹果然内行，男女之间的事讲得头头是道。中国女人骨子里有一种被压抑了的不安分的东西，这大概就是孔老夫子把女人和小人相提并论的原因。在外因不起作用的时候，女人的这种被压抑了的不安分就会伴她相安无事地过一辈子，做个好女人。但外因一旦够了，女人的内因就会起变化，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女人是柴男人是火，柴烧的大小关键是火的旺盛。中国男人生性温和，大部分欠火候，那点劲头婚前就用得差不多了。而有一小部分男人，属于那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火种，可越是这种男人越有女人爱，这就是所谓的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压抑欲念安分守已过一生的好女人和**烧得彻底的坏女人都是幸福的。前一种女人修成正果终成涅槃，后一种女人是火中的凤凰生得美丽死得壮美。最不幸的是那些既不肯本分地活又不敢壮美地死的女人，这种女人最可怜了。 第十一章 1 说到这，蒋虹停下来，盯住洁的眼睛看。洁正听得入神，见她突然停下来望着自己，有点莫名奇妙。慢慢的，蒋虹的眼睛里盛满了笑，坏兮兮的，洁反应过来，伸出腿来在桌子底下踢了蒋虹一脚，笑骂，去你的！ 国中午下班回家见蒋虹抱着儿子晶晶满屋子乱晃，就奇怪地问，不年不节不星期天的，你怎么来了？蒋虹瞪起眼睛，噢，上你家还非要过年过节过星期天啊？国忙摆手，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蒋虹乘胜追击，那是什么意思？吓得国语无伦次，没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 吃饭的时候国说蒋虹，怪不得你嫁不出去呢，这么张厉害的嘴，除了吃猪肉还能吃人肉吧？蒋虹嘴里塞了口米饭，口齿不清地反击，你说错了，我是回民，不吃你们！ 国上班走后，蒋虹就帮着洁梳洗打扮。蒋虹揪着洁的头发梳了拆拆了梳，揪得洁在镜子里龇牙咧嘴。蒋虹甩着酸痛的胳膊，说，哎，你是老了还是丑了？怎么梳个头这么费事？想当初在学校的时候，头发胡乱一揪，就能倾闰倾城。 洁有点放心不下，问蒋虹，他不会忘了吧？要不打个电话给他提个醒？蒋虹忙摆手，说，不用，不用，他会记得的。要是提前告诉他，咱们这几天的工夫可全白搭了。 洁给国买的礼物是条金利来领带，洁开始有点不舍得，架不住蒋虹在一旁替金利来做广告，就一狠心花了半个月的工资买了下来，又索性花五块钱包了张漂亮的包装纸。 蒋虹问洁，去年他给你买的什么礼物？洁说，一条围巾。哎，蒋虹你猜他今年能给我买什么？蒋虹说，这怎么猜？总不会是钢笔笔记本吧？洁说，还真没准呢，他让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两个女人咯咯咯地笑成一团。 国终于下班了，他看见满桌子的菜肴，眼睛马上就绿了，他往喉咙里集中着口水，说，谢谢你了蒋虹，今天沾你的光了，我这肚子可有日子没酒肉穿肠过了。 洁从里屋出来，站在香味中抿着嘴冲着国笑，温柔得不得了。国被自己老婆的温柔搞得不知所措，心想，来个蒋虹至于这么隆重吗？ 蒋虹站在一边心想糟了，这小子还真把这事给忘了！洁一看国站在那发傻就知道他压根就没把今天放到心上。洁脸上的温柔一时半会的还拿不下来，立在那儿温柔得比较难看。 蒋虹赶紧出来打圆场，她上前推了一把国，大声训斥他，你小子忙昏头了？结婚纪念日这么大的事也给忘了！ 国一听，哎呀哎呀地直拍自己的脑袋，又说该死！该死！这几天忙着搞晋职晋衔，忙得我是一塌糊涂！接着冲洁喊，老婆子！老婆子！对不起对不起啊！ 国看见了洁手里拿着紫色包装纸包着的礼物，想起什么似的，说了声等一等，就三步并作两步地往楼下蹿，楼梯像要塌了似的。 洁和蒋虹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不知该说点什么。洁把手里的金利来往桌子上一丢，埋怨蒋虹，你非让我买金利来！还说什么是男人的风采，这样的男人有屁风采！ 蒋虹想笑，又觉得时机不对，憋在那难受着。洁一看她那样子自己先笑了，说她，想笑就笑吧，你那鬼样子比哭都难受！ 两个女人正笑着，国满头大汗满嘴粗气地跑进来，双手很郑重地递给洁一个漂亮的墨绿色的丝绒盒子，洁和蒋虹挤在一起，急切地要打开，看看国用什么稀罕玩意儿将功补过。四只手绞在一起，好不容易打开了盒子，两个女人只看了一眼，就一起笑得滚成了团。漂亮的墨绿色的丝线盒子里，是一支英雄牌钢笔。 洁和蒋虹联手灌国，加上国的内疚，很快，国的舌头就不怎么听招呼了。 蒋虹故意问国，你怎么就想起买钢笔？真对你老婆寄托着无限希望，让她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醉的国舌头打着嘟噜，哪……哪……哪里，那……那是……我们处上……上……上次……发奖品剩……剩下的。 洁一听气得拍那颗不省人事的醉头，气呼呼地说，闹了半天.这支笔还不是你花钱买的，你真够意思啊！ 国的醉眼使劲睁着，醉舌头努力说着，下……下……下次，一定给……给你买……买个大……大……大……大…… 蒋虹又笑着逗他，问，下次买个大什么？见他大不上来，就替他许明年结婚纪念日的愿，买个大西瓜、大冬瓜、大南瓜、大北瓜，大大泡泡糖？ 洁说，别逗他了，他真醉了，快扶他上床躺着去。洁和蒋虹去架国。国像个英雄人物似的一里路膊，说，不……不用！我……我自己……能……能……能走！ 国摇摇晃晃，勉强把自己的身子安全送到**，头一挨枕头，眼睛马上就睁不开了。 洁冲着蒋虹笑笑，笑过之后，嘴角不由自主地撇了撇…… 人民内部 聊着天，时间就大踏步地跑掉了。 先是许青发现已经五点多了，王雪空又发现窗外的雨。两人的大脑齐奔幼儿园的孩子，匆匆忙忙咋咋呼呼地跑了出去。 李冰站在窗前，望着向幼儿园方向跑动的许青和王雪莹。雨很小，只湿了个地皮儿，但那两个生过孩子、体形明显改观的背影却比较夸张，像天上正下着瓢泼大雨。李冰望着那种夸张，像望着一种被夸张了的幸福。 无缘无故的，李冰的心情暗了起来。屋里很静，只有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纤细的雨打在玻璃上，像许多张泪流满面的脸。 李冰望着一张张泪脸傍神，什么也没想，心里却沉甸甸的不舒服。莫名其妙的，一口气就叹了出来。 屋子里慢慢黑了下来，毫无知觉的李冰继续心情沉重地立在窗前傍神。小书推门进来，吓了一问：“连长你干吗？” 连长李冰显然也被吓了一跳，转过身来不高兴地皱着眉头反问：“什么干吗？”见小书不语，又接着问：“你说我干蚂？”小书嗫嚅着说：“你干吗不开灯？”李冰继续反问：“我干吗要开灯？” 小书随手打开灯，猫一样蹿到李冰跟前，盯了她一会儿，奶着声音小心地问：“连长你生气了？” 李冰还是反问：“我怎么生气了？我为什么要生气？”小书双手一摊，也维起了眉头：“是呀，刚才你们聊天还聊得高高兴兴的，怎么转眼就这样了？”李冰眯起眼拖着长腔：“我哪样了？” 小书很洋气地一耸肩膀：“生气了呗。”李冰被小书的崇洋媚外给搞笑了，她拍着小书的清水挂面头说：“怪了，你怎么就非认定我在生气？我生谁的气，生你的吗？” 小书抬高了声音：“干吗生我的气？我又没惹你老人家。你大概在生章大哥那位老干部妈的气吧？” 李冰心里一动，嘴里却下意识地反驳：“你这个小屁孩懂什么？瞎说什么。” 小书张开参差不齐的四环素牙笑了，没心没肺地开始大撒把：“结了婚的女人，凑在一起就愿说婆婆的坏话，就像许分队长孙技师她们那样。你虽然刚结婚还没加人到她们的行列中去，我看也快了。” 李冰又好气又好笑，上去扳过小书的头扒着她的嘴看。小书杀猪一般地乱叫：“干什么你？连长你干什么？” 李冰抿着嘴忍着笑说：“我看看，狗嘴里是怎么吐出象牙的。” 正闹着，来电话了。小书抢着抓起话机，“哎”了一声就笑了：“章大哥，你又来查铺查哨了？” 李冰笑眯昧地接过电话，听了一会儿，脸就一点一点地不好看起来。她似乎有些气急败坏，冲着电话嚷：“你妈真有意思！叫我吃饭不直接给我打电话，非要拐浏阳河那么多的弯给你打什么电话？什么意思？你说！侧这不叫别有用心又叫什么？” 小书懂事的耗子一般往门外溜，心里却在暗自得意：“你看看，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 发完脾气摔了电话，李冰才猛地想起来，早上临出门时，婆婆让她下午下班早点回家，说是晚上吃饺子，让她回来搭把手。当时她心不在焉地答应着，出了家门就把婆婆的话给忘到九賈云外去了。这么说，婆婆如浏阳河一般的弯拐得事出有因，别有用心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这样一想，李冰就有一些后悔。但看看腕上的手表，已经快七点了，这个时候回去，什么手也搭不上了。除了吃现成的饺子外，恐怕还要顺便吃点别的什么东西。饺子李冰自然是喜欢吃的，至于别的嘛，李冰是无论如何也咽不下去的。 第十一章 2 从小到大，李冰就是这副脾气。李冰说自己这叫宁折不弯，天生是块**员的料。而李冰的丈夫章军冀则说她是茅坑里的石头，李冰连长皱着眉头问：“什么意思？”章军冀参谋则嬉皮笑脸地解释说：“又臭又硬。” 李冰喊来小书，如此这般地教了一通话，让她给婆婆打电话。小书拿起电活拨通号码，如此这般地重复了一遍，挂上电话。 李冰急切地问：“她说什么？”小书—脸鄉地说：“她说‘嗯’。”李冰有些不信：“她没说别的？” 小书把好看的丹凤眼一瞪：“我干吗要贪污？又不是首长讲话。你那老干部婆婆可有水平了，那一声‘嗯’，像是从遥远的南极发出来的。” 李冰脑子似乎有些发木，傻了吧叽地问：“什么意思？”小书坏兮兮地抿着四环索牙说：“冷呗！” 雨淅淅沥沥地下个没完，李冰本想借这个由子不回家了，反正丈夫在外边开会也不回来。丈夫不在家，那个家对李冰就没有一点吸引力。 从结婚到现在有小半年了，可李冰从来就找不到成家的感觉。在那个高大宽敞的老军职楼的家里，除了像白杨一样高大挺拔的丈夫外，剩下的没一样属于自己。 在连里磨蹭到十点多，最终李冰还是决定回家去睡。这个星期不是她值周，不回家吃饭能编个理由，再不回家睡觉，理由就不那么容易编了。和平时期的连队，忙得废寝忘食，连老百姓都不信，更别说婆婆这个退役军官了。李冰虽然跟婆婆亲近不起来，但像别的婆媳之间那种剑拔弩张的局面，李冰是不打箅经历的。 进家门前，李冰看了眼手表，快十点半了。她希望婆婆已经睡下了，那样的话，她就什么也不用编了。好好睡上一觉，第二天假装什么事也没有地赶紧上班。 李冰进了门，在门厅里换拖鞋的时候，见客厅里婆婆半躺半靠在双人沙发上，手里拿着遥控器，眼睛盯在电视上，一副全神贯注的样子。李冰知道，婆婆现在不可能全神贯注，婆婆这副全神贯注的样子，肯定是听到门响后装出来的。 李冰死烦婆婆的这种小花招小伎俩，这简直就是幼儿园大班的孩子的把戏。但婆婆好像对这一套特别地上瘾，将这些把戏演得一本正经的。李冰有时候真不知是发笑好还是生气好。 在客厅门口，李冰停下，没话找活说：“妈，看电视呀？”“嗯。”沈凤英头也不回地从鼻子里应了一声，依然全神贯注。 李冰注意到婆婆用鼻腔发出的这声“嗯”，想起了小书“遥远的南极”的形容，一股不太好的气，马上就在身体里弥漫。于是，就把一路上编好的话咽了回去，趿拉着拖鞋，踢踢踏踏地回自己的屋子。 婆婆沈凤英的全神贯注一直做到儿媳妇李冰房屋的门被关上，她把手里的遥控器使劲往脚下一摔，没想到遥控器砸到了自己脚上，疼得不轻。沈凤英有些气急败坏，顺势一脚，将遥控器踢到水磨石地板上，闹出了不小的动静。 沈凤英初见李冰时，一点也没有十年的媳妇熬成婆的那种如释重负的喜悦。 自从知道儿子交了个不错的女朋友，眼见着儿子为这个叫李冰的丫头废寝忘食的劲头，自己的心情连自己也塚磨不透。一方面，她盼儿子把那丫头领回家；一方面，她又怕儿子把那丫头领回家。盼的心情她说的清，这怕的心情她就说不太清了。 沈凤英清楚地记得那个星期天从清晨到黄昏的每一个迎来送往的细节，因为那个星期天对她耀居的生活似乎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因此，她对那个星期天的记忆刻骨铭心。 儿子章军冀星期天的懒觉是雷打不动的。那个星期天第一个刻骨的记忆，是儿子七点钟不到，就精神抖擞地立在了她的面前。她正在厨房煮牛奶，小小的奶锅里只煮了一袋奶。她是按老习惯做星期天的早饭的：只做她一个人的，儿子历来是把星期天的早饭和午饭合而为一的。儿子站在她面前，很那个地喊了声“妈”，有些意味深长，又有些别有用心。她有些奇怪，就把眼睛从奶锅上移到儿子的脸上。儿子那双酷似他故去的父亲的眼电布满了血丝，她知道这是儿子这些日子废寝忘食地谈恋爱的结果。但她不知道，儿子此刻脸上的神圣和庄严干什么用。 “妈，”儿子又叫了一声，通知她，“李冰今天要到咱们家来。” 儿子庄严的神态，神圣的口气，又一次给了她刻骨的记忆。当时她非常反感儿子的神态和口气，但她没有直接说儿子，却在心里指责没见过面的儿媳妇：上个门何必这样大惊小怪呢？好像谁没谈过恋爱，谁没见过公婆似的。 儿子在一旁布置任务：“妈，你可要好好准备准备呀。”妈抬起头来睥睨着儿子，说：“准备什么呢？什么都是现成的，从冰箱里拿就是了。” 儿子说：“那也该把家好好收拾一下嘛。”妈说：“收拾什么呢？咱家干干净净有什么好收拾的？难道要贴上欢迎标语吗？” 儿子眨巴着布满血丝的、酷似丈夫的眼睛有些张口结舌，又有些莫名其妙，立在一旁想不明内地犯傻。 奶锅开了，沈凤英关了火，扒拉着人高马大挡在一边的儿子：“去去，让开让开，我要吃饭了，吃饱了好有劲伺候你的女王殿下。” 当眉清目秀的李冰苗苗条条地立在沈风英面前时，沈凤英的喜悦还是能够溢于言表的。只不过老沈的这种喜悦有很大的成分是来自于自家的儿子。老沈上上下下打量着自己高高大大周周正正的儿子，一句老话被她恰如其分地想了起来：没有梧桐树，怎能引来金凤凰。老沈心想：说得真对，有这么好的儿子，什么样的丫头招不来呢？ 吃完了午饭，儿子把女朋友领进了自己的房间，顺手把门关得死死的。这个细节又一次被母亲沈风英铭刻在心，并且难受了许久。 有电话打来，那清脆的铃声在十一点多的夜中格外刺耳。沈风英不用接，就知道是儿子打来的。这个没出息的东两，只要出差不在家，每天不管多晚都要打回一个道晚安的电话。沈凤英很知趣，从来不接儿子这个时候打来的电活。她清楚地知道，儿子的晚安不是道给她的。 有“咯咯”的笑声从儿媳妇的房间传出，这笑声在很深的夜中传到客厅很生气的婆婆沈凤英耳朵里，令沈凤英的胸口越发堵得厉害了。婆婆沈凤英不容置疑地认定：儿媳妇李冰正“咯咯”地笑着她。并且，竟然，是跟自己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亲生儿子！这令沈凤英不能接受。 家里里了三部电话：客厅一部，小两口房间一部，老沈卧室一部。此刻，沈凤英两眼直直地盯着电话柜上的活机。沈凤英认定李冰此刻正在电话里笑话她，这是板上钉钉明摆着的事，那么儿子呢？电话里的儿子是什么态度？说不定他是在跟着老婆笑话妈吧？想到儿子的态度，沈风英愈发不能遏制拿起电话听听的**了。 的确是章军冀打来的。 章军冀好像忘记了那个为了饺子而生气的电话，他正在电话里对几天没见面的老婆献殷勤。献献殷勤讨老婆喜欢是章军冀的拿手好戏。几句话下来，就把老婆搞笑了，李冰那咯咯的笑声楚他很乐意听到的。 刚才李冰问他，宾馆的服务小姐漂亮吧？章军冀装傻，说，大概漂亮吧，我没注意。又表态说，他自从认识了李冰，对别的女人一律得了青光眼，白花花的一片看不清楚。 李冰为了这句靑光眼的瞎话，笑得开心。 聊了会天，章军冀突然想起了晚饭饺子的事，问：“哎，妈没事吧？” 不早不晚的，李冰听到了很轻很轻的一种声音，这声音自然逃不过话务连长的耳朵。李冰玻起了眉头，她再也想不到，离休老干部婆婆会做出这等事来。 章军冀自然是捕捉不到这细微的情节的，他又问了一遍：“妈没事吧？” 李冰说：“没事呀，挺好的。”章军冀问：“妈没生气吧？李冰装傻，反问：“没有呀，好好的妈生什么气？”章军冀说：“你忘了，妈对你不回来包饺子不太髙兴。”李冰故意说给婆婆听：“不会吧？我晚上有事打电话给妈说了。再说了，妈好歹也是个离休老干部，哪能那么小心眼呢。” 第十一章 3 章军冀不明就里，说：“嗨，更年期还管你老干部不老干部，你以后注意点就是了。” 李冰故意使坏，说：“别瞎说，妈怎么会是更年期？我怎么就看不出来？” 章军冀上了圈套，傻了吧叽地说：“你才来这个家几天？长了你自然就知道了。总之，人老了都这个样，你以后少惹我妈不高兴就行了。” 李冰提高了声音：“怎么会呢？你妈对我这么好，我爱她老人家还爱不过来呢，怎么会惹她不高兴？倒是你这做儿子的，对妈不太尊重，竟然背后诬蔑妈是更年期，让妈听见了还不气坏了她老人家。” 章军冀笑了，似乎很满意老婆对自己妈的这种态度。他笑着说：“我只是给你说，你不说，我妈怎么会知道。” 李冰也笑了，李冰笑着说：“那可不一定，这年头，隔墙有耳的事多着哩。” 哑巴吃黄连的沈凤英气得手都抖了，她举着电话，听着耳机里“嘟嘟”的忙音，好久都不知道放下电话。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是李冰值周。李冰一头扎在连里，连个面也不露。 晚饭桌上只有娘俩，吃得一派萧瑟。做妈的见儿子无精打采连筷子也握不住的熊样子，心里很不是滋味。 沈凤英把嘴里的米饭咽下去，问：“李冰忙什么呢？怎么连家也不回了？” 章军冀头也不抬地说：“这星期她值周，你又不是不知道。”沈风英自言自语道：“两步路的事，还用那么认真？再说了，以前值周也不是没回来过。” 这正是儿子心烦的事，让她这当妈的一说，章军冀把剩下的一点饭飞快地划拉到嘴里，碗一丢，抬屁股出了家门。 ‘章军冀推开话务连连长宿舍的门，见李冰正靠在黄军被上跷着二郎腿，悠闲自得地看杂志。 “真清闲啊，连长同志。”章军冀反身撺上门，还特别仔细地抓着门把试了试。 李冰很高兴地跪在**，亮着一双美目，很特别地望着丈夫，一副要扑上去的样子。 章军冀一见老婆这个样子，把刚才想好的指责忘了个一干二净。他快步上去揽住老婆的细腰，刚要亲热，吓得李冰指指窗外打羽毛球、跳绳玩闹的女兵，连声说：“别这样，别这样，让战士看见了不好。” 章军冀站起身来要去拉窗帘，李冰又一迭声地喊：“别拉！别拉！这个时候拉窗帘家笑话。” 章军冀一下就没了情绪，拖了把椅子一屁股坐下，说：“你这个人特没劲。” 李冰翻着白眼珠子说：“是啊，我是没劲，看惯了宾馆的小姐再看我，怎么会有劲呢？” 章军冀挥着手说：“又来了，又来了，你的醋吃得也太没水平了，跟招待所的农村小姐较真，你有意思吗？” 李冰就乐，损着嘴乐，眼睛里含情脉脉的，很有魅力的样子。章军冀参谋被李冰连长的魅力搞得神色不大对头。那眼神，那神态，很像夏日的傍晚，蹲在马路牙子上，看来往的女人解馋的民工。 已婚的李冰不可能读不懂丈夫眼里的神态，不觉得就红了脸。她伸出穿丝袜的脚丫子，踢了丈夫一下，小声说：“讨厌！咱们回家。” 章军冀乐得弯下腰，满地给老婆找鞋。 半路上，碰上了李冰营里的教导员。教导员跟李冰说起一个下：部调动的事，章军冀立在一边觉得没劲，就一个人溜溜达达地注前走。三走两走，竟不知不觉地先溜达到家。 沈凤英见儿子一个人回来，就多嘴多舌：“怎么，没请动吧？” 章军冀的情绪正好，想逗逗老娘，就装出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又逼真地叹了口气，说：“嗨，人家小姐不赏脸哪。” 沈凤英一见儿子这副没出息的样儿，气就不打一处来.不觉嗓门就高了八度：“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结婚不到半年，就被老婆治成个店小二。以后啊，还有你的好，等着瞧吧！” 章军冀正要说话，就听见房门“咣”的一声巨响，心里大叫“坏了！”跳起来就往门外奔。 晚矣！只听见排山倒海的楼梯响，不见人的影子―他知道，除了他当连长的老婆，别人的老婆是闹不出这么大动静的。 沈凤英“怎么啦？怎么啦？”地跟了出来，见儿子冲荇楼梯发愣，就伸手扯了把他的袖子。这一扯不要紧，把儿子的驴脾气给扯了出来。儿子一甩胳膊，扭头冲她喊：“怎么啦，怎么啦，问你自己怎么啦！” 沈凤英站在那儿，不觉就湿了眼睛。 吼完，章军冀就后悔了。无奈，那吼声像嫁出的闺女泼出的水，想收是收不回来了。 母亲快步回到自己的房间，反手关上了房门。母亲关门的神态似乎不仅仅是关了一扇房门，母亲好像还关上了另外一扇门。 那是一扇什么门呢？章军冀比较难受地望着母亲关死的房门，想着这个不太好受的问题。 母亲关死的房门是万万敲不得的。他知道母亲的脾气，这个时候敲门，不但徒劳，反而会招来一通臭骂，章军冀自然不敢捅马蜂窝。 其实，这个时候章军冀最想做的还不是敲母亲的房门，章军冀此刻最想十的事是撒开双腿，去追负气而去的妻子。他知道，这个时候追到连里去赔个笑脸，是很有必要的，怛他不敢。章军冀清楚地知道，敲母亲的门顶多是白费工夫甚至讨一顿骂；而出了这个家门去追老婆，性质就要变了。这有点像七个世纪流行的那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不可以调和也不可以造次的。 章军冀回到自己房间，轻轻地拿起电话，轻轻地拨号，很有些电影电视里那些深入虎穴的地下工作者的味道。电话通了，他捂着话筒悄悄地说：“找你们连长。” 小书在电话里头喊：“连长，章大哥电话。”李连长的声音骤起：“告诉他，我不在！”章军冀讨了个没趣，很没意思地挂了电话，不知该干点什么好。该他干的，要么干不得，要么没法干，把个一米八五的章军冀愁的，竟然在客厅里踱起步来，像他父亲活着的时候那样踱步。只不过，老章踱步是考虑工作，小章踱步则是一筹莫展。 第二天一早，荸军冀洗漱完毕直奔饭桌，见饭桌上一无所有地空荡。把头探进厨房，冷锅冷灶地一派萧条。他想起了昨晚上的事件，回头一看，母亲的房门依然紧闭。章军冀吓坏了，一个箭步上去“哼吟吟”敲起门来。 “谁呀？”母亲明知故问的声音底气似乎很足。章军冀松了一口气，赔着小心问：“妈，你没事吧？”“死不了！”母亲硬着声音阴阳怪气。 章军冀在母亲的门外站了一会儿，娘儿们似的叹了口气，夹起皮包上班去了。 沈风英站在窗前，望着儿子怪寂寞的背影，心里怪不是滋味的。她有些后悔，担心儿子一无所有的肚子。 一个上午，沈凤英什么也干不下去，耳朵里一声声全是儿子的吼声。这吼声，昨晚在她耳边响了大半夜，搅得她一晚上也睡不安生。现在她箅知道了，儿子翅膀硬了，声音自然就冲了。怪不得人家说：有好媳妇就有好儿子，没有好媳妇就等于没有好儿子。这个儿子，算是白养喽。 她走到阳台，看到楼下花园里聚着几个跟自己差不多大的老太婆。上午的阳光很好，很温暖地照在那一颗颗染过和没有染过的半百的头上，随意松弛的身子证明了她们在阳光下的惬意。 沈凤英早就想加入到这个言论自由畅所欲言的群众团体中，可惜她找不着走进去的理由。按理说，那小花园是公家的，阳光是大自然的，老太婆们是自发聚到一块儿的，只要她沈凤英愿意，随时随地可以聚过去。可惜，沈凤英却一直聚不上去。 沈凤英是脱了军装离休的老干部，是那种上了解甲归田的档次的。这就不同于小花园这些从工厂从商店退下来的职工们，甚至，这里.有些人连职工都不是，就是些从农村出来的随军家属。平时，沈凤英是很自觉地把自己与这些人区分开来的。现在，想凑过去，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起码沈凤英自己就不容易。想，是一档子事，自尊心，又是另一档子事，不挨边的。 今天不知怎么回事，沈凤英格外想凑过去。站在阳台上望了一会儿，沈凤英的身子就不听自尊心使唤了，出门下了楼。 第十一章 4 当然，沈凤英是不会直奔过去的，这点脑筋她还是会动的。她假装要上服务社买东西，手里还提了个买鸡蛋的笼子。走近花园，她放慢了脚步，朝其中一个熟面孔投去深情的注视。那熟面孔果真就上了钩，用手拍着长条木椅，满脸堆笑地邀请道：“来，过来坐会吧。” 于是，离休老干部沈凤英就半推半就地坐到了人民群众当中。一个穿戴很过时的老太婆，正在数落她的小儿媳妇。她拖着长腔先“咦”了一声，像豫剧里的道白。她咦道：“那小妖精上个星期染了个红头发，像个红毛妖精，要多丑就有多丑。可那小妖精却美得不行，回到家啥也不干，先抱着镜子照个没完没了。”又一脸神秘地问：“您猜猜，染那个鬼头花了多少钱？”不等别人猜，河南老太婆就抢先告诉大伙：“六百多！俺那娘吔吓死人了！” 马上，鲜花盛开的花园里“啧啧”声就响成了一片。有人马上就换箅成猪肉和鸡蛋的价钱，“啧啧”声再次响起。 离休老十部沈风漠看出来了，这个花园里的这些老太婆，议论儿媳妇已经是蔚然成风了。这对沈凤英来说，真是件瞌睡了有人塞了个枕头的事儿。在这种氛围下，有这种心情的沈凤英怎么可能光听听就箅了呢？那平日里积压在心里的一桩桩，一件件，全都涌到嘴边，排着长队，等待着鱼贯而出。 只是，沈风英还不习惯跟人民群众搅到一起说话。她要等着大家都说得差不多了，住了嘴的时候，再郑重一点说。起码，这也是—种待遇，压轴嘛。 “老沈，”那个熟面孔突然对正等得着急的沈凤英说，“还是你老沈有福哇，娶了个好媳妇。看你那儿媳妇，要个有个，要样有样，脾气又好，见人笑眯眯的透着和善。听说还是个女连长，老沈你这是前世修来的福啊。” “可不！”“就是！”老太婆们一致附和，帮助熟面孔征实老沈的福气。她们说起老沈在机关当参谋的大儿子，说起老沈在深圳做生意的小儿子，说起老沈在上海教书的女儿，甚至，还说起了老沈在八宝山的老伴。 老沈沈凤英被老太婆们劈头盖脑地一通猛夸，那一肚子整装待发的控诉反而不好说了。沈凤英的心情可想而知。 回到家，沈凤英越想越气：怎么，你们个个的儿媳妇都不是东西，单单就我沈凤英的儿媳妇没毛病呢？她好不好，有没有毛病，是我知道还是你们知道？到底是些职工家属，眼窝子就是浅，光看着笑眯眯的就觉着好。在外边，淮不是笑眯眯的？谁能不笑眯眯的？生了一会儿职工家属们的气，又生自己的气：你也是，让人家三言两语的好活就生生把嘴给封上了，多大年纪了？还有这种害死人的虚荣心！ 连长李冰坐在领班台上检查值勤情况，她戴着耳机在监听话务员们的工作。大半个上午，那千篇一律的接转程序令她昏昏欲睡。 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进入她的耳膜，婆婆！她一下子来了精神，她听到婆婆在报电话：“上海的556773，找章军宁。” 婆婆的声音消失后，李冰在想：婆婆找大姑子有什么事呢？这个时候一定不会是单纯的问候，婆婆肯定要告状的。告谁的状呢？ 李冰就不用往下想了。 李冰走到挂号台，找出婆婆那张话单，坐到一个机动台上，从上海台席上要了一条一类上海线路，先把号码报给上海总机，又拨通自家电话，用标准的工作用语告诉婆婆：“沈同志，您要的上海长途来了，请听好。” 婆婆沈同志没想到这么快长途就通了，高兴得一个劲地说谢谢。她哪里想得到，要祸起萧墙了。 李冰把手抱在胸前，冷着一张脸，专心致志地等着上海总机接来大姑子章军宁。 章军宁来了，她问：“谁呀？”婆婆马上说：“我呀，军宁。” 接着，婆婆就问军宁最近怎么样：胖了没有？瘦了没有？吃得好吗？睡得好吗？工作累不累？顺不顺心等一里问题；接着，又问了军宁的女儿贝贝一里问题；接着，又问了军宁的丈夫王刚一里问题；接着，又问了军宁家那条叫赛特的狗一串问题。 婆婆跟大姑子罗哩卩罗嗦地说着家长里短，听得李冰怪没情绪的。正觉得扫兴，就听大姑子问：“他俩怎么样？”李冰的精神一振，知道自己进人话题了。 婆婆先很深地叹了一口气，苦大仇深一言难尽的样子。只这一口气，就把李冰气得够呛。 大姑子在电话那边忙问：“怎么啦？妈，谁惹你生气了？”婆婆叹着气说：“还有谁？你说还能有谁？”于是，婆婆就从那天晚饭的饺子说起，说到那两口子在电话里议论她是更年期，又说到李冰在门外偷听她说话，最后说到了儿子军冀那一声吼。 李冰听着听着就觉着奇了怪了：怎么事情一到婆婆嘴里，理就全跑到婆婆那边去了呢？还别说，婆婆说的基本都是事实，没加什么，也没减什么，怎么同一件事情，角度一换，黑白就全颠倒了呢？ 大姑子在上海劝婆婆：“妈，你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军冀也是，这刚结婚才几天，就变得这么没出息。” 婆婆急忙在北京替儿子打抱不平：“不怪军冀。你没听人家说吗，有好媳妇就有好儿子，没好媳妇就没好儿子。怪就怪妈命不好，没有摊上好媳妇。” 接下来，炒股的娘俩开始讨论股市，互通情报，当大姑子告诉婆婆一只绩优股，婆婆去找笔记股号的时候，李冰一把扯下塞绳，掐断了北京和上海的通活。 人在生气的时候，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情，特别容易出来凑热闹。连李冰自己都想不到，她的心里头，积压了这么多对婆婆的不满：平时不太在意，有个事情一引发，马上就不可收拾了。 初次见面时，婆婆就挺着笔直的老腰，一口一个章部长地回忆着往皆的辉煌：起初李冰没觉得什么不妥，听多了，心里就起了膩歪，觉得这个未来的婆婆是在用昔日的权势压自己。她心中好笑：此一时的章部长不比彼一时的章部长喽，此时在八宝山小木盒里的章部长，甚至比不得她这个小小的上尉连长了。当时的李冰真想把这恶意的念头说给未来的婆婆听，可惜李冰没有这个胆量。她只好把从朱来的婆婆那里受到的压抑，发泄到未来的丈夫身上：“真想不到咔葶军冀，我一不留神，就嫁入了豪门。” 准备结婚的时候，婆婆语重心长地对忙碌着婚事的他俩说：要新事新办，不要大操大办。还说：我们这种家庭，要注意影响，要带头移风易俗。 李冰本来就没想大操大办。她对婚事没什么经验，家又在外地，连该办什么尚且搞不清楚，更不要说大操大办了。婆婆一席虚伪的语重心长，惹得她好烦。她对章军冀发牢骚：“你妈真虚伪呀，说什么我们这种家庭要这样要那样的，我还不知你妈？她是手黾没钱，没法子大操大办，只好移风易俗，只能新事新办。其实，这也没什么，像我们这种吃死工资的人家，没钱是正常的，有钱反而就不正常了。我就是纳闷，你爸都死了这么多年了，你妈怎么就不能有一颗平常心呢？” 李冰发现，自己每次生婆婆的气，总是要拿婆婆的儿子试问。她总能把在婆婆那儿生出来的气，撒到丈夫身上。有一次把章军冀给惹急了，眼一瞪说李冰：“我妈的事你干吗老是朝我发脾气？”李冰心平气和地说：“那好吧，以后有事我直接找你妈说去。”吓得章军冀忙说：“那箅了吧，你还是对我说吧，我就豁上去让你说了。” 李冰拨通了章军冀的电活，把他妈和他姐的通话传达了一遍，个别地方还加重语气添油加醋了一番，以便章军冀能够跟她一起同仇敌忾。谁知章军冀听着听着就烦了，说她：“你也是，闲得没事听这些干吗？你这不是在找气生嘛！还说我妈偷听电话，你怎么也偷听起电话来了？” 李冰直着嗓门说：“我这怎么能箅偷听？我这叫监听，话务守则上允许的。” 章军冀说：“话务守则上规定，监听不超过三秒钟。请问，你听了多少个三秒钟？” 李冰说：“我这顶多算是监听过长，不像你妈，有预谋，有步骤。” 章军冀说：“行啦，行啦，你俩半斤八两，算是扯平了。”李冰说：“哎，我跟你妈可不一样，你妈是有意偷听，我是无意监听过长，怎么会半斤八两？根本就是两种性质。” 第十一章 5 章军冀说：“什么事，一到别人身上，都是故意的，一到你自己身上，就成无意的啦。” 李冰说：“嘛！到底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哪。别忘了，她们也骂你不是东西啦。” 章军冀被气笑了，说：“我真算服了你们了。不是说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吗？咱俩箅修了一千年才睡到了一起，照此推箅，你跟我妈起码也得修他个五六百年吧？你们怎么就不能像母女俩一样相亲相爱，怎么老给我添堵呢？” 李冰也笑了，说：“这就要怨你了。你想呀，我俩本来就不是母女，因为你的关系，硬成了母女。你说，这强疗的瓜能甜吗？” 章军冀在电话里叹了口气，有气无力地说：“你在连里不是挺能团结同志的吗？老婆，我求求你，把我妈当成普通同志团结了呗。” 李冰的母亲要到广州的大女儿家去，到北京来坐飞机。吃午饭的时候，李冰问章军冀到火车站接站的车找好了没有？章军冀回答说找好了。李冰又问，明天上机场的车找好了没有？章军冀嘴里塞着东西，含糊不清地说来得及来得及。李冰提髙了嗓门说，看你这个人，干个事怎么这么没谱？什么事都来得及来得及的，到时候抓不着车又该急得什么似的。 沈凤英在一旁心里很不是滋味。她就想不明白：这夫妻之间，怎么搞得像个上下级似的？动不动就指手画脚的，真让人看不下去。退一步讲，他两口子之间如果真论起上下级关系来，也该儿子是上级呀。儿子是校官，她才是个尉官，世上哪有尉官指挥校官的道理？再说了，这祖辈传下来的规矩是夫为妇纲嘛，哪有她个女人家咋咋呼呼的道理？看她训儿子那架势，像儿子是她拉扯大的似的，真是的！ 沈―搭腔说：“都吃饭都吃饭，吃完了饭再说也不迟。”媳妇李冰住了嘴，儿子章军冀却缺心眼地偏不住嘴，顺着他妈的话狐假虎威：“就是，就是，明天的飞机急什么。” 李冰用大部分的白眼珠望着丈夫这只纸老虎：“急什么？好，我不急，明早找不着车，再找你箅账！” 章军冀刚要开口，他妈沈凤英又一次挺身而出，说：“找不着怕什么，外边有的是出租车，大街上招手就停。坐得起飞机还坐不起出租吗？” 李冰停下棋子，不去看祸从口出的婆婆，却偏偏用一双冷目去找老老实实吃饭的丈夫。章军冀略带歉意的眼睛正等在那儿，一个劲地向她暗送秋波。 下午五点多钟，李冰和章军冀从火车站接母亲回来，见婆婆已经忙活出一桌子丰盛的饭菜，盛情地等待着亲家。李冰看着饭桌上大盘子小碟子，再看着婆婆拉着母亲的手问长问短的样子，心里头受了感动，忙手脚不闲地帮忙。 婆婆从柜子里取出了一瓶洋酒，非让李冰的母亲尝尝，说这足她家章部长的一个老部下从国外带回来的。李冰的母亲很实在地扑上去，坚决不让打开，并一个劲地说：“可惜了，可惜了，我又不会喝酒。”越是这样，婆婆越是要坚持打开，并一迭声地说：“可惜什么？自家的人喝可惜什么！” 章军冀拿出啤洒杯，婆婆忙摆手说：“不行！不行！换高脚杯！” 李冰的母亲说：“别麻烦了，用什么都一样。”婆婆说：“怎么能一样呢？喝洋酒是要用高脚杯的，这是有讲究的。” 母亲有些不好意思，讪讪地问：“是吗？”婆婆朗着声音答：“可不。” 章军冀在一旁悄悄地对李冰耳语：“你看，我妈对你妈多热情。” 李冰看了眼章军冀，不置可否地笑了笑二李冰在厨房里听丈夫问怎么倒这么点？又听婆婆说你懂什么，说洋酒不是喝的，是品的，又说只有中国的土包子才把洋酒当啤酒喝。 李冰出了厨房，见婆婆在冰箱前砸冰块，见每个高脚杯里那丁点猫舔一口都要见底的珍贵的洋酒，见母亲在洋酒面前的拘谨，一股火，不知从哪儿来，也不知往哪儿去，反正有些失控。就大步走到餐桌前，装着一副什么也不知、什么也不懂的样子，抓起洋酒瓶，挨个杯子一通猛倒。动作之利索，速度之快，简直可以用“迅雷不及掩耳”这个词来形容。等婆婆托着敲好的冰块转过身来，正看见李冰把成了空瓶子的泎酒瓶放下。婆婆沈凤英的心一揪，缩成了一团。 婆婆沈凤英的精神头显而易见地枯萎下去，李冰知道，婆婆一时半会儿是振作不起来的，心里头就有了一些歉疚。李冰不时地给、婆婆夹菜送肉，贤惠孝顺的样子，令坐在一旁的母亲骄傲。 母亲实心实意地对婆婆说：“亲家，我这女儿就交给你了，她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就把她当做自己的女儿，该说就说，该骂就骂，不用客气。” 婆婆有气无力地应迫：“不客气，不客气，我不客气。”母亲又说：“我这女儿啊，在家老小，哪都好，就是脾气强了点，像他爸。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还请亲家多担待着点。”婆婆强打起精神点头：“不不，她挺好的，挺不错的。”见婆婆这样，李冰心里愈发过意不去了，真想把喝进肚子里的洋酒再给婆婆吐回到那个精致的外国瓶子里去。 母亲不清楚身边的急流暗礁，把洋酒当成了国产葡萄酒，劝她一次，她就大口喝一次，一会夫，杯子就见底了。 李冰没话找活，问：“妈，大热的天，你往广州跑什么？”母亲的脸被外国鬼子的酒搞得红彤彤的，舌头好像也松了许多，在初次见面的亲家面前，不合时宜地什么都说：“哎！要不是你那不是玩意的嫂子，我怎么会这个时候到南边去遭这个罪？” 还没等李冰问为什么，沉默了许久的婆婆抢先问出了“为什么”。李冰敏锐地意识到什么，可惜晚了，什么都阻止不了喝了洋酒的母亲了。母亲像那些没心没肺的洋人一样，叽里哇啦地一通长篇报告，把李冰的嫂子、她的儿媳妇说得一无是处体无完肤了。 李冰的婆婆在李冰的母亲的不幸面前，一点一点地缓过劲来，振作起了精神。她一边殷勤地给亲家夹菜，一边在亲家将住嘴的时候，不失时机地问上些：“不会吧？”“怎么可能呢？”这样一些煽动性极强的话。把李冰在一旁急的，恨不能像黄继光堵枪眼那样，去堵住婆婆那张不怀好意的嘴。可惜，李冰没有黄继光那种大无畏的勇气，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婆婆在前边循循善诱。 婆婆假装少见多怪：“不会吧？还有这么不懂事的年轻人？”母亲可在洋酒的拘谨上翻身了：“怎么不会？现在的年轻人，不比我们年轻那时了，她们才不管什么长幼尊卑呢，一个个眼睛都长在头顶上，少教着哩！” 婆婆叹了口气，摇了摇头，意味不明，高深莫测。母亲则意犹未尽，滔滔不绝：“亲家呀，咱们这代人才倒霉呢。年轻的时候有婆婆吧，受婆婆的气；好不容易等咱们熬成婆婆了吧，这世道又变了，成了儿媳妇的天下了，又要受儿媳妇的气，你说倒不倒霉？” 婆婆没表示同意，也没表示不同意，只是盯住儿媳妇李冰看了一眼，这一眼看得意味深长。 李冰被婆婆这一眼盯的，如坐针毡。好像自己母亲这一晚上控诉的不是别人，而是她李冰。 晚上睡觉的时候，婆婆竭力要求母亲跟她一起睡。本来也不是不可以，反正就一个晚上。但李冰就是不同意。李冰对婆婆的热心起了疑心，同时又对自己的母亲没有信心。她以好久没跟母亲说悄悄活为借口，硬把母亲拖进了自己的卧室。 关上房门，李冰就没好气地说母亲：“妈，你今天说得太多了！” 母亲眨着朴素的眼睛，听不明白的样子，李冰不得不直说：“你跟我婆婆说那么一大堆我嫂子的事干吗？” 母亲松了口气，说：“说说怕什么，又不是外人。”李冰说：“你没把人家当外人，人家把你当没当外人？你跟我婆婆说什么现在是儿媳妇的天下，婆婆倒霉要受儿媳妇的气，你让我婆婆怎么想我这个做儿媳的呢？” 母亲“哎哟”了一声，直后悔：“你看看，我真是老糊涂了，把你这一茬给忘了。” 李冰见母亲认识了错误，就不再追究，转移了话题：“妈，嫂子真像你说的那么糟吗？” 第十一章 6 母亲马上来了精神，脖子一梗，手一拍，说：“比我说的还要槽呢，我那是守着亲家没好意思说。” 李冰问：“我哥呢？难道他就不知道管管老婆？”母亲叹了口气，说：“快别提你那没出息的哥了，他敢管她？她不管你哥就谢天谢地烧高香了。你没看见你嫂子训起你哥那架势，雄赳赳、气昂昂的像老子训小子。” 李冰被母亲的用词逗笑了，反过来逗母亲说：“嫂子还跨过了鸭绿江，把你这个当婆婆的打得落花流水，夹着尾巴往南边逃。” 母亲问李冰跟婆婆处得怎么样，李冰说天下乌鸦一般黑。接着，把该说的和不该说的，通通说了个遍。见母亲有些担心，李冰就宽母亲的心说：“这世界上，婆媳之间，不好是正常的，好是不正常的。” 第二天吃了早饭母亲要赶飞机。李冰看见，母亲跟婆婆告别的时候，表情不大对劲，笑得比较困难。李冰就后悔昨晚上跟母亲讲得太多。李冰心想：“像这样肚子里存不住一点东西的婆婆，怎么可能跟儿媳妇在一个屋檐下面和心不和呢？” 从机场回来，李冰和章军冀就各奔东西各上各的班。到了办公室，章军冀才发现钥匙没带。想了半天，想起在车上李冰要去剪指甲了，于是给李冰打电话。 接电话的人一听他的声音就说：“章参谋，你把老婆看得也太紧了吧？老婆前脚到，你后脚就追来了，飞毛腿吧？” 章军冀从来不敢跟话务连的这些人过招，她们一个个都是钢嘴铁牙。章军冀跟李冰说过：你的这些部属应该到外贸部去给龙永图当助手，龙副部长有了你们这些助手，肯定会如虎添翼，那样的话，还用谈十五年？ 此刻，章军冀赔着小心说着好话：“麻烦叫一下，我有事，我找她真有事。” 接电话的人“咯咯”笑了起来，说：“你是她老公，没事也可以找她。” 电话被放到一边，小书被支使出去找李冰，儿个已婚女干部继续闲聊。 一个说：“我看还是南方婆婆好，我什么时候上你家去，什么时候看见你婆婆的手都是**的，不是在做饭就是在洗衣，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哪像我婆婆，就知道抱着孩子到处里门。” 一个说：“哼！你只看见她手上**的，你没看见她嘴上**的哪。唠唠叨叨就她事多。还动不动就跟她儿子打小报告，故意说那种我听不懂的鸟语，叽叽咕咕地像鸟叫，烦死我了。” 那个说：“你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我宁愿听鸟叫，只要她手脚麻利。” 另外一个说：“你俩换婆婆得了，免得看人家的婆婆眼馋。”两个声音争先恐后地同意换婆婆。换了半天，又觉得光换婆婆不过瘾，说不如干脆把丈夫也换了箅了，还说一不做二不休，尝尝别的男人的味道。 章军冀吃惊坏了。他怎么也想不到，女人们聚在一起，竟能开这样荤的玩笑。他觉得奇怪，女人们一嫁人，好像把嘴上把门的也一起嫁掉了，真不可思议。 李冰的声音出现了，她问：“笑什么哩？老远就能听到。”有声音回答：“她俩要换婆婆，还要换丈夫。”李冰说：“真不要脸。” 一个声音说：“我们不要脸都在嘴上，不像别人不要脸在实际行动上。” 又是一阵笑，笑够了又说开了各自婆婆的短长。章军冀听见里边争先恐后的声音里没有自己老婆的声音，心里甚感欣慰。正欣慰着，李冰的声音出现了。 李冰说：“昨天我妈来，我婆婆拿出了一瓶洋酒。”有入惊呼：“你婆婆不错嘛，挺大方的嘛。”李冰说：“大方什么呀，我还不知道她？她是在我妈面前摆阔，她那个人，虚荣着哩。” 有人插话：“嗯，不假，你婆婆是有这个毛病。每次见到咱们连的人，都要摆出连长婆婆的派头，神气得不行。” 李冰说：“你说她虚荣吧，她虚荣得又不够彻底。又是高脚杯又是冰块的，最后每个杯子里就倒那么一丁点，让猫喝也就是舔两口的事，她还教我们，说洋酒要品不要饮。” 一阵笑声。李冰接着说：“我特生气，简直就是蔑视我妈妈。我就趁她不注意，假装什么也不懂，抓起洋酒‘咕咚咕咚’好一气倒，把洋酒倒了个底朝天。我婆婆的脸，立马就绿了，站都站不稳了，提前醉了。” 一阵大笑，有人还直“哎哟”，好像把肚子都笑痛了。有人问：“章军冀呢？你那口子说什么没有？”李冰说：“他？他当场就目瞪口呆了！”李冰突然发现桌子上的话机，问：“谁的电话？”三分队长，那个眼馋人家南方婆婆的许青，惊叫起来：“坏了！是你那口子。” 几个刚才还笑得东倒西歪的人面面相觑，觉得这个祸闯得可不轻。李冰也意识到事态严重，一个髙蹦过去，抓起了电话。 哪里还有章军冀章参谋？话筒里只剩下“嘟嘟嘟”的断线音了。 李冰放下电话，回过头来望着她们几个发傍。许青走过去，伸出一根手指头在李冰眼前晃，见她没反应，就推了她一把，说：“咬，你不是吓傻了吧？” 李冰缓过劲来，推开许青，痛心疾首地指责道：“你们这些十恶不赦的坏人，害惨我了！” 许青她们突然大笑起来，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维护分队的孙技师笑得话都说不连贯了：“妈呀……也不知……把……把章军冀……气成哈样了……” 几个人笑够了，见李冰还是一副心有余悸的样子，就安慰她说，没准章军冀早扣电话了，谁会等电话等那么长时间。 李冰把双手放在胸前，像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有气无力地说：“但愿是这样，上帝保佑吧。” 中午饭李冰一般都在连队吃，今天中午李冰却特意跑回家去。吃饭是次要的，主要是想看看上帝保佑她了没有。 婆婆和丈夫正在吃饭，婆婆吃惊地望着突然回家的李冰，忙站起来添筷子盛饭。章军冀则冷了张脸，头也不抬地吃自己的饭。 李冰心里暗叫：坏了坏了！上帝不在家。她硬着头皮坐下来，吃不出丁点儿味道来。 婆婆问：“今天怎么回来吃了？” 李冰撒谎说：“上午去机关办点事，顺路就回来了。” 婆婆“噢”了一声又问：“你妈走得顺利吗？” 李冰答：“挺顿利的。” 婆婆又问：“飞机是正点起飞的吗？” 李冰答：“是，是正点飞的。” 婆婆似乎是不太经心地说：“你妈真行，还舍得坐飞机，真想得开。” 李冰知道，婆婆对她妈坐飞机上广州心里一直耿耿于怀。换别的时候，听婆婆这种酸溜溜的话她早就烦了，今天却顾不上了。李冰有点像心虚的贼，时不时用眼角去观察丈夫的动静。无奈，丈夫无动静。 章军冀吃完饭，站起身来对母亲说：“妈，我有点事，先走了。” 李冰望着丈夫摇晃着宽膀子出了家门，却不能有任何举动，她知道婆婆已经注意上她了，这个时候，绝不能轻举妄动。她可不想让婆婆看她的笑话。 尽管儿子和媳妇俩都不动声色，但什么都瞒不过沈凤英那双明察秋毫的、炉火纯青的老眼。沈凤英心里明镜似的：这次别扭闹大了，而且好像还上了等级。不看別的，光看儿子那张阴着的脸还有儿媳妇那张赔着小心的脸，就行了。 这下麻烦了。沈凤英在心里嘀咕：如果这两张脸掉个儿就好了，儿媳妇阴着脸，儿子小心着脸。以往的别扭基本都是这个格局，儿媳妇任两天性子也就过去了。这次阴着脸的是儿子，问题就大了。儿子也不是不可以阴着脸占个主动，沈风英也不是不愿看到儿媳妇赔着小心的脸，说心里话，沈凤英巴不得他俩闹别扭的时候，儿子的脸能一直占主导地位地阴着，儿媳妇嘛，最好永远都赔着小心。只是，沈凤英对儿子这张阴沉的脸到底能撑多久拿不大准。岂止是拿不准，简直就是没有信心。反过来，沈凤英对儿媳妇那张暂时赔着小心的脸能耐烦几天，也没有什么把握。总之，做母亲的沈凤英对儿子章军冀的前景不看好。 沈凤英不禁替儿子担起心来：傻儿子，你小子哪里知道，这上坡容易下坡可就难啦。 沈凤英坐不住了，急忙给儿子打电话：“军冀，怎么冋事？”儿子还想装傻，反问：“什么怎么回事？”沈凤英可没心思跟儿子捉迷藏，没好气地一语拆穿他：“你别跟我装蒜了，你跟李冰闹什么别扭了？” 第十一章 7 儿子说：“没什么，一点小事。” 沈雕不信：“一点小事？一点小事你俩能那样？” 儿子不耐烦了，问：“我俩哪样了？”沈凤英一时语塞，顿了一下，说：“你俩不正常呗。”说完，怕儿子狡辩，就抢占主动，教育儿子：“两口子过日子，哪有不磕磕碰碰的？有了矛盾不要紧，不要捂着盖着，也不要不吱声，把矛盾摆到桌面上，两人各自多做自我批评，又不是解决不了的敌我矛盾。尤其是你，你是男同志，姿态高一点，多做一点自我批评，我就不信人家李冰没有觉悟。” 沈凤英劝儿子，自然不好说出她的担心。一来，儿子是属驴的，犟得很，你越让他下坡他越拧着不干，反而有可能还要往上去，那岂不更糟？二来，有些话似乎也不便让她这个做母亲的点破，那样的话，对谁都不好，对谁都没意思。沈凤英可不是那一般的小市民母亲，普通婆婆，沈凤英离休前是机关门诊部的政治协理员，什么矛盾没见过？什么思想工作没做过？那些“把矛盾摆到桌面上”、“各自多做自我批评”之类的用语，虽然有些陈旧，但并不过时嘛。 晓之以理之后，该动之以情了，这是沈凤英做了那么多年思想工作的成功经验。沈凤英语气里充满了感情。她开导儿子说：“军冀呀，你跟李冰从天南海北走到一起，是不容易的，是要有缘分的。古人说，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多不容易呀，修一千年才能睡到一个枕头上，你不珍惜着点，人生苦短哪，上千年修来的缘分也只能享受个几十年，难道，你就没有紧迫感吗？” 这真是一番箅得上苦口婆心的开导了，章军冀再听不进去，就说不过去了。 章军冀的心里也的确不是个滋味，替母亲，也替妻子。看看母亲，是何等的境界！儿媳妇在背后那么数落她、笑话她，她还替儿媳妇说情说好话。再看看妻子，婆婆如此对她好，她竟忍心在人前那么糟踢自己的婆婆，天地良心啊！ 这样一比较，章军冀的心里愈发更不是滋味了。他为母亲抱不平，同时，也替妻子内疚。 放下电话，章军冀就在心里决定：这事不能这么轻易就算了。要以此为契机，以这件事为突破口，改掉妻子李冰身上这种坏毛病。 冷战开始了。 李冰知道，这场战争由她引发，因而i！这场冷战抱有歉意。她虽没明确表示过什么，但她认为她脸上的神态就足以表达什么了。她脸上那份从早挂到晚的小心，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谁知，丈夫章军冀伤能做到对这份小心视而不见，继续阴着一张苦大仇深的脸，这不能不令李冰感到一种过分。 李冰认为：从恋爱到结婚一年多了，大大小小的战斗场面也经历了不少，战场的局势基本上是格式化的：由李冰挑起，再以章军冀摇着白旗结束。不管起因多大，战争场面多壮观，章军冀的姿态一般都是高的。章军冀犟是犟了点，但不至于犟到跟自己稀罕劲还没过去的新婚老婆没完没了。 这次怪了，屁大点事，不就说了他妈几句吗？而且说的都是事情经过，既没无中生有，也没恶意中伤，至于这个样码？再说了，别人都在说，又不是我一个人说，别人家的儿子没事，怎么就单单你章军冀如此严阵以待呢？不对劲嘛！真搞不清楚他这种不依不饶的劲头打哪来的，反正比较可疑就是了。 这样一琢磨，李冰脸上的小心，如同潮水一般，不动声色地开始回落。按以往她跟章军冀吵架的惯例，她会呆在连里不回家，一直要熬到章军冀顶不住了，扛着白旗乖乖地到连里来请罪，主动承拘责任，赔不是。这次李冰一直都住在家里，开始是李冰心存一份歉疚，想主动修补；现在，李冰却有了一种大敌当前的临阵感。这种感觉有些悲壮，也有些刺激，搞得李冰有些莫名其妙地跃跃欲试。既上得阵来，就没有临阵脱逃、让敌人看笑话的道理。这一点，李冰连民比谁都清楚。 沈凤英是这场战争最直接的受害者。不仅如此，这种害还受得老太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她甚至都不知道战争的起因，就被稀里.糊涂地拉到了前沿。 每天，她看着两门哑炮按时准点地进门，一点也不耽误地吃喝拉撒睡。第二天，再收拾整齐地前后脚出门上班。只是，那种“山雨欲来”的架势，把老太太压抑得够呛。两门哑炮靠谁近了都不行，都有嫌疑，她只能保持中立。保持中立就要不说话，或者是尽量少说话，几天下来，老太太嘴里就寡淡无味了。 沈凤英私下里偷偷劝儿子算了，别跟她一般见识了。可儿子不干，说：“妈，你别管，我自有办法。” 沈凤英的心黾着实矛盾着。一方面，她希望眼前的小两口和和美美地过安生日子；一方面，似乎好像又挺希望儿子对儿媳妇有所建树。只是，他们要打要干就痛快点呀，这种引而不发箅哪门子战法！也不知儿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自有办法”到底是啥办法嘛！ 最难受的，要属身兼二职的章军冀了。本来，似+李冰脸上的“小心”是很满意的，想借着这种“小心”好好敲打敲打她。从对李冰一见钟情到现在，都是李冰敲打他，而他从来没有敲打李冰的机会。现在，机会来了，他也伸胳膊撸袖子地准备大干一场了。可惜，他战场经验不足，把握不好战机。或者说，他对敌方的力量估计不充分。总之，章军冀错失了良机，注定要一败涂地，重蹈被敲打的覆辙了。 如果要总结章军冀吃败仗的教训，“贪心”应该首当其冲。他太贪心了，他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贪心膨胀。看着李冰的小心，他心里说：吊她一天，再吊她一天，再吊她一天。三吊两吊就把李冰脸上那千载难逢罕见的“小心”给吊没了，等他醒过白日梦来，李冰脸上的“小心”已经荡然无存，换上了一种凜然，一种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的凛然。章军冀心中暗暗叫苦，但晚了，“轻舟已过万重山”了。 现在，章军冀只有把他那颇为英俊的长脸继续拉长阴下去这一条路了。 李冰下班回来，见婆婆还在厨房忙活，主动洗了手进来，问：“妈，我干点什么？”妈说：“不用了，我这马上就完，你别沾手了。”李冰还是找到了要干的活，把用完的案板给刷了。 婆婆对儿媳妇这点还是满意的，眼里有活，手脚麻利，又肯出力气，除了脾气差了点，基本上箅个不错的媳妇。 饭菜上了桌，还不见章军冀的影子，等了一会儿，他还不回来，李冰就开始喊饿。一是李冰真的饿了，二是在冷战的状态下，李冰成心不想等他。这个时候的沈凤英就有些为难了：等儿子吧，怕儿媳妇怪自己光心疼儿子不心疼媳妇；不等吧，又有点说不过去。以往都是等的，小两口闹矛盾了就不等了，总有点那个。更何况她还是儿子的妈，孰远孰近，她还没糊涂到拎不清的地步。 李冰在一旁躬着身子喊饿，好像饿得都直不起腰了。这种情况下，沈凤英就不好再等「去了，华年盛世，把人饿出个好歹来，天大的笑话啊。 刚动筷子，章军冀就回来了。见没等他回来就开饭了，空空的肚子里就跑进了气去。他认为李冰不等他是意料之内的事，母亲也跟着李冰学，实在说不过去。正本清源，这场冷战是为捍卫母亲的尊严而起，而母亲却这样地敌我不分，莫不是老糊涂了？ 饭桌上很静，只有三张吃喝的嘴的声音。三个人低眉顺眼地盯着各自眼前的饭菜，很像饭馆里三个素不相识的吃客。 李冰看出章军冀对他妈的不满，觉得这是件挺好玩的事。心里愉快，嘴里就开始不出声地哼着小曲。小曲一哼，腿就开始想打拍子。于是，李冰就在饭桌下架起了二郎腿。二郎腿合着嘴里不出声的小曲，开始左摇右晃起来。正美得不行，李冰的脚丫子不慎踢到了丈夫肌肉结实的大腿上，李冰心里大叫“不好”，赶忙把双腿后撤，坚守在自己的椅子下边。 章军冀肚子里的那股气正上蹄下跳地没个着落，李冰不知死活主动找上门来正中章军冀的下怀。说时迟，那时快，章军冀抬起脚来飞过去，正正中中地击在沈凤英硬邦邦的小腿上。好！让你乐得手舞足蹈！ 沈凤英心里也正不痛快着。儿子那张驴脸她又不是看不见，这次显而易见有一半是冲她这个做妈的来的。沈凤英心里这个冤枉，气就不打一处来。第一处来自媳妇：有那么饿吗？还把腰都饿弯了，明摆着小妖精在闹妖呢；第二处来自儿子：多大的人了，连个里外好歹都分不清楚，连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都弄不清楚，还敢大言不惭地宣称“自有办法”。你那好办法都喂了狗了，剩下个鬼办法是回家拉脸给老娘看？第三处来自她自己：自己也是，这军职的大房子在自己名下，一桌子饭菜是自己张罗出来了，自己不发活，别说饿弯了腰，就是饿昏过去，又能怎么样？真是老糊涂了，一顿饭不吃能把人饿得直不起腰来？连小妖闹妖都镇不住，还离休老干部呢！ 沈凤英来自三个方面的气正理不顺呢，老老实实呆在桌子下边的腿没碍着谁、也没惹着谁，却结结实实地挨了一下，沈凤英没有任何准备地“哎哟”一声叫出声来。 放眼望去，儿子傻子一般张着嘴，舌头上的饭菜清晰可见，没说的，肯定是他干的，想发威别人，却发错了地方，发到自己老娘身七。真傻呀！傻透了！都傻成这样了，还敢扬言“自有办法”哩。傻儿子，你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哩，你有个屁办法！ 再望过去，儿媳妇嘴紧抿着，像一朵含苞欲放的花朵，脸上有丝丝笑纹马上就要绽放。她强压着不让花朵绽放，看把她憋的，脸都紫了。 沈凤英望不下去了。很重地放下碗筷，很冲地站起身来，很快地回到卧室，很响地撞上房门。 婆婆一离开，李冰连一秒钟也坚持不下去了，碎步冲进自己房间，扑到**，捂着嘴笑得透不过气来。 罪魁祸首章军冀不用回头，就知道身后是几家欢乐几家愁。他气得恨不能抽自己的嘴巴，老大不小的人了，干点事怎么老是毛手毛脚地没个准头？竟做出这等亲者痛，仇者快的破事来，真是他妈的古代兵器——剑（贱）！ 餐桌下的那场混战，使冷战局势发生了变化。原先尽量保持中立的、扮演和平使者的婆婆，终于扯下面具，彻底倒戈了。自然，婆婆是不可能倒向她李冰的。李冰猜测：或是那天的笑容没藏好，或是一怒之下的丈夫把这场战争的起因和盘托给了婆婆。总之，从现在开始，李冰同志只好孤军奋战了。 第十二章 1 **说过“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真是金门玉言。现在的情况，比**他老人家预测得还绝：现在是母子团结如一人，试看的只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李冰简直有点怕回那个家了。那娘俩的脸色，简直就是经过排练的。婆婆还将就的好一些，还例行公亊地跟她打打招呼；丈夫对她，简直就是一个哑巴，一个面无表情的哑巴。 李冰在婆婆家受够了娘俩的冷落，回到连里就痛骂那几个肇事者。许青她们先是嘻嗜哈哈地不当冋事，后来见那娘俩似乎动真格的了，又开始给李冰献计献策，七嘴八舌的甚是踊跃。 分队长许青说：“你干脆吃住在连里别回去了，着那一老一少两张冷脸给谁看。” 副指导员王雪莹反对：“你少出馊主意。不回去就意味着失败，起码也是软弱的表现。叫我说呀，你干脆撕下脸皮跟他们闹一场得了，反正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总得有个结果吧？像你婆婆这种前首长夫人，离休老干部，要的就是一张老脸，就怕撕破了脸，就怕左邻右舍看热闹影响不好。” 许青大声反驳说：“照你这么说，李冰的婆婆是顾脸皮要面子的人，李冰就是不顾脸皮、不要脸的人喽？” 几个人“咯咯”笑了起来，连李冰也扑咏一声笑出声来。孙技师慢条斯理地说：“咱们这些人，顶多就是背后议论议论婆婆，给嘴过过年罢了，还真没有谁敢撕破了脸皮跟婆婆真干的。大不了就是拿婆婆的儿子出气。我老公就说，他天生是受夹板气的命。说起来，他们又当儿子，又做丈夫也怪可怜的。老婆跟老娘有了矛盾，他们不能有是非观，也不能有正义感，他们只能站在中间地带观望。向老婆这边靠，要挨老娘训，往老娘那边站，要受老婆气，他们不容易啊！” 许青说：“活该，谁让他们贪心，在家里搞出两个女人来。”大家先是没听懂，等品过味来，就一起哈哈大笑。笑够了，王雪璧说许青：“你这家伙真反动，用这种偷换概念的鬼把戏。听起来别扭，好像他们娶妻纳妾了似的，细品起来，还真有道理。两个女人在一个屋檐下爱着同一个男人，你别管他是夫妻之爱还是母子之爱，反正只要是爱，肯定就会出问题。” 年长她们几岁的孙技师，坐在**倚着墙导师一般地发话：“这有什么新鲜的？你们没听人家说吗？说当儿子不如做女婿，这话说得有道理。你们想啊，当儿子，是婆媳两个女人争着爱一个男人；做女婿呢，则是母女两个女人合着爱一个男人。问题就出在这里，虽然都是爱，但爱的方式不间，其结果当然就大相径庭了。争，就意味着矛盾，意味着战争；合，就意味荐团结，意味着和平。婆婆爱儿子，爱得比较专注，自然就比较自私，比较不容别的女人插足。婆婆的这种爱，虽然有原因，但却没道理。所以，婆媳之间相处就比较困难。婆媳的关系，有点像油和水的关系，不好融合，油永远都漂在水的上边。至于丈母娘对女婿的爱，就简单多了。既有爱女儿捎带着把女婿也一起爱了的爱屋及乌的成分，又有爱女婿是为了让女婿对女儿更好一些的讨好的成分。所以，丈母娘跟女婿之间，就简单明了，就好相处。” 许青听得眼都不眨，一个劲地点头，叹道：“孙技师，你真该改行当指导员。以前我还老是反省自己，想我爱人能跟我妈处得好，我怎么就跟他妈好不起来呢？反思得我自己还内疚得不行。这下好了，叫你这么一说，原来婆媳不和是有理论根据的，我根本就用不着内什么疚，你们说是吧？” 王雪莹笑着说：“孙技师，你这是误导。许青同志刚要反思自己，就被你误导没了，许青的婆婆和丈夫知道了，会找你箅账的。” 许青也笑着说：“得了，王副指导员，你是怕人家孙技师改行抢你饭碗吧。” 许青她们离开后，孙技师对李冰单兵教练。她问李冰：“他真的不理你了？”李冰点了点头。 她又问：“他真的连碰也不碰你了？”李冰愣了一下，没听明白，等反应过来，红着脸说她：“讨 厌！” 她不管讨厌不讨厌，继续正色地追问：“真的李冰，我不跟你开玩笑，是不是不碰你了？” 李冰见她不像要闹的样子，就点了点头，点得很纳闷也很认真。 她拍了拍床铺，让李冰坐过来。李冰疑疑惑惑地坐了过来。她伏到李冰的耳边，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地教着，李冰听着听着就红了脸。李冰躲开身子，推了她一把，笑着说：“哎呀孙技师，你可真是的，什么都好意思说出来。” 孙技师导师般地正色道：“李冰，你听我的，没错。” 李冰推开家门，沈凤英就看见了她手里提的大塑料袋。李冰径直来到婆婆跟前，把手中的袋子打开，柔声细气地叫了声妈，说：“您猜猜这是什么肉？” 沈凤英看了眼袋子里红乎乎的一大团生肉，摇摇头说不知道。说完了，又觉得怪对不住媳妇的温柔，就又补了一句：“知道是肉，什么肉可说不清楚。” 李冰笑了，笑得很乖，很像在母亲面前撒娇的亲闺女，一点也没有战争状态中的样子。李冰卖着乖说：“不知道吧？这是狗肉！” 沈凤英一下子来了兴趣，扬着声音问：“是吗？这年头狗肉可不多见了。”又问：“哪来的？” 李冰说：“我们连孙技师给的。她爱人到一个山沟里扶贫，经常扶回来些狗肉兔子肉什么的。” 沈凤英点着头说：“嗯，现在也只有穷地方的拘身上还有点肉，城里的肉都长到人身上了。狗是越养越小，光长毛不长肉了。” 李冰问：“妈，孙技师说，现在没大有人会做狗肉了，您会做吗？” 这话箅问对了地方，问到了婆婆的心坎上。沈凤英自豪地扬着眉毛，朗着声音说：“会！怎么不会？想当年老头子就爱吃狗肉，他的那些老战友老部下都知道他好这一口，淮来了都忘不了给章部长带条狗腿来。那几年，咱家经常是狗肉飘香，惹得左邻右舍直抽鼻子，都知道章部长家又吃狗肉了。我不会做谁会做！” 李冰故作惊喜地叫：“是吗？那太好了！我还怕咱家没人会做，推了半天不想要哩。” 章军冀下班回来，一进门就一个劲抽鼻子，边抽边大声问：“妈，什么东西这么香？” 沈凤英腰里扎着围裙，手里拿着铲子，喜气洋洋地从厨房出来，笑逐颜开地对儿子说：“狗肉，除了狗肉，什么肉能这么香？” 章军冀边换拖鞋边随口问：“哪来的狗肉？” 沈凤英看了眼在厨房剥蒜的李冰，小心地说：“李冰她们同事给的。” 章军冀一听狗肉与李冰有关，马上打住跟狗肉有关的话题不再吱声了。 热腾腾香喷喷的狗肉端上桌，李冰尝了一块，觉得没什么特别的，起码不像婆婆说的那么邪乎，有些扫兴，很少再伸筷子了。 沈凤英挺隆重地夹起了一块狗肉，很郑重地送进嘴里，一下一下地慢慢地咀嚼着，像品着什么，又像追忆着什么，那神情，那感觉，绝对是在吃一块狗肉的意义之上。 章军冀是不看李冰弄来的狗肉的，虽然它已经被母亲加工得色香味俱佳了，他像个素食者，只对桌上的青菜有兴趣。他妈沈凤英看不下去，自作主张挑了一大块狗肉，不由分说地放进儿子的饭碗里，说：“你尝尝，你小时候不是最爱吃狗肉的吗？还老跟你爸抢着吃。” 章军冀一副被母亲逼得不得不吃的样子。皱着眉头肃着脸，夹起了那一块焉知祸福的狗肉。先是很斯地咬了一口，很矜持地一上一下地叩击着牙齿，慢慢地，咬肌加大，速度加快，敏着的眉头悄悄地舒展开来，开始向那盘狗肉频频出击了。 沈凤英在一旁看得眉开眼笑，好像看见了当年吃着狗肉的章部长。屋子里狗肉的香味像，桌子前儿子的神态更像。沈凤英那颗苍老寂寞的心渐渐地温暖起来。 第二天一上班，李冰就到机房找到值班的孙技师，把她拉到机器后边，鬼鬼祟祟地问：“哎，怎么回事，他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 孙技师捂着嘴还是笑出了声。她点着李冰的额头，妈似的说：“傻瓜，你以为是吃速效胶囊呢，哪有那么快，哪能马上就见效呢？你让他连续吃，吃上三天，他就该顶不住了。” 第十二章 2 孙技师又给了李冰一包红彤彤的小颗粒状东丙，告诉她这跟狗肉有相同的用途，把这玩意儿跟狗肉一块炖，火上再浇点油。 李冰拿回家交给婆婆，婆婆一看就老朋友般地叫道：“枸杞子。”并内行地评判：“宁夏的枸杞子，枸杞子中的上品。” 于是，晚饭又是一盘香气四溢的狗肉，狗肉里又多；”些红色的叫枸杞子的宁夏特产。章军冀因为有昨天的开头，今晚对狗肉就不再做矜持状，上来就很实在地放开喉咙，嘁哩喀嚓地大吃特吃起来，直吃得头上脸上脖子上水蒸气直冒。 临睡前，李冰本不想洗澡的，昨天的澡冼得就有些白费。但想想孙技师的千叮咛万嘱咐，李冰还是进了卫生间，站在了蓬蓬勃勃的淋浴下边。 柔软的、淡绿色的浴巾轻抚着年轻的肌体，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轻松和舒适。李冰上下打量着自己年轻白皙的身子，在干净的水的覆盖下，干净的身子纤尘不染。温热的水珠在身体上肆意徜徉，李冰的心被这温热的水珠和年轻的身体鼓胀得满满的，痒痒的。 李冰穿着浴衣进了卧室，章军冀早已躺下，举着报纸就着台灯，目不斜视聚精会神如饥似渴的样子，李冰坐在床边，褪了浴衣，**着身子，仔细地往身七涂抹着青瓜香型的乳液，涂得认真，抹得仔细。收拾停当，李冰很从容地掀开轻软异常的被子，很小心地钻了进去。 一会儿，台灯被章军冀关掉了。李冰屏住了呼吸，在黑暗中期？寺孙技师预谋的事情。 过了一会儿，又过了一会儿，章军冀的一条肌肉结实、强健有力的腿，小心地、试探肴伸了过来…… 李冰知道，冥冥之中，穷山沟里那条倒霉的狗，开始起作用了。 第二天，有两个人发现了李冰的轻松和愉快。一个是李冰的婆婆沈凤英，一个是李冰的同事孙技师。 孙技师来晚了，连里的值班员告诉她，连长正在俱乐部里点名。孙技师三步并两步地上了三楼俱乐部，站到了立正在听连长点名的队伍后边。 李冰站在队伍前边，讲评一周的值勤情况。李冰在上午的阳光中很漂亮，是那种流光溢彩的漂亮。足智多谋的孙技师一眼就看出，她指挥的战斗打响了，也打胜了。 等李冰在前边喊完“解散”的口令，孙技师就追上去，导师般地批评：“李冰，你不应该呀，整个一个报忧不报喜嘛。” 李冰知道她说的喜是什么忧是什么，就别过头来冲她璀探一笑，露出高露洁牙膏广告上的那种白牙，笑得很羞涩，也很幸福。 见李冰这副样子，孙技师就很有成就感。她伸出胳膊搂住李冰的肩膀，像搂着自己的胜利果实。 孙技师并没有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她提醒李冰：“别光顾享受了，忘记计划生育。” 李冰掐了她一把，说：“讨厌，人家算着日子呢。”孙技师老气横秋地说：“嗨，这亊呀，人箅不如天算。” 李冰的婆婆发现得比孙技师早。她是在早晨起床后，李冰跟在儿子脚后出了他们的房间那一瞬间，发现的。 她昨晚一定睡得很好，精神饱满的脸上显示出睡眠的良好。好像还不仅仅是睡眠的好，好像还有什么。是什么呢？沈凤英再老，毕竟是过来人，何况还没有老眼昏花地看不出儿媳妇的容光焕发。沈凤英知道，冷战结束了，新的格局就要开始了。儿媳妇从卫生间出来，带出了一股幽兰般的香气。沈凤英知道这是一种叫cd的香水的味道。沈凤英还知道，这个牌子的香水价钱不菲。在价钱不菲的cd香水的气味中，沈凤英想起了自己年轻时用的那种叫冷霜的雪花膏。也是名牌，上海的名牌。故去的老伴最喜欢闻她身上冷霜的香气，淡淡的香气，幽幽地散发。这才是多久以前的事？幽香依然，人却故去的故去，衰老的衰老，幸福换了人间。 章军冀坐到饭桌前，例行公事地叫了声“妈”，把黯然神伤的母亲叫过神来。沈风英望着儿子，儿子愈发像他故去的父亲了，眉毛像，眼睛像，鼻子像，嘴巴像，连耳朵都像，脸上的五官没有一处不像，活脱脱地就是当年年轻英俊的章部长。沈凤英定定地望着儿子，追忆着故去的丈夫，一种悲哀，深深地，无法抑制地涌了出来。 章军冀眼睁睁地望着母亲越来越暗淡、越来越阴沉的脸，莫名其妙不知是怎么回事。他下意识地望了妻子李冰一眼，完全是下意识的，是一种想找人探索一下的本能。不幸的是，妻子李冰却理解错了这一眼。 对婆婆脸上戏剧人生般的变化，李冰尽收眼底。她想不明白：婆婆这张暗淡的阴沉下去的脸，缘于何故？她问自己：今天早晨，自己并没有什么地方得罪婆婆，今天没有，昨天没有，前天也没有。印晚上，狗肉桌前的婆婆还是快乐的，怎么一夜之间就变了模样了？不是，见我高兴她就生气？如果是这样，那也太过分了吧？正胡思乱想着，正好与丈夫的目光撞到了一起。李冰顺着刚才的思路，就把丈夫的目光理解成了责备和埋怨。 上班出门时，章军冀特意打了声招呼：“妈，我上班了。”当妈的有气无力地“嗯”了一声，箅是回应。李冰原本也想打声招呼的，但一看婆婆这架势，就把招呼给省了，踩着章军冀的脚后跟出了家门。 下楼的时候，章军冀随口问了句：“哎，你说咱妈怎么啦？”李冰忙冲他摆手，说：“这次你别找我，没我任何事。”见章军冀要说什么，赶快说：“另外你别咱妈咱妈的，是你妈，不是咱妈。”说完大步向前，箭一般地蹄了。 章军冀望着老婆疾走如飞的背影，怔在那儿醒不过闷来。他心里琢磨，这是怎么啦？老娘那儿是咋回事还没搞清楚，老婆这儿又变了脸。这日子没法过了，真他妈累得慌。 疾走如飞的李冰半道碰上了许青，许青在马路边喊她：“李冰，你走这么快干吗？后边有人追你吗？” 李冰停下脚，笑着说：“后边有条狗追我。”许青真傻兮兮地向后边张望，李冰哈哈大笑起来，把婆婆那张晚秋的脸从心里笑了出去。 章军冀进了办公室，王副局长好像专门在等他。一见他进门，就跳过去掩上门，贼一样地问他：“小章，你手头上有现钱吗？”章军冀吓了一跳，随即反应过来王副局长在向他借钱。就问：“要多少？”王副局长伸出右手，张着五根粗壮的手指头翻了两翻，说：“两千。”葶军冀说：“哎呀，我这不够，我问李冰那儿够不够。”王副局长饥不择食地连连点头：“好好，快打，你快给小李打电话。” 章军冀心里纳闷：这个王副局长，怎么会为两千块钱急成这个样子？好歹也是个大校了，一个月两千多块钱的军饷，抠抠马裤呢军装口袋，怎么就抠不出个千儿八百的呢？至于在部属面前露这副穷样子。再一想他那在服务社卖酱油醋的老婆，就想明白了一大半。 章军冀在王副局长殷切的注视下，操起了电话，找到了李冰，问她手头上有多少钱。李冰问他干什么用，他看了眼盯在一旁的王副局长，支吾了一下说“有用”，李冰接着问他有什么用，他就仗着王副局长的权势一般地大声说：“有用就是有用，问那么多干吗！” 李冰在电话里根本就不买他的账，也不把他的高八度当回事，也提髙了嗓门说：“哟，章军冀，你有没有搞错，是你跟我要钱还是我跟你要钱？” 电话声音很大，王副局长又离得很近，章军冀怕被领导听见，吓得紧紧梧住电话，把耳朵压得好痛。就听到李冰那边有女声喊：“不说清楚就不给他，万一拿去嫖娼了呢？”电话里头一阵女声大合笑，气得章军冀一点辙也没有。 这时候，有人在外边喊王副局长接电话，领导一离开，章军冀就捂着话筒悄悄地说：“是王副局长借的。”李冰在电话那头不屑地说：“淮借的就说谁借的呗，用得着吭吭哧哧的吗？”章军冀解释道：“你不知道，刚才王副局长就站在我旁边。”李冰更加不屑了：“站在你旁边就站你旁边呗，难道他拿着枪逼着你？”又讽刺道：“你们这些机关的狗腿子们，下部队一个个人五人六的个个都像军委委员，一回机关，把虎皮一扒，全找不到自己了。” 第十二章 3 章军冀骑车到话务连去拿钱，兜里还装着王副局长交给他的一个地址。王副局长指示他拿到钱，直接到邮局按这个地址寄出去。章军冀一看那穷山恶水的村名，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章军冀在自行车上想：跟王副局长那个卖酱油醋的老婆比，自己的老婆不知要好到哪里去了，起码自己老婆通情达理，从来不在钱上跟自己计较找麻烦。这样一想，就把心情想得比较愉快，吹着口哨，不知不觉到了话务连。 李冰站在阳光明媚的台阶上，居高临下地把钱递给章军冀，递钱的同时，还递给他了一段话。 “章军冀，你知道你妈早上为什么不高兴了吗？”“不知道。“章军冀摇头说。“我知道了。” “你知道什么了？”章军冀仰着脸问。“你妈是看我高兴了，你妈就不高兴了。”“你高兴了，我妈怎么就不高兴了？”章军冀听糊涂了，疑疑惑惑地问。 李冰站在高高的台阶上，抱着胳膊冲台阶下的章军冀笑，笑得意味深长。笑够了，又意味深长地背诵了一段伟大领袖**的语录：“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背完之后，背起手，弯下腰，像问幼儿园小朋友那样问：“章军冀参谋，你听明囱了吗？” 章军冀敏起了剑眉，没好气地说：“我明白什么呀？你乱七八糟地说了半天，哪跟哪呀！” 在去邮局的路上，章军冀骑在自行车上，越想越不明白。把刚才去话务连的路上，同王副局长那卖酱油醋的老婆比较出来的一点愉快，又给比较回去了。他心黾恨恨地骂道：还不如王副局长那个卖酱油醋的老婆和在穷山恶水里过穷口子的老娘呢。人家婆媳不和，不和在桌面上，老娘要钱，老婆不给，做儿子和做丈夫的，还能从中做点手脚。哪像我那退出现役的老娘和正在服役的老婆，争来斗去一点动静都没有。东边晴了西边雨，你甚至都搞不清她俩在争什么，斗什么。你简直就不知道，该从什么地方下手给她俩调和，讨这个的喜欢，就要得罪那个。她俩就像一对面和心不和的顶头上司，他这个做下级当部属的，紧着察言观色都不行。靠谁近了都要出问题，谁都能给他小鞋穿。 想到这里，章军冀在自行车上摇了摇头，心里叹道：髙手，都是九段以上的高手哇。 晚上下班的时候，章军冀老远就看见李冰在前边磨磨蹭蹭的背影。他知道李冰不愿一个人面对他母亲，就叹了口气，紧走几步，追了上去。 李冰听见身后尾随的脚步，就知道是谁了，她头也不回地问：“章马屁，今天受到表扬了吧？” 章军冀跟李冰并排走着，没接她的调侃，闷头走了一阵，突然别过头去问：“你上午说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 李冰的情绪很好，她歪过脑袋逗章军冀：“我上午说的话多了，你指的哪一段？” 章军冀说：“就是什么你高兴了我妈就不高兴，你不高兴了我妈就高兴的乱七八糟的话。” 李冰非常高兴地仰起脸来“咯咯”地笑，笑够了才说：“说你是个笨蛋，你还不服。什么事不给你做做示范，你是不会明白的。这样吧，一会儿到家，我就装着不高兴，你妈一看我不高兴，她准高兴。 章军冀眨着两眼白痴一般，李冰笑得更开心了，伸手挽着他的胳膊说：“不信你就快点走，回家做给你看看，一看你就该信。” 经过一个漫长的、风和日丽的白天，婆婆沈凤英早就想开了。沈婆婆想：人家小两口好了坏了，恼了爱了的，关我什么事？儿子大了不由娘，他爱怎么着就怎么着，他不争气爱当妻管严，那是他的事，碍我什么事了？我操那么多心干吗？还嫌自己老得不快呀？又想：儿媳妇年轻，权当她是个孩子不就得了？自己的女儿在上海，不是也跟婆婆过不到一块去吗？我也学聪明点，别跟媳灼的关系搞得太僵了，别到时候她也跟自己的女儿一样，一气之下搬出去住，剩下自己一个人，孤零零地呆在这大房子里，还有什么意思？ 这样想想，那样想想，又想起了媳妇李冰平时的许多不错来，就把自己的心想温暖了。想起李冰爱吃饺子，尤其爱吃三鲜饺子，沈凤英特意买了一斤鲜大虾，包了三鲜饺子，单等他们小两口下班回来，吃个髙兴了。 外边门响，沈风英知道他们下班回来了，特意迎到门口，抢着开了门。 儿媳李冰先进门，冷着一张小脸。哟，这孩子，还生气哩，真是个孩子，平时没太在意，这李冰生气的时候也不难看。 沈凤英笑容满面地问：“下班了。” 李冰冷了张脸点了点头，快步进屋，把紧随其后的章军冀闪了出来。 章军冀仔细地盯住老娘的脸看，跟不认识似的。沈风英很慈祥地看了儿子一眼，很高兴地笑着。 章军冀和李冰鱼贯着进了卫生间，挤在水龙头下洗手。 李冰像接头的特务一样，压低了声音问：“怎么样？明白了吧？” 章军冀不吭声，搓着满手的肥皂泡不声不响，一副遭受了重创的颓废模样。 章军冀的确受到了打击，而且打击得还不轻。章军冀在“哗哗”作响的水龙头前沉痛地想：看样子，母亲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要承担主要责任。 还真的让孙技师给说着了，章军冀在吃了那只蓄谋的狗肉之后，真使妻子李冰怀上了。 看着李冰日益隆起的肚子，这个一家三口的喜悦是一目了然的。儿子章军冀说：“男孩女孩都行，但最好是个男孩。如果是个儿子，就是我们章家的长房长孙，不得了的！” 婆婆沈凤英说：“生了儿子你们就知道做父母是怎么回事了。”她似乎认定媳妇肚子里的孩子一定是个儿子，并且认定这个儿子以后一定会给他爹妈好瞧的。 媳妇李冰嘴上不说心里说：哼！我还不知道你吗？你不就是想让我也尝尝当婆婆的滋味吗？按照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说，那时婆婆的地位正好又该翻上来了。到那时，当个作威作福的婆婆也不错嘛。 想到这种宏伟远景，李冰止不住喜在心头笑在脸上。其他二人见了这笑，一致认为这种开心的笑很好，有益于胎教。 怀念连队 其实，列兵敏本来没想烫发的。 中午的时候敏收到一张二万元的汇款单，不用看，敏也知道这是姐姐寄来的。前些日子敏帮姐姐买过一种广告上说能换皮肤的化妆品，钱是从敏那比较可怜的钱包里先塾上的。此刻，敏捏着这二百元的汇款单，心里头非常的愉快。姐姐真是够意思，这一买一寄就让她平白无故地赚了将近五十块钱。五十块钱对一个列兵来说，不是个小数目，敏愉快的心情可想而知。 敏去找班长请假，班长正在跟分队长说话，班长脊事地望着分队长，眼黾的意思非常明白。分队长望了一眼敏手里的汇款单，说了句去吧，随后又补了句快去快回。 敏几乎是一溜小跑地到了邮局。大中午的邮局没什么人，敏将汇款单递给柜台里那个无精打采的胖女人，胖女人眼皮都没抬地“啪啪啪”在单子上硒了几个章，把钱和敏的士兵证一起扔在了柜台七。 敏没法计较胖女人的态度。敏入伍到北京快一年了，北京的这些人已经教会了敏做什么样的“上帝”比较省时省力省气，关键是省气。再说，此刻的敏也没大有精力去顾及别人的态度了，敏那双好看的眼睛盯住了柜台上夹在士兵证里的两张百元大钞。 说实话，自从敏穿上军装，这种巨大的钞票就离她远去了。津贴袋里薄薄的四十几块钱，让人能一目了然，连个五十的票子都不用。此刻，列兵敏面对着这两张百元大钞，竞有了一种久违了的感觉。 敏十分小心地把两张票子折成四折，又十分小心地塞进士兵证里，再十分小心地放进军裤口袋里，往外走的时候，敏就觉得身上沉甸甸的。 夏日正午的太阳是很厉害的，敏站在厉害的阳光下一时不知要干点什么。敏觉着自己该干点什么，就立在厉害的阳光下想。敏孤零零地立在大太阳地里的样子有点傻，好在这个时候行人稀少，没人注意列兵敏的傻。 敏的眼睛最终落在了一个红白相间的遮阳伞上，伞下是个白色的冷饮摊，一个模样儿比较慈祥的老太太坐在那儿打肴比较慈祥的瞎睡。 第十二章 4 望着这个令人舒服的冷饮摊，敏终于想起她该干的亊了。同时敏的口腔里非常配套地涌上了许多熟悉的滋味。敏抗拒不了这种滋味，双腿不由自主地就往那里开拔了。 敏无比惬意地把一种叫“和路雪”的冰激凌大面积地塞进嘴里，狠狠地咂了一大口，一股凉意顿时在周身洇开，敏觉得舒服得不行。 列兵敏并没有被舒服冲昏头脑，她不敢边走边吃，害怕被卫戌区的纠察逮个正着，只好躲在继续打瞌睡的老太太身后，大门大口地享受着凉丝丝的舒服。 那个叫“戴安娜”的发廊就是在这个时候进入到正舒服着的敏的视线的。 这是个普通得有点寒碌的发廊，跟北京小胡同里随处可见的任何一个小门小脸的发廊没有任何区别。但敏却望着用不干胶条粘成的“戴安娜”三个字情不自禁地张开漂亮的嘴巴笑了，心想：哇，可真敢叫啊！ “戴安娜”的门被推开，一个留着长头发穿着白t恤的小伙子走出来。他站在台阶上动作很大地做着扩胸运动，手臂张开的样子像一架电视接收天线。恰巧，列兵敏的笑模样被他接收到了。 他停止了动作，在刺目的阳光下眯起眼睛盯住对面这个聚精会神地咂着冰激凌的小女兵。他突然有一种**，这种**还很强烈，他想认眼前这个小女兵，极想极想。 于是，他就没话找话地大着声音问：“哎，你笑什么？” 敏吓了一跳，转着脑袋四下里看，四周除了这个还在打瞌睡的老太太就是她自己了，她有点奇怪地望着台阶上的小伙子，没吭声。 “问你哩！亲人解放军！“敏这才确切地知道他是在跟自己说话。他的目光和他的问话让敏有点窘。敏不太习惯跟不认识的人说话，何况是个陌生的男的，更何况长得还挺那个的。敏觉得自己的脸有点烧，知道自己的脸又红了，敏为自己的脸红很不好意思，于是，敏的脸红得更彻底了。 他望着眼前这位小女兵绯红绯红的俏脸，心说：这年头哪找这等没事就脸红的女孩子？他越发觉得有话要跟这个小女兵说了。但他突然觉得平时那些油嘴滑古的话挺说不出口的，想了一会儿，他很认真地说：“我给你设计个发型吧，你现在这种发型不适合你。” 敏被他说的话吓得不行，把剩下的一点冰激凌三下五除二地塞进嘴里，边直着脖子往下咽，边转身就走。 他莫名其妙地望着小女兵惊慌失措的背影，挺扫兴地想：这兵当的，有点傻！ 好几天了，列兵敏耳朵里没事时老想着那人的3卩句话：“你现在的发型不适合你。”敏动不动就站在镜子前敏着眉头审视自己，心里一遍遍地问自己：我适合什么样的发型呢？ 敏的发型可以说是话务连的大锅饭。话务连的女兵们百分之九十都留这种齐着耳边一刀切的头发。老兵们说这叫“清水挂面头”。这种发型根本用不着麻烦理发店什么的，是个人，有把剪刀，就完全可以对付。敏在新兵连时，亲眼看见一个扬州兵的一头秀发生生被一个手笨得跟脚丫子似的老兵班长铰得一塌糊涂。那老兵班长的手不怎么样，眼奵係也有毛病，铰了这边那边长了，铰了那边这边又长了，她围着扬州兵推磨似的忙活了一个多小时，把扬州兵的头糟踏得不成样子。 敏的头发一直是班长的专利。不光是敏，敏的同班那些上等兵、下士、中士们的头发一律都逃不过班长那把叫“王麻子”的著名剪刀。班长一天到晚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盯着大伙的头发和指甲看。发丝不准过肩，指甲不准留长，这是条令条例上早就规定好了的。班长公事公办执行条令条例也是没办法的事。问题是全班战友的头被班长收拾得老是“一花独放”，搞得大家从后边看分不出个你我他来，经常冲着背后张三李四地乱喊一气。在这方面，大家对班长颇有看法，当然，微词是跑不掉的。 敏是晚上熄灯后躺在**下定决心的。敏决定去“戴安娜”，去找那个小伙子，去铰那种适合自己的发型。让敏最后下决心的是那小伙子一口整齐的白牙。列兵敏认为：坏人怎么会有又白又齐的牙齿呢？ 列兵敏手里有一张星期天九点到十六点的假条。敏想：这么漫长的时间，什么样的发型铰不出来呢？敏的信心很足，敏的心情也很愉快。 敏推开“戴安娜”的门时，才意识到这个时间对这样的地方为时早了点，但敏已经退不回去了。敏看见那天留长头发穿白i恤的小伙子正站在大镜子前往长头发上抹一种白泡沫。敏知道他抹的是摩丝，但敏不知道男的也能抹摩丝，这让敏心里吃了一小惊，同时心里也有点那个。 敏心里有点那个，就犹豫起来，正在想走进去还是退出来呢，那人转头看见了她。片刻，仅仅是片刻，他的眼睛就亮了，他一下子笑了起来，露出了那口让敏信任着的又洁白又整齐的牙齿。他老熟人般地笑道：“来了？”随后又社决补了句：“快请进，请进！”他把敏让到皮转椅上，用一块淡绿色的绸布围在敏的脖子上。他望着镜子里的敏，随口问：“要什么发型？” 镜子中的敏一下子睁大眼睛，不明白似的望着镜子中的他，见他一副莫名其妙的模样，敏觉得难堪极了。这些天来，自己耳朵里一直都在响着他那句“我给你设计个发型吧”的话，那声音已经熟得老朋友了一般，闹了半天，人家只是随口说说，自己还像真的似的一天到晚站在镜子前瞎琢磨，真没趣！这样想着，敏的脸又开始红了。 他站在她的身后，眼睁睁地看着两片红云漫上了她的双颊。他心想：这个女解放军也太纯洁了，纯洁得让咱老百姓都不知怎么办好了。 他赔着小心递上一本发型书，轻着声儿说：“来，你选一抽”。 敏觉着自己很丢人，真想扯下围布跑掉，但敏又做不出这么激烈的事情来，敏只好接过书，只好一页一页地翻看起来。 慢慢地，敏被书上那一个个漂亮的发型震住了，看哪个都好，哪个都比自己的“清水挂面头”好看。看了半天，敏的眼睛都看花了，心里却定不下一种。 他看得出这个小女兵是第一次进发廊，甚至是第一次自己选择发型，这有点出乎他的意料。他弯下腰，把书拿过来，翻出一页，指着…种发型说：“你看，这个怎么样？” 敏看了看，觉得好是好，恐怕在“清水挂面”里面太扎眼了，就摇了摇头。他又翻了一页，又指了一种，又问怎么样？敏还是那种感觉那种担心，就又摇头。 敏摇过几次头后，他半真半假地说敏：“嗬！真看不出来，你还挺难伺候的。” 敏一听气得够呛，心里说：哪是自己难伺候，明是自己的连队难伺候嘛。 他站在后边看样子着实挺为难的，想了半天，说：“天这么热，干脆铰得短短的，又凉快又精神。再说，现在女孩子铰男孩子头也是一种时尚呢。” 敏小着声音说：“我不。那种头发早上起来老是乱七八糟的。” 他轻飘飘地说：“那好办，抹点摩丝就行了，哝，像我这样。” 敏还是小着声音说：“早晨没时间，我们要跑步，要上队列，要接早班，脸都没时间好好洗呢，哪有时间顾头发。” 他大惊小怪地说：“嗬！部队这么严哪？亏了我没当兵。” 敏趁他没注意，用白眼珠挖了他一眼，心想：就凭你男的还抹摩丝的臭美，部队也不要你！ 他把手里的梳子在手心里敲打着，想了一会儿，说：“要不我给你烫了再削，不打摩丝也乱不了的。” 敏一听“烫”这个字眼，像真被烫了一下，身子一挺，忙摇着头连声说：“我不烫头！我不烫头！”“为什么不烫？”他问。“我们连不让烫。”敏答。“为什么不让资？”他又问。“规定不让烫。”敏又答。“怎么会有这种规定？”他再问。“就是有这种规定。”敏再答。“真是岂有此理！”他站在后边表示愤慨。“……”敏坐在那儿，不好表示同意。他沉思了一会儿，对敏说：“这样吧，我拿出我的绝活，给你烫个看不出来的。” 敏不信，问：“怎么会呢？烫了还能看不出来？”他肯定，答：“不知道吧？美国进门的冷烫精，烫了就是看不出来。”怕她不信，又拿出一本书，翻开一页，找出一个实例，说：“看，这个能看出是资过的吗？但千真万确是烫过的。” 第十二章 5 敏开始动心了，敏盯着那发型不错眼睛。敏现在心思已经不在能不能资头七了，而在口袋这一百多一点的钱够不够烫上了。 见她犹豫着，他就从大镜子里用鼓励的目光望着她。他以为她在犹豫烫不烫，谁知她问出的话却是她身七的钱够不够。 他一听高兴坏了，一高兴就热情得令人生疑：“嗨！看您说的哪儿的话！什么钱不钱的，咱们军民一家，说钱我可跟你急！”敏认真地摇头，“那不行！” 他咧开整齐的白牙笑了：“得！七折优惠，算我拥军，您给二十，行了吧？” 船长有信心地点头，松了好大一口气。上卷的时候，敏见他用的果然是带洋字的小瓶子，心里头很踏实。现在，敏除了信任他整齐的白牙，还信任他手里的洋瓶子了。 ―个多小时后，该卸卷了。敏的心开始跳高，越跳越高，越跳越高，跳到最后，把敏的脸都给跳白了。敏望着大镜子里自己一头小尾寒羊一般的卷毛’傻得连话都不射兑了。 他却在身后很轻松地笑，他甚至还安抚地拍了拍敏的肩膀，非常大气地说：“解放军同志别害怕，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他拿着去薄剪刀在敏的头上利落地上下6舞，一会儿的工夫，小尾寒羊的卷毛不见了，但还是能看出烫的痕迹。见敏的脸迟迟不见阳光，他胸有成竹地笑着说：“解放军同志别着急，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二步。” 万里长征的第三步是吹风。他很认真很仔细地给敏吹着热乎乎的风，吹几下就要唠叨几句：怎么样，直了吧？怎么样，看不出来了吧？ 大镜子里的敏越来越漂亮了，等他关了吹风机，小心翼翼地往敏的头上喷定型发胶时，敏都被自己的漂亮搞得不好意思了。 敏一跨进连里，凡是碰上的眼睛，一律亮晶晶地追赶着她的脑袋。一个要好的间批兵扑过来抱住敏的膀子左看右看，兴奋不已地问：“哇！你绞头了？”敏报住嘴角点着头反问：“好看吗？”这个矮敏半个头的小个子女兵学着敏的腔调说：“好看吗？亏你问得出口！还好看吗？天啊！上帝啊！这是怎样的好看啊！” 敏推开班里的门时，班长正弯着腰拖地。敏欢快地叫了声“班长”！班长直起腰来，一眼就看见了敏头上的天翻地覆。班长拄着拖把，眨着眼睛，一副一时半会儿反应不过来的样子。敏得意地蹦过太搂着班长的脖子撒娇：“班长，我漂亮吗？” 班长腾出一只手，不信任地摸着敏的头发，余悸明显地问：“我说，你没烫头吧？”敏吓了一大跳，马上松开手，赶紧跳开，急忙摇头否认：“没有！没有！我没烫头！”又觉得心里没底，试探着问：“班长，你看我这头像烫的吗？”班长左看右看了半天，啧着嘴说：“不烫怎么能铰得这么好呢？”敏急忙提醒班长：“班&，人家发廊绞的，专业水平，当然好了！”说完这话，敏马上就后悔了，敏看见班长似乎有点不高兴，敏觉察到自己说话欠妥当，好像就发廊是专业水平班长不是似的。 熄灯好半天了，班长怎么也睡不着，她老是对敏的头发放心不下。再说，晚上的班务会也让敏那可疑的头发搅得七零八落。全班人马的心思怎么也集中不到班务会的主题上，动不动就跑到敏的头发上。那些家伙们对敏的散发着香味的可疑的头发爱不释手，轮流抚摸，争先恐后地像表决心一样纷纷表示下个星期天也要上“戴安娜”去，也要铰这种头。敏还像个专家似的，指导这个铰这种头，指点那个铰那种头，像她在主持班务会一样。气得班长只好提前喊了解散。 楼梯上有脚步声，班长借着走廊的灯光看了下表，快十一点了，班长知道分队长谈恋爱回来了。 话务连的女干部们的恋爱季节在时间上是有优惠政策的。班长推开分队长的房门时，见分队长正歪在被子上愣神，班长知道分队长又跟男朋友闹别扭了。 分队长见班长这么晚还没睡，忙坐起身子，有点神经地问：“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班长说：“没什么大事。”接着班长就把不是什么大事的敏的头发的事说了。 分队长皱着眉头不太相信，自言自语地叨咕：“不会吧？一套军装都没穿破的小新兵，还有这个胆子？”班长说：“但愿不会。” 分队长想了想，心里不踏实，就对班长说：“你去把她给我叫来。” 睡眼惺忪的敏一进来，分队长一眼就看出了敏头上的大逆不道，分队长的火一下子就蹿了上来。 分队长的火是现成的。今晚跟男朋友约会，快十一点了，男朋友死活不愿放她回来，任她怎么解释部队的纪律都不行。这个有着学士学位的工程师最后竟然说“部队什么破纪律！”这话让分队长听了很刺耳，自然就很恼火，俩人是不欢而散的。有的时候，分队长觉得跟一个地方老百姓谈恋爱真是很累，那种劳心劳神的累，简直不亚于训练一个新兵。 分队长尾里没开大灯，只亮着床头上一盏度数很低的台灯。昏暗中，列兵敏揉着眼睛一副睡不醒的可怜相。 分队长望着敏的大逆不道的头气愤地想：一个老百姓无视部队的纪律也就罢了，你个入伍快一年的士兵竟然也敢无视部队的纪律，真不知你的胆子是怎么长的！ 分队长决定单刀直入。分队长有这方面的经验，尤其是对这种军装还没穿旧的小新兵；分队长有把握百战百胜，万无一失。“在哪儿资的头？”分队长的声音在昏暗中出其不意。冃瞪口呆的敏望着坐在台灯边上如一幅剪纸的分队长不知如何是好。敏的脑袋里像忽然闯进了千万只蜜蜂，嗡嗡嗡地乱成一团。敏觉着有点冷，感到自己的手脚都是凉的。 分队长望着昏暗中的敏，似乎能感到敏手脚的冰凉。分队氏继续不动声色，分队长知道这个时候不动声色比大喊大叫管用。 敏在分队长的沉默中开始瓦解。敏想承认，怛敏看到坐在椅子上沉着一张脸的班长又觉得不太好承认。敏突然有一种侥幸：分队长在诈我吧？这样一想，敏就强撑着回答：“分队长，我没烫头。” 分队长问：“你没烫头？”敏只好回答：“我没烫头。”分队长又问：“真没烫？”敏只好又回答：“真没烫。”分队长抬高了声音再问：“真的没烫？”敏压低了声音再回答：“真的没烫。”分队长不再问什么了。屋里很静，敏的心里却很乱。敏甚至不敢抬头看一看，敏搞不清楚分队长和班长此刻的表情；敏极想抬起头来看看，但试了几次，敏始终也没敢抬起还散发着淡淡香气的焕然一新的脑袋。 “去。”好不容易又听到分队长的声音，分队长的声音是给班长的，“打一盆水来。” 敏不知道分队长要干什么，吃惊地抬起头来，见班长已经拿着分队长的脸盆出门了。 班长端了一盆凉水进来，拖过一张方凳，把脸盆放上，又提起暖壶，“咕咚咕咚”倒了大半壶热水。做完这一切，班长又坐回到暗中的椅子上。 敏被这一切搞得心跳都乱了，敏觉得屋子里的空气愈来愈稀薄，气都不够喘的了。 分队长走到敏的跟前，伸出一只胳膊搭在敏快要力不支行的瘦肩上。分队长的眼睛在捕捉敏的眼睛，敏的眼睛被分队长的眼睛搜捕得只能呆在脚尖前巴掌大的一块地方。敏听见分队长叫着自己的姓加名，非常的郑重其事。敏听见分队长一字一句地说：“我再最后问你一次，你的头发到底烫没烫？”敏大口喘着粗气，想：事到如今再改口已经晚了，还会给分队长和班长留下我爱撒谎的坏印象。既然这么多人都看不出是烫过的，也许分队长真的在诈我呢？现在只好也只能死不承认了。敏咬着牙回答：“没有，我没烫。”分队长细长的乎从敏的瘦肩上滑了下来，这个举动令**到绝望。敏看到分队长把手伸进脸盆里，抽出来，甩着手上的水珠，边甩边说：“水正好，你把头发湿了。” 敏吃惊地抬起头来，吃惊地望着分队长，见分队长满脸写的都是不容置疑。敏没有办法，只好慢慢地弯下腰，把昨天刚意气风发的头发一点一点地浸到清澈的、温暖的水中。 敏把头从水中抬起时，班长递过来一条干毛巾；待不知所措的敏不知所措地把头发擦干时，分队长又递过来一把小镜子。敏茫然地接过镜子，下意识地举到面前。镜子虽然很小，但敏还是被镜子里的自己吓住了。 第十二章 6 敏清楚地看见：自己湿漉漉的头发，卷曲的痕迹随处可见！敏一下子就哭了，眼泪很多很多地哭了。 早晨一起床，跟敏睡对头的山东兵王丽就咋呼起来：“哎呀妈呀！谁把你的头糟踏成这德性？”全班人的眼睛齐刷刷地紧急集合到敏的头上，屋子里顿时叽叽喳喳地像炸了窝的鸟巢。副班长转过头去口气很不好地质问班长：“是你干的吧？” 还没等班长回答，门口就响起了分队长的声音。分队长的声音比副班长的声音更不好，分队长说：“我干的，怎么啦？” 上等兵杰最近的思想负担很重，这是人人都看在眼里的。因为上等兵杰是个心里头搁不住事旳人，不但心里头搁不住，那漂亮的五官也一齐搁不住。这些日子，杰的面部表情一律很沉重，沉重得让班里的战友们看着怪难受的。于是，班长就责无旁贷地找杰谈心。 谈心是话务连光荣传统的一种。从这个连队组建那天起，这种活动就有了，并且很蓬勃。只不过那时连队还不叫话务连，但谈心的叫法却一直延续没有变，并被当做一种解决各种各样的不符合部队要求的思想的经典，被一代一代地传了下来，并得到了发扬光大。 杰的班长是个山东沂蒙山老区的兵，属于山东那种老实人中的骨干。话不怎么会说，表率作用比说话要强得多。这种人在部队一贯都是受重用的，各种各样的奖励一般都逃不过她的档案的。在各种奖励评语中，“任劳任怨”、“埋头苦干”这两个词是每次都要用的。 班长的谈心选在一个吃完午饭从食堂回来的路上。班长三步并作两步地追上在前边无精打采地艘着四方步的杰，肩并着肩地对杰说：“咱们谈谈吧。” 杰偏过脑袋看了班长一眼，有气无力地答应着“好”。杰知道，这个时候自己只能说“好”，说“不”是不可以的，也是白搭的。在这个有着很多荣誉的、集体荣誉感很强的连队里，拒绝谈心是一种问题，并且是一种不小的问题。起码要被当做问题反映到分队长甚至连队指导员那里去。 班长说完“咱们谈谈吧”这句话后，就没有下了，只是减慢了自己的步幅，跟杰步调一致地在马路上一渡起四方步来。这样，在路上匆忙行走的路人看起来，这是两个无所事事的闲人。 就这样踱到连队三层宿舍楼前，班长率先停止了四方步。班长指着门前一有啦叶茂盛的杨树说：“咱们到那儿谈吧。” 杰说“好”。杰这个时候只能也只有说“好”的份儿了。谈心一般都是这样的，谈心人是主动的，被谈心人是被动的。因为被动的人一般都是有思想问题需要解决，有思想问题的人一般都在没有思想问题的人面前显得比较被动。除非她不想进步了，想破罐子破摔了。上等兵杰可不想这样，所以杰只能也只好被动地处处说“好”。 仴班长的确不是把谈心的好手。她跟杰面对面地站在杨树下边，摆开了一副谈心的架势，但班长一时却不知说什么好，谈心的局面不太理想。 夏日正午的阳光顽强地钻过杨树茂密的叶子，细细碎碎地洒在班长和杰的身上，使班长和杰的米色短袖军服上生出了一种迷彩的感觉。树上的蝉们在高一阵低一阵地鸣叫着，似乎它们个个都比班长能言会道，班长让它们逼得心里头烦得不行。 吃完午饭的女兵们陆陆续续回来了。她们远远一看杰和班长在杨树下的架势，就知道又是一场谈心运动。走近了，见两个谈心人的嘴巴都在闲着，就有经验地想象这场运动开展得不怎么好。女兵们猜想：杰大概犯了什么错误，班长批评了她，她不服，顶撞了班长，班长正在生气，正在用沉默惩罚她。女兵们的目光纷纷向这里扫射，间或还有交头接耳的，表情都挺生动。 杰首先受不了了。她觉得这种误会实在是冤枉，平白无故地让人家浮想联翩的算怎么一冋事？她盼着班长快点开口，快点谈，盼着这场谈心能速战速决。但杰看出来班长的口一时半会的还张不开。杰跟班长耳髮厮磨了将近两年，磨不出爱情来，沮磨得了如指掌是绰绰有余的。于是，杰就忍不住变被动为主动了。杰对班长说：“班长，谈什么，快谈吧！”班长本来是想婉转地开始的，班长知道婉转是谈心的一种技巧，很重要的一种技巧。但班长就是学不会婉转，为了这个分队长没少说她。今天班长的确是想好好婉转婉转的，正琢磨着怎么个婉转法，让杰这么一催，班长刚刚有点眉目的婉转一下子乱了阵脚。阵脚一乱，班长就顾不上什么婉转了，直不隆通地问杰：“你最近怎么了？” 杰皱起眉头无辜地反问：“我怎么了？”班长又问：“那你怎么不高兴了？”杰又反问：“我怎么不高兴了？” 这一下，班长的主动彻底变为被动了。班长站在斑斓的杨树下一时不知怎么收场。 看完新闻联播，值周的副连长宣布：愿看电视的留下来，不愿看的可以解散自由活动。今晚有部好电视剧，大部分女兵坐在原地不动，只有少数几个人提起马扎站起来走掉了。杰是这少数几个人中的一个。 杰路过分队长的房间时，分队长的房门大敞着，杰和分队长的目光几乎是不约而同地撞到一起的。杰冲分队长笑笑，正要走开，分队长叫住了她。 分队长的房间除了只有一张床铺，其他的摆设跟杰她们班一模一样。话务连是个标准化管理的标兵连，整齐划一是话务连的一大特色。 分队长笑容满面地对杰说：“哎，我给我妹妹买了双皮凉鞋，她脚跟你一样大，你穿上试好看不好看。” 杰赶紧放下手里的马扎，赶紧脱下自己的军用塑料凉鞋，换上分队长递过来的皮凉鞋。分队长围着杰前后左右地看了个遍，最后满意地说：“嗯，挺好，挺好。”说完，还拍了拍杰的膀子问杰：“怎么样，我的眼光挺不错的吧？” 杰赶紧点头赶紧说：“真的，是挺不错的。”分队长边弯下腰往鞋盒里放鞋，边头也不抬很随意地问杰：“哎，老想问老忘了问你了，你最近怎么啦？老是提不起精神的样子？”问完这话，鞋子也收好了，分队长直起身子，盯着杰的眼睛看。 杰知道班长肯定汇报过了，分队长要亲自上阵了。虽然分队长的谈心有新鞋子做掩护，但杰毕竟有两年的军龄了，分队长的这种谈心技巧又不是没有领教过。于是，杰就熟练地把头低下来，做出一副被谈心的被动样儿。 分队长看着杰的样子，笑了。分队长笑着说杰：“咦！我没批评你吧？你假装挨批的样子想让我内疚哇？”说完，又笑了，“咯咯咯”地笑出了声。 杰也笑了，也是“咯咯咯”地笑出了声。话务连的女兵们好像都不会秀气地不出声』[地笑，一笑就都是一副没心没肺的模样儿。 杰平时挺喜欢分队长的。虽然分队长厉害起来挺吓人的，但她不厉害的时候挺让人喜欢的。 分队长望着杰的眼睛非常诚恳，面对这双诚恳的眼睛你想不交心恐怕自己都不答应。杰在分队长诚恳的眼睛的注视下，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来。 分队长并不说什么，递给杰一块毛巾。就坐在杰的对面，望着杰清澈的泪水一声不吭。 等杰哭够了，冲分队长不好意思地咧嘴笑笑，分队长这才开了腔。 “怎么啦？还挺严重的？”“我们家最近老来信。”“说什么了？” “他们老问我为什么还解决不了组织问题。”杰的父母都是军人，这种军人家庭对当兵的孩子提出的疑问一般躺艮内行并且能击中要害，而且他们没有语言隔阂。比如，他们也把党说成组织，也把入党说成是解决组织问题。 分队长问：“你自己知道为什么解决不了组织问题吗？”“知道。”“为什么？” “我平时挺稀拉的。再说，我做好人好事也不积极。“分队长笑了。这次分队长笑得比较秀气，没有出声，好看的笑在比较好看的脸上荡漾着。分队长抬起手来放在杰的肩上，意味深长地说了下边一段话。 分队长说：“知道自己的问题容易，改正自己的问题就不那么容易了，关键在改正问题。你是个大人了，应该有责任感了。这种责任对组织对集体对家庭对个人都非常重要。有责任感的人，首先要有认识问题改正问题的能力和决心。你说我说的对吗？” 第十二章 7 杰深刻地点着头，一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样子。 杰开始重视自己的问题并开始改正它们了。首先是稀拉的问题。杰是个丢三落四的人，经常不是忘系风纪扣就是出宿舍门忘戴帽子，要不就是走在路上钩着张三的胳膊搭着李四的膀子。这种“钩肩搭背”的违纪比不系风纪扣不戴军帽更容易被纠察到。杰的名字是团军容风纪纠察登记本上的常客。杰和与杰类似的兵们令连长指导员们大动肝火。一次连长在全连军人大会上点名批她们，批得连长都有点声嘶力竭了。连长说：“你们说说！你们说说！你们这几个人是耳朵不好还是脑子有毛病了？！“让分队长谈过心以后，杰就格外注意风纪扣大檐帽胳膊肩膀这些容易出问题的地方。一注意，杰就很容易躲过团里的登记本。这些地方安宁了，杰稀拉的问题就算基本上得到控制了。其次，是好人好事的问题。 好人好事是话务连利用率比较高的一个名词。其实，如果细究起来，这个名词是经不起语法推敲的。尤其是她们对这个名词的用法，她们一般都爱这样说：“做好人好事”，或“大做好人好事”。 话务连的好人好事指的是分外的可做可不做的事儿。比如，节假日帮厨啦，平日里打扫环境卫生啦，帮助生病的战友洗衣服打饭啦等等，等等。这些事你可以干，也可以不干。不干没人说你的不是，但干了却会被大会小会地点名表扬提倡。被表扬的次数多了，那些做好人好事的人的名字就会令全连人耳熟。耳熟的名字应该算知名度比较高7，知名度一高，另外一种好事一般就容易被她们得到。比如，表扬嘉奖立功啦，人团人党提干啦，等等，等等。 说实话，不是杰不愿干不想干那些好人好事。你想，干了那种好事那种好事就会随之而来，只要脑子没有毛病，这个账谁还箅不过来？问题是，杰抢不上干那些好事。抢不上那些好事，那些好事自然也就轮不上喽。 节假日帮厨，杰也去帮过，但去过一两次后，杰发现，炊事班里帮厨的人比需要帮厨的活儿还多，帮厨的人把伙房挤得像个自由市场，不少人挤在角落里聊天等着提前开饭。把炊事班长烦得又摔盆子又摔碗的。帮了两次，杰就不愿再帮了。一是觉得确实没必要，二是实在不忍再听炊事班长的打击乐了。 帮助生病的战友冼衣服打饭杰是非常乐意干的。杰是个善良的女孩，看个电视对编出来的人物都经常哭得又是鼻涕又是泪的，对与自己朝夕相处的生病的战友能硬起心肠吗？问题是杰的战友都是青春年少又都是经过严格的体格检查过的，偶尔有个头痛脑热的，也不至于病得躺下爬不起来。杰觉得，既然能走，为什么还要别人打饭洗衣服呢？ 苦恼了好些日子，杰决定从打扫环境卫生这种好人好事上入手。 活务连的环境卫生是有着明确划分的，这在话务连叫做卫生区包干。一个分队的卫生包干区一般是宿舍附近的楼道和楼梯，还有分队用的洗漱间和厕所。 按理说，这样的环境卫生是不难打扫的，但过了一阵，杰却觉得这种卫生打扫起来非常困难。倒不是干起来有多累，关键是累心。 话务连是个昼夜值勤的单位，内天的时间永远是整齐的两大块，上午是补休时间，下午是操课时间。补休的时间需要安静，操课的时间需要集合。打扫环境卫生只能在中午这一段时间。杰是个觉比较多的人，有点空闲就要在**过，中午无论春夏秋冬都要迷糊一会儿。以前，别人做打扫环境卫生这类好人好事都是趁杰迷糊这段时间，在杰的迷迷糊糊中，别人好人也当了好事也做了。等杰意识过来参与进去后，杰才发现，事情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杰为此买了种能像公鸡打鸣那种叫闹的电子手表，每天把鸡叫提前。公鸡一叫，杰就起来往外跑，跑出去一看，楼道楼梯洗漱间厕所干干净净没有一点尘土没有一点味道，杰就很沮丧。于是，再把鸡叫提前，再一看还是如此！ 杰一次又一次地让自己手腕上的鸡叫提前，杰觉得自己跟《半夜鸡叫》里的地主老财一样可笑，但杰不敢笑。直到有一天杰出了门发现楼道里没有扫过的痕迹，不禁有一种“功夫不负有心人”的欣慰。等杰到了卫生间去拿拖把时才发现，已经有人在水池子里大开着水龙头在涮拖把了！杰站在一旁干瞪着眼，看人家一上一下地起劲地涮着拖把而没有一点办法。你总不能从别人手里抢吧？抢人家的拖把和抢人家的好人好事乃至于抢人家的表扬立功入党提干有什么两样？这样的事杰干不出来。 直到有一天，杰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吃午饭时，杰就心事不宁地东张西望，生怕别人吃到她前头。三口两口把饭送进肚子里，又三步两步地窜回连里。等别人三三两两地回来时，环境卫生差不多让杰打扫完了。 杰的班长望着干得满头大汗的杰，不但不表扬，反而用改良的山东普通活训杰。班长说：“干什么你？这么早打扫卫生，等起了床不是白打扫了吗？！” 杰冒着满头的热汗拄着拖把望着班长的后背生了半天的气。 杰的机会来了，杰明白地意识到。 那天晚上杰值前夜班。快十一点的时候，通信部长出来要了个南宁的长途。杰对自己的最高长官自然不敢怠慢，以最好的线路最快的速度把电活接通了。部长挺高兴的，讲完长途又特意出来谢杰，谢过了杰又信口问了诸如多大了哪年兵哪里人等这样一些首长问话。杰训练冇素地回答了首长的问题，又顺便客气了一句：“欢迎首长到我们连视察。” 杰没想到部长竟一口答应，并说：“正好，明天下午我要到你们团去，顺便看看你们去！”于是杰就知道机会来了。 吃完夜餐回到宿舍快两点了，别人都手忙脚乱地洗漱完上床睡去了，惟有杰一个人拖拖拉拉地在后边磨蹭。等杰确信别人都上床了，才像个贼一样，四下里张望着，把搁在洗漱间角落里的笤帚拖把一股脑地拖到厕所里那个坏坑的小间里。干完这一切，杰长出了一口大气，拍了拍“咚咚”乱跳的心脏，洗了把手，就钻进被窝电并很快进梦里庆幸去了。 杰睡得正香，听外边乱得够呛，看了看公鸡表，还不到九点，生气地翻个身又要继续睡，这时就听见分队长的声音。分队长的声音很焦躁，不知是在训谁：“见鬼了！它们能长了翅膀飞了不成！”杰听不明白分队长的话，但明白分队长的脸色一定不好看，就支着耳朵仔细听。不知是谁说：“会不会别的分队拿去用了？”分队长的声音说：“废话！人家分队又不是没有，拿你的破筲帚破拖把干吗！” 杰心里一惊，心里大叫一声：“坏了！”翻身下床，几步就冲了出去。 楼道里围了一堆人，分队长阴着张脸站在中间，几个人围在一旁一副一筹莫展的模样。杰跑过去，没头没脑地明知故问：“分队长，你们找什么？” 分队长看了杰一眼，劈头盖脸地训开了：“你看！你看！你怎么光着脚丫子跑出来？像什么话！” 杰哪里还敢计较分队长的态度，赔着小心问：“分队长，你们是不是在找笤帚和拖把？” 分队长一听，忙盯住杰反问：“你怎么知道？”杰就只好说了。 分队长的眼睛一下就瞪圆了，朝杰吼：“你神经病啊！你藏那东西干吗？！” 杰委屈得眼泪都出来了，分队长连看都不看她，带着人忙往厕所跑。 杰的班长没有跑，她点着杰的头说：“你呀！你呀！部长突然要来，连里通知赶快打扫卫生，别的分队早干上了，就咱分队，啥也找不到，啥也没干！” 杰委委屈屈地说：“部长不是下午来吗？”班长没好气地说：“你是部长啊？你让他下午来他就下午来？！” 正干得手忙脚乱，连长匆匆忙忙地跑上来，连长的快步子在水叽叽的地上打了个滑；差点摔倒。连长扶着墙没好气地说分队长：“怎么搞的嘛！让部长看见，还以为是突击打扫卫生干给他看的哩！” 分队长也没好气，竟当众顶撞连长：“干吗是以为？本来就是突击打扫干给他看的嘛！“ 第十二章 8 杰在一旁吓得够呛，心想：这下坏了！等着看分队长的厉害吧！ 分队长青在战士中间颇有威信。究其原因，有一点恐怕是不好排除的，那就是青的馋。 青的终是有历史的，并且有许多的故事在分队里流传。最著名的一个是青当班长时留下来的。 一次青带着全班到食堂打扫卫生。新从院校分来的司务长不摸底细，竟把副食仓库派给她们打扫。这一意外地惊喜对青来说自然不小，青和她的兵们欢天喜地地把副食仓库的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高兴得司务长咧宥嘴直说：“谢谢！” 青和她的兵们撤离时，人人军裤口袋里都有战利品。有的是两个西红柿，有的是一把粉丝，有的是一袋味精，有的是几把红枣。青是班长，自然知道越是艰险越向前的道理，所以，青的口袋里目标最大，风险也最大：两口袋鼓鼓囊囊的鸡蛋！青十分小心地一步一挪地好不容易回到连里，上楼梯时出了问题。青刚一抬腿，只听“喀嚓”一声响，青心里喊着不好，就觉得大腿上有一股凉丝丝的东西急流而下。走在青后边的一个新兵傻了叭叽地大叫：“哎呀班长！你怎么倒霉流黄血！” 这一天，分队长青带着列兵蒋虹和下士丽值后夜。到食堂吃夜餐的路上，丽嘟嘟囔囔地说：“我一想咱连的夜餐胃就疼。”昏暗的路灯下，眼还睁不大开的蒋虹响应道：“又才！我也是！” 分队长青没吭声。虽然青也有同感，但青觉得跟着战士发连里的牢騷不太合适也不大妥当，但青也没制止她们。 吃夜餐是要走食堂的后门的，走后门必须先经过副食操作间。那天晚上操作间的灯坏了，走在前边的列兵蒋虹瞎了叭机地撞到了什么东西上，“哎哟！”一声大叫着倒在了地上。青赶忙上前去扶她，黑暗中，青的手除了触到蒋虹细嫩的手，同时还触到了二筐细细长长的东西。青正要摸仔细，就听见炊事员慌慌张张的声音，炊事员问着：“怎么啦？怎么啦？”问清原因后，又连声道歉说：“对不起！对不起！”乡村象灯泡是她弄坏的似的。 蒋虹凑到青的耳朵边上，江浙普通话里有一种激动：“分队长，黄瓜耶！” 夜餐的确还是老三样：稀饭、炒面条、炸馒头片。下士丽盛了大半碗炒面条端到饭桌上，见分队长青和列兵蒋虹的碗里只象征性地盛了点稀饭。丽不太理解地问：“怎么吃这么点，你们不饿啊？” 蒋虹忙说：“不饿！不饿！我一点都不饿！”青也只好跟着说：“我晚饭吃多了，现在都不觉着饿。” 坐在一旁陪着的炊事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不是我的夜餐做得不好吃吧？”青忙说：“哪里，哪里，我真的是不饿。”蒋虹也急忙表示：“真的，真的，我也真的是不饿。” 看着丽大口大口地往嘴里送炒面条，青很替她着急，又不好明说，只好暗示她，说“丽，你不是胃疼吗，怎么还吃这么多？” 丽以为分队长在取笑自己，就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今天好多了，不疼了。” 青叹了口气，不好再说什么了。蒋虹在一旁接着暗示：“刚不疼了你就大吃大喝的，你是忘了疼的滋味了吧！” 第十三章 1 丽又以为蒋虹是借着分队长的胆子数落自己，沉下脸来有点、不高兴。吃完了炒面条，又赌气去盛了一碗稀饭来，刚坐下来，就“哎哟”一声叫，吓了青和炊事员一大跳。青和炊事员看到丽非常恼火地冲着蒋虹大声地说：“干吗？！干吗？！你踢我干吗？！” 青明白了，炊事员可不明白，眨着俩大眼睛，看看丽，又看看蒋虹，再看看青，一副搞不懂的样子。青只好沉下脸来训她俩：“闹什么闹！吃饭也堵不住你们的嘴吗？” 蒋虹站起身子，一副挨了训不痛快的样子，三下五除二地刷了碗，走到靑跟前，背起青的黄军挎，气呼呼地说：“我到外边等你们！”像真的一样。 青等丽吃完，一起刷了碗，跟炊事员道了声冉见，就一前一后地摸黑走出了食堂。 上机房的路上，青问：“装了吗？”蒋虹回答：“当然装了！”青又问：“装了多少？”蒋虹又回答：“你说呢，分队长？”昏暗的路灯下，青看了看蒋虹肩上的军挎包，“扑哧”一声笑出了声来，说蒋虹：“你可真不贪哪！” 丽听不懂她俩你一句我一句的话，又不好问，就加快了步子走到她俩前边。蒋虹追上去，在丽肉乎乎的胳賻上拧了一把，说：“你个笨蛋！让你少吃点还乩发脾气，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丽“哎哟”了一声，更气了，声咅都变了：“发什么神经！你才是狗呢！你是条疯狗丨” 青听她俩把动静闹大了，忙低着声音呵斥：“行了！行了！半夜三更吵什么吵！”见她俩都不吭声了，青忍不住又说丽：“你说你是不是个白痴！那么暗示你你都听不懂啊？” 等丽知道蒋虹的肩膀上挎了一挎包黄瓜时，拍着硬邦邦的胃后悔得要死。 进了机房，青在三分队长递过来的值勤日志七签上自己的名字，三个人热情地把三分队的“弟兄们”送到门口，青还假惺惺地跟三分队长开玩笑，让她夜餐少吃点，免得发胖嫁不掉。等她们走远了，三个人才插上机房门，欢呼着奔向军拷包。 列兵蒋虹的手有点不利索，不知是激动的还是笨的。下士丽很着急，就伸出手来说：“我来！我来！”蒋虹忙推开她的手，连声说：“不用！不用！” 好不容易，蒋虹激动的笨手解开了挎包的带子，三人不约而同的眼睛只看了一眼，就一起傻在那里了。 哪里是什么黄瓜，分明是一根根去了皮的莴势！ 下士丽是最先笑起来的，其次是蒋虹，最后是青。列兵蒋虹笑得最投人也最卖力气，笑着笑着就笑倒在地板上直喊肚子疼。 分队长青最先止住了笑。她甩了拖鞋踢了一脚地下的蒋虹，说：“你真是笨得可以！眼不好使手也不好使吗？黄瓜和莴笋也分不出来？”蒋虹还在地下笑，断断续续地还嘴：“黑灯瞎火的，又紧张，哪里还分得出黄瓜莴笋呢。” 青又埋怨炊事班：“我说呢，怎么这么奇怪，怎么今天老炊们这么粗心大意，敢把一筐黄瓜放在外边。” 丽揉着眼睛说：“妈呀，笑死我了。还不让我吃饭，让我吃黄瓜，幸亏没听懂你们的话，要不，今晚得饿死我。” 蒋虹从地板上坐起来，白了丽一眼，说：“真没良心！少吃一顿能饿死你吗？” 没出一个小时，列兵蒋虹就喊饿了，喊了一个多小时，把分队长青给喊烦了，训她：“有那么饿吗？一顿夜餐不吃能饿成这样？”蒋虹有气无力地说：“今晚的面条我不爱吃，就吃了一小口。”青就说：“活该！再让你挑食！” 三点多钟时，蒋虹好像真饿极了，开始打那一挎包莴笋的主意。她把剥了皮的莴笋拿起来，放下，又拿起来，又放下。一会儿抽着鼻子闻闻，一会儿伸出舌尖尝尝，久久不愿离开那一包莴笋。丽见蒋虹那个馋样子，问：“伙计，你真饿得不行了？”蒋虹点了点头，学着丽的口气，说：“伙计，我真饿得不行了。” 丽笑了，说：“看你可怜，告诉你吧，莴梦生着也能吃。”蒋虹的眼睛一亮，问：“真的？你不是在骗我玩吧？” 丽认真地说：“我骗你干吗？我们那儿真有人生吃过，骗你是狗。” 蒋虹问：“你吃过吗？” 丽说：“我没吃过。”紧接着又说，“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 蒋虹转过细长的脖子问青：“分队长，你说，这能吃吗？”青不太肯定地肯定：“大概能吧？没听说过莴萝有毒吧？”丽在一旁引经据典：“好多菜都能生吃啤，像辣椒、茄子什么的。” 蒋虹问：“不是有好多吗？怎么才说了两种？”丽不得不继续列举，想了半天，才说：“当然是有好多了，像黄瓜、西红柿什么的。” 蒋虹和青一起笑了起来。蒋虹说丽：“你可真会说啊，说了和没说一样。” 四五点钟的时候，列兵蒋虹把生死置之度外地开始向生莴舞进军了。 她先是一丁点一丁点地咬下来，慢慢地细细地在口腔里试验，几分钟后，她就开始大口大口地嚼出声音来。 列兵蒋虹嘴巴里发出的清脆的声音，在清晨寂静空旷的机房里显得格外地诱人。最先抵御不住这种清脆声音的是分队长青，青在这种伴着一种清爽的香味的清脆声中首先缴械投降了。 青放下手里的笔，走到蒋虹的面前，盯着正吃得津津有味的蒋虹问：“真有那么好吃？” 蒋虹把满口的翠绿吞到肚子里，说：“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还要自己亲自品尝！”停了会，见青还在犹豫，就加重了语气说：“这不是我蒋虹一个人说的，一个伟人也曾经这样说过！” 于是，分队长青就放下架子，跟列兵蒋虹一起实践起那个伟人的伟大教导来。 肚里有粮心里不慌的下士丽，最后终于沉不住气了。她看到慢慢在缩小的黄军挎，竟有了种不吃白不吃的紧迫感。她凑过去，抓起一根滑溜溜、凉丝丝的生莴笋，先是小心翼翼地送进嘴里，一根没吃完，丽就加快了速度，步调比较一致地加人到那种清脆的声音中去，最后的一块死角消失了。 睡在上铺的列兵蒋虹被一阵疼痛搞醒，她确定了一下位置，是肚子和胃大面积的疼痛。蒋虹想忍一阵，希望过一阵疼痛就会消失，或者减弱。不幸的是，这种来自胃和肚子的大面积的疼痛不何没有消失或者减弱，反而愈痛愈烈，痛到最后，蒋虹敏捷地一个卨从上铺蹦下来，提着衬裤就目所跑。 厕所里两个便坑的门都紧闭着，蒋虹叹了口气退出去等。等了一会儿，她想等肚子却不让她等了，就在原地打转，转到实在转不下去的时候，只好硬着头皮去敲门了。 列兵蒋虹比较客气地问：“谁在里头？麻烦能不能快点？”里边竟传出下士丽的声音，声音挺不耐烦的：“捣什么乱？我刚蹲下！” 蒋虹想笑，但又顾不上笑，又要去敲另一个门，刚伸出手还没敲上，就听“呼隆”一声水箱晌，接着一个细高细髙的人站了起来。蒋虹定下心来一看，这下，她想不笑都不行了。 列兵蒋虹跺着脚边哎哟边笑，等了一会儿那人还不出来，就笑不辦地说： “分队长，求你了，快出来吧！” 画着画着，钢笔突然没了水。杨京甩了几次，还是不出水，杨京没办法地叹了口气，漫无边际地看着自己的笔记本。 刚刚停笔的东西，自己竟不知写了些什么，毫不相关的词汇在笔记本上有气无力地东倒两歪着。杨京放眼看了一圈周围的人，大部分都像她刚才一样，一副奋笔疾书的样子。杨京不由得笑了，杨京知道她们肯定同她刚才一样，在本子上毫无目的地胡言乱语。这是在开会，开话务连全体干部会。 会议的内容很折磨人的。 上边给了话务连两个到北戴河疗养的名额，可以带家属，足足两个礼拜十五天的时间。上边在恩赐名额的同时还下了个说明，说是要让表现突出的干部去，决不能搞论资排辈那一套。又说，这充分体现了上级领导对基层干部的关心和爱护，云云。 这种名利双收的事情处理起来一般都比较麻烦。果然，麻烦就来了。麻烦的第一步是会场上长时间的沉默。 第十三章 2 杨京枯坐在椅子上，钢笔已弹尽粮绝，掩护不了她了。别人都在那儿特肃穆特像真的一样在奋笔疾书，惟有她束手无策地显得特扎眼。杨京感觉到指导员殷切的目光频频扫荡着自己的嘴巴，希望哪里能出点声，打破这种伪装的肃穆。 但此时的杨京已经不是彼时的杨京了。两个月以前的杨京还是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主，什么话都敢说，什么炮都敢放。今天的杨京不再那么简单了，自从杨京跟机关组织部那个小白脸挂搭上后，杨京的一举一动就有了明显被人操纵的迹象了。此时的杨京耳边正重复着昨天晚上男朋友的“教诲”：开会的时候你务必得沉住气，不要动不动就开头炮。这种会是很有学问的，开这种会最忌讳先发言，先发言的人往往被动，你要切记！切记！ 牢记着男朋友的“教诲”，杨京就只有硬着头皮不去迎接指导员的目光了。杨京觉得有点对不住指导员，她知道此刻主持会议的指导员比自己难受百倍。虽说平时杨京对指导员这类的目光总是心领神会并且一般不辜负指导员的，但这一次不同往常了。 杨京的眼睛不敢乱转，生怕跟指导员的目光交上火，杨京只好把瞳孔定在对面墙上的石英钟上。 秒针在“嘀嗒嘀嗒”地走着，杨京在心里默默地数数：“一分钟，二分钟，三分钟，四分钟……”数到六上，杨京就开始不耐烦起来。杨京心里想：怪事！平时在他那儿，一眨眼就是一个小时，时间像飞，今天这时针怎么像个拖儿带女的人，走也走不动。杨京想起了个成语，觉得很贴切，就想卖弄出去。杨京夺过坐在自己右边的三分队分队长的笔，在自己的本子上写上了“度日如年”四个字，又把笔连同本子一齐推到三分队长的眼前。三分队长看了一眼，又抬起头看了眼杨京，杨京就快乐地冲她眨了眨眼睛。 指导员的声音骤起，指导员的江浙普通话显得很不耐烦：“开会的时候不要眉来眼去的！” 大家争先恐后地抬起头来看，杨京也赶忙四下里乱看，也像是找那个眉来眼去的人，三分队长见杨京这个样子，憋不住“扑哧”一声笑出声来，杨京也憋不住跟着抿着嘴乐，指导员盯牢了她俩，批评道：“开会就有个开会的样子，嬉皮笑脸的像个什么样子！” 杨京是指导员当分队长时带过的兵，因此，杨京对指导员的态度不太在意也不太计较。三分队长就不同了，三分队长是从院校毕业分来的，对指导员的态度格外小心，当时就红了脸。 杨京不知道为什么就对指导员的目光不太在意了，好像指导员的批评把杨京不带头发言的那份内疚给扯平了。于是，杨京那双好看的眼睛不再死守在墙上的石英钟上了。杨京把眼睛转移，除了尽量不去招惹指导员的目光，杨京开始放肆地阅读在场的每一个人。 连长。 连长很瘦，瘦彳射8精干，精干得很像一个连长。此刻，连长扁扁平平的身子趴在桌子上对着一大堆的表格抄抄写写。杨京知道，连长是这群奋笔疾书的赝品中的惟一的真品。杨京还知道，也只有连长在指导员主持的会议上能大摇大摆地干她想干的事情，换了别人就不行。虽然别人都像连长那种姿势那种动作，但她们基本上屑于什么也没写。否则，指导员也不会干。 连长二十九了，刚结婚不到仨月，新娘子的颜色还未褪尽。连长的晚婚没有丁点响应党的号召的意思，连长的晚婚是因为连长的模样儿不太像样儿，再加上干柴一样的身子，使得连长在婚姻的征途上坎坷颇多。大半年前突然有消息说连长要结婚了，通信团的上上下下对连长的结婚对象普遍没有多少信心。等连长把那个在野战军当侦察参谋的对象领来，人们大大地吃了一惊：那是一个怎样英气勃发的男人哪！起码通信团里现在还找不出这样标准的男人。话务连的小女兵们甚至雀跃起来，很有一种替自己的连长扬眉吐气的痛快，她们甚至还篡改了一首革命歌曲，她们把这首遭到篡改的革命歌曲唱得廣大响：“骑马要骑千里马，戴花要戴大红花，唱歌要唱革命歌，嫁人要嫁这样的人！” 话务连左邻右舍的那些男家伙们被话务连里扬眉吐气的歌声搞得灰溜溜的极不舒坦。他们嘬着牙花子故作可惜状：“啧啧！真是好汉无好妻呀！”还有的干脆就疑惑：“这野战军的眼神不好吧？这样的侦察参谋敢放他出去抓舌头？” 杨京知道，连长是极想去北戴河的。连长的脾气不好，这在话务连是人人皆知并深有体会的，但婚后的连长对丈夫的体贴和关爱在话务连也是人人皆知并有目共睹的。如果连长能带新婚丈夫到北戴河去补充一下浪漫，对连长的意义恐怕比别的女干部们都要大得多也深远得多。 杨京觉得，连长该去。 黄技师。 长机室的黄技师是全连资格最老的兵，军衔比连长指导员都高，技术少校。黄技师是个沉默寡言的人，这种沉默一半来自她的静，一半来自她的家庭。 黄技师的丈夫是一个什么研究所的什么研究员，那个研究所好像挺有钱的，经常是奖金比工资发得还要多。动不动还要发点这个发点那个的，使得这个什么员的丈夫觉得自己也很那个的，对黄技师工资袋里基本上是雷打不动的工资有许多微词。再加上黄技师一般是拿不回去什么额外的东西的，这个嗓子眼很细的鹵方丈夫动不动就说黄技师是个穷当兵的。人后说，人前也说，一点也不把黄技师当回事，让外人看着都觉得不合适，黄技师却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话务连有些年轻干部有些看不过眼，就劝黄技师离婚算了，黄技师总是当玩笑听，扯起嘴角轻轻一笑，顶多说一句：“哪有这么简单？孩子怎么办？”搞得连里的未婚干部们有半真半假的三不找：知识分子不找，南方的不找，嗓子眼细的不找。 杨京觉得，应该让黄技师昂起头、挺起胸携带上那个南方丈夫到北戴河海滩上溜达一圏，打击一下那个南方小男人的嚣张，壮我军威！ 副连长。 副连长跟连长整个是个反差。副连长矮矮的，胖胖的，但副连长胖得眉清目秀。副连长分管行政和后勤，有人跟她开玩笑问她是不是多吃多占了，要不怎么这么胖？副连长也不恼，笑着回敬道：“我多吃个鬼哟！”副连长是成都人，除了比别人多吃点辣椒外，什么便宜也没占过。 副连长有个四岁的女儿，漂亮得不得了，是话务连的一宝，大家都喜欢得不行。可惜这孩子有先天件心脏病。副连长最怕女儿感冒，人家孩子感冒一个星期就好了，她的女儿却拖呀拖呀总也好不利落。副连长不太好意思老请假，就经常把病怏怏的女儿带到连里上班，小丫头咳咳咳地咳嗽声在连队整洁空矿的走廊里格外地清晰，敲打着每个干部战士善良的心。 杨京愿意让副连长带女儿去北戴河。在阳光下，在沙滩上，在海水里，那个叫点点的小姑娘会咯咯咯地疯笑，温暖的海浪会一下一下地轻舔着她紫绀色的小脚丫，她的为她辛苦为她内疚的母亲会站在她的身后，含笑望着她…… 杨京为自己的想象感动，反而不太忍心再看那张有着明显的渴望表情的胖得眉清目秀的脸了。 二分队长，三分队长，长机分队长，司务长……李技师，王技师，张技师…… 杨京看谁就想起了谁的好处和难处，觉得谁都不容易。于是，杨京就觉得她们个个都有资格去北戴河享受阳光、沙滩和海浪。为什么不该呢？杨京想。 杨京看了半天，想了半天，突然发现自己把自己给想忘了，于是自己在心里把自己好一顿埋怨。然后，杨京开始不动声色地在心里整理自己的事迹：早晨带队出操最多，机房值勤带班最多，公差勤务干活最多，战士的无记名投票得票最多。杨京在心里大声地、理直气壮地不知质问谁：不让我去说得过去吗？！ “吱——”一声椅子腿跟地面剧烈磨擦的声音，在沉闷的会场上格外地刺耳。像烈性传染病一样，马上有无数个椅子的四脚开始模仿，陆陆续续地闹出各种各样的怪动静来。杨京看见大家屁股普遍地不安分起来，纷纷晃动着上身给屁股减压，那刺耳的声音逐渐壮大并迅速连成了一片。 第十三章 3 杨京也不由自主地加人到制造噪音的行列中。虽然杨京的耳朵对这种声音深恶痛绝，但杨京的屁股却不管三七二十一，趁乱好一阵轻松。杨京甚至还向前探出大半个身子，要看看坐在对面的好朋友王军的本子上到底写了些什么。远远看去，王军本子上黑压压的一片，怪成气候的。杨京眯起双眼，紧着辨认王军龙飞凤舞的非常大气的字。杨京费了好大的劲儿，发现王军黑压压的一页纸上实际上是一种严重的重复。王军实际上只写了两个字，但王军却不厌其烦地把这两个字重复了上百次。沼泽。 有人开始起身上厕所，有人开始捧着空杯子出去续开水。这表明会议进入了相持阶段，与会者体内的抵抗势力开始活跃并形成了运动。没有人规定，好像是约定俗成，连主持会议的指导员都对此种状态挣一只眼闭一只眼地网开一面。 杨京等到在座的人差不多都出去活动了个遍，才从容地推开椅子，站起身来，迈开四平八稳的慢步子，出了会议室。 杨京站在黑糊糊的走廊里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很舒服地吐出了一口长长的气，像从几十米深的水下刚浮出水面的潜水员那样。 杨京其实没有一点需要上厕所的意思，但是杨京还是上了趟厕所，不是生理的需要纯属心理的需要。出了厕所，杨京在哗哗作响的水龙头前把手冼得仔细极了。打一遍肥皂不够，再打第二遍，再打第三遍。杨京像个要上手术台的外科医生，对手的把关很严。水龙头前有一排招合金框架的大镜子，杨京对着镜子用湿漉漉的手梳理自己的短发，抚摸自己清秀的五官。 杨京从镜子里看见了王军。王军的双手插在军裤口袋里，一脸坏笑地望着镜子里的杨京。杨京知道干军又要损她了。王军是从不放过任何一个过嘴巴瘾的机会的，为此她得罪了不少的人，但她不在乎，一如既往地乐此不疲。 果然，王军哼唱了一句流行歌曲，香港歌星唱的歌让王军唱得字正腔圆：“恋爱中的女人最美……”王军把最后一个字拖得很长，以示她对这个字的重视。 杨京一下子笑出声来，镜子中的杨京笑得阳光灿烂非常开心。杨京笑够了，觉得应该回敬点什么，想了半天，也想起了一首流行歌曲。杨京唱肷明显不是王军的对手，但好歹音基本上没跑，吐字也能听明白。杨京唱：“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等待一扇不开启的门……” 王军冲上来狠狠地给了杨京一拳，打得杨京蹲在地上，抱着肩膀直“哎哟”。王军正跟一个拖家带口的男人麻烦着，剪不断理还乱地头疼着。杨京因为跟她是好朋友，又经常替他俩传递信息打打掩护，因此杨京有权力开王军的这种玩笑。 杨京刚要走，蹲在厕所里的王军喊住她。王军说：“你急什么？多呼吸点新鲜空气不好吗？” 杨京哈哈大笑起来，反问她：“在这儿呼吸新鲜空气？”王军也咯咯笑了起来，笑够了还嘴硬：“当然！这里的空气再不好也比会议室里的强！厕所里的空气臭得自然，会议室里的空气虚伪得令人窒息。” 王军提着裤子出来，杨京收住笑，问她：“哎，你说，谁能去？” 王军装傻：“去哪儿？”杨京一翻白眼：“去北戴河呗！” 王军叹出一口气来，沉重地说：“这帮家伙天天不干点实事，好不容易干一次吧，又是添乱！看把大家伙搞的，好人都怀上了鬼胎！” 见杨京不吭声，王军反问她：“你认为该谁去？”杨京想了想，试探着说：“我觉得谁都该去！”“哈！”王军夸张地叫了一声，上下打量着杨京，摇着头说：“你看！你看！人离什么最近？离虚伪最近！一学就会！” 杨京反击道：“你别老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好像人家都简单就你有思想似的。” 王军在水龙头前洗手，边洗边说：“简单有什么不好，有思想又有什么好？你以为有思想是件好事啊？告诉你吧，部队不喜欢有思想！部队喜欢简简单单的一根筋！” 王军跟副连长是同批兵，她们这批兵大部分都是副连了，王军还是个正排。因此，王军的牢騷就比一般人多，也刻薄。 杨京说：“嗨！真是不识抬举，夸你还这么多毛病！你说，连长不该去吗？” 王军说：“她凭什么该去？”杨京望着王军的眼睛说：“凭什么你应该知道。”王军眼睛都不眨地刻薄地说：“丑能成为理由吗？”杨京笑了。杨京觉得跟王军说话很过瘾，是那种心领神会的过瘾。这大概是她俩好的原因之一，很重要的原因。 杨京又说：“黄技师呢？让她那口子跟她去享受一下军属待：，提高一下那个男人对军人的认识，不好吗？” 王军扯着嘴角一声冷笑，摇着头说：“说你简单还不服，如果你当医生，只能去看儿科。对那种男人，别说河北省的北戴河了，就是美国的纽约华盛顿，照样对你部队说三道四！他是那种拿了人家手不短，吃了人家嘴不软的东西，基本上属于喂不熟的那种。你别指望他能跟咱们军民共建，这些对他没用！”杨京问：“你说什么对他有用？”王军一字一顿地回答说：“实行军管！”杨京当真地想了想，说：“黄技师恐泊不行，你嘛还可以。”王军不屑地说：“那种小男人，也配我军管？！”杨京笑着拧开水龙头，把手搞湿，把湿手思向王军。王军大叫了一声，也紧跟着反击，两人一前一后出了卫生间。 在长长的走廊里，杨京止住了闹，很认真地问王军：“咬，说真的，你估计这份革命的重担最终能落到谁的肩上？” 王军想都没想，就说：“王春玲！”王春玲是副连长的名字，王军人前人后总这样叫她，副连长心里一千个不舒服，也拿她没办法。 王军边往军裤上.擦手，边自言自语地说：“以后我要生孩子，也要生个有先天性心脏病的，有很多好处的。” 杨京站住了脚，皱着眉头说王军：“你说话太损了，这样可不好！” 王军白了杨京一眼，嘴硬道：“我就这样，没办法！” 走到会议室门前，杨京握住门把回头问王军：“另一个呢？另一个会是谁？” 王军半真半假地盯着杨京说：“很有可能是你。”“放屁！”杨京笑着拧开了会议室的门。 一进门，杨京明显地感到会场上的气氛不太对头，有点像体育竞技场上什么项目进行到了半决赛。所有人的眼睛齐刷刷地盯着一前一后脸上尚有笑容的杨京和王军，目光复杂，意义不明。杨京有点紧张，低下头加快了步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你们俩到哪去了？”连长的声音，不耐烦，压了火一样。杨京赶紧抬起头去看连长，见连长把手里的钢笔倒提着，敲打着桌子，一脸的厉害。杨京不知说什么好，心先“咚咚咚”地跑起步来。杨京一直有点怕连长，当战士时就怕，提了干还是改不掉地怕。 “我俩上厕所了。”对面的王军，回答得非常从容。“上厕所用得着这么长时间吗？”连长逼着问。“厕所里有人，我们等了一会儿。”王军回答从容。“……”连长一下子说不出能一下子堵住王军嘴的话，只好气哼哼地住了嘴。 杨京松了口气，抬起眉梢充满敬意地望着王军。王军面无表情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令杨京自惭形秽。杨京就想不大通：王军怎么就上不去呢？这样有思想有才气的人怎么就舍得不用呢？杨京想不通。 “刚才你俩不在，大家提议王副连长去北戴河，你俩没意见吧？”指导员和颜悦色地问。 杨京和王军的目光迅速撞了一下，几乎同时说：“没意见！没意见！” 沉默，又是大段大段地沉默。杨京因为有上厕所的把柄，不太敢有什么小动作了，乖乖地靠在椅背上，学着别人的样子，做沉默状。 王军握着她那支粗杆老式钢笔，动作很大地在本子上用力，杨京知道她在练字。沼泽，杨京似乎看见她继续在这两个字上下工夫。她干吗对这两个字没完没了呢？沼泽，沼泽，沼泽。杨京在大脑里搜寻对这两个字的解释：好像是一种非常泥泞非常难走的地带，弄不好会要人命的。杨京不能理解王军此时此刻对这两个字的钟情。王军经常地与众不同，她的这种与众不同使她的公众形象有着很大的分歧。一部分人欣赏她，一部分人不太待见她。可惜的是，欣赏她的人帮不上她的忙，能帮上她的人又不太待见她。杨京想起王军在门口说的那句半真半假的话，杨京的心不知为什么会一动。王军的猜测已经证实了一半，那一半会不会也得到证实呢？杨京自然希望得到证实。但怎么会呢？杨京在心里嘀咕：这等事一般都是论资排辈的，在连里排这种队，杨京一般是要倒着数的。 第十三章 4 这样一嘀咕，杨京就不耐烦起来，爱谁是谁，是淮就快点定下来，再这样坐下去，人会疯的。 正烦着，书探进半个脑袋，说：“司务长，后勤曲助理找。” 身上老有股子饭味的司务长获得解放般地从椅子上弹起来，脸上的喜悦显而易见。 指导员却叫住了她：“司务长，你把意见留下再走。”司务长愣了一下，脸慢慢地红了。司务长嗫嚅了半天，眼睛在连长和指导员的脸上来回窜，吐字不清地说：“我看，我看，那就连长去吧。”说完，匆匆撤离现场，逃跑一般。 杨京看见连长长得不怎么样的脸红了，有点难为情的样子。杨京再看指导员，觉得看出了点名堂。 指导员是不太在意北戴河的。指导员的丈夫在机关管理处，指导员近水楼台早就领略过北戴河的风光了。但指导员在意谁去北戴河，尤其在意自已的搭档连长去。 指导员和连长的配合一直不怎么谐调，老有一股子劲拧着，自然不是拧在一起。这是话务连的每一个干部都能体会得到的。按说，她俩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都是些女人之间能意会却言传不出的小感觉。但女人之间的感觉容易错位，这是上帝也没有办法的事。此刻的指导员感觉又错位了。 指导员声调很平地问：“大家有意见吗？” 大家不吭声。 杨京对大家的不吭声有两种理解，一是大家对最终失去这剩下的百分之五十的希望心有不甘，二是大家同她一样，也觉察到了指导员的错位，有意见不好，没意见也不好，大家想回避，不想卷人。 指导员又问了一遍：“大家有不同意见吗？”杨京注意到连长脸上的红加重了，这种加重的红色已经有别于开始的那种红色了。 有跟连长关系好的人带头说没意见，大家像尾随着头羊的羊群，跟着说没意见。 “好，就这样定了，连长和副连艮去北戴河疗养！”指导员不动声色地这样说。 杨京马上就听出了不妥：连长和副连长去疗养？连里这么多的干部，怎么好事都跑到连首长身上了？有些事情就怕提醒和暗示，本来大家都没想到这一层，一经提醒和暗示，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 连长说话了，连长的声音很冷静：“谢：家对我的关心和照顾，心意我领了，但我有事不能去。” 副连长紧跟着表态说：“我也不去。”停了一会儿又补充说：“这几天后勤有个会，我也去不了。” 大家见状，纷纷争先恐后地送顺水人情：“连长去吧！”“副连长去吧！”声音此起彼伏，会场上呈现出一派团结友爱的景象，―人感动的。 杨京看见对面的王军在笑，笑得非常暧昧。杨京也跟着笑，笑得也暧昧。 外头有人喊杨京接电话，杨京三步并作两步地蹿出了会场。 电话是杨京的男朋友打来的。 男朋友在电话里问杨京：“定了吗？” 杨京答：“基本上定了。” 男朋友问：“是谁？” 杨京答：“连长和副连长。” 男朋友在电话那头哈哈大笑起来，杨京问他笑什么，他笑够了，才说，“我笑她俩够倒霉的了。”杨京问：“怎么倒霉了？” 男朋友答：“去北戴河的名额取消了，部里要在北戴河办学习部。” 杨京一下子不知说什么好，好不容易才缓过劲来，说：“好唾！好桂！机关把我们当猴耍！” 男朋友反问道：“你们自己有没有把自己当猴耍？” 杨京回到会场上，径直走到王军身边，坐到司务长空出的位置七，夺过王军手里的粗杆钢笔，在写满“沼泽”的本子上，把消息告诉了她。 王军先是眨着俩大眼睛，一副看不懂的傻样子，停了一会儿，突然笑了，笑得挺开心。 王军伏过身子，把头探向杨京，刚要冲着杨京的耳朵说悄悄话，突然听到指导员点她的将。 指导员给王军出难题：“王军，你看谁去合适？”王军抬起头来，想了一会儿，一本正经地说：“我看一分队长杨京去比较合适。” 杨京大吃一惊，急忙扭头去看王军，见王军眼都不眨顶顶认真的劲头。杨京气急败坏地在桌子底下狠狠地端了她一脚。“哎哟！”王军大叫一声，吓了大家一跳。 列兵肖冰刚分到话务连，就接二连三地出洋相。第一个洋相出在刚跨人连队的那一瞬间。别的新兵都麻麻利利、顺顺溜溜地鱼贯迈进了连队那草绿色的大门，惟独到了肖冰这儿，出了麻烦。一个小得几乎被流水的兵们踏平的门槛，将她洋了一个大跟头。 那跟头跌得实实在在的，以至于肖冰好半天都没有爬起来。比摔青的膝盖更严重的是响声，那响声来自肖冰手里提着的脸盆。猝不及防的崭新的脸盆被甩出了八丈远。脸盆以及脸盆里的刷牙的、洗头的、抹脸的家伙们一股脑地、争先恐后地在水泥地上制造出刺耳的噪音。 如果是在别的部队倒也罢了，顶多是碎几个瓶子掉几块漆的事，但在通信部队却比较讨人嫌。因为正是早晨**点钟的时候，下夜班的老兵们刚刚睡着，这热热闹闹的动静很容易把她们从梦里拽出来。 在门口迎接的连长，看着在自己脚下打转的刷牙缸子，眉头就紧急集合到了一处。把刚要笑出来的新兵们吓的，赶紧各扫门前雪地把各自面部上的表情收拾好，眼睛在站着的连长和趴着的肖冰身上来回窜，好一阵没人敢上前扶一把。第二个洋相出在儿天后的一个早操中。本来肖冰是第一个从上铺弹起来的，又是第一个从宿舍里冲出来的，但冲了一半，发现别人的双手都在腰间忙着扎武装带，这才想起自己把这家伙给忘到脑后边去了。于是，又折回去拿腰带，等她扎着腰带跑出来的时候，见蛇一样的队伍已经开始跑动了。她紧跑几步，追上队尾，将功补过地扯起嗓子，一、二、三地跟着大队人马喊起口号来。 队伍围着营院跑了一圈，返回的时候，却越过了话务连的门口，在隔壁报务连的门口立定下来。肖冰心里正纳闷着，带队的中尉发现了这个陌生的尾巴。 中尉莫名其妙地问：“咦，你是哪个单位的？”肖冰傻呼呼地答：“我是话务连的呀。”报务连的队伍先是集体地一愣，片刻后，一阵冲天的大笑爆起，报务兵们七手八脚地解着腰间的武装带，蹲在地上直喊“哎哟”。 第三个洋相出得最倒霉，既得罪了人，又落了个笑话，以至成为话务连的经典。 那天轮到肖冰出任连队行政值日员。头一次戴值日员红袖标的肖冰兴奋得干劲冲天，天不亮就爬起来，把连队的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早起的副连长见了，拍着她肉乎乎的膀子笑得比较慈祥。这样一来，肖冰浑身的劲头就越发地使不完了，恨不能扛着扫帚，去把整个团部大院全部扫一遍。 上午10点多钟，肖冰从收发室取报纸信件回来，见三分队的分队长正坐在值班室的椅子上敞着军上衣给孩子喂奶，一个跟肖冰差不多大的小保姆站立一旁。三分队长长得人高马大，生的儿子也不含糊，半岁不到的孩子，看着跟一岁的差不多。抱着一摞报纸信件的肖冰就有点吃惊，她立在门口，细着嗓子，说出了那句载入话务连史册的经典语录—— “分队长，你孩子这么大了，还吃牛奶呀？” 不知为什么，肖冰的分队长不怎么喜欢她，没有什么具体的原因，反正就是不怎么喜欢。这点，肖冰是能感觉出来的，为此，肖冰挺的。 其实，肖冰也不怎么喜欢这个扛着一颗星的分队长。肖冰不怎么喜欢的原因很具体，觉得这个少尉人不大，架子倒不小。成天昂首挺胸，目不斜视的，在她眼里，大概只剩下天了。 只是，肖冰的不怎么喜欢无关紧要，而分队长的不怎么喜欢却至关重要。有些事，就是这么天经地义地不合理。不服气也没用。 一天，值小前夜的肖冰早早地醒来，翻来覆去地怎么也没有了睡意，床板在她的身下吱吱地叫。睡下铺的老兵被吵醒，探起身来小声训斥道：“怎么啦？炒瓜子哩！”吓得肖冰赶紧贴紧床板，像被钉上了钉子。 等下铺的老兵好半天没动静了，肖冰像只猫似的，从上铺躬着身子下来。她踢踢脚地端起脸盆，出了房门，这才敢大口地喘出一口销。 第十三章 5 站在两面墙上都是招合金镜子的宽大的洗揪间，望着镜子里无数个身材苗条的自己，肖冰有一种心旷神饴的感觉。用果味牙膏刷完牙，满嘴都是甜香。再在脸上涂上淡绿色的青瓜洗面奶，那清香的感觉更是舒服得小行。肖冰甚至哼开了小曲，她的嗓子真不怎么样，调也跑得挺厉害的，但在空无一人的洗漱间哼给自己听，也是够愉快的了。 这个时候，铝合金镜子里又出现了一个端脸盆的人。肖冰忙闭上愉快的嘴，仔细一看，吓了一跳：原来是分队长，虽然她是一副睡眼惺忪刚睡醒的样子。 肖冰想主劝打招呼，但看分队长那副没睡醒的样子，又不知这招呼该怎么打。正犹豫着，分队长看见了她，先打了声招呼：“怎么不睡了？” 肖冰刚要诉说自己的睡不着，见分队长已经拧开了水龙头，哗哗的流水声已经不容她多嘴多舌了。 分队长挤上牙膏刷牙，抹上奶液洗脸，刷得专心，洗得细致，似乎这洗漱间里只有她一个人。 其实，肖冰早就洗漱完了，但这个时候反而不好走了。不打招呼走吧，显得没礼貌；打招呼走吧，又不知该打怎样的招呼。就这样犹豫着，磨蹭着，等待着。一时间，洗揪间两个水龙头像在哗哗地比着赛。 好不容易等分队长洗漱完毕，肖冰刚要松出一口气来，却见分队长又往脸盆里倒洗衣粉，肖冰这才发现，分队长盆里还有一条脏军裤。 肖冰心里暗暗叫苦，心想自己这么装模作样下去总不是个事。正想怎么告辞走，见连部书探进脑袋来，说：“分队长，连长找 你。” 分队长嘴上应着，手上甩着水珠子，跟着书快步走掉了。肖冰如释重负，她其至朝镜子里的自己做了个鬼脸，为自己的尴尬找台阶。她收拾好东西端上脸盆，正要离开的时候，突然意识、到一个更大的尴尬正摆在她面前。 分队长的脸盆里，具体点说，就是分队长的那条脏军裤。就这么走掉吗？也不是不可以，但总不如替分队长洗完再走漂亮，但替领导洗衣服，似乎又有点那个，反正是一种挺不好的感觉。 上等兵彭兵进来的时候，列兵肖冰正提着那条混纺的军官裤子在一上一下地清洗着。肖冰从镜子里发现彭兵的时候，慌忙把提着的裤子摁到盆子里。 但似乎已经晚了，长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的彭兵，已经明察秋毫地一览无余了。 彭兵咧开嘴巴笑了，她笑得暧昧却又意味深长。彭兵睡在肖冰的下铺，就是训肖冰“炒瓜子”的那位。虽然她的肩章上只比肖冰多一道细杠杠，但感觉，像她比肖冰年长一辈。 彭兵拧开水龙头，开始刷牙洗脸。彭兵的沉默反而令肖冰心虚。肖冰希望彭兵说她点什么，哪怕是讽刺她几句也好，那样的话，她就可解释了。这可好，彭兵什么也不说，她也就什么也不好解释了。 就这样，彭兵在“哗哗”地洗着脸，肖冰在“哗哗”地洗着裤子。彭兵刷完牙洗完脸，关了水龙头，收拾完东西，端上脸盆要离开了，肖冰还在没完没了地“哗哗”用着水。彭兵停下脚，说：“哎哎，你的劲不要钱，这自来水可是要交钱的。” 肖冰就红了脸，小着声音说：“什么意思嘛。”彭兵说：“没什么意思，就是让你节约用水！” 这个时候，肖冰就愈发不好意思了，脑子一乱，就说出了一句没过脑子的话。 肖冰说：“你干吗阴阳怪气的？又不是我自己愿洗的，是分队长让我帮她洗的。” 说完这句话，肖冰就知道自己错了，并且错得无可挽回。因为在头上方的铝合金镜子里，出现了一杠一星的少尉分队长。 裤子事件后，列兵肖冰在分队长面前越发地抬不起头来了。肖冰的心里一天到晚七上八下的，没完没了地难受。肖冰本来想找分队长解释，但鼓了几次勇气，也没张开这个嘴。肖冰心想：只好让时间证明自己不是那种人了。现在，肖冰特别相信那句“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的老话。 那天，在机房见习的尚冰有预兆地表现得一塌糊涂。所有的电话号码都从脑子里不翼而飞了，所有的手上动作全都没了章法。她负责的沈阳军区方向，红灯闪，绿灯亮，对方的呼叫乱成了一锅粥。 其实，这种现象正预示着肖冰的即将出徒。因为话务连的老兵们都知道，一个见习的新兵，在即将放单飞的前期，都会出现这种大的反复。老兵们戏称这是“回光返照”。肖冰的正班虽然知道自己的副班在“回光返照”，但对着手忙脚乱不着要领的副班，还是控制不住地气不打一处来。她把肖冰的耳机插头一把扯下来，拨拉着肖冰的身子，一迭声地说：“下去！下去！一边呆着去！” 肖冰苦着脸，缩在机房外边的交班室里难受着。听见外边一阵嘈杂，抬头一看，见一群人走了进来，为首的是一个扛着黄灿灿肩牌的人。肖冰不知道他是谁，但肖冰知道自己遇上将军了。将军发现！”这个孤零零的列兵，就走了过来。将军问：“你怎么一个人呆在这里呀？”肖冰张口结舌地不好意思冋答。将军就笑了，问：“是不是被罚下来的呀？”肖冰仓促地点头，并红了脸。 将军就哈哈地笑了起来。将军一笑，紧随将军的一群人也紧跟着笑了出来。肖冰发现，分队长也在这群人中间，也跟着笑。看着自己的分队长在笑，肖冰也笑了起来，笑得不好意思。将军又问：“掌握了多少电话号码了？” 肖冰报告说：“一千五百多。”将军再问：“都记住了吗？”肖冰谦虚地说：“差不多吧。” 将军在兴头上，索性问了几个电话号码，什么值班室、办公室、通信处之类的常用的，肖冰都一一答出，部长问身边的人对不对，身边的人争先恐后地点头，一迭声地凹答对对对。将军很满意，笑容满面的情绪很好。 将军身边的一位大校，大概是想趁热打铁，让将军更高兴一些，就站出来，告诉肖冰这是部长，又问肖冰记没记住部氐的电话。肖冰点头说记住了。大校就考她，问部长办公室的电话，又问部长宿舍的电活。肖冰大气都没换地回答了。部长就微笑地点头，说没错没错，记得比我还熟。于是，身边的人就集体地笑，笑得兴高采烈。 肖冰见笑得兴高采烈的分队长，又想起了那句老话。于是，肖冰也跟着笑，也笑得兴高采烈。 部长表扬说，真不知这些小丫头的脑子是怎么长的，和计算机差不多。那大校就介绍说，她们为了记住这些号码，动了很多脑筋，找了很多窍门。部长就感兴趣地问，是吗？有什么窍门，教教我，让我也知道些记我电话的窍门。 部长问肖冰：“我家的号码有窍门吗？”肖冰点头回答说：“有。”部长问：“什么窍门？”肖冰望着部长张不开口。 大校在一旁着急，一个劲催肖冰快说。肖冰就去看人群中的分队长，分队长冲她挤眼睛，那意思再明白不过了。肖冰就微微低下头去。 部长开玩笑说：“怎么，还有专利吗？对我也保密？”在一旁的大校似乎有点急了，几乎楚命令着，让肖冰快说。肖冰没有办法，只好说了。 肖冰吞吞吐吐地说：“首长家的电话是817390，也就是8幺拐3沟洞，我们就记成爸爸上首长家，要……要……拐……拐三个……三个狗洞。” 肖冰接到下炊事班的通知是在见习放单飞的第二天。髙兴劲还没过，就被叫到了分队长的屋子。 分队长把连里的决定通知给肖冰，又讲了一通“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道理。肖冰坐在对面，低着头，一声没吭。 从三楼往一楼炊事班搬的时候，班里的战友七手八脚地帮忙，肖冰只抢到一床被子，抱着被子往楼下走。 怀里的黄军被是昨天刚晒过的，又松又软又轻，有一股子太阳的味道。列兵肖冰把头埋在那股太阳的味道黾，眼泪很汹涌地流了出来。 上等兵彭兵望着列兵肖冰搬空的上铺叹了口气，说：“嗨，又要我打开水了。” 正趴在桌子上写信的下士刘军停住笔，转过头来说彭兵：“哟，你打了儿次开水？”彭兵说：“我是说去年。”刘军说：“去年该你打。”彭兵说：“凭什么该我打？”刘军说：“凭你是新兵。新兵不打开水谁打开水？”彭兵说：“谁规定的该新兵打开水？三大条令有这种破规定 第十三章 6 吗？” 刘军说：“三大条令上没这种规定，咱们连却有这种规定。”彭兵问：“哪哪哪写着这种破规定？”刘军说：“哪也没写，这是一种约定俗成，像农村老百姓的风俗习惯一样，你只能遵守，不能违背。”彭兵反问：“我要是违背了呢？” 刘军学着外国人的样子，一耸肩膀说：“那您可以试试。一试，小姐您就清楚了。” 彭兵可不敢试，她乖乖地提上暖水瓶，老老实实地打开水去。边走边发牢騷：“真倒霉！刚享两天福，福就没了。”临出门，她立住脚问刘军：“哎我说，咱们屋是不是该再来一个新兵呀！” 刘军头都不抬地说：“这不是你考虑的事，打你的开水去吧。” 彭兵迈着四方步，把两把大磅的水壶一前一后甩得吱呀乱响。一分队的宫丽追来，笑着说她：“你从后边看，像南极的企鹅。” 彭兵一听笑了，说：“可爱吗？”宫丽拖着长腔说：“可爱~屁！“两人一起大笑起来。宫丽跟彭兵是一个车皮拉来的老乡，虽不在一个分队，但仍好得不行。宫丽问彭兵：“怎么你老人家亲自打开水？”彭兵反问：“我怎么不能亲自打开水？”宫丽说：“不都是你家那个小迷糊新兵打吗？”彭兵又反问：“凭什么就该人家新兵打开水？老兵难道不用开水吗？” 宫丽故作吃惊，啧啧嘴说：“两天不见，你觉悟蹿得这么快。” 两人说笑着，见路许多人匆匆往部机关礼堂去，彭兵问：“今晚那边演什么片子？” 宫丽说：“不知道。”随后又补上句：“自然是好片子啦。”彭兵说：“废活！谁不知道是好片子？不好的片子能在那边放？破片子就拉到咱们团礼堂里放了！” 宫丽说：“这有什么可生气的？咱们这边放的都是不要钱的片子，人家那边放的都是要钱的片子。你不花钱还想看好片子？” 彭兵说：“问题是我不是没有那看电影的钱，我为什么就不能去那边看好电影呢？” 宫丽说：“你不该这么质问我，你应该质问你们分队长才是。” 彭兵学着下士刘军的样子，耸了耸肩，说：“你把你的胆子借给我。”大喘了一口气，接着说：“我也不敢呀。” 打上开水往回走的时候，宫丽碰到了一个熟人，随口问了句那边放什么电影，对方匆忙说出了片名，彭兵和宫丽的目光就“咣”地一下撞到一起了。 这部片子外边炒得正火，两个上等兵没有理由不对这部片子心驰神往。两人不约而同地加快了步子，像是要去赶那场电影，但她们脚下却是回连队的路。 进了连队的大门，黑板上写出了晚上的安排：自由活动，后边还紧跟了一个括号，说可以看电影，推迟半小时熄灯。 从黑板上收回目光，两束目光又“咣”地一下撞到了一起。于是，两人一言不发，就地分手各回各的分队。 彭兵贼头贼脑地溜进宫丽班里的时候，宫丽正以同样的神态等待着。彭兵见房间只有宫丽一个，就问：“你家弟兄呢？”宫丽说：“都看电视去了。”又反问：“你家呢？”彭兵乐得说：“也一样。” 两个上等兵在内务整洁的房间捂着嘴乐。宫丽先放下手，说：“咱俩在这傻乐千吗？走吧，冒一次险去。” 彭兵也放下手，说：“走！无限风光在险峰。” 两人正要出门，宫丽发现彭兵竟然军容严整得像是要上机房值班。宫丽一把扯下彭兵的大檐帽，说：“你傻呀？你这样出去，人家一看就知道你要出营院。再说，纠察一看就知道你是话务连的兵，非问你干什么去不可。你就不能装得散漫点，像机关兵一样？” 彭兵听了，虚心地直点头：“真的，真的，我做贼真的不如你老练。 宫丽捶了她一拳，说：“什么话！你这是夸我呢还是夸你自己？” 夜幕下，两个装得像机关兵一样的上等兵，在路灯的阴影里一溜小跑。跑到部机关礼堂买好票，里边还灯光通明着，俩人就停了脚步，躲在一棵大梧桐树的背后，等待着黑暗。 第二遍预备铃响的时候，两个上等兵训练有素地从树后冲出来，三步并作两步地冲上十几级台阶，在灯灭前的一瞬间，挤进了礼堂。 黑暗中，两人刚坐好，前方银幕上刚好出现了《有话好好说》的片名。宫丽兴奋地掐了一下彭兵，彭兵像被传染了一样，也回报了宫丽一下。 好活终于说完了，彭兵被导演张艺谋颇有创新的摇晃镜头搞得晕头转向。灯亮了，她还坐在那儿找东南西北。宫丽立在一旁拉她，说：“干什么你，没看过电影吗？不知道什么叫演完了吗？你……” 宫丽突然没了声，手上的力气也一下子没有了。彭兵有点奇怪，就扬起头来看，见宫丽傻了一般立在那儿，一脸的惊慌失措。 彭兵就问：“你怎么啦？遇见鬼了？”边说边下意识地往后看。这一看不要紧，彭兵顿时觉着天摇地转起来。紧挨着她们的后一排，竟坐着宫丽的分队长和她热恋中的男朋 友。 回去的路上，两个上等兵的脚下似乎有千斤重，两人一声不吭地拖着步子，像看了一部沉痛的影片并沉浸在沉痛之中。 好不容易把双腿拖到连队门口，宫丽先止了步，问彭兵：“怎么办？” 彭兵一筹莫展地说：“什么怎么办？我正要问你呢。”宫丽说：“问我干什么，又不是你们头！”鼓兵说：“废话！你们头看见了，能不告诉我们头吗？再说明天正好是干部碰头会，她们一碰头，什么碰不出来？纸里能包住火吗？” 宫丽听彭兵这么一说，突然笑了，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黑暗中，宫丽的白牙闪闪发光，她说：“这我就好受多了。”彭兵不懂，问什么意思。 宫丽老实地实话实说：“你想啊，咱们俩人偷着去看电影，我被发现了，挨了批，而你却安然无恙地没啥事，你说我这心里能平衡吗？” 彭兵气得抬高了嗓门，说：“好哇，想不到你是这种人！”宫丽心虚地问：“我是哪种人？” 彭兵说：“自私自利到了极点的人！别人损人还有个利己的前提，你可倒好，不利己也要损人！” 宫丽被彭兵说得不太好意思，在黑暗中嘟哝：“你这人也真是的，开句玩笑也不行。” 彭兵在黑暗中义正词严：“什么玩笑，你不这么想能这么说吗？” 第二天一起床，彭兵的眼睛就长到了分队长的身上。分队长对她笑一笑，她的心就松一松；分队长多看她一眼，她的心就要紧一紧。这样一松一紧地煎熬了一个上午，彭兵被累得够呛，心里竟然有了恨不能让分队长早点知道的奇怪念头。 下午干部们在连部开例会，彭兵神差鬼使地在连部门口走了好几趟。当值周的指导员第三次碰到彭兵时，就停下脚步问：“怎么啦，有什么事吗？” 彭兵被指导员突如其来的问话吓住了，结结巴巴地落荒而逃。终于熬到了晚饭后的分队点名。 彭兵坐在一个角落里，虽然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心还是跳得乱七鳩的难受。 分队长总结了一周的工作，点了几件事，批了几个人。奇怪的是，这几件事中，竟没有偷看电影一事，那几个挨批的人中，也没有彭兵的名字。这让一直低着脑袋等着挨批的彭兵既吃惊又欣喜。她转动着低得发麻的细脖子，看看这个，瞧瞧那个，一副摸不着头脑的傻样子。点名到了尾声，彭兵的心跳基本上恢复了正常。屋子黾已经出现了铁马扎吱吱呀呀的叫声，一切迹象表明：点名将要结束，灾难即将过去，彭兵已经开始在心里喊“乌拉”了。“最后”，分队长在最后的时刻突然这样说。分队长最后这样说—— “最后，我要说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我不说是什么事，也不点什么人的名，是想给她一个机会，一个自觉认识错误，承认错误的机会。俗话说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要知道，你来找我和我去找你，错误虽然一样，性质却不一样了。我等你主动来找我承认错误，时间限制在今晚熄灯前。” 彭兵在分队里又是写检查，又是挨批评，搞得灰头土脸挺没面子的。宫丽这边倒好，风平浪静啥事没有。这下该彭兵不平衡了。 彭兵找到宫丽，说她：“这下你不用不平衡了吧？” 宫丽过意不去地直点头又直摇头，一副不知说什么好的内疚模样。 彭兵说：“真怪了！咱俩偷着看电影，被你们头发现了，你安然无恙地没有事，我却在那边没完没了地过不了关，你说这叫什么事？”宫丽也说：“是啊是啊，我也正纳闷呢！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彭兵把好看的嘴一撇，撇得比较难看，说：“有两种可能。一是你们头护犊子，二是你们头谈恋爱昏了头，光顾管人家瓦上霜了，把自家门前雪给忘了。” 宫丽笑了，说：“我们头有你说的那么差劲吗？你怎么就不往你们头身上想呢？怎么想不到也许还有第三种可能呢？”彭兵问：“第三种可能？”宫丽说：“会不会是你的头点名时诈你们呢？”彭兵说：“怎么会呢？我们头如果不知道这事，她诈什么呢？” 宫丽说：“也许，她是在诈别的人别的事，那人没诈出来，倒把你给诈出来了。” 彭兵愣住了。过了一会儿，她突然扑到宫丽身上，摇晃着她说：“天哪！天哪！我怎么这么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