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密航程》 序言 1971年夏天，当年第六机械工业部广州船厂的一位技术工人，因为不满船厂繁重的劳动，借机逃到了香港。几经周折也未能找到工作，生活无以为继。失望中他突然灵机一动，找到香港某机构，向他们提供了一个中国内地的“绝密情报”：中国正在广州船厂改装一艘“间谍船”，船名叫做“向阳红五号”。 第二天，这个“绝密情报”被英国一名记者捕风捉影的如此这般地描述一番后，登在了《泰唔士报》的醒目版面。 此事惊动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明确指示有关部门要搞好“向阳红五号”船的保密工作，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耿飚亲自到船上检查督促。 从此以后，从国内到国外，“向阳红五号”船就被罩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神秘面纱。 也正因为如此，当今很少有人确切地知道这项大国防工程。在工程实施的年代，一个大红的机密印章，盖住了所有的好奇者。 现在，继“东风”系列洲际导弹，“神舟”系列宇宙飞船发射成功之后，中国又发射成功了“嫦娥”一号绕月卫星，中国的宇航员也实现了太空行走，在人们欢呼雀跃，电视一场又一场地转播正在发生的历史时，远在0多年前精彩的故事，也无不令人深情回望，感慨万千……（未完待续） 第一章大洋梦起 在0世纪60年代，中国已经有了原子弹和氬弹这种摧毁能冷巨大的蚱弹，佴是，国東光有原子弹和氬弹就等子士兵只有子弹而没有拾。中国人民真正要在国际上挺直腰杆，必须要有洲际弹道导弹，才能制衡美国和苏联等超级大国的成略核成慑。1967年，著名科学東我学森提出设讨、毛斧系“圏走”，周恩来、华国锋、邛小平、叶釗其等中央领导卖施了中国当年最机舍的洲际运栽火箭武验工程…… ―、1967年，中国绝密的“718工程” “718工程”是什么？“百度”怎么解释？“谷歌”搜得到吗？神奇的无所不能的网络不能解决的问题，辞海、词典和当代科技百科呢？ 要弄清楚这简单的几个字的含义，事实上并不那么简单，没有现存的史料能够直接给出完整的解释。 “718工程”是一个中国“东风5号”洲际导弹研制与全程飞行试验任务的总代号，是“两弹一星”中的“一弹”，即洲际导弹。 “718工程”是年轻的人民共和国整合全国力量从陆地跨向大洋而完成的一项宏大的国防科技试验工程。在工程执行的年代里，它是国家的最高机密。 洲际弹道导弹，有时也简称为洲际导弹。它是一种无人驾驶的无翼飞行器。它的运动特点是沿着一定的空间轨迹（即弹道）飞行，通过制导系统攻击固定的目标。根据射程远近，弹道导弹可以分为近程、中程、远程和洲际四种。洲际弹道导弹的射程一般在8000千米以上。 0世纪60—70年代，美国和苏联带着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可以在万里以外的陆基或海基直接攻击世界陆地和海洋的任何一个目标。杜鲁门和赫鲁晓夫就拿着这个东西恐吓全世界，特别是恐吓刚刚摆脱战争灾难的中国人民。中国的国家安全整体上受到来自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威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要准备打仗，打大仗，打核战争”，“备战备荒为人民”是当年家喻户晓的国防动员令。 中国人民要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人民解放军要维护国家领土的完整和人民的自由安全，必须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威慑！ 要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威慑，制止核战争，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老一辈中国领导人实施的国家战略是：首先在政治上争取民族的独立，推行“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提出第三世界理论，团结世界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和人民，从道义上孤立美、苏两霸，发动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的外交攻势等等。在军事上，就是“以牙还牙”，“以核制核”，下大决心搞中国自己的原子弹和导弹。这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们从国际政治、外交和军事博弈中得到的启示。当年位居法国科学院院士、诺贝尔奖获得者约里奥居里（居里夫人的女婿，法国共产党员）也让人传话到中国，“请转告毛泽东同志，你们要反对核武器，自己就应该先拥有核武器”。 1965年8月，在中南海怀仁堂里，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了中央专门委员会议，全国军政各界的重要领导人和科学家都在这里。会上，国防科委副主任、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作重要发言，提出了国家必须重点发展洲际导弹和建立中国海上编组调查测量船队的初步设想。这个设想的目标，就是要研制具有远程攻击能力的洲际弹道导弹，并且，这个洲际导弹还要到大洋里去试射，所以要首先建设中国的海上调查测量船队及其。 当年钱学森提出这个设想的背景是：中国已拥有的了原子弹、氢弹，却还没有洲际导弹。 国家有原子弹没有洲际导弹就等于士兵只有子弹而没有枪，不能形成反击敌人的实战能力。 在核武器的研制历史上，由科学家首先提出建议，由国家领导人来作出决策，钱学森并不是首例。在钱学森之前，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美国科学家爱因斯坦，也提出过类似的建议。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希特勒法西斯军队席卷欧洲，无人匹敌。希特勒的科学家们还在对铀-5或钚-9等重原子核裂变反应进行研究，这种瞬时释放出巨大能量的核武器，就是原子弹。原子弹是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迅速应用到军事上的一个突出的例子。爱因斯坦是一个大物理学家，对世界核物理领域的研究进展以及控制在希特勒手中的技术十分担忧，他出于对人类命运的极大关注，写信建议美国总统，务必抢在德国之前制造出原子弹。199年8月日，这封签有爱因斯坦大名的书信得到了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力罗斯福的重视。这就成就了后来震惊世界的美国“曼哈顿计划”，美国成为地球上第一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 钱学森的这项建议，也如同爱因斯坦一样“走运”。周恩来总理认真地听完钱学森的发言后，心情十分兴奋。他认为中国要争取到真正的和平，不被动挨打，不仅应该有原子弹，氢弹，还必须要有洲际导弹。会议结束时，他把钱学森这个设想责成国防科学工业委员会会同钱学森等科学家提出的。 中国就是从这次怀仁堂的会议开始，迈开了向太空、向大洋进军的步伐！ 从技术上说，发展洲际弹道导弹首先需要研制大推力的运载火箭。但是有了大推力的运载火箭，并不等于就有了洲际导弹。洲际导弹和运载火箭是一对孪生兄弟。洲际导弹的动力系统造价昂贵，一般不带常规的弹头，而是带核弹头。也就是说洲际导弹是由核武器加上大推力运载火箭而合成的具有远程核威慑力的战略武器。 洲际导弹是能够将核武器弹头准确地“运载”到打击目标的攻击性武器，要使这种武器有实战的性能，有准确的命中率，必须进行运载火箭发射的全程飞行试验。而进行洲际导弹的全程飞行试验最基本的条件就是组建一支远洋编组调查测量船队和护航舰队，以能够顶住各国军事压力，到公海上去调查、测量导弹运行的各种数据和打捞数据舱。 这对于当年中国所拥有的科技能力来讲，真是一个比梦还要虚幻的设想，是一般的科学家连边儿都不敢碰的事！ 但是历尽千辛万苦、千回百折从美国回来，一直在毛泽东、周恩来关怀下，投身于中国国防尖端科学领域的钱学森却不是在做梦。 我国于1964年成功地爆炸原子弹后，紧接着就开始了原子弹和导弹的合成试验，钱学森一直是这项工作的技术总负责人。1966年10月7日，我国在西部地区成功进行了“两弹”合一的导弹核武器试验。这个试验是由“东风号”的运载火箭加上核弹头后发射进行的，按照业内流行的行话是“真刀真枪地干了”。这次试验非常成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得到这个消息后都乐得合不拢嘴。他们共同的潜台词是：不管你苏联在中苏边境、中蒙边境有多少兵力，你打我时，我也能够打你。你打核弹过来，我也打核弹过去！当年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边界形势十分紧张，“东风号”带核弹头的导弹试验成功，对制止苏联有可能的人侵起了很大的作用。 “东风号”是一种近中程运载火箭，可以攻击1000千米以外的目标。火箭的总设计师是国防部原第五研究院的火箭发动机专家任新民。这位在他84岁时由国务院授予“两弹元勋” 勋章的科学家，就是我国大推力火箭的第一个设计者，也是唯一一个从“东风1号”到“东风5号”系列运载火箭发动机的主要设计者。他在完成试射“东风号”导弹后，就着手研制更大推力的“东风号”运载火箭发动机了。“东风号”运载火箭发动机在1970年成功地运载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但是洲际导弹的火箭比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火箭推力还要大得多，起飞时的重量要达到00吨以上。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又一次给“超级大国”提了个醒：中国的核武器研制进展比一些欧洲国家都要快，不可小视！ 从原子弹到氢弹，有非常复杂的原理设计、研制及实验等一系列科技攻关过程。这个过程，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的时间，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而中国只用了年零8个月，赶到了法国前面，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 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主持人是邓稼先、朱光亚等。氢弹空爆成功后，时任国防科委导弹第五研究院院长的王秉璋与钱学森、任新民等科学家们主持研制的“东风4号”导弹，也不断地传来各项试验成功的好消息。 从“东风号”到“东风号”个射程的大跨越，“东风号”系列的运载火箭是大推力运载火箭，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中程导弹的火箭发动机。 随着“东风4号”大推力的运载火箭试验成功，由运载火箭与原子弹或氢弹组成、具有远程威慑力的“东风5号”洲际弹道导弹的地面分系统试验，在钱学森、任新民等科学家的攻关下也紧锣密鼓地在中国内地西北、西南和东北进行着。科学家们为了检验大推力的运载火箭的远程运载能力，在西北有限的幅员内，还进行了“拉高”飞行试验并获得成功，从洲际导弹本身的技术性能来讲，只差全程飞行试验了。钱学森正是在掌握了中国导弹技术发展进程之后，才敢做这个梦的。 1967年7月，国防科委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做出了发展洲际导弹和建立海上编组调查测量船队的计划，邀请总参谋部、海军、中国科学院以及有关工业部门和有关研究机构，对这项工作进一步作了研究论证，提出了建造编组远洋调查测量船舶的研制计划。7月18日，这份计划上报到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周总理手中。 这时，一个扭转中国国际形象、呈现大国地位的决策一“东风5号”洲际弹道导弹全程飞行试验，在中国最高权力层酝酿成熟。这个工程的核心目标就是要到大洋上去进行“东风5号”洲际弹道导弹的全程飞行试验。 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正式圈阅批准实施这个宏大的工程计划。这就是中国0世纪70年代在“两弹一星”工程中重点明确指向发展洲际弹道导弹的系统工程，代号为“718工程”取国防科委上报日期作为工程的秘密代号）。 从已经解秘的资料来看，“718工程”当时在整个“两弹一星”工程中是一个相对独立，且有最高指挥级别的国防尖端科学系统攻关工程。这项工程一开始就由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的中央专门委员会领导，重大行动都是周总理亲自组织指挥。 中央专门委员会是中共中央为了强有力地领导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而设立的一个高层协调组织。初期称为中央专委，196年11月17日由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成立，周恩来总理任主任委员，成员来自军政各个部门，有贺龙、李富春、***、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等15人组成。1965年月日，中共中央决定发展导弹后，指示中央专委不仅要管原子弹，也要管导弹。中央15人专委要扩大成员，并改称为中央专门委员会。增加的委员人选里，有余秋里、王诤、邱创成、方强、王秉璋、袁宝华、吕东。此后，中央专门委员会，成为中央领导国防尖端事业的最高决策机构。到1976年以后，这个中央专门委员会又由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负责，涉及到全国5个部、委、局，1100多个单位，数十万名工程技术人员和人民解放军是建国以来涵盖面最大、关联度最广的一个高度机密的专业组织机构。 国防科委计划中的“718工程”为8年目标。实施中的“718工程”包括了组建“向阳红五号”船远洋调查船，实施靶场调查和落区选择，进行各种靶场仪器设备的研制与试验，建造“远望”号系列远洋测量船、“向阳红10号”船远洋调查船、“大江”级远洋打捞救生船、“福清”级大型油水补给舰、远洋拖船、“051”型导弹驱逐舰等。 二、洲际导弹试验把中国的战略视野延伸到大洋中国运载火箭的全程飞行试验为什么要选择大洋呢？ 科学家们认为：战略导弹的试验非常复杂。从试验程序上分，一般要进行元器件地面试验，然后进行飞行试验。在飞行过程中的试验，一般又分为部分射程试验和全程飞行试验。部分射程飞行试验主要对导弹各分系统进行试验鉴定，如发动机、制导系统、弹体结构和气动外形，并考核单向技术，如级间分离、头体分离、程序控制、高空点火等。而全程飞行试验是在完成大量的部分射程试验的基础上进行的，它不仅对各个分系统要进行各种技术考核和试验，而且要考验全系统，要求有足够的空间距离来完成这些考核和试验，同时也是洲际导弹定型并使其拥有威慑力的一个重要条件和基本标志，是整个导弹飞行试验的最高潮。洲际导弹的试验距离应在8000千米至14000千米，这个跨距是中国内地无论从哪里作为起点，都是无法达到的。世界上当时拥有洲际导弹的美国和苏联，也没有这么大跨度的陆域，而是把试验的一端放在海上或大上。 美国于0世纪50年代初就开始了战略导弹的靶场建设，共建设了东西两个海上靶场。东靶场在大西洋，西靶场在太平洋。 美国东靶场的首区（即发射区）在美国东海岸的佛罗里达州的卡纳维拉尔角，这是美国现在著名的航天中心。美国的飞航式导弹、中程导弹和洲际导弹以及后来的航天飞行器都是在这里发射的。洲际导弹的落区（即靶区）选择在大西洋的阿森匈岛附近海域，距离美国的卡纳维拉尔角空间距离约为8000千米，美国“宇宙神”、“大力神”、“民兵”等洲际导弹的全程飞行试验都在这一海域进行。有时为了取得最大射程，就可把落点延伸到印度洋好望角以东。 美国的洲际导弹靶场设定比中国有绝对的优势条件。美国的洲际导弹从首区、航区到落区，几乎都有自己管辖、控制的岛屿，跟踪测量设备就安装在沿途这些岛屿上，技术上相对简单，安装管理也十分方便，对落区的水文气象和地球物理要素的测定也不需要花费很大的努力。西靶场的首区在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的范登堡空军基地，落区则选择在太平洋的中途岛、威克岛、夸加林群岛、关岛等附近的海域。这些岛屿也大都由美国管辖或美国控制，便于建设各种测量设施，距离美国西海岸大都8000千米以上。在太平洋埃尼威托克岛环礁上的洲际导弹落区，还可以采用浅水区的基阵声呐系统测定导弹落点位置，经济上十分节省，军事上不受别国侵扰，政治上也不受别国干涉。等于在自己国家的领土上完成一项核试验。位于太平洋中部马绍尔群岛的夸加林环礁导弹试验场则是美国弹道导弹和反弹道导弹的主要试验场。它建立于1959年，整个环礁由100多个小岛组成，整个靶场共占用15个岛，其中11个岛屿上设有相关的重要仪器设备。作为模拟实战条件下对导弹防御系统和战略进攻导弹进行试验鉴定的基地，这里建有高度模拟实战条件的反导发射阵地，并配备了先进的电子和光学测量设备。它是美国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对地导弹试验的主要弹着区，还是美国唯一进行反导武器系统综合试验和进行反导武器系统作战训练的基地，此外它也是美国外层空间防御前线的前哨基地。196年7月，该导弹试验场进行了世界首次反导试验，用一枚“奈基宙斯”反弹道导弹拦载从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的洲际导弹。美国“和平使者”、“民兵-”、“大力神”、“三叉戟”等洲际导弹都在这里进行过试验。美国布什总统上台后大肆张罗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也是从这里迈开了第一步。 1946—196年，美国在马绍尔群岛西北部的比基尼环礁和埃尼威托克环礁上进行了数十次大气层核爆炸试验。195年11月1日，美国在太平洋名为比基尼普通的珊瑚小岛上，进行了首次氢弹原理实验。196年11月11日，美国在埃尼威托克环礁上进行了代号为“迈克”的首次氢弹试验。氢弹在钢架上起爆后，放置钢架的小岛在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中沉人太平洋深处。这颗氢弹的爆炸威力非常大，比投掷在日本广岛的“小男孩”原子弹威力大500音以上，冲击力将环礁炸成了一个深50米、直径000米的巨坑。 苏联在0世纪50年代、60年代也建立了两个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的大洋靶场，都建立在太平洋公海上。第一靶场在西半球的赤道附近，距离发射首区1000~15000千米；第二靶场在太平洋180度日界线附近的北半球中纬度海域，距离发射首区7000~9000千米。苏联的两个洲际导弹试验靶场都没有建设在太平洋的岛屿上。这与苏联在太平洋没有控制的岛屿有关，与中国的情形有部分的相似。 作为一种威慑力极强的武器试验，即使不像美国那样作实战的试验，也不可能在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境内进行，中国在境外又没有控制的岛屿和陆地，因此，中国的洲际导弹靶场必须在公海大洋，别无选择。 我国主要的运载火箭发射场在甘肃的酒泉和四川的西昌，以钱学森为首的科学家，以这两个点作为圆心，在世界地图上画半径超过10000千米的大圆时，大圆所经过的大洋是北冰洋、太平洋和印度洋。而北冰洋的寒冷气候和浮冰海域不适合作为试验靶场。从纯地理因素上分析，能够让中国做出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落区选择的大洋是太平洋和印度洋。 洲际导弹的大洋试验给跟踪测量、站位的布局、远洋通讯指挥、特别是落区的地球物理测量和水文气象调查带来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和技术问题。它一点儿也没有在陆地上做这些事情直观、方便和节省。即使美国和苏联进行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时，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并进行了长时间的建设准备。 中国则异常艰难，而且由于当时的经济技术水平所限和海军弱小，必须比美国和苏联花更大的人力物力，冒更大的政治和军事风险。除了做洲际导弹落区本身的技术建设外，要必须与沿途和导弹落区周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有必需的境外港可供远航船舶燃料、生活物资的补给和安全应急救援，还要有武力警戒保卫的准备。一个方圆几百平方千米的小小的洋面靶场，在小比例尺的海图上只是一个铅笔头那样大的点，对于当年的中国来说，就需要举全国之力，需要按一个大国防系统工程来规划，甚至每一次调查船队的远航都是一次政治冒险和军事冒险，都得经过层层审批，最后由中共中央主席“圈定”才能出发。 “718工程”是在0世纪60—70年代我国若干个富有创造力的国防尖端工程中，唯一一个由大陆跨向大洋的工程计划，中国人向大洋的跨越，是由战略导弹试验逼出来的。 三、第一方案：挺进南印度洋 一个绝密的国防工程，主要是中国军方在掌控运行着，大洋又不是中国军人的，到哪儿去进行这种试验？ 从地理条件上看，太平洋是中国最方便进出的大洋。中国能够在太平洋进行战略武器的试验吗？ 通商和航海是全人类的自由，即使在积贫积弱的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中国的商船队进出日本与台湾之间的宫古海峡，台湾与菲律宾之间的巴士海峡也没有阻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朝鲜战争时期，也有中国的商船队进出太平洋。商业意义的国际航行自由，历史上是中国人开启的，对世界其他国家也没有阻碍。世界已进人全球化时代，海洋的通商作用更受国际法保护。 太平洋是我国当面的大洋，我国大陆的气候深受太平洋的影响，太平洋的北赤道海洋环流进人我国的南海和东海甚至黄海，对我国近海的气候和生物、生态也产生重大的影响。中国陆地版图上东部地区的雨水，几乎都是从太平洋上空过来的。 但军事安全意义上的太平洋，毛泽东在195年视察海军舰艇部队时略带忧虑的评论是“太平洋上不太平”。头号海上霸权国家一美国，在太平洋有第七舰队和第三舰队，主要的太平洋岛屿都被美国控制或者占领。1967年，美国正处在越南战争期间，中国政府声援越南人民的抗美美国上军事上对。中国的际船队和测量船队，若是在未取得美国政府允许或军方默契的条件下进人太平洋，尽管是在有航行自由权的国际公海，也存在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和军事。中国美国的际美国不可能袖手旁观。这是一个稍有常识的中国人或美国人都能做出的判断。若干年后出现的美国强行搜查我“银河号”货轮事件和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的事件，足以证明当年中国高层对美国真实战略意图的判断不是杞人忧天。 另一个在太平洋拥有与美国分庭抗礼的大国是苏联。当年我们称苏联为社会帝国主义。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在中苏、中蒙边境外陈兵百万，1969年苏军人侵珍宝岛，发生了两国边境冲突事件。我国向太平洋试射洲际导弹，是苏联的太平洋舰队力量所及的海域，他们不会也不可能给中国好脸色，甚至对于中国人来说可能比美国人更加难以把握。 军事意义上进出太平洋，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指标。美国能随便进出，苏联也能随便进出。中国的武装力量要进出，要看美国人同不同意，看苏联人同不同意。中国人在太平洋，没有海权。中国人的太平洋海权，自从明朝规模宏大的七下西洋停止，明末清初开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海禁”之后就丧失了。 美国海权理论家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提出过一个著名概念，即海权，就是一个国家利用海洋和控制海洋的总体能力。他认为“海权即凭借海洋或者通过海洋能够使一个民族成为伟大民族的一切东西”。马汉的海权应该包括海上军事力量和非军事力量。前者包括所拥有的舰队，包括附属的基地、港等各种设施，后者则包括以海外贸易为核心的，和海洋相关的附属机构及其能力，也就是国家海洋经济力量的总和。从物质形态上来说，海权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在海洋上的综合实力。海权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强大的海军。 中国没有强大的海军，去不了太平洋。中央专门委员会负责靶场选址的将军和科学家们作难了，中国试验的洲际导弹只能打向印度洋了。 从酒泉首区跨越8000千米以上空间距离的是南印度洋马达加斯加及毛里求斯以东偏北的海域。这里有处于中印度洋海岭的一片浅海区，当年中国的远洋航海定位技术和导弹轨道参数测量技术都非常落后。从国内当时拥有的技术出发，需要寻找一片浅海区作为导弹靶场，中印度海岭的这片浅海在一般地图上看近似符合我国当时的调查和测量技术条件。沿途又是南中国海和东南亚国家，没有针锋相对的军事势力干扰，便于在政治上、外交上和军事上展开“拳脚”。南印度洋的西海岸是非洲国家，当年我国正援助非洲国家建设坦桑尼亚至赞比亚的铁路，与许多非洲国家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中国考察船队进人印度洋万一有不可预见的紧急事件，可就近找非洲朋友帮助。这就是“718工程”启动时最先的洲际导弹靶场选址指向一南印度洋。 四、“天”上掉进王府井小楼的“导弹工程” 1969年7月日，位于北京市长安街王府井路的一幢5层的小楼上，国家海洋局接到了一项重大任务。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彭绍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部署，将“718工程”中的靶场选址和远洋水文气象保障工作交给国家海洋局完成。这项任务包括洲际导弹试验海域的选定以及试验海域、相关航线水文气象的保障等。中央军委还批准成立了“718工程”水文气象保障领导小组，彭副总长担任组长，新任的国家海洋局局长沈振东担任副组长。 “天”上掉下来一—“导弹也是一项顶天的责任。 此时，沈振东担任国家海洋局局长的任命没有下来，但他已深深地感到“718工程”的重要。他回到局里，调集了各路精兵强将，组成了跨部门的“718”办公室，把“718工程”确定为国家海洋局的一号绝密工程。不论是工作计划安排，还是船舶工程、物资人事调动，统统由局长亲自来抓。 国家海洋局是1964年7月日经第二届全国人大14次会议批准成立的国务院直属机构，由海军代管，主要人员由现役军人和部分海洋工程技术人员组成，执行的任务主要是近海调查、监测和科学研究，目的是为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服务。我国1958年公布了1海里领海线的声明，国家海洋局初创时期的海洋调查，大部分没有超过1海里范围。 国家海洋局成立时就比照海军三个舰队的模式，在青岛建立了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在宁波（后迁往上海）建立了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在广州建立了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 还分别在大连、天津、青岛、杭州、厦门等沿海城市建立了海洋研究所和情报资料中心。第一任国家海洋局局长齐勇是长征途中敢打敢拼的四方面军“军官敢死队”队长。他于1964年4月由海军南海舰队副司令员调任国家海洋局局长。 国家海洋局的初期工作中主要开展了近海、近岸的断面海洋调查，其目的是为海军和地方经济建设查清海上的地理环境要素，用专业的手段向国家说明哪里的海域可以做潜艇训练区，哪里的海域可以养殖，哪些海岸可以开发港等等。主要的专业调查工具是从海军各舰队接收下来的一批旧的登陆艇、拖船和扫雷舰，最大吨位不超过800吨。 洲际导弹靶场的选址调查是大洋调查工程，一般都把弹着点设计在距离发射中心的10000千米以外。中国在0世纪70年代之前，对大洋的水文气象乃至水道测量都是空白，调查海域从未有中国调查船涉足过，甚至连基本的航行海图都没有。洲际导弹靶场设计所需的许多调查项目也是中国人从未做过的。中国进人大洋选址调查的船只，沿途还要经过多个国家和地区，海情复杂，航途艰险，未知因素大过可知条件。而且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国家海洋局根本就没有能够进人远洋的海洋调查船，也没有适应完成“718工程”远洋考察和试验任务的专业技术人员。 中国的“718工程”是毛泽东主席的大决策，是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抓的大工程。这个当年的国家体制优势成就了初创时期的国家海洋局，也成就了中国的洲际导弹。 国家海洋局当年的困难通过彭绍辉副总长反映到中央军委和国务院后，得到周总理的大力支持。在周总理的亲自组织下，一个涉及到中央十多个部委局、全国几十所院校、海军、空军、陆军十几个基层单位和全国0多个省市的人力及技术资源的整合行动付诸实施。 当年处于初创时期，地处广州近郊的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幸运地成为了中国洲际导弹大洋靶场选址的前进基地。一栋从广州市公安局接收下来的四层平顶小楼，开始演绎起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也是最神秘的大洋探险故事。（未完待续） 第二章集结在南海之滨 一、周总理亲笔批示：“长宁”轮“变脸” “718工程”在整体计划中有几十个分系统。包括由国家海洋局组织大洋靶场调查；第六机械工业部和上海市安排建造编组调查、测量船队；由国防科委组织建设测量船队基地（江阴基地、由有关科研院所设计制造适应大洋环境的通信设备、声呐设备、无线电设备和海洋仪器设备等等。其中，组织海洋科学考察船远征大洋，寻找和选择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的靶场弹着点获取洲际导弹所必须要的弹着点测量数据，是第一序列的工程，是关键性任务。 1970年月刚接任国家海洋局局长的沈振东接到中央专委“718”办公室的秘密通知，要他立即派专家到湛江，考察一艘远洋货轮盼注能。沈振东立即派出国家海洋局“718”办公室的李枚清、柳春艾、陈炳鑫等，风尘仆仆地赶到湛江港。隶属于交通部远洋运输公司广州远洋分公司的“长宁”轮正停泊在这里卸载长臂的龙门吊车像往常一样一捆一捆、一箱一箱地从舱内往码头吊装货物谁也没有在意它铝白色的舷梯上来了什么人，将会发生什么事。 国家海洋局的名“不速之客”在交通部有关人员的引导下，进人“长宁”号的舱内，对船的结构、吨位以及航海设备、动力设备、生活设施进行了详细的了解和考察，与船长、轮机长进行了充分交流。船长不明底细且又不得不照章办事地把船上最为先进的几件设备介绍完后，还不失时机地介绍了一下自己对印度洋、地中海航线的航行经验。没想到这位漂洋过海见多识广的远洋船长真正地当了一回把自己卖了还替别人点钱的“老实人”。 经了解，这是一艘载重量为15000吨级的远洋杂货船，是“中远”当时性能最好的主力运输船，主航欧洲航线。1966年由波兰巴黎公社造船厂建造下水。船上有当时较先进的航海设备、动力设备和生活设施，可以抗击1级以下的台风，也有宽阔的甲板空间和供多种试验用的巨大舱容量。 同一时间，陈炳鑫和其他同事还考察了正在非洲航线上支援坦赞铁路建设，停靠在广州港的“耀华”轮。“耀华”轮是一艘远洋客轮，有良好的舱室布局和生活条件，动力设备也很好，但没有宽阔的甲板，不便于安装调查船调查试验设备；干舷也太高（水面距离主甲板面的高度为干舷高度），不方便海上科学调查作业。后经专家论证，“长宁”轮更符合作为远洋调查船的基本条件。 1970年5月15日，周总理在国家海洋局送呈的调船请示上亲笔批示交通部，将“长宁”轮正式移交国家海洋局管理。同月，交通部把正准备出航西欧的“长宁”轮立即停运卸载，开往指定的广州船厂码头（现在的“广船国际”号码头）。除了船上装载的货物以外，广州远洋分公司将船上所有的物品和属具原封不动地移交给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船上的船员只有船长、大副、二副、轮机长、大管轮、水手长暂留，其余全部船。 这时候“长宁轮”的船长才真正明白，他成功地让自己和他的船员们都“失业”了。 这一天，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的管理代表，在广州船厂码头上，没有签订任何法律文书，也未通过任何公证，以相互握手的方式轻松地把一份价值约为000万元人民币的巨额财产接收了下来。一名海军连职干部李富华奉命带着一个保卫班，当天就在舷梯派了一名固定“武装更”和一名全船流动的“安全更”，接管了这个当时在广州船厂还属于非常现代化的庞然大物。 在当时的交通部看来，这是周总理为完成“718”工程所作的临时调用，海洋局把任务完成后即归还给交通部，也就无须办理什么资产交接手续。实际上从这一刻起，“长宁”轮作为远洋杂货商船的历史使命已经永远完结了，一份光荣而沉重的历史使命正往它那宽阔的甲板和巨大的舱容里加载，一个新的名字一“向阳红五号”船悄然诞生！ 二、南海舰队授权“组阁” “长宁”轮船头两边黑色的中英文“长宁”舷号，已经被广州船厂的工人们用“风枪”切割下来弃之于码头的一角。一个新的船名将被焊上。不过这次没有用英文，字体也迥然不同。与此同时，在海军的安排下，南海舰队政治部下达了一道命令，船上需要的各路人马相继向广州船厂开进。 1970年10月10日，分属海军的猎潜艇74大队的副政委汤斌和分属南海舰队后勤部辅助船大队“500”船的政委侯华清分别接到南海舰队政治部的通知，要求他们立即赶到位于广州的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报到。汤斌所在的部队驻在汕头，距离广州有500多千米，经长途跋涉、几经辗转到达广州，摸到新港西路155号南海分局招待所时，已是深夜了。他累得连脚都抬不起来，进了房间掀开一顶蚊帐倒头就睡，直到天大亮起来洗漱时，才发现另一张床上的蚊帐里还有一个人，这人就是侯华清。侯华清正在湖南常德老家探亲，假期未满，一封加急电报叫他立即归队，便无条件赶了回来。两人相遇后，彼此的海军军装和相差不多的年龄，使他们很快产生了认同感。两人寒暄后还发现，他们都是被通知去“向阳红五号”船报到的，汤斌任命的职务是政委，侯华清是副政委。此时，“向阳红五号”船还只是一个在军内管理高层通过秘密渠道传播的名字，它是一艘什么船，在哪里，是个什么样子，干什么的？为什么不称呼为舰，而称为船？等等，两人一概不知，也不敢打探。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们双双到南海分局政治部报到后，一辆越野车便立即送他们到了位于广州市郊白鹤洞的广州船厂。这时的“向阳红五号”船空载停靠在船厂号码头，干舷甲板距离码头足有七八米高，铝白色的舷梯从高高的甲板上落下码头，船体在下午时分逆着阳光看上去灰沉沉黑压压一片，让这两位刚从小船小舰上懵懂过来的年轻军官长了见识，也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上到甲板后，他们发现改装工程已经铺开，到处都是电缆、钢板。焊花四溅，烟雾弥漫，根本看不出船是啥模样。在警卫班的值勤人员带领下，汤斌和侯华清找到属于自己的房间，放下简陋的行李后，还发现各自卧房里的地板都是浅灰色的羊毛地毯，依墙而立的皮面沙发被罩上了一层别致的缕丝沙发套，室内办公桌、卫生用品、卧具、墙上的油画，挂毯全都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西洋货，与他们各自手上拿着的行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时间哑然无语，不知所措。 汤斌、侯华清是最先到达“向阳红五号”船上的管理干部。 船上有了两名政委，没有船长也不像是一条船，更何况这还不是一艘普通的船。 船长马荣典当时在海军登陆舰二大队任副大队长，已是大队有名的操船能手了。1969年他被派到大连海校学习深造，当他完成学业准备回到原单位时却犯了急性阑尾炎，在大连紧急手术。这时调他到“向阳红五号”船的通知也下来了。他未等身体完全恢复就赶回了原部队，再辗转赶到“向阳红五号”船上时，已经是11月份了。现在我们从已经解密的一份海军政治部的“机密”文件中得知：马荣典、汤斌、侯华清、倪树森（副船长）等17名干部的调令是1970年9月19日下达的，这份文件就是海政干字第65号《同意马荣典等17名干部调“向阳红五号”船工作》，除了船长、副船长、政委、副政委外，还有轮机长区庭广、航海长李胜贵、观通长蔡万林、军医万汝瑾、机要员王振春等。海军调任的这17名干部就是一艘海军辅助船舶的管理和技术班子，这些干部既能使“向阳红五号”船开得动，也能保障在改装期间的行政、安全和技术管理。 后来的历史证明，最初到达“向阳红五号”船的这批管理干部，既是这艘船的“船之初”，也是这艘光荣船舶在10多年的建功立业中，坚韧顽强的海洋精神的承载者和弘扬者，是人格化了的“向阳红五号”船。 三、塞北江南调专才 “天”上掉下来的任务，“天”上却没有“掉”下来人才。沈振东局长是最早意识到专业人才奇缺的问题。 国家海洋局当年由海军代管，为了国防任务，从海军抽调一些船舶管理人才，或者通信人才，还是比较简单的。了不起停航几艘舰艇也得保证国防任务的需要。 但是要海军支援水文气象和靶场选址需要的地球物理和地质科学人才，那就强人所难了。有的专业人才在全国各大院校也找不到几个。 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球物理专业的许时耕开始是分配到杭州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化学室工作的。当年为了解决海水淡化问题，国家正在杭州组织大会战。只要是大学生，无论是学什么专业，一律不挑不捡，都派上用场。一个学地球物理专业的学生到化学室搞海水淡化，背离他的专业十万八千里。他所学的专业是勘探石油矿产，而国家海洋局根本就没有探矿找油的技术支撑和职责。这一时期许时耕极为沮丧。 1970年10月，奇迹发生了，他被通知立即到广州的南海分局报到，执行“向阳红五号”船的远洋重力调查任务。 与汤斌、侯华清相比，许时耕到南海分局报到时对“718”工程的认识更加生疏。他不是军人，在大学学习的地球物理专业也不是像核动力、声学、长波通信目样的秘密。他很少接受到保密教育，但是，当他来到“向阳红五号”船并看到他所承担的任务后，他的专业素养一下子使他敏感到“718工程”的核心机密一洲际弹道导弹的轨道参数，这可是攸关国家安全和航天事业发展的大工程啊！他不由得兴奋而紧张起来了。 这一时期，与许时耕同时上船报到的还有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海洋仪器所、海洋情报所、海洋水文气象预报总台和解放军总参谋部水文气象局的名地质、地球物理、气象等专业人员，他与他们一起组成了“向阳红五号”船从事科学考察的重力（专业）组、水文（专业）组和气象分队。 广州船厂接到“向阳红五号”船的改装任务时，船厂唯一的一个船坞是为了修造军舰而设计的。当年我国最大的军舰还不超过4000吨，遇到“向阳红五号”船这种大吨位的船，还进不去。但是，在那个年代，广大工人阶级的革命热情加上强有力的国防科研组织工作，广州船厂硬是凭着昼夜加班把一个老船坞加宽了十几米，加长了几十米。 在“向阳红五号”船改装的日子里，国家海洋局从第一海洋研究所、青岛山东海洋学院、广州中山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系统的海洋研究所、地质研究所选拔了0多名专业人员上船。船上称他们为“可下五洋捉鳖”的人。他们带上船的仪器也被为称做“捉鳖器”。这些仪器十分普通：深海抓斗、颠倒采水器、深海拖网等，与海边渔民的捕捞工具没太大的区别。搞波浪测量的仪器在外形上稍微复杂一点，也就是多了个探头和浮标。这些其貌不扬的钢铁加玻璃的设备体现了当年的海洋科技水平。中国的大洋考察在“向阳红五号”船之前是历史空白，仪器设备也是边干边研制。国家海洋局专门在天津成立了一个海洋仪器所，组织论证和研制这些东西，搞出设计方案后就请工人们敲打出来，工艺水平与现在比实在不敢恭维。初次上船的这些“捉鳖器”就是这个所的科研人员根据国外同类仪器的照片，加上科学家们“想像”生产出来的，这也算是那个年代的高科技了。 王名文是从山东海洋学院完成海洋物理学学习后分配到船上的。王名文学到的海洋物理学知识在当时能派得上用场的地方，主要是海边验潮站，他原以为一个搞波浪测量的，一辈子肯定在海边，度过他的青春年华了。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分到了“向阳红五号”船上，第一次出海就到了南海中部，第一次完成的专业调查任务，就是打着机密印章的国防任务。他不是军人，却要保守军事秘密。有很长时间，他感觉自己很幸运，很特殊，很了不起。 四、导弹靶场来的神秘军官梁凤森被选调到“向阳红五号”船时，穿着一身草绿色卡叽布军装，带着新疆和田解放军0基地一个导弹靶场的无限神秘出现在甲板上。 梁凤森1966年毕业于北京气象学院，个子很高，戴着一副深度秀郞架近视眼镜，脸色白净尖下颌，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形象。当时，他在和田基地工作已经年，是“东风号”运载火箭陆上靶场试验时的气象预报主官，时年0岁。调他来是要他上船组建大洋靶场的气象分队。 1970年10月一个上午，他接到上“向阳红五号”船的调令时，他并不知道要去干什么，也没感觉到有什么特别。解放军0基地是试验各种导弹的基地，在西北、西南、东北都有靶场，到哪儿都是领导一句话就走。但这次领导告诉他不是去某个沙漠或者戈壁滩，而是去大城市广州，从那里去印度洋建设靶场。 这时，梁凤森的妻子刚刚生下七子才三天。他原以为从新疆的和田调到广州这么远距离、跨兵种调动，怎么样也允许陪妻子两天再走。可是指导员紧跟了一句：“不要迟到，立即动身，先到总参气象局报到。”看到梁凤森有些迟疑的样子，指导员安抚地说“你的家属坐月子的事我们已请纺织厂领导派人负责照看，你不用考虑，办好手续立即动身。”梁凤森预感到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紧急任务。 从和田到乌鲁木齐，乘汽车得走8天，他坐支线小飞机转来转去到乌鲁木齐市时已是第三天了，他不敢停留，连夜又乘民航机到北京。不想北京天气有问题，只好转飞到西安，在西安待了一天再飞北京，折腾到北京时，已是第8天了。按照调令的指引，他找到了总参气象局的所在地时，这里已经挤满从四面八方前来报到的人。一打听，全是“718”的。有一个看起来很年轻，像个大学生的非军人不知道部队的规矩，就问起军官模样的梁凤森：“解放军同志，718是什么，是干什么的，怎么一说都是718？”梁风森知道那个学生是真不懂，可他也说不清，军人有纪律，特别是参加“两弹一星”工程的军人，要求更是严格。上级没有说明的，就不要问，知道了的也不能说。更确切一点，问也没有人跟你解。他对大学生笑了笑，“别问了，你以后会知道的。” 其实，准确的“718工程”的含义，当时别说是梁凤森这样的下级军官，―国家海洋局局这一级，也不甚了了。（未完待续） 第三章大红舷号 一、舷号：向阳红五号 船的名字称“舷号”，就是标志在船头两舷的那个文字符号。 经过广州船厂0个月马拉松似“敲敲打打”，197年1月0日，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复的“515”改装工程正式竣工，中国有史以来第一艘万吨级海洋科学调查船徐徐驶离广州船厂码头，向广州港外开去。 马荣典船长在驾驶台看着从黄埔港请来的那个“引水员”，看着十分傲慢、慢条斯理地在顶替着自己向他的部下们发号施令，心情有点怪怪的。 按海军的常规，他是船长，负责船舶的航行安全，靠离码头、操船进出港是职责所在。在海军，一舰之长或一船之长真正的水平体现也是靠离码头，靠离码头干脆利落的往往被人们认为是好船长、好舰长，一个好舰长、好船长那是一个多么神圣的称呼啊！可是到了国家海洋局的“向阳红五号”船，第一次离码头，上级就请来了“引水员”，这在海军舰艇部队简直就是“奇耻大辱”了。 但是，由于水道复杂，往来船多，按中国港监的规定，万吨以上轮船进出港，都得由港监派出引水员上船“引水”。就是由专业熟练的“引水员”代替船长操作，这也是全世界统一做法。港监还规定，引水员操作船舶离港期间，船长不得干涉，形象的说法就是“靠边站”！连最负责的船长有马荣典在海军南海舰队时，是大比武的尖子，是很“牛”的舰长。到了“向阳红五号”船，却“牛”不起来了，心里多少有点失意。机器在匀速地运转，船在慢慢移动，微微的航行风吹来，黄埔港两岸辽远的滩涂和稀疏的建筑渐渐地退向身后，他依偎在驾驶台右侧天遮底下的护栏上，一种莫名的压力像山一样地向他扑过来。 这是一艘什么船呵！马荣典想着，大吨位高价值不说，那些不可思议的配置就使他眼花缭乱，他对所要担负的任务其实也十分生疏。在海军，无论是在登陆舰还护卫舰，总归是在近海，间运动。即使是再有西沙海战，南沙海战要打，他也觉得没有什么，毕竟还是在近海，在中国的范围内。而“向阳红五号”船的指向，明显是深海大洋，是老百姓口头里经常表述与自己无关事物时说的“九州外国”，谁都没有去过的地方。他觉得身上的担子十分的沉重。 船出珠江后，他按规定接管这艘船的操纵和管理，派副船长送引水员下船。然后组织船上各部门一起检查考验完船上的机械仪器设备，与参加试航的厂家技术人员一起完成试航报告，回到珠江的桂山锚地，另一名“引水员”又把“向阳红五号”船弓导到黄埔港内，锚系在黄埔港黄埔水道1号锚地上。 “向阳红五号”船的舷号是用15米见方的钢板切割出字，焊接到船舷上去的。“向阳红”三个大字采用毛泽东同志的手迹，序列号则采用汉语数字的宋体，5个大字全涂上了大红色，没有英文舷号，船尾也没有标示船籍港。这恐怕也是成心不让喜欢搞情报的“鬼使”们叫得顺。 “向阳红五号”船用大红颜色作舷号在远洋系列的商务船舶里没有过，在国内营运的船舶里也少用，远远看去，显得既特别又高贵。字体大小与船体比例也非常协调，许多南来北往的航船经过这里，都要投以新奇的目光。 “向阳红五号”这个船名，来自于国家海洋局的一组序列船名，也是新中国建造的第一批海洋调查船的统一船名。这组船一共有10多艘调查船，最小吨位的是100吨级，如1969年人列东海分局的“向阳红01号”船，1970年和1971年人列南海分局的“向阳红0号”船和“06号”船。按照当时的建造计划，从“01号”船到“04号”船，“06号”船到“09号”船，“11号”船到“14号”船都是万吨以下的近海考察船，而“05号”船、“10号”船和“15号”船，均为计划建造的万吨级远洋调查船。“05号”船作为15000吨级的我国第一艘远洋科学考察船组建后，国家在“718工程”船舶建造计划中又由江南造船厂建造了1000吨级的“向阳红10号”船，也设计了同量级的“向阳红15号”船。 “向阳红”这组船名，以我们现在的识别习惯看，明显带着当年那个年代的烙印。与“向阳红”船名相似的还有山东海洋学院的海洋考察船“东方红”号、交通部的客运船“万年红”和航行于中国近海的“红旗”系列和“红卫”系列。“红”是那年代的颜色，也是一个昂扬的文化符号。 当时国家海洋局船舶的取名者或确定这个序列船名的领导们也许谁都想不到会出现“718工程”，会有机会让中国的远洋考察提前几十年走向世界，要不然他们也许会在取名的问题上好好地议论一番，或许把名字取得更像海洋调查船一点，更世界潮流一点，说不定还会去请毛泽东题写一下船名……但一切似乎都是在不经意的偶然中产生的。更有意思的是，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一个喜欢美术的干部在1969年第一艘向阳红船“向阳红01号”船人列后，居然突发灵感地把“向阳红”三个字仿刻成毛泽东的手迹。他是从广为发行的毛泽东题词和诗词手迹中找到这三个字的。这三个字一出，真的神了，冲击力巨大，高层领导们都默认了。1970年确定“向阳红五号”船船名字体的时候，毛泽东这位伟人与科学考察船“向阳红五号”船就这样连起来，微妙而坚实地联在了一起。 现在停泊在黄埔港的“向阳红五号”船，是这样一个名字。它与世界同类的海洋调查船的名字完全不同，完全的“中国特色”。老牌航海国家英国习惯把海洋调查船称“挑战者”号；德国人以星取名，如“流星”号、“水星”号；美国干脆直接叫做“海洋学家”号；苏联则希望他们的海洋考察船富有勇猛的品格，取名“勇士”号等等。哪一个国家是中国这样一个名字呢？ 很明显，作为海洋考察船的船名，“向阳红五号”船并不具备身份的特色，也不简洁。按现代传播学的理论，这种名字是不人流的。它的缘起也无可考证，在“向阳红五号”船进人国家海洋局调查船序列之前，不知道是国家海洋局哪一次会议讨论确定了这一组船名，是似乎很随意的一种安排。但在政治空气很浓的“文革”年代，取“向阳红”为海洋调查船名也觉得很为合情在理。0世纪60—70年代处于文化大革命中期，正是把毛泽东神化为太阳的时候，红色则是共产主义国家的一种象征和图腾。“东方红”序列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这样理解，“向阳红”就含喻着对领袖、国家和人民忠诚、献身等意义。一艘海洋考察船，独往独来，出海航行一出就是几百数千海里，甚至离开自己国家的海域，没有对祖国、对人民，抑或对领袖的忠诚，那是不可想象的。“向阳红五号”船上还有国家举全国之力安装到船上各个部位的仪器设备和从全国挑选的数百名高素质的人才，寻找靶场或探索海洋是否会获得成功，是否应对海洋采取“挑战”和“勇敢”的态度去争取成功？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似乎并不是第一位的，需要“向阳红五号”船上的每一个人对祖国忠诚、对人民负责才是第一位的。因此，“向阳红”海洋考察船序列船名的出现，不应该简单地看成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种趋时或对领袖的逢迎，而是反映着一种共同的文化心理，反映的是在中国海洋科学还不发达、美苏争霸海洋并对中国进行海洋封锁的特殊年代里，一种实实在在的国家需要、民族需要，它和0世纪60年代命名的“东风”系列导弹和后来叶剑英题名的“远望”号测量船一样，都是“两弹一星”工程实施年代里的特殊产物。这，其实也是“向阳红”的文化生命力所在。 二、价值连城的“科学之城” “长宁”号货轮“变脸”之后，船体部分结构发生了变化，为增强稳性，部分底层货舱改为了压载舱，配载了000吨石头压载。淡水的容积舱也达到了000吨，燃料油舱达到了1600吨，船舶的稳性可抗1级台风，船舶的理论续航力可以达到0000海里10天以上。为了调查的需要船上增设了多路移频机室，传真机室，外频机室，雷达机组室，微波收讯室，海洋研究室，水文研究室，海面观测室，探空室等工作房间。增加了通讯、导航设备，通讯广播系统，生活住舱等。船体改装总投资高达50万元人民币，而且，更多的费用是无法计算的。因为当时由国防科工委从全国调剂过来的仪器设备许多都是国家花大力气研制出来的产品，有的甚至是一个研究所几十号人奋斗几年试制出来的第一台样机或第一种样。 全改装工设装的号船，从外上有些“怪怪的”了。整个船形上仍是货轮的骨架，但桅杆上、甲板上安装了与货船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船上从船头往后数有5个大桅，前桅顶上安装了一架水平巨型“对数天线”，这是当时国产最大功率、最先进、在全球任何位置都可以保证收发电报的远程通讯天线，发射功率达到0千瓦。这架天线类似于当年黄埔长洲老百姓收香港电视的“鱼骨”天线，远远看去又像一架正要起飞的飞的机，觉冲击力为“向阳红五号”船首指。在第二桅顶上，安装了一台草绿色的84型气象雷达，看上去像个大铁锅，这台雷达保证可以跟踪到480千米以内的天气现象。也就是说，不论是台风还是龙卷风，只要在雷达的捕捉范围内，就可以跟踪它，搜集它。有了这种本事，从航行安全角度可以避开台风航行，从科研的角度可以把握台风或者龙卷风的运动规律。这也是全国当年国产气象雷达的尖端产品。第二桅和驾驶台主桅之间，安装了两组齿轮状天线，这种天线的主要功能是接收远距离的无线通讯信息，保证国内指挥中心的指令能够准确地到达船上。第二舱和第三舱的平台甲板上，安装了当时国内第二套卫星云图接收装置（第一套在中央气象台），这套装置能够接收到美国诺阿卫星的云图，借此掌握更大范围的天气变化。在第四桅上，安装了一台测雨的雷达，这也是当年国产最先进的气象设备。在第5个大桅下，安装了一个气象探空平台和探空室，“向阳红五号”船对高空气象的探测，大部分要这通气球来实现。在“向阳红五号”船的船底，不易察觉的相当于人的肚脐的地方，有一个回收海底声波信息的声呐端，在这个端上，集中安装了一台从德国进的海洋重力仪、一台万米测深仪和一台国产1600米航海测深仪。这些仪器可以在船舶航行时也能测量出地球的引力、海水的深度。一则为洲际导弹提供轨道和弹着点的地球引力参数，二则为掌握海底地貌和保证航行安全。在这个不为人知的船体隐蔽处，国家动用的财力，可能比在国际市场上购买一条新万吨轮的钱还多。 中国的远洋科学考察船，在0世纪70年代年的初期，的确是一片空白。中国当时有从美国和欧洲归国的不少世界一流海洋学家，如童弟周、赫崇本、毛汉礼等，由于调查能力的限制，他们只能躲在科学院的试验室里做一些关于渤海的研究工作。渤海是中国的内海，面积为77万平方千米，平均水深18米，老铁山水道最深处才达到86米，难于展开大规模的海洋科学研究。但是由于洲际导弹的全程飞行试验需要远洋考察，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亲自批示，没有条件，创造条件。几年功夫这个空白就奇。 调查的能，时的和法国的海洋调查船相比，至今都没有查出一艘海洋调查船的吨位、续航力和稳定性超过“向阳红五号”船。从科技水平来说，“向阳红五号”船是中国第一艘远洋调查船，综合了全国最为先进的科技力量和仪器设，能、的。的际工作能力上说，其单船的海洋气象观测与预报能力，单船获取和收发远程无线电信息的能力，单船抗台风能力，单船远洋自持力，也是同时代世界上任何一艘调查船所不及的。因此，“向阳红五号”船在黄埔水道的1号锚地一“亮相”，就有鹤立鸡群、不同凡俗的视觉冲击力。 三、“间谍”“侦察兵”和科学考察船“向阳红五号”船是一个庞然大物，从船底到桅杆有0多米，10层楼高。满载吃水深度达75米，总长有1米。这么一个大家伙要隐藏起来，不让人知道的话，能“藏”到哪儿呢？ 在“向阳红五号”船进人广州船厂之初，由于广州船厂一个技术员逃往香港，向香港某机构泄露了有关机密，结果被英国《泰唔士报》登了出来。这一事件被总理知道后，大为气愤。指示第六机械工业部和国家海洋局要严格做好保密工作，而广州船厂就只好用蚊帐布把整个船盖起来施工。可那还是在船厂，现在到了珠江，没有地方能够让它躲得起。 广州珠江繁忙招眼的主航道一侧的江面上，是黄埔港内最靠近市区，也最为宝贵的深水锚地黄埔1号锚地。交通部应周总理之命把“长宁”号划拨给国家海洋局改装成“向阳红五号”船后，交通部的黄埔港监，也把这个“1号锚地”连同“长宁号”一起“陪嫁”了。国家海洋局为了不使这个庞然大物在江中间转来转去，影响其他船只航行而引发安全事故，就在原有的锚地上专门锚锭了一只“水鼓”（一种专用的系泊设备，水下为锚和锚链，水上是浮动的水鼓，上有一个栓缆绳的大铁环广“向阳红五号”船就船头向着珠江上游方向（广州市区）抛下八字锚，船艉则系在水鼓上。在港内停泊时，“向阳红五号”船的左舷永远面对着长洲岛的洪福市和黄埔军校旧址，安全值班官兵永远是站在孙中山铜像下执行着“保家卫船”的任务。人员上下来往增减和食物补给则由一只专用的小快艇“南交号”运输。它也限制了船上人员与外人接触的机会，成功地施展开了国家海洋局对基层单位展开的第一次全封闭式管理“黄埔水道1号”锚地的另一端，也是长洲岛往黄埔港鱼珠码头的民用轮渡渡和珠江下游船舶往广州内港航道的交汇处。从安全防患的角度，它接近军事管理区，便于管理；从隐秘的角度，应该离开军事管理区越远越好。但“向阳红五号”船是一艘万吨巨轮，连机舱的主机都有三层楼房高，什么地方能隐藏一个经常要出海活动的超级“钢铁巨人”呢？加之它改装后奇怪的样子，又使它愈发神秘莫测，许多“消息”不胚而走，甚至以讹传讹。所幸当年还没有互联网，还没有那么多的传播技术和手段，这些消息，如果是在今天，一夜之间可以让全世界看得清清楚而且还查无实据。在当年的黄埔长洲，我们也无法想象的是，“向阳红五号”船的特殊视觉冲击力究竟引来了多少中外奇特的目光，在老百姓中间又自动生成了多少的猜测和评论？ 关于对它的形象识别，有三种似讹非讹的说法。 第一种是“间谍”。这个识别判断来自于民间的猜测，不少“向阳红五号”船的船员和南海分局的干部都听到过许多当地老百姓的议论，认为“向阳红五号”船就是去外国收集情报的“间谍”。“向阳红五号”船改装后加装了许多无线电设备，虽然外型骨架上与同在港内的远洋货轮没有多少区别，但奇形怪状的天线和严密的保密措施会使他们感到“此地无银”。另一个现象是：“向阳红五号”船的所有人员，不论海军、空军、陆军还是职工，于1970年9月开始一律着便服。这种服装是海军通过一的和中装，和，夏天发白色衬衫和圆领汗衫。这种被认为是当年享受“出国待遇”的服装，无意中加深了“向阳红五号”船身份的神秘性。于是，说什么，是什么，就只能由老百姓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编了。 第二种说法是“侦察兵”。这个判断的来源主要是军队。向大洋发射试验的洲际导弹，说到底是一项军事任务，也由军队为主组织实施。这就好比要打一场战役那样，在开战之前，必须对战场敌情和地形环境有一个透彻的了解，必须首先派出一支侦察部队前往侦察。对于向大洋发射洲际导弹这项军事行动来讲，“向阳红五号”船正是这样一支提前进人战场的侦察部队。侦察部队有时是要化装深人敌后的，有时候是要带着电台和轻武器去的，这些条件“向阳红五号”船都具备了。海军为了防止“向阳红五号”船遭遇海盗袭击和其他不测，特地给配备了手枪、冲锋枪、班用机枪和舰用高射机枪，比一般的民用船舶特殊得多。因此在大多数不知底细的军人眼里，“向阳红五号”船就是一支侦察部队，只不过是一支不在国内战场侦察，而是出国侦察海上战场情况的侦察部队。 第三种说法是“科学调查船”。这种识别判断来源是国务院系统和科学研究院所，这也是“向阳红五号”船身份最准确、最真实的描述。“向阳红五号”船用的图章全称是“国家海洋局“向阳红五号”海洋调查船”，它有按照当时中国民用船序列管理的船长、政委、大副、二副、三副、轮机长和报务员；也有按世界其他国家的海洋调查船的业务分工，设有气象部门、调查部门，通信部门。部门下设业务组和调查员。出海时，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国际通用的职务。这些人员所从事的工作也就是海洋科学调查，是到大洋里去，通过科学的手段收集特定海域里气象、水文、地质、地貌、地球物理等方面的数据，任何人都是以一个科学工作者和一个国际海员的身份进人公海的。与当时国际知名的海洋调查船苏联“勇士”号、美国“海洋学家”号相比，“向阳红五号”船的实际功能就是一艘不折不扣的现代化海洋调查船或科学研究船。只不过在中国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由于特殊的任务而采取了特殊的也可以说在有些领域会不完全必要的保密措施，反而使“向阳红五号”船作为一种正常的海洋调查的身份模糊了，神秘化了。（未完待续） 第四章定向太平洋 一、没有下文的“出国” 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空气对“向阳红五号”船的日常工作不无影响。 到1971年初，“向阳红五号”船改装工程时断时续，钱学森当年提出的编组调查船和测量船建造计划，即“向阳红10号海洋调查船”、“远望1号”和“远望号”轨道测量船的建造还只有设计图纸。原来通知“向阳红五号”船改完后立即出国进行远洋调查的安排越来越渺茫，就像旷野丛林中漫无边际奔跑着的一只小兔，时隐时现，不可捉摸。 1971年9月1日，中国政局上出现了“林彪事件”，思想战线又一次乱了方寸，军队人事变更，将帅沉浮，山雨欲来。 “718工程”是周总理负责的中央专门委员会主抓的。中央专门委员有彪、、作、作，彪的倒台对“718工程”的直接影响不会很大。但是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左思，海空工的和当海军司令员肖劲光经常受到林彪死党李作鹏等人的发难和冲击，国家海洋局的第一任局长齐勇在“718工程”启动期间就遭到林彪左倾路线冲击。1967年6月8日，承担火箭发动机研制工作的第七机械工业部南苑第一分院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武斗，著名火箭材料专家姚桐斌在武斗中被造反派打死。姚桐斌曾留学德国，是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和钱学森一起回到祖国加人到“两弹一星”工程的，是主持“两弹一星”核心部位工作才华横溢的专家。他的去世被认为是对中国导弹事业的一大损失。 原计划“向阳红五号”船最晚在1971年11月远航印度洋，却因“林彪事件”而变得遥遥无期。从全国各地来到“向阳红五号”船的大部分技术人员在“林彪事件”之后都接到回原单位待命的通知。许多人这一走，就没有再回来过。“向阳红五号”船的一些出海业务准备工作也被迫停了下来。 197年，已经完成改装的“向阳红五号”船却得不到出海执行远洋任务的消息，偌大一个万吨轮，事实上只有海军南海舰队第一批、第二批调过来的军人留在那里看守。“向阳红五号”船乳白色的油漆，刷新了一次又一次，驾驶台前的挡风玻璃，擦过了一回又一回。每一次油漆，都是按照远洋出国任务的要求刷的，每一回玻璃都擦得没有一丝污迹。但这国门却总也出不去，许多人都有点急了。 国家海洋局只好请示海军按建制给“向阳红五号”船补充兵员，以弥补保卫和后勤工作的急需。197年6月，“向阳红五号”船经过海军批准和安排，接到了0多名从湖北、安徽招来的新兵，这批大部分为高中生的新兵，被分到各个专业部门去充实专业分队人力的不足，同时也送出一部分到全国各有关院校进行专业培训，以备后需。船上的武装保卫工作、后勤工作，也因为有新兵的加人而变得从容些了。 二、风波江上惹麻烦 交通部“陪嫁”给国家海洋局的黄埔1号锚地，看似空旷白茫茫一片，却也是一个风波之地。 这里是珠江主干流流经广州繁华市区后向南人海的一段水上交通要道。当年公路不发达，珠江三角洲与省城广州的交通运输主要靠水道，“红星”号系列客轮是江门、东莞、中山等地区联系广州的主要交通工具，一天有十多班船经过。这里又处在黄埔长洲岛与黄埔区客运轮渡码头的航线附近，每半小时有一班轮渡要经过，高峰时有上千人要在“向阳红五号”船船头下方过往市区。一个是南来北往的长线客轮经过，一个是城市交通的短线轮渡往来，而刚刚出厂的“向阳红五号”船就停泊在这里，如果有特务要偷拍“向阳红五号”船的镜头，或者打探观察一下动静，易如反掌，也难于察觉。 黄埔长洲岛的长洲镇洪福市，紧靠“向阳红五号”船停泊铺地，这个小村庄是国民党执政时期的“模范村”。这里没经过日定残酷的烧杀抡掠，新旧两个社会的对比并不如内地强烈，甚至他们跟香港、澳门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广州市还没有建立电视台的时候，他们许多的村民就在屋顶上支起了令人羡慕不已的“鱼骨”天线，旁若无人地收看着香港台的电视。 按照部队的保密条令和“向阳红五号”船特殊的保密要求，这个锚地应该是最不适合部队隐蔽的地方。 但为什么又安排“向阳红五号”船停泊在这里，是管理者的疏忽吗？ 會旨够说得通的理由是两条：一是欠深条件限制，“向阳红五号”船是万吨轮，吃水75米，低潮时，锚地必须有8米以上的水深才符合要求，而黄埔港内，这地特。是这个地有船的港望。虽然长洲岛不合适“向阳红五号”隐蔽，怎么说也只是国内的事，把“向阳红五号”船停靠到黄埔港与外轮一起，那就成为“世界之窗”了。 保密管理是船上特别常务的思想政治工作。一有新人员上船，船长、政委就要利用部队常用的“点名”时间，宣布和重申一些保密纪律。给家人写信不许透露“向阳红五号”船是做国防工程的，连“718工程”这个代号也不许说。任何亲属也不许带上船，与朋友亲友往来不许透露船上的设备性能，甚至船去过哪里，将来要去哪里。寄信的地址是保密的，用一个“广州市119信箱101号”代替。每天执勤的“安全更”是两个，一个在梯，检查上下船人员，称为“更位长”；另一个在甲板和舱室里巡察，对容易发生的火警、跑冒油水等进行检查。更位长最重要的一个职责是白天对过往船只动静的观察，如果发现有人拍摄了“向阳红五号”船的照片，或者他们很接近五号船的水道航行，值班值勤人员要及时报告给值班船首长并进行追查。船上还配备了一艘非常先进的摩托艇，就来应这些。 一次，这台摩托艇还真派上了用场。 197年的一天，从江门市驶人广州的“红星”号客轮上，一位好奇的客人在窗拍摄下了“向阳红五号”船的照片。这一举动被敏锐的更位长发现并报告了当班副船长。副船长立报告地“五号”船市安局重点防护单位，与黄埔派出所建立了应急联动工作协调机制）并由机要员王振春登艇带派出所的干警追击。摩托艇很快在江中间飞驶，不到半个小时就追上了那艘还在江面全速航行的“红星”轮，公安人员挥舞着证件逼停客轮后上船检查，终于在船长的配合下，查到了那位客人，那位客人也很配合地交出了胶卷。后来公安部门对这位倒霉的好奇者的政治面貌、家庭背景、社会关系还进行了审查，未发现海外关系和其他异常才作罢。 与“向阳红五号”船经常联系的两个民用码头，一个是黄埔长洲镇洪福市码头，空间距离只有约00米，一个小船摇一下浆就能到；一个是海珠区新洲码头，空间距离000米，是“向阳红五号”船的军需物资和人员往来的主“脐带”接，对这些接“老百姓”的保密防患，曾大费船领导的脑筋。 虽然说，没有南海分局保卫处的介绍信一律不许登上“向阳红五号”船是一条“铁律”，可是经常有当地的一些“关系”通过给船上送菜送水果之类，试图接近、打听这个神秘的庞然大物。船上的上士（当年这一称谓并非军衔，通常就是对负责主副食品采购的专门士兵的称呼）和伙房的炊事员都成为长洲岛的副食品店、菜店和杂货店女青年们的“关系人”。战士不准谈恋爱是全军规定，可是没有规定不能和女青年打交道，军民鱼水情深也是革命军队的传统，不能一到了“向阳红五号”船就全改变了吧。海军舰艇部队一般服役期是4年，大多数还要多留一年两年才能退役，因此，“向阳红五号”船的小伙子大都有二十五六岁，这个年龄，谁不想接近女性？谁不想和姑娘们有点“鱼水情深”呢？如果真有“鱼水情深”的个别人，这里面有没有情报泄露问题就难说了。船上的政治工作干部、保密人员不得不考虑一些措施。南海分局保卫部门建议，“上士”、小交通艇艇员之类与地方“老百姓”打交道多的职务，干到一年半载就得换下来。如果发现有什么“亲密”迹象，就得去调查核实，确证者及时处分或处理退伍。不过这项严格的纪律执行到1978年后，就有些松动了，一个有“上士”经历的清远籍战士小吴，提干部后就要和的个姑娘结婚。组织上去调查的时候，姑娘就承认了是小吴当“上士”的时候就跟她联系了，一来二往就许下终生。另一个是航海班战士，在黄埔岛的工人医院住过院，与其护士小姐认识后许下了终生，这个战士提干不久就打报告申请结婚。 在那个年代，纪律是会被严格执行的，但对爱情、婚姻这类美好事物，谁也不忍心去破坏。不可否认的是，“向阳红五号”船当年的特殊身份还真的玉成了不少好姻缘，这已属于“保密令”以外的收获，不希望发生的故事中的希望故事了。 三、整合军人“联合国” “向阳红五号”船是一个“军人联合国”，陆、海、空三军都有。一些由国防科委、兵种院校派来的工程技术人员，还分属不同的部队管，去不是上了。时的人不准。一拉铃开饭，吃着吃着就叫：没菜啦没菜啦！烦得炊事员们不停地翻白。 为什么会搞成烦人的军人“联合国”呢？ 来于的海，不成。海局承担“718”任务时，全局海洋科技力量不足千人，而且专业单一，不得已从全国各相关单位和兵种中吸纳人才；另一个原因是从组建“向阳红五号”船那天起，上级领导就没有打算“向阳红五号”船是一个长期的建制，开始时甚至是不是一个团职单位都没有文件明确。南海分局只好参照调来的船长、政委当时在原部队的级别作为单位的级别，船上的各部门也没有明确是什么级。反正船是交通部的，完成任务后还要送回去；人是从全国各军兵种和各院校临时调来的，打完了洲际导弹也得回原单位。既然是一个临时的单位，所有的人都是“临时工”，就没有必要搞统一的军需供应，着统一的服装了。 但船上的管理就复杂了。有些专业战士从西北调来，调来时就已差不多是陆军的老兵了，这些兵是退伍，还是提干？不知谁说了算。有些战士原所在部队的首长都更换了，新首长甚至不了解还有战士在“向阳红五号”船服役。军装问题也很突出，部队每年都要换装，南方与北方标准不同，“向阳红五号”船上还只有海军的南方军需品，没有陆军、 空军的被服，更没有棉大衣、皮大衣或毛皮鞋。每到换发军装时，军需那里吵成“一锅粥”，政委那里也收到意见一大堆，乱成“一堆麻”。 船上在1970年就按上级规定着便服，军人只有在外出，有军人礼仪活动时才着军装。海军给“向阳红五号”船的所有人员发了两套专门的中山服，夏天还发了两件圆领“老头衫”。中山服是一种卡叽布灰、蓝两色外套，海军被服工厂是按照部队服装制式规范生产的，大小尺寸按1、、号制发。南方和北方人的身材差距大，许多南方的小个就几乎找不到合身的衣服穿。只有船长、政委、副长们是用“毛涤”（毛料加涤纶）量身定做的中山服，穿起来很“挺括”，在其他船员们眼里威风又帅气。由于一般船员出国服装的标准很低，管理也很潦草，不穿军装的“规定”执行一段时间后就难以坚持。船上的军人开始借外出的机会穿上军装，过一把当兵的瘾，回到船上也不换，在甲板上、舱室来来往往进进出出，十分招人。仅这一点兮兮拉拉、军不军民不民的做派，对于喜欢整齐划一、强调军人作风的马荣典船长来说，就是开会“点名”的常提话题，也是反映到上级的最多的管理问题之一。 197年，鉴于船上的兵种管理问题和执行任务期的延长，中央军委有关部门决定把“向阳红五号”船的编制固定下来，由海军统一管。无论是来自空军还是陆军，一律转到海军，接受海军设在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军需供应；不论你来自西北，还是北京、天津，是院校生还是职工工人背景的技术人员），一律属“向阳红五号”船的人（极个别除外原各部队制发的服装，不论是皮大衣还是呢大衣，一律上缴，按海军舰艇部队南方服装标准配给。197年月，南海分局“从保留技术骨干，在较短时间内能担负任务出发”，从在船上的7名各单位派来的人员中挑选4名干部战士和职工留下，充实了各个专业分队。 四、好消息：定向太平洋 1971年底，“718工程”这条秘密工作线，通过领导传到船上：“可能不去印度洋了，改去太平洋”。 南印度洋和南太平洋都是专家们从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必须满足800014000千米射程需要而预先要调查测量的两个落点洋区。当年南太平洋落点洋区因美国才中国的军事封锁和政治上的交恶而放弃，被迫初选了南印度洋。 洲际导弹靶场选择由印度洋转向太平洋，体现了我国与世界各大国的战略关系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中国领导人及时抓住这个转瞬即逝的战略时机，调整靶场选择方向完成战略武器的试验，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国家安全来说，是一个无以估量的英明判断。 0世纪60—70年代初，我国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和美国霸权主义，支持第三世界人民的反霸斗争，维护世界和平，开始初显我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大国地位，也得到了第三世界人民的拥护。 1970年9月，我国支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提出使印度洋成为和平区的主张。1971年1月在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讨论宣布印度洋和平区的时候，中国代表就声明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这一正义主张，并且指出苏、美、英等这些和印度洋有密切关系的国家如果不对印度洋和平区承担相应的义务，那么这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就没有保障。197年7月5日，在中国和斯里兰卡两国总理的联合公报中，中国政府重申坚决支持印度洋和平区的原则立场，并且认为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印度洋作为和平区的宣言》的决议应当得到尊重。我国在这一时期坚持的外交立场，符合当时我国基本的外交政策，但原计划在印度洋试验洲际导弹的计划将受到国际政治环境的限制，“718工程”的工作方向必须改变。 197年月，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访华。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了尼克松总统一行。在这个被尼克松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里，美国大步退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的争议，并在中美联合公报中指出：“台湾不容置疑地属于中国，并且希望中国人民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双方各自承诺对进一步发展两国的关系提供便利，并使关系走上正常化。 中美关系逐步走向正常化的前景看好，美国在台湾海峡及太平洋地区对中国构成的军事压力和紧张局势得到缓和。中国西进印度洋实施运载火箭全程飞行试验的计划可以转向为东进太平洋。这个改变无论是对于国家战略还是对于“718工程”都是一个极为关键、重要的战略转向，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一个全新的开阔世界。 中国发射运载火箭试验由印度洋转向太平洋的另一个理由是：南太平洋尚未宣布为无核区，周边国家在政治上还不是很敏感。向大洋发射运载火箭的全程飞行试验必须有一支庞大的海上特混编队护航，中国护航编队进人印度洋的航路和运载火箭飞经的地区，除了本土外，还有南海南部的东南亚国家，编队还须经过马六甲海峡而人印度洋。虽然多数国家在传统上与中国没有大的恩怨和过节，但沿途各国对武器试验都很敏感，外交上有不少麻烦和变数。转向挺进太平洋后，洲际导弹从首区到落区沿途只有菲律宾、所罗门群岛、斐济、图瓦卢等少数太平洋岛国，护航编队所经航路大多都是太平洋国际公海和可供国际自由航行的海峡。而且太平洋中的大部分岛屿和海域都被美军控制，美国和苏联都在这里建设了洲际导弹试验靶场，尚未被宣布为无核区和禁止试验区。说到底，只要美国人不捣乱，中国人就要做成这个事！（未完待续） 第五章首战太平洋 一、毛泽东圈定：首战太平洋 1976年，是中国一个不平静的年份，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会怀有一种特别的情感，留下特别的印象。 1月8日，周总理逝世，无边的哀乐从“向阳红五号”船扬声器传出，一遍又一遍，十分的凄凉。“718工程”是周总理总负责的，周总理这一“走”，任务怎样？悲情与疑虑笼罩全船。 月日春节，长洲岛上的“老百姓”几乎都没放鞭炮，仅有的几篮子鲜花放在长洲洪福市街渡的小坡上，潦草地点缀着秦牧笔下描绘过的有名的年宵花市。 船上仍是戒备森严，甚至有点冷清。春节期间留在船上的值勤人员唯一的乐趣是轮换着到黄埔长洲岛海军勤务船大队看电影，其余时间一律不许外出，外来人员不能随便上船。 但是刚过完大年初十（月中旬），从全国各地来船的人开始多起来，而且一批批早先由“向阳红五号”船派往全国各地科研机构培训的干部战士，也陆续回到了船上。头传来的消息是：叶（剑英）帅作为周总理病重期间协助周总理抓国防科委工作的副手在抓这个工作，“首次远洋”仍在准备着！ “首次远洋”是当年首长们头上的一种提法，其实际含义没有正式文件明确界定。但了解中国历史、了解中国海洋科技史的人们，会自然明白，在“向阳红五号”船远征太平洋之前，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对世界任何一个大洋进行过科学调查。中国古代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徐福东渡日本，鉴真东渡日本，汪大渊二下西洋，郑和七下西洋等等，这些海洋活动尽管非常超前，非常伟大，但并不以科学研究为主要目的，也都不是对大洋进行的探测或调查。从科学意义上说，“向阳红五号”船的这一次是中国有文明史以来的“首次”。 1976年月，“向阳红五号”船首次远征太平洋的请示件拟定。这份请示件附上了“向阳红五号”船从广州出发，经过菲律宾、美国关岛到南太平洋斐济群岛以北海域的往返航线图和海洋调查作业图，也附上了预见各种风险出现的处置预案，还介绍了船舶的性能、吨位和各种科研仪器的状况。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的计划科参谋张季栋在北京国家海洋局机关楼上的保密室里一字一句地把文件整理好后，由国家海洋局呈送往海军司令部，由海军司令部到国防科委再到中央专委、国务院。经过一系列的审批后，这份请示报告，最后送到了毛泽东主席手中。深切关注“718工程”进展的毛泽东，最后一次把目光投向东面的大海，投向封锁了新中国几十年的第一岛链及以外的大洋，毅然圈阅批准“向阳红编队”远征太平洋，这位伟人凝重的垂注，使这次起锚于广州黄埔港内的中国首次远洋科学调查，不仅有了中国首航的意义，还有了当年“中国第一航”的意义。 请中国最高领导人亲自审定批准开展一次对太平洋的海洋科学调查，对于当年“两弹一星”实施中的审批运作来讲，也并不是很正常的。毛泽东一般只审定审批整个工程计划项目，并不对一项或多项实施项目审批，更何况还是重病在床，日理万机。为什么要摆到如此高的位置？ 这与周总理逝世有重要的关系。 0世纪70年代的中国政坛，风云变幻。“两弹一星”工程及“718工程”是周总理主持的中央专委亲自抓的。周总理逝世后，由华国锋出任代总理，中央专委的工作还未明确列人代总理的工作范围。那时候跟随周总理多年，主抓国防科技的聂荣臻元帅已经不是副总理了，由陈锡联接手了这一摊子工作。但陈锡联没有张春桥的“资格”硬，卜名在张春桥的后面。张春桥早在中央确定建造大型远洋测量船队的计划之时，就多次阻挠“718工程”的进展。在军委的一次会上提出上海地区承担大部分船舶的建造任务有困难，实际上就是不想让上海的工业力量放在国防建设上，要用来“抓革命”。当时叶剑英副主席听后非常气愤，用手拨过地球仪，指着“上海”大声地说：“下马不行，要硬着头皮搞，测量船一定要搞，而且要在上海搞！”“向阳红五号”船执行远洋调查任务这件事，张春桥也想阻拦，自称自己是“大陆派”，搞海洋调查是有“野心”等。但是“向阳红五号”船远征太平洋在“718工程”船舶建造计划下达之前就定好了的，是“718工程”整体项目中第一个涉外、涉海也涉及到整个洲际导弹的研制能否成功的关键项目。一些老帅和将军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形势，认为中国走出国门搞远洋调查，向大洋发射试验洲际导弹的这一步，既充满了各种风险，也有战略机遇；虽没有十分的把握，但也必须走出去。就像当年红军抢夺泸定桥那样，不管付出多大的牺牲也必须抢到。 毛主席圈定“向阳红五号”船首次远洋后，“四人帮”的一切干扰也都作废了，千军万马就在这一个特殊的红色圆圈中迅速舞动起来。 二、远洋的“粮草”问题军马未动，粮草先行。 马荣典船长在参与制定航行计划时就得知：这是一次特殊的远洋航行，从广州离港后，没有极特殊的情况，不会停靠夕卜国港。这就是说，广州港既是始发港，也是目的港。就像空军战斗机飞行训练一样，从什么地方起飞，绕一圈后还从什么地方降落。因而，他知道航行编队预备离开广州多少天，就得准备多少天的食品、油料、机械仪器备件备料。“向阳红五号”船出海人员00多人，按100天供应量补给，仅大米、面粉就有十几吨，热带抗暑用的啤酒、饮料当时全是玻璃瓶的木箱包装，连箱带瓶多达0余吨。还有蔬菜、肉类、鱼类、罐头类等。船当时锚泊的“一号锚地”处在离岸约00余米的珠江上，所有物资都得通过人力化整为零从码头搬运到小艇上，然后从小艇吊运到船甲板，再由人力一件一件、一梱一梱、一袋一袋地搬到有0余米深的底层冷库冷藏起来。船上绝大多数都是中等文化程度以上的知识分子，长期的技术工作加上船上缺少锻炼体能的活动空间，使他们的体能显得有点弱不禁风。但在船上实际从事着大部分后勤保障任务的政委们却说：这是执行毛主席批准的任务，在海上没有吃的什么任务都完不成，各个部门各个分队都要当成备航重点任务来抓。于是，一说后勤部门要上补给物资，当班的船领导就打开广播呼叫各部门“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地派“公差”。人不到位时，政委、副政委就挨个部门去找，找不找得到人要看各部门备航任务安排的情况。部门领导听到船上要派“公差”的广播，也必须优先考虑，一般会派一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去，派不到人了就是领导自己上。那个年代的“向阳红五号”船有一种官兵平等、干部带头的优良作风。“向阳红五号”船当时的正常建制只有15人，外派工作、学习培训一般在40人左右，值班值勤一般在0人左右，政委们接到远洋任务做后勤保障工作并且把数十万公斤物资搬运上船的主要依靠对象就是船务部门的炊事班，船上各部门的那些年轻的水兵和自己的双手。政委们、各级指导员大多数也是能够坚持到最后的“搬运工这是那个年代思想政治工作干部们的典型风范！ “向阳红五号”船的后勤补给要通过大量的人力搬运，包括一些重要的仪器设备上船，遇到极大的搬运困难和搬运风险。但这项工作在“718工程”中是一个“盲区”。“718工程”的科学家们在设计改装船舶的时候只考虑到科学仪器设备的安装，只考虑到了宽敞的甲板、巨大的舱容量对开展远洋科学试验的好处，没有想到船的吨位大了干舷也高了，起重吊装设备不配套，没有设计一个机械搬运生活物资的方式和通道，使一百多吨散杂的物资从广州市的某个供应点搬到车上、又从车上搬运到小艇上，再从小艇甲板上搬到船上，然后一件一件解开放进底层的舱内储藏，全部靠人力是何等的艰难！尤其是啤酒、汽水这类物资，支装红星啤酒一箱4瓶，支装亚洲汽水五十瓶一箱，全不是现在的轻便包装，一箱汽水要四个人才能移得动，从甲板上放进舱内要转两个梯、三条走廊，四个门，搬得人眼冒金星不算，还得带点皮肉之苦。而且当这些问题发现时，往往也来不及改变了。谁有本事一两天之内往船舷上开一个门，布设一条生活物资补给的机械化通道呢？这个问题实际上成为了当时这艘现代船舶不应有的、甚至是可笑的“生理缺陷”。 三、坐上了专机的土豆毛主席批准的远洋，对中国海军来说也是无上光荣的。在此之前，中国的海军，还没有跨出过国门，更别说去南太平洋了。但是他们光顾着航海保障、安全保障那些事了，对于大编队几百号人几个月的海上生活保障却没有想很多。 于是难题出现了。 首次远洋的伙食标准是按照海军的潜艇伙食标准配给的，每天00元。这种标准在当时的物价下，除了“鲍参翅肚”这些名贵海产不能大量供应外，一般好吃好喝的都可以吃得到。 英国海军可以三文治裹牛油，外加啤酒、洋葱，环球航行都不用换别的。中国的海军舰员要吃带叶子蔬菜，要经常换味变花样，这往往令后勤部门的人很“头痛”。广州地区补给蔬菜，品种倒是应有尽有，一般蔬菜存放到冷库储存不会超过15天。首次远洋是按照00人往返一万千米，连续在海上生活100天补给的。15天后吃什么？南瓜、冬瓜，洋葱、土豆？可是当年很少有反季节的大棚蔬菜，没有今天发达的生物技术、保鲜技术。三四月里出远洋，没地方能够找得出批量的南瓜、冬瓜，当时全国能长得出南瓜秧子来的恐怕就只有海南了。 海军想了些，这是。海军把青菜、萝卜、黄瓜、水果之类榨干水分，然后用抽真空方式封装在铁皮罐头内，整车整车地吊装到船上。 但是谁都知道，蔬菜罐头是牛粪堆上的蘑菇，好看不好吃。临到“向阳红五号”船要出航了，其他物资基本补齐，海军首长还在为“向阳红五号”的蔬菜发愁。 一位海军首长想起北方地窖里的土豆、萝卜、大白菜可能存放久些。经初步论证后，便下令立即从北方农村地窖里收购土豆、萝卜、白菜。一支海军特别小分队几经周折从天津郊区收罗了几卡车土豆。眼看“向阳红五号”出航在即，火车、汽车运输赶不上。海军首长就调一架专机紧急空运到广州。在出航的前一天，终于把这些比船员们还要幸运地坐上了飞机的土豆送到了船上。在那个年月，连看到飞机都被认为是一件稀奇的事，别说坐飞机了。这种杀鸡用牛刀、为现代经济学家们不耻的方式，当时被船员们认为是执行毛主席批准的任务所享受的特殊待遇，是政委鼓舞士气，克服困难的最好素材。至今还有人把这段故事传为佳。 四、身份迷彩：中国海员 “向阳红五号”船的人，要想为自己打出一张确切的“名片”，很难。他们不知道自己称谓什么，干什么的。他们多数是军人，却不给他们穿军装，整天一身卡其布中山装，出门不说自己是军人则已，一说，人家还认为是“骗子”；他们多数是科技工作者，可是又都是在船上工作，享受的是海员的待遇，去的是大海大洋；他们多数没有到过也指望不上能够到外国港，哪怕是走到近处看一眼异国风情都不可能。可是他们却拥有一张正正规规的国际海员证。 让“向阳红五号”船的人成为国际海员，是一种智慧的安排。 办证的通知是月1日下达的。月4日和5日，全船人员被通知分两批到广州艳芳照相馆照相。通知要求每个人都必须穿便服，就是或灰或青的那身卡其布的中山装便服。只有船长和按国际海员标准有船上八大员职务的船员可以穿“海员服”照相。《艳芳照相馆》是广州最好的照相馆，也是广州市公安局出国人员证件相的专用照相馆。全船人员分批鱼贯而人，得到了8张着便服的证件照，用于办理海员证和档案留底。 十几天之后，这些证件如期办到，全部放在船上书记员那里保管。教育“点名”时政委公布了每个人的证件号码和出国身份，并告诉大家，从现在起“你们都是合法的中国海员，是中国海洋调查船上的海员”。后来，许多人去书记员那里确认自己出国证件的时候，发现职务那一栏各不相同。除了通用的船用职务如“船长”、“驾助”、“报助”、“水手”等职务外，还有“气象预报员”、“水文技术员”、“水文调查员”等职务。用后一种身份的人员大多是从全国各地临时抽调来的专业人员，他们有的是从第七机械工业部第一研究院来的工程师，有的是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来的摄影师，有的是国防科委“718”办公室、国家海洋局“718”办公室来的处长、科长们。所有出海人员除按标准的国际海员序列里有的身份可以保留外，其余人员的真实身份都被隐去，冠之以“中国海员”名下的各种职务，如水手、机工等。 远洋编队航行，除了船长作为全船行动的指挥员外，南海分局还派出了副局长高文府担任出海编队的总指挥和临时党委书记，实行党政一把手负责制。这位航次总指挥的国际海员职务就不好填写了，他既不是“船长”，也不是“政委”，即使在国际海洋调查船序列里，也没有局长出海当总指挥的。可是这么大一个行政领导也不能填一个随便的职务，否则万一有事要在国外出面又不合身份。经与黄埔边防局商量来商量去，在他的海员证上赫然填上了一个当今时兴的名字一经理。意思是说，他是这艘船的“经营管理者”或者“老板”。 历史的幽默无处不在。首次远洋的编队总指挥、南海分局的副局长高文府就有过这样的幽默。高文府在解放东北时参军、南征北战而又上过大学，平时的行为举止文质彬彬。他可能做过将军梦，如果军衔制不废而又继续留在正规军，他起码也能做少将。可他却从来也没有做过当“经理”的梦，甚至连他的后半生也没有沾上过“经理”一点边。但他的第一次出国的身份居然在花名册上写着一个“经理”。可惜的是，他首次当“经理”只当了一个多月，他做的第一笔“生意”，竟然是像英格兰的库克船长那样，到太平洋里去“成交”一批科学资料。那份写着“经理”职务的花名册，至今存放在国家海洋档案馆里，成了他一生中真正的“身份迷彩”和未能充分展示的荣耀。 五、掩护的“影子”与“兄弟” “向阳红五号”船要远征太平洋了。在秘密运行的国防科技工程队伍里，这既是一个令人兴奋不已的好消息，也是一次令人十分担忧的大冒险。那是一个中国人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中国的军事力量根本就无法够到的地方。去得了，回得来吗？ “稳妥可靠，万无一失”是周总理生前在国防尖端科学事业的严格要求，也是广泛被贯通到“718”任务的全过程的行为准则。在周总理逝世，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实际接替周总理主管中央专委，并与叶剑英等老帅研究“向阳红五号”船首次远洋安全保障时，陈锡联副总理提出了加一艘船为“向阳红五号”船伴航的建议。陈锡联是多年从事导弹靶场建设，接替聂荣臻元帅主管国防科技工作的副总理，他认为“向阳红五号”船是单船远航，海区复杂，“敌情”复杂，对安全很担忧。战争年代派侦察兵，都有掩护，一次还派两个呢。这个建议立即得到了华国锋和叶剑英的支持，并指示交通部立即落实。 交通部得到国务院的紧急调船指示后，立即着手从广州远洋公司远洋轮中选派。当时“无锡”号正从国外回到广州，在黄埔港内，准备休整人员再度装载远航欧洲。交通部立即令广州远洋公司对“无锡”号的现有人员进行了初步“政治审查”。“无锡”得知要参加重大国防任务，立即提出了一个有王治金船长、于锡和政委、邱满桂轮机长等51名船员出海的花名册，报到国家海洋局进行政治审查。 与此同时，“无锡”号则立即清理货物，加足油水，进行简单配载、补给个月的主副食品后，由交通部文冲船厂派出技术工人将舷号涂改为“向阳红十一号”，全部预备出海人员原地待命。 1976年月5日，经交通部、国家海洋局“718”办公室、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层层审批后的51名船员，再加上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选派的7名指挥、工作人员，共58名出海人员全部通过审查，办理了海员证。 次日，南海分局派到“向阳红十一号”船出任航次“副政委”，实际是承担向阳红编队联络组长的南海分局计划科科长王志斌，带着一部电台、全套“向阳红”编队首次远洋指挥文件以及6名工作人员到达“向阳红十一号”船。 王志斌原是南海舰队的正团职作战科长，1945年在华东对日定的东坝战役中参加新四军，后身经孟良崮战役、莱芜战役、洛阳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五次立功并授予解放勋章。安排王志斌担任“向阳红十一号”船的指挥员，最基本的考虑就是他的战斗经验。“向阳红十一号”船的基本船员都是没有战斗经验的中国海员，用一个有战斗经验的作战科长作为联络组长并指挥“十一号”行动，既有指挥联络的意思，显然也有“以防万一”的潜台词。 1976年月1日，一艘“新”的“向阳红十一号”船魔术般地从黄埔港秘密起航，与比它先一天起航的“向阳红五号”船在南海西沙群岛附近海域汇合，这时，两艘素不相识，从来没有、也不会想到有任何联系的远洋轮被特殊的年代和特殊的任务组合到了一起，组成新中国首次远洋科学考察“向阳红”编队。 “无锡号”船形与“向阳红五号”船有点不同，载重量比“向阳红五号”船要略为小些，约1000吨左右。但外涂油漆基本与“向阳红五号” 船一致，远远看去，像是一双同胞兄弟船，也像是“向阳红五号”船形影不离“影子”。 六、船长望着大桅上悬挂的菲律宾国旗说：我终于出国了 中国首次远洋科学考察“向阳红”编队于1976年4月日清晨，进人菲律宾北部的巴布延海峡。船长马荣典望着前桅上升起的菲律宾国旗，意识到已进人别国海域，便自言自语：我终于出国了。 他自从在大连海校接到上“向阳红五号”船“出国”的通知，到他真正踏上异国海域，相隔了整整5年零8个月。他在这个船上当了5年零8个月的船长，走完了“向阳红五号”船最初5年时起时落的艰难航程。如今，他终于出来了，对于他和“向阳红五号”船来讲，是一大步，对于“718工程”来讲，也是一大步。 巴布延海峡又名“吕宋海峡”，位于菲律宾吕宋岛和巴布延群岛之间。连接南海和菲律宾海。它东西长17千米，南北宽40千米，西端最窄处宽仅8千米，水深超过00米，航运便利，是马尼拉出太平洋至关岛、火奴鲁鲁的重要水道，也是中国商船队出太平洋的重要通道。 在过海峡前，我外交部已向菲律宾外交部发出了“知照”，通报了我考察编队将要通过菲律宾北部的巴布延海峡的有关情况。“向阳红”编队在通过菲律宾管辖的水域时，按照国际惯例在船尾挂出了本国国旗，在驾驶主桅上挂出了菲律宾的国旗和各自的船旗和呼号旗。 “向阳红五号”船是第一次出国，第一次挂出由菲律宾国旗和本船船旗组合的旗语。虽然过巴布延海峡依然看不到什么异国风情，在最宽的峡连岛屿都看不见，但许多人还是感到了有些异样。尤其是军人，在那个年代出国是十分稀罕的事。他们看着菲律宾的国旗在桅杆上飘扬，心里暗暗地在重复着：“现在已经出国了。” 1976年4月日早晨，“向阳红五号”船上的厨工在出海以来第一次成功地烤出了西式面包，好像是向全船6名海员暗示“出国”的变化。负责操舵的水手赵水智接到航海长李胜贵的指令，将时钟向前拨快一小时，表明“向阳红“编队从中国北京所在的第八时区已进人了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等国所在的第九时区。刚才还是上午八点钟，一秒钟之内，就人为地变成了九点钟，值这个时段班的各个岗位上的值班人员都少值一、时班，而且大家都认为不算是偷懒！这事在中国境内的陆地和海洋上都没有发生过。不过航海长也提醒赚了一小时的同志们别得意，等到返航的时候，从东九时区跨人东八时区时，值这个班的所有人员又得多值一个小时。 西太平洋的海水是全世界水温最高的海水，呈深黑色。10年后我国科学家和日本科学家对从西太平洋里流往东海和日本沿海的一股暖流进行调查，科学家就把这股暖流称为黑潮，就是认为这里海水的颜色与其他海域的不同。设在船底部的万米测深仪显示，水深已达到8000多米，编队已进人世界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1104米）附近的海域。这时，重力测量组的许时耕提出：在航经马里亚纳海域时，要测量一下深度，要确证一下这个由苏联科学考察船“斐查兹”号测量的深度数据是否准确，是否还有更深的记录。许时耕手中的这台测深仪，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回声测深仪之一，“向阳红五号”船又比苏联的“斐查兹”号大一倍以上，良好的稳性条件和先进的仪器设备将使他得到一个中国的测量数据，他或许可以得到一个全世界对马里亚纳海沟测量的最准确的数据呢。 科学家们的发现欲望是人类科学进步的动力。所有的指挥人员和航海员都支持许时耕的行动，他们还要在许时耕测量到数据的那一个时刻，提供一个准确的船位，证明那个最低点是在公认的某个地理位置，然后向全世界发布他们的成果。 马里亚纳海沟是地球上最深的地方，位于北太平洋西部马里亚纳群岛以东，是太平洋西部洋底一系列海沟的一部分。它位于北纬11109分，东经14115分，为一条洋底弧形洼地，延伸550千米，平均宽69千米。主海沟底部有较小陡壁谷地。1957年苏联调查船“斐查兹”号用加载回声测深仪测到10990米深度，后又测量到1104米的新记录。1960年美国海军用法国制造的“的里亚斯特”号探海艇，创造了潜人海沟10911米的纪录。马里亚拉海沟为什么有这么深呢，一般认为海洋板块与大陆板块相互碰撞，因海洋板块岩石密度大，位置低，便俯冲插人大陆板块之下，进人地幔后逐渐溶化而消亡。在发生碰撞的地方会形成海沟，在靠近大陆一侧常形成岛弧和海岸山脉。这就是我们今天感到奇异的从日本列岛、台湾岛和菲律宾群岛一线数千千米岛孤和对应从堪察加、阿留申、千岛、日本、小笠原等到马里亚纳一线数千千米海沟。现在马里亚纳海沟最大水深在斐查兹海渊，为1104米，是地球的最深点。 但是，我们的地球物理专家却并不很走运，当他调试好万米测深仪，安排好值班人员，准备获取好消息时，台风来了。 正在餐桌上品着清蒸鲜鱼的马荣典船长，收到气象分队送来的台风预报：西太平洋帛琉群岛、即美国太平洋军事基地关岛西南海域，生成了一个热带低压（还未发展成为台风的天气状态，正加强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天后，可能在“向阳红“编队的预定航向上相遇。 西北太平洋是北半球台风的故乡，赤道附近的西太平洋，太阳终年直射海面，海水吸收并储存了大量的热量。海洋又不断地把水分和热量供给海面上的空气，海面上高湿高温的空气加速旋转上升形成热带风暴。这些热带风暴达到一定强度后，就向我国南海、东海和日本方向运动，这种天气现象就称为台风，平均每年约为0个，西太平洋是世界上台风生成的地。 海上遇到台风是可怕的事，历史上海上遭遇台风袭击致船毁人亡的例子不计其数。“向阳红五号”船和“向阳红十一号”船作为万吨以上的船舶，在其建造时就把防台风性能作为一个重要的技术指标额定。一般都会有抗击1级台风的能力。但真正的安全防台不是“英勇地”抗击台风，而是规避台风，有经验的张都不会！艮台风去作对，逞什么英雄，而是巧妙地去规避它。 遇到台风或其他意外情况，海上编队有权决定修改航向，采取应对措施。这个预定航向就是许时耕想在编队经过时测量其深度的马里亚纳海沟附近的海域。看来，中国人的这个梦想暂时不能实现了，负责船舶航行安全的总指挥高文府、船长马荣典和驾驶员们顾不得吃饭，连忙召集紧急会议，研究修改航向。对付号台风便成了中国“向阳红科学考察编队跨出国境后的第一场战斗。马船长最终提请总指挥高文府，把航向修改为170度，向南航行后再向东航行，绕过台风的正面袭击，最少离台风100海里。他挺着肚子笑了笑说“让它（台风）跟关岛的美国大兵去较真去，咱们中国人不当傻大兵”。 总指挥高文府同意后，发信号给“向阳红十一号”船，整个编队航向调整到170度，向南航行。 七、岛链和赤道，中国海军来了 4月日，身在北京的海军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陈德鸿在巨幅地图前点了点巴布延海峡，向着他的作战参谋们说：“今天我们的“向阳红五号”船要冲出第一岛链了！”他在作战部指挥室说这话时，作战部的另一位副部长肖得万，正站在“向阳红五号”船的驾驶台上。这位西沙海战中“86舰”的舰长和一等功英雄，调到海军司令部作战部后不久就幸运地踏上“向阳红”编队首次远航的征途，他带着作战参谋和海军司令部航保部、八部（侦察部）和北海舰队的海测人员编排到“向阳红五号”船上，作为海军作部队参与远航任务。具有特别意义的是：他们无意中代表着中国海军的作战力量首先冲出了美国人划定的第一岛链。在此之前，中国海军未越过“雷池“一步。 岛链政策是当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1951年首次提出利用地缘政治关系，用岛链围堵红色中国为主要目的的一个特定概念。第一岛链是指北起日本列岛、琉球群岛，中接台湾岛，南至菲律宾、大巽他群岛的链形岛屿带；第二岛链是指第一岛链以远的小笠原群岛、火山列岛、马里亚纳群岛（关岛）、雅浦群岛、帛琉群岛，延至印尼的哈马里拉岛一线。这是冷战期间，美、日为封锁遏制中国，在中国进人太平洋的链形岛屿上，构筑的两道反华、制华“藩篱”。它既有政治和军事上的内涵，也有封锁海上运输线，用以控制中国国际贸易的物资交流，特别是对石油命脉控制经济内涵。它如一条看不见的绞索，锁住中国的海域和出海，以达到制约中国经济发展和海上安全的目的。 中国军人，特别是海军军人，对岛链这个名词有着一种复杂的情感。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创建于1949年4月日，是在华东野战军攻占南京的炮火声中成立的。成立之时不过有几艘从国民党军残余那里缴获过来的旧军舰。正当人民海军在毛主席的安排下，迅速起步发展的时候，1950年爆发了朝鲜战争，美国海军封锁了包括台湾海峡在内的所谓“第一岛链”，把中国新兴的海军围堵在近岸海域。也由于朝鲜战争，把一部分已的海军建经于战朝鲜战争，使人民海军在初创时期的装备十分落后。人民海军只能靠自己的小船厂造一些小型舰艇，海军也被人们戏称之为“黄水军”。当时，第一代人民海军是把冲出第一岛链、第二岛链作为一种海军发展的理想，一种奋斗目标去实现的。为了这个，也几乎耗尽了两代海军军人的青春年华。 4月9日15：5时，“向阳红”编队在关岛以南，北纬度的地点回归到计划航线。此时，向阳红编队已越过了东经145度线。从海图上看，又冲出了由小笠原群岛、关岛和帛琉群岛组成的第二岛链，逼近赤道。 4月1日14：45时，“向阳红五号”船在东经157度的地理坐标上抵达赤道。为了纪念中国海军第一次跨过第一岛链、第二岛链和赤道，高文府总指挥、肖得万副部长、马荣典船长、李胜贵航海长纷纷来到“向阳红五号”船驾驶台，他们在这里作了一个决定，取消在出第一岛链以来的无线电静默，向国内指挥机关报告抵达赤道的消息。同时，用海军礼仪，鸣汽笛一长声，以不纪念。 进赤道，既是中国海军力量冲出岛链的纪念，也是首次远洋的第一个作业站。从“718工程”项目官员的中了解到，这个赤道站点将是未来的运载火箭飞向太平洋的轨点，所要完成的重力测量、高空电磁波的测量和海洋环境观测要求特别细致准确。按计划，编队将在这里漂航作业17个小时，以完成预定的海洋考察任务。这时，集中在“向阳红五号”船第三舱的100多名海洋考察队员，第一次开始紧张地忙碌起来。 4月1早上5时左右，海面瞭望更报告，发现一艘日本船“第七光照丸”向我窥视。“向阳红”编队07：0时起航后，仍尾随跟踪到中午。这是编队出航以来遇到的第一个值得警惕的对象。当班航海长在航海日志里详细地记载了这艘船的舷号、形状、估计吨位和非同于一般民用船的。 八、“敌”机！侦察还是攻击？ 太平洋里不太平。美国的航母、潜艇、侦察船，天上的卫星，空中的飞机，地面的雷达，水底的声呐，没有一寸海逃得过他们窥视的眼睛。 1976年4月5日1：0时，在“向阳红”编队进人南太平洋预定海域的01作业区（南太平洋埃利斯群岛、萨摩亚群岛和斐济群岛之间的一块方形海域）的第三天，美国海军“猎户星座1”号反潜巡逻飞机，对我考察编队进行超低空（100米~00米高度）侦察。先是在“向阳红五号”船上空盘旋几圈，投放浮标，一次又一次地越过船头。而后再侦察”向阳红十一号”船，转几 圈后又回到“向阳红五号”船，历时1小时分。美机首次在“向阳红五号”船头方向投下两个浮标，然后绕编队盘旋8圈后离去。所投的浮标其浮体为红色，浮于水面，上有小型伞状天线。经侦察员判定，这种浮标系声呐浮标，飞机投于海上后，通过浮标上的声呐系统接收水下的侦察信息，然后通过小型天线发回到工作母机，主要是侦察识别我编队探测海洋的仪器和手段。 这架飞机从何而来？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基地珍珠港和关岛都距离“向阳红“编队000海里以上，只有位于东萨摩亚的美军军事基地距离这里最近，不到1000千米。海军作战参谋断定飞机来自于东萨摩亚美军基地。 这一判断给“向阳红”编队的指挥员们留下了阴影，他们认为美国的这种反潜侦察机有非常良好的超低空性能和续航力，来到我编队考察的01海区十分容易，下一步的形势将不妙。 美国飞机飞走后，空中强大引擎声消失了，海空恢复了宁静，而“向阳红五号”船的人们却心情难平。这是在美国佬的眼皮子底下，可谓老虎的屁股上挠痒啊，“老虎”一不高兴，一枚导弹，或一发鱼雷，就不堪设想。高文府总指挥立即召集指挥组的同志们开会，分析形势，寻找对策。会后，总指挥决定立即将情况拟成电报，发给国内上级指挥机构，同时通知各工作岗位，沉着应对。 “猎户星座”号第一次在公海对我海洋考察船进行细致的侦察，美机了我队的考察考察和考察容。 美机飞走过后还会有什么行动，不得而知。傍晚，得到我国外交部通过国机来的。 美机出现在编队上空，正是中午时分，全船人除了机舱值班人员外，都看到了，也拍了不少的照片。大家的心里十分的紧张，鬼知道这家伙是来作好奇的常规性侦察呢？还是为导弹或鱼雷攻击定位？当晚，临时党委召集会议研究对策，政委通过广播向全体人员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号召大家发扬人民军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应对一切变化。并警告全体人员，严禁穿的，中人海军”字样的背心，防止美军发现有中国军队参与的痕迹而生出意外。 甲板上，地质取样和采水的考察作业顶着烈日一刻不停地进行着。船长交代水文分队长“叫大家麻利点，拿到资料就走，别磨蹭！” 4月7日当地9：00时，海军侦察员又发现了海空深处的引擎声，一架新西兰标志的“猎户星座05”号飞机超低空从“向阳红五号”船尾左舷擦过，接着，又从”向阳红十一号”船尾右舷擦过，并投下一只声呐浮标，盘旋十多圈后离去。当时“向阳红五号”船正在南纬14度、西径178度的1014站漂航作业。飞机飞得几乎贴近了海面，强大的飞机引擎声震得甲板上的天遮棚达达直响，飞机飞行产生的气流刮翻了作业甲板上的装地质样品的塑料盆，考察队员们不得不像抗台风一样本能地抓住扶栏。 当地时间0时00分，海面微明，“向阳红五号”船进1015站漂航作业，值班驾驶员梁正合刚算完天文船位线，准备等卫星导航仪的卫星过顶后，校对一下天文航位线准确度。这时海空深处出现了一闪一闪的灯光，一架新西兰的“猎户星座04”号趁夜色进人作业区上空，超低空飞行，并疯狂地多次打开高亮度的探照灯，直射甲板上从事考察的作业人员，严重地影响了我方正常作业。 “这太不像话了！”高总指挥是在东北解放战争中打过硬仗的，在海军时也与国民党海军在台湾海峡“过个招”。他立即决定，找来信号兵，把“向阳红五号”船的探照灯和信号灯都打开，以牙还牙，回照侦察机头部，直接对飞行员的驾驶构成威胁，以示抗议。 新西兰当时属英联邦海军联防，借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余威，其展示空中作战能力，行动很猖狂。总指挥根据美、新飞机的行径和将来可能还会更加严重的海空骚扰，向国内指挥机关作了汇报。接着我外交部向两国政府提出了交涉和抗议。同时，国内指挥机关也通知编队指挥人员，沉着应对，加强瞭望，作好记录，及时报告，一切措施都要以保证考察作业当初陈锡联副总理提出增派一艘船跟随“向阳红五号”船掩护的建议，不仅体现了中国“718工程”的体制优势，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中央专委对“向阳红五号”船全体出海人员的关怀，后来还证明是一个高明之举。当“向阳红五号”船在远离祖国10000多千米的南太平洋上遭遇美国、苏联、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频繁的海空骚扰，船舶作业和人员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的情况下，由于有了“兄弟”的掩护、牵制和配合，才得以与强大的对峙势力进行周旋，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保证了作业任务的完成。同时，对于远离祖国、孤独寂寞的出海人员来说，也是一种心理的安全保障，许多船员因为有了兄弟“向阳红十一号”船在身边，就感觉到并不孤单。那时候就经常说：祖国就在身边，毛主席、党中央就在身边！多半都是有了“向阳红十一号”船在身边才这样说的。 “向阳红五号”船首次远洋考察的01区，已进人了西南半球，深人到南纬14度、西径178度的海区，距酒泉发射中心直线距离10000千米以上，符合洲际导弹发射必需的空间跨距条件。其周围有埃利斯群岛、萨摩亚群岛和斐济群岛三个太平洋群岛环绕。这一海区周围还没有宣布为无核区，美国在该区域不远的北太平洋夸加林群岛上做过导弹试验，符合发射洲际导弹有可能引发无核争议的政治条件。还有一个条件是，这一带有几处预见的浅水区，最低水深仅4米甚至更低，符合我国在接收洲际导弹返回的数据舱和测量弹着点时，采用多船锚锭定点基阵声呐定位方式的条件，在打捞数据舱时，浅水区也更容易实施等。 但是，这个区域的敏感性也如同新西兰侦察机所反应的那样，并非比南印度洋弱。01区周边几个国家都是英联邦的联防区，西南距邻近的海洋大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各000多千米，东距美属的东萨摩亚最近处不足1000千米，北距英联邦的埃利斯群岛最近处不足600千米，南距英联邦的斐济约1000千米。 中国突然东出第二岛链远渡西南太平洋，必定会引起美国、苏联、英国、法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相关国家的注意，甚至遭遇联合围攻。为了防止万一有极端事件发生，我国早于“向阳红”编队出航前的1975年11月5日，就与斐济群岛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我国大使在“向阳红”编队到达之前，就已进驻斐济，“向阳红”编队遇特殊险情后可以救援的预备港就是斐济的苏瓦港。 斐济的陆地总面积只有1.8万多平方千米，位于西南太平洋中心区域，由个岛屿组成，是南太平洋地区的交通枢纽。这些岛屿多为珊瑚礁环绕的火山岛，主要有维提岛和瓦鲁阿岛等。首都苏瓦（Suva）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南太平洋著名的天然良港。苏瓦距中国“向阳红”编队考察的01作业区约600海里（1000千米）左右，正常速度航行两昼夜能够到达。 九、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大洋考察资料 不论美国、新西兰的飞机怎样干扰，只要有可能，“向阳红五号”船就不顾一切地开展考察作业。100多名考察队员挤在第三舱的各个住舱和工作室，甚至在走廊、餐厅里打地铺，分三班轮流作业。航海部门、轮机部门和甲板部门则分4班提供作业保障。经过0多天的连续奋战，终于拿下了01区的全部作业。 01区是一个长方形的作业区，南北跨4个纬度，约0海里（46千米），东西跨度6个经度，约50海里（650千米），总面积约76万平方千米，相当于三个半渤海或一个新西兰的全部国土面积。在这片广阔的海域里，考察队员的要和海业展的要，了海，和，海，仪器试验和通信传播试验等四大部分的科学考察和试验。 海洋水文调查共进行了个观测站作业，进行了海流、海温、水色、透明度、海浪、海发光等项目的测定。每一个测定的数据都被详细记录在“海洋调查资料填报表”的纸制表格里，一次远洋调查下来，就是几纸箱的表格，一共取得了6万多个数据。 重力和水深测量线长1000多海里，得到了观测精度为毫加（地球物理计量单位）的重力资料。重点海区重力场分布的基本特征是：自由空间异常，相差悬殊。水深测量在重点海区的航线上，最浅为4米，最深为4487米，多在000米左右。重力组发现了三块较大的令科学家们兴奋不已的海底高地和三个浅滩的位置和面积，他们希望这些高地和浅滩能够成为中国试验洲际弹道导弹的弹着点。 海洋气象调查在作业区进行了高空、海面气象要素的观测、探测、卫星云图接收、多路移频侦听和预报工作。取得了9000多项各层大气的气温、气压、温度资料，发现和接收了5个国家和地区的移频气象报告。 远洋通讯试验运用电波传播和通信效能的全面试验和综合考察，短波测到了万多组数据，超长波测得了100多万组数据，多路移相电传通信共收了000多万字。由于采取了新的调制技术和纠错技术，通信质量比现有电传通信提高了001000倍。 这是中国自有文明史以来，第一次这样大规模综合性地研究考察一个大洋区域。在这片相当于三个渤海的广大海域里，从海底到高空的上万组数据中，获得了一片0多米水深，可以作为预选靶场，供十多艘船舶下锚的浅水区的水深资料和底质资料。分别在1680米和1907米水深处，取得了地质样品，这是当年全中国深海科学地质取样的最高记录。 强台风：遭遇与幸遇首次远洋的01区考察工作于1976年4月0日基本结束，这时全体出海人员已离开祖国整整一个月了。根据任务的安排，编队离开01作业区向北航行，经菲尼克斯群岛、贝克岛、豪兰岛转人西经175度线测量，寻找新的靶场选区。这个新选区后来被称为04区，是作为掩护或备用的靶场进行选址的。编队在这一区域连续工作7天后，于5月6日当地时间1时，航向转为80度。这时，饶有兴味的是，美国的侦察飞机几天不见，安安静静做了04区的调查，编队以为不会再来了，返航时侦察机却再一次扑向新选区，“向阳红”编队几乎是只等飞机一到就转向，从夏威夷群岛南部向西航行，弄得美国大老一头雾水，绕了几圈后的确没有什么意思就回去了。我编队一路乘风破浪越过赤道进人北太平洋，向祖国前进。 5月10日，气象分队预报，在编队返航航线上，两个热带低压已加强成台风，一个编号为5号，一个编号为6号，其中5号台风路径将横过我返航航线，三天之后将成交叉相遇，直接威胁编队的航行安全。 按照编队指挥员的分工，航次总指挥高文府主管全编队的行动指挥和与国内指挥机关的联系协调。船长马荣典负责“向阳红五号”船的航行安全，遇到台风这类事，属于航行安全，由船长负责。马荣典接到台风预报，察看完海图后，立即把气象分队长梁凤森请上驾驶台研究对策。因为此时的马荣典作为一艘海洋调查船的船长，所想到的不仅仅是担负起航行安全的责任，而更要肩负起为探索海洋科学服务的责任。 从大西北0基地来的气象专家梁凤森也真想利用这一次机会跟踪一下台风过境的过程，测量记录西太平洋台风运动、变化和发展、消亡的一些数据，作为国家台风预测预报和防台减灾宝贵的科学资料进行收集。获得这种资料对提高中国气象部门台风的预报准确率，为国家防总防台工作提供资讯，减少台风对我国沿海地区的损失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在当时，不光是中国，世界上也没有动用过科学调查船观测西太平洋台风的记录，对于科学家们来说，这次台风不是遭遇，而是幸遇，是千载难逢的发展中国海洋气象事业的一次机会。 但是台风毕竟是一种可怕的灾害天气，强台风一般都超过1级，所到之处摧枯拉朽，所向披靡。海上大浪滔天，风雨交加，一般的船只根本无法抵御，连万吨级巨轮被台风掀翻的记录也比比皆是。“向阳船的台，论上可以达到抗击1级台风，但马船长记得1974年底在南海，遇到一个南海“土台风”，当时只有11级，“向阳红五号”船居然左右摇晃到4度，的。当时船上一艘已经绑扎好的玻璃钢快艇，在大摇晃时，挣脱的机，己“粉身碎骨”不说，还差一点酿成重大火灾。那一次遇险之后，马船长对“向阳红五船的台风。到，们载船。强洋中如果油水舱有空舱，必须加载海载，船的高度和抗击大风浪的性能。 这时的马荣典船长进人了一个鱼和熊掌能不能兼得的抉择。一边是航行安全，国家最先进的也可以说是洲际弹靶场建设力量的全部“家当”，几乎都摆在“向阳红五号”船上，万一失误，出现了船毁人亡，不但是他和全船几百人的生命和国家财产安全的问题，而从中央到军队，到各地方科学研究机构，经过了近10年的准备，举全国之力建设的这支海洋科学考察力量将毁在他的手里。这是他作为一船之长所要担负的最大责任！另一方面，是作为科学考察船船长的特殊要求，把这一次千载难逢的科学测量台风的机会抓住了，利国利民，也是千古功德呀！ 马荣典是解放军进军大别山时参军的。当时因为年纪小，就当上了司号兵。1948年第二野战军渡江南下时，由于他的年龄未到17岁，被“强行”留在河南学文化。尔后又作为“文化兵”进人到海军南海舰队舰艇部队学习轮机业务，后又转为当登陆舰的副舰长，操纵舰艇。马荣典在南海舰队历次比武中沉着冷静、成绩突出，已成为南海舰队有名的业务尖子了。但是，当一名海洋调查船的船长绝没有当一名登陆舰的舰长那么简单，尤其是“向阳红五号”这艘远洋调查船的船长。 马荣典又找来轮机长区庭广问主、辅机的工作状况，区庭广告诉他，主机没有问题，油水舱有几个舱空载了，准备加压载水以降低稳心。马荣典也是学轮机出身的，对机器的性能很了解，他下令轮机部门连夜检修保养一下机械，配好压载水，请副船长黄土安检查测量算一下船舶稳心高度，通知全船做好物件的固定，作出了侧面迎击台风、鱼和熊掌都得的决。 他的策略是以保证航行安全为第一，有条件时兼顾科学测量台风为第二，不正面与台风交锋，而是向南规避，一有机会，在可控的情况下，就穿过左半圆，观测台风。 他成功了。5月14日19时开始到15日7时结束，“向阳红五号”船慢速从5号台风的左半圆切人，与台风呈交叉状穿过（“向阳红十一号”船由于没有货物压载，在“向阳红五号”船进人台风大风范围后因过度摇晃而离开编队向南规避航行）。观测员测得左半圆最大风力为11级。船舶摇晃0多度，巨浪和大雨时常铺天盖地漫过有15米高的指挥台，整整一夜都处于大风半径内。气象分队两台雷达不停地搜索跟踪台风路径，探空组冒着大雨加放了两个探空气球，测到了台风从海面一直到高空各个层次气压；预报组从接收到的卫星云图和雷达现场资料分析，5号台风已向（西偏北）菲律宾北部和台湾南部方向运动。 后来这个5号台风在菲律宾北部的马尼拉登陆，并越过吕宋岛进人南海，对马尼拉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 历史上不论是郑和船队、哥伦布船队，还是经历过多种海洋风险的英国的“挑战者”号海洋调查船，都还没有过“向阳红五号”船这种特殊经历。它不是躲避台风，而是要抓住台风过境的机会去观察它，科学地从台风的左半圆擦过台风眼（台风的中心位置），进而穿过台风！这种冒险，只有具备1级抗风能力同时又具有强大的气象观测能力的科学调查船才有，也只有中国的科学考察队才会有这种气魄。后来的事实证明马荣典和气象分队长梁凤森合演的这一幕科学的探险剧，既是中国的精彩也是世界的精彩。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精彩，不光是这次追台风所测到的资料成了中央气象台预报和分析台风运动规律的“国宝”，时隔11年后的1987年，中、美、澳三国还运用“向阳红五号”船的强大的气象能力和强大的抗风能力在澳大利亚卡奔塔利亚湾观测了一次强台风过境的全过程，这个世界气象组织承认的“世界第一”，仍然是英雄的“向阳红五号”船创造的。 马荣典船长在第一次远洋中荣立三等功，回国后，即升任南海分局调查部部长，几年后又升任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副局长。梁凤森也立了三等功，从第一次远洋后升任南海海洋预报区台台长，198年后，回到解放军第0基地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任气象台主任，000年从河北省气象局规划处长的岗位上退休。梁凤森在河北省气象局时，没有人知道他的这段经历，他从西昌转业到河北石家庄，人们只知道他是一名陆军上校军官，谁也没在意他的海上经历。需要在这里指出的是：中国的、世界的海洋科技史是不应他的。 十—、祖国的军礼 1976年的中国龙年发生了很多的事，件件都夹带着风雷疾电，揪着中国人的心。但只有“向阳红五号”船首航太平洋这一件事似乎是顺应了龙的习性，给沉寂了千年的中国龙舒展了筋脉，回归了海洋。 “向阳红”编队于1976年5月19日由西太平洋绕道菲律宾棉兰老岛南部过苏拉威西海峡，从留有郑和下西洋历史遗迹的菲律宾“三宝颜”市一侧进苏禄海而人南海。回到祖国的管辖海域。 海军为了嘉奖完成了首次远洋科学调查的英雄，派出中国最新型的导弹驱逐舰160号和两艘护卫舰组成护航编队前往中沙群岛护航迎接。又派出海政文工团，顶着炎炎烈日在码头载歌载舞欢迎远航归来的考察队员。海军第一副司令刘道生、交通部副部长曾生等到码头迎接。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的韦国清在珠江宾馆盛宴慰问出海人员。 祖国，以军礼相待。 “向阳红五号”船的首次远航成功，给“718工程”的顺利进行打了一针强心剂，各分系统都因海上进展顺利迅速行动。一年后，第二次远洋的起航铃又响了起来。（未完待续） 第六章续战太平洋 一、详查“土斯卡罗纳沙洲” 首次远洋的调查成果经过整理后，科学家们初步分析判断01区有作为导弹靶场的三个初始条件：一是距离达到了10000千米；二是有几处浅水沙洲；三是水文气象稳定，处在赤道附近的南太平洋，便于捕捉到好的天气选择发射时机。因此，由总参水文气象局、国家海洋局专家组成的“718工程海上靶场专家组，初步认定01区有作为预定靶场的可能性，做出了进行第二次远洋详查01区的决策。 第二次远洋调查于1977年月8日从广州起航，仍然以“向阳红”编队组成，出海人数两船达到了人，其中“向阳红五号”船45人，“向阳红十二号”船88人。两船都大大超过了额定的人员定员，有些人员船上安排不了固定床位，不得不用临时军用床，架在走道里或是会议室“凑合”。这在世界的海洋考察史上，恐怕也是罕见的。 “向阳红十二号”船是交通部广州远洋公司的“济宁”轮改名而来，替换由“无锡”号改装的“向阳红十一号”船。“向阳红十二号”船的船型、吨位完全与“向阳红五号”船相同，是由波兰巴黎公社造船厂为中国建造的4艘同类远洋杂货船之一，与“向阳红五号”船是真正的兄弟船。这种同类的船在海上，对“向阳红五号”船的掩护作用更大。 第二次远洋把第一次远洋的01区，分成了一分区、二分区、三分区、四分区四个不同性质的重点分区进行详查。这主要是根据第一次远洋大范围测量到的水深数据确定的，目的是要选择浅水的区域作靶场，以便于回收导弹数据舱的舰船锚定布阵和导弹人水位置测定的水下基阵声呐响应布阵。运用基阵声呐布阵是美国“大力神”和“民兵”一类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的技术模式。美国的洲际导弹在太平洋试验时，就是射向太平洋夸加林群岛的一个浅水礁盘上的，导弹溅落后，用安装于浅水礁盘上的基阵声呐捕捉导弹溅落的位置，这种方法既经济方便又安全准确。中国的基阵声呐技术于1975年由“向阳红五号”船在海南岛的亚龙湾作过响应试验，虽然说试验的效果不太理想，但当年技术水平，也只有一种这样的方法，的确是不得已的选择。“向阳红”编队二进太平洋的目的就是要选择一个像亚龙湾那样的浅水的海域，作为洲际导弹试验的瞄准点。 中国国防科学家的这个愿望，能够在太平洋实现吗？ 瞄准点的考察被称为重点区，海图上画了密密麻麻的“格子”，设置几十条重力、水深、底质和水文气象的测线，每一条测线的经度间隔是海里到5海里，纬度距离为5海里到6海里不等。一分区区内又分了分区，一分区和二分区有14条测线，三分区有11条测线，四分区有5条测线。靶场的预定弹着点第一方案选择在西半球的西经177度到180度，南纬10度到15度之，区域以700的沙洲和贝沃奈斯沙洲之间。在这个区域里的重力测量、水深测量和磁力测量都进行了加密。水文气象和地质取样也都分别设置了连续观测1小时以上的“大面站”和连续观测5小时以上的“连续站”。 这次详查，分成重力、磁力、水深、水文、气象、通信等十多个专业，在海区一共连续作业1天，完成了水深测量线890海里，重力测量线7615海里；完成了18个点的大洋底质取样，取得了水深在1000米的柱状地质样品5厘米，等于用解剖的方式了解了作业海区的海底底质，特别在水深600米时，还取得了地质样品，比第一次远洋的首次在水深1907米取得地质样品又加深了600多米，体现了我国大洋地质工作的新进展；水文调查完成了11个“大面站”、11个“连续站”的观测，取得了从海面到1500米水深的各种水文数据700多个；气象观测109次，取得了各项气象数据15000多个，放探空气球16次，雷达回波照相40张，接收卫星图片400多张，了解到了海区周边国家和地区气象台站的工作频率和发布的气象预报；通信试验进行了6项7台设备的试验和测试，特别对短波战略语言保密机进行的试验和设备考验，达到了“718工程”的通讯要求；完成了6个锚泊区的抛锚试验、船只航行和漂泊摇摆试验；完成了100海里的大洋磁场调查等等。第二次远洋对第01区四个分区的详查，所得到的资料从专业的角度，达到完全作的的，在国内创造了海洋科学调查的多个第一。 二、摸一摸“老虎”的屁股 首次远洋后，美国等国的飞机对“向阳红五号”船的多次侦察，无疑使这些国家的军方掌握了更多关于“向阳红五号”船的资料，也逐步跟踪到了中国海上力量东出太平洋的意图。 在洲际导弹试验或航天探测方面，美国人和苏联人都是“过来人”，就在中国重点考察的土斯卡罗纳沙洲以东的萨摩亚群岛以外海域一带，1971年就是美国登月航天员返回舱的回收地点。这一带的海洋资料和地球物理资料早已被美国掌握。 第二次远洋过菲律宾时，“向阳红”编队按海军隐蔽航行规范，全编队实行无线电静默，即船上所有无线电设施只接收，不发射，连导航雷达都不用。编队海上的通信采用灯光信号和旗语（两种都是海军在海上常用的密码通信），航线选择岛屿众多，可以进行陆标定位的菲律宾民都洛海峡人苏禄海，绕棉兰老岛南部出太平洋。 可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无论怎样小心，却还是没有躲过美国侦察机的眼睛。月15日11：0时，过苏禄海时，一架美国反潜侦察机迎面而来，横过“向阳红五号”船头再从左舷距船不到100米的空中疯狂地飞过，然后又去“叮咬”“向阳红十二号”船，围着“向阳红十二号”船。 由“济宁”轮“改名”为“向阳红十二号”船跟随“向阳红五号”船远航太平洋，是应中央专委的要求改换的。“济宁”轮船型船貌和机械性能与“向阳红五号”船完全一样，更方便于牵制、麻痺、迷惑海上敌对力量的侦察骚扰，同时当海上发生机械仪器的故障时，同类型的船舶也可以相互替代使用，以保证主体任务的完成。中央专委改换“济宁”轮的这一策略十分英明，“向阳红”编队一出太平洋，美国佬的侦察机就感觉它这是一个新的目标，大概也很纳闷：一个向来不能出岛链的国家，怎么一夜之间成群结队的远洋调查船就这样出驶了？不过美机这次找到隐蔽航行的“向阳红”编队目标大概费了不少油料，只坚持了5分钟就离去了，也没有来得及放侦察浮标。 5天后的月1日11：5时，在印度尼西亚伊里安岛北部约500千米的海上，这里距离最近的美军事基地关岛至少1000千米以上。一架美国反潜侦察机又向编队扑面而来。这次不是简单的转几圈就走，而是详细侦察。美机绕编队转几圈后，在“向阳红五号”船周围投放了11个红色浮标，低空盘旋了十多圈。这还不够，还在“向阳红”编队的预定航向上，投放了一个冒烟的圆柱体，看上去像一枚正在点燃着引信的浮动水雷！ 第二次远洋的编队总指挥是南海分局局长张瑞禧，这是一个性情刚烈又久经沙场的高级海军军官。对美机的频繁侦察行为他早已火冒三丈，但是按照事先由总参、外交部、国家海洋局共同商定的处置预案，他只能机智应变。因为他把这支编队带到太平洋，毕竟不是为了跟美军斗气，拥有强大海上势力的美军可能巴不得你惹它，好找借打击你或检查你。美机投下的“烟罐”（浮标），正好在“向阳红五号”的船头方向。站在“向阳红五号”船指挥台上，不断拿望远镜瞭望海面的张瑞禧感到美军是在进一步挑衅，“发烟罐”很可能带有触发性水雷。他当机下令，架在船头防海盗用的两挺高射机枪测装弹备便，如果万一“水雷”会有什么“高科技变化编队绕不过，就得齡靠近船体时当机立断击爆它。这时两船都接到了指挥雜张季栋下达的战斗准备命令。 “发烟罐”一直在冒烟，离“五号”船船头越来越近，美机就在“发烟罐”的前方一圈又一圈地盘旋，像是在狡黯地预谋着什么，又像是在等待着什么，形势十分紧张。 在第二次远洋出航前，根据海军指示，我方在航渡期间最好采用无线电静默的方式，尤其要求“向阳红五号”船不到特殊情况不到作业海区不发报，以避免过多暴露目标。当时正处于无线电静默期，张总指挥就在掂量，这是否属于预案所规定的特殊倩况，要不要向国内报告倩况？ “发烟罐”还在冒烟，美机仍然在盘旋。 当“向阳红五号”船距离发烟体仅有一海里时，海军侦察员通过分析报告：这仍然是一只侦察浮标，但有不明规则的信号。张总指挥想起临出航前，海军刘副司令员的告诫，立即命令倪树森船长，操船绕过浮标继续前进，同时命令“向阳红十二号”船，远距离通过浮标，以防意外。“向阳红五号”船在船美军投下的发烟罐浮标500米的地方，安全通过。月1日140时，美机无奈离开。 月6日至4月7日，“向阳红”编队进作业区前和在作业区作业期间，英联邦的新西兰反潜侦察机四次对“向阳红”编队进行侦察骚扰，也投放了侦察浮标，最长一次达三个小时。这是把“向阳红”编队作为重点目标进行监视了。针对美国、澳大利亚和英联邦的飞机进行侦察骚扰，我外交部得到报告后，对相关国家的外交部进行了交涉。4月10日，海军司令部来电，有关国家答复不会再派飞机来了。 在第二次远洋当中，更为难缠的是苏联侦察船。 “向阳红十二号”船本来是作为“向阳红五号”船的掩护船，除了船上顺带试验国产卫星导航仪外，没有水下的考察任务。但为了充分利用，第二次远洋就安排了不需要很多专用设备支撑的测波、磁力等考察工作。4月号，编队正在正常作业，“向阳红五号”船右后方突然出现一艘船，它慢慢驶近。经翻译仔细辨认，这是一艘苏联电子侦察船，舷号为“米洛格拉德伏”号，约000吨级。 与美国侦察飞机不同的是，苏联侦察船可能没有像美国海军那样多地掌握了“向阳红五号”船在南海和第一次远洋中的情况，抑或是被我们的“战术”迷惑了。“米洛格拉德伏”号一进视野，就一直盯着“向阳红十二号”船。由于“向阳红十二号”船在漂航状态，船尾有一只测量波浪的定位浮标，这个黄色的柱状体连着两长串球状浮体，引起了苏联人的兴趣。他们也许判定，中国人是在摆“迷魂阵”，把“向阳红五号”船搞得像大目标，而实际的“大东西”却摆在不显山不露水的“向阳红十二号”船上。因此，苏联侦察船一进海域，就花了大量的时间盯住“向阳红十二号”船不放。 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国际关系中，中美关系和中苏关系出现了很大的变化。1971年10月5日，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美国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成为常任理事国。197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后，美国承认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我国与美国开始恢复正常化关系。而苏联则与我国的关系处于对峙状态，苏联在我国边境和中蒙边境陈兵百万，苏联的海军在我国海疆四处活动。除海洋卫星和通信卫星整天在天上转悠之外，还有一个庞大的海洋侦察船、调查船和测量船队，在世界大洋各处进行侦察和海洋观测，尤其注重对我国海区的侦察、调查和监测。苏联的侦察船、海洋调查船和测量船对我国黄海、东海和南海海区进行了大规模的侦察和海洋调查、测量，从1969年中苏爆发珍宝岛战斗开始，在我国海区活动更是频繁，可以说从未间断，包括航母编队、巡洋舰编队、驱逐舰编队、扫雷舰编队和侦察船、调查船、测量船。其调查船和测量船一次活动最长达4个多月。我国黄海、东海、南海领海线以外的大部分海区已被苏联海军调查、测量了几遍，他们对我国海区的了解甚至可能超过我们自己。因此，苏联“米洛格拉德伏”号的出现，引发了“向阳红”编队指挥室里的指挥员们的一番议论。有的认为：苏联人来者不善，用侦察船前来侦察，后面肯定跟着大舰队。舰队的支持力长，如果以舰队多舰对我船进行骚扰，我们将无法完成作业，甚至于可能出现危险的对峙局面。有的认为：苏联人也许会看美国人如何行动，美国人的行动如果有克制，苏联人也不敢乱来，只是来看看，看仔细中国在做什么，对他们有什么不利，侦察一下，免得让美国人吃了“独食”。但现场指挥人员一个共同的看法是：由于苏联海军的进人，加上原有的美国海军、新西兰英联邦海军每隔几天就要来侦察骚扰的形势，01区作为第一预先靶场的意图明显暴露了，海区的作业形势将面临“多国部队”干扰。指挥员们都同意将海上出现的新情况密报国内指挥机构。 苏联侦察船是有备而来。上午11时左右，第一次完成对“向阳红十二号”船的侦察后，又进行了第二次。这次围绕着船体周围进行详细侦察，最近处距离船舷不到00米，双方船员的衣服、发型都看得清楚。 “向阳红十二号”船也作好了自卫准备，将一挺机枪和几支冲锋枪扛到指挥台，脱掉枪衣，这几件只能壮壮胆、搞点心理安抚的轻武器是由一个身经百战的老英雄王志斌来指挥的。他在淮海战役中曾荣立了二等功，在太平洋，他又是“向阳红十二号”船的指挥员。 在“向阳红十二号”船与苏联船频繁遭遇，实际上掩护了“向阳红五号”船的时候，“向阳红五号”船加紧作业。总指挥和船长的意思是，能多得到一点资料是一点。他们要求各专业分队不考虑船员和装备支持的，作，作点的，指挥的是“拿到东西就走”。这个“东西”就是洲际导弹落区所必要的“海洋环境现场数据”。 “向阳红五号”船终于无法隐藏自己主考察船的真实面貌了。在将要结束01区考察时，“米洛格拉德伏”号尾随而来，而且叮着不放。“向阳红五号”船完成作业后一直加速驶向北半球，“米洛格拉德伏”号一直跟随其后。“向阳红五号”船上有人打趣地说：“中国考察编队变成了中苏联合编队了。”但“米洛格拉德伏”号不过区区000吨，续航力低，在大洋上跟了几天就跟不动了，像一只饿昏了头的小鸡，摇摇摆摆地打着趔趄，然后不见了。 当“向阳红”编队返航到达中沙群岛以东海域时，另一艘苏联侦察船“织女星”号突然出现在黄昏的海面上，给刚刚进人南海，体味到临近祖国的那份温馨的船员们投上一层阴影。“织女星”号约1000吨左右，是苏联经常在南海活动的间谍船。别看它的名字那么美丽单纯，它的做派比它的大哥“米洛格拉德伏”号要猖狂得多。5月16日1卯寸在“向阳红五号”船正横80度10海里处发现后，它就一直靠近编队，在编队右侧一二海里处跟随，像约定了要开展两国军事演习似的，再一次组成了“中苏联合编队”。次日清晨，这个按张总指挥说法是“尾巴”的“织女星”号开始挑衅，加速逼近“向阳红五号”船的右舷，在距离约400米时，咔嚓咔嚓照了不知多少张相片，而且没有离开的意思。 总指挥张瑞禧忍了很久了。他找来船长、副长，研究“治治它”的方案。在未请示北京总指挥部的情况下，他下令执行这套方案： 这是一套由两船编队合力围堵“织女星”号的方案。“织女星”号大概是想贴近“向阳红五号”船以监听情报。这样，总指挥就让处在前面的“向阳红五号”船减速，故意让“织女星”号接近自己的船尾，又与跟上来的“向阳红十二号”船缩短了距离，等到两船对“织女星”号形成前后夹击之势时，处在前面的“向阳红五号”船突然改向右15度，形成拦截“织女星”号船头之势，逼它向左转向。这时“织女星”号被迫立即向左改向，“向阳红十二号”正好全速“顶”上来，从左前方顶压着“织女星号”，使其被迫左转船头。两艘大船一右一左地挤压，“织女星”号顿感局势不妙，嗥叫似的拉出一长声汽笛，主机加速时大冒着黑烟，向越南方向逃窜。 “向阳红五号”船也不示弱，拉出一声胜利的长笛，骄傲地向广州港方向加速驶去。张瑞禧紧绷的脸放开了，露出一脸灿烂，对着远遁的“织女星”号自语道：“到了南海你还猖狂，看我怎么收拾你！”这一时刻，想必总指挥也想起了他经历过的许多战斗，那多数是跟国民党的部队在打。这个原海军川岛水警区的司令员在海军战斗部队时，没有指挥过海战。到了国家海洋局这个非战斗序列的部队后，却几度进人海上临战状态。可是他身上的责任却变了，变得不是为了单纯赢取某种海上兵对兵、将对将的战斗胜利了，他已由一个战斗区域的指挥员变成了一个国防大工程中的“棋子”了，手中已经没有枪没有炮，面对着武装到牙齿的美、苏海上强霸，他差不多是赤手空拳，完全在力量不对称的遥远大洋里谨慎地施展自己的智慧与勇敢了。只有在条件非常合适的时候，有十足把握的时候，他才不失时机地张扬一下自己的军人本色，摸一下“老虎”屁股。不知道下次在太平洋与苏联船舶遭遇时，他们会不会报复。“老虎”会如何发威呢？ 三、发现“向阳礁” 太平洋的命名出自于大航海家麦哲伦之。 太平洋最初没有统一的称呼，我国古代把它笼统地称为“沧海”、“东海”等，在国外也曾有人将它命名为“南海”。现在使用的名称是葡萄牙著名航海家麦哲伦命名的。1519年，这位探险家带着由几只帆船组成的船队横渡大西洋，几个月后到达南美洲的巴西海岸。接着他们沿海岸继续向南航行抵达南美洲最南端，然后从东而西穿过一条曲曲折折、长达100多千米的海峡一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麦哲伦海峡，进人到太平洋海域。麦哲伦发现这里波平如镜，与汹涌澎湃、波浪滔天的大西洋形成鲜明的对照，因此，他给这片大洋起名为“太平洋”。 这么大一个大洋就凭一片海域的平静，取下了这个名字，而且真正让全世界都承认了。 航海长刘汉录认为这也没有什么不服的。西方人的航海，不管是多大的规模，总会有史学家们去记载，或者航海家的冒险行为能带来财富，非常受人崇敬，能影响了史学家们的笔。反正西方的航海是船和人走到哪里，岛屿、海域就命名到哪里，书就写到哪里，历史就记载到哪里。而我国的郑和下西洋比哥伦布还早了87年，从中国东海、南海经马六甲海峡人印度洋，发现的岛屿和海域何止百千，没见到他命名过一个岛屿，命名过一个海峡，也没有见他占领控制过一个岛屿。所到之处都是宣示明朝的皇威，怀柔遐方，加惠四夷。 南太平洋的探险考察，特别是西南太平洋这一片海域和岛屿一图瓦卢（埃利斯群岛）、萨摩亚和斐济的发现，历史上是与三支探险队联系在一起的。一是1568年，西班牙航海家门达尼亚德内拉发现了图瓦卢群岛。二是177年至1775年之间，名航海斯库克船长对西南太平洋这一片岛屿的发现和航海地图的测量。三是1819年，一支英国船队再次发现了图瓦卢群岛，并以船主之名命名为埃利斯群岛。19世纪之后，英国探险船队、德国探险船队禾法国的探险船队都多次来过这里。但是最有名的，对这一带的地理环境、水深测量做得最为仔细的莫过于詹姆斯库克船长（JamesCook，178年10月7日至1779年月14日）。 “向阳红”编队第二次远洋的01区，在一个纵横约16万平方千米（相当于两个渤海）的浅水区，其中核心在6000平方千米，称之为“土斯卡罗纳沙洲”的地方，也许就是这位探险家发现并测量的。库克曾三度远征太平洋，并探索了太平洋沿岸的海岸线，最早发现南半球的新西兰、澳大利亚。今日新西兰北岛和南岛间的海峡，就依他的名字命名为库克海峡。南太平洋中也有一个群岛以他命名为库克群岛。库克也是最早发现夏威夷群岛的欧洲人。库克还是地图制作者、经度仪航海测定船位的发明者。据记载，177年詹姆斯库克再度离开英国进行第二次远征，前往南太平洋。这次他没有像第一次远征一样，由东向西航行，经过巴西、南美绕过合恩角进人南太平洋。是方，西南，洲的，南，达新西兰。接着他花了很多时间一一探索南太平洋中由澳大利亚、新西兰、夏威夷三点连成三角形中间的岛屿，然后经南美洲、大西洋，在1775年返回英国。库克在太平洋探查的这片岛屿就是库克群岛、萨摩亚群岛、斐济群岛、埃利斯群岛图瓦卢、吉尔伯特群岛、所罗门群岛等等。 我们似乎可以想象，在00年前，库克船长驾着三桅木船，扬起风帆穿过土斯卡罗腊沙洲的情景。他是人类历史上杰出的地图制作者、探险家，甚至于我们现在看来他还是一名杰出的海洋学家。在大洋上，他很勤奋地测量着大洋的深度，他不可能有今天“向阳红五号”船精密的万米测深仪，甚至也不可能有声速回波测深仪。当年库克船长测量大洋的水深是由一种打了绳结的水铊测量的。也许当时在航经土斯卡罗腊沙洲的时候，就命令他的士兵，拿上水铊，一个点一个点地测量了水深，竟发现是一个浅水的沙洲，就随叫上了这样一个名字。00年来，继库克之后，德国探险家、法国探险家、特别是英国探险家都多次到过这里。这一带的海岛差不多都变成了英国的殖民地。后来德国人插手、新西兰又染指萨摩亚群岛。按一般推测，美国和日本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对这一海域是有过精确的海洋测量的，否则他们都无法在这里展开举世闻名的岛。 但是，就在这样一个地区，历史上成就了库克船长、沐浴了规模空前的现代太平洋战争的一个海域和一片海岛，居然还留给中国人一个地理发现。 1977年4月6日晚上，在一份英文版海图上标明000米水深的一片深海的海域，突然出现了奇迹，水变浅了！ 船在每小时以1节的速度航行，水深数字却在急剧变化，000米、1000米、100米、50米、4米、米……值班航海长刘汉录立即报告船长倪树森，倪树森立刻命令减速、停车。还未等到船完全减速停下来，测深仪却测不出水深了。船尾值班水手报告，发现船尾的螺旋桨打出泥沙。船长倪树森腾地一下从椅子上跳起来往舷边跑。水深数字突然变浅，多半是由于地理原因，但也有一种可能，就是水下有潜艇或障碍物！“向阳红五号”船的航海测深仪有两台，一台是1600米范围船用回波测深仪，另一台是000米舰用回波测深仪，这两台测深仪从海图室就可以读取测深数据。另一台大深度的万米测深仪安装在专业分队的重力组。重力组组长许时耕和航海长刘汉录立即将三组测量数据比对，看是否测量仪器有误。这一比对竟把他们都惊呆了，水下既不是障碍物，也不是潜艇，更不是误差，而是一座海山，平滑起伏的海中珊瑚沙洲！经慢速测量，这里水深0米左右，天文低潮时最浅处只有几米深，超过五米吃水的船只根本就没有来过，“向阳红五号”满载吃水是77米，低于8米水深都得擦底，非常危险。地理位置在土斯卡罗腊沙洲以南，即西经……；南纬…… “发现了一个新沙洲”！这个消息一下子在全船传开了，许多人跑到甲板上看。船员们有经验，0米的水深在浩浩大洋里是相当浅的，而且完全可以见到底。但夜晚的海面漆黑一团，探照灯打下去也看不出什么异样，一个中国人可以“彪炳千古”的地理发现埋没在海洋调查船员们的梦里了。 船长倪树森刚刚经历一场虚惊之后，慢慢缓过劲来，开始注意起这个海图上没有标记的太平洋里的浅滩了。总指挥和副长、航海长们在指挥室议论：如果确认是新发现，这可是中国航海事业的大事。中国从元代航海家汪大渊到明代的航海家郑和，在人类历史上率先开启了世界的远洋航海事业，可是到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结束之后，500多年来在世界航海史上没有过中国人的名字，没有中国人的声音，没有中国人建树，反倒让比郑和晚87年的西班牙航海家哥伦布出尽了风头。西方借着哥伦布、达伽马的寻找东方新航路的势头，开始了地理大发现，也几乎命名了他们“发现”的全世界的大部分岛屿、海峡，欧洲因此而进人了一个崭新的工业文明时代。 航海长刘汉录是“向阳红五号”船上汪大渊式的人物。他是航海长，除了领导航海部门保障航海安全，记录航海史实外，他自己还记了一本日志，将每天的大小事都记录下来。特别是经过一个海上目标时，他会绘出侧面、正面的草图来，还标上目标的方位、位置和与船舶的距离。这种用墨水钢笔勾画的功夫，是他在大连海校读书时学到的，也正是从中国元代著名民间航海家汪大渊那里传承下来的。汪大渊两次从泉州出海，随阿拉伯和中国海商船下西洋，一路上他把见到的山川景物、风土人情均一一标绘描述，最后出版了世界历史地理名著《岛夷志略》。据记载，后来郑和七下西洋，随船的航海家马欢把汪大渊的《岛夷志略》所记一一与原景物比对，认为“所记不误”。可见汪大渊对郑和航海的影响以及对中国航海事业的贡献之大。“向阳红五号”船发现无名沙洲后，航海长刘汉录立即用“卫星导航仪”定了一个位置，标到了中英文两用版的海图上，同时在航海日志上留下明确的记录。有人建议也学一学西方人给取一个名字。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比较内敛，不尚个人主义，扩张意识也不强。中国的航海很早，元朝的汪大渊之前，中国也有徐福东渡、鉴真东渡等艰苦卓绝的航海，却看不到中国人活动的地理记载，没看到有徐福群岛、鉴真海的命名，在通往印度洋的航线上，也不曾有汪大渊群岛、郑和海峡之类的名字。现在南海南沙群岛的郑和群礁不是郑和自己的命名的，是后来的中国海军在勘察水道时为纪念这位大航海家而命名的。按理郑和不只发现一个南沙的群礁，整个东南亚、南亚的海上航线和沿途岛屿没有不记在郑和的航海图上的。因此，大家认为这一次中国人冲出岛链不容易，一定要留下一个纪念。刘汉录提议，要给暗礁取一个中国的名字，证明是中国人发现的。地球物理专家许时耕就说：“就叫做向阳礁吧，证明是向阳红编队发现的，是我们集体的发现。”总指挥和船长两人一对视，“好”张总指挥往海图桌上拍了一巴掌，“就这样，中国人的发现，我们也要为中国人的发现取名。”于是，在我们中国海军航海保证部出版的太平洋海图上，便有了一个中国人发现的“向阳礁”，与库克船长发现并由他命名的土斯卡罗纳沙洲只有不到0海里之遥。（未完待续） 第七章变战太平洋 一、技术方案变化：重设三个靶场 一个不情愿的选择：两次远洋重点调查选择的靶场01区一土斯卡罗纳沙洲被迫放弃！这说明两次远洋一百多天的大洋奋战白干了，那里还有）“向阳红五号”船发现并命名的“向阳礁”呢。 首次远洋和第二次远洋先后考察的01区，是南太平洋中唯一一处在其他岛国管辖之外、水深又相对浅的海区。但这个靶场经过两次远洋详查后的水深，仍然平均在000米左右，按设计要求低于000米的浅海区域面积不够大，最终确定不符合作为基阵声呐技术要求水深应低于000米的硬性条件。同时中国“向阳红”编队两进太平洋紧盯着一个海区考察，已引起了周边国家和美苏两个大国的高度注意。外交部通过有关途径侦察回来的情报是，“向阳红五号”船的照片已经登上了美国某军事杂志的封面。事实上，在“向阳红”编队第一次和第二次太平洋调查中，海上越来越复杂的斗争形势也能见出端倪：第二次远洋就比第一次远洋面对美、苏侦察干扰要大得多，强烈得多。难以真正保密的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在大洋进行过洲际导弹发射试验，中国“向阳红”编队突然两次远渡万里到南太平洋进行重力、水深和水文气象测量，作为“过来人”他们不会猜不到中国人的意图，也容易找出中国人开展这项调查的弱点。 历来不乏战略智慧的中国人，在已经成功地组织了两次远洋，已拥有成熟的经过了两次远洋检验的远洋调查技术的基础上，做出了在不同海域再设三个区以备选择的决策。时间不等人了，初定这三个区用一次远洋约三个月的时间全部完成考察任务，仍由“向阳红五号”船和“向阳红十二号”船两船完成，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亲自批准了第三次远洋任务。这三个靶场的地理位置设定完全脱离了库克船长当年精心考察过的太平洋岛礁浅水区，甚至有的区域设定没有限定一定要在10000千米以上的空间跨距上。 第一个新靶场，称为0区，设在所罗门群岛南端与斐济群岛之间的次深水区，预计平均水深约在000米左右，远离国际商业航线，中心位置距01区约700千米，东距斐济群岛约400千米的公海海域，最南的考察线段，达到了南纬17度，与斐济群岛处在同一个纬度线上。这一区域在国际关系上没有第一区复杂，周边的斐济和所罗门都是英联邦独立主权国家，其中斐济已与中国建交，所罗门正寻求英联邦旗下的独立19787月7。 第二个新靶场，称为0区，设在图瓦卢（埃利斯群岛）以西，中心位置距离埃利斯群岛约700千米，最近约500千米，最南的测量线段达到了南纬11度。这里国际关系更为简单，只有图瓦卢一个英联邦独立国家靶部完全在海上远国以的吉尔伯特群岛（又名基里巴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军攻打马绍尔群岛的跳板，美国只在太平洋战争时在这里设过军事补给基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撤销。苏联的太平洋舰队在海参崴，更是路途遥远，不派出特别航母舰队远征，难以对中国的洲际导弹发射试验行动产生威胁。 第三个新靶场，称为04区，设在赤道以北，贝克岛的西北方向约800千米左右，中心位置在北纬零度和西经17度左右。这一区域处在中太平洋海盆上，远离国际商业航线，基本都是4000米以上的深水区，国际关系只有美属的一个无人居住的贝克岛相邻，但东北距美军太平洋第七舰队总部夏威夷岛约500千米左右。与前两个新设定的靶场相比，04区只是一个掩护区或者是一个预备区，“718工程”的核心专家们和“向阳红五号”船的考察人员都知道，那里不作为重点考察。 参加第三次远洋的“向阳红”编队两船出海人员40人，其中“向阳红五号”船51人，“向阳红十二号”船89人，两船分别于1978年月14日和15日在广州起航，穿南海，过苏禄海，从棉兰老岛南部东进太平洋。一路美国反潜侦察机，每隔一两天就来一次，还有一些不明国籍的侦察机骚扰。总指挥仍是张瑞禧，“向阳红五号”船长也还是倪树森，他们有过第二次远洋时对付美、新等国侦察机的骚扰的合作后，心理上更加成熟了，有时还开玩笑地把这些骚扰说成是“美军给中国编队义务护航”，弄得我们的总指挥张瑞禧“怪不好意思的”之类。“这么大的一条船，要那么小的一架飞机护航，又不给工钱油钱，好意思吗？”这位经历过的老指挥，在对海好像美国佬真的被美元“烧”得不行了，非得往太平洋扔似的。 4月日，编队进人0区作业，在斐济东部海域考察了18天，又转到0区和04区，经过40多天的连续苦战，5月1日完成全部三个新设区的科学调查作业，5月0日返回广州。全程78天、航行0100余海里，相当于环绕地球赤道航行一次。第三次是历次远洋中时间最长，最有实际成果，也是最为艰苦的一次。 如果说，为完成“东风5号”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而进行的中国远洋调查，第一航次是探索性的“线性”作业，第二航次是进人实战的“平面”作业的话，那么，到第三次远洋的时候，就是合成军的“立体连续”作战了。可惜的是，这么一次艰苦而卓有成效的航程，却没有八一电影制片厂和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摄影记者随船，甚至船上照相机只有一两架，还是黑白胶片的，没有留下这段历史的珍贵彩色画面。 二、国产卫星导航仪“出镜”了 在太平洋进行洲际导弹靶场的选址考察，与元朝的汪大渊、明朝郑和下西洋不同。当年这些航海先驱者是沿着汉、唐、宋、元以来的海上丝绸之路商贸运输的近岸航线，向东南亚、印度洋航行的。汉代丝绸之路离开大陆的最后一点是今广东湛江市徐闻县土旺村，由徐闻土旺村海角渡南海也是沿着北部湾海岸的岛屿南下的。只要知道这些岛屿的地理位置，用光学的方位仪加罗盘就可实现地理坐标的定位，不会迷航。汪大渊如此，郑和亦然。郑和还有牵星板和《航海图》。航海上的陆标定位，是古代中国航海家们主要的航海方法和技术。 但是太平洋里大多数情况是没有陆标，甚至也没有其他海上标志可以参照。在一望无际的大洋上，到处都是动荡的海水，到处都是一样颜色，靠什么确定船舶航行的位置？特别到了作业区，洲际导弹试验要求考察作业站的地理位置要十分准确，地理位置准确，所测量的地球物理数据就准确，而且地球物理数据准确，导弹的命中率就高。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伊拉克战场常听到的“精确打击”。 早在“向阳红五号”船接受首次远洋的任务前，中央专委“718”办公室就向当时的石油化学工业部借了一台卫星导航仪。这台卫星导航仪是勘查海洋石油的需要从美国进的，当时正在东海勘探石油，接到中央专委调用的通知后连人带机从海上抽了回来，支援太平洋调查。目的是要为洲际导弹选准弹着点。 航天、航空和航海的精确定位技术，是国家发展战略需要的高科技领域。通过卫星来确定地球上的地理坐标，是0世纪60年代以来由美国和苏联发展起来的一种高精度地理坐标定位技术。第一代导航卫星就是美国的子午卫星导航系统。早在60年代初，美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导航卫星“子午仪18”，1964年这套系统交付美国海军使用。该系统由均勻分布在6个近圆形近极地轨道上的6颗“子午仪”导航卫星组成，轨道高度1100千米，周期107？108分钟，在飞行过程中卫星每隔分钟同时以两个非常稳定的频率向地面发送导航信号。地面用户可逐次利用不同的卫星来导航定位，平均每次定位时间为8？10分钟。用于军事导航的定位精度在6米左右，通过多次定位可达米以内。这套导航系统于70年代开始转为民用，所有美国在海上的船舶、飞机和石油平台都可以用它来定位。由于当时美国对中国技术封锁，“向阳红五号”船只能借着石油部的美制“子午卫星导航仪”完成了前两次远洋的船舶定位。第三次远洋时，中国通过有关途径为“向阳红五号”船从加拿大进了一套专用的“子午卫星导航仪”，这套卫星导航仪也是借用美国的导航卫星而研制的子午仪接收系统。这套系统安装到船上，进行过调试后就不准备从石油部借“子午仪”了。 可是，中国的技术引进之路是曲折的，中国采用多种途径来解决国防科技的一些难点问题，或许是美国人早有预防，或许是加拿大人仿造技术不过关，这套仪器在港内试验时，有加拿大仪器供应商派出的技师在场，也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可是到了海上就一直不够稳定。“卫导”的核心部件计算机是美国制造的，用的是较为低端的一种计算机，工作时间稍长一点就“罢工”。三名专门培养的（无线电）工程师梁灿、邹锦元、高进，加上两个国家海洋局培养的技术人员缪文波、郭君，也驾驭不了这台时冷时热的子午仪。到第二区作业还未完成时，这台广东籍小伙子们称之为“流嘢”产品就彻底罢工了。10万美金啊，就这样躺在那里！在“卫导”室，工程师们把气憋在肚子里，脸涨得通红。张瑞禧总指挥看着“卫导”死了，拉着长脸，坚硬的脸部肌肉微微跳动。大家不敢发一言，也无言可发。有什么办法呢，不是“卫导”工程师们的工作不力，也不是加拿大人的商业欺骗，也不能光怪美国人卡脖子。国与国之间的战略利益，特别是大国与大国之间的战略利益谁敢怠慢？中国人要搞出自己的战略武器来才有人听你讲话，要搞得出卫星导航来，海军和船队才能走得出大洋啊！ 对于张瑞禧总指挥来讲，问题还不是10万美金没有了的经济损失问题，关键在于0区和04区的考察作业没办法完成。即使借用其他低端的定位手段完成了任务，也不能放心地确认。因为地理位置不准确。这台小小的卫星导航仪的故障，影响着远洋任务的整体进程和资料的质量问题。张总指挥的性子急，战争年代，他当营长的时候，一次战斗胜利，缴获了一些美式的无线电设备，他不会使，就叫几个有点文化的战士去摆弄，老半天还搞不出名堂，他一急，扒拉开人群，自己就去捣鼓。可是，像“卫导”这样一台仪器，计算机系统控制，电子集成块已开始应用，绝不是收音机之类无线电设备那么简单了。张总指挥瞭望海天，一脸的无奈和焦虑。 但是，就在“向阳红五号”船借助香港公司引进加拿大卫星导航仪之前，为了跟踪世界新的导航技术，自上世纪60年代后期，在我国早期无线电专家温启祥（后来解密后才知道）的策划下，投人了一部分科技人员从事卫星导航的研究开发工作。这种研发在原理上仍采用美国的技术路线，也利用接收美国子午仪上的卫星导航信号，只是硬件全部或大部分国产化。这种仿造外国先进工业产品的行为意识，首先起源于毛主席“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号召，近期目标在于节省紧缺的外汇资源，长远的意义在于跟上或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在战略上最终不受制于某些大国。毛泽东号召产生的热情，加上国防科学和工业的体制优势支持了相当微弱的电子科技领域的原创行动，1978年月，三名来自西国部研究研究所的工程师带着一台仿的国卫星导航仪了“向阳红十二号”船上，他们想利用远洋实战的机会，考验一下这台仪器。为了防止出故障，他们特意带了许多的备件，而且出航以来，他们一直与“向阳红五号”船上加拿大制造的“卫导”接收。 在“向阳红五号”船的航海指挥室里，一个大胆的方案提出来了：用“向阳红十二号”船的试验“卫导”作为主力中心定位，再用“向阳红五号”船的雷达测量“向阳红十二号”船定位时刻与“向阳红五号”船的距离，这样在两船保持同一航线上航行时，就可以较精确地推导出“向阳红五号”船的船位。工作做得仔细时，也能够保证作业精度。这个想法是航海长刘汉录提出来的，而保证作业精度的担子也落到了船长和他的身上。 张总指挥在指挥室拍板定音，而在几千米以外的“向阳红十二号”船的卫星导航仪试验室却开了锅。工程师们不是担心任务重了，完不成了，而是兴奋了。在他们的眼里，当决定由他们顶替进“卫导”进行定位测量，而不仅仅是试验之后，就意味着这顶“中国没有卫导”的帽子被扔到太平洋里去了！ 当时为完成太平洋科学考察任务，在船舶定位方面其实还有另外一套试验用的辅助设备一国产“奥米伽”系统。它是温启祥所在的国防部第十研究院第二十研究所和七机部广州750厂在美国封锁卫星导航技术的前提下，跟进欧洲先进科学技术，仿制的另一套远程定位系统。这个系统实际上是无线电长波定位“劳兰”技术的扩展。“奥米伽”在全球几个大洋大洲各自都设立了大功率超高天线的长波发射台，远洋船舶接收两个以上的发射信号就可以确定船舶的位置了。这种技术当时在欧洲已广泛应用，只是接收机对中国封锁，也很昂贵。中国通过香港商贸关系进了一台“奥米伽”样机，广州750厂就按照这台样机仿造了第一台国产“奥米伽”定位系统。这套定位系统也作为“向阳红五号”船第三次远洋的辅助定位设备上船试验。 广州750厂的三个技术员将这台高科技设备安装在驾驶台一侧的一个小房间里，可是无论怎么折腾，就是不如人家美制的卫星准确，仪器的硬件性能也很不稳定。只看到他们几个人经常打开机箱测这个焊那个，累得满头大汗。负责这台仪器的老沈是个杭州人，说话“嘟嘟”的，碰到人就说“不好意思，又坏了”，大家有时还戏称他“又坏了”。要不是仿制“奥米伽”不争气，说不定西安国防部第十研究院第二十研究所就不会上国产“卫导”研制项目了。就如同“向阳红五号”船引进的加拿大“卫导”不坏，就不会有国产“卫导”“出镜显摆”的机会一样，事物的辩证法就是这样因因相借地演绎着。 令人惊讶的是，本来认为不稳定，也会像“奥米伽”定位系统一样“又坏了”、“又坏了”的国产卫星导航仪，居然就在中国工程师们的手下变得稳定了，争气了！这台有五六个大机柜，几乎占据了“向阳红十二号”船整个迎宾厅（约0平方米）的国产子午仪，一直坚持到最后完成任务。这台“卫导”的贡献是巨大的，用一吨黄金做为英雄奖章颁发给“卫导”的设计者和操作者也不为多。但是那时候的国防科技人员都有极强的保密意识，对个人在科技领域的贡献也不事张扬，这份贡献究竟来自何人？多年后，我们才从一个简单的报道中看到，这套国产卫星导航仪，是由上海一个叫做温启祥的无线电专家主持开发的。 据有关媒体介绍：“他是我国最早的导航技术专家，中国无线电导航事业的创始人之一，先后为开拓和发展我国航空导航、航海导航、卫星导航与飞机着陆引导诸系统及其技术作出了贡献。由于他的卓越贡献，不仅使我国第一枚运载火箭全程飞行试验的靶场调查所需要的卫星导航船位得以实现，也由于他坚持不懈的开发和创新，从70年代起我国就跟踪发展了国产的导航技术，从子午仪到全球卫星导航定位系统（GPS）用户设备，已有多种型号、多种用途的卫星导航定位仪投人使用。同时还研制开发了卫星奥米伽等水面与水下等组合的导航设备。” 三、深海“淘宝” 第三次远洋把0区、0区作为考察的重点，所以出航后就直奔斐济群岛以西的0区考察，完成后再进人到0区作业。很显然，当时国内的技术条件仍然没有摆脱美国曾经采用过的基阵声呐模式，即把岛礁浅水区作为试验靶区选择的技术模式，当时0区在靶场设置计划中还并不是重点考察区，而是作为预备靶场考察设计的（后来到了第四次远洋前，才决定把0区作为第一颗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的靶场，列人再次验证性考察，第四次远洋就成了“定点之旅”）。 0区设在埃利斯群岛以西约800千米的海域，这里完全没有岛礁，没有浅水区，最浅的都有000米左右，最深的地方达到40005000米，这是“向阳红”考察编队三次进人太平洋以来，在作业海区选择上，设计的第一个深海区，当时是作为预备靶场或战术掩护而选用的。也许靶场调查方案的设计者们早就有预想，也许纯属偶然，中国的海洋科学工作者在这片深水区里获得了一个深海探宝的机会。 由于前述的“卫导”故障的原因，0区的作业做得非常艰难。在美、苏和英联邦的飞机、船的侦察干扰方面，也与前几次远洋不同，有时是面对面“肉搏战”。在一些连续站，考察队员们要连续工作0多个小时，苏联侦察船就像苍蝇见了蜜糖似的，粘上了就不走。抗议、拉汽笛警告，驱逐也不起作用。“向阳红”编队只好很不情愿地接受这些被钱烧得不行的海洋大国们的“贴身保护”。但是全体出海人员都有一个信念：这是为中国民族的强大，为祖国的崛起而做的事，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做或能够做的，是中央领导和全国亿万人民交给的任务。不管多么苦、多么累、多么危险，都要完成洲际导弹靶场的测量任务，这是铁定的。 “向阳红五号”船水文分队里有一个地质组，组里有七八个人，大部分都是从各大院校调任或分配而来的知识分子，是军人占多数的“向阳红五号”船属员中的“另类”。当时在称谓上受文化大革命影响，大家还不怎么称呼他们为科学家或工程师，但他们的确是中国第一流的科学工作者、有突出贡献的海洋科学家。 地质组的组长是林应信，这位有点广东潮汕音，在中山大学地理系地质专业毕业的中年人，却是广东人里少数的大方脸和硬脾气。他几乎参加了新中国建国以来所有国家和地方组织的海洋地质考察任务，足迹踏遍了中国沿海，特别对华南沿海更加熟悉。他也是“向阳红五号”船组建时的第一批地质专业工作者和业务主管，参加了首次和第二次远洋。在首次远洋期间，他所在的专业组，第一次从1907米水深处抓捕到深海地质样品。第二次远洋中，他们又打破了自己创造的中国第一，从600米深水区抓捕到了地质样品。也许是受前两次远洋地质调查成果的激励，第三次远洋中，远在北京的海洋学家和地质学家们愿意由“向阳红五号”船的地质工作者做一个探索，通过一台新安装的6000米国产电动地质绞车（由钢缆、可控电动机和采捕器组成）在深海大洋里抓捕锰结核标本，圆就中国地质学家们的百年梦想。 锰结核，是100年以前重大的海洋发现。187年月18日，英国“挑战者”号调查船在进行环球科学考察时，在大西洋中部加那利群岛西南00千米的费罗岛海域用拖网采集洋底沉积物样品，偶然发现了一种类似鹅卵石的硬块。硬块表面颜色呈暗褐色，直径多在15厘米不等，重量从几十克到数百克不等。此后“挑战者”号上的科学家们又在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其他的一些海域采集到了类似的黑色鹅卵石块。这些黑色鹅卵石样品被送到大英博物馆收藏起来了。大约过了10年的时间，在188年，英国爵士约雷默和地质学家雷纳教授才较为系统地对这些样品进行了分析研究，发表了研究报告。因为这种黑色硬块的主要成分是锰，把它正式定名为“锰结核”。1961年，苏联“勇士”号海洋考察船在印度洋的深海底，再一次发现了数量颇为丰富的锰结核，后来，又在夏威夷西南部水下800米的地方捞起一块重达000千克的锰结核。 科学家们通过这些从各大洋采集到的锰结核样品，分析了锰结核的成因、分布等规律。发现他们一般分布在水深0006000米的海底表层，其形态各异，大小不等，结核表面颜色呈黑色或深棕红色。有的表面较为光滑，有的则呈粒状。太平洋里锰结核丰富区位于太平洋北纬6！0度，西经110！180度之间，其宽度约00千米，面积约为1080万平方千米。这里是一个比较平缓的、广阔的深海丘陵地带，水深在005900米之间，海底沉积物多为硅质软泥和黏土，有利于锰结核富集。这个海区的75以上海底为锰结核所覆盖，分布密度在每平方米10千克以上，因此，日本人称这个海区为“锰结核的银座”，美国人则称之为“世界海底锰之路”。大西洋的德雷克海峡以及斯科特海和北大西洋西南角的海域，印度洋中的锰结核则更多地集中在深海盆地之中。 随着人类对矿产资源需求的日益增长，一些国家纷纷到海洋里寻找锰结核资源。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日本、德国、比利时、意大利、瑞典、荷兰、挪威、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等国家纷纷卷人锰结核的勘探活动。这些国家不惜耗费巨资和人力进行调查勘探和可行性研究。美国有4个财团，先后投资亿多美元，从事大洋锰结核资源的研究开发工作。日本也是对海底锰结核研究开发最积极的国家之一，先后投资8000万美元，制定了9年研究开发规划。法国打算当陆地矿产资源枯竭时，锰结核有可能成为法国工业原料的重要来源之一，从而保证法国矿物原料的长期供给。法国甚至认为，即使从经济上说，锰结核永远不可开发，也永远得不到利用，但在这一领域的可行性研究上所花费的费用，也能产生实际的积极效果。比如可以促进海洋工程技术和矿石冶炼技术的发展等。德国在中太平洋北部申请了一块矿区，以满足德国0年内对镍、铜、钴、锰的大部分需要量。苏联则是第一个申请先驱投资者的国家，为了本国的利益，有意识地寻求一些海底矿产资源。 中国是一个缺锰的国家，中国的深海科学研究在“向阳红五号”船之前是一片空白。中国海洋科学家们的百年梦想，就是要像英国的“挑战者”、苏联的“勇士”号那样，从深海中抓捕到锰结核样品，开展大洋科学研究。远在北京的海洋学家和地质学家们在国外有关资料中看到，“向阳红五号”船所在的0区的地理位置，也是深海富锰结核矿区，并已具备能力获得样品。这个机会是中国的地质科学家们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中国或许通过正常科技工作申请，10年0年，甚至50年也不一定会专门派一个地质专家来太平洋采捕锰结核。于是，他们向国家海洋局提出了“深海探宝”获取锰结核标本的建议，国家海洋局即刻给“向阳红五号”船下达了获取深海锰结核样品的指令。 实现这项特别指令的就是水文地质组组长林应信和黄乐耍、阮华弟、陈德祥等。 这是一个增设的大面观测站兼地质取样点，连续观测时间为1小时，编号是015站，资料显示水深4800米，地理位置是：东经171度0分，南纬6度整。 6000米水文紋车轰轰地启动了。 它带着一只“深海抓斗”，国际名称为采捕器，类似于现时挖土机两个泥斗的合成，深海抓斗上有一个机关与钢缆连着，抓斗下潜着底后这个机关松开，然后靠钢缆提升的力量收紧抓斗的豁，两斗合牙就能抓到海底的样品。在中国还没有深海电视抓斗的上世纪70年代，这种深海取样完全靠收放绞车纲缆的海洋调查人员的手感判断。一般钢缆放到离海底约近百米时开始减速，细心体察抓斗着底时传导到几千米水面的那一点细微的震动。钢缆长度放多了，或者海底不平坦，都可以导致深海抓斗抓不到底质样品。放少了又没有着底，更抓不到底样。现代人们时常说，上天容易下海难。难就难在深海漆黑无边，压力巨大，每下潜10米，就增加一个大气压，5000米就是500个大气压，一根水桶粗细的木头到了深海很可能变成一根筷子大小的木棒。人类征服深海远比征服太空难得多。 由于第一次和第二次远洋的成功，林应信仍然指挥着这次深海取样的任务。张着豁嘴大牙的深海抓斗随绞车钢缆以每分钟约10米的速度往深海下潜，约一小时后才接近海底。林应信不苟言笑，他整天在甲板上做大洋取样工作，这种与深矿挖煤异曲同工的工作，几乎把他从中山大学古老榕树林阴下4年蕴蓄的那点文雅掏了个光净，整个脸部和手臂全都像镀了一层油彩。他穿着“老头衫”（一种配发的白色圆领汗衫戴着草帽的时候，你绝对想不到他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当他那双经常拿捏钢缆、摆弄深海抓斗等铁器的手，夹着一根被汗浸湿得抽不动了的劣质香烟时，就夸张地向人们传导着这样粗矿的信号。然而，的确没过多久，中国在10年之后用来向联合国海底管理委员会申请太平洋锰结核矿区开辟资格，第一块显示着中国开展研究历程的锰结核，就是由他领导的这个地质组完成的，他亲手写就了中国大洋深海采矿科学研究的第一笔。 不过，这时的林应信仿佛并不走运。当他指挥着钢缆操纵员往深海里提升钢缆，以为抓到了他梦想的宝贝时，他却只获得了深海的一点黑不黑白不白的沙粒，别的，什么也没有，近个小时几乎一无所获。 第二次，他换了一班，由陈德祥领班，继续往深海进军。这时已进人了夜晚，绞车将采捕器提到甲板的时候，林应信仍然没有看到那个梦的实现。时间又过去了近个小时。“向阳红五号”船按计划会在这个深水站点停留1个小时，他还有两次深人大洋的机会。 他开始安排第三梯队，由阮华弟领班。这是一个身体和耐力都非常强壮的中年海洋水文队员，当年8岁，一浓烈的湛江普通话加上那副铜盘般的大脸，总给人一种不惧风险、坚忍不拔的信心。 前任两班的两次取样失败不得不让他思考。深海抓斗尽管国际上也使用多少年，但中国生产也就几年的历史，深海抓捕的经验也是只他们这几个有。近海的抓也的，到深海抓物一猛结核，其“牙”的力量是否够？放下海底后是否能够平稳着底都是值得思考的。在深海抓斗下海之前，他仔细在甲板上研究这个采捕器的结构。猛然，他有一个灵感，想起少年时长跑运动往小腿上绑沙袋的做法，就去与林应信商量改进深海抓斗的想法。没想到林应信也在捉摸这事，两人一合计，就搞出了一个在深海抓斗的两边各再加装一块铅板的设想。一方面加强抓斗人水和触底的稳性，另一方面又加强了着底后收抓取底样的力度。俩人说干就干，不到一个小时，就把抓斗改进好了。阮华弟说：“深夜了，你去休息吧，两小时后我来叫你。”已过40岁的林应信真也累得不行了。他把刚刚为固定铅板扭完钢丝的虎钳往阮华弟手里一放：有好和下了这里阮华弟已启动了绞车，下放深海抓斗的时候，因为加了两块铅板的重力所致还觉得快了一点。 深夜，了红十二号”船外，没有任何其他灯火，连很“勤快”的苏联侦察船也“累”了，不知去了方前甲板是，海水和不水人，也在加采水器和海计。他了一点用肉罐头做的面条正精神抖擞，还有几个水手正在钓着鱿鱼。太平洋里鱿鱼和鲨鱼常常是非当班船员门的超级海鲜夜宵。 凌晨点的时候，阮华弟和助手赖信文把深海抓斗提到了甲板上，阮华弟很希冀会出现奇迹，可是他也认为自己不会那么幸运，而且在深海抓斗提升到甲板上的那一刻，他看到的情形也没有特别的不同。连一根草都不带的深海抓斗像往常一样被几千米水深的海水洗得干干净净，连绿色的油漆都洗没了，抓斗周围都是干干净净的，还能有什么奇迹？ 但是，他还是很急切地想把它打开。深海抓斗上面有一个封闭活动的盖，阮华弟用手指轻轻地揭了起来，在三舱明亮的典钨灯下，他看到了几颗土豆大小的深褐色的球状物质。“嗡”地一下，他立刻兴奋了，“赶快叫老林，快！快”他吩咐着助手。 林应信起来了，他从三舱底到作业甲板要爬两道梯，他一步两级爬到甲板后，阮华弟已经把锰结核取了出来，一共五颗。 历史记住了这个时刻和地点：1978年4月日凌晨，东经171度0分，南纬6度整，中国“向阳红五号”船在英国“挑战者”号105年之后，在太平洋埃利斯群岛以西4784米的深海，获得了第一份锰结核样品。这是来向底底的宝”。 四、刀之光剑之影 1978年，是美、苏“冷战”的高峰年代。 中国“向阳红”编队第三次东出第一岛链后，两个超级大国都意识到了中国这两艘神秘船只对将来中国的，起大的侦察力量甚至海军“巨无霸” 来的。两个级大在战”得不相上下，难舍难分，看到中国人到来，突然都停下手扑向中国“向阳红”编队的时候，中国唯一一艘可以支持远程作战的新型导弹驱逐舰因事故而舰毁人亡。同“向阳红五号”船一起出海的海军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陈德鸿，实际上是一个未带一兵一卒的“光杆司令”。包括陈副部长本人，40名中国海军、船员和科学家全部暴露在武装到牙齿的美国、苏联、日本、新西兰等多国海军面前，一旦“出事”，中国唯一可以向国际社会讨还公道的理由就是“他们是中国海员”。 第一次出现紧张对峙是月0日。编队出航15天，进人到太平洋中部所罗门群岛北部赤道附近。下午点，苏联一艘侦察船突然出现在编队前方，航经“向阳红五号”船的正横位置后，又突然掉头尾随而来。这艘船约有000吨，取名为“金刚石”号。苏联在太平洋中部没有建立海军基地，“金刚石”号要么从越南的金兰湾来，要么从海参崴来。它的航速显然比“向阳红五号”船快，但也必须事先获得“向阳红”编队的情报才能跨过几千海里等待在航线上。这说明，“向阳红五号”船无论怎么保密，对于“冷战”时期与美国海军在太平洋对垒、有着强大侦察系统的苏联来说? ?也是没有作用的。 4月6日编队进人到第二作业区的傍晚，“向阳红五号”船正在停泊作业，水下放着一长串仪器，100多人在甲板上吃晚饭。落日映在海面上，与天上的一片残云相映，组成赤道附近海域常见的美丽景象。赤道附近因为很少有风，海水平展得像绸缎，有几条大鲨翻腾着在抢食船员们吃不下的饭菜，几个钓鱼有方的船员，躲着船长的眼光正准备往下扔钩，以在晚上值夜班的时候，偷着弄一顿鲜鱼翅面条吃。 突然，驾驶台出现了一点骚动，总指挥被急切地请了上去。原来，负责水深测量的重力组值班员报告，水深突然出现异常。000多米水深一下子变成了几十米，而且回波信号强烈。总指挥和船长都是老海军，他们立即意识到一定是潜艇在船底下。不知是哪个国家肯如此给面子，把一艘潜艇悄悄地潜到了船底下面6070米处。当时“向阳红五号”船的干舷上，水文工作者操纵着水文绞车正每100米放一个海流计，放到1000米深的海下无流层，以观测不同层次的流向流速。采水器也在采水，这些都是正常开展的海洋调查项目。潜艇下潜的目的分明是到深海去观察“向阳红五号”船的作业情况，或者更加隐藏着侦听船上的某些机密信息。总指挥张瑞禧要大家不要慌张。他的理由是：潜艇是不敢在船底下顶我们“肚皮”的，要是对“向阳红五号”船实施鱼雷攻击呢，早就动手了，不用等到你发现了它才下手。同时，“向阳红五号”船和“向阳红十二号”船，都没有在太平洋公海上做违反国际法的事，正常的海洋调查是科学活动，是受国际法保护的，也是美国和苏联两超级大国自己时常在世界各海域开展过的。但是在水下6070米深的这个钢铁怪物，究竟是“谁家的孩子”却不得而知。指挥员们在大胆想像推理，一些驾驶也在。在和二洋，美侦机侦察，因我国外交部曾向美国外交部提出过“照会”、“抗议”，可能是为继续侦察中国编队寻找外交理由，也可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搞错了什么情报，而且“猎户星座”号飞机的空中侦察显然难以核实，才派潜艇来的。指挥员们如是推断，这艘潜艇就可能是美国的。若是美国的，一定也来自太平洋舰队的夏威夷或关岛的美国海军基地。而苏联潜艇得从海参崴来，长驱000多海里，还必须是战略核潜艇才有这个自持力和续航力，不是特别重大的事，苏联动不了那些“大家伙”。也有些人猜测，要是苏联人的核潜艇刚好在太平洋训练或执行别的什么任务，刚好赶上了，与水面上的“金刚石”号一呼一应也不是不可能。 几十分钟后，潜艇离开了，水下又恢复了正常的水深显示，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当然永远也搞不清楚究竟是谁家的潜艇。指挥参谋只是把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作了记录，然后也向北京指挥机关作了报告。但谁都明白，由于这艘不明国籍的潜艇的出现，加上美国侦察飞机、苏联侦察船的“陪伴”，“向阳红”编队所面临的海上安全形势更加严峻了。人人心里都揣着一个事：飞机在头上，潜艇在底下，侦察船在旁边，下一个又是什么？ 1978年4月6日，当地时间下午点5分，“向阳红五号”船在0区（东经17度0分，南纬8度40分）作业时，一艘约500吨的可疑船只突然出现在视野里。经侦察员识别，这是苏联现代化的侦察船“海滨”号。与前几艘相遇的侦察船不同的是，“海滨”号是专门派来侦察、骚扰“向阳红五号”船的。它一点都没搞错，一上来就跟踪着“向阳红五号”船，相距400！500米，“向阳红五号”船走，它亦走，“向阳红五号”船停它亦停，像个“跟屁虫”似的。“向阳红五号”船漂泊（漂航）作业时，它就围着转，转几圈又停下来，有时还向“向阳红五号”船恶作剧般的低速接近，用俄语和英语叽里哇啦叫，搅得张总指挥很烦恼。“向阳红五号”船多次向它提出警告，它不理。总指挥就调动“向阳红十二号”船，当它要接近“向阳红五号”船时，就以船吨位大、位置优势堵截“海滨”号，迫使“海滨”号不得不转向，不得不距离远一点漂泊。但它还是跟着不走。有一次“海滨”号可能遇到了什么节日，一反常态地在公海上挂起国旗、海军旗、作业旗，人员着海军礼服，从“向阳红”编队一侧驶过，好像了解到了“向阳红五号”船也是军人，气我们不敢穿军装似的。这次举动，把老海军出身的总指挥张瑞禧和船长倪树森、政委侯华清气得不行。总指挥在指挥台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老子要是手上有鱼雷，非揍他不可。” 这当然是开玩笑。不过，在张总指挥和船长心中，要设法捉弄一下苏联“海滨”号船，必要时甩掉这个“尾巴”的“金蝉脱壳”之计正在。 5月日“海滨”号仍在一旁跟踪，只是它学“聪明”了，不是刻板地跟着编队走，跟得很累而且耗油，而是在距离我编队约0千米，往返测量重力线的线段中段守候，以逸待劳，非常得意。我编队已有56天是连续这样有规律的航行了。总指挥分析，“海滨”号一定认为他们发现我们的行动规律了，可以出“金蝉脱壳”之招了。凌晨4时，海面一片漆黑，编队走完0区的最后一条测线，开始从0区到04区转场。张总指挥决定利用这个机会甩掉这个尾巴倪树森船长按照总指挥的决定部署两船的无线电通讯设备和雷达全部实行海军规范的“无线电静默”。编队内部通信采用灯光和旗语。“甩尾行动”开始！总指挥命令两船加速向东北方向的04区航行。两小时后，“海滨”号在中段守候不见“向阳红”编队返回，可能打开雷达搜索，但这时“向阳红”编队因为正好向远离“海滨”号的方向行驶，至少就已距离“海滨”号50海里以上了。张总指挥判定：“海滨”号的雷达最多只能搜索40海里内的目标，它的电子侦察只能侦察到有电磁波发出的目标，苏联人的脑袋只能分析有规律重复出现的事物，它油舱里的燃料油只够它追赶00海里。“向阳红五号”船的行动完全超出了它再度跟踪上来的基本条件。总指挥估计得十分准确，“尾巴”成功地被甩掉了。 编队进入04区（美国控制的贝克岛东北方00海里处），在这里分别进行了重力测量，水文测量和水深测量，无碍无阻地作业了整整8天，不仅苏联船没了踪影，连反应最快、最舍得花本线的美国“猎户星座”号反潜侦察机也不见了。作为靶场选择战术隐蔽区的04区，真的“隐蔽”了。 然而，太平洋里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并没有结束，中国冲出第一岛链的行动引起了许多国家的连锁反应。日本也派出侦察船在我编队返航的路上实施跟踪侦察，一些不明国籍的飞机经常擦身而过，未及记录到舷号就溜走了。 5月7日晚上9点40分，我编队从苏禄海过菲律宾民都洛海峡，进人南海。船员们终于体会到一点靠近祖国的轻松和宽慰，船长倪树森吸着一支烟，正铺开纸起草电报，报告国内指挥机关“向阳红”编队即将进人南海的消息。这时，海军侦察员报告：美国“企业号”航空母舰从菲苏克地动，编队危机突如其来，出了什么问题呢？来不及想许多了。 美国人通过卫星和其他侦察手段，似乎发现了中国“向阳红”编队的行踪。总指挥立即上到指挥台组织应急指挥，船长倪树森拉响战斗警报并立即拿起广播话筒通知全编队人员按战斗部署各就各位，非当班人员不许到甲板活动，准备应对紧急情况。“向阳红五号”船只有自卫的四挺高射机枪安装在船头和船尾，所谓的枪帆班十来个战士全部只进行了海上目标的实弹射击，对空中目标没有人开过枪。但是他们面对着千倍于自己的对手也没有示弱。几名战士迅速扒掉枪衣，装好子弹，把枪摇向夜空，准备战斗。同时总指挥张瑞禧还果断命令：“取消无线电静默程序，打开雷达搜索“航母”，向海军作战部及时报告情况。” 紧张的时刻来了，天气却非常糟糕，没有月光，云很低，像要下雨似的。这时雷达班长胡长香测量报告，“企业号”距离我16海里。在驾驶台上，总指挥和船长可以用望远镜看得到“企业号”航空母舰甲板上正在起降的飞机了。说话间，一架飞机摸黑从编队右侧穿来，穿云破雾，轰隆巨响越过上空，飞行高度约800米，从航速判断不像是速度比较快的战斗机。另一架则从“向阳红五号”船的后方1000米高度飞过，飞机强大的引擎声震得驾驶台两边的玻璃钢天遮（遮雨棚）嗒嗒直响。海军侦察员分析，这是轰炸机。雷达显示：编队正好是与“企业号”交叉航行，航母速度达到了0节，很快从编队前方驶人南海中部方向，没有停顿下来与中国“向阳红”编队对阵的意思，飞机也没有再来。“向阳红”编队也没有减速，仍然向西北，往中沙群岛方向驶去，双方在夜里擦肩而过，相安无事。10分钟后，总指挥解除了战斗部署。 国航母南海行，这，与“向阳红”编队相遇，也可以说是无意之中的巧遇。有些指挥员们分析：训练固然是训练，可是早不训练晚不训练，偏等到“向阳红”编队来了才训练，其中不乏有阻吓、侦察我编队的含义。也有一些指挥员判断：别把美国大兵想得那么敬业，他们经常犯错，“向阳红”编队在夜间看，与普通的商船队没有两样，红外雷达也发现不了船上是否有重力仪，是否有几部特殊的电台等等，说不定那些大兵真以为是两条普通的商船呢！没有两军交，的往往。（未完待续） 第八章瞄向太平洋 一、定点数据 1978年，在我国政治生活上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邓小平任军委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1月18日至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向世界宣布，中国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在国务院系统里，一批老帅开始恢复工作，叶剑英同志被分配主抓军委和中央专门委员会的工作，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同志复出后团结带领广大干部和科技工作者，大力拨乱反正，全面整顿，很快恢复了国防科工委的正常工作秩序。他集中精力抓洲际导弹及“718工程”，创造性地建立了工作中的总和政总，使这时期“718工程”进展很快。 第三次远洋结束后，国防科委副主任、导弹专家钱学森及第七研究院的赵少奎等专家，对弹着点定位的技术方案进行了重新论证，认为原设计考虑用基阵声呐测量弹着点的方案，不适合已进行过考察的太平洋四个海区使用。四个海区的平均水深都超过了000米，较浅的第一区都达到近000米，而基阵声呐设备的水下耐压强度最大只有00个大气压，按每下潜10米就增加一个大气压的水体物理性质，采用基阵声呐超过 000米水深就超过了00个大气压，并且经几次太平洋现场声呐试验也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因此，第一次远洋和第二次远洋详细调查过的01区基本放弃。这时候，第七机械工业部“718”研究所测量水柱的雷达研制技术出现了较大的进步，这就意味着用雷达方式测量导弹人水的位置就不用考虑水深，只要把海区的流向、流压、水文气象等因素搞清楚，加上航空摄影补充就可得到相对比较准确的记录弹着点的位置。这种水柱雷达测量方案，美国没有用过，因为美国的洲际导弹试验都在太平洋的珊瑚礁盘上，水深符合基阵声呐的工作条件。但苏联的洲际导弹试验都是在太平洋的洋面上进行的，他用的是雷达定点测量方案。 国防科委准备把处于深水区0区和0区（预备弹着点）作为弹着区，重点补充考察0区。由于前三次远洋都没有把0区作为重点，必须立即组织第四次远洋，详细考察（0区和0区预备区）。这就是被称为定点之旅的第四次远洋的出航动因。 二、“疲师”再远征从第三次远洋5月0日结束，到8月18日第四次远洋开始，中间只间隔了78天。第三次远洋是整个“718工程”海上调查任务用时最长的一次远洋，人员特别疲劳。早在航次结束之前，政委侯华清那里就排出了一个各部门负责人休假的名单，各部门长那里也有各专业班组的休假名单。一些人提出了国庆节结婚的申请，一些士兵希冀着恢复高考了，抓紧复习在秋季报考上大学。或者按照部队的规矩，由组织推荐上军事院校的指标也该下来了。 但是第四次远洋备航的通知不由分说地下到了船上。全体“向阳红五号”船花名册上的那些人除了三个开交通艇的船员可以留守，将再一次开赴太平洋。军人以服众命令为天职，船上的非军人呢，无一例外，以服从国家需要为天职。 第四次远洋的总指挥是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的副局长张硕。张硕是一位山西籍老资格的军事干部，199年参加八路军炮兵部队，1945年随“四野”部队进人东北，曾参加过四平保卫战，平津战役和衡宝战役，还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朝后回国驻防广东虎门，后调到南海舰队司令部作战处。进人国家海洋局后走遍了南海三省区沿海。别看张硕资格老，在四平战役中还负过伤，左腿行动不大方便，但他稳重而踏实、平易近人，有时候还有点小幽黙，很快就适应了远洋生活，与船员们打成一片。为了保证指挥系统的业务延续，他还带来了两位有经验的业务参谋，一位是航海参谋李立新，另一位是有过远洋经验的指挥参谋陈天才。船长倪树森和政委侯华清仍然领军前行，“向阳红十二”号船的船长政委以及全船0多名船员依照第二次、第三次远洋模式服从国家需要随“向阳红五号”船再次进军太平洋。 这时候，“向阳红五号”船的人们，也包括参加了两次远洋的“向阳红十二号”船的人们，对于执行神秘的远洋科学考察任务的新鲜感、 的务的，的和的疲惫而降低了热度。连续的、旷日持久的、单调的海上生活不断地考量着人们的精神韧度。 “又规避了一次台风袭击！”吃晚饭的时候，航海长刘汉录很随意地跟大家说起这一两天的海情。大家也仿佛没觉得有什么惊奇，“哪里有什么台风的感觉呀，天上多了一点云彩而已”。 “又过了赤道了！”曾经是无数中国航海者的兴奋点，是中国海军军人的梦想。如今大多数人也都记不起它了。过赤道怎么样？无非海面平静一点而已。 在当年航海学校里还在教授船长、大副如何从台风的死亡右半圆转进生命希望的左半圆时，“向阳红五号”船已经做到了在480千米之内看着台风如何野蛮地逞威风，自己却可以像姜子牙玩弄小妖魔一样在一旁得意地冷笑。对久经大洋风雨考验的“向阳红五号”船来说，想预报一个台风和规避一个台风都成了像吃饭那么容易。 在当年的海军将军们还在梦想着如何出岛链、过赤道的时候，“向阳红五号”船已6次迈了过去，有5次竟然是毫无声息、没有激情地就过了。新提拔的航海军士长秦伟荣是有点艺术细胞的上海知青，看着太平洋上起伏的涌浪和一群群翻滾的海豚自言道：“我多想去内蒙古，在草原上赶着一群牛羊，然后唱起骏马，奔驰在辽阔的草原……多么辽阔宽广的草原啊！”海上闷了，腻味了，想象出草原一定就不腻味，不烦闷。纯属这山望见那山高！ 张硕总指挥就是要带领这支有点疲惫的队伍，完成“718”工程靶场选址的最后任务。 1978年9月5日，“向阳红”编队经过1天的连续航行，再次到达0区，图瓦卢共和国西部约1000千米的海域。 9月份的南太平洋，却不是人们想象的天高气爽的秋天，而是春季。赤道南北在季节的分别上是刚好相反的。按“向阳红”编队所处的地理位置上分季节，这里正是初春。但是，太平洋显然看不到桃红柳绿，莺飞草长那种生动的景象，甚至也没有连绵的阴雨。长期无奈地感受域外的这一层“春光”，会时常想起范仲淹的绝唱：“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静影沉璧……”千年洞庭之光色，万里太平洋之。，队们时想这，想人，在细细地领悟、品味大自然给予的恩赐的同时，也想起自己的工作责任，想国和人，时感到，时感到，的丝的牵挂伴随着宏阔万里的编队行动随波荡漾。 编队每天都在航行测量，有时候又停下来漂航采取水样和地质样品。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侦察机照样来来去去。整个编队都是分四班或三班轮换转动着这部调查作业的大机器，搜寻着这里的波声浪迹、云雨风情。 三、“男人国”的乐子 “拱猪啰，今晚谁当猪？”晚饭后的走道里，人们经常会发出打扑克的邀约。 打扑克是船上最常见的一种娱乐。一种在北方流行到船上的“拱猪”游戏在船上大行其道。这种游戏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都可以玩。玩输了就是“背了猪”了，“记账员”会在他的名字下画一个“猪头”。进一步的惩罚还有“钻桌子”和“夹耳朵”。这种惩罚无论干部战士，官大官小一律平等。首长的肚子大不便于钻桌子，也必须夹耳朵。一场“背猪”之后的夹耳朵，要等到下场别人“背了猪”才能替换。有人使坏“整人”就慢吞吞地出牌，好让别人多夹一会儿。更还有言语上相互挑逗的快乐，你笑完我，接着下一场我又笑话你，高级首长“背了猪”了一样也要受到言语上的挑逗，生气就不大度了，不好笑了，不是海洋人了。 钓鲨鱼是第四次远洋中的一大亮点，但这只能在漂航的时候才能进行。第一次远洋和第二次远洋张总指挥还不允许钓鲨。是因为当时对鲨鱼的习性还不很了解，钓鱼人也没有经验，一名同志被刚钓上来逞威的鲨鱼划伤了胸肌，险些出了大事故。亏得是轻伤，要是受了重伤而船上的医生又处理不了，就得申请靠外港，那就成了国家级国际性的大事故了。因此，船长和总指挥严禁船员们钓鲨鱼。第四次远洋中，张硕总指挥网开一面，批准可以组织一些有经验的船员钓鲨，钓到了就把鱼翅割下来当场煮汤喝，把鱼肉割成一条一条晒起来，供人们煮稀饭吃。这比从陆地上带过去的冰冻鱼要鲜美得多，也给单调的远洋生活带来一点乐趣。太平洋的鲨鱼大概见的“世面”少，扔下去什么都毫不迟疑地一咬定，而且根本没有前车之鉴的智慧。刚才被钓起来的鲨鱼，因为挂得不牢而掉下海后，回过头一样咬你扔下去的同样的诱饵。什么猪皮、鸡头、鱼头，一概如狼似虎，不挑不捡。 “放电影啦！，今晚《小兵张嘎》”晚上七八点钟的时候，副政委李银柱会打开广播招呼一声。 当年没有录像机，全部是毫米的轻便放映机，一次出海能带十几部电影，什么《小兵张嘎》、《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智取威虎山》、《第二个春天》等等。一次放得过瘾时可以放三部，看过了也可以从头再看，有的看到连台词都能背了，电影人物也找到船上的“替身”了，因此生活中常常出现用电影语言会话的乐趣。重力测量组的战士刘爱华因为会理发，又姓刘，就被叫成了《海霞》电影里的台湾特务“刘阿太”，弄得这位热心的服务者无可奈何。主机军事长张泽兵，因为个子矮小被叫成《智取威虎山》中的“小炉匠”。当遇到有什么好吃的东西被别人抢着吃了，那就肯定会背出一句《小兵张嘎》中日本翻译官的一句台词：“老子到城里下馆子都不给钱，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种种，常常能激起一串串的笑声，缓释着人们旷日持久的单调和寂莫。 “向阳红五号”船在历次远洋中，都主办一张《海洋小报》。《海洋小报》为单面八开油印。约每周一期，每期发行约0份。主要的内容是一周以来船上发生的重大事件，一些海上大家必须执行的决定和指示，也包括一些好人好事之类的表扬。别看这种报纸发行量小，又是自办油印的，却是鲜活地反映船上现实生活的唯一载体。办报人就是身边的人，说的是身边的事，很亲切。远比国内那些充满政治术语的新闻好看好听。负责《海洋小报》编辑工作的是副政委李银柱，但编辑工作则是临时“抓公差”，抓一些船上文字功底好的、字写得好的干部或战士来，一边改稿一边刻蜡板。由于刻蜡板非常慢，海上晃荡起来更难以操作，加之还有版面限制的原因，编辑们很喜欢登载一些诗歌。久而久之，船上的“诗人”便多了起来。 如第二次远洋，在海上过“五一节”时，两位“诗人”写道： 当东方射出万道霞光 我英姿飒爽地站在甲板上 今天是国际劳动节 我热血沸腾，心潮激荡 巨轮披上了金色的霞光 大洋，翻腾着喧嚣的波浪 海风，夹着战斗的喜讯 浪花，凑出胜利乐章 硕果满船装 告别太平洋 君问何处去 重返我故乡 五洋任我跨 捉鳖何所难 待到秋月朗 再来取宝藏 在工作最艰苦最接近尾声的时候，每日三餐已经没有青菜了，只能补充维生素片（一种很难闻的药片），豆芽也吃得怕了，鸡鸭鱼肉都变了味，日子非常难熬，想家的情绪与日俱增。一天，海洋小报》登出一篇描写航海部门工作的“短通讯”（全篇不过三百字），开头第一句就描写船长最近下达的命令：“航向00度，返航！”从南太平洋朝00度的航向走，就是回祖国的方向。仅这一句，就让一位当年在气象探组工作的年轻干部李为华兴奋异常。他工作的区域是船尾探空房，生活大多在第三舱，一天不过在甲板上走几次，大部分时间不见天日，不知道船往那里走，是漂航还是航行也都麻木了。当远洋小报》上登出返航的消息时，他的精神一下子活跃了，激动了。就这一点事，他过了0年也不忘！太平洋的海上生活个人化一点的主要是看书。看书的书源来自于副政委管理的一个小图书室，大多是从海军黄埔岛军人俱乐部借来的，一部分是出海前到新华书店买的。1978年的文艺界已经逐步解禁，古典文艺作品开始再版，《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已到了船上。不过这些书多数是繁体字版，使很多经过了六七十年代文字改革的人难已接近。文艺界复兴后开始出版一些现代文学作品，伤痕文学开始露头，有苏叔阳的《春雨潇潇》、刘心武的《班主任》、王蒙的意识流小说《夜的眼、《风筝飘带》、海的梦》等。这也只是满足船上少数文艺爱好者。比较大众一些的文艺作品，主要是解放后出版的抗战、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题材的作品，如《红岩》、淋海雪原》、《保卫延安》、《红旗飘飘》、《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我的前半生》等等。西方的文艺作品如《茶花女》、《葛郞台》、《老人与海》、《悲惨世界》、《红与黑》等也搬上了远洋书架。不过，它们无论是伤痕文学、古典文学还是外国文学，这些作品由于与“向阳红”编队远征太平洋豪迈而艰苦的海洋生活距离遥远，缺乏文化上的认同感而和者寡。当年如果有《哥伦布传》、《库克船长》、《郑和传》、《太平洋战争》、《到天边去探测奥秘》这些作品出版，那一定会有不同的效果。 “向阳红”编队一次出海00400人，全部是男人，0岁以下的青年人占绝大多数，私下里这些现代青年人有多少关于女人的浪漫怀想？在出航前写往全国各地的信件中，有过多少文字无法表达的柔情蜜意？已经无从查考统计了。但在气象观测组的暗房里，经常会出现一些冲晒的姑娘照片，有些还放得很大。这足以透现这个太平洋男人国里尚有着人性本真的私密、浪漫和好奇。 四、星宿之“恋” “向阳红五号”船上的专业有几十个，高科技、高难度的也不少。可是没有专业工作能够比得上“测天”那般“上瘾”，也没有人能够比得上航海干部们那般豪迈豪情。 天上的恒星，相距地球少说都有几亿光年，“测天者”只须架上一架六分仪，说把他“拿”下来就“拿”下来了，并且还能够把它放在天与海的分界线上来回摇动，直到它与水平线完全相切才肯放手。一颗离地球几亿光年的恒星，少说也要比地球大一亿倍！在航海家们的手中，它就是一只随意挥洒摆弄的蝼蚁！ “向阳红五号”船的航海家们，因为经常拿着一架六分仪测量天体的位置，人们就叫他们为“测天者”。 地球的运行规律本已够人们百思不解的了，“测天者”却能了解到天球上的天体。把天上100多个一等星背得烂熟，而且知道他何时升起何时落下何时处在最佳的测量位置。他们经常在驾驶台转动着“天球仪”。毛泽东曾说“坐地日行八万里”！那还只是世界眼光，我们的航海家们却是宇宙眼光，坐在驾驶台，转着星球仪就等于坐地日行亿万光年了！ 驾驶台一侧的海图室有一张《第四次远洋调查航线任务图》，这是“向阳红五号”船图像化的任务书，也是航海保障的“联络图”。航海部门要靠在这张图标示的各个点和线上航行或漂航，并向各个专业作业的船。 在第三次远洋中，出现了“向阳红五号”船的进卫星导航定位仪失灵，不得已动用在“向阳红十二号”船试验的国产“卫导”与雷达联合定位才完成任务的情况。第四次远洋仍然使用这台加拿大制造的“卫导”，它存在计算机技术上的先天不足，航海长刘汉录觉得心里很是没底。中国洲际导弹试验规划的几个弹着区都是远离南太平洋岛礁的洋区，没有岛屿作为目标来进行陆标方位距离定位。唯一，也可说最为保险的就是用天体定位。 但是在技术论证上，刘汉录是没有可能为太平洋天体定位在“718工程”落点测量提供船位上争到主席位的。天文定位是用人工原始方式确定船位，要通过一架六分仪用肉眼测定星体与海平面的几何夹角，经过用计算位都在太阳落下，而黑暗尚未到来的瞬间进行。天体定位是一种古老的定位方式，郑和下西洋使用的“牵星板”就是这种方式，古代航海家们在大洋中唯一能看到的相对固定的目标就是天体。这种天文的方式，只有在无技术台卫，才会变得不精确而不常用。即使这样，天体定位仍然是航海学院学生的必修课，也是一个合格的航海长的基本功，在当年的远洋商业船队中，还普遍采用天文定位来导航。另外一个需要就是，它既是最原始的，也是最保险的，当船舶在海上遇到意想不到的灾难，所有的电器仪器都失去了作用的时候，要求确定船舶在海上的地理位置，最靠得住的就是天定位加拿大进的总坏的卫星导航仪和仿制不成熟的“奥米伽”定位仪显然给这位航海长找到了一个强化训练天文定位的“借”。同时，作为一名负责任的海军航海干部来讲，从实战出发，从最坏处首眼，也要学会实时快速抓取大洋船位，这是不需要动员的。海军作战部把一批批航海干部和作战参谋派往“向阳红五号”船出海，协助刘汉录工作，实际上是在为将来远洋的军舰训练航海长。当年海军的一批航海干部们实际上只在中国近海出海训练，很难有抓取天文定位的时机。因为航程短，天气不稳定，很难碰到既是黄昏，又是在海上的好天气。来到大洋后，他们个个都觉得机会难得，要好好地训练一下自己的看家本领。 刘汉录也并不是没有要求的，他要求每一个出海的航海干部每天必须抓到十条船位线，测得、个船位，并且与卫星子午仪比对，误差不得超过两海里。他对自己还有一个要求：不超过0海里，也就是误差在500米以内。在航海天文学里，天文定位的误差值与地理位置相比，相差5海里为及格，海里为优秀，1海里就是优秀中的极优秀了。如果真能达到500米这样一个正负误差精度，按现在国际上衡量事物的标准，就是应该突破吉尼斯纪录了（不知是否有过这样一项纪录）。 刘汉录是一只“领头羊”，也是一台“发动机”。他在大洋上每天除了正常值航海班以外，平均每天要测4、5个船位，按照每条线1个船位计算，他一天要测15条船位线，每条船位线以连测量带计算按分钟算最快值，不熟练时1条线要花10分钟到15钟不等），他每天平均有近1个小时花在天文定位上。 在刘汉录的带领下，“向阳红五号”船的10架六分仪，全部派上了用场，8个航海干部外加个航海兵，几次远洋下来，几乎都成瘾了。遇到好天气的黄昏或清晨，他们什么事都可以放下，唯有测天不能误。久而久之，在驾驶台两侧和顶层甲板上，就出现了一道风景。 刘汉录不仅在黄昏时和晨曦初露时，抓住水天线清晰与天体交切光学观测误差小的机会“测天”，还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寻找白天行星定位的机会。在几次远洋中，他都找到了金星与太阳，有时候还有月亮的良好夹角定位，他的天文定位的精确度与卫星定位比对有几次只有0海里，真正突破了他自己定下的“吉尼斯纪录”。 五、确定瞄准点许时耕常说，千军万马一个点。这个点在哪儿？ “向阳红”编队第四次远洋完成了预定的两个海区4个大面站（连续观测水文要素1个小时的站位）、4个连续站（连续观测水文要素4个小时的站位）的观测，取得了从海面到水深500米各种水文化学要素6656个，同时还选定了0区进行了10个站位的船对水、船对地的漂移速度和方向的试验。这就是准备用雷达方式测量导弹人水位置时所要用的参数。水深和重力测量主要侧重在第三区的海底地形和布阵区的地球物理“垂线偏差”，为导弹准确命中提供了较准确的重力资料。海洋气象观测重点在0区，海面观测968次，高空探测94次，模拟导弹发射时做调查海区1天的水文气象预报，探讨了调查海区天气变化规律，还获得了大量外国气象情报资料。海洋地质调查获得4个点起6次取样，在0区内取得了541米水深处的表层底质样品10千克；取得了5407米深处柱状底样长80厘米，在0区内取得17米表层地质样品6千克，077米柱状底质样品90厘米。刷新了前三次远洋同时也是国内的海洋地质取样最高记录。远洋通讯试验了先进的数字传真机远洋通讯效能和勤务保障通信，开机工作500多个小时，收数字字码5亿个，为全程试验提供了新技术通信保障。 1978年5月0日，国防科委及“718工程”办公室在广州军区第四招待所召集一个代号为“580”的秘密会议。这个会议最主要的任务是要把“向阳红五号”船四次远洋调查的地球物理测量和水深测量主要成果汇集起来，并用这些成果做出一个选划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的瞄准点。这是一个集中展示“向阳红五号”船四次远洋的重力测量成果，并用这个成果最终决定一个关键问题的会议。国家海洋局“718办公室”的陈炳鑫和“向阳红五号”船重力组的许时耕，会同国防科委第七研究院的专家一起作出这个判断。 选定导弹落区最重要的指标是地球物理条件：包括海底地形、底质类型、重力场特征、大地水准面的形状、水深及水文气象条件等。根据国防科委在第四次远洋之前，选择三区作为弹着区的决定，负责靶心弹着点）的任务交给了国家海洋局的“向阳红五号”船重力组，陈炳鑫、赵少奎（第七机械工业部地球物理专家）、许时耕是关键人物。 赵少奎、陈炳鑫、许时耕依据四次远洋调查实际测量的资料和数据，编写了太平洋考察总报告，选定了东经17度10分，南纬7度4分为瞄准点；并在周围海域划定了千米！50千米的弹头散区，80千米！00千米的二级火箭残骸散布区；还对发射洲际导弹试验的具体时间、时段也提出了具体建议。这个选择的结果连同有关数据一起，很快植了“东风5号”运载火箭的制导系统。 预选的弹着区，在远洋调查的0区，它位于中太平洋的美拉尼西亚海盆，处于所罗门群岛和斐济群岛之间。这里海域开阔，海底平坦，平均水深5000米，底质为多成因的深水粉砂质黏土，声波反射一般。三区选择弹着区要有以弹着点为圆心的半径约80海里的警戒区，这个区域按00海里经济区计算，其火箭的弹头散布区和二级火箭残骸散布区都不会进到图瓦卢共和国和斐济共和国的经济区。但是预备的0区只有半径50海里的海域，而且海底局部起伏大。只能作为预备区。（未完待续） 第九章大编队“旗舰” 一、和平年代的军功章 “千军万马一个点”。有了这个弹着点的信息，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的各个分系统的整合联动在国内正加速运行。当年从冤假错案中复出、担任国防科委主任的张爱萍将军，根据从首区到靶场和“718工程”建造编组测量船的进度，把战略火箭发射的最后时机选择在1980年。为了便于保密，中央专委将“东风5号”在1980年发射拼成“580”代号，这就是“580”“东风5号”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任务秘密代号的来历。 1979年月1日，为了奖励“向阳红五号”船四次挺进太平洋的贡，中国中国军军委发出，船记集体二等功。命令中写到：“1976—1978年期间，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向阳红五号船，经党中央批准，在国务院、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在广州远洋分公司无锡、济宁轮的密切配合下，四次执行了远洋调查和一次东海大陆架调查任务。历时6天，安全航行7059海成区的“ “向阳红五号”船在执行远洋调查任务中，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情绪和严格的科学态度，多次卜除苏、美飞机和船只的侦察干扰，战胜风浪酷暑，克服晕船呕吐。群策群力，积极开展技术革新，保证了调查质量，创造了新的成绩。他们共完成大洋10个水文站次的调查，获得从海面到水下1500米，（最深500米）各层海水的水文数据910个；进行了50 天大洋气象观测，探测了从海面到平均高度为5060米（最高59米）高空的各层气象要素数据697个；测量重力资料700海里，超额完成4，相当于我国解放以来海上重力测量的总和的二倍多，测量精度达到了同类测量方法的国际水平。测量水深资料1000海里，创造了我国地质取样和生物取样最深纪录，并首次获得了大洋底部的锰结核，进行了远洋通信试验和远洋仪器设备试验，考核了近百台新试制的仪器设备。 “通过四次远洋调查，填补了我国大洋调查的空白，为今后向深海大洋进军积累了实践经验，为我国国防建设和发展海洋事业做出了显著成。为，二。 记二等功的命令是在广州船厂船员集体宿舍的公共餐厅里宣布的。 进行二次，上部水，的空地都没有。集体饭堂的环境也很差，四周是简陋的白色砖墙，脚底下是污黑色的水泥地板，地板上散放一些粗木板凳，空气里弥漫着饭菜的余香。船长倪树森、政委侯华清集合全船在厂的人员听取了海军的命令。海军政治部除了派出副主任到船员驻地宣布命令外，还带来了一台进的4寸的彩色电视机，价值约900元人民币。这给人们带来了另一种实质性的惊喜。 这项集体二等功是中国海军在和平年代，给一支非战斗部队完成的非战斗任务给予的最高奖励。 二、第二次大“整容” 在世界海洋发展史上，许多做出开创ing事业的早期海洋调查船，都不是我们现在想象的从船舶设计制造时就设计好的专用调查船。开创世界上首次环球海洋考察的英国“挑战者”号海洋考察船，是由军舰改装的木制调查船，它的船长只有68米，排水量06吨，依靠风帆和蒸汽机航行，有点像我们现在玩的新概念环保游艇。但船上狭小的空间里却改装了实验室和安装了调查用的仪器设备。苏联的功勋考察船“勇士”号，在承担太平洋考察任务之前，也进行了改装和修理。即使现代海洋调查船，设计已经很完善，有很多的组合性多功能的实验室和设备，但随着海洋调查新科学方法和手段的发明，对海洋调查船的要求也在不断增加。在海洋调查船里，丝毫不经过改装就进行各种海洋调查是不可能的。 1978年11月，这艘连续航行了7059海里，相当于绕地球圈多的功勋船舶，被再次安排进广州船厂修理和改装。 这次改装比第一次改装的工程大，但时间却更短。工程仍由广州船厂承担。改装工程的目的是要满足“718工程”对“向阳红五号”船的最后一个要求，这就是完成从本土向太平洋发射运载火箭全程飞行试验的落点测量任务、水文气象保障任务、海上编队指挥中心保障任务。 完成这个任务首先要安装“5甲”雷达。这是由国产5甲火控跟踪雷达改装成的对海搜索雷达。5甲雷达脉冲功率可达00千瓦，作用距离可达5577千米，用于洲际导弹降落时，及时捕捉到踪迹，从而确定弹着点的位置。这种雷达分别安装在导弹落区的测量船上，“向阳红五号”船是担负落点测量的主力船之一。 另一个任务是海上编队的指挥中心，整个海上编队18艘舰船的指挥中心将设在“向阳红五号”船，海军将派出高级指挥员上船，一个相当于航空母舰的指挥系统的通讯装备也将安装在“向阳红五号”船上，出海人员将增加到00人以上。这些都需对“向阳红五号”船的现有装备进行一次系统的调整和改装，以适应大任务的需要。 改装工程计划一年，从1978年11月到1979年10月完成试航。 改装后的“向阳红五号”船不仅安装了测量落点所用的专用雷达，整个三、四、五舱从底到甲板都进行了改装。四舱五舱内加装了0多个房间，100多个床位，10多个实验室，增装了台发电机，两台空调机，个冷藏库、增装了两台单边带电台。整个三舱到五舱的外形都发生了变化，船员舱位可达到78人，海洋调查仪器也有部分的更新和改装。 三、“旗舰”领征 1980年的春节，广州的花农们开始大筐小箩地把鲜花摆上了街，以金黄色乳白色的菊花最多，其次是芍药花、鸡冠花和各种兰花，还有专卖桃枝和银柳的。这两种植物在广州是过年最抢手的吉祥物，桃枝是中国传统的“爆竹一声除旧，桃符万户更新”的演绎，也有“避邪”消灾的喻意；银柳则是地方特色，代表着进财，“有数为”的喻意；合在一起就是“发财消灾”。在长洲岛的集市上，当地的居民们一大抱一大抱的把鲜花抱回家，很是喜庆。那一年，国家经济开始复苏，广州作为全国最早的开放城市，显现出了改革开放的初期活力。加上我国在西南边境前线取得了对越南自卫反击战的胜利，除夕的那天晚上，长洲岛上的鞭炮声一阵接着一阵，一片连着一片，十分热闹。“向阳红五号”船就停靠在长洲岛南侧新建的基地码头上。这里是珠江主干流环绕长洲岛的南端汇合处，也是广州黄埔港内最为难得的500米深水岸线，国家海洋局在这里建设起了400米深水码头，供“向阳红五号”船和其他大型海洋考察船停。 这年的除夕夜是侯华清政委值班。他带着安全值班人员做完安全检查后，与全船留守人员一起到餐厅看电视。餐厅里还是那台海军奖励来的彩色电视机。电视节目很单调，频道也不多。那时中央电视台还没开始搞春节联欢晚会，加之船上的电视天线技术也不过关，电视信号不很稳定。侯政委只好叫服务员拿些点心和糖果，和大家在餐厅里“守岁”。他不喝酒，但那天没有反对留守的船员们喝酒。晚上，一些酒意尚浓的战士船员，吃着点心守岁，与侯政委拉起了家常。一个1979年人伍的新兵陈望生讲得激动了还把未婚妻的事也说了出来。政委也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逗笑说“怎么回事？当战士不准谈恋爱呀，你被抓到了！”那个战士早就有心里准备：“我们马上有大任务了，知道你不会处分我才说的。”然后一扬脖，干了一大酒，狡黯地对着侯政委笑了起来。另有几个船员还破例从岛上服务社买了来了些烟花，在码头上放着。船上为了安全防火，从来不准放爆竹烟花，这次靠上码头了，可以在码头上放，也是船员们的第一次“享受”。彩色的烟花一闪一闪地映红了“向阳红五号”船的甲板和船舷，照亮了留值船员们的脸，一直到凌晨三点钟，船员们还意犹未尽。 北京的春节，也显得异常的热闹，改革开放的政治动员，“理论与实践”的探讨，市场的价格调整纷争，传统与现代、进步与落后的对比与除夕的鞭炮声一齐响起。海军和国家海洋局主管航行计划和指挥协同作战计划的参谋们却是闹中取静，在假日之中将海上编队实施计划赶制出来，上报审批。这是一个中国海军前所未有的大航行、作战计划，也必需经过中央最高层审定才能去实施的计划，每个人都全神贯注，把知经挥，，国防，国家海洋局机关都开始忙碌起来，一个新的名称代号开始在机关里频频出现一“580”。半月之后，所有参加“580”任务的舰船都接到了月份完成近海演练，4月5日之前全部完成海上集结的保密命令。 1980年月8日，“向阳红五号”船奉命从广州北渡台湾海峡，到青岛集结。与“718工程”任务各承担单位建造的“远望1”号、“远望”号、“向阳红10号”、“506”打捞船和护航的驱逐舰编队一起，参加海军组织的代号为“5801”的海上编队合成训练任务。 这次训练在黄海海上进行了一个月。“向阳红五号”船上只是通讯部分和航海驾驶部分投人了较大的精力协同，水文、气象和重力部门没有和编队协同的项目，因此，对大多数船员来说，是一次旅游性质的航行。演练之中和其后，都停泊在青岛海滨，人员可以由交通艇分批送往青岛市区游览。许多人都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北方的美丽城市，青岛迷人的海滨风光让人感到十分畅快，个个精神饱满。 这一年，海军“5801”全编队000多人到达青岛海滨，这也是自甲午海战以来，中国海军在黄海最扬眉吐气的一次编队集结。无处不在所谓“永远中立”的僕国之音》作了一次深度报道，他们猜测性的一轮炒作，似乎又给他的对手苏联提了个醒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0。4月6日，“5801”编队演练刚刚结束，苏联一支由航空母舰“列宁格勒”号、导弹巡洋舰“波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导弹驱逐舰“积极”号等7艘舰艇组成的航空母舰战斗编队，就由海参崴出航，经对马海峡进人我东海示威似的航行。此时，“向阳红五号”船和我“580”编队已陆续进人东海长江集结。中国准备多年，进人0世纪80年代的第一件大事一向太平洋发射洲际导弹的试验任务，箭在弦上，待机而发。 上海吴淞，这个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首先陷落英军之手，诞生过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民族英雄陈化成，后来在淞沪抗战中又首先落人日定铁蹄之下的战略要冲，从来也没有这么威风过。几天时间里，参加“580”任务的所有舰船：“向阳红五号”船、“向阳红10”号船、“远望1”号、“远望”号，海军导弹驱逐舰“1”号“11”号“16”号“106”号“107”号“108”号，海军补给舰“615”号“又950”号，海军拖轮“0710”号“080”号“0154”号，海军救捞舰“0”号“506”号，总共17艘舰船，总载重168万余吨（加后补的交通部“德跃”号拖轮后，18艘舰船174万吨），全部按海军580海上编队指挥部的命令在吴淞完成集结，整齐有序地锚泊在黄浦江与长江的交汇处，准备接受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据海军作战参谋统计，“580”在吴淞集结舰船的总吨位相当于当时我国海军一个舰队舰船总吨位的总和。这是新中国第一次组织这么大的舰船行动，也是自明代郑和下西洋以来，中国第一次组织这么大的舰船编队集结。或许中国人的海上作为太难已见证，也太难已表达吧！就像曾经也辉煌过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船队、郑和下西洋的船队和北洋海军的舰队那样……这一次让世人们不能再小视中国这次蔚蓝色的冲击了！ 奉命指挥这支舰船编队的指挥员兼政委是当年中国海军的第一副司令刘道生。是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指挥着大海上编队冲出中国海，太这17艘舰船，除“向阳红五号”船为波兰建造的进船以外，主力测量、调查、打捞、救生船和补给船全部是在“718工程”的名下，由上海江船船中船船海船广州造船厂等几家大型船厂建造的。几乎所有的舰用设备，包括船体、导航设备、动力设备、通讯设备、武器系统等也都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当年的国防工业受到西方先进国家的技术封锁，特别是美国和苏联出于各自的战略目的对中国严密封锁，甚至“卡脖子”，使我国难于得到西方先进科技扶持。但是中国人不信邪、不怕难、不怕苦，不怕死，在毛主席的号召下，我国国防工业的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从零开始，一点点地向前走，终于使自己的海军迈出了江河，迈出了沿海，现在即将要冲出岛链，奔向太平洋了。 “向阳红五号”船是这次任务海上编队的指挥船，在军队称为“旗舰”。海军第一副司令员刘道生、副司令员杨国宇、参谋长张序三、作战部副部长陈德鸿等将坐镇“向阳红五号”船，指挥整个海上编队，同时保持与（京指挥机关的联系。这是对“向阳红五号”船多次远洋安全航行的高度肯定。同时一个比航空母舰编队还要大的远洋舰船编队的文电通信保障是非常重要的，“向阳红五号”船的住舱容量和全球密码通讯能力也是作为“旗舰”重要的考察指标。确定“向阳红五号”船为“旗舰”后，它在全编队和全部参与报道的媒体眼中的地位更加突出。新华社、解放军报社都派出特派记者组组长上船，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局长张瑞禧作为海上编队指挥部成员也在五号船上协助海上编队指挥部工作。 “向阳红五号”船在整个编队分工中还一个本行的重要任务，就是担任靶区的水文气象中心，这个气象中心要提供一个落区的晴天作为导弹发射时间。发射时间的预报在天以前甚至更长一些时间就要作出，以便从首区到落区都能完成试验准备，而且要十分准确。气象预报的准确与否决定着落区导弹数据舱的回收和落区各种数据的记录测量是否顺利，这个天气预报是全程飞行试验任务中关键的关键。 “向阳红五号”船的当任船长是倪树森。这是一位已经过了四次远洋调查考验，在第二次远洋时就担任“向阳红五号”船长的山东大个子。他来自于南海舰队，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也经过了很好的专业训练，处事谨慎小心，对全船的各种海洋调查业务比较了解，综合能力强。他与南海分局局长张瑞禧在第二次远洋和第三次远洋合作时，一个体现了大胆果断，雷厉风行；一个细致周到，不温不火。在历次远洋中出现各种复杂情况时，他们成了配合默契的上下级。这一次仍然是张瑞禧局长和倪树森担负起全船的指挥任务和编队的指挥保障任务。航海长刘汉录、轮机长李弟养、气象分队长许经林都是久经远洋考验的业务主管，全船00多名干部、战士和职工，全部都是经过三次远洋以上实战锻炼的老手和能手。经过海军和国家海洋局综合评价，认为虽然这次任务重要而艰巨，但完成任务的基础条件很充分。 “向阳红五号”船的当任政委是侯华清，副政委李银柱，这也是一双久经远洋考验，而且是在组建“向阳红五号”船时第一批来到船上报到的政治工作干部。他们的工作细致稳健，善于发挥组织和模范带头作用，组织全船人员出色地完成了1976年到1978年之间共四次远征太平洋的调查和一次东海大陆架的调查任务。三年内在海上累计工作时间00余天，人员的工作生活也都非常艰苦，尤其是受国内政治风波的影响，远洋政治工作的风向总是转来转去，没有稳健的思想作风和务实的工作态度，是很难把握危局也很难领导这些来自全国各地、分属不同兵种和单位的分的。 1980年4月6日，一份印着“机密”印章的海军指挥文件从北京送到上海吴淞的“向阳红五号”船上，这是一套经过了全编队协同训练和周密部署的系统指挥文件，通过这个文件，全编队的每一艘舰船都清楚它的出航时间、航行路线、队列顺序、到达点的位置和职责分工。还附有联系方式，特殊情况的处置预案，战斗队形、弹道测量保障方案、水文气象保障方案、通讯组织保障方案、打捞数据舱保障方案、拦截外国舰船方案等等共8份机密文件。 1980年4月0日，轻雾迷漫，汽笛声声，“旗舰”张帆，发在须臾。一个宏大的海上编队行动，只等编队指挥员的出征命令了（未完待续） 第十章东进太平洋 1980年5刀1，漆全晴朗，漆况四级，集结在身山錨地的大编队一声令下，冲开系漆？蓝色的漆水，一路向系航行。苟令员们和大多教高级指捍人，却是经过了革命成争年代的人，这种气势不由得地们不想起往事，想起鸦片成争，想起1龛的铗碲和中国人有漆无防的苦难，也想起了新中国的建立和人民漆建设。面对着系方，面对升起的大阳，面对着印将要迷的大平洋，将士们不由看主地哼起了“向前，向前，向“，“们的队任向大阳 一、大编队出征 1980年4月7日，吴淞海军基地的大礼堂，一排排的翠柏下，鲜花盛开；一列列海军官兵，威武整齐。王震、耿飙两位副总理、张爱萍副总参谋长、海军司令员叶飞专程从北京赶来和上海市委书记陈国栋等一起，参加由国防科委和海军在这里联合举行的“欢送580海上编队出航大会”。编队指挥员刘道生、副指挥员杨国宇、田震环等和各参试单位各参试舰船的代表近千人云集大礼堂。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在大会上庄严宣布：“我国第一次运载火箭全程飞行试验即将开始开洋，执行测量、打捞和护的，代表、国院、 军委表的欢送！”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接着耿飙副总理、国防科委政委李耀文、海军司令员叶飞相继讲话。海军第一副司令员、“580”海上编队指挥员刘道生代表参试人员和护航编队向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表示：不怕任何敌人给我们的干扰破坏，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用毛主席“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精神完成任务，安全而去，胜利而归！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为出征将士填词一阙，把欢送会的情绪引向了高潮： 与此同时，国防科委和海军一份蓝色的《动员令》也随文件一起下发到每个参试人员手中。 4月7日下午，完成了大集结的所有参试舰船在吴淞锚地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和送。“向“ 接受检阅的船只。那天，它又一次挂上了满旗，乳白色的油漆焕然一新。全体参试人员着海陆空军装列队在甲板上，整整齐齐地接受国家领导人检阅和欢送。下午点左右，王震副总理、耿飙副总理在张爱萍副总长、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海军司令叶飞、国防科委政委李耀文等党政军领导的陪同下，乘导弹驱逐舰驶近“向阳红五号”船，王震副总理、耿飙副总理挥着手，喊着“同志们好！”“预祝同志们光荣完成任务！”，“向阳红五号”船的甲板上也响起了“首长好！”“坚决完成任务！”的洪亮声音。 耿飙副总理不是第一次到“向阳红五号”船，早在1971年他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时，他就借陪同越南国家领导人来广州的机会，抓住一个工作间隙来到“向阳红五号”船上，检查改装工程和布置保密工作，并接见了船上的船长马荣典、政委汤斌。当时耿部长知道我国要向大洋公海发射洲际导弹，要派“向阳红五号”船去大洋考察，而且这个取名为“718工程”的任务是国家的重要机密，需要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如今，“向阳红五号”船作为一艘海洋调查船已无需保密和不存在保密了，它的声名早已传遍世界，多次成为美国、英国、法国和澳大利亚某些报刊的“封面人物”，成为西方海洋强国们猎奇中国海上力量和国防科技力量的一块新闻奶酪。 王震、耿飙两位副总理坚持要把陪同他们检阅的刘道生、杨国宇等海上指挥员送上船才离开。下午4时左右，刘道生副司令员率海上编队指挥机关登上了交通艇，告别了两位副总理，登上了“向阳红五号”船。“向阳红五号”船立即按照海军礼仪升起了人字首长旗。也就在这一刻起，“向阳红五号”船千载传名的旗舰地位正式“刷卡”确认。 刘、杨两位指挥员上船后，分别在船长房和政委房起居。这是全船接近指挥台且最宽敞、有卫生间的住舱，便于两位老将军开展指挥工作和休息。船上的军需按照出海人员的待遇给两位司令员和指挥机关的随行人员配备了新毛毯和毛巾被、葵叶草帽、白色的圆领汗衫、防滑拖鞋等，分发了热带地区不可少的饮料（大部分是在广州补给的红星啤酒和亚洲汽水），给他们两人配了一名兼职服务员安置定当后，全船人员一直绷紧的神情才开始慢慢缓和。晚饭后，两位司令员还走上甲板，与战士们聊天、开玩笑。官兵一致，这是战争年代过来的一代将军们常有的风格。 1980年4月8日8点0分刘副司令员按计划命令全部在吴淞集结的17艘舰船开赴到舟山群岛锚地集结。按《国际海上人命安全条约》规定，全部出海人员都得在出航之前完成消防、损管和求生演习，尤其“向阳红五号”船外来上船人员比较多，演习要更加细致到位，连刘、杨二位司令员也不能例外。这就是全部海上编队在舟山锚地集结的目的。同时，刘副司令员心里觉得还有一个备航工作不踏实，就是随行的拖轮太少。因为，按照“718工程”需要建造的这一批舰船，所有机器都是国产化的。由于海洋调查和海洋测量及军舰都是特种船舶，设计性能要求，，船的，的舰船连一个月的训练磨合时间都没有，万一在太肀洋出现了不能维修的问题，又必须保障任务的完成，就须有性能强大的拖轮作保障。他临出发前向中央专委请求调一艘性能强大的拖轮一起出航。交通部接到中央专委的安排后，立即指示上海远洋公司落实。没想到，国内唯一一艘性能强大的拖轮“德跃”号在国外刚完成一个拖带石油肀台任务，正在回国的途中。当“德跃”号船员们得知要参加导弹发射任务，便开足马力，4月9日赶到上海，接着马不停蹄地加足油水，4月0日晚上11点多，赶到舟山锚地与大编队“人列”。 5月1日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6点半的新闻联播里，播音员首先播出了“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提示。按照惯例，这一天北京会举行首都各界群众和全国劳动模范盛大的游园活动。但这一年的游园活动中央领导没有出席，却公布了一件比游园大得多的事：深圳被批准确定为首个经济特区。这个小渔村后来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意义因为与邓小肀的改革开放理论联系在一起，在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的同时，也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精神成果传遍了世界。无独有偶，也在这一天里，“580”海上编队18艘船舰将从舟山出航冲出第一岛链东出太平洋。 出航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8时整，“向阳红五号”船的集合铃声响起，全体人员除值班者外，全部集合到第5舱天遮甲板列队。身着上白下蓝海军夏季军装的刘道生、 杨国宇来到队列前。“立正！”“向阳红五号”船船长倪树森跨前一步报告“向阳红五号船完成全部备航任务，全体集合完毕，请指示！” 这时，整个舟山锚地停泊的15艘舰船“5801”分编队和“向阳红十号”、“远望1”号、“1710”号已于8日按刘副司令员的命令，提前出航的全体出海人员都列队在甲板上接收各自舰船上指挥员的检阅，静听着海上指挥员的起航命令。 8时0分。刘道生扫视了“向阳红五号”船列队的00多名干部战士和工程技术人员，“现在我们准备出航。从现在开始，执行战场纪律，同志们各就各位，工作上要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坚决地、万无一失地完成任务！”接着他来到“向阳红五号”船的驾驶台，命令参谋长张序三：“重复我对旗舰全体的命令，通知编队各舰船，按计划起航！”。顿时舟山锚地响起一片汽笛声。“向阳红五号”船落下锚球，启动机器，沉稳有力地向前驶去。半个小时后，整个编队摆成“5801”、“580”、“580”三路队形（其中“5801”已于昨晚提前出航：旗舰“向阳红五号”船处于中路的“580”编队，一共8艘舰船。前面是“1”号、“11”号、“16”号驱逐舰，“又615”补给舰，后面是“！80”拖轮，“0”救捞舰和“远望”号测量船。左路“5801”编队是“向阳红十号”船和“丁710”拖轮。右路“580”编队是“107”号、“108”号、“106”号驱逐舰，“又950”补给舰，“远望1”号测量船、“506”救捞船，“了154”拖轮和从交通部临时征用过来的“德跃”号拖轮。参谋长张序三通知各舰船最后一次统计出海的兵力部署。一小时后，各舰船报告汇总，经统计：整个编队18艘舰船，总吨位174万吨，超黄蜂直升机4架。其中海洋调查船艘，测量船艘，导弹驱逐舰6艘，补给舰艘，打捞舰艘，辅助舰船4艘。总出航人数560人，其中干部1656人，战士004人，职工55人，志愿兵0人，科技人员544人，其他81人。 “向阳红五号”船出航人数5名，其中海军编队指挥部机构1人，本船04人。 那天，海空晴朗，海况四级，编队冲开东海浅蓝色的海水，一路向东航行。司令员们和大多数高级指挥人员，都是经过了革命战争年代的军人，这种气势不由得他们不想起往事，想起鸦片战争，想起日定的铁蹄和中国人有海无防的苦难，也想起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面对着东方面对升起的太阳面对着即将要进人的太肀洋许多将士不由自主地哼起了“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这时，“向阳红五号”船的广播里放出了一首人们熟悉的歌：“迎着朝阳，放声歌唱，我驾驶着巨轮出海去远航……” 嘹亮豪迈的歌声和指战员们放飞的心情在东海上卷起排排波浪，向深远的大洋荡去…… 二、将军：我们冲出岛链了 大编队乘风破浪向东航行，穿过中国东海，经过一个昼夜的航行，迅速向“第一岛链”接近。“向阳红五号”船指挥台上的海图航线显示：大编队将于早晨5时到8时穿过宫古海峡进人太肀洋。 对于“向阳红五号”船来说，冲出岛链已成了家常便饭，但对于领军大编队的刘道生、杨国宇两位海军司令员来说，那是第一次，这表示中国的某种力量已经可以越出岛链的限制了。 那天清晨，“向阳红五号”船的指挥台和海图室里十分热闹，几乎所有海军指挥部的海军军官和一些士兵，都不断上到驾驶台，就想看看过岛链是什么样子，是什么感受。 新华社海军分社的记者陆其明也是一名老海军，曾经参加过人民解放军解放一江山岛屿的战斗。新华社海军分社成立后，他一直在人民海军的报道第一线，参加了各种重大的事件。其实他已不是第一次过岛链了，他第一次是1976年1月随“5”潜艇出岛链。但他这次还是很激动，感觉跟着海军大队，特别有刘、杨二位海军副司令员在一起意义非同寻常。这天他早早地就起了床，忙着刮胡子，忙着准备相机、笔记本，忙着察看指挥台上的海图。5点4分，一轮红日从东方的海平线上升起，照亮了整个海峡、整个编队。海峡除了中国大编队，没有别的船通行，肉眼也见不到“岛链”在哪。连一个小岛都见不到。人们在海上的视距是与眼高相关的。“向阳红五号”船指挥台上的眼高是15米，在能见度极佳的清洁海面，肉眼视距是18海里左右，可见在“向阳红五号”船的指挥台上如果看不到岛链，编队距离日本冲绳以南的宫古岛和台湾以北的久来岛就肯定超过18海里了。 快到8点钟的时候，刘、杨二位司令员也来到了指挥台上。他们实际上早就起床了，值班参谋向他们报告了船位和过宫古海峡的时间。今天，他们作为一支由18艘舰船组成的编队的指挥员，第一次浩浩荡荡冲出宫古海峡，冲出第一岛链，这是多么值得高兴、值得骄傲的事啊！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抗日战争以来，甚至自从明朝郑和下西洋以来，我国的海上就过，一，海关。本来，他曾打算，当中国编队出岛链时，举行一个仪式，以示纪念。但大编队出岛链时，我国还没有向世界宣布这次太平洋发射运载火箭的行动，大张旗鼓地在海峡举行活动会影响大局。他沉默了，刘副司令员拿起望远镜，扫过编队，久久地伫立在指挥台一侧。初升的太阳照上他的脸，他的脸方方的红红的，显得十分兴奋。值班参谋知道刘副司令员的心情，问：“司令，要告之各舰什么吗？”刘副司令员回答：“不用，心里记住就行了。” 8点0分的时候，值班参谋报告刘副司令员：“报告指挥员，编队通过宫古岛与久来岛之间连线的水道，进人太平洋了！”。刘副司令员转身说：“好，我们出第一岛链啦！”接着命令道：“按计划航行，注意瞭望！。”值班参谋的报告和刘副司令员的命令迅速传到了各个舱室，全船人员都兴奋起来。 时任“向阳红五号”船航海长的刘汉录，在航海日记上郑重地记上了特混编队“旗舰”出岛链的时间和经纬度。他心里知道，这应该是中国海军的一个里程碑，一个飘扬的故事。 三、中国首次在公海亮出战略武器试验的“底牌” 以“向阳红五号”船为“旗舰”的特混编队以每小时15海里的速度向太平洋预定海域进发。5月6日，一个台风在编队的航线一侧生成并向北偏东移动。刘道生副司令员经向船长倪树森咨询台风的路径后，决定编队向南转向规避台风。这样就避免了编队携带的许多试验仪器设备因受大风浪袭击而发生意外，丧失性能，也减少了舰员在舰船大幅摇摆当中带来的晕船，特别是舰宽只有十来米的驱逐舰，大风浪中航行十分的辛苦。 5月8日，“海指”海上指挥部） 参谋长张序三报告刘总指挥：第一艘导弹轨道测量船“远望1”号到达洲际导弹赤道人轨点测量海域。这个海域，就是“向阳红五号”船首次远洋也是多次远洋定点考察过的海域。那里重力数据、通信试验数据及水文数据等，早已输人到了“远望1”号测控系统的计算机里。 大编队也即将进人预定落区海域。 按照国际海事规则和美、苏洲际导弹发射的做法，要在一个国际水域进行一项试验，封闭一块水域，必须发布通告，以警告过往船只和航空器不要进人该海域，以免出现因试验带来的不测。 北京，中国海军司令部、中央专委，根据编队进人落区的时间，提向发。 5月9日，新华社授权向全世界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80年5月1日至6月10日，由中国本土向太平洋南缔7度零分，东经171度分为中心，半径70海里（约10千米）的圆形海域内的公海上，发射运载火箭试验。中国舰船和飞机，将在该海域进行作业，为了过往船只和飞机的安全，中国政府要求有关国家政府通知本国的船只和飞机，在试验期内不要进人上述海域和海域上空。” 中国划定试验禁区范围是一个高度敏感问题。禁区范围越小说明该导弹命中精度越高，对该导弹的技术性能很有把握，也说明它的“精确打击”威慑力大。苏联于1960年1月首次公开在太平洋进行远程火箭试验时，公布的试验禁区是500千米！00千米的矩形水域。我国“向阳红五号”船海洋科技人员经过充分调查论证从理论上推导出准确的导弹试验区数学模型，确定以东经171度分，南纬7度为中心，半径为70海里的圆形试验区。这个试验范围远小于苏联，也小于美国当年洲际导弹的试验范围，实现了钱学森在美国和苏联人面前“要为中国争这气”的愿望。 新华社这份公告除了有专用通道的电讯稿向世界播发，还通过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用多种语言向世界发布。这是中国有史以来首次在公海上向全世界亮出战略武器试验的“底牌”。 大编队在太平洋日界线附近，与中国北京隔着45个经度，有个小时的地区时差，加之“向阳红五号”船上的晶体管收音机只能在北京时0点0分地方时点0分）通过短波接收到国内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这给远在赤道附近的海上特混编队获取新闻带来不便和延迟。当“向阳红五号”船听到新华社授权公告时，比国内晚了将近8个小时，已是第二天的早上了。当广播里传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的声音，所有在舱里、在甲板上的人们全部屏住呼吸，静听着新华社电讯稿的全文播出。船上每个人都是这个重大行动中的一员，各自都有坚守的岗位，都肩负着国家和人民的光荣使命。这一时刻仿佛人人都在告诫自己：祖国和人民都在看着自己，全世界都在看着自己，另拙错，好好干！ 四、多国部队“围”上来了刘道生、杨国宇、张序三等高级指挥人员对新华社这一公告的理解是有些不同的。在他们看来，新华社公告播发后，就说明这一次海上编队的行动再也不是什么秘密的行动了，整个特混编队和落区位置都暴露在全世界的视野里。中国特混编队深人南大洋要做的是一种尖端武器的试验，一种改变中国地位和世界力量格局的战略武器的试验，当时苏联和美国的东西方冷战还在进行，美国的第七舰队、第三舰队和苏联的太平洋舰队就在这一带剑拔弩张，几乎所有的海域都会有他们的海军力量。他们不可能不“关心”。加之海上可变因素往往大于不变因素，海上编队指挥部将面对什么？如果美、苏都来干预，编队仅有的六艘驱逐舰够不够？会有兵戎相见吗？怎样处理突发ing事件？控制到什么程度？总之，编队指挥部的神经绷得越来越紧了。果然，在中国编队到达预定海域时，“向阳红”编队的“老朋友”美国的反潜侦察机首先闯海区，接着苏联的电子侦察船来了，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军舰、考察船开过来了…… 在北京，国务院及国防部、外交部不断收到有关国家的电报。有的表示祝贺，预祝成功。有的国家发表声明抗议，指责中国炫耀武力。有一个国家已指示海军部派出了几十名专家组成的侦察观摩队伍正前往预定海区。 “人世难逢开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这是毛泽东对人类历史的总结，是力透纸背的国防宣言，也是当年正处于冷战状态的苏、美超级大国在太平洋竞争博弈的现实描写。不管国与国之间的外交语言多么的华丽、 机不着人未来的美好愿景是如何和谐，到了关键的时候，涉及到国家根本利益的时候，关系到能否真正维护和平抑制战争的时候，都要用硬碰硬的军事实力过招。毛泽东主席正因为看到这一点，才一定要搞原子弹、洲际导弹，一定要搞核潜艇的。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当年不抓住这个机遇搞原子弹、导弹，我们今天有什么资格要求人家限制核武器，参与核大国的限核谈判？（未完待续） 第十一章会战太平洋 一、落区布阵按照1980年月海上编队在山东半岛外海的演练方案，“580”海上编队进人落区后，应各自进人“展开点”，这就是军事上常讲到的“布阵”。这种布阵当然不是迎击来犯的敌人，挖个战壕，筑个碉堡或准备几个战斗队之类，而是把调查、测量、打捞、护航的几个编队按预先确定的地理位置布置到位。 5月8日17时，“5801”分编队的“向阳红十号”船首先到达展开点，在东经170度40分，南纬6度44分漂航。5月1日7时0分，“580”分编队的“向阳红五号”船、“远望号”船和护航舰队到达布阵展开点。5月1日8时0，680”分编队“远望1号”船、“615”补给舰及护航舰队也都顺利到达布阵展开点。 上午10时，指挥员命令全编队按计划“布阵”预案实际进一次位置。以检验校核各船的准备情况。 此时，刘道生总指挥正坐在驾驶台正中的一张特制的大沙发椅上，不时用望远镜观察海面动静。船尾瞭望更用高频电话报告：发现飞机！刘副司令员、张参谋长等作战指挥人员一齐迈向驾驶台一侧的天遮底下，观察飞机动向。海上编队指挥部成员、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的局长张瑞禧听到声音就断定：这一定又是美国的“猎户星座号”系列反潜侦察机。果然，美国佬来太平洋“关心”了。 大编队进落点布阵后，空中不断传来引擎声，美国、澳大利亚的侦察机不断进我作业区外围侦察。有的国家还派出了舰船，试图进落区实地观察。这是在国内做实施方案时既预想而又未充分预见的事。在军事上，能隐蔽战略意图，则能出其不意。狲子兵法》中的“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为了不真正暴露预定靶心弹着点）位置。刘副司令员下令三个分编队采取“佯动措施”。这就是把实际预定瞄准的弹着点放在一边，把编队摆在新华社对外公布的危险区内随意一个区域活动，并故意暴露一个伪装弹着点的位置。毛泽东在战争年代教他的部下们要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要打运动战，刘指挥对此十分熟悉。 按计划，导弹从中国内地酒泉射向太平洋的角度是15度，在地图上看是向东南方向发射的。“向阳红五号”船作为“旗舰”，布阵位置在发射瞄准点（耙心）的正北部约18千米的海域。“向阳红五号”船在任务中除了海上编队指挥保障、气象保障外，还有测量弹着点距离和水柱高度的“5甲”雷达和“7乙”水声测量装置。这是测量弹着点实际落点位置和水柱高度的重要仪器，它和其他艘安装有同样设备的船只一起，在导弹落水的那一刻，分不同的方向测定它的距离和水柱高度，从而计算出真正的弹着点位置。在太平洋这个没有任何标志，地理坐标上只是一个经纬度的弹着点上，系着新中国最强大的海上力量的第一次展现，系着从酒泉到太平洋、从北京到太平洋数万名指战员高度集中的神经。 二、“旗舰”中枢 “向阳红五号”船的卫星导航仪不时接收通过高空卫星过顶时发射到海面来的船位，这些船位都通过分显示器直接传导到“5甲”测量雷达室、通信室和水声试验室。甲板上层建筑上的“84”测风雷达和“711”测雨雷达、“5甲”测距雷达、大功率通讯天线等嗬嗬地转动着。水文分队的技术人员不停地测量落点区的温度、盐度、深度、流速、流压等水文现场要素，以备打搜数据舱时用。 漂航在“佯动”展开点的“向阳红五号”船，现在的地理位置其实是一个随意方位，只有“贴身”警卫“108”舰一直形影不离地跟着漂。 代表着大编队指挥中心的刘道生副司令员的卧室，人来人往。机要员不从的，来、 委指挥部和山西酒泉发射中心的各种“急电”在指挥员之间转来转去。海上编队指挥部与海上测量编队指挥部之间、与各舰船之间协同作战的电报也不断送进这里。 海军司令部作战部不断汇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和外交部、全国各参试单位的情况通报，通过加密电报发到“向阳红五号”船。海上指挥部也把各种情况综合报给设在“11”驱逐舰“护航编队指挥部”和”远望1”号船上的“测量编队指挥部”。在“向阳红五号”船指挥台附近的甲板上，专门为“580”任务改造的电报房是“旗舰”一切活动的中枢神经。 电台台长张耀先是一个有名的快嘴皮，他天生的语速快，吐字频率高，谁都说他干电台台长“真是绝配”，不会出现电报发不出去的现象。 张耀先还是一个古代文学爱好者，对《古文观止中的篇章大都耳熟能详，尤其对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王勃的滕王阁序》倒背如流。有闲工夫和战友们在一起时，他就之乎者也，弄得战友们晕乎乎的。可是自从新华社发出公告以来，他就没闲工夫“之乎者也”了，一个班次十几个报务员守候在报房，所有的电报都得经他的手分发到各个报务员手中“滴滴答答”地发出去，所有到达船上的电报也得经他的报务员的手抄收回来。而且全部是一种新启用的密码通讯，首先要经过领导审批，然后才能翻译电文，最后才能由报务员用莫尔斯点划码发出。承担了和北京国防科委指挥部、海军司令部、首区酒泉发射中心的协同指挥联系；承担了与各舰船的指挥联系；承担了和新华社总部、解放军报社总部的现场通讯稿件的传输。其通讯量远比当时美国一个航空母舰战斗群的通信量还要大。指挥系统收发报又常常和气象分队的气象报收发相冲撞，与新华社、解放军报社派往太平洋落区的记者组所收发新闻通讯稿相冲突，在最繁忙时，杨国宇副司令员不得不召集紧急会议协调通讯时段，压缩发报字数。尤其对报社记者的通讯稿，压缩了再压缩，弄得记者们在电台台长面前很是无奈，不得不搬出首长来。 三、预报发射日 另一个处在“向阳红五号”船主甲板以下简称为第三舱的气象分队，在即将进人发射试验区之前就忙碌起来。他们整个海上编队的气象中心，承担的是“东风5号”运载火箭全程飞行试验任务最为关键的一个任务一预报发射日。也就是说，气象中心不仅要保障整个编队航渡阶段的气象预报准确，还要在预定落区选择一个或几个良好的天气时段供首区选用为发射时间。 运载火箭发射试验需要全程记录观察大量的数据，有些数据必须现场直接观察记录和获取，特别是作为海上落区的太平洋上，对弹着点的观察定位用的是测距雷达和光学跟踪，数据舱降落到海面上也是用的海水染色剂和雷达反射。这些设备都需要良好的视距和海况，这就需要海上良好的天气环境，因此落区的天气必须是一个白天，必须是无风无浪的晴天。第二，选择发射日时也要满足首区的气象条件，运载火箭发射时首区不能有雷电风雨，最好是晴天便于观察记录。在二者只能选择其一时，落区的天气是处于否决权地位的。北京指挥部要求，没有天气把握时，宁肯不发射，让大编队在海上等着好天气，也不能出现搜索不到弹头人海时的落点数据，不能出现打捞不到数据舱的事故。这是一个顶到了天的大事，最需要“向阳红五号”船气象分队不折不扣地完成，不能有半点含糊。 5月15日，来自北京测量指挥部的一份加密电报摆在了气象分队长许经林面前：“迅速报来6天内的海上天气情况。”这份电报同时也发给了酒泉发射中心的气象台。 “向阳红五号”船气象分队长许经林知道，这是北京在决策发射日期。许经林四次来太平洋观测天气，带着他的预报员们做了几百个大洋的天气预报。四次来太平洋的目的都是为了这一次能够准确地抓住一个好天气。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总攻”的时刻到了。 许经林是首次远洋之后，接替梁凤森担任“向阳红五号”船第二任气象分队长的。 由于试验海区已到了南纬7度，这个纬度相当于北半球我国南沙群岛永暑礁的纬度，这已是可以生成台风的纬度了。进人试验区后，南副热带高压作用下产生的热带涡旋一直影响到这里，天气一直处于阴雨和多积云状态，不符合运载火箭的试验要求。他们运转各种中国当时最为先进的气象仪器，试图早一点判断一个好天气。可是不能，1日、1日、14日、15日、16日，都没有好天气。5月15日，许经林和他的气象分队经过高空探测、卫星云图比较、多角度的分析和精确地计算，认为5月18日当地时间下午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可以发射。于是他们把这个预报结果通过海上指挥部签发，电告了北京测量指挥部。北京测量指挥部通过与酒泉发射中心进行气象会商，确定以“向阳红五号”船提供的预报为准，把5月18日北京时间上午10时，南太平洋下午时为我国第一枚运载火箭的发射时间。这个时间一确定，从首区到落区全线10000多名参试人员立刻进入了7小时倒计时准备。 在首区酒泉发射中心，5月的天气还带着几分寒意。举头望去，高大的发射架巍巍耸立，乳白色的“东风5号”运载火箭已经推近到发射架前。这一天，他们要把这个白塔般的东西装载到发射架上去，这是进人48小时准备前必须要完成的工序。 在北京，设在国防科委的测量指挥部，工程技术人员正忙碌着将各种电子仪器调试到最佳状态，千军万马都系于须臾之间的一举一动。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每一种仪器的关键部件，他们都准备了一套或两套以上的备件，以保证北京这个总指挥部的通讯畅通、信息畅通，各种命令指示能够准确、准时下达和接收。张爱萍将军，正批阅一份报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电文，告之中央领导，发射时间确定为5月18日北京时间10时。 在南太平洋，特混编队的18艘舰船500多名翁式人员翘首以待。“远望1”号和“远望”号是弹道测量船，布点在火箭重返地球轨道的人处方向。他们5月8号就到达展开点，静等着火箭的到来了。部署在试验区外围的执行警戒任务的海军驱逐舰群，纷纷发来电报，美、苏、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军舰、飞机和侦察船不断出现。一艘新西兰的“莫诺韦”号电子侦察船，带有舰载直升机，想进人划定的试验区，我108舰奉命拦截。 5月17日，运载火箭所用的液氮燃料加注完毕。临发射前的检查测试工作在发射架上的各平台加紧进行。首区的天气稳定，西北干燥的气候使这里气象工作少有失误。他们的预报一般都是准确的，老天爷一般都愿意给这些在西北黄土地上曾经隐姓埋名，来自山南海北，操着不同音，贡献了数载青春热血的气象工作者一些帮助。 但是南太平洋上就不同了。临到“向阳红五号”船气象分队发4小时预报时，落区天气进一步变坏。太平洋的天气像一个狡黯的被大人惯坏了脾气的孩子，越到有客人来的时候，就越来越使劲发脾气。天空阴云密布，无情的雨水纷纷洒落，海况达到4级以上，大涌浪上翻卷的白浪花，在船舷边不识时务地跳动着。本来，000多吨级的、修长的驱逐舰在无风时就被涌浪抛打得十分难受，没想到临近发射了，天气不但不转好，反而变坏，风浪越发加大。驱逐舰是这次编队中最小吨位，也是稳性最差的船。“1”舰报告，已有5人感冒，11人消化不良，1人腔溃疡，9人外伤，9人患肠胃炎，6人腹泻，人发烧，其他伤病还有68人。占整个出航舰员的半数以上。除“1”号外，其他5艘驱逐舰的情况也，1”号驱逐舰是海上舰的，上有50的南海舰队副司令员聂奎聚在坐镇指挥。 “气象中心是干什么吃的？”“想脑袋搬家还是咋啦？” “向阳红五号”船来了4次太平洋了，连一个天气都搞不准，白痴吧！”一些舰艇指挥员开始议论起来。 在“向阳红五号”船气象分队的预报室里，一场至关重要的天气会商正在进行。 刘副司令员、杨副司令员和南海分局局长张瑞禧到底没能耐下性子坐在自己的卧室里，他们事先是打算在各自的卧室等预报结果的。因为那是专业性极强的工作，他们指挥员不懂不能去瞎掺和、影响专业人员的决策。但是，他们实在坐不住了，几个人商量了一个原则，进预报会商室时就声明，按科学规律办事，领导不参与任何意见，只是代表上级领导对预报的关注。他们几个领导也不要别人招呼，自己搬着凳子就坐在预报员们后面跟着看天气图，听预报员们分析天气。 也许是这场天气预报实在太关键了，中国的气象预报史上，还没有为一场天气会商投人过这么大的人力物力，会有这么高的关注度，千军万马都聚焦在一张小小的预报单上。 预报员们心里都明白，预报不准是要负大责任的，是要掉脑袋的。刘副司令员出发前就在船上宣布：执行战场纪律。这就是说，对执行任务中出现差错或事故的责任人，总指挥可以就地处置，该免的免，该毙的毙。谁都清楚：这是立大功的事，也是掉脑袋的事！ 让我们把镜头聚焦在参与这场历史性预报的9个人身上。许经林，“向阳红五号”船第二任气象分队长，空军工程学院气象专业毕业后，在空军某场站当预报员。1970年到达“向阳红五号”船，初任预报组长，曾4次来太平洋调查。其他几位是：郭日新、黄栋材、于锦法、黄思福、杨汉阳、关芬呈、刘玉栋、胡兴斌。他们分别毕业于不同的气象院校，大部分都参加过两次以上的远洋调查，有专业知识也有实践经验。 气象分队的预报室处在“向阳红五号”船的第三舱主甲板面下的一侧，约0平方米。它不像探空室、卫星云图室、多路移频通信室那样有许多耀眼光鲜的现代化仪器设备，也不像填图室那样，有非常明亮的光线。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四方形房间，一个门进出，门对角一侧放着对碰的四张桌子，桌面是透明玻璃的，里装日光灯，桌上就能看天气图纸，墙壁是浅绿色的，一些当天填报的天气图挂在一侧的墙面上，预报人员往往是既借助桌面又依靠墙面的天气图来分析天气趋势，作出天气预报。 在自然界，几乎所有的有形物体在压力下都会改变形状，在爱因斯坦那里，空间也是可以弯曲的。这一天，在“向阳红五号”船的预报室里，空气被压缩了，空间也仿佛真的“弯曲”了，所有的人几乎都是小心翼翼地将空气吸进去，又慢慢地吐出来。预报员们按平常的既定规则一个一个地发言。这里没有新老之分，没有级别高低之分，也不看你来自哪所大学，以前做过什么。只是每一个预报员都必须发表意见，而且还有一条铁律：对18日当地时间14点（北京时间10点），这一48小时前由他们自己作出的发射前7小时预报，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判断，就是说，凭借预报员科学的分析，得出的结论只有两个，一是“可以”发射，二是“不可以”发射。所有的知识经验构成的判断全部浓缩为简单的“可”和“不可”，不许雛两可，不许有“请上级研究决定”之类推卸责任的语句。 中国文化中，语言之复杂，内容之丰富，全世界独有。可是到了最复杂的时候，往往就是最简单的表述。 在座的预报员，不论是军人还是非军人，在那个年代上专业院校的时候，大多数都不是个人的选择，都是组织的需要，国家的安排，没有很多的个人意愿，也不提倡个人有什么意愿。有的到了学校后才知道自己学什么专业。学成以后呢，他们也无法选择自己去哪里，承担什么任务。可是，临到他们被委以重任上了“向阳红五号”船，国家把重大任务交给他们的时候，却要他们自己作出选择：是受过，还是立功？你自己去挑！ 谁都会选择后者。可是要成为后者，必须有科学的头脑、冷静的思维、细致的观察和超人的胆量。有时候还不完全是专业水平的问题。 8个预报员发完言后，刘、杨二位副司令员掰着手指算了一下，正好是一半对一半，坚持18日“可以”的有4个预报员，坚持18日天气“不可以”的也有4个预报员。每一方都有理有据，都依据的是同样的分析材料。但他们对未来4小时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加强的速率和海区天气借助的外因条件各有分歧。预报室里因为出现对立分析后呈现的紧张气氛骤然凝固。刘、杨、张三位指挥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平时在工作上显得有几分性急的南海分局张瑞禧局长，一只手抓着人革沙发凳，一只手攥着拳头，十分控制地顶在腰部，大眼睛不由自主地盯上了气象分队长许经林。 这不是在硝烟迷漫的战场，人和人之间的战争有时可以通过勇猛和抓住战机掌握到主动权。人和自然之间的“战争”只能靠科学的手段和科学的分析，强调的是人的作用的另一面。身居高职、从解放战争硝烟中走过来、又组织了和平年代高科技军事建设事业的刘、杨、张三位指挥员，清楚地知道，这时候，他们不能说一句话，也不能有一点急躁和不安，必须让客观事实从冷静的温和的空气里探出头来，让一些明智的敏锐的捕捉能手们把“它们”抓住，拎出来，成为决策依据。 短时间的静默之后，许经林站起来了。他是分队长，是审批预报单的一一，来。 他下意识地凝视了一下坐在预报室的刘、杨、张三位指挥员及深场的，了一身的员，在，我来做一下分析。” 这位预报员出身的分队长，在预报员们“两军”对垒的分歧中，对着天气图冷静地疏理着、分析着，额头上微微渗着汗珠。讲心里话，他是很不希望出现两种观点对垒局面的，这不是做游戏，不是作秀。可偏偏是分析结果出现了对垒的局面。毫无疑问，在这个“可”与“不可”的天平上，自己的这一个砝码将决定着整个试验任务的进程和效果，责任千钧啊！他也不希望刘、杨、张三位指挥员和记者们在这里旁听分析结果，虽然他们保证不会发表意见，但无形的压力会使预报员们更加谨慎，甚至胆小保守。但是，他也非常理解，哪一个指挥员会轻易放得下这份责任，若无其事地在房间里呆着等他的结果呢？ 1980年月，在领受海上编队指挥任务前夕，在华国锋主持召开的中央专委会的会议上，华国锋凝重地看着刘道生副司令员，平和却有力地说：“一定要把数据舱打捞回来！”叶剑英同志担心海上情况复杂，拟任海上护航编队总指挥员的杨国宇副司令员身体还不大好，提议海军第一副司令刘道生同志一同志海。刘生自海，指挥大编队，在场的第一副总理邓小平很是高兴，马上说这样很好。刘道生是毛遂自荐临危受命把大责任揽在自己身上的啊！ 杨国宇副司令员曾被提名担任“东风5号”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海上护航编队总指挥员，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曾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参与过国防科研的领导工作，比较尊重专家的意见，按科学规律办事，同时又是久经考验的海军高级指挥员。杨国宇领导科研工作，尊重专家的意见是有故事的。1967年，第七机械工业部“派性”争斗厉害，在一次武斗中还乱棍打死了一位著名的火箭材料专家姚桐斌。姚桐斌是和钱学森一起在周总理的关怀下从海外回国的，是共和国导弹研究真正的“宝贝”。姚桐斌死后惊动了周总理。周总理便决定对第七机械工业部实行军管，特派海军的杨国宇作为军管负责人去导弹五所平息“派性”之争、疏理行政关系。杨国宇大胆心细，做了大量的管理工作，从而在文化大革命的武斗中保护了任新民等一批技术专家。导弹五所是钱学森一手创办起来主研运载火箭的，运载火箭的技术负责人当时是任新民，这位杰出的火箭专家后来成为了从“东风1号”到“东风5号”运载火箭唯一的全程设计者。但在技术问题上，杨国宇从不耍军人作风。有一次在“东风4号”运载火箭的箭体设计上，原来有一个类似翅膀的“装置”，俗称“大肩膀”。一些技术人员主张去掉“大肩膀”，一些人则不同意。两派之争伤筋动骨。杨国宇对这类技术问题从不压制，在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就去找任新民。任新民说，“大肩膀”不要为好，要了“大肩膀”，导弹就少打出几百千米。杨国宇听后信服了，才代表军管会宣布不要争论，去掉“大肩膀”。现在运载火箭的箭体上就再也没有那个“大肩膀”了。 另一个令许经林不能犹豫的原因是火箭技术上的专业难题。我国所用的运载火箭的燃料是液态的，是硝酸和四氧化二氮。这种推进剂有毒性且有很大的腐蚀性。在发布48小时预报之前，首区就已加注燃料了，如果再要改变发射日期，时间过长的话，就得退下燃料。如果退下燃料，箭体是否正常，各种线路是否产生损坏，又得经过检测。这一退9一检，时间最少一周。一周以后仍然没有好天气，则整个海上编队和首区共一万多参试人员的支持能力和风险都难以想象。而且万一失去了发射时机呢？那他就是军队和人民的罪人了，罪至万死都不解全国人民的恨了。 午饭的铃声早响了，没有一个人走出预报室。 许经林表面上还算平静，这使刘、杨、张三位指挥员稍稍有点放心。他讲了几分钟大家共有的一些认识和信息。然后话锋一转，提到了正在上空运动的云团上。按照卫星云图分析，南太平洋的大云团之间有一条不太明显的切变线，主张18、19日为发射好天气的预报员们认为，当南太平洋的后，线，试海区的南方向移去。雷达回波中，也看到了本海区的积雨云也正以每小时5千米的速度移向西南。因此这个云团最迟在18日上午应全部或大部分移开试验区，整个天气是的“我主张原计划18日下午时〔北京时10时）发射的时间不变。可以发射”许经林比人们想象中早一些，端出了他的决定。话音一落，刘、杨、张三位指挥员立即站了起来。杨国宇副司令员紧跟了一句：“有把握吗？”“请首长放心，我有把握！”“那你签字吧！”他的顶头上司南海分局局长张瑞禧看着他说。许经林拿过预报员刘玉栋递过来的4小时预报单，填上了“可以发射”四个字，然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善于观察细节的解放军报记者罗同松看到许经林签下自己名字的时候，手微微有点抖动。大家都紧张地看着他一笔一画地把名字写完，交给机要参谋才陆续走出预报室。这时，甲板上正下着阵雨，风卷起雨雾不断地扫过甲板，洒人半开着门的三舱梯，冷冷地无情地向刚从预报室走出来登上甲板的预报员们扑来。浩渺的南太平洋，阴霾千里，朦胧一片…… 18日仍为发射日的电报发出去了，全线进人了发射前的4小时准备。当比落区晚了4个小时时差的酒泉发射中开始清理发射现场时，太平洋里“远望1”号和“远望”号早在南大洋的赤道附近翘首以待了。只是他们感觉到天气怎么不对劲，只差0多个小时了，大云团仍然没有散去，是气象中心掌握了错误的气象资料吗？ 李为华是当年气象分队的探空组组长，他的工作在船尾部。他到落区后按计划每天要施放两次探空气球，这是探测云层高度、判断天气变化最重要的实测手段。现在，还加放了一次气球，气球高度达到了9000多米。一般放球（国产气球）的高度超过0000米都难，他采取了一项技术革新，在气球上插上一根小铜管，当气球上到一定高度，因高空空气稀薄而使球内压力增大致使球面爆炸时，小铜管可以排掉一些气体，这样气球就可飞得更高，探到更高的高空了。这种方法最高可以放到5000米。如果当年也有放球的吉尼船己录，一定会是这位年轻的组长的。 侯金义是当年气象分队的副队长，他负责的通讯组有一台当年最为先进的多路移频接收机，主要功用就是接收太平洋地区各国气象台通过各种频率发布的天气预报。他也是预报会商的参加者，他唯一做得到的，就是收听所罗门群岛的美军基地、美属萨摩亚和英联邦的埃利斯群岛气象台发布的气象报告和大气要素，还有日本东京、美国关岛、澳大利亚悉尼等地区的气象预报和天气要素播报。这是“向阳红五号”船的雷达和探空气球不能够测得到的海区外围变化，是判断当时的南副热带高压是否确实在加强的大尺度参考资料。如果通过这些资料可以判定南副热带高压正在加强，那他就可以跟许经林队长说一声：好好安心睡一觉，明天肯定转晴。 到傍晚时分，甲板上仍然是大雨滂沱，乌云低盖，海面混沌一片。距“向阳红五号”只有5海里的驱逐舰，只能看到细细的一道黑边。 整个布阵状态的海上编队，在雷达的反射波中，也是杂而模糊。 大编队18艘舰船，每艘舰船都担负着一个或两个具体的任务，这个任务既是一份历史的责任，也是一份巨大的荣誉。这一时刻，“向阳红五号”船作为一个整体处在一种上下高度关注的状态中，大自然以古老的雨打风吹的方式锤炼着“向阳红五号”船5名参试者，从指挥员到战士无一不在聊着这个中国人打招呼时最平常的寒暄话题，只是这一次，不是在寒暄，是实实在在地祈祷着上天，担心着这个攸关“718工程”命运的大事。太平洋也早已忘记了当年麦哲伦对它的赞美，面对着中国数千年以来唯一一支海军远征特混编队耍着脾气、使着性子。随着暮色的降临，整个“向阳红五号”船都迷漫在凝重的粘湿的气氛里。 新华社记者陆其明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好天气的预报又发出去了，但是天仍不见转晴。雨水也不见少，有人提出：许队长，要不要改报坏天气？许经林摇摇头。原还决定报好天气的预报员，虽然和他们的队长一道坚持自己的看法，但是看着滚滚的乌云，哗哗的大雨，心情也越来越沉重。过去倾向于报坏天气的预报员，也抛弃了个人争什么的念头，盼望雨过天晴。因为这是关系到我国第一次运载火箭全程飞行试验能否成功的大事啊” 然而，非常幸运的是，到凌晨一点的时候，天空开始裂出一条云隙，露出一两颗星星。整夜守在甲板上的预报员刘玉栋首先发现这个迹象，他飞奔着去告诉许经林。全船都惊动了，奔向各个甲板层，翘首苍天。这时，天，终于开了一条大缝，一颗颗星露出来，调皮地闪烁着。航海干部们认得出那是“心宿二”、那是“大角”，那是巨蟹座，那是仙女座……凌晨三点钟，天，完全开了，深黑色的天空，繁星闪烁，微明的洋面上，轻涌漾动，“向阳红五号”船的甲板上，首先爆出了胜利的欢呼声。 四、大洋“惊涛” 18日，“向阳红五号”船的黎明是伴随着快乐一起到来的。蔚蓝色的天空上只剩下相互孤立的一些轻云在飘动着。太阳升起的时候，万丈霞光从海平线上飞起，染红了大半个天空。顷刻，太阳跳出灰色的海平线，霞光被集聚成一道金色的光柱，从天边一直拉到眼前，粼粼地荡漾着。“向阳红五号”船身边的护航军舰“107”号舰、“108”号舰近在咫尺。舰上的信号兵用灯光信号给编队总指挥员和“向阳红五号”船送来了清晨的问候，在晨光中有节奏地闪烁的信号灯，像是拨动的琴弦，让每个人心头的畅快和紧张有节奏地跳动起来。 政委侯华清组织后勤服务组从凌晨点钟起来做葱肉花卷。这是一种对炊事员来说很费力的食物。首先在前一天就得发好面，剁好肉馅。其次，炊事员要起个大早，把一团面一团面地揉好，揉好了待面松完劲后放半小时再擀开刮馅。将一团面擀开成碗边那样厚的面皮，是一项力气活也是技术活，所以全船00多人能吃到肉花卷是不大容易的事。但是对于远航在太平洋的船员来说，包子、花卷是船上最好的食物。尤其是香葱肉馅花卷，更是公认的“上品”。炊事员宁愿自己辛苦，起个大早，也要让大家吃好，因为他们知道今天大家要干大事，要干让全世界都注目的大事，要干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的大事，不能因为肚子问题而干不好啊！ 花卷做好了，早餐因为考虑到值夜班人员的休息，一般不拉铃通知吃饭。可是这一天不一样，这天早晨几乎没有睡觉的，连凌晨下班的人员都起来了。大家都十分兴奋和紧张，又都不说出来。许多人的感觉是：朦昽中一醒来，潜意识中就感觉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便反复地问自己，今天是什么日子？这是在什么地方？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当意识到是什么，在哪里，为了什么这些问题的时候，就睡不着了。幸运、幸福、兴奋、希冀，痒痒的，就像经常饿肚子的童年，挨到大年三十要吃团年饭的那种感觉。 编队总指挥刘道生起来时还不到6点。他是凌晨时得到气象有好转的消息后才睡下。早晨一起来，隔着舷窗看了看天，晴了，他披起单衣就往驾驶台走。海军政治部副主任杨宝镶跟在刘副司令员身后，也上到了驾驶台。刘道生一眼见到政治部主任，就说：“要给他们记功，记大功！”“是，首长！”杨宝镶当然知道，这一整天，“向阳红五号”船是怎样过来的。他们的认真工作，有力的资料保障和正确的预报，将为我国第一枚运载火箭的发射赢得什么，天气是一切保障的根本条件，是头功啊！ “按计划进人阵位，检查各战位的准备情况。”刘副司令命令参谋长张序三向各护航警戒舰船下达进人阵位的命令。 当地时间上午10点钟，离发射还有4小时，“远望1”号、“远望”号报告已进人预备阵位，在火箭弹道人处的南面漂航，等待发射。“打捞1”号、“打捞”号报告，已进人预备阵位，在火箭瞄准点北部和南部18千米处对应漂航，等待发射。“向阳红五号”船驾驶台上的保密机也传来了从首区到末区的通? ??信息：“进人4小时准备” “向阳红五号”船为完成“580”任务而配备的“保密机”就安装在驾驶台上。保密机里不时传来首区现场指挥人员的声音，而且是全普通话的男中音通播。这种仪器是当时国防通讯技术的尖端科技，经过“向阳红五号”船几次太平洋远洋通信考验和改进后，质量已相当稳定，尽管隔着一万千米，声音还清晰可辨。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保密的，别的国是，也是什么。 随着时间的推进，各舰船进人正式阵位。周围的多国舰船也仿佛闻出点儿味来了，纷纷向试验区靠近。海上指挥部参谋统计，仅17日这一次，试验海区就发现美国和英联邦的侦察飞机17架次，还发现了澳大利亚海军训练舰“00”号，新西兰调查船“莫诺韦”号。18日当地时1时0分，澳大利亚的训练舰突然进人我禁戒区。我警戒军舰“107”号立即起航拦截，并发出信号：“你好！你已进人我试验海域，有危险，请你立即离开！” 澳舰并不离开，还发来信号：“我不会影响你们的作业。” 我舰又发出信号：“你已进人到我试验海域，十分危险” 澳舰又回答：“我们知道有危险，一旦发生不幸，我们自己负责。”刘副司令员判断：船只和飞机不同，一旦数据舱落在外国船只的附近，它是有能力打捞的，到时候要是中国军舰不能及时赶到就不好处理了。要采取一切可行的办法，必须让外国船离开。但这是在国际水域，是公海，不能强行驱逐。他向护航编队指挥部下达命令：“前去继续劝告，拦截！” 新西兰调查船“莫诺韦”号正在驶近旗舰“向阳红五号”船，只有不到5海里了，“快！108舰上前拦截”！阻止它继续接近。 “108”舰指挥员告诉“莫诺韦”号：“中新两国人民是友好的，为了你们的安全，请不要进人我作业区。”“莫诺韦”号回答表示感谢，并邀请我海军“108”舰舰长到该船做客。这时距火箭溉落时间已不到1小时。我“108”舰指挥员灵机一动，决定采取邀请“莫诺韦”号船长来舰上做客的方式转移他们的注意力。果然“莫诺韦”号船二副代表船长乘橡皮舟，接受邀请登上了“08”舰。“08”舰将啤酒搬出来，招待对方，新西兰船的代表也很高兴，说青岛啤酒非常好，“08”舰就顺势送些啤酒。这艘侦查船有一架直升机，“莫诺韦”号见中国军人很友好，也礼尚往来，启动直升机吊装新西兰啤酒、海军礼品。这样一来二去，“莫诺韦”号就没有能进人我们所控制的靶场区了。 中午饭过后，天空又突然出现了阴云，遮住了阳光。全船又紧张起来。这时候已快进人一小时准备了，首区发射架上的导弹最后一次检测已经完成，发射架已经脱开，“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员到，快到指挥台。“报告，这只是局部的天气现象，请首长放心，不会影响发射。” 刘副司令员放下望远镜，“哦，好的！”他不由得再一次看了一下这位气象工作者，说：“你们为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我感谢你们！” 这时，保密机里传来酒泉发射基地“1小时准备！”的声音，海上各舰船的测量雷达、经纬仪、定位仪立即开启，各种颜色的指示灯在恒温的舱室里频繁闪烁。“打捞1”号、“打捞”号、“向阳红10号”船上的遥测、航测直升机进人起飞平台，启动机械、测试仪表，等待起飞的命令。“0分钟准备！”保密机里清澈的男中音响彻海空，叩击着每个人的“10分钟准备！” “1分钟准备！”茫茫大洋上仿佛只有保密机的声音，连船机的轰鸣声和海浪拍击船舷的声音都听不到了。 越来越接近发射了，“向阳红五号”船指挥台的空气几乎凝固，全部指战员都屏住呼吸等着。保密机继续播报酒泉发射基地的男中音：“10、9、8、7、6、5、4、、、1、牵动……点火……起飞……” “飞行正常……一级火箭脱落，二级火箭脱落……已进人轨道……发射成功啦！”保密机里传来发射基地激动的欢呼声。 保密发射功这时，“向阳红五号”船指挥台和后甲板上也一片欢腾。远在落点南面的测量船“远望1”号、“远望”号现在正进人了最紧张的阶段。它们要比任何船更早地捕捉到火箭人轨道的信息，以便实时测量到火箭进人落点之前10千米至千米的轨道参数。 主管轨道参数测量的海上编队副指挥员、测量编队总指挥员田震环站在“远望1”号的中心指挥所里，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荧光屏。在这里，他可观察到火箭进人落区的运行情况。运载火箭按照预定的程序，将在高空中完成火箭级间的分离、发动机关机和火箭头体分离等一系列程序，最后这个弹头将在大气层外依靠惯性向东南飞来，并找到进人落区的人轨点，精确地沿着预定轨道飞完全程，最后在预定区域准确人海。 但是，对海上测量的艰巨性十分了解的田震环深知，地球在转动、火箭在运行、测量船在晃动、天线在摇动，一切都在高速地互动着。须臾之间，测量人员如抓不到进人落区的目标，就错过了，就失误了，就失败了。这真比大海捞针还要难啊！正因为这样，他主持进行了无数次训练，把所有的人和仪器都准备成双保险状态。 终于，他听到了基层指挥员惊喜的报告：“遥测收到信号！”“雷达发标“一切正常！”田震环几乎惊叫起来。 这时，装载在“向阳红10”号船和“打捞1”号、“打搜”号船上的4架直升机起飞了，打捞快艇、船载救生艇、橡皮艇也启动了！他们全幅武装，并带着良好的救生设备分别向一个指定的目标海域驶去。 从点火起飞到火箭进人太平洋上空约9分钟左右。当地时14点9分，从“向阳红五号”船后甲板西北方向的上空望去，一个流星般的火球出现：“看到了！看到啦！”分不清是谁在叫，接着大家一齐叫着“看到啦！看到啦！……”眨眼间，火球变成了一个亮点，后面还拖着一道白烟，迅速地从西北到东南划过有几块白云的蓝色天空，紧接着就听到沉重的“咣一”的一声，溉落在离“向阳红五号”船约0千米的海域，溉起了现在，人们可以静下心来思量一下，刚对1贱人大洋的是一个什么东西。 1965年，第七机械工业部制定了“8年4弹”规划，其中将计划研制的洲际导弹命名为“东风5号”。 1966年5月，开始洲际导弹总体方案的设计。1970年春，在北京市11个工业局、5个区、6个大专院校以及中央1个部和民航在京的所属工厂共116个单位的支持下，开始科研生产大协作。1970年6月，完成洲际导弹技术设计。1971年月，完成第一枚洲际导弹遥测弹各种试验和总装。“东风5号”导弹为二级液体洲际导弹，全长5米，最大直径5米，总重190吨，一级起飞推力8吨，二级发动机真空推力7吨，二级游动发动机推力48吨。火箭可携带一枚000千克、威力为00400万吨当量核弹头，但这次试验用的火箭弹头是按核填料的比重装人的填料。这个庞然大物每分钟平均以00多千米的速度飞行进人大气层后以重力加速度溉人大洋，“向阳红五号”船的“5甲”雷达测到，弹头人水时溉起了80多米高的水柱。各测量点测到的位置，通过卫星定位换算得知，我国的第一枚运载火箭命中预定弹着点，误差未超过500米。这就好比一支步枪，在100米之内，一发击中了靶心上的一根针一样准确。 “发射成功！准确命中！”甲板上、舱室里雷鸣般地欢叫起来。 五、“抢”回数据舱 我国第一枚向太平洋发射的“东风5号”运载火箭进人地球轨道重返大气层后，约在距离海面三四千米的高度时，装有火箭飞行重要参数的数据舱，自动从弹体弹射出来，接着这个数据舱打开了橙色的降落伞，连续发出了无线电定位识别信号，穿过云层，慢慢地向蔚蓝色的洋面飘落。收回这个数据舱，这是出航前刘副司令员从华国锋、邓小平、叶剑英等中央领导那里拍着胸膛领下来的任务，也是全海上特混编队最重要的、最不能失误的任务。“向阳红五号”船四次赴太平洋，掌握特定靶场的水文要素、地质要素、深度要素，目的也是为这个数据舱的打捞提供条件。在回收、打捞力量建设上，“718工程”为海军建造了“0”号、“506”号打捞船，装备了“超黄蜂”航测直升机、打捞直升机，还准备了“644”工作快艇、船载救生舢板，专门培训了潜水员和打捞人员。海上打捞指挥部设在“0”号上，指挥现场打捞。刘副司令员、杨副司员令坐镇“向阳红五号”船，指挥驱逐舰群严密警戒，一旦发现数据舱，各舰船就必须不顾一切地赶过去控制住，不许任何一个国家的船只和航空器取走数据舱。按刘副司令员的话说：这是中国人的秘密，是中国人的宝贝，是多少人隐姓埋名，艰苦奋斗，甚至流血牺牲的成果，必须万无一失！ 外国船和飞机进人作业海区是有着特殊用意的。外交部已收到一个国家的特别安排，一支由0多人组成的专家队伍已进人海区。他们的目的很明显，就是想收集中国运载火箭全程飞行的资料和信息，为了保住运载火箭试验数据不让外国人拿走，海军出动了6艘驱逐舰，艘打捞船和4架“超黄蜂”舰载直升机和一批特殊训练过的潜水员、工程技术人员，这已几乎是海军拿得出的全部远洋战斗力量了。除此以外，运载火箭的设计制造专家们还采取了一个“宁可玉碎，不为瓦全”的保险措施。即，所有的条件都不能保证能够打捞回的时候，这个数据舱在4小时之内，可以启动自毁系统引爆，永远地沉于海底。 尽管如此，许多国家的专家们还是能够想像出他们可能有的运气，万一数据舱落在他们的眼前，抢先一步打捞拿到数据舱并解开了自毁系统呢？海上回收数据舱要比在陆地的可变因多。 “向阳红五号”船的驾驶台就是海上指挥部的指挥中心，刘副司令员在对讲机旁，直接听取护航警戒编队和测量、打捞编队的现场执行报告。这时，刘副司令员还不时拿起望远镜向预定目标出现的方向遥望，空气依然凝重，指挥中心操作人员各就各位，一片肃静。 4架直升机已经升空飞抵火箭溉落的方向。“174”号和“176”号两架遥测飞机升空迅速测到火箭溉落时的数据后，已经返航。测量指挥中心现场指挥员向海上编队指挥员报告：“遥测数据已测量完毕！“ 从“向阳红十号”船上起飞的“179”航测飞机，由王恽驾驶着，准确地用电影经纬仪拍摄下了火箭落点的位置，又拍下了数据舱降落的位置，他立即向“17”号打捞直升机机长郭文才报告了数据舱飘落的经纬度和方向。“7”号郭文才机长升空寻找数据舱时，海面波光粼粼，还有太阳的反光，方向也没有搞对，一直没有发现，正着急呢。听到“79”的呼叫，郭文才立即调转机头，向“79”指引的数据舱方向飞去。可是很糟糕，前面出现了一片黑糊糊的雨云。太平洋的天气不是孩子的脸就是给美国人的自由主义同化了，经常是一朵云也能稀里哗啦下起雨来，极没有“规矩”！郭文才想，是绕过去？还是穿过去？他觉得此刻任何东西都没时间宝贵了，从中央领导到太平洋各参试舰船，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他呀。 他一摇手柄，压低机头，朝雨云冲了过去。当他冲出雨云的时候，发现了数据舱就在距离他约7千米的海上漂着，他兴奋得不由自主地大叫了一声“看到了”。这时，担任警戒任务的驱逐舰“1”号、“16”号得知数据舱的飘落地点后，全速向数据舱急驰。作为第二梯队的打搜工作快艇和打搜舢板也一齐向漂落点冲了过去，一幅十分壮美的画卷在太平洋展开。 在“7”机舱待命的海军某部潜水员刘志友，一身潜水衣把他裹得严严实实，背上还挂着氧气瓶，只有面罩上还能看得出他目光坰坰的眼睛。他目不转睛地扫视着海面。突然他看到了一幅令人心醉的灿烂的画面：橘红色的圆形气囊，带着穿越万里太空的闪亮的数据舱，漂浮在碧波荡漾的太平洋海面上，指示目标的橙色染色剂进人深蓝色的洋面后显得有点绿，染色剂在气囊周围迅速地扩散，好像一个巨大的草绿色句号在海面上漂浮。 啊，真美！刘志友叫了一声。郭文才迅速把直升机悬停在这个“句号”上，舱门打开了，刘志友只隔它不到0米的空间距离了。他顺着直升机落下的绳子，往下落，落到海面，然后向它游去。这种游泳尽管已训练多次，但直升机旋翼产生的气流可使海上产生78级海况，海上浪涛从直升机悬停的中心位置一直呈圆周形向外涌去。他挂着气瓶的身体好像被海水粘住了似的，前进非常艰难。 这时打捞船上有人发现，有两架不明国籍的飞机朝数据舱打捞点飞来，已经听得到引擎声了。这是两架美式巡航侦察机，他们不顾中国海上编队的警告超低空进人海区，顷刻间已到达“17”打捞飞机一侧盘旋了。那贪婪的样子就像一只盘旋已久的老鹰终于发现了一只肥硕的兔子一样。 “快！刘志友，快呀！”似乎全编队的人都在喊。驱逐舰“1”号、“16”号已按预定的部署作好了战斗准备。 刘道生、杨国宇、张序三等海上编队指挥部首长目不转睛地盯着数据舱降落的方向，他们用望远镜只能看得到“超黄峰”直升机旋停的海域，看得到美国飞机的盘旋，看不清海面上的刘志友。但是他从话筒里听得到前线指挥员紧促的呼吸声。 “镇静同志们！”刘副司令员及时缓解着一线指挥员的紧张心理，他的想法是，既不要失去战机，又避免擦枪走火，惹出复杂的夕卜事纠纷。 刘志友紧盯着数据舱，一米一米地向它接近。这时的他还不知道有别国的飞机飞来跟他“抢”呢！但他意念中知道有千万双眼睛在盯着自己，他的一举一动都将成为历史。他几乎把所有的爆发力都用上了，划呀划呀，终于抱住了数据舱，挂上了直升机上的吊钩。挂好后他如释重负看了看潜水表，共用了5分0秒的时间。1980年5月18日北京时间上午10点45分，当地时间下午14点45分，海军潜水员刘志友和他的战友们，在“718工程”最令人担心的环节上，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10分钟后，刘志友和数据舱回到“0”打捞船甲板。 刘志友带着数据舱飞回打捞船后，美国的两架飞机超低空50米）绕落点盘旋两圈后扔下一个声呐浮标，悻悻地离开了。站在“向阳红五号”船指挥台上的两位司令员和全体指挥人员都捏了一把汗。南海分局跟的划在中北的时知道国上飞机的性能优越：“幸亏准备严密，否则真给美国人抢了去。”这时，接“数据舱完成任务收回”的报告后，刘道生副司令员这时才长长地舒了一气。他下令各分编队各舰船鸣汽笛一长声，以示庆祝。一时间，整个南太平洋落区18艘船舰，汽笛长鸣，欢声雷动！ 苏联的侦察船、澳大利亚的“；了0”训练舰和有关国家的专家们却没有美国人那样灵敏和走运。他们没看到中国的洲际导弹的数据舱是什么样子，也没有来得及哪怕是取走一桶数据舱落点的带染色剂的海水。这些“老外”只当是赶场看了一场唱词、套路都非常娴熟，角色十分道的京戏，虽然没有看懂其所以然，却也是捧了场。的确，他们客观上为中国人进国际舞台的演出捧了场，提供了证明。 中国的“东风5号”洲际导弹试验成功的消息播发后，美联社发表评论说“它将是中国第一次进行洲际弹道式导弹的正式试验，它可以发射到苏联各地，并达到美国西部……这是朝制造同美、苏相同的洲际核武器迈出的重要一步。”联邦德国《总汇手於评论指出：“由于中国有了洲际导弹，中国就在大国的力量游戏中打出了新牌……北京实际上对两个超级大国有了免疫力，无论谁进攻中国，就必须估计到中国核导弹打击给自己力量造成的削弱法国总敎某长甚至感叹说：“这是维护国家独立自由的无价之宝。”198年10月，我国首次进行了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试验，并获得圆满成功。 1984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上举行建国5周年的大型阅兵式，中国战略导弹部队首次在公众面前亮相。当由拖车载运的硕大的中国第一代洲际导弹一“东风5号”缓缓通过天安门广场时，人们的精神为之一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中国的洲际导弹已经定型生产，进国防部署。中国人的腰杆更加硬起来了！（未完待续） 第十二章回望太平洋 一、无形的勋章 “向阳红五号”船从正式改名那一天起，到1980年6月日执行完向太平洋发射运载火箭的试验任务回到上海止，前后11年时间，其主要的使命就是执行“718工程”任务。11年中的前6年主要是船舶设施的改装、试验和调查仪器的试验、人员的配备和培训，后5年是任务的实施完成阶段。 11年寒暑，换了两任船长、三任政委，以海军、国家海洋局的海洋调查人员为主，同时整合了全军和全国各有关院校、 研究所近百名的科研人员，还有相当一批海军专业干部、战士，组成了中国在这一特殊领域、特殊体制下的团队，5次南下太平洋特定海区，在海上势力悬殊百倍千倍于苏联、美国的遥远大洋，与其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周旋和斗争，获得了中国洲际导弹发射试验所需要的资料和数据，在最后的发射试验总攻阶段，又担任海上编队的指挥船和落区气象保障任务，并且成功地保障了刘道生、杨国宇等高层指挥员组成的海上指挥部的运行，成功地预报了5月18日的太平洋落区的好天气，为中国洲际导弹的诞生作出了不平凡的贡献。任务结束后，海军为“向阳红五号”船记了集体二等功，为成功预报发射天气的许经林记个人二等功。这是“向阳红五号”船第二次荣立二等功。“向阳红五号”船的这个二等功，是当时海军为非战斗部队完成非战斗任务荣记的 1980年6月4日，国防科委和海军在上海海军大了欢迎大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在上海的叶剑英元帅接见参试人员代表时十分激动，他富有战略眼光地说：“这次试验的成功，大大加强了和平的力量，打击了侵略者的力量，为中国人民造福，为世界人民造福。” 1980年6月10日晚，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第一次发射运载火箭庆功大会。大会上，参加运载火箭首区和末区试验的代表都见面了，这里有火箭总设计师，火箭发射指挥员、火箭测控专家、导弹专家、雷达专家以及各种专业技术人员和指挥人员。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胡耀邦、邓小平、***、陈云都参加了大会。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庆功大会上激动地说：“你们的光辉成就鼓舞和启发一切想为四个现代化出力的人们，使他们开动脑筋想一想，如何才能脚踏实地为四个现代化作出更好的贡献；你们的成功还鼓舞和启发一切想为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的领导干部，使他们开动脑筋想一想，如何才能更有成效地完成自己领导的部门、地区和单位的四个现代化任务。” 1980年6月15日，“向阳红五号”船的船长倪树森、政委侯华清和个人二等功荣立者许经林应邀参加了在海军机关大礼堂召开的第一次发射运载火箭总结大会。刘道生副司令员代表海上编队在会上作了总结讲话。 在谈收获体会时，他兴奋说：“海军建军1年来，除潜艇出过岛链外，其他舰船都在大陆沿海活动，未到过大洋……现在我可以自豪地说，南太平洋上已经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第一道航迹，这就标志着我们已初步具备了出远海、闯大洋的能力。”而这个能力，是1976年刘副司令员欢迎“向阳红五号”船第一次远洋归来时在广州珠江宾馆的大会上讲出来的：“向阳红五号”船是中国海军的先锋，是闯大洋的先遣队。“向阳红五号”船成为了海军的功臣、人民的功臣。 踏过了从南海到太平洋70150海里的惊涛骇浪，暗礁险滩，沐浴了太平洋67个日夜的毒日孤星，晓风残月，使倪树森、侯华清手捧着这荣誉时，有了一种特别的情感。 倪树森和侯华清都是由海军南海舰队第一批临时抽调到“向阳红五号”船上的管理干部。初来时，他们都是副职，一个是副船长，一个是副政委。第一次远洋后他们都相继升任到正职位置，后来又共同完成了四次远洋，这是维系中国国防尖端科技能否成功的远洋，是代表着中国海上力量冲出岛链走向世界的远洋，在全国和全军都有很高的显示度。他们来的时候，都是海军作战部队里优秀的基层军官，来“向阳红五号”都具有临时抽调的性质，他们的领导和他们自己一点也没有想到这个“临时抽调”会是10年的时间跨度甚至终生以此为业。但他们不后悔，甚至还很幸运。任务完成回到广州不久后，倪树森升任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副局长，侯华清升任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政治部副主任。 二、历史的端点 纵观中国文明史、中国科技史及中国海洋史，面对着我们面前的这片大洋，在“向阳红五号”船1976年进人之前，做过什么呢？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航海民族，据考古记载：中国5000年前出现了独木舟，000年前出现了木帆船。公元前00年至公元100年，中国沿海航线已经畅通，并开辟了通过朝鲜半岛到达日本诸岛，绕过中南半岛到达印度和斯里兰卡等航线。公元1世纪初中国人已把指南针应用于航海。著名的航海家有秦代的徐福，他多次东渡日本；唐代的鉴真和尚，为东渡日本展开了六次险苦的航程，最终到达日本；元代的汪大渊，二次下西洋并著《岛夷志略；明代的郑和，七次下西洋，完成了中国古代历史最伟大的航海。 从远古至明代，中国对海洋的征服，特别是远洋航海大为领先于西方。但是，也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中国的航海，大部分都在中国沿海航行，或者从中国沿海向西往印度洋航行，没有一次航海行动是进人到太平洋的，更没有横渡太平洋的探险活动。中国的航海史和海洋研究史直到0世纪70年代，“向阳红五号”船进人太平洋之前，与太平洋几乎都毫不相干，中国人对太平洋的探测、调查和研究几乎是一张白纸。“向阳红五号”船进人太平洋所用的图纸和航路指南资料，基本上都来自外文版的翻译资料，有的是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版的，有的是18世纪探险家库克测量出来的，有的海域没有任何版式的海图，干脆就是空白图作航行图，一张一张的“摸着石头过河”似的进人了太平洋。 但历史仿佛就是一个圆形广场，而人类文明的进步又仿佛是在圆形广场上导演的一场又一场的接力赛，今天是这个国家的代表队占上风，明天又是那个民族的代表队夺冠军，如是往复，生生不息。 “向阳红五号”船刚好是在库克开始真正的海洋调查00年后和英国“挑战者”号环球航行100年后进人太平洋进行科学考察的。这种历史差距中国人所幸的是，中国人就是中国人！中国战略武器的试验逼着中国的海洋科学提前进人了大洋，这也许是又一场新的接力赛的开始，“向阳红五号”船是第一批上场的代表队员！ “向阳红五号”船四次太平洋调查，与英、德等海洋国家的“挑战者”号、“流星”号海洋调查船相比，虽然不是大面积的环球性的海洋调查，其目的和结果也不在于建构新发现、新科学。但对于0世纪70年代的中国来说，有其独特的历史意义。 第一，它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有军事战略目的、在世界各大海洋强国军事上或明或暗地进行频繁干扰的高危险环境下进行的远洋调查行动。全过程直接牵动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最高层领导的神经，涉及到军事、外交、安全、科技和海洋多个方面的十多个部委局，关系到中国的战略武器最终是否具有战略威慑，能否为实现世界和平和争取中国和平的建设环境起到应有作用的大局。它也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海洋军事战略行动中的最重大、最具风险，却又未费一枪一弹、未付伤亡代价的一次非军事行动。在此之前中国所有的海上军事征伐或防御，都是在中国近岸海域进行的，都是以巨大的伤亡代价为前提的。即使是郑和下西洋时打得最漂亮的锡兰山战役，也还是在近岸进行的，在付出了伤亡代价后才取得的。 第二，它是在一个完全没有远洋科学考察基础和经验的国家，又面对西方海洋强国层层技术封锁的国际环境下进行的。其“挑战”的勇气和实际面对的挑战和威胁，比英国环球航行的“挑战者”号过犹而无不及，比起同样进行太平洋洲际导弹靶场建设的苏联和美国、法国，在科技能力方面面对的挑战要强10倍甚至100倍。因而，“向阳红五号”船的四次远征和完的，红五号”船的成功，国家海洋局于1978年10月，提出了“查清中国海、进军三大洋、登上南极洲”的号。 第三，它对于占世界14人，还没有来得及向远洋开启创造力的中国来说，“向阳红五号”船在大洋里获得的第一块锰结核、第一批水深和重力资料，作出的第一个台风预报，追测的第一例台风过境数据，试验的第一组远程通信电波，发现的第一个暗礁一向阳礁，测试的第一批深海仪器，试验的第一台卫星导航仪、第一台奥米伽导航仪，冲出岛链的第一道远洋航迹都具有历史的起点意义。后来的历史证明，中国的远程无线电通信、海洋调查仪器研制、深海大洋事业等正是从这里开始的。0多年来，我国的深海探测仪器，不断从仿效到研发，再到自主创新，初步建立起了以7000米深海机器人为代表的中国的先进深海科学事业，获得了太平洋75万平方千米海底多金属结核开发矿区；初步建立了我国独立的“北斗”卫星定位系统，远航舰船可以独立使用这个系统完成在太平洋的卫星定位；初步建立了我国的海洋卫星观测和应用系统，使我国现在对部分海洋和大洋的大面积水文气象考察，已不局限于考察船的直接考察了。更为可喜的是，中国的今天，一批又一批的“向阳红五号”船从与西方先进的海洋科技和航天科技竞争中，接过了历史的接力棒，向下一个终点冲去，这使中国的海洋发展又一次逼近世界前沿。 “向阳红五号”船五次远征太平洋主要贡献录： 1976—1978年，第一次为中国获得太平洋特定海区春夏秋冬四季地球物理和海洋环境资料，为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的全程飞行试验准确地选取了靶场。它是中国远洋科学调查发展的端点。 1976—1978年，第一次作为中国海军的先遣力量多次突破美国海军设置的第一岛链、第二岛链防线，并与美国、苏联、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海空军事力量在南太平洋博弈周旋，显示了中国海军的勇敢和智慧。它是中国海军力量远洋应对多国部队侦察骚扰的端点。 1976—1978年，第一次代表中国海军远航西太平洋、南太平洋，在校正更新大量旧式航海资料的同时，培养了一批高精尖的海军航海专业人才，为未来海军的远航积累了经验。它是中国海军远洋航海的端点。 1976年4月，第一次从太平洋1680米和1907米水深处，用深海抓斗，取得了地质样品，这是当年中国深海科学地质取样的最高记录，也是中国开展深海科学研究的端点。 1976年5月，第一次领先于世界追测到西太平洋强台风过境的资料，测到中心风力11级。决定和主持这项探险的是航次总指挥高文府、船长马荣典和气象分队长梁凤森。它是中国进人世界气象组织主持的全球大气试验和澳大利亚卡奔塔利亚湾季风试验的端点。 1977年，第一次在南太平洋土斯卡罗纳沙洲附近发现一个海图没注的新，10，航次和地专命名为“向阳礁”。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在世界大洋发现岛礁并命名的端点。 1978年4月日凌晨，第一次在东经171度0分，南纬6度整，太平洋埃利斯群岛以西4784米的深海，获得了第一份锰结核样品。由于获得了这块“国宝”，中国在大洋方面对人类深海科学研究的贡献，在时间节点上至少提前10年以上。中国以此作为起点，获得了进人国际大洋科学先驱投资者资格，一步跨人了世界大洋科学研究高科技领域，它们与航天工程一样，都是大国角逐争夺地球最后空间的世界前沿。 1978年，第一次将普通探空气球，经过多项创新技术处理是后，放到59米高空，这是中国大洋高空探测的最高点。 1978年4月，远洋航行试验国产卫星导航仪和奥米加定位仪，其中国产卫星导航仪在进卫星导航仪故障的情况下，成功地完成了0区的测量定位。它是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科技创新、加速研制卫星定位系统一“北斗1号”的端点。 1980年5月15日，第一次运用四次远洋的气象探测和预报经验，在太平洋复杂多变的天气现象中捕捉到了5月18日一个难得的晴天作为中国首枚洲际导弹的发射日，成功地作出了发射前7小时的天气预报。这是中国大洋天气预报进人世界先进行列的端点。 1980年5月，第一次作为海上大编队的指挥部，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舰船混合编队的协同指挥行动，首次在多国海军干扰下，保卫了第一枚洲际导弹落区的安全，展示了中国海军的指挥能力、通信能力和综合科技水平。它是中国军队海上多兵种指挥和通信协同作战的端点。 1985年，许时耕撰写的《洋区高层异常和垂线偏差的计算与分析》一文，发表在英文版的海洋学报》上，这是中国的科学家第一次发表对太平洋的 三、魅力延展 一个时代一种事业已经结束了，另一个新使命又在酝酿生成。太平洋特定海域对于“向阳红五号”船来说，只是中国海洋事业发展的一个点，而向更广阔的海洋进军，则是中国要走向世界的一个面。 在“向阳红五号”船执行“718工程”任务期间和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它还完成过几次重大的任务，主要是： 1977年8月，正准备执行远洋任务的“向阳红五号”船突然接到邓小平的指示，立即赴东海进行大陆架调查，她和当年“实践”号海洋调查船一起首次对东海大陆架进行了重力、磁力和地质地貌的调查，发现并测量了冲绳海槽为我国东海大陆架的最边缘，为我国提出东海海洋划界的主张、维护中国的海洋权益建立了重大功勋。 198年到1984年进行南海中部综合考察。 1987年，李立新继王书伦之后，担任“向阳红五号”船第四任船长，庞清继曾云风之后，担任第四任政委。从这一届起，一个新的“向阳红五号”船又出现在国际国内海洋科学舞台上。 1987年5月，在执行西太平洋中美联合项目的间隙，还根据联合国海底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在中国南沙群岛建立常年观测站的决议，对南沙群岛进行了一次较大范围的建站考察，考察了当时的永暑礁、六门礁、华阳礁、柏礁等，在永暑礁上竖立了中国第一块主权碑。 ***年，“向阳红五号”船执行中美西太平洋海气相互作用合作调查和澳大利亚季风试验任务。此次任务除了在西太平洋收集了大量的海气相互作用的资料外，还与国际气象组织合作，在澳大利亚卡奔塔利亚湾进行了世界上第一次台风过境的全息观测，为全人类的气象事业作出了重要的科学贡献，对世界气象组织产生重大影响。 1990年，我国根据“向阳红五号”船考察的资料，在永暑礁上建立起了与国际海底委员会联网的南沙永暑礁海洋观测站，并首次派兵常驻南沙群岛守礁，有效地维护了中国在南沙群岛的海洋权益。 1990年，南沙群岛永暑礁海洋观测站建成后，国家海洋局与海南省联合组织了“向阳红五号”船对南沙群岛驻岛官兵的慰问和主权巡航。“向阳红五号”船到达了国家领土最南端的曾母暗沙，时任国家海洋局局长的严宏谟亲自在曾母暗沙抛下主权碑，这是中国的海洋调查船和政府部级官员第一次到达曾母暗沙巡航勘察，掀开了南沙群岛维护海洋权益的第一这时候的“向阳红五号”船已完全退去了军人的风采，没有了秘密的身份，去任何国家也不需另造一份海员证了。他们的真实身份也是国际通用身份，所有的调查项目也没有军事项目的神秘色彩，都是由中国科学家或者中国与美国科学家共同设计的。其项目实施目的，要么就是掌握全球特别是西太平洋海气的规律，了解厄尔尼诺、拉尼娜、台风等大气现象形成的海洋作用机理，解决世界性的科学难题；要么就是为了国家的海洋权益和海洋开发，解决国家性的科学难题。 199年，经历了太平洋无数风雨的“向阳红五号”船无声地退出南海分局调查船序列，灿烂而永远地消失在茫茫的大海上…… 四、情景再现 199年后的一天，黄埔长洲岛的一个长者说：他前几天见到了“向阳红五号”船，还停在黄埔长洲一号锚地。可是他再次去看她时，却又不见了。他从此发现自己真的老了，有了幻觉。现在的一号锚地，已经移了位，水上白茫茫一片，全然不是当年的繁华。后来也有人传：在深圳蛇，在渤海的某个港看到过她的身影，那台从波兰巴黎公社造船厂安装上去的低速柴油机还在隆隆地响着。 不管人们是否出于幻觉感念，还是实景感知，对曾经在“向阳红五号”船甲板上战斗过的大多数干部和船员来说，他们只留下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还是“向阳红五号”船1990年参加中美海相互作用合作调查任务进悉尼港时，由一位华侨从悉尼大铁桥上为“向阳红五号”船留下的。这张珍贵的留影不仅在澳大利亚各大媒体出现过，也长留在南海分局的宣传画册上，留在国家海洋局的宣传推介片上。除此以外，“向阳红五号”船当年执行“718工程”任务的所有辉煌，都尘封在国家的档案库里，一个“国家机密”的大红印章盖住了所有的好奇者。 无情的岁月在流失，“向阳红五号”船的人已散落四面八方。在“向阳红五号”船曾经停泊过的锚地，靠泊过码头，新的海监船重新辉煌。多数时候，谁也记不起这里曾经发生过的故事，创造过的历史。 直到1999年国家公开奖励“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赵九章、任新民等一批两弹一星专家被国家授予“两弹元勋”功勋奖章，国家“两弹一星”工程陆续解密。00年“神舟5号”飞船绕地球飞行成功，媒体大量出版杨利伟等一批宇航员的传奇故事，国家“两弹一星”工程完全解密，作为“两弹一星”工程中的“导弹”一“东风5号”洲际导弹的研制过程、太平洋全程飞行试验过程也昭然若揭。 但是，“向阳红五号”船却因过早退出调查船序列，又经过几次辗转而使历史资料大量散失，大量的生动人物故事散落在全国各地，最后连作为实物考据的船体钢板、奖章奖旗、航海日志都不知去向了。只有当年鏖战太平洋的那些人还大多健在，他们有的是身居高位的海洋事业的行政领导，有的在地方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主持一方工作，有的仍然在海洋事业的第一线。更多的当年身居主要岗位的同志，已经退休甚至故去。然而在这些已界高龄的长者心目中，“向阳红五号”船仍然好像还停留黄埔长洲码头，她仍然在出海，去一个又一个大洋。 1991年5月9日，一场题名为《生命、摇篮、母亲》的海洋知识电视竞赛在“向阳红五号”船三舱甲板上举行，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等5个海洋单位参加了竞赛。中国海洋报广东记者站的徐志良、于琼和广东电视台的林建平联合策划拍摄了这个特别节目。当天，这个节目的电视新闻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晚间新闻播出。5月9日，这场海洋知识竞赛在广东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55分钟。这是“向阳红五号”船第一次在电视中亮相。 00年，一篇署名为李为华、徐志良的大通讯《1980，新中国最大规模远航》在《羊城晚报》和《中国海洋报》发表。 006年，六篇署名为徐志良，一万余字的通讯《远征无极海》在《中国海洋报1连续发表。 008年4月日凌晨，中央电视台《见证·亲历》栏目，以本书为创作蓝本，共分五集，每集半小时，播出了电视纪录片《绝密航程》。第一集《勒场选在太平洋》；第二集《首战太平洋》；第三集《再战太平洋》；第四集《太平洋里一个点》；第五集会战太平洋》。值此，“向阳红五号”这艘功勋船才得以重新出镜，再现辉煌。（未完待续） 附：《绝密航程》纪录片主题歌 作词：徐志良 作曲：路勇 演唱：李航 我来自塞北江南 你别离天山中原 太平洋里首开航迹 惊涛骇浪中冲出岛链 你洞察海涛电波 我探测深海蓝天 太平洋里栉风沭雨 日以继夜勘测选点 一个时代的向阳红啊 你已然站在中国海洋事业的高端 你已然站在维护祖国安全的前沿 为铸中国华神箭 挥师万里 笑傲海天 挥师万里 笑傲海天（未完待续） 后记 人，需要有梦想。我有过一个梦想。就是把“向阳红五号”船五次远征太平洋的故事写成书，再现这一段在中国媒体上鲜为人知，却在国外媒体上曾经沸沸扬扬的海洋事件。 “向阳红五号”船的太平洋远征，不是一般的海洋考察探险，也不是继承古人之志开辟新的海上丝路，而是为了我国的战略武器试验选择靶场。这在当时是国家的最高机密。一般来说，既是国家机密，就不能够写成大众读物。梦想终归是梦想，离成书还差十万八千里。 0世纪80年代，“向阳红五号”船由一艘身份复杂的神秘船只逐渐因为承担国际合作项目而在南海、太平洋一次又一次的出现，它的照片在国外媒体上。在世，在国新西兰、法国、日本等国的海洋学家和气象学家眼里，它已经没有什么机密了。 “向阳红五号”船上的许多当年参加“718工程”任务的人员，也大多走上了新的岗位，有的成了局长、书记、主任，有的成了著名科学家和学者，有的离开了海洋系统，成为了内地的官员和企业家。由于人事的变迁，我也离开了“向阳红五号”船进人了新的岗位。但一种“向阳红情结”，一种那个年代、与那些人，在那种环境中千百次镂刻下来的印象，却时常像风一样飘过，像梦一样萦绕。 1998年，我在广州图书城偶然发现了《火箭在发射一任新民传》。这是一本解密了的关于运载火箭总设计师、后来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任新民的传记。其中披露了“东风5号”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的部分过程。 这本书不仅给我提供了当年“718工程”的许多内幕，也给了我一个重要的信息：“718工程”解密了。不久，在北京图书大厦，我又得到了《长爱萍传》，进一步看到了“718工程”项目的许多背景资料。00年，“神舟5号”飞船发射成功后，国家解密了大量的“两弹一星”秘密。如同一块玉佩的两半，一半是我亲身的经历、直觉；另一半在陆续发表的公开读物和历史档案中。经过初步的整理，我开始在中国海洋报和羊城晚报上，试着发表纪实文章。 一个个人的梦想，想把它变为现实。 把“向阳红五号”船五次远征太平洋的故事写成书，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梦想，是现在海洋界许多高层领导和专家们的梦想，也是成百上千名参与过“向阳红五号”船五次太平洋远征的人们的共同梦想。 005年，当《绝密航程》的出版策划被国家海洋局孙志辉局长了解后，很快得到了他的关注，他立即指示有关部门列专项支持书的写作与。国洋报项，报资料的工，同，催化书的形成。写书的立项计划传到“向阳红五号”船曾经所在的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后，李立新局长、成纯发书记立即出面支持，高度关注资料的收集。曾为“向阳红五号”船船长，又参加过两次远洋的李立新局长还主动介绍了“向阳红五号”船和当时执行“718工程”任务的许多情况。曾经担任国家海洋局“718工程”办公室要职、后任国家海洋局副局长的陈炳鑫在项目立项之后，首先接受了专题采访，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和信息。一些参加过“向阳红五号”船远征的官兵，听说要把他们经历的故事写成书，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由于“向阳红五号”船当年执行的任务密级特别高，参与人员包括船长、政委在内未能个人保存任何文字资料。正当我为资料散失而惋惜并一筹莫展之时，当年参加任务的指挥参谋、后任职于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局长的张季栋向我提供了一份《特定洋区调查资料汇编》，这份珍贵资料在我的写作中起到了能够准确地把握事件发生的时空框架的作用。同时，我也荣幸地得到了当年随“向阳红五号”船远征太平洋的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影师杨子模、新华社记者陆其明、解放军报记者罗同松、人民海军报记者黄彩虹等的支持，他们慷慨地为我提供了许多当年高层的信息，他们三人详细的日记、图片资料和实物收藏使我核实佐证了许多历史事件。 我也得到了我的同事翟亚娜、潘虹、罗茜、田东霖、胡俊丽等的长期帮助，是他们为我查阅了海量的档案资料，收集整理了大量的图片，并在写作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一个共同梦想，即将成为现实。 “向阳红五号”船五次远征太平洋的故事，整个事件时间跨度1年，仅“向阳红五号”船上就有几百名亲历者。每个人都在任务中担任一个或多个角色，有的只是做做后勤服务，站站岗、开开机器等十分平常的事，没有惊险的故事，不可能把大多数人都搬到书上去。这样我就只能围绕着中心事件，展开一些细节，力求见事也见人。 整个事件围绕着寻找和选择海上靶场和最后一次向太平洋发射运载火箭展开。但海上的故事多数时候并不惊险，在海上“今天是昨天的重复”，甚至各个事件之间并没有逻辑联系。这使我不得不在结构上谨慎采用故事来展开事件。这就形成了非拉链似的，类似于葡萄藤似的篇章结构。有的地方，特别是叙说骨干事件时，只能是见事不见人。 007年春节之后，我向中国海洋报社报告，初稿已经完成。不久，报社领导通知我，中央电视台***栏目将根据书稿的初稿和提供的影像资料，制作纪录片，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这个消息如同往一堆已经发酵的谷物里加了一把催化剂，我的梦和海洋人的梦像酒香一样升腾，并向四面飘散开来。连早已离开“向阳红五号”船，离开海洋界，转人河南、河北、天津、湖北、安徽、福建、广东等地工作的“老五号”们也都闻到了香味。在“向阳红五号”船的原单位南海分局，当中央电视台在“海洋雅苑老干活动中心”搭起摄影棚，录制现场时，前来关注的新老海洋人，老“五号船”的人络绎不绝。 现在，无数海洋人期盼，也经过了许多海洋人、电视人辛勤劳动的《绝密航程》电视纪录片在中央电视台四次播出，《绝密航程》一书也在中国海洋报社和海洋出版社的安排下正式出版。我的梦，许多海洋人的梦，在众人的合力中终于梦想成真。 但是，不能回避的是，由于个人视野之所限，水平和细节资料之欠缺，疏漏和偏颇之处在所难免。作为一本书，一部纪录片，叙说一个完整的历史事件，我深知竭尽全力也难于达到广大海洋人、广大读者的要求。我希望这个缘起于一个人、一些人的梦的作品，只是一个开头，更多的人会来续这个梦，会补充我们的不足，一艘新的“向阳红五号”船会重新起航，航行得还会更远更震撼…… 作者 008年9月11日于广州（未完待续）